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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守财奴十篇

时间：2023-04-06 19:16:24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1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第一次为巴尔扎克赢得文学声誉的作品是1829年出版的《朱安党》，这标志着他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巴尔扎克一部接一部地写出了大量反映法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到1842年，他已创作了70多部作品，超过了他长期酝酿最后定名为《人间喜剧》的庞大计划的半数。这一年，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写了前言，重新进行了分类编目，将全部作品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其中“风俗研究”是《人间喜剧》的主干，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人间喜剧》最后约完成了原计划的3/5，共90多部作品。这么庞大的写作计划，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繁重的脑力劳动，终于导致巴尔扎克积劳成疾，于1850年年仅51岁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葛朗台其人

葛朗台是法国索漠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这座城市盛产葡萄酒，因此，酒桶的市价很不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葛朗台已经是个富裕的箍桶匠了。他认得字，能写会算，40岁时娶了木板商的女儿为妻室；买下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他向革命军承包葡萄酒，捞了些钱。

拿破仑执政时期，他当上区长，还得到拿破仑颁发的荣誉团十字章。1806年，他又从丈母、外婆、外公处得到三笔遗产，成为州里“纳税最高”的人物。在收成好的年景，可以出产七八百桶的葡萄酒，他还有13处分种田，127阿尔邦草原。他由原来只有2000法郎的商人变为拥有1700万法郎的大富翁。

葛朗台精明狡猾，他搞投机买卖，预计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论起他的发财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在做交易时，他讨价还价，装口吃，把对方弄得晕头转向而陷入他的圈套，结果他让别人吃亏了，自己讨得了便宜。

由于吝啬和爱财，葛朗台在家庭生活中是个锱铢必较的人物。他指挥一切，命令一切，亲自安排一天的伙食。连多用一块糖，多点一根蜡烛也不许可。他的妻子像奴隶般地顺从。为了省钱，全家的衣服都由妻子、女儿缝制，她们整天做着女红。女儿已23岁了，葛朗台根本还没想到过要给她相亲。

原著精彩镜头

末了，终于到了弥留时候，那几日老头儿结实的身子进入了毁灭的阶段。他要坐在火炉旁边，密室之前。他把身上的被一齐拉紧，裹紧，嘴里对拿侬说着：

“裹紧，裹紧，别给人家偷了我的东西。”

他所有的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他能够睁开眼的时候，眼光立刻转到满屋财宝的密室门上：

“在那里吗？在那里吗？”问话的声音显出他惊慌得厉害。

“在那里呢，父亲。”

“你看住金子！……拿来放在我面前！”

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他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件东西；也像孩子一般，他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有时他说一句：

“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

本区的教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十字架、烛台和银镶的圣水壶一出现，似乎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法器，他的肉瘤也最后地动了一动。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唤着欧也妮，欧也妮跪在前面，流着泪吻着他已经冰冷的手，可是他看不见。

“父亲，祝福我啊。”

“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学生阅读感悟

（复旦大学附中陆）

老葛朗台的失守

最终，老葛朗台究竟守住了什么呢？当他孜孜不倦地敛财、费尽心思守财时，当他的金路易越积越高时，当他的财产数字越累积越大时，他的生活的颜色正在变得越来越灰暗，他的感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稀薄。他的世界在迅速地萎缩，他失守了阳光，失守了家庭，失守了幸福，失守了信仰。当污浊的欲望之海淹没了他周围时，葛朗台却孤独地守着他那大片的财产自鸣得意。但在阖眼的那一刻，海水终于漫过了那用金币垒成的堤，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爱的胸腔霎时变得冰冷冰冷。他感受不到大自然的柔和，家庭的温暖，信仰的忠贞，灵魂的坚强，而一再沦落，最后在阴森森的家里，失去一切，淹没在无限的黑暗之中。

守护生活，守护灵魂

走出小说，我想失守的不仅仅是葛朗台，或是像他一样成千上万的守财奴，也许还有那些为了个人权力不择手段丧失良知的权力的奴隶，更有那些不懂得分享，不懂得奉献，不懂得爱的人。可能他们失守的是友谊，是爱情，是道德，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那份心灵的纯洁……忽然想起下班时大街上的人们神色匆匆，身影疲惫，眼神迷茫。或许是不远的一个将来，当我们转过身，重新审视这漫长的人生之路时，我想我们会拷问自己一个更沉重、更亘古的问题：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守住了什么。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2

这四大吝啬鬼形象，产生在三个国家，出自四位名家之手，涉及几个世纪的社会生存，从一个角度概括了欧洲四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创作的时间上说，泼留希金出现最晚，果戈理的《死魂灵》写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从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上说，泼留希金应列为最早，他是前苏联封建农奴制下的地主。夏洛克排行第二，他是十六世纪，即封建社会解体，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贡第三，他是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者，葛朗台第四，他是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动荡时期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这四代吝啬鬼，年龄相仿，脾气相似，有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残忍而阴险之最——夏洛克

英国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个贪婪、阴险、凶残的吝啬鬼形象。

夏洛克是个资产阶级高利贷者，为了达到赚更多钱的目的，在威尼斯法庭上，他凶相毕露，“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像一切吝啬鬼一样，贪婪是其共性。夏洛克之所以拒绝两倍乃至三倍借款的还款，而坚持按约从商人安东尼奥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是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时不收利息，影响了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业，所以他要借机报复，致安东尼奥于死地，好使自己的高利贷行业畅行无阻，从而聚敛更多的财富。夏洛克作为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其个性是阴险凶残，当法庭调解让借款人安东尼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钱偿还他时，夏洛克险恶的说：“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作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说着便在自己的鞋口上磨刀，时刻准备从安东尼奥胸口上割下一磅肉，凶残地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且一味固执。

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贪婪致极，残忍致极，这就是夏洛克不同于其他吝啬鬼的个性。他是高利贷资本的代表，爱财如命。但夏洛克在这场戏的开头却一反常态，不要比借款多几倍的还款，而要一块无用的人肉，可见其心胸狭窄，复仇心极重，一遇机会便要疯狂报复对他不利的人，非要置对手于死地不可，可见其冷酷无情。夏洛克对别人的谩骂反唇相讥，冷静和自信的态度活灵活现。败诉以后他又想要三倍的还款，贪婪的本性又复原了，守财奴的本相暴露无遗。

二、贪婪而狡诈之最——葛朗台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

葛朗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金钱已经使他异化。他为了财产竟逼走侄儿，折磨死妻子，剥夺独生女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不许女儿恋爱，断送她一生的幸福。巴尔扎克通过葛朗台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作为吝啬鬼的典型性是“执着狂”：过了七十六岁的葛朗台老头在看到女儿把玩自己的定情之物——金梳妆匣时，竟“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当独生女声明匣子是情人寄存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扑过去想抢回时，老头竟“使劲一推，欧也妮便倒在母亲床上。”梳妆匣上镶嵌的金子异化了父女之情，使吝啬鬼发狂。为一只梳妆匣气死了太太，女儿按律将继承家庭财产的一半，那等于要了葛朗台的命，狡诈的葛朗台知道以小失大划不来，便百般讨好自己的女儿，甚至常在她面前哆嗦，装模作样，以亲情为诱饵，骗女儿放弃对亡母财产的继承权，并且常利用女儿对情人的特有感情占便宜。这些都表现了吝啬鬼个性的另一个侧面——“狡诈”。但葛朗台毕竟是拜金狂。当他到弥留之际，生命力退守在眼睛里时，他能够睁开眼时，竟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金子，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当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为他做临终法事时，他竟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金十字架抓到手里，这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临终对女儿的遗言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一生疯狂地追求金钱，占有金钱，最后被金钱所累时仍竭力呼唤着金钱而走向坟墓，金钱已经使他异化成鬼，一个疯狂狡诈的吝啬鬼。

贪婪狡诈致癫狂是葛朗台最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以一种令人发笑的情节与叙述，展现了鲜活而又饱满的吝啬鬼形象。

三、没落而腐朽之最——泼留希金

同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一样，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在他的名著《死魂灵》中也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泼留希金。

作为吝啬鬼，夏洛克和葛朗台虽个性不同，但都有贪婪吝啬的共性，都是处心积虑地聚敛财富的资产阶级代表。而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则是俄国没落地主的典型，是俄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缩影。虽然贪婪吝啬三者如一，但腐朽没落则是泼留希金的个性。他实为富豪却形似乞丐，这个地主蓄有一千以上的死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他的仓库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燥房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尼绒和麻布、生熟羊皮、干鱼以及各种蔬菜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然而他本人的吃穿用度却极端寒伧。衣服很象一件妇人的家常衫子，且沾满了面粉，后背还有一个大窟窿。头上戴的帽子，正如村妇所戴的，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他的住室，谁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他的屋子里放着"一个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上盖一张信纸的酒杯......一把发黄的牙刷。泼留希金虽家存万贯，但对自己对他人却吝啬。女儿成婚，他只送一样礼物——诅咒;儿子从部队来信讨钱做衣服也碰了一鼻子灰，除了送他一些诅咒外，从此与儿子不再相关，而且连他的死活也毫不在意。他的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粪堆，只差还没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劈下来......泼留希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然而他还没有够，每天每天聚敛财富，而且经他走过的路，就用不着打扫，甚至偷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泼留希金的所作所为。

腐朽没落是泼留希金的本质特征。果戈里在《死灵魂》中，通过大量的侧面描写，如泼留希金的“庄园”、泼留希金对待子女的态度，对他拥有的物质的“守护”，都使读者看到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同时将一个“腐朽”的财主的形象展现出来。

四、“节省”而多疑之最——阿巴贡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的创作对一切不合理性的社会导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吝啬鬼》一剧的情节从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脱胎而来。主人公阿巴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吝啬鬼。

他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脏六腑。为了不花一文钱，他要儿子娶一个有钱的寡妇;为了不用陪嫁，他要女儿嫁给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头;自己也打算娶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而分文不费。他不给儿子钱花，逼得儿子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为了省几个菜钱，他把吃素的斋期延长一倍，让厨师用八个人的饭菜招待十个客人。为了省一点马料，他半夜亲自去偷喂马的荞麦而遭到马夫的痛打。他总是为自己一万银币的安全担心，怀疑所有的人都想偷他。作者用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夸张手法突出了阿巴贡种种变态心理，绝妙而逼真地勾画了他极端吝啬的性格特点。他爱财如命，吝啬成癖。他不仅对仆人及家人十分苛刻，甚至自己也常常饿着肚子上床，以至半夜饿得睡不着觉，便去马棚偷吃荞麦。他不顾儿女各有自己钟情的对象，执意要儿子聚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有钱的老爷。当他处心积虑掩埋在花园里的钱被人取走后，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活画出一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形象。

嗜钱如命，极端吝啬，多疑是阿巴贡形象的典型特征。莫里哀通过喜剧，将阿巴贡饿着肚子“节省”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社会导致的恶现象进行了一翻辛辣嘲讽，脍炙人口。

在外国文学史中，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出自四位名家，角色的背景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吝啬的特点也各有特色。本篇论文将其概括为夏洛克的残忍，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朽，葛朗台的狡诈，各自拥有不同的形象侧重。如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他们也会将在文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郑克鲁，黄宝生，陈建华，蒋成勇《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6

[2](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威尼斯商人》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04

[3](法) 莫里哀著，李健吾译《伪君子•吝啬鬼》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2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3

关键词：葛朗台；吝啬；夏尔；背叛；欧也妮；善良

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历史的巨变。从法国大革命到两次工业革命，这一切都使得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整个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在这一背景下也催生了许多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便是这一时期法国小说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叙述了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这一中心事件，以葛朗台家庭内专制所掀起的阵阵波澜、家庭外银行家和公证人两户之间的明争暗斗和欧也妮对夏尔的倾心相爱却反遭背叛的痛苦的人世遭遇三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故事情节的发展。[1]

一、情节简介

葛朗台是法国索尔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他利用1789年的革命情势和种种手段使自己的财产神话般地增长了起来。1819年11月中旬，他女儿欧也妮的生日，在他们欢庆生日时，欧也妮的堂弟夏尔来到了这里。原来夏尔的父亲因破产自杀，让老葛朗台照顾儿子的前程。老葛朗台看到兄弟的绝命书后不动声色，并且在当夜想好了一套诡计，利用这件事情，让银行家在巴黎大做公债买卖，赚了一大笔钱。

夏尔为了自己的前程，决定去印度经商。临走之前，欧也妮将自己积蓄的金币送给他，两人也定下了终生。夏尔走后的第一个元旦，葛朗台发现女儿把金币送给夏尔，大发雷霆，把她监禁起来。这事惊扰了他的妻子，使她一病不起。妻子死后，葛朗台让女儿签署了一份放弃母亲遗产继承权的证件，把全部家产总揽在自己手里。葛朗台临死前，他要女儿把黄金摆在桌面上，他一直用眼睛盯着，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一般。最后他唤欧也妮前来，对她说：“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神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把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亲吻，葛朗台见到金子，便想把它抓到手。这一下努力，便送了他的命。

1827年吝啬鬼老葛朗台死去，留下1700万法郎，欧也妮继承父业，成了当地首富，人人都向她求婚，她却痴心等待夏尔。但是夏尔海外经商发财后，把乡下的堂姐撇在脑后，写信与其撇清关系。他要与贵族小姐结婚，但因不肯偿还父亲的债务而受到阻碍。最后，欧也妮答应嫁给公证人的侄儿德・蓬丰，并要求他帮她用四百万法郎偿清了叔父的债务，让堂弟过着幸福、名誉的生活。她自己则幽居独处，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并“在着数不尽的善行义举的伴随下走向天国”。[2]

二、人物评析

葛朗台：葛朗台毫无疑问是作者在小说中最为用心刻画的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贪婪、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代表。“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这样写道：‘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欲。’”[3]葛朗台一生迷恋于金钱，在他的眼中只有金子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夫妻情谊、父女亲情、叔侄关系与金子相比，便是不值一提的。在妻子重病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照顾好妻子，而是看医生是需要花钱的，自己的金子又要少了；在被公证人告知妻子一死女儿就会有继承财产的权力以后，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妻女讲和，将妻子送去最便宜的医馆医治；在妻子医治无效后，他没有为妻子安排后事，更没有想到要安慰女儿的情绪，而是理所应当地拿出放弃继承遗产的文件让欧也妮签字。在葛朗台看来，女儿欧也妮一生的幸福也是无法和自己的财富相比的。当他得知欧也妮将金币送给夏尔时，他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地将女儿幽禁起来，为此气的妻子一病不起；可当他看到夏尔留给欧也妮作为回报的镶有金子的盒子时，他便露出贪婪的目光，发狂似的要地从欧也妮手中夺过盒子，取下金子来。在面对同自己生活多年的妻子和有着血脉联系的女儿时，葛朗台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的冷血无情，我们又如何能奢望他对待毫无财产可言的侄儿呢？当夏尔带着父亲的绝命书来向叔父寻求帮助时，葛朗台在一夜之间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出路，利用银行家在这件事上做手段赚了一大笔钱。

其实，早在葛朗台出现近两百年前，莫里哀就已经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阿巴贡。不过，与阿巴贡相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要复杂得多、精明得多、凶狠得多，因而也就可怕得多。阿巴贡的特点是“守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葛朗台则要高明许多，他一方面“守财”，另一方面更看重“发财”。葛朗台原来也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箍桶匠，是法国大革命为他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大好时机，他本人也称得上有胆有识，不仅能够使用各种手段大大方方地吞并他人的财产，而且有本事抓紧各种机会，冠冕堂皇地化公为私，从而使自己的家产急剧膨胀，没几年间便一跃成为当地的首富。葛朗台显然具有处于上升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第一代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一切特点，他既有过人的精力，又有罕见的理财本领，更重要的是，除了金钱之外他没有任何别的信仰，他惟一的爱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聚敛金钱。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产，处心积虑地把别人的东西通过“合法的”手段弄到手，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皆可一试，反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除了敛财，生命再也没有其他的价值和乐趣。“关于葛朗台这种过人的本领和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有一段非常形象、非常精彩的描写：‘在理财方面，葛朗台先生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更可怕、更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人怨恨他，尽管几乎人人都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的伤害，然而受害者却无一例外地对他表示敬服，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把他看成是当地的荣耀。’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老葛朗台是一个成功者，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他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钱。”[4]

夏尔：在小说中，老葛朗台无疑是一位典型的反面人物，而夏尔・葛朗台同样也无法摆脱葛朗台家族的血统，自私自利，精于算计。当夏尔带着父亲的绝命书来到欧也妮家中时，他可怜的处境得到了欧也妮的同情，巴黎花花公子的打扮和举止也引起了欧也妮的爱慕之心。夏尔决定去印度经商时，欧也妮瞒着自己的父亲将自己积蓄的金币送给他，夏尔也把母亲给他的金梳妆匣留给欧也妮作为纪念，两人海誓山盟地定下终身。然而，夏尔在海外经商，逐渐发扬了葛朗台家族特有的习性，变得小气贪婪，自私自利，并且明白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便把乡下的堂姐撇在脑后，写信与其撇清关系，扬言要与贵族小姐结婚，但又因不肯偿还父亲的债务而受到阻碍。痴心善良的欧也妮为了让堂弟过上幸福、名誉的生活，答应嫁给德・蓬丰做形式上的夫妻，并要求德・蓬丰帮她用四百万法郎偿清了叔父的债务。面对如此善良的痴情的堂姐，夏尔没有一丝的感动与愧疚，只是在他得知欧也妮成为巨额财产的继承人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也许此时他会因为着巨额的财富而后悔自己抛弃了欧也妮吧，但此刻的欧也妮却已不在乎了夏尔的爱情，无法挽救的错误使得夏尔又变得唯唯诺诺，祈求“姐夫”德・蓬丰先生对自己“提携提携”。海外经商的七年，他为求财富走私贩运、买卖人口、放高利贷，狠心刻薄，贪婪到极点，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逐渐泯灭了自己的良知，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人的标准是用黄金来衡量的。[5]

欧也妮：与老葛朗台、夏尔・葛朗台迥然不同，欧也妮・葛朗台应该是葛朗台家族中仅存的一个善良人。她纯真痴情，善良虔诚，在小说中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然而，她又是软弱的，面对父亲的专制，她选择了忍受，面对夏尔的背叛，她同样选择了退让，替夏尔还清债务后，一个人幽居独处，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并在着数不尽的善行义举的伴随下走向天国。

欧也妮是淡漠金钱的。老葛朗台死后，欧也妮虽然有了一大笔遗产和收入，可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精打细算地积攒了许多年的家产。有人说她和她的父亲一样吝啬，可是，她在用自己的财产为堂弟夏尔偿还债务的时候，不曾有过一丝的犹豫与不舍；她还把钱用到了慈善机构和教育上，并且又铸了一个黄金的圣体匣，献给本市的教堂。她不像一般世人那样重视钱财，她一点也不把黄金放在心上，成堆的黄金是捆缚她的锁链，金钱冷冰冰的光彩，使她隔绝于人世。作为那个金钱世界里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她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她身上人类的自然品质却并未被金钱所吞噬，她与她的父亲老葛朗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一个被金钱吞噬的无辜的牺牲品，她的一生都被金钱所束缚，然而她身上保留下来的虔诚与善良，可以说是当时沉溺于金钱的人们唯一的救赎，使人们在这个被金钱遮蔽的黑暗世界里看到了一抹光亮。

欧也妮是纯真的，她渴望着爱情。夏尔的到来使生活平静的她一直沉睡的爱情觉醒了。当夏尔提出要去印度经商时，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送给了他，同时也把自己的爱情与心灵全部交给了他。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焦灼地等待着夏尔，一方面她忍受着父亲冷酷的迫害，另一方面她也在不断地构建着心灵中爱情的天堂。然而，她苦苦的等待，最后换来的却是夏尔的无情背叛，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去怨恨夏尔。在夏尔的困难之际，她依然义无反顾地拿出一百五十万巨款，阻止债权人宣布叔父破产，成全也保全了夏尔。为了保持自己圣洁的爱情，她与丈夫结婚的条件是只做形式上的夫妻，她能给丈夫的只能是友谊。

善良纯真的欧也妮却逃不开命运的悲剧。她在这不公平的命运中觉醒、反抗，却还是以妥协告终，虽然她曾经有过片刻的胜利和一丝的欢愉，但这些在命运的长河中激不起任何的波澜。最可悲的是她因爱情而反抗，却最终在爱情的背叛中绝望妥协。“她活着，只能用自己的手去抚慰无数个受伤的家庭。无数个痛苦的灵魂，她只能在别人的欢乐中寻找一点快慰”。欧也妮用圣母一般的光辉成就了这个悲剧世界的一份大爱，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自己却甘心活在悲剧团阴影之下，独自生活，独自去享受痛苦。[6]

小说中，欧也妮作为善良的化身出现，她用自己圣母般的光辉为人们点亮救赎的灯塔。巴尔扎克用老葛朗台的吝啬贪婪和夏尔的自私自利来反衬欧也妮的善良和纯洁，从“恶的凹坑”中间挖掘出她善的品性，从而使之俏然卓立于淤泥之中，放射出引人瞩目的光芒。在善良与丑恶的对碰中，巴尔扎克为我们描绘一幅生动形象的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场景的画卷。

[注释]

①《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巴尔扎克张静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②《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形象》朱智群中国学术期刊网.

③《略论形象塑造中的善恶对比》张玲霞《大学生论文选》.

④《中的人物评析》冯彤《青春岁月》.

⑤《中的拜金主义》陈林《教学反思》.

⑥《中守财奴的文学内涵》邹红波《鉴赏者》 .

[参考文献]

[1]《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译者序张静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一本书搞懂法国文学》柳鸣九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形象》朱智群《中国期刊网》.

[4]《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译者序张静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5]《内容简介》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4

关键词：《欧也妮·葛朗台》；细节描写；比喻形象；精炼夸张；语言个性化

巴尔扎克对《欧也妮·葛朗台》甚是满意，认为这是他“最出色的画幅之一”[1]P47。在这部力作中作者揭示了资产阶级对金钱趋之若鹜的丑态，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裸的金钱交易关系，人间温情所剩无几。而作者塑造的典型形象也让人赞叹，葛朗台老头已成为世界四大吝啬鬼典型之一。但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2]P294深刻的主题批判，成功的人物塑造都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运用的语言独具魅力，成就了这部小说的辉煌。

一、入微的细节描写

《欧也妮·葛朗台》中巴尔扎克眼光独到的捕捉人物动作、外貌细节，从一个小的角度，折射出人物最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手法实在是高超。小说人物特征最鲜明的莫过于葛朗台老头了，作者写他在密室中盘算自己的生意，静静地坐着，大拇指竟不停地绕动了四小时，将这位守财奴的狡黠、精于盘算的特征细致地表达了出来。瘫痪之后，还是紧紧攥住金子，将密室的钥匙放在背心口袋里，不时用手摸一下。当整个生命都退守到眼睛里时，目光还是不离开堆放财宝的密室门上，甚至让欧也妮将金子倒在桌子上，一连几个小时用眼睛死死盯着，这让他感到温暖。最精彩的莫过于葛朗台老头死之前的最后一秒，当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嘴边亲吻基督时，他居然想抓住十字架，这一使劲要了他的命。在守财奴的心中，金钱的吸引远远超过了虔诚神圣的信仰。最后这一举，充满了喜剧效果，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悲剧色彩，深化了小说的讽刺艺术。

二、比喻的形象生动

小说在描写人物外貌、行为时，多用比喻，形象生动的刻画出了每个人的特色，让读者在脑海里组合成像，对故事中的人物有更深的认识，使得情节更生动，增加可读性，为作品增色不少。葛朗台太太，这个丈夫财产多得数不清的女人，本应比格拉桑太太更享受生活的滋润，但是却“又干又瘦，皮色黄黄的像木瓜，……一眼看去，仿佛一个没汁没味，吃起来像棉花套般的干果子。尖尖的下巴翘起来，像只木底拖鞋”。这段外貌描写不仅让我们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这位可怜妇人的样貌，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葛朗台的吝啬，这位善良的老妇人为他带去了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家里每年的收入更不消说，但老头却从不肯为妻子花钱，让这位老妇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写到葛朗台老头时，作者的比喻更是贴切。“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的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这段描写将葛朗台以血腥和残忍的手段积累资本表达的十分形象。当知晓欧也妮将金子悉数交给夏尔时，他像一匹听得见十步外大炮轰鸣的马一样站立起来，大声怒骂。看到真金的梳妆盒时，像老虎扑上一个熟睡的孩子一样，入木三分的刻画了老头视财如命的丑陋面貌。当他千方百计像夺走女儿继承权时，看着欧也妮，仿佛她是金铸的一般。

三、语言的精确和夸张

巴尔扎克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语言不似浪漫主义的悠长美妙，而是将自己的语言锤炼的十分精准。文中对葛朗台争夺金子的两次描述所用的语言极好的体现了这一特色。说到理财，“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的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着，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在索漠，没有一个人不被他的钢铁利爪干净利索地抓过。”“蹲”、“窥伺”、“扑”、“吞”等字眼将葛朗台贪婪狡黠的性格刻画的深入人心。而作者在描述葛朗台看到欧也妮的真金梳妆盒时所用的语言也让葛朗台的贪婪形神毕现：“老家伙扑向梳妆盒，犹如猛虎扑向熟睡的孩子……一把将宝贝抓过来……准备拿刀撬开金板……眼睛死死地盯着女儿和盒子，伸胳膊将女儿一推”，“抓”、“撬”、“推”这几个简练却精确的词一下子将老头看到金子丧失理智的丑陋面貌烘托出来。高度的夸张也是小说的一大语言特色。小说描述葛朗台经营葡萄生意，什么时候该准备一千只酒桶，什么时候该准备五百只即已足够，他算得和天文学家一样精确，从没出过错。夸张的程度越高，得到的效果越好。

四、语言风格与人物性格的高度匹配

《欧也妮·葛朗台》中人物的语言设计严格的依照对应人物的性格、年龄等个性特征，达到了极高的辨识度。成为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手段。葛朗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描述：吝啬、狡黠、残忍、贪婪。他的性格特征在其语言描写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葛朗台的吝啬狡黠是远近闻名的，每次做生意时，他就装聋作哑，等对方不耐烦了，自以为是的替他说出后半句，就成功成功引诱对方跳入陷阱。老头在家里讲的话更显示了一个守财奴的本性。家里的楼梯摇摇欲坠却不肯花钱重修，害得欧也妮和拿侬差点摔倒，老头责备道她们不懂得踩边上还结实的地方；看到拿侬点蜡烛纺麻，他心痛的嚷着让拿侬把蜡烛吹了，到大厅来，哪怕一只蜡烛都不肯“浪费”。而“金子”这两个字在葛朗台的话语中频繁的出现也揭示了这位守财奴的贪婪，他每年元旦都要查看给欧也妮的金子“你听着，欧也妮，你一定要把金子给我”，以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女儿说，不容拒绝；看到欧也妮手中的梳妆盒时老头大叫“是真金！是金子！金子真多，足足有两磅！”哪一句话离开了一个“金”字。死之前最后一句话是嘱托欧也妮好好照看一切，到了那边向他报账，多么荒唐可笑，却让我们看到了可悲可怕的贪婪，他的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吝啬贪婪的天性不减。葛朗台太太一生都对丈夫都逆来顺受，虔诚的信仰着上帝耶稣。当葛朗台做做形式地问她需不需要点零用钱时，老妇人也只能配合的说一句“这么嘛，以后再说吧。”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可言。丈夫得知欧也妮将金子交给了别人大发雷霆，可怜的妇人吓得脸色苍白柔弱的央求老头别发火了，不要拆散他们母女；看到父女为了梳妆盒激烈争执时，老妇人只能无助地喊着“上帝呀，救救我们”，她一辈子畏畏缩缩，不求荣华享受，只求安安稳稳，这种性格我们从人物的语言中可以轻易地把握到。拿侬虽是一个女佣，作者也在她的语言上下了功夫，让人物的形象十分的丰满。收到主人给的一块几乎没有磨损的银币使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她赞美葛朗台温和的就像果子酒，越陈越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这里足可见到拿侬对主人的忠心不二。当主人对太太和小姐过分严苛时，却也敢发出自己的反对“您一辈子总得讲一次理吧。”让人看到这个任劳任怨女佣的善良和诚恳。

《欧也妮·葛朗台》的语言承担起了批判在拜金主义影响下追逐财富的一个个丑恶灵魂的重大任务，深刻揭露了物欲支配下芸芸众生的人性缺失问题，抨击了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罪恶。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精湛语言艺术让我们看到了其语言的巨大成功，对于文本创作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李清安.巴尔扎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A].高尔基论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5

一、出现细节，突出性格

人物内心世界、性格表现，往往不在大段大段的抒情和议论上，而在某种细小的动作上。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守财奴》中抢夺梳妆匣事件，76岁的葛朗台发现金子，“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睡着的婴儿”。这一特写镜头，把葛朗台这个金子占有狂的丑恶嘴脸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真是“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再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由第一次“排出九文大钱，”到后面的“摸出四文大钱”，前后反差极大。一“排”一“摸”，情态大变，一前一后，钱数锐减。这样的细节刻画，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孔乙己的内心世界。

二、形象鲜明，主题深刻

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毒害，在柳妈的善意劝说下，用自己省吃俭用的十二块鹰洋去庙里捐一门槛以“赎罪”，为的是能参加“祝福”，这一生动情节，在深刻揭露封建道德本质的同时，又剖析了国民的弱点。

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普夫妇之所以对于勒有莫大的希望，之所以有朝思暮想、望眼欲穿、赞词满口，计划千般的蚓缧员硌荩主要原因就是于勒的来信――“福音书”中说于勒在美洲赚了钱，可以把他们一家人从贫困的境遇中拯救出来。这就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至上的关系。

三、刻画人物，形象鲜明

曹禺的戏剧《雷雨》中围绕一张五千元支票，周朴园和鲁侍萍曾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周朴园想用它收买侍萍，弥补自己的罪过，这就一下子撕开了周朴园层层伪善的面纱，使周朴园冷酷自私的丑恶性格暴露无遗；鲁侍萍断然撕毁支票，表现出一个底层劳动妇女的骨气与尊严，体现了侍萍正直、善良、刚毅、顽强的性格特点。

鲁迅的小说《药》中，华老栓疼爱儿子，为了给儿子看病，他节衣缩食，拿出积攒下来的“一包洋钱”给儿子买药，而当看到滴着血的“药”时，他却又不敢去接。他深信人血馒头能治好小栓的病，他为能买到这种药而感到爽快、幸福。这样，华老栓善良、胆小、老实、愚昧、不觉悟的性格特点，便跃然纸上。

四、推进情节，相辅相成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6

关键词：欧叶妮；葛朗台；金钱

《欧叶妮·葛朗台》是在法国外省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一出故事，正如巴尔扎克本人所说的，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但是其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古典悲剧。小说叙述了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围绕欧叶妮的爱情悲剧这一中心事件，以葛朗台家庭内专制所掀起的阵阵波澜、家庭外银行家和公证人两户之间的明争暗斗和欧叶妮对查理倾心相爱而查理背信弃义的痛苦的人世遭遇三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索连串小说。金钱是书中的核心主题，那么，身为父女的老葛朗台和欧叶妮，他们两人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否相同呢？

一、老葛朗台的金钱观

葛朗台在出场的时候已经是法国外省——索缪城的一位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事实上，在大革命以前，他仅仅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仅仅能够赚足够小钱的箍桶匠，但是在大革命爆发以后，他的生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通过投机倒把的做生意本事，买下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向革命军承包葡萄酒，因此捞了很多钱。文章的主轴是他对现实社会中金钱的作用和意义的清晰认识，支撑他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意识便是妄图永远占有金钱并使之无限增值的欲望。随着这一意识的逐渐扩大、加深，欲望愈演愈烈，不断地启动着他的全部心智、能力，驱使了这架永动机的恒久运转。葛朗台用他特有的全部精力谋求金钱，使他能够凌驾一切、支配一切。

葛朗台用他的胆识和智慧，紧紧抓住了大革命这个大好时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挣得了大笔的财产。其实这也从一个角度深刻地反映出葛朗台对金钱具有一种独特的嗅觉，才使得他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葛朗台的智慧并没有把他的绝对致富欲转化过来，他成为了一个贪婪的吝啬鬼、守财奴。他对金钱的态度可谓是吝啬成性。吝啬、“占有金子”是其全部价值观的象征，是他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是他性格偏执狂的一种外在表现。他把所有的开支都看成是浪费，虽然是有钱人，过的却是庄稼人的生活。他和家人吃着烂掉的食物，喝着坏掉的酒，买最便宜的蜡烛，而且全家得共用一支，早已掉价的白糖依然被当作奢侈品小心翼翼地用着……他发现女儿将金洋送给了别人，便破口大骂：“你这个该死地婆娘，你这条毒蛇”，“我要诅咒你，咒你的堂兄弟，咒你的女儿……”[1]如此毒辣的话竟然出自一位父亲之口，面对的就是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在金钱面前，亲情也化为了水。为了使女儿“招供”，他对她进行软禁，每天只供给她干面包和冷水，让她挨饿、挨冻，即使太太向他乞求，他也不动心。这种金钱至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直在葛朗台头脑里盘旋，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金钱面前，连妻子、亲生女儿，自己的血缘亲情也不能幸免地阵亡。这就是资本主义下人们对于财产的吝啬、守护的偏执狂心理，一种对于金钱的畸形心理，裸表现了金钱维系的人际关系。

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实际上只是金钱的奴隶。在他行将就木的那一刻，也真实表现了其吝啬守财的本质。当他瘫痪之后，只能让人在转椅上推来推去，但他对那个藏着金子的密室一直不放心，他总是想要坐在火炉旁边，密室之前，死死地盯着装着满屋财宝的密室门，生怕有人偷了他的东西；女儿为了使他放心，把金路易铺到桌上，“他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样东西。”[1]反映贪婪至死不变。当教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嘴边的时候，给他亲吻基督的神像，他“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法器。”[1]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仅有的一点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1]而这仅有的一点生命力，又通过眼睛而全部倾注到那些金钱上。这一奇迹再次说明金子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的本性至死不变。葛朗台已经接近死亡，但是他的吝啬，对金钱的贪婪的癖性丝毫没有改变。他活着是为了钱，死了也不忘记钱。面对欧叶妮最后含泪的嘱咐，他却说：“把一切照顾到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1]最后的时刻，一般人们应该是对亲情的一种呼唤，但是在葛朗台身上，却是一种对于金钱的守护吝啬，至死也不肯放松。

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所塑造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商人的典型形象。他和所有贪婪的暴发户一样，从不进教堂，也不信上帝，更不会乐善好施。这是因为他的上帝就是金钱，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信仰。他只生活在金钱操纵的世界里，形成狭隘的金钱观，以金钱作为人生的终结。究其根源，他的这种金钱观不是天生所具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对人性腐蚀的必然结果，这揭示出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情冷暖以及一切的处世方式都是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的。

二、欧叶妮的金钱观

有着那样一位专横、吝啬的父亲，欧叶妮的童年只能是“黯淡而凄凉的”[1]，她的青春也这样被葬送了。对这位少女来说，生命中的唯一的希望和期待就是美好的爱情。金钱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为了爱情，她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资助恋人查理到海外去谋生；为了爱情，她勇敢地对专横的父亲进行反抗；为了爱情，她苦苦等待心上人多年。但是，无私的爱换回的却是无情的背弃。夏尔在海外发财回来后贪慕名利，抛弃了欧叶妮，并想娶一位贵族的女儿为妻。唯一的希望破灭了，遭受巨大打击的欧叶妮没有埋怨报复，她只是独自承受痛苦，依然宽容地对待查理，并拿出巨款替查理还清了父债，成全了他与贵族小姐的婚事，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也更显欧叶妮人格的纯洁、高尚。

当身边的人都湮没在金钱的魔沼中，并甘心被其吞噬整个生命时，欧叶妮对待金钱的态度却是超凡脱俗的。尽管她所拥有的财富不断增加，但对她来说，金钱既不是一种权力，也不是一种安慰。“她根本不把金币放在心上，只向往天国，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只有一些圣洁的思想，想不断地在暗中援助受难的人。”[1]对宗教的虔诚使她超越了个人的伤痛，并以慈悲之心善待旁人。她用金钱去兴办慈善事业，乐善好施，而自己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小说的最后只剩欧叶妮，空守着一屋子黄金，没有欢乐，没有朋友，如守财奴一般生活。

巴尔扎克用满怀同情与赞美的笔端塑造了欧叶妮，使人们在这个为金钱充斥的混沌世界中看到了一抹阳光，与此同时，又不禁为她作为无辜牺牲者的命运感到悲哀。欧叶妮是小说中最为善良、纯洁的一个人物，她的美德在痛苦的生活和与葛朗台、查理等人的对比中逐渐呈现出来，她所遭遇的苦难越多，周围其他人的虚伪、丑陋越突出，她的善良、宽容、慈爱也越分明。作家固然以大量笔墨描绘金钱的威力，画龙点睛的一笔却是指出金钱固然给人带来权势，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至少，在人类的情感领域，金钱不是万能的。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欧叶妮·葛朗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7

【关键字】纳合什班底教团；阿赫拉尔和卓；叶儿羌汗国

14世纪，巴哈丁・纳合什班底在布哈拉创立纳合什班底教团。该教团领袖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代曾先后进入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在加速伊斯兰教在当地的民族化、地方化同时，也对叶儿羌汗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

1 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创立

十四世纪，塔吉克人・伊本・巴哈丁・布哈里（Baha-ud-Din Naqshband Bukhari ，1318 1389）在中亚布哈里创建了纳合什班底教团，在该教团的道统中他被列为第十七位领袖，道统一直追溯到了。该教团以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存在单一论”为理论基础。优素福・哈马丹尼（Hadrat Abu Yaqub Yusuf Hamdani）被追溯为纳合什班底教团道统中的第九任领袖。亚萨维教团和比克塔什教团的道统中也有追溯到他。巴哈丁曾梦见亚萨维（Ahmad Jesevi）的弟子和继承者哈齐姆・阿塔，预言他的宗教导师是一位突厥人。这一传说从苏非的角度阐释了纳合什班底教团与亚萨维教团之间的联系。巴哈丁的第一位宗教老师是萨义德・・萨玛斯（Sayyid Muhammad Baba As-Samasi），另一位宗教老师埃米尔・库拉（Sayyid Amir Kulal）则将他彻底引入了苏非之道。

“纳合什班底”意为“画家”，最开始是巴哈丁的称号。缘由是该教团低声念赞齐克尔时，默想着在胸前划线，以示净化心灵，不注重外表形式。纳合什班底被认为复兴和继承了吉季杜瓦尼（Abdul Khaliq al-Ghujdawani）的传统和观点，并吸收了亚萨维的学说。他依据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主张真主是绝对独一的存在，宇宙万物为真主创造。真主存在于现象世界的万物中，但万物并不等同于真主。人应当努力揭示知识，努力化解各种存在于追求真主路上的屏障。他认为苏非应当入世，不应遁世隐居，不应苦行禁欲。对于苏非之道，他认为应该完全抛弃自我，每个人都向往美好，但美好只能通过爱才能实现。他曾说人要获得真知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沉思、显现和自省。在这三个阶段中，必须时时刻刻堤防、拒绝自我的侵扰。在沉思的状态中，人已经忘却了被造物的一切，只知道造物主的存在。在显现的阶段，寻觅者心见真知，最高权威会在此时显现，同时会显现无限的美。在最后一个阶段，寻觅者必须思考在那过去的时间中，他在“绝对存在”中是与在一起，还是与世界在一起。纳合什班底教团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和逊奈，属于遵法派苏非教团。它反对举行狂热的宗教仪式，认为宗教修行不应当超越教法的约束。纳合什班底教团在历史上一直积极参与世俗政治，经常利用自身的宗教权威地位对世俗统治者施加影响力。在帖木儿帝国时期，纳合什班底教团导师往往对世俗政局的走向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2 纳合什班底教团的思想基础

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信奉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存在单一论”（wahdat al-wujūd ， tawhīd-i wujūdi，’ unity of being’），并以此作为教团的理论基础。阿布・伯克尔・・本・阿里・穆哈义丁・本・阿拉比（Abū 'Abdillāh Mu?ammad ibn 'Alī ibn Mu?ammad ibn `Arabī ，1165-1240）著有《麦加的启示》《智慧的珍宝》等等。他的理论对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建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主义体系的中心思想是“存在单一论”。整个世界分被为两种存在，即“绝对存在”和“可能存在”。真主是“绝对存在”，而真主之外的的一切存在都只是“可能存在”，只有当“绝对存在”让其存在时，“可能存在”才得已存在。“存在单一论”的基本信条是：除真主外，无物存在，意及“绝对的存在”是单一的且统一的。世界是真主内显和外化的结果，世界只是“绝对存在”的影子。一切“可能存在”终将返回“绝对存在”，他认为我们的存在依赖于真主的存在，但真主为了自显也需要借助于我们的存在，通过我们的存在得以显现其自身。①“存在单一论”所要表达的是，真主存在于万物之中，但又超越万物，不能等同于万物。真主是见证者，也是被见证者，现象世界是他的影子，世间万物全归于他。伊本・阿拉比认为真主与世界的关系是真主内显化外了现象世界，现象世界则证实着真主。伊本・阿拉比认为，完人具有一切知识与能力。人的灵魂原本不属于尘世，而是来自于灵性的领域，在人的灵魂中潜藏了真主的各种完美属性。当人的灵魂与肉体结合后，人便从属于低级且黑暗的物质世界了。

在伊本・阿拉比设计的认知图式中，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神圣与世俗，或者说是精神与物质。在这个认知图式中，不仅解释了真主如何创造世界，还为人死后如何复归真主提供了依据。正是依靠这一思想基础，纳合什班底教团认为必须通过神圣教育的启发，导师的引导和自我的努力，才能将那些潜藏在肉体之中的完美属性显现。苏非功修的目的便是为了摆脱万物的束缚，跨越自身与真知之间的屏障，以便揭示掩盖在知识上的面纱；而显现知识的过程便是以心见真主之光的显现，接受真光的照耀；直观的过程便是真光在人心上的照耀。

3 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在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活动

3.1 阿赫拉尔和卓在东察合台汗国的活动

纳合什班底教团道统中的第二十任领袖为山地塔吉克人阿赫拉尔和卓（Ubaydullah al-Ahrar，1404-1490）。他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巴赫斯坦村。他反对兀鲁伯时达的世俗文化与政治制度，严格奉守宗教训诫生活。他认为苏非修行必须有导师的指导，追随、陪伴导师是值得称许的行为。他宣称自己拥有赐予的强大力量，能够使国王不远万里来求见他。他认为导师出现在弟子面前时，必须身着美丽且整洁的衣物，肮脏的衣物会影响导师与弟子之间的心灵交流。阿赫拉尔和卓凭借米兰沙后裔卜撒因宗教导师的身份，一跃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封建地主。他拥有遍及河中撒马尔罕、布哈拉到塔什干等广大地区的大片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其耕地面积总共达3000朱弗特，约有1300块土地②。

阿赫拉尔和卓曾多次来到东察合台汗国，以圣裔身份调节东察合台系后裔王朝的政治斗争。在河中地区，帖木儿后王乌马尔・沙黑・米尔札与其弟苏丹・阿黑麻・米尔札为争夺塔什干而兵戎相见时，羽奴思汗（Yunus Khan）派出三万军队援助乌马尔・沙黑・米尔札。根据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Sayyid Muhammad Mirza）的《中亚蒙兀儿――拉失德汗史》记载，阿赫拉尔和卓曾亲自前来调节这场政治纷争：

当这三位速檀听说这个消息时，全都按兵未动，这位圣哲亲自来到速檀・马黑麻・米尔札的牙帐中，并派使者到羽奴思汗和乌马儿・沙黑・米尔札那里去，要求他们和解，这番要求既然出自圣哲圣洁的心灵，他们谁也不能拒绝。这三位速檀原先各有所图，整军而来，但在他的春风化雨之下，都复归于平静；圣哲使他们三人同坐在一张地毯上，而他自己则坐在他们中间，面视议和条件，他们三人都表示同意。决定把达什干（塔什干）划归于羽奴思汗③。

宗教导师制度是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实行的基本宗教政策。世俗统治集团以此与宗教上层建立联盟。在形式上，这种关系仍然是师徒相授，传习神秘知识的传统苏非修行道路。但实际上已经变为国家权力与苏非教团，世俗政治与神圣宗教相结盟的一种手段。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指出，在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拜某位苏非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已经在世俗统治阶层形成了风气，几乎每个汗王、苏丹和异密都有自己的宗教导师。阿赫拉尔和卓通过多次干预世俗政治，世俗政权逐渐被宗教上层所掌控。世袭领有喀什噶尔诸城的布格拉特部异密阿巴拜克投入阿赫拉尔和卓门下。其后，羽奴思汗和马哈木汗（Mahmud Khan）父子也转入他的门下。

3.2 阿赫拉尔和卓孙辈在叶尔羌汗国的活动

在叶尔羌汗国，汗的宗教导师主要来自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和亚萨维教团的分支乌瓦依西耶教团。1509年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马哈麻汗（Ahmad Alaq）被昔班尼汗（Muhammad Shayboniy）所杀，马哈麻汗长子满速尔汗（Mensurxan）继续控制着吐鲁番和察力失地区，迫害胞弟赛德汗（Sultan Said Khan）投靠帖木儿后裔巴布尔（Zahiral-Din Muhammad Ba-bur， 1483―1530）。1514年赛德汗驱逐阿巴拜克，占据叶儿羌等地自立汗国，请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苏非为宗教导师。

赛德汗的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宗教导师至少有两位，一位是・亦速甫和卓，另一位是哈司剌・和卓・马黑杜米・奴烈。和卓奴烈曾为满速尔汗的座上宾。・亦速甫和卓则因劝告赛德汗放弃苦修之功，成为了赛德汗的宗教导师。二人均为阿赫拉尔和卓之孙，其中和卓奴烈为兄，和卓・亦速甫为弟。由于和卓奴烈的父亲马赫穆和卓于27岁亡故，故和卓奴烈的道统直接继承自祖父。・亦速甫和卓则是师承其父亲・阿布都剌和卓。1525年和卓奴烈受祖父托梦，从撒马尔罕来到喀什噶尔，实际上是为了与其弟争夺赛德汗的宗教导师之位。和卓奴烈来到喀什噶尔后，赛德汗亲吻了他的脚，他在各处显示“奇迹”。赛德汗多次前往他的住处聆听教诲，这引起了・亦速甫和卓的不满。由于兄弟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和卓奴烈只得前往吐鲁番躲避，3年后才返回喀什噶尔。在・亦速甫和卓死后，和卓奴烈成为赛德汗的宗教导师。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当和卓奴烈成为赛德汗的宗教导师后，赛德汗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神圣的宗教世界。他走在通往真主的神圣道路上，始终准备着献身于宗教事业，认为进行圣战是最能使自己得救的方式。和卓奴烈于1531年离开叶尔羌汗国前往印度，在遭到冷遇后，于1539年回到故乡。

4 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

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在东察合台汗国后期和叶尔羌汗国的活动，促进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地方化。所谓伊斯兰教的地方化、民族化，并不是说伊斯兰教需要完全放弃《古兰经》、圣训以及它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宗教功课，也不是要完全放弃它的教法禁戒和伦理规范。而是在伊斯兰教所许可的范围和限度内，为适应传播地域民众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需要，做出某些可能的调节或调整，进而与当地民族的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相和谐、相融洽④。

中亚不仅在地理上与叶尔羌汗国接壤，还在历史上对叶尔羌汗国的方面有着持续的影响力。中亚地区的宗教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长期吸引着大批的叶尔羌汗国年轻人前往学习。叶尔羌汗国与中亚之间的宗教互动，不仅体现在宗教学生的流出，还体现在中亚宗教导师的流入。大量纳合什班底教团的苏非从中亚进入叶尔羌汗国。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利用自己的宗教身份扮演着世俗统治者之间的调停人，以此控制着汗国的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他们对当地民众的祖先崇拜、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等遗俗持宽容态度，推动了当地的麻札朝拜。

阿赫拉尔和卓进入东察合台汗国，为纳合什班底教团在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宗教导师制度的流行不仅体现了世俗集团对宗教上层的依附，在促进伊斯兰教发展的同时，导致汗国的世俗统治者难以应对国内和卓势力的强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世俗统治者只能请求外部宗教势力介入国内政治，最终汗国内部的政治权力完全被宗教势力所挟持。大量财富和土地集中于宗教上层手中，从而威胁到整个叶尔羌汗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间接导致汗国于1680年被准噶尔所灭。

5 结论

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在东察合台汗国后期和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活动，揭开了纳合什班底教团苏非大规模进入叶尔羌汗国的序幕，为以玛合木图・阿扎木为代表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进入叶尔羌汗国奠定了基础，使纳合什班底教团逐步取代了额什丁和卓家族及乌瓦依西耶教团在叶尔羌汗国的地位。阿赫拉尔和卓及其后裔在东察合台汗国后期和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活动，促进了当地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和地方化，同时他们吸收了大量财富成为汗国内的大地主，对汗国内的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注释：

①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②（苏联）加福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11页。

③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326页。

④周燮藩，王俊荣，沙秋真，晏琼英：《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参考文献：

[1] 周燮藩、王俊荣、沙秋真、晏琼英.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陈慧生，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上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3] （苏联）加福罗夫.中亚塔吉克史[M].肖之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M].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5]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 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J].世界宗教研究，1995（1）.

[7]金宜久.伊斯兰教卷[J].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8

历史上，西藏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于寺院。寺院控制了藏区的农牧业、手和商业等生产服务部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影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寺院上层僧侣也正是依托雄厚的寺院经济实力作为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了“政教和一”的地方权力机构，从而把持了西藏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可见，寺院经济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那么，西藏寺院经济是在何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发展的内外动因是什么？各个发展阶段有何特点？在西藏，寺院组织何以积累起巨额财富？寺院经济又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存在？本文试就这些作一粗浅，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斧正。

一、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

西藏寺院经济是西藏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与经济、政治结合的产物。西藏寺院经济的行为几乎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佛教一经传入青藏高原，便建佛寺，而佛寺本身就有一种经济属性，是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结合的实体。西藏寺院实体的产生又与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发展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当表新兴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迎合了吐蕃社会变革的需要，佛教有了赖以发展的政治温床。公元5—8世纪青藏高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具体化，扩大了商品交换，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寺院经济实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如大昭寺、桑耶寺的建立等，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经过大兴土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完成。寺院的兴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统治者有能力承受修建寺院所耗费物资的压力。

在赤松德赞赞普时期，出现了专门以诵经传教为业的出家僧人。为了保证出家僧人的生活，赞普宣布免除出家僧人的差税，其所需一切开支均由王室府库供给，这一优待政策激发了人们充当僧侣的热情，此后，仅一年多时间里，僧人数量便从几十人增加至350人。为避免以后不供给或发生意外，王室将这种不定量供给制度转变为有定量供给制。佛教僧侣分别按其等级定期提供不等量的食物、衣装、纸墨等所需的物质开支，并赐予寺院土地和属民。如赞普明文规定：“赐给寺院民户一百五十户，赐给每名僧人三户属民，总计赐桑耶寺和三百零五名僧人的寺属奴户为一千零六十五户。按平均每户四口，总计四千二百六十二人，这些寺属奴户都不向赞普缴纳赋税，不负担兵役。” 供给堪布每月青稞75克（一年900克），每年酥油一克又半涅嘎（一年共计 1100两），每年衣服一套，马一匹，纸四十卷，墨三锭以及足够的食盐。供给大修行者和经师每年青稞55克，酥油800两，马一匹，衣服一套六件；25名学经僧人每年青稞25克，衣服一套三件；其余普通僧人每年青稞8克，纸20卷。这些情况表明，僧人在经济上开始具有了一定实力。此时的僧人堪布、大修行者、经师等已开始成为享有免除差税特权的特殊阶层，他们曾以化缘为生的经济来源已上升到政府资助的轨道，王室通过经济援助提高了佛教在吐蕃的社会地位。

赤松德赞去世后，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到第40代赞普热巴巾时，由于其“深信佛教，大小政权皆受于僧众”寺院僧侣参与政治的势力逐步扩大。而寺院政治势力的扩大，又使其经济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热巴巾将原来赐给僧人的属民由3户增加到了7户，史称“七户养僧制”。另外，热巴巾又专门为一些寺院拨给更多的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寺院的固定财产和寺户。例如大臣尚蔡邦·多日在堆垅江浦修建的江浦寺前所立的碑文记载：“赞普天子赤祖德赞（热巴巾）恩诏，在堆垅江浦地方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土地、牧场、法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赤祖德赞常川不断的供养。”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在经济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僧人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再者寺院上层开始成为拥有土地、牧场、牲畜和属民的农奴主阶级。这样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而宗教代表人物也主动向统治者阶级靠拢，政教互相渗透经济连带的阶段由此开始，所有这些又为“政教和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西藏的寺院早在萌芽期就为日后发展树立了基本模式。寺院僧人除了译经、传法之外，还介入了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

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吐蕃王朝时期，其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佛教的传入正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给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带来的变化。反过来，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佛教的学说有助于新兴阶级政治愿望的实现，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吐蕃王朝的赞普们选择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武器。为了使这一精神武器能长久地发挥效用，必须巩固佛教的社会地位，于是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给佛教寺院以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寺院经济雏形开始形成。

然而，佛教参与国政，权势日强，而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为数众多的壮劳力离开土地和牧场，脱离社会物质生产，靠俗民供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不喜佛法的贵族大臣和平民的极大不满，他们发动政变缢杀了热巴巾，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开始了吐蕃历史上空前的禁佛运动，初见雏形的寺院经济也在禁佛运动中夭折。朗达玛在位3年后被人杀死，藏区处于分裂状态，吐蕃王朝至此崩溃。

二、寺院经济的发展

吐蕃王朝的崩溃，使青藏高原地区出现了百年左右的混乱局面。朗达玛的灭佛，使佛教在卫藏销声匿迹，一些僧侣流落到原吐蕃王朝的边远地区。至10世纪后半期，佛教在多康（今青海省境内）及阿里地区得到传播，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佛教传播中心。而此时，混乱的西藏地区也已开始走上了稳定之路，尽管有些割据势力仍在局部范围内相互争斗，但势力较大的几个集团已在吞并众多弱小势力的基础上开始稳定下来，形成谁也吃不掉谁的对峙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各地的新的封建统治者意识到需要重新树立佛教思想，按自己的利益规定其具体的，使其成为自己扩充政治经济实力的得力助手。于是，至11世纪，佛教从多康和阿里两路又传入卫藏，由于得到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修复了拉萨大小昭寺、昌珠寺、桑耶寺等寺院，佛教逐渐在民间扎下了深根，藏族社会各阶层广泛信仰之，寺院经济也以各种形式再度出现在西藏各地。

在佛教的复兴过程中，世俗割据势力，不仅争相延聘高僧，组织人员译述佛经，而且极为慷慨地出资赞助建立寺院，贵族们将田庄、牧场、牲畜与农奴施舍或奉赐给寺院、僧人，如阿里古格的拉德王为了表示对仁青桑布的尊敬，把普兰地方的一个庄园奉赐给了仁青桑布，还拨了一定的税收供他使用，从此西藏有了寺属庄园。又如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鲁梅、章·意希允丹等人在拉萨地区为争夺寺院财产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说明卫地的寺院已有一定数量的财产，也说明西藏佛教寺院从一开始便不能完全超脱对政治的干预以及对经济利益的争夺。而寺院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僧侣的生活和各种仪规的举行，亦即为了维持寺院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后弘期初期佛教信徒求法，佛教大师传法，都必须交纳或者收取金钱或实物形式的各种费用。如卓弥译师每传一法必索多金；玛尔巴译师传授密法的条件是受法者要把全部财产贡献给他；有的译师为他人译一部医书，就要几十两金子的报酬；其他僧人则多以念咒防雹、作法驱邪、择定吉日、驱疫治病等宗教活动聚积财富来维持寺庙活动，其中大部分人还经营商业。可见，由于统治阶级及社会其他阶层的支持，寺院经济已逐步复兴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西藏社会分裂割据，政治经济、文化不相一统，佛教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模庞大的宗派，寺院经济的力量也不够雄厚。

随着西藏社会的基本稳定，封建制的逐步确立，使西藏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相对发展。但是政治上的互不统属，分裂割据，使这种相对发展的经济表现出个别集中的现象，呈现出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经济特点，因而，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为寺院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影响加深，僧侣在藏族社会中的威望与日俱增，一些上层僧侣以寺院为据点，一跃成为地方上的头人。如达垅塘巴扎希贝就曾因成功地调节达尔域人与绒巴人之间的争斗，成为统治这两个地方的头人又如甲律诗在须浦建寺讲经，他死后由侄子饶却旺布继任该寺堪布，须浦地方遂由饶氏家族世代统治。在上层僧侣以宗教地位为跳板，攫取世俗统治权的同时，世俗统治者为了维持扩大特权，认识到寺院组织的力量，也在不断争取宗教地位，积极令其子弟出家为僧。这种上层僧侣期望掌握宗教、世俗双重权力和世俗统治者竭力争取宗教地位的愿望，促成了各地世俗统治者与上层僧侣的融合。于是，12世纪初在卫藏地区出现了或由一个家族兼掌政教两权，或由一个家族和一个教派联合掌政，或以一个教派（或寺院）为主，由一个家族暗中掌握实权的地方割据势力，其中具代表性的有：萨迦派，其创始人贡却杰布是吐蕃时期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他建立了萨迦寺后就任寺主，之后寺主一职就采用家族世袭的办法，发展到第四代萨班·贡噶坚赞时，已控制萨迦地区的政治、经济大权，在卫藏地区实力数一数二；蔡巴噶举派与噶尔氏家族相结合，兼并拉萨河地区的许多村落成为这一地方重要割据势力；帕竹噶举派与山南附近的朗氏家族相结合；止贡地方的居热氏家族与止贡噶举派相结合等等。寺院和封建农奴主的结合，僧侣和贵族的联合，在西藏形成了数个据地范围大小不一，互不统属，但性质一样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寺院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

13世纪初，世俗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进一步结合，使寺院取得各种特权，“萨迦家族的私有庄园和其他私产，按照惯例，豁免负担并享受种种特权。”寺院经济的强大，亦依赖于蒙元中央王的支持。从13世纪初叶，藏传佛教各派形成，寺院集团与贵族融合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开始，西藏一直处于各派势力此消彼长，相互攻击的状态中，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希望得到中央王朝的支持。萨迦、帕竹、止贡、蔡巴、达垄、雅桑等教派纷纷派人向元朝表示归顺，而元王室也正想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青藏高原的工具，于是对各教派给予有力的支持，奉赐给寺院土地和大量属民，“旭兀烈封给帕竹巴领地属民二千六百三十八户；蒙哥汗封给蔡巴噶举的领地属民为三千七百户。” “阔端汗封给萨迦派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还赐给其古莫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此前成吉思汗已“宣布了免除西藏地方僧人的差税和兵役的诏命。”通过王室和地方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不仅使寺院经济获得免差免税等种种特权，还使寺院掌握了社会上大量的财富和劳动力，寺院羽毛日益丰满。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藏王兼法王，居有极高的宗教、政治地位。这时的寺院不再是单纯的宗教寺院，其内部不仅有管理宗教的部门，在使用和管理寺院财产和生产资料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与传播宗教的组织并行，但是具有明显区别的组织，即寺产管理组织和僧人私产管理组织，还有司法部门以及寺院同外部发生冲突时所需的武装力量，至此寺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寺院地位日益巩固，寺院经济也因此不断壮大。

从13世纪初至14世纪的2000年时间里，西藏地方割据的政教合一制进一步发展，寺院僧侣通过干预政治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权益，不仅寺院财产增加，寺院财产管理机构权力加大，而且上层僧侣个人财产迅速增加，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僧人财产管理机构（拉章）甚至发展到了类似宫廷组织的地步。

萨迦、噶举等教派先后达到了他们权势极盛的阶段，这些教派的上层僧人直接参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活动。各派之间为追逐世俗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经常打着宗教的旗号去争斗。这种争斗的结果使西藏地方依次经历了萨迦政权、帕竹噶举政权、噶玛噶举政权和格鲁派政权。

寺院组织在其争取世俗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了宗教的教化作用，寺院一方面宣扬“天意”、“六道轮回”、“业果报应”的神秘说教，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另一方面劝戒广大劳动人民要顺从要忍受压迫、剥削，寺院这种明显的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教化，获得世俗贵族对僧侣集团更为慷慨的经济资助，支持格鲁派创立时，朗氏家族的扎巴坚赞等作为施主承担了甘丹寺的全部建筑经费；甘丹寺建成后扎巴坚赞、囊梭仁青、甲玛万户长达瓦等，向甘丹寺捐献（布施）了一批奚谷卡庄园，提供实物和劳役地租，以此收入供养甘丹寺几百僧侣常年生活费用。朗氏家族的南喀桑布为哲蚌寺提供建筑经费及足以供养该寺僧人的庄园属民，并与其子南喀贝觉资助修建色拉寺，供给庄园、属民。这一时期，寺院已拥有大量的属民、庄园，寺属庄园收入成为寺院收入的重要来源。寺院还有来自中央王朝的丰厚赏赐。据记载，元朝中央一次赏给西藏宗教首领的纸币就多达50万贯，皇庆元年（1312年）元朝皇帝“遣使赠西僧金五千两，银二万五千两，布帛三万九千九百匹。”1415年，明朝永乐帝封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益西为“西天佛子大国师”，赐给大量金银、绸缎、佛经、佛像、法器等财物。释迦益西将这些财物的一部分奉献给宗喀巴用于扩建甘丹寺佛殿，大部分用于修建色拉寺。

此外，寺院还有广泛的民间布施收入。从当时举办的两次全藏性法会的布施收入，可见寺院经济收入情况之一斑。1277年，由忽必烈为施主，八思巴在后藏的曲米仁摩（今日喀则市境内）地方的曲德钦波（大寺院）举行大法会，卫藏康各地7万僧侣参加，历时半月，除法会用消外，参加法会的每一僧人得一钱金子。1409年初，宗喀巴在帕竹第悉阐化王扎巴坚赞及其他重要官员的大力赞助下，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大法会，集万余僧众，历时16天，法会所得收入；黄金921两，值黄金450两的白银，酥油37060克（合248320斤），青稞、糌粑18211克（合509908斤），整牛羊肉干2172头（只），价值2073两金子的牛羊，白茶416两，黑茶163包，蔗糖18包，绸缎290匹，布帛731匹，袈裟法衣30套等，牛马等牲畜折价白银2073两。此后，拉萨祈愿大法会年年举行，形成惯例，每年寺院都可获得一笔巨额布施。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不同于吐蕃时期僧侣生活主要靠王室供给，是受世俗统治阶级豢养的依附型经济，而此时寺院通过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直接剥削广大农奴已成为寺院经济重要的收入来源，并逐步形成了寺院经济稳定而又多元的收入格局。这一时期寺院经济的另一特点是，其经济规模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干预政治，从世俗农奴主手中争取更多的经济权益来实现的。

三、格鲁派掌权和寺院的持续稳定

15世纪，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是西藏宗教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这场变革有其深刻的背景，元朝后期，随着封建农奴制在西藏地区的普遍建立，西藏佛教的一些教派权势大增，萨迦、噶举派上层僧人直接参与掌握、经济权力的活动，他们享有特权，积聚财富，追求世俗享乐，有的横行不法，欺压百姓。“真学实行之士日逐减少，至不知戒律为何事，寺院僧侣尽同俗装。”宗教戒律的废弛和僧人的腐化使僧人在民众中的威望下降，日渐丧失其社会和民众的基础，从而使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针对时弊，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要求僧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这一举动得到了封建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使格鲁派获得大好的发展时机。当时，新兴的以严守戒律为第一要义的格鲁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教派，吸引了其他教派的许多僧侣纷纷涌入格鲁派寺庙内，寺院发展很快。“寺院之多，不胜其数” “虽穷乡僻谷，皆寺院林立……极盛一时不可言宣。”还有其他教派的寺庙直接转化成格鲁派寺庙，寺院势力大增，寺院经济力量也随之增强。再则，在积聚资财方面，格鲁派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其他教派只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势力结成施主关系的做法，而实行“广为施主”的办法，即不论远近布施多少都结为施主，广开经济收入来源。

然而，格鲁派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避免不了其他教派寺院组织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继而介入政治生活的老路，这就引起了既得利益者，即其他教派和贵族组成的地方势力的警惕，从1537年止贡噶举寺院首先向格鲁派发难起，敌对势力开始处心积虑地限制、打击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三世达赖索南加措毅然决然跨出了民族的界限，在蒙古族统治阶级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答应蒙古人，他将转世在蒙古人中。他圆寂后，格鲁派寻认的四世达赖云丹加措果然是一位蒙古人。这样，蒙古人和格鲁派超过单纯的宗教信仰，更紧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蒙古汗王保证，如果格鲁派受到攻击，他们要给予军事上的援助。17世纪以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为代表的格鲁派领袖人物利用蒙古固始汗的军事力量消灭了迫害格鲁派信徒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捕杀了支持噶玛噶举派的第悉藏巴·丹迥旺布，为格鲁派在西藏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固始汗统一卫藏后，继续对反对格鲁派的势力进行打击，强令在藏巴汗一方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改宗格鲁派，这样格鲁派的寺院数和僧人数目大量增加，寺属庄园和属户亦随只猛增。固始汗又将卫藏地区十三万户每年缴纳的税收，以“布施”的形式奉献给了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寺院宗教活动的费用。这实际上是把卫藏地区的经济大权交给了格鲁派，从而确立了格鲁派在各教派中的统治地位。

格鲁派寺庙集团凭借固始汗的武力和财政支持，由达赖喇嘛指派第巴一名在固始汗的领导下处理卫藏地区的行政事务，从此，格鲁派由一个佛教宗派上升成为地方实力集团，他们对卫藏各封建领主的土地庄园等，通过第巴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或调整，或没收，进行重新封赐、分配：一部分土地庄园封赐给贵族，藏语称为“格奚谷”，即贵族庄园；一部分土地留作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生产资料，藏语称作“雄奚谷”，即政府庄园，还有一部分土地封赐给寺院，藏语称作“曲奚谷”，即寺院庄园；使寺院占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对于在西藏各教派中占统治地位的格鲁派，清朝在政治上对其首领多加册封，赏其名号，经济上封赐给寺院大量资金，因而使格鲁派旧有的寺院得以大力扩充，并新建寺院 60余处，“有的资料说明，此时黄教寺院已增加到3070余处。对于这些寺院，除拨予土地和农奴外，还命令近宗、奚谷，按期供给黄教寺院的宗教活动费用。”此外，五世达赖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后，“各地蒙古益加敬信之”，来藏布施、熬茶者“络绎不绝”，因而格鲁派寺院便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大量的布施财物，这些都为寺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撑西藏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年的60多年时间，是格鲁派势力急剧发展的时期。格鲁派逐步完善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为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权支持。为维护、巩固、发展既得的宗教、政治、经济权益，格鲁派寺院集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对寺院内部的组织形式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规定了执事僧人的任免升迁制度、僧人学经程序、制度、寺产管理方式、寺内纪律仪节等。在寺院内采取委任制、任期制的管理制度，避免了个人专断和世俗统治者操纵寺院事务，使寺院组织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从而奠定了格鲁派势力和寺院经济稳定发展的组织基础。

其次，在处理格鲁派内部诸多寺院的关系上，确定主属寺关系。以拉萨三大寺以及扎什伦布寺等格鲁派大寺为中心，在全藏建起格鲁派寺庙网，大小寺庙之间，建立隶属关系，形成母子寺（主寺和属寺），规定主寺有权派出僧人担任属寺的堪布等重要职务，由此而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又强大的主属寺院，进而克服了以往各教派在其教派内部的寺院之间因互不统属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其三，在首领继承关系问题上，成功地采用了噶玛噶举派创造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避免了格鲁派寺庙集团内部因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的矛盾，而且解决了寺院财产继承权问题，使寺院财产持续不断地增加。

规定西藏地方各级官吏、格鲁派上层僧侣直接参政议政，授予许多寺院管理庄园和百姓的权利，规定全藏僧侣人数和僧差制度，逐渐垄断了西藏地方“管理宗教之权，选任藏王之权，制度之权，任免一切官吏赏罚僧侣之权，征调军旅之权，征收赋税之权，宣战媾和之权。”其势力急剧膨胀，据黄琉璃史》记载：“从第十二绕迥木狗年（1699年）至第十二绕迥水牛年（1733年），仅黄教僧侣人数，就由原来的134498人迅速增长为221742人，增长了65％。”随着寺院及僧人数量的倍增，寺院经济的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乾隆二年（1737年），据清朝政府统计，达赖系统所属3150余所寺庙即占有农奴121438户；班禅系统所属27座寺庙占有农奴6752户。以拉萨的三大寺而言，“每寺占有的土地都在三万克（一克约合内地一亩）以上，其中号称拥有七千七百喇嘛的哲蚌寺拥有奚谷卡一百八十五处以上，计耕地有五万一千余克，牧场三百处，牲畜三万头以上，农牧奴两万余人。”

尽管从上讲寺院经济产生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护寺院自身的存在及其宗教功能的正常发挥，但实际上它从产生之日起完全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是僧人由干预政治到参与政治，最终建立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并维护其存在的物质基础。政教合一制度的完备，无疑又为寺院积极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宗教组织对政治的干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在僧俗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与政教合一的政权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格局。寺院势力最终在政治上乃至经济上战胜了作为竞争对手的贵族势力。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330万克实耕土地，寺院及上层僧侣占有121万余克土地，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6.8％，贵族占有79万克，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4％，其余为政府占有，寺院占有的土地远远超过了贵族。据统计，1917年院土地收益为80万英镑，占三大领主土地收益的41.7％，贵族40万英镑，仅占20.8％。寺院还拥有雄厚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寺院势力的胜利并不仅仅在于其政治上的优势，还在于其侵吞社会财产和贵族瓜分利益相比，是稳定且不断积累的，寺院组织财产继承权的稳定性决定了其财产积累几乎总是呈单向的增加趋势，另外，与贵族势力的经济来源相比，寺院又具有大量布施收入的优势，如大寺院占有的土地和属民，除了最初由五世达赖和固始汗封赐的外，后来大量增加，其中不少来自贵族的布施。此外，钱财布施收入，其数目也颇为可观，1956年，当雄宗锅查部落富户索朗，一次就向色拉寺布施牛100头，青稞200藏克，值大洋2万元。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9

文章作者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典型。巴尔扎克选取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悭吝性格。葛朗台阴森森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楼梯踏级都被虫蛀坏了，女仆差点摔了跤，他还怪她不挑结实的地方落脚；每一顿饭的面包食物、每一天要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女儿生日那天，有客人来，只不过多点了一支蜡烛；他限制妻子的零用钱，连别人送给她的一点，也要想方设法刮走；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吩咐佃户打些乌鸦来煮汤；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钞。葛朗台的吝啬渗透到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中。这种吝啬的可恶在于贪得无厌地赚钱。

小说中描写到葛朗台一见到金币眼睛就放射出光芒就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吝啬鬼的特点。在小说中葛朗台似乎是个很勤劳能干的人，但他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对于金钱的看法，我想假如有一天葛朗台失去了所有的积蓄，他面临的就会是精神的崩溃。

巴尔扎克守财奴篇10

一、开明人文主义政治领袖巨人高康大、庞大固埃

庞大固埃是拉伯雷《巨人传》中的第三代巨人，是推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明人文主义政治领袖，庞大固埃主义是法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他最大的成功是撮合了一批怀抱人文主义理想的冒险家，组成了海洋探险船队，完成了为法国人民寻找神瓶谕示的任务。探险旅途千奇百怪，拉伯雷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中商品改变人类世界的巨大力量，在《巨人传》中他塑造了法国独有商品：庞大固埃草，原本可能是产于法国的黄麻，实用功能常规就是用于织造麻袋，或是搓个麻绳。在见多识广、思想深刻又富于艺术想象的拉伯雷看来，庞大固埃草是商品的象征，以为人类造福的多种功用而战胜空虚无聊的基督教说教。随着新航路开辟，庞大固埃草――法国生产的各种商品行走于全世界。拉伯雷说：“用这种草，一切无形的物体（上帝、基督教）都可以在你目睹之下被抓住、捉住、擒住，像关进监牢里一样。利用这种草，又重又大的磨全可以轻便地转动起来为人类造福”[3]645。用这种草，可以劈风斩浪，到达世界上任何想到的目的地，“都可以任管船的人从港口开出随意驶往任何地方”[3]645。拉伯雷认为庞大固埃草――法国商品像轻便的羽毛一样，漂洋过海，互利互惠，联通全世界。用上这种草，一切“陌生国家，都接近我们了，我们也接近了它们；这是连飞鸟也做不到的事，不管它有多么轻便的羽毛，不管自然赋予它什么样的在天空自由飞翔的能耐”[3]645。我们可以做出合理推测，拉伯雷描述的庞大固埃草――商品，已经体现了商品作为纽带，作为媒介，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络绎不绝，庞大固埃草――商品的自由流通和无处不在，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到来。

庞大固埃草――法国商品的广泛开发、运用，说明人类掌握了其发育、生长的自然规律，掌握了商品生产的先进科学技术，能大力发展生产力，造福人民。按照拉伯雷的预言，庞大固埃的子孙们将会进一步开发用途十分广泛、千千万万种无所不能的商品。法国不产中国那样的精美瓷器，没有南方土耳其帝国的宝石，没有印度香料，就是有庞大固埃草，可以吃，可以穿，可以用，特别是能广泛运用于科研探索。拉伯雷设想庞大固埃的子孙后代作为新巨人，凭借知识、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会比老巨人更有出息。他们也会发现一种具有同样功能的草，了解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使人类运用它可以深入了解冰雹、雨水、霹雳的形成和运用机制。拉伯雷超越当时代人大胆展开科幻想象，用庞大固埃草可以做神奇的载人航天工具，开拓太空中的星球，移民月球和其他星球，与原住民友好相处，互通婚姻。“在那里落脚定居，有的占据‘金鹰’，有的占据‘天羊’，有的占据‘皇冠’，有的占据‘天琴’，还有的占据‘银狮’；他们将坐下来和我们同桌用饭，甚至娶我们的女神做老婆，这是唯一登仙成神的办法”[3]646。

巨人高康大在人文主义老师指导下，逐渐成为努力钻研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典范。他不再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学习《圣经》、《敕令》、《神学大全》等没有实用价值的基督教神学，转而亲自带头学习工业生产技术。拉伯雷提出让学生学习各种手工业技艺，掌握各种职业技能，参观学习工场的各种技术和创造发明，培育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经济巨人高度重视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高康大在人文主义老师指导下，深入各个手工工场，观看金属冶炼流程，亲手铸造枪炮，访问加工玉石、银器和宝石的工匠，登门拜访化炼师、造币工人和生产中的各行各业的师傅，了解地毯、织布、织绒、钟表、制镜、印刷傅、制琴、染色的生产流程。“每到一处，高康大大有赏赐，他们乘机会学习、观察工业上的技术和创造”[3]99。

经济繁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正如拉伯雷感叹的那样：“赛勒斯管粮；巴古斯管酒；弗罗拉管花；波摩那管果；朱诺待在晴朗的太空里，宁静、安康、舒适。我看得都入迷了”[3]446。社会生产发展了，商品行销于世界各地，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而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和平、友爱、和谐、忠诚，休闲时间大家开宴会吃喝、游戏逗乐，人才尽显人性之美，人们心中的幸福感才会满满充盈。

二、早期商业资产阶级巨人――诺西克莱图斯老爷

在《巨人传》中，诺西克莱图斯老爷是法国国民楷模――早期资产阶级、冒险家、航海家的榜样。为了满足特来美修院修士、修女即城市市民的消费需要，有不知姓名的手工工场主在特来美修道院附近开设了规模很大的制衣、装饰品手工工场。手工工场有半法里长（1法里=4公里）的一大片房子，光线明亮，设备齐全，工匠们分别从事银器、玉石、绣花、裁缝、金线、织绒、地毯、织呢等制作，各干各行。生产原料由诺西克莱图斯老爷供应。诺西克莱图斯老爷是材料与布匹的供货商，由他经手供应的原料多得惊人。“他每年从帕尔拉斯卡尼巴勒斯群岛用七条大船运来金条、生丝、珍珠和宝石”[3]206。他给宝石加工，陈旧的宝石经他一处理，立即变得光亮如新。诺西克莱图斯老爷作为勇敢的事业成功的航海家、大商人、大富豪，玩转了丝绸之路，繁荣了地中海和东西方之间贸易，获取了巨额财富，被当时人称道、敬佩，成为早期工商业资产阶级、冒险家、航海家的榜样。

三、巨人巴奴日――从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到手工工场主、银行家

巴奴日年轻时期四处流浪，参加十字军东征成为土耳其俘虏差点被烧死，侥幸逃回了法国，在大街上乞讨而结识了开明政治家、第三代巨人庞大固埃，因见多识广，怀揣着冒险、旅行、求知、发财、结婚、过幸福日子的梦想与庞大固埃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机智勇敢，勇斗战场上的敌人立下赫赫战功。他医术高明，能将被砍头的战友爱比斯德蒙接头复活。他对主教奥莫纳斯、“半音修士”荒淫的生活和无穷屠杀异端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设计用毒蛋糕毒死十几个基督教神学大师。他戏弄贪官污吏，痛殴要钱不要命的执达吏，是反神学、反封建统治最坚决、最能干的巨人。他身上集中表现了法兰西暴烈的民族精神：法兰西人是天塌下来都不怕的人，他们的民族性格是尊贵、英勇、爽直、善斗、好胜。作为庞大固埃最欣赏的经济巨人，巴奴日的人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追求发财，大胆主张开办手工工场，主张海上探险牟利，主张发展金融信贷，这正是早期资产阶级最真实的本质表现。在海上探险过程中巴奴日原来承诺要修建一座教堂，为的是祈求神灵保佑自己海上探险平安。而当庞大固埃率领的探险船队战胜了海上暴风雨之后，巴奴日的打算立即变卦了，心中的基督教信念瞬间在现实面前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激动地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要开手工工场，我要生产高级奢侈品――花露水来赚大钱。“康德和蒙索洛之间那座许给圣尼古拉的教堂，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制造花露水的场所”[3]765。花露水是法国人赠送妻子、女友的时尚珍贵礼物，法国香水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生产花露水一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

精品范文

1巴尔扎克雕像

2巴尔扎克

3巴尔扎克守财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