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变化十篇

我身边的变化篇1

今年是祖国63岁的生日，在这63年里，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身边，也发生了许许多多巨大的变化。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单身宿舍里。那个宿舍是建在车库上面的，只有一间房子，而且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连做饭也只能在走廊里做。房子不但小，而且冬天寒冷，夏天闷热，最主要的是房子里没有水，用水得到下面很远的地方去提；连上厕所也要下去走好远。宿舍前面就是区政府大楼，虽然叫大楼，可一点都不大，两栋楼都只有四层；办公楼旁边是住宅楼，最高的也不过五层，而且也有些破旧，每户的面积也不过几十平方米。

我在老区府生活了三年多，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新区。如果说老区府是一张黑白照片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生活的新区就是一张色彩艳丽的彩色照片了。

现在我们住在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里，每套房子都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而且我也有了自己的书房、卧室。最重要的是，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是我们温馨的家。

我的学校就在我家前面，它是新建的，我们的教室很大，60多个人坐在里面也不会觉得拥挤。我们还有标准的塑胶操场，设备齐全的音乐教室、微机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们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健康快乐地成长！

现在的区政府大楼也由原来的两栋变成了十几栋，每栋都比原来的高大雄伟，最高的0号楼有二十多层高呢。办公大楼前面是美丽的黄河公园，这里花团锦簇，绿树成阴，每到节假日，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变化着舞姿，引人驻足。

整个新区楼房林立，绿树成阴，各种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每到晚饭后，人们有的散步，有的聚集在一起跳舞、练剑，而我们这些孩子就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玩我们自己的游戏，可开心了！

我身边的变化篇2

夕阳西下，黎明破晓。如今的我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听妈妈说什么做什么的女孩，而如今的中国变得备受关注，它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尽管在十三多亿人口的中国，我只是那一粒不起眼的小沙子，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我相信我这一粒小沙子一定能带动起一堆沙子，带动起我身边的所有人，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要为这个祖国献上一份力。

距离世博会的召开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了。于是，身边的大多数事务都唯恐赶不上进度，都在默默而有序地改变着。

记得小时候，我天真地和爸爸妈妈说我长大要做一个好人，帮助别人，打倒坏蛋。现在想想，小时候的我好幼稚，好可爱，一天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大坏蛋，可是要当一个真正的好人，也许你一辈子都做不到。

我身边的变化篇3

我看到了一包糖果，里面有五颗糖，分别是：蓝，黄，粉，绿，白。我吃了一颗白色的糖果，一瞬间，我手上的其他四颗糖果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飞去。啊！我的身体怎么变小了呢？后来，我发现糖果纸上写：要想变回原来的样子，吧糖果全吃了。啊！全吃了，我上哪找去啊？之后，我的“小人旅程”就开始了。

我先向东边出发，东边一直走有一个大池塘，“对了，该不会飞到池塘里去了吧！”我走啊走，脚有点酸了，忽然看到旁边有一只和平鸽，我走过去与它对话，“你好和平鸽，你能送我到对面的大池塘旁边吗？”和平鸽说：“好的。”哇！我竟然能和和平鸽说话，太棒了！我坐在和平鸽的背上，起飞喽！我从来没有飞过，这次，我在天空一定要好好享受。可是不久，已经在大池塘旁边了。我下“车”后，跟和平鸽道谢：“谢谢你。”和平鸽转身走了，我忽然发现池的对面有一颗发光的蓝色东西，“该不会是那颗蓝色的糖果吧！”可是我现在变小了，不能走过去了我发现了一只充气鸭子和一把塑料汤勺，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做在充气鸭子上面，在用塑料汤勺当划桨。我就这样做了，到了那边，果然，是一颗蓝色的糖果，我吃下了下去，没变化。

我又向南出发了，一直走有一座森林，该不会也有的飞到那了吧！我走啊走，跨越了大海，其实是昨天下雨留下的小水坑，翻越了大山，其实是凸起的泥土。我来到草丛边，发现有一颗发光的绿色东西，该不会是那颗绿色的糖果吧！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那颗绿色的糖果。我吃了下去，发现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变化。

我又向西边出发了，从西边一直走下去有一个花坛，该不会也有的飞到那了吧！我走啊走，走得气喘吁吁，唉！唉！唉！终于到达了，哇！真香，左边有郁金香，右边有玫瑰，前面有百合花，后面有康乃馨，到处芳香四溢。那边还有一朵自然玫瑰，好漂亮！是粉红色的。咦？那边有一个发光的东西，我走过去一看，是粉色的糖果。我吃下去之后，身体还是没有变化，我只好继续找。

我又向北出发了，从北一直走下去有一个沙滩，那里该不会也有吧！我走啊走，走到太阳下，真热呀！我又走啊走，终于到了，渴死了，那边有一瓶水，我连忙跑过去。咦？那边发光的东西是什么呀？该不会是那颗黄色的糖果吧！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那颗黄色的糖果。我吃下去后，发出一阵光芒，我低头一看，我的身体变回来啦！我的身体变回来啦！

这时，来了一只精灵，哇！这只精灵好可爱啊！可爱的辫子，黑白二色的耳环还带了一个大眼镜，扎了两个蝴蝶结。它对我说：“不错嘛！居然能找到其它的糖果，你有没有发现蓝色的糖果在蓝色的池塘那边，绿色的糖果在绿色的草丛那边，粉色的糖果在粉色的花里，黄色的糖果在黄色的沙滩那边？”我说：“对哦！确实是这样。”精灵说：“看起来你的智商不低哦！眼力也还不错哦！”我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是吗？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

我身边的变化篇4

关键词： 山区公路； 边坡； 特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U41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7-0050-01

1 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公路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五纵七横的公路网络规划已经实施完成，各条高速公路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在公路建设的过程中，尤其在山区，边坡治理的问题就不可避免，比如包茂高速西延段，济青高速南段等。

2 山区公路边坡特征

公路边坡不同于水利水电等行业的边坡，它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水利水电工程中的边坡很多要考虑水位升降对边坡的影响，在公路边坡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又如：公路边坡一般只是对边坡坡脚或局部开挖，而水电等行业的边坡一般都是大规模的开挖。山区公路的边坡更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现在随着我国高等级公路向山区延伸，山区公路边坡的特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讲公路具有以下特征：

2.1量多面广。公路边坡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公路路线长，工点多，地形复杂，使得山区公路边坡具有量多面广的特点。如襄十高速公路约107km，高度大于40m的边坡有40多处；京珠高速公路粤北段约300km，高度大于30m的边坡有200余处；云南省元江至磨黑高速公路长147km，高度大于30m的边坡有300余处，其中大于100m的有60余处；重庆市万州至梁平高速公路有20km选在砂、页岩和泥岩顺层地段，开挖后发生顺层滑坡20多处；国道108线广元段80km，共有高边坡38处；昆明-石林高速公路，全长78.07km，有高边坡34处；渝黔高速公路重庆段全长87km，有高边坡28处。

2.2面临地质环境复杂。公路边坡是一种把自然边坡经人工开挖和改造形成的地质体。大量工程实践表明，地质要素是公路岩质边坡开挖和防护决策的根本依据。由于公路本身就是带状构造物，其所经历的路线长，容易遇上不同甚至差异较大的地形，同时山区地质情况本身就比平原要复杂得多，因而山区公路边坡的结构及构造随之也更加复杂。在岩质边坡中，岩质、岩层倾向、构造、节理和裂隙各不相同，均会导致山区公路边坡的复杂多变性。例如：107国道清远-连州一级公路是广东省第一条跨越粤西崇山峻岭的高等级公路，全长215.23km。公路沿线地质条件较复杂，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白垩系和第四系等。岩性复杂多变，岩浆岩有花岗斑岩，变质岩有千枚岩、板岩，沉积岩有灰岩、白云质灰岩、页岩、砂岩、砾岩、凝灰岩及煤层。受地质构造影响强烈，断裂构造纵横交错，岩层产状复杂多变，岩体十分破碎，为路堑边坡的病害提供有利条件。此外，公路边坡也面临复杂的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公路边坡的水环境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主要来自大气降雨，不同的降雨强度、降雨历时和降雨量对边坡的影响不同。地下水一方面来自于水分在地下的迁移，另一方面来自于大气降雨的补给。地下水的赋存、补给、径流和排泄均会引起边坡坡体稳定性的改变。尤其是在山区，由于岩土体构成极为复杂，其水理性质如容水性、持水性、给水性、毛细管性和透水性等也复杂多变，使边坡体的水文地质条件更为复杂。

2.3形成时间短，安全稳定性较差。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公路的线形要求越来越高。当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线形与地形之间的矛盾。由于高速公路在线形、曲率和纵坡坡度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线路避让受到较大限制，这样，山区的高等级公路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的高填深挖，从而使边坡的高度或深度增加，安全稳定性要求更为显著。但公路边坡一般直接由人工开挖于地表，受工程工期限制，一般公路边坡开挖形成时间较短。同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公路开挖施工前期的地质勘察资料往往并不充分，有时甚至存在较大的盲目性。鉴于开挖前边坡地质描述局限性、地质现象自身复杂性以及岩石力学理论本身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一切决定了公路边坡工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风险性的过程。因此，公路边坡工程设计有必要分阶段统筹实施，还要把部分地质勘察工作延伸至施工全过程，要为不同开挖阶段揭示的边坡地质变化特征及时制定相应的防护策略。此外，公路边坡多由残坡积、全风化、强风化、中风化、微风化和未风化等不同岩层构成，而且公路边坡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综合影响。公路边坡在形成过程和形成以后的存在年代里，其内部原有的应力状态发生变化，引起应力重分布和应力集中等效应。为适应这种应力状态的变化，边坡将发生不同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变形与破坏，这是推动边坡演变的内在原因。各种自然营力和人类工程活动的特性也会造成公路边坡外形、内部结构及应力状态的变化，这些营力是推动边坡演变的外部因素。上述这些特点导致公路边坡的安全稳定性相对较差。

3 影响均质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岩性、风化、节理发育程度、坡高、坡率、岩体结构、结构面产状及其与线路走向的关系、地下水作用、山坡自然坡度及区域地质作用等因素对公路边坡的稳定性都有影响。对于均质公路边坡而言，这些影响因素中坡体结构、地下水和岩土材料的蠕变特性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较大；同时，开挖边坡的形态和位置对边坡稳定性也有较大影响。

3.1坡体结构面特性。均质边坡内存在着众多的节理、裂隙等对边坡稳定不利的部分，这些均可用结构面来进行模拟分析。岩土体中结构面的存在，可降低岩土体的整体强度，增大岩土体的变形性能，加剧岩土体的流变特性和其它时间效应。大量的均质边坡工程病害实例表明，不稳定岩土体往往沿着适宜的一个或多个结构面的组合边界发生剪切滑移、局部坍塌、张拉破裂和错动变形等破坏，进而造成边坡岩土体的失稳。结构面的成因、厚度、密度、物质组成成分、物理力学及化学性质、走向及倾角等内在的性质均会对这类边坡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3.2水因素。水因素对公路开挖坡体稳定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水软化滑面材料，使其抗剪强度降低从而造成失稳；（2）在岩土体内特别是滑面材料内形成一定类型的地下水压力，如孔隙压力、渗透压力等在滑面蠕动变形过程中，孔隙水压力会增大，有时会形成高孔隙水压力，加速滑面变形而造成坡体失稳；（3）水在坡体内渗流时产生动水压力，若渗流流量过大，边坡体在开挖过程中将受到影响。

3.3工程因素。公路边坡开挖的工程因素包括开挖边坡的形态如坡高、坡率、断面形态和边坡临空条件等，这些工程因素对诱发边坡病害有较大影响，现有的一些规范已作较多的讨论。而在已存在坡体病害（如老滑坡、老错落或老崩塌体）的均质岩土体地段开挖公路边坡，常会诱发老病害体不同程度的复活，若设计施工不慎，甚至会酿成较大的地质灾害。

参考文献：

我身边的变化篇5

当今的社会里，竞争必要而又必须，甚至出现了“商场如战场”般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区分优劣高下，长期竞争中的持续失势，就不免会处于边缘化状态。职场边缘化首先与职场变化紧密相关。职场变化是大势所趋，我们每个人只有应对这种变化，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职场变换的规律性，即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至少是不能落伍于时代过远，而自感沦落为边缘群体。

尤其是在目前的“赢家通吃”的时代，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与感受，就变得更为明显一些。竞争是必须的，不论大家承认不承认，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被卷入激烈的竞争态势。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都是被社会的潮流推动着一刻不停顿地参与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停顿即意味着落伍，持久的停顿就意味着有陷入边缘化的可能。“边缘化”的结果，要么“降级”，要么“出局”，有些大学毕业生干民工的活拿民工的工资（或干白领的活拿民工的工资），有些则疏离了社会或成了“啃老族”。

目前，在企业中或一个组织中被边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员工自身职业生涯设计的缺陷，一是经常看到一些员工浑浑噩噩度过一生、没有生涯规划，没有人生的目标，更谈不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难免不被边缘化；二是信奉“一招鲜，吃遍天”，而非艺多不压身，具备的知识技能过于单一，职业设计未能做多方面的拓展；三是对自己的了解不够透彻，对社会的把握不够清晰，自我发展路径不清楚，需要首先确定人生的目标；四是融不进企业组织的文化，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部门也都有自己默而不宣的规则，甚至每个上司都会无意中形成自己的气场，如果员工的特质和组织特质不相融，如果他的语言、行为、个性打破了团队的平衡，影响了他人，必然被其他人所排斥，成为边缘人。（浙江大学金融学教授柴效武）

类型二：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

在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一种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被称为“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它的产生与个人的努力程度及个人与组织的合作默契程度几乎无关，而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形成的。比如：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把整体教师队伍劈成了两半：同样是教书育人，他们之间待遇相差悬殊，不仅如此，民办教师还常常面临着没有编制被清退的风险。

我身边的变化篇6

城镇居民收入层次差距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的普遍提高。但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差距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普遍提高，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282.95元提高到9421.6元，增长119.98%。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1994 年为0.370，2004年上升到0.469，上涨近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且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依据我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家庭收入分组方法，将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10%、10%、20%、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直至最高收入户等七组。如果依据这种分组方法来测算，差距则更为直观。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25377.17元与最低收入组2862.39元之比为7.87倍，高于世界平均3.29倍的水平。2004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最高收入组16841.82元与最低收入组2855.15之比为4.66倍，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39、0.79、……直至4.68；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29、0.57、……直至3.02；从这组数据比较看出：随分组排序倍数差逐步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费支出倍数差扩大更快。从代步工具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自行车分别为0.07，升为0.10，后又降为0.05；摩托车分别为从0.31到1.20；汽车分别为从1.17到21.48；自行车差距小、摩托车适中、汽车差距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自行车和摩托车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汽车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从新旧四大件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例如洗衣机为从0.08仅升到0.26；空调适中，其倍数为从0.65到5.98；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差距大，例如健身器材为从0.43到12.58；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空调基本持平，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

总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只能通过统计数据的总量和分组对比进行判断，属于描述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缺乏对资料进行统计推算，相应建立经济模型并提高实际解释能力，比较分析各解释因素的影响机制，从而缺乏获取实证检验对理论假设的支持和提高本研究的科学信度；缺乏对按照分组平均倍数产生的原因，以及平均倍数差距间强度比较的科学解释，对是否导致描述性研究错误无法做出科学判断；缺乏对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之间解释变量的拟合程度和时间序列相关的研究，从而难以对未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做出预期。

耐用品消费函数的经济模型建立

消费需求函数说明了收入分配是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收入差距悬殊与消费需求水平正相关。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层次差距，依据我国统计年鉴1995-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建立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为：

C = α+aβ1Y +bβ2Y +cβ3Y+

dβ4Y+eβ5Y+fβ6Y+gβ7Y

其中C 为总消费；Y为总收入；α为常数，表示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β1、β2、……β7分别表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a、b、……g分别为各收入阶层的比例系数。

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β1＞β2……＞β7，a+b+c+d+f+d+e+f+g=1，aβ1、bβ2、……gβ7可以定义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MPN），即指增加的耐用品拥有量占增加的收入中的比例。同时把城镇居民总收入、各收入阶层的比例和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某耐用消费品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Eviews4.0建立时间序列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即可验证消费函数并得出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但是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与一元线性消费函数有重大区别。一元线性消费函数自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而上述耐用品消费函数因变量本身等于自变量的加总，极有可能使自变量之间产生高度相关。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则解释变量之间有可能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使回归结果难以令人满意。本文将上述公式中的自变量加以分解，使各个阶层的消费、收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方程，并应用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关统计资料，利用Eviews4.0分别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其结果可分解为C1=α1+ aβ1Y，C2=α2+ bβ2Y，……C7=α7+ gβ7Y等函数形式。其中Y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C是城镇居民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aβ1、bβ2、……gβ7是各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上述方程组由于自变量各自独立，因此避开了多重共线性问题。以摩托车为例可得：

C1 = 0.2265 Y - 4.8435（R2= 0.8728 D.W= 0.8511）

C2= 0.2956 Y - 6.2300（R2= 0.9103 D.W= 0.7670）

……

C7= 0.4723 Y - 8.9508（R2= 0.8925 D.W= 1.0149）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可决系数R2值均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均小于2，说明都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呈递增趋势。

如果将（2）至（8）函数中的aY、bY、……gY分别用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Ya、Yb、……Yg代替，消费变量C仍然是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可以计算出各组边际消费倾向（MPC），仍以摩托车为例得到：

C1 = 1.5792Ya - 30.5096 （R2= 0.8195 D.W= 1.9648）

C2= 1.0385 Yb - 24.0783 （R2= 0.8914 D.W= 1.6712）

……

C7= 0.1324 Yg - 2.2548（R2= 0.8581 D.W= 0.795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值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小于2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

收入差距影响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实证分析

将建立在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品消费函数应用于我国城镇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实证分析，并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新旧代步工具和新旧四大件进行比较，可列出边际分析表1和R2、D.W表2。

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反映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受居民收入层次差别影响的强度不同。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为劣等品，大于零为正常品，小于1为必需品，大于1为奢侈品，见表1。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摩托车和汽车则大于零，反映了摩托车和汽车为正常品，自行车为劣等品，将成为城镇居民不使用的代步工具而退出市场。摩托车和汽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汽车特别显著，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为23.254，反映了它主要是最高收入户的代步工具。从新旧四大件看：所有商品均为正常品，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洗衣机最低为1.3598，健身器材最高为93.226。反映了洗衣机和彩电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微波炉、空调和家用电脑已经普及，摄像机和健身器材主要是最高收入户使用。冰箱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先增后减，反映了冰箱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但高收入户已经减少了对它的消费偏好。

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倾向总是表现为递减的趋势。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的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占增加的收入的比例总是递减的，见表1。

解释变量的拟合度分析。解释变量的拟合度R2反映了模型对因变量拟合程度。R2越接近1，其拟合值与实际值越接近。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最低到最高收入户基本相同，大约在0.9097～0.9289之间，反映各类收入差距变化较小。摩托车最低户和最高户较低，中等户较高，大约在0.9157～0.9574之间，反映了中等收入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变化较大。汽车最低户低到0.7849，最高户高到0.9961，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状况。从新旧四大件看：彩电、微波炉的最低户和最高户都低，中等户较高，例如彩电大约在0.9347～0.9422之间，反映了中等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户的变化较大。冰箱、空调、洗衣机、家用电脑、摄像机由低到高变化，摄像机低到0.5529，家用电脑高到0.9657，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情况。健身器材低收入户基本不拟合，中收入户基本拟合，高收入户则拟合较好，反映了高收入户变化较小。

解释变量的序列相关分析。D.W用来检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如果序列不相关，D.W值在2附近；如果存在正序列相关，D.W值在0～2之间；如果存在负序列相关，D.W值在2～4之间，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摩托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汽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但最高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从新旧四大件看：洗衣机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最高收入户负序列相关较强。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彩电中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冰箱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空调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家用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家用电脑、摄像机正序列相关的强度不规则波动较显著，健身器材则平稳。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多数耐用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递减，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以及具有正序列相关和多种变化拟合度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指导我国耐用消费品市场面对不同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条件下如何采取不同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深刻理解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通过分析收入分组递减倍数，为制定和研究收入政策服务；深刻理解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耐用品市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制定生产与销售战略，增加企业经营成功的机率；深刻理解解释变量拟合度和序列相关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的耐用品市场的序列相关方向及强度，决定企业产品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艳华，李秉龙.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定量分析[J].农村经济，2004 (7)

我身边的变化篇7

( 一) 区域化趋势

在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且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其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基于此，国际经贸规则未来会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区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由度较高，在TPP 谈判中涉及到新规则的制定时，便提出新规则的高标准，扩大规则范围，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国际贸易投资便利程度;第二，符合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经贸的出现，将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融合到一起，以网络化形式发展，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中心贸易国家，并辐射到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第三，跨区域性，信息、互联网等技术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逐渐突破传统商务模式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模式，从而为跨区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面对国际经贸新规则，只有在经济发展只能够成为中心国家，才能够越来越强，反之，则会越来越弱，中心国也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焦点。

( 二) 拓展化趋势

国际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关注范围变广，使得国际经贸规则也逐渐渗透至国家其他方面，例如，政治、技术、环境等。基于此，经贸规则拓展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涵盖广泛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微观角度而言， 拓展化趋势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很多影响，例如，发达国家更加关注与环境等方面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农业补贴等方面因素，使得国际经济贸易话题逐渐朝着多样化趋势发展， 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宏观角度而言，经贸规则主要是由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主体参与制定的，使得规则更倾向于大国利益，基于此，国际贸易拓展程度越大，相应的反全球化声音也会越来越多。

( 三) 差异化趋势

WTO 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贸易争端、协调各国家利益等方面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受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其国家参与数量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些谈判的难度，难以达成共识，突出表现在多哈谈判事件中，规则差异化作为国际经贸发展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其中国际知识产权表现最为突出，还包括竞争政策、劳工保护等方面，即便是在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很大贸易争端。但是，受到区域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未来国家间合作越来越多，使得强国越来越强，相反，弱国则越来越弱。

国际经贸差异化发展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给全球经济体制构成了一定威胁， 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也会增加，另外，受到资金、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明显，从而直接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稳定性。

二、中国立场的确定

( 一) 重视多边贸易，构建经贸新秩序

诚然，区域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多边体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且WTO 规则依旧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在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一的多边规则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积极推广自由贸易体制， 对多边贸易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作用。[4]因此，我国在发展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要重视多边贸易，并坚决捍卫多边经贸体制，并适当协调区域贸易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规定，有效提升透明度，并将其纳入大审核工作中，避免发达国家积极拓展区域贸易规则，减少经济自由化的不良影响，有效保护多边贸易，构建国际经贸新秩序，争取更多话语权，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

( 二) 明确自身定位，争取更多话语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坚持 引进来与 走出去路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仍然不占有优势，受到发达国家的歧视。基于此，面对新规则，我国要明确自身位置，并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另外，规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偏向于自身利益，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我国权益，应积极应对和适应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变化，转变被动状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我国除了要放眼于整个国际，还需要加强对一些区域贸易规则的关注力度，并参与其谈判，减少歧视性规则的数量，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加强对自身内部的调整，与国际规则发展趋势相协调，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并深入分析和研究新规则的制定，为我国经贸发展争取更多利益，提升国际秩序合理性，从而为我国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三) 发挥主导性作用

区域贸易体制的出现，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国，要积极与我国具有同样政治、经济效应国家的合作，并参与区域贸易安排谈判，避免由于边缘化及贸易歧视对我国贸易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纵观以往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端，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整体实力不够，且影响力不强，例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即便是签署BITs，也仍然存在不同之处， 在投资待遇等方面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但是，这其中也包括我国自身的原因，应加强对东盟的关注力度，并深入探讨东盟对我国经贸产生的影响。因此，我国在重视多边贸易的同时，也要兼顾区域贸易，多参与谈判，尽量缓解和避免发达国家等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威胁，建立以区域为中心的合作，确保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另外，现代社会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关心人们生活环境、电信、运输、知识等方面，所以，不仅要关注纵向规则，还需要加强本国横向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进而确保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能够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我身边的变化篇8

关键词：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概念及特征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3-0052-05

学校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第一阵地”，每个学生都应当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课堂中快乐地学习和成长。然而，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许多学生游离于正常教学和主流群体之外，“边缘化”这一反教育公平的现象愈演愈烈。尤其在职业院校课堂教学中，“边缘人”现象更为普遍和复杂。因此，深入认识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这一群体，厘清其相关概念和特征，对改善课堂教学、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校课堂教学“边缘人”概念界定

（一）“边缘人”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初是来自社会学领域，1908年，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 Simmel）首次提出“陌生人”概念，指那些“虽然生活在社会里，却处于边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内部机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社会群体之外”的外国人[1]。1928年，帕克（Park）曾在其著作《人类的迁移与边缘人》（《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中谈到：“边缘人是一种文化的混合，即他在两种成熟的群体中生活并分享这两种群体不同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从来不会试图与过去和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样做，但同时由于种族偏见，他也不会试图融入到他之前努力寻找的新社会。他是两种文化和生活之间的边缘人，而这两种文化是绝对不会完全融合的[2]。”该观点主要是从文化传统方面界定“边缘人”，即既没有完全脱离旧的生活文化，又难以融入新文化中，从而导致了其游离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而斯通奎斯特（Stonequist）则认为边缘人在两种（或更多）社会世界中处于心理不平衡状态，反映了他灵魂中的冲突与和谐以及对这些世界的排斥和向往[2]。该观点主要强调了边缘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对不同的世界既排斥又向往，既不满足于原先的世界，又难以真正融入新环境，因此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下极易沦为两个世界的边缘人。

（二）课堂“边缘人”

20世纪80年代之后，“边缘人”的概念开始被引入学校课堂教学中来，它一般指的是在课堂这一特定环境中，有些学生总是游离于教学中心之外，没有课堂话语权，并且与教师和班里其他同学的互动也较少，就像班级中的“隐形人”，这些学生就被称为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也可称为边缘学生。国内外对于课堂边缘人没有明确的界定，学者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课堂边缘人即是课堂中的弱势群体，这类学生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中心之外，学业成绩较差，在n堂上难以被教师和同学接受，缺乏课堂话语权。正如学者吴亮奎所言：“边缘化学生是由于教育者教育行为失当而导致的在课堂活动中处于不利境地的进而厌倦了课堂生活、在课堂中处于弱势的学生[3]。”二是认为课堂边缘人是处于“尖子生”和“后进生”这两个极端群体之外的中间阶层的个体或群体，这部分学生既不像“尖子生”那样学业成绩好，光芒耀眼而被教师格外器重，也不像“后进生”那样调皮捣蛋而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关注。一般来说，他们学业成绩中等，在课堂上中规中矩，能够认真完成教师的作业，在课堂上的存在感较低。而且这些学生往往性格较为孤僻，不善与人交流，总是隐藏在课堂的一角，很难融入课堂教学中心和主流人群中。

第二种观点与帕克提出的边缘人涵义较为接近，指的是生活在两种群体之中，却不能成功地进入到其中一种的中心位置，总是处于两种群体边缘的学生。但笔者认为，边缘学生并不仅仅指中间这一阶层的人，例如有些学生学业水平较差，隶属于“后进生”群体，但性格较孤僻，从不惹事生非，在班级里的存在感较低，也应属于边缘人群体。总之，笔者认为，课堂边缘人应指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由于外界客观环境（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同伴等）以及自身原因（性格、身体状况、心理问题等）主动或被动游离于课堂教学中心之外的学生个体或群体。

（三）职业院校中的课堂“边缘人”

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与普通教育中的课堂边缘人区分开来。以上关于边缘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小学、高中以及普通高校，而针对职业院校中的课堂边缘人的研究几乎没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课堂教学方式、生源、师资、教学管理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专门讨论职业院校中的课堂边缘人。

我们在为某一事物界定概念时，一般要包括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要能准确地反映出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而外延主要指的是该概念所界定的事物的具体范围，外延要清晰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根据以上相关研究，职业院校中的课堂“边缘人”的内涵可界定为：在职业学校的日常课堂教学环境中，由于外界客观环境（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同伴等）以及自身原因（性格、身体状况、心理问题等），主动或被动游离于课堂教学中心之外的学生个体或群体。其次，该概念与普通教育中的课堂边缘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外延。其中，职业院校是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一个确定，包括初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而中等职业学校又包括中等专业学校（简称“中专”）、技工学校（简称“技校”）、职业高级中学（简称“职业高中”“职高”）、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简称“成人中专”）。另外，这里的课堂包括在教室中进行的教学，比如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等，也包括在实训基地或是企业内进行的实训课等。

二、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的特征

古德在《透视课堂》中对“虚幻型”学生的描述大致勾画出了“边缘人”的重要特征：他们几乎要从教师和同学的眼中消失、极少被注意到。其中，有的害羞；有的紧张；有的文静、成绩平平。他们认真完成作业但很少参与课堂、小组活动，也很少扰乱纪律。他们在教师的脑海中印象最不深刻[4]。其实职业院校课堂边缘化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边性，这种简笔画式的描述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大体的认识框架，却难以深刻解释其涵义。一般来说，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既具有一般边缘人的普遍特征，也包含了在职业院校课堂这一特殊范围内产生的独有特征。

（一）一般性特征

这里的一般性特征主要是指普通教育课堂中边缘人具有的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边缘性

课堂教学“边缘人”的首要特征就是在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隐蔽性。在认知方面，“边缘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不完整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经历信息输出（也就是表达）过程[5]。我们在日常课堂中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类学生，在教师提问时，这类学生就算知道答案，也不会主动举手，而当教师喊到他们回答问题时，课堂表现差强人意。在情感方面，边缘学生往往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谈，难以真正融入班级活动中。当他们被教师和同学忽视时，会出现压抑、消极等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得不到有效释放，因此许多边缘化学生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会变得更加消极，出现无助感和自卑感，进而更加边缘化。在行为方面的边缘化是导致边缘学生脱离课堂教学中心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类学生性格胆小怯懦，很少主动在公共场合发言或表现自己，在班级或小组活动中，也很少看到他们积极参与，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以淡然或漠视的态度观望，把学习看作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属于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个体在行为上的这种保守性和内向性极易导致他们被教师和同学遗忘，沦为课堂活动的边缘人。

2.差异性

个体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其沦为课堂边缘人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边缘化现象的产生是多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导致个体沦为边缘人的主要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主观上来说，有些学生因性格内向孤僻，不爱与人交往，课堂积极性较差而沦为边缘人；有些学生因学习习惯差，导致学业成绩不佳，课堂上难以跟上教师教学进度，进而游离于课堂之外；有些学生自尊心较强，怕回答问题错`而被教师、同学嘲笑，从而选择沉默这一安全的方式逃避课堂；有些学生思想出现偏差，觉得读书无用，甘愿沦为边缘人；有些学生因自身身体缺陷等怕被教师同学嘲笑进而选择远离课堂，通过边缘化来保护自己等等。其二，在客观环境方面，有些学生虽然积极参与课堂，但由于任课教师的偏见或教学能力的限制，难以真正融入课堂；我国教育价值具有明显的功利化取向，教师一味以成绩为尊，在课堂教学中有意忽视成绩较差、存在感较低的学生，最终导致这些学生被边缘化。在界定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时，我们要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积极把握他们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3.相对性

所谓的相对性，指的是边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外界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学生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课堂边缘人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边缘化方面来看，没有绝对的边缘学生，这些学生只是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边缘性。正如佐藤学所言：“由于儿童同教材、同伙伴、同教师的关系不同，可以发现儿童就像一个多面体那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一些儿童对教材漠不关心，但对别的教材却显示出异常的反映。对某种伙伴关系和教师的作用采取拒绝的态度的儿童，对于其他的伙伴关系或者教师作用则投身参与。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是依存于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而千姿百态的[6]。”例如，有些学生由于逻辑性较差，在数学课上难以进入教学中心，但在其他课堂（语文、音乐等）却能够表现优异，获得教师的赞赏。因此，我们在定义边缘人时不能过于绝对化，而应该认真考察其边缘化的主要方面，从而对症下药，帮助他们积极融入课堂教学中去。二是从变化轨迹上来看，边缘人是一直在变化发展的，现阶段的边缘人可能经过自身努力或客观环境改变在日后的学习中积极进入课堂核心，而现阶段的非边缘人也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心理变化逐渐沦为边缘人。因此，对于边缘学生，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盖棺定论，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重新回归课堂中心。

（二）具体化特征

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异性，职业院校中的课堂边缘人除了具备以上一般性特征之外，还包含其自身独特的具体化特征。

1.整体边缘化

相对于普通教育来说，职业院校里的学生边缘化现象较为严重，甚至在某些课堂出现整体边缘化。我们在职业学校经常看到这样一幕：课堂上教师讲得天花落坠，而学生却无精打采，有昏昏欲睡的，有自顾自玩手机的，有看小说或杂书的，有交头接耳的；有些学生看似认真听课，但身在课堂心却在神游等。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看，职业教育历来被视为二等教育，人们大多抱着“只有差生才会选择职业学校”的心态，对职业学校持鄙视态度。虽然近几年国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职业教育相比于普通教育仍处于弱势地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忽视和偏见客观上导致了职业学校的学生整体边缘化；从学校角度来看，职业学校的管理较为松散，整个学校的学风较差。研究表明，如果学校考试纪律过于松散，让学生有偷懒的机会，那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抱侥幸心理和“混日子”态度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多[7]。另外，目前大部分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过分注重文化课教学，实训课较少，学生本身基础较差，这种与普通教育无异的偏重理论性的教学方式极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从而导致课堂上学生的集体边缘化。从教师角度来看，许多职业院校的教师在课堂上仍延续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不考虑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学生厌烦上学。而且，职业学校中许多教师职业倦怠现象严重，他们只是单纯地把上课当成一种职业或是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任务，对教学敷衍了事，课堂上对学生不闻不问，即便有些学生想积极融入课堂也会被教师无视，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激情便消磨殆尽，沦为边缘人。从学生自身角度来看，职业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被普通教育筛选下来的，他们本身学习基础较差，在普通教育阶段通常被教师和同学排斥或忽视，日积月累这些学生便会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学不好，从而选择自暴自弃，甘愿沦为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

2.主动边缘化

职业院校里的学生在主观性上会倾向于选择主动远离课堂教学中心，自愿沦为边缘人。职业院校的学生因学业成绩差，行为不当等长期受到教师的排斥和忽视，这种长期的挫折和失败导致他们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学不好，进而在课堂学习中出现畏缩、逃避等行为。学生主动边缘化主要是个体自身心理问题所致，归纳以来有以下两点：

其一，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他的观察学习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指对产生一定的结果所需要的组织和执行行为过程的能力的信念[8]。换句话说，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顺利完成某件事情的自信程度，它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情感。一般来说，在职业院校课堂中，大部分学生由于之前失败的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怀疑和否定，为了避免再次学习失败选择主动压制和放弃继续努力的行为，在课堂活动中处于被动和退缩的状态。

其二，自卑心理严重。社会上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以及家长教师的不认可和其他同学的嘲笑等，使得职业院校的学生存在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表面看来对学习成绩无所谓，一副玩世不恭的状态，其本质是对学为力的一种无助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感与不足感时，会直接选择逃避，期冀通过自我封闭隐瞒自己所谓的缺陷与不足，他们在课堂教学中倾向于避免与教师及其他同学产生交往，比如有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教师提问会迅速把头低下，唯恐被教师发现自己的存在，还有的学生在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面前一副“不反对、不参与”的旁观者态势，都是一种隐藏自己、封闭自己的表现[5]。

体而言，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在课堂上更倾向于主动边缘化，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较低。显然，这种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个体的学业成绩进步和健康人格的形成，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应更多地关注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这一特殊群体，采取适当措施减少边缘化现象的发生。

三、研究展望

“边缘化”在职业院校课堂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厘清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的具体概念，提炼出可操作性定义。我们可以通过将“边缘人”的概念分解，提炼出其可观察到的具体表现，这样不但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人们对“边缘人”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帮助教师通过课堂观察有效地识别课堂上隐藏的“边缘人”并对其进行针对性教育。

其二，普通教育领域的课堂“边缘人”通常是由于整个教育环境的“成绩导向”引起的，那么在职业教育中是否也是以“成绩导向”为主呢？如果不是，那么导致“边缘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其形成机制如何？

其三，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大致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边缘人”在认知、行为以及态度等方面有什么特点？他们在课堂上的生存境遇如何？之间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

其四，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概括以来主要有三种转换机制：从“优等生”到“边缘人”、从“后进生”到“边缘人”、从”边缘人”到“边缘人”，那么，这三种转换机制的内部动力是什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学生在课堂上的“边缘化”现象？

其五，如何正确看待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的价值？是否所有的“边缘人”都只表达出了负面价值？在课堂上，有许多“边缘人”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身内向的性格导致的，这类学生并非真正游离于课堂之外，他们可能也在积极跟着教师的教学思路思考问题，只是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在班级学生面前表达，这就是性格内向的“边缘人”在课堂上呈现出的“教学沉默”。那么，基于这种情况，教师该如何评判这类“边缘人”的正面价值？

目前，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这一特殊群体尚未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国外针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跨文化、种族、文学等视角出发，而且针对课堂边缘人这一领域，国内外学界尚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积极关注职业院校课堂边缘人，不断完善“边缘人”理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李森，杜尚荣.论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及其转化策略[J].教育研究，2014（7）：115-122.

[2]Milton M Goldberg.A Qualification of the Marginal Man Theor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1（1）：52-58.

[3]吴亮奎.角色重构：让边缘化学生固归课堂[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7（4）：16-18.

[4]（美）古德，布罗菲.透视课堂[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204.

[5]亓玉慧.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现象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6]（日）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90.

我身边的变化篇9

[关键词]电影　边缘人女性　关怀

在我国电影史上，也曾有过边缘人女性形象作为主角出现，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其中就有塑造处于社会边缘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如阮玲玉主演的《神女》就是典型的例子，影片中的“神女”既是一位可敬的伟大母亲又是一位令人同情的沦为的边缘人女性――这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类女性(边缘人物与主流人物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建国之后，在妇女“撑起半边天”的社会背景下，电影中的女性普遍是获得解放的形象，是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形象，总的来说就是社会的主人翁形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人物形象了。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较单一，也比较脸谱化。直到二+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电影才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这多姿多彩不单指女性形象性格的丰富多样，同时还包括多种多样形形职业、身份、地位的女性形象，其中边缘人女性形象作为银幕主角出现，就是我国建国之后电影中罕见的现象，边缘人女性形象也成了八十年代以后电影人物画廊中引人注目的一种类型。

芸芸众生原生态图

八十年代开始，电影就陆续把镜头对准社会的弱势群体，出现了边缘人的形象。比如《大桥下面》(1983年)，由龚雪扮演的插队回城待业，而且身边还带着个私生子的女青年，就是一位既处于生活边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令观众同情怜悯的女性，这一影片已敏锐地透露了现实的严酷性。社会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社会上的人也就更加地多元化了。电影不回避现实，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是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电影的新型人物。

八十年代以后电影中的边缘人女性形象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家的边缘人：另一类是社会的边缘人。

张元的《妈妈》(1990年)叙述了一位被丈夫抛弃、独自抚养残疾儿子的母亲历尽艰辛的故事孙沙《九香》(1995年)中的九香，是一位饱经风霜无私地奉献母爱却又是不断失去自我生命价值的母亲形象，当九香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长大之后，她自己也就完全彻底地沦为家庭的边缘人了，影片中展示九香与老关的恋情时受到已成为一家之长的大儿子的阻挠，就足以呈现九香作为家庭边缘人的悲剧性人生，影片对九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王小帅的《青红》(2005年)，描写了六十年代从上海到贵州的三线工人家庭到了八十年代处于迁回上海还是留在贵州的两难境地，青红就是一位处于两难境地家庭的边缘人物，在整部影片里青红基本是处在“失语”的状态，影片作为王小帅残酷青春系列之一，当然可说是父母一辈人的残酷青春，但更是青红作为边缘人的具有悲剧色彩的残酷青春。这是家的边缘人，而作为社会的边缘人更是导演所关注的对象(当然家和社会经常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孙周《漂亮妈妈》(1999年)中的孙丽英不只是一位单身的、失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位下岗女工，家庭、社会的双重边缘，使得她为了生活、为了儿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事业、尊严等，影片展示了边缘人女性生活的艰辛。霍建起《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是一位在母亲去世，父亲“改嫁”之后，为了弟妹，为了养家糊口而苦苦挣扎的女性；彭小莲《美丽上海》(2003年)中的静雯是一个守寡的与老母亲和女儿一起生活的下岗女工，但她不卑不亢，有着独立自主的现代价值观，有着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第六代导演的一大贡献就是用“不撒谎”的摄像机对准这些弱势人群，而且不再把边缘人物简单化处理。《扁担姑娘》(1996年)中黑帮老大的情妇阮红、《安阳婴儿》(2001年)中的冯艳丽、《哭泣的女人》中的哭丧婆王桂香；包括近年来许多新生代导演创造的，被称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如王超的《江城夏日》，还有应亮几乎是采用实录手法的影片《另一半》等都成功塑造了不少各色各样的边缘人女性……打工妹、“小姐”、女同性恋者等等，一个个处于边缘的女性，一幅幅无奈而真实的复杂人生。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则以一对贼公贼婆为主角，这在以往电影中是极少见的，这“贼”同样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

这些塑造边缘人女性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中展示芸芸众生，除了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作为贺岁片，走的是幽默的路线，影片中穿插了不少令观众忍俊不禁的镜头场面之外，其它的影片呈现出来的多是纪录写实的风格：平淡无奇的故事、节制冷静的镜头语言、多采用自然光、色调常常比较暗淡、演员的表演朴实无华，喜欢用长镜头来反映人物真实的生存，并且影片往往充满个性。新生代导演自己就认为：“我们实际上并不非常清楚自己要拍什么样的电影，而只觉得电影不应该是当时的那个样子，因为可能我们这一拨人只相信我们自己眼中的世界。”他们的影片体现了“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理念，是一幅芸芸众生的原生态图。

社会与新生代导演创作的必然

边缘人女性的出现首先是社会的必然。建国之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妇女也“翻身做了主人”，1968年，还发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言壮语。所以“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了女性们的最高境界，于是乎在银幕上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铁娘子”式的形象，但是随着革命热情的冷静，人们慢慢认识到尽管妇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可在传统文化积淀和男权优势下，要获取男女平等谈何容易，这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也不是伟人能一锤定音的事情，政治的解放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妇女的解放，当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她们又面临了新的困境：她们要艰难地扮演双重角色，承担超负荷的三份责任，“所谓双重两种角色：一重是社会性的，也称‘新角色’；另一重是家庭性的，也称作‘传统角色’，因为双重角色，妇女直接负担着三份责任，这就是丈夫、孩子、职业。”许多妇女被这双重角色三份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处于两难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的地位处境更是出现了多元的状况，面临着许多她们意想不到甚至是措手不及的事情：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促进社会发展更新观念的一面，同时另一面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异问题、待业下岗问题、婚姻家庭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等等，社会复杂多样，女性们首当其冲既要承受传统积淀的压力，又要面对迎接新的境遇新的挑战，更加沦落到家的边缘和社会边缘的女性比比皆是：所以这一时期的电影：“过去多少有所顾忌的东西都堂皇登场，中国电影真正是复杂多样了。”电影边缘人女 性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

第二就是导演的求新求变，以及导演自身的因素也促成了边缘人女性的出现。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首的第五代导演“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文化蕴涵别开生面、享誉中外”，这是新生代导演难于企及的高度，新生代导演于是只有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发展之路了。他们“卸下了中国电影尤其第五代中国内地导演曾经肩扛的历史、民族及其文化重负，在把自我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同时举起了个体言说的大旗。”其实，新生代导演自身就处在一种边缘的状态，因为我国从1993年起电影行业进行了全面的体制改革，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属体制外制片，并且新生代导演的不少电影在国内都属“被禁”之列，甚至不少在国外多次拿奖的优秀影片至今还不为电影圈外人所知：王小帅的电影就多是在未经电影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体制外出品的，他的《扁担姑娘》历经了三年的漫长审查才得以开禁：新生代导演中的重量级人物张元，就曾被“封杀”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在1995年《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直到1998年张元才获取“解禁令”；即使是体制内制片的新生代导演，如管虎、娄烨等，“由于在体制内制片之外，这些导演通常也会采用体制外制片的方式进行创作，出品的影片也大多表现所谓‘边缘人’的生活，他们的影片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跟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相‘抵牾’的内容，因此，在电影审查中经常面临删改甚至禁映的尴尬处境。”……创作发行的艰难以及过程中的重重阻力，新生代导演生存的困境使得他们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体味边缘人尤其是女性边缘人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就是说新生代导演在电影界中的边缘状态，使他们的影片“选择了转型期间萌生的一个‘亚文化圈’，描写这群投射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的边缘人。”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新生代导演的作品是带有自传性质的。贾樟柯曾强调：“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因此在他们的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女性边缘人如九香、青红、来双扬、静雯还有冯艳丽、王桂香等等，每一个形象都真切动人，但又带有点悲怆感：新生代导演尽管创作道路坎坷多变，可他们从不放弃，因此他们影片中的女性在无奈甚至是无望的生活中，也绝没有消极厌世的情绪，在她们的身上往往潜藏着一种对生活的坚韧性、忍耐性以及不懈的追求，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这一代导演的影子，也体现了这一代导演对生活对事业的态度与信念。

关怀人首先是对人的初级关怀

“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关怀，是电影的神圣使命。而中国电影近二十多年来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立起了一个‘人’字。对中国电影来说，从忽视‘人’到发现‘人’，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这转变本身就是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艺的一次飞跃。”对边缘人女性的银幕再现是一种对“最小写”的人的关注，体现了导演对人的初级关怀。

导演王超曾说过：“我喜欢到底层去，我是从底层来的”，这底层指的是主流以外的一个庞大的边缘人群，在边缘底层的人群中女性因承受着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而成为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边缘底层女性的命运更能体现这一庞大人群的命运，对她们生活命运的关怀就是一种对人的最初级的关怀。

我身边的变化篇10

一、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趋势

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周边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中国于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是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恢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使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印度、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这一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9亿人口、接近6万亿美元年国内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的年贸易总额,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在中国周边某些地区的流通,也是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长期信心增强的直接表现。

其次是中国对地区制度的广泛参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持一种较深的怀疑态度。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这些组织和机制并不是本质上对中国有敌意,建立它们的目标也不是简单地为了约束中国。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参与到这些制度中去,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或者有助于阻止不利于中国的情况发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亚洲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亚洲区域合作态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地区机制的态度发生转变几乎同步。此后,东亚地区合作风生水起,10+1、10+3、10+6、中日韩合作等合作机制纷纷涌现,中国在推动这些合作机制的生成和演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态度,东亚区域合作不可能呈现今日这样一种相对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对地区合作、地区制度深入广泛的参与,为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制化的平台,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文化吸引力也在增强,这在某些周边国家中存在的汉语热中有所体现。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被一些周边国家给予越来越认真的对待,一些国家试图吸取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学习中国的一些成功做法。这都是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表现。

二、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状况

对影响力的判断,不仅涉及影响力绝对量的大小,还涉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的问题,如一国对于本地区施加的是一种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此外,影响力的具体方向也会有所不同。

影响力是在一种动态的背景中进行变化。在过去60年中,不仅中国在变,而且周边很多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拓展国家影响力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能够行得通,而在21世纪就不一定能再行得通了。所以,影响力变化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实力、行为策略之外,还有一个历史大势的变化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现状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虽然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在提高,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将继续得到提高,但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这一地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是在二战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的。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能力挑战这个地区的安全架构。

其次,在不同的领域,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相对大一些,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则有些滞后。特别是,真正在价值观上认同中国,并愿意在政治、安全危机来临时期与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即使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主要表现在经济交往的绝对规模。中国的品牌、技术形象还不是非常好,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不全面,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

第三,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物质实力、硬实力发展比较快,这是我们当前在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实力基础。综合实力的增强,使中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两者之间并不相称。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形象得到了很大改善,此后,中国执行的“睦邻、安邻、富邻”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深度参与和积极推动,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合作共赢政策,对于改善中国的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的提高、国际形象的改善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阶段,起作用的手段会有所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地区“中国”的盛行,到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基本上被承认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是地区秩序、地区和平与繁荣中的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因素,这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转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有些恐惧”、“不太接受”转变为“基本上能接受”,从“不太喜欢”转变为“不怎么反感”。这个转变相对还比较容易。而要从“不反感”进一步发展到“喜欢”,要完成这样的转变难度就大多了。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较成功地使中国周边有意制衡中国的国家数量减小,但要使周边国家愿意“追随”中国,则远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实际上中国可能并没有一种要主导这一地区的政策和战略意图。中国试图做的,只是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中国采取的主要策略及存在的挑战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自然在其邻近地区形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影响力,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外部观察的方式,来考察中国的一些做法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形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提高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做法,有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首先,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似乎没有一个主动寻求在周边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战略和连贯政策。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是,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身会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力。有时,中国实际上是在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国际政治的前台。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其结果,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形象迅速提升。对于这一形象提升的程度,中国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在当前这一波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面临着程度不同但性质相似的情况。在危机的背景下,连“中美共治”这样的提法都开始出现,这是此前中国根本不敢想象、也没有去想的事情。

一方面,中国影响力的制度性拓展滞后于中国实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又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国际舞台比较中心的位置,这是中国扩展自身影响力面临的一种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做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被置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照射之下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其次,虽然中国也希望能够扩大自身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但并不试图通过强力方式来推进。中国广泛而积极地参与了大量的地区制度安排,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中国自然而然在本地区的制度安排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并没有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来利用这种相对优势的地位。在地区制度安排中,中国并不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试图去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发展还是在既有的地区制度安排的框架中进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秩序的架构,总体上还是以美国冷战时期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同盟体系为基础。这样一种地区安排的架构,其实难以适应当前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机制,在适应东亚地区实力结构变化,应对东亚地区的危机和挑战方面,已经不是十分有效。但中国并没有刻意挑战这一架构,其后果形成了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格局与经济格局的错位。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主要还是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盟体系为基础;而地区经济是一种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经济结构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张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一种结构安排其实是无法持续的。

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显著增长,导致经济影响力在本地区迅速提升,但中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是很突出。而且,地区安全架构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不过,中国并没有试图去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安全架构,而是采取了发展经济实力,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把中国的利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以这种利益相互依赖关系来增进各国之间的安全感的做法。中国既不试图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核心利益,也不试图挑战周边国家的重要国家利益。以此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保持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这是中国的基本做法。

不以强力方式推进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也符合传统的中国智慧,即以柔克刚,以无为达到有为。以强力方式推进自身的影响力,从短期看,虽然能比较快地达到一定的效果,但刚不可久,用这种方式需要不断发挥其力量,而强力必然时有而后穷。相反,守柔而不争,藏力而不用,不为天下先,在一定阶段内可以达到养力的效果,从长期看,这种“无为”也可以转变为一种“为”,但这种转变,还要靠在适当的时机有所作为来实现。

第三,在推进方式上,中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自然而然地推进。中国并不十分追求推进的速度,而是在保持地区秩序稳定,希望地区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以一种不慌不忙的心态来推进。扩展影响力,并不是中国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促进本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共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这才是中国地区政策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下,只要是有利于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并能够为本地区带来实质性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都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来推进。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形成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做法,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有些做法,实际上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中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

此外,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实现的。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先易后难,先经济领域后政治、安全领域,先“低级政治”后“高级政治”的方式,中国在许多功能性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合作成果。但这种方式的问题是,容易合作领域的合作都已逐渐完成,剩下的更多是比较困难的领域,合作的剩余空间变得有限。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领域的合作,很难“外溢”到其他领域,很难推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合理架构,意味着中国发挥长期影响力的制度性平台还未能有效地形成,也意味着地区合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我们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与周边国家合作来实现。这对于树立中国的积极、正面的形象无疑是有益的。由此,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外交文化,就是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往往合作的一面想得多,冲突的一面想得少。但国家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中国致力于寻找共同利益的做法,有利于化解地区矛盾,但也存在一些内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对方不是从共同的利益、从合作的态度出发,而是从国家之间博弈的角度、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问题一味回避,结果只能是把双边关系中冲突的方面遗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可能会越积越多,对国家形象造成不利的后果。对于某些问题,有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以正面应对的方式,果断地加以处理。

第三,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可能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国际场合得到了表面上很高的尊重,从形式上,我们处在舞台中比较靠中心的位置,但我们对很多议程和进程的发展和走向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的实际利益有时并未得到与我们形式上的地位相称的足够尊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侵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而是向它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所获得的支持往往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这种情况是我们的长处,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软肋。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些裸,但不失为传统智慧和经验的一种总结。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合作共赢的做法。具体到实践中的操作层面,有时为了推进合作,我们实际上采取了让利的做法。有些方面,为了长期的合作,从双边关系的长期着眼,我们暂时吃点亏,这可能从大局上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让周边国家形成一种感觉,认为中国手中只有胡萝卜而没有大棒,则不是好事情。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大棒不是为了敲打别国,而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不被别国侵害,是一种必要的威慑手段,这样的大棒不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