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协议十篇

隐名股东协议篇1

名义出资人（以下简称乙方）：×××，身份证号：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以乙方名义投资设立××× 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便双方遵照执行：

一、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系出资人向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地址：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元，公司资料中记载的股东为：

2. 目标公司以乙方名义出资 元，占×××公司 %的股权，但实际出资人为甲方。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实际已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万元。

3. 新设目标公司由乙方×××自愿接受甲方××× 委托，以显名出资人即名义股东之身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中。乙方×××名义上在××公司出资比例为 ％，并自愿接受甲方委托担任××公司名义上法定代表人。

二、股东形式和出资来源

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作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拥有对××公司的投资权利和实际股东权利，为××公司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对外经营行为产生的投资风险，以对××公司的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并承担作为股东应尽的全部义务，同时绝对自主地享有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

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以个人名义成为××公司名义上××％比例的出资人和股东，为××公司的显名出资人和挂名股东。乙方不对××公司的经营投资风险承担责任，同时也对××公司的利润分配不享有任何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

3、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持有的××公司××％的股份的出资资金均来源于甲方。乙方没有对××公司实际投入任何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反映的等价资本金。

三、公司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决策

1、甲方作为××公司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按照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东权利的规定，对公司的全部经营事务，享有管理、控制和最终决策的权利。甲方具体负责××公司的各项经营事务，并实际行使股东各项权利，掌管公司的各种印鉴。

2 、乙方作为××公司的显名出资人和挂名股东，不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也对××公司的经营无最终决策权利。乙方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应当披露其与甲方之间的关系，使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甲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权利

（1）甲方享有××公司中乙方名义下的各项实际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利和利润分配权利。

（2）甲方有权随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随时调整××公司中乙方名义下的股权比例，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的增减持、公司的增资扩股、合并重组、分立、解散、清算等事宜。（3） 甲方有权自己或派专人掌管××公司的公章、财务印鉴、财务账册等。

（4）在认为乙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有权随时依法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并有权要求乙方将所持的显名股东权无条件的过户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

（5）甲方有权通过乙方显名股东身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

义务

（1）甲方有义务完成对××公司的出资，确保资本金到位。

（2）甲方对××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独立承担责任。

（3）甲方应当保证××公司各项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以实际控制人身份对××公司对外的各项经营事务承担最终法律责任。

（4）甲方要求乙方配合作出股东会决议或者行使股东权利时，应当予以提前通知。

（5）因甲方行使股东权利时，造成乙方发生必要费用的，由甲方承担。

（6）甲方实际负责××公司对外与各法律主体，包括法人及自然人的交往，同时实际负责对××公司的内部人员的聘用和解聘事宜。

（二）、乙方权利义务

权利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合法经营，不得因甲方非法经营导致乙方承担责任，有权拒绝甲方要求签署违法文件。

（2）乙方在按照甲方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甲方承担。需要乙方协助办理事务时，有获得报酬有权利。

（3）乙方不承担××公司的投资风险，也不承担××公司的法律风险。如对外因甲方行为导致××公司的显名股东即乙方需要承担责任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实际发生损失，可以向甲方追偿。

（4）乙方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如因甲方行为导致××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乙方须对外承担责任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实际发生损失，可以向甲方追偿。

义务

（1）乙方完全认可甲方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身份，完全认可甲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乙方对公司、其他股东明确甲方的实际股东地位和身份。

（2）乙方不享受和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乙方也不在××公司领取工资、奖金，只领取挂名报酬，与××公司不发生劳动合同关系。如乙方另外与甲方的其他经营实体发生劳动合同关系，进行相应工资、奖金结算。

（3）乙方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决策事务，不参与××公司管理。

（4）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在必要时配合在相关股东会决议签字，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配合以名义股东身份的对外活动，同时乙方应当对上述事务予以严格保密。

（5）乙方不得对外宣称自己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以此身份对外签订任何合同。乙方不得利用××公司显名股东身份对外牟取私利，不得利用该显名股东身份从事对××公司存在任何竞争性或者损害性的行为。

（6）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名义所持股权及收益擅自进行转让、质押或者对该股权施加其他财产负担。

（7）因乙方自身债务或者其他行为，导致乙方在××公司持有的名义股份以及收益被查封、冻结、拍卖、变卖或者转让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讨全部损失。（8）乙方应当积极维护××公司的商誉以及甲方声誉，不得作出任何对外可能诋毁和损害××公司商誉以及甲方声誉的行为。

（9）服从甲方实际出资人的安排，对其名下股权进行调整，包括退出、增持、减持以及转让、质押等。

（10）乙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由甲方授权或者同意情形下，不得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任何文件，不得对外以××公司名义作出任何行使的承诺或者担保。如因乙方上述行为导致××公司损失的，甲方以及××公司均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

五、协议终止以及违约责任

1、本协议因下述原因终止：

（1） ××公司解散、破产、清算、注销、吊销的终止情形；

（2） 甲、乙任何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3） 协议任何一方要求终止或者解除协议的；

（4） 其他协议终止的法定情形发生的。

2 、协议终止后，需要将乙方显名股东持有的股份，应当重新由甲方隐名股东持有或者指定他人持有。如发生协议终止第（1）种情形的，股权不再做更替，如非因乙方原因造成，则由甲方实际承担××公司终止后的一切责任；如发生协议终止第（2）种情形的，由相关继承人继续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将股权重新交由甲方或者甲方的继承人享有。

3 、如本协议由任何一方提出解除或者终止的，本协议应当解除或终止。如因一方重大违约造成对方损害的，损害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重大违约情形包括：

（1）因甲方的违法行为导致乙方需要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其他经济责任的；

（2）乙方违反本协议中涉及的乙方义务条款，因乙方自身原因、乙方未经甲方授权或者同意擅自行为、不按照甲方要求签署文件、不服从甲方安排、违反保密义务等，导致甲方无法行使股权权利的，或造成××公司的损害或者甲方损失的。

六、保密约定

除非本协议约定需要披露的情形下，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向第三方披露。

七、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双方协商后由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才正式生效，并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

八、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署之日，立即生效。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月日 年月日

隐名股东协议篇2

【关键词】隐名投资显名股东投资协议纠纷处理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投资人身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或者依法继受股权的人。但是在公司实践中，以隐名方式投资并实际控制公司的现象比比皆是，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以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法律纠纷也是常有的事。针对客观上存在的隐名投资这一事实，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隐名投资人的权益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因隐名投资发生纠纷如何通过法律进行化解，是当前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话题。

一、隐名投资的概念和特征

隐名投资，是指隐名投资人以他人的显名身份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由隐名投资人在幕后操控显名的他人来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由隐名投资人承担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投资形式。显名股东或显名投资人，是指由隐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自己以股东名义帮助隐名投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的人。

隐名投资的特征：（一）投资资金来源于隐名投资人。相对于隐名投资人投资的资金来说，显名股东并未出资。日常经济活动中，显名股东往往与隐名投资人共同向公司出资，或者显名股东在帮助隐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之前自己已经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二）公司股东名册上只记载显名股东，隐名投资人一般不为公司其他股东和第三人所知。（三）显名股东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隐名投资人不直接行使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在幕后间接操控显名股东行使股权的行为。（四）由隐名投资人承担投资盈亏风险。隐名投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一点让隐名投资与民间借贷投资相区别。

产生隐名投资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隐名投资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例如：国家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和炒股，也就是说禁止公务员开办企业或者向公司投资成为股东。有的公务员为了达到经商的目的，又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就只好委托他人并以他人的名义开办企业，以规避上级的禁令。（二）隐名投资人不便公开自己的财产。例如：有的投资人为了隐匿财产或者逃避债务，而委托他人并以他人的名义投资股权或者开办公司。（三）隐名投资人受产业准入政策的限制。例如：我国有的行业规定了严格的准入限制条件，有的限制境外人员投资，有的行业要求具有特定的资质条件等等。这样，受产业准入政策限制的实际投资人就是隐名投资人，被委托以自己名义投资的人就是显名股东。

二、隐名投资的法理依据

隐名投资这种投资形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客观地存在，那么我国现行法律对隐名投资行为是否有明确规定？关于这一问题，法理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实质说；二是形式说。

（一）实质说

实质说认为，应当将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无论名义上的股东是谁。其理论依据是，在显名股东与隐名投资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隐名投资人借用显名股东的名义，法律应当尊重这个契约，因为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同时，确认隐名股东为真正的股东有利于做到名符其实。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对此有类似的规定。

《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该条规定的是第三人知晓有本人的间接，如果该条款适用于公司隐名投资关系的话，那么该条款可以理解为：“显名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在隐名投资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投资股权或者成立公司的协议，第三人在订立协议时知道显名股东与隐名投资人之间关系的，该协议直接约束隐名投资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协议只约束显名股东和第三人的除外。”

《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显名股东因第三人的原因对隐名投资人不履行义务（如不给其分红或者侵害其股东权利的其他行为），显名股东应当向隐名投资人披露第三人，隐名投资人因此可以行使显名股东对第三人的权利（如隐名投资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交涉主张权利，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第三人维护自身权益等），但第三人与显名股东订立协议时如果知道该隐名投资人就不会订立协议的除外。第三人选定隐名投资人作为相对人的，隐名投资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显名股东的抗辩以及显名股东对第三人的抗辩。”

如果《合同法》第402、403条适用于隐名投资关系的话，那么就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隐名投资人、显名股东、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形式说

形式说认为，法律上应当将名义上的股东视为股东。其理论依据是：其一，公司行为是团体行为，如果否认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的行为（如股东会议决议）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其二，如果确认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将会极大地增加公司的负担，使公司卷入这种繁杂的纠纷之中。

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都要求股东必须如实进行工商登记，这是一项强制性法律规定，必须遵守，如有违反，当然无效，从而肯定了形式说的观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相比较而言，形式说更为可取。商法与民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民法注重意思自治，而商法注重意思表示。民法注重个人权利，商法注重团体权利。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而且是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

三、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

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包括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效力和隐名投资人以显名股东的名义对外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

（一）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效力

隐名投资协议，是指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达成的，关于双方之间投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一般情况下，隐名投资人都会与显名股东之间签订书面协议，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那么，隐名投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民事活动注重意思自治，商事活动注重意思表示。而隐名投资关系往往既具有民事活动的性质，也具有商事活动的性质。也就是说隐名投资关系，既要考虑意思自治，也要考虑意思表示。那么，在隐名投资关系中，哪些是民事关系？哪些又是商事关系呢？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了一般的规定。如果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达成的投资协议，符合民事法律关于效力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关于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就应当有效，否则就无效或者效力待定。

（二）对外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

对外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如何，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效力对对外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有何影响，当隐名投资协议无效时对于对外投资协议是否有效。学界主要持以下种观点：一是不论隐名投资协议是否有效，对外投资行为一律无效。二是隐名投资协议无效，对外投资行为无效；隐名投资协议有效，对外投资行为符合商法出资要件的有效，不符合出资要件的无效。三是不论隐名投资协议是否有效，符合商法出资要件的对外投资行为一律有效。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认为，对外投资行为属于商事行为，适用意思表示原则，即使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协议无效，也不影响对外投资行为的效力。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也就是说，只要显名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做出了符合商法规定的出资要件的意思表示行为，该投资行为就具有法律效力，而不以隐名投资协议是否有效为前提。《公司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避免确认股权转让无效，更好地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四、常见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

隐名投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发生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以及两者与第三人的纠纷是在所难免的，这些纠纷发生后又如何处理呢？

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类型主要有：

1．显名股东拒绝听从或者违背隐名投资人的指挥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损害隐名投资人的利益；

2．显名股东侵占隐名投资人的利益，如不向隐名投资人披露公司经营情况，以及不向隐名投资人转让分取的红利等；

3．在公司业绩良好的时候，显名股东不承认隐名投资关系，将公司股权据为己有，只愿意退还隐名投资人的出资款；

4．在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隐名投资人不承认隐名投资关系，要求显名股东返还所谓的“借款”，即隐名投资款；

5．隐名投资人违反与显名股东达成的协议，损害显名股东权益。

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的类型主要有：

1．隐名投资人拒绝向公司或者第三人履行因隐名投资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如出资义务），显名股东是否应当向权利人披露隐名投资人，该义务最终应当由谁来承担，是隐名投资人？还是显名股东？或是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共同承担？

2．因公司或者第三人拒绝向显名股东履行义务，造成隐名投资权益实现受阻，显名股东是否应当向隐名投资人披露义务人，隐名投资人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或者第三人主张权益？

3．隐名投资人认为显名股东违反双方达成的投资协议，是否可以要求变更显名股东的股东身份？

4．因显名股东的原因造成隐名投资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的，是否应当将该无限责任转让给隐名投资人来承担？

笔者认为：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进行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规定不明确的，运用民事法律原则进行处理。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因行使股权行为与第三人发生的法律纠纷，适用商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至于显名股东与隐名投资人之间的纠纷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按照双方所达成的隐名投资协议和民事法律以及法理来解决。隐名投资协议只对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双方产生效力，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即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

结束语：隐名投资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以至于发生隐名投资矛盾纠纷时无法可依，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保护相关投资方的利益。建议尽快完善我国隐名投资法律制度，规范社会经济秩序，使隐名投资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隐名股东协议篇3

内容提要: 显名股东虽然具备了股东法定形式要件，但由于缺乏出资之实质要件，在投资中存在为实际出资人承担投资不实责任等法律风险；为防止这些法律风险的出现，投资中要注意减少显名股东现象的出现，及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取得出资的各种证据；在出现显名股东现象的情况下，要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显名股东法律地位的认定要将股东出资与股东对公司承担义务和责任联系起来综合认定。

一、显名股东的概念界定和法律特征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是按照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法人或自然人。[1]出资是成为股东的实质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成为股东还必须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经工商登记等，即还要具备形式要件。

综上分析，所谓显名股东，是指在各种形式的公司设立过程中或者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那些虽然具备了股东法定形式要件，但其名下之出资为他人所有，从而缺乏出资之实质要件的股东。显名股东又称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与显名股东相对应的是隐名股东的概念，所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一旦产生矛盾，极容易提讼请求进行股东资格确认。我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问题未作规定，《公司法》规定的实际控制人与隐名股东有相似之处，但不尽相同。因此，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显名股东具有如下的法律特征：

1．显名股东在形式上具备了作为公司股东的所有条件，不仅在公司章程中、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而且在股东名册中均反映为股东。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作为股东不仅要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而且要报请工商登记部门批准；不仅要在股东名册中载明，而且还要有出资证明书或股票作为证明。[2]

2．在一般情况下，显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实际出资人负责，有时显名股东甚至连自己是否是股东均不晓得，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显名股东的行为是被动的。

3．显名股东名下的资金属实际出资人所有，显名股东缺乏出资之实质要件。出资作为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依法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显名股东恰恰是属于那种没有实际出资，却有股东名分的自然人或法人。

二、显名股东现象的表现形式

（一）借名出资

实际出资人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以自己名义设立公司，借用他人名义投资成立公司，被借用名义者即为显名股东。这种情形根据实际出资人借名的不同原因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实际出资人由于有关法规、政策限制其投资，为规避法律法规，借用他人名义开设公司。规避法律分为善意规避和恶意规避。善意规避如股东人数超过50人，但又想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于是将隐名股东的出资记载于显名股东的名下，从而符合法律的规定。恶意规避如为规避竞业限制而隐名出资、为规避对国家公务员投资的限制而隐名出资等。二是出资人意欲成立一人公司，但是由于2006年1月1日我国新《公司法》施行前法律不承认这种形式，于是借用他人名义开设公司。[3]

（二）约定显名

实践中，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的协议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委托关系，即隐名股东以口头或书面协议委托显名股东，以显名股东的名义向公司出资。二是信托关系，即以股权信托的形式，由显名投资人托管隐名投资人在公司里的股权，且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以显名投资人为公司股东。三是借贷关系。实践中，如果隐名股东不能被认定为实际股东而享有股东权利，法院有时会倾向于判定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有实际的借贷关系。

三、显名股东的法律风险

（一）显名股东不能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显名股东现象中，公司的经营管理通常由实际出资人运作和操纵，显名股东在公司内部既不出资，也不参与经营管理，因此更不会参与实际分红。

（二）显名股东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时可能被追加为执行人。显名股东就其存在的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种表现形式，究其原委终归是因为实际出资人为规避某种法律规定而引起的。[4]一旦公司需要对外承担债务时，实际出资人则会以其不是股东为由逃避债务，尤其在实际出资人出资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况下，最终将由显名股东来承担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根据第80条规定的精神，该条的适用前提是其开办单位对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即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实际上针对的是公司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时出资不实的行为，而该行为当然是原股东的行为。显名股东不论是在设立公司时还是转让股权时成为股东的，均是原股东。因此，根据以上司法解释，显名股东承担着被追加为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风险，这也被许多司法判例所佐证。

（三）在处理约定显名和转让不登记的显名股东现象中，由于涉及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登记行为的性质和效力问题，而对于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目前争议颇大，为此在处理中也会发生较多的法律问题。其一，根据对公司法有关精神的理解，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条件除主体不合格和协议内容违法外，是否包括没有依法办理有关转让手续？换言之，工商变更登记是否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根据《合同法》及其解释的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批准、登记生效的，才依此认定合同的效力。[5]否则，就适用当事人合意成立，即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当事人双方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情形，合同即为成立。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的要件应当是当事人的合意，与合同是否经过工商登记没有直接关系。那么，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是何性质的一种法律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是类似不动产登记中作为物权交付的标志，具有公示效力。有的学者认为，股权不同于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的登记理论在股权转让中不适用。也就是说在股权转让行为中，买受人取得股权是股东会会议通过即取得而不是登记取得股权，作为受让人在不办理变更登记之前都是隐名股东，也就是虽然履行出资义务，但在股东形式要件上是欠缺的。其二，约定不作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其约定均为有效。如果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以放弃取得形式上的股权而获得其他利益，只要意思表示真实，没有必要作无效处理；有的学者认为股权转让行为须经工商变更登记虽然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但却是《公司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如果约定不进行变更登记则应属违法行为，因此该协议应按照无效处理，或者不予办理变更登记的条款无效。

笔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应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效力并不受工商登记是否变更的影响。《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所谓的工商登记乃是公示行为，对外起对抗效力。这种登记是证权性的，而不是设权性的，只具有证明权利的效果，未经登记不会导致整个商事行为失效，只是该事项本身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果。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体现着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若公司怠于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合同自身的效力和股权交付的效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只不过股权转让双方不能凭转让合同或者公司股东名册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显名股东法律地位的确定

《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和具体标准未作规定，公司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的股东身份登记行为是设权性的行为还是证权性的行为性质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处理中意见也不统一。关于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利益归属和责任承担问题，理论上存在两种观念，即形式要件说和实质要件说。

（一）形式要件说，以股东是否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显名股东认定为股东。持此种观点者认为公司仅与显名股东就通知、股利、表决等问题进行协商，这样既符合“民法重意思、商法重表示”的原则，也排除了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二）实质要件说，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视为股东。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存在协议，协议中约定隐名股东借用显名股东的名义，法律应当尊重这种协议。

我国《公司法》对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采用形式要件说，形式要件不是依章程登记，而是依股东名册记载。[6]笔者认为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就法律地位问题发生争议的，如果单纯以股东出资为要件，必然会将显名股东排斥于股东之外。显名股东因此将处于法律风险之中，如在公司亏损时，隐名股东否认自己的股东资格而将法律责任转嫁与显名股东承担。因此，显名股东法律地位的认定是否以股东出资为要件还要将其与股东对公司承担义务和责任联系起来综合认定。

五、如何防止显名股东现象的发生

（一）对于实际出资人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以自己名义设立公司，借用他人名义投资成立公司的行为，或者约定显名和转让不登记的显名股东现象应坚决制止。因为这种行为，不管是出于情面，或者有时会象征性地收些借名费用，相对于显名股东今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说，显然是不对称，且得不偿失的。律师及企业法律顾问应将以上显名股东现象产生的法律风险予以充分阐述并告知投资者，明确不支持此种做法。

（二）对于怠于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现象，应及时了解股权转让过程中每一阶段，及时督促主管部门按《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手续办理。我国《公司法》第74条规定：“依照本法第72条、第73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另外，因为公司的股权状况属于工商登记的重要内容，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还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国务院颁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由此可见，股权转让需要进行三个变更手续：股东名册的变更、公司章程的变更和工商登记的变更。此外，如果是国有资产，还应及时按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国有资产转让手续。[7]

（三）对于设立公司时将根据双方约定要成为显名股东，已经不可能阻止或者已经形成显名股东的情况，律师及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核实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是否真实，对于出资不实的应该督促及时补足到位，足额出资，并注意收集相关证据。这些做法可在今后发生纠纷时，避免因实际出资人出资不实而导致由显名股东最终承担责任的后果。

六、处理因显名股东而产生的法律纠纷的思路

（一）当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时，如对公司分配的利润应由谁享有，应由谁行使股东权利等，应当依据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一般而言，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就隐名出资问题都会存在一定的协议，该协议与普通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如债权债务契约、信托契约等。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双方的约定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应为有效协议，就应按照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双方之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则应按照举证规则分配举证责任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当显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时，如果隐名股东仅仅出资，但根本不尽股东义务也不享有股东权利，而是显名股东实际行使和操纵隐名股东的出资所带来的股东权益，公司及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存在的事实也不知情，应认定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不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在此情形，在处理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借贷等一般民事关系处理。

（三）当公司与外部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时，第三人与公司之间的一切交易，都以第三人对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信赖为基础，公司的工商登记在这一方面发挥着公示公信的作用。任何内部的有关协议都不能对抗登记的法律效力，这决定着显名股东在公司外部永远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当公司与第三人发生争议时，其不能以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约定对抗善意第三人，应认定显名股东即登记股东具有股东资格。隐名股东不享有股东的权益，同时也不对外承担经营风险。如隐名股东作为出资的实物因验资不实而导致出资不足，公司债权人只能追究显名股东的法律责任。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条第2款、第4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5条、第29条、第30条、第32条、第33条。

[3]新《公司法》首次规定一名自然人和一名法人股东可以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大大降低了有限公司的注册门槛。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4]对于怠于协助办理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而形成的显名股东现象不存在规避法律的行为，而是客观上被动形成的。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

隐名股东协议篇4

然而，在有限公司中选择隐名出资的投资形式通常不是为了单纯被动地得到股权收益，而是意在规避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投资主体、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限制，以间接持股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为此，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合同安排来克服间接行使股东权的障碍。但是这些合同安排可能与公司法制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冲突而难以达至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一、委托模式的悖论

如果隐名出资人希望通过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间接行使股东权，通常会签订协议来约定彼此间的义务从而克服委托人权利受限的障碍，在委托人和人之间建立持续的并且可以不断更新的“指示——执行”关系，在整个关系存续期间无条件地、充分地实现被人的意志。虽然隐名出资人被人的身份并不记载于公司登记簿中，但是制度并不禁止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所以人被登记为显名股东似乎也并不违背制度的固有属性，应当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间接控股的隐名出资安排。然而如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通过委托制度建立隐名出资关系仍然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首先，如果认定隐名出资法律关系的基础为关系，显名股东为人，隐名出资人为被人即实质股东，那么隐名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具有公司股东的地位；然而根据商法外观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显名股东因被记载于商事登记簿而获得公司法上的股东地位，未经登记注册的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当事人创设机制是预期的法律后果遭到商事登记公示原则的阻碍而无法实现。所以，通过制度赋予隐名出资人以股东权因存在制度冲突而无法得到实现。正是基于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彻底摒弃了确认隐名出资人可直接替代显名股东取得股东地位的可能性，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

其次，关系中，被人对于人的授权应当是明晰的和确定的。就股东权的行使而言，需要在每一具体的表决事项或处分事项都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有具体的授权。[4]而鉴于公司运作管理的复杂性，创设隐名出资的机制不可能事先就所有的股东权行使事项一一设定。所以，制度固有的机理也限制了作为隐名出资基础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再次，根据制度，行为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被人承担。如果人的行为违背了被人的意愿，或者有损被人的利益，按照制度的原理被人可以随时撤销对人的授权。权的撤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人的显名股东的身份是否存续？股东身份转让给隐名出资人还是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如果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应以登记错误为前提；而隐名出资实际上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如果隐名出资人继受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那么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优先受让权等）是否适用于此种情况？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二、合伙设计的局限性

与制度相比，合伙[5]机制给与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安排彼此间权利义务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使得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有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以安排彼此间的权利义务。

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合伙隐名出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隐名出资人以可以转化为公司资本的财产出资，显名股东将此财产通过公司法上的出资行为将其转化为出资份额并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股权收益由双方共享。显名股东在公司中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合伙组织中的身份是执行合伙人。合伙组织内部形成具体的处理合伙事务的决议后，由显名股东按合伙决议的约定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这样，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合伙的内部决策机制得以间接实现。所以，在以合伙机制作为隐名出资基础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依据的就是合伙协议。双方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共担风险，共享受益，共同经营（无论是显名直接经营形式还是隐名间接经营形式）。同时，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除了合伙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概括性的约定以外，合伙人之间还可以就具体的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就股权的行使方式达成决议，作为约束同为合伙人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依据。

然而，合伙协议的内部约束机制则同样会受到公司法理的制约而难以完全奏效。首先，合伙协议具有相对性，不能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之中，一旦作为执行合伙人的显名股东违反合伙协议或决议的约定时，隐名出资人只能向其追究违反协议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直接否认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的效力。其次，如果隐名出资人选择终止合伙关系，也并非仅仅通过清算就能解决双方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当合伙清算与公司法制衔接的时候，如同前述以作为隐名出资的基础模式一样，股东地位的归属并非基于合伙人的约定即可改变，仍受登记公示效力的制约；如果采用股权转让方式，还是会受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规则的制约而有可能使当事人预期目的不达。

三、主动的信托设计

如果隐名出资协议采由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仅以隐名出资人作为股权受益人的内部关系模式，那么隐名出资的内部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合同相对性的信托设计。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是委托人或信托设立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应当是货币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让渡给受托人，通过受托人以此财产对公司出资将其转化为公司资本，受托人成为名义上的股东对该份出资享有股东权而成为显名股东，隐名出资人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人（通常就是隐名出资人本人）[6]作为信托的受益人，信托财产为相应的出资份额。

在隐名出资信托法律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是被记载于公司登记簿的公示的公司股东，直接根据其所持有的出资份额行使股东权。公司法的宗旨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就显名股东而言，应当在行使股东权的过程中追求受益人（隐名出资人）利益的最大化，忠实地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将自身置于与受益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7]不得利用其受托地位为其谋取秘密利益。例如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运用其地位使自己获得有报酬的职位，或者利用其掌握的信托信息获利等，除非有合理的抗辩，都会被认为是违反受托人的忠诚义务的。

根据信托法的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相区别；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受托人因法定事由终止时，如受托人死亡或者受托人被依法解散、撤销、宣告破产，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信托财产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销；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相互之间不得抵销。信托财产的地位独立于信托各方当事人，财产本身体现出一定人格，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的自有财产相分离而单独管理，并且不受此三方之债权人的追及。衍生于信托财产独立性原理的信托财产的“同一性”[8]理论轻松地克服了隐名出资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形式的出资转化为公司出资份额后信托关系的延续性问题，将因管理、处分所发生的财产形式的变异及收益也纳入到信托财产范围之内。就隐名出资法律关系而言，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独立于隐名出资人（信托委托人和信托受益人）、显名股东（受托人）的任何责任财产。隐名出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除了确保股权与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分离，避免股权受到债权人追及外，而且在显名股东破产的情形下亦不得用以清偿其对债权人的债务，以保障隐名出资人的权益。

在通常的信托设计中，信托设立人让渡的财产直接成为信托财产而无需转换；而在隐名出资信托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交付给受托人的财产通过受托人的出资行为转化为股份后，信托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信托财产为公司出资份额，具有隔离于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独立性。所以，在以信托模式设计的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一般会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和组织性。有些英美法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信托被定性为组织法，会更易于理解信托的上述属性。[9]在大陆法的语境下，基于信托受益人可直接对信托财产主张请求权的追及效力，这种扩张性和组织性一般也会被理解为信托的对世性。

四、拟制信托的引入

如前所述，采合伙设计的隐名出资协议中，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公信原则会成为阻碍隐名出资人享受股东地位的外部屏障；而模式更是由于无法解决其固有原理与公司股权性质上的悖论而不具备成为隐名出资关系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对于属性不明，权利义务不明晰的隐名出资协议，更是难以实现隐名出资内部基础关系与公司法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融通。所以，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平衡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是分析和确定隐名出资基础关系的关键之所在。而拟制信托的引入，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进路。

“就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契约关系而言，信托法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规定”。[10]鉴于隐名出资形态的复杂性，有时引入拟制信托的理论更能有效地界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11]拟制信托又称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是拟制法律上所有权人与依法院见解真正应享有权利者间成立信托。拟制信托是英美衡平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以判决形式设立的一种信托，与委托人意思无关，这种信托根本上是基于衡平法的公平、良知的要求对当事人采取的一种救济方式。[12]拟制信托的外延很模糊，从而赋予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院运用拟制信托手段对特定案件进行裁判时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13]传统的信托以明示信托为典型代表，以存在信托关系为前提条件，这也是推定信托要求有具体确定的财产作为条件的一个相关因素。但是推定信托与明示信托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不考虑设立人的意思，而是依赖于当时法律关系设立时的情形。因此只要存在信赖关系，就可以创立拟制信托。

拟制信托，实际上都是法院基于公平理念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和救济，同时也不乏经济上的合理性。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法院在受益人的指示不完善的情况主动适用信赖义务作为默认规则，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4]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托制度不仅仅是作用于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可以被视为指引法官解决纠纷的裁判规范。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信托关系通常都是采取契约的形式，缔结信托契约的当事人自应受合同法锁效力的约束；但就信托的性质而言，具有一定物权化倾向，并不完全受到合同相对性的拘束。所以信托契约本身就蕴含信托和合同的双重效力，只是信托原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合同的法锁效力包容其中了。如前所述，信托模式是解决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有效作用于公司法制中的最佳模式，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非信托性质的契约安排欠缺能与公司法制有效接轨的法律形式；那么，如果认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性，再另行创设一个信托框架与其相联接，便能够在内外部法律关系不相冲突的情况下较大程度地实现[15]当事人创设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时的预期。

转贴于

根据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关于隐名出资事项的相关意思表示，以法律解释的方法探求当事人双方在以下方面是否达成合意：是否对不同类别的股东权作出具体划分；是否就具体的股东权的内容的行使方式和程序作出约定；是否约定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分享承担比例等等。如果就以上事项可以推断出当事人之间合意，就可以将双方的意思表示改造为合伙协议。如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与合伙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如对隐名出资人的收益数额作出保底性的约定，可以推定双方之间为借贷而非隐名出资关系。

在非信托安排的隐名出资关系中，更多的是隐名出资人希望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控制显名股东股东权的行使，间接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显名股东只是一个隐名出资人行使股东权的工具，前面已经论述过，原理存在悖论；而且用合伙理论来解释双方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牵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的有效性，即显名股东应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遵循隐名出资人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并在违约的情况下向隐名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当事人约定的契约责任并不总是具有有效性，隐名出资人基于内部基础关系对显名股东享有的请求权会受到公司法制的修正，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是合伙关系还是非合伙、非信托性质的合同关系的推定，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厘清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的权利义务安排。在这些关系确定之后，还需要在上述法律关系基础上再行创设一个信托关系以完成其向公司法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认内部约定部分有效性的同时，再行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创设一个拟制信托关系。鉴于信托原理与合同原理的冲突，可以将此信托限定在隐名出资内部关系中任一方的请求权指向公司组织结构中方产生效力。在两个法律关系叠加的情况下，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仅以其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确定彼此间权利义务；当隐名出资人藉此约定向显名股东主张基于合同约定的请求权时，如果涉及到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行使，则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只能分别以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益人）及受托人的身份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换言之，无论基础关系是以信托设计还是其他权利义务分配模式的隐名出资形态，最终公司法制中能获得正当性的只能是显名股东作为信托受托人的信托模式。当然，在和公司法制接轨以后，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安排，才有了以外部化的形式实现的可能。

结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坚持公司法外观主义及公示公信原则的前提下，[16]从合同效力、物权效力的角度提出了隐名出资协议纠纷解决的一般性裁判规则，[17]为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贯彻商法理念、强化商法规律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隐名出资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又是具有开放性的：如果在合同法理的基础上，审慎地认许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属性，那么无论是源于隐名出资本身的瑕疵，还是源于其他股东的出资瑕疵，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都可以要求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共同承担连带的资本充实责任，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但是如果将隐名出资关系仅仅局限于其合同表征而忽略其信托机理，则很难透过合同相对性的屏障将不具备股东身份的隐名出资人纳入公司资本充实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从而减弱公司资本制度对于交易安全保护机能的发挥；同样，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在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下，也可以轻易地将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主体延伸至隐名出资人，以充分保护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综上，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进行信托法解析，有助于寻找相应的裁判规则适用于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现并识别隐名出资协议作用于公司法制的边际，防范和制约法律规避行为，对公司投资人、债权人等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公平、妥善的安排，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司资本制度，保护交易安全；进而解决例如出资瑕疵、关联交易等继发性问题，促进公司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境外投资、外汇管制、财务会计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确定隐名出资内部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无论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书面的协议，双方之间都存在确定的隐名出资的合意；如果双方仅就隐名出资达成合意，而没有进一步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仍然可以根据公司登记簿的记载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实对双方合意的内容进行解释和推定。如果双方不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那就是错误登记而非隐名出资的问题了。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3]参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

[4]我国《合同法》虽然认可概括性的委托授权（《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但是即使是概括授权，受托人仍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而不得超越授权范围。（《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5]这里的合伙是以隐名的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合伙，并不同于合伙企业法中以设立合伙企业为目的的合伙。

[6]隐名出资信托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自益信托，即委托人指定自己作为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形式。

[7]P.V.Baker and P.St.J.Langan：Snell’s Principle of Equity，Sweet&Maxwell，28th.Ed.，1982，London.

[8]信托财产同一性是指在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换为其他财产，受益人的利益与受托人的义务就转移到交换后的新财产上而保持原有信托关系的延续性。参见［美］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大陆法系物权法中物上代位性及物权追及力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只是二者理论构建的基础和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9]Sitkoff，Robert H.，“An Agency Costs Theory of Trust Law”（2004），NYU Working Paper No.CLB-06-028.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291616.

[10]王文宇：《信托法原理与商业信托法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11]英美法本身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托的定义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尤其对默示信托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12]H.G.Hanbury&R.H.Maudsley，Modern Equity，11th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P.370.

[13]See Cael-Zeiss Stiftung v.Herbert Smith（No.2）［1969］2Ch.276.

[14]Smith，D.Gordon，“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5，p.1428.

[15]因为隐名出资关系的法律规避性和信托原理对某些合同效力的制约或消解作用，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很难做到完全的实现，这些也都是在利益分析和价值衡量下的必然取舍，也是为了跟公司法制更好的实现衔接。

隐名股东协议篇5

一、《公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解释三》），很多学者认为，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隐名出资人，且立法意旨遵循了“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根据《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签订的隐名出资协议，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该款规定被认为是处理内部关系时遵循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表现，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实际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正是这种相对性质，限定了该契约仅对双方有约束效力。而对于在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第三人等外部法律关系时，遵循的是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和公示主义原则，第二十三、二十四条规范了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股权确认纠纷①；第二十五条第3款规范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其他股东的显名纠纷，“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十七条第三款②，以参照善意取得制度规范公司债权人对显名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请求权。上述调整外部关系的规范，致力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以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具有法律公信力为由，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利益冲突时，更注重对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双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而实际权利人由此产生的损失，只能在内部关系中解决。

二、《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在适用上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尽管《解释三》区分了内外部关系的不同处理原则，但是细看其规定，并没有对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标准进行规定，对隐名出资人也趋向于有限保护。《解释三》的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隐名出资人只是基于双方自愿订立的合法出资协议享有权利义务，二十五条的第三款，隐名出资人请求重新确认其股东身份须经其他股东半数同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解释三》并没有在法律上肯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对隐名出资人是否享有股东表决权、知情权、查阅股东名册等股东共益权都未做相应的规定，使得隐名出资人行使本应属于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得不到实现，暴露出了一些不利于保护隐名出资人的问题。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可以请求公司履行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责任；第二十五条第3款规定隐名股东欲显名化必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显然将隐名股东处于被动地位，排除了公司股东的默认情形，那么对于“在公司经营期间一直实际享有股权收益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这种情形的隐名股东则显然不公，而这也可能会放纵显名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隐名股东利益”；再如名义股东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公司其他股东反对，作为隐名出资人能否介入该法律关系，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继受的第三人又是否享有选择隐名出资人或显名出资人作为其股权处分的相对当事人的权利？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得不到准确解答，概与现行立法对隐名出资不持积极保护的立法基调有关。隐名出资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市场投资人的逐利性，实际出资人为规避法律的规定，而挂靠他人名下暗中操纵经营，甚至可发展为恶意逃避债务或者洗钱，因此《解释三》只针对实务中已经暴露的隐名出资问题予以技术规范。但是，隐名投资也存在着非规避法律的原因，例如有的投资者不愿意公开自身情况而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股东转让出资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而产生隐名股东；夫妻双方使用共同财产而以一方名义投资，另一方成为隐名股东等。对于这些不损害国家、公共、他人等利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丰富了人们的投资方式，更大限度地吸收了社会闲置资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现行立法缺乏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类纠纷的审理难度增大，陷入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带来的无止境的价值抉择，这样做无非是因噎废食。

三、隐名出资的不同法律关系分析

目前，在这样的立法现状下，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订立出资协议，只要内容形式合法，都认为合同有效，并没有对出资协议的形式以及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因此在适用过程中，笔者认为只有从根源上正确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出资协议对收益的归属和管理权限分配的约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管理权限完全归属名义出资人，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等不知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应当推定适用信托，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其它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隐名出资人将出资的财产基于信任交给名义出资人或受让股权，双方签订协议，名义出资人作为受托人忠实执行信托职务，对隐名出资人负责，收益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承担作为公司股东除受益权之外的一切权利，出资财产在信托关系中，转化为公司出资份额，具有隔离于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独立性，较好地解决了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公司、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且在信托关系下，由于第三人对出资协议内容并不知情，在实际出资人需要显名从后台恢复其股东地位时，《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能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是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立法精神，更有利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2．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实际管理权限也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公司的其他股东、第三人等不知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可以引进英美法系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被人身份不公开的”是指“第三人在与人缔结法律关系时不知道存在被人的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人关系中，第三人认为人就是自己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承担者”。该制度赋予了被人主动性的介入权和第三人主动性的选择权，如果公司的其他股东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则可以对显名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实行选择权。“如果选择了隐名出资人作为公司股权的持有人，那么就转为显名关系，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自然应以确认”；如果公司的其他股东选择了显名出资人，以公司自治为原则，隐名股东确权未得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对维护其他股东的合理信赖和公司安全也是合理有据的。对于与公司外的第三人的关系处理上，应注重对第三人的善意保护，隐名出资人也可以其享有实际管理权限而介入纠纷，为其行为辩护。

3．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实际管理权限也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公司的其他股东、第三人等知道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需要分两种不同的情形，显名出资人在交易中公开了隐名出资人的姓名或显名出资人在交易中公开了隐名出资人的存在但未公开其姓名。前者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被认为是显名，显名出资人在出资协议规定的权限内以隐名出资人的名义实施行为，隐名出资人对显名出资人所作行为，承担责任。而后者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4．出资收益归属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共同所有，实际管理权限归属于显名出资人。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可以参照隐名合伙制度。隐名出资形式最初来源于隐名合伙，所谓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进行出资，但不参加实际的经营活动，只分享收益，并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责任的合伙。显名出资人在公司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与隐名出资人的合伙组织关系中是执行合伙人，隐名出资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否则就需要同显名出资人一样，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隐名股东协议篇6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在处理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三种观点中，相对性的观点是最优选择。它以“双重标准，内外有别”为基本原则，区分公司纠纷的内外法律关系，内部关系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外部关系以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为原则。

隐名股东，又称隐名投资者，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与隐名股东相对应，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显名股东，又称名义出资者。由于隐名投资涉及更多的法律关系而且常常与公司法有关规定相冲突，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公司诉讼中的疑难问题。

一、隐名股东存在的原因

在我国的公司经营活动中，隐名投资大量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可分为规避法律型和保护私隐型两类。前者是指实际投资者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如我国和其他相关法规对公司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做了一定限制，从而采取名义出资方式进行投资。后者是指本来不属规避法律的投资，实际投资者出于私人种种原因的考虑，如保护私隐，“财不外露”等，不愿对外显示个人名义，而借用他人名义投资。

二、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司法逻辑

隐名股东资格如何确认?寻找其司法逻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综合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实质说”。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是资本企业，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对价，实际出资人有与公司建立股东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按照“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原则，实际出资人应确认为公司法律股东，应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资格。

二是“形式说”。这种观点认为，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商法尤其注重外观性，名义出资人经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的记载，符合法律规范意义的形式特征，应否认实际出资人即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资格而认定名义出资人为法律股东。

三是相对性的观点。相对性的观点可视为实质说和形式说的折中，其要旨在于既保障公司资本性质和保护投资者积极性，又维护公司公示公信原则及交易安全两者的平衡之中寻求务实和灵活的解决方式，以恰当处理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

目前，实务界大多采取相对性的观点来处理案件。本文赞同相对性的观点。“实质说”强调股东资格的实质条件，以股东实质}}{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在现代公司法授权资本制下，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出资为前提条件，如我国《公司法》第26条、第81条规定了授权资本制，股东可以在公司成立后的～定期限内缴足出资。“实质说”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记载的公示公信效力轻描淡写，有违商法强调外观性的原则，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提高交易效率。“形式说”则强调公司登记的公示公信的外观效力，但忽视了股东出资的质条件，远离我国的现实生活。在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且并无规避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概否定隐名投资协议的效力，有违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上述两种观点均难于周全。相对性的观点则开了一付辨证而治的“中药方”，它以“双重标准，有别”为基本原则，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引发的纠纷时，原则上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选择个人法调整。在处理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遵循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维护交易稳定交易安全，选择团体法调整

第一，按照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问的协议约定来处理。原则上按照双方的约定来确认隐名股东的资格并确定股权归属，同时考虑实际出资人实际行使股权的表征证据：如无约定或约定无效，也无其他实际出资人行使股权的表征证据，则不应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第二，按照隐名原因划分标准来处理。如隐名投资规避法律的，可根据违法的性质和情节，原则上对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和行使股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也可基于维持交易事实关系的考虑，责令限期改正，重新安排出资关系。如隐名投资属于其他合法原因的，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认定。

第三，按照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有区别的原则来处理。这与《公司法》第33条内含的立法精神是吻合的。对于公司内部关系，即股东之间及股东与公司之问的关系，应审查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约定、隐名股东有无行使实际股权或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如果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约定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并且该约定已经以一定方式告知公司或有理由相信公司已经知道，或者虽无协议，但隐名股东向公司行使股权，或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对此知情且无异议的，应确认隐名股东的法律股东资格。

隐名股东协议篇7

摘 要 隐名投资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比较复杂,对于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实践中应该区分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 隐名投资人 成因 股东资格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和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的显明股东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所谓的隐名投资问题。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隐名投资涉及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阻碍了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本文探讨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也是解决此类纠纷的基础。

一、隐名投资的界定和表现形态

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投资人,发生于隐名投资场合,是指虽然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材料中却显示他人为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在这种投资方式中,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的人被称作“隐名投资人”、“实际出资人[1]”。与隐名股东相对应的是显名股东,是指虽然未出资或未全部出资,但却被登记为形式股东的一方。

实践中,隐名投资主要呈现以下两种形态[2]:一是意思自治式隐名投资,即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达成协议,由隐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名义股东作为显名股东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记载股权归属的公开文件中。二是非意思自治式隐名投资,是指隐名或显名非当事人意思自治。它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隐名投资人是实际出资人,但未经他人承诺、以他人的名义进行公司登记。二是隐名投资人是实际出资人,但他人未经隐名投资人同意,以自己的名义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记载股权归属的公开文件中。

二、隐名投资的成因

隐名投资出现的原因纷繁复杂,但大多数还是受利益的驱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规避法律使其行为合法化。第一,违法规避法律。包括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的限制和对投资主体的限制。前者如部分台商、港商为进入我国限制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领域,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后者如隐名投资人利用残疾人、下岗工人、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享有减免税费的优惠,从事投资活动。第二,合法规避法律。如由于为了规避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50人以下的限制,在实际股东超过了该上线的公司中,有些股东只能成为非显明股东。

2.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种情况包括一方有资金而缺乏时间或能力,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委托显名投资人;或者隐名投资人只想投资获取利益,而不想公众知道自己的名字寻求他人作为显名股东。如某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经济状况,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投资时采取隐名方式。

3.登记瑕疵。包括因认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时出现瑕疵。例如,有些股东在转让其出资后,没有按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将新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没有去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致使实际出资人和公示性材料中登记的股东不相符而产生隐名股东;或者在公司设立办理公司登记时,处于对投资伙伴或者他人的信任,委托其办理公司注册登记事宜,但在办理期间,受托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将股东登记为受托人,委托人仍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产生事实上的隐名投资人。

三、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学说

1.肯定说[3],即实质要件说,该说将出资作为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认为公司股东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其关键在于对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担。由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出资协议,隐名股东根据该协议实际出资,并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因此,只要这个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认定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

2.否定说[4],即形式要件说,该说将登记作为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认为股东是被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公司登记等公开资料中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因为显名股东被记载于各种公示性资料之中,对外关系明确,符合商事交易公示主义原则,便于维护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所以否认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

3.区别对待说[5],该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身份,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不同的规则,这样既考虑到隐名股东和显明股东的意思表示,又维护了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

四、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具体认定

笔者认为,对于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应从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角度入手。在处理涉及内部关系的纠纷时,以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为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按照肯定说承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在处理涉及外部关系的纠纷时,应遵循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为宗旨,按照否定说以形式主义为主,承认显明股东的股东地位,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具体认定思路如下:

(一)对内部纠纷的处理

1.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股东资格纠纷的处理。此二者的纠纷属于内部纠纷,应遵循民法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原则,按照双方意思表示来处理。

第一,如果隐名投资人和显明股东之间有协议,只要该协议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权利义务的分配不涉及第三人利益,而隐名股东又以自己名义行使了股东权,则可以按照协议的内容,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如果双方没有约定股东资格以及权利和义务分配或约定不明,同时,隐名投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应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双方的股东资格,举证不能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公司对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公司在确定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时,应当考虑公司或其他股东对隐名出资人出资之事以及行使股东权情况是否知情,而作出不同的认定。

第一,如果公司或其他股东对隐名投资人的存在事实知情,而且隐名投资人行使了其股东权,就应该确认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以保证隐名投资人应有权益。因为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必须有二分之一以上股东的同意。也就是说经二分之一以上股东同意的隐名投资者也具有股东资格,如无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节,应该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

第二,如果公司或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存在的事实不知情,应该确认显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来说显名股东是公司的股东,隐名投资者不具有股东身份。

(二)对外部纠纷的处理

对于涉及第三人的外部纠纷处理,应遵循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

第一,如果隐名投资人恶意地去规避法律,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应该遵循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原则来确定其股东的地位,确认显名投资人为公司股东,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

第二,如果隐名投资人不是恶意地去规避法律,而是出于客观上原因而不能在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公示材料中记载的,对外发生纠纷时应当承认隐名投资人合法的股东地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隐名投资者假冒他人名义登记他人为股东情况下,处理原则有所不同。因为从公司章程看,被冒名者对自己被登记为股东毫不知情,他既未对公司投资也未行使股东权,所以公司章程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从工商登记材料看,其虽然具有形式公信力,但因为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不能作为认定被登记人股东身份的依据。因此,无论对内对外都由隐名投资者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被冒名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考文献:

[1][2]潘福仁.股权转让纠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隐名股东协议篇8

隐名股东 显名股东 法律地位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本文所指的隐名股东，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涉及股份有限公司。1、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2、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3、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4、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其它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以他人名义出资，一般被称为隐名股东。与之相对应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股东则为显名股东。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隐名股东作了定义，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隐名股东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或其他组织。第二，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其出资是以显名股东或称挂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相对应的非出资方）的名义投入公司的。第三，隐名股东并非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第四，公司章程等材料中记载的股东为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出资由显名股东以其本身名义公示并行使因出资而获得的权益。第五，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以合同约定，且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隐名股东产生的原因（一）规避法律的规定1、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前者如部分境外投资者为规避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制度，以隐名出资方式进入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后者如法律禁止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等特殊主体进行投资经营，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作为投资主体向其他行业投资设立公司，使得这些特殊主体以隐名方式进行投资。 2、规避法律对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应为50人以下，当投资人超过50人时，部分投资人不得不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将自己的出资"挂靠"在其他人的出资份额上。3、规避法律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部分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为规避该条款的规定，协商不在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上进行变更登记。4、规避法律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主体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践中，部分投资者在已经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下，如欲再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不以他人名义设立，从而使自己成为隐名股东。（二）规避优惠政策的限制如利用国家关于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设立公司。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推行招商引资，为外省市投资者提供税收、土地等优惠措施，亦使不少投资者纷纷改头换面，以外地客商挂名公司股东，自己退居幕后，换取优惠政策。（三）投资者基于自身情况或商业需要的考虑部分投资者不愿意公开自身经济状况，或本人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担心债权人追索，以他人名义出资并进行登记；或认为是否进行工商登记或公司内部登记无关紧要。部分投资者由于不符合合作对方对合作伙伴的要求，因此只能依附于符合条件的显名股东之后，作为隐名投资人进行投资，也是隐名股东产生的原因之一。

三、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鉴于上述原因，如果将隐名股东写进公司法，确立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也就出现了出资人与公司登记的股东不符的情况，股东的权益是由隐名股东形式还是由显名股东行使呢，出资的不真实必然导致了公司的信用危机出现。因此应拒绝将隐名股东写进公司法，否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隐名股东的任何权益。根据隐名股东在不同纠纷中的不同角色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法律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中，应依一般民法原则解决。应当依据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债权债务关系、赠与关系或者行纪、信托关系等。如果双方订有出资约定的，在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按照约定确定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践中，对于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二种，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活动中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第三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范畴，任何私下的协议都不能对抗登记的法律效力，因此隐名股东在公司外部不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当公司与第三人发生争议时，不能以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的约定对抗善意第三人，应认定显名股东即登记股东具有股东资格。隐名股东不享有股东的权益，同时也不对外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

四、结语隐名股东多数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在认定公司股东合法资格时，必须严格遵循制裁法律规避行为原则。至于非规避法律型股东，民法已明确了公民处分自己权益的权利，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双方的合意表示所产生的权益关系是双方自由选择，此法律后果由双方自身承担是符合私法精神的。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众多不特定人的合法权益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中。隐名股东所引起的问题应通过其与显名股东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由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而不应单纯为了保护无过错隐名股东的权益采取将其写进公司法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http：// 2004-02-18.

[2]刘敏.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三个问题.http：// 2004-08-04.

[3]李后龙，雷新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http：//2002-09-11.

[4]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之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法律适用，2004，（07）：62～63.

隐名股东协议篇9

 

关键词: 对外投资/显名股东/法律风险/防范

 

一、显名股东的概念界定和法律特征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是按照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法人或自然人。[1]出资是成为股东的实质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成为股东还必须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经工商登记等，即还要具备形式要件。

    综上分析，所谓显名股东，是指在各种形式的公司设立过程中或者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那些虽然具备了股东法定形式要件，但其名下之出资为他人所有，从而缺乏出资之实质要件的股东。显名股东又称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与显名股东相对应的是隐名股东的概念，所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一旦产生矛盾，极容易提起诉讼请求进行股东资格确认。我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问题未作规定，《公司法》规定的实际控制人与隐名股东有相似之处，但不尽相同。因此，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显名股东具有如下的法律特征：

    1．显名股东在形式上具备了作为公司股东的所有条件，不仅在公司章程中、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而且在股东名册中均反映为股东。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作为股东不仅要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而且要报请工商登记部门批准；不仅要在股东名册中载明，而且还要有出资证明书或股票作为证明。[2]

    2．在一般情况下，显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实际出资人负责，有时显名股东甚至连自己是否是股东均不晓得，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显名股东的行为是被动的。

    3．显名股东名下的资金属实际出资人所有，显名股东缺乏出资之实质要件。出资作为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依法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显名股东恰恰是属于那种没有实际出资，却有股东名分的自然人或法人。

    二、显名股东现象的表现形式

    （一）借名出资

    实际出资人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以自己名义设立公司，借用他人名义投资成立公司，被借用名义者即为显名股东。这种情形根据实际出资人借名的不同原因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实际出资人由于有关法规、政策限制其投资，为规避法律法规，借用他人名义开设公司。规避法律分为善意规避和恶意规避。善意规避如股东人数超过50人，但又想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于是将隐名股东的出资记载于显名股东的名下，从而符合法律的规定。恶意规避如为规避竞业限制而隐名出资、为规避对国家公务员投资的限制而隐名出资等。二是出资人意欲成立一人公司，但是由于2006年1月1日我国新《公司法》施行前法律不承认这种形式，于是借用他人名义开设公司。[3]

    （二）约定显名

    实践中，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的协议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委托关系，即隐名股东以口头或书面协议委托显名股东，以显名股东的名义向公司出资。二是信托关系，即以股权信托的形式，由显名投资人托管隐名投资人在公司里的股权，且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以显名投资人为公司股东。三是借贷关系。实践中，如果隐名股东不能被认定为实际股东而享有股东权利，法院有时会倾向于判定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有实际的借贷关系。

隐名股东协议篇10

上交所消息，因浙报传媒原控股股东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傅建中和林海文，长期隐瞒相关权益变动和协议安排等事项，信息披露存在违规行为，上交所对他们进行公开谴责，并抄报中国证监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经上交所查明，2009年8月26日，新洲集团（时为浙报传媒前身白猫股份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27.59%）股东林海文与傅建中签订了《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约定将新洲集团所持全部白猫股份股票合计41，943，851股分配给傅建中，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傅建中独立负责，自负盈亏；傅建中将其持有的新洲集团权益转让给林海文，新洲集团整体由林海文负责经营管理。同时，林海文同意由傅建中代持新洲集团45%的股权，作为形式上的实际控制人。

2009年9月11日，林海文与傅建中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因暂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傅建中同意由新洲集团代持其所有的上市公司股票。2010年12月，林海文、傅建中、新洲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二》，约定了新洲集团名下上市公司股票以及傅建中名义上持有的新洲集团45%股权的过户手续等事宜，明确新洲集团代傅建中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需按傅建中的意思进行表决。协议签订后，傅建中名下的新洲集团45%股权过户给林海文，于2010年12月2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上市公司股票过户手续未实际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