同义词词典十篇

同义词词典篇1

关键词同义词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英文写作和翻译

作为著名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的姊妹篇，《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A Dictionary of Synonyms，以下简称《同义词词典》）是第一部以learner命名的英语同义词词典，它是为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编写的、专供英文写作和翻译使用的同义词词典。这部词典内容翔实，共收录2000余组英语同义词，详解1.7万个单词和短语，提供释义、例证、辨析、句型结构和搭配形式等信息，以其鲜明的特色在英语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指导学生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特点详加阐述。

一、专为英文写作和翻译使用

我们在查考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时，侧重于了解单词、短语的释义和用法，而在进行英文写作和翻译时，则更多地想寻找多种表达方法中最恰当的方式，此时，普通的英语学习词典就难以满足需求了。如翻译“这是时不时会出现的一类问题”，此处“出现”该如何表达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多个词语：happen，occur，take place等，哪一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呢？《同义词词典》happen条下列出了有“发生”含义的九个单词和短语，分别是：happen，occur，take place，arise，come up，come about，turn out，materialize，crop up。通过对这些单词和短语中释义和例句的考量，我们选定了crop up，因为这个短语可表达出“发生”的“意外性”。为了帮助学习者在写作和翻译时选好词、用对词，除了给出释义和例证，该词典还提供了辨析、句型结构和搭配形式等信息，学生可在上下文中找出使用哪个单词正确，它们常用于哪些短语或搭配中等。如想表达“爱”这个概念，词典在关键词love （verb） 下给出了love，like，be fond of sb等八个词语，对其语义程度差异进行讲解。另外，词条内也列出了常用语法结构及其搭配，各词之间的区别亦附文描述，如对damage和harm常用搭配的解释：damage可以由storm（暴风雨）、flood（洪水）、fire（火灾）、brain（大脑）、liver（肝脏）等前置词修饰，harm不能和这些前置词连用。通过词语语义程度的比较以及常用语法结构和搭配的展示，可帮助学生在写作和翻译时正确地选用词语。

二、同义词词典与学习词典的有机统一

该同义词词典服务于母语为非英语的英语学习者，是一部同义词学习词典，与普通的同义词词典有相同之处，即都是把概念和语义范围基本相同的单词和短语进行分类归集，但又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是收词。一般的同义词词典不按英语学习词典词汇控制的原则收词，例如即将出版的历史性同义词词典《OED同义词词典》（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编排即按主题分类，收词范围从古英语一直到现代英语，词汇项目按时间顺序排列，堪称最大型的英语同义词词典。《同义词词典》基于牛津高阶学习词典语料库编写，是关于积极词汇的产出型词典，选词遵循学习型词典的编写宗旨，注重实用性，2000多个主词目选自牛津3000核心词，保证了主词目的易查找性；以主词目为核心，选出该词的2-12个同义词作为亚词目，共计1.7万条；同样为了保证学习者查阅方便，各同义词按词频顺序排列，词频高者居前。

其次，词条内部结构。普通同义词词典通常只是简单地罗列同义词，有些还对所列项目的语义区别进行描述，而《同义词词典》则根据学习词典的特点组织内容，结构清晰。普通同义词词典如《彩色牛津同义词词典》（Colour Oxford Thesaurus，第三版，2006），词条结构除含词目、词性、义项、同义词各项外，很少提供其他信息，例如sure条第一个义项后列出了certain，positive，convinced，confident，definite，satisfied，persuaded这七个词，没有关于这些词用法的内容。《牛津英语同义词词典》（The Oxford Study Thesaurus，英汉版，2001）尽管把义项译成了汉语，但仍属于普通型，词条内部只罗列同义词，不设例句等，例如“单薄的；娇嫩的”这一义项下列了dainty，diaphanous，easily damaged，fine，flimsy，fragile，frail，gauzy，slender，tender这十个词目，但均未区别它们之间的异同。《英语同义词近义词例解词典》（2000）词条内容多，但主要是对各词特定语义的讲解，例如ability，capability，capacity条：

ability主要指做某事的能力，适用于人，capacity指接受、吸收、容纳或完成某事物的能力，尤指潜在的可能（即能量或容量），可用于人或物，因此可以说a child’s ability to learn，而不能说the hall’s ability to seat 2000 persons；但是可以说a child’s mental capacity或者The hall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2000. 一般说，ability意味着实际的能力，不论是天生的还是获得的，也不论是否已发挥出来……，capacity则强调善于接受的能力，在涉及人的智力、道德或精神等性质时，便是强调善于感受和反应的能力，或者说悟性……

以上词条辅以个别例句讲解语义区别，这种做法被许多同义词词典采用，很具代表性。这样的词条从结构上看较单一化，许多文字都放在一个段落中呈现，显得不够清晰；从对语言的分析上看，重语义，轻语法、语用，而要使学习者在写作和翻译时正确、得体地用英语表达，词典对词汇语法和语用两方面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

《同义词词典》是专为英语学习者而编的同义词词典。其词条结构包含词目、词性、义项、同义词、同义程度比较、常用句型和搭配形式、同义词分词条、用法说明等各项信息，以下以beautiful条为例展示该词条内所含信息：

1.义项提示。义项提示在关键词下列出，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后面对各义项分而述之：1. a beautiful woman 2. a beautiful place

2.同义词组+共有义。每一个义项下列出各同义词组，然后用一句话点明这些项目的共有义：

beautiful，pretty，handsome，attractive，lovely，cute，goodlooking，gorgeous，stunning，striking

These words all describe people who are pleasant to look at.

3.同义程度标尺。直观地展示出各同义词组围绕共有义在程度上的差别，左侧程度较弱，依次递增，右侧最强：

prettybeautifulgorgeous

handsomelovelystunning

attractive

cute

goodlooking

4.句型和搭配。词典给出了各同义词组常用的句型和搭配形式，便于学习者遣词造句：

a beautiful/a pretty/a handsome/an attractive/a lovely/a cute/a goodlooking/a gorgeous/a stunning/a striking girl/woman......

5.同义词的分词条。含各同义词组的单独释义以及典型例句：

beautiful（especially of a woman or girl） very pleasant to look at： What a beautiful baby！/She looked stunningly beautiful that night. /She had a classically beautiful face.

6.用法说明。具体解说最容易混淆的同义词组之间的异同：

NOTEATTRACTIVE OR GOODLOOKING？ If you describeas attractive you often also mean that they have a pleasant personality as well as being pleasant to look at； goodlooking just describes sb’s physical appearance.

可以看出，普通同义词词典一般不提供例句，没有像“用法说明”“同义词程度标尺”这样帮助学习者辨同析异的专栏，没有帮助学习者遣词造句的“句型和搭配”专栏，只是按照意思对同义词进行罗列，学习者如果想从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对同义词做详细了解以便选出合适的词，还需查阅其他词典。《同义词词典》则继承了该类词典按义项归集词汇的做法，又汲取学习词典的研究成果，词条内容的设置既保证语言的正确性，又保证语言的得体性，是同义词词典与学习词典的有机统一。

三、词义与语境的统一

有些词语在语义上区别不大，但在不同的语境下词语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使用这些词语时，学生很容易犯语用方面的错误。为指引学生用地道的语言进行表达，《同义词词典》详细注释了词语在语体色彩、感彩、地方色彩、专科色彩等方面的差异，强调词义与语境的统一性。语体色彩中的正式/非正式用语、口语/书面语的区别，如：raise 和bringup，raise比bringup正式；defeat和beat，defeat用于书面语中，而beat用于口语中。另外，儿童使用的语言与成人不同，所赋予语言的语体色彩也不同，儿童使用的一般为非正式用语，例如yummy（很好吃的）和delicious同义，但前者多用于儿童间或成人与儿童交谈时。感彩中的褒义、贬义、中性等也在词典中有所体现，例如deepseated和deeprooted，前者用来修饰具有贬义意味的名词（a deepseated hatred根深蒂固的仇恨），后者则用来修饰中性词（a deeprooted tradition根深蒂固的传统）。有时候有些同义词的感彩以中性为中心发生一些偏移，词义感彩就会有所不同，如body和corpse都是“尸体”的意思，body所指更委婉，具有人情味，corpse给人的感觉则相反。此外，词典还体现了地区色彩中的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等信息，如表示“烈性酒”的liquor和spirit，前者是美国英语，后者是英国英语。在英国英语中liquor是“含酒精饮料”的意思，而非“烈性酒”。专科词语方面，有些词虽然词义相同，但使用的语域不同，例如savings和reserves共有义为“备用的钱”，但savings是日常用语，指“个人存款”，reserves则是金融用语，指“储备金”。该词典对词语在语境上存在的差异做了详细描述，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词语间的区别，表达意思。

四、新的查询方式

同义词词典篇2

关键词 英语义类词典 历史 趋势 演变特征

英语“thesaurus”一词源自16世纪后半叶的近代拉丁语，由希腊语 （thēsauros）派生而来，意思是“库房”“宝库”，后来延伸为“重要或者有价值事物的汇集”。Thomas Cooper的Thesaurus Linguae Romanicae et Britannicae（《拉―英语库》，1565）可能是首次使用该词作为名称的词典，但它不是义类词典。Peter Mark Roget（1779―1869）推出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Classified and Arranged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Assis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多译作《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1852）之后，该词才被赋予“同义词词典”“义类词典”之义。（Hüllen 2009：33）

义类词典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法学家、历史学家Philo of Byblos（又名Hernnius Philon？64―141）的On Synonyms（《论同义词》）以及Ammonius Grammaticus由此缩写而成的On the Differences of Synonymous Expressions（《论同义表达法的区别》）。Philo of Byblos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类似“同义词词林”的参考书的编者，该书实际上是根据范畴编排的科技作家及其作品和城市与其著名市民名称的汇编。真正接近当代义类词典的当属法国语法学家Gabriel Girard（1677―1748）的La justesse de la langue franaise（《法语精准词典》，1718）以及据此出版的Synonymes franais（《法语同义词词典》，1736）。英语义类词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七八世纪的词集，如The Leiden Glossary（《莱登词集》）。

英语义类词典的发展与普通释义词典处理同义词的传统息息相关。“在Johnson博士之后，没有按字母顺序编排的释义词典可以置同义词于不顾。而且，在Girard之后出版的词典都大大地强化了同义辨析的技艺。所以，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义类词典也相应地取得进展，成为语言反思和教育的手段。”（Hüllen 2009：37―38）最早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义类词典当数Roget编纂的《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Roget是英国医生、自然神学家和词典学家，因编纂《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而为后人铭记。

《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的编纂工作始于1805年，问世于1852年。Roget因早年相继失去父亲和妻子而备受打击，长期生活在抑郁之中，编纂词典是他抗击抑郁的方法之一。从1805年开始，他将词典编纂作为业余爱好，历经47年最终推出了《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这部词典在Roget的有生之年重印28次，在其去世之后由儿子John Lewis Roget（1828―1908）和其孙子Samuel Romilly Roget（1875―？）不断修订增益。

从“前言”可知，这部词典在1805年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语词分类表，但初版时已经调整扩充到六大类，每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小类再分为若干语义小组，小组中的语词一般是同义、近义或者语义相关的语词，形成词义谱系，并以上义词统领各个小类或者小组，整个词典谱系涵盖约1.5万条词目。Roget的语义分类和分类谱系基于德国哲学家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哲学研究，显然是分析哲学研究派生的成果，为后人的同义词词典所沿袭，推动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历史语文学和语义学的快速发展。Roget也成了“同义词词典”的代名词。

由于Roget的词典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并且不断修订增益，因而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前期的义类词典市场为其独霸，除Francis Andrew March（1825―1911）的The Thesaur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英语义类词典》，1903）外，其他编者几乎没有介入的空间。进入20世纪，Roget的词典继续修订再版。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其他竞争对手才逐步进入义类词典领域。近30年来的代表作有Marian Makins的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in AZ Form（《柯林斯义类词典：按字母顺序编排》，1984）、Laurence Urdang的The Oxford Thesaurus（《牛津义类词典》，1991）、Elizabeth McLaren Kirkpatrick的The Oxford Paperback Thesaurus（《牛津简装义类词典》，1994）、Betty Kirkpatrick的The Concise Oxford Thesaurus（《简明牛津义类词典》，1995）、Maurice Waite编纂的The Compact Oxford Thesaurus（《牛津压缩版义类词典》，1996）以及Patrick Hanks编纂的The New Oxford Thesaurus of English（《新编牛津英语义类词典》，2000）等。

March编纂的《英语义类词典》仅有102页，“旨在为精确表达特定思想及时提供所需语词”（见封面），并“将词典的编纂原则与传统义类词典结合起来”（见“前言”），于1980年推出第2版，1993年重新编排再版。Urdang的《牛津义类词典》按照字母顺序编排了35万条左右的普通英语同义与反义词语，兼录数千条方言词和习惯用语，按照使用频率排列每个义类中的语词，书后附有“同义词索引”，提供26.5万条左右的同义词查阅和互参信息，并配以充足详尽的标示和引证，展示同义词的使用和选择。这部词典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销售量至今已逾12.6万册。

Kirkpatrick的《简明牛津义类词典》收录了30万条同义与反义语词，根据使用频率编排条目，最为常用的排在前面，词义最为接近的语词用大写字母印刷，提供充足的例证帮助用户选择相应的语词，另外专设400多个说明框提供名词词目的相关百科信息。“语词链接”为查索相关语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词典从1995年初版问世后，分别于2002年和2007年由Maurice Waite修订增益再版，篇幅由974页增加到992页。

英国近30年出版的义类词典中还有专门为外国英语学习者设计的。例如，Tom McArthur的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朗文当代英语分类词典》，1981）和Addison Wesley Longman的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朗文联想活用词典》，1993）等，而Christine A. Lindberg的Oxford American Desk Thesaurus（《牛津美语案头义类词典》，1998）则是针对美国用户的需求设计的。这部仅有528页的词典依据《牛津简装义类词典》（1994）更新而来，全书分为1万余小类，涵盖17.5万条同义词，包括数千条复合语词和习惯表达，均按字母顺序编排，简明扼要地释解了3万余条普通词汇，通过例证凸显正确用法，提供各种写作基础指导，书后附有丰富的百科信息。此外，还出现了一部以俚语为收词对象的义类词典――Jonathan Green编纂的The Slang Thesaurus（《俚语义类词典》，1986）。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义类词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首先，义类词典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原来由牛津出版社独家称雄的局面被打破，柯林斯出版公司也强势介入，推出多个系列，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如Collins Writer’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柯林斯作家英语义类词典》，2010）。Christian Kay， Jane Roberts， Michael Samuels和Irené Wotherspoon合作完成的The 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历时牛津英语同义词词林》，2009）更是将英语义类词典的编纂推向了巅峰，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类词典。

这部由格拉斯哥大学英语系团队编纂、总计92万余词条、历时40余年编纂而成的鸿篇巨制由两卷构成，正文采用主题分类体系，分为三大部分（sections），即“外部世界”（the external world）、“精神世界”（the mental world）和“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这三大部分下再分为354个范畴，如food and drink（餐饮）、thought（思想、思维）、war（战争）等。所有这些范畴再根据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细分为23.6万个次范畴和更次范畴，使同义词与相关词汇构成相互关联的语义网络，覆盖80万个语义概念，所有同义词均记录其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的年代，按照历时顺序将出现最早的同义词排在首位，依此类推。综合索引提供近100万条语词意义的互参指引。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是第一部涵盖从古英语到当代英语几乎所有词汇的义类词典，对21世纪义类词典的走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出版机构开始重视用户友好原则和用户市场细分，特别注重检索方便和差异化竞争，编排方式在语义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字母顺序，目标用户更加明确。柯林斯公司将用户对象主要定位在中等和中等以下英语水平的用户，编纂出版的Collins Primary Thesaurus（《柯林斯小学生义类词典》，2005）、Collins School Thesaurus（《柯林斯学生义类词典》，2009）等词典，即其证明。

第三，dictionary与thesaurus合而为一的情况在20世纪已经出现，尽管为数不多，但这是值得重视和跟进的最新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的混合体有加速发展之势，如牛津、柯林斯、钱伯斯、剑桥等出版机构相继推出了“dictionary and thesaurus”，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牛津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7）。近年来，这种组合有向中下层次用户发展的走向， 如Collins Gem School Dictionary & Thesaurus（《柯林斯袖珍学生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9）。

第四，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推出“dictionary and thesaurus”两书组合之后，柯林斯出版公司紧随其后，积极效仿，这或许会成为21世纪词典发展的新模式，应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和跟踪研究，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English 2 Book Set（《〈牛津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两书组合》，2010）、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Set（《柯林斯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组合》，2011）等。

最后，义类词典的检索传输媒介也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向电子、网络甚至向iPhone， iPod， iPad这样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型媒介转变，显示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历时牛津英语同义词词林》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WordNet（《词网》）都是基于网络运行的大型义类词典，而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Mobile Systems（《柯林斯英语义类词典手机系统》）和English Dictionary & Thesaurus by Ultralingua（《超语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等都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用于iPhone， iPod和iPad等新型传输媒介。

尽管Roget的义类词典出现在19世纪中期，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版类似的工具书，目前能见到的就是Richard Soule（1812―1877）和Alfred Dwight Sheffield（？―1871）于1871年出版的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es（《英语同义词词典》）。这部词典开创了美国英语同义词词典的先河，从问世之日到1938年共有28个版次，并且改名为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 Synonymous Expressions（《英语同义词与同义表达词典》），而从1938年到2000年又有近50个版次，可见这部词典的畅销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没有产生更多类似词典的原因。

20世纪美国义类词典的发展主体集中在近30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借助19世纪韦伯斯特词典的强劲势头和坚实基础，编纂了新的同义词词典，开发了义类词典，如Philip Babcock Gove的Websters Dictionary of Synonyms（《韦伯斯特同义词词典》，1942）、Charlton Grant Laird（1901―1984）编纂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

（《新编韦伯斯特国际义类词典》，1971）、署名MerriamWebster的The MerriamWebster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义类词典》，1978）和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学义类词典》，1988）、Mass Market Paperback出版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义类词典》，1999）等。

第二，借助《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在20世纪的影响力，编纂了大量在其基础上修订、增益甚至重编的冠名为Roget的词典，如R. L. Chapman的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罗杰国际义类词典》，1992）、B.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 （《罗杰21世纪同义词词典》，1992）、Peter Roget和John Bartlett联合署名的Bartletts Rogets Thesaurus（《巴哈莱特罗杰义类词典》，1996）以及署名Webster的Websters New Worl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罗杰同义词词典》，2000）等。

第三，借鉴英国义类词典编纂的经验，结合美国用户自身的需求，独立研编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义类词典或者同义词词典，如Jerome Irving Rodale（1898―1971）编纂的The Word Finder（《语词词林》，1947）和The Synonym Finder（《同义词词林》，1961）、Charlton Grant Laird编纂的Collin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编柯林斯国际义类词典》，1979）、Stephen Glazier编纂的The Word Menu： New and Essential Companion to the Dictionary（《兰登书屋同义词词典――新编必备词典伴侣》，1992）、Eugene Ehrlich的The Highly Selective Thesaurus for the Extraordinarily Literate（《精选精英英语义类词典》，1994）等。

第四，实现普通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的有机结合，推出了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合而为一的新型词典编纂范式，主要代表作有Iseabail MacLeod、Mary Pauson和C. Wilfred Clark合编的Websters New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词典词林》，1989）、Michael Agnes的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词典词林》，1998）、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New Explorer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探索词典词林》，1999）、署名Webster的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学词典词林》，2000）、署名 Tpi的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Dictionary &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c Edition（《新编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国际百科版》，2000）等，另外还出现了“同义词词典”与“义类词典”的组合，如Jerome Irving Rodale的The Synonym Finder and The Word Finder， TwoVolume Set（《〈英语同义词与语词词林〉两卷组合》，1978）。

最后，义类词典的精细化趋势逐渐显现，这在俚语词典编纂上反映得尤其突出，如Howard N. Rose的A Thesaurus of Slang（《俚语义类词典》，1934）、Lester V. Berrey和Melvin Van den Bark合编的The American Thesaurus of Slang：A Complete Reference Work of Colloquial Speech（《美国俚语义类词典――综合通俗语参考书》，1942）、Esther Lewin 和Albert E. Lewin合编的The Thesaurus of Slang（《俚语义类词典》，1988）、Robert Chapman的The Thesaurus of American Slang（《美语俚语义类词典》，1989）等。

21世纪刚刚过去短短的十几年，然而，美国义类词典的编纂却在沿着20世纪的轨迹加速前行，推出了多部颇具分量的巨制，如Norman Lewis和Christopher Orlando Sylvest合编的The New Rogets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新编罗杰义类词典》，2001）、George Davison的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150th Anniversary Edition（《罗杰同义语词词典：150周年纪念版》，2002）和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罗杰同义语词词典》，2004）、Charlton Laird的Websters New World Pocket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袖珍义类词典》，2004）、Barbara Ann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罗杰21世纪义类词典》，2006）和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Indexed） （《罗杰国际义类词典》又名《罗杰国际义类词典索引》，2010）、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AllinOne Dictionary & Thesaurus（《韦伯斯特综合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8）、Tom Heehler的The WellSpoken Thesaurus：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Say Everyday Words and Phrases（《优雅用语义类词典――日常表达最为有力的工具》，2011）等。

此外，上述词典运行的媒介除了传统的纸质、20世纪末期的光盘与网络之外，手机、iPod和iPad正在成为美国词典媒介转变的新模式，5.0.1版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an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大学词典与罗杰义类词典》）便是很好的例证。这种释义词典与义类词典组合的新型运行媒介的开发和应用值得汉语词典编纂者和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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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典篇3

关键词 双语学习词典 对等 不足 译义原则

一、引 言

“词典释义历来是辞典理论研究所关注的课题”（曾东京，丁青 2007：69），因为释义是词典编纂的灵魂，是词典微观结构的核心部分。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词义。（Béjoint 2001：6）词典编纂者要做好释义工作，必须把握一些必要的原则。然而，迄今为止，词典释义研究大多是针对单语词典编纂而言的，而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却相对薄弱或者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魏向清 2005：5）严格来说，双语词典不涉及释义，不必用释义的形式去分析词目词的语义成分，而是用目标语去翻译原语词（词目词），即译义。它与单语词典的释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章宜华 2002：63）

我国的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是为母语为汉语的用户学习外语而编纂的工具书，就其类型而言应属于积极型词典。一般来说，积极型词典收录和详尽解释积极型词汇，通过全面描述二语核心词汇系统的语义结构和功能特征，帮助用户得体自如地使用语言，提高其语言的理解和产出能力，促进二语词汇的习得。因此，积极型双语词典的译义原则应体现二语学习性特征，能预期到学习者的二语理解和产出的需要。

目前基于双语词典译义的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寻找目的语的概念等值词。（章宜华 2007：294）本文通过对传统双语词典译义原则的缺陷进行评述，提出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几条基本译义原则。

二、传统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译义原则及其不足

1.传统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译义原则

传统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译义多注重词典用户的解码需求，忽略了二语用户的编码需求，其译义原则多体现在为实现解码需要而制定的对等或等值原则上。对等原则强调的是单个语词的对等，在词典中表现为目的语译文与源语词目词之间的语义对等。

早期的双语词典一直遵循对等原则。从公元前2340年世界上第一部词典诞生开始，双语词典的编纂就开始了这种对等词编纂的范式。对词典语词对等的理论研究则始于Zgusta（1983：404）：“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等词。”自此，双语词典理论界就一直遵循着Zgusta的对等论原则。（AlKasimi 1977；Tomaszczyk 1986；Svensén 1993；AdmskaSalaciak 2010；罗志雄 1993；张柏然 1993；黄河清 1994；马秉义 1996；林克难 2008等）词典学界对于双语词典的译义研究基本围绕着两种语言的对等词展开，对等原则成为了双语词典译义的主要原则，找寻合适的对等词是双语词典译义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因而双语词典学界探讨最多的是双语词典词目词与对应语词的各种对等关系、提供对等词的诸种方法、翻译对等词的原则等问题。由此可见，基于对对等原则的遵循，双语词典编纂落入了翻译对应词的固定模式。（Hornby 1986：207）

2.传统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译义原则的不足之处

近年来，诸位学者对双语词典的对等说提出了异议。黄建华（2000：43）认为，双语词典的编者今天如果仅满足于寻找对应符号的研究就很不够了。今天的编者不仅应致力于“求同”，更要努力揭示“同”中之异。雍和明（2003：191）指出，双语词典不仅仅是提供可嵌入的对等语。仅提供目的域对等语的做法并不完全有助于生成或解读语篇。魏向清（2005：28）则认为，双语词典译义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对译出单个孤立静止的对应词汇单位，而是应该构建一个网络形状的动态对应系统。

传统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对等原则过于注重双语词汇之间的孤立对等，在译义方式上无法满足二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主要存在以下四点不足之处：

（1）对等原则以孤立的词为基本等值单位，忽略了译义中心词与语境之间的多层关系。传统双语词典的译义是静态的去语境化的词义，只处理被译义词的概念特征， 注重语词概念的等值，将词义独立于一切语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语词在语境下使用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前提。而实际上，译义中心词与其核心语义限制成分之间存在着语境依赖关系，如：值―属性，值―事件，值―工具，事件―角色等等。

如法语中sortir一词在表示“（某人）陪（某人）外出”的含义时具有“值―事件”的限制关系，即sortir事件依赖的主语和宾语语义角色各有不同：主语陪同者（qn）为一般的人，而宾语被陪同者（qn，animal）则被限制为“老幼病残等需要帮助的人”和“宠物”。因此“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不能作为被陪同者进入sortir的宾格语义角色中。

而《新世纪法汉词典》《新法汉词典》对该词条义项的译义均为对应词：“带出去、领出去、陪出去”。这种对应词译义方式未能对sortir的“值―事件”关系进行限制说明，学习者在查阅该译义后，容易望文生义，造出如“Il sort son ami（他带朋友出去）”这样的错误句子。

由此可见，传统词典孤立的对等方式将词义独立于语境，割裂了语词与其所依赖的语境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对语义的完整描述，因此也无法反映被译义词的语义实质和全貌，更无法帮助学习者根据情境条件选择恰当的词进行交际。

（2）对词条的译义部分过度关注，忽视了语词是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的统一体，忽视了词条微观结构中其他信息部分的重要性及其与译义的关联度。

词目词作为核心功能词，是用户查询的窗口。而词条的语音、形态、句法、搭配、汉语译义、例证等则从各个不同层面揭示词条的意义信息和语词的使用功能，是表述二语词汇功能及结构特征的有效手段。

传统双语学习词典中词目词的译义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很多双语词典（如《法汉汉法词典》等）仅关注译义部分，只给译义对应词，既无例证又无搭配，忽视了译义之外的释义各组成成分的重要补充作用，导致译义和释义其他部分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学习者对语词的误用。

如法语descendre在表示“送（某人）”时指的是用车把某人送到（某处）。《法汉词典》对descendre的译义仅提供译义对等词“送到，伴送到”。由于该译义既无例证也无对该动词的搭配及用法的提示，学习者很可能会错将“我们一起散步，然后我送他回家”翻译成“Nous nous sommes promenés ensemble， et je l’ai descendu chez lui”。

有些词典虽提供了搭配和例证，但却十分随意，和译义关联不够紧密，无法反映语词用法。如《新世纪法汉大词典》bouger词条义项“动、移动”下给出的例证是bougetoi de l， 该例证表征的自反动词se bouger的用法，却被放置于bouger义项下，可见其例证提供的随意性。

忽视语义微观结构的整合能力无疑将影响学习者对语词意义的查询和对语词的整体认知，不利于学习者习得完整系统的语词知识。

（3）忽视了词典中观结构的整体译义能力，将语词译义局限在微观结构中，和词典语篇割裂开来。目前很多双语词典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词译义的微观结构质量上，对中观结构不够重视。中观结构未能体现语词之间的关联，词条之间、词条和其他信息之间的参见结构不够醒目，功能不够突出。

笔者调查了国内四部主流法汉学习词典（《新法汉词典》《新世纪法汉大词典》《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罗贝尔法汉词典》），发现这些词典均着重于对微观结构的描述，对中观结构的功能不够重视。这四部词典均未对语词的语义场特性进行描述，缺乏对主题信息的语义关联信息。此外，前两部词典完全没有设置参见结构，忽视了中观结构的译义能力。后两部词典虽设有同义参见，但对同义范畴的聚合力不够，没有形成以原型为核心的同义范畴集合系统，因而在同义参见方面呈现出不一致性，没有真正发挥聚合语义关系、组构二语认知语义网络的功能。

这种忽视语词关系网络的释义方式对那些不具备母语语义网络认知的非母语者正确使用语词有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其形成像母语者一般的对语词网络关系的正确、快速的认知和联想。

（4）传统双语词典的译义往往是参照原版词典的一对一翻译，而原版词典往往是为学习母语的本族语者而编纂的，其编纂原则、方法、目的、内容等各方面并未专门针对中国的词典使用者，其设计特征也无法反映中国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和学习需求，不能凸显国别性特征。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存在语言差异性，中国学习者的二语学习也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有自己的学习特征和认知需求，而传统双语词典却未能基于对学习者语料库习得偏误的分析，针对中国人的学习难点进行译义，因而不能满足中国学习者特定的查询需求。

如《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中faire的一个义项“接副词（表示比较）”下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L’aspirine fait plus qu’un grog.阿司匹林比掺热糖水的烈酒（格罗格酒）更管用。这一由原版词典直接搬过来的示例对法国人可能易于理解，对中国学习者来说却实在让人不知所云，因为学习者对格罗格酒不够熟悉，更不明白阿司匹林和格罗格酒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因而无法透彻地明白该例的含义。这种缺乏国别针对性的例证很显然不适合学习者对faire一词的学习需求。

又如，法语中accompagner一词指“（某人）陪（某人）去（某处）”，而汉语的“陪”则既可指“（某人）陪（某人）去（某处）”，也可指“（某人）陪（某人）在某处（活动）”。而《罗贝尔法汉词典》将accompagner对译为：〈人〉陪着。未指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学习者造出“J’accompagne ma mère la maison.”（我在家陪妈妈。）这样的错误句子。这些因语言差异而凸显的中国学习者的习得难点在目前的法汉词典编纂中并未得到体现。

三、以用户为导向的新型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译义原则

传统双语词典译义注重单个语词本体的意义信息，大多以提供词目对等词的方式来表明基本意义，对语词的语境及用法信息重视不够。学习者以学习语言为目的查阅词典，他们期望从词典中获得比较系统的语言知识，包括语义信息、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学习型词典应基于用户视角，重视用户的需求，在词典译义中应体现这些学习者需要的信息。积极型学习词典的出发点“就是以最佳方式，从多角度， 多层面提供词语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信息， 以便读者能在词典的帮助下正确、得体地使用语言”（章宜华 2002：89）。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译义要揭示语词的使用环境、使用结构、特征和功能，帮助学习者正确得当地使用语词。

因此，要改进目前国内主流双语学习词典的不足，满足学习者的习得需求，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译义必须遵循以下两条主要原则：

1.关联原则

框架语义学（Fillmore 1982）和联结主义理论（McClelland 1988；陈万会 2008）认为，语词表征的经验概念范畴表现为被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认知语义框架。要理解一个概念范畴中的任何概念，必须以理解它所适应的整个概念语义网络结构为前提。要激活基于语义网络的知识节点，必须理清语词之间的网络关系。因此，习得二语词汇并非仅仅是习得单个的语词本身，而是习得与语词相关联的所有概念结构以及语词的所有语义表征及其与语义网络中的其他语词之间的关联。

双语词典译义要模拟人们对语词的概念认知模式，必须把握关联原则，模拟自然语言使用语境，创造自然交际环境，促进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双语词典译义的关联原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1）语境事件相关性：以事件为核心，以用户的知识需求为基本导向，在语义框架下进行语词的译义，在译义中展现事件框架中心元素和相关角色成员之间的事件―角色，值―事件，值―工具，值―属性之间的关系，凸显语词使用的语境。

（2）语义整体相关性：应从整体的角度考察语词的微观译义，词条中的各种信息项之间并非孤立无联系，应该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揭示语义信息。完整的词典微观结构的译义框架应包括：形态意义模块，概念意义模块，语义分解模块，句法意义模块，语用意义模块，语义网络模块等结构单元。（章宜华 2009：253）各语义模块之间应该互相关联，以被译义语词为中心，注重彼此的衔接和互明性，避免重复、冗余、晦涩和不相关；对语词的译义效果应达到最大关联，使得用户根据语境进行推理的认知努力达到最小。

（3）结构相关性：各语词之间应通过中观结构构建词汇信息和语言知识信息的各种关系网络，建构二语语词之间的有效语义网络，形成具有聚合关系的义群：如同反义词群、结构群等，体现本族语者大脑心理词库中的语义关联，给二语学习者提供语词使用的正确语境，使其通过对词典中观结构的查询，建立语词语义之间的正确关联，在不同语境中得以选择合适的语词进行合适的话语交际，有效达到二语语言习得目的，实现二语交际能力。

根据关联原则，我们试对descendre一词和以arriver为原型的同义范畴词组做如下释义：

descendre v.t （qn） descendre （souvent en voiture） （qn） （un endroit）（某人）（用车）送（某人）到（某处）：J’appelle un taxi et ai descendu mon ami chez lui. syn.déposer v.i.

该词条的释义通过语法和语义框架、释义括注和例证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一体化凸显了事件（descendre）―角色（qn作为主格和宾格）、值（descendre）―工具（voiture）之间的关系，并形成语境事件和语义整体关联性，通过同义关联网络（descendre， déposer）与同义范畴群形成结构相关性。

arriver v.i 1 （qn） arriver （un endroit）（某人）到达（某地）：arriver Paris到达巴黎 syn. atteindre v.t atterrir v.t ，parvenir v.i.

atteindre v.t 1 （qn） atteindre （un endroit）（某人）（通过努力）到达（某地）：atteindre la ligne d’arrivé到达终点syn. arriver v.i

parvenir v.i （qn） parvenir （un endroit）（某人）终于到达（某地）：Plus de trois heures durant， nous parvenons assez péniblement au sommet.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费力地到达山顶。syn. arriver

上述例子用关联原则对arriver同义范畴词群实现的释义，使得这组同义词在语义事件（通过黑体凸显语义原型、通过括注说明事件―属性关系来呈现语境区别性、语义整体（标注词类、通过搭配凸显语法和语义角色、通过例证进一步补充强化同义词群之间的区别性）、同义关联（通过同义参见形成结构关联）等方面的相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被显化，从而有助于学习者从同义词群整体了解每个语词个体的准确意义。

2.国别针对性原则

学语总是在与母语的对比中进行的，不同国家的学习者在学语时有其自身的特点。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主要针对中国的二语学习者，因此应针对这一特殊国别群体的学习需求和认知难点进行译义。

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的译义特征和结构编排应根据中国学习者习得二语的心理概念表征、认知特点、认知过程及其中介语偏误特点，凸显针对中国学习者的二语习得难点。对两种语言之间的语义差异和文化差异，二语习得的难点和语言文化误区应予以凸显，尤其要加强对学习词典各类语用标签的标识和说明，对中国学生容易混淆的同近义词或同形异义词等也应给予辨析，给出错误警示或用法提示。

如我们对前述《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中faire的其中一个义项：接副词（表示比较）做如下释义：

faire v.i后接副词（表示比较）：La vie saine fait plus que les médicaments.健康生活比吃药更管用。

该例证显然比“阿司匹林比掺热糖水的烈酒（格罗格酒）更管用”更易为中国学习者所认知。

又如，针对中国学习者对accompagner的错误认知，应纠正该词条对应词的错误译法，给予正确的翻译并予以凸显，加之以合适的例证和语言警示以强化正确的认知。我们的建议性释义如下：

accompagner v.t （qn） accompagner （qn） （un endroit） （某人）陪（某人）去（某处）： Il acompagne son fils l’école. 他陪儿子去学校。注意：accompagner和tenir compagnie de的区别：accompagner指陪（某人）去（某处），而tenir compagnie de指在（某处）陪（某人），如周末他在家陪妈妈：Le weekend il tient compagnie de sa mère la maison.

四、结 语

内向型双语学习词典编纂者的主要编纂意图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二语学习者用户对词义的查询、使用和学习需求，其译义应遵循关联原则和国别针对性原则。两个译义原则之间互相关联，互相照应，统构在多维译义模式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新型双语学习词典译义只有遵循以上原则，以交际为基本框架，以关联为基本特征，以整体译义为基本手段，以网络为基本结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揭示语义属性，才能真正满足学习者需求，促进二语词汇的习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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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vensén B. Practical 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ictionary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同义词词典篇4

 

英语学习词典是专为母语是非英语的英语学习者编写的，所收词目除了通用词汇，也收录一定数量的已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专科词语。对于英语学习词典的专科词条，编修者不仅要考虑专科知识的内在特点，还要遵循学习词典的编纂要求：即释文如何写，与专科词典的词条是否一样，与普通英汉双语词典又有什么不同，等等。著名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收录涵盖天文地理、工程商贸、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专科词语约5000个，占总收录词目的十分之一。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专科词条对于整部词典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一、与专科词典的词条是否一样?

 

专科词典与英语学习词典属于不同的词典类型，英语学习词典描写的是语言，而专科词典描写的是知识。描写现代常用词的英语学习词典也收一定数量的专科词汇，这些专科词条的释义内容与专科词典提供的知识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决定了释义所含知识量深度的不同：英语学习词典面对最广泛的语言学习者，专科词条展示的含义浅显、宽泛;而专科词典面向该领域的专家学者，释义以专业性为特点，力求科学、完备。

 

英语学习词典是供语言学习用的，除了提供释义，大部分专科词条还提供详细的句法信息、搭配信息，以展示词的正确用法，专科词典只提供释义，也有例子，但没有这些特点。

 

例如，prawn(对虾;大虾;明虾)这个词在《牛津初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的定义是：a small sea animal that is pink after it has been cooked。这条英语释义面对英语初学者，用词简单，只讲prawn是一种“小的海洋动物”，要想具体了解这种节肢动物是什么，得查考相关的专科词典。又如abbreviation这个词，在《现代语言学词典》定义如下：

 

abbreviation缩写，缩写词 日常使用的这个名称在语言学中成为构词研究的一个术语。词的缩写有几种不同方法：首字母缩写词(initialism，alphabetism)可读出每个构词成分首字母的单独发音，例如TV“电视”，COD“货到付款”;缩略词(acronyms)能按单一的词读出，如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laser“莱塞，激光”;截短词(clipped forms， clippings)是将较长的词截去一部分，通常截去结尾部分，如advertisement“广告”截短为ad，有的截去起首部分，如plane“飞机”，也有同时截去首尾两部分的，如flu“流行性感冒”;截搭词(blends)是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组合在一起，如sitcom“情景喜剧”，motel“汽车旅馆”。

 

这个定义细说了缩写词的几个分类，举的例子用来说明词目词的含义。abbreviation在《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释义是：a short form of a word or phrase，并配有例句说明这个词的句法特点：In dictionary ‘sth’ is the abbreviation for ‘something’.《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则给出了两个例句：‘Sep’ is an abbreviation for ‘September’.‘GB’is the abbreviation of/for‘Great Britain’.由此可见，由于目标读者不同，专科词典力求“专”，而学习词典意在“学”，为广大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服务。

 

二、与普通英汉双语词典有什么不同?

 

普通英汉双语词典是对英语词目用汉语作翻译解释的词典，这种词典主要供人们理解源语词义，或进行英汉翻译工作时确定汉语对应词时作参考用。这类词典的专科词条，所占整部词典篇幅的比例要高于英语学习词典。例如，digit条，《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共提供了四个义项：

 

1.(0到9中的任何一个)数字，数位，位

 

2.手指;足趾

 

3.一指宽的长度单位

 

4.食分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给出两个义项：

 

1.any of the numbers from 0 to 9 (从0到9的任何一个)数字，数位

 

2.a finger， thumb or toe手指;拇指;足趾

 

与《牛津高阶》相比，前者对digit这个专科词目还提供了另外两个义项，第四个是天文学术语，更偏僻一些。这提高了查得率，便于读者在阅读或翻译英语原文时查考。而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不会太专，所以过偏的专科意义不会选取。

 

再看例句的设置。与专科词典不同，普通英汉双语词典和英语学习词典一样，也提供例句，但是因读者对象不同，例句的功能不同。英语学习词典专科词条的例句主要展示的是词的句法、搭配关系，例如《牛津高阶》第一个义项有两个例句：The number 57306 contains five digits(数字57306是个五位数)。a four-digit number(四位数);普通英汉双语词典专科词条的例句，主要是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个供理解源语的语境，例如《英汉大词典》第二个义项的例句是：put a dressing on the mangled digit(给血肉模糊的手指或足趾敷料)。

 

三、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专科词条

 

通过以上与专科词典以及普通英汉双语词典中的专科词条的比较，可以看到，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专科词条是“专”和“学”的统一体，具体来说，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学习性”，这表现为释义用词简单、用例证显示用法、不收过偏的含义这三个方面。英语学习词典所收录的专科词汇来源于专科知识，其释义与专科词典词条的释义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它是专科词条，但同时也必须服务于大的对象“学习词典”。如上文所举的prawn和abbreviation这两个例子，“牛津进阶英语词典”用词简单，行文浅白，重在解释最基础的含义，而《现代语言学词典》用词专业性强，能为读者提供准确、翔实的专业内容，重在强调专业知识。为了突出“学习性”的特点，便于英语学习者看懂释义，学习词典中的专科词条使用释义词汇解释词的含义，如牛津3000释义词汇(The Oxford 3000TM)，用简单常用的词汇解释词目词，让学习者可以轻松查阅。但需要指出的是，释义词汇给学习者查阅词典带来便利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对释义的准确性有一定损害。例如下面两条对lobster(龙虾)的释义：

 

a large sea animal with a hard shell and eight legs. Its shell is black but it turns red when it is cooked. 《牛津初阶英语词典》(新版)

 

a sea creature with a hard shell， a long body divided into sections， eight legs and two large claws. Its shell is black but turns bright red when it is boiled. 《牛津高汉双解词典》(第八版)

 

以上释文中，前者采用2000核心词释义，后者采用3000核心词释义。属加种差是专科词典经常采用的一种定义方式，lobster(龙虾)的上义词是shellfish(水生有壳动物)，而shellfish不是释义词汇，sea animal或sea creature是释义词汇，却不是lobster的上义词，学习词典的释义词汇导致释文不像专科词典所呈现的内容那样准确。释义词汇越少，准确性程度越低。所以，不能靠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来准确理解专科词的含义，这需要英汉双解版词典中的汉语对应词译文来补足。

 

英语学习词典中的大部分专科词条都配有典型例证，显示词的用法。以上文提到的abbreviation的以下例证为例：‘GB’ is the abbreviation of/for ‘Great Britain’(GB是Great Britain的缩写)。这个句子说明了abbreviation与介词of和for的共现关系，学习者依据这种典型搭配形式可以表达‘USA’ is the abbreviation of/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等话语。普通英汉双语词典的专科词条也设例句，但这类词典的例句中的用词一般较难，不属于积极词汇，不是服务于学习者的语言产出的。另外，“学习性”还表现在英语学习词典只收录与学习者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专科词或专科义项上。这在上文中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是知识的完整性。强调“学习性”，用简单的释义词汇解释词的含义，并不意味着英语学习词典内的专科词条不具备知识的完整性，它须为目标读者提供完整无缺漏的信息。

 

专科词条作为英语学习词典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词典编修者的重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既有释义、例证等体现出的学习性，又有与学习者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专门知识的完整性，是“专”和“学”的有机统一体。人们查阅英语学习词典原文版，碰到专科词条时，由于释义采用了释义词汇，可能读后仍然对于它的含义不得要领，这是词典类型所局限的，不应求全责备，英语学习词典的专科词条是为学习语言设置的，如果想了解专门知识，就去求教专科词典，如果想找一个较为确切的汉语对应词，则求教普通英汉双语词典。

同义词词典篇5

关键词：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内容特征结构特征

一、 引言

词典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词典用户中存在专门用途语言学习者、口笔译职业译者等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他们虽然也需要从词典中获取概念信息和语言信息，但是其信息需求又与学科专家和普通语言使用者明显不同。（Opitz 1983； NkwentiAzeh 1995； Bergenholtz & Kaufmann 1997）为了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使用需求，中外词典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专科学习型词典[1]这一新型词典类型的设计研究。Hartmann & James（2002： 37）认为，设计是统辖实用工具书编纂的总体原则，它不仅包括内容方面的特征（信息类别）和文本呈现方面的特征（编纂安排），而且还涉及用户的查询需求和使用技巧。正是从词典用户出发，词典学家对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的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就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对国内外的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

二、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内容特征

内容特征是指词典取舍各种类型信息及处理所选取信息的原则和详尽程度，涵盖收词（包括范围、数量与选择标准）、释义或译义方式、语法信息、例证、概念或语义关系、搭配等方面。从现有论著看，内容特征是国内外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焦点，这跟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用户视角不无关系。一般说来，用户对词典的查阅总是始于对某种信息的需求，只有在查阅时才会注意词典信息的呈现方式。因此，词典用户的使用需求首先是一种信息需求。确定专科学习型词典需要包含的信息类型或具有的内容特征是词典编纂者在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

1.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收词

（1） 专科学习型词典收词应该首先确定学科范围。Bergenholtz & Tarp（1995： 59）根据词典所涉及的科目把专科词典分为单学科、多学科和子学科三类，但是并没说明哪一种词典更适合学习者用户。其他学者对此也看法不一。例如，章宜华（2009： 32）指出，“从功能范围来讲，初期的词典其专业覆盖面不宜太窄，即先编写综合性或多学科性的词典，再逐渐向单一学科词典发展”。Gouws（2010： 66）则认为“在同一本词典中同时处理多个学科可能给用户造成困惑，尤其是当每一个词目单都有自己的正文前和正文后材料并形成一系列二级框架结构的时候”。

（2） 在词目选择方面，最大化（尽可能覆盖更多的专业词汇）和最小化（只选择最核心或最常见的专业词汇）是专科学习型词典两个基本的收词原则。Bergenholtz & Tarp（1995： 102）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根据重要程度对术语进行分类，对不同的类别进行不同的处理。Bowker（2003： 156）把这两种收词方式与专科词典所涉及的学科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子学科词典往往采取最大化的收词方式，而多学科则倾向于采用最小化的收词方式。Gouws（2010： 59）从词典功能角度对这两种收词方式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为了帮助用户理解文本，专科词典需要采用最大化的收词方式；服务于文本产出的专科词典宜采用最小化策略。总体而言，专家对专科学习型词典采用什么样的收词方式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

（3） 词目的特点和类型也是专科学习型词典内容特征设计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文军（1996： 64）特别强调了积极型双语专科词典应该收录科学技术通用术语、学科常用的形容词和动词等准共有核心词汇。Bowker（2010： 159）肯定了在专科词典中收录普通语言词汇对用户的重要意义。与前述观点不同，石静、何家宁（2012）强调了词目的专业特性，指出商务英语学习词典的收词立目范围应涵盖与商务活动有关的领域，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要注意词目的“商务”性质，不收录一些与商务活动无关的词目。LHomme（2003）从词性及派生关系角度切入这一问题，针对名词在专科词典中占绝对多数，而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则处于边缘位置的现状，主张基于详解组配词汇学（Explanatory and Combinatorial Lexicology）揭示专业域的词汇结构，增收专业动词及其派生词。其他研究还涉及对文化相关词汇（Sánchez Cárdenas 2010）和行话、俚语等非正式词汇（Glser 2000）的收录。

2.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释义

释义是词典编纂的一项核心工作，相关论著比较丰富。

（1） 选择什么样的定义方式是专科学习型词典编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Fuertes Olivera & Arribas Bano（2008）指出专科学习型词典应该采用整句式定义方式。Kwary（2011）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服务于编码的专科学习型词典宜采用整句式释义，服务于解码的专科学习型词典宜采用可替换式释义。

（2） 控制难易程度是专科学习型词典释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Gouws（2010： 64）关注了专科学习型词典的释义用词，指出针对专家和半专家撰写的简短释义可使用专业术语，针对外行撰写的简短释义则不能使用专业术语。Laursen（2010）建议针对非专家用户的专科学习型词典应避免使用行话，去除释义中的非原型特征。

（3） 词典的功能是影响专科学习型词典释义的重要参数。Nielsen（2011）认为编者在释义时应该考虑用户的语言能力和专业水平，讨论了编者如何通过回答“是什么”“做什么”和“与其他概念有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以更好地体现释义的交际功能和认知功能。王丽英和王东海（2010）认为专科学习型词典的释义要抓住两点： 一是对术语所指称的学科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描写，二是术语语用上的易误因素辨析；前者可保证术语学习词典的专科性与专业性，后者可保证其学习性与交际性。

三是现有词典中的例句设置情况。Nielsen（2014）比较了例句在普通词典和专科词典中的设置情况后指出，例句在专科词典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Fuertes Olivera & Arribas Bano（2008）考察了几本专科词典的用例情况后指出，词典中的配例还存在一些问题，双语专科词典存在问题更多，因此需要向普通学习型词典借鉴。

（5） 插图。Bergenholtz & Tarp（1995： 159―166）指出，插图在专科词典中能够提供百科信息和发挥装饰功能，插图可分为具体、部分抽象和完全抽象三种，插图与文字之间有四种互动关系。Faber等（2006）把图形分为形象、抽象和动态三种，并认为，只有当图形聚焦于释义中所激活的核心模板信息并且当图形的形象、抽象或动态程度最佳时，图形才能够与释义形成配合，突出概念的多维性及学科域特有的概念关系，使用户对专业概念有更好的理解。Antia & Ivo（2013）概述了现有文献对图表与文本关系的研究（意义、分类和功能），梳理了对定义（词典定义、术语定义和百科定义）的理解和图表的分类（方程、表格、图解、曲线图、地图、图画），探讨了图表种类与定义种类之间、图表功能与定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知识本体（或性质）对图表的选择、图表与文本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三、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结构特征

结构特征一般指词典对所选取信息的编排和呈现方式。词典学研究虽然关注词典的各种结构，但相关讨论大多泛泛而谈，并不与具体的词典类型相结合。（Gouws 2010： 55）例如，Bergenholtz & Tarp（1995）结合框架结构、分布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参见结构、索引结构等层面对专科词典的结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些描述基本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词典，因而展示了专科词典同普通词典在结构方面的共性。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专科学习型词典的特殊性出发，探讨其结构特征。这些论述主要围绕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和正文外材料展开。

1.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宏观结构

针对专科词典中词目大多完全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特点，文军（1996）主张积极型双语专科词典可以将围绕某词目构成的合成词作为副词目置于该词目之下，形成复式结构。他认为，这样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变语义联系因词目分立而被隔断的状况。Fuertes Olivera & Arribas Bano（2008： 43）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虽然可以按照字母顺序编排词目，但是还应该增设副词目，以反映学科的概念结构。Bowker（2003： 157）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系统编排具有明显的教学价值，能够更好地帮助用户理解整个学科领域及展示概念在学科领域中的位置。Tercedor等（2012）借鉴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关于心理词库的研究成果，指出面向译者的专科词典应该同时采用字母编排和系统编排两种方式。Gouws（2013）根据学习者所处的学习阶段探讨了专科词典的结构特点。他指出，服务于基础阶段的专科词典的宏观结构由主题编排部分（由图到词）、字母编排部分（由词到义）和字母编排翻译索引三部分构成。服务于中级阶段的专科词典应该按主题编排词目并设置简要介绍相关学科的正文外材料。第三个阶段的专科词典可采取汇合结构（amalgamated macrostructure，即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编排所有词目）或抽屉结构（drawer structure，即先按主题对词目进行分类，然后对各类别词目按照字母顺序进行编排），而采用后者更能够与教学衔接并促成词典文化（dictionary culture）的形成。

2.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微观结构

虽然多义现象在专科词典（尤其是单学科词典）中并不突出，但是依然有学者讨论了义项的编排问题。文军（1996）认为义项排列可遵循使用频率原则，按照通用、少用、罕用的顺序排列义项。徐庆凯（1984）认可按照频率高低顺序编排义项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各义项频率不相上下的时候可采用历史顺序或逻辑顺序排列。Fuertes Olivera & Arribas Bano（2008）指出，专科学习型词典应该区分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一词多义的各个义项宜分开编排，使用数字编号比使用字母编号能够更好地体现专科词典的教学导向。

如何呈现搭配也是专科学习型词典微观结构设计中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LHomme（2000b）指出，由于专业词汇搭配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用户使用这些搭配时可能会存在困难，因而肯定了在专科词典中收入搭配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在词典中呈现搭配的时候应该考虑关键词：（keywords）的句法结构、含义和行动元结构（actantial structure）。Jousse等（2011）专门描述了The DiCoInfo（《信息和网络词典》）词典中搭配的呈现方式，即先根据词汇函数把搭配分为中级类别（intermediate class），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总属类别，最后基于XML以三个层级予以呈现。

3. 专科学习型词典的中观结构

在专科词典中，对中观结构的使用不仅能够避免重复，而且有助于重建词目之间丰富的语义和概念关系。因此，与其他词典类型相比，专科词典特别重视在词典文本中对中观结构的设计。Bergenholtz & Tarp（1995： 215―219）在《专科词典学手册》中专辟一节把互参结构分为词典内和词典外两种，介绍了参见结构在补充信息和节约空间方面发挥的功能，以及字母和符号等中观结构的表现形式。NkwentiAzeh（1995）认为参见可使专科词典更充分地展现在收词和释义中无法处理的同义关系。在针对中观结构的研究中，Nielsen（1999）的论述最为详尽和系统。他厘清了与中观结构相关的系列核心概念，把中观结构分为两种――使用相关类与功能相关类，指出后者可用以展示概念和语义关系，帮助用户理解这些关系。Nielsen还强调，在设计中观结构时，为了减少用户付出的信息成本，编者应该充分考虑参见所能够表现的精细度及查询的路径和次数。章宜华（2009）同样强调了中观结构设计的重要性，认为借助中观结构可以重建框架成分之间、框架与框架之间或框架与外部材料之间的形态关系、概念P系、语法关系和语域关系。Olivera & Peters（2009）认为可把知识本体应用于电子词典Termbank的中观结构设计中，以向学生传授术语的概念知识、学科的概念结构。

4. 专科学习型词典中的学科导引

学科内部有着一定的体系，有时仅仅依靠中观结构难以体现知识的系统性。因此，设置学科导引（subject field introduction）就成为专科学习型词典结构特征设计的一个特色。Bergenholtz & Tarp（1995： 154―159）把百科部分（encyclopedic section）视为专科（尤其是单学科和子学科）词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这一组件可提供搭配、例证等信息，在理解和翻译方面能够给外行用户（layman users）以重要帮助。他们还指出了借助参见把百科部分与词目表进行整合的可能性。这可以看作是相关文献中对学科简介的最早论述。Bergenholtz & Nielsen（2006： 283）指出，专科词典正文外信息中的学科介绍（the subjectfield component）与术语编纂所倡导的系统原则对应，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词目因按字母编排而无法呈现、但对学习功能的发挥却至关重要的系统性。他们甚至把学科简介视为专科词典的一个重要教学维度。Fuertes Olivera（2009b）从词典功能出发探讨了语言、学科数目、目标用户等参数对专科词典设置学科简介的影响。Tarp（2010）以具体词典为例说明专科学习型词典可以借助学科导引实现辅助知识系统学习的目的。

四、 问题和不足

从前述对相关论著的综述可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已涉及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的方方面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外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术语使用混乱。首先，对于专科学习型词典这一概念，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术语各不相同。例如，文军（1995）把针对ESP学习者编纂的专科学习型词典称为“积极型双语专科词典”，章宜华（2009）使用的则是“双语专科学习词典”这一术语。专科学习型词典的英文术语同样存在混乱。例如，Fuertes Olivera（2009a）使用的是“pedagogicallyoriented dictionaries”，次年又开始使用“specialized dictionary for learners”这一术语。Kopecka（2005）则把专科学习型词典称为“Active Learn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 for Technology”。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反映了研究者对专科学习型词典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存在不同的理解。其次，虽然都强调加强专科词典学习功能的重要性，但是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的论著中对专科学习型词典和专科普通型词典不做区分。例如，在Fuertes Olivera（2010）编著的论文集中，Bergenholtz、Nielsen、Tarp、LHomme、Bowker等都统一使用了“specialized dictionary for learners”这一术语，但是在其他文献（如LHomme 2012；Nielsen 2013）中，他们往往只使用specialized dictionary这一外延更广的术语。把专科词典等同于其下位概念――专科学习型词典，这就否认了专科词典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淡化了后者在类型学上的特殊性。

第二，不同角度切入，彼此之间缺少整合。例如，文军（1996）和章宜华（2009）对专科学习型词典的论述主要从教学研究视角切入，偏重应用，把词典设计同教学要求相结合，注重探讨专科学习型词典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Tarp（2010）、Gouws（2010）等重点关注的，是词典功能论对专科学习型~典编纂的指导作用。他们往往从编者视角出发，选择专科学习型词典的个别设计特征进行评述，注重对专科学习型词典潜在用户及其潜在需求的分析，特别强调通过文本设计实现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多功能，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不同需求。LHomme（2003）和Tercedor等（2012）的研究则比较微观。他们借鉴术语学相关研究，重点探讨了在词条的微观结构中如何表征术语的搭配和概念关系，对专科学习型词典的其他设计特征关注很少。

第三，大多依赖普通学习型词典研编理论，对专科学习型词典的特殊性关注不够。例如，文军（1996）对积极型双语专科词典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层面的设想主要借鉴了普通学习型词典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设计特征。Fuertes Olivera & Arribas Bano（2008）参照普通学习型词典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特征，以释义、对译词和例证为重点逐一分析了八部商务词典，指出专科学习型词典编纂必须把普通学习词典学的原则纳入到专科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中。在技术特征方面，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同样借鉴了普通学习型词典的数据获取方法。例如，Bowker（2010）总结了语料库在专科学习型词典编纂中的使用情况，预测了语料库在专科学习型词典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提及服务于专科学习型词典编纂的语料库在建设和数据提取方面的特别之处。诚然，专科学习型词典首先是学习型词典，具有普通学习型词典的一般特征，其设计亦遵循学习型词典的语境化和差别化的总体编纂原则，但是专科学习型词典与普通学习型词典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普通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对专科学习型词典是否适用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现有的论述很容易造成“专科学习型词典=普通专科词典+编码语言信息”的简单理解。

五、 结语

专科学习型词典是词典家族中的新成员，以非专家群体为目标用户，在设计特征方面表现出了与其他类型词典的不同之处。国内外词典学界已经对专科学习型词典的设计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涵盖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两个方面。然而，从整体上看，在研究中还存在术语使用混乱、成果缺少整合、设计的特殊性不够突出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与西方在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方面存在的差距，我国学者应该结合我国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实际，建构出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理论。

附注

[1]本研究氖涤媒嵌瘸龇，拟以有关设计特征是否能够辅助词典用户获取专业知识和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为选择标准，从而确定纳入综述范围的研究论著。至于这些论著或词典是否使用或冠以“专科学习型词典”则不在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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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典篇6

诗学（poetics）狭义的是指研究诗歌的学问，即诗歌理论或学问，广义的诗学即关于文学的学问或理论，模糊诗学研究的是后者。模糊(fuzzy)这个词，是一个有争议、容易导致非议的词，它常常使人想起含混等贬义，但作为一个学术语词，它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模糊”既是一种状态、一个运动过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模糊”从事物的存在状态看，它指事物的一种不确定状态，与精确相对应；从认识发展论的角度看，它是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与清晰相对应；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它是事物之间的关联与整合，与单一、孤立相对应；从事物的发展看它是指事物的运动状态，与静止相对应。模糊诗学（fuzzypoetics）不是“模糊”与“诗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有机的整合。模糊诗学研究的是文学的模糊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它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属于诗学的一种。

模糊诗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认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1]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差异的融合，就是对立统一的模糊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2]恩格斯强调的“亦此亦彼”，揭示的正是事物的不清晰、模糊状态。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儿批判继承而来的，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3]局限于非此即彼论，就看不到具体事物的中介性，“因为中介性包含由第一进展到第二，由此一物出发到别的一些有差别的东西的过程”。[4]法国作家J·F·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也认为，人类为追求整体与同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概念与感觉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当前知识所追求的不应该再是一种“共识”，即同一性、稳定性、确切性，而应该是差异性、不稳定性、非确切性。利奥塔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强调意见冲突的时候了，“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为正差异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吧！”[5]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此即彼”的否定。

模糊诗学在国内外均属首创的学术命题，具有原创性。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一部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西方文论是一个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世纪，也是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这个大讲台上一个“失语”的世纪。当然我们说“失语”是针对西方国家的霸权话语和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上来说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与我国的经济一样一度失落过。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低迷时期，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乃至当今的钱中文、童庆炳等一大批文论界的前辈学者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在创建中国自己的本土学术。近年来，文化诗学、比较诗学就是在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的学术繁荣点。进入新世纪，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的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已经开始与西方学术开始对话，尽管一开始这种对话可能是不对称的，但毕竟打破了上世纪50年学说前苏联，80年代学语欧美的尴尬局面，从学着说到接着说，这就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当然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诗学的“失语”，必须有自己民族的学术，学术与艺术是一样，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培育和繁荣本土学术也不是靠提出几个新术语、新名词，搞语词上的学术“狂欢”就能解决问题。一、典故词的词义特征

典故词除了其构词等有别于汉语一般语词外，其词义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这是词典对典故词进行释义所必须把握的。

（一）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词义只是文化意义。

词义从其生成的角度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意义，亦即词目字面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它一般包括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词的语言意义是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逻辑演绎的一种必然结果，如“封”，本义是堆土植树为界，引申有聚土、土堆、隆高之物体及高、大、厚诸义，如“蚤”假借为“早”等等。另一类是文化意义，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有别于其语言意义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如离开对形成它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便无法认识和掌握。

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语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词语，另一类是一般词语。一般词语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有时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勾连，如“封”之引申而有“爵诸侯之土”义，这当与土地私有及分封诸侯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关，这样的引申义则是文化意义。

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是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说，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词的语言意义也是文化意义。我们在这里对词义的这种区分，将语言意义从文化意义中划开，所取用的“文化”这一概念当然只是狭义的：它踢开了语言自身形成发展的文化，专指人类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领域部分对语言中词语的形成及词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典故词是文化词语中的一类。因为典故词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其构词及词义等均与其源头密切相关，而典籍无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产物，所以典故词只能属诸文化词语而不属于普通语词。文化词语一般都只具有文化意义，如词义有所引申，当然也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引申。

典故词语作为文化词语，其不同于一般词语是显见的，因为文化词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一般词语则没有。不仅如此，典故词语与一般词语乃至其他文化词语的词义有着甚多的不同，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

（二）典故义有较为明确的源头。

如前述，典故词语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因此，其词义的发端也比较清晰。

就目前出版的典故辞书看，关于典故概念大家的认识还并不怎么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一章《为典故正名》一文中，曾有所论及。事典，大家似乎并无多少争议，关键是语典和典制词语，目前的典故辞书分歧较多。

以此我在这里对典故词的把握再提出以下两条标准：

一条是文化意义。具不具备文化意义是区分语典词语与普通词语的一条重要标志。我将离开源出语言环境便无法理解、具有源出语言环境义的词语定为语典词，如“伐柯”之用言作媒，“而立”之指代三十岁，就是因为其取义不是其字面义，而是由《诗·豳风·伐柯》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及《论语·为政》之“三十而立”这样源头中的具体语言环境所规定的。

另外一条即是典故词语有确切源头可考，这样即把典制词语与一般文化词语区分了开来。如“沙堤”出于唐代典制，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后世用来写宰相，自然可将之视为典故词；而“左券”、“左契”，从《老子》而后的许多典籍看，虽然也是文化词语，甚至可以视作典制词语，但是我们无法弄清其确切的源头，因为它可能是古代有文字而后至纸张出现之前长期存在的一种事物。那时契约都是刻之于竹的，负债人及债权人剖之为二，负债人执右片，债权人执左片。“左券”、“左契”即债权人所收执的作为索偿的一种凭证（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这样的词语实际上也可能就没什么源头可考，要考，也只能是“事物纪源”一类。如果说它一定源于《老子》，自然不合事理，只不过从现存典籍看，《老子》使用这一文化词语较早罢了，所以我们便不宜把它看作典制词语。

我与二三同人耗时三十多年所编之《典故大词典》基本上是基于以上的把握来收录语典的。至于典制词语，我们为把典故和掌故区分开来，则只收典制词语中有借代、喻指等义的一类。转语典和事典一般都有确定的典源。一般都出于某一固定的典籍，后世典籍在征引时虽或有异，甚至于其异处又能出现新的词目、词义，但典源总是十分清晰的。纵使多书记载或有不一，典故词目及词义亦或因之而变，但这些源头本身与这些词目及词义之间都有明确的脉络可寻。

典故词的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也即说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

如源出于《易·系辞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中的“金兰”这一语典词目，其取义则只能是“同心”这一范围内的意思；源出于《太于御览》卷六八八所引鱼豢《魏略》之“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对曰：‘此谓御史，旧簪白笔以奏不法，今但备官耳’”中的“白笔”这一事典中的典制典故词，其取义亦只能是“御史”、“奏不法”、“备官”；源出《礼记·檀弓上》“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中的“税骖”这一事典典故词，其取义亦必然与故人亡故有涉。

正是因为典故义与典故源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典故词十分注重溯源。

非典故词的文化词语及一般词语具有文化意义，其源头一般都不甚清晰，也即说其文化意义的产生虽然有其文化背景，但这一背景的来龙去脉往往难以确考。

如“帖”，《说文》：“帛书署也。”意为写在丝织物上的标签，其有文化背景是可肯定的，但正如“左券”、“左契”然，无所谓有什么源；一般语词如“龙”之指代帝王义，从目前学界所公认的观点看，我们只能说它很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对龙的崇拜有关。大皞氏、共工氏等部落都曾以龙为其图腾。《史记》称秦皇为祖龙，谓刘邦母与蛟龙交而生刘邦，又史言隋文帝杨坚出生，其母曾见其头上有角，遍体是鳞，凡此等等，只能说明“龙”之指代帝王肯定与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关，究竟它与龙图腾而来的一切龙崇拜记载如何勾来连去，委实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三）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较远。

典故词从字面上看，有的可以说通，如“昭王坠履”，典源是楚昭王在战败时丢失了一只履，又回来拣起了它。仅就字面看，我们只能知道昭王掉了履；有的有歧义，如“覆瓿”，典源是刘歆言扬雄所著《太玄》将为后人覆盖酱瓿，仅就字面看既可理解为覆盖瓿器，也可理解为打翻瓿器；有的则不知所云，若“株守”，言守株待兔事。字面上看此二字当疑“株”乃状词，然以“株”状“守”，取义自是难解；有的根本说不通，如“友于”出“友于兄弟”语，用称兄弟，字面上根本不能成词。

整个说来典故词除事典词语字面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外，多数典故词字面都让人不甚了了。至于典故词的取义与其字面义间的差距则更是明显：语典取义是源出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典制典故词的取义是典制义，如语典“乔木”用指故园、故土；典制“彻悬”表示对灾变的忧戚等等。事典词语与上不同的是其字面义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但事典取义并非是典源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寓意。典源事实对典故词词义的规定作用当只是对事典而言，而且其所指亦是对寓意义域的规定。如“昭王坠履”取义只是留恋故旧事物、不忘故旧；“覆瓿”取义是表示著作无人理解、不被重视或用言毫无价值；“株守”取义只是墨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坐以待成，所以事典词义与字面义不同亦是十分明显的。

普通语词的词义则往往是字面义的综合，而典故词而外的文化词语，其在构词之初亦往往注意了其字面义的认可。至于普通词语在词义引申过程中所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亦往往与一般引申义有所相似，因为民族、时代背景往往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容易在我们分析词义时被忽视，容易将其文化意义误认为语言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人类所共有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探索，通过对具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才能把握普通语词哪些义是引申义，也即语言意义，哪些义是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因为从理论上说，人类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主导方面总是相似的，表现在词语方面，其所反映的概念相近，由之而派生出的若干词义也必然相近。有些词语其反映的概念所派生出的词义一旦与他民族有异，与词义衍绎的规律不合，这时我们当要考虑到它是否有什么民族的或时代的背景，以此我们方可识别它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词义。前述“龙”的指代帝王义，即是有民族背景的例子。另外如“婉”，《说文》：“顺也。”词义是顺从、温顺，由于古代中国人伦理、审美意识的背景，女子以柔顺为美，所以“婉”产生了“美好”这一文化意义；“徽”，《说文》：“幅也。”即绑腿，其所以亦能衍绎出“美好”义，可能与绑腿乃约束之物、儒家有“克己复礼为仁”这样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观点有关。诸如以上这样的文化意义与典故义相较，其离词语的字面义显然要近得多。

典故词语，特别是事典词语一般说来谈不上词性，因为典故词语多数都具有词组性质，从其结构上分析，有的是主谓结构，如“庄舄越吟”、“竹化龙”、“耳顺”等；有的是动宾结构，如“绝韦编”、“祝网”、“伐柯”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状谓结构，如“跨下走”、“七步咏”等。普通语词这类结构甚少，且其解释亦多可从分析其结构入手，亦即说词义与结构的关系甚为密切。典故词语则不然，其词义与其结构的

关系并不太大。特别是一些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它们并不像普通名词那样表示事物名称，如“君平肆”、“孟光案”、“庾亮楼”等等，往往用以概其出典。凡上这些典故词语别于普通词语的特征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典故词义与字面义间的差异。

（四）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

典故词的取义如前所述，一般都受到典源的规定。语典词、典制词由于典源一般比较单一，其词义有如一般语词或一般文化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比较确定。

事典词语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事典一般由人、地、物、事四大要素构成，如词语涉及的因素较多，词义往往就比较复杂。这里所说的词语涉及因素并非是词目字面所涉及的因素，而是指词目内涵所涉及的因素。另外事典典源亦有简单、复杂之分，事的寓意亦有多寡之别。有些词目由于内涵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寓意较杂。很多事典词语作者借用它只是为了唤起读者对典源画面的一种联想，从而感知画面所提供的义域，读者可从画面的不同角度作各种不同的推想。这样的词语取义往往具有多维性，也即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词义并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义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为语言学界所公认的“在一个具体语言环境中词的取义是单一的、确定的”这样一种理论，又未能正确认识典故词作为文化词语其词义的这种多维性质，很多辞书多仍旧取用解释普通语词的释义方式，对每一典故词目因例而给予一个“相应”的解释，并且将各书例附于“有关”“义项”下，其结果不是对某些词采取删繁就简，挑选词义比较单一、比较确定的书例以作解释的办法；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典故义而释语词义、专科义；或只引源而不释义，等等，这些不是科学地对待典故词词义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以语言学界所公认的那个前述理论套入典故词释义是行不通的。有人以“诗无确诂”为由，认为对典故词“强为之解，势必会失于泥”。将典故词视为“无确诂”的词，显然亦反映了取用传统的对普通语词的那种释义方式，其结果是要失败的。

为了论证上面的说法，我们可随便举一些例子：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子猷船”用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典。句中既有朋友相思相访义，亦有表示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义；李白《秋浦歌》之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宁戚牛”用宁戚饭牛而歌为桓公所用典，句中既有有才未遇义，亦有自荐求仕义；苏轼《次韵张甥棠美述志》诗：“甥能锄我青门瓜，正午时来休老手。”“青门瓜”用秦东陵侯邵平于秦破后种瓜长安青门典，传说其瓜五色，味道甚美。《汉语大词典》对此词未作释。有人在其文章中释为“指美瓜，名瓜。”而实际上由诗题“述志”看，当亦寓有安贫归隐之意。以上数例还是词义较为简单的，像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随处可见。至于一个书例，词义兼有三、四者亦不乏有之。我在三十多年来对事典词语释义中，每每苦于具体书例中词义的难以包罗，有时只好取顾大端而在释义之末赘一“等”字以概之，这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

典故词语，主要是事典词语在运用中多数具有“缘情造境”的作用，这造成词义具有多维性和义界的模糊性，所以对这类词语我们在释义时就必须使用一些能够适应它们的用语，诸如“借写”、“表示”一类。因为如仅用现有辞书常用的那些解释普通语词的用语，一来往往释不通，二来则很可能因释之过死而感到有失于“泥”。（五）典故词义的纵向考察——引申的单一性。

同义词词典篇7

关键词 《麦克米伦搭配词典》 语义群组 语义韵

一、词典概况

2010年，麦克米伦系列词典的新成员《麦克米伦搭配词典》（Macmillan Collocations Dictionary；以下简称MCD） 问世了。MCD是专为中高级以上程度的英语使用者设计的，主要满足其参加雅思考试、在英国大学求学以及学术与专业写作的需求。

MCD由英国词典学会副会长Michael Rundell主编。Michael Rundell自1980年起开始从事词典编纂工作，曾参与朗文和牛津等多部著名英语词典的编纂，具有十分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现为麦克米伦系列词典的主编。该词典使用高频率的搭配词，利用最先进的软件，从近20亿词的语料库中精选范例。其版面清晰悦目：红色粗体标示词目、黑色粗体标示其词性，搭配词以黑色粗体突出，语法、用法说明配以粉色或灰色底框。

MCD甫一问世，即以其独特的结构在词典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词典评论家纷纷在权威学术期刊、媒体撰文评介其编纂特点。目前，该词典尚未进入大陆市场，相信一经推介，广大英语学习者必将获益良多。

二、MCD的宏观结构特色

1.词目收录的针对性

和传统英语搭配词典《BBI英语搭配词典》（The BBI Dictionary of English Word Combinations）、《英语搭配大词典》（The Kenkyusha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以下简称DEC）和《牛津搭配词典》（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以下简称OCD）一样，MCD只收录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共提供搭配词组约12.1万条。在其精选的4500个词目词中，许多词汇来自英国大学通用的Coxhead’s Academic Word List，其中名词占55%，动词和形容词分别占21% 和24% （Coffery 2010：328―341），因此，MCD的目标受众主要指向在英国大学深造的母语非英语的学习者。

其次，作为以满足学术和专业写作需求为目的的搭配词典，MCD的另外一个目标受众是参加雅思考试及类似考试的群体。在其12位顾问中，有7位是从事雅思考试工作的人员。在词典的前言部分，作为资深雅思考试工作人员，Sam McCarter详细阐述了搭配在雅思考试中的重要性以及MCD在雅思听、读、写、说四个模块有的应用价值。

2.高频动词收录的独特性

在词目收录方面，MCD主要以收录独立词目为主，与传统搭配词典不同的是，MCD在处理动词词目词时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少收或不收高频动词，二是由部分高频动词组成的短语以词目形式收录在词典中。下表是MCD、OCD和DEC对部分高频的虚化动词（delexicalized verb）收录情况的比较：

在处理短语动词时，OCD往往将其收录在动词之后，并标注为PHR VB，DEC则在部分高频动词词条内设有动词短语框，如go、make、take等，但MCD却直接以词目词形式收录了take on、take out、take over、break into、break off、break out、call for、go about、go against 等。由于虚化动词的意义往往体现在与其相搭配的词项中，这种做法减少了学习者的认知负担，同时语料库技术也保证了MCD收录的动词短语的高频度和典型性。

三、MCD的微观结构特色

MCD在借鉴传统搭配词典微观结构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如例句总体数量少，通常每个搭配词组仅提供一个完整的例句。据统计，MCD为每一搭配群组中大约30% 的搭配词提供了例证（Coffrey 2010：328―341）；MCD在提供用法说明的同时还提供语法说明，包括词目的语态（主要提示被动语态的用法）和单复数用法以及词形、词序和冠词用法等信息。MCD微观结构的独创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搭配关系的呈现

MCD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突出搭配关系中的介词。与OCD将词目词在不同义项下和介词形成的搭配统一归置于PREP标注之后的做法不同，MCD将词目和介词形成的搭配作为和词汇搭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搭配关系呈现，如为breadth一词提供的搭配为：adj+N、v+N、N+of。MCD中包含介词的搭配通常有5类：N+prep、V+prep、ADJ+prep、V+prep+N、N+prep+N。以动词decline为例：在其第一个义项become less or worse 中，除adv+V和 n+V搭配外，还配有包含介词 in 的搭配及例证：V+in+n，importance，numbers，popularity Why so simple a game without expensive equipment declined in popularity is puzzling。

另外，与其他搭配词典不同的是，MCD的搭配关系还包括并列关系，通常标注为and/or，这弥补了搭配词典中并列关系阙如的遗憾（陈国华，王薇 2007：468―473）。以形容词candid为例：

（1）candid ADJ

adv+ADJ

ADJ+n

and/or frank，honest，open，revealing The need to provide frank and candid advice is important.

2.搭配词的呈现

MCD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词目词每个义项下的搭配关系都依据语义群组对搭配词进行分类，同一搭配关系下以红色三角形来区分不同语义的搭配词群组。如challenge（N）义项1的搭配关系之一v+N后有5个语义群组：experience a challenge、try to deal with a challenge、successfully deal with a challenge、enjoy a challenge、be a challenge，它们分别通过红色三角符号分行引出，而OCD和DEC则仅仅提供不同义项下不同搭配关系的搭配词，如OCD的 challenge（N）义项1仅提供了ADJ、 VERB+CHALLENGE、CHALLENGE+VERB等搭配关系的搭配词。显然，MCD这一基于语义群组的搭配词呈现方式加强了词典源语词汇和语义的自然关联，有助于使用者的语言认知联想：因为对编码学习活动而言，总是先有概念，再有表达方式。同时，这一做法还可以提高词目词信息的可获得性，有助于使用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信息量，如果各词目词的搭配词皆依据语义群组分类，那读者无须在以词汇―语法方式呈现的大量搭配词中费时查寻，尤其是在查寻义项较多的词目词的搭配词时。

3.语义韵信息的呈现

作为确定搭配的重要因素之一，语义韵是单词或词组的“超越词界的联想色彩” （Partington 1996）。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搭配词的选择。语义韵分积极、中性、消极和错综几类，独立的词和词组都可以通过语义韵表达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体现出搭配具有的语用功能。研究表明，英汉两种语言在各类词中都有语义韵的差异（章宜华 2010：214―248），这往往造成中介语语义韵不和谐的现象。目前随着语料库技术的成熟，语义韵成为搭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Sinclair 1991，Partington 2004：135―156，Ellis et al. 2009），但词典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无论是学习词典还是搭配词典都未对语义韵在词典中的呈现方式表现出足够的关注，这不利于提高使用者的语用能力。MCD尝试对语义韵进行系统处理：它在搭配语义组群中对具有不同语义韵的搭配进行分类。如：

（2）aspect N

adj+N many and different

negative or worrying challenging，controversial，disturbing，negative，problematic，worrying

positive or interesting appealing，enjoyable，fascinating，interesting，intriguing，positive，rewarding，striking

（3）surge N

a sudden increase in price，value，or interest

N+in in the economy （搭配词略）

good things interests，popularity

bad things complaints，crime，violence

有时MCD以用法说明的方式提供语义韵信息，如country的adj+N语义群组with/without a lot of industry 之后附有用法说明：

（4）country N

The terms underdeveloped and third world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offensive.

The preferred word is developing.

在词典结构中明示搭配的语义韵，表明MCD充分利用了当代搭配研究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这使其在实现用户友好趋动的词典编纂原则上表现出优于同类词典的一面。

4.语体信息的呈现

二语习得的过程是通过运用策略感知、输入、理解和输出二语的心理经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二语语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二语学习者缺乏足够的语感，将词的概念意义和其使用规则联系起来，只能满足于词汇层面的对等，忽略了词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文化意义等附加意义，造成母语负迁移。词典作为语言学习的重要工具，是二语习得中提供输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帮助使用者建立二语语感，学习词典不仅要提供语言的语法和规则，同时还要通过提供丰富的习得语境，帮助使用者掌握语言形式以及这些形式所表达的附加意义。（章宜华 2010：214―248）目前，相对于学习词典，搭配词典在提供词的附加意义这方面做得尚不尽如人意，DEC几乎不提供有关搭配的附加意义信息；OCD虽然增加了语域、语体及语用等方面的标注，但在凸显度方面远不及MCD。MCD标识的主要内容是语体信息，以红色粗体INFORMAL呈现，通常标识于词目词义项前和搭配词之后。以bug和boring为例：

（5）bug N

1INFORMAL a minor infectious illness

2（略）

3INFORMAL a sudden strong enthusiasm for doing something

（6）boring ADJ

not at all interesting

adv+ADJ very，extremely，incredibly，mindnumbingly，plain INFORMAL，really INFORMAL，so INFORMAL，terribly

rather pretty INFORMAL，quite，rather

ADJ+n bit，book，job，lesson，life，story，stuff，task

and/or bland，dry，dull，irrelevant，long，old INFORMAL，pointless，predictable，repetitive，slow，tedious

如上所示，boring一词在adv+ADJ和 ADJ+n搭配中提供的语体说明INFORMAL达6个之多。 MCD对语体信息的关注和呈现，有助于反映语言真实的交际模式，帮助使用者输出正确与合适的语言形式。

四、MCD 宜改进之处

MCD以其据义索词的编排方式较好地满足了使用者的编码需求，其针对语法信息的使用说明也较好地弥补了词汇搭配词典中缺少语法信息的缺陷。同时，MCD对语义韵和语体信息的凸显也体现了该词典以使用者需求为驱动的编纂原则。然而，词典编纂是一门具有缺憾的艺术，每一部词典，无论其编者如何殚精竭虑，都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经过和同类搭配词典比较，笔者认为MCD在以下几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间：

1.提高词目收录的平衡性

任何一部词典的编纂，首要的问题便是考虑收词的系统性和完整性。MCD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作为一部完整记录普通英语最典型搭配的搭配词典（Rundell 2010），MCD在收词上显然还有失偏颇：从整体来看，MCD收录的词目学术性较强，这影响了词目收录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从局部来看，MCD收录的词目分布不平衡，如收录了动词acknowledge，却未收名词acknowledge；收录了表现人体各部位的名词，但表现动物、植物和昆虫类的名词却寥寥无几，这无疑影响了词典的系统性；另外动词短语收录似乎并无一定标准，如put有大量的短语动词，MCD收录了put in，却没收录put on，收录了put aside，却未收录put up、put down、put forth。依笔者所见，如果考虑到动词短语的数量，搭配词典收录此类动词短语难以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做到尽如人意，故其必要性有待商榷。

2.凸显词典的实用性

目前的搭配词典和学习词典呈现出互相借鉴的倾向，设置学习专页是学习词典的特征之一，尤其是21世纪以来出版的学习词典和搭配词典多在词典中设置学习专页。如OCD为10个常见主题设置了搭配专题页，提供基于商业、颜色、疾病等主题的搭配；为25个词目提供了搭配用法说明框，提供基于crime、day、job等词目的相关搭配，设置学习专页和搭配联想框可以通过把相关主题的搭配汇总在一起，强化使用者的搭配能力。（源可乐 2004：158―160）而MCD虽有用法说明和语法说明，但相对来说内容比较单一，无论是针对主题还是词目，都未设计搭配联想框和学习专页，这不利于使用者利用词汇扩展和联想提高搭配能力。另外，OCD虽未将部分虚化动词作为独立词目收录，但却在学习专页中提供了do、make、have、take、give等高频动词的常见搭配，提供了搭配练习和答案；DEC为部分高频动词提供了搭配框。相形之下，MCD对高频动词的处理则过于简单：这类动词的搭配信息是使用者迫切需要掌握而且屡犯错误的，仅仅提供少量动词短语显然会影响词典的实用性。事实上，MCD完全可以借鉴麦克米伦系列学习词典中的做法，如《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提供的学习专页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为其增色不少，如果MCD也能提供搭配专页和学习专页，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完整性和实用性。

3.强化词典结构的系统性

词典编纂者有必要对词目的一些特定用法进行标注，从而帮助使用者获取正确的语言使用信息。遗憾的是，MCD在这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除了语体标注INFORMAL和少量用法说明提供的语用信息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语体、语域、语用标注，甚至连和INFORMAL相对的FORMAL都未标注，如fall sick （见sick，ADJ）宜标注为FORMAL，greet dawn （见dawn，N） 宜标注为LITERARY。另外，词汇搭配中有大量的隐喻性搭配，如能收录其隐喻性用法并标注METAPHORICAL或FIGURATIVE，将更有益于使用者了解搭配理据，在心理词库中形成和目标语相近的概念网络，进而强化其长期记忆。遗憾的是，MCD或是未收录隐喻性搭配，或是未对其加以标注。如其为seed（N）提供的搭配 v+N和N+v 无疑是隐喻性搭配，而seed的隐喻用法seeds of something （that makes a new situation start to grow and develop） 经常出现在书面表达中，作为一部主要满足编码需求的搭配词典，MCD有必要收录和标注隐喻搭配。以seed为例，其隐喻性的搭配信息可呈现如下：

（7）seed N

1（略）

2something that makes a new situation start to grow and develop

N+of+n（METAPHORICAL and WRITTEN）bring change or something good change，victory

bring something bad doubt，disaster，destruction Something Lucy said began to sow seeds of doubt in his mind.

4.提高词典信息的可获得性

在MCD的搭配关系中，词目词词性以大写字母标注，其搭配词词性以小写字母标注，这有时会影响使用者对词目词的定位。如acknowledge （V）的搭配关系标为adv+V和V+n，由于名词acknowledge也是高频词，且其动宾搭配较多，因此MCD 提供的V+n 会造成视觉上的混淆，如能像OCD等搭配词典用词目本身加搭配词词性表现搭配结构的方式，将V+n改为acknowledge+n，则不致影响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效率。另外，MCD提供的例句中，词目和搭配词也未用黑色粗体显示，不利于使用者加深记忆。

五、结 论

尽管MCD本身还有不少可待提升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构思独特、结构鲜明的搭配词典，MCD以其目标受众针对性强和词目词收录重点突出等特点在搭配词典中独树一帜，其独有的语义群组分类、凸显介词构建的搭配关系和并列搭配关系以及标明搭配使用中语义韵信息和语体说明等新的尝试为搭配词典乃至学习词典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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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undell M. et al. Macmillan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Oxford：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0.

同义词词典篇8

关键词《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 评介英语学习型词典

《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以下简称《词典研究》）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所推出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第一系列四本著作中的一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2012年10月出版。该书作者徐海、源可乐、何家宁都是词典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长期参加词典编纂工作、从事词典研究，这本篇幅十几万字的专著，便是他们多年研究积淀下来的成果。

一、内容简介

《词典研究》共分九章，作者综合运用词典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词典编纂、词典用户、词典的语言学研究等多个视角出发，通过定性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科学考察了相关因素对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影响，探讨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型词典模式的构建。全书围绕词典中的释义展开，考察了学习词典中的例证、搭配、语义韵、语法信息、语用信息、插图、用户视角、语料库应用等多方面的内容。各章之间形成呼应、发展的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下分章节进行介绍。

第一章交代了该书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框架。作者开篇称，尽管英语学习型词典在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但相关研究却仍然滞后。目前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占据我国辞书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其缺乏针对性，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在研究现状的介绍中，作者将学习型词典模式构建分为三大流派：即经验主义派、语言学理论派与词典实用研究派。作者认为，英语学习型词典模式的研究要避免单一角度，而需要多维度的综合研究；要把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还要有的放矢，瞄准不同词典用户的需求。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学习型词典与本族语解码词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学习型词典应兼具解码和编码功能，不只是“解惑”，还要帮助语言学习者生成表达。

第二章聚焦于英语学习型词典的释义，是本书的核心章节。作者指出，“释义是词典编纂的核心内容”（徐海等 2012：7）。而Jackson（2002：86）也说：“词典的质量也取决于释义。”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释义不准确、循环释义等弊病，作者从语义描述的语言学理论机制、释义词汇、整句释义、义项排列与检索、释义原则等五个方面探讨了英语学习型词典释义模式的构建。就语言学理论的语义描述方面，作者列举了各语言学派的特点，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词义表现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原型理论认为语义描述应揭示词汇的原型特征；框架语义学则侧重于语义描述中框架元素的析取和相关句法表征；认知语言学提出词汇只是激活词义的手段，它只有意义潜势；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主张创立语义基元来分析语义；隐喻理论认为是隐喻机制造就了词汇的多义；而语料库语言学则提倡通过语料检索归纳词义。在分析了语言学的各视角之后，作者指出，在实际的词典编纂中，要根据词典编纂的任务来确定义项划分及其精细程度。在构建学习型词典释义词汇表时，要遵循简易和准确两个基本原则。作者还分析了Cobuild式整句释义的特色与不足，称其特色在于充分反映了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用学、句法学等现代语言学派的观点，不足之处则在于某些整句释义显得冗长唆、搭配限制过于具体等。在“义项的排列与检索”一节中，作者建议，适用于中国学习者的学习型词典义项排列不宜采用历史排序，而应主要根据使用频率和逻辑顺序排列。在本章最后，作者提出释义应遵守简单易懂、准确精当、呼应用户需求的原则，并指出释义方式应该依词类不同而有所变动。

第三章主要涉及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例证。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指出，过往的例证研究多从词典编纂者角度出发，而未来的趋势是要转向词典用户，而且要从经验之谈上升到系统探究。作者从解码和编码的角度分析了例证的功能，称学习型词典中的例证应兼具解码和编码功能，并以词条monopoly中的例证为个案探讨了例证解码与编码功能应如何加以区分。基于个案研究，作者指出，例证选取应明确编纂意图，根据用户需求确定例证功能，根据需求的不同提供解码或编码型例证。作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例证还可以有传递动词句式转换信息的功能，并主张以例证模块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接着作者提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什么样的例证”这样一个颇有国别化特征的问题，并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的方式尝试回答。问卷涉及学习者使用何种词典、例证查阅频次、查阅动机、对例证功能的看法、例证改进意见等问题。调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查阅例证的动机在于解决词汇的搭配、用法、使用语境等问题，他们普遍认同例证的作用，偏好句子例证等。本章最后作者总结道，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典型例证“应当满足意图性、信息性、衔接性和可接受性”等要求。

第四章介绍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搭配与语义韵信息。作者首先强调词汇搭配的重要性，称其“在学习型词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徐海等 2012：89），然后介绍了搭配的各种分类及词汇函数理论。作者在分析了五种词典中的搭配呈现方式后，总结出三种主要模式：通过释义显示；通过例句显示；通过搭配专栏显示。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在提供搭配信息时要注意选材和方式两个问题。选材要基于大型语料库，要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主要筛选出限制性搭配；搭配设置模式应灵活多样，根据用户需求做出调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提供“错误警示”，充分发挥编码功能。学习者的编码需求还要求英语学习型词典提供语义韵信息，“了解语义韵，有助于学习者产出地道、自然的英语” （徐海等 2012：110）。作者分析了市面常见的几类学习型词典，发现语义韵信息可通过释义、释文括注、例证、搭配专栏等方式揭示。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词典编纂者要结合编纂体例、用户需求等因素，灵活呈现词项的语义韵信息。

第五章围绕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语法信息展开。从用户视角出发，作者认为英汉词典中语法信息的质量和提供方式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学生的特点，对语法信息做出有效标示。作者引陈国华（2010）的话说：“英语学习词典提供的语法信息主要包括词的句法构造信息和形位信息。”这一观点与曹京华（2001）的意见基本一致。而章宜华、雍和明（2007：121―124）则认为，语法信息还应包括语法标注和搭配信息等内容。就语法信息的呈现方式，作者认为，可以通过释义、标注、例证、参见等方式，在词典的宏观、中观、微观等结构中联合呈现，编织一个语法信息网络。之后，作者集中探讨了动词句型在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呈现，梳理了号码表示法、字母与数字结合表示法、纯字母表示法、语法缩略语表示法、句型与搭配相结合表示法等五种方法。基于此，总结出句型标注的原则是简洁、清楚、易懂、针对性强。章节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了语法信息对学习者语言产出的重要作用。

第六章着重考察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语用信息。作者认为，语用信息可以帮助提高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减少语用失误，因此在学习型词典中提供相关信息殊有必要。但作者指出，词典意义不同于语用意义，前者趋于静态的系统意义，而后者关乎语境中的动态意义。作者发现，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可通过六种方式呈现：语用学介绍专栏；语用标签；用法说明；释义；例证；括注。作者结合学习型词典中的实例，详细介绍了每种方式的具体实现模式。最后，作者引杨文秀等人（2005：21）的观点总结此章，称一部词典多大意义上包含语用意义，最终取决于编纂目的、使用对象等因素。

第七章研究英汉学习型词典插图的配置。词典插图古已有之，而现代辞书则越来越重视插图的作用。关于插图的作用，作者归纳为六点：补充释义；帮助辨识；传递文化信息；扩大词汇量；帮助表达；辅助记忆。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插图种类的表现方式，并分析了多种学习型词典插图。作者总结说，各类词汇都可以配图，但应该以名词、文字不易描述的词汇、文化特色词为主，并且应该在方式类型、版式设计、检索参见等方面加以规范。此外，插图的功能不限于直观的解释，还可以用来辨析词义、同类对照，发挥辅助记忆和编码的功能。

第八章探讨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用户研究。作者指出，词典作为文化产品，检验它的重要标准在于能否满足用户的需求。词典用户研究涉及词典使用者的态度、需求、偏好及词典在言语活动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其中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侧重用户的消费心理，而心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关注词典使用的目的、习惯、技能、策略、效果等。其中，作者详细考察了词典使用与阅读、写作、翻译、词汇记忆之间的关系，发现并非只要使用词典就能提高使用者的英语读写水平，而要恰当使用合适的词典，才会有助于学习。作者循此总结出基于用户视角研究的十条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原则，例如瞄准用户需求、体现词典作为产品的特点、词典前页设计应简单明了等。

第九章阐述语料库技术与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显示了作者对语料库技术的熟练掌握以及对词典发展的前瞻视野。首先介绍了“内省法”与“基于语料库”两种不同的词典编纂方法，并指出前者依赖本族语者的直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判断不可靠等缺陷。而后者则代表了词典学发展的趋势。作者认为，计算机语料库全面优于传统的卡片资料库，二者在规模、覆盖面、典型性、平衡性上不可同日而语。语料库用于词典编纂有五大功能：自动生成词表；控制释义元语言的用词并确立和区分义项；选取典型的例证；显示搭配、语义韵等信息；揭示语法、语用等信息。作者论证说，语料库技术经过人工采集，到KWlC检索，再到Word Sketch Engine检索，继而到FrameNet检索阶段，显示了此项技术的不断成熟，同时也将词典编纂由手工操作逐步提升到半自动化程度。接着作者概述了学习者语料库及平行语料库在学习型词典编纂中的作用。在本章也是该书结尾处，作者指出，“基于语料库进行词典编纂是大势所趋”（徐海等 2012：178），同时也希望依靠词典编纂者与语料库技术专家的通力合作，以更大规模的语料库与更先进的检索工具，共同推进词典编纂事业。

二、简要评述

《词典研究》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全面、前沿、细致、实用。以下分别讨论。

（一）全面：集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全面性是该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无论是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材料、研究的方法都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视野。首先，该书的研究角度是全方位的，作者在全面回顾国内外各大学习词典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英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例证、搭配与语义韵信息、语法信息、语用信息、插图设置等多个方面，而且在触及多个方面的同时，每个方面的探讨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每一章都有理论的铺陈、详尽的分析和具体的例证。其次，研究的材料是全面的。作者在书末列出参考词典77部之多。其中既有国内外常见的剑桥、牛津、柯林斯、朗文、韦氏各版本的学习词典，也有国内的《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建宏多功能英汉词典》，甚至还包括了日本出版的多部“英和”词典和国外出版的经典学习型词典。从词典的数量、来源与种类来说，该书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是全面丰富的，有效避免了主观臆测。最后，该书的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词典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单一的研究方法收效往往不佳。作者有意避免了方法的单一化，既有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演绎，又不乏实证数据的支撑和验证，而对多种词典的个案分析更是该书的精彩之处。概言之，该书的第一特点就是研究视角、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的全面性。

（二）前沿：与国际接轨，引领潮流

前沿性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从理念到方法，从文献到材料，都表现出很强的前沿性。从理念来说，三位作者充分肯定了英语学习型词典的重要作用，认为“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和研究的势头已超过了普通英语词典，而且影响着普通英语词典的编纂” （徐海等 2012：1）。在此基础上又充分认识到外国人编纂的词典“缺乏针对性，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人学习英语遇到的困难”（徐海等 2012）。由此可见，该书的撰写理念就在于通过研究现有的英语学习型词典，结合中国人学习英语中遇到的问题，为以后的学习型词典编纂提供指导和参照。这种以他山之石攻本国之玉的研究理念，不只体现了一种学术独立和学术自觉，更体现了一种前瞻性和指导性。该书的担纲人徐海教授，也曾有相关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上，他的学术理念，在国际词典学界都可以说是前沿的。从方法上来说，该书不仅采用了传统的问卷调查、理论分析等方法，还吸纳了实证研究、用户视角研究、语料库研究等多种前沿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的运用不只是追赶潮流，而是切实结合词典研究和词典编纂中的具体问题，突出实践性和操作性。从文献材料来看，上文提及的77部参考词典中，2000年后出版的有 27部。除参考词典外，作者还列出了达21页之多的参考文献，其中包括词典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三）细致：小处见功夫，不惧琐屑

词典编纂不仅要有全面的视野和前瞻的理念，同时也要有不惧琐屑的细节功夫。《词典研究》在这方面堪称表率，其细微之处的良苦用心随处可见。在文献梳理方面，作者们不惧繁琐，用最精练的语言几乎对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每个角度、各个层面的研究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而且为方便读者，在理论介绍的同时还辅以例证佐释。例如在介绍框架语义学时就举出“商业交易框架”的例子，来解释buy，sell，pay，spend，cost，charge一组词汇的意义；在介绍隐喻理论时结合《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开先河设置的“隐喻栏”。此种理论与实践结合、宏观与微观交叉的视野，使该书非但无冗长沉闷之弊，反而让读者兴致盎然。该书细微之处的功夫还见于对个案的翔实考察和透彻分析。例如，书中以词条 monopoly中的例证为个案，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的解码与编码功能。作者先是以语料库数据论证为何选取monopoly为个案，继之在monopoly典型搭配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8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5版等六种词典中monopoly的例证。最后证明，“编纂意图决定例证的选取和呈现方式”（徐海等 2012：66）。诸如此类精彩的细节性分析在全书俯拾皆是。对于词典编纂这门实践的艺术，对细节的关注正是科学性的体现。“细微之处见功夫”，细致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四）实用：适用人群广，随读随用

研究之目的在于应用，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实用性强且适用面广。首先，它可以指导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该书的研究并不只是对现有词典的探讨，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富有指导性的建议。例如在第四章对搭配呈现的研究中，在分析现有几种词典的基础上，在搭配选取、搭配设置模式、错误警示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第五章在介绍国外词典的动词句型及表示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简洁、清楚、易懂、针对性强的动词句型标准的原则。第八章更是提出了基于用户视角研究的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十条原则，为未来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指明了道路。其次，它是英语教学及学习者选用学习型词典的指导书。广大英语教师和学习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学习型词典，往往有无所适从之感，而该书对国内外常见的各类学习型词典都有详尽分析。英语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可根据自身的需求，结合该书的介绍，来选取合适的学习型词典，并更加有效地利用。再次，该书对词典学、语言学研究者有良好的参考作用。它全面梳理了学习型词典的相关知识，同时对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都有精练的介绍，对于词典学和语言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可贵的材料。最后，该书为词汇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正如作者所言：“词汇习得研究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因此有必要研究词典对外语学习（尤其是词汇习得）的作用，探讨如何改进词典，以便使它成为词汇教学的得力工具。”而该书恰恰体现了这一理念，其中对词汇语用信息、句法、搭配、语义韵的介绍为词汇教学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参照，而针对中国学习者的实证调查又为词汇教学提供了实际切入点。

总之，该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阐发与实证互为补充，体现了作者全面的视野、前沿的理念、细致的精神、致用的态度。我们不妨以黄建华教授在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衷心祝愿三人的著作能成为登高的界标，引领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他们的理论成果也能从众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吸取养分，获得进一步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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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典篇9

【关键词】英语专业 英语释义 使用现状 建议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6-0069-02

英语词典是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而释义作为词典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读者查阅词典时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英语和汉语在语言的思维和表达习惯方面有许多不同，英文释义的一些特定功能是中文释义无法代替的。为指导学生有效地自主学习，有必要对专业学习者词典中英文释义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本次调查着重分析英文释义使用现状，提出促进提升英语专业学生对词典中英文释义利用率的建议，提高英语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推进英语专业教育改革。

一 英语专业学生英文释义使用现状

1.使用观念

通过对浙江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调查表明，38%的英语专业学生认为英语释义对学习英语很重要，31%的英语专业学生认为英语释义对学习英语重要，19%的人认为不太重要，12%的人认为不重要。在各年级组中，大二、大三学生认为“重要”和“很重要”这两个选项的比例比较高。在访谈中发现，大二、大三英语专业学生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大多来自于准备专四考试时词义辨析题的解决需依靠英文释义，中文释义通常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部分认为其重要是因为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多次提到词典英文释义的重要性，因此耳濡目染觉得其重要。

2.使用概况

第一，对词典中英文释义的关注度。笔者在进行“对词典中英文释义的关注度”问卷调查时发现，14%的学生从不看英文释义，37.2%的学生老师要求时关注，51.1%的学生偶尔关注，只有10.4%的学生对英文释义十分关注。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学生不习惯读英文释义，还有一些学生为了图快或图省事而不愿读英文释义。

第二，查阅英文释义的目的。通过查词典可以增加英语的阅读量，而看懂英语释义的过程就是学习用英语方式思考、用英语理解的过程。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学生查阅英文释义的目的多数是为了准确了解词义、搭配和句型，主要停留在语言知识上，对语用和文化信息的关注度较低。

第三，选择词典中的英文释义的方式。正确理解词义是准确运用词语的先决条件。结果显示，有36.7%的人选择只看词条的一条，16.8%的学生选择只看该词条相应此类的第一条，38.2%的学生选择从相应此类第一条看起，直到确定合适词条，只有8.3%的同学选择通读所有词条，然后再根据语境确定合适词条。由此可见，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在查看英文释义时方法不当，学习习惯有待改善。

第四，找到目标单词正确英文释义的熟练度。英语中有许多同义词、近义词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各类考试中都常出现。英文释义能帮助学生辨别这些词，但也考验学生正确找到英文释义的熟练度。在调查中，大部分同学都表示在查找目标单词的正确英文释义时不熟练，找出来的英文释义有时也不匹配，这是缺乏正确查找英文释义的方法所导致的。

3.现状总结

通过本次的调查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英语专业的学生由于英语专业需求和教师的提倡，已经有一部分同学意识到英文释义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但低年级学生的重视度低于高年级，对英文释义重要性的提倡还有待加强。大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查找英文释义的习惯，关注度和熟练度不高，在正确使用英文释义方面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英语专业学生对词典中英文释义的使用现状不容乐观，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广大英语教师和英语专业学生共同努力来改善。

二 对英语专业师生英文释义使用的建议

1.教师

教师应提高自身词典知识与词典使用技能。笔者建议专业教师可通过参加词典学讲座、词典学研讨会和选修词典学相关课程或研究与词典学相关的期刊和书籍来提高自身的词典使用水平，尤其在英文释义方面可以着重关注。

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利用词典英文释义的观念。教师在新生开始大学英语学习前应强调查阅英文释义的重要性，要求学生用英文释义对课文词汇做好充分预习，课后布置一定的查阅作业从而达到培养学生正确的词典英文释义使用观和提高学习效果的双重目的。

教师应注重对学生词典英文释义查找使用技巧的指导并将其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教师可以在课堂活动中对词典的英文释义使用技巧进行说明，要求学生对某些生词、短语、搭配进行实战限时查询，反复训练校对，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水平和英语教学质量。

2.学生

英语专业学生作为词典的重要使用者，应树立正确的英语释义使用观念，形成正确的使用技能。如学生可以通过多翻查词典英文释义来熟悉词典的宏微观结构和训练查阅的速度；通过现场或视频词典讲座或书籍去了解具有英文释义的词典使用技巧等。

三 结束语

本研究就英语专业学生对词典中英文释义的使用现状做了调查研究，通过对比数据和研究了解到英语专业学生对英文释义有一定的重视度，但还有提升空间，使用现状也不容乐观。学生对使用指导的预期十分强烈，说明在英语专业学习开始之初就培养学生的词典英文释义使用意识的必要性。教师对词典英文释义技能指导的必要性已经开始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但如何进行指导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此希望广大英语教师与专业人士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共同促进提升英语专业学生对词典中英文释义的利用率，提高英语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推进英语专业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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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典篇10

关键词综合性词典《辞海》语文词目收词释义

一、 引言

《辞海》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所谓综合性词典，徐庆凯，秦振庭（2014）在其著作《辞海论》中这样定义： “兼收比较常见的普通词语和所有门类的百科词语，以及许多词语中兼有的语文义和百科义，逐一提供基本信息的词典。”

语文词目（笔者赞同徐庆凯，秦振庭在《辞海论》中关于以“语文词目”代替习称的“语词词目”的建议，因作为与百科词语的对称用“语词”来指普通词语不妥）约占《辞海》整部词典的三分之一弱，《辞海》第六版语文部分的修订，主要举措之一是突破历版《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成规惯例，增收了5000余条常用的现代汉语条目。如果按义项计，则增收了约2万个义项（《辞海》第六版前言）。笔者拟对其中主要涉及现代汉语义的语文词目和义项略做考察，以探索大型综合性词典语文词目的收释标准。

二、 《辞海》现代汉语词目和义项收立标准

《辞海》第六版编纂手册规定，现代汉语词的选收以“词义比较复杂，需要查考的为限”，明显有别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一般语文词典的收词立目范围。这与《辞海》的性质、规模、定位相符。作为有特定读者定位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语文词目在收录上厚古薄今、取难去易的主旨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辞海》初版《编辑大纲》即规定： “不烦解释者”，“概所不录”，即凡是《辞海》的目标读者――具有中等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一望而知其含义的词语，显然没有必要收进来解释。收录这样的词目，既浪费了《辞海》的篇幅，又降低了《辞海》的水平”。同理，“过于浅显，《辞海》的读者无需查阅的义项也不应收”。

然而笔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第六版有很大一部分现代汉语词目和现代汉语义项并不符合“《辞海》读者需要查考”这一条件。鉴于《辞海》语文词目浩繁，难以做穷尽性分析，笔者只选取其中五个字母部（A、E、K、N、R）的多字条目按编纂体例要求进行判别。以下这些词语或部分义项似需仔细分析后再确定是否该收录。

《辞海论》认为“第六版为了弥补过去收现代汉语中的普通词语过少的缺陷，增补了五千多个这类词目，其中颇多见词明义者，例如‘纪念’、‘热爱’、‘解决’、‘集体’、‘剪彩’、‘粗制滥造’等等。《辞海》的读者需要检索这样的词目吗？答案是不言而喻”。又认为“凡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需要的义项，当然不必收入，这样做无损于《辞海》的完备性。例如‘思想’条未收《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念头；想法’义项是对的，因为这个义项不是《辞海》的读者需要查的”。可是在论述词目不能只有百科义项，没有语文义项时，《辞海论》举了“力度”一词： “《辞海》仅收两个百科义项： ①指音乐表演时音量的强弱程度。②指音乐进行时各音响成分相互关系中所呈现的紧张度。缺少两个语文义项： ‘力量的强度’和‘功力的深度’。”窃以为，若以设立的标准来衡量，“力量的强度”这一义项似也不是《辞海》的读者需要查检的，但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则又是可收录的（详见下文）。由此也可见这一收录宽严标准在实际操作层面不易把握。

不单“力度”一条无语文义项，《辞海》第六版语文和百科义综合词目释文中无语文义项的情况还见于其他词条。例如“轨道”条只有天文学义项，无语文义项“遵循法度”“用轨条铺成以供车辆行驶的路线。引申为行动应遵循的规则、程序或范围”，前几版则收2个语文义项；“想象”仅收心理学义项；“距离”只有数学义项，“结构”只有哲学和文艺理论义项，“阶段”只有采矿义，而第五版有语文义项；“计划”只有经济学义项，“计量”只有工程总类义项，“狐狸精”仅收宗教义项，“比较”只收哲学义项，“推举”仅收体育义项，等等。

综上可知，笼统的“需要查考”这一收录原则实有待推敲，因倘严格按此标准执行，那么词典中很多字、词、义项对母语为汉语的读者而言均无需查考，他们从小借助一定的语境已完全自然习得，更何况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呢。正如黄建华（2001）在《词典论》中所言，“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大部分语词是凭直觉或受暗示学会的，无需‘释义’”，“可是传统词典对于最简单的词、最基本的词义都得非释不可，这是违反自然的。凭经验知道，越是一看便懂的词，越难释义。词典编者硬要去释，那就只有‘自寻烦恼’了”。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对《辞海》语文词目，尤其是现代汉语词目的收录标准再做细化和斟酌。

1. 纯粹的新词新义似可不收或从严收录，只收那些已经沉淀下来、为社会大众习用而进入标准语的词或义项，以区别于专门的新词词典。试看一例：

斑竹①亦称“湘妃竹”、“湘竹”。一种有斑块的竹子。《群芳谱・竹谱一》： “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②见“桂竹”（1369页）。③谐音。网络上用以称呼“版主”。（《辞海》第六版）

斑竹①亦称“湘妃竹”、“湘竹”。一种有斑块的竹子。《群芳谱・竹谱一》： “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②即“桂竹”。（《辞海》第五版）

《辞海》第六版“斑竹”较前一版新增了一个现代汉语新义“谐音。网络上用以称呼‘版主’”，此义《现汉》第6版和《新华词典》第4版均未收录，可说是《辞海》第六版独创。然当笔者想再进一步了解查阅时却发现《辞海》未收“版主”，而《现汉》第6版则收录“版主”，释为“指对网站的主页或某个栏目进行管理和维护的人”。笔者认为，对新词新义的甄选和收录还是应当审慎，应只收已为社会语用文化心理所认同、已沉淀下来的词语。例如《辞海》第六版“牛”条增补了一个新的语文义项“指气势强、有办法”，该新义从产生至今已渐趋稳定并为大众接受和广泛使用，相关用例不胜枚举，“很牛”“真牛”“牛人”的字样时常见诸各类媒体。再如“走”条，“走”为古今通用的常用字，第五版收立11个义项，第六版新增“通过；经由”和“婉指人死”2个近现代仍在使用的常用义项。“走”字头下还新增了“走红、走火、走廊、走漏、走俏、走投无路、走运”等复词，这些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以“走红”“走俏”为代表的“走”族词反映出“走”在近十多年中新兴的“呈现某种趋势或状态”这一新兴语素义，虽然含此义项的“走”族词远不止这些，但是《辞海》的取舍是合宜的，编修者当一以贯之。然而，将“版主”称为“斑竹”，仅是小部分语言使用者一种一时的、戏谑性的语言行为。“斑竹”引申出这一意义没有充分的理据，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当然也不会进入标准语。《辞海》第六版予以增收是不够妥当的。

2. 现代汉语中固有的纯粹语文义词语要从难易程度上加以考察、甄别后确定是否收录。见词明义、词义只是简单语素义叠加（即字面意思）的不建议收录，以区别于一般的通用语文词典。比如上述“爱巢”“年轻”“爱憎”“热爱”等条，如“爱憎”意为“喜爱和憎恨”，意义即语素义的组合，《现汉》《新华词典》均未收录，《辞海》却收了；“年轻”若收，那“年老”似乎也需收，依此收录篇幅会大幅膨胀。再如，第五版“粗”字头下有经济学词目“粗放经营”“粗放型经济增长”，语文部分却未收“粗放”，第六版增收了此词。虽该词词义也较浅显简明，但将之收录可完善词典宏观结构的系统性和平衡性，还是值得认可的。所以在实践层面对具体的词或义项还需细致、综合考量，最终收录与否当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据。

3. 语文义和百科义综合词的语文义项建议大多予以收录，因这类词的词义丰富，某些词的百科义又是借用基本语文义或从中引申而来的，且一般语文词典、百科词典或专科词典囿于自身属性对各义项皆不会收全，《辞海》全方位的收释自然独树一帜，也正彰显自身综合性词典的优势。如“安定（有语文义、中国古代史义、历史地理义）”“安康（有语文义和中国地理义）”的语文义就宜收录。即使某些语文和百科义综合词的语文义见词明义，比如“力度”的“力量的强度”和“功力的深度”两个语文义，笔者建议仍应予以保留。

4. 值得探讨的是古汉语义和现代汉语义综合词。比如“阿姨”条，第五版并未收录“称呼跟母亲年岁差不多的无亲属关系的妇女”“对保育员或保姆的称呼”这两个现代汉语义项，第六版新立。若论见词明义标准、读者定位考量，此二义似不宜收立。《辞海》第六版收录显然是基于自身综合性词典的属性，更多地从语义发展衍生等角度出发，历史地处理字词所表示的意义，彰显词义的孳乳。笔者以为，这些既有古汉语义项，又有现代汉语义项的词语还应以尽量收全其义项为宜，一则词义层次复杂、涉及古今，全部收释可梳理源流或昭示演变轨迹，使词义丰厚完备；二则现代常用义若一概舍弃，无以区别于一般的古汉语词典。故而，“见词明义”“需要查考”这一标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并不容易判定，不能简单地做一刀切处理。

三、 《辞海》语文词目释义的有效性

汪耀楠、祝注先（1982）在《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一文中论述： “词典的释义方式是受词典的规模、性质和预先确定的目的制约的。大型语文词典在考虑和选择释义方式的时候，必须对所确定的读者对象的知识领域和基本需要乃至特殊需要和本词典的知识结构作综合、平衡的考虑，以便通过恰当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完全的知识信息。……严格说来，语词式的释义只能给人一个表示概念的语言外壳，它的内涵是隐藏着的。只有以定义或说明来解释，才算是进入了义项的本质。”《辞海》语文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大中型语文词典，如何提供精准而又权威的释义是其堪为“典范”的基石。第六版编纂体例的语文部分有关释义方式规定如下： “一般选用以下各种方式，必要时可各种方式综合使用。1） 用词或词组来释义。2） 用描写说明的方式。3） 下定义的方式。”也就是国内一般辞书学著作归结的词语式（或称对释式）、说明式（描述式）、定义式。释义是辞书的灵魂，无论一部辞书在释义时采用何种方式，目的只有一个――解疑释惑。

章宜华（2002）在《语义学与词典释义》中总结词典释义的基本原则时提到“闭环性”（所有用在释文中的语词都必须在该词典中有明确的释义）、“旁证性”（释义只能由被释词以外的词来实现，被释义词不能用在释文中，因为任何类别的词都无法自己为自己释义）和“解释性”（积极型词典应尽量避免单纯的同义对释，因为同义对释一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被释义词，二是极容易造成循环释义）。笔者在查检《辞海》过程中发现有些语文词目的释义虽不完全符合上述释义基本原则，但是也有一定理据，可惜未能一以贯之。试看以下几种情况：

1. 预设已知型释义。例如（以下例证，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辞海》第六版，义项仅出需要的，其余略，下文同）：

病①重病；病加重。亦泛指疾病。②患病。③瑕疵；弊害。④害；损害。⑤困乏；疲惫。⑥患苦；担忧。⑦不满；责备。⑧恨。⑨隐情。

泪①眼泪。引申以指形似眼泪的东西。②流泪。

剪①剪刀；形状像剪刀的器具。②用剪刀铰断。

厨①厨房。②指厨师。

爵②爵位。

男②男性；男人。与“女”相对。

女①女人。与“男”相对。

“病”条分立9个义项，对于“病”的基本语文义“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却毫无涉及，完全建立在预设读者已了解该词内涵的基础上来解释。“泪”“剪”“厨”“爵”“男”“女”条同理，《辞海》未收“眼泪”“剪刀”“厨房”“厨师”“爵位”“男性”“男人”“女人”，当是虑及其不在读者需要查检范围内之故，所以这些义项虚设。

预设已知型释义尤常见于名物词、称谓词，释义方式多取词语对释式，在《辞海》语文词目释义中屡见不鲜，引人寻思： 这当是《辞海》编者鉴于其特殊的读者定位而有意为之。若武断地一味以一般辞书释义原则来强求《辞海》，显然不合其收释初衷。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辞海》独特的“立而不释”的释义方式在其语文词目释义中并未贯彻统一，是为不足。以下列举几组同类词目进行探讨：

A. 钉①钉子。（未收“钉子”）

镊①镊子，拔除毛发或夹取细小东西的用具。

钩①钩取、钩连或悬挂器物的用具。

B. 颈脖子。（未收“脖子”）

脖脖子；颈项。

膀①膀子，胳膊上部靠肩的部分。

肚①人及动物的腹部。

C. 桌①桌子。（未收“桌子”）

椅椅子，有靠背的坐具。

沙发英语sofa的音译。一种内有弹性衬垫的靠背椅。有单人坐的，亦有双人或多人坐的。

D. 被①被子。（未收“被子”）

毯铺垫覆盖用的棉毛织物。

E. 上①位置在高处。

中①中间；当中。

下①位置在低处。

F. 哥②弟妹对兄之称。

哥哥①弟妹对兄的称呼。

弟①称同胞而后生之男子。对“兄”而言。古代亦称妹为“弟”。②泛指亲戚或亲族间辈分相同而年纪较小的男子。（未收“弟弟”）

姐姐姐。（未收“姐姐”）

妹①妹妹。（未收“妹妹”）

儿②儿子。（未收“儿子”）

孙①儿子的儿子。（未收“孙子”）

爷③祖父或称辈分相当于祖父者。（未收“祖父”“爷爷”）

奶奶①祖母。亦称跟祖母辈分相同或年纪相近的妇女。（未收“祖母”）

妈①母亲。

母①母亲。②泛指女性的长辈。如： 伯母；姑母；姨母。

母亲①长篇小说。……②苏联故事片。……

爸对父亲的称呼。通作“爸爸”。（未收“爸爸”）

父①父亲。如： 父子；父母。《诗・小雅・蓼莪》：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②男性长辈的通称。如： 祖父；伯父。

父亲①爸爸。②剧本。……

显然以上这些日常生活中人所共用或常用的词（多为称谓、名物词等）是不烦解释的，按照收立规定理应舍弃，比如“母亲”，因为《辞海》的读者不会对其普通语文义产生任何疑问，无查检性，就可只收录其外国文学和电影两个义项。然而，若依此标准处理，《辞海》就基本变成一部百科词典，词语含义的相对完备性荡然无存，有悖于其综合性词典的属性。因为除却大部分含义晦涩或生僻的古代汉语词目，收录的现代汉语词目或多或少存在不烦解释或见词明义的情况。这就会产生一个基本问题： 读者定位较高的综合性词典对这些现代汉语中使用频度高但含义显豁的普通词语或义项该不该收？如收了又应如何解释？以“钉子”“桌子”“姐姐”等词为例，《现汉》《汉语大词典》等语文词典均将之收录并详解是毫不为奇的。相较之下，《辞海》为保持词语含义的相对完备性和所收词语的系统性而予以收录，可以理解，对这些语文词目的虚释处理也可以理解，但是释义的标准和方法不统一，则是一个缺陷，如不释“钉子”，却释“镊子”“钩（子）”；不释“脖子”，却释“膀子”“肚（子）”；不释“桌子”，却释“沙发”“椅子”；不释“被子”，却释“毯（子）”；不释“弟弟”“姐姐”“妹妹”，却释“哥哥”；“上”“下”“孙”取描写说明式释义，而“中”“儿”取词语式对释，等等。

同类词目一旦选取一种特定的释义模式，就必须保持统一。如“父”“母”这组单字词目，在义项①上，“父”配词语例和书证例，“母”却只释义无配例；义项②的释义用语不统一，一用“泛指……”，一用“……的通称”。在复词条“父亲”“母亲”的基本义项设置上更是出现偏差： “父亲”条收录基本语文义和百科义，而“母亲”条只收两个百科义，无基本语文义“妈妈”。笔者以为，对于常用词的收释模式，“父亲”条的义项设置（基本语文义和百科义）和释义方式（虚释）是适合《辞海》自身属性的、较折中妥帖的处理方式，同类词目当可借鉴。

2. 循环互训或递训。互训是指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互相训释，递训是指三个以上的词辗转相训，即多词互训。循环互训或递训较易发生在一组近义词之间。避免互训是词典释义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编修者应当尽力规避。但《辞海》第六版对语文词目的释义在这方面尚有欠缺，例如：

吩咐叮嘱；嘱咐。

叮嘱反复地嘱咐。

嘱咐亦作“嘱付”。叮嘱；吩咐。

同类情况还见于“搁、放、置”“风光、风景”“捕、捉、拿”“棍、棒”“擦、拭、抹、揩”“供奉、供养”“侧耳、倾听”“刺、扎”“安顿、安置”“崇高、高尚”等词的释义。

中外学者对同义对释都有论述，如赵振铎（2001）认为： “语言里面绝对同义的词非常之少，单纯地使用语词式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意义表达清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语词式的时候总要加上一些补充说明的词语，或者规定它们的范围，或者说明它们的用法。撰写释文，重要的是对表述作认真推敲。”布龙菲尔德（1997）指出，语言中“没有真正的同义词”，要求“给意义规定明确的定义”“这就是词典的主要用途”。李尔钢（2006）更进一步认为： “具有现代特点的辞典释义与一般成熟辞典释义的区别，在于现代辞典进一步要求辞典的释义不仅仅使读者浮浅地经验性地感知词汇的大致意义，而且通过揭示词汇的内涵，使读者理性地深入地认识词汇的意义各要素及其组成；不仅仅区别词汇逻辑意义的核心概念，而且要求区别词汇的非逻辑意义，以及词汇的用法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再仅仅只使用对于读者已有经验性词汇知识有严重依赖性并有可能掩盖词与词非逻辑意义差别的同义词对释互训。”可见，词典释义应当遵循最小释义法，即对最为浅近或最为基本的词采取或描写或说明或下定义的释义方式，选取一个最基本的词对其所指进行阐释，其余词语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对释就不会产生问题。这一标准须贯彻词典编纂始终。

3. 无旁证型释义。这是在释义中用到被释义词，致使释义有效性为零。此为辞书释义大忌，编纂者当竭力杜绝。《辞海》语文条目中偶见此类情况，例如：

结①用线绳等物打结或编织。亦指结成之物。

铲②用铲铲物。

以上两条似可改为： “在绳、线等上打疙瘩。亦指用这种方式制成的物品”和“用铲（“铲”的名词义义项①“一种铁制的用具”中已说明）为工具移动他物（常为散状物）”。

4. 无解释型释义。这是以双音节同义复词释单音节词，多出现于形容词、动词、副词等词的释义中。例如：

粗（二）①粗大。（未收“粗大”）

分①分开；分出。（未收“分开”“分出”）

进②进入。与“出”相对。（未收“进入”）

尽（jǐn）①尽量。（未收“尽量”）

以上诸条均取词语对释的释义方式，释而未释（如读者本就不懂“粗”的含义，便无法理解“粗大”）。显然改以描写或说明式释义较好，如“粗： 条形物的横剖面较大”“分： 使人或物不聚在一起”“进： 从外面到里面”“尽： 尽量，力求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限度”。

5. 以难释易。以今释古、以易释难、以通用释冷僻一直是训诂学，现在又是词典学中解释词语意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辞书的职责就是为读者解疑释惑，释义语言力求浅显易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辞海》部分语文词目的释义用语似乎比被释词古僻、难解。例如：

笨②愚蠢。

猜②揣摩测度；猜测。

菜②肴馔的总称。

把戏②诡计；花招。

匆急遽。

抖④谓人发迹而阔绰。

凫②泅。

便（pián） ②口才辩给。（《辞海》“辩给”条释义： 口才敏捷。）

敖敖①长大貌。（有歧义）②众口谗毁貌。（《辞海》未收“谗毁”，《汉语大词典》释为“进谗毁谤”。）

《辞海》语文词目释义保留了一定的古代训诂色彩，如形容词释义标记“……貌”、名物词释义标记“……名”等，这种简洁的释义用语对读者理解无碍，也有利于节制篇幅，但是释义的核心部分若一味因袭前人，止于释名而非释物，释义有效性会降低，难以满足现代读者的查询需要。

四、 结语

现代辞书编纂，尤其是大型综合性词典编修，应充分享用当今语言学、词典学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百科条目如是，语文条目亦如是。应飨读者以全面的、科学的、完备的定义和有效释义，使之能走进词目的内涵，不能以定位和篇幅等限制为由损害辞书的系统性、平衡性、完备性和基本释义原则。在网络对辞书编纂事业冲击巨大的当下，作为辞书工作者，我们的艰巨任务是充分保证词典的科学性、权威性、典范性，使其区别于网络上那些未经检验的对词语或事物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2. 黄建华.词典论.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 李尔钢.词义与辞典释义.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 汪耀楠，祝注先.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辞书研究，1982（3）.

5. 徐庆凯，秦振庭.辞海论.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