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本纪翻译十篇

高祖本纪翻译篇1

高祖仁厚爱人，喜欢施舍，性情豁达。他平时就有远大的抱负，不愿做一般老百姓所从事的谋生职业。

2、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高祖做亭长，平素就看不起这帮官吏，于是在进见的名帖上诈称“贺钱一万”，实际上他一个钱也没带。

3、公始常欲奇此女，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

你起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他许配给个贵人。沛县县令跟你要好，想娶这个女儿你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地就把她许给刘季了呢？

4、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

高祖本纪翻译篇2

摘要：本文从语言，文化及诗歌翻译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赏析，通过比较两个版本，说明文化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译文不光是用词准确，地道，更要能体现出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就需要译者对原作者的文化背景有相当深的认识。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诗歌翻译 人物描写

一、从语言方面的赏析

红楼梦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要求译者在深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熟练地运用英语将其翻译出来，既要保持原著的风格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加之原著中处处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给译者更添难题。但霍克斯与杨宪益夫妇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且两家译本各有特色。本人仅阅读了霍杨两家红楼梦第三回的译本，对两家的译本做了一些粗浅的比较。总体说来，霍的译文生动活泼，语言地道，多采用意译， 偶尔有些句子漏译。杨戴的译文语言较为正式，准确性高，更加忠实于原文，总的来说两家各有千秋。

首先，从语言方面来说，霍克斯的语言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我们知道，英语是静态语言，名词与介词应用频率很高。而汉语是动态语言，多用动词。由于译者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译文语言风格的差异。两者的区别在红楼梦译文第三回开始便显现出来。第三回第一句话霍的译文是：On the day her arrival in the capital，而杨戴的译文是：To return to Tai-yu.， when she disembarked……此其一。

其二，霍的译文语言活泼生动且地道，杨戴的译文语言则显得正式。如在描写惜春时表示其身量不足，形容尚小时，霍的翻译是：her looks were still somewhat babyish and unformed.杨戴则是：The third was not yet fully grown and still has the face of a child... 霍的babyish和unformed简洁明了的传达了原文意思，且babyish一词形象生动，一看便知惜春年纪尚小。杨戴的亦明白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但稍嫌繁琐呆板。

其三，两篇译文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的霍的译文中应用的句式多是无人称句式，即某物或某事做主语，如：How illness started……what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for the funeral， and how the mourning had been observed..而杨戴的译文中多是人做主语，如：How has she fallen ill? 这也是英语习惯与汉语习惯的一大差异。总而言之，在语言运用方面，霍的译文较杨戴的略胜一筹，更贴近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二、不同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用以表达情意的手段，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白靖宇，2000 ：61）。所谓“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19 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 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由于“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等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而交流与沟通又离不开语言翻译;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包惠南，2000 ：7）

从文化方面看，霍克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稍逊于杨戴夫妇了。由于杨宪益是中国人，而其妻戴乃迭亦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我国文化，对红楼梦的理解分析以及对中文的理解较霍克斯来说自然能稍微深刻些。在霍的译文中，本人就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在翻译老婆子扶林黛玉下轿时，霍译成：Each hand resting on the outstretched hand of an elderly attendant， Dai-yu passed through the ornamental gate……， 尽管整个句子看起来很形象生动，让人立刻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大户人家的小姐夫人下轿都有老妈子扶着，但并不是两只手都扶着， 只是一只手。所以“Each hand”应“One hand”.第二，林黛玉见过贾府三姐妹行的礼不是叩头。霍的译文是：Dai-yu kowtowed to each of them in return.在中国，同辈之间是不需要行叩头礼的。叩头是晚辈对长辈行的大礼。因此这里用kowtow不恰当。在杨戴的译文中说：Daiyu hastily rose to greet these cousins……这就比较恰当。

下面是从原著及霍译本、杨译本中选出来的例子。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况且这通

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霍译：“――She doesnp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 is more like a Jia ――”

杨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

杨氏夫妇将“老祖宗”译为“Old Ancestress”，则将中国传统的尊老文化展露无遗，但是毫无疑问英美读者会对这一翻译缺少共鸣，使行文读来不地道、不通畅，正如戴乃迭所说“， 读者常常搞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2]88 ，从而影响了杨氏译文在他们中间的接受程度和感染力。西方人的尊老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年轻人甚至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霍克思迎合了这一特点，将“老祖宗”译为“Grannie”，确保了英美读者能够完全接受，而丝毫觉察不到古老中国文化意味的缺失。

三、对人物的描写及文中诗歌的翻译

在阅读过程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两篇译文在人物描写上匠心独运的翻译。在红楼梦一书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述，许多还是借助诗词歌赋。中国的诗词言简意赅，措辞优美，还富有声韵美，这对译者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这方面，霍克斯与杨氏夫妇都费尽心思，力求译文通顺完美，又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例如，原著在形容王熙凤容貌身量时写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霍克斯把这处理成诗歌形式，措辞也是简洁贴切。他的译文是：

She had， 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l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译文在保持忠实通顺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原文的风格， 实属不易。更难的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想方设法的押韵，让译文更贴近中国诗歌的形式例如，原文说“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实际上，按照英语的语法结构，正确的语序应该是“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showed no trace of hidden thunders”。但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杨戴的译文更贴切，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多了几分神似。在描写熙凤的眼睛时， 修饰语“almond-shaped” 使得眼睛的形状更加形象生动。

四、结语

本文从多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进行赏析，不管是在选词还是句子结构，以及对文中诗歌的翻译，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希望有志从事翻译的人对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有一定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白靖宇. 文化 语言 翻译[J ] . 外语教学, 2000 (2).

[2]包惠南,包昂编著. 实用文化翻译学[M] .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3]高克毅.《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C]/ / 金圣华,黄国彬. 困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2253.

[4]吕斌. 文化进化导论[M] .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3.

[5]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

[6]Shuttleworth M,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高祖本纪翻译篇3

我的父辈有三个亲弟兄，我有一个大伯和一个叔父。按爷爷的孙子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董宁川是老六，我是老七，我下边还有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所以董宁川是我们的六哥。六哥以上的哥哥们都先后过世了，孙辈中尚存“六、七、八、九”四个弟兄。

六哥是叔父的儿子，叔父董广积是著名的公路桥梁工程专家，当年滇缅公路就是叔父参与测设修建的。六哥幼年在家乡大理读小学，少年时就随叔父到昆明读书。先在昆明法文中学学习，毕业时考取该校公费生，被保送到越南河内保护中学学习。回国后进入武昌迁大理的华中大学读英文系。从大二起被校方聘为法文教员，边学英语，边教法语，直至华中大学毕业。后考取留法国自费生，并获得当年云南省奖学金资助，赴法国留学五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950年在巴黎大学文史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由于六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法国都接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思想一贯进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自己的光明出路。时值新中国已成立，六哥毅然拒绝法国当局的多次挽留，后来又坚决抵制法国当局的迫害，通过各种努力，得到香港过境签证，于1951年初才回到祖国。

六哥回到祖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等处工作。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先后担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1990年从外交部离休。六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辛勤工作了四十余年。

六哥在职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从未回过家乡。记得1964年刘少奇主席、总理访问越南、柬埔寨，报纸、广播作了新闻报道，提及随同访问的有翻译董宁川等。归国时途径昆明，六哥曾与居住昆明的三哥董容川作短暂小聚。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回过家乡大理。

六哥回家乡探亲还是1990年离休以后的事，分别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6年回家乡大理四次。每次回来都是在北京就安排好了行程并订好了返程机票，所以每次回来都感觉来去匆匆。虽然六哥和家人的团聚让彼此感受到极大的欣慰和喜悦，但每次团聚都留下了相见难别亦难的遗憾。比如，团聚时，只有时间话话家常，回顾童年轶闻趣事，而没有时间问问六哥过去的工作情况和工作业绩。

我对六哥工作业绩的了解始于1985年。那年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休息时去看望六哥，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一看，立刻使我感到无比的惊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主席、朱委员长、、副总理、董必武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聚在一起研究工作的照片，而六哥正好坐在和中间。类似的照片竟有数十张，很多照片中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六哥向我解释，这些照片是他担任翻译的工作照，由新华社记者拍摄送外交部留存，外交部送一套给六哥作纪念。我征得六哥的同意，拿出随身携带的海鸥相机，翻拍了相册中的部分照片。回到大理后，洗印了其中的几张照片，在家人中传阅。因意识到照片中涉及主要国家领导人，不可随意传阅，更不能以此张扬，所以这些照片并未向社会亲友扩散。

对六哥工作业绩的深入了解还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得到的。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播出“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纪实节目，五集电视节目再现了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使新中国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在的精心安排下，中国代表团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会议最后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见证》节目中也有多处客观报道了六哥的工作，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并担任的主要翻译，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见证》开头记述：1954年3月的一天，当年留法学生会主席，此时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的青年董宁川被急召回国，目的是参加中国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特殊考试。此次考试由委托外交部王炳南主任进行，经过考试要选拔最优秀的法语翻译去完成一项艰巨的外交任务……董宁川成功入选，并被通知担任的主要法语翻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日内瓦会议。

六哥回忆道：“抵日内瓦后，我被分配到总理的住地花山别墅住宿，与总理朝夕相处，得到总理的不少关怀和教诲。会议期间，我遵照总理的指示，努力学习，掌握情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力求译得准确通顺。在总理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特别注意译好总理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发言，表达了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日内瓦会议后回到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我说：“总理对你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比较满意，我们打算让你留在外交部工作。”从此，我们的六哥走入政坛，并一直在和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1961年5月，外长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六哥仍任翻译，1956年、1960年和1964年，刘主席、出访越南、柬埔寨，六哥亦随行任翻译。“”前，等领导人接见法语外宾都由六哥任翻译。

2004年1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放“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回顾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交，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是一个比法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度，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努力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拥有自豪的不屈不挠的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北京和巴黎决定互换大使，建立官方的关系。”当时外电评述，中法建交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暴。

中法建交谈判之前，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法国是西欧地区的重要国家，通过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六哥自始至终参加了中法建交的谈判工作和接待工作。由于我国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灵活的态度，深得法方的信任，建交谈判成功，结果双方都表示满意。这样，法国就成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从而打击了美国企图孤立我国的图谋，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东方时空》“中法建交四十周年”节目中，多次呈现六哥回顾谈判的镜头。六哥曾说：“我在这次中法建交工作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和思想水平。”

六哥在总理身边工作，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深有感受。记得六哥曾给我讲过一个关心别人的感人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积极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与非洲国家政府往来密切。1964年4月刚果（布）特使安托万来我国访问，非常重视，亲自与安托万会谈，并陪安托万专程去长沙晋见，还陪他参观访问韶山故居，六哥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当时从韶山到长沙的公路是碎石土路，行车颠簸，行程约需两小时。总理为抓紧时间和安托万交谈，便和安托万同乘一车。起初，总理和安托万坐后排，六哥坐前排。沿途总理不停地与安托万谈论中国革命经验，谈话时因汽车颠簸，六哥需要提高声调，回头翻译。总理觉得这样翻译太累，效果也不好，便决定要六哥换坐后排，总理坐前排。这样一来，总理却需要频频扭回头来讲话。六哥觉得总理年事已高，这样讲话受不了，请总理换回座位，但总理执意不肯。六哥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对总理的敬仰也更甚一层。安托万也被此事感动得彻夜未眠，半夜起来记述心得感受。次日一早，安托万对六哥说：你们有这样的总理真是幸福，难怪中国共产党能由弱变强，以小胜大。回国后，我将把这位伟大领导人讲述的真理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告诉我们的党和人民，这将是最深刻的实际教育。

六哥回忆说，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经常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和进餐时间，每天只见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好多次总理一早把六哥叫到他的盥洗室，脸上堆满肥皂泡沫，边刮胡子边对六哥交代工作。看到总理如此辛劳，总理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无不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大家决心学理全心全意为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奋不顾身、忘我无私的精神，把总理作为自己终身的榜样，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哥的专长是法语翻译，也精通英语，所以有幸成为的主要翻译，也有幸为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作翻译。由于工作关系，六哥曾参加会见过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由于工作关系，六哥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六哥的业绩尽在翻译工作中。

六哥的工作不限于口头翻译，还有众多文献的笔译，如《细菌战黑皮书》、《选集》（第五卷）、《中国共产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另有论文专著《太平天国时代法国对华政策》和参编《法文实用外交辞典》等。

由于六哥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六哥的事迹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翻译成就展”、外交部“建部55周年纪念展”。入编“中国专家名人辞典”等典籍。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离休荣誉证书”、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被广东译协誉为“译坛泰斗，华夏精英”。

2006年4月，六哥六嫂率侄儿、侄女、侄媳回家乡大理探亲，此时六哥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侄儿、侄女出生在北京，侄女于1996年回来过一次，此为第二次，侄儿是首次回家乡。六哥说侄儿侄女此次是寻根来了。短短几天，六哥一行回老家――大理城内响水关董氏祖宅祭拜了祖宗，又到大理喜洲董氏宗祠――董成祠祭拜家族始祖先辈。六哥当即决定为宗祠敬献一块匾额，事后也已经兑现，一块木雕的匾额，上书“‘光前励后’公元丙戍年孟秋董宁川立”，置于董氏宗祠中央。在喜洲，六哥一行还瞻仰了当年华中大学的旧址并在大理拜访了当年华中大学的老同学。

高祖本纪翻译篇4

张洪模先生1926年生于河北沙河县，抗战后期，他开始投身革命，建国后，从军队复原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全身心投入音乐文献翻译工作。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音乐翻译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前副所长，前《外国音乐参考资科》《世界音乐》主编，中国音协苏联音乐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音乐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张洪模先生精通俄语、英语，且对日、意、法、德语都有很好的基础。在这60余年的翻译经历中，他作为一位多语种重量级的翻译家，先后翻译了俄、英、日、意等各语种专著达数十部。他多语种浩繁的翻译量和丰富广泛的涉猎内容在国内音乐界几乎无人能及。可以说，新中国音乐理论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伴随着他的翻译足迹。

尽管张洪模毕业于外语学院，但他的语言天分更多是来自他的家庭。他的父亲张瑛毕业于清朝办“洋务”建立的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由于该校教师皆为英国人，所以在校学生都具备很高的外语水平，这使他的父亲在毕业后成为能够办理涉外案件的‘华洋大律师’，也由于语言上的优势，他的父亲同时开始在当时的朝阳政法学院任英文教师。早年的张洪模从父学习外文，从家兄、我国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之一张洪岛学习音乐。提到语言天分，还要提到张洪模的弟弟张泽民，他是家里外文水平最突出的，在俄、德、法、意、西、拉丁、古希腊等多语种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历史地看，张洪模先生辉煌的翻译业绩是特殊的时代所造就的。新中国建设之初，国家的音乐文化发展正值起步阶段，学习、接受西方音乐文化传统成为最重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这个时期，最需要像张洪模先生这样的人才，于是，张洪模先生以及那一代有语言天分的音乐人才有了最佳的用武之地。其时，正值中苏友好期，国内音乐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深受苏联的影响，俄语水平很高的张洪模成了那个时期中苏音乐文化交流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整个50、60年代，张洪模首先在作曲理论上、后在史学理论以及表演领域的文献翻译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作曲理论方面，他的俄语重要专著有斯波索宾《曲式学》《交响配器法》《复调音乐》《音乐的写法》（织体），他还附带翻译了较通俗的《音乐的体裁与形式》，以上这些资料和文献都是苏联音乐院校常用的作曲理论教科书。此外，张洪模先生还翻译了英文版的《格里格的和声研究》《音乐分析》，后者是在我国首次介绍申克的音乐分析法的著作。这些专著日后都成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或直接被采用成为授课教材。

可以说，张洪模为当时我国的音乐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今天，约定俗成了的重要的常用音乐名词中，很多都出自张洪模当时翻译的笔下，如奏鸣曲式中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三部曲式中的“三声中部”、曲式学中常用的术语“织体”等等。如今，这些词汇早已在曲式学教科书中成为最常用的术语。

而在史学理论、表演等领域，张洪模先生的翻译专著，包括在歌剧方面所译配的柴科夫斯基《叶夫根尼・奥涅金》，这是我国首部译配整套外国歌剧脚本的尝试。在音乐史方面，他译有《苏联音乐发展的道路》《俄罗斯音乐史》《俄罗斯音乐家论西欧音乐》《李斯特论柏辽兹》，合译、通校了《西洋音乐史》《外国音乐名作》《肖邦的创作》《莫扎特传》。而且，他还参与学院教材《外国音乐史》撰稿和文化部音乐研究所《西洋音乐史》的编写。

改革开放之后，张洪模进入了又一个重要的事业发展阶段，这时期，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带头创办和主编了影响深远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外国音乐参考资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是仍带有“”禁锢的“余悸”的“内部”供“参考”的刊物，但这也恰恰是此刊物的最吸引人之处。

改革开放之初，经过多年文化禁锢的国家文化事业百废待兴，那个年代的年轻学生们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时代空气中可谓充满了清新的求知欲望和旺盛的学习新知的活力，《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正好满足了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们的需要，《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成为当时了解外面世界难得的窗口，给人们的影响最为深刻。我想其中的很多人都不会留意此刊物的主编就是翻译家张洪模。可以说，张洪模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他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为国内学习和了解外面世界的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最急需的工作。

在《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刊物的编辑和领导工作中，张洪模又一次发挥了他多语种的突出才能，无论是俄语、英语，或日、意、法、德语，他都能从容面对，这不但在内容选材的广泛性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也对翻译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汇集到他手中的各语种文献，都是由他一手校对的。在大量的编译和校对之余，他也是翻译的主力，如他亲自动笔在刊物上连载《2O世纪的作曲技法》（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介绍西方作曲新技法的书）、《论旋律艺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套曲》《美声唱法》等文献。

这时期，张洪模先生在音乐美学翻译方面走得也很远，他翻译了连俄罗斯人都认为行文晦涩的阿萨菲耶夫的《音调论》，并应邀担任《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音乐卷》主编及主要译者，还与人合译了《苏联音乐美学问题》。

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聘请，张洪模先生这时期还翻译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大部分音乐条目，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撰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音乐条目。此外他还与人合译了《论音乐表演艺术》《威尔第评传》《民歌采集须知》等。

除了大量译著，数十年来，张洪模先生还有众多论文和翻译文章发表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译丛》、各音乐院校的学报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一些知名报刊。

这时期，在教学上，张洪模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命为音乐文献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学科硕士学位的导师，这使他有机会培养音乐领域的专业翻译研究生。音乐文献翻译学科是首创新学科，像张洪模先生这样有成熟的翻译经验和扎实的外语基础和丰富音乐文化学识的人才，能够把自己可贵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是音乐翻译界的幸事，更是祖国音乐理论发展的幸事。

张洪模先生的学生是很难做的，研究生毕业除写作论文以外，还要有大量翻译实践。在那个时期，该学科硕士生的考生来源也特别困难，因为这需要外语和音乐两个方面兼备的人才，当时这样的人才很缺，但张洪模先生还是克服了压力，在学生的培养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这个领域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收获。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张洪模离休了，但并没有停下他的笔。应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聘，他成为专职研究员，这期间，他翻译了苏联解体后首部音乐理论专著《俄罗斯作曲家与2O世纪》，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音乐文献，它集中、细致地介绍了整个20世纪俄罗斯作曲家的基本情况，填补了我国对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音乐发展状况了解的空白。此外，他还为吴祖强主编，台湾出版的《歌剧经典》译了一系列中、原文对照的歌剧脚本：如《鲍里斯・戈都诺夫》《叶甫根尼・奥涅金》《为沙皇献身》《梦游女》《爱斯米尔达》。他还受聘参加了《音乐百科全书》的条文的编写和《歌剧辞典》条目的翻译。并翻译了《世界交响乐团评介》一书中的美国乐团部分。为教育青少年编写了文学性较强的《柴科夫斯基传》《格里格传》。受老一辈的声乐家喻宜萱推荐，为高等音乐院校教材《声乐曲库》中的六首艺术歌曲撰写演唱提示等。从这些丰富的翻译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张洪模先生到了晚年仍然不减的工作热情和勤奋的工作精神，他确实已经把翻译工作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高祖本纪翻译篇5

一、戏剧翻译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英美戏剧翻译作为我国翻译文学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发挥着积极作用。自中国话剧诞生的那天起，西方戏剧（包括英美戏剧在内）就影响着其发展，并随时受到英美文学翻译的推动和制约。我们有必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上看待英美戏剧翻译，使其成为我们戏剧文化建设乃至文化产业建设的新的发展分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鲜活的力量。

二、语用学翻译理论与戏剧翻译

1、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人们在20世纪末期逐渐认识语境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语言意义的研究的。因此在此基础上，一门专门研究语言运用和语言载体相互关系的学科—语用学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学科，随着语用学发展的普及性，人们逐渐将其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到对戏剧翻译的研究中。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Austin）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得到推广和发展，他对这个理论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探索，其中一些看法为后来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哈蒂姆认为，对于翻译而言，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对戏剧翻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言语行为理论通过与针对主要以研究原有文本的语言风格、内容为主要内容的语言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言语行为理论顾及到了舞台表演者所表达的语言即台词在不同层次水平的观众心中形成的不同理解，相对于传统语言研究，其增加了对不同观众内心感受的考虑；它既照顾到了译者对原有文本意义的表达，也考虑到了文本文字下隐含的深意。

2、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何自然指出，进行翻译的第一步应先理解原文。译者对原文理解准确的基础是对原文语境的把握，通过对原文语境的分析研究，发现原文与其所在语境之间的联系，最终体现原文的语境效果。戏剧翻译是双重推理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即构成了三元关系，由于原作者与译者、读者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的不同，通常使得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语境和内容不能正确的、直观的被译者所体会，因此，读者从译者的作品中体会到的语境就不尽相同。同样，被视为社会文化多元体系和世界文学翻译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翻译文学，在发展中依然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和多元化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方位对其进行研究。

高祖本纪翻译篇6

关键词：译场 合作翻译 翻译项目

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绵延十个世纪，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在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组织形式---译场合作翻译。这种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组织严谨，分工细致，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翻译程序极大提高并保证了古代佛经典籍的翻译质量。本文分析探究了佛经译组织运作的方式特点，探索现代翻译合作形式改良新思路。

一、译场组织制度与司职分析

佛经翻译始于后汉桓灵时代，极盛于隋唐，式微于宋元，之后完全沉寂。最初的佛经汉译，由粗通汉语的外国僧人独译，往往翻译不确切，出现道安指出的"先后传译，多致谬滥"的情况。后来逐渐改为外国僧人与汉人合译：外国僧人口译，汉人助译并写成汉语，分别称为"传言"和"笔受"。尽管是两人合译，也常常出现宋代高僧赞宁在《高僧传三集》中描绘的现象："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故佛经传入初期所译诸经，鲜有质量上乘的译品，后人往往加以重译。晋朝时渐有数人合译，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译场组织虽尚未严密，但传译程序已非常慎重，译经质量明显提高，很好地奠定了译场集体翻译工作制度的基础。到姚秦时期，鸠摩罗什主持的逍遥园译场，规模空前，译经场分工较道安时期更为精细，增加了证梵本、润文等程序，译场翻译制度开始健全。至唐代，译场经过长期的俄发展，形成完备的组织与质量保障制度。根据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三记载，唐代的译场职司多至十二种，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往往由多人分担。宋代译经院的组织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在唐代司职基础上或删或增，略有变化。宋译场固定了不同职司的工作坐位，宗教色彩更为浓厚。据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槃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第五笔受，译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综上所述，古代译场制度从早期的简单粗疏发展到成熟完善，特别是唐宋译场组织系统严密，翻译程序环环相扣，不同司职的设立，使得立体化的翻译分工合作模式制度化、科学化。各个司职职责明确，分工清晰但联系紧密，互相牵制。译场翻译过程中，译主、证义、证文等职司研讨经文、审核原文是否有讹误、译文与原文意义是否有出入，从而保证了对原文的准确理解；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司职，通过校勘、加工润色等多道程序保证了译文表达的纯正流畅，监护大臣为译场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二、古代译场制度对于现代翻译合作的借鉴意义

古代译场合作翻译制度是一种立体化、多方位的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译场的职司与翻译过程的各个要素紧密相连，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清朝有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现代有中央编译局,都不同程度地传承借鉴了古代译场合作方式，分工协作完成了许多个人无法完成的大型翻译工程。在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21世纪，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的开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1、 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翻译合作形式分析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翻译活动不再局限于占翻译生产不到1%的文学翻译，与社会、经济、文化传播等的关系更加密切，截至2009年12月，我国在营语言服务企业为15039家，翻译和本地化服务外包业务年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黄友义）面对如此庞大鲜活的需求市场，翻译作为一个技术知识服务性质的产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识，将专家信息流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为其它行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2003年，由张南军、陈忠良等人起草的第一个国家翻译服务标准出台，标志着我国翻译服务在繁荣中开始走向有序。

目前翻译市场上典型的翻译流程表现为：客户下单---项目分析---译员安排----翻译（专职翻译会对稿件进行前期的术语统一，保证翻译稿件术语的准确，使用专门的软件如雅信CAT，SDLX等统一专业词汇，确定语言风格，译文格式要求）---初审（对译件进行文字校对和专业校对）---定稿（根据客户需要，进行二次审校，以符合该国的语言风格）---编辑排版---客户反馈。

以上翻译流程中，翻译项目负责人对专业术语、语言风格、格式要求进行统一，然后分配给译员进行翻译，随后对译件进行文字校对和专业校对程序，相当于古代译场中笔受与校正两个环节，对于类似于"证义"和"润文"的两大重要协作环节缺失了，因而很容易造成集体协作名义下的单兵作战，特别是大型的翻译项目，翻译质量往往差强人意。

2、古代译场制度带来的启示

世纪之初能否重开译场？21世纪的今天，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翻译协作日益加强，是否可以借鉴古代佛经译场严谨的合作方式，在大规模的文献翻译、典籍翻译、科技资料翻译等大型翻译项目中重开译场，并使现代化意义下的译场运行制度化、规范化、常规化？笔者认为，当下最需要建立的是以学术规范为价值指向的"译场"式的翻译制度。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其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 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当今网络时代背景下弥漫的单打独斗式的翻译主流形式提供了极佳的借鉴模式和优化思路。

在计算机辅助翻译日趋占据人们的视线，各种现代科技支撑下的翻译方式给翻译带来崭新领域的21世纪，协同合作仍然有着亘古不变的意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精选助手式的制度模式，在网络连接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建立"译场"式翻译服务管理制度，使传统的"面对面"团队与机动灵活的"虚拟团队"相结合，虚拟译场与现实译场相结合。以学术规范为价值指向，切实贯彻执行2003年出台的翻译服务标准；译员准入制度化，改变目前翻译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状况；译员身份职业化，在职业化设置时，改变现在较为单一的职位设置，提供类似于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的岗位；译才多样化，发掘各类人才参与翻译团队，建立翻译人才蓄水池；翻译教学实践化，现代化的译场也可以成为培育翻译人才的基地。借鉴古代译场的立体式翻译合作制度，不仅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增长的本地化产业、大型科技项目、典籍翻译等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有助于倡导审慎的翻译态度，弘扬求真精神，繁荣翻译事业。

参考文献 ：

[1]罗新璋．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罗新璋．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高祖本纪翻译篇7

【关键词】藏密 回鹘佛教 回鹘文文献 吐鲁番

【Abstract】Śricakrasamvara Mandala-Abhisamaya is of importance in the Tibetan Buddhism. It was translated into Uighur by Punyaśri in the mid-14th century. The Uighur manuscript was discovered in Turpan and attention was paid to i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gives a Latin transcript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a few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on the text from page 10 to 15.

【Key words】Tibetan Buddhist Art; Uighur Buddhism; Uighur Manuscript; Turpan

回鹘文写本《吉祥轮律曼陀罗》是20世纪初由第一次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考察时发现的。原编号为T I Tantra，现存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号为U 557。该文献为册子本，长约18. 6厘米，宽为16. 5厘米，现存49页，计356行。用羽管笔蘸墨写成，草体，均匀流畅，粗细变化不甚明显。

《吉祥轮律曼陀罗》是佛教密宗经典，梵文作Śrīcakrasamvara Mandala-Abhisamaya，藏文译本称之为Cakrasamvara-mandala。其回鹘文译本是由元朝帝师、萨迦五祖八思巴（1235～1280）的弟子本雅失里（Punyaśri）依据藏文本翻译的。[1][P31-31];[2] [P138]

本雅失里是元代回鹘翻译家，除本文献外，他还翻译了另外两本藏文佛教著作。其一为佚名氏著《法华经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 Sādhana）》。其文献残卷在吐鲁番亦有出土，其中4件为木刻本，1件为写本。其中编号为T III M 192b（U 4710）的印本在跋文中称其译者为本雅失里（Punyaśri），底本为藏文，译成时间在qutluγ bing šipqan-liγ küskü yïl birygrminč ay bir yangï aγïr uluγ posat bačaγ kün（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大斋日），是年应为1273年或1333年。[3][P66] 其二为《身轮因明经》（梵文作Kāyacakra Sādhana，藏文作Lus-dkyil-gyi bdag-’jug）。本为某佚名氏献给萨迦五祖八思巴的著作，见载于《萨迦五祖全集》第6卷，内容与本文所述的《吉祥轮律曼陀罗》有关，意在阐述吉祥轮律之法旨。文献开首即记载说系由八思巴弟子本雅失里（Punyaśri）翻译。[3][P4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回鹘文写本《吉祥轮律曼陀罗》的第757∼765行罗列了自金刚手以下22位上师的名字，其中最后一位为八思巴上师，说明当时八思巴应在世。[3][P66] 八思巴去世于1280年。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回鹘文《法华经观音成就法》中的丙鼠年应为1273年，而不会迟至1333年。推而论之，本雅失里翻译《吉祥轮律曼陀罗》的时代亦应在1273年左右。

《吉祥轮律曼陀罗》是一部重要的回鹘文卷册子本藏传密宗经典，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曼陀罗仪轨修持法的筑路现观，依次叙述了观想曼陀罗、赫庐迦肉身二十四部位、观想自性成就、十六位金刚天女、生起次第、完成次第以及陀罗尼修持法，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供养修持法。

回鹘文藏传密宗文献的研究是我国回鹘学界的薄弱环节。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残卷的发现与研究，对探讨元代回鹘佛教的特点、高昌回鹘语言的递嬗以及西藏佛教文化对回鹘的影响等无疑都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由于这部藏传佛教密宗经典至今仍无汉文译本，故对它的译释庶几乎可填补汉文《大藏经》的一项空白。

该文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28年，德国学者缪勒曾对其做过简略的研究。他注意到该文献与藏文文献《吉祥轮律怛特罗》（藏文作Bde-mchog-Lu’i-pa’i lugs-kyi sgrub-thabs rim-pa gsal-ba或Dpal ’khor-lo bde-mchog-gi dkyil-’khor-gyi ’khor-lo’i thabs rim-pa gsal-ba zhes-bya-ba，见载于《萨迦五祖全集》第6卷）近似之处甚多。[4][P31-46]其后，美国学者西诺[5][P386]、德国学者噶玛丽[6][P229]、土耳其学者艾森[7][P114-115]、加拿大学者约翰·艾维尔斯科[8][P121-122]及国人耿世民[9][P134]等许多学者都关注过这一文献。而用功最巨，成就也最大的当属匈牙利学者卡拉和德国学者兹默，二人合力于1978年完成了该文献的转写、注释和德文翻译工作，使该文献的全貌终于得以面世，引起了学界的重视。[3][P5-63]鉴于国内注意此文献者尚少，更缺乏专门的研究，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卡拉和兹默的刊本，对残卷的前进行了转写与注释，并将其译为汉文。全部文献较长，共49页，其中二度述及藏传佛教之十六金刚天女。此前，我们曾研究发表了该文献第10至15页（136～215行）中观想十六金刚天女的内容。[10] 这里仅选取其中第37至42页（594～668行，图版1～6）的类似内容予以译释。这段文字内容丰富，详细地描述了琵琶、筚篥、手鼓、陶鼓、嬉戏、骄慢、歌吟、舞姬、献花、燃香、明灯、涂香、持镜、钵食、服饰、法界等十六位金刚天女的特征及观想十六金刚天女之修持法，对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及流传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写中的黑体字表示原文有缺，研究者据上下文拟补的文字；斜体字表示原文不甚清晰，研究者不敢肯定的文字。）

第三十七页

594．anta basa köngül-tin bälgürmiš tapïγ

595．ärsär‧vsir-lïγ ay-a-nï kögüz-intä

596. qabšurup‧ oom bini včirni a xung

第三十八页

高祖本纪翻译篇8

为适应我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开发、整合我市翻译人才资源，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提供高水平翻译人才，经研究决定，建立泰安市翻译人才登记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登记对象

登记对象必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规范，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在职称评聘中获得初、中、高级翻译任职资格，从事专、兼职翻译工作两年以上者；

(二)通过国家或省(市)组织的考试，获得初、中级翻译资格，从事专、兼职翻译工作两年以上者；

(三)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生，从事翻译(教学)工作或从事兼职翻译工作两年以上者，或在境外使用所学语言工作二年以上者；

(四)非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生，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从事某一专业(行业)的专、兼职翻译工作三年以上者；

(五)外语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从事翻译(教学)或兼职翻译工作者；

(六)大专毕业学历，在国(境)外工作五年(稀有语种二年)以上，能熟练地进行口、笔译者；

(七)能使用英、俄、日、韩、法、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阿拉伯等语言熟练进行口、笔译者；

(八)其他长期从事口、笔译翻译工作，翻译成果丰硕者。

二、登记办法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人事局，市直各有关单位政工(人事)科，中央、省属驻泰单位组织部(人事处)分别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登记报名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登记对象填写《泰安市翻译人才登记表》审核并盖章后,于年12月15日前将《泰安市翻译人才登记表》和软盘报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或采用E－mail方式发至。集中登记上报时间:从即日起至年12月15日止。集中登记时间过后，凡符合登记对象条件者，可以按上述方式继续报名登记。

三、管理和使用

1、对申请登记的翻译人才，经审核合格后，进入泰安市翻译人才库，并适时予以更新完善，实行动态管理。

高祖本纪翻译篇9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渗透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以及精神和智慧的文化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红楼梦》的译本有十余种，其中杨氏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最为有名，影响也最为深远。通过对两个译本第三回的部分译文进行对比旨在深入理解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取向。

关键词 红楼梦；翻译方法；比较赏析

1　人名翻译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悠久的形成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语源广，典故多，文化容量大，且变异纷繁，研究专名文化及其翻译具有很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徐俏颖,2007)

例如，霍译：贾宝玉 （Jia Bao-yu），林黛玉（Lin Dai-yu），熙凤（Xi-feng），杨译：贾宝玉（Chia Pao-yu），林黛玉（Lin Tai-yu）， 熙凤（His-feng）。对于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姓名两位译者不约而同都采用音译法。音译法虽完整地保留了源语的声音效果但是对于《红楼梦》中富含寓意的人名称谓来说则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贾宝玉”中“贾”传达的双关含义是“假”但是“Jia Bao-yu”，“Chia Pao-yu”读者读到的只是一串字母，所暗含的意义完全消失了，读者也就无从体会到作者通过名字对人物所赋予的特殊含义。

“祖宗”这一中国特色称谓霍译版本为“Grannie”，杨氏译为 “Ancestress”。在汉语中“祖宗”这一称谓除了含有“祖母”之意，其所蕴含的的社会等级意义或许更为重要。贾母被称谓祖宗足见她在贾家的地位之高，受爱戴程度之深。杨氏夫妇选用异化策略翻译为“Ancestress”，准确的传达了贾母在这个大家族举足轻重的地位，翻译出了“祖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而霍克斯用“Grannie”（奶奶）翻译“祖宗”，只是翻译出其辈分，至于称谓背后的权势则已然消失。因而从文化传播以及忠实的角度考察杨氏夫妇的译文更胜一筹。

“老太太”这一称谓能否直接翻译成“old lady”呢。汉语中“老太太”是称呼老人的一种委婉语，但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对“老”的理解是不同的。在汉语里“老”具有年长，受人尊敬的意思，然而在英语里“老”更多指的是“没有用、旧的”，用来修饰人，往往欠缺敬意。所以杨氏夫妇译为“old lady”，没有表达出人们对贾母的尊敬，反而也许会让读者误解成大家认为贾母是个上了年纪又没用的老妇人。而霍克斯的译文“Lady Jia”虽然没有完全传达出“老太太”这个中国文化词，但是他避开了“old”这个西方人忌讳的词语，相对而言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翻译方法。

王熙凤代表了封建时代大家庭中精明强干泼辣狠毒的主妇性格，为人世故圆滑处事机关算尽却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喜爱，由此有着“辣子”、“凤辣子”的绰号。霍克斯和杨氏夫妇都用直译法将王熙凤的性格完整地描写出来，只是在用词方面仍有不同。霍克斯将“辣子”，译为“peppercorn”顺应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读者很容易将胡椒粉的辛辣刺鼻感与王熙凤泼辣尖酸刻薄的性格联系起来，因而是一个成功的直译版本。杨氏夫妇的直译选用“Hot Pepper”虽与霍译选词有别但仍然有“pepper”这一核心词，因而同样也能将影藏在背后的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凤辣子”霍克斯直译为“Peppercorn Feng”，杨氏夫妇意译为“Fiery Phoenix”。“Fiery”暴躁、激烈的含义，恰好能够对应王熙凤急躁、强势霸道的性格。“Phoenix”指的是“凤凰，长生鸟”，本身含有美丽的比喻意义。而王熙凤虽性格刁钻可也是一个“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的美人，所以杨氏夫妇的译文让读者对王熙凤的形象有了更完整的印象。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描写黛玉的话“态生两胭之愁”，说明黛玉脸上总是泛有一丝愁容。小说中宝玉赋予黛玉一字“颦颦”，此处霍克斯翻译为“Frowner”皱眉头的人，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含义。而杨氏夫妇则音译为“Pinpin”,只有声音的效果，却根本传达不出原意。原本具有隐含意义的词便失去了色彩，可以说是对原文的不忠实翻译。

“心肝肉”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文化的亲昵称呼语。当贾母看外甥女林黛玉时便不经想起了她早逝的女儿，心情悲痛。对这个失去母亲无依无靠可怜楚楚的外甥女心生怜悯。霍译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pet”和“poor lamb”对应原文的“心肝肉”，令读者读起来倍感亲切，有利于唤起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情感反应。杨氏用“Dear heart”和“Flesh”对应“心肝肉”采用异化策略或许让读者耳目一新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译法。

2　家具服饰翻译

“服饰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一种符号，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服饰被视为是政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苏宋丹、王才美，2004）由此可见服饰翻译的重要性。

“袄”和“褂”是古代中国特有的服饰。“缕金百碟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据《红楼梦》辞典注：“指用大红洋缎做的，上面用金线绣成百蝶穿花图案的紧身袄。裉，上衣前后两幅在腋下合缝的部分。“窄裉袄”是中国特有的服饰文化在英语语言中找不到对等的词。杨氏译为“close-fitting jacket”,“jacket”在英语中有短上衣的意思，译者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霍译为“fitted bodice”，“bodice”在英语中的意思是“马甲”的意思，应该是没有袖子的上衣，所以此处的翻译或许没有忠实于原文。“褂”指罩在外面的长衣而文中的王熙凤穿的应是长褂。杨氏选用“cape”一词基本上传达出了原文的内容。霍译为“jacket”则欠妥当，因为“jacket”没有宽松和袍子的含义，没有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服饰。

来看一例家具的翻译。“古铜鼎”的翻译也颇有难度。《现代汉语词典》对于“鼎”的解释为“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三足两耳”。“鼎”古代视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权势的象征，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义。杨氏夫妇将“鼎”译为“tripod”。“tripod”在朗文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照相机，望远镜）的三脚架。然而汉语中的“鼎”是一种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皿，而非架子。“tripod”也只是与“鼎”在某一部分上有相似性，所以这样翻译没有真正的描述出“鼎”的样子。霍克斯则采用音译法直接译为“ding”。笔者以为对于富含文化特色的词语应该尽量保持它的原形。当西方读者读到“ding”时，便知道它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事物，这样有利于传播文化。但是霍克斯没有在“ding”后加注解，这样也会造成读者读来似懂非懂，所以若对于“鼎”这个文化词采用音译加注法或许更好。

3　文化词语的翻译

无论选取怎样的翻译方法，能否准确传译出文化词语的内涵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首先来看一例，“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的翻译。霍译版本是“said Bao-yu,…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s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and she hasn’t got one either ...”杨译为 “Pao-yu sobbed,…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 who’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 one either…“神仙”一词霍克斯译为“angel”，杨氏夫妇则译为“fairy”。“angel”天使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着善良美丽。霍译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不熟悉，将“神仙”归化译为“angel”使读者易于理解。在中国文化中，“神仙”是人们熟知的一个佛教名词，杨译用异化法译为“fairy”有助于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的佛教文化同样也是很恰当的翻译。

“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中“还愿”的霍译本为“He has gone off to the temple today in fulfillment of a vow”，杨译为“He has gone to temple today in fulfillment of a vow”“还愿” 指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后兑现对神许下的誓言而不是一般的承诺。此处两个译本都用“fulfillment of a vow”这一短语来翻译。译者选用“vow”誓言，而不是“promise”许诺，更准确、忠实地传达出“还愿”的含义。

“比干 和“西施”是中古古代文化中的两个著名人物，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小说中有一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对应的霍译版本是“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l;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而杨译则是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Bi Gan, more delicate than Xi Shi. 两种译本都采用了音译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中两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完整地传达给西方读者。在“一窍”的翻译上，霍克斯译为“more chambers”保留了汉语语言的生动之处。杨氏夫妇采用意译方法译为“more sensitive”便于读者理解。

“敕造宁国府”这五个写在门匾上的大字在英文中几乎找不到对等语。 两个译本分别是霍译“NING-GUO HOUSE Founded and Constructed by Imperial Command”，杨译“Ningkuo Mansion Built At Imperial Command”。霍译Founded and Constructed”，杨氏则选用“Built”。在动词选择上有所不同但都补出了承皇帝命令的含义。但是“敕造宁国府”这几个大字写在正门的匾上因此文体是很正式的，霍译符合正式文体因而更为妥帖。“府”在古代指有钱有势的官宦人家的居所。贾家与皇室有着深深的渊源宁国府的宏伟气派可想而知。“House”这一词仅有房子之意未能传达出气势恢弘的“宁国府”而“Mansion”一词有豪华宅邸之意与“府”很吻合。所以在“府”这一字的翻译上杨译更胜一筹。

探春笑到：“只恐又是你的杜撰。”霍译为“I expect you made it up,” said Tan chun scornfully”，杨译为“You are making up, I’m a afraid ”,teased Tanchun.”。“杜撰”的意思是臆造;虚构,没有根据地编造。“make up”在英语中也有编造的意思。两个版本的译者不约而同都选用这个词组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

《红楼梦》第三回中王夫人提及宝玉时说了如下一句话“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霍译版本是“I have a little monster of a son tyrannizes over all the rest of this household。杨译为 “that’s my dreadful son, the bane of my life, who torments us all in this house like a real devil.”。“孽根祸胎”与“混世魔王”是母亲对孩子顽劣不恭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戏虐的说法，这两个词语却也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霍克斯意译为“little monster”。“little”有爱怜之意，“monster”又传达出宝玉的叛逆，这种母亲对孩子又爱又气的的复杂感情跃然于纸上。杨氏译本为“dreadful”和“bane of my life” 做到了表面含义的对应，但是王夫人的深层心理感情却没有传达出来，因而霍译或许更可取。

通过以上三个角度的译文对比，可以得出杨氏译文本着原汁原味传播中国文化因而较多地选用直译方法。而戴乃迭也曾说道“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王佐良；1997）霍译版本“确是文从字顺，极为流利通畅，读起来非常爽快，像是用英文写的原著。（张培基1980）可知霍译版本以迎合西方大众读者为目的，因而主要选择意译。但是两种译本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传神妙笔之处值得我们深入仔细地研究与品味。

参考文献

［1］党争胜.翻译名篇赏析[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2］张培基.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J].外国语,1980(1).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4］徐俏颖.试论霍克斯《红楼梦》中人名翻译的特色[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 (1).

高祖本纪翻译篇10

误区一：混淆古今异义

例1 （2011年高考湖北卷）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

误译 孝文皇帝放弃了筑坟的礼节而简单地埋葬，用节俭安定神明，可以作为准则。

正译 孝文皇帝放弃了筑坟的礼节而简单地埋葬，用节俭安定神明，可以把这作为准则。

分析与对策 例句中的“可以”为两个词，“可”是能愿动词“可以”的意思，“以”是介词“把”。现代汉语中“可以”是一个能愿动词。如果把文言文中的“可以”直接理解为现代汉语的“可以”，译文就不完整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考生应注意以下两点：①积累古今异义词。一是借助教材注释识记古义，如《曹刿论战》中“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二是借助复习资料上的《古今异义词简表》识记古义。②翻译一个词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这个词的古义，此外还要检验这个古义放在句中是否妥帖、句意与上下文是否相符等。

误区二：词类活用分析错误

例2 （2011年高考福建卷）吾为子新其亭，而更题曰“一柱”，可乎？

误译 我给你一座新的亭子，并改变它的名字为“一柱”，可以吗？

正译 我为你新修那座亭子，并重新命名为“一柱”，可以吗？

分析与对策 例句中的“新”，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应译为“新修”；“题”，名词活用为动词，应译为“命名”。一般情况下，形容词不能带宾语，如果带了宾语，这个形容词就活用为动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考生应注意以下两点：①借助复习资料熟悉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活用类别，并能通过对活用特征的识记、比较，结合语境进行正确翻译。如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这个形容词在句中就具有动词的性质。②翻译语句的前提是读懂文章大意，而考生检验翻译正误的方法，就是将译文放到文段中去检验，使自己的翻译符合语境，合情合理。

误区三：误译文言虚词

例3 （2011年高考安徽卷）有运饷官以弃运走，道死，其孙以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

误译 有个押运粮饷的官员因为放弃押运逃跑，在路上死了，这个官员的孙子因为行贿请求把祖父列在因公事而死的人物中，先生训斥并且赶走了他。

正译 有个押运粮饷的官员因为放弃押运逃跑，在路上死了，这个官员的孙子通过行贿请求把祖父列在因公事而死的人物中，先生训斥并且赶走了他。

分析与对策 “其孙以赂乞入死事之列”中的“以”字，应译为“通过……手段”。有些考生误以为这个“以”与“有运饷官以弃运走”中的“以”用法一样，都是“因为”，造成翻译的句子不通。

要解决这个问题，考生应注意以下两点：①复习中要注意积累“其、之、以、而、乃、乎”等考试大纲规定考查的虚词及其多种用法，解题时要根据句意，准确翻译。②翻译完一个句子之后，要检查一下自己翻译的句子是否通顺，关联词是否得当。

误区四：漏译省略成分

例4 （2011年高考四川卷）一日，携褚币诣富家易谷种，值大雪，立门下，人弗之顾。

误译 一天，带上纸币到富人家买谷种，正遇大雪，站在门口，人们不理睬他。

正译 一天，（吕徽之）带上纸币到富人家买谷种，正遇大雪，站在门口，（那家）人不理睬他。

分析与对策 原文中虽然省略了主语，但为使文意通顺、明了，翻译时要将省略的成分补上。另外，有些通过直译无法使文意贯通的地方，如“人弗之顾”，也应适当加上使文句连贯的词语，不应简单地翻译成“人们”。

考生漏译省略成分，除了粗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通读整个句子或与译句有关联的前后句，没有形成整体语境意识，只是“就词译词”，不能很好地把原文的意思传达出来。这种毛病轻则影响考生对个别词语的判断和翻译，重则影响考生对整个句子的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考生应注意以下两点：①树立较强的语境意识，阅读时真正做到“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在翻译一个句子时，不能偷懒，只满足于读单一的那个要求翻译的句子，还应适当“瞻前顾后”地把握语境。②翻译出一个句子之后，不要急着做下一题，而要回顾一下自己翻译的句子是否通顺，看看有没有缺漏的成分，如主语、宾语等。

误区五：语序处理不当

例5 （2011年高考山东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

误译 不要害怕百姓犯罪，不要阻止百姓出力。

正译 不要用刑罚让百姓害怕，不要用强力阻止百姓。

分析与对策 原文是介宾短语后置句，为使文意通顺、明了，翻译时要将后置的介宾短语移到谓语动词前面，即将“以罪”“以力”这两个介宾短语分别移到“惧”“止”的前面。另外，“惧”“止”后面都省略了代词“之”，也应适当补出，使文句连贯完整。

要解决这个问题，考生应注意以下两点：①考生应熟练掌握文言文中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殊句式，特别是介宾短语后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谓语前置等倒装句，翻译时应进行必要的调整，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②翻译出一个句子之后，要联系上下文看自己翻译的句子是否合理，看看有没有与文意冲突的地方。

误区六：语言不合规范

例6 （2011年高考重庆卷）斥止验问得实，立缚送大帅斩以徇，由是兵卫肃然莫敢犯。

误译 （江皋）呵斥他们停下来，审问得到实情，立刻缚送大帅那里砍了头，从此驻军肃然，没有谁敢危害百姓了。

正译 （江皋）呵斥他们停下来，审问得到实情，立刻捆绑起来送到大帅那里斩首示众，从此驻军纪律严明，没有谁敢危害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