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十篇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1

关键词: 《真州绝句》春景秋景

“半江红树卖鲈鱼”出自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其四)的第四句。原文是: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关于第四句的解释各家说法不一:

(1)《古代诗词曲名句选》(广西人民出版社):半江,江边枫树很多,倒映水中,遮满半面江水。红树,枫树,秋天枫树经霜,叶子变成红色,所以叫做红树。……卖鲈鱼,指卖鲈鱼的热闹场面。

(2)《诗词曲名句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红树:秋日下霜,枫树叶子变成红色。鲈鱼:盛产于长江下游的一种口大鳞小的味美之鱼。句意:最好的景色还是太阳偏西,风平浪静之后。红色的枫树下,渔民在卖鲈鱼。描绘出了富有渔村生活气息的图画。

(3)在《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中黄立新认为这首诗是写真州江边渔村秋天傍晚的旖旎风光。半江,半个江面上;红树,长着红叶的树。有的树叶秋天变红。鲈鱼,一种体呈银灰色而背部有小黑斑的鱼,产于我国沿海一带。“半江”句说,在江边红叶树下,渔人们正在卖鲈鱼。

(4)在《历代绝句精华鉴赏》中艾治平认为这首诗是写秋景。红树:枫树。枫叶秋天经霜变成红色。他是这样解释第三、四句的:最好的时光怕就是红日西斜,风平水静的傍晚时分了。你看,江水波平,碧光闪闪;枫叶经霜,艳红如染;走着,走着,请听,在你耳畔响起了“卖鲈鱼呵”的声音,声韵悠远,余音不绝。

(5)在《古典文学鉴赏集》(三)(辽宁教育出版社)中陈体津认为此诗描写秋天傍晚江边的渔家风光。他是这样解释最后两句的:后二句描写渔人的生活即景,落日的余辉斜照在经霜的枫树林上,倒映江边,半边江水像被染红了似的,显得分外妖娆明艳,渔人们趁看傍晚晴好的天气,在江边树下售卖自己刚刚打来的新鲜鲈鱼。诗中洋溢着渔乡的气息,却又透露出清远的闲情逸致,真有耐人寻味的意境。

(6)陶文鹏在1993年《古典文学知识》第6期第113页是这样解释的:《真州绝句》组诗是写真州春天风物。他是这样解释最后两句的:在黄昏时分,日斜风定以后,斜阳照在江上,一半江面碧绿,一半江面嫣红,江岸金丝轻漾的柳树,传来一声声很有地方风味的吆喝,原来是渔民们正在高兴地叫卖鲈鱼。

从以上列举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半江红树卖鲈鱼”所写之景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以艾治平老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句是写秋天的景色;一是以陶文鹏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前五个主张此句是写秋天的景色,只有陶文鹏先生认为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到底谁是谁非呢?

我认为分歧的焦点是对“半江红树”的理解。艾治平老先生认为“半江红树”的“红”是形容树的,红树也就是枫树,因为枫叶秋天经霜变成红色。人们自然会想起杜牧有名的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而陶文鹏先生则认为“半江红树”的“红”是形容江的。江面没有被斜阳照射的一边是碧绿的,被斜阳照射的一边是嫣红的。人们自然会想起白居易有名的诗句“半江瑟瑟半江红”。

我认为这句诗应该是春天之景,理由如下。

首先,从《真州绝句》组诗的写作时间来看。王士祯所写的《真州绝句》一共有五首。我们看一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目录就会发现,这五首诗排在“《维扬萧尺木画册四首》壬寅稿”下面,壬寅应该是康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当时,王士祯二十九岁,这首诗应当是1662年写的。查《渔洋山人年谱》可知,这一年,他在扬州做推官。真州在扬州西南六十里,他的《真州绝句》(其一)写道:“扬州西去是真州,河水清清江水流。”从这里可知王士祯对真州是比较熟悉的。其中,《真州绝句》(其二)说:“白沙江头春日时,江花江草望参差。行人记得曾游地,长板桥头旧酒旗。”写了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白沙洲一带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草,一眼望去,煞是招人喜欢,是人们游春的好地方。那长板桥边的酒店,悬挂着引人注目的酒旗,更是人们休憩、观景、叙谈的好场所。这首诗写出了人们在春天到白沙头游乐的欢快情景。由此可知《真州绝句》肯定是写春天的景色。再看《真州绝句》(其五):“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第一句“江乡春事最堪怜”是《真州绝句》组诗的总结性诗句,是说真州春天的景物最可爱,也是《真州绝句》组诗的诗眼。其中第二首和第五首都写明是春天,所以第四首也是春天写的,也是写春景。因此这句诗是写春天之景。

其次,从“杨柳”的意象来看。清朝诗人所写的“杨柳”意象,要么是歌咏春天之景,要么是伤春惜春。总之,是写春天的景物。如张问陶的《阳湖道中》:“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魏源的《三湘棹影》:“溪山雨后湘烟起,杨柳愁杀鹭鸥喜。”沈德潜的《过许州》:“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平畴。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其四):“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也写了杨柳的意象,这首诗也应该是描写春天之景。因此,“半江红树卖鲈鱼”所写之景应是春天的景色,而不是秋天的景色。

为什么认为“半江红树卖鲈鱼”是写秋天景色呢?我的理解是如下:

其一,犯了“就诗论诗”的毛病。鲁迅在《草(六至九)》中指出:“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我们分析、赏析诗歌,一定要顾及全诗。如果是组诗,一定要顾及整个组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这首诗。否则,“就诗论诗”就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

其二,受宗梅岑《读阮亭先生真州绝句漫作》的影响。惠栋在《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里引了宗梅岑的这首绝句,全文如下:“板桥山色晚秋初,楚泽真州画不如。我爱新城诗句好,半江红树卖鲈鱼。”此诗对于王士祯的《真州绝句五首》,特别推重第四首,还引用这首诗的“半江红树卖鲈鱼”,称为“诗句好”。宗梅岑认为此首诗的艺术特色是诗中有画。不但诗中有画,而且胜过画,画出来也不如诗。这一点宗梅岑先生是别具眼力的。但宗梅岑认为“板桥山色晚秋初”,认为《真州绝句五首》是描写秋天的景色,这就有问题了。原来宗梅岑读“半江红树卖鲈鱼”,读成“红树”,成了“霜叶红于二月花”,所以说成“晚秋初”了。可是这五首诗写的是春天的景物,不在晚秋,是写“半江红”,不是写“红树”,所以不对了。

其三,是受杜牧《山行》诗的暗示。人们一看到红树的字眼,第一反应就会想起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很自然会联想此“红树”可能是枫树的叶子经霜变成红色。再加上没有顾及整个组诗,很自然地认为这句诗是写秋天的景色。

参考文献:

[1]刘利等.古代诗词曲名句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赵传仁.诗词曲名句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3]马美信,贺圣遂.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

[4]艾治平.历代绝句精华鉴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中央电大古典文学教研组.古典文学鉴赏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2

[关键词] 王肃；礼记学；后世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45―10

Abstract：As the scholar centering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after Lu Zhi and Zheng Xu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ng Su stands unique among other scholars with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and On Taking Sages' Discourses as evidence. Wang Su's opinion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Zheng Xuan's. His treatise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its spread and inheritance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scholars of the study. Especially， he disagreed with Zheng Xuan on understanding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Rites. Meanwhile， later scholars from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modern times either confirm or disapprove Wang Su's study， which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time of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but also presents that， apart from Zheng Xuan's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there are other opinions with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which deserves the scholars' concerns and researches in the later times.

Key words：Wang Su；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influence on the later scholarship

一王肃礼记学的资料及传承

处在汉末三国时代，主要活动于曹魏时期的王肃，与礼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其著述而言，如在《礼记》方面，继东汉卢植、郑玄分别有注《礼记》二十卷之后，王肃则有注《礼记》三十卷。

陆悦鳌毒典释文・序录》。张一弓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下栏。此外，郑玄有三《礼》音各一卷，王肃也有三《礼》音各一卷，而《七录》只说王肃撰有《礼记音》。

同上，第16页上栏。

根据《三国志・魏书》卷十三《王肃传》的记载，一方面王肃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王朗为曹魏初期的重臣，其本人则自魏文帝曹丕至于高贵乡公曹髦时期，历任各种官职，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王肃又有家学渊源，其父即为经学家，曾经“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王肃本人在十八岁时“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又在经学方面，最初是“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后来则“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并多有其他著述，“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而且生前传学，至于“门生\者以百数”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14、419页。，也就是说亲近而为师服丧服的学生弟子很多，足见其当时的学术影响。

就王肃对郑玄学术的态度来说，在《孔子家语序》中，王肃自有言说而略见其详。他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E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95册，第页。由此可知，正因为当时郑玄学术的影响之大，王肃从一开始也多有学习，只是随着研习深入，王肃发现郑学中的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能不发。无独有偶，与王肃的“不好郑学”及其官学地位成对比的，则是郑玄学派的传人依然以私学传承，并且与王肃相辩驳，有史为证：“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徵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19、420页。这不能不令后人感叹当时学术的一种风貌，也开启了后世经学史上郑王之辨的先声。

王肃的《礼记注》，原书已无可见，只是在传世文献散见的引用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材料，从中既可以了解其与汉代注疏家马融、卢植和郑玄所注《礼记》观点的异同，也可见王肃礼记学本身的一些特点。

最新近的研究，可参考刘丰《王肃的三礼学与“郑王之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郭善兵《郑玄、王肃 比较研究》，《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最典型的传世材料，应该就是比较多地集中在唐代杜佑《通典》、陆德明《经典释文》和孔颖达《礼记正义》，以及南朝宋裴S《史记集解》和唐代官修《晋书》等文献当中所保留的王肃《礼记注》的相关信息，这些文献中大致有190余条王肃注，其中王肃与郑玄的解说同义的有30余条。

参考李振兴《王肃之经学》第四章“王肃之三礼学”第三节“王肃之礼记学”中有具体的考释和论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第672页。

经统计，在《经典释文》中引述和保留王肃《礼记注》的内容，计有23条，除了一条讲到关于《月令》“蔡伯喈（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之外，多数是针对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通典》中提到王肃的有40余处，包括王肃议礼的内容，其中有33条涉及《礼记注》，而且在内容上除了一些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之外则丰富很多，从中可以看到王肃《礼记注》与马融、卢植、郑玄《礼记注》的异同。《礼记正义》引述和保留的王肃《礼记注》的内容有70条，在内容上，既包括《经典释文》引述的王肃对于《礼记》中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也包括涉及礼学学说的注解，同样是很丰富的。另外，《史记集解・乐书》当中保留有王肃《礼记注》63条，其中除了《檀弓上》2条之外，集中在《乐记》的有61条。

同上。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王启发：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其他保留了王肃《礼记注》的晋唐之间的文献，则有如李振兴《王肃之经学》中所例举的，还有司马贞《史记索隐》有2条（《乐记》2条），张华《博物志》有1条（《檀弓上》1条，卷八，与《礼记正义》为同一条），《后汉书・祭祀志》注有1条（《礼器》1条），《晋书》有3条（《祭法》3条，礼志，卷十九），《魏书》有7条（《檀弓上》1条，见于卷一百八之二；《王制》1条，见于《刘芳传》；《月令》5条，见于《刘芳传》），《宋书》有5条（《祭法》3条，卷五十五、礼志2条），《南齐书・礼志》有1条（《礼器》1条），《隋书》2条（《王制》1条，见于卷七；《月令》1条，见于《牛弘传》）

除了《礼记注》，王肃《圣证论》、《孔子家语注》当中的礼学观点也成为后世如《礼记》的注疏及史籍引述和关注的方面，尽管是或有所肯定与否定，或在于“是郑”、“非郑”的选择当中。

二王肃“礼记”学涉及的几个礼学问题

如果说王肃《礼记注》的传承有着与郑玄《礼记注》的流传不甚相同的意义的话，那么应该说，王肃通过注解《礼记》围绕着一些礼制问题所体现出的礼学观点与郑玄的不同，则成为汉唐之间礼学发展史当中很重要的方面。这些问题，有的则保留在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记述中，有的则保留在杜佑《通典》的相关记述中。

据《隋书・经籍志一》录有“《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938页）可知，唐人所见王肃礼说即据于此书。这里略举其例可见其貌。

（一）关于郊祭之为周礼、鲁礼的问题。

郑玄认为《礼记・郊特牲》所记是鲁国之礼，而非周礼；王肃则承袭董仲舒、刘向的说法而反驳郑玄，认为属于周代所行之郊礼。

（1）关于这个问题，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郊特牲》开篇部分的疏解中讲到：“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圆丘，圆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今具载郑义。”又说：“兼以王氏难郑氏，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祗应是一。”如前引《三国志・王肃传》所记，《圣证论》为王肃所作，其中汇集了很多驳难郑玄礼说的内容。孔颖达则有所倾向地指出：“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大、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属，其义非也。又先儒以《家语》之文，王肃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肃以郊丘是一，而郑氏以为二，……王肃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与圜丘同配以后稷。郑必以为异，圜丘又以帝喾配者，郑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鲁礼，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必知是鲁礼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鲁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b十有二旒。’故知是鲁礼，非周郊也。”《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中册，第766-767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从孔颖达的是郑、非王的举证和议论中，可见郑、王观点上关键性的区别。

（2）针对《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一句，郑玄有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圆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齐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一方面指出：“此等之说非也，谓董仲舒、刘向而为此说。”同时又指出王肃对此说的继承：“王肃用董仲舒、刘向之说，以此为周郊。……郑康成则异于王肃， 上文云迎长日之至，自据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据鲁礼也。”

同上，第796页。接着，孔颖达引述王肃《圣证论》中对郑说的非议：“《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长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为迎长日谓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为冬至之日。说其长日至于上而妄为之说，又徙其始郊日以至于下，非其义也。”这里，王肃认为按照郑玄的理解是不符合经文本义的。而且，“玄又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则不能记斯礼也；苟其不愚，不得乱于周、鲁也。”这里，王肃明确批评郑玄混淆了周礼和鲁礼。再有，“郑玄以《祭法》E黄帝及喾为配圆丘之祀，《祭法》说E无圆丘之名，《周官》圆丘不名为E，是E非圆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E喾为圆丘，又《大传》‘王者E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这里，王肃认为郑玄是在名实上混淆了祭祖的E祭与祭天的圆丘郊祭。 同上，第797页。

那么，对于郑玄的“鲁郊说”的认识，孔颖达《礼记正义》一方面通过引经据典地解说来证明和肯定郑玄《礼记注》的合乎经义，即：“必知鲁礼者，以《明堂》云：‘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纾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杂记》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鲁礼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另一方面，孔颖达又指出南北朝时学者崔灵恩、皇侃对王肃之说的采用，以及郑学者对王肃问难的回应，亦即：“但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故《左传》云‘启蛰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若依郑康成之说，则异于此也。……故《圣证论》马昭引《谷梁传》以答王肃之难，是鲁一郊则止。”

同上。

总之，在郊礼之祭与圜丘之祭的问题上，王肃和郑玄的解说是不同的，正像《礼记正义》说到的那样：“郊、丘大事，王、郑不同，故略陈二家所据而言之也。按《圣证论》及《异义》，皆同《Y梁》之义，鲁转卜三正之内，一郊则止。而崔氏、皇氏以为鲁冬至郊天，夏至又郊，凡二郊，非郑义也。”

同上，第798页。尽管孔颖达对郑玄说极力维护而不认同王肃的说法，但是也还是保留了不少王肃的意见和学说，为后世学者的辨析留下了相应的资料。而且实际上实行的郊祭和学术上持论还有不同，按照清人的说法：“后儒各宗其师说，故历代郊祀之制，互有变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为上帝云。”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册，第771页。

（二）关于社祭的对象之为人鬼、地神的问题

郑玄认为祭祀社稷的礼，祭祀的是地神，而王肃认为祭祀的是人鬼。

在《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句下，郑玄有注云：“大社，王为群姓所立。”就此，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知‘为群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义，先儒所解不同。郑康成之说，以社为五土之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谷之功，配稷祀之。”不止于此，孔颖达还以“郑必以为此论者”而引述《郊特牲》、《礼运》、《王制》当中的相关文字进行一番论证来加以解说和肯定。不过，在说明了郑玄的说法之后，孔颖达又举出包括王肃在内的不同说法称：“若贾逵、马融、王肃之徒，以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中册，第7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接着，孔颖达进一步列举了几段王肃问难于郑玄说，以及通郑学者回应王肃而作的反驳，从中可见两派意见和王肃的礼记学之一端。

（1）在《圣证论》中王肃问难于郑说云：“《礼运》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应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对此，郑学者马昭（之）等回应说：“天体无形，故须云定位。地体有形，不须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这是从经文的不同解读上来认识社祭对象的，王肃认为既不言“定地位”就不是以地神为对象，郑学者则说只讲“列地利”就明确是以地神为对象的了。

（2）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祭天牛角茧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岂庶民得祭地乎？”对此，为郑学者回应说：“以天神至尊而简质事之，故牛角茧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贵，天子祭社，是地之别体，有功于人，报其载养之功，故用大牢，贬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冕，取其阴类，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泽、神州之地也。”这是从祭天地与社祭在仪礼装束规格、行祭者身份上来判断，王肃认为社祭应该不是以地神为对象，否则规格降低，而且庶民也得以祭地神了；郑学者则认为正因为是祭地神的，所以才会规格低于祭天，并以阴对地，而且庶民社祭，也并不就是代表天下的方泽、神州之地神的。

（3）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龙，更无配祭之人。”为郑学者回应说：“是后稷与天，尊卑所别，不敢同天牲，句龙是上公之神，社是地o之别，尊卑不尽县绝，故云配同牲也。”这里是从用牲规格来判断的，王肃认为社祭用三牲可知就是以句龙人神为对象的，郑学者则认为社祭地神以句龙配祀不存在尊卑悬殊的问题。

（4）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后稷配天，《孝经》言配天明夫，后稷不称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传云：‘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龙也。”为郑学者回应说：“后稷非能与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称天。句龙与天同功，故得云祀以为社，而得称社也。”这是从人神能否作为天地神的代表的认识来判断的。王肃认为，以后稷配祀天神而不能称天神，句龙并不是配祀社神的，那么其本身就是社神；郑学者则说，句龙得以配祀地神是因为他代表地神的功劳与天神相当，所以称社没有问题。

（5）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春秋》说伐鼓于社责上公，不云责地o，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郑注云：‘社，后土也。’《孝经》注云：‘后稷，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为郑学者回应说：“伐鼓责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责上公言之。句龙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传》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称后土，与句龙称后土名同而无异也。郑注云‘后土’者，谓土神也，非谓句龙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礼。’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灵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o也。’是社祭地o也。”这是从郑注中“后土”是否指句龙，以及与其为上公人神说是否矛盾而言的。王肃认为，郑玄既然解释社为后土，又说句龙为后土，而据《春秋》则社神是上公人神而非地o，可见郑玄说的自相矛盾；郑学者则认为，郑玄注中后土不是指句龙，而是指土神，并且明确社祭祭祀的是地神。

以上这么多个回合的问难与答辩，充分体现了王肃与郑学者论说中的经典依据的不同和在礼学问题认识上的不同，从而在晋唐之际乃至后世，就形成了不同礼学学派之间的辩论和相互质疑。

另外，杜佑《通典》当中也有就以上问题而夹叙夹议的记载：“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立社稷者，为万人求福报功也。人非土不立，非Y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经籍灰烬，互执不同。郑玄注：‘社稷者土Y之神，勾龙、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据《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君南乡于北墉下，E阴之义。’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乐用灵鼓。大丧，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E而行事。王肃云：‘勾龙、周弃并为五官，故祀为社稷。’按所据《左氏传》云‘勾龙为后土，祀以为社’，故曰‘伐鼓于社，责上公也’。今俗犹言社公，上公之义耳。又，牲用太牢，与地不同。若稷是Y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灵恩云：‘二家之说，虽各有通途，但昔来所习，谓郑为长。’”当然，杜佑也是持认同郑说的观点，所以他又说：“故依郑义试评曰：按崔灵恩以郑为长，当矣。”反过来对王肃说则不予认同。《通典》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2册，第1266页。

不过，后世学者在判断郑王之说得失的时候，也多有自己的见解，如南宋的杨复就说：“王郑之学互有得失，若郑云勾龙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种之功，配稷祀之。则郑说为长。”

宋卫撰《礼记集说》卷六十四。《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册，第372页。这当然是直接肯定郑说的。还有，清代学者秦蕙田则列举郑王各自的得失而加以对比说：“案两家互有得失。郑得者，勾龙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称后土，勾龙称后土，名同而实异，二也；驳社是上公，驳勾龙、弃先五岳而食，三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为原隰之神，二也，稷是社之细别，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难，牲牢裘冕二难，二也；驳郑自相违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勾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无配食明文不得称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

《五礼通考》卷四十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册，第1041页。这种对两家之说既有肯定，又有质疑的态度，也体现了一些后世学者细致辨析的学术公允立场。

（三）关于天子庙制之礼的问题，

对于天子庙制，王肃与郑玄的解说有所不同，后来郑学者以《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为据而提出“四庙之制”，而王学者则主张立七庙。

王肃与郑玄的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杜佑《通典》的记述中。《通典》记载说：“郑玄云：‘周制七庙，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并而七。’（太祖，后稷。）王肃云：‘尊者尊统于上，故天子七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其礼与太祖同，则文武之庙是。’”对于郑玄的说法，杜佑又引申说明：“按玄注《王制》据《礼纬・元命苞》云‘唐虞五庙，殷六庙，周七庙’。又注《祭法》云：‘天子迁庙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

《通典》卷四十七。第1299页。这表明是郑玄《礼记注》中的观点。

而就王肃反对郑玄的说法，杜佑也有记述，即王肃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迁之庙。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庙，并不以为常数也。凡七庙者，不称周室，不及文武，而曰天子诸侯，是同天子诸侯之名制也。孙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庙。有一国者事五代，所以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祭法》云‘远庙曰祧'，亲尽之上，犹存二庙也。文武百代不迁者，《祭法》不得云‘去祧为坛'。又曰‘迁主所藏曰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是为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亲庙四与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尝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则享尝，非礼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殇五，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此为下祭五代来孙，则无亲之孙也，而上祭何不及无亲之祖乎？”

同上，由此可见，王肃之说也是以《礼记》为根据，或者说就是王肃《礼记注》中的观点。

有关天子庙制的郑玄、王肃说法的不同，直到唐朝还有直接影响，如《通典》记载，唐贞观九年{祖崩，修太庙。中书侍郎岑文本议曰：“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辨，是非纷而不定。”进而又说：“《春秋b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是以晋宋齐梁皆依斯义。”最后其主张说：“若使违群经之正说，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遵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参详，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也就是说认同“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的王肃的七庙说，此议得到朝廷认可而从之。

《通典》卷四十七。第1311页。

王肃反对郑玄此说，历史影响深远，议论不止。不过从学术判断来说，如果按照清代学者陈启源的说法，辨别郑王“二说之是非”，“止据商书七世之庙一语可断之矣”。而且，一是因为“郑信韦玄成议而不见《古文尚书》，故有此谬”，二是“王氏之说实祖《礼器・王制》、《荀卿书》、《b梁传》及刘歆、马融之言，其来已久，郑何弗之信乎？”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册，第771页。可见，这也是“是王”而“非郑”的观点。同样，

又如清人秦蕙田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也是持肯定王肃说的观点，他说：“案天子七庙之制，诸儒多言自虞夏以来，惟郑氏据《礼纬》有虞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之说；王肃著《圣证论》以非之，当矣！而孔疏又引马昭难王义，以附会郑注，遂启后人之疑。然王说之是，后多信之。至马说之谬，尚未有夺其所据而详辨之者。”

《五礼通考》卷五十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册，第页。

（四）关于三年之丧行祥V之礼的月数问题

郑玄主张，三年之丧以服丧二十五个月而行大祥祭之礼，二十七个月而行V祭之礼，中间间隔一个月。王肃则主张，三年之丧以服丧二十五个月而行大祥祭之礼，当月即行V祭之礼。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檀弓上》“孟献子V，县而不乐”句下，有如下的记述和说明。

（1）孔颖达首先指出：“其祥V之月，先儒不同，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V，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缟，是月V，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逾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士虞礼》‘中月而V’，是祥月之中也，与《尚书》‘文王中身享国’谓身之中间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是僖公之丧，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纳币，礼也。’故王肃以二十五月V除丧毕。”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1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显然，王肃说的依据是来自于《礼记》等经典。

而就所谓“郑康成则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V，二十八月而作乐，复平常”，同样是依据《礼记》的。所以孔颖达有讨论说：“郑必以为二十七月V者，以《杂记》云父在，为母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V。为母为妻尚祥、V异月，岂容三年之丧乃祥、V同月？若以父在为母，屈而不伸，故延V月，其为妻当亦不申祥、V异月乎？若以中月而V，为月之中间，应云月中而V，何以言中月乎？案《丧服小记》云‘妾y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y’，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谓间隔一年，故以中月为间隔一月也。”这里，孔颖达是在给郑玄说找到了诸多《礼记》中的经文来证明的。

（2）此外，孔颖达还记述了王肃问难于郑说的话语云：“若以二十七月V，其岁未遭丧，则出入四年，《丧服小记》何以云‘再期之丧三年’？”对此，孔颖达将郑玄说与之对比，而找出郑玄说的根据：“如王肃此难，则为母十五月而V，出入三年，《小记》何以云‘期之丧二年’？明《小记》所云，据丧之大断也。又肃以月中而V，案《曲礼》‘丧事先远日’，则大祥当在下旬，V祭又在祥后，何得云‘中月而V’？又V后何以容吉祭？故郑云二十七月也。戴德《丧服变除礼》‘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V’，故郑依而用焉。”

同上，第191页。

清代学者则从《礼记》的其他篇中给郑王各自的说法找到依据，并且引出后世的新说：“案汉儒郑氏主二十七月，据《服问》‘中月而V’，援‘中年考校’证之，谓中月中间一月也。魏儒王肃主二十五月，据《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且援‘文王受命唯中身’，谓中月即在此月之中也。唐儒王元感谓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乃毕据《丧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

《钦定礼记义疏》卷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4册，第284页。又：唐代王元感之说见于《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张柬之则著论驳之，以“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为说。中华书局，第9册，第2936页。可见，上述各种的说法都是从《礼记》的经文当中引出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对郑王之说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家礼附录》记载，北宋司马光以为：“《士虞礼注》云自丧至V凡二十七月，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V祭在祥月之中。今律敕三年之丧，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违也。”南宋朱熹则说：“二十五月祥后便V，看来当如王肃之说，于是月V，从月乐之说为顺，而今从郑之说，虽是礼疑从厚，然未为当。”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2册，第587页。朱熹说又见《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2283页。可见前者从郑玄说，而后者从王肃说。然而朱熹又说：“今既定以二十七月为期，即此等不须琐细。如此寻讨，枉费心力，但于其间自致其哀足矣。”

《晦庵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论中月而V》。《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第6册，第3284页在朱熹看来，没有必要纠缠于两者之间，既定则从为好。

（五）关于E之礼大小的问题

这是在宗庙祭祀当中的E祭与祭，何者为大祭的问题。郑玄认为大E小，王肃与郑玄不同，认为E大小。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E一靡坏”句后的疏文中说：“其E大小，郑以《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为大事。”又说：“若王肃、张融、孔晁皆以E为大，为小，故王肃论引贾逵说吉E于庄公。E者，递也，审递昭穆迁主递位，孙居王父之处，又引E于太庙。《逸礼》‘其昭尸穆尸，其祝辞总称孝子孝孙’，则是父子并列。《逸礼》又云‘皆升合于其祖’，所以刘歆、贾逵、郑众、马融等皆以为然。郑不从者，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3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里，孔颖达明确指出，因为郑王两派之说经典依据的不同，对E大小的理解和认识也就不同。

另外，杜佑《通典》中也有记载说：“E二礼，俱是大祭，先贤所释，义各有殊。马融、王肃皆云E大小；郑玄注二礼，以大E小；贾逵、刘歆则云一祭二名，礼无差降。数家之说，非无典据，至于弘通经训，郑义为长。”

《通典》卷四十九，第1379页。 可以看到，孔颖达和杜佑所代表的唐代学者多数是肯定郑说而弱化王说的。

清代学者陈启源在讲到这个礼学问题时，则有自己的判断。他说：“古经缺略，无从断其孰是。以鄙见论之，贾、刘、杜之说长也。孔疏释诗专据郑笺为说，……宋儒则从王义。”

《毛诗稽古编》卷十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5册，第772页。又顾栋高也说：“郑王异同处多，似王优于郑。”其著《春秋大事表》即主王说。而且，顾氏还指出，导致各种分歧的原由在于“盖以三年一，五年一E”，“遂至E并在一年，致有远近之说纷纷”。

《毛诗类释》卷六《释祭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8册，第68页。其实，后世学者对郑王之说的莫衷一是，各有学理义理所据，只是见仁见智。

（六）关于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之服的问题

在《礼记・檀弓上》“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句后，郑玄注云：“疑所服也，亲者属大功是。”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因为《仪礼・丧服》没有明文规定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等级，《丧服》所以子游不能确定是否服大功之服。说到郑玄所云“亲者属大功是”，孔颖达则引申说明道：“郑意以为同母兄弟，母之亲属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则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亲生，其兄弟是亲者血属，故降一等而服大功。”也就是说，郑玄是认同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丧服的，因为既然是同母也就是有亲缘关系的，所以只比同父同母兄弟降一等而已。但是，王肃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对，亦即《礼记正义》所引述的那样：“案《圣证论》王肃难郑：‘礼，称亲者血属，谓出母之身，不谓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则出母之父母服应更重，何以为出母之父母无服？’”这里，王肃的意思是按照礼的规定称亲属是指与出母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不是指为出母的孩子服丧服的关系。如果说以血缘而论就为出母之子服大功的话，那么为同样与出母有血缘关系的出母的父母的丧服应该更重，但是为什么礼上规定的是为出母之父母无服呢？那么，按照《礼记正义》引述王肃的说法：“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者，谓继父服齐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这就是从为继父服齐衰而为其子则降一等为服大功之服了。郑学者马昭则反难王肃说：“异父昆弟，恩继于母，不继于父，肃以为从继父而服，非也。”《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232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有南朝齐学者张融，“以为继父同居有子，正服齐衰三月，乃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互（元、玄）说是也”

同上。“互”字又有作“元”或“玄”者。。

此外，杜佑《通典》卷九十一有记载说：三国魏尚书郎武竺有同母异父昆弟之丧，以如何服丧服而咨询于王肃，王肃据子思书曰：“言氏之子，达于礼乎？继父同居服周，则子宜大功也。”对于王肃的说法，南朝宋宋庾蔚之有评论说：“《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者也，从之不亦可乎？”而南朝齐张融则反对王肃的说法称：“与己同母，故服大功，而肃云从继父而降，岂人情哉！”

《通典》中华书局本，第3册，第2496页。可见，认同王肃说与否，也是各有其说。

三王肃礼记学的后世影响

王肃的《礼记注》及其礼学，在魏晋时成为官学。杜佑《通典》当中记载了很多王肃参与曹魏朝廷议礼之事，表明其说深得重视。直到晋朝，王肃学说亦为官方显学。所以后来史书上有评价说：“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

《魏书》卷一百八之四《礼志》，北魏孝明帝时太尉王怿的上表中所言。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806页。

但是，进入南朝，王肃的学术地位随之下降，如在宋武帝时，永初元年“冬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V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6页。还有：“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V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绅之士，犹多遵玄议，宜使朝野一体。’诏可。”

《宋书》卷十五《礼志二》。同上，第2册，第392页。或是以此为标志，郑学的官学地位逐渐确立。直到唐代，特别是杜佑《通典》和孔颖达《礼记正义》，都是多以郑学为是，以王学为非，多见“王义非也”，“郑氏之说是矣，肃之为说又不通矣”一类的断语。不过，唐代也有如赵匡（伯循）针对郑玄以纬书注经而提出批评，间接肯定了王肃：“至云祖之所自出，谓感生帝灵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纬，始于汉哀平间伪书也。故桓谭、贾逵、蔡邕、王肃之徒疾之如仇，而郑玄通之于五经，其为诬C甚矣。”

卫《礼记集说》卷八十四。《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册，第751页。

就郑王学说的争议，还在延续。王肃之说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内容也多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到了宋代，随着对郑玄学说批评的增多，对王肃之说加以肯定的提法亦渐多。比如针对“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北宋王安石新学人物马孟就说：“此对祈b之郊则为始，故言始郊。周礼冬至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圜丘与郊一也。王肃曰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盖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坛，由是言之则始郊乃周之礼。康成以为鲁礼，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则又非也。”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第119册，第388页。还有南宋朱熹的弟子杨鸵菜担骸爸J霞E在郊上便谓E大于郊，遂强分圜丘于郊为二。以E为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喾配之以郊为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谓E郊皆为配天矣，遂并以祖宗为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轻肆臆说，附经而行，居之不疑。王肃诸儒，力诋其非，不能胜也。此无他，王肃诸儒之说正矣。”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同上，第340页。

再有，根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提到《礼记・中庸》“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前半句，“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上栏。，王肃本保留了一个“反”字，使得句式句意更为顺明，从而深得宋儒程颐和朱熹的肯定。程颐就说：“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怎么可能做到中庸呢？因为“小人不主于义理”，所以就“无忌惮”，既然“无忌惮”，所以就是“反中庸”的。小人也有“其心畏谨而不中”的时候，这“亦是反中庸”。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册，第160、161页。朱熹则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又说：“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朱熹《中庸章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和“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句后。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9页。朱熹还在他处有进一步的引申和辨析说：“若论一章之语脉，则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当平解两句之义，以尽其意。不应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别解他说也。故疑王肃所传之本为得其正，而未必肃之所增。程子从之，亦不为无所据而臆决也。诸说皆从郑本，虽非本文之意，然所以发明小人之情状，则亦曲尽其妙，而足以警乎乡原乱德之奸矣。”

朱熹《四书或问》卷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7册，第页。可见，对王肃本中“小人反中庸”的采纳，成为解释“中庸”的意涵和认为小人有无“中庸”的关键。至少程颐和朱熹在解读中肯定了王肃传本的合理性。

朱熹不仅对郑玄有很好的评价，言称“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还说《礼记》“郑注自好”；也注意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的情况；同时，朱熹又对王肃礼记学有评价比较高，说：“《礼记》有王肃注，煞好。”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2226页。在其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的注文当中，保留了很多王肃的解说。朱熹的弟子黄帧⒀罡幢嘧氲摹兑抢窬传通解续》也引述王肃的礼说有八十余处。可见对王肃礼学的重视。而且杨复关注王肃礼说，如针对王肃“以E为五年殷祭之名”的说法，一方面感慨“其择犹未精，其义犹未彰也”，另一方面又说“唐赵伯循生于二千岁之后，独得其说于《祭法》、《大传》、《小记》、《子夏传》之中。”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9册，第340页。可见，这也是强调和肯定王肃的礼记学对后世学者的启发与影响。

还有，南宋陈祥道在“天子七庙”的问题上对郑玄说提出质疑，并对王肃说加以认同。他说：“郑康成之徒以《丧服小记》言王者立四庙，则谓周制七庙，文武为二祧，亲四庙而巳，则文武不迁之庙在七庙内，是臆说也。王肃《圣证论》曰礼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使天子诸侯皆亲庙四，则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也。又王祭殇五，而下及无亲之孙，上不及无亲之祖，不亦诡哉。王舜中、刘歆论之于汉，韩退之论之于唐，其言皆与肃同，盖理之所在者，无异致也。”

陈祥道《礼书》卷六十七。《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0册，第433页。这是对王肃之说上有所承而下有同道的一种肯定。陈祥道又在“天帝之辨”的问题上指出，对于郑说的“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是有所辩难的，但是就王肃的说法而言，“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

陈祥道《礼书》卷八十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0册，第553页。这里陈祥道对王肃之说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中引述王肃注《礼记》之说有10余条。其中有仍其旧说者，如《曲礼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郑玄注云“丈或为杖”，孔颖达疏云“王肃作杖”，朱熹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卷六有称：“郑注丈或为杖，王肃以为古人讲说用杖指画，故使容杖也。”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1册，第114页吴澄则承袭而照录。

《礼记纂言》卷一中。《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36页。也有对王肃说引申证明者，如《内则》“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孔颖达《正义》曰“王肃、杜预并以为接待夫人以大牢”，卫《礼记集说》卷七十一称“案王氏曰：接以大牢者谓接待夫人以大牢。”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8册，第509页。吴澄则引述并证明说：“王氏曰：‘接以大牢谓接待夫人以大牢。’今按《春秋传》桓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

《礼记纂言》卷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76页。还有照录其说者，如《内则》“芝椤⒘狻骸⒃妗⒗酢㈤弧⑻摇…”，孔颖达《正义》引述说：“庾蔚云：‘无华叶而生曰芝椤！……王肃云：‘无华而实者名椋皆芝属也。”卫《礼记集说》卷七十直接引述，吴澄也是照录之。同上，第84页。但是吴澄也有对王肃说不认同者，如针对《檀弓上》有关同母异父之昆弟死服大功的问题，吴澄除了引述其它礼书已有的包括郑玄、王肃、马昭的观点之外，还说：“按礼，继父同居有子者服齐衰三月。王肃乃云其子降继父齐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继父齐衰之服为期服也。张融既驳其非矣，方氏又袭其误以为继父服期，何哉？”这里的方氏指宋人方悫。

《礼记纂言》卷十四上。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358页。此段明显是吴澄并不认同王肃之说。

元代黄泽在《辨王肃郊祀义》中直接辨析“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说，并提出质疑说：“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而且评判郑、王之说为“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又说到晋武帝为王肃外孙，“故用其说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但是“历代无所因袭”。

唐顺之《稗编》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53册，第477-478页。可见其对王肃之说的不以为然。而黄泽的学生赵P在《答徐大年书》中则说：“郑康成三E五帝六天纬书之说，岂特足下疑之，自王肃以来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陈陆、叶林诸公，其攻击亦不遗余力矣。”又说：“向来尝感杨信斋（杨复）讥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肃，未知读书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虽信斋未可忽也。王肃亲注《家语》而自废五天帝之说，苟无卓然之见，读书虽熟，犹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

《东山存稿》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21册，第页。 这则是借着点评宋人批评郑玄、杜佑一系之说而指摘王肃之说的。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对《王制》篇“天子七庙”的理解上，则对王肃说表示肯定，他说：“七庙，以刘歆、王肃之说为正。”

《礼记章句》卷五。岳麓书社，2011年，上册，第326页。另外，在《郊特牲》关于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王夫之也对王肃说有所肯定。他说：“其云‘迎长日之至’，即所谓冬至祀天于圜丘，自其去国中之远近则谓之郊，自其兆位之所在则谓之圜丘，其实一也。戴氏当汉之初，邪说未兴，故其言简明而不妄。其后方士醮祠之说兴，始多为神号以愚目。及王莽之世，谶纬I起，光武因之而不能革。垂至郑氏，附以星家之言，迂鄙妖诞，同于俗巫诬经教以伸其邪论。至于曹保信高堂隆之淫辞，析郊与圜丘为二，别立圜丘于委粟，自是以来，唯王肃所说，虽未能尽合礼文之本旨，犹为近似。”

《礼记章句》卷五。岳麓书社，2011年，上册，第643页。这也是从批评郑玄的认识上而认同王肃之说的。

再有，清代学者毛奇龄在与门人问答中，多有涉及对王肃的评价。比如，其门人盛唐问道：“郑康成谓E是郊天，而王子雍非之，此礼已明白久矣。今复有墨守郑说者，谓议礼之家各有师承，吾l师康成，则何能顾王说耶？”对此，毛氏回答说：“夫E之非郊，不必王子雍《圣证论》知其误也，康成是说，原据韦玄成谬论，而玄成之谬，则在当时司徒掾班彪已早斥之，谓礼文缺微，未可偏定。然而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皆玄成之说），不如刘歆之论之博而笃也。是韦、匡一误而刘歆正之，康成再误而王肃又正之，徒腻逐康成车后，已无益矣！况唐宋议礼家，其是王否郑者已成铁案。妄作哓哓，有何足辨？特予辨经法，不较门户，不审问韦刘王郑当日是非，而祗以经断之。”

《经问》卷七。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册，第79页。又其门人徐东说到：“若旧议郊祀之礼，郑玄谓圜丘祭上帝，祈谷祭感生帝，而王肃辟之谓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自三国至今无不是王非郑者。而先生又谓郑王两议俱不是，岂三礼外又别有郊祀礼耶？”毛奇龄的回答，一方面说：“郑氏之不是，人皆知之”，“不通之中又h妖妄，其从而辟之宜也。”另一方面又说：“夫圜丘与郊，俱是天祭而非E祭，则王说甚当。然不可谓圜丘与郊无分别也。郑氏以为皆E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为之分，则鲁郊真，周郊长至，真春分报反之祭，真祈谷之祭，大乱之礼也。吾故曰俱不是也。”

《经问》卷十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册，第150页。

另一位清代学者陆陇其，针对王肃与郑玄两人在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的不同，以及后世取舍上的选择，也提出如下的评论和比较审慎的判断。首先，他说：“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所解与王肃~异。朱子于此则从王肃，善哉！《集说》之言曰郊祀一节，先儒之论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异，有周礼、鲁礼之分，又以郊与圜丘为二事，又有祭天与祈b为二郊，今皆不复详辨，而与朱说为是。”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上，陆氏认为：“郑氏与王肃异，杜氏又与两家异，论鲁郊者，只当以杜氏为主。”还有，讲到南北朝礼学家对郑王之说的取舍，陆氏说：“皇氏、崔氏论郊祭，本主郑说，但其论鲁郊，则主王肃”。至于孔疏，陆氏则批评其“此等处附会郑注，最为支离”。最后，陆氏既不主张从郑，也认为王肃驳难郑说的义理依据还需要考察，所以说“郑氏郊丘之说，固不可从，然未知此等处王肃以何义驳之。当考。”

《读礼志疑》卷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册，第页。陆氏这样持中审慎的态度，或许才是面对郑王礼学之辨而最恰如其分的选择。

综上所述，王肃礼记学的诸多观点，不仅伴随着礼记学的传承而为后世学者所评判和取舍，王肃说与郑玄说的不同，也构成了带有学派意识的论争与辩驳。然后，可见王肃的观点，更多的还是呈现出对于礼学经典的文句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以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方面等等。而未必像近代康有为所评价的那样，“王肃之攻康成，阳明之攻朱子，皆后起争胜之习”

《孔子改制考》卷十六《儒墨争教交攻考》。，即完全出于学派之间竞争胜负式的有意诋毁与排斥；反倒如康氏所说的“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

《新学伪经考》卷八《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依照王肃的自述也正是入郑学而出郑学，即针对郑学“义理不安，违错者多”的各种问题，“是以夺而易之”

《孔子家语序》，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5册，第页。，继而自成一派的。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3

关键词：流行歌曲 古典诗词 传承 意象 意境

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无论是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凝练的语言形式、还是委婉含蓄的表情达意、意味悠远的艺术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而随着历史的积淀，古典诗词以其冼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越来越成为人们情感表达的载体，而进入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领域，使得古典诗词以一种清新并且优美的方式被流行歌曲加以传颂和传承。

众所周知，苏轼的《水调歌头》在现代被直接翻唱为《但愿人长久》，而李煜的《虞美人》也被大家广为传唱，我认为这是对古典佳句作出的最好的现代版的诠释。直接将现成诗词配乐，将歌词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这两首都是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直接套用的典型。除此之外，有的流行歌曲并不是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直接挪用，而是截取其中的标题或名句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刘海波的《人面桃花》；李清照的《声声慢》等。

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直接传承，将诗词以音乐的形式继续流传人间，使得古典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时空的跳跃性，能够经久不衰。然而，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传承不仅具有直接性还有间接性，主要是指流行歌曲并不是直接套用古典诗词中的原句原词，而是将古典诗词中的某些突出的意境、意象、韵律及优美的辞藻化用到流行歌曲中，使得它们能够广为流传。

而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间接传承性体现得最明显、最突出的就要属方文山所写的歌词了。他的作品亦诗亦词，亦词亦诗，将唯美的古典情韵、浓郁的民族气息与现代潮流元素完美融合，既承传了古典诗词的意象、意境、形式与语言，又用现代的创作技巧与思维对其进行了完美转化，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

一.对古朴唯美的意象的巧妙化用

古典风尚与潮流元素巧妙的融合，是方文山歌词的最重要特色。而古典化的意象，使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弥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选取古诗词中有特殊含义的事物为意象。如周杰伦唱的《娘子》中的歌词：

娘子依旧每日折一枝杨柳/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溪边默默等着我/

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溪边默默等着我/……/景色入秋漫天黄沙掠过/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相思寄红豆，无能为力的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

这首歌词，以现代语言塑造了一个痴痴等待、静静守望心上人的古代女子。在词的第一句就使用了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杨柳”，而早在《三辅黄图》中就有记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①这就证明了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因而在古典诗词中，“柳”是渲染离愁别绪不可或缺的“道具”。这首歌词中借“杨柳”来暗示离别，真正地将古典的浪漫情怀融入了现代的歌词写作，使人感觉迎面扑来的是一股穿越时空的风，在唯美的爱情中更流露出羁旅、迁逐、游子的情怀。而这样的例子在方文山的歌词中比比皆是。如古诗词中代表相思的“红豆”：“相思寄红豆，无能为力地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娘子》）；意味着比翼齐飞的蝴蝶：“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星晴》）；等等。

2.灵活运用古典诗词中的经典语句为意象。

早在唐宋，歌词领域就已经存在截取前人成句，或间接化用前人成句入词的先例。贺铸尝自云：“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②与他同时期的周邦彦亦是如此，所谓“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③古人还有“夺胎换骨”之说，这也是一种创作方法。“‘夺胎换骨’出于惠洪《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创作材料。”

而这种“笔端驱使古人”的词学风尚和“夺胎换骨”的手法，在方文山的词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再以《娘子》为例，“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瘦马”的意象将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进行了巧妙的“夺胎换骨”；“天涯尽头满脸风霜落寞，近乡情怯的我，相思寄红豆”，则化用了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在另一首作品《发如雪》中，“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只恋你化身的蝶”化用了“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的著名诗句；“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化用了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凝结成“发如雪”的意象；“邀明月，让回忆皎洁，爱在月光下完美”，化用了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苏轼《少年游》中的“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用“邀明月”这一意象渲染了凄美意境。

二.对意境的“生命律动”的独特把握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4

从稼轩词的数量和质量上看，在两宋词人中都是不多见的。他不仅继承了“苏词”的优良传统，而且打破了词与其它文学样式的界限。在创作中，他经常巧妙地将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融入词中，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以诗入词，以文入词、以史入词，抒情、咏史随心所欲，“能于剪红刻翠之处，屹然别立一宗”是辛词的独有风格。

稼轩词的内容主要有：揭露和批评南宋统治集团投降误国、苟且偏安；歌颂抗战，反对南北分裂；表达恢复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以及壮志难酬，请缨无路的满腔悲愤。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虽屡遭打击而斗志不变的爱国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想表达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没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是不行的。稼轩词的语言修辞方式、手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词句的几种特殊用法：

1、恰到好处地将某些词类进行活用，以增强作品的气势和感彩。如《沁园春》（叠嶂西驰）句中：“马回旋，众山欲东”。句中的“东”字是将名词作动词用。“东”即“东奔”。把重叠连绵的山峰比作万马西驰又回旋向东。用词巧妙贴切，把沉静的群山写得气势飞腾。

2、大量使用生动别致的数量词，以提高作品的表现力。象“一舸”、“二客”、“三秦”、“四角”“尺五”、“六月”、“九畹”、“千叠”、“万卷”、“七八个”、“两三点”等数量词或词组在作品中俯拾皆是。这些数量词准确、生动、含蓄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如《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共使用了四个数量词。上片“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句中用“三千丈”“一笑”沉痛悲凉地表达了作者白白地消磨了一生，历尽人间酸辛。如今功业未成头发已白，对世上万事只好一笑了之。下片“一尊搔首东窗里”句中的“一尊”即一杯。描写作者端起酒杯站在东窗前，焦急地等候朋友的到来。尾句“知我者二三子”。“二三子”出自《论语》，孔子用来指他的学生。作者在这里表示自己的知心人太少，用深沉悲壮的感叹结束了全词。

3、改变某些词序，采用倒装句法使句子产生曲折.。倒装是古汉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用在词中主要是为了适应平仄韵律的要求。但在辛词中不仅如此，有些倒装句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词义。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尾句“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系斜阳缆就是系缆于斜阳之中。这里把补语“斜阳”提前，插在谓宾之间。起着一种强调作用。作者以斜阳暗喻南宋小朝廷的腐朽没落及自己卸甲归田的现状。同时表达他日重新升帆，直济沧海的热切愿望。

4、省略句子成分,使词句更精炼，内容更丰富。在不影响对句意理解的前提下，有时省略一些句子成分。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马上琵琶关塞黑”句。说全了应为：马上弹琵琶感觉关塞已黑。这里省略了所有的关联词语和动词，只把一串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排在一起，让读者凭前后文意境来领会词意。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禅”六个名词性词组排在一起，表面上互无关系，其实都表现了江南夏夜的真实景象。

5、以散文的表现手法入词。一般词中引用成语讲究句式工整，语言含蓄，但在辛词中却常常别开生面地以散文表现手法入词。如“西江月”（遣兴）下片：“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尾句是用《汉书.两龚传》中龚胜“以手推常曰：去！”这句成语改写的。这里的“常”指的是夏侯常。虽然完全用散文的问答体写词，但并不违反词的韵律。

6、以民间常用口语、谚语入词。“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快斟呵，裁诗未稳，得洒良佳”、“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馋如鹞子，懒如猴子”、“千年田换八百主”“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还有些使用了群众喜欢使用的那些形象、具体富有文学意味的词语。如“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这些词语的使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通俗性，而且给它带来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

二、大量使用典故入词

通过用典使语言更加典雅、含蓄、概括、凝练。用典的形式可分“用事”、“用句”两类：

1、“用事”。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到词中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苍陌，人道寄奴曾往。想当年，金戈铁马，其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连用四个典故：刘裕平叛灭晋建宋；刘裕之子刘义隆（文帝）仓促北伐大败而归；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击败刘宋北伐军，追至长江边在爪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赵王欲用老将廉颇抗秦，因听信馋言而不用。作者用这四个典故反映人民对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热切期望但不赞成仓促北伐。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借以表达自己一心报效祖国而不为所用的悲愤心情。

2、“用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入词。主要包括原句借用、改词套用和句意化用。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两个字。《阮郎归》（来阳道中为张处义推官赋）上片“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句中借用梁柳浑《江南曲》中“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结束。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语结尾，表达他们怀才不遇之感也十分贴切《水调歌头》（醉吟）“池塘春节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十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剪梅》（游蒋山）“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3、从使用方法看，辛词用典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四种。《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郞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上片是触景生情，典故多暗用。“玉簪螺髻”指山。典出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和皮日休《飘渺峰》诗“似将青螺髻，洒在明月中”。“吴钩”是吴王阖闾的宝刀。“把吴钩看了”典出自杜甫《后出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句。“遥岑远目”语出韩愈《城南联句》：“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栏杆拍遍”是描述宋代刘孟节曾写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的故事。“无人会，登临意”出自宋王琪《题赏心亭》诗“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下片是直抒胸臆，典故多明用。“忧愁风雨”是苏轼《满庭芳》词成句。“休说”句和“树犹如此”句典出《世说新语》。“求田”句典出《三国志.陈登传。》这首词用了很多典故寄寓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以上词例均属正用。反用的如《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作者一开头便用四个字将李白《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典故概括为“蜀道登天”积极鼓励李入蜀做一番事业。这便是反用典故。总之辛词用典别具一格。可概括为方式多样灵活，语言精炼含蓄，万变不离主题。作者凭借典故中包含的人物、语言、情节和场景，创造出特定的艺术境界，读后使人回味无穷。

三、几种特殊的用韵方式

辛词不仅生动形象、色彩鲜明，更富于音乐感。在用韵方面既讲究格律又不拘泥形式。其常用的特殊方有句中韵和长尾韵，讲究韵的平仄。句中韵即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在格律上被分为数句。一种情况是韵在逗断处或用在未成句而律已成的地方。如：《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句中的“衫”字非正规停顿处。二是韵在句中非正规停顿处，甚至句中各词语间相互押韵。如《醉翁操》“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这里“松、风、公、从”系句中押韵。三是使用“长尾韵”。即韵脚放在各句倒数第二字处，后面再加一个语气词。如仿楚辞《招魂》格式格式写的《水龙吟》（听兮清珮琼瑶些）：“听兮清珮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路险兮山高些。块予独处无聊些。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乐，乐簞瓢些。”词中的“些”字是上古楚地方言的语尾助词，可译作“啊”。这首词的格律声韵在宋词中是一种创新。具有双重交错的音韵美。四是上片用仄韵，下片用平韵。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风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词的上片连用四个仄声韵而且都是上声。韵位密，节奏促。加上长短参差的句式，生情激越。下片改用三个平声韵，韵位疏、节奏缓。加上整齐的六、六句式，声情显得舒缓平和。把作者退居带湖期间的那种沉郁悲壮情绪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

四、常用的修辞手法

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辛词的又一重要特色。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中上片写残春的景象和惜春的心情，通过惜春、留春、怨春三层意思进行表达。以“蛛网惹飞絮”的细节，塑造了殷勤蜘蛛的自我形象。下片以汉朝陈皇后的故事比喻自己今日身受猜忌遭冷遇的处境。前五句，以娥眉遭妒、申诉无门来比喻自己受投降派的排挤和朝廷的猜疑。后以杨玉环、赵飞燕来比喻朝中那些当权的小人，并以杨、赵的凶死来警告皇帝身边那些奸臣、投降派不会有好下场。烟柳、斜阳暗喻南宋王朝已日薄西山，国家前途暗。在一些词中还经常运用夸张的描写来加重语气。如“千丈翠帘”、“一日走千回”等。有时还使用警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如《太常引》下片结句：“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至于其它修辞手法不再赘述。

五、章法特点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5

关键词：试论　《增广贤文》　文化价值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是一本新颖独特、从清末至解放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启蒙读本，它在传统启蒙读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6290字，记录了许多反映生活哲理的格言，这些内容不仅儿童喜欢，就连成年人也乐于阅读，以致于其中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旧时代有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读了《增广》会说话。”这是民间对《增广贤文》的评价。《增广贤文》曾被人们奉为“做人的准则，处世的法宝，交际的妙术，治家的秘诀”。

过去，人们对《增广贤文》评价这么高，现在学习研究《增广贤文》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我认为：《增广贤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着极其重要借鉴意义。现就《增广贤文》的文化价值问题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句式创新、灵活多变。

传统的蒙学读物为方便儿童阅读，一般采用韵文和短句式，如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就是如此，这无疑对儿童的学习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读物多数存在着句式整齐单一刻板的问题，这就使蒙学读物模式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容的生动表达。《增广贤文》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限制，采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句和短句交错的杂言句式排列，灵活多变，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从而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使语句更接近于口语，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可以说，这是《增广贤文》深入民间的原因之一。例如：“满招损，谦受益”，“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句式是三言四言，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句式是四言七言，但都表达了时间过得很快，使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则是五言七言，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孝当竭力，非徒养身”，“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早把甘旨勤奉养，夕阳光阴不多时”，则是四言六言七言，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和珍惜亲情。

其次是形式创新、格言警世。

《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荟萃成书，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宣讲了人生哲学，并希望能进一步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格言集。从《增广贤文》所录格言的来源看，这些格言都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增广贤文》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凝聚了前人的智慧，这与其他蒙学读物只代表作者一家之言有极大的不同，是本书价值的又一表现。书中那些精辟的语句绝非凭空而谈、信口雌黄，而是对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深”、“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这就使得这本书如同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其三，兼容百家，普及经典。

传统的蒙学读物，绝大多数是反映儒家的观点、代表儒家的思想，《增广贤文》则不是这样，书中虽然也有儒家的说教，但其主要反映的是道家的思想，这在蒙学读物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书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增广贤文》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贤文》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有的格言警句来自经史诸子，如“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是从《老子》中的“知足不辱”化出；“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是《论语》中的句子；还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等。

有的格言出自历代著名的诗句，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变化而来”；还有“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有的格言警句出自著名的小说、杂记，例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喻世明言》第11卷作“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西游记》第5回出现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见于《西游记》第37回；还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有的格言警句来自民间通俗文学，例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

《增广贤文》还采用了一些蒙学读物中的句子，例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句在《神童诗》中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出自《名贤集》；“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则出自《治家格言》。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书正如清代周希陶在《重订增广·序》中所说：“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其四，少用典故，通俗易懂。

以往的蒙学读物都存着用典过多、深奥难懂的问题。《增广贤文》在这些方面就有了突破，不仅用典少，而且不强求以骈句行文，这就使《增广贤文》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蒙学读物的新面貌。文中只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二句是明显用典。前一句讲的是唐朝王勃去南昌时，得到马当地方的风神相助，路途虽远，但一夜即到南昌，在滕王阁的聚会上写出了名篇《滕王阁序》。后一句说的是宋代一个书生十分潦倒，在饶州作官的范仲淹十分同情他，就叫随从拿出纸墨，陪同穷书生前往饶州城东荐福寺，拓欧阳询的碑帖，去京师售买，每本可获千钱。但途中遇雷雨，巨雷将石碑击得粉碎，穷书生只怨自己命运不佳。这两句的主要意思是：“时来”的时候，是天意在帮助，你就好好地珍惜；“运去”的时候，也是天意在为难，切莫乱强求。除以上两句外，《增广贤文》基本无须讲解就可明了。在“言必引经，文必四六”用典之风盛行的明代，作者敢于打破常规，不用典故，而采用接近现代白话文的写法，确实难能可贵，确实有胆量、有创建、有先见之明。难怪乎诸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等等不藏典故、明白晓畅、易读易记的俗语谚语至今还流传在群众口头上，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五，内容广泛，论述精辟。

《增广贤文》最能征服人心的是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增广贤文》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全书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及人际关系，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二是命运，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三是如何处世，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如“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书中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们既然不能真诚相待，那么他们追求的必然是真情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金钱：“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这种恶劣的世俗现象，使作者发出感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书中并不是一味崇拜金钱，也不是片面地反对金钱。作者是深知金钱的重要：“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上接第4页）“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财富的占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富有呢？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二是“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

《增广贤文》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书中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由于“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应该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那些做恶的，迟早会受到报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书中的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增广贤文》也不例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注意到它有不少反映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宿命论色彩的内容，如“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有的内容以个人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例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有的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小市民阶层得过且过、畏缩苟安的心理和避祸厌世的消极人生哲学，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有的在当时社会不失为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反映，但在今天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例如安分守命、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即是。此外书中那些表达及时行乐思想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能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糟粕，影响了全书价值的高品位。我们在阅读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明察扬弃，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清·周希陶《重订增广·序》.岳麓书社，1987第一版。

2、《名贤集》。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6

关键词：现代汉语 体词 谓语 语义

体谓结构是指由体词或体词性短语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如：

（1）明天端午。

（2）八菜一汤皆美味佳肴，但没上酒。（方方《白梦》）

例（1）中，谓语“端午”是一个名词；例（2）中，谓语“皆美味佳肴”是一个偏正短语。

为方便行文，以下简称体谓结构。其中，体词包括：名词、数词、量词、代名词。体词性短语包括：定中短语、体词性联合短语、同位短语、量词短语、方位短语、“的”字短语。由此，体谓结构的基本结构式为：X・NP或X・N。为使行文简洁，下文一般不详细区分NP和N，而一律用X・NP表示。必要时，X用“X”标示，NP用“NP”标示。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体谓结构，尤其是副名组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将立足于X・NP的语义类型，对X・NP结构在语义方面呈现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至于句法、语用方面，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讨。

一、X的语义类型

从句法成分上看，X可以是谓词或谓词性短语、主谓短语、分句、单句、部分体词或体词性短语等。从语义上看，谓词或谓词性短语、主谓短语、分句、单句都表示一个事件，而体词或体词性短语的语义分类相对复杂一些，它可以表人物、时间、处所、数量等。因此，我们将X的语义类型概括为如下六类：

（一）表时间。如：

（3）昨天中秋节。

（4）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例（3）中的“昨天”是一个时间名词，例（4）中的“一年”是一个表时间的数量短语。

（二）表处所和地点。如：

（5）芦苇丛中阵阵蛙鸣。

（6）每逢阴雨天，三里黄河道上一锅粥，自行车寸步难行。

上述两例中的“芦苇丛中”“三里黄河道上”均是方位短语。

（三）表事件。如：

（7）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8）活着空屋冷炕打光棍，死后孤坟野狗一棵树。（刘绍棠《烟村四五家》）

例（7）中“大姑娘坐轿”是一个主谓短语，陈述了“谁-干什么”这样一个事件；例（8）中“活着”“死后”分别是助词短语、方位短语，陈述的是人所处的生与死两种状态，是作者对主人公凄苦遭遇的简短总结。

（四）表人。如：

（9）虽然不能人人皆美女，但懂得扬长避短却不失为恋爱正道。（《女友》）

（10）“咱俩一正一副，同心合力！”蔡椿井一拍桌子，“今年要拿九百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十元。”（刘绍棠《烟村四五家》）

例（9）中的“人人”是泛指，而例（10）中的“咱俩”是特指。

（五）指事物

这里的“事物”指除时间、处所、事件、人之外的一切物体和现象，既包括有生命的，也包括无生命的；既包括抽象的，也包括具体的。如：

（11）狡兔三窟，草木皆兵，长命百岁，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

（六）指数量。如：

（12）我这样给你开价吧，一万字两千块。

（13）八个人一个房间。

例（12）、（13）中，“一万字”和“八个人”均为数量短语。

二、NP的语义类型

临界是一个被广泛用于很多学科的概念，语言学界也已引入（彭睿，2011）。体谓结构“X・NP”中“NP”的语义类型也可以用临界和连续的观点来分析：世间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语言现象也不例外。具体到句式，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两两之间也有交叉区域，而且还存在“三不管”地带。其结果就是，有些体词谓语句处于与动词谓语句临界的状态，有些体词谓语句处于与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状态，还有一些则处于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两者交叉的状态。

这样，我们可以分出五种不同的体词谓语句：与动词谓语句临界的，与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与动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临界的，处于体词谓语句内部边缘地带的，处于体词谓语句内部核心部位的。这五类体词谓语句的判断性该如何排序呢？若用连续的观点来看，叙述、描写、判断可以看作一个及物性逐渐减弱的连续统：

强叙述性 强判断性

―――――――――――――――――――及物性渐弱

动词谓语 形容词谓语 体词谓语

其中，最左端的具有强叙述性和弱判断性，是典型的动词谓语句；最右端的具有强判断性和弱叙述性，是典型的体词谓语句；中间的是形容词谓语句。

由此，我们可以将体谓结构的谓语NP/N分为五类：

第一类，最不典型的体词谓语，与动词谓语临界；

第二类，中间状态的体词谓语1，与动词谓语和形容词谓语临界；

第三类，中间状态的体词谓语2，与形容词谓语临界；

第四类，不太典型的体词谓语，与典型的体词谓语临界；

第五类，典型的体词谓语。

NP的语义类型正与它的典型性有关，下面我们将分组讨论。

第一类，与动词谓语临界的体词谓语。

这类谓语主要表职称、官衔、学历、身份等，有“变化”义。如：

（14）a.老王早就处长了。

b.老王早就当/提/是处长了。

（15）a.她已经大学生了。

b.她已经是/成为大学生了。

这样的体谓结构一般后带“了”，可以认为它是动词谓语句的省略式。可见，“了”在完句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且，这类句子还经常带有“早、就、已经”等修饰限定性成分。

第二类，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体词谓语。分为两个小类：

1.表存在、处所，有“存在”义。如：

（16）a.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

b.蓝蓝的天上有白云朵朵。

c.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的湖面点点清波）。

上例中a与b表达的意义基本相近，但b句中的“有”字比较明确地展现了其动词谓语句的特点；与a相比，c句则更明显地体现了体词谓语句描写性的特点。

2.表主语所指的拥有物，X・NP或NP・X之间有“领有”义。如：

（17）a.她一对双胞胎儿子。

b.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c.她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体贴的丈夫，看，多么幸福的家庭！

例（17）a中，X・NP之间存在领属关系；b中主谓之间加动词“有”变成了动词谓语句；c中两个体谓句同时排列，对“她”的“幸福的家庭”进行具体的描述，凸现了具有形容词谓语句特点的一面。

第三类，与形容词谓语临界的体词谓语。也有两类：

1.表呈现出的态势，有“状态”义。如：

（18）a.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b山上，杜鹃花漫山遍野的。

（19）a.关云长，美髯公。

b.关云长，髯很美。

上两例中，a句都是定中短语作谓语，b句都是主谓短语作谓语。区别在于：体词谓语句的描写性比较强，而主谓谓语句的陈述性比较强。另外，体词谓语句因其简短、随意而更具口语风格，这在例（19）a与b的比较中表现得更明显。

2.表性格特征、品质，有“性质”义。如：

（20）a.你，绅士；他呢，瘪三。

b.你呢，很绅士；他呢，很瘪三。

例（20）a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复句，由两个体词谓语分句构成。两个分句分别对“你”的品性、“他”的作风进行了界定：你是绅士，他是瘪三。

例（20）b也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复句，由两个形容词谓语句构成。其中，“很绅士”“很瘪三”是近些年流行开来并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副名组合现象（邢福义，1997），类似的用法有很多，如“很阳光”“很淑女”等等。

相比之下，a的判定性更强，而b的描写性更强。

第四类，不太典型的体词谓语。

这类体词谓语表数量（时量、重量、年龄、价格）、单位量（频率、分配）、顺序或计数等，有“数量”义。如：

（21）a.他孩子从小喝奶粉，现在三个月四袋。

这样用的体谓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可以换算为分数形式，如上例：

（21）b.他孩子现在每个月需要4/3袋奶粉。

第五类，典型的体词谓语。

这类体词谓语表人物的姓名、籍贯、种族、出身、成分、所属工作单位等，有“判断”义。如：

（22）a.张艺谋，导演。

（23）a.小王O型血。

这类体谓结构的主谓之间可以加判断动词“是”，也可以有较长的语音停顿。即上述两个句子可以变换为：

（22）b.张艺谋是导演。

（23）b.小王是O型血。

当然，a与b的区别主要是：性质上，一为体词谓语句，一为动词谓语句；形式上，体谓结构更简短。

Hopper and Thompson曾于1980年和1984年两次基于对话语中突显前景信息策略的认识，揭示了语言结构中及物性的一系列普遍特征，认为可以从十个方面来检验句子的及物性。

项开喜（2001）则进一步研究，认为体词谓语句的谓语类型与它的及物性一致。以此为据，我们在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之间，即上述的五大类、七小类谓语之间，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及物性的语义变化序列：

①变化义＞②存在义＞④状态义＞⑤性质义＞③领有义＞⑥数量义＞⑦判断义。

综上所述，①变化义、②存在义的叙述性都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变化义；④状态义、⑤性质义的描写性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性状义；③领有义、⑥数量义、⑦判断义的判断性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判断义。

三、X・NP的语义搭配关系及制约

（一）X・NP的语义搭配关系

在上两节，我们已经讨论出X有六大种语义类型：1.表时间，2.表处所，3.表事件，4.表人，5.表物，6.表数量。NP有三大种语义类型：1.变化义，2.性状义，3.判断义。

而体谓结构中X和NP并不是简单机械地一一对应，它们的搭配图示呈不规则的网状。这样，我们得出了体谓结构的十种语义结构类型。具体如下：

1.时间――判定。如：

（24）今年五月二十八号端午节。

2.处所――判定。如：

（25）北京，中国的首都。

3.事件――判定。如：

（26）她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

4.人――判定。如：

（27）及时雨，宋江。

5.物――判定。如：

（28）今天的电影票我买的。

6.处所――存在。如：

（29）左边飞机场，右边火车站。

7.事件――存在。如：

（30）百万富翁沿街讨饭――巴黎新景观。

8.物――存在。如：

（31）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

9.物――数量。如：

（32）这套公寓才八十多万。

10.数量-数量。如：

（33）一人一个苹果。

综合起来看，上述十种语义结构类型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语义搭配关系：

1.同一关系，包括“时间――判定”“处所――判定”两种类型。

2.相属关系，包括“事件――判定”“人――判定”“物――判定”三种类型。

3.空间关系，包括“处所――存在”“事件――存在”“物――存在”三种类型。

4.时间关系，包括“人――变化”“事件――变化”两种类型。

5.数量关系，包括“物――数量”“数量――数量”两种类型。

（二）X・NP语义搭配的隐性选择限制

1.语义系列中其他成员的制约。典型的例子是颜色系列在体谓结构中的应用。如：

（34）*a.他天生满头浓密的灰头发。

b.他天生满头浓密的黑头发。

a不能成立而b却能成立，就是因为“灰”在这里受到了它所在的颜色系列中“黑”的制约。尽管头发可能是“灰”色的，但由于汉民族形容头发时，“黑”是个强势颜色词，因而人们会把“灰”归入“黑”。所以a一般不成立。

2.语义自足性原则的制约。句子的自足与不自足多指抽象的句子。所谓抽象是相对具体来说的。具体的句子有形式、意义和内容，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没有内容。如果把具体的句子也包括在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缺乏时间因素的句子大都是不自足的。因为句子既叙述客观事实，又表达说话人对事实的主观态度。主观方面主要是语气，每一个句子必定有特定的语气。客观方面主要是时间因素。句子表示时间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有显性的，有隐性的，这是成句的必要条件。如：

（35）a.我大学生。

b.我大学生了。

a缺乏时间因素，所以是不自足的；b加进了表示已然的动态助词“了”，语气和时间因素齐全，因而是自足的。

3.特定格式的制约。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数量对应式，要求X与NP都含有数量；又如“X的NP1，X的NP2”式的对举式要求必须形成“X的”结构作主语等。

4.特定句类的制约。如陈述性的体谓结构要叙述或说明事实且具有陈述语调，疑问性的体谓结构要有所体谓并具有疑问语调等。

5.相邻成分之间语义的制约。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并列成分的排列顺序以及音节数目的制约。如：

（36）a.他思想政治80分，数学60分，视听说70分。

b.他数学60分，视听说70分，思想政治80分。

在同等条件下，a的可接受性可能不如b高，究其原因：在对处于平等地位的三个并列成分进行排列时，要考虑到相邻成分之间的制约，人们习惯上会按音节数目的多少进行升序排列。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项目编号：XJK011CGD048]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彭睿.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

[J].中国语文，2011，（1）.

[2]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J].语言研究，1997，（2）.

[3]Hopper,Paul J.and Sandra A.Thompson.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Language，1980，（56）.

[4]Hopper,Paul J.and Sandra A.Thompson.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J].Language,1984，（60）.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7

关键词：诗词歌赋；速食爱情；国学经典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014-01

开天，女娲补天，诞我泱泱中华；弹指挥间，往事千年，文化经典浮沉历史长河。但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使用简化字，我们开始使用白话文，诗词歌赋成了应试的桥段与喜爱无关。

高中时候，安家女子一本《人生若只如初见》唤起了多少人对纳兰容若的迷恋与对诗词的热爱。但是，渐渐的，美丽的诗句成了学生们应试作文的题记，学不来安家女子驾驭文字的超强能力，却学会了一副怀古伤春的心肠。

诚然，我也不例外，若不是安意如，我想我是不会知道纳兰容若的。我不知道居然会有“人生若只如初见”与“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经典言辞。但是，只道又如何，我会泡一壶茶然后读一本安家女子的《思无邪》，却不是《诗经》。读《人生若只如初见》却不是《饮水词》。清朝康熙年间，市井流传“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而今我们口口声声念叨“人生若只如初见”，却还是相信“日久生情”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也许诗词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毕竟，古诗的精髓在于含蓄。所以，那时的爱情也来得那么美丽。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将感情藏于一个“晴”字不外露却让有心人听懂。而今，学西方所谓的开放用“我爱你”三个字去囊括所有情感，仿佛表白就是等一个答案，不同意马上可以转站，不用迂回战术，仿佛感情的产生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是荷尔蒙分泌过旺，急需一个港湾去安放这情感。而在古代却有那么一句：“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钟情。”情窦初开，少女怀春在爱情的史册上不可磨灭。李清照写下《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铲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最后一句将少女的羞态与好奇描绘的淋漓尽致，读者只会感叹少女的可爱与纯情。而不是现在三令五申告诫孩子们不要早恋，特别是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

爱情应该是从血液里分泌出来的情感，不受约束，不受强迫。就算现在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却免不了担惊受怕，爱情突然充满讽刺与欺骗，当金钱代替情感成了爱情的目的，在一起三个字突然变得比爱情本身更艰难。而很久很久以前只需要十六个字就取代了长篇的情书与承诺——“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当“美女”二字在街头巷尾随时可听见，“伊人”二字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可能再不会“为伊消得人憔悴”，也不会“辗转反侧”了，一条短信，一个电话——“我想你”三个字直白的不能再直白，却没有想象与发展的空间。是怎样的想念会让人辗转难眠衣带渐宽？

想念，因为爱恋。回忆不及时光长，思念胀满左心房。李清照写下“人比黄花瘦”五个字恐怕是五百遍“我想你”无法匹敌的。

有恋爱总有失恋，无论是抛弃别人还是被抛弃。古人与今人也是不同的。西汉的司马相如准备抛弃卓文君时，给她寄了一封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就是没有“亿”暗指已对她无“意”。如此含蓄不像如今，分手就是分手，不爱你就是唯一的理由，没有不好意思说不出口，像司马相如这么害羞的还真不多见。但是卓文君更绝，聪明如她，当即明白了相如的意思，挥笔写下“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当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谈，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里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把自己这么多年日日夜夜的相思之情表达的酣畅淋漓。但是，卓文君不是一般女子，不可能甘心被弃，但她不会像现代女子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叫回送信人，挥笔再补一首数字诗“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十五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焚香秉烛问苍天，六月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断了线，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当司马相如看见此信的时候，先别说羞愧之情难以言表，就是此横溢才华都值得他为之倾倒。

现在是E时代，亲笔写信已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是，诗词歌赋，经典永远是经典，像歌是唱歌懂得人听，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写一封情书给懂得的人看，懂得人看得出那情感不是文绉绉的酸腐诗句而是排山倒海的力量。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8

诵读成咏，体会音韵形式之美

诗是凝固的音乐，原本就可以歌唱，因此古典诗词声调和谐、音节流畅，都是音乐美的表现。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字运用，讲究唇齿音的交错，平仄相对、错落有致，形成一种回环往复、余音袅袅的音乐美，让人回味无穷。古典诗词的音韵之美还体现在节奏的停顿、韵律的悠扬等方面，所以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唱起来和谐悦耳。

古典诗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体式。从外部形式上看，诗词的发展趋势是由短到长，每行增加相同的字数，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形成整齐划一的句式。尤其是律诗的对仗要求，都体现了它的整齐的形式美感。如五言绝句二十个字，七言绝句二十八个字，词中的小令也是二三十个字的居多，古体诗和排律比较长，但上百句的也很少。因此在诗词的结构形式上，其分行排列的整齐划一，阶梯式诗歌的错落有致，长篇叙事诗的铺排华丽，诗歌的回环美等都会产生迷人的魅力。

字斟句酌，体会语言形象之美

古典诗词的语言形象之美，表现在对物象的描写已达到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境地，简单一两个词，就可以描绘出非同寻常的景象。如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作者以“别”“惊”二字，将两种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注入了无穷的情趣。同时对色彩的描写，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一句，作者用“黄、翠、白、青”四种色调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

古典诗词的语言形象之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字字珠玑、内蕴丰富。如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再如张先《天仙子》写夜景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王国维称赞道：“这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其妙处在于词人抓住大自然一瞬间的现象，把春意和花写得像有知觉似的，意在突显一种事物的精神状态，诗人的情绪也深嵌其中。

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精彩传神之处，指导学生赏析，使学生顿觉“全诗生辉”“境界全出”。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表现出曲折多变的景色，既写出疑无路而实有，景似绝而复出的境界，又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哲理。这些绮丽的诗句都须字斟句酌，才能进一步感悟语言形象之美。

迁想妙得，体会意象意境之美

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就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画。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寥寥四句，就把秋天雨后的深山及山中的松树、泉水、石溪在月光下的景致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再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描绘了平凡朴实的农村生活，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有机交融，创造出一种平淡自然、深邃、完整的意境。这些古诗词中的“意境美”很抽象，因此如何启发学生感悟呢？在教学中我通过迁想妙得再现意象意境之美。

首先，找准迁想妙得的观察点。位置不同，视野、视线角度就会有所区别，所见景物的特点，也会有所不同。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描写了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在教学中，我将此作为启发学生迁想妙得的观察点，通过说话、想象等方式教会学生感悟诗人描绘的意象意境之美。

其次，要对凝练的词语作重点分析。古诗词中凝练的词语，是作者语言运用的精华，是对景物最生动地描写和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对这些凝练词语的鉴赏，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作者王安石曾多易诗稿，用“到”“过”“入”“满”等字，均觉平淡而弃，最后经冥思苦想终得一个“绿”字，成为全诗的点睛之笔。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先说说这些词语所表现的内容，再讨论它们的运用有什么特点。学生理解了这些词语，欣赏它们所展现的画面也就显而易见了。

再次，学习古诗词，欣赏它们的意境美，要抓好对提挈全文的词、语、句的理解，因为这些是全篇意境美最好的浓缩。

最后，图文并茂，反复吟诵。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从来都是诗词塑造的意境之美，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运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在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环境中去形象地领略文中的意象意境之美。

品味感悟，体会思想情感之美

古典诗词之所以长期深入人心，就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发挥了“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尽管古典诗词抒发的是古人的情志，但仍与当今人们的思想感情有着相通或相似之处。例如，对家国情怀的关注，对喜怒哀乐的诉求等。因而，通过品味感悟，这些作品具有了常新的、永恒的生命。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作者以“丝”谐音“思”来比喻思念，以千丝万缕之无法剪断，无法理出头绪，形容愁思之纷繁和难解。寥寥几句表现出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成为亡国奴、阶下囚，阅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后，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缱绻难忘，也让我们反复回味。

含英咀华，体会哲理意蕴之美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长廊中的精华，许多诗篇不仅体现出诗人的挚爱、依恋与深思，也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人生哲理，细细品味，定能对人生有所启发。如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将学习喻为池塘，说明了为学之道须不断积累，不断地吸收新的营养。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将人们在读书后时常有的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用具体形象加以描绘，寓理于情景之中。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9

1.苏教版教材。苏教版教材必修四是2004年12月第一版，一直到2011年6月第7次印刷，都注解为：“鸡、猪、狗这一类的家禽家畜的蓄养，不要错过它们生长繁衍的时节。”苏教版2004年第一版以来一直如此。

2.人教版最新版语文教材必修3（2008年5月第7次印刷）注为：“蓄养鸡、狗、猪。之，助词。”

3.旧版人教版全日制高中《语文·第一册》（2006年6月）注为：“鸡猪狗的蓄养。蓄，蓄养。之，代词，复指‘鸡豚狗彘之畜’。”

4.配套的人教版全日制高中《语文·第一册》《语文教师教学用书》译文为：“鸡猪狗的蓄养，不耽搁它们的繁殖时机”。

5.旧版人教版全日制高中《语文·第五册》（2006年6月）节选有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同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其中有段孟子游说齐宣王，描述“王道”的理想社会，内容大致相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许第一册已注，第五册对“鸡豚狗彘之畜”未注，而其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译文为：“鸡和猪狗一类的家畜，不要耽误它们繁殖生长的季节”。

通过以上版本的注解可以看出：句子相同，翻译却大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到底孰是孰非呢？

窃以为，解决此问题关键是看“畜”之词性。“畜”为多音字，一为“xù”，二为“chù”。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五版）读“xù”时，作动词“蓄养”讲；读“chù”时，作名词“禽兽，多指家畜”解。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8），注【畜】①chù，家畜②xù，蓄养。③xù，积聚，储蓄。解释词义最为详尽的汉《汉语大词典》（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也如之。查阅解释字义最为详尽的《汉语大字典》（湖北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畜读“xù”有9个义项，除了义项⑨为“姓氏”外，其他义项皆为动词①饲养②养育③培养；培植④顺从；驯从⑤喜欢；喜爱⑥积；积蓄⑦容纳；收容⑧方言。熏；呛。而《说文》：“畜，天畜也。”段玉裁注：“天畜谓力田之畜也……俗用畜为六兽字。”

对于“畜”的不同注解，似乎为各版本的翻译依据所在。此处“畜”，到底读何音？这需要准确理解文句，需要我们从文段结构上来分析。

我们知道，孟子的散文最大特色之一是：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根据语境，得知“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百亩之田”，结构相同，为并列结构，且组成排比句式。而“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百亩之田”中，前“宅”、后“田”，皆为名词，则中间的“畜”，在词性上必为名词，则必读作chù。

其次，纵观节选部分，孟子先从物质上分析君王是如何“王道之成”的；而下文“谨庠序之教”，（孟子）再从精神上分析君王是如何“王道之成”；物质、精神这两方面正好浑然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整体。因此，这里的“之”，应该全部作为“助词，的”来理解。文中的“畜”与“宅”以及“田”一样，都作名词讲。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佐证。流行于今世的《三字经》中有句：“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可见，古代，人们饲养的动物，常见的是“六畜”（马牛羊，鸡犬豕），而非“鸡豚狗彘”三畜，即使提到“鸡豚狗彘之畜”，也应该是借代，指的是“六畜”。因此，孟子所指的，应该理解为名词：“六畜”为好。则“鸡豚狗彘之畜”的“畜”，应读音为“chù”，解释为“家畜”；该句应翻译为“鸡、猪、狗（等一类的）家畜（六畜），似乎更为妥帖。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10

杜 甫

莽莽万重山， 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 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 楼兰斩未还。

烟尘一长望， 衰飒正摧颜。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抛弃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期间，他先后用五律形式写了二十首歌咏当地山川风物，抒写伤时感乱之情和个人身世遭遇之悲的诗篇，统题为《秦州杂诗》。本篇是第七首。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首联大处落墨，概写秦州险要的地理形势。秦州城座落在陇东山地的渭河上游河谷中，四周山岭重叠，群峰环绕，是当时边防上的重镇。“莽莽”二字，写出了山岭的绵延长大和雄奇莽苍，“万重”则描绘出它的复沓和深广。在“莽莽万重山”的狭窄山谷间矗立着的一座“孤城”，由于四周环境的衬托，越发显出了它那独扼咽喉要道的险要地位。隐约透露出一种严峻紧张的气氛。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首联托出雄浑莽苍的全景，次联缩小范围，专从“孤城”着笔。云动必因风，这是常识；但有时地面无风，高空则风动云移，从地面上的人看来，就有云无风而动的感觉。不夜，就是未入夜。上弦月升起得很早，天还没有黑就高悬天上，所以有未夜而月已照临的直接感受。然而，诗人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烽火气息的边城中，即使是本来平常的景物，也往往敏感到其中仿佛蕴含着不平常的气息。孤城的云，似乎离边塞特别近，即使无风，也转瞬间就飘出了边境；孤城的月，也好像特别关注防关戍守，还未入夜就早早照临着险要的雄关。两句赋中有兴，景中含情，不但表现了边城特有的紧张警戒气氛，而且表达了诗人对边防形势的深切关注，正如前人所评：“三、四警绝。一片忧边心事，随风飘去，随月照着矣。”（浦起龙《读杜心解》）

三、四两句在景物描写中已经寓含边愁，因而五、六两句便自然引出对边事的直接描写：“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归国后，任典属国。第五句的“属国”即“典属国”之省。第六句反用傅介子斩楼兰王首之事，说吐蕃侵扰的威胁未能解除。同样是用这两个典故，在盛唐时代，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王维《使至塞上》）的高唱，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的豪语，而现在，却只能是“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的深沉慨叹了。对比之下，不难体味出这一联中所寓含的今昔盛衰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衰弱局势的深切忧虑。

律诗的二、三两联按格律是要对仗（对偶）的。以往人们于对偶多从形式上看，其实对偶的文字互相衬托、互相照应，则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更加丰富、更加精炼、更加确切。如“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云无风而动，月不夜而临，属于特定时间的景象，孤立地写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一旦将它们和“关”“塞”联结在一起，便立即构成奇警的艺术境界，表达出特有的时代感和诗人的独特感受。当表达的内容恰好包含两个方面时，用对偶可以使两事紧密结合，互相衬托，突出于其他事物之上，以作战为喻，两面夹攻，力量就大得多。如“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 两个典故，同赋一事，就给人感怆。试想，苏武归国、傅介子斩楼兰，都发生在汉王朝强盛的时代，他们后面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后盾，故能取得外交与军事上的胜利，而现在的唐王朝，已经从繁荣昌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急剧趋于衰落，像苏武、傅介子那样的故事已经不可能重演了。如果不是采用对偶的话，无论从表达还是意义上都将逊色得多。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遥望关塞以外，仿佛到处战尘弥漫，烽烟滚滚，整个西北边地的局势，正十分令人忧虑。目接衰飒的边地景象，联想起唐王朝的衰飒趋势，不禁使自己疾首蹙额，怅恨不已。“烟尘”“衰飒”是从“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自然生出。“一”“正”两字，开合相应，点明这种衰飒的局势正在继续发展，而自己为国事忧伤的心情也正未有尽期。

全诗在雄奇阔大的境界中寓含着时代的悲凉，表现为一种悲壮的艺术美。

【相关连接】

商山早行

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这是唐代著名的羁旅行役诗之一，为诗人离开长安时所作 。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历来脍炙人口。梅尧臣曾经对欧阳修说，最好的诗，应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请他举例说明，他便举出这两句和贾岛的“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并反问道：“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六一诗话》）请你谈谈自己对“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的理解，写一段鉴赏文字。

【参考思路】

这一联高超的技巧表现为对代表典型景物的名词的选择和组合。这两句诗可分解为代表十种景物的十个名词：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虽然在诗句里，“鸡声”“茅店”“人迹”“板桥”都结合为“定语加中心词”的“偏正词组”，但由于作定语的都是名词，所以仍然保留了名词的具体感。例如“鸡声”一词，“鸡”和“声”结合在一起，不是可以唤起引颈长鸣的视觉形象吗？“茅店”“人迹”“板桥”，也与此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