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历史十篇

武则天历史篇1

一、女性权利的争取者

第一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则天形象，可以概括为女性权利的争取者。“”作为我国现代历史的开端标志，是一场人的发现、人的解放的运动，一代新知识分子积极思考人生的价值，要求社会尊重个人的人格，倡导男女平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文主义思潮在文化思想界不断深入发展，崭新的“女人”——武则天的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大潮跃出水面。1937年6月，宋之的出版历史剧本《武则天》，此后田汉又创作了以武则天为主角的名为《谢瑶环》的京剧剧本。宋之的说，他从小接受了祖辈对武则天“大娘们”的定论，他还说：“等到自己的思想逐渐形成，……祖父的论断自然就使我怀疑了！”新一代的文学青年，自然不会再站在男人的立场上骂武则天为“大娘们”，宋、田两人剧本的主题都不是分析武则天的历史功过，也不在于展示具体的历史细节，而是把她作为一个与男人世界对立的女人来看待。作家是利用文学的手段来表现这个非凡的女人是否获得了解放，是否带动了她周围的女人获得解放的问题。剧本都只写了武则天一生中的几个片段，有寂寥清净的尼庵，也有争权夺利的后宫，作为女人的武则天与拥有各种势力的男人不断冲突斗争，她的奋斗目标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受欺压的女人命运。武则天凭借聪明才智和政治手段取得了成功：控制了高宗皇帝，得到了如意的情人，并以高傲的女人姿态，迫使卫道大臣拜倒在石榴裙下。但武则天并没有感到自己超越了男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她的成功丝毫不能改变女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她还要以牺牲女朋友利益的手段来获得成功，这已经不是针对男人的斗争，而是女人内部的相互倾轧了。

二、英明的领导者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武则天的形象变成了为百姓谋利益的英明的领导者。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崭新的时期，政治功利目的在文学中的表现非常突出，武则天形象在这个新形势下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一个“性别人物”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首推郭沫若的历史剧本《武则天》。四幕话剧《武则天》展示了徐敬业反叛前后的一段历史，塑造了一个为民操劳的“圣君”形象。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太子李贤、诗人骆宾王、宰相裴炎等筹划反叛。早已被武则天处死的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和其母郑十三娘、太子户奴赵道生也参与阴谋。适逢上官婉儿因诗才被武则天招在身边，成为刺探情报的得力内线。然而，上官婉儿目睹了武则天为天下百姓日夜操劳，在获知祖父之死是罪有应得之后，站在了武则天一边。不久，赵道生感激武后对自己杀人罪的宽赦，郑十三娘得知裴炎反叛的真相，都相继揭发他们反叛的阴谋。孤注一掷的太子李贤、骆宾王、裴炎被抓获。武则天满怀信心地宣布朝廷要奖励耕读，广开言路，重用人才，使四海如一家。

耐人寻味的是，1961年田汉在旧戏本基础上改编出京剧剧本《谢瑶环》。其中的武则天与郭沫若在话剧中塑造的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与田汉自己在十几年前塑造的那个张扬女性个性的武则天大不相同。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派宫女谢瑶环女扮男装赴太湖惩办贪官污吏，反被自己的亲信矫旨审问致死。武则天亲幸江南，执法不避族亲，为谢瑶环报仇，招还逃亡百姓，赦免罪行，奖励耕织。此剧的武则天不再关心女人的地位和权利等问题，而是关注百姓的安居乐业。在60年代的武则天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新时代领导人具备的很多品质，她那体察民情的作风和发展国家的思想，显然是作者按照时代的要求重塑了千年以前的古人。

三、丰满的人

20世纪80年代是第三个阶段，武则天其人得到了最全面的表现。此时，文学创作思潮再次发生根本的转变，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物得到历史的具体描绘，艺术形象空前地丰满起来。历史文学以长篇小说《李自成》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多侧面塑造人物，全面反映社会历史图景的时期。辉煌的唐代成为历史文学作家们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武则天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绝佳题材。80年代，以武则天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剧本有十几部之多，文学创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不同作者的历史文学创作成就不一，武则天形象各呈异彩，但在基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本文将以吴因易的四卷“武则天系列”为蓝本，探讨人物形象与历史文学创作观念的关系。#p#分页标题#e#

“武则天系列”为《皇天精魄》、《崔巍乾坤》、《绝代天后》、《则天大帝》。作品开卷从武则天14岁制服异母兄长、初显睿智写起，直至武则天终老上阳宫，记述了她无与伦比的一生。情节在史实的基础上，又进行大量扩充，包括日本、高丽、百济各国的内部政治斗争和与唐朝的军事交锋、外交关系，上下几十年，纵横几万里。有武则天家乡利州女孩泼辣机敏的斗技游戏，有宫廷宴乐宏大的歌舞场面；有文人墨客纵情的吟哦，有瞬息万变的宫廷斗争；有紧张激烈的朝会，有烟焰张天的壮阔战场，还有大和民族守旧与改新的反复交战。本书囊括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盛唐风貌，艺术视野十分开阔。在这幅宏大的盛唐风貌画卷中，武则天的形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丰满复杂：在入宫的路上阻刑县尉狄仁杰，显示胆识和满腔正义；治理国力强盛的大唐数十年，英名远扬，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迷信佛教，重用亲信，滥杀无辜则暴露了另一面昏聩卑劣；挚爱丈夫、儿子，陶醉天伦之乐，不失中国妇女的美德；贪权冷酷，杀死儿女在内的十多位亲人，令人惶惧……她也是女人，但在展现整个人物形象时，性别并不是关键；她也杀人如麻，但也做了许多充满人情味的善事；她也是明君，但又故意杀死许多臣民……作者对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艺术展示，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有针对性的目的，是立体的再现，有血有肉地塑造，真正把人当作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成果。

以上谈到的作品塑造了多个不同的武则天形象，但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又表现出尊重历史，探寻历史规律的积极态度。首先是尊重历史，就是按照历史应该具有的逻辑讲述历史。历史文学的“虚”与“实”的问题曾经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最终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写作可以虚构，但又要遵守“七实三虚”的标准。历史文学要尽最大可能地获得读者的信任，使虚构具有“真实感”的效果。其次是主题的功利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近现代以来救亡图存、发展自强一直是时代的“主旋律”，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精力投入到民族大业之中。文学创作是一项伟大的集体事业，其主题和形式都要符合主流强音的要求，要用伟大的民族历史激发创业的激情，要在伟大的民族历史中探寻发展的方向，历史文学创作可以说都具有“借古鉴今”的功利目的。三四十年代，人文主义思潮方兴未艾，那些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们高举解放人、解放妇女的大旗，因此，武则天就被当作女性个人奋斗的典型。宋之的和田汉以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妇女解放必须是全社会所有妇女拥有自己的权益，并不取决于个别女性的成绩。60年代初，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物质困难，当务之急是放宽政策，安抚民心，激发斗志，发展新兴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时代的呼声在郭沫若的《武则天》中得到强烈的回响。新时期以来，思想界掀起实事求是的运动，尊重历史，尊重客观规律成为普遍的共识，反思之潮深入历史。

“武则天系列”等作品正是这种反思的表现，既展示伟大民族的历史辉煌，又批判集权制和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呼唤根本的社会变革。这些不同的创作目的有广有狭，但都可以与某种社会集体利益紧紧相连，表达了普遍关注的社会意识，也可以说都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四、讲述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武则天这一形象得到了形式上空前丰富地讲述，但在有的文本中又成了支离破碎的残片。1994年初，五位年轻的作家同时发表了武则天题材的历史小说：苏童的《紫檀木球》、北村的《武则天——迷津中的中国王》、赵玫的《则天大圣皇帝》、须兰的《谁想毒死我》四部长篇和格非的中篇《武则天》。

这次“组团创作”曾是文坛的一件新闻，但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作者们创作观念的个性化和艺术表现上的新突破。我们首先来看苏童的《紫檀木球》。《紫檀木球》的叙述视野也是从武则天14岁入宫开始，到终老上阳宫结束，但文本的内在节奏却和以往任何叙述都相去甚远。几十年的历史过程被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单元，人物都是遂现遂隐，整个情节就是片段的连缀。对具体人物来说，则是从兴到亡，你来我往，如苍穹的繁星明明灭灭。荣耀一时的老宫女凄凉死去；大将军李君羡糊里糊涂地被一向英明的太宗斩首示众；母仪天下的王皇后竟被投入酒缸泡死；倍受宠爱的猫儿一夜之间销声后宫；皇位在望的太子神秘地死在母亲安排的家宴上；徐敬业轰轰烈烈地起义，却不堪一击；红极一时的冯小宝失踪，竟无人问津……才智过人的国家栋梁，不学无术的草野匹夫，或野心勃勃，或深思熟虑，或莽撞颟顸，最终都迷失了自己，他们像武则天手中那个紫檀木球一样，被外力支配着不停地旋转。武则天本人也被分成许多不相干的段落，起起伏伏，升沉难料。《紫檀木球》里的大唐历史，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荡涤了渣滓，也淹没了英雄。

苏童在历史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人生体验曾被人总结为历史悲剧观，“对历史素材的结构重组和对人性的开掘”两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悲剧精神：历史是无意义的重复，人性是丑恶的渊薮。相比之下，北村的《武则天——迷津中的中国王》则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孩提时的武则天就听说后宫乃群狼之所，她不但不怕，还声言自己也要当一头不吃亏的狼。小说的前一半即表现了武则天凶残的狼性，而且是最夸张的表现。小小年纪且刚入宫的武则天就陷害其他宫女，致使宫女被挖眼砍手，最后被乱刀砍死，其心狠手辣，令人不寒而栗；她被太宗初次宠幸即发挥出非凡的性力，以后又多次勾引当时的太子李治；她还把王皇后和萧淑妃砍掉手脚浸入酒缸泡死、把女儿捂死、把儿子毒死……小说后一章写武则天攫取了江山以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异常孤独的孤家寡人，为了排遣孤独，只好没日没夜地与男宠鬼混，试图使惶恐的灵魂平静下来，但直到死去她也没有得到一丝慰藉。北村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放弃先锋式的叙述游戏之后，更执着于用文学来揭示人的精神危机。他作为一名基督徒，教义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迷津中的中国王”正是一个教徒对一个不信教人的悲悯称呼，“王”是权势和荣耀的顶峰，但可惜人陷于迷津之中，并没有得到最重要的心灵安息。文本对武则天的贪欲进行了漫画化的描绘，像选牲口一样选男妃，登上宝座屁滚尿流等等，都刻意强化欲望过大以致堕落的悲惨趋势。不可一世的女皇成了一口警钟，警醒那些现世贪欲而不顾灵魂归宿的人，尘世的地位越高，心灵越空虚，越容易陷入迷津，成为最不幸的人。在这里也可以说北村创作《武则天——迷津中的中国王》怀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但这个功利目的显然是作者个性化的人生观念强行灌注历史的结果，而不是社会普遍意识的要求。反观几十年前另一个基督徒林语堂的长篇小说《女皇武则天》，可以发现在文学创作观念上这两人息息相通，都对权势和贪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过，林语堂没有进行漫画和夸张，《女皇武则天》是通过武则天的一件件罪恶行径来表现人物，塑造了相当丰满可信的形象。#p#分页标题#e#

武则天历史篇2

1、武则天的母亲是杨氏，她是寿终正寝，正常死亡。

2、杨氏（579－670）出身关陇地区的望族，系隋朝宰相杨达之女，一名牡丹。

3、她是在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相里氏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后来都被武则天杀了）去世后，由李渊作主、桂阳公主（杨氏的堂嫂）撮合，以近40岁的年龄（有说是43岁）嫁到武家，成为武士彟的续弦。已过不惑之年的杨氏嫁到武家以后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是其中的老二。

（来源：文章屋网 ）

武则天历史篇3

一、武则天其人

武则天，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卒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

武则天之父武士口本是一个从事木材买卖的富商，隋朝末年到隋朝军府担任下级军官。因武士口随从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有功，李渊建立唐朝后他就当上了唐宫近卫军军官。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隋朝没落贵族的女儿。史载她“明诗习礼”，能“阅史披图”，是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女子。武则天在这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熏陶教育。

14岁是武则天因艳名远播，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八宫，立为才人”。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死后，武则天随众嫔御入感业寺为尼。654年(永徽五年)，唐高宗把武则天纳入后宫，拜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十月，唐高宗宣布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11月，武则天由昭仪当上皇后。660年后，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由武则天协助处理政事，共掌朝政，出现了“二圣”局面，这时她上了《建言十二事》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危，遗诏太子李显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684年2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高宗第八子、武后第四子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自己在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平定了徐敬业的反抗。690年5月，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请武则天当皇帝，皇帝李旦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于是，武则天批准皇帝及群臣之请，登上皇帝宝座，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定都于洛阳。

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这在制定政策、任免官吏和处理阶级矛盾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武则天继承和完善了唐太宗制定的各项重要制度，特别是武则天十分注意对官吏的任免。她不仅非常注重官吏的培养和选拔，而且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和升降。

二、武则天创立武举

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力也很强盛。从辅佐唐高宗时起，武则天就认识到加强国防的重要意义。临朝称制以后，更加注意与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贵族所发动的侵扰和叛乱，武则天则予以坚决打击。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疆域最大。树立在乾陵的六十一蕃臣像，就是当时国力强盛的历史见证。

在武则天之前，高级军事人才的选拔没有规范的制度和选拔程序，随意性很大，处于混乱状态。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军事人才的培养及人才质量。同时军事人才的来源也限制在军旅之中，涉及到的面很窄，不利于人才的发现。

武则天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才能，共成羽冀”。她采取各种办法选取人才。她要求内外各级文武官员，都“各举所知”，凡能“定边疆”、“经邦国”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她还下诏，“内外九品官及百姓”都可“自举”。

武则天“恐人忘战”及加强国防的考虑，特别重视对武将的选拔。她曾下《募猛士诏》，长安二年(702年)，又创设“武举”，选拔将帅之才。“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孝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此是后话。

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材的重要制度。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在民间广泛传播《枪挑小梁王》的故事，就发生的在武举的考场上。

武举制度创立，为民间习武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进入官场、报效国家的机会，极大的刺激了民间武术的发展。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武则天在唐代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她参政和当政的40多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文化得到振兴，国力也很强盛。而这一切都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武则天历史篇4

说她是为百家讲坛而生的人，不免有溢美之意。但她能以这样的年龄而自成一家，却是偶然之中孕育着必然。

蒙曼出生在承德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家里生活条件一般，但藏书很多。受父母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读书。不管什么书，只要让她看见，拿起来就读，读起来忘了一切。《安徒生童话》、侦探小说、四大名著等都是她的至爱。在书的滋润下，蒙曼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母对她嗜书如命亦喜亦忧，喜的是开卷有益，忧的是看太多课外书耽误学习，所以就得经常劝她要摆正关系，不能读书无度。蒙曼嘴上答应得挺好，可一拿起书来又把所有的事都抛在了脑后。没办法，在她上初中以后，父母就把书都装到一个大箱子里锁起来了。明着不行了，只能偷着看了。那时的蒙曼说不上是一个“好”学生，她经常逃课，但她逃课不干别的，就是猫在家里看书。趁父母不在家，瘦弱的蒙曼找来锤子，硬是把书箱的锁砸开了。由于箱子上压着重重的东西，她的力量只够把箱子掀起米，把一只手放进去，但看不到里面。于是，她就胡乱摸着哪本书就看哪本。就这样，蒙曼从《红楼梦》的最后一本读起，倒着读完了这部文学经典。那时，她还不到12岁。

蒙曼不但文学作品读的多，对历史更是显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她被保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专攻隋唐史方向。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及中国古代妇女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她更是沉浸于其中，有人认为历史研究枯燥，她却觉得历史就是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她的宿舍就是书的海洋，除了教学，她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读书搞学术研究上，她认为那是她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为此她乐此不疲。

对于蒙曼来说，在隋唐史中，武则天是个不能逾越的人物。她从10岁起就对武则天这个传奇人物很感兴趣，但真正有所认识还是在学了专业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蒙曼对这个1300年前的女皇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她广泛搜集她的史料，正史的，野史的。在她眼里，学术的权成性和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她所有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而且能够引用正史的，绝不引用野史。当有人问起她为什么会对武天这个相当复杂、毁誉不一、极难评说的人物进行讲解时，她说：“我欣赏武则天，是因为她确实伟大，站在她面前，我不能无动于衷，所以愿意为这位女性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感情。”正是这份投入和执著，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看到了武则天身上划时代的价值。也使蒙曼找到了解读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的独特视角。从此，她与武则天结了缘，本科毕业时教学实习试讲，她讲武则天，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找工作试讲，还是讲武则天，这次上《百家讲坛》更是给了她系统讲武则天的机会。

一个女人，又是这样年轻，讲述历史这样厚重的话题，并且又是武则天这样复杂的人物，人们不免担心她的驾驭能力，但随着她如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如剥洋葱般地层层剖析，人们渐忘掉了她的年龄，因为她的专业学识与个性都慢慢融入到了武则天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当有记者问她年龄与权威的问题时，她说，凡是人创造的东西，都是人可以把握和理解的。除此之外，没有对年龄的限制。年轻在阅历上总会有一些欠映，但是阅历可以用文化来弥扑。

蒙曼的自信源自不断的攀登，杜甫有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历史的高度，自然有了一种大智慧，大眼光和大气魄。

武则天历史篇5

3月1日 星期三 晴

上个星期，我和爸爸到了瑞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买书。

我们到了瑞昌，那里人山人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新华书店，爸爸在那一边找书，一边看书；而我都是在看武打小说。不知不觉地，我找到了那个放历史的书柜，胡乱地抽了一本书，原来是介绍唐朝的历史皇帝。我听说唐朝有位女皇帝，叫武则天。我翻啊翻，终于找到了。书上是这样介绍武则天的：武则天是被皇帝李治招入宫中的，后来封为皇后。后来武则天征服了李治， 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性格泼辣，很是狠毒，凡是不让她当皇帝的人都被杀死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历史篇6

2、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龄最大、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与汉朝的吕后并称为“吕武”。武则天为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

3、十四岁时，进入后宫，为唐太宗才人，获赐号“武媚” 。唐高宗时封昭仪，后为皇后，尊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驾崩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

4、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建立武周。

5、武则天在位前后，大肆杀害唐朝宗室，兴起酷吏政治。但她明察善断，多权略，能用人，所以使得贤才辈出。又奖励农桑，改革吏治，重视选拔人材。晚年逐渐豪奢专断，渐生弊政。

6、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唐中宗复辟，迫使其退位。中宗恢复唐朝后，为其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7、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上阳宫崩逝，年八十二。中宗遵其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其后谥为“则天顺圣皇后”。

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公元690年，武则天自立为皇，开创周武王朝。那么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有人说“唐有胡气”。隋唐的皇族基本都是北周的重臣或是北周重臣的后代，李渊的祖先李虎便来自于北周八柱国之一。

鲜卑族以狩猎畜牧为生，最早的时候居住在漠北。他们的生活习性便造成了鲜卑族的男性经常数天或者数月都在外面，而家中则是由妇女主持着家政和与外面联络，渐渐地也就能够独挡一面，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

北魏的孝文帝开始便大力的提倡汉文化，但是对于鲜卑族来说作用不大，他们的民风民俗依然保留了不少。曾有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临朝称制长达25年之久的先例;隋朝的独孤皇后也终身干政，对隋朝的政治生活影响甚大;唐高祖李渊的妃嫔张婕妤等更是屡屡干政，被说是“胡气”。

唐朝的风气非常地开放。唐朝的妇女积极地参加社交和经商之类的活动，公主宗女更是自己开府立户聚集贤能，引荐才士。更有民间女子陈硕真组织起义，自立为皇。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继承父业的时候就有将其姬侍一并继承的习惯，李治将武则天纳为自己的昭仪，而武则天又是其父的妾室，这也是“胡气”的表现。

武则天历史篇7

中国历史上主要朝代有帝王二百四十位,但其中只有武则天一名女性.这本<<武则天传>>就是写武则天是怎样从一个平平女子变成中国唯一一位女王的.

书中写着武则天当上女王后的功绩显著,武则天对于国家的富强和统一,对于民族的兴盛和发达,对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科技文化的革新与繁荣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虽然人们说武则天是功绩显著的女王,但我觉得武则天为了得宠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简直是太残忍和阴毒了!我真为小公主而叫屈.毕竟她是无辜的.这件事人们也都议论纷纷.可是,她对另一个女儿太平公主却宠爱有佳,堪称慈母.对女儿,她既是虐母,又是慈母.从她废太子李贤的角度看,她对儿子可以说既是严母,又是苛母.五则天就是一个慈爱,严苛又残暴的母亲.

武则天曾被后人指责,说她,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武则天很有魅力.武则天在唐太宗死后,被贬到感业寺当尼姑,她与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两情相悦,当上皇上的李治立即把武则天接入宫门,十分宠幸她,因此后人认为武则天是以美色惑人,不足称道.但从武则天迷倒两位皇上的事例看,武则天确实魅力十足！

武则天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美貌,还有她的才学,智慧和气魄,这也是我欣赏她的另一方面,武则天之所以在唐太宗时默默无闻,是因为唐太宗不喜欢女人干预政事,所以武则天没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而在李治即位后,平庸的李治给予武则天展现才能的机会,还培养了她当皇上的野心.因此有后人说:"美人通过男人得天下,男人通过天下得女人."一点都没错!

武则天历史篇8

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48-06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园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帝全盘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躏之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分析它们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同样，对于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都应当将它们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视角考察之。完全可以说，儒术独尊，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原由的，包括上述董仲舒补出的原由。儒术独尊，不仅仅是董仲舒投合武帝需要、武帝敢为天下先，君臣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文化政策的先进性，给我们开拓了利用儒家学说的极为广阔空间。我们面对儒家学说，自然用不着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应该比任何一个时代利用得高妙、恰当、合理、从容。

返回原来的话题，武帝确立了文化政策以来，主要有哪些活动？第二年，便以马邑为诱饵，拉开“兴师出兵，北代匈奴”的序幕。随后的若干年，“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正是这一系列的战争，造就卫青、霍去病等杰出的军事将领。其间，必然实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因此，涌现出张骞、苏武等优秀的外交官员。这些武将文臣，或为解除边患、国威远扬，或为民族融合、内外贸易往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武帝发动的一些不义战争，给周边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还有，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月开始，武帝依次巡幸缑氏、东巡海上、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行程一万八千里。同年十月，武帝巡边，择兵振旅。从云阳出发，出长城，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这就从侧面透露：西汉王朝的强盛已经达于极限，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经相当牢固。无可讳言，武帝无休无止的巡幸、封禅、求仙活动，耗尽国家的财力、物力，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武帝的功过是非，成为历代人们关注的焦点。

武帝的一些活动主要表明：他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

透过汉武帝、董仲舒的相关事迹，我们感悟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上到国家，下至单位、部门，都要造成人才荟萃的局面。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可以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国家的文化政策，是营造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生联系。每一文化现象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国君的个性，严重地影响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推此而论，领导者的意志、决策机关的指令，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起着导向作用。

武帝统治时期，最应该提到的人物是司马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他同样表现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敢作敢为的本质特点。由此说来，武帝与司马迁分别是当时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两颗最耀眼的巨星，在历史的长空的一瞬间相互辉映。

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处处闪烁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我们从他的家学渊源说起。

司马迁自己介绍：父亲司马谈曾跟唐都学习天文星象，这方面的学问与战国阴阳家相关联。杨何又向父亲传授《易经》，灌输融合阴阳家吉凶祸福理念的儒家思想。又在黄生那里研习黄老之术，将天道纳入研究的视野。毫无疑问，父亲是司马迁的第一个启蒙教师，他受到家学的熏陶，从小已经朦胧认知阴阳家、儒家、道家等学派的理论，为后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奠定基础。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收录父亲的《论六家之旨要》。该文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褒有贬，唯独全盘肯定道家，认为其学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迁接受家学影响，留恋曾流行一时并兼容各家观点的黄老道家学说。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留恋过去，而是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一旦被时代所洗礼、改造的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他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欣然地接受之，具备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应有素质。

司马迁自言：出生于龙门附近，即今陕西韩城市北。乾隆年间的《韩城县志》描述：龙门，由当年治水的大禹开凿而成，黄河南北纵贯，东西“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日龙门。”每年总有群鱼聚集其下，跳上龙门者，化而为龙，跳不上者，碰壁而退。我们总是喜欢把人杰与地灵联系在一起。龙门的壮丽风光，象征着司马迁比黄河风涛还要澎湃的情感，拓展着他比万里云天还要开阔的胸襟。龙门鱼要跃的神话，好像注定由他来实现，他真的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雄奇瑰伟乐章，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巨匠。

幼年司马迁，除了接受家学熏陶，还“耕牧河山之阳”，形成吃苦耐劳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其人品形成的根基，也必然化作其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终将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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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武帝少年立志，敢为天下先相比，司马迁并不示弱。他很早告别邻里乡党之人，跟随时任太史令的父亲来到京都长安，仰观天子宫阙之壮。同时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投于董仲舒门下，解读《春秋》。他曾兴奋地回忆：“年十岁，则诵古文。”孔安国、董仲舒都是经学大师，仍套用苏辙的话来说，司马迁“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十年辛苦，饱读诗书，为后来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铺垫深厚知识底蕴。

弱冠之年，司马迁独辟蹊径，决然走出书斋，“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曾回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研习学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行饮酒射箭之礼）邹、峄（邹县峄山）；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的这次漫游兼考察、询访、研习活动，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其《史记》创作进入酝酿阶段。照此说来，这是继孔子周游列国之后，首开考察与写作相结合的风气，也开创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范例，更为如何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树立了样板。

漫游结束，司马迁步入仕途，当了郎中。十余年间，曾扈从武帝西登崆峒山，又出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时隔不久，中道追随汉武帝进行那次行程一万八千里的大巡游。至此，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南、西北、中原、西南、东北、朔方。他已经尽得江山之助，为自己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蓄足气势。

就在中道追随汉武帝大巡游的前一刻，当36岁的司马迁从大西南归来复命之时，父亲病危，他只好改道洛阳探望。父亲临死主要对他说：自古以来司马氏家族，天文、历史学家辈出，将来你一定当太史，绍复祖业，像论诗书、作《春秋》的孔子看齐。司马迁自从接受父亲临终嘱托的那一刻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突破口随之最后确立。与其说天随人愿，不如说父亲的遗愿化作激励自己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动力。三年之后，他真的当了太史令。这在客观上，使他拥有方便条件：可以缀集大量史料，阅览国家典藏之书。既然主客观条件齐备，在正式拉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序幕之前，司马迁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的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称得上继孔子修订的《春秋》之后的一项最伟大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四十而不惑，四十日强，司马迁进入人生最聪明、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加之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而圆满，出色完成这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工程，已在情理之中。

“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司马迁，无暇思索“变故在斯须”的现实。这时，李陵之案悄然而至。那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一经武帝询问，司马迁则直言不讳：李陵虽身陷匈奴，“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武帝认为他有意诋毁出师无功的皇亲国戚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武帝一怒之下，加上无财自赎，交游莫救，他被处以宫刑。这使司马迁看清世态的炎凉和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的本质。然而，个人的恩怨早已置之度外，他唯一的念头是：完成《史记》的创作。此后，他的人生体验更深刻，其创作进入最为成熟的阶段，并更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分量。据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任中书令，三年后，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创作任务。《史记》的创作前后约十年，其间，司马迁恪尽职守，包括随时扈从皇帝出行等，创作主要是业余时间进行。这需要顽强的敬业精神，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尤其李陵之案发生后，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需要拿出坚不可摧的意志，忍辱含垢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的写作。约在武帝死去的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59岁的司马迁走完人生旅程。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发现：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良好的家学影响、吃苦耐劳的风格；需要少年立志，读万卷书，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需要行万里路，掌握第一手材料，得江山之助；需要确立既定目标，抛弃个人恩怨，需要敬业乐群的精神，笑傲人生、忍辱负重的态度。

据说春秋时期各国均有史书，通称《春秋》。其中晋国别名《乘》、楚国别名《祷杌》。司马迁十分推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指出，虽仅1万8千字，其指归却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其实，《春秋》一书甚多疏略，仅类似后世许多新闻标题的汇编。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当然，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自有填补空白之功，自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随后，左丘明的《左传》试图解释《春秋》，等于在它的一些新闻标题下面补出正文。记事下限延至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增多13年。又有《国语》，记载周朝及诸侯各国之事，从周穆王说到鲁悼公。据说《世本》一书，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的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世或世系。还有《战国策》，记事上限大体与《左传》、《国语》的下限相衔接，下迄于秦统一六国。陆贾《楚汉春秋》专门记载秦末到汉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司马迁对上述史书提供的史料，或采掇补缀，或删繁就简，在此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著成《史记》130篇，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记事起于黄帝时代，终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述任何一部书，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史记》这样，用纪传体形式勾勒中国社会三千年发展历史的轮廓。尤其上述任何一部史书的作者，未能像司马迁那样，奋扫如椽之笔，写尽胸中块垒。正因如此，其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到文化传承与创新，没有上述史书，就没有《史记》。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史记》规模之阔大、立意之超绝，驾上述史书而上之。

司马迁《报任安书》透露《史记》的创作意图：“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请看：其一，探讨道家所重天道，儒家所重人道，同时推究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将道家与儒家的视野纳入《史记》的创作之中。这就说明《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二，揭晓从古到今的历史变化规律。这与《春秋》等书的创作意图基本一致。其中透露的仍然是《史记》的文化传承因素。其三，郑樵《通志序》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这又是说，司马迁的确“成一家之言”，《史记》包含着极大的创新因素。总之，司马迁与《史记》，象征着一座难以逾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峰。

司马迁《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价值远不止此，甚至是无法全部说清的。

刘向、扬雄是最早评论司马迁与《史记》的专家，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历史著作的第一要素是叙述事理，而且叙述高妙；其科学性在于直接记录历史，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是，对于笔下的人物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语言风格既接近纵横家又非华而不实，既质朴又不俚俗。司马迁与《史记》分别占尽这些第一要素，分别摘取良史与实录的桂冠。其人其书像特殊符号一样，所标志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其创作端正了我国“正史”创作的方向。

班固对司马迁与《史记》颇多微词，其《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今天看来，这恰恰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处。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用高山景行之语，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然而，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正好说明其具备文化创新思维，这种思维必然反映到《史记》里。给黄老以一席之地，更体现出他的文化创新主张：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术，需要包容百家之说。他为游侠立传，概括游侠足可称道之处，揭示侠义精神的核心内容，阐述社会需要游侠、时代造就游侠精神之理，尤其重新确立道义标准，突出游侠应有的社会地位与重大的历史作用，其立场不是站在统治阶级而是劳苦大众一边，从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都是骇世惊俗的。至于《货殖列传》包含的趋利患贫是人之本性的提法，家畜、工虞、商贾各业并举的经济思想，对于商品流通等领域，政府部门只能因势利导，不得横加干预，人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等观点，是具有超前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的。

受班固的影响，还流行一些非难《史记》的言论，如郝经《内游》所录：“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又从反面道出《史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充分肯定陈胜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进步性，热情赞扬项羽继陈胜之后，率其主力部队暴秦的辉煌功绩。这些，正是其民主性的精华所在。

郝经《内游》说明前人评定《史记》意境，曾用了十个字：奇、深、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辛弃疾《沁园春》词，别开生面地以山水之景等，仿拟《史记》的意境，将前人十字评语予以形象化。他觉得“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山水之景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在辛弃疾眼里，叠嶂、惊湍、跳珠、小桥、缺月、小庐、十万松的龙蛇影、风雨，才能编织出《史记》的意境。在我们看来，这些山水之景等，正可比拟《史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妙之处。

武则天历史篇9

528年 元姑娘 北魏 年号武泰

653年 陈硕真 自称文佳皇帝

690——705 武则天

其实中国古代女性执政者不少，比如汉代吕后、清代慈禧，但是都是“垂帘听政”，没有名份。敢打出“皇帝”招牌的只有一个从后宫走向宝座的武则天，这是名副其实的女皇帝。 但也有两个“女性皇帝”有皇帝之名份，只是一个是傀儡，一个是非正常渠道。既然有名份，也是女性，所以不能否认她们是“女皇帝”!所以中国古代有三个女皇帝!

正常渠道登基的当然是武则天，傀儡小皇帝是北魏的元姑娘，还有一个是农民起义领袖陈硕真。

查《魏书》卷九·帝纪第九“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就是把女孩当作男孩来作皇帝，谈不上很多史料上讲的“女扮男装”，本身就是小孩子，放在“龙位”上，安能辨别“雌雄”?导演这个大戏的是她的奶奶胡太后。所以实质上是胡太后在掌权，丈夫死后，连续操纵了自己的儿子、孙女，元姑娘只不过是胡太后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

胡氏生了个独生子取名元诩。宣武帝死后，年仅4岁的元诩就当了皇帝，是为孝明帝。胡氏则母以子贵被尊为太后，并因孝明帝年幼而得以听政。胡太后在政治上恣意专权，搞得民不聊生，生活上则十分淫乱，引得朝臣不满，当然也引起了孝明帝的不满。

于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孝明帝武泰二年(公元528年)2月，胡太后将孝明帝毒死。孝明帝死后，胡太后便将刚出生的皇女冒充皇子，立以为帝，几天后又另立3岁的元钊为帝。4月13日，契胡酋长尔朱荣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进军洛阳，将胡太后，元钊及大臣2000余人统统杀死，控制了朝政。

由此可见，这个所谓的“元姑娘”并没有真正登基，甚至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未留下，因此称元姑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不确切的。不过，重温这段历史，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宫廷斗争的残酷性，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个女皇帝当属唐高宗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陈硕真。

世人均说大唐盛世，盛世也有农民起义，就是这个女中豪杰陈硕真。二十五史中的新旧唐书对于陈硕真记载的都很短：

《旧唐书》本纪第四高宗上：冬十月庚子，幸新丰之温汤。甲辰，曲赦新丰。乙巳，至自温汤。戊申，睦州女子陈硕贞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属县。婺州刺史崔义玄、扬州都督府长史房仁裕各率众讨平之。

《新唐书》本纪三高宗：戊申，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十一月庚戌，陈硕真伏诛。

陈硕贞，又名陈硕真，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境内），巾帼女杰。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最后虽然被镇压了，但因她开天辟地般的壮举，现代史学家翦伯赞称她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公元653年十月，陈硕贞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的妇女却寥若晨星，而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妇女，则只有陈硕贞一人，从这一点上讲，她比许多男性农民领袖更具魄力。

陈硕贞发动起义后，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拥护，青溪人蒋宝率众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统治者十分不安，急于将其剿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起义地区实行封锁，限制其发展，控制人口流入义军，连僧侣也不放过，一律受到盘查。

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力量，陈硕贞指挥义军攻克了睦州许多属县，如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等地，然后，陈硕贞挥兵进入今天的安徽境内，攻打歙州，由于唐军的顽强抵抗，义军攻势受挫，撤出战斗。陈硕贞进入安徽的意图没能实现。

从歙州撤出后，陈硕贞调整了战略，由集中兵力进攻改为分路出击，采用运动战与袭击战结合的方式，打击故人扩大势力范围。在此方针下，陈硕贞命将领童文宝统兵4千，掩袭婺州（今浙江金华）。童文宝率兵进入婺州后，被官兵发觉，童文宝见掩袭不成，变更战术，强行推进。

这时，担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在随末群雄并起时也是个不甘寂寞的活跃人物，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唐朝建立后，积官至婺州刺史。崔义率在城中闻报警报，立即集合文官武将，准备发兵抵抗，官员们却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说：“陈硕真有神灵护卫，敢与其兵对抗者，无不杀身灭门，还是回避为上”。绝大多数人不愿前去。

这时，一个叫崔玄籍的司空参军却说：“顺天心合民意的起兵，有时尚且不能成功，陈硕贞不过是个有点法术的女人，一定坚持不了很久”。崔义玄闻听此言，大喜过望，立即命崔玄籍为先锋官，他自己统率大兵跟进。义军受到崔义玄队伍的阻截。

陈硕贞闻知童文宝在婺州受阻，带领主力来到婺州参战，参战的义军达数万人。义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起义才1个来月，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有限，过去能克州陷府，凭的是声威和拼劲，如今声威和拼劲虽在，但面对训练有素，敢于顽抗的官兵却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你争我夺的对抗战又是义军所未经历过的。婺州境内的相持，给双方的统帅和士兵都造成很大压力，彼此都在寻求击败对方的办法。

陈硕贞为了改变客地作战，敌情不熟等不利条件，不断派出间谍，剌探敌情，有一次仅被唐兵擒住的间谍就达数十人，这个数字可能被敌人夸大过，但以常理推之，数万人的义军使用的间谍肯定不止此数。

崔义玄为尽快打败义军，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人去邻近州府搬取援兵，二是稳定军心。一天夜里，崔义玄对手下人说，刚才看见有一颗星附入敌营，他断言，自己一定胜利，对方一事实上灭亡。这不过是崔义玄为鼓舞军心编造的故事而已，但这故事在古代却能打动人心，当时的人相信地上一人天上一星，人亡星落的说法，所以崔义玄才煞费苦心地如此说。

公元653年十一月底，扬州长史房仁裕接到崔义玄的求援后，马上发兵进至婺州，与崔义玄联兵向义军发起进攻。陈硕贞如何指挥义军抵抗的情况，由于史料缺如，难以尽知，但从战斗结局看，战斗应当是相当激烈的。参战的数万义军，最后除1万多被俘外，其余大部战死，数万人以命相抵，场面无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陈硕贞的事业在婺州就终结了，但她却在故乡青溪留下了“天子基”、“万年楼”等遗迹，这些遗迹在北宋末年曾使方腊受到启示。陈硕贞这位勇敢的女子，为中国妇女增了光彩，也为中国农民革命定下了耀眼的一章。

江南奇女子，史书记载起义失败伏诛，受酷刑，下场极其悲惨!

陈硕真起义是在唐永徽四年(653年)十月，这一年武则天30岁，2年后才被立为皇后,称帝则到了690年。

武则天历史篇10

武汉枢纽地位内涵的层级累加

总体上看，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经历了一个层级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四大枢纽。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与经济中心。这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曙光，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依托盘龙城，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得以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以盘龙城为据点，以长江、汉水和江汉湖泊为纽带，商朝构建南北交通网，武汉成为商朝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围绕盘龙城，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盘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整个长江流域最古老、最具规模和最成熟的城市。可以说，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是南方商文化圈的核心，是长江流域的中心，是国家南方军事枢纽。

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成王时期“楚地千里”，武汉纳入楚国版图，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同时，武汉开始兴起一些城镇，依托鄂东南铜矿的开发，江河航运商船增加，武汉开始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楚国封于今鄂州一带的封君鄂君启所持金节表明，鄂君庞大的船队经商运营的水路达到4条，其中3条在武汉地区中转。《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都纪郢城繁盛时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云梦作为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中就包括武汉。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一次短暂的沉寂之后，逐步奠定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有秦一代，武汉陷入短暂的沉寂。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期，武汉地区前期成为蛮族流置之所，后期成为豪杰角逐之地。在民族融合和军事角逐进程中，武汉的全局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东汉前期，政府采取修生养息政策，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在手工业上突出发展铜器制造业和青瓷制造业，成为南方青铜中心、铸镜中心，成为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武汉所在荆州地区已经是“沃野千里，士民殷富”的发达地区。北方和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上中游。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人口从西汉时期的359万增长到626万，占全国人口比例从6%提高到13%。到东汉后期，伴随汉江中下游的地质运动，逐渐形成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武汉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汉江航运和商业，开始成为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三国鼎立的临界点，此所谓三国兴汉。魏蜀吴三方势力在湖北地区犬牙交错，拉锯争夺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地区，急剧抬升武汉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特别是孙权选择鄂州建都，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和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驾驭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东晋时期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第一个高潮，其间，南方获得长足发展，尤其以荆州、扬州两州为最，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又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这时的武汉上通荆州，雍州（襄阳），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可见，此时的武汉已经不单纯是军事要邑，而是开始成为辐射服务四方的商贸市镇。东晋一代，自始至终存在因为上流方镇荆州的外重而引发的“荆扬之争”格局，其间，夏口、武昌再次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以至于刘宋王朝采取“分荆置郢”之策。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成为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和朝廷经济命脉的枢纽。

唐代，武汉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鄂州、汉阳两城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快速发展，城乡人口迅速增加。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不宁，运河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有两条线路，一条是扬、宣、饶等地物资沿江集结后到鄂州，由汉水到襄州，二是先到江陵，北上襄州，再走均州、武关，经商山抵达京师。两者都以武汉为战略节点。德元年（公元756年）襄阳保卫战，保护了通过襄、汉经商州向京师输送“江淮粟帛”的交通运输线路，东南物资源源不断经过武汉补给北方，刺激了武汉以水上转运为特色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见，安史之乱后，武汉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枢纽。宋代，武汉成为抗击金兵和恢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宋代，中国政治中心沿咸阳———长安———洛阳———开封———临安不断东移，而经济中心则南移。在湖北，也经历这一过程，先是荆州强，伴随鄂州崛起，东移到鄂州，先是襄阳强，后南移到武汉地区。这是因为，宋代以汴河为漕运主航道，汉江漕运功能萎缩，于是开辟信阳、广水、孝感、武昌前往华南的通道。南宋时期，伴随北方人口和生产技术文化渊源不断注入，鄂州成为武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加速器。因此，岳飞把鄂州作为抵抗金兵南侵和恢复中原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元代，武汉被确立为湖广地区首府，成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湖广大区域首位城市。朝廷设湖广中书省，武昌为治所，武汉不仅成为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经济中心，而且成为行政中心。在军事枢纽、经济枢纽基础上，叠加行政枢纽，是武汉战略地位的一次关键性抬升。

明清时期，武汉开始形成一体化城市格局，形成三镇整体发挥历史地理枢纽作用的格局。明成化年间，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改道，汉口在地缘上与汉阳分离。嘉靖年间，汉口取代武昌、汉阳的商业地位，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天下四聚之一，汉口在华中乃至在全国商贸中转口岸的地位日渐形成和加强，大大加强了武汉的战略枢纽地位。清代，三镇开始走向一体化，成为近代都会，成为区域行政中心，武昌作为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湖北各司道以及武昌府驻地，发挥大区域行政功能，成为长江中游大区域尤其是湖广政治中心。清末，武汉的枢纽地位达到高峰。汉口开埠，武汉的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化水平急速提升。张之洞督鄂快速提升武汉工业化、商业化、开放化水平。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发源地，这里诞生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份工业合同。武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先者，近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从产业实力看，武汉大体上位居全国第二。从金融来看，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和广州并列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港航方面，武汉是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并列的五大港埠之一。在贸易方面，与上海、天津、广州相比，1867～1911年45年间，武汉的直接进出口额有25年处于第四位，20年处于第三位。总体上看，辛亥革命前，武汉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一度居全国城市第二位。此外，武汉学业昌盛、文教领先，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科技、文化中心。武汉成为中国内地的商业枢纽、工业枢纽、金融枢纽。

最终，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又成为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进程的政治枢纽。到辛亥革命，经过层级累加，武汉的历史地理枢纽地位最终确立为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政治枢纽四位一体的内涵和格局。此后，武汉的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内涵表现出来。如在军事方面，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北伐战略枢纽，后又一度成为全民抗日指挥中心；在政治枢纽方面，武汉成为武汉国民政府首府，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折地；在行政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在经济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一五”时期南方工业基地、中部中心城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枢纽地位的历史地理支撑

纵观3500年武汉枢纽地位演变和确立，武汉的枢纽地位具有坚实的支撑，武汉作为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具有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武汉枢纽地位是波浪式发展的，具有宏观支撑。武汉的第一次崛起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到公元前223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盘龙城时代武汉实现第一次城市崛起。武汉的第一次衰落发生在秦始皇灭楚到东汉末年，大约400年。武汉的第二次崛起发生于东汉末年，这次崛起具有长期性、渐进性、持续性，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1700年。同时，这次崛起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即先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武汉的第二次衰落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武汉解放，大约20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南京政府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通海航道受到封锁。1931年大洪水灾害带来武汉经济衰落，加上日本侵略军的经济封锁、掠夺与破坏，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严重削弱。武汉的第三次崛起始于建国初期，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大约40年。这一期间，中央确定武汉为新中国的南方工业基地，以实现“钢铁过江”和全国产业协调布局的战略目标。“一五”计划以“156项”为核心的重大建设项目中，7项落户武汉。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武汉开始成为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武汉的第三次衰落是以地位下降出现的，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到新世纪，大约10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发展重心东移沿海，武汉大量资源外流，加上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发展负担沉重以及黄金水道衰落，武汉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位次一度下滑。

进入新世纪，伴随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武汉开始进入发展速度上行的时期。2000～2010年间，GDP增长3.6倍，人均GDP增长2.7倍，速度都快于前20年。特别是经济总量规模实现两次倍增，2005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分别跨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和5000亿元台阶。这标志着武汉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可见，武汉的枢纽地位具有全局的和宏观的支撑。其次，武汉枢纽地位是主客观因素、时空因素交互作用决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多种力量的合力形成的。武汉的枢纽地位，正是这种合力的结果。从地利来看，武汉枢纽地位契合人类文明演变的地理规律。纵观人类历史地理，北纬30度线是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埃及古都孟菲斯、巴比伦、波斯帝国极盛时期首都苏萨，都在北纬30度线附近，楚文化也生成于北纬30度线的长江流域。武汉则处在长江流域的中枢地位。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地理来看，地处两江交汇之处的城市本来就少，同时兼具两江交汇、三足鼎立，再加上地处经济腹地的城市仅有武汉一家。所以，武汉“得中独厚”，这个“中”，不仅是地理之中，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演变的中轴线，中国经济腹地之中心，两江交汇之中枢。这是支撑武汉枢纽地位的空间因素。从天时来看，武汉的每一步发展，都有支撑特定时代要求的发展要素。商代属于青铜时代，武汉周边恰好有铜矿。统一王朝需要漕运命脉，武汉恰好有辐射广阔的航道网络和码头资源。开放时代需要内陆开放门户，武汉恰好开埠，有通江达海的港航和门户资源。工业时代需要基础工业，武汉恰好在张之洞的主导下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当今时代，人类开始进入科技时代，武汉又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可见，武汉不仅是得中独厚，还得势独厚，得时独厚。这是武汉枢纽地位的时间因素。

从人和角度看，武汉人善于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占领发展的战略要地。东汉后期，武汉人就抓住汉江中下游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条件，劈波斩浪，开辟航线，发展商业，带动了商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形成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明成化年间以后，武汉人又抓住汉江改道机遇，大力发展汉口，促使汉口后来居上。张之洞更是抢抓洋务运动和卢汉铁路建设等机遇，大力推进武汉新政。辛亥首义，新军士兵抢抓机遇，在千钧一发之际打响第一枪，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一五”时期，武汉人民更是抢抓“武字头”项目建设机遇，将武汉建设成南方工业基地。可见，人和，乃是武汉枢纽地位得以确立的主观因素。第三，武汉枢纽地位是国家区域格局演变的产物，具有全局支撑。

历史上，武汉一开始并没有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枢纽，这是因为，不同王朝基于地域原因有不同的中心区域，如秦汉以关中为核心区，宋元明清则以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为核心经济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对于任何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都需要中部地区作为提供资源、兵员的经济腹地和人口腹地。从军事与国防角度看，中部地区既是战略腹地，又是战略枢纽。因此，伴随国家的整合和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从东汉后期开始，南方地区发展加速，到东晋南朝时期，荆扬二州开始成为国家赖以立国的重要基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地处两者之间的武汉，依托商业运输优势，获得快速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伴随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武汉的枢纽地位日渐凸显和日渐加强。可以说，洋务运动在武汉突破，辛亥革命在武汉引爆，中国革命在武汉转折，都是这种国家区域格局演变的结果。第四，武汉的枢纽地位是开放的产物，具有外源支撑。

武汉的枢纽地位并非仅仅依靠武汉自身努力达成的，相反，武汉是在开放中实现了枢纽地位的确立。武汉很早就具有开放性，殷人南进时，武汉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汇格局。当时，鄂东南已有越人，他们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先民；鄂西北有巴人，他们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殷人和周人则是汉语的先民，他们与苗瑶、壮侗、藏缅三个语族先民交汇，武汉能够接纳四面八方的文化气息，内陆楚地较早具有开放性。迄今为止国内找到的先秦时期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物证就出自武汉所在的荆州，即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玻璃珠。源自楚地的中西交流的“玻璃之路”比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了3～4个世纪。《梁书》卷50《海南诸国传•中天竺国传》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士谣俗，论具以事对”。时孙权都武昌，应该是在武昌接待大秦商人秦论。此外，史料记载，东晋时，印度商船曾经溯江而上经过武昌、夏口到达江陵。

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开放直接支撑了武汉的枢纽地位。“九省通衢”的地位是依托汉江和长江辐射九省而形成的，“天下四聚”的地位则主要依靠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的商人的开拓与创业。通过这种开放，武汉构建了幅员辽阔的市场腹地。从经济腹地来看，武汉直接是依托江汉平原，间接则是通过汉江和长江，依托中原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构建幅员辽阔的经济腹地。鸦片战争后，国家的外贸由广州一地的十三行垄断改变为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后，汉口与上海的黄金水道形成。特别是1863年江汉关开关，武汉开始进行直接对外贸易。直到1956年闭关，武汉直接对外贸易长达90多年，1980年恢复以来，武汉又具有了直接贸易的功能。这种直接对外贸易功能有力支撑了武汉的枢纽地位。

历史的训诫与启示

探寻武汉枢纽地位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确立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依据和坐标，更重要的是为了探寻历史的启示和训诫。历史的启示与教训很多，撮其要者：首先，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新的有利条件，要抢抓机遇。复兴大武汉，是时代赋予武汉人民的全局使命。当今时代，湖北需要大武汉。努力打造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两圈一带”区域总体战略、“一主两副”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四基地一枢纽”总体产业战略，都离不开大武汉的复兴。中部需要大武汉。从理论上看，任何一个区域的崛起，都需要核心增长区域的带动与引领。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中部地区核心发展极，需要形成强劲的对中部地区的带动功能。国家需要大武汉。伴随中国强国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宏观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武汉在这些变化中肩负着全局使命。武汉是国家经略中部地区这一核心经济区的枢纽。中部地区既是中国的经济腹地，又是基本经济区，未来将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核心经济区。武汉作为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将发挥经略核心经济区的枢纽作用。武汉是经略长江的枢纽。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长江是中国经济发展主横轴，是国运国脉所系，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枢纽城市，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构造中发挥枢纽作用。武汉是经略中国发展第四极的枢纽。长江中游城市群将是中国发展第四极，武汉是其中最大的城市，武汉应该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当前，要向武汉先民一样，抢抓机遇，肩负全局使命，加快复兴大武汉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程。其次，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提炼、凝聚和彰显核心价值。

从历史上看，武汉之所以具有枢纽地位，关键是因为武汉形成了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即国内市场枢纽。武汉先后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之一，全国工商业中心，这些都是依托国内市场。晚清武汉开埠以来，进出口贸易一度比肩上海，在全国各类口岸中多年位居第二，但主要是基于内陆农产品总汇市场的优势。进入20世纪以来，武汉外贸优势下降，内贸优势上升，成为中部地区商品流通枢纽。例如，1924～1937年间，湖北的对外贸易中，国内埠际转口贸易额超过直接对外贸易额的3.7倍。武汉的对外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间接对外贸易大于直接对外贸易。可见，国内市场枢纽优势是武汉的核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