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颂电视剧十篇
时间：2023-03-14 09:57:13
茶颂电视剧篇1
优秀制作团队打造茶叶史诗
《茶颂》除了由《茶马古道》编剧景宜领衔创作，导演王文杰操刀，集结了王力可、罗钢、刘金山、陈逸恒等实力演员外，还会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制作团队和最强大的专家学者智囊团。和《茶马古道》侧重边荼运输传奇不同，《茶颂》则以边茶政治背景下，西南茶政史段子苴的边茶危机为主线，全景呈现了普洱茶的魅力和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以茶抗敌的壮丽史诗。剧中，不仅有渡澜壮阔的边茶斗争，令人炫目的多民族风情，更有身世之谜、乱世爱情、万国茶宴、贡茶大赛等悬疑看点。导演王文杰表示：“《茶颂》是《茶马古道》的升级版，呈现的东西将更丰富、更传奇，更具思想性和文化艺术性。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茶历史和茶文化的一次艺术梳理，也是展现各民族强大凝聚力、追求和平的民族史诗。”
王力可演绎“铁娘子”罗钢当茶官
中国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也曾遭遇战争背景下的边茶危机。《茶颂》就以普洱茶和英国红茶的博弈为主线，恢弘纵览了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茶政的百年风云和为之牺牲、奉献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的故事。
有“小宁静”之称的大眼美女王力可穿上高贵别致的民族服饰，首次挑战女王角色，饰演普洱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渡娅，为捍卫边茶贸易和民族团结几经生死考验，不是强权，堪称茶国“铁娘子”、“捍卫和平的茶花女神”。而风度翩翩的萌大叔罗钢则穿上朝服，饰演西南茶政史段子苴，以对“茶祖之国”的忠诚和为民谋福的真情，联手南波娅改革茶政，为百万人民能得茶饮，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除了携手抗敌，保卫普洱，青梅竹马的两人更上演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爱情。
同时，作为民族题材剧的男女主角，王力可和罗钢的服饰造型也是一大亮点。孔雀冠、宝石戒指、嵌石手镯、大玛瑙项链、金丝花纹袍，掌印夫人的常服令人瞠目，再戴上镶满珍贵宝石的金冠，骑着大象出行，王力可雍容华贵的女王范儿尽显无遗。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演身份这么高贵的角色，有点霸气女王，高端女汉子的感觉。真是不演不知道，一演吓一跳，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吧。”相较于王力可的华贵霸气，罗钢则是造型百变，既有包头巾的少数民族形象，也有白西服白皮鞋的洋装造型，更有顶戴花翎，高级官袍穿在身。对此，罗钢笑言：“我这是混搭啊，中西合璧，官民台一，还加了最炫民族风。最帅的打扮也不过如此吧。”而身为西南最高茶官，他自然也是茶专家，对茶了如指掌，罗钢坦言：“演了《茶颂》后，喝茶都比以前讲究了，有谱没谱都喜欢品味—番，现在韶陕成荼博士了。”
此外，老戏骨陈逸恒“改正变邪”演绎大反派；“沙家浜”胡司令刘金山再过茶瘾，诠释大清第一茶老；编剧景宜亲上阵，首次饰演慈禧老佛爷也是该剧的看点。
首次多民族共谱《茶颂》传扬茶文化
作为民族题材的最新力作，《茶颂》无疑是民族题材集大成者，堪称“少数民族文化大观”。《茶颂》融合了白族、彝族、纳西族、满族、布朗族、藏族等多民族元素，不同民族的建筑、服饰、风俗、节庆尽收于剧中，就连核心主创也来自不同民族，如编剧景宜来自白族，导演王文杰虽是汉族，曾经也当过干部，熟知少数民族文化。
为了原汁原味展现茶魅力，该剧在云南多个原始茶山取景，普洱历史上的重要茶产区——景迈山便是其中之一。出品方介绍，这些原始茶山上生长着千年古茶树，比如普洱镇沅千家寨就有一棵古茶王树，树龄长这2700年。另外，《茶颂》还斥资原地搭建实景，逼真再现了500年前的傣族“故宫”——宣抚司署、800年前的普洱古茶坊等原始建筑。
此外，《茶颂》剧如其名，不仅完整展现了普洱茶采茶、晒茶、晾茶、炒茶、压茶、制茶等传统工序，首次对外还原了高端大气的万国茶宴和评判苛刻的贡茶大赛，还揭秘了中国是世界茶叶发源地的证据和膳茶房镇宫之宝—一南诏宝红。该剧通过剧中西南茶政史段子苴、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波娅为代表的西南人民的边茶斗争，显现出了边茶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价值。出品方表示：“茶是血，茶是命，荼是梦想，是民族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以茶会朋友，以茶养天下，电视剧《茶颂》将带领观众走进茶叶的世界，感受中华茶文化的博大情怀。”
茶颂电视剧篇2
《赵氏孤儿》源自元代纪君祥创作的元曲《赵氏孤儿大报仇》。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剧。18世纪，曾被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等人改编过。2010年，人艺编出新编同名话剧，2013，看到吴秀波主演的41集电视剧《赵氏孤儿案》。新编剧以独辟蹊径的视角品读历史人物，留给观众更深的思索空间。呼唤诚信忠义？人一辈子个图啥？家天下的统一给百姓带来什么？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故事叙述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与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被程婴所救出。屠岸贾下令将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杀尽，以绝后患。程婴以假告密的方式出卖牺牲公孙杵臼连同自己儿子的生命，从而赢得屠岸贾的信任，赵氏孤儿也因此成为屠岸贾的义子屠勃。20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绘图告之国仇家恨，武终报前仇。
剧的每一集，编剧设置了“事与愿违”和“形势比人强”的情境：晋灵公在屠岸贾的辅佐下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愿望，屠岸贾得到的并不是丞相的实权而是没有实权的国公头衔。举行加封仪式的这一天同时也是屠勃16岁的生日，忍辱负重的程婴终于说出屠勃的身世，以所有为救护屠勃而牺牲生命的死人的名义要求复仇，屠勃在震惊之中表现出的却是“这些人的死与我没有关系”的拒绝和软弱。当晋灵公以微服私访的方式突然出现在屠岸贾家中的时候，彻底失望的程婴冒死来到晋灵公面前，公开宣布屠勃就是赵氏孤儿的秘密。对于跪倒在地请求公断的程婴和屠岸贾，晋灵公并没出给出公断，而是像16年前利用屠岸贾借刀杀人时一样，以国家需要人才为借口带走赵氏孤儿。面对屠岸贾家将的屠刀，程婴大义凛然地喝下自己事先预备的药酒。从天而降的倾盆大雨，尽情抒发和宣泄着压抑在程婴连同屠岸贾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同时也预示着屠岸贾一心要斩草除根反而弄巧成拙养虎遗患的失败命运，以及晋灵公利用赵氏孤儿充当新一轮杀人工具的政治清洗的即将到来。
赵氏孤儿所必须面对的人生困境，即屠岸贾一方面为养育栽培他成人的大恩人，另一方面又是赵氏家族全灭的罪魁祸首，赵氏孤儿生而为人，就不得不背负起其人生命运所难以承载的两难抉择。
利用臣子们之间的公仇私愤进行政治清洗的晋灵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和杀人魔王。屠岸贾不择手段的杀人复仇固然可耻，被当作忠臣义士歌颂礼赞的程婴、公孙杵臼之流，所充当的同样是专制强权的杀人工具；他们以牺牲自己连同别人的宝贵生命为代价，把几乎一代人的全部希望极端盲目也极其可怜地寄托在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身上，丝毫谈不上“其内在的合理性及英雄主义色彩”。
歌颂的不过是草菅人命的忠臣对于同样草菅人命的奸臣的复仇胜利，真正的罪魁祸首专制国王，反而成了他绝对效忠的神圣主宰。在新编话剧《赵氏孤儿》中，赵氏孤儿以一句“这些人的死与我没有关系”，彻底颠覆了程婴、公孙杵臼之流以牺牲自己与别人的生命来表现和证明自己是忠义之士的合理性。
茶颂电视剧篇3
1981年获首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乐）评比一等奖
《管弦乐素描六首》（1981―1982）
《A调弦乐四重奏》（1982）
1985年获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评比二等奖
《为琵琶与乐队而作的随想曲》（1982）
室内乐《别》――为钢琴、长笛、单簧管、中提琴及打击乐而作
（1983）
《第一铜管五重奏》（1983―1984）
长笛独奏《吟》（1984）
《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乐曲》（1984）
1985年获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评比二等奖
《冤怨》――为箫与女高音而作（1985）
1985年首演于香港“中国第一届当代作曲家作品音乐节”
三弦独奏《幻想曲》（1985）
1987年首演于英国“中国新作品音乐节”
为舞剧《神州武魂》第一幕所作的音乐（1985）
电影《山林中头一个女人》音乐（1986）
《大提琴协奏曲》（1987―1988）
1994年获第八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乐）评比创作奖
电影《多梦时节》音乐（1988）
1989年获第三届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二乐章歌曲《献给残疾人》（1988，作词：张千一)
1989年获上海―巴黎世界歌会中国作品入选奖第三名
《一首钢琴诗》――为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1989）
舞剧《人参女》（1989）
1990年获文化部首届“文华新剧目奖”
《对称》――为室内乐队而作（1990）
电影《哦，香雪》音乐（1990）
获第四十一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大奖(综合奖)
十集电视连续剧《赵尚志》音乐（1991）
歌曲《嫂子颂》（1991，作词：李文岐；演唱：李娜）
1992年获第五届“健牌杯”歌曲比赛评委会大奖；同年获“建国以来优秀影视歌曲”佳作奖；1995年获罗马尼亚“金鹿杯”通俗歌曲比赛铜奖.
交响舞蹈诗《太阳颂》（1991）
合唱《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1991），作词：瞿琮
1999年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天堂回信》音乐（1992）
获第42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大奖(综合奖)
舞蹈《英雄儿女》（1992）
1992年获中国人民第六届文艺汇演作曲一等奖
歌曲《女人是老虎》（1993，作词：石顺义；演唱：李娜）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我们同行》音乐总监、作曲（1994）
电视剧《天路》音乐（1994）
1995年获第十五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歌曲《青藏高原》（1994，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1997年获第六届中国人民文艺奖；1998年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八届“文华新节目奖”；2001年获中国音协首届“金钟奖”作品金奖。2004年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电视剧《孔繁森》音乐（1995）
歌曲《走进》（1995，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童声合唱《神山不说话》（1995，作词：苏柳）
获第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
舞蹈《壮士》音乐（1995）
1996年获第五届中国人民文艺奖
《同乐》――为童声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1994―1996）
1996年获“迎香港‘九七’回归”管弦乐作品比赛优秀作品奖
歌曲《阿拉哩哟》（1996，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电视连续剧《红十字方队》音乐（1997）
1999年获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歌曲《相逢是首歌》（1997，作词：刘世新；演唱：俞静、蒋含）
电影《非常爱情》音乐（1997）
舞剧《野斑马》音乐（1998）
电影《红色恋人》音乐（1998）
1998年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音乐（1999）
2002年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歌曲《女儿行》（1999，作词：刘世新；演唱：叶凡）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音乐（1999）
歌曲《传说》（1999，作词：屈塬；演唱：腾格尔）
2007年获第六届“金钟奖”作品大奖
电影《益西卓玛》音乐（1999）
2000年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歌曲《在那东山顶上》
（1999，歌词选自《仓央加措情诗》；演唱：谭晶）
2004年获第七届(2003年度)“金玛格杯”中央电视台MV大赛最隹音乐单项奖
舞剧《大梦敦煌》音乐（1999―2000）
2000年获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杯”舞剧作品比赛音乐金奖，2004年国家十大舞台艺术精品第一名
电视连续剧《惊涛》音乐（2000）
获2000年度电视剧“金星奖”优秀作曲奖
电视连续剧《光荣之旅》音乐（2000）
2002年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奖
小歌剧《红灯笼》（2000）
获2001年度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优秀作曲奖
多乐章交响合唱《希望》（2001，作词：赵大鸣等）
歌曲《长白颂》(2001，作词：金学全；演唱：金学峰）
歌剧《太阳之歌》（2002）
2003年获第八届中国戏剧节“紫薇杯”大奖、优秀音乐奖
歌剧《我心飞翔》（2002）
2004年获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文华作曲奖，第八届文艺汇演作曲一等奖
大型电视艺术片《格萨尔》音乐（2002）
电视连续剧《大染坊》音乐（2003）
舞剧《霸王别姬》音乐（2003）
《瓷乐》――为五位瓷器演奏者而作( 2003―2004)
电影《一轮明月》音乐(2004)
2005年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歌曲《如此多娇》(2004，作词：晓光；演唱：谭晶）
三十集电视剧《茶马古道》音乐(2005)
歌曲《当兵就该上战场》（2005，作词：康健春）
2006年获总政“战斗精神歌曲”评选十佳作品奖
电影《我的长征》音乐(2006)
2007年获第二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七乐章交响采风《香格里拉》(2004―2006)
舞蹈《飞天》音乐(2007)
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中获歌舞类节目一等奖
茶颂电视剧篇4
[关键词] 藏族 电视剧 认可度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11
近十年来，藏族题材电视剧屡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观众比较熟知的有《尘埃落定》（2002年）、《茶马古道》（2004年）、《格达活佛》（2004年）、《康定情歌》（2004年）以及《浴血香格里拉》（2011年）等优秀作品。这些电视剧题材丰富、风格迥异，不仅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感人肺腑，同时人物塑造鲜明立体，服装造型考究，民俗风情随处可见，处处充斥着浓郁的民族气息，让观众接收到的不仅仅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剧中人物，同时感受到的是一部藏族题材电视剧就是一本集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多种体验的藏民族百科全书。
藏族题材电视剧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那么在藏族地区的观众是否喜爱这些电视剧，更喜欢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喜欢什么样的剧中人物以及这些电视剧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做了一次调查。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居民为总体，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天祝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是华锐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至2005年，藏族人口达到67370人，占总人口的31.64%。②此次调查，是在县城人口较为密集地段，共发放问卷250份，收回问卷244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7.6%。其中，选择了“平时不收看藏族题材影视剧故终止访问”的有61份，以下统计中以183份为研究对象。人员构成及基本情况如表。
二、结果与分析
（1）电视剧《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根据青年藏族作家阿来的同名小说改编。在对电视剧《尘埃落定》的调查中，有72人表示没有看过此部电视剧，占被调查人数的39.3%。在看过此剧的111人中，喜欢剧中人物塑造的比例分布如图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剧中主要塑造的五个人物，分别由藏族和汉族演员饰演，他们被观众喜爱的比例没有太大差异，分布比较均匀。
在对《尘埃落定》故事主题的认可度调查中，48.6%的人认为是主人公的爱情纠葛，38.7%的人认为是故事中的国仇家恨，两者共占总人数的87.4%。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国家、民族、家族之间的仇恨正是原著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欲望起尘埃。另外，43.2%的人认为《尘埃落定》的成功之处在于电视剧故事性强，情节感人，41.4%的人认为是剧中镜头色彩丰富，画面优美。
（2）电视剧《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展示的是神秘古道上的爱恨情仇，谱写的是新时代民族团结的颂歌，是我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塑造了多民族英雄人物和展现多民族文化的优秀作品。《茶马古道》的调查结果中，除76人表示没有看过此剧外，其余的107人中，对剧中角色的认可度比例比较均匀，只是对主要角色的喜爱略微偏高。对于电视剧的主题，完全认可了原剧所表达的多民族团结以及多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的主题。认为电视剧的成功之处的统计结果比较集中，认为主要原因是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融合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
（3）电视剧《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是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藏族电视剧。在被调查的183人中，95人表示没有看过该剧。在其余的88人中，45.5%的人比较喜爱格达活佛的人物塑造，和其他所列举的三个剧中人物的比例差异相对较大。对于电视剧的主题，69.3%的人认为是表现了格达活佛的爱国言行，其次是格达活佛的学识。56.8%的人认为电视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剧中浓郁的民族风情，22.7%的人认为是选题新颖独特。整体来看，《格达活佛》这种人物传记式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剧中人物的喜爱程度”和“电视剧的主题”的调查相对于其他两部电视剧，结果差异比较明显，选择结果较单一和突出。
三、小结
此项调查针对《尘埃落定》、《茶马古道》和《格达活佛》三部藏族题材电视剧就人物塑造、剧中主题以及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总体来看，对于藏族题材的电视剧，除《格达活佛》这部人物传记式的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结果倾向性比较大、差异较明显外，其他两部电视剧中的人物塑造，基本受到观众的认可，喜爱程度和角色分配大致成正比，几乎不受演员民族性的影响；在电视剧主题的调查结果中，观众普遍认为这几部电视剧的主题以民族团结、国仇家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主题较突出；同时，这几部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浓郁的民族风情、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故事性强、情节感人。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藏族题材电视剧的优势正在于电视剧以藏族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为背景来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来表达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主题，藉此达到电视剧寓教于乐的终极目标，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文化建设。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藏族电视剧无论在类型、题材、风格上都相对比较单一，我们期望今后可以看到更多题材、更多类型、风格新颖的藏族题材电视剧的作品出现。
项目基金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藏族题材影视作品对藏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YJCZH162），2011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藏族题材影视作品对甘肃藏区和谐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茶颂电视剧篇5
【关键词】女性意识，意象符号，电影化叙事
新历史小说《妻妾成群》是苏童的代表作品，张艺谋这部精彩的小说影像化叙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小说的基础上取得了颇高的艺术成就。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家遭不幸，在无奈的命运下妥协嫁为人妾，主人公颂莲是新知识青年然而却在浓厚封建宗法制度的陈家大院沦为尔虞我诈，自甘堕落的一员，小说批判了压抑窒息的封建家庭中对女人挣扎求存的摧残。女学生颂莲的父亲撒手人寰，家道就此中落，被迫辍学的她被继母赶出来，她将委屈自尊连带全部家当打包进行李箱，成为了年近半百的陈老爷新娶回来的四太太，读过书的颂莲也渐渐地与梅珊、卓云明争暗斗，假怀孕让她被抓住了把柄从此失宠，在喝酒中泄露了三太太梅珊的秘密，颂莲目睹了梅珊死的过程而发疯，第二年五太太嫁入陈家。
一、女性的命运与追求
颂莲作为新青年女性追求自尊、自由、浪漫，然而她所处的环境却是封建家庭，这也注定了颂莲的悲剧命运。颂莲不同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颂莲这个新女性面对生活重担主动选择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此外苏童不仅写出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写出了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劫难。
颂莲的命运充满了曲折与迷惘，这也涵盖了颂莲自我的潜在意识：命运、追求、死亡萦绕在她的意识中，旧家庭中愚昧落后的女性意识的曲折与迷惘、自我意识的腐朽摧残着颂莲的理想主义世界。尽管颂莲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并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女性，但在父亲因茶厂倒闭而自缢身亡之后，她所表现出的却是源于人性之根的弱点，在辍学做工还是嫁给有钱人做小两条道路中她很自然地堕落到了后者。陈府的四位太太，都是他人与自身欲望的牺牲品。梅珊与颂莲都是寂寞然而却又不甘寂寞，努力想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梅珊的单纯善良注定了她寻找寂寞替代品的结局；颂莲的女性意识的追求让封建迂腐的陈佐千反感，认为她是不守规矩的，规矩是封建就家庭对女性人格的束缚。颂莲的人物形象塑造饱满有力度，在长久的麻木生活中颂莲完全沉浸于妻妾争宠的斗争，她仍然不能控制自己另外一面的追求与欲望，比如，被理解，被尊重，自由。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展现了她所接受的那些知识反而成了她悲剧的导火线。她想让飞浦来做寂寞的替代品却以失败告终，目睹梅珊被杀使颂莲看到庭院深深里的疯狂而无能为力，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女性人性的追求注定是失败的。卓云的一生耗在了对年轻的女孩子的算计上。她是卑鄙的也是悲哀的，只能沉浸在以心计击败那些所谓的对手的满足感中。这是又一个人性变态扭曲了的女人。大太太毓如，整天忙于念佛，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从颂莲喝酒之后她接近歇斯底里的兴奋的责骂中，也可以看出毓如压抑得太久而扭曲了的灵魂。至于五太太文竹，她的命运可以预见，不是这一种死亡，便是那一种黑暗，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二、古井，女人，怨魂的象征符号
《妻妾成群》中同侍一夫的四个女人明争暗斗、争风吃醋，以四太太颂莲作为中心人物。从她一开始进入陈家受宠到最后失宠疯掉，可以看出颂莲是这篇小说的线索。另一条暗线则是陈家那口神秘的井，它与各位太太的命运息息相关，它是情节发展的重要部分。
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井。古井就承载了封建社会女性怨恨的身影，古井、女人、怨魂具有深层象征义。颂莲被这口井纠缠了一辈子，井中的世界对她来说是个黑色的诱惑，井的阴影笼罩在颂莲身上，颂莲对井的惧怕是因为颂莲对与飞浦的渴望以及对封建伦理观念压制的恐慌。
三、旧中国妇女的命运
小说讲述了三类女人的命运：一种是暂时得到男人的宠爱；一种是因背叛男人而被杀害的；最后一种得不到男人宠爱却又不敢背叛男人最后疯掉。无论是哪一类女人，命运都不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她们的人性追求是残忍不折手段的为男人的宠爱而互相争斗。对于那些女人，被男人宠爱是她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她们的争风吃醋如同战争一样，充满了血腥。飞浦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正面刻画的男性角色，他是颂莲走出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希望，然而在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掩盖下却是对女人的惧怕，对于这个家族的人来说，对于这种旧式腐朽的生活来说，飞浦又是一个断然的否定，他不能拯救颂莲的悲剧命运。苏童不仅写出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写出了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劫难。
四、《妻妾成群》的电影化
这部小说是新历史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苏童独特的文字力量源自他对女性的洞察，无情而生动细腻地揭示人性本原中的丑恶。文风纤巧的绝不颓弱。语言有着顽强的张力，昭示了一种绝对冷静和理性的残忍。 小说的语言描写非常精彩，例如颂莲从梦中醒来，颂莲辨别了窗户上雁儿残存的死亡气息，下雪了世界被静悄悄的抹去，这就是一场不彻底的死亡。颂莲想我为什么死到一半又停止了呢，真让人奇怪，另外的一半在哪里呢？”作品中始终充盈着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神秘莫测的死人井成为恐怖的源泉，里面藏着几个家族几个世代的罪恶，而面对这种恐怖和罪恶更加重了作品阴森恐怖的气氛。
张艺谋打乱了故事的核心结构，提取了故事框架，电影并未沿用小说里阴冷质地的南方作为故事背景而是选择了黄土高原，这种改法破坏了小说主题难以表达出时代的氛围。小说的背景是南方日渐没落的大户深深庭院之中的、争宠、压轧、堕落。欲望无穷无尽，扭曲的人性传递在每一个角色身上，毁灭与被毁灭频频上演。
电影化叙事后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电影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象征蒙太奇的运用，从点灯到灭灯到封灯代表着权力的施用和对人的精神的控制，在陈府能得到点灯或是捶脚的机会就意味着受宠和得到尊重，二太太卓云的台词进行了直观的表述，如“以后你要是能天天点灯捶脚，在陈家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大红灯笼使这一意象符号化可视化，暗示了大院中的女人的悲惨命运传达了作品深刻的核心内涵。颂莲失去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完全被纳入了争权夺势的支配中去，在电影中凸显人物的矛盾心理的挣扎。在电影中增加了她为了争宠而假孕，假孕事件败露后被封灯，这一情节的设置再次凸显主题对女性人性大的摧残，展现颂莲的人物性格中加强了主观精神力度，与命运的抗争中塑造了典型的悲剧女性。
茶颂电视剧篇6
就是个拍电视剧的
联系上侯鸿亮先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几乎不接电话，极少安排会面，近一年多以来，他的朋友们在一些场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都是：“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真的是找不到我。”侯鸿亮感到抱歉却又无可奈何。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人物》的采访，这个明亮的房间一半用来会客，另一半是他的办公区，办公桌侧是一个大书架。黑色书架上摆放的书诉说了主人的荣耀，从《闯关东》《生死线》，到《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这些中国电视观众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荧屏作品，皆出自制片人侯鸿亮之手。
侯鸿亮2016年43岁，身姿挺拔，戴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穿白T恤搭配蓝色针织外套，或者黑色高领衫搭配西装外套，显得儒雅温厚，自有一股静气。而他的生活，却在这两年驶入一条高速车道。
2014年底，他离开了供职十数年的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简称“山影”），成立东阳正午阳光影视公司。在这道分水岭划开之前，他是体制内极受认可的优质制片人，秉持“山影”一贯的现实主义道路，打造了《闯关东》、“工农商”系列（《钢铁年代》、《老农民》、《温州一家人》）等具有记录时代意义的厚重作品。当他离开体制、投入市场，他开始了更年轻化、更多样化的探索，接连推出的《伪装者》《琅琊榜》《欢乐颂》等作品，延续了过去“叫好”的传统，并且开启了“叫座”且“叫年轻观众座”的新局面。侯鸿亮作为身居幕后的制片人，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他们叫他“侯大大”，会在一些公开场合为他制作灯牌。
这种跨越在资深剧评人李星文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无论是《伪装者》，还是后来的这些，甚至包括《琅琊榜》，现在是《如果蜗牛有爱情》，跟原先山影拍那些狂风大雨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它现实的意味已经弱了很多。但是侯鸿亮、孔笙团队几十年如一日磨炼出来的这种精品制作能力，在服化道摄录美，所谓的‘处女座剧组’，这种习惯和能力，他们用这种制作水平来加持什么样的题材，那都会显现出一种超越一般团队的气质来，这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盛誉之下的侯鸿亮则深深地感到“恐慌”，“《琅琊榜》播完了以后就开始了，各个行业的人都会来找你，过去认识你的人也都会来找你，那就各种事情，或者说资本的合作，或者是剧目的合作，或者是人的合作，或者是其他行业的合作，你就变成一个资源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和你一起，然后再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资源。”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安排是一小时一拨人，上午两拨人，下午两拨人，晚上还要见人。就是整个人都是在一个烦躁状态，当然你的机会很多，甚至说地方政府会给你一些土地的资源，这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但是很快，他发现这种安排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作为制片人，他的工作安排非常清晰，要花时间去剧组待着，要看文学策划推荐给他的小说，要阅读史料，这需要平稳而悠长的心境，他自问：“这是你想要的事儿吗？你的特长是这个吗？”
“我们就是一个内容制作公司，就是到最终我们把内容做好，做好内容太不容易了，能做好内容我觉得就已经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他很快给了自己答案，并且几乎生硬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许多联系，即使这会“得罪很多人”。他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电视剧制作本身。面对朋友李星文，他则用更通俗的话语表示：“我就是个拍电视剧的啊！”
懂创作的制片人
但侯鸿亮和其他拍电视剧的还是有一点不同。在《欢乐颂》编剧袁子弹看来，这个不同在于，“可能一般制片人就更多的是去把控全局，我觉得侯总是非常在意作品的质量的。” 她特别记得，自己刚写完《欢乐颂》剧本大纲时，发给侯鸿亮看，他在飞机上看完，一落地就给她打电话，语气激动：“子弹我看完了，我觉得特别好，我一口气就看完了！”
“他是那种有点孩子气的人我觉得，这点特别好。你知道了所有技巧之后还能保留一点孩子气，挺不容易的。”袁子弹感慨道，她觉得这个人有一颗“赤子之心”。
1994年底，侯鸿亮从部队复员后进入电视台，他做过摄像，也做过导演，这也是他的朋友圈签名档“不会当导演的摄影不是好制片人”的来历。2003年前后，他当时的领导、后来的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建议他改行当制片人，当时，中国电视剧正在向市场化转型，行业内缺乏像样的制片人队伍。在那之前，电视剧还未成为市场上流通的艺术化商品，制片人在剧组主要负责管钱―控制成本，不参与也不懂创作，与创作人员常常闹得水火不容。导演中心制正向制作人中心制转型，制片人成为从项目到市场―整个流程的把控者，制片人要有对市场的敏感，也要有对于创作的理解。
操盘了一两个小项目之后，侯鸿亮第一次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执行制片人参与的电视剧是《闯关东》。他从创作阶段就开始跟进，2005年11月，他和编剧高满堂一起出发，在东三省各地采访。11月的黑龙江已经冰天雪地，气温降至零下20度，行驶在黑河市到罕达汽镇的公路上时，车轮突然打滑，吉普车旋转了360度后滑入了路边的树丛。他们一起经历了车祸、采访，经历了剧本从一稿、二稿到三稿的打磨过程。
他对创作的尊重后来成为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高满堂曾经说，侯鸿亮交给他的编剧合同，价格一栏总是空白，由他来填。另一方面，在疯狂追逐明星，明星片酬占了大比例制作预算的当下，他从不让这一部分的比重超出50%，许多明星为了参与他的戏自降片酬，袁子弹说：“侯总不是说压了你的价，其目的是为了省钱，他省下钱他也投制作上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谁不愿意有好的作品呢？”
《欢乐颂》导演之一的简川Z最感慨的一点，“就是他非常尊重导演的选择，这一定是，作为我这行业来讲，至少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想做的东西，他会支持。他拿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不喜欢，我说这个东西不做，他也一定不去强求。”
“他基本上也只跟我聊创作，对。他真的是特别懂行的制片人，而且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亲力亲为吧。”袁子弹说，侯鸿亮是自己合作过的少有的“会自己看本子”的制片人，“无论是大纲、分集剧本，他都会看过，我其实跟他聊剧本觉得很开心的，他完全能get到我所有兴奋的点。”
袁子弹同样感激的是侯鸿亮给的时间，“其实正午阳光有一点很坚持的，就是本子好了，再做戏，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很急着要做，这点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一般来说，像业内现在可能等你，最多也就是8个月左右，半年到8个月，而且很多都会希望你扎团队做，但我是不带团队的，我是自己一个人做……我速度就比较慢。像这个戏的话，我们做了有将近两年，剧本。”
《欢乐颂》最初并不被市场看好，这是个描绘5位都市女性的故事，市面上已经很久没有群像戏的成功案例，一些电视台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不保证有购片的需求。
在和侯鸿亮合作之前，袁子弹写了如《国歌》《杀熟》等一系列主旋律题材，她抗拒纯粹娱乐功能的剧目，“比起可能像那种婆媳剧和飘浮的这种偶像剧，我总觉得作品应该传达些什么。”“我特别想通过这5个女孩子就发散到中国，因为中国都市化可能有一个10年、20年的历程了，其实中国的城市改变了很多，而且很多原来的非城市人口转变成了城市人口。我说虽然我们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可能很光鲜亮丽，也很小缺口的一个戏，就从一个22楼切出去，但是我说我是希望这个能辐射到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
这种对现实的观照同样打动了侯鸿亮，“其实这5个女孩子的形象，代表了不同人的生存状态，正好辐射到目前中国社会的状态。有这种大时代的感觉，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第一次见侯总我也跟他讲，我说我想搞五线并行，但是anyway，你要做好这个风险，对，它有可能是不被接受的。”袁子弹清楚观众的收视习惯，“中国人其实还是更喜欢把一个故事看到底，我们这种其实还是从人物出发去写戏。”
果然，在开拍之前的一次研讨会上，业界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包括“要不要砍掉一两条线啊，说为什么不把线集中在安迪、樊胜美、曲筱绡身上……有些是觉得干脆，为什么不干脆以安迪为中心，把某一部分的故事放大”。
那次研讨会令侯鸿亮感到吃惊，他发现，这些具有多年经验的从业者谈得更多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在就编剧技巧展开讨论，他很快意识到，这就是他最警惕的“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
而当前的电视剧生产现状，李星文感到痛心疾首：“年产1.5万集左右，99%的时间里是在已有的空间里打转，创新度不超过1%……中国式资本的逻辑不支持创新，狭隘经验主义的购片逻辑也不支持创新。创新是少数大咖在连续成功后保有的特权，但一次失败后这个特权就立即失去。”
侯鸿亮知道做群像戏是有技术难度的，“它需要把人物的特点写得足够鲜明，电视剧影像化以后也足够鲜明，让大家能够记住。群像以后呢，一定是每个人物都会牵扯到多线索，一条线索能讲好的事情，很多人就不乐意多线索去讲。”
但他决定“赌”一把，“我对电视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好的电视剧，一定是它要有创新性。你如果是按照总结的规律来拍摄的话，它可能是最稳妥、最保险的，但一定不是最打动你和观众的。”
袁子弹不了解侯鸿亮在这过程中的思量，她只是记得，开完那次满是批评与怀疑的研讨会之后，侯鸿亮反倒更坚定了，“他就欢快地让我快点写啊，然后尽快开拍啊，他开始码班底了。”
不计得失出成果
在李星文看来，侯鸿亮不以市场利益作为唯一导向与他出身“山影”有关。
“山影系”是中国电视界的一个特殊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电视剧慢慢恢复，各个电视台开始制作自己的剧集，1980年代初创办了金鹰奖、飞天奖，山东电视台就是那时的获奖大户，《武松》《今夜有暴风雪》《高山下的花环》，及至1990年代的《孔子》，都是观众记忆中的佳作。
浓厚的地域文化题材为“山影”打下了基础，李星文说：“它本身是一种国企的制度，允许它，不像后来的一些民营机构一样，非常在意于每一部剧都去获取经济利益。那这个呢，在经济利益的获取方面不是很敏感，但是对于剧本上的品质的追求是抓得比较紧。其他地方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国企的一些低效率和无人负责这些弊病，造成了国有制度单位的逐渐的衰落。但是在‘山影’这边呢，国企的这种包容性和不计得失出成果的这种特点呢，反倒是成就了山影。很多人才都是在这种制作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山影的电视人有什么特色，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扎实、专注、能沉得住气，所以后来就都成功了嘛。”
“我觉得在山东有最大的好处，我没有任何挣钱的压力，真没有。”侯鸿亮也认同李星文的分析，“大家就是要把山东的文化工作做好，把山东的影视工作做好，我们要去获各种奖，这个是最重要的。”
侯鸿亮对老东家充满感激，“我觉得‘山影’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重视创作。然后我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我会为了创作去超支，只要我超支有理由，我可以挺着那个腰杆，我说我需要超支。然后《闯关东》可能是当时投资最大的一部戏，但我依然还在超支，但是我觉得超得值。那么我是为了创作去超支，我不会为了省钱，去削减那个创作成本。所以这和市场有很多人是相悖的。”
在这种稳定而专注的氛围下，侯鸿亮和他的团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信念，而他相信这种信念已经融入血液，“我觉得就是‘山影’和正午阳光就完全是一个风格”。
他们的野心不在于创造经济利益，而是记录时代。“我和孔笙我们俩就在想，我们特开心，我们用电视剧的形式我们拍了中国近百年，这是很好的。你作为一个画家，你肯定是要用你的画笔来记录这个时代，我们是用电视剧这种方式来把中国从1904年《闯关东》一直到今天这个时代记录了一遍，这不是很开心的事儿嘛。”
他们以此为目的进行创作，他们的团队甚至被称为“处女座剧组”，因为其事无巨细的专业态度。热心的观众发现《欢乐颂》为剧中的每个人物设立了微博，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真的可以搜索到剧中人物的微信号。为了相亲烫卷头发的樊胜美回到家，桌上就真的摆着卷发棒。
简川Z却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他对《人物》记者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事，我们正常做，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的夸大什么，我觉得我们做，挺正常的。”
侯鸿亮则把这称作“本分”，“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做到反而是失误，是工作的失职。”他认为这种专业的态度意味着一种责任，“有时候你打开电视以后你看到，就恨不得都是大平光的那个拍摄，你就觉得它不应该在屏幕上出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受众，因为我们毕竟传递出去，我们又和艺术相关，你传递出去的东西它没有美感，它不对，它会影响的就是我们下一代人，甚至说我们这些受众他们的审美取向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作为旁观者的袁子弹把这支团队比作戚家军、杨家将，“我觉得他团队是特别好的一个团队，真的，就是像家人一样相处，很稳定。然后彼此都，我觉得彼此都有一种荣誉感吧……可能一种共同的骄傲吧，会去维护它，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
当《欢乐颂》最终完成，袁子弹惊喜地发现，在这个团队的操盘下，“我这个戏可能是我入行以来实现度最高的，就是完成度……像我们作为编剧有时候最伤心的，就是你写的剧本是这样的，可能实现出来的可能只有70%，或者60%、或者50%都有可能。”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侯鸿亮1973年出生在济宁的一个干部家庭，他相信，自己对于宏大题材的喜爱，对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兴趣，与自己从小的生长环境和家庭教育分不开，“你就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你会很认真地来对待这个事情。”
后来他也在家人的要求下入伍，18岁时，他在司令部录像室管理器材。他负责管理租借给剧组的器材，进的第一个剧组是《白眉大侠》，第一次接触电视剧，“你会觉得眼界一下打开了。你以前没有接触过，你会有一种感觉你找到你喜欢的事儿了。”
他的挚友、和他同为“70后”演员的靳东对《人物》说：“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吧，我们的人生基本上是划分一条道―考大学，考个好的大学;分单位，分个好的单位，才能拿到多一点的工资;混个一官半职，才能分个更好的房子;在视野范围内寻得一合自己心意的女子，娶妻生子，了此一生。”
在单纯环境下成长的他们有天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笃信孔夫子的“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当他们合作第一部戏《狩猎者》时，两人都在30岁上下，他们充满激情，“大家都是天天在一起讨论，不管是拍的时候，还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不停地在交流。不管多大多小一个戏，都会竭尽所能地把它拍到最好。”
那时候，他们聊得最多的是规则，整个行业正在发生变化，“你要怎么去建造一个规则，一个新的规则。因为你要向老的一些条条框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发起了一种冲击和挑战。”
这种畅谈此后始终在侯鸿亮和靳东的交往中出现。他们都不爱喝酒，每次都是喝茶，喝到茶水寡淡了，就出去吃点饭，吃完接着回办公室促膝长谈，一次能聊六七个小时。如今他们都进入“四十不惑”的阶段，都事业有成，很多时候，他们会聊到“欲望”。
靳东说，“侯鸿亮对物质的需求极低”。有一年，他和侯鸿亮去法国采风，他发现侯穿了一双蹬了很多年、已经很老旧的皮鞋，他就带着侯鸿亮去买了两双新鞋，“我说你呢，就把这双穿了很多年的皮鞋留在巴黎吧！他说好好好好，一定留，一定留！”结果回国的时候到机场去退税，“退税员要求打开箱子，说我要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买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那双很古老的皮鞋依然在他的箱子里。”
“我跟侯鸿亮也聊过很多次，其实不管你多么成功，都是衡量标准不同而已。当你有了足够的阅读量，有了对这个世界足够多的见识和认知以后，尤其是经过咱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时代变迁，再加上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年龄，这样一个社会身份，我们会有对于人生的理解和认识。那么我一直觉得，人一生，无非就是一口饭、一张床、专心做好一件事。这些年，侯鸿亮面临了很多资本的诱惑和压力，在这种被外界、被公众认为强大无比、根本无法拒绝的资本面前，我们没有乱了阵脚，根源恰恰在于内心的安定。”
靳东记得，早年二人合作时，剧组资金不够充裕，侯鸿亮找到靳东的时候，说：“我们要拍个戏，你得来参与，但是我们这个组里的车呢，都比较破，你最好开你自己的车来。”靳东开着车来了以后，侯鸿亮又笑着说：“哎呀，你的戏份也不着急，去旅旅游吧，把你的车扔在剧组里给我们用一下。”
“这是一个需要跟高智商和高情商、带点幽默色彩的工作方法。”靳东说，“在很苦难的创作过程当中，大家仍然要抱着坚定的信心和信念，不仅要把它做下去，还要把它做好。”
他们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谈论正能量的时候，就恰恰说明负能量太多。那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去把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比如说正直、诚信、善良的品质，放进我们的戏里，传递出去，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15年前，侯鸿亮曾短暂逃离过电视剧圈。那时候他和导演孔笙接了一些戏，“就是那种纯商业的和外部的商业公司合作的戏”，拍得伤了心，“就觉得他们不尊重创作，他不知道，就是我们拼命地想把这个项目拍好，然后拼命说服他，你要如果是按我们（说的）做的，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更大的收益。但对方不，对方就是让你要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拍完。不要去换这个镜头啊，拍得那么复杂啊。因为具体来管事儿的人呢就是，好比是你拍100天，你可能要花100万，你要拍80天，是不是就花80万，他一定是按80天，最后70天都不给你，就这样拍完。”侯鸿亮说，“你就觉得当时的很多创作上是得不到满足的，就有点灰心。就觉得好像电视剧这个行业挺糟糕的。”
正好编剧赵冬苓找到他们，大家就一起做了一部反映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纪录片《未来之讼》。那是两年纯粹的理想主义时光，他们一起去了美国、日本、韩国采访，走遍了从海南岛到黑龙江的许多省份，采访了国会议员、律师、受害者。4个人每月拿6000元工资，拿了两年，家庭也有压力，扛不住了，这才回到电视剧领域。
但是这次出走令他明白，“你挣钱，你别丢人嘛，你纯粹为了挣钱，那就浪费时间的。你又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能挣到钱，这挺幸福的。”
茶颂电视剧篇7
网络上“紫荆女侠”刚被吵得热火朝天，马上又来了个“保时捷少女救晕倒路人”，估计接下来又是一个“紫荆女侠被疑炒作”、“保时捷少女被疑炒作”。这个社会怎么了，还是国人的精神崇尚和道德文化真的变得不堪一击了？这个社会你做坏人，发现了，被人肉搜索后，又是一群人的唾骂。好，我不做坏人，我做好人，不小心，又被发现了，开始一群人歌功颂德，无限赞美，一阵热闹之后，“好人”又被说成了“好人被疑炒作”，救了小悦悦的老奶奶后来不也被媒体指出“被疑炒作”，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就这样被怀疑。行呀，现在，我既不做好人也不做坏人行吗？不行，这是一个坑爹的年代，你不做好人也不做坏人，一群人又会说你“冷漠、无情、没良心”，这不，小悦悦事件的路人不就是被人肉搜索了嘛，最后被一群人抨击的惨不忍睹呀。大家说，我们到底是做坏人呢，还是做好人呢，还是做冷漠的人呢？
大家发现没，一个电视剧刚出来，先被制片方吵得火热，然后就是一群人在评论上大吵大闹，有些人说这电视剧很好看，有人说这电视剧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个人喜好不同，品味不一样而已，有必要在那里马爹骂娘的吗？骂了之后，网络上又是一标题“某某电视剧穿帮镜头”，电视剧要传递某种思想或者某种文化，不是那些穿帮镜头能控制的吧？行，找这些穿帮镜头为了考验你的常识，你的眼力，或仅仅娱乐大众而已，但是你又有必要在图片下说一些激动的言辞吗？好，穿帮镜头火了一把后，“某某被疑整容”的标题又出来了，这真是一规律，不说远了，就说杨幂吧，《宫》之后，人火了，不知道现在的人是不是见不得人好，谁出名了，就要被贴上“整容”的标签。好，大家要有质疑精神，那大家又看到别人的努力和奋斗没，难道是靠整容火的？
这个社会怎么了？国人的娱乐点就是这些了吗？以拿别人开玩笑或者污蔑别人为了乐趣吗？好人做不得，坏人做不得，冷漠的人做不得，什么都做不得，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了，又有人放出一段视频，标题是“坑爹呀，个个比死了爹害惨”，有没有人想过，那是一个国家的信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团结，那是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领导的无限爱戴！为什么会爱戴，有没有去想过，若不是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是一个民族的团结，能这样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多换位思考下，随便拿别人的成功或者悲痛或者高尚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呢？
茶颂电视剧篇8
我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不管是粮食，高铁，都有望在几年后名列世界第一，可我看到的还是一副民不聊生。媒体在天天报道着中国的美好，而我在看着中国底层人民的天天不美好，犯罪率居高不下，百分之四十因为金钱利益，也许，你认为这是一个小百分比，那就对照一下我国人口和GDP上涨值。
昨晚在一家奶茶店，电视在播着建党90周年的庆典，主持人在用着各种华丽的修饰词赞颂祖国，荧幕上，是车水马龙繁华的首都，经济飞黄腾达的上海，是歌手们高音的爱国歌。如果你是一个对党和国家有着崇高信仰的人，那这场面足以让你热血沸腾。但我没办法热起来，手中奶茶是冰的，我要尽快的喝，在旁边，一个提着大袋子年迈的老人在等着我喝完，因为这朔料杯子可能会成为她午餐的一部分。我想，她也曾是建党伟业的一小份子。
很多时候对于国家大事我们总是显得很无奈，因为除了无奈我们别无选择。我对很多事情都很不满，小则学校的管理制度，大则国家的方案措施。不过我渐渐的收起了这些不满，我深知不满是没有用的，正如同我只是一名高中生，即使再有理也不能向教育部提出类似于不穿校服的要求。不管遇到什么还是要认为此乃理所当然，因为你是在跟领导人说话。这时，我不能摇旗反抗，号召游行，更别想着这能得到什么改革，因为，在这个国度，五四已经不会再起太大作用。更因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在这个乱世，复杂的社会，我把高中当成了我的庇护场所，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装着很单纯，朝气蓬勃，不用理会房价工作个税起征点，更不用去知道党的方针路线。
那，我该庆幸我是一个高中生，还是，我只是一个高中生…
茶颂电视剧篇9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开放和中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文化也日益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将美国的歌剧带到中国，将中国的艺术团带到美国，这是多年来，众多海外文人、艺术爱好者的一个难以企及的遥远的梦。
首先文字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本身就是一个大障碍，更何况120人的交响乐团、大型歌舞剧团，别说这些演员、明星的饮食起居等是大问题，就那些货运的服装、道具、价值连城的乐器的巨大开销，谁来买单?少说50万美元，多说两百万!资金的困乏，拦在每一个路口，因而，梦，总难于落不到实处。哪怕是中国顶级的话剧团――北京人艺和剧团最优秀的保留剧目――中国著名作家老舍的不朽剧本《茶馆》，也得经历四年的时间，从北京走到纽约；同样地，美国著名交响乐团辛辛那提POPS和乐团的电影音乐大师们，也得等上好几年，转折好几站，才能从美国中西部走到中国人民大会堂。
然而，即使荜路蓝缕，即使再百转千回，对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着难解的中国情结的石新平，却近乎执着去做这一件跨越地域突破岁月时空的异国文化梦。促使中西文化交流，东成西就，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播并不是苦旅，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几年来，他就这样一路风雨一路歌走了下来，成为中美文化产业上不仅最为活跃、且最有市场成效的“文化使者”，使人们对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话题不禁重新审视，其结论是：有时候文化不再是苦旅。
激情――“让我做出了伟大的决定”
石先生的知识坐标是由科学和艺术两大主线构成的，这两大主线是一横一竖地延伸着，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教育，就像一个交叉点，将科学和艺术连了起来。
石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家庭，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有幸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中，而这浓郁的文化气氛又具有浓重的外国色彩。由于父母从事对外工作，石先生从小就在中国最有名的剧院――北京友谊宾馆剧院看演出。年纪小小的石新平坐在剧场看剧表演时，总是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上这样的舞台演出。但他的父母更认为孩子应该读名校，而不是登台演出。于是，石新平小小年纪就知道他的“登台演出”一定要和“就读名校”联系在一起。石先生考上北京大学高分子系高分子专，毕业后又去中国科学院读硕士。
“愿我的歌声陪伴你，为你带来欢笑，为你驱赶忧愁”，石新平说这歌词一直激励他，让他激情――哪怕是在他生活最低潮时，也丝毫不减。“当中国青年节目播出我作的曲子时，我心里的激动远远超过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
高校求学七年后，出国的浪潮将石新平冲到美国。他的第一所来美后的学校是Temple Univ。他立即参加学校的学生合唱团，和美国学生一块儿登台表演――这为他以后与美国演员相处如鱼得水打下基础；他同时也参加当地歌剧院的合唱，也在剧中当群众演员。在此期间，他还拜下两位美国名师一一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John Sullivan教授和年近八旬的纽约市歌剧院City Opera的男高音CarlOlson给他上课。有一天，石先生认为自己确实爱音乐胜过了爱科学，在三思后终于决定告别高分子博士学位，去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商业硕士。
“这是我最大的决定。这一决定从此让我看到科学是和文化能够连在一起的。在商学院，我遇到不少从事音乐艺术等文化管理大公司总裁，他们的人生经历向我展示：我也可以上台表演，我也可以管理演员，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演出公司或经纪人公司。商学院让我认为文化是可以成为产业的；我可以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商学院毕业后，我去华尔街的公司工作，当房地产金融分析师，每小时70-80美元；然后，我用这收入去从事当时没有任何收入的个人爱好和激情所在：业余演出。”
执着――“让我无悔地挥洒着汗水”
2002年10月，石新平的机遇来自小提琴家余丽娜将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领衔黄河音乐会。石新平凭着在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和对音乐市场的敏感，让他认识到这将是他能否在音乐、文化、文艺市场立足的决战时刻。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一――余丽娜本人有很大的号召力，“名星卖座、影星卖场”，这是好莱坞的名言，否则为什么一场音乐会，一部电影，歌星、影星的开销，往往会耗资全部费用。余丽娜在台和海外都名气震天，人缘又好，石新平本来打算找人协办，但波士顿的主办人担心在纽约举办音乐会风险太大而后退时，石新平毫不犹豫地跳进去。次日，他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那是2002年4月。
在接近演出的两个月中，石新平说他是在高速公路上玩命，“自己亲自送票到每一个托买票人的手中。”卡耐基的场地，一晚就要30000美元租金，石新平在那2个月中，跑了近1万公里，在纽约、新州和康州三州，跑得车都快要燃烧了。有时为了2张票，也会亲自开车去送票、结帐，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了进去，有时半夜还会将票送到纽约，新泽西州的金门超市成为他一日一餐的点。
“那是在创业期间，白天，我在中城一家房地产大公司做财务分析师，每小时80美元，我的哪一位美国同事会想到一下班我就会开车在三个州高速公路上狂奔!哪怕就是将卡耐基的3000个座位都卖完了，我的实际收入和我的汗水付出，能相等吗?”石新平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音乐会的3000张门票全部售罄，演出的当天，当余丽娜在台上献上她美丽的琴声时，当台下3000名观众屏息静听时，石新平的两只眼皮却怎么也睁不开来。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没办，头脑即刻清醒过来，飞奔出音乐大厅：他忘了给名星买花。
使命――“让我成为中西文化的撒播者”
第一场演出很成功，但接下来的好几场演出，有赔有赚。但石新平认为其中《黄河颂》最终是成功的，尽管票运不好，但影响很大。《黄河颂》演出后，中领馆邀请了200多名中外着名人士欢聚一堂庆祝演出成功，影响深远。
石新平认为，归根到底，《黄河颂》是一场荡气回肠的音乐会，黄河颂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着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他的朋友都非常喜欢，那些抗战时期的老歌，将他们带回中国的过去，激起华人的民族情和爱国心。
紧接《黄河颂》的演出后，石先生又接下一张大单子：中国品牌公司“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AICI一一一个专为企业创立品牌形象的中国品牌公司、2008年奥运会会徽设计“中国印，舞动北京”(Chinese Seal，Dancing Beijing)设计公司，受中国当地政府所托，要在美国寻找一个演出公司负责安排到该城市演出，通过中转关系他们找到石新平先生安排上演新剧目。其时，石先生在中国已十分出名，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黄河颂”。
这是石新平先生创立自己文化公司品牌的绝佳的机遇，这是他艺术之旅的完美的转身。
“我的专业知识，此时帮了不少大忙。每周，我要看上2-3场百老汇和off-broadway的演出，力图知道美国市场在找什么，又如何将美国市场的节目和形式介绍到中国，整天，我的脑子想的就是这事。当‘始创’找到我时，我立即想出一个好点子：将好莱坞的大片音乐推过去。这些大片，如哈利・波特、狮子王、泰坦尼克等都为中国人熟知和喜爱。”
“如果我没去哥大商学院，我决不敢贸然从事这个行业。文化管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做名乐团、名演员的经纪人，非一般人可行。首先：你如何包装他们就是一大问题。包装不到位，卖点没找好，一场成本150万美元的演出，可以让你血本无归。”
茶颂电视剧篇10
勤奋好学成长于歌海之中
古丈县，位于湘西中部的酉水之南，汉、瑶、土家等民族杂居，虽仅有14万人口，却是闻名于世的茶叶之乡、歌舞之乡。古丈县城古阳镇，是仅有一条街道直穿到底的小城，老百姓常戏谑“一家炒辣子全城人打喷嚏”。在这里年年举办赛歌会，吸引着湘西内外的土家苗家歌手前来参赛，掀起歌舞狂欢，热闹非凡。
1939年6月3日，何纪光出生在古阳镇。古丈茶山多，采茶时节，采茶女的歌声此起彼伏，吸引着、熏陶着儿时的何纪光。每当一年一度的赛歌会、赶场等热闹时刻，母亲就抱着、背着、牵着他去赶歌场。酉水河日夜流淌给了他唱歌的灵性，武陵山巍峨延绵给了他执著的禀性。6岁时，何纪光就学会了唱很多首山歌。7岁那年，在古阳镇的赛歌会上，他以其清亮、丰满、圆润的童音，意外获得了第一名，显露出不凡的音乐天赋。父老乡亲都为他高兴，鼓励他好好唱歌。于是，何纪光成为县城业余汉剧团一名出色的小演员。1952年冬，在古丈县城举行的抗美援朝文艺晚会上，他以一曲《王大妈要和平》赢得了全场掌声，当场得到县委书记的金笔和口琴奖励。
1953年，湖南省歌舞团到古丈招生，14岁的何纪光前去应试，演唱了《晋察冀小姑娘》等两首歌曲，被考官当场拍板录取。省歌舞团根据何纪光本身的优点，要他以学习民族戏曲歌舞声乐为主。他随团里的老同志串乡走寨，遍访民歌之师，学会了汉、瑶、苗、侗、土家等各族民歌百首。每到一地，只要听人唱了一两次，他马上就会唱，人们称他为“活录音机”。他学侗族、瑶族的民歌，学船民的拉纤歌、排工的放排号子，学“开台锣鼓”“鲤鱼翻边”“鬼扯脚”等民间打击乐。听说衡山有一位叫李本喜的歌手高腔山歌唱得好，他和几个同伴立即寻去拜师。见了李本喜，同去的伙伴都不敢开口，何纪光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唱惊人。他不仅学会了李本喜的高腔山歌，而且还有所发展；听说辰溪有个山歌好手叫舒黑娃，何纪光马不停蹄赶去，拜他为师，向他学唱《早晨来》；听说韶山有位歌手唱高腔《插田歌》，他又风尘仆仆赶去……他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的高腔特长，独唱的《小红军》《长沙山歌》《古丈山歌》，领唱的《澧水船夫号子》《酉水号子》《琵琶夜歌》等灌成唱片，广为流传。
1956年，何纪光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音乐会中南海专场演出，领唱的《澧水船夫号子》受到中央领导和专家赞赏，《澧水船夫号子》和《打硪歌》一炮打响，使“何纪光”这个名字第一次走向全国，连香港的报刊也评点说：“这种歌唱技艺，实在匪夷所思。”
1959年，回故乡要听湖南民歌。接待处的同志将省歌舞团的同志接到省委接待处招待所住下来，何纪光也去了。他为唱刚学来的韶山高腔山歌《插田歌》，还唱了《挑担茶叶上北京》《扯白歌》。听了，开怀大笑。他站起来，主动和何纪光握手，表示感谢。接着，1960年、1961年何纪光连续几次给唱歌，都受到了的表扬。
开拓探索创新型高腔唱法
1962年，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回湖南，发现了何纪光这个人才。在贺绿汀的大力推荐下，何纪光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著名民歌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严师出高徒，在王品素教授的指导下， 何纪光攻克湖南高腔唱法难关，将中国民族民间的唱法和欧洲传统唱法融为一体， 吸取了湖南地方戏中“阳搭子”的假声技巧，在充分保留高腔高音色彩的基础上，大胆吸收美声唱法优点，于是创造出了自己的唱法：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戏曲、民歌的传统唱法，又不同于美声唱法的具有中国气派和独特风格的“新型半声唱法”。 经过3年努力，何纪光磨出了能高、能低、能强、能弱的激越高亢、粗犷嘹亮、婉转悠扬的假声、真声，更加清亮、丰满、圆润，二者通畅连贯，转换自如。贺绿汀曾这样评价：“具有金属性及英雄气质的高腔音色，极大地丰富了演唱的表演力，使他的歌声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魅力。何纪光将民歌的演唱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何纪光之所以能创立新型高腔唱法，也与他主张写词、作曲、演唱“三位一体”分不开。他说：将歌曲一切艺术美的表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于用心灵思索、用心灵歌唱、用心灵造境，只有这样“全面审美”，才能真正感觉到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全方位的融合。他创立的新型高腔唱法，实际上就是他“全面审美”具体的艺术实践。他作词、编曲并演唱的《好久没到这条坡》，其美学底蕴在于对传统的扬弃，在于生活根基的坚牢，在于完美演绎的视角定位准确，在于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观照。这首歌一唱就是几十年，常常在演唱现场出现台上台下“一块儿共鸣”，变独唱形式为“一领众和”，其审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的含金量。他作曲并演唱的《回苗山》（欧阳振砥词），其韵味其情趣令人心醉，如饮浓烈的包谷酒如喝苗家的毛尖茶。湘西苗寨风物、人情洋溢于生动优美的旋律之中，特别是声情并茂的演唱，高亢而悠远的歌调，产生了“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艺术魅力。又如他作词作曲的《思念》，从审美的角度聆听，令人顿觉歌唱家写的歌，有种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理性感悟，完完全全是心灵的音响自然流露，真正是“唱”出来的而不是“作”出来的歌。
在1964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何纪光用新型高腔唱法演唱《洞庭鱼米乡》和《挑担茶叶上北京》，一举轰动了上海乐坛，上海电台、上海唱片社立即录制成唱片推向全国。何纪光在运用新型高腔唱法上，刻意追求湘味湘韵独到的艺术处理与精湛的演唱技艺，他注重对歌曲进行独具匠心的二度创作。比如《挑担茶叶上北京》一歌，他特意在其尾声部分添加了原作所没有的新型高腔唱法音调，被报刊评价为“画龙点睛”之笔。又如《洞庭鱼米乡》，他同样以新型高腔唱法表现作品高亢激越、辽远壮阔、粗犷挺拔的气质，扬其真假声大幅度转换自如的优势。
此后，何纪光还为《红军桥》《孔雀公主》《金色的海螺》等影片配唱主题歌和插曲，并担任大型歌舞《风雷颂》的领唱。197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推荐播放湖南5首歌曲，有3首是他演唱的。
耕耘不息成歌坛一绝
何纪光的艺术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期间，因何纪光的父亲出身不好，他曾被造反派打成“黑线红人”，批判他的“三名三高”（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高工资、高待遇、高稿酬）。其实，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40多元。在批判大会上，造反派取消了他的男高音独唱领唱资格，让他到合唱团去唱男低音。军宣队进驻省歌舞团后，仍然不准他上唱，不准他担任重要角色，说他“在台上放毒”“腐蚀工农兵”。
粉碎“”后，何纪光迎来了艺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
1980年，何纪光再次跨进上海音乐学院，继续师从王品素教授，借鉴美声唱法的成果，独树一帜地创造了“新型半声唱法”。世界高音歌王帕瓦罗蒂曾在演唱时，连续9次喷射高音“C3”，轰动歌坛，被誉为“HighC之王”。而何纪光用“新型的半声唱法”，唱出的高音比他的还要高4度，达到F3并且音从A至F3，几近3个8度，这惊人的高度和音域使何纪光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一举轰动歌坛，名扬海内外。因此，何纪光被业界誉为中国三大男高音之一、中国的“帕瓦罗蒂”。
音乐评论家罗复常评论称赞：“这歌声在优美的中声区缓缓升起，高亢、悠远、明快、透亮、行腔之畅如行云流水，伴着一串串奇巧的装饰音和长时值的波音，歌声在上下十九度的宽广音域中自由驰骋。”
何纪光的唱片推向全国，风靡一时。各电影制片厂请他唱主题歌，他演唱的《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被定为每周一歌，在全国各地电台播放。
1983年，何纪光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在香港演出时，竟拿掉话筒，勇敢地对着能容纳2000人的大会堂高歌，其歌声的穿透力，令同行和观众为之震撼。香港报纸称其演唱为“歌坛一绝，令人倾倒”。 1985年，何纪光为电视连续剧《济公》配唱。1987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歌大汇唱”音乐会上，他演唱3首湖南歌曲，轰动京城。《光明日报》以《独树一帜的艺术家――记优秀民族歌唱家何纪光》为题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男声高腔”。1988年，何纪光以《济公》一曲获全国首届新时期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89年，他演唱的《洞庭鱼米乡》唱片荣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被国家文化部评定为全国尖子演员、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他又荣获全国广播新歌金奖。另外，何纪光在贺绿汀院长的领导下，抢救整理了《湖南民歌一百首》，还收集了1000多首全国各地民歌，能熟练演唱的有300多首。
何纪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1990年，他被授予“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的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身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何纪光培养了一批艺术上颇有造诣的中青年歌唱家。宋祖英、张也等国内著名的歌唱艺术家都曾得到过他的指点。让民歌走出中国，让民歌唱向世界，是何纪光一生的追求。
患难与共造就坚贞爱情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何纪光也不例外，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女人。
1958年，北京女孩马达被湖南省歌舞团选中后，成为湖南省歌舞团颇具前途的独唱苗子。当时，何纪光已在全国出名。她听过何纪光的唱片，曾为那激越、高亢、流畅的男高音魂不守舍。而今，站在她面前的何纪光，才19岁！多么英俊的年轻小伙子啊！为学湖南民歌，马达一有空就追着何纪光，要学湖南花鼓调“双采莲”。在那架小钢琴旁，她认识并熟知了敬慕已久的何纪光。于是，爱情就在钢琴旁萌芽了。他们常在一起切磋歌艺、吹玉屏箫。这双俊男靓女的影子，惊动了团领导。组织上出面找她谈话：“马达同志，你跟何纪光，怎么回事呀？”“马达同志，不准谈恋爱！不要搞小资产阶级那一套！”迫于压力，一对有情人只好暂时分开。但是，情窦初开的他们，常常一起排练、同台演出、一起下乡，爱情之花在孕育中绽放。
1962年，何纪光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临行前，马达偷偷地送他去火车站。不知不觉地，两人来到了一家照相馆。何纪光问她：“愿意和我照一张订婚照吗？”马达羞答答地点点头，任心爱的人打扮自己，他们照了一张订婚照。他们都为自己的大胆暗暗吃了一惊。火车“呜”地长鸣着远去，站台上留下马达痴望的身影……
“”爆发时，几乎是一夜之间，何纪光就被造反派打成“黑线红人”，挨批挨斗，还不能唱歌。当时，马达也是因为出身不好，造反派不准她独唱。当何纪光处于极度的困境面临绝望的时候，她向他伸出了温暖有力的手，患难之中，深深爱着何纪光的马达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那是1967年。她是何纪光最忠实的听众，她爱他为人憨厚、事业心强，爱他才华横溢、歌声嘹亮。
后来，马达退出了自己的歌唱生涯，全身心支持何纪光全心全意钻研高腔独唱。用何纪光的话说，他爱人用的是“二保一”之法。结果，何纪光在困境中崛起。而她，一颗曾经闪烁过的新星，却渐渐隐退到舞台银幕后面去了。40多年来，何纪光参加各类演出3000多场，已有近200首歌曲灌成唱片和磁带，并为10余部电影、电视剧配唱主题歌和插曲。马达则一直默默站在他身后。
何纪光成名后不忘茶乡父老的关心和培育，多次回湘西州登台为各族人民演唱。1985年，他随王品素教授及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到吉首讲学、演出；其后，他又专程赶回吉首，参加建州30周年大庆电视艺术片的拍摄；1988年，他回古丈县，配合湖南省电视台拍摄反映其艺术生涯的《那山、那水、那歌》音乐专题片，他放怀高歌《回苗山》等10首新歌，倾诉一位游子眷恋故土之情。
1995年5月，何纪光应邀赴台参加“歌颂流芳古到今”音乐作品演唱会，在台湾一纪念馆高唱《蜀道难》《祖国颂》等浸透炎黄子孙拳拳爱国之情的歌曲，在观众如潮的掌声中，找到了海峡两岸人民感情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