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语录十篇
时间：2023-03-27 00:34:32
武则天语录篇1
1、高人叶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间风月，去去隔烟霞。
2、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
3、君子虽殒，美名不灭。
4、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
5、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
6、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
7、欲安其家，必先安于国
8、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
9、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10、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自己累死，而是要让手下做事情累死，这个才叫本事。
11、身不修则德不立，德不立而能化成于家者盖寡矣，而况於天下乎
武则天语录篇2
［关键词］ 悼友诗；遗民；衰颓；自悼
Abstract: It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Gu Yanwu’s poetry using the poetics in Rizhilu to interpret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Gu Yanwu’s personal discourse， but they corresponded with his academic discourse. In his early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largely narrated something， using poetry to record history .In his late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blurry with waning color. In the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Gu Yanwu also mourned for himself. From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 can comprehend that it is time that can explain YiMin’s tragic foreordination.
Key wor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Yimin; wane; mourning for oneself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朴学思想上，尤其是考据学与政治思想。关于遗民心态的研究，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顾炎武有深刻的解读［1］。然而关于顾炎武诗歌的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冷落，一则顾炎武不以诗歌著名，再则顾炎武多有讥刺文人的言语。然而，早年的顾炎武以诗歌闻名遐迩，成为遗民后，删除了早年的诗作，还留存了400多首诗歌。身处以诗歌表达情感的传统中，顾炎武的诗歌记载了他作为遗民的人生行迹，流露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情绪波动。对于他悼友诗的阅读，尤其可以窥见他作为遗民的心态变化，解读到他悼念遗民亡友时的复杂情感，从而了解到一代遗民的悲剧宿命。
一、诗是“余事”
在顾炎武现存的400多首诗中，悼友诗有15题，24首。作于他中年时期的有：《哭杨主事廷枢》［2］、《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3］、《哭顾推官》［4］、《哭陈太仆》［5］，这5首作于顺治四年（1647），是年顾炎武35岁，所哭诸友均因难死于清兵手下。康熙二年（1663）作《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6］，吴炎、潘柽章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康熙九年（1670）作《挽殷公子岳二首》［7］，康熙十二年（1673）作《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8］、《哭归高士四首》［9］，康熙十三年（1674）作《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10］，康熙十四年（1675）作《送程工部葬》［11］、《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12］，康熙十九年（1680）作《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13］、《华下有怀顾推官》［14］、《悼亡五首》［15］，另有一首《哭张蒿庵先生》［16］据王冀民先生考证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这些悼友诗绝大部份作于50多岁时，其余的均作于60岁以后，作《悼亡五首》时已经68岁，离死亡不到两年的时间。
葛兆光认为清代士人存在着话语分裂现象，文化人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而诗词属于“私人话语”［17］。顾炎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清朝，他的诗应该算是他的“私人话语”。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写诗只是“余事”。他曾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8］并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19］何况顾炎武认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20］，对文人持鄙薄态度，他的诗便淡化了文人对词藻等形式的追求，而成为他人生理想和实践的行迹载录。王冀民认为：“先生之隐尽之于诗，故手自编录，授之门人，而又借韵目以讳字，此殆生前不敢传而欲传之于身后也。”［21］这样看来，顾炎武的诗歌又是他的“学术话语”。与清代士人学术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相分裂不同，他的学术话语和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是相吻合的。
作诗虽为“余事”，诗却流露了他个人的内心情感。
二、悼友：“蒿里魂归白日寒”
顾炎武引用薛冈的话说：“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22］他自己也认为：“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仅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23］在他悼念的友人中，殷岳也是写诗的能手，同样不喜律诗，认为徒费对俪，无益性情，所作只有五言古风一体。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中，五古4题，五排3题，五律2题，七绝3题，七律3题，可以看出顾诗风格的一斑，也能看到顾炎武私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契合。《日知录》中提出“真”的文学观：“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24］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25］。在用韵方面，他仍然主张“不以韵害意也”［26］，“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27］“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8］从诗体、用韵等各个方面，顾炎武提出写诗应该“以意为主”，从诗“意”出发，抒发真挚的情感。写诗不能单纯地追求文采辞藻等形式化的东西，但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要注重文采对表意的作用，《日知录》中专门讲到了文辞对于表达作者情感意图的重要性，注重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意。
顾炎武的悼友诗正是他性情的展示，重诗“意”，抒发和朋友的生死之情，同时注重文采，悼友诗向我们显露了他情感世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失，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迁，他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漂泊流离中的顾炎武在对友人的哀悼中也哀悼着自己。
《哭杨主事廷枢》、《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哭顾推官》、《哭陈太仆》是哭被清兵杀害的友人。明朝灭亡三年，顾炎武正当壮年，与有志之士正坚持着抗清斗争，同志的被害让他义愤填膺。除了《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是七绝外，另外三题都是五古。五古受的拘束少，易于抒情，而且这几首都多叙事。《哭杨主事廷枢》42句，历述杨廷枢举应天乡试、甲申之变、福王继位，杨廷枢攻击马、阮，被福王罢归，清兵南犯，杨廷枢受知于隆武帝、参加战役、兵败后匿于田野、后被清兵俘获决心一死，最终“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而死。《哭陈太仆》42句，先记述陈子龙的才干与勇武，但笔墨更多地放在诗的后半部。陈子龙被福王召用，上疏福王，归松江，而清兵直取江南。他又上表唐王，参加松江一带战事，他的家奴卖主告变，大事不济，陈子龙望门投止，投到先生家，王夫人仓促具饭留宿，后为清兵所获，跳水而死。21联诗把陈子龙的生平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楚，中间还夹着顾炎武“尚愧虞卿心，负此一凄恻”的感愧。“复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是对陈子龙逃亡时仍不能晦迹的叹惜，在诗下有自注：“君出亡时，尚仆从三四人，服用如平日。”《哭顾推官》66句，叙述了顾家“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的悲惨遭遇。这三首诗叙事如此之多，原因就在于友人的出处大端，死生大节，必定要以他们的生平经历为依据。虽然是五古，但三首都一韵到底，全押仄声韵，与作者悲愤的情怀相符合，悲愤慷慨。在《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中有“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江上去招魂”为友人复仇的愤而自誓。这几首诗有着诗以代史、以诗存人的性质，说明顾炎武还在打算着韬光养晦，以期有一番作为。
南明王朝的覆灭，台湾郑成功抗清的失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的被剿灭，清朝文字狱对广大士人残酷的杀戮，顾炎武耳闻目睹这一切，他的诗歌难免染上一些衰颓的色彩。通观顾炎武的诗歌，在康熙二年（1663）已经有转颓的趋势。《楼观》：“颇得玄元意，西来欲化胡。青牛秋草没，日暮独踌躇。”［29］楼观即道观，前两句从楼观主人尹喜着意，后两句则是顾炎武的自抒。顾炎武视佛老为异端，然尤恶佛，以其为“胡”，二者犹有夷夏之辨。可是“化胡”亦殊不易，况时值日将入暮。日暮途远，欲西行化胡也颇费踌躇。这首五绝前二句气势锐意不减，后二句则衰颓之气油然而生。较之之前诗歌中流淌的锐气，之后的诗歌想显示出锐气却越发表现出衰颓。作于这一年的《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对死于湖州史狱的吴、潘二人的冤魂有“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的凄冷想象，有“巫招虞殡俱零落”的对冤魂之多的哀叹，却没有为友人复仇的决心。其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而不贵详实、注重抒情的特点，这首中已经表现出来。
衰颓的气势在后来的悼友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顾炎武似乎寄望于他，同年作《哭归高士》，虽有“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的悲哀，却还有对归庄没有看到吴三桂起兵的遗憾：“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然而，吴三桂起兵初给遗民们带来的希望慢慢消失了。作于第二年的《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悲凉，当年有着相同志向的诸多好友都与世长辞了，“修门旧馆露先晞”。中国诗歌传统中士人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30］、“常恐秋节至， 焜黄华叶衰”［31］的感叹在顾炎武的诗中出现了，他意识到这种感情对人生的伤害性，所以力扫衰飒，“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自问自答，着力摆脱伤感，然而，唯其如此，诗的感叹意味愈加浓厚。在对亡友的追悼中，老年的顾炎武多想象之辞。《挽殷公子岳二首》中殷岳死于福州，顾炎武从未去过福州，在遥寄闽南瘗旅之痛时，有“岭云缘旐下，溪鸟夹棺飞。薏苡当含贝，桄榔待复衣”对死者丧葬的想象。《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由“遥凭太行云，迢递过夏峰”引起，知孙起逢的葬时葬地而未能执绋，不免千里神驰，遥想“会葬近千人，来观马鬣封”的场景。《哭张蒿庵先生》有“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对昨日的回忆和对墓地凄凉景象的想象。《华下有怀顾推官》里有“为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狝彼田中禽”的幻想。这是在顾诗里极少见到的对幻觉的编织，因为世上无志士，所以顾炎武才想到了阴间的刑神蓐收，希望蓐收持彼利刃，偕我推官，猎杀田中妖鸟。“田中禽”应是指满清。寄希望于阴间出现在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的诗里难以想象，因为对同仁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因为对现实的清醒？
前后期悼友诗的感情出现了变化，在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中，后期的悼友诗多了想象之辞，平添了衰颓的气象。
三、遗民世界：“清风春尽首山薇”
“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山薇”。遗民们一个个徂谢，而文章不传，斯文沦丧。清朝建国初期，遗民们曾经尖锐地质疑清代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拒绝与权力合作，他们思想表达的全部合理性，建筑在民族命运的激愤和故国哀思的感情上。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日知录》，希望通过重组儒家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然而，“从清代初年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32］清朝的怀柔政策，文字狱的打击， 使遗民们处于困境之中，顾炎武也由原来期待恢复明朝变成了期待“后王”，希望“有王者起”。“其间有正是‘信念’以及自我期许的变化，尽管‘一旦有事’、‘光复旧物’的期待较具体，而‘待后王’、‘有王者起’，则不免邈远而抽象”［33］，顾炎武自己是否意识到目标的邈远抽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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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来往于南北方之间，沟通了南北遗民诗人。在他所悼的亡友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足迹所至。归庄是顾炎武的生死至交，同是江苏昆山人。顾推官是昆山人，杨廷枢、李模是吴县人，潘柽章、吴炎是吴江人，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殷岳生活在陕西，程先贞是山东人，孙起逢是河北保定人，张蒿庵是山东济阳人。陈子龙曾经创造几社，程先贞曾经入复社，归庄和顾炎武曾经一同抗击清兵，张蒿庵被顾炎武认为“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34］。他的亡友都曾经在遗民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今都死去了，自己则多寿多辱。
《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里“嗟此衰世意，往往缠心胸”是他老年时期最恒常的感叹：“倘有徐孺子，只鸡还奔从。一时诸生间，得无少茅容？”虽然自比为徐孺子，却以茅容反衬凡庸不肖之同社，“俗流骛声华，考实皆凡庸”。而他有所感触的“同社名氏”即是明末复社诸人，顾炎武弱冠时就与归庄列名该社。在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经过华山，触景伤情，作《华下有怀顾推官》，顾推官已经死去33年，“尔来阅三纪，斯人成古今”。在这“三纪”里，局势如何呢？“邈矣越石啸，悲哉嵇生琴。钟吕久不鸣，乾坤尽聋喑。”天地尽聋哑，顾推官舍身死义，虽然“下见采薇子，旧盟犹可寻”，然后继无人。“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不仅旧盟模糊了，连学问礼仪都要失传。所以“我无人伦鉴，焉敢希林宗？惟愿师伯夷，宁隘毋不恭”。复社中苟活着的人已经守节不终，纵有林宗人伦之鉴，又如何能辨别呢？君子处衰世，但求自全而已，以后惟当以伯夷为师，宁失之狭隘，也不愿与凡庸同流。“遗民现象的‘时间性’（亦一种有限性）还体现于‘不世袭’。遗民于此看到了其‘大限’。”［35］顾炎武已经看到了遗民的“大限”？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在清朝做官。在给外甥的信里他讲述着为君为臣之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36］他在信中讲述自己的耳闻目睹，告诉外甥该怎样为人主尽心。而友人程先贞曾经失足降清，他也在追悼。在失去国家的无奈中，时间淡漠了亡国的伤痛，新的统治者的举措也安抚着民心，对新王朝坚定的反抗被柔化了。顾炎武经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已经认识到无力回天，大明王朝一去不回了。既然新的统治者更得民心，反清复明的斗争又有何意义？“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正是时间，解释了遗民悲剧之为‘宿命’。”［37］“正是‘时间’，剥夺着遗民的生存意义，不止于使其‘待’落空，而且使其生存依据虚无化。这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道德处境。”［38］
四、自悼：“谁知游子天涯别”
在对亡友的追悼中，顾炎武也在追悼着自己。
《日知录》中认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39］这里不只是反对摹仿，还提出了“诗”与“我”的关系。顾诗里有一个“我”在，所以他的感情抒发得真挚而深刻。
在《哭顾推官》中夹有“我时亦出亡”句，在《哭陈太仆》中有“君来别浦南，我去荒山北”，把朋友的遇难和自己的遭际联系起来。在追悼朋友时，常常自愧，“不是白登诗未解，菲才端自愧庐谌”，“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在哀悼江东好友纷纷死亡时，以自己“削迹行吟久不归”的人生开端。而最能体现他自悼意识的是《悼亡五首》。
《悼亡》五首，只有第一首为代言：“谁知游子天涯别，一任闺芜日夜深。”对妻子王安人带有内疚。其余四首皆自言。第二首“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叹王安人之逝，也叹自己久游不归。第三首则完全是自叹：“廿年作客向边陲，坐叹兰枯柳亦衰。传说故园荆棘长，此生能得首丘时？”多年在外，离家益远益久，人事代谢，听说故园坟墓已长满了荆棘，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死后能够归葬故园吗？生前漂泊看尽了兰摧玉折，死后可以在故土安息吧？第四首前两句是对王安人丧葬的想象：“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仿佛看见了妻子归葬时的凄凉之景，后两句便是对自己坚守气节的肯定：“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顾炎武以这句诗概括了他作为遗民的决心。他拒绝清朝博学鸿词课的招揽，辞讲学，游南北，遗民越来越少了，后继无人了，然而他坚守住了遗民的气节。最后一首以乐羊子自比，“他日乐羊来旧里，何人更与断机丝？”顾炎武以乐羊子自责，妻子王安人则是他的畏友。即便回归故里，断机丝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是对王安人的思念还是对自己的怜悯？五首七绝与其说在哀悼王安人，不如说在抒发自己长年的飘零之痛，也表达他虽历经艰难而坚决做遗民的气节。让顾炎武念兹在兹的是他不负母教，到死没有改变遗民的操守。
顾炎武的诗中没有明遗民进退失据的焦虑，也没有对身份归属的困惑，他似乎非常坚定而充满信心地反清复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焉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40］他对于“吾辈”的责任如此责无旁贷，然而当“吾辈”一个个凋零时，他的决心与坚定还在吗？透过他的悼友诗，我们能看到顾炎武感情的另一面。从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能看出他感情世界的变化，也能看到清王朝大踏步向前迈进时遗民世界苍凉的景象。顾炎武在追悼朋友的时候也在追悼着自己，追悼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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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语录篇3
关键词：明代；海防；漕运；军事聚落；国防
中图分类号：K24；E2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我国古代在沿海设置军事防御设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处钱塘江流域、濒杭州湾的越国建都于会稽山下(今绍兴越城区)，在会稽城周围建有石塘、防坞等防御设施，既可抵御敌国从陆地的进攻，又可防范敌国从海上而来的侵扰和偷袭，可视为我国沿海军事聚落的雏形。但在明代之前，各朝代建置的濒海防御设施都是以对内防御为主，在空间分布上也仅限个别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真正形成完整防御体系的海防设施建置是在明朝。“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 内统于五军都督府。”[1]卫所制是明代基本军事制度，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卫所制度的特点使得它又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因而研究沿海都司卫所的变迁，乃是研究明史、海防史及沿海军事聚落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明代加强海防的原因
明代立朝之初，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政治上，亟须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定新王朝建立后人心不稳的局面；经济上，元代末期社会经济衰败，新王朝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军事上，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逃入北方大漠，但还拥有相当的兵力和经济实力，一直在窥视着南下反攻中原的时机，所以明朝北部疆域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在南部沿海，始自元朝末期的倭患也愈演愈烈。
立国之初的明王朝亟须和平、安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因此，一方面，施行睦邻外交。朱元璋制订了以睦邻友好为主旨的外交政策，“中国奠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2]，并遣使四方。另一方面，建设国防。在明王朝疆域的陆地边界建设九边重镇――陆地防御体系，在东南沿海修筑城池、整饬要塞――建设沿海防御体系，由此构成了明帝国整体的国防体系。
（一）明初的倭害
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而早在公元1336年，日本已分裂为南朝和北朝，争战不休。公元1467年，日本更发生了应仁、文明之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众多诸侯纷争不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在长期的内部战乱中，许多日本平民因失掉土地或其他生产与经营的条件而沦为冒险投机商人乃至为匪，而在战争中败溃的兵、将、武士则沦为浪人[3]，他们相互勾结，在封建诸侯的支持或组织下形成海盗集团，“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4]。洪武初年，“倭奴数掠海上，寇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5]。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6]。洪武二年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 [7]。洪武二年八月，“倭入寇淮安”[8]。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9]。此后数十年间, “倭数寇海上, 北抵辽, 南讫浙、闽, 濒海郡邑多被害” [10]。倭害给我国广大沿海地区造成了极大祸害。
明朝初期以南京为京师，距海较近。靠近东海的苏、松、杭、嘉、湖等地区经济发达，是明王朝的主要财政赋税之源。倭寇的侵掠直接威胁明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受到明王朝高度重视。
明朝初年，每年要从江南地区的苏州、太仓等地海运大批粮食到辽东、北平、永平、蓟州等地，作为北平、辽东的军饷，以支持太祖的北伐，具有军事补给的性质, 因而海运由军队执行，指挥官均为武官。如洪武元年(1368年)的汤和, 洪武四年的吴祯，洪武六年的唐胜宗和洪武七年的朱寿等, 都曾先后“督江浙海卫军大舟百余艘, 运粮数十万石”[11]。洪武十八年(1385年)五月，“命右军都督府都督张德督海运粮米七十五万二千二百余石往辽东”[12]。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命航海侯张赫督江阴等卫官军八万二千余人出海运粮，还自辽东”[13]。
“洪武十七年十月……癸巳，兵部言镇海卫千户王庭出海运粮，遇倭寇战殁，广洋卫百户周清出海捕倭溺死。诏庭加三等追赠，清加二等追赠，俱以米布给其家。”“洪武十七年冬十月……命将士运粮往辽东，上谕之：‘海道险远，岛夷出没无常。尔等所部将校毋离部伍，务令整肃，以备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14]可见，明初的海漕航线虽傍岸逶迤而行，但仍受到倭寇的骚扰，须以军队护送才能保证对北方官军的粮饷供应。
与海外各国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有赖于海疆的安宁。明朝在沿海开设三个通商口岸，“宁波通同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5]。倭寇的侵掠也威胁到贡道的安全。
（三）加强国内统治
明朝初年，元朝残余势力并未彻底铲除。方国珍、张士诚、陈友定等部余党逃入近海岛屿，据岛抗明。而且，江南的一些地主、士绅不甘心失去他们在前朝获得的利益，仍自称元臣，对新皇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有人打起方国珍、张士诚及前朝的旗号，起兵与新政权为敌。[16]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反明势力还与倭寇沆瀣一气，“导倭出没海上……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17]26。这些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
不仅如此，明初朝廷加强沿海防卫也是为了镇压国内沿海人民的反抗。明代初年，“力役为烦, 赋敛过厚”[18]3006，“或卖产以供税, 产去而税存, 或赔办以当役, 役重而民困”[19]，因而沿海地区民众的反抗和起义时有发生。据《明实录》记载, 在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57年中, 民众的起义和暴动就达一百多次, 今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都有发生。例如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 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爆发了有2000人参加的农民起义, 由明军海南卫出兵镇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罗源县山贼作乱。福州卫兵讨平之，百户王铭战死”[20]。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太祖“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及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1]。这是迄今见于史料最早的明代禁海敕令。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正式颁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8]3087。从此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施行了约一百九十年的禁海政策。可见，明朝长期施行禁海政策，既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掠，也是为了巩固对内统治。
二、明初的沿海卫所建置
由于明代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各不相同，而且倭寇的侵掠也时重时轻，所以明代的海防建设也呈现出时强时弱的阶段性：明初洪武年间到宣德年间，海防体系处于建立阶段；正统年间至嘉靖中期，海防废弛；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海防建设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海防逐渐懈怠。
明朝将沿海地区划分为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鸭绿江七大海防区。
（一）明初沿海防御体系的创立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以前，明廷的海防战略以防敌于海为主。明王朝在建国时, 已有一支装备精良、能征惯战的强大水军，这支水军既是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力量，又是明初“以舟师防海”的基础。同时，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在全国建立卫所，沿海各地亦然。在沿海，除了与内地卫所一样的卫内千户所外，还结合沿海设防的特点，设有独立的千户所――守御千户所，不隶属于卫，而是直接隶属于都指挥使司。这期间，与沿海卫所配套的城寨、水寨、烽堠、墩台等建筑设施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洪武十九年后，随着朱元璋与日本外交交涉的失败，明朝的海防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朱元璋同意了方鸣谦“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的谏策[22]，从而确定了“既御敌于海上，又御敌于陆地”的海防方略。明朝在加强水军建设的同时，继续增加沿岸卫所的建置，并修城、筑堡、建水寨。
明太祖加强海防的另一举措是在滨海地区建立巡检司。洪武二十年(1388年)，在福建增置巡检司45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确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23]1427此后，沿海建立了更多的巡检司。巡检司的士兵称作弓兵，每个巡检司在不同时期人数不等，其任务是“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犯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23]1429。据《筹海图编》载，沿海的巡检司有353处。
总括洪武一朝，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今江苏省南京一带)、山东和辽东等地的沿海、沿江(河流下游入海口)共设立49卫86所、约350处巡检司和约900座烽堠。洪武一朝三十余年的建设奠定了明代中国沿海卫所的基本布局，由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沿海防御体系，并形成了由卫、所城(含水城)、营寨(含水寨)、堡寨(含水寨)、关隘、烽堠等建筑形式构成的沿海军事聚落群。
（二）沿海防御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永乐一朝(1403-1425年)延续了洪武帝的海防战略，继续完善沿海防御体系。永乐帝是从北方起家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在永乐初年，既要加强北方防御，还须为以后迁都奠定坚实的政治与军事基础，必须保证海运的畅通，因而明成祖朱棣对渤海沿岸的卫所建设十分重视。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设抚宁卫(今河北抚宁)、移开平中屯卫至滦州(今河北滦县)；永乐二年(1404年)，设天津卫；永乐三年(1405年)，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年)，设天津右卫(天津三卫均在今天津市)、卢龙卫(今河北卢龙)、梁城所(今天津宁河)。经过明初洪武、永乐和宣德三代约七十多年的努力, 明朝基本建成了以卫、所为节点, 以城、寨、堡、墩台和关隘为建筑形式的沿海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结构在明朝一代无大的改变，随之形成的军事聚落在空间分布上的形态也无大的变化（图1）。
图1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分布此后，嘉靖中期倭寇再次猖獗，明朝沿海的军事斗争加剧，其沿海军事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中期以后，加强沿海军事实力的工作主要有：实行募兵制、改革并完善指挥体系、选调将领、合理划分战区、建造战船以加强水军、修筑府县治所城池以及加强情报搜集等。对于军事城寨，主要是在原布局的基础上修复、加固与完善，甚少新置。
（三）明代沿海防御体系的层次
这些防御设施的建立，与水军一道构成了海上和海岸及其毗邻地区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海上防线，由水军担任；第二道防线是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各卫所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域和地域，并互相呼应。平时水军巡逻于海上，查明敌情，遇敌入侵即行抵御，歼敌于海上。一旦敌人接近海岸，烽堠报警，卫所陆军迅速赶赴敌人登陆地点，歼灭敌人，水军同时配合陆军作战。当敌人大规模入侵时，朝廷则命若干卫所的水陆军或驻于京师的战略预备队，在海上或陆地抗击敌人。这样，在我国沿海就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三、明初海运的作用
洪武年间，残元势力虽数次遭到明军大规模清剿，但并未彻底消亡，仍具有一定的军力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对新生的明王朝构成一定威胁。朱棣篡位后，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也为防御北方蒙元，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从此，明朝的政治中心靠近了位于北方边缘的防御重心，在整体上巩固了明朝国防，但却远离了它的经济中心，也给了倭寇些许可乘之机。
这一格局使京师百官傣禄、军卒粮饷、宫廷靡费、市民生活之需，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明初为防御北方元蒙残余势力的南侵，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先后设置了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固原、延绥、宁夏和甘肃九个边防重镇。九边重镇各自统领数量庞大的兵卒，连同其官属家亲，所需粮饷物资等费用，有相当部分由中央供给(洪武时实行屯田自给，后又采取“开中”之法输粟实边相佐，但都为时不长相继停废)。这一切供给只得仰赖于经济发达的江淮。因此，延续于洪武年间每年最多七、八十万石的海运运力根本不堪用度，见表1[24]58。
因此，早在正式迁都14年前的永乐四年,朱棣就推行“海陆兼运”，“成祖命平江伯陈董漕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也艰”[25]2080 。其中，海运不过百万石, 且“经历险阻, 每岁船辄损败”, 其损失率为元朝的三倍, 高达18.5%；陆运方面，大运河之会通河段已在元末荒废，又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因河决原武(今河南原阳县西北)，洪水由安山湖而东溢，完全将会通河淤塞。所以河漕也须水陆转运，陆上运程达170里, 常用民工2.4万人, 粮车1600辆, 不仅运耗大, 而且还不能按期如数运达。在这种形势下, 明朝朝廷不得不在河漕与海运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同知潘叔正又上疏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26]朱棣从其言，乃“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25]2080。宋礼以“民夫三十万, 用工百日修成”，“由济宁临清三百八十五里”[11]2066，自此漕舟始达通州。“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27]南粮北运的情况从此得到很大改善, 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在清河口凿通清江浦，终于使大运河全线畅通。[28]这给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态势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北方政治、军事中心所需的物质支援，完全可藉运河漕运到京，见表2[24]87。明廷遂于永乐十三年正式“由运河转漕, 遂罢海运”[11]2067。
对比表1与表2也可以看出，在明初大运河完全浚通前的53年中，运力虽不敷的海运，却维系着新王朝的命脉，而沿海防御体系正是保卫这一命脉的屏障与卫士。
四、海防体系对海上军运与贡道的保卫作用
迄今，明代海防体系对登陆倭寇的防御作用已多有论证。但是，通过对史籍的详细研读，尤其是通过对元、明、清海漕航线的详细分析和对比（图2），我们发现明初建立的沿海防御设施，其保卫海漕航线安全、保卫朝贡贸易安全的作用不容忽视。至少在永乐十三年废止海运之前，沿海防御体系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保卫海运和海洋贸易，其原因有：一是倭寇对海运和海洋贸易的劫掠是发生在海上，必须以水师才能遏制；二是明初即拥有一只强大的水师，但囿于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局限，水师作战必须有沿岸基地的支持，方能持续作战；三是除倭寇外也必须防备蒙元残余从海上而来的骚扰；四是明初的海运航线较之元代更靠近海岸，从内陆而来的匪患，也对海运构成一定威胁。
图2 宋、元、明海运线路据史籍记载：
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命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都指挥佥事郭义充副总兵，师舟往海道巡哨，如遇贼寇，就行捕。乃戒友等，遇番国贡船不得扰害”[29]。
永乐四年十月，陈督运辽东，回程在沙门击败倭寇，“平江伯陈命督运辽东。舟还，值倭于沙门追击至朝鲜境上，焚其舟，杀溺死者甚众”[17]163。
永乐七年三月，“总兵官平江伯陈等曰：‘海运粮舟发时，必会合安远侯柳升等，令以兵护；或遇寇至，务协力杀，毋致虞’”[30]。
永乐七年四月，“平江伯陈等，率运舟师回还，就便除。若将士能斩贼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临敌畏怯者，即斩以徇”[31]。
综上所述，明初沿海防御体系对保卫海上军事运输和朝贡贸易非常关键，且沿海防御体系是国家整体国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结语
明代海防体系不仅对登岸而来的敌寇有坚强的防御作用，而且对海上运输和海洋贸易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因而，明代海防体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外防御为主要目的的海防体系，在保卫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沿海军事体系的研究，是明史研究、军事史研究、聚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明代沿海军事体系，也可为保护和继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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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语录篇4
关键词:敦煌学;愿文;镜中释灵实集;日藏汉籍;敦煌文献;互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镜中释灵实集》见于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所书所谓《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以下简称《杂集》)①,有文30首,包括赞文、祭文和愿文,其中愿文约占一半,是我国散佚的佛教文学文献。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积十四年之研究,将其诸篇注释,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镜中释灵实集》为题,自2000年4月以来,发表于《续日本纪研究》第325号以后各期②。上述成果经过修改,终于于2010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即《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以下简称《释灵实集研究》)。此书不仅是《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里程碑,而且对于敦煌写本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也不乏参考价值。
2006年,笔者读到《续日本纪研究》发表的各篇注解之后,曾为此撰《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③一文,且撰两文对其中的俗字加以考察④。前不久,笔者喜获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寄赠《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并附同一内容的中日文书信。其书后记中称“在本书最终校正阶段,看到王晓平《镜中释实灵集注解商补》,对我们先前的注解简要介绍之后,加以补正。虽然也有与我们的考虑未必一致之处,但本书吸收了可用的看法。” ⑤中日之间,沧海相隔,新书问世,即可切磋,新世纪学术交流之盛,实非往昔可比也。
《镜中释灵实集》与敦煌所藏佛教文学写本不仅同属一时代之文献,而且和愿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的研究既离不开利用愿文和敦煌语文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又可反过来对敦煌写本整理有所启发,两者互动,可获双赢。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成员多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出身,他们对《镜中释灵实》的整理工作,不仅有一般日本学者致密求细的学风的影响,而且关注的焦点也与我国敦煌学者不尽相同,可互补互鉴之处甚多。本文谨就书中涉及到与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相关的内容,提出初步看法。
一、《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吸收的敦煌写本研究成果
《杂集》中的文章,包括诗、辞、颂、赞、铭、祭文、斋文、愿文等多种文体,占绝大多数的是佛教文学,《杂集》成书不久,即于日本养老二年(718)10月由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带到日本,并由圣武天皇亲笔抄写。这是日本遣唐使带回的最新著述,也是他们带回的唐代文化的最新信息。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杂集》中收录的《镜中释灵实集》进行了全面研究。书中的的研究篇收录了如下文章:
《杂集•镜中释灵实集》的意义与注解的成果(铁野昌弘)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界线外行头之附点(有富由纪子)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卷末的三言四句――圣武天皇与天台宗第二祖慧思之思想接点(有富由纪子)
越州法华寺与古代日本(稻川やよい)
这些注解和研究论文,从多方面展示了《杂集》与敦煌文学的关系。其别是关于《杂集》末尾的三言四句与敦煌斯216抄写的《思大和上坐禅铭》,更是直接的证据。
《杂集》最后是分别题作《净土》和《秽土》的两首诗,而最后一行,抄写的是“谛思忍,慎口言,正内恶,息外缘”十二字,根据小野胜年、佐藤美知子、森本公诚等学者的研究,是圣武天皇为己抄写的座右铭。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积极汲取敦煌学研究成果。可以说,《研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敦煌学效应”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发表的有关《杂集》的研究论文大都注意到敦煌文书中的相关文献,如岩井大慧《通过〈广法事赞〉再论圣武天皇宸翰净土诗》⑥便是从敦煌出土《广法事赞》的体裁和内容说起,进而展开对《杂集》中的净土诗的新探索的。日本学者对于《镜中释灵实集》的集中关注则是在敦煌愿文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特别是《敦煌愿文集》出版之后。敦煌愿文使愿文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并以事实纠正了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学僧虎关师(1278-1346)以来关于愿文是日本独创文体的通行认识,也使中日愿文比较研究提到了研究者的日程⑦。比起敦煌愿文中收录的多数普通僧侣撰写的愿文和愿文范本来,《镜中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更具有成熟和完备的文学形式。两相对照,可能对同时代的愿文取得更为完整的印象。
虽然迄今尚未见到关于释灵实生平事迹的史料,但《释灵实集》却很早就传到日本,并给当时的文学以积极的影响。尽管《镜中释灵实集》撰写的地点是远离敦煌的江南一带,但我们细读其中的愿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仍不难想象当时的佛教文化氛围。《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校注过程中,时常引述敦煌文献的材料,反过来说,不论是敦煌佛教文学研究,还是语言文字研究,也都可以通过《研究》一书所做的资料工作,找到两者的密切关联。
例如下面这些出自敦煌愿文和《镜中释灵实集》中的词语,对于大型汉语辞书的编撰都有参考作用:
翘诚:犹虔诚。九一《画释迦像赞》:“运想翘诚,冥归极地。”《敦煌愿文集》所载伯2940《叹佛德城出家》:“投宝地以翘诚。”《广弘明集》载梁简文帝《重启请讲御讲》:“翘诚注仰,伏希允遂。”《汉语大词典》引唐武则天《唐明堂乐章•商音》等,皆晚于上例。
建斋:同“设斋”,举办斋会。一八《为人社斋文》:“结社建(斋),熏修过见。”斯1441、伯3825《二月八日文等范本•亡父母文》:“建斋延(筵)”《杂集•周赵王集•宿集序》:“今施主,建此胜斋。”《汉语大词典》未收。
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体现的日本文献
研究的学术惯例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序和凡例之后,分为解题、本文影印、注解篇、研究篇几个主要部分,附录则包括主要引用史料文本一览、跋(附:初出一览)、语释•补注一览(附考说一览)、执笔者一览。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注解篇每一文皆有编号,以明确其在《宸翰杂集》中的位置,文章的每一句也都有编号,逐句录出,录文排于上,相应的训读列于下,使人一目了然。以下从题名开始,将文章分为几个段落,而后对各部分先以“语释”,按编号对各句的词语进行解释,继以“通释”将这一段落译成现代日语,在这些工作之后,有“对句”一项图示各句的对句关系,“补注”对有必要详尽说明的词语重点解说,“考说”则对文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考证。最后,还要详尽列出本篇研究的参考文献。文末则是“追记”,是对给予启示和提供意见指导的学者的谢词。
这样的体例,是日本文献研究者习惯采用的。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对索引和目录的重视。一般的文献整理工作,都把索引看成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准确而详实的索引和目录,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例如小峰和明校注的《今昔物语集》,在四巨册校注本后,专有一册索引,包括语汇索引(附结语一览)、人名和神佛名索引、地名和寺社名索引、诗歌和偈索引、缺字索引、说话总目次⑧。在语汇索引部分,对于难解而尚未得到确解的语汇还专门列出一个“不读语一览”。《今昔物语集》现存本共有660个故事,研究者由此索引,边节省了大量查找的时间,用起来十分方便。这样的索引对写本研究尤其必要,它可以使开始接触此项研究的学者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心中有数。
其次是技术处理的精细周到,处处为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着想。逐篇、逐句的编号,前后完全一致,不论是引用还是阅读,都能轻松找到原文。对句图示让人清楚看出句与句、词与词的对应关系,利于理解。考说部分属于专题文史研究,包括了“瑞应像”和“瑞应变”考察、沙门天信仰、奈良时代的肖像画和赞、禹庙和祭禹庙文及《杂集•释灵实集》、《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的历史考察、孝道思想、长屋王所谓《和铜经》和《神龟经》的表达方式、关于大善寺和“知识”、关于“桥”这样九个专题,以奈良佛教史的内容为主,也涉及到中国儒家孝道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参考文献等将迄今有关各篇研究所需日本和中国全部资料都列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学者就少走了许多弯路。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对现代翻译的重视。日本现代的古籍研究者对古籍校注,大都重视用浅近好懂的日语来作翻译工作,以此缩短其和现代读者的距离。《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这方面也不懈怠,除了按照传统的训读方法,对原了一次翻译以外,又以现代日语进行二次翻译,这就让略通汉文和不懂训读的读者都能接近原文。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翻译对于研究者也是具有检证研究深度的意义。诚如钱钟书所说:“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语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 ⑨因而,翻译给研究者提示出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而翻译成果本身也就具备了研究的价值。
三、《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敦煌写本整理的启示
日本学者《杂集》的深入研究,首先探讨的是其与中国佛教及对奈良时代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曾经指出,从《杂集》收录的诗文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佛教信仰形态已经从北魏时代的弥勒净土思想升华为阿弥陀思想⑩。平冈定海《关于圣武天皇宸翰集》对奈良时代中日佛教关系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杂集》中收录的《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他认为,《释灵实集》中收录的《为人父母忌斋文》、《为人妻设斋文》、《为人妻妊娠愿文》、《为人息神童举及第设斋文》、《为人息赛恩斋文》等,这些愿文表达的是回报亡父母的父、母的心愿,表达的是婚姻、妊娠、诞生之喜悦的生活感情,圣武天皇书写这些愿文,使人感到他是借释灵实的愿文,来间接表达对皇太子降生与成长的喜悦;从《无常临殡序》等感叹无常的诗文中,可以推察天皇的苦恼。《刘明府八日设悲田敬田二田文》及《御花寺造净土院文》等,则与光明皇后理解佛教的倾向和思想相关,在日本也有与刘明府设悲敬二田之事类似的记载。《释灵实集》中有《法花寺造净土院文》,而光明皇后去世后,在大和国法花寺也建立了净土院B11。有关《释灵实集》对《万叶集》的影响,则有久松潜一《圣武天皇与万叶集》B12等专论,以及芳贺纪雄的《万叶集中中国文学的接受》B13和佐藤美知子的专著《万叶集与接受中国文学的世界》B14。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采用了一种堪称“互读”的研究态度。所谓“互读”,就是将中日这样两种语境中产生的同时代、同文类的文献放在一起来相互印证、彼此对照,来探索其间的关联和异同。敦煌文书、流传并保存在日本的汉唐抄本和奈良时代的文史资料,由于相互的同源异派关系,完全拥有互读的条件。通过这种互读,首先可以使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全貌明晰起来。九八《法花寺造净土院文》:“但某本寺晋代僧翼所立也”,《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引《大正大藏经》中的《佛祖统记》等,考察了中国关于晋人僧昙翼的生平之后,着重分析了日本传承文献中对昙翼的记载。首先是日传古抄本《续光世音应验记》卷七《江陵一妇人》载昙翼和僧融在江陵劝化一对夫妇受戒,并帮助他们得以免难。其次是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唐抄本《画图赞文》卷二七第二二《图赞文》中载“荆州沙门昙翼造长沙寺城,乃祈育王像,不久见于城北,高七尺。后宾僧至,识知是育王所造。”由此得出结论说,唐时会稽一带,昙翼不仅佛教界,连请释灵实撰写此文的人也都知名。支持昙翼的会稽太守孟,也见于日本文献。
在互读的过程中,《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将对词语的注释也作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入口。如九九《为人父母忌斋文》“虚陈几杖,悲慕于趋庭之训”中的“几杖”一词,注解引用《白虎通•致仕》、《礼记•曲礼上》、《礼记•月令》说明“几杖”是辅助老人之物,将几杖赐予老人则称为“几杖之礼”,引《唐令•选举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闻。”说明唐代有高龄高官致仕之时,有几杖之举,而且引用日本文献证明,在奈良时代这一做法也已相当盛行。《选叙令》“官人致仕”条“凡官人七十以上,听致仕,五位以上上表,六位以下申牒官奏闻。”《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戊戌(四月)”条:“御史大夫从二位文室真人净三致仕……仍赐几杖,并新钱十万文。”“天应元年(781)6月庚戌(23日)条”:“右大臣正二位大中臣朝臣清麻吕上表乞身,诏许焉,因赐几杖。”“延历三年(784)四月辛亥(11日)”条:大僧都弘耀法师上表辞任,诏许之,因施几杖。”都是在高龄高官致仕之际,赐予几杖。另外还有并非致仕也赐予几杖的记载,如宝历五年(774)年赐文宝真人大市杖,延历四年(785)赐高仓朝臣福信杖与衾,也有赐绢、、绵、布的。也有即使允许致仕也没有赐予几杖记载的,还有不关致仕而对高龄官员赐予几杖的场合,《补注》都一一列举。
这种互读,为愿文词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一“萧滕城,听风枝而结恸”中的“风树”,《研究》的语释谓“风树”,亦云“风树悲”、“风树之歌”、“风树之感”。意思是感叹不能尽孝的比喻,思念父母。引梁武帝《孝思赋》:“丘吾感风树而长悲”(《广弘明集》卷29,《大正大藏经》第52卷337页)。伯2341《亡妣文》:“何期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日本神护景云元年(767)9月5日行信《瑜伽师地论》卷13跋语:“不胜风树之伤。”(《宁乐遗文》第637页)《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3月辛巳(10日)”条:“勒曰:朕闻孝子思亲,终身罔极。言编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胜宝八岁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遘凶闵。虽怀感伤,为礼所防,俯从吉事;但每临端五,风树惊心,设席行殇,所不忍为业。”(孝谦天皇追思先帝圣武天皇的诏书)《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12月辛亥(20日)”条:“诏曰:昨群卿来奏,天下着眼,以六月为限,但朕孝诚无效,慈荫长违,结慕霜叶,无复承愿之日,缅怀风枝,终亏侍谒之期。终身之痛每深,罔极之怀弥切。宜改前服期,以一年为限,自余行事,一依前勒。”(桓武天皇追思先帝光仁天皇的诏书)。《汉语大词典》收“风枝”一词,谓“喻父母死亡,不得孝养”,引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恸甚风枝,悲深霜露。”又收“风树”,引《晋书•孝友列传》:“聚薪流恸,衔索兴嗟,风树以心,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等。《研究》对每一词语都在两国文献中寻找用例,可以说是在通过词语来进行日本文化史的考察。
四、日本敦煌学的汉译与研究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突破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的学科界限,围绕一部写本展开全面研究,《镜中释灵实集》写本原文不过6千余字,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一书长达700页,约60余万字。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虽然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但直到付印前还在修改,可谓精益求精。然而,书中仍然留下某些尚难确定的疑点。如一六《为人为息赛恩斋文并为母庆造经成了》:“况芝兰玉树,二宝八龙,斯号兴宗,隆堂构”中的“二宝”,补注认为可能是一五《为人息神童及第设斋文》中“颍川之二宝”之省,指荀氏子孙中之俊杰,然因史料上无此之说而只能以“未详”告终。
另外,还有一些注释。如《祭文为桓都督祭禹庙文》盛赞大禹治水的功绩,其中有“栖亩之禾,无复为萁之咏”,《研究》将“为萁之咏”实解为“为箕子之咏”,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纣时,箕子佯狂,痛宗庙之为墟,乃作此歌,后传以为操。”又引《史记》“箕子过殷墟,作麦秀之歌。”箕子之歌与治水没有直接联系,且此句的主语为“栖亩之禾”,所谓“萁之咏”也当与“禾”相关。“萁”,本草名。《汉书•五行志下至上》:“弧萁服,实亡周国。”颜师古注:“萁,草,似荻而细。”也就是说,萁是和荻相似的生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禾变而为萁,就意味着田地遭淹变成了水乡泽国或者湿地。全句的意思当是说由于大禹治水的功劳,田里的庄稼,免为芦草之灾。
又如,九五《为睦州别驾崔祭禹文》:“呜呼!某甲忝沐唐化,庇影周行,蹑飞履于缙云,杳同天外;展骥足于千里,来游镜中。”文中的“唐化”,《注解》说是指“唐王朝之王化”,又说:“‘庇影周行’,是说唐王朝的光辉照遍四方。考虑到九六《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中可以看到感谢则天武后君恩的说法,也有可能‘周行’是指则天武后的周王朝的王道。”这里的“唐化”,实际固然是指唐王朝,但从其与“周行”相对来看,本意当时指“唐虞之化”。唐虞,传说尧所建,即陶唐。
再如一四《为人妻妊娠愿文》末尾两句“并得莲台之乐,同游欢喜之园”,《语释》将“乐”解释为音乐,《补注》介绍了隋唐文献中记载的佛教音乐,认为佛典中找不到“莲台之乐”一词,考虑到唐代佛教音乐的情况,当时人们从这一词语,会联想到某种实际的音乐、视觉的情景。笔者认为,“乐”当读作“乐”之“乐”。空海《有人为亡亲修法事愿文》:“早游极乐至刹,令生莲台之上。”
《镜中释灵实集》收录的愿文和敦煌愿文属于同时代、同文类、相同书写状态的写本,其中包含可以互证、互考、相互补充的内容。《镜中释灵实集》收在《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之中,奈良时代与《杂集》堪称双璧书法珍品的,是光明皇后书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日本学者藏中进等人首先予以研究整理,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互读的研究方法B15。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保存的唐抄本或重抄本,如《冥报记》、《游仙窟》、《观世音灵验记》、《孝子传》、《千字文》、《蒙求》等等。它们虽然不是敦煌文献,然而,与敦煌文献的研究早已建立起相互推动、彼此借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后,我国学界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也应该将有关这类写本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将域外汉籍和敦煌文献置于同一学术平台,敦煌学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1925年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学”一词,上世纪后半,日本学界集众多专家之力,编辑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共6卷7册和《讲座敦煌》共9卷。我国大凡熟悉敦煌学的学者对日本敦煌学的业绩和影响都会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的成果到底有哪些,哪些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却很少有人能够如数家珍。翻译和研究的著述,也只能数出神田喜一郎的《敦煌学五十年》B16、池田温《敦煌的文书》B17和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B18等有数几种。既然我们明知他山有石,为什么却只在耳闻,而不能拿来攻玉呢?
20世纪后期,日本敦煌学界加强了与中国敦煌学界的交流,一些旅日华人学者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近年出版的西胁常记的《带回德国的吐鲁番汉语文书》B19、福田俊昭的《敦煌类书研究》B20、张娜丽的《西域出土文书基础性研究》B21等都可圈可点。他们研究角度独特,抓住一个题目,便有穷尽到底的决心。黑田彰《孝子传研究》B22将文本、图像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熔为一炉,对中日有关《孝子传》、《二十四孝》的影响、传承和接受加以全面清理,《孝子传图研究》B23继之以长达840页的篇幅对保存在中国、日本、美国的与《孝子传》相关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的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探讨。由黑田彰、後藤昭雄、三木雅博、山崎诚人结成的“幼学会”还热忱展开各国学者蒙书研究的译介,先后翻译出版了美籍华人学者白谦慎的《黄易与其友人留下的知性遗产――对Recarving Caina′s Past 提出的诸问题的反驳》B24、P.Demiéville所著《太公家教》B25、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所著《关于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石室》B26、Keith N.Knapp 所著《无私的孝子――中国中世纪的孝子和社会秩序》B27。日本敦煌学论丛编委会编辑出版的《日本敦煌学论丛》B28亦不乏佳作。
除直接研究敦煌文书的著述外,还有一类就是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这样与敦煌文书相关文献的研究。其中幼学会对日本所传阳明本和船桥本《孝子传》的研究,小川环树、本田章义对日本所传《千字文》的注解B29,东野治之对日本所传《千字文》木简、《典言》、李暹《注千字文》以及正仓院日名子文书《造菩萨愿文》的研究B30,中国学者都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日本敦煌学还有一项与中国敦煌学不同的内容,那就是敦煌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日本历史、文学、宗教等多方面内容。已故学者川口久雄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去世后由其友人和学生编辑整理的《风自敦煌》六册B31,广泛探讨了敦煌音乐、诗文、绘画等对各时代日本文化的影响。菊池英夫提出《万叶集》中山上忆良受王梵志诗歌影响一说B32,开敦煌文学与《万叶集》关系研究之先,陆续发表文章表示赞同与支持的则有山口博等人B33。笔者关于《万叶集》中愿文影响的研究B34,得到香港学者王小林的响应。王小林在其论文《忆良的述作与敦煌愿文》B35中对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作品中的愿文影响作了过细的考证。
以上著述,有些由日本专业大出版社出版,比较容易见到,有些则是大学出版社或某一学会的出版物,印数偏少,流通不广,国外学者不易找到。敦煌学论著的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具备高水平的翻译能力,而且还需要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一旦有了精品译著,受益的就不仅是不懂外语的学者,就是行内专家也会大有所获。因为对这一类著述,可以说离开研究就谈不上翻译,翻译的过程就必然包括体味其精华,修正其瑕疵,阐释其难点,补正其疏漏等工作。中日学者在掌握和运用资料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各有所长,正可互补。日本学者作风细腻,而在语言感觉上有所不足;中国学者长于宏观把握,而对日本所存资料钻研日浅。翻译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更在于扩宽切磋琢磨的路径,寻求学术的共同增长点。这样的译著如能及时面世,对于两国敦煌学界的直接交流一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
当然,日本敦煌学只是国际敦煌学之一家,对于美国、法国、俄罗斯敦煌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同样需要及时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敦煌研究》等刊物,设立“国际敦煌学”栏目,发表评介和研究文章,如有相关出版社能够精选国外优秀研究成果,陆续翻译介绍,渐成系列,不仅能够开阔研究者的眼界,而且可能吸引更多学者参与敦煌学的研究。(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日]中田勇次郎《书道艺术》第十一卷,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1―67页。
② [日]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8-680页。
③ 王晓平《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1-418页。
④ 王晓平《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59-64页。王晓平《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汉籍写本释录之疑――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为中心》,《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95-101页。
⑤ 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6页。
⑥ [日]岩井大慧《法事を通して再び武天皇宸翰土をず》,《东洋学报》,第21卷,1933-1934年刊,第67-104页。
⑦ 王晓平《晋唐愿文与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文学》,《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88-92页。
⑧ [日]小峰和明编《今昔物语集索引》,岩波书店,2001年版。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⑩ [日]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弘文堂,1942年版,第380页。
B11 [日]平冈定海《武天皇宸翰集について》,《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183-191页。
B12 [日]久松潜一《武天皇と万集》,《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28-37页。
B13[日]芳贺纪雄《万集における中国文学の受容》,书房,2003年版,第131-137页。
B14[日]佐藤美知子《万集と中国文学受容の世界》,书房,2002年版,第239-346页。
B15 [日]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杜家立成要略――注と研究》,翰林书院,1994年版。
B116[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B117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张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版。
B18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B19 [日]西胁常记《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アン文》,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版。
B20 [日]福田俊昭《敦煌の研究》,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刊,2003年版。
B21 张娜丽《西域出土文の基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童蒙の相》,汲古书院,2006年版。
B22[日]黑田彰《孝子の研究》,思文阁出版,2001年版。
B23[日]黑田彰《孝子の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版。
B24 白谦慎(Qianshen Bai)著,黑田彰子、坪井直子、中村直美译《黄易とその友人の残した知的――Recarving Caina′s Pastの提出したへの反》,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5 P.Demiéville著,山崎诚译《太公家教》,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6 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著,坪井直子译《ボストン美北魏石室について》,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7 Keith N.Knapp著,黑田彰子译《私の孝子――中国中世における孝子と社会秩序》,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8 [日]日本敦煌学论丛编集委员会编《日本敦煌学论丛》第一卷,东京:比较文化研究所,2006年版。
B29 [日]小川环树、本田章义注解《千字文》,岩波文库,2001年版。
B30 [日]东野治之《正院文と木の研究》,书房,1998年版。
B31[日]川口久雄《敦煌よりの》(1-6),明治书院,1999-2002年版。
B32[日]唐代史研究会编《アジア古文の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90年版,第147-202页。
B33[日]山口博《シルクロドから大和へ•万集の生と大文化》,角川书店,1996年版。
B34 王晓平《东亚愿文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第95-104页。
B35 王小林《良の述作と敦煌文》,《日本研究》第40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09年11月,第247-276页。
Comparison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On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武则天语录篇5
一、《少林衣钵真传》概况
《少林衣钵真传》亦名《（福居）罗汉短打拳谱》、《短打秘钥》，该谱是由升霄道人收集整理并流传于山东螳螂门中的一份拳谱史料。该谱除对山东螳螂拳、罗汉短打等武术流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外，对流传于华北的少林、太祖、秘宗、长拳、通臂等武术流派也有影响。他与《苌氏武技书》所影响的苌家拳、心意六合拳、太极拳、梅花桩拳及《纪效新书》所影响的太极拳、太祖拳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北方武术流派理论及武功体系。
（一）《少林衣钵真传》的四种版本
近年来，由于笔者一直从事对螳螂拳史的考证，所以陆陆续续接触到的《少林衣钵真传》拳谱也有近十种，依笔者之见，这近十种《少林衣钵真传》，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版本：
1.《福居罗汉短打》拳谱。笔者手中所得到的这个本子是笔者拿《短打秘钥》交换得来的，是在莱阳、莱西一带流传的一份古谱。
其谱分为：罗汉短打序论歌图、十戒、诸家手法、行功积力、捶掌功夫等几部分。这份拳谱从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古意昂然。其中的文字多为歌诀形意，且旁有配图。
2.《短打秘钥》拳谱。这本谱子系笔者家传拳谱中的一种。因保管不利，原本已不知去向，现在所存的是笔者的抄本。该谱分上下两卷，上卷是拳理、下卷所述的是一种拳法招式的谱诀及略说等。家传精手螳螂以上卷为本门的拳理，下卷则为参考内容。与这份拳谱理论相近的有沧州通背螳螂拳谱、霍瑞亭先生的少林螳螂拳谱以及天津国术馆副馆长夫先生的《我的拳术经验谈》（刊发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由天津国术馆创刊的《国术月刊》）。
3.《少林衣钵真传》四卷本、五卷本。这个版本的拳谱，是在烟台七星螳螂拳系中流传的一份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主要拳谱，该谱有四卷、五卷本两种版本。其中《少林衣钵真传》四卷本的大致内容为：卷一《少林衣钵真传》为拳谱的总论部分；卷二《绘象罗汉短打变式》讲解罗汉短打拳法；卷三《绘象罗汉兵刃全式》讲解各式器械；卷四《绘象罗汉行功全谱》则是讲解与罗汉短打相配套的“罗汉功”。
五卷本的谱子流传于烟台七星螳螂门，在烟台，此谱叫作《少林真传－七星螳螂拳谱》由范旭东手录，并传于其弟子林景山先生，林景山先生传于其弟子钟连宝先生。在香港，此谱就称为《少林衣钵真传》，系由范旭东传于其弟子罗光玉，罗光玉先生作为精武体育会的三大教头，南下传拳至香港的。这就是这个谱子的来源。
4.《少林短打拳谱》。这谱子有两种版本，民间的拳谱叫作《少林短打拳谱》，记录了十九路短打招式；而少林寺的则称为《交手十六势法诀》，记录了十六路短打招式。观其中的谱诀内容，其理论及总纲部分是与罗汉短打拳谱相同的。而招法术语，也是同于罗汉短打拳谱的，所以这份拳谱是罗汉短打拳谱的另一个版本。
（二）《少林衣钵真传》所记录武功内容
四个版本的少林衣钵真传，拳谱内容彼此之间都略有差异。
1.《福居罗汉短打拳谱》这个版本所记载武功的是罗汉短打，所记录的是各种单势的罗汉短打及对打样的罗汉短打。此外尚有行功积力及捶掌功夫的练习法门。
2.《短打秘钥》这个版本所记载的武功是十八罗汉短打拳（亦名螳螂拳）。其中的拳法内容，亦即短打九九八十一变化的内容。包括了前七后九十六趟（前七趟后九趟）、硬崩实砸、扣手翻车、螳螂打六趟、翻车打四趟、九转十八跌二十趟、破骨打八趟、撩阴脚十二法等内容以及罗汉功、铁沙掌练法部分。
3.《少林衣钵真传》四卷本。这个本子是咸丰年间进行的重订增补。所以里面的内容较前两种要丰富的很多，最大的区别是多出了兵器部分那卷的内容。
4.《少林短打拳谱》所载的是：回马连环转、铁牛耕地、夜行擂身、金鸡独立、转身搏虎、骑马变勾、骑马提钢、高吊背弓、扑腿扶巨、跨马大刀、撤马大刀、扑腿盘跌、撺锤幅档、夜行回手双赶月、崩腿拦心、长拳入手、扑腿鞭掌、闭手入掌、挑手通臂等十九路招式组成的武功。
《交手十六势法诀》与《少林短打拳谱》所记的十九路短打相比，不知是何原因少了三路打法。但《六手十六势法诀》在少林寺中显然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似乎并不低于现在传说中的少林心意把。因为在《少林武术百科全书》第十二卷拳术实战技法对《交手十六势法诀》的描述为："上述十六招，是少林寺历代武师名将经过千百年辛苦研练的攻防经验势招，前起救唐李世民的大将军昙宗和尚，后至近代名将妙行、许世友、德根及近代武僧素喜、永祥和尚等，都是以此招为练功之本，交手之诀，此十六招势又是从拳术精华，着手学习枪刀剑戟等兵器的特技母法，因此武术爱好者，应以此十六招势为根本，天天练，坚持不懈，由生到熟，由熟到活，转灵，逐步提高，不断创新，提高实战技能"。
总起来讲，少林衣钵真传的武功内容是以罗汉短打、罗汉功为基础的拳法，虽然各版本的武功名称及路数都有差异，如罗汉短打、十八罗汉短打拳（前七后九十六趟螳螂拳）、交手十六法诀等。但究其根本则仍是出自一脉的武功。
（三）《少林衣钵真传》的武功理论
从以上四种版本的《少林衣钵真传》情况来看，该拳谱应当有一个核心的理论部分，那就是《罗汉短打序论》、《十戒》、《短打要论》、《手法纲目》。
《罗汉短打序论》主要是讲了这份拳谱的来源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考证其年代及作者。
《十戒》则是罗汉短打的戒律。
《短打要论》则是罗汉短打的拳理：进退虚实、蹿跳出入、闪赚腾挪、开合收闭、长短起落、刚柔软硬、各有所长、学者慎勿疏忽，知此门路，方可入手，亦可变化无穷矣。
《手法纲目》则是罗汉短打的总纲：翻车辘轳锤，六六三十六，八打八不打，八刚十二柔，七势集连拳，总是十八凑，全身十二锤，闪赚双手扣。
《少林衣钵真传》的各版本所载的武功或有不同，但其内理则均是如此。而且虽然各版的武功不同，但从拳术口诀来看，彼此之间的术语则是相通的。
这四个版本的近十种《少林衣钵真传》拳谱，显然应当有一个源本。那这个最早的本子的作者是谁，该谱创谱于什么年代，来源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学术问题，因为他关系到中国明代未年及清代初年北方地区武术的一次重大总结，他的拳理内容，已成为中国当代九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螳螂门"的重要理论著作。并且也是罗汉短打的重要著作。还影响着北方有着攸久历史的太祖门、秘宗门、长拳门等武术流派。其影响力之大，显然是不弱于《苌氏武技书》、《纪效新书》。与苌氏武技书的拳术理论所影响了太极、心意六合、梅花桩武术流派。《纪效新书》所影响的太极拳、太祖拳等武术流派一起，三者构成北方中国传统的三大理论支柱。这三种明未清初的武术著作，影响了近代中国北方传统武术的格局。
二、《少林衣钵真传》研究
鉴于《少林衣钵真传》四卷本的影响最大，且内容充实。这里就以四卷本为突破口，参照其他版本，对该谱的历史问题作一些考证：
（一）《少林衣钵真传》的源本应为《罗汉短打拳谱》
1.从序上讲
《少林衣钵真传》中有两篇序言，即《罗汉短打序论》、《十八罗汉诠功序》。大家都知道，序论都是对应着书本的内容及名字来的．《罗汉短打序论》、《十八罗汉诠功序》自然也是这样，显然，拳谱的源本，就是称为《罗汉短打拳谱》
2.从武功内容上讲
在武功上，虽然各版本的记录内容都略有差异，但他们的动作术语上，则是一致的．从理论上看，也有一脉相传的痕迹，这种迹象表明，他们原出一体，升霄道人最初所集的武功内容，应当罗汉行功短打。即然其所载的武功内容为罗汉行功短打，那其源本的名称就应当为《罗汉短打拳谱》。
3.从四卷本卷目上讲
《少林衣钵真传》、《绘象罗汉短打变式》、《绘象罗汉兵刃全式》、《绘象罗汉行功全谱》除却第一卷的卷目是名为《少林衣钵真传》为，其他几卷均有罗汉两字。从这方面也可以判断《少林衣钵真传》的源本是《福居罗汉短打拳谱》。
4.从其他的版本来看
四种版本中，有一种版本拳谱名称即为《福居罗汉短打拳谱》或是《罗汉短打拳谱》，这说明，上面三个论点对应的《少林衣钵真传》拳谱的源本，确实应当是《福居罗汉短打》。
所以四种版本的《少林衣钵真传》出现，显然是后人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而成，所有才有"重订增补"之说。其源本，理应是《罗汉短打拳谱》。
那《少林衣钵真传》到底是不是出自少林寺的衣钵真传？
这于这一点，程大力先生在其论文《考证》中，用以下观点证明了《少林衣钵真传》并非来自于少林寺。笔者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1《少林衣钵真传》中有大量道教方法和术语的痕迹；
2《少林衣钵真传》中有不少房中乃至纯粹用语；
3十八罗汉势"也应是来源于道教导引；
4《少林衣钵真传》卷首十八家歌诀，实际上来源或模仿于明代武术典籍记载的当时的拳法名家。
即然并非是少林寺的嫡传，那《罗汉短打拳谱》为什么在不同的版本中会称为《少林衣钵真传》？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自清中期以后，少林武术的名声越来越大，从原来的护寺武术演变成为"天下功夫出少林"，嵩山少林寺也一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武林圣地。于是在山东民间就冒出了以少林为名的武术流派，作为明未清初的山东民间武功写照的罗汉行功短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包装而成为《少林衣钵真传》。但少林寺的《交手十六势法该》从何而来。因资料及调查的不足，则是无法考证的事情了。
（二）《罗汉短打拳谱》的作者及产生背景
武则天语录篇6
近颇读新出中古墓志，深感新史料之大有助益于读史。兹整理笔记，举北朝墓志中有关材料，以证北朝史相关问题，非敢谓确知新史料之价值，聊以示意云尔。
北齐和绍隆墓志，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元华墓志，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及录文，详见考古简报[1]。《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墓志拓片图版和录文[2]。和绍隆（493-568）本人不见于史，但据墓志所载其家世线索，可以考知其为北齐后期权臣和士开的叔父，而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和士开的族属。
墓志叙和绍隆家世曰：
君讳绍隆，字绍隆，清都临漳人也。源流冥浚，与九派而齐深；基构崇竦，等三峰而比秀。克昌世载，茂绪蝉联，门袭公侯，家传将相。高祖尚书令、定陵公，声高海内，名重群公，模楷前朝，栋梁往代。曾祖雍城镇将，祖燕州史君，并习兵书，俱传接要，气陵韩白，勇夺关张。父从事府君，学擅儒林，言成辩囿，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君即司空文贞公之季弟也。兄以清白播响，弟以雅素显名，花萼相承，传芳不绝。
依墓志的线索，可知和绍隆之父祖官位为：
①高祖
尚书令、定陵公
②曾祖 雍城镇将
③祖父 燕州刺史
④父
从事史
⑤兄
司空、文贞公
“尚书令、定陵公”应当是道武帝时期的和跋。据《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世居犲山一带。从道武帝平后燕，“以功进为尚书，镇邺，……改封定陵公”，后被诛。墓志称“尚书令”，可能是夸大之辞，也可能是太武帝时期追赠。
“雍城镇将”，据《和跋传》，应是和跋少子归，太武帝时为雍城镇都大将。和跋死后，诸弟亡奔长安，“太祖怒，遂诛其家”，而和归幸免，可能是由于年幼。太武帝校猎犲山，致祭和跋之墓，其家族始获昭雪，和归从此被用。
“燕州史君”，即燕州刺史，是和归之子和度。《和跋传》云：“（和归）子度，袭爵。尚书都官郎、昌平太守。”墓志不称昌平太守而称燕州刺史，当是援称死后赠官，以昌平太守而赠燕州刺史，情理可通。
从事府君，即从事史，指和度之子和延穆。《和跋传》：“度子延穆，司州部郡从事，早卒。”这和墓志“父从事府君……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完全相合，“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就是说死得太早。
“司空、文贞公”，指和延穆之子和安。《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父安，……齐神武闻之，以为淳直，由是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而《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延穆）子安，子安，武定末，给事黄门侍郎。”以《魏书》体例，记事限断于东魏之末，和安在北齐的赠官情况并未记录。而《北史》和士开之父和安，与《魏书》和延穆之子和安，在东魏时历官相合，可知和延穆之子和安，即和士开之父和安，亦即和绍隆之兄“司空、文贞公”。
据以上推论，和绍隆的父祖世系为：高祖和跋，曾祖和归，祖和度，父和延穆，兄和安。
和安是和士开之父，史籍叙和士开家世止于其父，其族姓渊源付之阙如。通过以上揭示和绍隆墓志中和安、和绍隆两兄弟的父祖世系，关于和士开的家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
《北齐书》卷五《恩倖传·和士开传》（《北史》卷九二同）：“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其先西域商胡”一语，为后代学者所重视，有些学者遂以为和士开家族乃西域商胡。《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高思好传》（《北齐书》卷一四同），载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指责北齐朝廷“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吕思勉先生认为“商胡丑类”是指和士开，说“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说明他相信和士开为西域商胡之后的说法[3]。万绳南先生所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西域商胡居洛阳者众多，北齐邺城的西胡即其子孙，“象和士开，其先即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4]。周一良先生亦曾引用此条史料，以说明西域商胡在北朝落户的情况[5]。
由于史籍在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之外，还有一句“本姓素和氏”，因此存在着抵牾扞格的地方。《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部有素和氏，“后改为和氏”。与素和氏前后相邻的，是薄熙氏、乌丸氏和吐谷浑氏，皆乌桓与东部鲜卑。又《魏书》卷一《勿吉传》，附勿吉国旁有大国若干，其一即素和。这个素和未必便与和跋所从出的素和部同族，但是可以认为素和属于东胡系统，并非“西域商胡”。《元和姓纂》卷八“素和氏”条：“素和，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后魏有尚书素和跋，弟毗，右将军素和突。《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孝文改为和氏。”[6]所引《后魏书》云云，姚薇元先生认为“当系《官氏志》注文，今本脱佚”[7]。以上可知，素和氏为东胡支裔，并非西域商胡。这个内在矛盾是显然的。
和士开精于握槊，又善弹琵琶，无疑近于西胡的文化面貌，所以姚薇元先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其为西域胡人，宜为可信。惟素和氏乃鲜卑素和国之归化人，……疑士开先世本素和国人，徙居西域，或本出西域，归魏后赐姓素和，亦未可知”[8]。陈连庆先生直接把素和氏置于鲜卑慕容部之内，称“素和氏系与契丹邻近之鲜卑部落，当然不会成为西域商胡，如果是西域商胡亦不会本姓素和氏”[9]。王仲荦先生也曾直接称和士开为“鲜卑人”[10]。
所有这些纷歧理解，都源于《北史》卷九二和《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北齐书》此卷序赞俱备，钱大昕认为“系百药元本”[11]。唐长孺先生所主持的中华标点本《北齐书》卷五“校勘记”，则“疑此卷仍出自《高氏小史》之类史抄。……并非直录《北齐书》原文”[12]，当近实。《北齐书》此卷原文是否有“其先西域商胡”语，已不可考。要之，前所依据和绍隆墓志，考定和士开家族世系，自和跋以下至和士开，世代明晰，既非西域商胡，亦不曾“徙居西域”。可见，《北史》此语，并非实录。
和士开为魏初拓跋集团中的素和部落后裔，素和部落属于东胡而非西胡，具见前考。素和部落的这一支，由于加入到拓跋鲜卑之中而进入中原，与仍居东北的素和部落有较大差别。和氏以代人南迁，著籍河南洛阳，迁都邺城以后，又改籍清都临漳。这是和氏本为代人的证据。可是，《北史》为什么会有“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呢？很有可能，把和士开算作“西域商胡”的后裔，与北齐后期朝野人士对他的厌恶有关。由于和士开文化面貌很接近西域胡，胡化倾向明显，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商胡后裔，既有可能出于误会，也有可能是故意贬斥。亦可见当时论人，文化面貌重于血缘世系，“进于夷狄则夷狄之”。
元华是和绍隆之妻，元华墓志与其夫和绍隆墓志同于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志石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拓片图版及录文，同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图版和录文[13]。元华墓志中两用江左文献近典，值得重视。兹节引其文于下：
夫人讳华，河南洛阳人也。七世祖魏昭成皇帝；……夫人承风帝绪，挺质卿门，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学求为戒，善且弗为，及百两有行，一礼无阙。故以樊英答拜，冀缺如宾，梦兆熊罴，庭罗芝玉。训逾捕豕，教比埋羊，邑里仰其英声，姬姜重其盛烈。
其中“国曰虞宾”、“庭罗芝玉”两句，分别取自江左文献，说明北朝后期南朝北传的文献中，不仅汉魏旧籍深受朝野重视，晋宋新著亦为北朝文士所熟知。
“国曰虞宾”一典，极有可能出自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赞语，原文作：“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虞宾，指尧子丹朱，陶渊明《命子诗》所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14]。魏晋南朝的文献中，每以“虞宾”指禅位之君及其后裔，范晔的赞语最为北朝熟知。《魏书》卷一二《孝静帝本纪》，孝静帝被高洋逼迫禅位，“乃下御座，步就东廓，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元华墓志以“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来描述元魏被高齐取代以后的元姓皇族，一定是受到了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晔赞语的影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在北朝受欢迎的程度。
“庭罗芝玉”，典出东晋谢安与谢玄的对话。《世说新语》言语篇[15]：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这一条又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字条引《语林》，文字小异[16]。《世说新语》刘义庆原文及刘孝标注，有多条涉及裴启《语林》中载谢安事。《世说新语》谢玄答谢安语此条，本从《语林》中来[17]。
据说，汉武帝时堆砌众宝以饰神堂，号为“玉树”[18]。东晋时出现以玉树比喻不凡之人。《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庾亮出葬时，何充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前引谢玄答谢安语，以芝兰玉树为喻，遂成名对。《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僧辩欲遣弟世珍纳款于贞阳侯萧渊明，萧渊明答书，有“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云云。以“庭中玉树”指王僧辩之弟，这个用法显然是从谢玄语中化来。
元华墓志以“庭罗芝玉”喻元华教养儿女，这个用法，更是直接来自谢玄之语，就是从《语林》或《世说新语》而来。
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左文化最高，传统典籍既富，当代著作亦多，为西北、东北及北方各政权所艳羡。《北史》卷九三《沮渠蒙逊传》，蒙逊“又称藩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沮渠北凉所求于刘宋的，就包括了当代著作《搜神记》。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国和青藏高原上的河南国（吐谷浑），都曾经求书于南朝[19]。北魏求书于南朝的愿望更是无比强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始都燕代，南掠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祕府之中，稍以充实。”孝文帝向萧齐求书之事，又见《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北魏《李璧墓志》也提及孝文帝“规借完典，而齐主混迷”，王融启“宜借副书”云云[20]。
虽然江左政权可能订立过国家藏书不得外借的制度[21]，但是经各种途径北流的图书数量一定极大，北方朝野对江左文化状况，不仅关心，而且也相当了解。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魏书》袭用南朝史书，以证“北方亦流传南朝史籍”，举例甚多，此不赘[22]。元华墓志熟练使用江左近典，实是一个例证。
北魏后期至北齐、北周之末，南朝文献流行于北方，并且成为北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北魏染华墓志，1990年秋（一说1991年初）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砖厂，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出土情况及墓志拓片的照片见发掘简报[2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新获墓志》[24]、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25]，也都收有染华墓志的拓片照片，并作了简短考证。
染华墓志叙父祖家世，提供了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冉闵的新史料：
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其先帝喾之苗裔，周文王之少子冉季之后。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群臣依皇图，奏改族，因即氏焉。崩，谥曰平帝。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祖兴，圣世太武皇帝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崩，赠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惠侯。父雅，孝文皇帝为辇曹给事，迁使持节、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太府二卿。崩，赠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曰贞侯。
染华（465-524）墓志称高祖为染闵，即十六国时代的冉闵。案《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26]，均作冉闵，而不作染闵。可是《元和姓纂》卷七琰部，冉、染两姓并收，其染氏条曰：“《石赵录》云，石季龙将染闵，魏郡内黄人，或作冉氏。”[27]所谓《石赵录》，当即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据此，唐人所见崔鸿原书，实有作染闵者。《元和姓纂》多处提到冉闵，或作染，或作冉，或作梁，案梁当是染字之误。《宋本广韵》卷三上声第五十琰部染字条：“又姓，石勒时有染闵。”[28]可见冉闵的确切姓氏，是作染，还是作冉，唐宋人已经难以明了，唐修《晋书》作冉，可能只是整齐体例的处理方法。
流传于日本的六朝文献中，也见有把冉闵写作染闵的例证。京都府东山区粟田口青莲院所藏《观世音应验记》写本（所谓吉水藏），据研究抄写时代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包含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即南朝刘宋傅亮所撰《光世音应验记》、南朝刘宋张演所撰《续光世音应验记》以及南朝萧齐陆杲所撰《系观世音应验记》。据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其中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之第三条“邺西寺三胡道人”条，提到“石虎死后，冉闵杀虎”，其冉闵写作“染闵”。而同为平安时代末抄本的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天野山金刚寺藏《佚名诸菩萨感应抄》写本，是一部从佛教经典中抄出的汉文菩萨感应故事集，其中“观音菩萨”部分，亦有“邺西寺三胡道人”条，并且，也把冉闵写作染闵。[29]
可见，冉闵的姓氏，很可能本来应作染而不是冉。染华墓志是现存关于冉（染）闵姓氏第一手资料中最早的，虽然未必可据以否定冉氏说，却给染氏说提供了强证。
墓志云：“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武帝，指石虎。案墓志所云冉闵在石虎初年封西华王，是不准确的。石虎即位之初，降号天王，亲王贬封为公，藩王降为县侯，冉闵没有封王的可能。据前揭《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冉闵于石勒时期封西华侯，石虎即位后封修武侯。墓志西华王当为西华侯之误。《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石虎时封冉闵为兰陵公，改兰陵郡为武兴郡，冉闵为武兴公，直到石鉴即位，“以石闵（案即冉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武德王，墓志作武信王，德、信两字形近易讹，未知所是。
墓志又云：“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案据《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冉闵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僭即皇帝位于南郊”，《资治通鉴》卷九八，《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并以为冉闵称号皇帝而非天王，与墓志不同。墓志又称冉闵“谥曰平帝”，为史书所不载。案冉闵于永和八年（352）四月被前燕慕容儁俘杀，随后被慕容儁谥为武悼天王，而邺城之破在八月。史籍没有冉闵的太子冉智继位的记载，但是在这三个月之中，冉魏可能而且应当给冉闵一个谥号。染华墓志中的“谥曰平帝”，很可能就是当时邺城的冉魏朝廷所为。
染华墓志又称：“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晋书》提到的冉闵诸子有智、胤、明、裕，不见染叡。据染华墓志，冉闵诸子在慕容燕还得到了善待。染氏似在太武帝时候灭北燕后归魏，定居平城。染华本人在孝文前期曾经“出身应召”以“蹔卫皇宫”，并“得为领表”，可能是较低级的内行武官。
染华墓志叙高祖以下及染华本人之死，皆书“崩”，这种情况，在其它北魏墓志中虽然也偶有同例，但毕竟较为罕见，可能是私家殡葬时僭越礼制的行为。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2]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文物出版社，1994年。和绍隆墓志图版见上册429页，录文见下册398-399页。
[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00页。
[4]万绳南：《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300页。案万绳南先生所记录和整理的这一段话，与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论北齐末年宫廷西域胡化之若干段落相近，唯不见举证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等文字，中华书局，1963年，121-123页。亦可见陈寅恪先生下笔之谨严。
[5]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见周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75页。
[6]林宝：《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本），中华书局，1994年，1233-1234页。
[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78页。
[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79页。
[9]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73页。
[10]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99页。
[1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593页。
[12]《北齐书》标点本，中华书局，1972年，695页。
[13]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图版见上册430页，录文见下册399-400页。[14]《宋书》卷九三《隐逸传》。“历世垂光”，传世陶集皆作“历世重光”，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7页。
[15]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45页。
[16]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390页。
[17]《世说新语》轻诋篇“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844页。同书文学篇“裴郎作《语林》”条：“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亦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269页。裴启《语林》采集古今“言语应对之可称者”，遂成《世说新语》之前驱。《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小说家类收《语林》辑本二卷，马国翰序谓“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
[18]《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所载《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句下，颜师古注曰：“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载《两都赋》“珊瑚碧树，周阿而生”句下，李贤注引《汉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树，葺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
[19]《南史》卷四二《萧子云传》，记“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南齐书》卷五九《羌传》，“（宕昌）使求军仪及伎杂书”；《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
[20]李璧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五，图版232，科学出版社，1956年。李璧墓志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8-119页。
[21]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2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84-385页。
[23]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省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2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见14页，录文及研究见200-201页
[25]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载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10-213页。
[26]《太平御览》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81页。
[27]林宝：《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本），1149-1150页。
武则天语录篇7
【导语】
2019年江苏常州中考成绩查询时间为6月25日，6月25日起考生可登录常州市教育局（jyj.changzhou.gov.cn/）自行查分。
录取方式和相关政策不变。继续按四个区域组织实施高中阶段学校的录取工作。市中心城区板块（含市直属、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原戚墅堰区）普通高中的录取，采用“根据考生所填志愿和各校招生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办法，武进、金坛、溧阳继续按2018年的办法执行。招生录取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及最低控制线分别进行录取。热点高中分配到初中校的比例继续保持70％不变，在考生综合素质合格的前提下，按有关学校录取分数线之下30分之内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录取，先按第一志愿录取，如第一志愿人数不足，再录取第二志愿，以此类推。溧阳市、金坛区、武进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热点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实施办法。职业学校（提前批次计划除外）面向大市继续网上注册入学。
武则天语录篇8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尤其在战后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对现代汉语教育的贡献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和具体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但是，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们忽视其学术史、思想史的意义。随着时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阅经典的《岩波中国语辞典》（岩波书店1963）虽然成为与中国交流的当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寻找着中日词汇的对应义之际，人们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编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中去体味仓石武四郎扬弃传统汉语训读法而使日本走上汉语学习康庄通衢的历史了。在中国，仓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现在《岩波日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6）上外，更是罕为人知，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其影响之不及引进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汉语教育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现代意义，却是无法回避的。理解和认识仓石武四郎这位在战后崛起的中国学研究前辈，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仓石武四郎于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县高田市，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喜欢日本与中国的古籍。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
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研究员。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1958年，任东京大学专任教授。此后又担任日中学院院长等职。
自留学回国后，仓石武四郎即致力于汉语教育的改革，创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今中国语学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并通过《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1940）、《汉字的命运》（1952）、《中国语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国?A桥梁：仓石25年中国语教学总结》（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会》（1981）、《汉字?日本语?中国语》（1982）等研究专著与《仓石中国语教本》、《岩波中国语辞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深入汉语研究并推广汉语学习。
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其《尚书正义（校订本）》（1936）、《段懋堂的音韵学》（1941）、《中国文学史问题》（1957）、《中国文学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吴稚晖：中国的思想家》（1963）、《中国文学讲话》（1968）、《目录学》（1973）等著作都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与汉语教学的推广普及一致，仓石武四郎还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中。1955年，他参加《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本）的编译，主编第14卷《短篇集?谢冰心篇》，1955-1958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6年参加《东洋名著》的编写，主编《中国篇?中国文学名著》，同年任《变革时期的中国研究》的主编，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总主编之一，并编译《历代诗选》（1961），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的编写，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8年参加《世界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的翻译，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4卷《庄子》、第20卷《宋代词集》。他还是将鲁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讲堂的第一人。
从以上的历程和业绩可以看出，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学回国之后开始的，近两年半的中国生活无疑对其后来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由于《述学斋日记》的出现而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将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放大开来。
二、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与《述学斋日记》
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规定的两年期满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的奖学金资助，继续在中国逗留了四个多月，于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在他留学的后期，留下了一份日记手稿，即《述学斋日记》一卷。“述学斋”是作者给自己的书斋起的室名，日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留学最后八月的读书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两天有日期而无记录），总字数28000余字，原文用汉字小楷书写在北京琉璃厂清秘阁印制的九行笺上，共45叶，此前复有引首一叶，书七绝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购书的志向。
这一份珍贵的日记，在许多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其唯一用中文书写的日记文字。我们从他《追赶鲁迅》一文可知[1]，他平时很少写日记：
我们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访问鲁迅先生的呢？对于我这个一般不记日记的人来说，不久就忘却了；然而，《鲁迅日记》上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天——五月三十一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的事了呀。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知道他也没把《述学斋日记》这样短暂的日记当回事。虽然《述学斋日记》标明为“卷一”，但在此后作者并没有再作续卷。日记在写作旨趣上明显受到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从其日记之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专述学问的内涵。这在其日记中即有叙述：
（正月）初三日。晴，寒甚。偶翻李越缦日记，颇动效颦之兴。
（正月）初六日。晴，比日寒甚。……补写元日来日记。
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越缦堂日记》的引导下进行日记的[2]。在中日近现代交流史上，由日本学者撰写的以学术交往为内容的留华日记寥寥无几，而日记体还原现场的时代性，就更使得《述学斋日记》具有了重要的信史价值。
其次，日记详细记录了其以学问研究为内容的丰富生活，这由几个方面组成：
一、听课。在日记所涉及的1929-1930学年两个学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学者的课程，包括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这样繁重的课程学习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的名义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进行实地考察等，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实际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此前桥川时雄也曾到北京大学旁听，但很快就失去兴趣[3]）。
此外，作者还在每周二奔波于杨锺羲、俞平伯的家中，跟从他们学习经史词章和翻译之学。前者是清朝遗老，曾经在那一时期开办“雪桥讲舍”，但最终前来的听众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两位。俞平伯是较作者更为年轻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却视为师友，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教学相长的时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记录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驻地，与俞平伯等中国作家举行座谈，有关他们在民国年间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孙人和家中居住，向孙氏的请益与互相探讨更是形同家常便饭。
二、游历、访学。作者在留学的最后两个月去了南方，并从上海回国。因此日记记载的内容里包括了他在中国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的游访历程，与之交往的中国学者无疑在日记里组成了1930年的“民国学人谱”。据笔者的统计，与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国学人，在日记中多达80余人。如其记载与陈寅恪见面的事：
（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乔（曾劬），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
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为今天重要的学术话题，这一当时的评说较之后来的“认定”自然更具有史料的客观性[4]。在吉川幸次郎1974的留学回忆访谈中，也提及此事[5]：
陈寅恪先生，我没有正式拜访过他，但见过他一次。前面提到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做《四库全书》提要续编的工作，最近成书了。
这工作中需要搜寻和购买书籍，这方面的主任是徐鸿宝先生，据说现在他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他与日本的学者也很熟悉，他为了把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介绍给陈寅恪，曾邀了陈寅恪，并叫上加藤常贤、玉井是博和我，一起吃过一次晚饭。就是在这一次我见过陈先生。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
在对陈寅恪的深刻印象上，吉川幸次郎的回忆无疑与作者当时的记载有一致之处，但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如时间、地点、人物上，《述学斋日记》则显示出作为第一手资料更为确凿的价值。又如：
（七月初三）冒雨访章太炎先生于同孚路。先生童颜短发，不饰边幅，尤见其古怪也。操笔论对，颇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春秋》即鲁史，孔子则就鲁史寓褒贬之意而已。《周易》所论，不出社会进化之过程，亦无可怪，而况其余乎？盖古文家所说，应是而已。过午而辞。
（七月初七）早赴中央大学，先访汪旭初先生于教习房廿二号，不在。转访黄季刚先生于大石桥四号。先生引见，所说侃侃，真国才也。小学一门特其专门。云：《古文尚书》作伪无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则真。又云：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看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又云：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
以上两段分别是在上海、南京访问章太炎、黄侃的日记，章、黄之学及其风貌在后人的记述中也是异说纷呈，而作者通过自己的访谈，在笔下言简意赅地表现出来，同样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又如胡适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恰恰在作者与之交往的那段时间有所中断。其时胡氏在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后的短暂北京之行，因为《仓石武四郎日记》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他南返的时间及在上海的部分活动内容（参6月14日、27日、29日记载），从而补足了胡适年谱中的空缺。此外，在游历过程中对北平故都与南方城市的风物描写，虽亦总是寥寥数笔，却颇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人文与自然景况。
三、访书、购书、校书。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并且非常勤快地记录下经眼的大量书籍。在八个月的日记中，作者记下了近八百种书籍，使其日记本身具有了重要的书目价值。这里有作者经眼的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涵芬楼、南洋中学、江南国学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的藏本，也有如陈士可、傅增湘、张元济、吴引孙等私人藏书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间购入和请人抄录的大量书籍，后者因为价昂、或属于藏书家的善本，而被借来请人抄写，再由作者在晚上亲自校阅，校勘的工作成为作者重要的读书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这些书后来捐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仓石文库”的重要部分。
在日记所著录的书籍中，尤以清代古籍为洋洋大观，这与日本学者受到西方学科理论训练而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先进性有关，因此在中国学者倾心于宋版书的时代，大量的晚近书籍成为日本学者购置的对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记载：“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6]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中找到线索，如2月3日著录《洛阳龙门志续纂》就是这样的一种孤本，在最新关于方志的叙录中，仍认为路朝霖的《洛阳龙门志》是唯一关于龙门石窟的专著[7]。此外如沈莲生《香草溪词》、沈振鹭《红树山房词集》、张劭《亟斋遗集》，以及《膏庵集》、《裘服成诵篇》、《湘漓合稿》、《白山诗话》等书，从《贩书偶记》到新出的《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目，均阙如不载。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书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8]。
此外，日记还反映了留学生活的其它内容，如作者翻译夏目漱石作品、为内藤虎次郎借抄盛昱《雪屐寻碑录》、为京都帝国大学购书、与同期在京的日本留学生和短期来华的日本学者之交往（在日记中出现的与作者在中国直接交往的日本学者多达40余人），等等，其中每一事，都构成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中国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使本土接触成为消解隔膜的良方。因此，京都学派的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首倡以中国人一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注重文献实证之外的经验实证追求，他们的继承者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遂进入了亲身实践的领域。而1930年前后很短的时间里，是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所以吉川幸次郎多次提及那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在其《水野清一君挽词》中说[9]：
同期在北京的留学生，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居住的冢本善隆及后来的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伯羲祭酒故居的奥村伊久良夫妻，我也曾短期在那里居住过。西有东厂胡同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里的桥川时雄、杉村勇造，跟住在西城的仓石先生同样有密切的往来。这可以说是留中外史上的一段兴盛期，只是没有艳闻。而从日本短期来访的学者也很多，其中如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也都与他结下了最深的缘分。
这一以水野清一为中心的记录，从仓石武四郎的日记中，可以更为逼真地看到日本学者们当时互相交往的情形。日记中出现的许多与作者来往的来华学者，在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学兴起的中坚。
第三，日记的重要性还在于，通过作者眼光和文字，记述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譬如北京的古书业与中国学术长期相互依存，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民国年间琉璃厂、隆福寺等古书街的种种往事，如长达半月的琉璃厂庙会盛况、伙计送书上门、年节收帐、封书等等。又如：
（四月）初五日。阴。清明。南北战事将有不测之势，“听风听雨过清明”者，此之谓乎？
作者这里的一句清明节感言，引用宋词，其声口之逼肖中国学者，不仅体现了他的思想融入中国社会命运之中的完全程度——在行为上，作者与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在华留学生中穿戴中国服装的无独有偶者——而且也刻画了内部军阀混战带给中国的人心动荡之极致。又如：
（五月初六日）访中江君，畅谈至深夜。云先师剑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馆。君访之，谈及东西大学优劣，先师曰：“东不如西也。然今有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都必有生色。”噫！此语虽过奖，而先师推挽出此，岂不可书诸绅哉？先师墓草既宿而未扫，感愧何堪！
中江丑吉是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的儿子，以后长期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记中，他与作者的往来频繁，恰也为这一重要异端思想者在北京的出没提供了形象的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上由他引出的一段回忆，反映了日本在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形成的东西学术消长之风。作者最终由京都返回东京的变故，是否由此也可以作出因先师的推挽为肇端的推想呢？
另外，在日记中体现出来的作者个人行踪的实录价值，也非常有意义。譬如在作者提交给文部大臣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记载其回国的时间为1930年7月24日从上海出发，26日到达神户。这显然是因为某种隐衷而回避了实际的情况，因为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8月3日出发、5日到达的起居生活。由此可见日记的私密性所保留的更大真实空间。
第四，通过日记，还让我们检验了作者在慎独之际也保留着的正直、善良的人格风范，——作者虽然在《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下开始日记，但他未必会顾念到这一日记最终在中国的出版，所以其中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谦谨、友好的礼貌，如对晚清遗老杨锺羲所执弟子之礼，逢年过节一依古风而行馈岁、辞岁、拜年之例；与居停主人孙人和的师生关系也始终如一，即使在沪上行将回国之时，也还为他配书寄赠（参6月23日记载）。即使是社会下层如孙氏家女佣赵妈因煤气中毒身亡，作者也视如家事，忙碌着约日本医生前来就诊，并在孝子前来领尸之际又为之愍然难已。在与古籍书肆的交往中，作者也结交了大量朋友，因此在他离京赴沪时，前来车站相送者多达二十二人，既有学界的名流如陈垣、徐森玉、孙人和、朱希祖、钱稻孙、赵万里、谢国桢等，也有古书业的友人陈济川、赵殿成等（6月14日），作者的人缘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也是在日记的最后，作者回到久别的祖国日本，却在神户港受到了非礼。于此而发出的愤慨，是非常感人的：
（八月初五）下午泊神户港外检疫。三点上陆，赴税关检查行李。关吏待余以支那人，言语无状，遂告其令，伊仰天无言。然而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
由一己的遭遇而联想到中国的命运，视关吏的无状为国家的耻辱，作者的感情在这里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狭隘界限，而表现出对待中国热爱、尊重的襟怀。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在战时的1942年发表《燕京大学落成式》一文提醒日本人对于中国应予承担的责任，以及在为日中学院——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的亲笔题词所蕴涵的崇高愿望：“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从《述学斋日记》里走出来的仓石武四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以中日友好为目标、匆匆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使者形象。
三、关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
《述学斋日记》的稿本今由日本中国史研究家池田温先生及其夫人?子女士（仓石武四郎先生之女）收藏，整理出版这份珍贵的文献也是池田温夫妇的夙愿。1993年他们来华之际，曾走访史树青、周一良等先生及孙人和先生的后人，为笺释这份日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离京之前，将一份《述学斋日记》的复印件交给我，希望我能利用在北京的便利条件作出一个中文的整理本提供给中国学者。
我荣幸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断深入以来，在即使是片言只字的笔谈稿也大做文章的今天，《述学斋日记》所提供的信息量无疑将使研究者可以揭开一段又一段的“秘史”。但这项工作几年来受到其它研究任务的干扰，时断时续，始终难以了断。去年夏天，朱玉麒君进入此间博士后流动站，与我合作进行西域史地的文献研究，对于《述学斋日记》也同样叹为秘籍。因此我们集中了大半年的时间，首先合作完成了这项日记文献的整理工作。
对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工作，我们一是完成了一个录文本，二是考虑到该日记的学术性，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注释本。注释的内容涉及到交往人名、著录书名、游历地名、机构名及相关事件、典故词语等等。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在日记以前留学的情况，注释尽量扩展了前后的范围，而具有了笺识的意义。
以《述学斋日记》的整理为中心，我们将该书定名为《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同时选收了作者的几篇回忆留学时代和中国文章，希望通过它们来勾连起留学时代的全貌。其中《关于延英舍》记述了他在留学前期住在东城延英舍的生活；《燕京大学落成式》既是对日记之前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一次记录，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山西之旅》、《翼城一夜》描写了在日记之前的山西之旅；《〈雪屐寻碑录〉代跋》则通过为内藤湖南寻找《雪屐寻碑录》的过程回忆了他与旧文人杨锺羲的交往，《追赶鲁迅》则记载了他与新文人鲁迅的一段交往；《在北京学汉语》、《钱玄同与黎锦熙》则详细介绍了他与其它中国学者的交往情况，和在汉语方面留学听课的经历，《北京的秋天》则通过相隔二十年的北京之行，以“风土病”概括了对于留学北京时期的回忆。这些文章围绕着某个专题而详尽地反映当时的留学经历，非常生动可读，既是其《述学斋日记》简洁记载的扩充，同时也为现代学术交流史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附录的《学问的回忆：围绕仓石武四郎博士的座谈会》，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其中中国留学的内容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从这种学术的漫谈中得到更多的启迪。
[1] 原名《鲁迅をおいかける》，载《大安》12卷10期（1966.10.）。
[2] 据池田温先生提供的材料，作者在去山西等地旅行时也都有每日札记的习惯，但均未能如此日记般着意、有条理。
[3] 参看《学问の思ぃ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1.）。
[4] 参看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6），页123。
[5] 参看《留学时代》，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9.），此处中文据钱婉约译本《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页61。
[6]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清现代篇自跋》，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7.）。
[7]《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武则天语录篇9
一
自洪武到天顺，是明代制义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制义，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5]。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科举规条时，沿袭元朝制度，主要以程朱一派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考试标准，“《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6]。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又令儒臣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以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文本，“废注疏不用”，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更加强大深刻。朝廷还再三诫谕“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7]，用以端正士习，钳制人心。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举国上下皆一禀宋人之成说，“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8]。希图发身功名、掇取禄位的士子们，碍于“功令严密”，自然是“匪程朱之言弗遵”[9]，“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于有司”[10]，所作制义率皆“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11]。至于《四书五经大全》是否存有舛误，士子不敢轻疑，更不敢轻言。顾炎武曾愤激地指斥“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2]，批评《大全》之修“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而当时“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13]。
在制义的文体风格上，本时期“风气初开，文多简朴”[14]，“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15]。这种风格的流行，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当时文学趣味的浸染是分不开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深词艰语、骈俪绮靡的文风深恶痛绝，他曾诫谕翰林院官员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16]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朱元璋尽管建立了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但却明确表示不赞成考试文字徒炫文词。在《开科取士诏》中，他赞扬周代“取材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批评后世取士“但贵词章之学，而未求六艺之全”，宣布自己开设科举的目的是“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17]。为了“去浮华之习，以收实效”，他要求“义必以经，论必以礼乐，策必以时务”[18]，并规定经义“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时务策“惟务直述，不尚文藻”[19]。他还特地“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20]，以为士子作文之式则。当为弥补科举之不足实行荐举时，他更是明确规定“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1]。在这种科场规条和取士原则的掣制下，参加科举的考生们自然不敢铺叙艳词瑰语，所作制义率皆“质而不俚”[22]、“朴遬而无文”[23]。
明初文坛的领袖人物，也反对为文“组织绮丽，张浮驾诞”[24]，提倡以文章为明道经世之具。如一代文章宗师宋濂在年过五十后，对自己青壮年时期“溺于文辞，流荡忘返”深感愧恨[25]，他重新审视文章的功用，主张“明道之为文，立教之为文，可以辅俗化民之为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26]。宋濂的高足方孝孺以文章理学著称于时，有“小韩子”之称，深得朱元璋称许，他亦从教化与致用的角度看待文章的作用，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27]，批评近世作者“较奇丽之辞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28]。到永乐以后，“台阁体”成为文坛的主导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在从成祖到英宗的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们长期辅政，以台阁重臣兼为文坛领袖。在文学趣味上，他们“诗法唐，文法欧”[29]，崇尚宋代欧阳修、曾巩一类的纡徐平畅的文风，主张“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30]，大力提倡醇厚典雅、平正雍容的语言风格，并以此种风格为绳墨规矩衡量科试文字之高下优劣。如杨士奇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31]。士子们为求榜上有名，为文务求“措词淳雅”[32]，以合时好。由于上下好尚一致，衡文标准明确，士子皆知所依从，正如林材所说，“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33]。
二
自成化到嘉靖，明代制义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制义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沿续了前一时期的趋向，但在写作技巧上大有提高，更加精纯雅致。晚明文人李乐曾评论说：“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34]清人普遍认为，成、弘、正、嘉“四朝文者，制艺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35]，把此期制义视为学习模仿之典范。如果进一步观察，此期制义又可分为成、弘和正、嘉两个阶段。本节先评述成、弘制义，正、嘉制义留待下节申论。
明末清初学者计东曾纵论有明一代会元之文，他对成、弘会元制义的评价是“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36]。这一评论，可以视为是对成、弘制义之特点的总体概括。所谓“稍见法度”，是指制义的结构体式更加谨严完整；所谓“未离乎朴”，是指制义的内容依然恪守传注，语言依然醇正朴实。不过，与前一时期相比，成、弘制义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迹象，其最显著者，是随着风靡文坛数十年的“台阁体”的衰落，文学复古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对制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开启复古思潮的关键人物，是“操文柄四十余年”的李东阳，他是杨士奇之后又一位“以文章领袖缙绅”的宰臣[37]，“虽遐陬荒壤，无不窃模其词规字体，以鸣于世”[38]。李东阳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诗论方面，其制义并没有什么新气象，但他的门人中却出现了不少制义高手，较受后人推重者，有邵宝、钱福、顾清等。这些人文学旨趣比较相近，都主张师古、复古，对两汉之文特别推崇，对韩愈之文也甚为欣赏。其中钱福尤为制义大家，李乐将他视为弘治间制义的代表人物[39]，后人则常将他与王鏊并举，号称“钱王”。与李东阳同时代的章懋、吴宽，也是复古思潮初兴期的重要人物，从不同角度提出复古主张；两人也都是名躁一时的制义大家，计东曾评论说，在成、弘14名会元中，当以“章枫山、吴匏庵为冠”[40]。其中吴宽曾对制义文字提出严厉批评，谓“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文之敝已极”，他企盼出现像宋朝欧阳修、苏轼、曾巩式的人物，“一振其陋习”，“还文于古”[41]。可见，吴宽痛感时文之弊已极，希望用古文济时文之穷。
在这些处于文学风尚转变期的人物中，对制义风格之嬗变影响最大的，非王鏊莫属。在后人眼里，王鏊是明代制义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人物。晚明学者李乐曾评论说：“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42]清人李光地对王鏊的制义甚加称许，“或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他回答说：“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对制义深有研究的梁章钜十分赞成李氏之言，谓“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43]。近人商衍鎏更称誉说：“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44]王鏊与吴宽皆为苏州人，他们官高望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一代文风影响甚巨，钱谦益曾评论说：“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学侍从之列，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45]。王鏊的制义不仅在当时很受崇重，后世也一直奉为圭臬。《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描述说，鲁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46]。此虽小说家言，然颇能反映明代后期以至清代科举教育之实况。
明代制义的体式，在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定型，最终固定为被称为“八股”的文体。《明史·选举志》在概述科举时，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试士”之法“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并称其文“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八股始于明初。实际上，“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47]，也就是说，明代在开科取士百年后，制义与八股之间方可划上等号。顾炎武对制义格式进行过专门考察，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将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48]必须说明的是，所谓八股始于成化以后，是指成化以后八股始成为格式固定的科举考试文体，并非是说此前无人做过八股文。事实上，早在宋朝，个别经义就已有四股、六股、八股之体，明代成化以前，亦不乏“八股体”之制义[49]。只是成化以前，在科举考试中，士子试文或对或散，并无定格，考官在评阅试卷时只关注文章优劣，而并不关注文章格式；成化以后，尽管并无明确的法令规定，但约定俗成，士子试文必须按八股格式撰写，否则必遭摈落。
三
明代制义发展到正德、嘉靖年间，“号为极盛”[50]。此期制义最突出的特点，是文人们将古文笔意融入时文之中，讲求文章的开阖变化，使制义达到很高的程式化程度，“其文之矩镬，神明若有相传之符节，可以剖合验视”[51]。正如方苞所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52]如前所述，从天顺末年开始，李东阳、章懋、吴宽、王鏊等便开文学复古之先声，有的人还试图以古文济时文之弊。其后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相继崛起于文坛，他们力倡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53]。不过，一来由于前后七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在文章方面作为不大，二来由于前后七子对西汉以后之文极端鄙薄，声称“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54]，与时文格格不入，他们所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然震铄文坛，但对制义的影响竟然很小。在前后七子之间，还兴起了一个以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章流派，称为“唐宋派”，他们师法唐宋八大家，所作文字“直抒胸臆，信手拈出”[55]，“文从字顺，不汩没流俗”[56]，很容易与制义相沟通。事实上，此派作家有意将古文笔法引入制义，“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57]，使制义的写作技巧得到很大提高，为制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唐顺之、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主将，也是深受崇重的制义大家；此外还有瞿景淳、薛应旂、诸燮、胡友信等，文风亦大致相近，所作制义亦颇受称道。[58]后人论明代制义名家，有“归唐”、“王唐归胡”、“王唐瞿薛”之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派”不满于“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的文章流弊，特别讲究“开阖首尾错综之法”[59]，并通过文章选本的方式示人以门径[60]。如唐顺之曾选录周至宋之文成《文编》，标举脉络，窥探法度，其自序谓：“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归有光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标示文章之命脉筋节，使初学者有法度可循，其书遂被士子奉为时文秘诀。茅坤则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八股文之题义章法评点古文，虽不免有“拘牵割裂，止求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之弊[61]，但“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62]，颇有助于普及和提高制义的写作技巧，故深得士子青睐，“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63]，在转移制义文风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将正、嘉之制义誉为“明文之极盛”的同时，方苞还对其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正、嘉制义既有“气息淳古、实有发挥者”，亦有“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衍者”[64]。的确，正、嘉年间，制义在臻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了“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趋向[65]。所谓“浮艳险怪”，是指制义的文体风格猎奇斗艳，不再讲求醇正平实。风格浮靡奇倔的制义早就存在，到正德年间，逐渐蔚成风气。嘉靖初期，张璁在一份谈论科举问题的奏疏中，批评当时的试文“配合缀缉，夸多斗靡，口传耳剽，翕然成风”，“父兄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学，明欺有司如同聋瞽”；他建议朝廷“正文体”以复“风雅”，“取士之文，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66]。张璁等还利用操文柄之机，明示好尚，以图宣示标准，变化风气。如嘉靖八年，张璁与霍韬主持会试，遂“初变文格，主简劲”[67]，极力祛除“夸多斗靡”之习。不过，习俗既移，风雅难追，终嘉靖之世，朝廷虽屡申“正文体”之诏令，宣布“诸刻意骋词、浮诞决裂、坏文体者，摈不得取”[68]，但并不能扭转制义流于浮靡怪诞的趋向。
所谓“不根义理”，是指制义的思想内容离经叛道，不再恪守经典传注。明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状况，到英宗时开始有所改变。其时陈献章力倡“自得”之学，创“白沙学派”，初脱程朱矩矱。成化初年，时已颇有名气的陈献章参加会试，“竞出新奇”，在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一题时，破题云：“物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考官戏批其傍云：“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69]可见，新奇怪诞的议论，此时还不可能得到考官的欣赏。这种情况，在成、弘年间，逐步发生了变化。弘治十八年会试，主考张元祯、杨廷和得一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遂署第二名。[70]根据试文就可判断出自“白沙之徒”之手，其内容必有发挥师说、不守传注之处，而考官竟署置高第，说明此时的思想风气，与成化初年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正如顾炎武所说，“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71]。正德年间，王守仁在继承宋朝陆九渊和本朝陈献章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体大思精的“心学”体系，其理论虽“与朱子之说，不无牴牾”[72]，但对厌倦程朱理学之支离僵化的士子们却很有吸引力，许多士子顿觉“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73]。思想界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在科举试文中表现出来，这引起不少卫道之士的忧虑和愤慨。嘉靖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指出：“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导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皇帝接受了此项建议，降旨说：“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74]次年廷试，策问阴诋王守仁，“欧阳德，王氏弟子也，与同年魏良弼、黄直，直发师训，无所阿附，竟登第，与探花徐阶善，共讲王氏学焉”[75]。可见，由于王氏新学入人已深，摒绝异学的敕谕很难得到切实执行。而且，不但王学对制义内容影响很大，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士子们还竞奇求博，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之语也开始出现在制义中。朝廷曾下诏“禁引用《庄》、《列》不经语”[76]，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徐阶曾叹息说：“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彼其要归，诚与圣人之道不啻秦越，然其言之似是，世方悦焉，而莫之能放也”[77]。
四
隆庆、万历年间的制义，承继了正、嘉时的发展趋向，在体式之完备和风格之诡靡两方面都达到极致。方苞评论说：“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在他看来，“隆、万为明文之衰”，其时制义既有“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者，亦有“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78]。这一评论，点明了隆、万年间制义的特点。的确，一方面，从体制结构和文字技巧上看，此期制义更加完备精妙，正如戴名世所说，“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隆、万两朝”，“当是时，能文之士相继而出，各自名家，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后有起者，虽一铢累黍毫发而莫之能越”[79]。另一方面，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内容上看，此期制义更加浮靡奇诡，正如朱国祚所说，“今天下之文竞趋于奇矣”，“彼为奇者，其立意固薄简易、卑平淡，将跨跃区宇，超轶前人，以文雄于时，而不知其滋为病也。抉隐宗玄，杂取异端奇袠之说，以恣其夸正学之谓何，则理病；务深窅晦暗，其辞令人三四读不能通晓，以是为深长之思，则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击腐木湿鼓然，则声病；决裂饾饤，离而不属，涩而不贯，则气病。习尚颇僻，不轨于正途。今大雅之风澌灭殆尽，则又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80]。
总起来看，后人对隆、万之制义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在批评者眼里，此期士风与文风交相鼓荡，弊病已极。徐显卿在一封信中谈到：“窃惟文体士风与时高下，今士子所业者，久已离去本根，习为怪诞，其佶屈似深，其虚空似雅，其诡谲似奇，其剿袭似实，不知精神心术，悉逐于游淫汗漫而无所归着，他日形之施为，自然以凌逾为广大，以矫亢为廉洁，以倾险变幻不可测识为高明，弊极矣。”[81]批评者们一致认为，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是造成制义文风怪诞诡谲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早在正、嘉年间，就出现了“异说者起，以利诱后生，使从其学，毁儒先，诋传注”的情形[82]，并在制义以及廷试策中有所表见。但是，当时刚从“朱胜陆”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朱陆争诟”阶段，王氏新学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至嘉靖末、隆庆初，相继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李春芳皆尊崇王学，支持讲会，提高了王学的社会影响力，于是“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83]，王学在思想文化界遂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在制义中充分体现出来。隆庆二年，李春芳担任会试主考，他“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题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这明显是依循王学解经，而且明以《庄子》之言入文。这对士子影响很大，“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84]，“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85]。到“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86]，“而穷经学古之儒，拘守旧闻，不能委曲从俗”，“反白首黉序，困抑青衿，无所显庸于世”[87]。为了纠治日新日怪的风气，使制义归于平正典雅，士大夫们反复不断地上疏皇帝，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较文取士，专重经学，以明理雅正为准，其一切猬杂不经诐淫遁诡之辞，悉罢不录”[88]，皇帝也俯从舆情，屡下诏敕，谆谆以端正文体为诫，究其效果，却是“竟未能廓然一大变其习”[89]。这是因为“举业之用，在乎得雋，不时则不雋，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90]。
万历中年在文坛煊赫一时的“公安派”，就是受到王学深刻影响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1]，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92]。这种文学观念，与当时的制义文风若合符节。属于王学左派的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被公认为是“公安派”的先驱，三袁兄弟与他交往甚密。他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立场，与鄙夷制义的时论大唱反调，认为“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他还嘲笑持“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的观点的人士“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93]。三袁中名声最著的袁宏道，与李贽的看法极为相似，认为“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他对厌薄时文的士论深为不满，指斥说：“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94]李贽和袁氏兄弟还把自己的文学主张灌注到制义写作之中，使制义成为阐发思想、抒发性情的工具。如李贽撰写的制义，“直捷明快，洞然与其生平持论及讨古辨今处如贯气合”；当他入狱后，朝廷下令焚毁其书，“一切制义之在版者，以坏文体并禁”，但由于其制义“脍炙人甚”，人们不忍“投其字于水火”，便改换上他人姓名，使其继续流传[95]。袁中道认为“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称赞成元岳的制义“无论为奇为平，皆出自胸臆，决不剿袭世人一语，一题中每每自辟天地而造乾坤”[96]；而他本人所作制义，亦“搜云入霞，意气豪甚”[97]，“骨力苍劲，言约旨深”[98]，极富有个人才调，颇得时誉。可以说，“公安派”任性任情、尚奇尚怪的风格，既受到当时奇袠诡谲的制义文风的影响，又反过来推动了制义文风进一步趋向奇袠诡谲，致使“不守父师成说，而独写灵心”[99]的制义更加流行。
五
天启、崇祯年间的制义，被公认为敝坏已极。戴名世抨击说：“迨于天启、崇祯之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搘拄，而文妖迭出，波荡后生，卒不能禁止。”[100]《明史·选举志》亦谓：“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家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101]梁章钜也批评启、祯间制义“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102]。其时朝廷仍然屡申戒饬，要求“凡离经悖注之言，有类《齐谐》、《越绝》者，悉置不录”，还曾于会试时下令“著考官每房各搜举一卷离经悖注及文辞怪诞者，于揭榜日送部奏请严处，如容隐不举者，著部、科参究”[103]。然而，与以前一样，朝廷的禁令难敌时风的鼓荡，“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104]。就连主持考政的官员，也不将朝廷谕诫放在心上，李乐为此慨叹说：“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学》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今日试院先生出示，必言举子文字如用佛经、《老》、《庄》语者不收。据余目见中式文甚少，然何尝无佛语、《老》、《庄》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达，务黜奇诡，然奇诡至不能解读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体大坏，皆所好所令自相违悖致之也。后生小子看这样子，焉得心术不坏？”[105]
不过，上述否定性的评论虽然很有道理，但还不够全面。事实上，此期制义虽然承袭了万历时“争罕喻以标奇”、“争繁缛以侈富”、“争窔奥以极深”、“争僻诡以逞异”[106]等弊病并更趋极端，但也出现了一些堪为式范的制义名家。方苞评论说：“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又说：“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107]陈函辉也评论说：“万历己卯、壬午以后，士之攻制义者，不翅如唐文之三变，日新又新。至天启甲子来，几不知向之传注为何物，向之师说为何语，不复可以常理常法论。先进遗风，虽欲从之，而未繇矣。然其间制义家，颇能举异传百家，往往纵横于笔端，以八比而敷陈其经济之学，有足多焉。”[108]方、陈二氏对天、崇制义的评论，既批评了其佶屈诡谲、猥杂不经的一面，又褒扬了其创新求变、独抒胸臆的一面，较能反映此期制义的全貌。
在驰骋于晚明文坛的制义高手中，以金声、陈际泰两家最为有名，戴名世称誉说：“在天启、崇祯中，休宁金氏、临川陈氏两家，奋然特兴，横绝一世。”[109]金声值“天下方习尚浮腐，饾饤经语子语，以日趋于臭败”之时，“傲然不屑”，所作制义“浮气敛而昏气除，惟其洁而已矣”[110]；陈际泰的制义则“雄常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其意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111]。同时又有艾南英者，与陈际泰以及章世纯、罗万藻同郡，深疾“场屋文腐烂”，“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112]。这些人“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113]，把制义推进到一个新境界。诸人之中，尤以“以欧、曾之笔墨，诠程、朱之名理”[114]的艾南英对一代制义文风影响最大。他继承了“唐宋派”的文学观念，“以古文号召天下”，主张师法唐宋名家，由唐宋入秦汉。他虽然斥责当时流行的制义“臭腐而不可读”，但对制义这一文章体裁本身，却甚为看重，认为“文之备性命，见古今，虚灵圆变，千万态而不可穷者，莫如时文”[115]，“制义一道，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116]。他试图“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117]，付出很大心力编辑时文选本，编辑宗旨大致是“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118]，希望藉此振疲救弊，使时文复归淳正典雅之道。阮葵生赞扬说：“艾东乡痛天、崇文风败坏，高者阳奉孔、孟，阴归佛、老，其浅陋者又目无一卷之书，放言泛论，谬种流传，于是尊程朱，辟二氏，撰《定》（《皇明文定》）、《待》（《皇明文待》）二书，专主宋儒之学，文之背谬者辄涂乙，不少假借。”[119]戴名世对艾氏也评价甚高：“当是时，释、老、诸子之书盛行，学者剽窃饾饤，背义伤道，汨没其中而不知出，盖文之敝极矣。千子慨然悯之，取一代之文，丹铅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晓然于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医而生，其功可谓盛矣。”[120]与艾南英同时活跃于文坛的张溥以及应社、复社诸子，陈子龙以及几社诸子，尽管在文学观念上与艾南英颇存差异并有所论辩，但他们也同样深恶“驳而不纯之文”[121]，在提倡复古以矫正时文卑靡之弊这一点上，大家并无分歧。在他们的影响下，明末制义呈现出复归于宗经复古、尚洁崇雅的趋向。不过风气未成，明室已亡。
六
作为一种“立一格而后为文”的文章体裁，制义在题材内容和结构方式上都比较僵化，但又绝非“僵而不化”；如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制义也有着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自朴而之藻，势之所必趋也”[122]。时代文化的变迁及其深层律动，会对文体的流变产生重大影响。在上文中，我们已涉及到对制义文风嬗变影响甚巨的文学风尚和哲学思潮的变化情况。此外，还有一种因素在转移制义时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时文坊刻的流行。
明代前期，尚无时文坊刻，只是沿袭宋、元以来旧制刊刻《试录》，内录“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123]。明朝开科之初，《试录》“惟列董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贯籍、经业而已”，“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至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始刻成文，自时厥后，永为定式”[124]。士子场中所作之文，因时间紧迫，无法精雕细琢，往往不够精纯，且难免存有舛误，考官为避免世人訾议，不得不加以润色。到后来，考官索性将士子之文弃置不用，亲自操刀代作，“又以入帘猝办试事，不暇文，故豫为焉，携之入”[125]，以致《试录》所刻之程文，“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126]。到明代中叶，这种现象已成常态，遂招致许多批评。如嘉靖初年，邓显麟指出：“切惟乡试、会试有录本，进呈上览，传信天下。近来往往假举子之名刊刻试官之作，吾谁欺，欺天乎？且使草茅之葵藿，竟同鱼兔之筌蹄，名虽甄录而文已失其真矣。”[127]自此以后，言者日众。万历十三年，礼部题准：“程式文字，就将试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果有学问该博，即前场稍未纯，亦许甄录，中间字句不甚妥当者，不妨稍为修饰，但不许增损过多，致掩本文。”[128]万历十九年，又题准：“凡乡、会《试录》，前场文字多用士子原卷，量加修饰。至策题深奥，士子条答或有未畅，止许补足题意，不许全卷另作。”[129]虽然屡申禁诫，考官代作之风仍难完全止息。尽管程文有示人以程式规矩之意，不能像市井坊刻那样率意恣肆，但也不能避免与时俱变，它既受时尚影响，又以其特殊的权威性促动风尚流变。大体说来，正德以前，程文基本上都能恪遵朝廷功令，文体平正典雅。到嘉靖时期，受“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文风的影响，程文也开始趋奇趋险。嘉靖十年乡试，“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务为险怪尖新语，不复明经传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横”[130]。此后朝廷虽屡申诫，终究无力挽住流风。
与《试录》程文相比，坊刻时文因其数量大，变化快，对士子的影响也就大得多，到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俗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的情形[131]。据郎瑛介绍，“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132]。可见，坊刻时文是成化以后出现的新事物。这种书籍因有助于士子准备举业，故极受欢迎，能给刊刻者带来厚利，是以书贾转相效尤，使其成为刻书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贵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鲜以讲究为事”之语[133]，可知当时坊刻时文已不鲜见。到正德时，坊刻时文已是“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遂上疏要求痛革，“凡场屋文字字句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各处提学官尤当禁革，如或入藏诵习不悛者，即行黜退”[134]。皇帝将此疏“下所司知之”，但并未明令允其所奏。总体看来，嘉靖以前，“主司之所录者，皆舆论之所推，舆论之所推者，必为主司之所录”[135]，朝野上下对制义的评价标准比较一致，士子们最为崇奉的还是考官和取中士子所作的程墨，书坊所刊者亦以考卷为主。隆庆、万历以来，制义日变日新，已难维持统一的评价标准，“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纷纷聚讼”[136]，主司常蒙“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之讥，“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之心，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而矜尚标榜之事乃出”[137]，人们各逞己见，坛坫自高，“时贤之窗稿，青衿之试牍”，以及各文社研习之作，多有刊刻行世者。至万历末年以后，坊间流行之时文刊本共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则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138]此时“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其权威性已超过程墨，出现了“昔之程墨掩时义，今之时义敢于侮程墨”的情形[139]。各书坊为了扩大销路，多获利润，无不追逐时尚，务求新奇，以炫动人心。士子们在“不时则不雋”的压力下，亦把坊刻时文──特别是著名选家的选评本──奉为圭臬，“观其去取，朝夕而置之几案”[140]，“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141]，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42]。许多士大夫把坊刻时文看作是败坏文风士习的罪魁祸首之一，认为“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143]。从这些愤激的言词中，足见坊刻时文对士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强烈。
（资料来源：原载《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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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卷七O《选举二》。关于八股文的体制，请参阅启功：《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第188－204页。
[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
[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4]《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明史》卷七O《选举二》。
[7]陈鼎：《东林列传》卷二。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O《姚江学案·叙录》。
[9]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10]陈廷午：《午亭文编》卷三二《经学家法论》。
[11]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
[1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
[1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
[1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5]《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6]《明太祖实录》卷四O，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条。
[17]《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己亥条。
[18]徐一夔：《始丰稿》卷五《乡试程文序》。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一》。
[20]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
[21]《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乙未条。
[22]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四《品士录序》。
[23]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24]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七《守斋类稿序》。
[25]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九《赠梁建中序》。
[26]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六《文说赠王生黼》。
[2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王秀才书》。
[28]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张廷璧书》。
[29]崔铣：《洹词》卷一O《评文喻学者》。
[30]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
[31]刘球：《两溪文集》卷二二《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公行状》。
[32]正德时，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谓成化初年以前，“取文必讲理亲切，措辞淳雅”，见《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34]李乐：《续见闻杂记》卷一一。
[35]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3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37]《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3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
[39]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41]吴宽：《送周仲瞻应科诗序》，载《明文海》卷二六一。
[42]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四。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9页。
[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少傅鏊》。
[46]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47]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
[48]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500－501页。
[4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1页。
[50]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5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52]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5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
[5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
[55]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
[5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
[57]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书》。
[58]如《明史》卷二八七《胡友信传》云：“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者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胡友信）。”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二《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云：“时文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有光）之长句，诸君燮之绪音，胡天一（友信）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今文待定序篇下》云：“今天下言举业，断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王鏊）、荆川（唐顺之）、昆湖（瞿景淳）、方山（薛应旂）为四大家。”
[59]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O《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60]参见陈平原：《八股与明清古文》，载《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6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62]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八大家文选序》。
[63]《明史》卷二八七《茅坤传》。
[64]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5]《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66]张孚敬：《张文忠公文集》奏疏卷三《慎科目》。
[67]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68]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
[69]田艺衡：《留青日札》。
[70]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白沙之徒》。
[7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心学》。
[72]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
[73]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74]《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
[75]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王氏学》。
[76]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77]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明末艾南英谓“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天佣子集》卷一《历科四书程墨选序》）。然从朝廷所颁禁令以及徐阶等人的议论看，王阳明之说在嘉靖年间确实对举业已有一定影响，艾氏之说不够确切。
[78]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7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8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3]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存三《朱泽〈朱子圣学考略〉提要》。
[8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8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6]王夫之：《姜斋文集》卷二《显考武夷府君行状》。
[8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8]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六《事纪》。
[8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90]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时文叙》。
[9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
[9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答李元善》。
[93]李贽：《焚书》卷三《时文后序》。
[94]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关于“公安派”与时文的关系，郭绍虞曾有简要论述，见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下卷，第238－240页。
[95]钱启忠：《清溪遗稿·刻李卓吾制义小引》。
[9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O《成元岳文序》。
[97]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送兰生序》。
[9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钱伯成《笺》所引。
[99]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时文叙·青溪儒童小试叙》。
[10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0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02]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03]《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五月癸丑条。
[10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105]李乐：《见闻杂记》卷九。
[10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107]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108]陈函辉：《〈奏雅世业〉序》。
[10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1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三《金正希稿序》。
[111]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12]《明史》卷二八八《艾南英传》。
[113]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八《礼闱示贡士》。
[114]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
[11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詹曰至近艺序》。
[116]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五《答杨淡云书》。
[117]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戊辰房书删定序》。
[118]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1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2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21]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存稿》卷五《程墨表经序》。
[122]娄坚：《易经程墨文选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一。
[12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124]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九《皇明历科会试录序》。
[125]高拱：《程士集》卷首《自序》。
[12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云：“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
[127]邓显麟：《梦虹奏议》卷下《条陈科举疏》。
[128]万历《明会典》卷七七《科举·科举通例》。
[129]《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
[130]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
[131]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二二《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
[132]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辩证类·时文石刻图书起》。
[1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134]《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13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六《进士房稿》。
[137]徐世溥：《同人合编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
[138]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39]曾异撰：《叙庚午程墨质》，载《明文海》卷三O九。
[14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甲戌房选序下》。
[141]王夫之：《噩梦》。
武则天语录篇10
1.今年军校招生计划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我省军校招生计划369人，比去年多17人。大部分指挥类专业的体检要求调整为“其他专业合格”。具体招生计划数、体检要求、成绩要求、选考科目要求等，请参阅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编印的《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普通类）》。
2.今年有哪些招生院校？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军队院校有20所，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武警特种警察学院。今年新增4所军校：陆军步兵学院、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武警海警学院。
3.今年浙江新增的4所招生军队院校有什么特点？
陆军步兵学院，是培养新型陆军步兵初级指挥军官的高等教育院校，140余人成长为共和国将军，被誉为“将军的摇篮”，院本部座落在江西省省会南昌，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设校区。该院先后为全军部队培养了200余名硕士研究生、近30万名军政指挥人才，为106个国家培养了5000余名军事留学生。先后被评为全国军政训练先进军校、全军教学优秀单位、全军科学发展观教学先进院校、全军政治理论教学先进院校等。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是一所专业类高等教育院校，学院本部和研究所地处天津市，在江苏镇江和安徽蚌埠市各有校区，主要面向全军培养运输投送、轮式车辆装备保障、军事物资配送专业领域军官和士官，面向陆军、空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培养船艇部队专业岗位军官和士官。学院集作战、后勤、装备保障于一体，博士、硕士、学士层次齐全，军、工、管协调发展，为部队、地方和外军培养输送20余万名合格人才。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配套齐全的设施设备和紧贴实战的办学条件。
海军潜艇学院，创建于1953年8月，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是中央军委确定的“2110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学院承担着潜艇和防救军官，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有核潜艇、常规潜艇、防险救生3大教育体系。潜艇军官地位作用突出、责任感荣誉感强、发展空间广阔、工作地域环境优良、生活待遇优厚（各种补助多，高于一般同级水平）。体检要求双眼裸眼视力均在4.9以上，无色盲；五官端正，无颅脑外伤和重大手术病史，牙列整齐。
武警海警学院，地处浙江省宁波市，为指挥类军事高等教育院校，是全国只一所专门培养海上维权执法人才的院校，主要承担武警海警部队人才培养培训、科学研究、部队服务及外警培训任务。学院前身是1982年组建的海巡训练大队，2018年7月1日，归属武警部队领导管理，更名为武警海警学院。目前已成为新型海警人才培新基地、海上维权执法与防卫作战研究中心、海警部队建设发展决策咨询与信息资源中心、海警部队装备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海警部队国际交流合作暨发展中国家海上执法研修培训中心，是海警部队人才培养的摇篮与对外交流的窗口。
4.如何获取准确的招生信息？
主要是3个渠道：一是登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zjzs.net），了解我省军校招生工作有关文件和具体要求；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黄埔一号v军校资讯”、“钱塘兵事”(在《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普通类）》军队院校招生宣传彩页上有微信二维码)，有关军校招生和军检等信息，会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外；三是通过上网、打电话等方式，向招生院校了解院校情况、专业特色、毕业分配去向和以往录取分数线等信息。
5.军校招生对象有哪些基本条件?
①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应届、往届均可报考。②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政治条件，志愿为国防事业服务。③年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报考当年8月31日）。④身体和心理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⑤未婚。
6.报考军队院校程序有哪些?
共有五个重要步骤：一是填报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6月26日、27日网上填报志愿，安排在普通类提前录取，可填报5个院校、每个院校6个专业和专业服从志愿。二是确定军检名单。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普通类专业的分段原则，依照各院校招收男、女考生计划数的4倍向省军区招生办提供政治考核、面试、体检考生名单。三是参加政治考核。入围考生可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下载打印或到县人民武装部领取《政治考核表》，填写个人信息后完成政治考核，由县人民武装部作出考核结论，由军分区（警备区）派员将考核表送到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四是参加军检。军检包括面试和体格检查（含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省军区招生办拟制军检工作手册，明确军检工作流程、标准条件、复议程序、申诉渠道、结论查询等。高考体检结论不作为考生是否参加军检条件，以军检结果为准。五是录取。政治考核、军检工作结束后，省军区招生办及时将合格考生信息录入考生电子档案。省教育考试院依据院校招生计划向院校投档。我省实行顺序志愿投档，根据考生志愿，按性别从高分到低分按院校招生计划数110%的考生电子档案投给各招生院校，由院校按规定录取。
7、报考军校如何参加面试和体检？
面试由浙江省军区招生办组织，体检由903医院（原117医院）负责，在903医院院内进行。集中安排在7月1日、2日，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考生于7月1日上午7时前报到，参加面试、体检；其他地区考生于7月2日7时前报到，参加面试、体检。903医院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14号，报到地点位于该院文化活动中心（百度地图有标示）。公交路线：杭州东站（火车）出发，①乘地铁1号线到龙翔桥站C3口出站，步行至东坡路平海路口公交站转7路到九里松站下车。②步行至火车东站西乘28路公交车到植物园站，换乘7/807路到九里松站。杭州城站（火车）出发，乘7路公交车到九里松站下车。开车前往903医院要考虑西湖景区限行限号相关规定，医院院内虽有停车位，但数量有限，建议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提前了解周边停车场位置，以免带来不必要麻烦，确保考生按时顺利参检。
8.如何了解军检要求和结果？
军校招生体检要求男性身高4050px以上，女性身高4000px以上。大部分专业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4.5，矫正视力不低于4.9或矫正度数不超过600度，在体检标准中注明是“指挥专业合格”的，则要求裸眼视力4.9（未进行过矫正手术），个别特殊专业要求达到5.0，具体要求可搜索《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也可向当地人武部咨询或登录微信公众号查阅。军检各项目结论（除个别检查项目外）当场告知考生本人，考生对军检结论有异议可现场提出复议申请，由监督复议组复议。对当场不能作出结论的血常规、尿液、血清艾滋病毒抗体等体格检查项目，在考生体格检查结束后2天内向社会公布检查结论，考生可按规定自行查询检测情况。军检报到处张贴“浙江省2019军检*群”，请考生本人扫码并注明“姓名+考号”,经核对个人信息后进群，此微信群只推送复检通知、结论公示等信息。
9.军检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军检时要注意以下10个问题：一是做过眼睛屈光不正手术的考生，请现场提供诊断证明、复诊记录、手术记录等其中一项资料，可以是复印件，但必须加盖手术医院公章（手术时间需半年以上）。既往做过其他手术或曾有骨折等创伤病史的考生，请现场提供就诊病历本、出院小结、住院病历等相关病情材料，并加盖手术医院公章。二是考生在体检前应规律生活，避免熬夜、劳累、剧烈运动，保持心情放松。体检前一段时间（3天以上）宜清淡饮食，禁止饮酒，体检前一天20:00以后须禁食，体检当日空腹参检，否则易造成不良影响。体检时必须在抽完血、做完肝胆脾胰B超后方可吃早饭、喝水。三是体检当日留取尿标本时应尽量留中段尿，女生在做妇科B超前需憋尿。四是考生体检当日严禁佩戴隐形眼镜、隐形色盲镜等，可以携带框架眼镜，并根据医生要求进行眼科检查。五是考生体检前需如实填写《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检检查病史调查表》，在体检过程中应如实告知既往病史，如有隐瞒或弄虚作假者，按《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办法》中规定处理，用药过敏者需提供相关证明，并盖有该医院印章。六是考生当日务必携带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请到公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证明上必须要有身份证号，体检前主动出示身份证，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一经被发现或举报查实，将被取消体检资格并按不合格论处。七是考生体检时，建议着方便穿脱的衣服和鞋子，不佩戴饰品，严禁携带与体检无关物品。八是考生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按序受检，经引导员确认完成所有体检项目或查出不合格项目后，在引导员带领下方可离开体检场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否则视为自动放弃体检。九是整个体检过程医院不接受任何关于体检结果的询问，体检当日16:00-16:30，将通过微信“浙江省2019军检*群”和在医院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张贴公布当日、次日复检的考生名单。十是考生在体检过程中若有身体不适及其他不清楚事宜可咨询现场工作人员。咨询与投诉热线：0571-87348900。
10.面试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招生工作条例》，面试主要考察了解考生的报考动机、形象气质、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面试考官面试通常采取目测、口令调整和语言交流等方法进行。目测，主要通过观察，对考生的形象气质、行为举止进行评定；口令调整，考生按照面试工作人员下达的口令做动作，主要测评考生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语言交流，通过针对性的提问与考生进行交流，了解考生的报考动机和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
11.报考军校如何参加政治考核?
浙江户籍考生（含学校与户口不在同一地的浙江户籍考生），政治考核由户籍所在地人武部负责；外省户籍考生，政治考核由就读高中所在县（市、区）人武部负责。政治考核流程：考生在接到学校通知后即可参加政治考核；考虑外省户籍考生政治考核时间相对紧张，如有考生填报志愿后就想参加政治考核，各人武部给予主动协调。政治考核办理流程：①填写《政治考核表》个人信息；②到就读学校进行“在校表现”考核；③到户籍所在县（市、区）人武部政治考核，户籍人武部作出政治考核结论；外省户籍考生把高中所在县（市、区）人武部出具的政治考核函调信和《政治考核表》送达户籍所在县（市、区）人武部（往年有考生是先寄回老家，由老家亲朋送到人武部），考核得出结论后，户籍考生将《政治考核表》交到学校所在地人武部；⑤人武部、军分区（警备区）逐级汇总后，把《政治考核表》和政治考核结论派专人送到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未参加政治考核或政治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投档录取。
12.军队院校学员有什么待遇？
军校录取新生入校后，由院校组织进行政治考核和身体复查。复查合格者，取得学籍和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学员待遇，按月发放学员津贴和伙食费，目前津贴费第一年1000元/月以上，每年递增，伙食费标准每月约600元，寒暑假期间按标准退伙，每年按规定报销一次探亲路费。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学员学习期满，全部课程考核合格并通过毕业联考后，发放本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学位。
13.学员毕业后如何分配？
依据学员全程课程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和平时综合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学员综合评定作为确定分配工作单位的基本依据。毕业学员依据综合评定排名顺序，在本专业分配计划明确的分配单位范围内，依次提出个人分配志愿。分配政策制度、学员综合评定结果、分配计划方案等进行全程公开公示。
14.报考军队院校是否影响报考地方院校?
军队院校招收高中毕业生的工作，安排在普通类提前录取，优先于后续其他普通高校录取。对报考军队院校未被录取者，将按其填报的后续其他普通高校志愿参加录取。因此，报考军队院校未被录取者并不影响其后续其他普通高校录取，实际上是增加了一次被录取的机会。
15.如何提防招生诈骗？
军校招生不是军队单方行为，而是国家高校招生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报考军校的考生须参加全国统考，并统一录取。目前，我国军校招生工作制度的规范程序、管理程序已日渐成熟，有关军队院校招生的详细信息，在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都可以直接查到，也可以查阅相关院校的招生简章。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报名时要慎重行事，认真仔细了解军校招生录取政策、规定和程序。千万不要轻信各种“关系”，防止上当受骗，避免“财学两空”。一旦收到诈骗信息或遇到可疑分子，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防止受到侵害。省军区招生监督举报电话为：0571－8734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