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王十篇

风之王篇1

风之王读后感

我推荐大家读了《风之王》这本书，它是由美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玛格丽特亨利写的。玛格丽特6岁时就爱上了马，而这份对马的热爱便融入了她以后的写作生涯。在她写的故事中，马、狗、及其它宠物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让她的故事更加精彩迷人，她总会投入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宠物。

《风之王》讲的是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一个传奇：摩洛哥王国皇家马厩里的宠儿、迅疾如风的阿拉伯骏马“闪”，意外的机遇使它来到法国，又辗转到英国，并埋没于嘈杂的市井之中。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闪”的高贵血统。在不断的抗争中，它最终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赛马。

这是励志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哑巴男孩阿格巴在“闪”出生时就许下诺言：“等你长大，你一定为成为风之王，大家都会对你鞠躬，我保证！”为了这个庄严地承诺，他和“闪”不离不弃，相互鼓励，终于使“闪”成为了“风之王”。

读完这本书，让我明白：无论面临什么困难，都不能自暴自弃；无论遇到什么命运不公，都要奋力抗争；只要活着，就会找到证明自己的机会。同时，信守承诺、忠诚能让朋友更坚强；执着、坚持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风之王篇2

从天资骄人的武术天才到一鸣惊人的影坛少年，从英武神勇的华语巨星到享誉国际的功夫皇帝,李连杰总保持着他特有的风范。自信的微笑，谦虚的为人，无不令人感到他的王者之风。他以更为内敛、深沉的气质，成为李小龙

之后的又一个武术大家。

少林时代

李连杰1963年生于北京，8岁时，在体育老师的安排下走上了习武的道路，这一改变对他今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资聪慧的他11岁时就赢得了全国武术全能冠军，并在此后的五年间蝉联了该项荣誉，成为了一名年轻的部级武术教练。1979年导演张鑫炎为了打造一部前所未有的武打片《少林寺》，李连杰成为了幸运儿，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部由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原电影公司首度合作拍摄的功夫影片《少林寺》，历时三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该片不但云集了上百位武术高手，而且也是第一次将真正的少林古寺搬上银幕。这部经典的功夫影片1982年在中国大陆、香港、韩国公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大陆的电影票价还是一角钱一张的时代里，创下了上亿的票房神话，一夜之间，主演李连杰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此时不满20岁的他在该片中充分展示了精湛的武艺才华，拳术、刀枪棍棒、软器械，尽数施展，令人大开眼界。

《少林寺》是中国动作电影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大陆真功夫武侠电影的先河，更在大陆掀起了学习武术与拍摄功夫片的狂潮。其实，在李连杰版的《少林寺》之前，已有135部与少林寺有关的影视作品问世，但人们对李连杰版《少林寺》情有独钟，一是让大陆观众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娱乐化的电影，而另一方面就是李连杰不着表演痕迹的武打真功夫，加之神秘的寺院古塔，清丽怡人的风景，出神入化的武术架势，使影片已经到了想不成功都不可能的境界。

李连杰凭借《少林寺》中清新俊朗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制片商决心乘胜追击又拍摄了续集《少林小子》和《南北少林》，可是此少林小子和彼少林小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连杰在《少林寺》中，几乎不用表演，一个16岁的真情少年在一方银幕上挥舞本属于自己的武术拳脚，任何明星岂能望其项背，尽管导演和编剧们加入了大量别的元素，但这两部影片也不可与《少林寺》同日而语。

成长烦恼

在拍摄《南北少林》时与导演刘家良的冲突令年轻气盛的李连杰决心要在世人面前打出自己的天地。他告别了“少林寺”，蓄起长发，以“无敌小子”的冷峻形象出现在《中华英雄》中，而在观众的心中李连杰与觉远的浑然一体，使他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割舍，在与身高1米95的美国军官撕搏一场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这无疑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

于是在两年以后，我们才再一次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见到了他的身影。1988年的《龙在天涯》就是李连杰在美国逗留期间所拍摄两部影片的第一部，他演的李国力，是一个到美国做表演的中国武术队主力队员，在即将回国时，被无辜地卷入一宗杀害警察的案件之中，故事以简单的爱国、忠诚、背叛为主题，当中不乏精彩的打斗，尤其是结尾处，李连杰和反派明星狄威之间令人动容的生死决战。但此片和《中华英雄》一样，也没能逃脱票房失利的厄运，李连杰的光彩也因此在香港电影人眼中变得暗淡起来。

接下来的第二部电影《龙行天下》比起前一部格调显得较为轻松，尤其导演是一向以高水准见称并在日后力捧他成为巨星的徐克。影片中的李连杰那小男孩的稚气几乎已看不出来,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举手投足之间已经颇具几分武学宗师的风范,为今后的“黄飞鸿”影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片中那些具有成熟风格的武打动作场面,也开始预示李连杰又一次巅峰期的到来。

新的突破

1991年李连杰与嘉禾公司签约的《黄飞鸿》系列影片开始发行上映，并在当时的亚洲市场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李连杰无论从动作、还是神态上尽显大师风范，影片整体表现令人眼前一亮，李连杰由此奠定了他在亚洲影坛的地位。

李连杰在影片中全面地展示了自己超凡的武术造诣和精湛的表演才能，他汲取了关德兴等老一代演员刻画黄飞鸿这个人物时的长处，着重表现黄飞鸿作为一代武林宗师的气质和风范，同时又成功地刻画了黄飞鸿在中西文明碰撞的年代中那种自卑与自傲不断纠葛的矛盾心态。比起关德兴的黄飞鸿，李连杰更加内心化，情感也更丰富。比起成龙的黄飞鸿，李连杰更多了王者之尊的大家风范，通过他那洞悉灵魂深处的眼神，反映出国难当头时这位民族英雄的气节。

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三部曲的第二部影片《男儿当自强》被作为第一百部描述传奇英雄黄飞鸿的电影载入史册，创造了电影史上最长系列电影的纪录。黄飞鸿的形象不仅在李连杰的精彩表演下栩栩如生，而且还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演员阵容，精巧构思的外景，一流的摄影艺术和惊人的武打动作场面，对于影迷来说，确是不可多得的经典。

该片中黄飞鸿与九宫真人坛上坛下的硬朗打斗动作与富有创意的武打设计相结合，也充分展示出了李连杰真实的武术造诣，可以说是香港武侠片的一流代表作。李连杰和甄子丹这两位华人功夫的骄子，将中华功夫之美妙展现得淋漓尽致。甄子丹那来势威猛、招招致命的棍术和黄飞鸿潇洒轻逸、式式精准的招式，不仅比的是武功也比的是境界。

黄飞鸿系列影片让李连杰成为观众心目中继关德兴之后的正宗黄师父了。李连杰习北派功夫，长桥大马，翻纵跳跃，招式舒展美观；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也更能展现那沉稳练达的气质，该出手时就出手。

李连杰在观众心目中重新塑造了黄飞鸿的英雄形象，他除了让观众在充分享受酣畅淋漓的武打场面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之外，还唤醒了香港电影遗失已久的尚武精神，“黄飞鸿系列”是世界影史上集数最长的作品，但90年代黄飞鸿系列的高峰却是由李连杰主演的前三部创造的，由此可见李连杰版的《黄飞鸿》更接近观众的期待。

为了拓宽其戏路，避免永远定型于黄飞鸿的角色，李连杰于1990年拍摄了由徐克担任制片人，经验丰富的动作指导程小东导演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优秀的剧本、漂亮的动作指导和流畅的摄影，加上李连杰和林青霞的超凡魅力，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高票房收入之一。

徐克把武侠片浪漫化到了极点，令狐冲的风流倜傥、放浪形骸也被李连杰演得出神入化，和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搭配起来默契十足，让人难以忘怀。

李连杰演的令狐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他的亦正亦邪、游戏人间也最忠于原著。也许就是这部影片使得影迷心目中的令狐冲定了型，和周润发的沉稳、任贤齐的稚嫩相比，李连杰永远是最令人难忘的令狐大侠。

随着《黄飞鸿》和《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影片的巨大成功，片商们纷纷希望与李连杰签约，而此时他的经理人蔡子明却不幸遇害，这起悲剧事件对李连杰个人影响极深，他没有因此做出妥协，而是坚定地筹划自己将来的电影事业，成立了他自己的正东影业公司，并于1993年制作了创业作《功夫皇帝》。

这是李连杰表现广东英雄方世玉故事的第一部，相对于黄飞鸿被传统演绎赋予的成熟稳重性格，方世玉莽撞冲动、聪明好强的少年英雄形象似乎更受观众喜爱，影片中的李连杰从老成持重的黄飞鸿变回到了他从前的样子，一个单纯调皮的、爱憎分明的功夫少年。而《功夫皇帝》中的方世玉，又不单纯是《少林寺》中的觉远，毕竟李连杰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砺，但在方世玉的身上，李连杰的纯和真还是可以随处可见的。

相较于李小龙的勇猛和成龙的拼命，李连杰的功夫片里除了有武学正宗遗留的大家痕迹之外，更多的是他深受传统中国文化熏陶得来的思辩，一种不露声色的儒雅。在《黄飞鸿》《方世玉》系列电影中，这一点最为明显。他一边用舞蹈般华美的招数戏打对手，一边丰富着中华武学的灵魂脊骨，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点到即止，招招留情，一次次将武艺与侠义完美地结合，既打败了敌手，又打败了观众。

这时李连杰把目光瞄准了太极拳创始人张三丰，并和香港首屈一指的武术指导袁和平合作了《太极张三丰》。片中李连杰扮演的张君宝从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天真的小和尚，变成一个身心受到重创，为友所叛的青年，从而精神失常。这一故事架构对于李连杰来说，是一次大的演技上的突破，使李连杰成为了一个演员，而不只是一位全国武术冠军。

长期以来，中国武侠电影就在塑造着一种中国武术所特有的民族精神，影片中李连杰准确的将太极拳内在的武术精神与外在技术动作通过戏剧化的情节一一表现出来，突出了太极拳“师法自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武术品格。

太极拳的功夫在银幕上不及少林功夫容易表现，但李连杰却利用自己的经验，独创了一套展现太极拳功夫的设计手法，使影片中的武打动作不但不失内家拳的特色，而且显得独树一帜，新颖不俗，这部电影也是对李连杰扎实功底的一个完美补充。

与此同时，李连杰又将目光转向在香港人心目中与方世玉同时代的武林人物洪熙官，这是李连杰欲借《太极张三丰》《方世玉》等影片的成功，再造英雄不败的野心之作。

这部影片将李连杰的打斗风格展露的淋漓尽致，几乎称得上是古装武打设计的经典。李连杰的打斗戏和成龙是截然不同的，成龙强调谐趣幽默，而且吸收舞蹈、杂耍、戏剧的养分，特别是以一打多时，成龙的喜剧天分和对道具的巧妙运用是他的长处。而李连杰则出自正统武术训练，套路和姿势都标准到位，他的威力也要在和武功水平相应的对手对打时才能得以完美地体现，所以鬼脚七、纳兰将军和马宁儿等这些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这次李连杰扮演的洪熙官与以往角色不同的是，突出了一个“酷”字！并一改方世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个性，变得异常冷峻，极富责任感，单是白衣银枪、剑眉冷目的造型已让人惊喜不已,再加上元奎设计的动作招式更是精彩纷呈，充分展示了李连杰潇洒敏捷的身手，尤其是与谢苗的父子之情表现得非常感人，父子并肩作战的经典场面令人目不暇接，叫好连连！这部《洪熙官》一公映，就代替方世玉成了银幕新宠，至此各式各样的洪熙官也开始粉墨登场了。

表演风格的转变

1995年发行上映的《精武英雄》，作为向李小龙《精武门》的致敬，是一部制作完美的武术电影。片名就让观众明白影片讲述的是一位武术了得的人物，而李连杰又是位拥有武术冠军头衔的演员，因此由他来演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部电影中，武术指导袁和平决定追求更加真实的风格，把吊钢丝的特级动作减到最低限度，同时融入了中国功夫、西洋拳法、日本武术多种表现形式，李连杰在毫无电影花巧下，真正地把中国拳脚功夫行云流水般的给观众呈现了出来。

片中李连杰为符合陈真这个人物性格，所表现的动作偏于简洁紧凑，幅度不大却迅捷凌厉。李连杰精确而完美地表达了袁和平心目中的截拳道精神，为功夫电影贡献了一个无法复制的视觉奇观。

影片虽取材于李小龙的《精武门》，但我们却清晰地看到李连杰对目标人物的把握，绝无花哨多余的动作，最短的距离，最快的出手，在拳理与拳力上双重印证了武者的真正追求与自我的超越，正如李连杰所说的，他从影后是系统的改造，创造着传统的和人们已熟悉的武术英雄形象，他通过这些影片人物把自己的朝气、率直和天真融入角色中，使其赢得名满天下的好评，抹上了带有个性的色彩。

1996年发行上映的电影《黑侠》，是李连杰和徐克再次合作的结果。黑侠是一个新时代失落英雄的故事，以崭新的电影表达手法，揉合中国武术的特式，使李连杰扮演的这个新形象变得更有力量，更见爆炸性。据称，此片是在香港电影史上预算最大的一部电影，被很多影迷看作是李连杰最优秀的时装片之一。

这部神秘的超现实动作片，再次证明了李连杰在动作领域里过人的天赋，并证明了这是世界上最持久、最受影迷喜爱的电影类别。因此，当该片1999年5月在美国发行上映时，其票房收入在发行的第一个月内就几乎达到一千万美元。李连杰也成为了国际票房号召力的象征。

紧接着,将黑色幽默和现代时尚充分结合的动作片《杀手之王》让观众看到了李连杰潜在的喜剧才能，并对这部100分钟的影片充满着期待。李连杰将片中的另类杀手诠释的特别可爱，不但身手敏捷，机智过人，还不失幽默风趣，而实际上却是个武功高强的职业杀手。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武打场面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尤其是这些场面都没有借助吊钢丝来完成，让观众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斗场面中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而此片之后，李连杰便全身投入到了好莱坞发展。

好莱坞之路

1998年年中，李连杰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好莱坞导演理查德・唐纳的电话后，带着他的特技队和动作指导元奎一同前往美国，在影片《致命武器4》中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杀手，并最终惨死在梅尔・吉布森所饰角色的手上，仅有的几句台词和简单实用的动作，让李连杰匆匆的完成了在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

在影片《致命武器4》发行之后，李连杰因其独具个人魅力的表演让好莱坞对他大加赞赏，他那慑人心魄的眼神，成了受约束的邪恶化身，李连杰也由此在好莱坞确立了位置，这时他所展现出的实力也引起了好莱坞《骇客任务》制片人的注意，之后李连杰便主演了安德列・巴柯维亚导演的《致命罗密欧》，第一次以第一男主角的身份进军国际电影市场。

作为一部美国惊险动作电影，该片的情节曲折，打斗场面火爆，在2002年春季美国发行上映时，票房收入大获成功，曾经一度接近《骇客任务》上映时的单周票房收入，由于华纳公司庞大的宣传机构，将这个剧本改编成一个现代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因此李连杰和饰演女主角的阿丽亚之间浪漫的互动关系非常吸引观众，表演的也恰到好处，从而在残酷的剧情中增添了一种神奇的平衡力。

李连杰使西方观众领略到一股完全不同于以往“李小龙时代”的新派功夫旋风。在与吕克・贝松联手打造的《龙之吻》开始，李连杰已逐渐摆脱了好莱坞脸谱化的“反派”的形象，本片更是以“没有钢丝、没有电脑特技”的响亮口号，一洗在银幕上的那些“花架子”功夫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看惯了西式格斗的笨拙招法的西方人眼里，李连杰静如处子、动似脱兔的真功夫，和中国传统的针灸术引起了他们对中国武术的极大兴趣。

经数年打拼，李连杰凭借硬朗的面孔和伶俐矫健的身手在好莱坞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刚开始的大反派配角到主角，再到一人分饰两角的影片《宇宙追缉令》，他的戏份和观众缘同他的片酬一样节节高升，李连杰在西片中的演技也有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他所塑造人物的性格特点也更加地突出了。

李连杰在好莱坞不断的努力和前进着，但总让国内影迷们觉得缺少些什么，也许是在充斥着商业化运作的好莱坞，我们根本无法看到除了武之外，还有侠和义的武术精髓，这就是好莱坞不论借助多么火爆和惊险的电影特技的动作片所远远不能与之媲美的。李连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能改变，他便投入到了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为其量身打造的影片《狼犬丹尼》中，希望通过此片改变在好莱坞约定成俗的华人武星的银幕形象。

本片被李连杰称为是一部具有“颠覆性”的作品，这主要从其所扮演的角色形象而言，不再是以往正义凛然的英雄，而是一个半人半犬，不断寻找美好人性的角色。为了证明“除了能打，还能演别的”，李连杰不惜放下架子扮演一名过着非人生活的“犬人”丹尼。当传统的功夫与法国人的审美爱好融合之后，影片中的动作虽快、准、狠，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缺少了古典的美感。向来以 “大侠”、“硬汉”形象示人的李连杰，塑造了无数让中国人拍手称快的银幕英雄形象，而本片中犬人的形象让大部分影迷们感到失望，但是随着情节的深入，李连杰文戏的分量越来越重，表演渐渐取代了打斗，让影评家见到了一个新的李连杰。

不管是穿着制服还是披着马褂，不管是剃了平头还是梳着辫子，李连杰的形象始终保持着那种清朗和质朴，在一招一式之间，完成了武术与电影的完美结合。

一部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武侠巨片《英雄》让李连杰和甄子丹狭路相逢，他俩都是以拳脚功夫打进好莱坞，早在10年前的《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就为观众奉献了一场令人眼前一亮的对打，10年后两位“高手” 又分持长剑与长枪展开了一场对决，李连杰最终成了众“英雄”戏里戏外功夫最高的一个。在这部影片中武打戏份占据了全片的一半，导演摈弃了那种拳拳到肉，刀刀见血的激烈的打斗风格，更加注重了诗情画意的武打拍摄方法，并没有充分发挥李连杰的深厚功夫。

风之王篇3

尽管吕志和并未抢走首富之位，但吕氏家族近年与赌王何鸿家族并驾齐驱，成为澳门赌业新霸主是不争的事实。吕志和家族能达到今日的成就，商业智慧固然必不可少，良好的家族治理与传承更是关键。

新赌王的第一桶金

吕志和的曾祖父吕德盈是广东五邑地区最早期的侨商之一，于清朝光绪年间远渡重洋，赴美经商，繁衍三代。吕志和的父亲吕金铨在美国漂泊多年后，不愿继续沦落异乡，决定从旧金山迁回家乡经商。1929年，吕志和出生在江门。

1934年，日本侵华，吕志和举家逃难至香港。受战争的影响，吕志和初中毕业就已辍学，协助父亲经营家族的制衣厂和食品批发。他的商业头脑从13岁便已显露。当时，香港已沦陷，经济萧条，面粉、食用油等原材料紧俏。吕志和将河粉用沙炒热爆脆来制作“鸡蛋马仔”（即沙琪玛），用木薯粉代替面粉制作粉皮，深受欢迎。三年间，吕志和赚了数百万日本军票，可惜战后军票成了废纸。吕志和并未气馁，跟随姨丈学习汽车修理，并通过在旺角西洋菜街做汽车零件批发，累积了资本。

50年代，吕志和偶然间获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有大量军用物资剩余，包括推土机、开山机、起重机等重型机械设备。1953年的香港人口达220万，大部分基层居民住在铁皮或木头搭建的寮屋内，建筑业大有空间。吕志和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商机，于是亲赴冲绳，向美军购买机器进口至香港，香港多家建筑公司争相订购，获利以数倍计。1955年，嘉华公司应运而生（表1）。吕志和不仅借此赚取到第一桶金，还结识了一帮富豪好友，如霍英东等。后者在经营从事建筑、船务及海沙生意的有荣公司期间，就曾向吕志和购入机械。

吕志和明白，靠转卖美军物资并非长久之策。随着大量房屋的兴建，市场对砂石需求逐渐增加，与其仅提供机械，不如自己也加入石矿开采的行列。1964年，嘉华公司斥资1.6亿港元成功投得九龙安达臣道一石矿场的开采权合约，成为香港首间取得采矿牌照的公司，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自此，吕志和获得了“石矿大王”的美誉。此后，嘉华还陆续参与了包括红海底隧道建造等多个政府基建项目。

70年代末，香港政府推售尖东填海地皮，当时市场并不看好尖东的前景，吕志和却把握到作为购物天堂的香港每年吸引200万旅客中蕴藏的商机。1979年，嘉华集团以6800万港元投得该地皮，并斥资3亿港元建成海景假日酒店（现海景嘉福酒店），成为首批进驻尖东的五星级酒店之一。随着香港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该酒店获利甚丰。此外，嘉华集团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大举进军酒店业及地产业，先后在美国的旧金山、凤凰城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购买酒店。

1987年，嘉华集团旗下地产业务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00173.HK）上市。1991年，嘉华分拆建材业务上市，嘉华建材（前身为嘉华国际筒业公司，00027.HK）当时占有香港混凝土筒业70%的市场。1996年，吕志和即以150亿港元资产在香港百亿富豪榜上居第十位。

时势造英雄：赌牌成就亚洲第二富

如今，一向低调的吕志和站在聚光灯下，却并不仅仅因为身为“石矿大王”及“酒店大亨”的发家史，更多是因为银河娱乐使他成为了“澳门新赌王”。

2002年，澳门政府决定打破何鸿在业40年的垄断，开放赌权。吕志和抓住了机遇，与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合作，成功赢得政府三块牌照中的一块。虽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双方因策略不和分手，但吕志和仍大力发展酒店及业务。2005年，吕志和将银河娱乐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嘉华建材，后者更名为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首间上市的持牌经营商。在被视为亚洲拉斯维加斯大道的澳门路，银河娱乐拥有许多项目，如即将在2015年完成的澳门银河第二期，这些项目都是银河娱乐的增长动力。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银河娱乐表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业绩高速成长，股价也如火箭般急冲。2013年间，银河娱乐的股价从2012年底的30.35港元飙升至2013年底的69.55港元，全年上涨129%。

这也直接促成了吕志和身家暴涨，并晋升为亚洲第二富。吕志和家族企业仍以嘉华集团为母集团，嘉华集团核心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与投资、酒店及建材、大型娱乐度假设施（图1），拥有逾200间附属公司，投资遍布中国香港、澳门、内地及东南亚、美国。其中，吕志和家族持有银河娱乐51%的股权及嘉华国际约60%的股份。

新旧赌王的业对决

说起澳门，很难不提起何鸿。何鸿的事业与澳门经营权的转变唇齿相依。1961年，澳门政府公开招标赌牌，当年10月，何鸿投得澳门专营权，雄霸澳门业逾40年。2002年，澳门政府将赌权执照由一个增至三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公司激烈争夺，何鸿持有的澳门控股有限公司（00880.HK，简称“澳博”）夺得其中一个赌牌，另外两个赌牌由美国西岸赌王史蒂夫・永利（Stephen Wynn）和银河娱乐夺得。澳门业格局变成“天下三分”。同年12月，吕志和与阿德尔森决定分开发展，向澳门政府申请将赌牌一分为二，并获得批准。随后，澳门政府容许每个赌牌持有者均可分拆手上的赌牌一次。何鸿的澳博公司就于2005年分拆了赌牌给女儿何超琼与美国美高梅（MGM）的合资公司，其中他们各持一半股份。永利于2006年初将分拆出的一张赌牌以9亿美元出售给何鸿儿子何猷龙的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00200.HK，简称“新濠”）与澳大利亚PBL的合资公司。自此以后，澳门业从“三足鼎立”变为“六雄争锋”。何鸿家族持有六张赌牌中的三张，勉强仍占着半壁江山。

现今，何鸿家族在澳门的业务主要是澳博和新濠。澳博在澳门拥有17家娱乐场及2家酒店，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葡京娱乐场和新葡京娱乐场。就娱乐场数目及收入（表2）而言，澳博为澳门之最。新濠旗下有澳门的三间，同时亦发展亚洲区业务。

而银河娱乐旗下有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澳门星际酒店以及三家娱乐场。其中，投资19亿美元兴建的澳门银河度假城于2011年开业，拥有2200个客房、450台赌桌及1300台。虽然规模和娱乐场数目尚不及澳博，但其发展势头却十分迅猛。

银河娱乐在2010-2012年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57.5%、113.8%和37.8%（图2），可见上涨势头之猛，且大体高过澳博和新濠。同时，银河娱乐净利润的增长也相当可观。反观规模最大的澳博，无论收入还是利润的增长都有放缓趋势，2012年其收入增长率仅为4.5%。

近年，银河娱乐的业绩表现在行业内显得更胜一筹。从扣除澳门业平均回报后的银河娱乐、澳博和新濠的股票异常回报率可以看到，银河娱乐自2008年以来在市场上表现良好，回报一路升高，近期达到232%，远超澳博的58%和新濠的55%（图3）。虽然三间公司表现都超过了业均值，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市场对银河娱乐的态度更为乐观，对其未来的成长潜力更有信心。

吕志和能够作为“新赌王”与叱咤澳门业40年的何鸿并肩，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他有着过人的商业敏感度，懂得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无论是在烽火四起的战争中，还是在百废待兴的战后，他都再三敏锐洞察到时代的商机，并付诸行动。吕志和也将他的智慧运用在了赌牌的夺得上。吕志和之前一直从事建材及酒店相关业务，是一个赌业门外汉。2001年，澳门业开放，吕志和选择与美国赌业名人阿德尔森合作，为银河娱乐注入了赌业经验。此外，吕志和分析澳门政府的用意，认为澳门政府开放赌权，并不只单纯想从一张赌牌变为三张赌牌，而是希望澳门赌业与国际接轨，且围绕业带来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无论是吕志和还是阿德尔森，都有丰富的酒店经营经验，这也正是澳门政府所看重的。因此，虽然吕志和在21个财团投标竞争中脱颖而出、夺得赌牌使众人大跌眼镜，他的成功却非偶然。

虽说是赌业门外汉，但吕志和多年的商业实战经验也使他在运营上颇有主张，支持创新。吕志和与阿德尔森合作获得赌牌后，在经营策略上产生分歧，在一年内就分道扬镳。阿德尔森想将拉斯维加斯的原封不动搬来澳门，而吕志和则认为成功在于创新而非复制，他说：“我们实事求是，不会你这样做我照样copy，我们不会。”他携大儿子吕耀东将地产、酒店及中国元素揉捏入的经营，打造亚洲风格的大型娱乐度假村，请梁朝伟、周润发担任代言人，赞助许冠文主持的《一掷千金》，以“中国式”为卖点，将银河娱乐旗下与其他区分开来。

吕志和：清晰的传承安排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治理、企业传承是基业长青的基石。近年来，银河娱乐增长势头能够赶超有40年赌业经验的澳博，与新旧两大赌王的家族治理和传承安排不无相关。

吕志和与妻子赵锦萍共育有三子二女（图4），他们均在学成后回到家族企业，帮助父亲料理生意。在外界眼中，吕志和家庭关系和睦，从无不利传闻或报道。如今，吕志和已年过84，对家产分配问题，他于2012年便公开表示已安排妥当。吕志和曾以创立人身份成立了家族信托，该信托持有银河娱乐股份，受益人包括吕志和、吕耀东及吕慧瑜；嘉华国际股份也由另一家族信托持有，受益人是吕志和、吕耀东、吕慧瑜和吕耀华。在家族信托持有的股份之外，吕志和本人直接持有的银河娱乐及嘉华国际的股权尚未分配。至于家族企业的下一任管理者，吕志和也已有所安排，预计将按地区及业务进行分配。澳门业务归长子吕耀东，美国业务归次子吕耀南，香港业务予三子吕耀华，本地酒店业务归长女吕慧瑜，人事行政业务由吕慧玲打理。吕志和做出这样的接班部署，也是经过了对子女能力长期观察与考验的判断，而选择长子接任最重要的澳门生意，则经过了长时间的接班人锻炼。

长子吕耀东或成下一代澳门赌王

吕耀东1955年与嘉华公司同年诞生。幼时，吕耀东每次和兄弟姐妹去采石场玩耍时，总能看到父亲满头大汗、辛勤工作的画面，更目睹父亲做生意的不容易。

70年代，吕志和计划安排安达臣大亚石矿场上市，一位董事见市场价位高，于是抛售持有股份，并将部分股份授予某一间洋行。不料，这间洋行竟想吞并整个石矿场。虽然吕志和在家中对生意上的难处只字不提，但吕耀东却明白父亲遇到了困难，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于是立志长大学成后要进入家族企业，帮助父亲打天下。

便是这些儿时的小事，启蒙了吕耀东对家庭的担当和对家族企业的认同感。申请大学时，考虑到家里一直从事建材、建筑及房产，吕耀东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土木工程专业。1979年，他一拿到硕士学位便回到香港，加入嘉华集团，并认为这一选择理所当然：“因为是大儿子，而且父亲非常需要人帮手，所以不觉得自己当时有选择，而且中国人黄皮肤也是要为家族办事。”

吕志和并未给予吕耀东特权，而是让他从最基层的岗位做起。吕耀东第一份工作是在安达臣石矿场和工友们一同劳作，他从中发现这是深入了解石矿场运转流程的最佳方式。此后，他逐步走上管理层的阶梯，在1987年出任嘉华集团的执行董事，并在内地负责多处地产项目。

自从吕志和在2002年拿下赌牌后，吕耀东成了吕家澳门业开疆拓土的主帅，而之前从事地产和酒店管理的经验为其进军业奠定了扎实基础。看到一起竞标的大多数财团的投资计划都在澳门半岛，也就是何鸿的葡京酒店附近，吕耀东选择在当时十分荒芜的路区圈地155万平方米，建设大型度假村。从地产开发的角度，他认为路有极大的升值前景。

在对澳门银河度假城的定位和规划中，吕耀东与父亲一样，并不愿直接抄袭何鸿以为驱动力的经营办法。虽然他十分欣赏拉斯维加斯的产业结构，认同在之外应引入娱乐休闲元素，且澳门缺乏度假胜地，但也不愿将拉斯维加斯原封不动搬来澳门。在吕耀东周游各国时，亚洲服务给他留下了最好的体验，“亚洲人有种独特方式让宾客和朋友感到喜悦”。同时，吕耀东发现，将来主要客户群是内地和香港的中产家庭，也会有一部分东南亚客源，因此将度假村定位在打造东南亚风情的综合休闲，引入世界知名的悦榕庄（Banyan Tree）、日本大仓酒店（Hotel Okura）等代表亚洲一级水平的品牌，让旅客不仅可以参与，还可以躺下来晒日光浴或是在椰风蕉雨中享受美酒，从而拥有更完整的度假体验。吕耀东的创新亮点成功将澳门银河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使其成为银河娱乐最具增长力的项目。吕耀东现任银河娱乐的副主席。

吕耀东的兄弟姐妹

与大哥一样，57岁的吕耀南同样持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吕耀南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Stanford Hotels Group，该集团通过兴建及收购，全资拥有13家酒店，包括著名的希尔顿、喜来登、万豪等品牌。吕耀南同时以Cresleigh Homes品牌在加利福尼亚及亚利桑那州发展房地产业务。因在海外发展，估计吕耀南将继承吕家以上的海外酒店地产资产。

50岁的吕耀华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1984年加入嘉华集团。早年，他曾被父亲派往东南亚投资。吕耀华非常热爱建筑，许多地产项目从开发、设计到销售都亲力亲为，如今他掌管嘉华集团地产业务的帅印，任香港地产部的董事总经理。

59岁的大姐吕慧瑜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商业学士学位，她于1980年加入嘉华集团，主要负责亚洲区的酒店业务。而吕志和的小女儿吕慧玲主要负责嘉华集团的人事及行政管理工作，或许未来才会接管主要的业务。吕志和打算将一些非上市资产留给她，包括收租物业。

吕志和深信人是靠磨砺出来的。他相信一个经验、条件不足的人直接担任高职并无好处。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五名子女经过在家族企业多年的磨炼，纷纷走上了不同业务的高管位置。吕志和对第二代的教育方式也影响了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吕耀东就曾对孩子说，他并不勉强孩子一定要进入家族企业，如果加入，“要真正当自己是一个manager（经理）而已，不是老板”。吕耀东自己也是“全心全意做一个全职的manager”。

何鸿：家族庞大，豪门恩怨

比起吕家相对简单的原生家庭结构，年届92岁的何鸿共有四房妻室、17名子女（图5），家族拥有众多成员，据悉四房很少聚在一起。

候选接班人

子女的能力与意愿是主宰传承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何鸿儿女众多，但大多并未流露过接班意愿。四房之中，长房一向甚少涉足商界；三、四房子女还很年少而且都在求学阶段；与赌王业务关系最密切的可算是二房的四位子女，他们都是较有可能成为何鸿接班人的人选。

二房的长女何超琼是外界眼中赌王家族最精明能干的孩子。她在美国圣克莱大学主修市场学及国际商业管理，1983年毕业后，通过父亲介绍进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实习，但觉得挑战性不够，于是离职后进入家族企业的慈善机构，投入募款工作，后来自己创业成立了天机公关公司，十分成功。何鸿很欣赏女儿的实力，邀请她回家族企业帮忙。

当时，何鸿拥有一家与香港中旅集团合资的“喷射飞航”公司，船队老旧、营运走下坡路，何超琼接手后，砸重金添购新船队，重新训练服务人员，将其做成了珠三角最成功的运输公司之一。何鸿愈发相信女儿的经营功力，在澳门赌牌由三变成六之时，便把澳博引进美国美高梅集团并分拆赌牌的重任交给了何超琼。2005年，何超琼与美高梅合资成立了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公司，以个人名义进军业，脱离了澳博。同时，何超琼也任信德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二房五子何猷龙也进入接班人考察之列。像大姐何超琼一样，何猷龙在1999年从多伦多大学商科毕业后，并未直接进入家族企业，而是自己拿着简历在香港找工作，最终进入怡富证券亚洲区衍生工具部。一年后，他入股iAsia Technology（今汇盈控股，00821.HK），出任执行董事，将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并先后收购了3间科技公司。25岁那年，他从父亲手上接过连续亏损四年的新濠国际，当时公司名下只有一间珍宝海鲜舫。他将珍宝海鲜舫改革并翻新，3年后，新濠国际扭亏为盈。2006年，新濠国际拿下永利分拆出的一张赌牌。现今，何猷龙任新濠国际的主席兼行政总裁。

争产风波满城风雨

何鸿也安排二房的另外三名女儿参与信德集团业务，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有些职位是主席或董事总经理，每人都有不同的职务，负责不同的领域，一切都好像已上了轨道。

然而，2011年何家的争产事件却闹得满城风雨。吕、何两家事业表现差异的分水岭，与何家家族争产事件的时点也恰相吻合（图3）。2011年1月24日，澳博发出公告，何鸿将他所持有的31.665%澳门旅游娱乐（简称“澳娱”，为澳博母公司）的股权全数转移，何鸿不再是澳博股东。二房、三房家庭成员获得相关股权，三太陈婉珍获得其中50.5%的股权，其余49.5%由二太何蓝琼缨的五个子女何超琼、何超凤、何超、何超仪和何猷龙均等持有。然而，公告刚刚放出，1月25日，何鸿就通过律师高国骏否认了这项公告，表示三太陈婉珍及部分子女不诚实，侵占他的家产，形容事件为“抢劫”。何鸿原意是将股权平分给四房。三太陈婉珍则读出一份由何鸿署名的声明，强调股权分配安排完全是出于真心诚意，绝无受任何人强逼或指使。

1月26日，何鸿坐着轮椅在电视镜头前表示，“一家人不会告来告去”，不希望家庭问题闹上法院。但律师高国骏在电视声明后代表何鸿将二房及三房太太、多名子女等11人及相关公司告上香港高等法院，要求追回澳娱31.665%的股权。1月31日，二三房发表新闻稿，指赌王已知会各人，称看不到理由再继续诉讼，已撤回法律程序。

就当大家以为争产事件已告一段落之时，2月16日，何鸿的代表律师高国骏将二房何超琼和何超凤告上法庭，称违反口头协议，要求二人立即归还股份，并向两人索偿。

3月10日，何鸿全家联合声明事件已圆满解决，何鸿已终止对二房女儿何超琼及何超凤追回股权的诉讼。3月24日，澳博公布，澳娱被争夺的31.655%的权益，其中0.117%由何鸿持有，6%由四太梁安琪拥有，余下25.538%由何鸿家族成员拥有。四太梁安琪表示，澳娱澳博是大家均衡参与，每个人有不同角色，但未透露具体分配比例。

争产事件无疑影响了澳博，甚至波及信德和新濠，三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累计异常回报率一直下跌，直至事件完结才止跌回升（图6）。如今，家族争产案件虽已落幕，但却存有许多不确定影响。如果如梁安琪所说，澳娱股份被瓜分，那么何家就无人是大股东，这对于澳博的发展会有诸多阻碍。

家业传承宜早作安排

无论是老赌王何鸿，还是新赌王吕志和，都拥有着卓越过人的商业智慧及敢闯敢拼的勇气。而银河娱乐近年来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家族治理、儿女培养及合理传承安排的重要性。

风之王篇4

作者：李英（蓝天上的云）

接：前言花小姐夜半逃婚而去，子风巧设计搓合...

京城的醉客楼，最是有名，去者非富即贵，其一，它以独特的亭台楼阁的形式，令至此的客人居高处一饱京城的美景，真是个一览众山小的所在；其二，它的所有者身份显贵，乃当今皇上最宠爱的振威将军，现封为忠义王的冷面王爷南宫皓。所以来此的人，非雅士，就是王孙贵族。平日，这里是热闹非凡，今日里亦是人满为患了，生意甚是兴隆。

位于南厢，南宫皓，正与一名面目俊秀地男子，畅谈，不时发出爽朗地笑声，这间是南宫皓的私人处所，从不对外。只有平日友人雅聚，才会来此。

“对了，子风，最近听说皇上下旨令你江南办差？”南宫皓缀一口茶问道。原来那名俊秀男子正是林子风。

“是啊，唉，上次从你府中回去，小妹被罚禁足一个月，连我也被同罚。前两日，为了你们的婚事，这丫头已然离家出走，现在家里真是愁云一片，大哥远游不问家事这两年缈无音汛，小妹还未找到，这差事又下来。我也甚是为难该如何是好，唉。”林子风的脸上满是无奈，满是愁云。看来情绪已然低落。

“哦，那丫头，居然敢离家出走，真是胆大妄为。哼，一定得好好教训才行。”南宫皓惊讶之余，有股不由然的气从心来。“那么现下，寻得有眉目了吗？”南宫皓关心的问。

“没有，我才着急，虽说已然派人四处寻找，可是那丫头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被找到呀，却是气人的淘气包，我现皇上突然有旨要我办差。这个，如何是好？”林子风一脸的失意。

“对了，南宫兄，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是否肯帮呢？”林子风突然看着南宫皓说。

“啊，只要我能帮的，又岂会推迟？”南宫皓热忱的说。

“我想，请你帮忙找舞儿，她一个女孩不知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很是担忧，现下要办皇差，所以找舞儿的事，你能不能帮忙？其实，这个是我的所请，不过，她可是你的未婚妻，你好像也应该把她找回，狠狠地揍一顿才是。居然逃婚，真是太过分了。”说至此，林子风的情绪已然有点激动，一手揉了揉眉心，一边看着南宫皓，无奈地表情，令南宫皓也按奈不住情绪。

“好，我去找舞儿，不论如何，皇上下旨赐婚，我与她确是未婚夫妇的身份，看来，真是个麻烦，你安心办差吧。我去找这个未婚妻！”南宫皓有点气愤地说道。

“好兄弟，那我先谢啦，找到了，要好好地调教一下她，真是太过分了，这次离家出走的消息还忘南宫兄保密，切不可外传。”林子风倒了杯酒，举起又道。“子风以此杯敬皓兄，先行谢过啦。”

南宫皓淡笑道：“好，此点小事，又关乎吾自身的家事，子风何需言谢？共饮此杯！”

两人举杯同饮，相视甚是开怀。

南宫又道：“对了，目前可有舞儿的行踪，我亦好找寻。”

林子风道：“哦，前日探子扬州来报，说发现舞儿与小翠主仆的行踪，昨日，又失去了消息。

看来，我们可以结伴同游江南，亦可找寻舞儿，她必在江南游兴了。你看如何？”

南宫皓惊讶之余道：“这样就好办了，我们正好下江南，找寻舞儿，她还倒是选了个好地方出游。我看她见了我们不知会怎样？哈哈”南宫皓轻笑看向林子风，两人同乐。

林子风说：“那么明日，我们就动身前往江南。找寻舞儿一事就交与皓了哦。”

南宫皓轻点头，道：“就明天出发，我去带回那个要好好调教的舞儿。”说完与林子风相视。

二人同时对笑开怀。

风之王篇5

NO Name Quartet乐队手风琴手王怡梦想之美

和Zoe相约在午后的咖啡厅见面，一身素雅且随意的装扮和舞台上的她有点区别，但亲和了不少，这是第一次和她近距离接触，她阳光且笃定的笑容，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水瓶座女子对待梦想的那份执着与努力。四岁时，她因为特别喜欢家里的键盘玩具，便被父母送到少年宫学习手风琴，并很快就爱上了手风琴。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由于课业紧张，妈妈问她，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学习文化课，一个是专心学习手风琴。Zoe回忆起这段抉择时说，当时她虽年纪尚小，但是主意特别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习手风琴，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放弃了很多玩耍的时间，专心练琴，聆听每个音符在手指间的变化。在最热的三伏天，她把自己关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卧室里，一练就是大半天。我问她：“你那么小，放弃了那么多玩的时间，天天和手风琴、曲谱做伴，有没有特别崩溃的时候?”坐在对面的Zoe眨了眨大眼睛，反问我：“为什么要崩溃?这可是我迄今为止最爱做的事情，也是最享受的事情!”

在大学时，Zoe接受了最为传统的手风琴演奏的教育模式，但在毕业时，她再一次犹豫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又是两条路，一条是考研，毕业后到另外一所大学当手风琴老师，每年享受寒暑假期，过着平静的日子；而另外一条路也是Zoe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奔赴法国，学习手风琴流行音乐。再次的犹豫，再次的抉择，Zoe还是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大洋彼岸的法国。她放弃了在别人眼里优越且安逸的工作，奔赴法国破茧化蝶。在法国学习的几年中，她用自己追逐梦想的本能汲取了很多手风琴流行音乐的演奏技巧，随后在2007年回国后遇到了乐队的另外两位成员Nico和Daniel，并组建了No Name Quartet乐队――一支以法国吉普赛爵士乐为主的演奏乐队。一路走来，zoe只是坚持了最原始最本真的那份对梦想的美好憧憬，即便有再大的困难摆在面前，她都会告诉自己：明天是全新的一天，要用全新的状态来面对。她会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放下包袱，从容面对。

作为一名80后，在Zoe身上褪去了很多在社会浮躁气息的浸泡下产生的焦虑和复杂情绪。和她聊天恬淡而轻松，谈及手风琴，谈及梦想，她脸上会泛起孩童般的笑容，在她眼里，精神世界的满足亦大于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因为在国内，她是用手风琴演奏法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人，所以她屡次在国际和国内手风琴演奏大赛上获得奖项。Zoe不仅多次举办了个人演奏会，还被比利时电视台邀请做客他们的一档访谈节目，同时在国内被邀请为手风琴大赛的评委。而No Name Quartet乐队，也多次被各国大使馆邀请，作为使馆活动压轴演奏的座上宾。但Zoe和No Name Quartet乐队并不满足于现状，她现在正在准备重新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再次以学生的身份，跟随大师，继续深造，丰满羽翼，为了梦想而再次幸福启航。

风之王篇6

 

一、 富有想象力的人物形象与颠簸命运

 

顾名思义，影片《王勃之死》的中心人物自然是诗人王勃，这位声名显赫的大诗人，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留下了《滕王阁序》等不朽文章，与大多数名垂千古的文人一样，他的一生颠沛流离，饱经宦海沉浮、人世聚散。本片多次使用渲染手法烘托氛围，全面描写了王勃的际遇，从而突出这位少年天才充满矛盾的内心。

 

他是一个天生的文人，6岁写文章，9岁作《指瑕》，16岁科试及第，文章扬名海内，成为同僚中令人仰慕的“神童”，这样的文学天赋和少年得志，造就了王勃恃才傲物的性格，成为他一生悲凉的根源。王勃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站在权力的漩涡中心，见证着权贵们的斗争;第二阶段，他被困于囹圄之中，潦倒于朝野之外;第三阶段，他在山水间落魄行歌，为离愁别苦而感伤。影片着重表现的便是王勃三个人生阶段的转折点。考取功名不久后，王勃被授职朝散郎，成为沛王帐下的幕僚，为沛王作《斗鸡檄》一文，送达对手英王。斗鸡是当时流行于年轻王子间的游戏，这篇游戏之作凭借高超的行文技巧和华丽的文采，惊动了朝野上下。唐高宗却认为此文有挑拨离间之嫌，将王勃逐出京城。从此，王勃被上流社会除名，远离了权势中心，在巴山楚水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历，后返回长安，任虢州参军，又因为擅自处死官奴曹达而入狱，被判死刑，连父亲也受到牵连，远贬交趾。最后，因为天下大赦免于一死的他，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死于途中，年仅27岁。王勃的人生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无比璀璨却又转瞬即逝，它承载了太多的赞誉和期许，却固执地坠落于茫茫大海，令人叹惋。

 

影片中的王勃，是一个典型的诗人，孤独、浪漫、肆意，都是适合用来形容他的字眼。他蔑视权贵，狂放不羁地作文章羞辱英王;他恃才自傲，在阎都督的宴席上毛遂自荐;他抑郁悲愤，选择拥抱南海的波涛，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正如朝廷官员们的评价“此人文才虽长，寿命必短”，一位旷古其才，太过于锋芒毕露，注定只能活在自己的文墨世界中，不能与官场上的既定规则相融合。他骨子中带着文人的清高孤傲，即使是仰仗权贵而生存，王勃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做文章之前要小睡片刻，作文之时要准备卧榻，以备他打腹稿之需，一切完毕还要喝一碗带着墨水的酒，这些习惯在常人看来是怪异而狂放的，为世人所不容。同时，他对官场和社会现实又抱着清醒而绝望的态度。王勃深知自己虽然天赋异禀，却只是权贵帐下的弄臣，凭借卖弄才华，博得君王的垂顾，那些文采，不过是奉旨而挥的笔墨，充其量就是太平江山的点缀。在王勃落魄入狱时，英王送来鸡毛做成的斗篷和帽子，将他装扮成一只斗鸡，赐封“威武大将军”，王勃伏在地上长叹，希望能够痛快地了结生命，然而这个愿望也不能被满足。他悲叹自己的才华高远，却无从寄托，只能终日劳碌于官场应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生活，让王勃感到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被践踏。

 

长年的积郁和内心的矛盾，让这个天才极度自信又极度自卑，只有在文字的世界里，他才能找回天性中的飘逸。因此，在落霞死后，希望破灭的他烧掉了美人风筝，投南海而亡。影片将王勃塑造为一位精神独立的诗人，他优美的词章、孤高的个性和悲惨的际遇，穿过千年的光阴，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

 

二、 虚实结合、浪漫唯美的情节安排

 

历史遗留下有关王勃的资料很少，因此，影片《王勃之死》的剧情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想象和加工，通过落霞、秋水翁、杜镜三个虚构人物，充实了故事内容，推动了剧情发展。同时，风格化的场景、绚丽的滤镜效果，为影片营造了如梦似幻的氛围，成为本片的亮点。

 

影片在剧情方面，较大程度上遵守了历史原貌，其中不乏具体场景的再现。王勃在滕王阁作文章的剧情，便是史书的写实。阎都督在滕王阁宴请宾客，本来已决定由女婿孟学士作序，但年少才高的王勃却主动请缨，阎都督非常生气，却不好在众人面前发作。王勃开始落笔，阎都督派书童传报消息，一开始，众人都怀疑王勃名不副实，不屑地评价其为“老生常谈”“套用故事”。随着行文推进，王勃的才华征服了众人，都督的态度也有了改观，命人“速速报来”，当王勃写下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都督完全被这位少年的翰墨所倾倒，长叹道：“此乃千古绝唱!”。王勃写完《滕王阁诗》后，在末句留下了一字空白，阎都督派人追问，王勃故作神秘，在书童的手中写下一个“空”字，随即仰天长笑，快步而去。这两段剧情及其所有台词均来自史书记载，对历史的还原再现，颇具淳厚隽永之感，值得观众细细品味。

 

落霞、秋水翁、杜镜三个虚构角色，是王勃在人间不多的知己。杜镜衍生于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杜少府”，他是王勃在官场中唯一的好友，在王勃被关进死牢后，仍然驱车会面，并送给他一只美人风筝。二人在监狱中的对话，想象大胆，台词精辟，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角色寂寥的内心。杜镜说：“大唐需要你的辞章。”王勃答：“你错了，是我们需要大唐。”如此悲凉而清醒的认知，一针见血地点名了王勃悲愤的来源。在断头台前，杜镜又赶来为王勃放风筝送行，美人长长的裙带飘扬在天空中，稀薄的日色，死寂的黄昏，风筝孤单的在天空飞翔，美人红色的罗裙配上凄清黯淡的色调，凸显出这位绝命人的伤感。而落霞、秋水这两个角色则是完全虚构，用以衬托王勃的孤独。宫中的舞伎落霞，因教习王勃的《铜雀伎》被逐出宫廷，流落民间，终日抑郁，她的遭遇与王勃非常相似，同病相怜的二人成为了好友。王勃告别落霞的场景是本片中的经典镜头之一。二人在木屋里纵情舞蹈，激越的音乐搭配淳厚的色调，落霞优美的动作，远方摇曳的芦苇，近处明灭的烛辉，穿插着夜空中飞翔的白鹭，托起两颗无拘无束、自我放逐的心。秋水翁是一个洞察世事的长者，教导王勃看清生死，驾船送王勃前往滕王阁，并在关键时刻送笔，他总是高声唱着船工的号子，在日落时分，撒下捕鱼的大网，一句“起帆”，令人心驰神往。这个睿智的老人象征着王勃灵魂中超脱的一面，他的箴言“笔虽断，锋颖未残”也是王勃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评价。

 

本片创造性地使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历史记载与艺术加工相结合，通过充实饱满的剧情和唯美梦幻的场景，将电影中的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三、 影片背后渗透的中国古典神韵

 

唐朝，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永久的向往与情结。那个时代，激昂着勃发的情怀，轮转着神秘的色彩，拥有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情怀，我们祖先所开创的空前盛世，值得后人朝拜。初唐正是这个盛世的开端，金碧山水、雕梁画栋，大气与精致并存的美，属于初唐时代，也属于初唐的不朽篇章。

 

作为“初唐四杰”之首，也是当时在词赋上成就最高的杰出文人，王勃的身上兼具少年的英气豪迈和文人的孤独情怀，他是那个时代文人集团最好的代言人。影片的开头，是一望无际的绿茵，在斗鸡场上，王勃挥毫落笔，令在场众人惊叹不已，喜悦的沛王将自己枣红色的宝马赠送给他。王勃当众试马，翻身跃上马背，他身穿鲜红的圆领袍和白色的披风，四目辽阔，骏马奔驰，少年放开了抓缰绳的手，张开双臂呼喊着，仰天长啸。大量的仰拍和远景镜头，将天空染成宣纸般的暗黄，策马奔腾的王勃像一滴墨汁般渺小，天地是他一展才华的舞台。这个场景，可谓是真正的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将少年天才的豪情描绘得淋漓尽致。那时的王勃正像这初生的朝代，充满了斗志与活力。王勃与杜镜的最后一次相见，是杜镜前往四川赴任的路上，王勃送别这位好友，并在其袖子上提诗，大量的远景镜头，将无边芳草和连绵远山囊括其间，营造了清新自然的氛围，此时的送别哀而不郁，二人都珍视着这段友情，惺惺相惜。正如那句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和杜镜纵然永远的分离，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但两人的心灵永远近在咫尺。这是专属于唐代的别离，没有日暮东风，没有泪洒长堤，而是满怀期待和祝愿，昂扬的情感和奋发的格调，主宰着这个正在向顶端攀登的时代。

 

通过对数字摄像机的调试，摄影师采用了浓郁、夸张的色调，千里黄云的天空，绚丽的红衣，耀眼的白鹭，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颜色，就像一幅幅中国传统的泼墨画，非常符合观众对古代中国的想象，也暗合了当时大唐的繁盛景象。同时，导演对人物的衣着、影片的场景也进行了研究。人物衣着配色古朴而明丽，形制符合历史要求，没有出现“穿越”的现象，充分表现了剧组的严谨与用心。在王勃获释后，与杜镜共同来到一家酒肆狂欢，他们踏起初唐独具代表性的胡腾舞，酒肆里还创意的出现了胡姬的歌舞，她们曼妙的身姿、神秘的面纱，伴随着颇具西域特色的舞蹈动作和打击乐，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盛世，与两位少年一起纵情笙歌。在配乐方面，本片大量使用琵琶进行演奏，一方面，女主角落霞的故事类似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歌女，且落霞擅长弹奏琵琶;另一方面，琵琶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乐器之一，在演奏方法上具有仿古的特点，颇具古典音韵美。琵琶错落有致的乐声，配合着角色起落不定的心情，二者相得益彰。

 

诗词、歌赋、舞蹈、音乐，一切艺术最鲜活最昂扬的姿态都被定格在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心驰神往，梦回大唐，是无数中国人的向往与祈愿。影片借少年天才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盛世图景，一份意气淋漓的盛世精神。

 

结语

 

电影《王勃之死》通过塑造一个怀才不遇、性情孤高的诗人形象，为观众展现了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浪漫主义情怀。导演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对比强烈的画面场景，营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梦幻。穿过历史的门扉，我们依旧能感受到王勃非凡的诗人气度，聆听到大唐的渺远余音。

风之王篇7

装一宽带，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是亲自上电信部门摧了好几次，可悲啊。若是不催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对方一个借口“忙”，体现了十足的“霸气”，将服务行业的服务性原则抛得一干二净，谁叫中国电信就一家呢？谁叫中国电信在绍兴都是同一部门呢？谁叫其他电信商打不进来呢？总之，他们不管，你也没辙。

打电话摧是又一个办法，六天后打给10000号咨询，没想到还挺难打，第一次打通说是“现在正是服务高峰时间，请稍后再拨”，当时是早上七点刚过，“高峰”我不理解，没上班就说没上班，干嘛说是高峰呢？除了上班高峰还有什么高峰？老百姓都忙着自己的活呢，谁打你们的服务电话玩？高什么峰呢？还不是因为没人上班没人来接的缘故，蒙自己去吧。拨了几次都是如此，后来到了近9点，打过去，先是“服务器正忙”，而后第二次就是“亲爱的用户，你拨10000号的速度太快，稍后再拨。”意思就是说只能拨一次，拨第二次就得等上五分钟了，自己的服务器不行，还不让人家拨，怎么能叫服务电话呢？

好不容易拨通了，接了人工台，向她说明情况，小姐帮我查了号码，说正在办理中，请我耐心等候，我的耐心已到了一个星期。第二天，我又去电信局问，有人帮我查了，说这项业务是某师傅在负责，又打电话给他，对方关机，后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对方说没拿到安装单，后来又说是电话联系不上，就将单子退回了局里。天哪，我留了三个电话号码（一个住宅，一个小灵通，一个手机），竟然会联系不上，天大的笑话，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顾客当回事，什么态度呢？也就是说我的单子根本无人接管，没人帮我安装了。最后，她他说等会再帮我联系。

第二天，终于有人来帮我装了，我在外面工作，妻在家。装机的人告诉她电话线不够长没法装，要带电话线来才行，“那就下午吧，”妻也挺好说话的，“下行不行，我还有事。”“等会中午怎么样？”“我们两点半才上班的。”看来他们是很遵守作息时间的，不到规定工作时间是不装的，而且到时间了如果他们自己有事也是不装的，怪不得几分钟时间的事情要拖上一个多星期呢！

我又找电信局去说明：“以前我装宽带时，服务人员态度很好的，要用的工具都带齐了的，那时我的电话线要拉得很长，他们都帮我搞好并上扣，做得很细致，相关软件安装都完善，调试也很好，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呢？”“线都应该你们自己接好的，我们只管装宽带的，电话线是装电话的人的事情。”“宽带不装线？不对吧？”我想大概是因为7年前我装的是要八百元的安装费，每月要二百元的月租费的缘故，而现在是80元还带免费安装和免电话费的，质量当然不保了。我还见到有几个前来报修报障的宽带用户也在柜前发牢骚。没办法，谁叫他们是电信老大呢？他们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把你给搪塞了，打发了，再加上你被迫签名的协议（不签不给办）上也都是有利于他们的条款，你根本无从维护自己这方面的权益，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了。

后来，他们说要联系另一个师傅了，但那个人的小灵通又打不通，说是关机了，也不知他们是如何控制员工的工作的，又是如何有效管理的，如果连员工都联系不上，还谈何管理呢？混乱、低效可想而知。

风之王篇8

论文关键词：王褒；南北文风；交融；乡关之思

东晋南朝在文学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十六国北朝自“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直到孝文帝时始重文学，“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北朝所慕“新风”即指南朝文学风尚。在这一文风传输过程中，最直接的传播载体就是由南人北的文人，而对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推动和影响最大的当推“牢笼于一代”的名家庾信和王褒。作为中古时期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文化世族琅邪王氏之后代，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然略逊于庾信，但他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因而剖析和探讨王褒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显然是大有必要的。

一、“牢笼于一代”：王褒与南北文风的交融

据《北史》卷八三《文苑·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生卒年不详。受家学的影响和熏陶，王褒自幼富有文才，“七岁能属文”。他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后袭爵南昌县侯，历位宣城王文学等职。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嗣位于江陵，王褒乃举家西上，因与元帝有旧情，深受宠遇。王褒既在太子萧纲属下任过职，又为元帝萧绎所器重。萧纲和萧绎都倡导宫体诗，王褒自然深受宫体诗风的影响。在梁朝时，王褒就以文采富赡而享有盛誉，《北史·文苑·王褒传》称“褒既名家，文学优赡，当时成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宠遇日甚”。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王褒梁时所作，保存下来的甚少，有明确记载者为《燕歌行》，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边塞诗，创作后即产生很大影响。

《周书》卷四一《王褒传》云：“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王褒运用了在写宫体诗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手段和技巧来处理边塞题材，将边塞生活同闺中相思相结合，较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丈夫从戎，独守空房的思妇复杂、细微的心理状况，其中对“孀闺泪尽”的妇女心态的描摹充分显现了南方文学的艺术技巧。总体看来，这首诗风格流转绮靡，特别讲究对仗和用典，音调流畅婉转，深具南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和审美情趣。

作为梁代重臣的王褒乃是因为都城江陵被西魏攻破而俘虏至北朝。《周书·王褒传》载，王褒等人到了长安之后，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的欢迎，后者甚至自称为王氏之甥，要王褒、王克等人“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北周地处关中这个文化上落后的地区，在攻克江陵以前，还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家，诗赋的创作也处于一片沉寂之中。

当王褒等人来到北周，自然以文化上的优势受到尊崇，特别是在周明帝宇文毓和周武帝宇文邕执政期间。《北史·文苑·王褒传》载“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赋诗谈论，恒在左右。”

《周书》卷四-(萧摄传》云：“及援入朝，属置露门学。高祖以掇与唐谨、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周武帝作《象经》，也指定由王褒为之作注。王褒引据该洽，甚见称赏。尤其是“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这实际上等于把王褒的文风奉为典范。

王褒入北后，将南诗的风格也自然带到了北方，如其入北后所作《高句丽》诗：“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港港，垂手奉袖婆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首句化用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造成一种雄浑悲壮的气氛，但转而却于“燕赵”写其“佳人自多”。不仅如此，王褒还描绘了佳人轻盈的舞姿：“垂手奉袖婆娑”，南朝宫廷诗风的痕迹显然较为显明。全诗通篇采用双声叠韵字，音节婉转，表现出纯熟的写作技巧。这种南朝的诗风以及高超的写作技艺令文学创作颇为贫乏的北周王公贵族及文士耳目一新并欣然接受和学习，从而引发了学习模仿南方文学的风气，使得北周的文学形势为之一变。

《周书》卷四一史论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睛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所云“世宗雅词云委”是指周明帝宇文毓。《周书》卷四《明帝纪》称其“善属文，词采温丽”，所谓“温丽”即指其诗文具有南朝风格。周明帝诗歌现存三首，其中就有《和王褒咏摘花诗》，诗云：“玉梳承花落，花落梳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无论从题材还是情调上，完全是一派南歌风味，显然是模仿和学习王褒诗作的结果。除了周明帝外，王褒还与赵王宇文招有相互唱和之作，赵王诗已不存，王褒诗现存有《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奉和赵王隐士诗》两首，前一首为军旅之作，后一首乃吟咏隐士之诗，但都具有流转纤柔的韵味，未脱南诗风气。虽然赵王此诗已不存，但从王褒和作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对王褒、庾信极为推崇的赵王所写诗什之内容以及它的艺术风格。一言以概之，王褒游宴赋诗以及同北周鲜卑贵族赠和酬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鲜卑贵族接受并学习南方汉文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亡国寄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内在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王褒入北后对现实的感受较深，诗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与柔媚艳丽的南朝宫体诗迥然不同，既有苍茫雄阔之美，又有沉郁悲凉之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王褒诗风的转变。郑振铎先生在论及王褒、庾信人北后的创作时说：“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可见，郑振铎先生对王褒、庾信二人人北后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刚健风格的诗歌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这些诗作所体现出的纯熟的写作技巧又得益于南朝时的积累。因此，这些作品正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

二“乡关之思”：王褒的诗文创作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辑录王褒诗作48首。在这些现存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和之作，而且绝大多数赠和的对象或为南方故友或同为被迫由南入北的文士，在这些作品中都寄寓着浓厚的乡关之思，这与《周书》的记载并不相符。据《周书·王褒传》记载，王褒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根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载，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均属九命，官职看似极高，实际上都是些空头衔，这从史传的其他记载中即可见出。如《周书》卷三o《于翼传》记载，周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据、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于翼对此向明帝建议：“萧掇，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尊爵之义。”又《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执掌军国大权的宇文宪对名医姚僧垣的儿子姚最说：“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由此来看，在注重实用的北周，这些由南入北之文士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到一定歧视的。尤其是在人北初期，宇文泰虽然对他们敬礼有加，但并不赏识他们。周明帝即位后，因其笃好文学而对才名最高的王褒、庾信“特加亲待”，但也是把他们作为“有艺业者”，作为“赋诗谈论”的文学弄臣，作为宫廷的一种文化装点，在政治上并不加以委任。直到周武帝时期，这些入北文士才“咸居禄位”。王褒也是在周武帝保定中才授予属正五命的内史中大夫，此时他已人北十年。而上举宇文宪所言是在周武帝天和中，说明这时候北周当权者还有对王褒等人北文士采取轻视的态度。王褒在政治上真正被北周统治者所重视是在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因而出身于名门大族、曾为梁朝重臣的王褒在北周的境遇和在南朝时实在无法相比，所以他人北后常有一种失落、感伤、悲凉的情绪，这与《周书》所言“忘其羁旅”是完全不相符的。相反地，其诗作中往往流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

王褒深深地怀念江南故国，这种乡关之思只有对南方故友或是对“同是天涯沦落人”，与自已一同俘虏至北的文人才能慨而发之，所以在与友人的赠和之作中王褒大都展露了人北后内心真实的思想与情怀。如《赠周处士诗》有云，“犹持汉使节，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惊羽畏虚弹。

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他向江南故人周弘让倾诉了自己身在北国但心却向江南故国的情怀，以及羁旅异乡的忧惧和南归无望的感伤；在给同他一起入北的殷不害的和诗《和殷廷尉岁暮诗》中，王褒有云，“岁晚悲穷律，他乡念索居。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述说了客居他乡心境的枯寂索寞；在《送别裴仪同涛》中，他向同是羁旅客乡即将出发戍边的故人裴氏袒露了浓浓的乡情：“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亲”；在给得以南归的王都官的赠别诗《别王都官诗》中，王褒将南归无望的自己称为“流客”、“离群”，一想到这次送别后，便是“河桥两堤绝”、“山川遥不见”，心中便无限凄楚。王褒在为客死异乡的故友所撰写的悼诗中，将这种痛切的感情表现得更为鲜明。如《送观宁侯葬诗》和《送刘中书葬诗》，观宁侯乃萧永，刘中书乃刘瑶，二人也都是被迫由南入北者。王褒以梁时旧职称之，其中可谓大有深意。这些由南人北之文士具有“畴昔同羁旅，辛苦涉凉喧”的共同命运以及“观风方听乐，垂泪遽伤魂”的共同情感，他们的客死异乡使得王褒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将来，不可遏制地在悼诗中表达了“兔死狐悲”的凄寂伤感之情。

在《送观宁侯葬诗》结尾，王褒有云，“寂寥还盖静，荒茫归路昏。挽铎已流唱，歌童行自喧。眷言千载后，谁将游九原”，将那种茫然无所归宿的心情展露无遗，其中更以歌童的嬉闹反衬己之孤独、落寞。这一情感在《送刘中书葬诗》中表现的更为浓烈，特别是“书生空托梦，久客每思乡”两句，用温序死而思归的典故，借刘瑶而自伤，表达了强烈的思归之情。但北周的留而不遣让王褒南归的希望彻底破灭，“陵谷俄迁变，松柏易荒凉。题铭无复迹，何处验龟长”，想到多年后连墓前的碑上铭刻的文字都漶灭了，自己也将成为异乡的孤冢野鬼，心中之痛彻自不待言。因而王褒人北之后，诗中所饱含的沉郁、悲凉的气质，实有着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影响。故明人张溥在《王司空集题辞》中云：“盖(褒)外縻周爵，而情切土风，流离寄叹，亦徐孝穆之报尹义尚，庾子山之哀江南也。”

王褒诗作中还有一些咏物诗和山水景物诗，其中他人北后所作的咏物诗与以工细著称的齐梁咏物诗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清代王夫之曾评论齐梁咏物诗的通病是单纯写物，他认为直到盛唐以后才有即物达情之作。实际上王褒的《咏雁诗》已是一典型的即物达情之作。诗人借咏雁表现流寓异土的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尤其是最后六句“河长犹可涉，海阔故难飞。霜多声转急，风疏行屡稀。园池若可至，不复怯虞机”。全部采用比体，以大雁不畏路途遥远、风霜险阻都要飞归园池来比拟自己急切的思乡之情：若真的可以回归，哪怕归途有千难万险也要回到故乡。王褒入北之后所创作的山水景物诗同样具有一种萧瑟幽僻的气象，如《人关故人别诗》：“百年余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百年古树、千里黄尘组成的意象已令人产生凄凉的感觉，而“余”字和“暗”字更带有很深的感情色彩，暗示了故人离去，北国弥空，徒留我在，心中无比孤寂、暗淡的情怀。同样《始发宿亭诗》也通过“落星侵晓没，残月半山低”的意象，从“落”、“残”“没”、“低”等带有暗淡情绪的词语中，形象地反映出诗人离别亲人之苦，前途辽远之忧等愁绪怅恨。总体来说，这些诗作鲜明地体现出“体物情深，工于铸意”的特点，亦透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

除了诗歌之外，严可均《全后周文》卷七还辑录王褒文二十六篇，其中《与周弘让书》最为有名。《周书·王褒传云，“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致书”。这封书信同样充满了羁旅之恨和乡关之思，表达了王褒悲痛失望的感情。尤其是最后一段文字，其深沉哀痛动人心扉：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风之王篇9

关键词:书法、世家、异同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晋代可以说是一座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家，而且出现了许多以书法出名的世家。这里笔者主要以东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例，谈谈晋代的门阀士族的书法世家的异同，以期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王氏和谢氏两个书法世家，其兴起和盛衰，其成就和局限，都是具体的、复杂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相比，琅邪王氏兴起比陈郡谢氏要早一些，但这两族作为书法世家在东晋时期都一直相当兴旺，并且在东晋之后依然薪火相传。在这两个书法世家，都是人才济济，甚至可以这样说晋代门阀士族内部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多是出自这两族。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廙、王羲之、王献之，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鲲等。

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最大的文化世家，正如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所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日益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经十数代，风流不衰、冠冕不绝，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王氏为何兴盛若此？这除了当时的门阀政治诸多制度保障之外，其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和文化。两晋时期战乱频繁，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战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由此看来，王氏世家之所以长盛如此，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进。所谓与时推进，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的整体利益。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 （唐）房玄龄等 吴则虞点校 中华书局 1974年。

7、《世说新语》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 唐长儒 中华书局 1983年。

风之王篇10

关键词:书法、世家、异同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晋代可以说是一座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家，而且出现了许多以书法出名的世家。这里笔者主要以东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例，谈谈晋代的门阀士族的书法世家的异同，以期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王氏和谢氏两个书法世家，其兴起和盛衰，其成就和局限，都是具体的、复杂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相比，琅邪王氏兴起比陈郡谢氏要早一些，但这两族作为书法世家在东晋时期都一直相当兴旺，并且在东晋之后依然薪火相传。在这两个书法世家，都是人才济济，甚至可以这样说晋代门阀士族内部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多是出自这两族。如王氏家族中的王?M、王羲之、王献之，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鲲等。

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最大的文化世家，正如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所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日益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经十数代，风流不衰、冠冕不绝，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王氏为何兴盛若此？这除了当时的门阀政治诸多制度保障之外，其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和文化。两晋时期战乱频繁，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战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由此看来，王氏世家之所以长盛如此，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进。所谓与时推进，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的整体利益。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郑烩资霞易逯械拟滓怼⑩琢粒恍皇霞易逯械男祸铩⑿话驳鹊取U庑┖诵娜宋镌诩易逯杏邢嗟贝蟮娜ㄍ??谑榉ㄉ隙加泄毕住K?怯懈姓倭Γ?厥佣约易遄拥艿慕逃?团嘌?：诵娜宋锏亩嗌伲?榉ㄋ?降母叩停?跋斓拇笮。?倜?某ざ蹋?蔷龆ê陀跋焓孔迨榉ㄊ兰业牡匚缓脱荼涞闹匾?蛩兀?比徽庑┖诵娜宋镆怖氩豢?榉ㄊ兰摇7ü?帐跫业つ伤倒??br>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M、王?鳌⑼豸酥?⑼跸字?⑼醌?、王珉等，同时王?M、王?鳌⑼豸酥?⑼跸字?⒒股贸せ婊??硗庠谝衾址矫嫱豸酥?⑼跸字??薪细叩脑煲琛?br>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 （唐）房玄龄等 吴则虞点校 中华书局 1974年。

7、《世说新语》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 唐长儒 中华书局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