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范文10篇

隐名股东范文篇1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国外没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隐名股东也不是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实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有学者就曾指出“隐名股东”的说法，实际上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在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主体都不能冠之以股东之名。口怛大部分学者认为，在股东前面加修饰词，已经体现出隐名股东并非《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更方便与《公司法》界定的股东进行对比。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条中未使用的概念在法学研究中不是不能使用，因为法条不可能对现实中的法律现实规范周延，而指出法条中的缺漏并提出建议本来就是法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因此，本文仍采用隐名股东的称谓。

有的学者以委托持股协议为视角，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有的学者以法律规范的股东要件为视角，指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还有的学者从对立统一出发，把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显名股东(又称显名出资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所谓隐名股东指实际向公司出资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相对应的，所谓显名股东指未向公司出资且实际上不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分析方法。在现实生活中，隐名股东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目的各种各样，但不管如何，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对矛盾，这样的分析符合现实和人的认识规律。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不宜将隐名股东的动机和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纳入到其定义中，应当扣紧其核心特征——名实不符。”笔者认为，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用“表里不一”来表述更加恰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购出资，但在工商登记中却以显名股东名义对其出资进行记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表面是显名股东出资，而实际上却是隐名股东出资，这就是概念的实质。

2．存在形态

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有学者根据隐名股东是否在公司中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把隐名股东分为完全隐名股东与不完全隐名股东；根据隐名股东形成方式的不同，隐名股东分为有协议股东和无协议股东。不能说这样的分类没有其合理性，但为了准确地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隐名股东应根据隐名目的的不同来分类。据此，隐名股东可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两大类。我国的《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有一些禁止性规定，为规避这些限制，有些股东采取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有些隐名股东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怕麻烦、不愿单位知晓、不愿曝光等，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

二、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1．立法态度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3条，与原法条相比，增加了两款内容，即“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有学者对此曾作如下评述：“新《公司法》，尤其是第33条明确了甄别真假股东的标准。”笔者认为，该条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股东名册在公司内部的确定效力和推定效力，股东名册是公司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在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立法以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为价值，向第三人(立法有缺陷，应只保护善意第三人)倾斜，隐名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同时并未禁止隐名投资和否定隐名投资合同的法律效力，为隐名股东的法律存在留下了空间。所以，立法既没有明确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规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问题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

2．主要观点

立法者回避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法学研究者对此并没有回避。目前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

肯定说以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为理由，认为在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名出资协议，只要这个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所以在股东身份确定中应当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无论名义上的股东是谁，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都应当得到确认。而且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确认有利于名实相符。

否定说认为，出资并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身份相分离，形式条件对股东身份的取得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工商登记部门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法律上应当将显名股东视为股东，从而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如果否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行为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与工商登记无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探求其真实意思，据实对股东身份作出认定。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无需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直接依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名义股东的身份。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既然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各异，就应具体分析：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其股东资格应否定，因为它甚至会引起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定；而对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因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具有法律效力。即：既然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是“表里不一”，那么在对其地位进行法律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坚持内外有别。对内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肯定隐股东的股东资格；对外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隐名股东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多种：首先是委托持股协议及为设立公司而与其他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合同关系；其次是与公司的关系及与合同以外的股东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与公司的债权人关系及与公司股东的债权人的关系。除第一种关系为对内关系外，其他两种都属于对外关系：在后两种关系中，隐名股东都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风险分析

隐名股东范文篇2

关键词：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对抗善意第三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经济组织越来越普遍。与股东身份有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其中有大部分案件起因于隐名投资。《公司法》修改后，与股东有关的很多制度得到了完善与补充，但对于公司中隐名出资的存在，却没有加以明确规范，尤其是对于隐名股东(又称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护疏于规定。“股东权的保护水平是检验国家公司法治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在我国，如何有效规范隐名投资，切实保护合法隐名股东的权益，隐名股东如何有效规避和应对各种风险，既是法学理论问题，更是法律实践问题。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国外没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隐名股东也不是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实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有学者就曾指出“隐名股东”的说法，实际上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在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主体都不能冠之以股东之名。口怛大部分学者认为，在股东前面加修饰词，已经体现出隐名股东并非《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更方便与《公司法》界定的股东进行对比。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条中未使用的概念在法学研究中不是不能使用，因为法条不可能对现实中的法律现实规范周延，而指出法条中的缺漏并提出建议本来就是法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因此，本文仍采用隐名股东的称谓。

有的学者以委托持股协议为视角，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有的学者以法律规范的股东要件为视角，指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还有的学者从对立统一出发，把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显名股东(又称显名出资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所谓隐名股东指实际向公司出资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相对应的，所谓显名股东指未向公司出资且实际上不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分析方法。在现实生活中，隐名股东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目的各种各样，但不管如何，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对矛盾，这样的分析符合现实和人的认识规律。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不宜将隐名股东的动机和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纳入到其定义中，应当扣紧其核心特征——名实不符。”笔者认为，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用“表里不一”来表述更加恰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购出资，但在工商登记中却以显名股东名义对其出资进行记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表面是显名股东出资，而实际上却是隐名股东出资，这就是概念的实质。

2．存在形态

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有学者根据隐名股东是否在公司中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把隐名股东分为完全隐名股东与不完全隐名股东；根据隐名股东形成方式的不同，隐名股东分为有协议股东和无协议股东。不能说这样的分类没有其合理性，但为了准确地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隐名股东应根据隐名目的的不同来分类。据此，隐名股东可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两大类。我国的《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有一些禁止性规定，为规避这些限制，有些股东采取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有些隐名股东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怕麻烦、不愿单位知晓、不愿曝光等，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

二、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1．立法态度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3条，与原法条相比，增加了两款内容，即“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有学者对此曾作如下评述：“新《公司法》，尤其是第33条明确了甄别真假股东的标准。”笔者认为，该条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股东名册在公司内部的确定效力和推定效力，股东名册是公司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在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立法以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为价值，向第三人(立法有缺陷，应只保护善意第三人)倾斜，隐名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同时并未禁止隐名投资和否定隐名投资合同的法律效力，为隐名股东的法律存在留下了空间。所以，立法既没有明确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规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问题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

2．主要观点

立法者回避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法学研究者对此并没有回避。目前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

肯定说以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为理由，认为在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名出资协议，只要这个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所以在股东身份确定中应当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无论名义上的股东是谁，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都应当得到确认。而且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确认有利于名实相符。

否定说认为，出资并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身份相分离，形式条件对股东身份的取得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工商登记部门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法律上应当将显名股东视为股东，从而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如果否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行为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与工商登记无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探求其真实意思，据实对股东身份作出认定。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无需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直接依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名义股东的身份。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既然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各异，就应具体分析：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其股东资格应否定，因为它甚至会引起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定；而对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因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具有法律效力。即：既然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是“表里不一”，那么在对其地位进行法律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坚持内外有别。对内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肯定隐股东的股东资格；对外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隐名股东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多种：首先是委托持股协议及为设立公司而与其他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合同关系；其次是与公司的关系及与合同以外的股东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与公司的债权人关系及与公司股东的债权人的关系。除第一种关系为对内关系外，其他两种都属于对外关系：在后两种关系中，隐名股东都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风险分析

隐名股东范文篇3

关键词：隐名股东股东名册公司股东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隐名股东是指虽未被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为公司股东，也未被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对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实际出资人。

与隐名股东相对应的是名义股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一般通过签订合同，约定由隐名股东出资并享有股东权益，而将名义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该约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具有约束力，但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隐名股东不得以规避强制性法律法规为目的。如实际出资人为规避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的限制，例如某些行业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投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公司等，而与名义股东约定以名义股东的名义设立公司，因违反了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约定无效。

二、我国关于隐名股东的立法现状

（一）《公司法》

1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没有对隐名股东作出明确的规定。

2.《公司法》第33条规定，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等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隐名股东因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无论其是否享有实际的股东权益，均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征求意见稿)(后称"2009年征求意见稿，’)

1.2009年征求意见稿第31条有条件地肯定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这对于保护隐名股东的权益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其中，第31条第1款肯定了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关于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东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的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其前提条件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31条第2款规定，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因股东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的，隐名股东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31条第3款规定，在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隐名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者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2.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2009年征求意见稿第32,33,34条对此作了具体的规定。

隐名股东因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而未经公示，因而其股东权利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名义股东作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应就公司出资瑕疵对外承担责任，而不能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尽管如此，名义股东在对外承担责任后，仍可向隐名股东进行追偿。

3.2009年征求意见稿虽然尚未正式生效，但从该征求意见稿的具体规定中，我们至少可以就审判机关对隐名股东的态度作出一些初步的判断。

(三)立法建议

鉴于隐名股东的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却长期缺位，最高人民法院应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隐名股东制度予以确认，使审判实务中处理相关问题有法可依，待时机成熟时再修改《公司法》。我们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早日定稿并正式生效。

三、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一)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

尽管2009年征求意见稿生效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将得到一定的肯定，但因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名义股东不能格守约定，隐名股东仍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具体包括:

1.名义股东将股权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给第三人时的法律风险。如果名义股东将股权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给第三人，除非隐名股东能够证明该受让人、质权人或其他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否则，因该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名义股东对股权的转让、质押或其他处分行为有效，隐名股东将丧失其对股权的实际控制。

2.名义股东对外大额负债时的法律风险。如名义股东对外负有债务，其债权人有权申请对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进行查封、强制执行以用于偿债。因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使隐名股东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

(二)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防范

在以上情形发生时，隐名股东将丧失对公司股权的实际控制，而只能根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违约赔偿责任。因此，隐名股东应切实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名义股东时应对名义股东作尽职调查，查明名义股东的各种情况，以确保名义股东资信良好、对外无负债、讲究诚实信用，从而从源头上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

隐名股东范文篇4

隐名股东准确地说应当是隐名投资人，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1]与之相对应的是“显名股东”，这里的显名或者隐名是指其姓名是否在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上记载。隐名股东现象会导致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是否应当认定真正的股东身份就是此类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不应当认定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首先在立法上，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是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这些材料中的主体不能称为股东。[2]他们是不具备股东形式特征的投资者。其次，从现实上看，隐名股东的存在有悖于交易秩序与安全。我国公司采登记制度，借以保障股东权益和交易安全。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不仅是对公司人合性的破坏，而且对社会信用机制和国家对公司的管理秩序也起到破坏作用。认可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单位和个人采取隐名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提供法律保护，助长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确认隐名股东之诉没有审理的必要，或者立案后因与工商登记相悖一律不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有审理的必要，而且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和证据，认定符合条件的隐名投资者为股东。首先，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程序，而是宣示性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3]不能因为工商登记记载的形式要件不一致就否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这有违实质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其次，对权利的认定，应当从法律关系的实质上去考量。股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股东，从根本上讲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取得股东权利。再次，我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并没有禁止性规定，不禁止就意味着允许。因此隐名股东只要符合条件就应当认定其股东身份，这也符合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可以保持以公司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避免隐名股东借机逃避法律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正因为如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的名义出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的，公司已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尽管该司法解释仅仅是征求意见稿，但可以反映出我国立法对隐名投资人成为股东所持的宽容态度。

二、此类诉讼的性质及诉讼当事人的确定

确认隐名股东身份的诉讼从性质上说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之诉。由于确认之诉特别是类似此类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侵权行为不存在或者表现不十分突出，诉讼的相对人并不十分明显，往往表现为利害关系人或者称权利义务关系人，谁是适格的当事人就成为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和被告的确定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人”，而被告只要求是“明确的被告”即可，由此可见对原告的确定采用的是适格说，对被告的确定采用的是表示说。[4]一般地对于被告的确定由原告选择，原告一旦选择了被告，被告就被认为是适格的，就可以作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旦原告选择错误或者遗漏，或者会被驳回诉讼请求，或者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在隐名股东身份确认纠纷中，许多原告会选择不同意自己成为股东的股东做被告。但就此类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以及程序意义来说，作者认为隐名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应当是一个必要的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两种。必要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被告是两个人以上的是消极的共同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共同诉讼并没有作进一步理论上的分类，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予以列举，这也带来司法上的不统一。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是指诉讼标的共同。正确理解诉讼标的共同有利于准确确定诉讼中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标的共同，应是标的的同一，就是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是共同的实体法律关系。[5]具体来说就是指当事人之间在实体法律关系中共同享有权利或者共同承担义务。权利义务共同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共同诉讼人之间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比如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形成的特定身份，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关系；另外还有基于法律上的共有权关系形成的特定身份，如共同著作权人等。二是存在着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关系。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相对于股权来说，由于共同对公司投资，形成法律上的共有权关系，并且股东之间形成了特定身份关系，进而对公司股权产生了共同权利义务。当一名隐名投资人意欲确认其股东身份时，作为公司股份的共有人的其他股东应当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由于公司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股东将表现为股份的资产交与公司，公司作为全体公司资产的权利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司与公司股东对于公司股份也是一种特别的共有关系。对股权产生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有限公司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公司也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诉讼性质、公司和股东的当事人身份是由公司股份、股权以及资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应当说，为了查清事实，为了维护实体权利，作为公司和其他股东参加诉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呢？笔者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其他股东和公司不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隐名股东范文篇5

隐名股东准确地说应当是隐名投资人，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1]与之相对应的是“显名股东”，这里的显名或者隐名是指其姓名是否在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上记载。隐名股东现象会导致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是否应当认定真正的股东身份就是此类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不应当认定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首先在立法上，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是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这些材料中的主体不能称为股东。[2]他们是不具备股东形式特征的投资者。其次，从现实上看，隐名股东的存在有悖于交易秩序与安全。我国公司采登记制度，借以保障股东权益和交易安全。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不仅是对公司人合性的破坏，而且对社会信用机制和国家对公司的管理秩序也起到破坏作用。认可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单位和个人采取隐名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提供法律保护，助长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确认隐名股东之诉没有审理的必要，或者立案后因与工商登记相悖一律不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有审理的必要，而且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和证据，认定符合条件的隐名投资者为股东。首先，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程序，而是宣示性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3]不能因为工商登记记载的形式要件不一致就否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这有违实质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其次，对权利的认定，应当从法律关系的实质上去考量。股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股东，从根本上讲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取得股东权利。再次，我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并没有禁止性规定，不禁止就意味着允许。因此隐名股东只要符合条件就应当认定其股东身份，这也符合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可以保持以公司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避免隐名股东借机逃避法律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正因为如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的名义出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的，公司已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尽管该司法解释仅仅是征求意见稿，但可以反映出我国立法对隐名投资人成为股东所持的宽容态度。

二、此类诉讼的性质及诉讼当事人的确定

确认隐名股东身份的诉讼从性质上说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之诉。由于确认之诉特别是类似此类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侵权行为不存在或者表现不十分突出，诉讼的相对人并不十分明显，往往表现为利害关系人或者称权利义务关系人，谁是适格的当事人就成为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和被告的确定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人”，而被告只要求是“明确的被告”即可，由此可见对原告的确定采用的是适格说，对被告的确定采用的是表示说。[4]一般地对于被告的确定由原告选择，原告一旦选择了被告，被告就被认为是适格的，就可以作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旦原告选择错误或者遗漏，或者会被驳回诉讼请求，或者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在隐名股东身份确认纠纷中，许多原告会选择不同意自己成为股东的股东做被告。但就此类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以及程序意义来说，作者认为隐名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应当是一个必要的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两种。必要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被告是两个人以上的是消极的共同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共同诉讼并没有作进一步理论上的分类，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予以列举，这也带来司法上的不统一。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是指诉讼标的共同。正确理解诉讼标的共同有利于准确确定诉讼中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标的共同，应是标的的同一，就是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是共同的实体法律关系。[5]具体来说就是指当事人之间在实体法律关系中共同享有权利或者共同承担义务。权利义务共同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共同诉讼人之间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比如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形成的特定身份，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关系；另外还有基于法律上的共有权关系形成的特定身份，如共同著作权人等。二是存在着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关系。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相对于股权来说，由于共同对公司投资，形成法律上的共有权关系，并且股东之间形成了特定身份关系，进而对公司股权产生了共同权利义务。当一名隐名投资人意欲确认其股东身份时，作为公司股份的共有人的其他股东应当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由于公司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股东将表现为股份的资产交与公司，公司作为全体公司资产的权利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司与公司股东对于公司股份也是一种特别的共有关系。对股权产生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有限公司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公司也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诉讼性质、公司和股东的当事人身份是由公司股份、股权以及资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应当说，为了查清事实，为了维护实体权利，作为公司和其他股东参加诉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呢？笔者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其他股东和公司不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种。首先，其他股东和公司不能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必要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即对诉讼标的有共同实体上的请求权，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诉讼标的不仅没有独立实体请求权，而且也无共同请求权。从这一点上说，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对于其他股东不仅仅是有利害关系，由于其他股东和公司对于公司股权来说享有共同的实体权利，有共同的实体请求权，争议的就是他们的实体权利，处理结果直接涉及其实体权利，因此必须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显然，将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符合股东权利的实质内容和特征。其次，不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诉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请求权，以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尽管与本诉当事人争议的标的是同一的，但与必要共同诉讼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一扩参与诉讼的方式不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本诉中来，以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为被告，在诉讼中具有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其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提起一个独立的诉，只不过法院予以合并审理而已。而在隐名股东确认之诉中，其他股东并没有提起另一个独立的诉，而是因为权利的同一性参加到诉讼中来，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第二，争议的法律关系不相同。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他们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或者享有共同权利或连带权利，或者承担共同义务或连带义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的诉讼，第三人和本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隐名股东确认之诉争议的是同一的法律关系，其他股东的主张或者同于原告或者同于被告，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同。第三，两个诉的性质不同。必要的共同之诉是不可分之诉，争议法律关系的一切权利人或者义务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对于必要共同诉讼人确立了强制追加的制度，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和本诉是两个诉讼，尽管两个诉讼有牵连，但它们是可以分别审理的，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并不是与本诉统一裁判，统一认定，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不受本诉裁判的约束，他可以在本诉进行中或裁判后，另行起诉。第三人不愿意利用本诉程序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能以职权强制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这一点上确认隐名股东的案件更应当是必要共同诉讼，从实体上说，其他股东和公司是参加到一个同一的法律关系争议中来，对争议的标的享有共同的权利；从程序上说，其他股东和公司不参加诉讼，事实无法认定，案件无法审理。正因为此，法院才能依职权追加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不因为其他股东不参加诉讼而影响实体审理。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不参加诉讼的权利会妨碍此类案件的正常审理。

综上，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其他股东都应当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参加诉讼。三、隐名股东应满足的实质条件

关于隐名投资人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被认定为股东，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是在一些地方性法规或者文件中有所涉及。比如，在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有对隐名投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与最高院的征求意见稿内容大体一致。可见，对于隐名投资人的法律地位可分三种情况予以认定：第一种情况，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方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第二种情况，双方约定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的，如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份财产利益，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第只种情况，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但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且实际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未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符合第一种情况的隐名投资人可以成为股东，但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一）公司类型上隐名股东只存在于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是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和性，其股东需要记录在公司股东名册和章程上，并且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登记，以彰示其效力，并且股份的流动性较差。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问题才会凸现出来。而股份公司资合性较明显，股份流动相较强，原则上不存在隐名股东的问题。

（二）股东和公司的认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整体性和公司的人合性特征，隐名投资人成为股东，首先，应当让其他股东知晓，其中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其次，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其成为股东。若知晓投资的事实，不同意成为股东的话，该股东应当购买隐名投资人的投资；再次，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

（三）隐名投资人事实上已行使了股东的权利，这是一个事实上的认定。隐名投资人在公司存续期间，事实上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也通过一定的形式享有了股东的权益，如参与公司的决策、领取了股息和红利等，这是其成为股东的又一个实质性条件，也需要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四）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应该说成为隐名投资人的目的比较复杂。规避法律规定的情形也是存在的。比如，一个隐名投资者利用多个显名股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以规避我国《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严格规定和其他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具备二个以上股东的法律规定；投资人为了规避国家的法律而借用他人名义投资出现的隐名股东。根据我国《国家公务员法》第31条规定，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经营、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一些国家公务人员慑于国家法律又想投资，就借用他人名义出资，享受公司利润、分红及其他股东权利，于是就出现了隐名股东；隐名投资者利用享受优惠待遇的显名股东设立公司，诸如利用残疾人、下岗工人、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享有减免税费优惠；股东转让出资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而产生的隐名股东；投资人出于某方面的考虑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怕“露富”而出现的隐名股东；多个隐名投资者利用一个显名股东设立公司或参与公司运作，以满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法律规定；外商身份的隐名投资者利用国内显名股东设立内资企业，以规避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准入政策法规，或者虽然不属于规避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产业准入政策法规的情况，但是却规避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等等。

我们无法穷尽隐名投资行为的目的类型，但总起来说包括三类：一是规避法律的强制行规定的，二是缺少法定程序的，三是目的并不违法的。

在认定隐名投资法律效力时，只能认定其中因规避法律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而且需要明确解释“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公正、合理、和谐地解决隐名投资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应当坚持公司形态法定，有限责任，公司资本确定、维持、不变，股权平等，资本多数决，公司自治等公司法原则。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应当注重维护公司社团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衡平各方主体的利益，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重视行政规章的参照适用。”[6]这一原则对审理确认隐名股东身份案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在认定隐名投资效力问题上应该坚持鼓励投资活动，维护交易稳定，保护出资人利益，促进被投资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基本法律理念。[7]在解释“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应该遵循“宽松”原则。对于法律不能做任意的扩大性的解释，应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对于其他一般违法情况，应该在确认隐名股东身份的基础上，通过责令补办手续和变更来予以更正，以实现尊重公司自治、保护市场的交易稳定以及维护公司社团法律关系的确定性的目的。

（五）需要经过确认之诉才能取得。隐名投资人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身份，只能向法院提起确权诉讼，以法院的判决作为其成为股东、享受股权的依据。同时，胜诉后公司需要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东的变更手续，其他股东和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四、关于此类诉讼中证据的采信

此类诉讼还涉及到一个证据的效力问题，就是行政机关关于股东身份的记载，和实质上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出资协议、其他约定的内容以及事实行为不一致，出现了证明同一对象的两组证据的矛盾时应如何处理。

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有以下几种：1．公司章程记载；2．工商注册登记；3．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4．股东名册；5．实际出资情况证明；6．股权转让、继承、赠与等股权流转协议；7．在公司中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些不同的证据形式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同的证明效力，大多学者把他们分为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公司章程记载、工商注册登记、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记录等属于形式证据；实际出资、享有实际权利、股权取得协议等则为实质证据。以上是公司股东资格取得的表征，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就取得股东资格，自不必言。然而，实践中有诸多公司由于运作不规范，致使某些股东只具备其中几项，而欠缺全部要件，甚至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其股东资格就是一大难题，隐名股东就属之。

公司法中的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的效力应该是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效力体现的各不相同，不应当从证据的出具机关来简单处理。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证据并不是永远大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形式证据的功能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证据更有意义，其中工商部门的登记公示性最强，故优先于其他形式条件；实质证据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8]即是说，在处理公司案件时要根据是内部关系（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还是外部关系（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而优先采用形式证据还是实质证据。隐名股东身份确定属于典型的内部关系纠纷，在证据的采信上，实质证据要优于形式证据，不能单纯依据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内容驳回隐名投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请求。要以实质证据为准，正确处理此类纠纷，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

【注释】

[1]施天涛著：《公司法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第230页。

[2]孔晓香、柳科斯：《商场现代化》2006年11月（下旬刊）第272页。

[3]赵晖、赵艳洁：“挂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股权之争”，载江苏经济报2003年5月21日，第C04版。

[4]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5]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6]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第2条。

隐名股东范文篇6

关键词：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法律地位

一、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对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采用二元标准来判断，即要有实质要件，如股东出资，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明确的记载。只有同时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我们一般才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却只符合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现了其投资主体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关股东资格认定、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的复杂性。

(2)出资标的具有特殊性。隐名出资人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或者不以登记为产权转移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等，隐名出资人之所以采用隐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实身份，若隐名出资人以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等出资，则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这样就与隐名投资人采取隐名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就不能进行出资。

(3)隐名出资人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由于我国目前对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还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资者便采用了隐名出资的形式用来规避法律，达成投资的目的。

二、隐名出资人引起的法律问题

隐名出资人是或出于规避法律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或出于投资行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采取的投资策略。由于政策导向、立法宗旨有所不同，制度设计及立法技术存在区别，各国立法对于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的态度也各异。在英美等国，由于信托制度非常发达，股权信托的情形非常普遍，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建立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是为法律所认可的。有的国家如韩国，法律规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共权共责的，实际上承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在公司法上不具有任何权利，一般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对隐名出资人的保护仅以其和显名股东之间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合同关系加以保护。

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理论和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质说”，即认为隐名出资人应认定为股东，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应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依照这种观点，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依据。另一种是“形式说”，即以显名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法上的行为是团体性行为，坚持外观主义更符合商业交易外观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以及对外关系的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中应当区别对内对外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规则。

其一，在对内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二者之间一般存在事先约定，不管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一般应认定构成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问或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则应尊重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彼此之间的纠纷按照股东关系或股东与公司关系来处理。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定，应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赋予公司股东登记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名股东以股东资格，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如果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应根据公司登记记载为准来认定显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由其来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清偿后可获得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有使隐名出资者规避法律之嫌。此种情况，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以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防止隐名出资人规避法律。

三、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也就是说盈余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作为隐名出资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为若法律确认此种情形下投资人具有股东身份，就等于是为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规避法律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当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但隐名出资人毕竟进行的是一种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其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公司收益的回报，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合同来控制显名股东从而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股东责任的承担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但毕竟收益归隐名出资人，故在对公司的责任上，应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防止隐名出资人抽逃资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为。

隐名股东范文篇7

【关键词】隐名股东；借名买房；合同效力

一、案件归纳及分析

（一）涉及“借名买房”的民事案件归类。根据借名买房的法院裁决案例，可以将借名买房行为分为购买商品房和购买政策性住房两种。借名购买政策房的原因是：为了购买经济适用房、集资房、房改房等政策房。借名购买商品房的原因可以归类为三种：一是为了规避信贷政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规定，购买的房子套数越多，相应需要支付的首付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借名买房可以规避相应的限购政策所带来的首付限制，同时也可以使贷款利率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二是为了购买方便或者享有购房优惠。某些政策性住房的购房价存在优惠，借名者可以借其名义购买而享有这一优惠。三是为免房产遭强制执行。房子不在自己名下，当法院依法执行借名人财产时借名买的房子就可以免遭执行。（二）“借名买房”的民事案件裁决归类。借名购买政策房的案例中，法院持认可与不认可两种态度。法院持认可态度的案例中，法院给出的裁判理由是：一是涉诉房产虽为经济适用房，但借名人提供了借名购房的合理理由。二是借名人提供了存款凭条、购房发票等购房材料。故驳回了被借名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申请。法院对借名购买政策房不支持的案例中，法院给予的裁判理由是：房屋原系单位集资房，或者其他政策性住房，且借名人无法出具明确的借名合同，故驳回其申请。法院不认可的原因是：政策性住房具有保障性质，购买方不满足相应政策的要求，也就是不具备相应的专属购买资格；此外，借名买房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借名购买商品房的相关诉讼中，法院认可的理由与政策性住房基本相同：房屋登记不具备足够的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实际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人的权利。同时以房款收据，房屋的真实使用权人为判定依据，房屋真实权利人是借名人。不认可的理由集中在：借名人不能提供明确的借名证据，或者相关款项并未付清。

二、借名买房与隐名股东

根据借名买房的“使用他人名义行使自己权利”这一特征，结合理论界的几种学说，借名买房行为与隐名股东存在相似之处。隐名股东是公司实际出资人，但通过与他人协议的方式委托其持有公司股份的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具体来说是一种双务合同，隐名股东负有出资义务，享有资产实际收益的权利，显名股东负有出借名义义务，享有收取报酬的权利。隐名股东与借名买房行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一是借名人与隐名股东均是使用他人名义行使自己权利，也就是真实权利人是借名人与隐名股东。二是两种关系中均存在利益关系，借名人为了使用被借名人的名义需要付出相应对价，隐名股东亦然。股东的法律地位：第一，由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合法合同的存在，隐名股东具有名义上显名股东的权利。第二，根据商业上的实践，隐名股东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因而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隐名股东是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在对案件裁决的梳理中，借名买房行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法院持有的态度是，在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没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对借名行为表示认可。这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也有相似之处。故隐名股东的相关司法解释将对借名买房行为的合同效力认定起到借鉴作用。

三、隐名股东的合同效力

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东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①《解释三》第25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②从这两款可以看出，隐名股东的身份界定为公司的外部人，只是对其基于与显名股东的合同的股份具有投资收益的权利。相关的判决案例中，隐名股东负举证责任，与显名股东签订的书面合同是判断隐名股东身份是否得到法律支持的关键，如果有相关证据的话，显名股东不能以名义上的持股来抗辩。

四、借名买房的合同效力类比

《解释三》第25款第1条对实际出资人的界定，对涉诉房产的产权认定也应该基于实际出资，即：房产的登记持有人与实际持有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持有人出资并享有对房产的所有权，以登记持有人为名义产权所有人，实际持有人与登记持有人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违反合同法52条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司法实务中的判例基本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如借名合同不存在欺诈、胁迫；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行为；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法院即应认定为有效。具体来说，在相关的法院裁定中，借名购买政策房相较于借名购买商品房更不易被法院认可，因为政策性住房本身就是基于一定的优惠性政策，以缓解特定人群的住房压力的住房，借名行为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同时，以免遭强制执行和转移债务为目的借名买房的行为也不被法院认可，这种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行为。而除以上行为之外的一般的借名行为，法院是应当给予认可的，因为借名人付出了实际对价，被借名人仅有名义上的权利，若将产权归属于被借名人，则会大大损害借名人的利益，并使被借名人获取不当的利益。类比《解释三》第25款第2条，当借名人与被借名人因房屋的产权归属发生争议的，借名人以其实际出资为由向被借名人主张权利的，法院应给予支持。被借名人以房产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同样，借名人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借名人与被借名人签订的书面协议是关键，在相关案例中借名人的申请被驳回的情况大多是当初仅口头做出了借名的意思表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借名合同的成立，因此法院不能予以支持。

五、结语

根据借名合同性质的分析以及类比隐名股东的合同效力，认定借名合同的合法性是立法者应当考虑的。从诚实信用原则来看，被借名人因房价快速上涨而违反借名约定是一种违反诚信的行为，从法律的作用角度来看不应当提倡这种利用名义权利去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尽快完善借名合同的合同效力认定的相关法律是应当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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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力．浅析隐名股东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9（6）．

隐名股东范文篇8

隐名投资，在市场经济中是指实际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或者隐蔽财产情况，在公司中实际认购出资并行使股东权利，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中记载他人为公司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其中，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行使股东权利的实际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但是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称为显名股东。

（一）隐名投资的成因

隐名投资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规避法律分为善意规避和恶意规避。善意规避，例如，股东人数超过50人，但又想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将隐名股东的出资记载于显名股东的名下，从而符合法律规定。恶意规避，表现为规避对国家公务员投资的限制而隐名出资，为规避竞业限制而隐名出资，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隐名出资，为隐匿非法财产或者洗钱而隐名出资等，均系典型的恶意规避。如果恶意规避法律而隐名出资，如该规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该投资行为无效。

（二）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

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如何，主要是立法对股东资格确定的标准。我国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和具体标准未作规定，对隐名投资的问题未作规定，关于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利益归属和责任承担问题，理论上同样存在两种观点，即形式要件说和实质要件说。形式要件说，以股东是否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名义出资人认定为股东。实质要件说，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视为股东。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股东权利。”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资格确定上采用形式要件说，形式要件不是依章程登记，而是依股东名册记载。笔者也认为，形式说较为合理，第三人有权信赖对股东进行记载的登记文件的权利外观，并据此作出交易判断，如果以隐名股东或者显名股东不断变换股东权利所有人，不仅降低交易效率，而且还会损害交易安全。因此，应将名义出资人视为公司的股东，由其享有股东的权益，在向公司行使自益权和共益权时，公司只需按照公司记载的名义出资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履行了通知公告、支付股利、分配财产等义务，就可以免除公司相应的责任。对外承担责任时，第三人有权依据工商登记要求其承担责任，显名股东不得以自己没有实际出资而主张免责。显名股东获得利益或者承担责任后，其与隐名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则不属于公司法调整的范围，而应由民法或者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从是否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角度，隐名出资可以分为合法隐名出资与非法隐名出资。合法隐名出资，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通常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其中的方式包括、行纪或者信托等，此种情况下，由于《公司法》并未禁止，所以隐名投资行为有效。此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来认定；而对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应当按照保护善意的第三的理念处理。非法隐名出资，则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隐名出资的资金本身为犯罪所得，该出资行为无效，该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也不得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二是隐名出资的资金本身为合法所得，但是出资行为违法，此时，隐名股东的出资行为无效，同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委托投资行为也归于无效。

三、隐名投资的处理原则

在处理隐名出资纠纷时，对于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能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应当根据不同的案情，区别对待。涉及隐名股东有关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主要包括股东出资纠纷、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纠纷、公司利润分配纠纷、对内承担责任纠纷等;另一类是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纠纷，主要包括隐名股东或者显名股东向外转让股权纠纷、对外被视为公司股东的纠纷等。对上述涉及隐名股东纠纷的处理，应当遵守“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处理公司纠纷的基本原则，区别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一）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的法律地位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是指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隐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和隐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纠纷。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关于隐名投资的协议，只要该协议合法有效，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双方之间产生约束力。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就隐名投资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依据双方之间的协议，综合考虑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或者股东权利实际行使的情形，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由于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在认定公司股东资格时，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双方的合意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其规避法律法规的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所致，法律后果应由双方当事人承担或者主要由隐名股东承担。如果隐名股东在显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义投资入股，隐名股东对显名股东构成侵权，应当依据《民法通则》、侵权法等确定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2.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纠纷。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纠纷，可以根据其他股东明知或者不知来处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对股东资格明确约定，公司内部其他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事实。隐名股东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其他股东知道这一事实的，应当根据实质要件，确认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显名股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存在的事实并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不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在与其他股东的纠纷中不应认定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二）隐名股东在公司外部的法律地位

隐名股东范文篇9

一、《公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解释三》），很多学者认为，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隐名出资人，且立法意旨遵循了“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根据《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签订的隐名出资协议，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该款规定被认为是处理内部关系时遵循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表现，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实际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正是这种相对性质，限定了该契约仅对双方有约束效力。而对于在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第三人等外部法律关系时，遵循的是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和公示主义原则，第二十三、二十四条规范了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股权确认纠纷①；第二十五条第3款规范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其他股东的显名纠纷，“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十七条第三款②，以参照善意取得制度规范公司债权人对显名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请求权。上述调整外部关系的规范，致力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以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具有法律公信力为由，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利益冲突时，更注重对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双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而实际权利人由此产生的损失，只能在内部关系中解决。

二、《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在适用上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尽管《解释三》区分了内外部关系的不同处理原则，但是细看其规定，并没有对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标准进行规定，对隐名出资人也趋向于有限保护。《解释三》的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隐名出资人只是基于双方自愿订立的合法出资协议享有权利义务，二十五条的第三款，隐名出资人请求重新确认其股东身份须经其他股东半数同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解释三》并没有在法律上肯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对隐名出资人是否享有股东表决权、知情权、查阅股东名册等股东共益权都未做相应的规定，使得隐名出资人行使本应属于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得不到实现，暴露出了一些不利于保护隐名出资人的问题。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可以请求公司履行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责任；第二十五条第3款规定隐名股东欲显名化必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显然将隐名股东处于被动地位，排除了公司股东的默认情形，那么对于“在公司经营期间一直实际享有股权收益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这种情形的隐名股东则显然不公，而这也可能会放纵显名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隐名股东利益”；再如名义股东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公司其他股东反对，作为隐名出资人能否介入该法律关系，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继受的第三人又是否享有选择隐名出资人或显名出资人作为其股权处分的相对当事人的权利？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得不到准确解答，概与现行立法对隐名出资不持积极保护的立法基调有关。隐名出资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市场投资人的逐利性，实际出资人为规避法律的规定，而挂靠他人名下暗中操纵经营，甚至可发展为恶意逃避债务或者洗钱，因此《解释三》只针对实务中已经暴露的隐名出资问题予以技术规范。但是，隐名投资也存在着非规避法律的原因，例如有的投资者不愿意公开自身情况而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股东转让出资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而产生隐名股东；夫妻双方使用共同财产而以一方名义投资，另一方成为隐名股东等。对于这些不损害国家、公共、他人等利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丰富了人们的投资方式，更大限度地吸收了社会闲置资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现行立法缺乏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类纠纷的审理难度增大，陷入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带来的无止境的价值抉择，这样做无非是因噎废食。

三、隐名出资的不同法律关系分析

目前，在这样的立法现状下，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订立出资协议，只要内容形式合法，都认为合同有效，并没有对出资协议的形式以及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因此在适用过程中，笔者认为只有从根源上正确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出资协议对收益的归属和管理权限分配的约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管理权限完全归属名义出资人，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等不知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应当推定适用信托，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其它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隐名出资人将出资的财产基于信任交给名义出资人或受让股权，双方签订协议，名义出资人作为受托人忠实执行信托职务，对隐名出资人负责，收益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承担作为公司股东除受益权之外的一切权利，出资财产在信托关系中，转化为公司出资份额，具有隔离于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独立性，较好地解决了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公司、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且在信托关系下，由于第三人对出资协议内容并不知情，在实际出资人需要显名从后台恢复其股东地位时，《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能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是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立法精神，更有利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2．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实际管理权限也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公司的其他股东、第三人等不知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可以引进英美法系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被人身份不公开的”是指“第三人在与人缔结法律关系时不知道存在被人的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人关系中，第三人认为人就是自己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承担者”。该制度赋予了被人主动性的介入权和第三人主动性的选择权，如果公司的其他股东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则可以对显名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实行选择权。“如果选择了隐名出资人作为公司股权的持有人，那么就转为显名关系，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自然应以确认”；如果公司的其他股东选择了显名出资人，以公司自治为原则，隐名股东确权未得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对维护其他股东的合理信赖和公司安全也是合理有据的。对于与公司外的第三人的关系处理上，应注重对第三人的善意保护，隐名出资人也可以其享有实际管理权限而介入纠纷，为其行为辩护。

3．出资收益全部归隐名出资人所有，实际管理权限也归属于隐名出资人，公司的其他股东、第三人等知道出资协议的存在。笔者认为，需要分两种不同的情形，显名出资人在交易中公开了隐名出资人的姓名或显名出资人在交易中公开了隐名出资人的存在但未公开其姓名。前者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被认为是显名，显名出资人在出资协议规定的权限内以隐名出资人的名义实施行为，隐名出资人对显名出资人所作行为，承担责任。而后者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4．出资收益归属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共同所有，实际管理权限归属于显名出资人。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实践可以参照隐名合伙制度。隐名出资形式最初来源于隐名合伙，所谓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进行出资，但不参加实际的经营活动，只分享收益，并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责任的合伙。显名出资人在公司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与隐名出资人的合伙组织关系中是执行合伙人，隐名出资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否则就需要同显名出资人一样，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隐名股东范文篇10

摘要：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投资的现象比较多。对于隐名股东的存在，我国《公司法》既没有给其身份的认定规定一个确定的标准，也没有对隐名股东作出否定的法律评价。如何正确评价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关乎隐名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和市场主体的稳定。笔者认为应根据隐名股东的类别对其法律地位进行区别对待。隐名股东应采取合理措施以合法地化解风险。

关键词：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对抗善意第三人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经济组织越来越普遍。与股东身份有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其中有大部分案件起因于隐名投资。《公司法》修改后，与股东有关的很多制度得到了完善与补充，但对于公司中隐名出资的存在，却没有加以明确规范，尤其是对于隐名股东(又称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护疏于规定。“股东权的保护水平是检验国家公司法治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在我国，如何有效规范隐名投资，切实保护合法隐名股东的权益，隐名股东如何有效规避和应对各种风险，既是法学理论问题，更是法律实践问题。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国外没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隐名股东也不是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实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有学者就曾指出“隐名股东”的说法，实际上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在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主体都不能冠之以股东之名。口怛大部分学者认为，在股东前面加修饰词，已经体现出隐名股东并非《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更方便与《公司法》界定的股东进行对比。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条中未使用的概念在法学研究中不是不能使用，因为法条不可能对现实中的法律现实规范周延，而指出法条中的缺漏并提出建议本来就是法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因此，本文仍采用隐名股东的称谓。

有的学者以委托持股协议为视角，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有的学者以法律规范的股东要件为视角，指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还有的学者从对立统一出发，把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显名股东(又称显名出资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所谓隐名股东指实际向公司出资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相对应的，所谓显名股东指未向公司出资且实际上不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分析方法。在现实生活中，隐名股东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目的各种各样，但不管如何，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对矛盾，这样的分析符合现实和人的认识规律。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不宜将隐名股东的动机和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纳入到其定义中，应当扣紧其核心特征——名实不符。”笔者认为，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用“表里不一”来表述更加恰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购出资，但在工商登记中却以显名股东名义对其出资进行记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表面是显名股东出资，而实际上却是隐名股东出资，这就是概念的实质。

2．存在形态

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有学者根据隐名股东是否在公司中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把隐名股东分为完全隐名股东与不完全隐名股东；根据隐名股东形成方式的不同，隐名股东分为有协议股东和无协议股东。不能说这样的分类没有其合理性，但为了准确地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隐名股东应根据隐名目的的不同来分类。据此，隐名股东可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两大类。我国的《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有一些禁止性规定，为规避这些限制，有些股东采取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有些隐名股东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怕麻烦、不愿单位知晓、不愿曝光等，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

二、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对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采用二元标准来判断，即要有实质要件，如股东出资，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明确的记载。只有同时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我们一般才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却只符合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现了其投资主体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关股东资格认定、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的复杂性。

(2)出资标的具有特殊性。隐名出资人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或者不以登记为产权转移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等，隐名出资人之所以采用隐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实身份，若隐名出资人以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等出资，则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这样就与隐名投资人采取隐名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就不能进行出资。

(3)隐名出资人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由于我国目前对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还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资者便采用了隐名出资的形式用来规避法律，达成投资的目的。

三、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1．立法态度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3条，与原法条相比，增加了两款内容，即“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有学者对此曾作如下评述：“新《公司法》，尤其是第33条明确了甄别真假股东的标准。”笔者认为，该条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股东名册在公司内部的确定效力和推定效力，股东名册是公司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在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立法以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为价值，向第三人(立法有缺陷，应只保护善意第三人)倾斜，隐名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同时并未禁止隐名投资和否定隐名投资合同的法律效力，为隐名股东的法律存在留下了空间。所以，立法既没有明确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规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问题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

2．主要观点

立法者回避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法学研究者对此并没有回避。目前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

肯定说以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为理由，认为在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名出资协议，只要这个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所以在股东身份确定中应当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无论名义上的股东是谁，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都应当得到确认。而且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确认有利于名实相符。

否定说认为，出资并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身份相分离，形式条件对股东身份的取得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工商登记部门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法律上应当将显名股东视为股东，从而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如果否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行为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与工商登记无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探求其真实意思，据实对股东身份作出认定。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无需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直接依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名义股东的身份。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既然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各异，就应具体分析：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其股东资格应否定，因为它甚至会引起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定；而对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因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具有法律效力。即：既然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是“表里不一”，那么在对其地位进行法律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坚持内外有别。对内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肯定隐股东的股东资格；对外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隐名股东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多种：首先是委托持股协议及为设立公司而与其他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合同关系；其次是与公司的关系及与合同以外的股东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与公司的债权人关系及与公司股东的债权人的关系。除第一种关系为对内关系外，其他两种都属于对外关系：在后两种关系中，隐名股东都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也就是说盈余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作为隐名出资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为若法律确认此种情形下投资人具有股东身份，就等于是为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规避法律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当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但隐名出资人毕竟进行的是一种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其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公司收益的回报，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合同来控制显名股东从而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股东责任的承担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但毕竟收益归隐名出资人，故在对公司的责任上，应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防止隐名出资人抽逃资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为。

(2)在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应认定为合伙关系。虽然隐名出资人往往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合伙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所以隐名出资人即便不具体经营合伙事务，但只要符合对公司出资的前提，就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那么双方对合伙债务就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一起对公司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五、隐名股东的风险分析

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理论和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质说”，即认为隐名出资人应认定为股东，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应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依照这种观点，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依据。另一种是“形式说”，即以显名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法上的行为是团体性行为，坚持外观主义更符合商业交易外观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以及对外关系的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中应当区别对内对外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规则。

其一，在对内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二者之间一般存在事先约定，不管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一般应认定构成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问或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则应尊重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彼此之间的纠纷按照股东关系或股东与公司关系来处理。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定，应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赋予公司股东登记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名股东以股东资格，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如果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应根据公司登记记载为准来认定显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由其来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清偿后可获得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有使隐名出资者规避法律之嫌。此种情况，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以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防止隐名出资人规避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