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范文10篇

阴谋范文篇1

《墨攻》里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但应该说《墨攻》中的主题，在中国电影中绝对是很少涉及的。

这就是《墨攻》中弥漫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这种反战情绪，恰恰是日本电影与文学中经常可见的主题。

当然，这原因看似很简单。就是《墨攻》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漫画作品。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对世界的攻击前科，却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呢？

看《墨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主人公革离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讨厌一切战争，不管是赵军还是梁军，在他的眼中，只要有一方去攻击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他的仇敌。

这种影片的基调，与我们国家多年的影片基调是不同的，与好莱坞电影的基调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奇怪的是，这种反战的强烈情结，倒可以在日本电影中经常地看到。

因此，我们一直觉得《墨攻》是一部已经日本化的电影，沾染上了日本电影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比如黑泽明在《乱》、《影子武士》中都对战争采取了一种超脱的冷然的观看，写出战争的虚妄与非理性。我们注意到的一种态势是，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日本文艺作品对反战的大力宣扬，这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中国电影一直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不反对战争，而是要尽力表现出正义战争的伟岸与神圣，好莱坞电影当然有强烈的反战主题电影，但大多没有什么反响，像《细细的红线》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一味地表达出对战争的迷茫感，但并不讨好，而与其同年度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却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斯皮尔伯格在《兄弟连》中更是强调了“为什么而战”，一旦找到了战争的理由，斯皮尔伯格就不惜强化出战争的壮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战争的观念更为接近。

日本有反战电影的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电影的这种反战情结，其实更多的像是藏着一种阴谋。这可能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潜在的心态。日本电影回避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是一味地强调战争的残酷与野蛮。实际上，日本人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二次世界大战。一提到二战，日本人首先会说到原子弹，说到轰炸东京，说到日本沦为焦土，于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找到了委屈的倾诉与发泄点。日本电影愿意去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狰狞，这使它有效地回避了去探讨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而可以在反战上，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一起找到共同的话题。这已经成为日本游刃有余地逃脱历史反思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理论模式。这其中的根本因素，就是日本把战争都一律拖下加以反对的“水”里，然后，浑水摸鱼，把所有的战争一棍子打死，于是，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日本的文化体系里统统抛掉。日本电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两个好处：一个是站在当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与人民的一边获得同情，另一个就是让正义的战争一方也被妖魔化，就像洗澡水中的孩子一样，与糟粕一起扔掉。

日本文化中的这种潜在的反战情结，贯穿于他们的动画片及电影中，像“奥特曼”系列，翻来覆去的都是战争主题，本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但它一套上反战的情结，便变得寇冕堂皇，大言不惭。至于日本拍的很多战争题材电影，都是表现出日本普通人深受战争毒害的主题，不问战争的策划者，一味强调自己的很受伤，这几乎演变成日本人共性的社会情绪。

《墨攻》里也潜伏着日本电影的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战略情结。它把战争的正义性抛到一边去，而尽力强化战争对民众的伤害与屠戮，从而在批判战争这一主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样的主题设定是很有它的好处的，你反战肯定是没有人反对的，你写出战争的残酷，肯定也符合人类多少年来的梦想。但是，它这种反战宣传的目的，只是叫对方不设防，放弃固守，可以说，反战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不妨设想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一部日本电影宣扬反战情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向外的侵略野心是不会受到这种宣传情绪影响的，倒是被侵略的一方，会无形地受到这种战争恐怖论的影响，而感到恐惧，放弃城池，缴械投降。因此，日本电影的反战情绪，总是令人狐疑，明明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反对战争的传统，反而有一种酷爱战争的情结，但叫起反战来，却比谁都响。日本电影甚至没有《巴顿将军》诚实，至少巴顿将军毫不隐讳自己对战争的热爱。

《墨攻》的故事情节移植于日本漫画，这使得电影烙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印迹。当然，我们无法去指责电影中的这种理念，因为日本人谈反战，从来是不会错的，更不会受到指责，但是，日本的反战，向来是混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这一点，便使得它的反战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墨攻》中的革离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这种对战争的荒诞感的揭示，很少在激昂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体现。我们感到新鲜，我们感到的确如此，我们看了这个电影后，会不自觉地加入到对所有战争的诅咒。我们既不会站在赵军的立场，也不会站在梁王的角度，我们只会站在中立的位置，反对任何一场战争。

当然，电影是有其合理性的。应该看到，影片把这种反战情结放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了存放的理由与基础，电影更把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湮没无闻的墨家思想拿出来作为最正确的一方，也似乎暗示着日本的这种反战情结扶摇直上从历史的渊源中寻找立论基础的苦心孤诣。墨家思想的这种反战情结与儒家的入世、救世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仁人志士，金戈铁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战争、对死亡的传统文化观念。日本漫画中，把墨家的子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祖先，似乎在暗示着日本人继承了和平的传统，这不知是一种自作多情的附会，还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讽刺。

。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电影也不敢声称革离就代表着正宗的墨家思想。因为革离拯救孤城，并没有得到墨家的认可，是他自作主张前来参战的，手里连梁王的信物都没有。漫画中，他还与墨家发生了思想与行动上的交锋，可以说，日本漫画也深知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墨家人物，只是一个挂着墨家头衔、表达着日本文化意识的虚拟形象，所以，日本漫画原著也有意地在情节中安下伏笔，以逃避正宗的墨家思想可能施加予身上的有责认定。电影名为反映墨家思想，其实被编创者已经作了否定。想从电影中去探讨墨家思想，无疑是与虎谋皮。

实际上，在《墨攻》中，我们更看到的是根本与墨家思想无关的革离的一种行为尴尬与思想混乱。因为革离本就不是墨家派来的，他基本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对战争的一种看法，但因为他无视战争的正义性，所以，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圆其说，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革离在影片中是战争的领导一方，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他不知道他主持的战争是否值得，可以说，他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比如他经常提到的就是：真的是杀敌为上吗？当革离向逸悦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狐疑与不解的时候，逸悦很清醒地看出了革离的内心矛盾，说：“当你问别人是非黑白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就已经动摇了。”电影在这里，也没有让革离继续对战争的是与非作出判断，很快让逸悦岔到爱情的是与非上来，逸悦的话，大致是说，你可以不懂战争，你应该懂爱。

后来，革离再次对那个黑人说：“非攻与兼爱才是和平的道理。”这里本该是革离的坚定的思想，但是，那个黑人很尖锐地指出：“你不懂得选择要爱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黑人看出了革离不懂得选择是与非，也正是革离不懂得选择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困惑。这句话本该让革离进一步可能思考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但电影再次让革离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接下来就是革离回身去“跟所爱的人道个别”。

可以看出，电影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非攻，一个是兼爱。非攻是以否定战争的正义性为前提的，电影在这里闪烁其词，相当混乱，因为电影要表现一个非攻者去主持战争，他的思想立论基础，必然是充满矛盾的，电影不敢直视革离真正的内心。所以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思考的时候，电影赶快让“兼爱”站出来说话，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作出判断的时候，电影立即转换到“爱的选择”的主题上来。这实际上是否定战争正义性所带来的必然的尴尬。电影不得不用“爱”的主题来拯救“非攻”主题的不能成立，革离与逸悦的爱情关系，看似闲笔，也是原来漫画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情的线索，那么，革离的非攻主题就会陷入死胡同，无法排解得开。

因此，直到最后，革离的反战情结仍是软弱无力。他依然重复着不分是非的反战观。所以，电影中，革离只能不断地说反诘句，显现出他在抛弃掉战争正义性之后立论上的中气不足。比如，逢到机会，革离就要反问，如对赵将军：“为什么不可用更理智的办法去化解战争？……如果停止杀戮，可以换回更多生命，你说值得吗？”“战争只会将更多的活人往死里推，活的死的都不会安宁”。“难道生命就没有比活着重要吗？”革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法选择正义战争与爱情的徘徊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体现出反战情绪在面对真实的战争情境后的左右为难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电影，《墨攻》变得容易得到认同，它是顺向的，是一个历史上共性的主题，所以，少见《英雄》、《夜宴》、《无极》中的那种概念化的拗着观众思想来的古怪主题，后者这类电影中的人心是一种阴谋的代表，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是一种图解的需要，虽然很复杂，但写出合理性来很困难，所以，虽然主创者绞尽脑汁，心胸很大，但却犹如夹生饭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遭人唾弃。

阴谋范文篇2

《墨攻》里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但应该说《墨攻》中的主题，在中国电影中绝对是很少涉及的。

这就是《墨攻》中弥漫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这种反战情绪，恰恰是日本电影与文学中经常可见的主题。

当然，这原因看似很简单。就是《墨攻》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漫画作品。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对世界的攻击前科，却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呢？

看《墨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主人公革离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讨厌一切战争，不管是赵军还是梁军，在他的眼中，只要有一方去攻击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他的仇敌。

这种影片的基调，与我们国家多年的影片基调是不同的，与好莱坞电影的基调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奇怪的是，这种反战的强烈情结，倒可以在日本电影中经常地看到。

因此，我们一直觉得《墨攻》是一部已经日本化的电影，沾染上了日本电影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比如黑泽明在《乱》、《影子武士》中都对战争采取了一种超脱的冷然的观看，写出战争的虚妄与非理性。我们注意到的一种态势是，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日本文艺作品对反战的大力宣扬，这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中国电影一直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不反对战争，而是要尽力表现出正义战争的伟岸与神圣，好莱坞电影当然有强烈的反战主题电影，但大多没有什么反响，像《细细的红线》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一味地表达出对战争的迷茫感，但并不讨好，而与其同年度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却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斯皮尔伯格在《兄弟连》中更是强调了“为什么而战”，一旦找到了战争的理由，斯皮尔伯格就不惜强化出战争的壮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战争的观念更为接近。

日本有反战电影的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电影的这种反战情结，其实更多的像是藏着一种阴谋。这可能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潜在的心态。日本电影回避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是一味地强调战争的残酷与野蛮。实际上，日本人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二次世界大战。一提到二战，日本人首先会说到原子弹，说到轰炸东京，说到日本沦为焦土，于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找到了委屈的倾诉与发泄点。日本电影愿意去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狰狞，这使它有效地回避了去探讨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而可以在反战上，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一起找到共同的话题。这已经成为日本游刃有余地逃脱历史反思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理论模式。这其中的根本因素，就是日本把战争都一律拖下加以反对的“水”里，然后，浑水摸鱼，把所有的战争一棍子打死，于是，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日本的文化体系里统统抛掉。日本电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两个好处：一个是站在当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与人民的一边获得同情，另一个就是让正义的战争一方也被妖魔化，就像洗澡水中的孩子一样，与糟粕一起扔掉。

日本文化中的这种潜在的反战情结，贯穿于他们的动画片及电影中，像“奥特曼”系列，翻来覆去的都是战争主题，本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但它一套上反战的情结，便变得寇冕堂皇，大言不惭。至于日本拍的很多战争题材电影，都是表现出日本普通人深受战争毒害的主题，不问战争的策划者，一味强调自己的很受伤，这几乎演变成日本人共性的社会情绪。

《墨攻》里也潜伏着日本电影的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战略情结。它把战争的正义性抛到一边去，而尽力强化战争对民众的伤害与屠戮，从而在批判战争这一主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样的主题设定是很有它的好处的，你反战肯定是没有人反对的，你写出战争的残酷，肯定也符合人类多少年来的梦想。但是，它这种反战宣传的目的，只是叫对方不设防，放弃固守，可以说，反战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不妨设想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一部日本电影宣扬反战情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向外的侵略野心是不会受到这种宣传情绪影响的，倒是被侵略的一方，会无形地受到这种战争恐怖论的影响，而感到恐惧，放弃城池，缴械投降。因此，日本电影的反战情绪，总是令人狐疑，明明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反对战争的传统，反而有一种酷爱战争的情结，但叫起反战来，却比谁都响。日本电影甚至没有《巴顿将军》诚实，至少巴顿将军毫不隐讳自己对战争的热爱。

《墨攻》的故事情节移植于日本漫画，这使得电影烙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印迹。当然，我们无法去指责电影中的这种理念，因为日本人谈反战，从来是不会错的，更不会受到指责，但是，日本的反战，向来是混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这一点，便使得它的反战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墨攻》中的革离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这种对战争的荒诞感的揭示，很少在激昂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体现。我们感到新鲜，我们感到的确如此，我们看了这个电影后，会不自觉地加入到对所有战争的诅咒。我们既不会站在赵军的立场，也不会站在梁王的角度，我们只会站在中立的位置，反对任何一场战争。

当然，电影是有其合理性的。应该看到，影片把这种反战情结放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了存放的理由与基础，电影更把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湮没无闻的墨家思想拿出来作为最正确的一方，也似乎暗示着日本的这种反战情结扶摇直上从历史的渊源中寻找立论基础的苦心孤诣。墨家思想的这种反战情结与儒家的入世、救世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仁人志士，金戈铁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战争、对死亡的传统文化观念。日本漫画中，把墨家的子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祖先，似乎在暗示着日本人继承了和平的传统，这不知是一种自作多情的附会，还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讽刺。

。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电影也不敢声称革离就代表着正宗的墨家思想。因为革离拯救孤城，并没有得到墨家的认可，是他自作主张前来参战的，手里连梁王的信物都没有。漫画中，他还与墨家发生了思想与行动上的交锋，可以说，日本漫画也深知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墨家人物，只是一个挂着墨家头衔、表达着日本文化意识的虚拟形象，所以，日本漫画原著也有意地在情节中安下伏笔，以逃避正宗的墨家思想可能施加予身上的有责认定。电影名为反映墨家思想，其实被编创者已经作了否定。想从电影中去探讨墨家思想，无疑是与虎谋皮。

实际上，在《墨攻》中，我们更看到的是根本与墨家思想无关的革离的一种行为尴尬与思想混乱。因为革离本就不是墨家派来的，他基本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对战争的一种看法，但因为他无视战争的正义性，所以，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圆其说，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革离在影片中是战争的领导一方，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他不知道他主持的战争是否值得，可以说，他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比如他经常提到的就是：真的是杀敌为上吗？当革离向逸悦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狐疑与不解的时候，逸悦很清醒地看出了革离的内心矛盾，说：“当你问别人是非黑白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就已经动摇了。”电影在这里，也没有让革离继续对战争的是与非作出判断，很快让逸悦岔到爱情的是与非上来，逸悦的话，大致是说，你可以不懂战争，你应该懂爱。

后来，革离再次对那个黑人说：“非攻与兼爱才是和平的道理。”这里本该是革离的坚定的思想，但是，那个黑人很尖锐地指出：“你不懂得选择要爱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黑人看出了革离不懂得选择是与非，也正是革离不懂得选择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困惑。这句话本该让革离进一步可能思考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但电影再次让革离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接下来就是革离回身去“跟所爱的人道个别”。

可以看出，电影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非攻，一个是兼爱。非攻是以否定战争的正义性为前提的，电影在这里闪烁其词，相当混乱，因为电影要表现一个非攻者去主持战争，他的思想立论基础，必然是充满矛盾的，电影不敢直视革离真正的内心。所以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思考的时候，电影赶快让“兼爱”站出来说话，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作出判断的时候，电影立即转换到“爱的选择”的主题上来。这实际上是否定战争正义性所带来的必然的尴尬。电影不得不用“爱”的主题来拯救“非攻”主题的不能成立，革离与逸悦的爱情关系，看似闲笔，也是原来漫画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情的线索，那么，革离的非攻主题就会陷入死胡同，无法排解得开。

因此，直到最后，革离的反战情结仍是软弱无力。他依然重复着不分是非的反战观。所以，电影中，革离只能不断地说反诘句，显现出他在抛弃掉战争正义性之后立论上的中气不足。比如，逢到机会，革离就要反问，如对赵将军：“为什么不可用更理智的办法去化解战争？……如果停止杀戮，可以换回更多生命，你说值得吗？”“战争只会将更多的活人往死里推，活的死的都不会安宁”。“难道生命就没有比活着重要吗？”革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法选择正义战争与爱情的徘徊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体现出反战情绪在面对真实的战争情境后的左右为难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电影，《墨攻》变得容易得到认同，它是顺向的，是一个历史上共性的主题，所以，少见《英雄》、《夜宴》、《无极》中的那种概念化的拗着观众思想来的古怪主题，后者这类电影中的人心是一种阴谋的代表，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是一种图解的需要，虽然很复杂，但写出合理性来很困难，所以，虽然主创者绞尽脑汁，心胸很大，但却犹如夹生饭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遭人唾弃。

阴谋范文篇3

《墨攻》里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但应该说《墨攻》中的主题，在中国电影中绝对是很少涉及的。

这就是《墨攻》中弥漫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这种反战情绪，恰恰是日本电影与文学中经常可见的主题。

当然，这原因看似很简单。就是《墨攻》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漫画作品。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对世界的攻击前科，却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呢？

看《墨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主人公革离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讨厌一切战争，不管是赵军还是梁军，在他的眼中，只要有一方去攻击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他的仇敌。

这种影片的基调，与我们国家多年的影片基调是不同的，与好莱坞电影的基调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奇怪的是，这种反战的强烈情结，倒可以在日本电影中经常地看到。

因此，我们一直觉得《墨攻》是一部已经日本化的电影，沾染上了日本电影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比如黑泽明在《乱》、《影子武士》中都对战争采取了一种超脱的冷然的观看，写出战争的虚妄与非理性。我们注意到的一种态势是，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日本文艺作品对反战的大力宣扬，这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中国电影一直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不反对战争，而是要尽力表现出正义战争的伟岸与神圣，好莱坞电影当然有强烈的反战主题电影，但大多没有什么反响，像《细细的红线》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一味地表达出对战争的迷茫感，但并不讨好，而与其同年度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却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斯皮尔伯格在《兄弟连》中更是强调了“为什么而战”，一旦找到了战争的理由，斯皮尔伯格就不惜强化出战争的壮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战争的观念更为接近。

日本有反战电影的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电影的这种反战情结，其实更多的像是藏着一种阴谋。这可能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潜在的心态。日本电影回避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是一味地强调战争的残酷与野蛮。实际上，日本人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二次世界大战。一提到二战，日本人首先会说到原子弹，说到轰炸东京，说到日本沦为焦土，于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找到了委屈的倾诉与发泄点。日本电影愿意去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狰狞，这使它有效地回避了去探讨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而可以在反战上，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一起找到共同的话题。这已经成为日本游刃有余地逃脱历史反思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理论模式。这其中的根本因素，就是日本把战争都一律拖下加以反对的“水”里，然后，浑水摸鱼，把所有的战争一棍子打死，于是，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日本的文化体系里统统抛掉。日本电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两个好处：一个是站在当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与人民的一边获得同情，另一个就是让正义的战争一方也被妖魔化，就像洗澡水中的孩子一样，与糟粕一起扔掉。

日本文化中的这种潜在的反战情结，贯穿于他们的动画片及电影中，像“奥特曼”系列，翻来覆去的都是战争主题，本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但它一套上反战的情结，便变得寇冕堂皇，大言不惭。至于日本拍的很多战争题材电影，都是表现出日本普通人深受战争毒害的主题，不问战争的策划者，一味强调自己的很受伤，这几乎演变成日本人共性的社会情绪。

《墨攻》里也潜伏着日本电影的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战略情结。它把战争的正义性抛到一边去，而尽力强化战争对民众的伤害与屠戮，从而在批判战争这一主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样的主题设定是很有它的好处的，你反战肯定是没有人反对的，你写出战争的残酷，肯定也符合人类多少年来的梦想。但是，它这种反战宣传的目的，只是叫对方不设防，放弃固守，可以说，反战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不妨设想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一部日本电影宣扬反战情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向外的侵略野心是不会受到这种宣传情绪影响的，倒是被侵略的一方，会无形地受到这种战争恐怖论的影响，而感到恐惧，放弃城池，缴械投降。因此，日本电影的反战情绪，总是令人狐疑，明明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反对战争的传统，反而有一种酷爱战争的情结，但叫起反战来，却比谁都响。日本电影甚至没有《巴顿将军》诚实，至少巴顿将军毫不隐讳自己对战争的热爱。

《墨攻》的故事情节移植于日本漫画，这使得电影烙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印迹。当然，我们无法去指责电影中的这种理念，因为日本人谈反战，从来是不会错的，更不会受到指责，但是，日本的反战，向来是混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这一点，便使得它的反战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墨攻》中的革离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这种对战争的荒诞感的揭示，很少在激昂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体现。我们感到新鲜，我们感到的确如此，我们看了这个电影后，会不自觉地加入到对所有战争的诅咒。我们既不会站在赵军的立场，也不会站在梁王的角度，我们只会站在中立的位置，反对任何一场战争。

当然，电影是有其合理性的。应该看到，影片把这种反战情结放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了存放的理由与基础，电影更把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湮没无闻的墨家思想拿出来作为最正确的一方，也似乎暗示着日本的这种反战情结扶摇直上从历史的渊源中寻找立论基础的苦心孤诣。墨家思想的这种反战情结与儒家的入世、救世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仁人志士，金戈铁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战争、对死亡的传统文化观念。日本漫画中，把墨家的子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祖先，似乎在暗示着日本人继承了和平的传统，这不知是一种自作多情的附会，还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讽刺。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电影也不敢声称革离就代表着正宗的墨家思想。因为革离拯救孤城，并没有得到墨家的认可，是他自作主张前来参战的，手里连梁王的信物都没有。漫画中，他还与墨家发生了思想与行动上的交锋，可以说，日本漫画也深知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墨家人物，只是一个挂着墨家头衔、表达着日本文化意识的虚拟形象，所以，日本漫画原著也有意地在情节中安下伏笔，以逃避正宗的墨家思想可能施加予身上的有责认定。电影名为反映墨家思想，其实被编创者已经作了否定。想从电影中去探讨墨家思想，无疑是与虎谋皮。

实际上，在《墨攻》中，我们更看到的是根本与墨家思想无关的革离的一种行为尴尬与思想混乱。因为革离本就不是墨家派来的，他基本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对战争的一种看法，但因为他无视战争的正义性，所以，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圆其说，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革离在影片中是战争的领导一方，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他不知道他主持的战争是否值得，可以说，他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比如他经常提到的就是：真的是杀敌为上吗？当革离向逸悦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狐疑与不解的时候，逸悦很清醒地看出了革离的内心矛盾，说：“当你问别人是非黑白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就已经动摇了。”电影在这里，也没有让革离继续对战争的是与非作出判断，很快让逸悦岔到爱情的是与非上来，逸悦的话，大致是说，你可以不懂战争，你应该懂爱。

后来，革离再次对那个黑人说：“非攻与兼爱才是和平的道理。”这里本该是革离的坚定的思想，但是，那个黑人很尖锐地指出：“你不懂得选择要爱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黑人看出了革离不懂得选择是与非，也正是革离不懂得选择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困惑。这句话本该让革离进一步可能思考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但电影再次让革离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接下来就是革离回身去“跟所爱的人道个别”。

可以看出，电影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非攻，一个是兼爱。非攻是以否定战争的正义性为前提的，电影在这里闪烁其词，相当混乱，因为电影要表现一个非攻者去主持战争，他的思想立论基础，必然是充满矛盾的，电影不敢直视革离真正的内心。所以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思考的时候，电影赶快让“兼爱”站出来说话，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作出判断的时候，电影立即转换到“爱的选择”的主题上来。这实际上是否定战争正义性所带来的必然的尴尬。电影不得不用“爱”的主题来拯救“非攻”主题的不能成立，革离与逸悦的爱情关系，看似闲笔，也是原来漫画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情的线索，那么，革离的非攻主题就会陷入死胡同，无法排解得开。

因此，直到最后，革离的反战情结仍是软弱无力。他依然重复着不分是非的反战观。所以，电影中，革离只能不断地说反诘句，显现出他在抛弃掉战争正义性之后立论上的中气不足。比如，逢到机会，革离就要反问，如对赵将军：“为什么不可用更理智的办法去化解战争？……如果停止杀戮，可以换回更多生命，你说值得吗？”“战争只会将更多的活人往死里推，活的死的都不会安宁”。“难道生命就没有比活着重要吗？”革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法选择正义战争与爱情的徘徊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体现出反战情绪在面对真实的战争情境后的左右为难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电影，《墨攻》变得容易得到认同，它是顺向的，是一个历史上共性的主题，所以，少见《英雄》、《夜宴》、《无极》中的那种概念化的拗着观众思想来的古怪主题，后者这类电影中的人心是一种阴谋的代表，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是一种图解的需要，虽然很复杂，但写出合理性来很困难，所以，虽然主创者绞尽脑汁，心胸很大，但却犹如夹生饭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遭人唾弃。

阴谋范文篇4

《墨攻》里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但应该说《墨攻》中的主题，在中国电影中绝对是很少涉及的。

这就是《墨攻》中弥漫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这种反战情绪，恰恰是日本电影与文学中经常可见的主题。

当然，这原因看似很简单。就是《墨攻》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漫画作品。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对世界的攻击前科，却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呢？

看《墨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主人公革离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讨厌一切战争，不管是赵军还是梁军，在他的眼中，只要有一方去攻击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他的仇敌。

这种影片的基调，与我们国家多年的影片基调是不同的，与好莱坞电影的基调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奇怪的是，这种反战的强烈情结，倒可以在日本电影中经常地看到。

因此，我们一直觉得《墨攻》是一部已经日本化的电影，沾染上了日本电影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比如黑泽明在《乱》、《影子武士》中都对战争采取了一种超脱的冷然的观看，写出战争的虚妄与非理性。我们注意到的一种态势是，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日本文艺作品对反战的大力宣扬，这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中国电影一直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不反对战争，而是要尽力表现出正义战争的伟岸与神圣，好莱坞电影当然有强烈的反战主题电影，但大多没有什么反响，像《细细的红线》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一味地表达出对战争的迷茫感，但并不讨好，而与其同年度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却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斯皮尔伯格在《兄弟连》中更是强调了“为什么而战”，一旦找到了战争的理由，斯皮尔伯格就不惜强化出战争的壮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战争的观念更为接近。

日本有反战电影的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电影的这种反战情结，其实更多的像是藏着一种阴谋。这可能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潜在的心态。日本电影回避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是一味地强调战争的残酷与野蛮。实际上，日本人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二次世界大战。一提到二战，日本人首先会说到原子弹，说到轰炸东京，说到日本沦为焦土，于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找到了委屈的倾诉与发泄点。日本电影愿意去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狰狞，这使它有效地回避了去探讨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而可以在反战上，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一起找到共同的话题。这已经成为日本游刃有余地逃脱历史反思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理论模式。这其中的根本因素，就是日本把战争都一律拖下加以反对的“水”里，然后，浑水摸鱼，把所有的战争一棍子打死，于是，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日本的文化体系里统统抛掉。日本电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两个好处：一个是站在当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与人民的一边获得同情，另一个就是让正义的战争一方也被妖魔化，就像洗澡水中的孩子一样，与糟粕一起扔掉。

日本文化中的这种潜在的反战情结，贯穿于他们的动画片及电影中，像“奥特曼”系列，翻来覆去的都是战争主题，本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但它一套上反战的情结，便变得寇冕堂皇，大言不惭。至于日本拍的很多战争题材电影，都是表现出日本普通人深受战争毒害的主题，不问战争的策划者，一味强调自己的很受伤，这几乎演变成日本人共性的社会情绪。

《墨攻》里也潜伏着日本电影的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战略情结。它把战争的正义性抛到一边去，而尽力强化战争对民众的伤害与屠戮，从而在批判战争这一主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样的主题设定是很有它的好处的，你反战肯定是没有人反对的，你写出战争的残酷，肯定也符合人类多少年来的梦想。但是，它这种反战宣传的目的，只是叫对方不设防，放弃固守，可以说，反战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不妨设想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一部日本电影宣扬反战情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向外的侵略野心是不会受到这种宣传情绪影响的，倒是被侵略的一方，会无形地受到这种战争恐怖论的影响，而感到恐惧，放弃城池，缴械投降。因此，日本电影的反战情绪，总是令人狐疑，明明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反对战争的传统，反而有一种酷爱战争的情结，但叫起反战来，却比谁都响。日本电影甚至没有《巴顿将军》诚实，至少巴顿将军毫不隐讳自己对战争的热爱。

《墨攻》的故事情节移植于日本漫画，这使得电影烙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印迹。当然，我们无法去指责电影中的这种理念，因为日本人谈反战，从来是不会错的，更不会受到指责，但是，日本的反战，向来是混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这一点，便使得它的反战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墨攻》中的革离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这种对战争的荒诞感的揭示，很少在激昂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体现。我们感到新鲜，我们感到的确如此，我们看了这个电影后，会不自觉地加入到对所有战争的诅咒。我们既不会站在赵军的立场，也不会站在梁王的角度，我们只会站在中立的位置，反对任何一场战争。

当然，电影是有其合理性的。应该看到，影片把这种反战情结放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了存放的理由与基础，电影更把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湮没无闻的墨家思想拿出来作为最正确的一方，也似乎暗示着日本的这种反战情结扶摇直上从历史的渊源中寻找立论基础的苦心孤诣。墨家思想的这种反战情结与儒家的入世、救世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仁人志士，金戈铁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战争、对死亡的传统文化观念。日本漫画中，把墨家的子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祖先，似乎在暗示着日本人继承了和平的传统，这不知是一种自作多情的附会，还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讽刺。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电影也不敢声称革离就代表着正宗的墨家思想。因为革离拯救孤城，并没有得到墨家的认可，是他自作主张前来参战的，手里连梁王的信物都没有。漫画中，他还与墨家发生了思想与行动上的交锋，可以说，日本漫画也深知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墨家人物，只是一个挂着墨家头衔、表达着日本文化意识的虚拟形象，所以，日本漫画原著也有意地在情节中安下伏笔，以逃避正宗的墨家思想可能施加予身上的有责认定。电影名为反映墨家思想，其实被编创者已经作了否定。想从电影中去探讨墨家思想，无疑是与虎谋皮。

实际上，在《墨攻》中，我们更看到的是根本与墨家思想无关的革离的一种行为尴尬与思想混乱。因为革离本就不是墨家派来的，他基本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对战争的一种看法，但因为他无视战争的正义性，所以，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圆其说，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革离在影片中是战争的领导一方，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他不知道他主持的战争是否值得，可以说，他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比如他经常提到的就是：真的是杀敌为上吗？当革离向逸悦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狐疑与不解的时候，逸悦很清醒地看出了革离的内心矛盾，说：“当你问别人是非黑白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就已经动摇了。”电影在这里，也没有让革离继续对战争的是与非作出判断，很快让逸悦岔到爱情的是与非上来，逸悦的话，大致是说，你可以不懂战争，你应该懂爱。

后来，革离再次对那个黑人说：“非攻与兼爱才是和平的道理。”这里本该是革离的坚定的思想，但是，那个黑人很尖锐地指出：“你不懂得选择要爱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黑人看出了革离不懂得选择是与非，也正是革离不懂得选择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困惑。这句话本该让革离进一步可能思考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但电影再次让革离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接下来就是革离回身去“跟所爱的人道个别”。

可以看出，电影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非攻，一个是兼爱。非攻是以否定战争的正义性为前提的，电影在这里闪烁其词，相当混乱，因为电影要表现一个非攻者去主持战争，他的思想立论基础，必然是充满矛盾的，电影不敢直视革离真正的内心。所以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思考的时候，电影赶快让“兼爱”站出来说话，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作出判断的时候，电影立即转换到“爱的选择”的主题上来。这实际上是否定战争正义性所带来的必然的尴尬。电影不得不用“爱”的主题来拯救“非攻”主题的不能成立，革离与逸悦的爱情关系，看似闲笔，也是原来漫画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情的线索，那么，革离的非攻主题就会陷入死胡同，无法排解得开。

因此，直到最后，革离的反战情结仍是软弱无力。他依然重复着不分是非的反战观。所以，电影中，革离只能不断地说反诘句，显现出他在抛弃掉战争正义性之后立论上的中气不足。比如，逢到机会，革离就要反问，如对赵将军：“为什么不可用更理智的办法去化解战争？……如果停止杀戮，可以换回更多生命，你说值得吗？”“战争只会将更多的活人往死里推，活的死的都不会安宁”。“难道生命就没有比活着重要吗？”革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法选择正义战争与爱情的徘徊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体现出反战情绪在面对真实的战争情境后的左右为难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电影，《墨攻》变得容易得到认同，它是顺向的，是一个历史上共性的主题，所以，少见《英雄》、《夜宴》、《无极》中的那种概念化的拗着观众思想来的古怪主题，后者这类电影中的人心是一种阴谋的代表，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是一种图解的需要，虽然很复杂，但写出合理性来很困难，所以，虽然主创者绞尽脑汁，心胸很大，但却犹如夹生饭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遭人唾弃。

阴谋范文篇5

[关键词]阴谋理论；科学哲学；可证伪性；社会

[Abstract]Aconspiracytheoryisthebeliefandempiricalhypothesisthathistoricalorcurrenteventsaretheresultofmanipulationsbyoneormoresecretivepowersorconspiracies.Becauseconspiracytheoriesarefrequentlydifficulttosupportwithevidence,theyareusedasderogatorywords.AccordingtoKarlPopper’sphilosophyofscienceandfalsifiabilitycriteria,conspiracyisnotascience.Butinreality,conspiracytheoriesarenotallbaseless,irrationalanddeceptive.

[Keyword]ConspiracyTheory,Philosophyofscience,Falsifiability,Society

一、理论、阴谋理论、社会阴谋理论

Conspiracy，阴谋，源自拉丁文“Conspirare”，原意为“共同呼吸”；它的当代用法一般意指某种情景：两人或多人一致完成一项非法的或非道义的行径。该词的核心成分包括：一群人、机密和恶意企图。世人公认阴谋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形式多样。它不仅包括团伙犯罪、集团犯罪，也涵盖实施“攻守同盟”的卡特尔，以及有组织的政治贿赂等等。[1]然而，任何有关某一阴谋（至今尚未证实）的推测都能以术语“ConspiracyTheory”（阴谋理论）来加以表示。这一区别设定了真阴谋与阴谋理论的界限。

阴谋理论，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经验假设，认定某些事件（历史的或当前的）是由一个或几个有势力的秘密组织阴谋操控、秘密实施产生的结果。它断言，某些特殊重大事件，例如暗杀、革命，甚至是商品推广的失败，并非仅仅是由公开的政治力量或市场力量实施的公然的行动而导致的，而更是由于非公开的操纵而产生的。[2]

与此同时，由于阴谋理论是基于对非公开行为的断言，所以它们往往很难得到事实的佐证。于是乎，势力团体甚至个人都可能会用这个字眼去谴责那些有罪的（真实或假定的）人。它常常被人们轻蔑地用来描述3种想法：(1）广泛认为是虚假的但却尚未证实的推测；(2）不可能证明是真是伪；(3）妄想猜疑的，或无中生有的。术语“阴谋理论家”（Conspiracists）也往往被用来轻蔑地形容那些易于相信阴谋理论的人士。心理学家指出，那些相信某一阴谋理论的人也往往会相信其他阴谋理论。

阴谋理论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暗杀、秘密社团与兄弟会、被压制的工艺技术、间谍机构、监视技术、疾病与流行病、排犹信仰体系、地球外生命、宗教预言等等。正如威廉·哈森所指出的，“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布满了带有意志的词”[3]，而且在对话表述中“阴谋”与“阴谋理论”这两个术语往往被混用，因而极其容易被攻击和蔑视。阴谋理论的批评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蔑视相当普遍。美国学者威廉·哈森在其《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指出：“网络上的新闻贩子不仅能迅速得到更多的新闻，而且还能接触到一整套轻率而不负责任的信息，其中包括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臆想、评述、讨论，甚至阴谋理论等。”[4]尽管它在西方世界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往往被视为偏执的世界观，因为它包含有迷信的内容。例如某些人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除了表面的运作逻辑外，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历史的底层操纵一切，譬如魔鬼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5]

事实上，在迷信、谣言的阴云中，阴谋理论也包含着怀疑与批判精神，包含着对社会组织体系的辨识。而且由于它自身尚未得到充分证据的支持，所以也难以真正推翻。《ThePersianGulfTVWar》（波斯湾电视战）一书的作者柯尔诺（DouglasKellner），在精心搜集并仔细核对海湾战争的巨量信息之后，仍不得不承认他无法否认某些阴谋理论（例如美国诱使伊拉克入侵科威特）。[6]

为证明将某一“理论”视为贬义的“阴谋理论”是正确的，诋毁者往往罗列出3项指控：(1）未受足够证据的支持；(2）不能被证明为不正确的；(3）无法置信的古怪看法。然而，辩护者往往对此做出如下反击：(1）卷入阴谋的那些强权人物隐藏、销毁或者混淆证据；(2）在他们看来，对方没有开放的心态；(3）对方可能受政治动机的激励，并可能在现实环境中有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第3个辩护论点，阴谋理论具有了社会阶级分析的属性。

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与文化层面，阴谋理论也渗透入“文化工业”与“文化霸权”的范畴之中。20世纪30至40年代初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他们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是一个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以大众传播和宣传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无线电、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虚假的、物化的文化，成为通过娱乐方式欺骗大众，束缚意识的工具。[7]在这里，传媒成了阴谋理论实施的工具。而葛兰西在《PrisonNotebooks》（狱中杂记）一书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CulturalHegemony）则是指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而行使的文化支配权力，它可以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劝诱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和文化价值，而无需使用武力。而且霸权的形成并非统治者单方面的意愿，而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谈判后产生的，是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8]这表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联合体，这直接将阴谋理论赋予了大众文化。

二、阴谋理论是否科学

卡尔·波普（KarlRaimundPopper）是20世纪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研究范围包括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等。他对阴谋理论有如下评述：“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人生观，大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某件真正坏事（或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事），那么都肯定有某个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这件事肯定是某个人故意而为。”这种观点顽固地存在于《荷马史诗》、后期基督教思想以及阶级批判的社会学中。他还将“那种把战争、贫困和失业看成是来自某种邪恶的企图或某种阴险的计划的理论是常识的一部分，然而未经过批判的考察”，称为“ConspiracyTheoryofSociety”（社会阴谋理论），并坚定地认为“理论性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造成了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的那些社会关系”。[9]这样就否认了某些坏事（例如战争、贫困和失业）是由某些集团或个人有意策划出来的；或者说，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其实并不受某些集团或个人的意志影响。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确证实了他的看法。例如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对1968年10月27日伦敦反越战示威游行的报告，驳斥了“妖魔化”阴谋理论。当时，6万多学生在伦敦举行了游行，平静而有序。但英国的媒体报道却与事实大相径庭，所有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报道的焦点对准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莱斯特大学对此进行了细致调查，发表了英国批判传媒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DemonstrationsandCommunication:ACaseStudy》。[10]

此次游行的案例研究证实了这一传播渠道非民主化的过程。文章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本应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权利。但在一个传媒日益迈向兼并和垄断的时代，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报纸和电视对这次异常和平的游行示威做了极为片面的报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极少数的暴力场面，给受众一种错觉，似乎这次示威游行充满着暴力冲突。但这种情况并非如阴谋理论所认为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大众传播媒体故意炮制出来假象，以此蒙骗人民大众。经过调查发现，大多数新闻记者当时并无意去掩盖和歪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而且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逼真地映射出事实的真相。但这些却使复杂的传媒体系在各自独立的运作中得出近乎一致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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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便士报竞争导致了商业报纸为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而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以至于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成为内容的主流。电视不但继承了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向极致。于是，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件的全貌往往被忽略了。其次，商业竞争使媒体从业人员形成完整的职业习惯、操作规范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从事新闻报道时的定势和取向。于是乎，媒体内容并非因商业竞争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支持的情况下，受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一个总的来说非常和平的反战游行，在许多观众心目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充满暴力冲突的事件。不仅如此，报纸和电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后还变成为了历史，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但更多的阴谋理论并非如这一案例那么容易追踪和检视。例如西方政治学中有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多元竞争和权力精英。多元竞争模式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力向一切社会集团开放，各种势力通过多党制和议会制进行公开、公平竞争以及谈判和妥协，任何个别集团都不可能长期取得垄断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后，权力精英理模式的地位上升。它认为，在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真正实质性的政治决策，是通过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后操纵完成的。提出权力精英模式的人，如米尔斯（C.W.Mills）强调社会高层圈子内的密切联系[11]，巴克拉克（PeterBachrach）关注政治议程的幕后预设，而乔姆斯基（NoamChomsky）关注大媒体的思想控制等等。如果将这种理论推至极端，就是“阴谋理论”。但假使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社会的体制结构，就会发现，权力精英模式是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在表面上，美国制度中的总统、参众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掌管着最大的权力。但在美国社会日常运作的过程中，最高利益中心和实际决策中心，远不在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家们的台前表演，而是处在幕后的，一个集社会等级、经济实力、文化资本等各方面特权于一体的利益集团。[12]

三、校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准

波普在划分正确与错误的哲学观的同时，还提出了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准。他认为，要判断一个理论（Theory）是否是科学理论，重点并不在它能被证实（Verifiable），而是在于它能被证伪（Falsifiable）或具备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所有科学命题都要有可证伪性，不可能为伪的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理论。[13]但波普的标准是否应像应用在自然科学那样严厉一样应用到社会科学上，这已成了一大论题。这一标准在对阴谋理论的认定方面，也时常让人困惑。

例如阴谋理论者认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乔治W.布什与美国石油公司一起谋划的结果。但是，石油公司股价随后却下跌了，这一事实成为阴谋理论失败的经验主义证据。但他们还指出，战后主要美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油田展开掠夺，这却是支持这一阴谋理论的经验主义证据。一些数据看似证伪了阴谋论的观点，而另一些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

阴谋理论的批评者们有时也辩解道，许多阴谋理论并不能证伪。这一说法常常是正确的。例如，根据民意调查，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密切关系，然而它却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证实。鲍威尔（ColinPowell）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了一盒磁带，显示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有染。不过这盒磁带似乎是一种误导。还有有关微软、英特尔和美国政府联手的阴谋理论，认为这两家企业利用软件、硬件来窃取我们的机密和隐私。专家们认为微软在其Windows操作系统里开了“后门”，以换取美国政府在反托拉斯垄断方面网开一面。但即使放弃微软的操作系统，电脑机箱里英特尔的Pentium系列芯片上还有一个独有的电子序列号。用系统后门与电子序列号来对使用者进行遥控和追踪，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却尚未有证据证实这一阴谋理论。

波普认为，一个无论对错与否，都不能被证明是错的理论，是不能承认为科学的。但上述阴谋理论却可能暗示着，可证伪性的标准是很难或不可能应用到变量不能被独立出来的复杂环境中，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环境。按照波普的标准，“没有”政治上或历史上的假说是科学的，因为没人能令人信服地做出明确的、显著的、经得起检验的以及正确的预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阴谋理论根本就是无根据的、非理性的、虚伪的。只是，按照波普的标准，它们并非科学而已。

注释：

[1]史学家通常使用术语“阴谋”来表示那些被认为真实的、已证明的，即使是似是而非，但至少又有点证据的阴谋。此外，术语“阴谋理论”有时也用来描述社会学领域对阴谋现象研究的尝试与努力。

[2]定义参考Wikipedia，参见

[3]马特·里德利著，刘菁译：《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3），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4页

[4][美]威廉·哈森著，张苏译：《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5页。

[5]据说，光明会的历史可追朔至古巴比伦时期的神秘组织，于16世纪在西班牙正式成为异端教派。光明会在背后操控每日全球大事、策划人类历史，预备着末日的魔鬼国度来临。近代，有关“光明会”的传说认为：历代美国总统除林肯和肯尼迪外，皆是“光明会”成员；现今流通1元美钞的反面，印有一座13层的金字塔，塔上有一枚发光的“邪神之眼”，即“光明会”的神秘徽章；2002年欧元正式启用，据信也是“光明会”魔鬼计划的一部分。

[6]DouglasKellner,ThePersianGulfTVWar,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67-8.

[7]TheodoreAdorno:TheCultureIndustry:SelectedEssaysonMass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1

[8]AntonioGramsci,EditedbyJosephA.Buttigieg:PrisonNotebook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

[9][英]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李本正译：《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二十四节，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10]Halloran,JamesD.PhilipElliot.GrahamMurdock..DemonstrationsandCommunication:ACaseStudy.London:PenguinBooks,1970

[11]Mills,C.Wright:ThePowerElit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6

阴谋范文篇6

1926年“三一八”之后的3月底，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考虑到在的白色恐怖下，这里相对安全一些。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的。

可是，从迁入东交民巷，为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逮捕，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一是派遣特务监视行动。派特务伪装人力车夫，天天在兵营门口窥视。对从兵营出来的人跟踪盯梢，直至逮捕拷问，负责交通的阎振山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就是这样被捕的。二是派暗探打入内部。为弄清兵营内部的详情，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了4名暗探打入兵营。这4名暗探在旧俄兵营中“经过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1927年5月1日北京《晨报》第二版）三是收买叛徒。沈维翰讲，他当时任北洋反动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它们以“多方劝导”，使曾在身边工作、因散发传单被捕的李渤海变节。李渤海“将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此时，已将奉军改称安国军，要其总部派人先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接着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得到签订《辛丑条约》八国公使默许安国军可以进入东交民巷，搜捕等人。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三百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作为标记，于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半进入东交民巷，头目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于是，和夫人赵纫兰、子女一起被抓走，同时被捕的共有六十余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当时被称为“党案”。（关于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搜捕的情况，见《国闻周报》4卷15期《俄使馆党案始末》。亦见《东方杂志》24卷12号《时事日志》，1927年4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搜查苏联使馆已获荷兰公使等谅解。）

既然定为“党案”，就应履行司法程序，迫于强大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营救，不敢举行公开审判，决定走个形式，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会审”，4月28日上午11时开始，“会审”没超过70分钟，就宣判等二十人处以死刑。秘密地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两旁均有宪兵警戒。”用极其野蛮的“三绞法”杀害了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神色不变，从容就义。（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面对中国人民的痛加谴责，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必须对党案有一个交代。连英国报纸上也发消息说，“应迅速发表党案文件，过迟则恐引起俄人误会。”英国人觉得这种军警进入外国使馆抓捕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竟然还得到了外国使团的同意。对此，表示：“党案文件尚在清理中”，“俟检出文件翻译完竣”，一定有个完满的交代。这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由来。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编选经过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驻京的苏俄大使馆后得到的文件，搜查到这些文件时，有的已经烧毁，所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有些文件是残缺不全的。“俄馆案中之证据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而其所公布的重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世界日报》在关于抓捕及审讯过程，先后发出的报道上百条，涉及到党案文件目录和编印《苏联阴谋文件汇编》一事的报道就有：

1927年4月16日的“当局对党案仍未决定办法警厅仍在积极整理搜获文件中”；17日的“昨日公布之检查党案文卷事由目录单共24卷”；18日的“警厅公布之党案证据汉文部分文件共计38件”；19日的“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汉文部分续之四”；21日的“党案重要文件日内检查完毕其余文件拟设一编译委员会清理”；22日起连续刊出的“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警厅公布党案证据文件汉文部分续之六”；“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汉文部分续之七”；28日，还刊出专门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昨日下午偕赴警厅”。

1927年5月以后，因为等20人已被绞杀，社会舆论哗然，更是加大了文件公布的数量，5月1日：“警厅续布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11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军事会议案笔录”；10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警厅续布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按此件足以证明加伦鲍罗庭等确系苏联政府所派”；“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国民第三军训练工作之计划及训练团之人员(续)”等等，一直到1925年12月25日还在刊出“警厅续布党案文件：莫斯科致俄使馆武随员指令”。依据报刊上登载的文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所谓的党案文件发表谈话：“依官方所发表观之足证多为普通消息报告”（1925年5月8日《世界日报》）

1927年11月24日，《世界日报》刊出：“党案文件出资两万元印书”。1928年3月3日刊出：“党案文件业已出版张学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出“党案文件刊印成书将编送中外各机关”。

1927年4月中旬，把张国忱召来整理党案文件。为什么要让张国忱来编译这些资料呢？张国忱，原是清朝东三省政权1911年时选送给中东路商务学校的生员，从小在俄国人家寄住，所授课程全是俄文课本，学制长达10年，不但要求学好俄语，就连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要学帝俄那一套。张国忱毕业后曾担任白俄头目霍尔瓦特的家庭教师，与“反赤”一派亲密无间，被视为‘自己家的孩子’。1925年，张国忱成为奉天方面中俄会议成员，自称“从奉苏协定到一系列的中苏交涉，（）都对我委以重任。”由张国忱等编译资料，以便向全世界宣传等确实是“赤祸”（张国忱：《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之二）。

张国忱到北京后，先成立起“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分二个组，每组各五人，张任第一组组长。两组人员日夜加班翻译，却没能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重要材料，大失所望。却天天来催问，“搞出来什么没有？”张国忱无奈，只好在夜晚陪吸鸦片烟时，对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很快搞完。总是要几个月时间才行。最后在1928年的3月初，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给送去的，则是特制的线装本，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也是黄缎子的。一看，很是高兴（《烈士被捕被害经过》）。

后来，张国忱回东北任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长。1928年9月，张学良准备让张国忱接手张焕相的哈尔滨行政长官职务。杨宇霆知道后说：“不行，青年人当长官还行!”不等张国忱到哈尔滨，杨宇霆就急忙发表张景惠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国忱只好到哈尔滨市当了教育厅长。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流传情况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印制的版本有两种：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普通精装，十六开本，共四册。1928年编印。书前有六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线装本，张国忱等编译，（两函11册），1928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本第1册。）

此外还有一种英文版：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英文版，上海英国别发书庄（1870年英商别发洋行创办别发书庄，经理施露）。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编选的内容，确实大多是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的文件，应该说有价值的文献并不多，依据长女星华的回忆可以得知：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星华：《回忆父亲》）

可见，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销毁了。当我们要引用这其中的文件时是应该十分慎重的，在有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这样的权威文件选辑之后，理所当然地不会再过于看重它。再者，《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它也不能算是一部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在特定目的要求下编选的阴谋文证、绞杀等革命烈士的罪证，对这样一部书怎么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信史资料？

这部书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但也只是能读到此书的知名人士，就连当时的总理和外长顾维钧也只是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而没有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说上一句言语。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关系到汪、蒋关系的资料，曾受到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关注。

邹鲁《回顾录》中有：“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有‘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陈立夫《成败之鉴》中有：“那时俄国方面也不愿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苏俄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顾问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北伐成功对俄国只有好处，虽然我们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相当接近，对反对帝国主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当时可以互相获益。”

仅凭这几句话，还无法确切地证实邹鲁、陈立夫真的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陈公博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读的是英文版。他在《苦笑录》中有：“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视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现在，这种英文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更难找见。（以上资料引自谢泳教授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刊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源文献

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相关的史料丛书，是后来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国内先后有了中文版本。台湾则有由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如《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的《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计画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和《斯切潘诺夫关于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这两个报告在编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时，分别名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是俄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收录80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有一部分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列入的文件目录相同。中文版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另一是孙武霞、许俊基选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谢泳教授在《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中肯定地说：“就我所见到的材料判断，国内最早使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编者所使用的材料与我所见到的是同一版本。因为在前述的两个斯切潘诺夫的报告中，《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有一处把‘李之龙’错成了‘李成龙’。后来的编者特别用脚注形式加以说明，可见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资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

可如果正是谢教授所说的源文件就存在着这个错误，又怎么能断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不是同一版本，就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则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已经出版1917-1920年卷、1920-1925年卷、1925-1927年卷，将出版1927-1931年卷等卷，这将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一部信史。

1925-1927年卷中有一部分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5-1927）》相同，也就是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文件目录相同。中文版书名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下两册），是根据原书第二卷翻译的，也列为《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8再版。）据编选者所言，选辑中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

上册的目录为：

编者说明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26年1月6日）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1926年1月6日）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词（1926年1月1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说词（1926年1月19日）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1926年2月3日）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和国民军

一个志愿兵的札记（摘录）（1925年4月--7月）

关于骑兵的报告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5日）

附：《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1967年）

冯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记（1926年5月9日—8月16日）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1926年9月8日）

冯玉祥回国宣言（1926年9月18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1926年9月26日）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

三、布勃诺夫使团与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1926年4月20日）

关于“三二○”事件的报告（1926年）

关于“三二○”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

关于“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1926年4月3日）

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5月14日—22日）

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

附1：切列潘诺夫关于布勃诺夫使团的回忆（1976年）

附2：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山舰事变的论述

附3：关于整理党务案的回忆

附4：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中山舰事件和布勃诺夫使团（1977年）

四、加伦与北伐战争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20日）

加伦对计划的意见（1925年9月20日）

北伐前夕——康奇茨日记（节录）（1926年3月20日—4月18日）

加伦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作战部署简述（1926年12月16日）

附1：布勃诺夫听取关于北伐问题的汇报（1976年）

附2：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节录）（1976年）

附3：炮兵顾问的回忆（1974年）

五、北伐期间的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中国共青团的信（1926年10月15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1926年10月18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声明（1927年2月6日）

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1927年5月1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26日）

六、罗易来华与“四一二”政变

中国革命的意义（1927年2月22日）

一个警告（1927年2月27日）

注意领导人（1927年3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发动反革命政变告

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1927年4月14日）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1927年4月13日—15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1927年4月16日）

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背叛宣言（1927年4月22日）

七、罗易与中共五大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1927年4月30日）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27年5月3日）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1927年5月4日）

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1927年5月4日）

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1927年5月5日）

布尔什维克的党（1927年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5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1927年5月13日）

八、大革命紧急时期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1927年5月2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

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1927年6月9日）

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1927年6月10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

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1927年6月15日）

国民革命纲领（1927年6月15日）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27年6月20日）

书记处致上海区委的信（1927年6月23日）

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1927年6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1927年7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年7月14日）

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1963年）

九、附录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下册的目录为：

编者说明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1927年4月14日）

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19日）

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报告讨论

布哈林的结束语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24日）

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发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1927年5月）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下）

时事问题简评（节录）（1927年7月28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1927年8月18日）

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1927年9月27日）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节录）（1928年6月）

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1928年6月8日）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四、附录

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1929年9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1929年）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

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1936、1937年）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1976年）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尽管有的文件目录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目录所列相同，但是这些文件并不是使用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的文字，当然，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明，理应进行对照核实。只是目前还不易做到，因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实在难找。

谢泳教授说：“关于中山舰事件国内的研究概况，大体以杨天石的观点为基本定论。杨奎松、罗志田等学者在他们的相关文章中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我注意到，对中山舰事件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有一件重要的档案材料极少为人提起，这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本文称为档案，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严格说它也不是源文件）。对这一材料的忽视，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不指出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研究的判断来说是不恰当的。也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境界以及学术风格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不是直接触原始材料，有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这表明他是很看重“不是源文件”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还要进一步研讨对其“忽视，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且会带来“对于学术研究的判断”的“不恰当”。这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据谢泳教授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杨天石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其中有的引文在注释中明确说明是引自《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可是，这些引文都是可以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找到的，只不过是《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计画之报告》和《斯切潘诺夫关于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中，题目改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了，文字并没有不同，为什么还一定要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引用呢？

当然，杨天石教授在探讨中山舰事件时，这些资料选辑尚未出版，退而求之《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加以注明正是负责任的态度。

如果仅就中山舰事件的研究而言，在当时没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提供的资料，如谢泳教授所说：“就没有后来对中山舰事件的新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中山舰事件及相关的研究中，斯切潘诺夫的报告是引用率最高的一个基本文献。可惜这套早已成型的资料汇编，很少有研究者对它来源及版本情况详加说明。其实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回忆录中，已有多处涉及这套资料。”

阴谋范文篇7

13世纪末叶的英伦三岛，多事多舛，动荡不安，兵连祸结。苏格兰王位虚悬，贵主们为王位继承权问题争论不休。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觊觎苏格兰广袤的土地日久，乘机宣布对苏格兰的土地和王位拥有宗主权，派兵直入苏格兰境内，欲以武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强迫苏格兰人民就范。苏格兰人民奋起反抗，威廉.华莱士的义兄皆阵亡，威廉随叔父远走他邦避祸。多年后，已长成英俊青年的威廉回到故乡，和青梅竹马的美丽少女默朗结为夫妻。

英格兰军队在苏格兰到处肆虐，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英军一下级军官垂涎默朗的美色，欲行非礼，主事的英格兰军官竟残忍地将默朗当众杀害。威廉悲愤填冲入英军驻地，手刃军官士兵多人。人民久蓄疾忍，拥戴威廉为领袖揭竿而起，重创英格兰军。苏格兰贵族尽管内部争权夺位互相攻讦，但对付英格兰侵略军还是统一的，他们看到威廉在群众中的威望，认为可以利用，便册封他为爵士，授予他“苏格兰护卫者”称号，威廉在全苏格兰名声大振。

威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战火烧到英格兰去。约克郡一役英军大败，夺城主将、爱德华一世的外甥毙命。爱德华一世玩假和谈阴谋，派儿媳、法国公主伊莎贝尔前往议和。欲挑起苏格兰与法国之间的矛盾。伊莎贝尔与威廉一见如故，彼此为对方的人格精神折服，伊隐约透露了英格兰集结大军的阴谋。广阔的战场上，双方摆开严整队形，近距离拼杀。受英军收买的苏格兰贵族倒戈撤退，起义的人民军遭受灭顶之灾。

威廉再次从失败中奋起，一方面着手惩治背叛的贵族，一方面大举招募志愿兵，蓄势待发。爱德华一世再次策划阴谋，命伊莎贝尔公主前来议和，暗伏杀手行刺威廉，威廉识破对方的阴谋，并与伊莎贝尔结成情侣。

最终遭阴谋暗算的威廉·华莱士被羁押于英格兰囚室，他谢绝了伊莎贝尔公主认罪求生的劝说，决心以死报答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刑场上万头攒动，威廉在行刑台上被施以酲刑，四肢被绳牵引。此时，爱德华一世已到死亡的门槛，他希望临终前听到威廉----他这一生惟一强硬的对手伏首就范，宣誓效忠。备受肉体折磨的威廉气息奄奄，他知道他的敌人在期待他。他的朋友在期待他，幻觉中爱妻默朗满脸悲愤地从人群中走过，她也在期待，威廉拼尽全身力气，发出震天动地的一声呐喊：“自由万岁！”，蓝天白云下，威廉一双硕壮的大手在慢境头中缓缓张开，默朗当年与他定情的一方丝巾徐徐从高空飘落。

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战胜。威廉·华莱士的名字已成为一面旗帜，引领苏格兰人民最终赢得自己的独立。

本片是以13---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场和宫廷两条线索展开叙事，而以战争为核心。整部长达3小时的影片条理清楚，剪辑流畅，剔除了无关宏旨的芜枝蔓叶，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人们无须懂得英国古代史就可以十分投入地欣赏银幕上感人的故事，影片把基石牢牢镶嵌在史实和传奇之间，不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繁琐考据，也不毫无节制地在英雄人物身上罩一圈神圣地光环，真正做到源于历史、忠于历史、又不为历史所拘囿。历史片是一种以历史事实为题材制作的文艺作品。它只是在历史灰烬里汲取灵感和诗情，而不可能如某些少见识的批评家所要求的那样再现历史。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哪怕是用逼真性照相性很强的电影也不能。褒扬历史人物主要是发现张场历史人物身上那些能延伸到今天的气质品格和美德。威廉·华莱士在苏格兰人民心中恍如神圣，人们景仰他是因为他一生追逐民族和个人的自由。他虽受封爵士统领三军，但始终保待普通战士本色，危难处身先士卒，又始终是一位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这也是新好莱坞“硬汉风格”影片的惯性叙事模式，像《亡命天涯》《爱国者》《拳王阿里》《角斗士》等影片。历史战争片从旧好莱坞到新好莱坞转变的过程中，类型特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20、30、40年代，英雄的形象被塑造为勇敢，冷酷，极少微笑，没有眼泪，它斩断了一切温情，尤其对女性的温情。50、60年代流行的“群像式”的主人公英雄模式被新好莱坞“无敌金刚式”的个体英雄所取代。其特征是全景式地展现战争过程；“宏大的叙事”也被表现为个人成长奋斗和冒险的“个体叙事”取而代之；斩断的温情也被浪漫的爱情故事接续。影片《勇敢的心》就是用十分平实的语言进行着通俗易懂地叙述。尤其苏格兰优美的乡村音乐的应用，不仅为影片的叙事起到了情绪的表达的作用，而且对深化主题，对画面视觉内涵阐释有着重要的意义。“音乐是画面内容的听觉外在形式，是影片情感的听觉延伸。”导演梅尔·吉布森高明的利用苏格兰民族音乐来给观众造成视觉上、情感上的“震撼”和调动，也充分体现这一点。加之梅尔·吉布森积数十年从影经验得心应手的表演，威廉·华莱士跨越历史时空栩栩如生地来到观影者中间。

阴谋范文篇8

按照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指手划脚，不摆架子。由于身先力行，在我主持xx村全面工作一年来，没有发生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也未发生过一起对集体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事件。

述职方面：

本人能积极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一、招商引资创办企业，培育个体大户，发展农村经济。

组织村组干部开会研究，献言献策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三月初，通过招商从外地引时“塑料颗料加工厂”，现已落户在xx村一组，已经投产。同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五人进厂；扶持xx村三组庞明办养猪场，现在，养猪场越办越红火，已具中等规模。

二、做好平安创建工作。

为了给我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我们不惜人力、物力，搞好平安创建。由于我们村西面处于仓郑路贯通地带和交界处，来往车辆、人流较多，给“安全”带来一定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安排了16个巡逻小组，每天正常巡逻，每个巡逻小组都安排村干部带班，安装警示灯，配好警锣，做到天天有巡逻，班班有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立即上报。由于工作到位，群众非常满意，说村干部又为群众办了一件好事。

三、加强道路建设，发展农村经济。

“要想富，先修路”，我们村地形特殊，庄形是沿着废黄河北岸东西延伸约7里之长，交通不便，进出车辆困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研究，决定在本村六组从北向南开辟一条长3里与临河相接的道路，当年又从一组周广亮家旁开修一条长1.5里的道路，初步改善了我村交通状况。

四、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

由于我村沟渠多年失修，不少田块遇到涝年排水困难，颗粒无收，群众意见很大。在上级政府领导支持下，通过研究，决定在我村范围内开挖两横三纵排水沟，当年就见效益，原来低洼绝收田块都获得较好收成。受到群众赞扬。

述廉方面：

阴谋范文篇9

[关键词]日本；法西斯；强硬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即是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有一共同特征，即主张通过侵略他国来扩大日本的生存空间，以武力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但在具体的侵略步骤、方法上，法西斯分子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派在推进侵略时较为“理性”，主张渐进式的侵略扩张，量力而行，稳扎稳打，这一派以政府中的文职官员居多；另一派则非常狂妄，贪得无厌，咄咄逼人，极富冒险性，这一派主要以军部法西斯为代表。一般将前者称为稳健派，将后者称为强硬派。过去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样看问题似乎太笼统，不利于搞清问题。因此，特在此文中将强硬派作专门考察，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法西斯思想的膨胀及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化

自明治维新始，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也随之膨胀起来。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要想免遭灭国之灾，除了加紧改革、学习西方之外，还必须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保障。在西方列强的频频进击面前，自己不扩张，就等于坐以待毙。在这种社会心理的驱使下，向朝鲜、中国大陆等地侵略扩张的声调一直盛行不衰。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家福泽谕吉也于1885年3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这即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吹侵略中国和朝鲜了。

1916年5月，法西斯分子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中公开鼓吹：日本应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直到1945年，这种侵略论调在日本一直十分猖獗。

法西斯思想的膨胀必然导致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化。1919年，大川周明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法西斯组织——犹存社；1923至1924年间，军界、政界又相继成立了一批法西斯组织。1924年1月1日内务省官吏成立了全国教化团体联合会。5月，成立了以枢密院顾问平沼骐一郎为头目的国本社。12月，成立了以法相小川平吉为头目的青天会。这些组织的出现表明，日本的法西斯已进入了组织化的阶段。

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已达到了能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当时的田中内阁召开了有陆、海、外三省官员参加的东方会议，专门研讨并制定了对华政策。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待征服中国之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区，以及欧洲。”《田中奏折》继承和发展了明治以来的法西斯传统，集中体现了以侵略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思想，它将处于舆论阶段的法西斯主义上升为国家政策，从而为法西斯强硬派的猖狂活动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法西斯强硬派的战争冒险

1931年3月，法西斯强硬派分子、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步兵学校作了《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报告，他说：“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强硬派首先在东北开始了侵华战争冒险。

1929年，关东军中的强硬派分子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即制定了侵略东北的计划。该计划为：以关东军为主体，“用阴谋制造机会”，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宣布把满蒙并于日本。不久，此事为稳健派探知。1930年9月15日，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币原外相：“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事。”得知此事的币原外相极为震惊，他向陆相南次郎提出抗议说：“此种做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南次同参谋总长金谷大将商议后，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去东北阻止板垣等人的阴谋。板垣等人闻知建川要来，便决定在其到达东北前先斩后奏，抢先发动。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举向中国军从进攻。大吃一惊的若槻内阁在获知事件爆发的消息后即召开了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让陆军大臣将中央的决策通知了关东军。国际联盟在接到中国政府9月21日提起的控诉后，也于23日召开了紧急理事会，决定委任国联行政院主席向中日两国紧急通告，不要扩大事态。然而，强硬派操纵下的关东军却置本国政府的决定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于不顾，不断扩大军事行动。21日，北上占领吉林，10月8日，又轰炸了张学良的临时政府所在地锦州，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全东北，使得我三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1937年7月7日，强硬派分子又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一开始，日本政府并无将事态不断扩大的意向(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彻底放弃其侵略方针了，而是有其他考虑)。“七·七事变”爆发后的8日早上，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陆、海军的军务局长共同制定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当天下午，这三位局长提出的方针由内阁会议通过。日本最高军政当局认为：为圆满地解决事态，必须要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并用才行为达此目的，日方已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调停，并按的要求命令前线作战部队立即停战，以创造一个和谈的基本条件。但初战得手的军部强硬派却根本不顾日本国内最高军政当局的意图，不仅没有停战，反而加紧向中国腹地推进。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和沪淞一线的日军长驱直进，步步紧逼，不断扩大战线，进而直达南京。南京陷落后，疯狂的日军又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从而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变为不可调和。三、强硬派对政治的干涉

法西斯强硬派除了进行军事冒险外，还积极地插手政治事务，以扩展其势力。1931年10月21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本侠在司令本庄繁和板垣、石原的指使下，完成了在东北建立傀儡政府的具体方案《满洲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并密谋将清废帝溥仪作为伪政权的元首。为将蛰居天津的溥仪劫来东北，强硬派把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往天津。当时交给土肥原的具体任务就是运用各种阴谋手段扰乱天津地区，乘机把溥仪带到东北。日本政府币原外相坚决反对抬出溥仪，他认为：“宣统帝的出山虽与独立国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但外界认为满洲独立国是由我方策划的(尽管宣统采取自己逃出的形式，但外界不会轻信，而且要对此类事件加以保密是极为困难的)。通过11月l6日召开国际联盟理事会，对以任何方式带走宣统皇帝一事都将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出现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再者，现今满蒙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因此，拥立宣统皇帝在满洲本地名声也不好，何况对中国本部和世界各国的影响。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阴谋等口号下，情况更可想而知。这样就会出现日中之间永远不可能谅解的局面。总之，我认为拥立宣统皇帝的计划，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当时，包括陆相南次郎在内，几乎所有的上层人士都反对拥立溥仪。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按币原外相的指示，在天津采取严密戒备的措施，以防强硬派将溥仪劫走。但强硬派分子却一意孤行，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的华人街策动暴乱，趁驻津日军注意力分散之际将溥仪劫往东北，随后以溥仪为首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才通过了由陆、海军省课长们所决定的“处理方针”。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内阁的权力被强硬派几乎剥夺光了，强硬派分子对政治的干涉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在中日战争的十几年间(1931—1945)，举凡一切与日本有关的重大政治行动几乎都可以看到强硬派分子的阴影。他们在国外制造事端、扶植傀儡，在国内也是频频掀动政治地震，使得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

四、强硬派的政变和恐怖活动

法西斯强硬派是疯狂和野蛮的化身，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要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对此，强硬派是以更疯狂和更野蛮的手法来压制、扼杀反对力量。他们除了动用合法的手段外，也大量采用非法手段来对付反对者，政变和刺杀就是常用的两种。

1932年，强硬派分子先是于2月暗杀了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后于3月暗杀了三井合名理事长。5月15日，他们又策划发动了“5·15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首相犬养毅。“5·15”的政变者们公然叫嚣：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1936年2月26日，法西斯强硬派又策划发动了2.26兵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等政府机关，杀死了内务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重伤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叛兵们占据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议事堂等政治、军事中心，使得政府一时间陷于瘫痪状态。军部高层的强硬分子则策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叛乱，在他们的庇护下，叛乱居然在首都持续了三天。通过这次叛乱，军中法西斯强硬分子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趁机要求实现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个、第三个“2、26事件”。在冈田内阁总辞职后，军部法西斯立即对继任内阁的组阁工作进行干涉，凡被视为自由主义或协调主义的人物均被排除在内阁之外。

阴谋范文篇10

一、剧情(Plot)的异同之处

代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最高成就的悲剧《哈姆莱特》（Hamlet）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其情节是这样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因父王突然死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又同新王---他的叔父结婚，使他更加难堪。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里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时，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告诉他“毒蛇”就是新王，并嘱咐他为父报仇。哈姆莱特认为他这复仇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他说自己有重整乾坤、力挽狂澜的责任。他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既怕泄露心事，又怕鬼魂是假的，还怕落入坏人的圈套，心烦意乱，忧郁不欢，只好装疯卖傻。同时，他叔父也怀疑他得知隐秘，派人到处探察他的行动和心事。甚至利用他的两个老同学和他的情人去探察他。他趁戏班子进宫演出的机会，改编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贡札古之死》叫戏班子演出，来试探叔父。戏未演完，叔父做贼心虚，坐立不住，仓皇退席。这样，更证明叔父的罪行属实。叔父觉得事情不妙，隐私可能已被发觉。宫内大臣波洛涅斯

献计，让母后叫王子到私房谈话，自己躲在帷幕后边偷听；王子发现幕后有人，以为是叔父，便一剑把他刺死。从此，奸王便用借刀杀人法，派他去英国，并让监视他去的两个同学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时就杀掉他；但被哈姆莱特察觉，半路上调换了密信，反而叫英王杀掉两个密使；他自己却跳上海盗船，脱险回来。回来后知道情人奥菲莉娅因父死、爱人远离而发疯落水溺死。奸王利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为父复仇的机会，密谋在比剑中用毒剑、毒酒来置哈姆莱特于死地。结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剑，王后饮了毒酒，奸王也被刺死。王子临死遗嘱好友霍拉旭传播他的心愿。

《夜宴》“DinnerBanquet”的情节是这样的：也是皇帝杀死了太子的父亲后登上皇位，并将太子发配边疆（也即先帝驾崩，太子巡游在外。皇叔篡位并自封厉帝，执掌朝政）。身为当朝太子后母却又是与太子自小青梅竹马的婉后迫于无奈，委身历帝，并希冀以此保太子周全。但是，刚刚得知父皇驾崩消息的太子，却在其竹海的伎馆遭遇了一场生死之战。历帝在诛杀太子的同时也在先皇的宫廷开始了排除异己确立皇权的屠杀。婉后为求自保，在这场政治争夺中成为了厉帝的帮凶，同时对权利的企及也在她心底日益萌生。与此同时被迫臣服于厉帝却持有异心的还有太守殷太常。殷太常之子殷隽乃是当朝武将，其女儿青女更是早已许婚太子。大势所趋之下，识时务的殷太常开始阻止青女与太子的交往，并极力想在新的王朝确立自己的地位。谁料青女痴情于太子，并梦见太子回朝。当太子无鸾出现在婉后面前，婉后抱住少年时的情人，仿若生死两别。但是无鸾的一声“母后”将她残酷的推开。她已不再是无鸾少年时习武的陪伴者，也不再是太子的后母，她将成为新的皇后，成就新的皇权，并以她昔日的身份和荣耀，助篡位者猖。于是，这本该灭绝的王朝开始了一场新的混战……影片的最高潮发生在一场晚宴上，皇帝、皇后、大臣、将军和太子钩心斗角，各怀诡计，上演一场鸿门宴，母后将公主和皇帝杀害，并与大臣之子和太子做最后的决斗。太子复仇，反被母后用心腹宫女提供的有毒宝剑误杀，而当母后最终解决掉大臣之子时，却从阴影处伸出致命的一剑。整个故事也已悲剧而收场。

二、评述两大艺术创作风格（creativastyleofart）的差异

在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中，《哈姆莱特》（1601）是思想艺术最突出的一部。它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生动地表现了个人复仇和“重整乾坤”相结合的鲜明主题，是一出内容深广的社会悲剧，一首情调悲愤的叙事长诗。而现代影片《夜宴》的介绍说它其实是脱胎于大明宫词的一段剧情。历史考据方面的功夫没有白下，晚唐森森的深宫感觉很是对路。幽玄的黑色与猩艳的红色，将《夜宴》华美、阴晦、凄厉的世界观表现得淋漓尽致。越人的歌谱、婉后的凤袍等均令人过目不忘；而独坐幽篁里的歌艺馆则堪称全片艺术指导的点睛之笔。

三、创作内容(creativecontent)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一部压抑、阴霾的宫廷政治斗争剧。但我与部分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剧情的确有些类似于《哈姆雷特》；艺术创作风格也幽默得好像给人一种压抑感。但评论也是众说纷纭，如：“冯小刚相当聪明，早在宣传初期就宣布影片构思来自《哈姆莱特》，一则借莎士比亚提高影片的艺术品味，二则避免在故事整体构架上受到质疑。影片也的确非常“忠于”原著，故事情节甚至剧中每个角色几乎都能与原著戏剧中一一对应。不过，影片对人物的主次关系还是有所调整，重点侧重于皇后、厉帝与太子的三方矛盾冲突，皇后、青衣与太子的三角恋爱最终沦为政治阴谋的点缀，这或许更多出自商业方面考虑”。

四、人性（Humannature）方面

尽管《夜宴》从莎士比亚借来西方化的背景与格局，可还是带出中国传统禅意。拥有一种存在主义气质的太子，最终还是抵消不乐宿命的召唤。在爱情和阴谋之间毁灭的，还有篡位的厉帝，他的谥号就说明了他的本质，充满欲望，试图拥有一切，当然最重要的便是婉后，厉帝从所有层面反击过去觊觎的岁月，核心当然是哥哥和侄儿，权利和性欲，占据了这些人的行为。其实，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都是为无可逆转的悲辛而怜悯，《夜宴》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所有人都逃不脱，最终婉后在尘埃落定后的欣喜中，被不明来处的飞刀所杀，她回头，却不知暗器何所由来。

总之，在影片《夜宴》中，虽然无情无义之徒互相玩弄、同归于尽的荒诞结尾一时让人无语。但它也确实是一部颇有争议、耐人寻味的电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参考文献：

[1].NichaelStJohnPorker.WilliamShakespeare.

Briish:ThePitkinGuide.2001.

[2].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