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故事十篇

嫂子故事篇1

老人守寡72年

骆九嫂老人出生于1912年农历四月。她小时候生活过得不错，父亲是个文化人。家境殷实，但是嫁人之后，她的苦难就接踵而来了。

骆九嫂28岁那年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骆祖送，在儿子4个月大时，丈夫就过世了。那时，村子里流行着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古风，田地里的活基本上都是男子做，女子会偶尔下地插秧。丈夫去世后，家里没有男子，骆九嫂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挑起了抚育幼儿、孝养婆婆的重担，耙地、插秧，骆九嫂样样都要做，被村里人称为“女强人”。

因为做事利索、爽快、讲道理，期间，骆九嫂还被推举当了“”的干部。谈起那段历史，骆九嫂说：“主要是帮助工作队的同志分地主老财的田地，让农民都有地种。”

由于生活艰难，骆九嫂除了要忙田地里的活，手巧的她还给村子里人缝补衣裳，她说：“给人缝衣服，人家每天管顿饭，还赚点钱，补贴家用。”骆九嫂努力赚钱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她还要送儿子读书。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开明的举动。

骆九嫂的父亲有文化，但她自己不识字，她坚持送儿子读书，为的就是“不吃没文化的亏”。今年72岁的骆祖送，文化水平已达到了中专，是村里同辈人中的文化人。

不识字的说书人

骆九嫂虽说不识字，却是旁人眼中的“文化人”，非常受人尊敬。

骆九嫂的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她说：“那时家里有很多线装书，墙上的书架都堆满了书，父亲爱看书，也爱讲故事给我们听。”骆九嫂不认识字，但是记忆力极好，父亲讲的故事或读的故事，她几乎能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小的时候，村子里很多孩子就蹲在她旁边听她讲故事，《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薛仁贵征东》等小说故事，她能一章一章地说。老人最爱讲的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话说当年武松不信酒店伙计‘三碗不过岗’的劝说，硬是勇气十足地上了景阳岗，他真的看到了一只猛虎向他扑来。这时的武松却天不怕地不怕，一只手使劲地按住老虎的颈部，另一只手紧握成拳头，向老虎猛打过去。直到把老虎活活地打死……”孙子骆伟强、重孙骆初年说，骆九嫂常常一边给别人缝补衣裳，一边有声有色地，抑扬顿挫地讲故事，旁边的地上或坐或蹲的孩子们睁着惊奇的眼睛听。

骆伟强赞叹道，由于自己从小听书，让他懂了很多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在这些儿孙眼里，骆九嫂可谓是满腹经纶。

骆九嫂讲故事在这个偏远的村子，还起到了开化村民思想，启发民智的作用。在该村许多村民对笔者赞叹道：“我们小时候就是听她讲故事长大的，讲得非常好，她从不烦我们。”

如今，到池头村，提到村子里的百岁女说书人，大家都会知道是骆九嫂。

纳鞋垫燃烧余温

对于骆九嫂，儿子骆祖送说：“一辈子很少见她发火的。”重孙骆初年认为她“很慈祥”。

骆初年说，小时候，四个堂兄妹都是骆九嫂带着，孩子们从村头玩回来，总是一身汗水脏泥，骆九嫂从不打骂，会从天井里打起水。一个个给他们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让他们进屋。骆初年还说：“小时候我们玩得野，别人家的孩子要被家人骂的，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骆九嫂对后辈很慈爱，年轻时缝补的习惯依然保持着。笔者在骆九嫂家里看到她纳好的近30双鞋垫，她说，都是给儿孙辈的。她现在已经是五世同堂，有三十多个孙辈。

如今鞋垫很容易能够买到。且便宜，有的子孙不愿意要，骆伟强不得不劝他们：“这是老人的心意。”因此，儿孙辈就各自领了回去，骆九嫂总是开开心心地继续纳鞋垫。

100岁还能纳鞋垫？这令人惊奇。骆九嫂当场向笔者演示起来，穿针引线，动作熟练，她悠悠地说：“打发日子。”

嫂子故事篇2

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不同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叙事功能。下面只就《一个人的遭遇》和《祝福》两篇小说谈一谈。

《一个人的遭遇》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结构。小说分三部分,开头和结尾是“我”和索科洛夫的结识与分手,中间是索科洛夫的自述。小说中其实有两个“我”在叙述,一个是类似于作者的“我”,一个是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索科洛夫的叙述低沉悲伤的语调中透露着感伤、朴实、坚韧,叙事的同时,穿插着抒情、议论,这些抒情和议论往往直抒胸臆,袒露了人物内心世界。“我”――索科洛夫的故事,具有了强烈的真实感,其抒情,有了动人心魄的力量。比如“我”去看已在战场上牺牲的小儿子,小说中这样写到:“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干枯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的心才痛得那么厉害吧。”再比如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了……”我们与其说是在听索科洛夫讲自己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听他的内心独白。

战争给普通人索科洛夫带来的心灵创伤,在第一人称独白式的叙述下,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效果。作者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性、抒情性,拉近小说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走进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相对于索科洛夫内心独白式的叙述,小说中另一个“我”的叙述,则起到旁白的作用。作者借用“我”的眼光,“我”的视角,对索科洛夫的不幸命运、心灵创伤进行了有力的刻划。“我”的旁白催人泪下,也暗示了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愤怒谴责,道出了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也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人民的共同遭遇的命意,并表达了不要让下一代留下战争带来的伤害的愿望。

如果说“我”――索科洛夫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独白叙述,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另一个“我”――类似于作者的旁白性叙述,则推进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并以其兼具抒情和议论的叙述语言,升华了主题。在作品结尾,两个“我”仿佛在泪花中化为一个人――一个共同遭遇了战争心灵创伤的人,一个有着坚韧品格的人――从而作品也完成了对卫国战争后一代苏联人的塑造。

我们再说一说小说《祝福》中的“我”。《祝福》中的“我”既是祥林嫂故事的叙述者(当然,祥林嫂的故事不完全由“我”叙述,嫁给贺老六一段故事由小说中人物卫老婆子叙述,阿毛的故事由祥林嫂自己叙述),又是这一故事的审视者。一方面,“我”在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努力保持着克制、冷静的叙述格调,从而使祥林嫂的悲剧具备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又将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我”的审视领域,“我”的心理过程,使小说回荡着感伤的激情,使小说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了主观的态度,从而完成了对祥林嫂悲剧根源的追问。具体地说,“我”的审视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故乡环境的审视。“我”作为一个离开了故乡的知识者,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故乡。“我”发现故乡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照旧大骂业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窗下的案头是一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通过“我”的眼光,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的社会风俗,通过“我”与“故乡”的格格不入,通过反复的“我决计要走了”的内心独白,引导读者对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鲁镇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二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审视。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在鲁镇的人们――比如鲁四老爷家的短工――看来,是“穷死”的。鲁镇的人们并不深思祥林嫂的死亡,甚至连一点同情也没有,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鲁镇社会的“吃人”本质。对祥林嫂的悲剧的审视,是由“我”来引导的,小说中有“我”的一段心理活动:“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也都还不错。”在“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祥林嫂不过是一个“”而已,像祥林嫂这样的人死了,于“被吃”者祥林嫂而言,当是一种解脱,于“吃人”者而言,不过是厌弃了一件“”,这是多么冷漠的世界。并且,“吃人者”与“被吃者”对这一悲剧,都毫无自觉的希望,都已习惯于如此麻木地生存,这又是多么令人绝望的世界。“我”的这一段内心独白,点燃了我们对祥林嫂悲剧的深切忧愤之情。

三,“我”对自我的审视。著名鲁迅研究学者汪晖先生认为:“《祝福》的特点恰恰就在: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又无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企图摆脱的压力和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反抗绝望》,河北出版社,P346)作者正是通过“我”对祥林嫂之死的心理过程――从自责、负疚到“轻松”“舒畅”的展示,表达了“我”对故乡鲁镇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从而寄托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审视:在旧的社会秩序中,面对祥林嫂的死亡悲剧,假如“我”不作绝望的反抗,也只能成为旧社会秩序的同谋者而已。

嫂子故事篇3

那天，山谷里的农牧民听说部队来了个愿意留在这儿教孩子读书的军嫂，高兴得连走路的脚步都打着颤。男女老少呼啦啦摘光了山上所有的水果。手捧哈达和青稞酒，排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来拜访这位军嫂。

浓郁的藏音和淳朴的眼泪，都落在了嫂嫂的心上。

部队首长对嫂嫂说：“你能留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感动了，你还愿意教这里的孩子念书，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丈夫对她说：“你要是不好好教，可对不住首长对咱们的信任。”

她不吱声，狠狠点头，眼里噙满了泪花。

嫂嫂知道，谁家的孩子不想多识几个字呢，连做梦都想背着书包进学堂啊。可墨脱的地理环境打碎了孩子们的梦。这个深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小县城，由于地质环境太差，是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重重叠叠的群峰阻隔了外界的文明，墨脱人进出只能靠步行，而且走出墨脱需要7天。 　这是嫂嫂第一次来墨脱，本来是带着女儿小小的，她们从分区乘坐直升机抵达墨脱上空时，因天气缘故不能降落，只能拿着对讲机朝着站在墨脱机坝上仰望的丈夫喊了几句话。小小也跟着妈妈喊爸爸，喊着喊着。嫂嫂抱着小小哭了。她没想到，一家子久违的团聚竟是如此场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当直升机原路返回，降落在分区时，嫂嫂把小小交给了另一位探亲不成、准备打道回府的军嫂。托她将小小带回家。

小小不满5岁，却很懂妈妈的心事，她将花布包里装的红帆船统统交给妈妈，捎去对爸爸的祝福。小小说。只要爸爸打开那个花布包。就可以坐上她叠的红帆船回家了。

嫂嫂看着听话的小小跟着阿姨上车后，一转身便踏上了通往墨脱的路。像随行的那两个墨脱军人一样，嫂嫂也打上了厚厚的绑腿，向着墨脱方向一天天艰难地徒步跋涉。

5天后的深夜。她终于扑进了丈夫的怀抱。那夜，一个个胡子拉碴的大男人看到嫂嫂被凶恶的蚂蟥剥过皮的腿，把脸背过去，眼泪暗自落在心里。而她的丈夫，哭得像个孩子，无论怎么安慰，还是一边呼呼喘气，一边簌簌落泪……那一夜，墨脱的灯火迟迟不肯熄灭，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香味。

第二天清早，嫂嫂在空灵的乌鸣声中醒来，透过山花点缀的窗户，看到了雨后美丽的墨脱，那江南水乡般的景致渐渐让她忘记了疲惫。当她看见那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时。想起了家中的小小。越是想小小，越是觉得离不开墨脱的孩子，她发誓要让这里的孩子们学到文化。

嫂嫂首先把那群光着屁股的孩子领到部队家属院来听她讲故事。可孩子们听完了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不但没鼓掌，连表情也木木的，无动于衷。一个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嫂嫂。原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听不懂汉语。 　嫂嫂很茫然。 　虽然孩子不多。过了些天，嫂嫂还是决定为孩子们调整座位。她让那几个好歹能听懂她讲话的女娃坐在最前面，让那两个睁着空洞的眼睛看黑板的男娃坐在最后面。由于这两个男娃听不懂汉语，嫂嫂常常从讲台上走到他俩跟前，每次提问，他们都有些哆嗦，嫂嫂每次看着他俩那副木偶式的表情，都觉得很心痛。

放学后，嫂嫂让那些听懂了她讲课的孩子留下来给那两个听不懂汉语的男娃教算术，几个十来岁的女娃找来树枝和树叶，费了不少心思和口舌，两个小男娃还是把3根树枝加两片叶子等于了6。 　女娃们哄堂大笑。 　嫂嫂背过脸。沉默不语。 　有时，环境就是注定挣脱不了的命运。那些能听懂嫂嫂汉语的孩子也还罢了，几天过去总算识得几个字，而那些不会说汉语的孩子就麻烦了。特别是坐在最后面的那两个小男娃，都学了半个月了，还在说3+2=6――这让嫂嫂如何安心呢?

嫂子故事篇4

这种解读并没有错，但是多年来的如此教学，也就没有了什么思考，学生年年换，书都一样教。照这样教下去，只要教材不变教师就基本上不用再思考了。语文教学岂不成了一潭死水？笔者认为，在教学中不应因循守旧而应该有自己个性的解读。

对《祝福》这篇小说，我有疑惑：我们是否曲解甚或误解了鲁迅先生的原意？他在创作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于是，笔者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思考：

一、 “我”在文中的作用

作者在文中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形象，曾离开故乡又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作品在一开始有这样几句话：

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这一小段话包含了以下两个信息：交代了“我”和鲁镇的关系；交代了“我”和鲁四老爷的关系。可以据此得出：鲁镇这个封闭愚昧的地方是封建制度礼教的阵地，是缩影，是象征，它曾是“我”的故乡，但如今“我”已离开此地。喻指“我”虽来自于旧的制度文化，现在已经摆脱过去。

“我”回到故乡发现这么多年故乡的人与风俗没有什么变化。鲁四老爷“他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几个本家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风俗也是照旧，都在准备着“祝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这些都展示了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广大中国农村的人们与生活仍如过去一样，并无实质性的变化，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呢？小说通过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一切，给读者以思考。

《祝福》也是通过“我”的视角叙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命运。钱理群先生认为这正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即：看与被看。在鲁镇这一块天地，祥林嫂是“被看”的，其他人都是“看”她的。但“我”又像是隔着距离俯视鲁镇的一切人与事，又都是被“我”“看”的。祥林嫂被鲁镇的众人孤立了，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朋友，也已没有可以倾诉的人。直到“我”的到来，才使她有了倾诉的机会，但“我”对祥林嫂的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终至落荒而逃。可见鲁镇的生活是一潭死水，像“我”这样一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回到鲁镇仍然不能救祥林嫂于水火，知识分子对被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铁板一块的社会束手无策。

“我”在回答祥林嫂的问题后， “怕与她有些危险”。作者并没有因祥林嫂命如尘芥而鄙薄她，却充满了自责。鲁迅文章中常常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抉心自食，欲知其味”，希望能“榨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 这体现了鲁迅深邃的一面。

二、 那一群清晰又模糊的凶手

很多资料上多强调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四根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笔者对此稍有不同的看法。

作为政权象征的鲁四老爷在小说里并不是造成祥林嫂死亡的元凶。鲁四老爷话语不多也未与祥林嫂直接接触过，我们常把矛头指向他告诫四婶的那几句话：“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从文中可以知道，祥林嫂初到鲁镇就是在鲁四老爷家做活，鲁四虽然“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倒也没说什么。在年底，祥林嫂“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可见祥林嫂作为寡妇是可以参与祭祀的（女人可以干活，但不能拜神，鲁镇的女人都是这样）。但是等到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里做活，鲁四老爷就对四婶说了上面那几句话，从这里可以知道，寡妇虽然不大好但还是可以参与祭祀，但是改嫁后的寡妇却是万万不可以的。一方面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在此处象征儒家文化；另一方面鲁四老爷也颇有读书人的涵养，他并未当面告诫祥林嫂，令其难堪。

笔者认为作者批判的重点不在象征着政权的鲁四老爷，而是那些与祥林嫂一样的下层民众。

麻木不仁的短工、巧言令色毫无同情心的卫老婆子、精明算计无情无义的婆婆、以强凌弱的大伯、内心阴暗扭曲的柳妈，更有鲁镇那一群毫无心肝的看客、听客包括了“念佛的老太太们”。作为老监生的鲁四老爷鄙薄祥林嫂倒也情有可原，鲁四夫妇对祥林嫂说话也算客气，可是鲁镇上那帮麻木的民众呢？咀嚼鉴赏祥林嫂的悲惨故事，从中得到快慰。自己本就不幸却以别人更大的不幸来使自己满足，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心理，关键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已成了凶手。在这样毫无人情的社会中生活的祥林嫂怎么能不死？正如李长之说的这样“人间的同情，是像纸样的薄，这故事给人的氛围，又是悲哀而且荒凉的——祥林嫂不能不死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这与鲁迅一贯地批评国民劣根性是一致的，这也正是这篇深刻性的地方。

不幸的是祥林嫂既是受害者也是害死自己的人。正因为她深受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毒害，才担心死后被阎罗大王（象征佛教文化）锯开，才相信捐了门槛能够赎罪。孙绍振先生说这是“中毒到了自我折磨、自我摧残，自己把自己搞得不能活的程度。”祥林嫂的一生是悲剧，作者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夏衍在改编的电影《祝福》里就增加了一个情节：当捐了门槛以后四婶仍拒绝自己参与祭祀时，祥林嫂怒极之下拿着菜刀去砍门槛。这毕竟是改编不是鲁迅的原意，祥林嫂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但她也有反抗，在被婆婆强迫改嫁时，她是寻死觅活地闹，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可见祥林嫂也是会反抗的，只是她反抗的是不和礼教一致的东西，比如她认为丈夫死了女人改嫁不合妇道所以拼死反抗。一旦她认为符合礼教的东西她就任凭宰割了，所以她只能在她信奉的礼教制度中走向灭亡，说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这才符合旧社会底层妇女的性格，鲁迅的原作要比电影中更深刻。笔者想起了清朝大儒戴震说过的话：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嫂子故事篇5

论文摘要：“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视角多次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中出现。本文用叙事学方法对其成名作《玉卿嫂》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梳理，以期准确把握这一叙事技巧的功能、特点与效果。

发表于一九六?年《现代文学》第一期的《玉卿嫂》是白先勇的成名作，也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此文中，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娴熟的小说技巧塑造了美丽、娴静、敢爱敢恨而又令人同情的玉卿嫂形象。这部作品为他后期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为其中的某些叙事因素在他后期作品中仍被使用。本文试图从叙事学角度对这部作品详加分析梳理，以期对本文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技巧进行一个科学而独到的概括。

一、 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

根据弗里德曼在《小说中的视角》中提出的划分方法，白先勇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第一人称见证人叙事。即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我＂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事件并加以叙述的。在文本的开头，叙述人便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①

这位“我”指的是十岁上下、正在上学的容哥儿。奶妈因为家里有事走了，因想念奶妈而与妈妈吵闹。不久，便由矮子舅妈介绍了玉卿嫂来，容哥儿一看便喜欢上了干净、利落而美丽的玉卿嫂，故事由此开始。

在文中，大量使用了尚处于孩童世界，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我＂的叙事眼光。在“我＂初次见到玉卿嫂时叙述者是这样描述的：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净，好标致，一身白色的短衣长衤夸……②

玉卿嫂的美貌、利落、干净与大户人家出落的不凡气质完全由容哥儿眼中反射出来。如此，使容哥儿对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亲近的欲望。本段描写了玉卿嫂给容哥儿留下的整体印象，最后用了一个“俏”字来概括总结。“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一个全景的整体描写之外，还有局部的特写，那就是给容哥儿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对耳坠子，“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对耳附子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这对耳环，不由使人想起杨·维梅尔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引起人们多少的遐思和想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使容哥儿触目的，人到中年镌刻着时光印痕的无法抹去的鱼尾纹。除了第一次初见之外，故事中大量的情节是通过第一人称“我”——容哥儿的目光反映出来的。有一晚吃了饭，“我”到门房找瞎子老袁，看到许多人在他房里聊天。那些佣人的下流、肮脏、通过容哥儿的眼睛和耳朵告诉了读者。

在文中，充斥着这样的话：“有时我不禁抬头瞅她一眼，在跳动的烛光中，她的侧脸，真的蛮好看（以下是肖像描写）”；“我用力瞅了庆生几下，心想（下略）”；“我走到庆生房子门口，大门是虚掩的，我推了进去，看见（下略）”；“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子”；“这个女孩儿我在后台看过几次”；“当我迷着一只眼睛往小孔里一瞧时”；“直到元宵那一晚，我才看到他们两人真的冲突起来了”；以及“我”最后一次看到的玉卿嫂与庆生的情景，“门没有拴牢，一下子撞开了，一个踉跄，跌了进去，坐在地上，当我一回头时……”尽管每次“看”的方式、动作、情景、内容不同，但都是通过“我”的眼光来发现的。除了我所看见的，“我”还调动了除视觉之外的所有的感知器官与思维器官来发现、体会、感悟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无法割舍的情爱撕缠。“我听见”、“竖起耳朵用力听”、“我老觉得”、“我本来一向觉得”……故事的中心情节，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桩桩件件如在眼前，不由人不信。

作者在故事中大量采用“我”的视角进行聚焦，不可避免会造成主观片面性大于客观真实性。为避免这一弊端，作者解决的方法是使叙述者暂时隐蔽，采用其他人物的观察评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就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基础上，加入了更为客观更具可信度的角。因为“如果作家不将全部力量用来使读者看到这些人物和事件，那么，这些人物和事件决不会清晰和有力”③。第一章中，容哥儿初见玉卿嫂后，惊讶于她的俏丽，除了将她的外貌描绘得有声有色外，还插入了自己的母亲与胖子大娘的聊天。母亲的观点是：“我看她倒蛮讨人喜欢”，胖子大娘则用世俗的眼光去揣测，“只是长得太好了些，只怕——”颇似《红楼梦》中王夫人的论调，但也代表了世俗中普遍存在的妒忌、不怀好意的阴暗心理。第三章极写我家“斋狠了的男佣人们＂看待玉卿嫂的丑态。“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由男佣人对玉卿嫂垂涎三尺，侧面烘托出玉卿嫂的美貌。第四章又写一向很少上门的远亲满叔一反常态，有事没事往我们家来，想要讨玉卿嫂做老婆。如此多维空间的叙述，这么多笔墨来渲染，就为玉卿嫂的出场造足了声势，不但使一个美丽、端庄、脱俗、有教养的女性跃然纸上，同时也表现出人物自重、自爱的性格。

二、 双重聚焦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一般来说都是回顾性的叙述。……在这一类型中潜存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被追忆的‘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前者通常被研究者视为“外视角”，后者被视为“内视角”。二者的区别在于：“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实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④因为有这两种叙事眼光的交替，就构成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所特有的双重聚焦。

本篇起首就说自己“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也没得办法”。由时间状语“那时”可知是“我”是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因为这里凸显了时间距离，观察角度也是跳出事外的客观的评述，从“又哭又闹”这一评价性的词语可以看出此处的叙述视角是叙述自我而不是经验自我。可以说人物尽管是处于故事内的，但他不是处于经历往事的时刻，因而使用的是外视角。“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如此种种，都是叙述自我而非经验自我，使用了处于故事之外的回忆往事的外视角。

申丹说：“我们可以断言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从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的视角为常规视角。”⑤常规视角即最常用的视角。但在本文中，作者显然违背了这个规律。尽管有一个追忆往事的壳子，但这种追忆往事的外视角并非是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为了造成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叙述者常常突然转换成“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由外视角转换成内视角，由叙述自我转换成经验自我。经验自我的大量运用，增强了身临其境的亲历感，使故事更加直接生动，更易造成故事的悬念，激发读者的同情心。

在第六章中，叙述者先讲述：“第二天，我连上着课都想到庆生。”这是叙述者的外视角（试比较：“今天，我连上着课都想到庆生。”这是经验自我的内视角），但就在同一段落中，叙述者这样说道：“我一直想着昨天我和庆生下棋——实在有趣！……”很自然地便由叙述自我转换成为经验自我，改用当前正在进行的视角来聚焦，使故事如同正在发生一般，既吸引人，又充满了悬念。最典型的一段就是叙述者看到了玉卿嫂杀死恋人的场面。这一场面本是叙述者早就看到并因此大病一场的。然而在故事中，我们仿佛与叙述者当时经历事件时一样地震惊、慌乱、恐惧。由于叙述者事先并没有透露这个结局，而是引导读者和他当时一同去发现，这种由外视角向内视角的转换便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由于“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交互作用来加强悬念的做法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十分自然，因为两者本出自一体”⑥，因此作者在二者的转换时便如行云流水，飘然无痕，既达到了转换视角的目的，又不易被读者觉察。

作者的叙事技巧除了由外视角到内视角的转换外，还常使用直接引语展示场景，从而加强了身临其境之感。这种手法，是传统小说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的直接性与生动性，对通过人物的特定话语塑造人物性格起重要的作用”⑦。除了可以塑造人物外，还可以调节叙事距离，并使叙述者得以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转换而毫无生涩停滞之感。这样的对话在文本中大量出现，此处不再赘述。

三、 叙事距离的掌控

《玉卿嫂》的成功在于作者成功地掌握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叙事距离。按照惯例，本文还可以采用全知视角的作者叙事，或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这是两种我们最常见的叙述方式。但是作者却采用了第一人称见证人的叙述视角，这样做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叙事功能、特点与效果。

如果采用全知叙事讲述《玉卿嫂》的故事，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上帝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权威叙述者。这个叙事者会描写玉卿嫂长得非常漂亮、美丽、贞节与自重。但这些都是全知叙述者讲述给我们的，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他的观点。换成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我们就会发现讲述的方式灵动起来了，读者会跟随容哥儿，透过孩子的眼光，层层剥笋般不断地将事实展现出来，对眼前的陌生女人渐渐熟悉、喜欢起来。

如果以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不可避免带来较强的主观性与感彩。俗语说“爱情是盲目的”，“旁观者清”。由一个盲目的人来讲述故事，有几分真实呢？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读者该相信多少呢?倒不如通过一个诚实的“旁观者”更清楚地发现事实。

运用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便可达到作者所希冀的最恰当的间离效果。事情的发生是通过容哥儿看到的，人物是同故事的叙述者，这就使事件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不可靠性；然而他又是一个目击者或曰旁观者，而非身陷爱情之中的主人公，又同时具有某种可靠性。这种恰当的叙事距离的掌控，体现出了作者超人的故事叙述能力。一方面故事的展开就在眼前，读者透过容哥儿的眼中看到听到，增强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同时，又加入其他人物的感知视角，既消除了主观片面性，又增强了吸引力，设置了悬念。整个叙事不即不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叙述张力。

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叙述者及视角人物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童容哥儿。作者没有像在《花桥荣记》与《一把青》中寻找一个中年女子作为聚集人物，却使用孩子的视点来聚焦，其特点在于：

首先，避免了浓重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玉卿嫂不管出于多么强烈的爱，将庆生亲手杀死终究是残酷的，由一个理性发达的成年人来评判，天平不可避免会倒向对玉卿嫂的谴责。然而隐含作者想要给玉卿嫂的是同情多于谴责。同情是主要的，谴责是无声的。容哥儿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道德伦理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完全是靠直觉来体会人生世态的。这就使他的体验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不必像说教文学一般下一个庸俗的道德判断。与容哥儿相反，胖子大娘一见到玉卿嫂便立刻对其下了道德判断。如果由她来叙事，这篇文章便会降格成地摊文学了。

其次，可以制造悬念。孩子的叙述易造成叙事与事实的某种“错位”，将故事导入歧途，有效地造成故事的悬念，增强故事的趣味性。由孩子的叙述引入读者的思考，促使读者思维的积极介入，努力发现事实的真相。容哥儿是个孩子，他只能告诉我们他见到的事实，却无法进入成人世界，也无法知道成人的想法。他只能用他的思维逻辑去想，去说。“其实这两姐弟的事情我不懂的还多得很呢。不知怎的，我老觉得他们两人有点奇怪，跟别人很不一样。”而成人由于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对玉卿嫂的许多事情便可以依据生活经验推测出来。如玉卿嫂与庆生的关系，与婆婆的关系等。书中胖子大娘这样说：“傻哥子！她跟她婆婆吵架才出来的，这会子又巴巴结结跑回去？你们小娃子她才哄得倒，她哪能逃得过老娘这双眼睛。你看，她哪次说回娘家，不是扮得妖妖精精？”正因为容哥儿不懂，故事留下了许多的意义空白，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去填充。“除了这些确定的因素之外，叙事文本还保留着许多不确定性，即伊瑟尔所说的意义空白，这些空白激发和诱导读者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填补。”⑧读者只有加入自己的理解、充分调动想象力，积极参与作品的创造，才能更好地诠释理解作品。

再次，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动人，更加令人同情。作者要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决定了他所要使用的叙述话语。玉卿嫂这一形象给人的印象是美的，不顾一切追求个人幸福的。唯其对爱的追求的破灭，她才更加令人同情。杀死庆生是残酷的，同归于尽却不正说明她对爱的坚守与执著？所以，读者透过“我＂所看到的杀人雪后的场景是那样地令人震惊，又是那样地骇人心魄，还有美好事物毁灭后的浓重的悲剧感。韦恩·布斯说：“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⑨小说没有正面描写玉卿嫂杀人的场面，体现出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对玉卿嫂的同情。正是通过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有时浓墨重彩，有时简化省略，方显示出作者苦心孤诣的经营策略。

①②《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12页。以下原文均引自本书。

③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23页，第24页。

嫂子故事篇6

把握“我”的形象，是欣赏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课堂教学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对小说的艺术性加以深刻的理解，我们还可以从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的“我”进行赏析。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是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一般来说，小说中的“我”。不能视为作者自身，而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叙事功能。下面只就《一个人的遭遇》和《祝福》两篇小说谈一谈。

《一个人的遭遇》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结构。小说分三部分，开头和结尾是“我”和索科洛夫的结识与分手，中间是索科洛夫的自述。小说中其实有两个“我”在叙述，一个是类似于作者的“我”，一个是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索科洛夫的叙述语调低沉、悲伤，又透露着朴实、坚韧。叙事的同时，穿插着抒情、议论，这些抒情和议论往往直抒胸臆。袒露了人物内心世界。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抒情性。比如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这样写道：“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了……”我们与其说是在听索科洛夫讲自己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听他的内心独白。战争给普通人索科洛夫带来的心灵创伤，在第一人称独自式的叙述下，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效果。作者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性、抒情性，拉近小说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走进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相对于索科洛夫内心独自式的叙述，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我”的叙述，则起到旁白的作用。作者借用“我”的眼光、“我”的视角，对索科洛夫的不幸命运、心灵创伤进行了有力的刻画。“我”的旁白催人泪下，也暗示了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愤怒谴责，道出了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也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人民的共同遭遇的命意，并表达了不要让下一代留下战争带来的伤害的愿望。

如果说“我”――索科洛夫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独白叙述，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另一个“我”――类似于作者的旁白性叙述，则推进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并以其兼具抒情和议论的描述语言，升华了主题。在作品结尾，两个“我”仿佛在泪花中化为一个人，一个共同遭遇了战争心灵创伤的人，一个有着坚韧品格的人，从而作品也完成了对卫国战争后一代苏联人的塑造。

我们再说一说小说《祝福》中的“我”。《祝福》中的“我”既是祥林嫂故事的叙述者(当然，祥林嫂的故事不完全由“我”叙述，嫁给贺老六一段故事由小说中人物卫老婆子叙述，阿毛的故事山祥林嫂自己叙述)，又是这一故事的审视者。一方面。“我”在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努力保持着克制、冷静的叙述格调，从而使祥林嫂的悲剧具备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又将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我”的视域，“我”的心理过程，使小说回荡着感伤的激情，使小说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了主观的态度。具体地说，“我”的审视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故乡环境的审视。“我”作为一个离开了故乡的知识者，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故乡。“我”发现故乡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照旧大骂业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窗下的案头是一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通过“我”的眼光。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的社会风俗。通过“我”与“故乡”的格格不入，通过反复的“我决计要走了”的内心独白，引导读者对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鲁镇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二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审视。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在鲁镇的人们――比如鲁四老爷家的短工――看来，是“穷死”的。鲁镇的人们并不深思祥林嫂的死亡，甚至连一点同情也心没有。对祥林嫂的悲剧的审视，是由“我”来引导的，小说中有过“我”的一段心理活动：“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在，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的这一段内心独自，点燃了我们对祥林嫂悲剧的深切忧愤之情，认清这个冷漠的世界中“吃人者”的狰狞面目，进而对“被吃者”的悲剧结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是“我”对自我的审视。著名鲁迅研究学者汪晖先生认为：“《祝福》的特点恰恰就在：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又无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的内心压力和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作者正是通过“我”对祥林嫂之死的心理过程――从自责、负疚到“轻松”、“舒畅”的展示，表达了“我”对故乡鲁镇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从而寄托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审视：在旧的社会秩序中，面对祥林嫂的死亡，假如“我”不作绝望的反抗，也只能成为旧的社会秩序的同谋者而已。

在《祝福》中，鲁迅先生不但通过“我”叙述了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而且借助“我”的眼光，对鲁镇社会、祥林嫂悲剧进行了冷峻的审视，对“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灵魂拷问。“我”的叙述，使小说的客观真实性和主观感伤之情融为一体，建构了《祝福》不同凡响的叙述结构。

小说中的“我”具有线索、情感等多种叙事功能，要根据具体的作品来解读，但线索、形象、主旨、情感、真实性等作用是常见的。由此来审视我们的课堂阅读教学，要从目前学生的学情出发。小说中与“我”相关的情节。以趣激趣，找寻进而总结“我”的叙事功能，进而以“我”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与作用为凭借。结合情节分析及主旨探寻。去理解小说其他人物形象的内涵与作用。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许可以找寻到课堂教学与高考考试之间的“捷径”，使我们的阅读教学优质高效。当然这只是一点思考和探索，还需要在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尝试验证，但只要这样思考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就一定能绽开美丽花儿。

嫂子故事篇7

一.柳妈、鲁镇上听故事的女人是自私、冷漠、愚昧、麻木、冷酷的看客，这也是鲁迅最为关注，着力批判的一种“看客”

柳妈及听故事的女人都和祥林嫂一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似乎善良而富有同情心，当祥林嫂重复着阿毛的故事的时候“男人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她们的同情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好奇。柳妈――“她是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当祥林嫂继续重复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柳妈便从不耐烦转而嘲笑祥林嫂的伤疤，而“伤疤”就变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传扬出去。她对自己的不幸无知无觉，却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作为慰藉自己的娱乐，由于自身的麻木，对于弱者，她没有基本的同情，更不用说爱。而当她自认为“捐门槛”可以帮祥林嫂“赎罪”的时候，她“真诚”的关心却把祥林嫂推向了死亡的境地。

柳妈和鲁镇上的人们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痛苦对他人也变得麻木而冷漠，祥林嫂丧子的不幸只是成为了他们自己“有幸”的证实，并通过不幸的反复展示和咀嚼，来加强和增大自己存在的幸福感。当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他们的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这些看客们无处不在，遍布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以自身以外的任何不幸和痛苦作为欣赏对象，他们构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消磨着、吞噬着“被看”对象，也成为“被看”者最严酷的环境因素。他们混沌，没有同情心、悲悯心，对生活麻木不仁，除开自身以外的一切痛苦灾难已没有了共鸣式的痛苦，也没有了悲哀的感觉。他们之间存在共同心理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敌意。

二.“我”虽同情祥林嫂，但“我”的软弱与逃避的特点，同样也是“看客”

在鲁迅笔下，“我”是一个有着特殊作用的人。首先，用“我”来观察鲁镇，把鲁镇的人与祥林嫂的故事尽收眼底，并用我与四叔的格格不入显示出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与当时世俗的不合，而我独特意义更在于随着我与祥林嫂相遇，祥林嫂对我的追问，我以“说不清”来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也正因为如此，写出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与逃避的特征。这类看客的意义在于点出了落后国民意识的巨大“同化”作用，它除了使“被看”者的处境更为孤立以外，更道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紧迫性与艰巨性。

三.“鲁四老爷与四婶”是自私、冷酷的看客

鲁四老爷是个读书人，当祥林嫂首次到鲁家做工，中途被婆家劫走后，鲁四老爷说“可恶！然而……”。这四个字，即道出了祥林嫂被抓而他却只顾扫自家门前雪的冷漠与冷酷。全然不顾祥林嫂也曾在他家帮佣，也不顾他人的不幸，只是想到他人有损自己的家门体面及尊严，而第二次收留祥林嫂时，他的忌讳既有对寡妇的厌恶，也有她“克夫克子”的迷信思想，但即便如此，因为对于自身利益考虑――原来的祥林嫂勤劳、能干，再者雇佣女工难，他没有反对祥林嫂的留下，而当祥林嫂变得迟钝后，就把她赶出家门，因此他们也是一种自私而冷酷的看客，是更冷血而没有同情心的“看客”罢了。这种看客只是我们批判封建文化时的一个对象。

嫂子故事篇8

传统的观点总是带着阶级色彩并且笼而统之，说祥林嫂是“为封建礼教所迫害死”的。

然而这里似乎又有值得细说的地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样的话，虽然在记载它的《春秋》上语意几乎等同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在古旧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解成“礼是大夫的特权，刑罚则是大夫独用来惩治下民的手段”。换句话说，礼教刑法一类古旧社会的生存规矩，都是“士大夫”这样的智识阶层制定的，所以旧社会里推崇孔孟遵守礼法最坚决最得力的也是智识阶层。他们以自己的“饱学”推断出礼教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一类乃是规划当时世界与阶层的唯一真理，也是区别他们与“下愚”的一道有力屏障。所以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看见了新的规矩——比如民主平等法治之类——而觉悟的时候，他们因觉得世道将面目全非而自己的存在将毫无价值，便又成了最坚定的保守派甚至“保皇派”（照鲁迅所说，古旧社会的历史无非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么“皇帝”对于礼教或礼法的生命力自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所以，我们不妨把逼死了祥林嫂的“封建礼教”姑且叫做“富人的礼教”或“智识阶层的规矩”。事实上，为造牌坊而守节甚至于上吊而殉节或者未过门丈夫即死而仍愿守望门寡或者死了丈夫的青春女子“偷汉”竟被族人投井沉潭的事，大多发生在“深闺”。比如《祥林嫂》里那个殉节上吊的女子，不就是“大埠头赵老爷的媳妇”么？至于穷人，除非惊了秀才家的马，或偷了举人家的书，或者失手打坏了长衫客，或者竟糊涂大胆到要和乡绅太爷家的吴妈“困觉”才会被施以刑罚下狱杀头。此外倒不是很受礼教的约束。比如祥林嫂的婆婆，因了家贫无计，便卖了祥林嫂嫁到贺家坳去，得了八十千彩礼。这在鲁四太太是只会叫“啊呀，这样的婆婆”的事情，然而在卫老婆子或者祥林娘本人看来，是小户人家再常有不过的事。“大户人家守节造牌坊，穷人守节为哪点”呢？比起要媳妇从十八一路守节到八十八的婆婆，临走还会问一声“贺老六的为人到底怎样”的祥林娘，竟开明得许多了。

因为是穷而无知的“下民”，祥林嫂的婆婆并没有将祥林嫂逼上死路，捆捆绑绑塞进花轿，倒给了她意外的五年幸福生活。而一脸仁义道德，悬挂“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鲁四老爷与四太太，却拿出“智识阶层”的权威，以为祥林嫂两次寡妇纵然看来很可怜，然而却是伤风败俗罪无可赦的，在她取走了一千两百文工钱换了十二元鹰洋捐了门槛之后依然不能容她，终于在另一个祝福夜将她身无分文地赶走了，而这无异于将祥林嫂逼上了死路。

所以，迫害死祥林嫂的，首先是“智识阶层所规定的礼教”。虽则身为下愚的祥林嫂本可以安于无知不为这礼教所动的，然而她不幸“在读书人家帮过佣”，耳濡目染，又听说了张家媳妇李家嫂再醮之后受尽冷嘲热讽的遭际，便过信了“老爷们”所定的规矩，以为女子克夫回头人出嫁这些都是遭人唾弃的羞耻。再加上不幸见识了《玉历宝钞》这样由智识阶层想象出来的普及读物，尽管本不识字，还是受了这连环画的思想胁迫，竟也相信地狱里有十殿阎罗黑白无常因果报应，更觉得两次寡妇简直是不可挽回的罪孽了。这样的走投无路才教祥林嫂深信了柳妈庙祝之类的怂恿，以为捐门槛作替身是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为此散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当鲁四老爷以权威的口吻判了她死刑之后，卑微而茫然的祥林嫂又过信了鲁四老爷的判断，仿佛受了炮烙似的脸色灰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这样说来，最终“穷死”了的祥林嫂，自己竟也作了害死自己的帮凶。

那么同样的穷人或者“下民”里，有没有杀死祥林嫂的刽子手呢？自然也是有的，这样的刽子手有一个名字，便是“看客”。

看客是鲁迅故事里最常出现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确乎是以庞大而普遍的姿态真实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他们比恶棍更隐蔽，比小人更无知，却组成了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们像鸭一样伸长脖颈，看过先驱的处决与无名的示众，然而能引起他们触动叫好的不过是临刑前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个”。他人真切而巨大的悲哀甚至惨痛，在他们不过是饭后的谈资或者寡淡生活里的调味品，顶多是一根解渴的甘蔗，吸尽了汁水，咀嚼过了其中的甜味，余下的渣滓尽可以不屑一顾地丢掉。贺老六年青青地伤寒复发，而阿毛又为狼衔去，这于祥林嫂而言无异天坍地陷，而看客之中即便是最慈悲的吃素念佛的老太婆，也无非是为着这个故事而来的，看客们绝不会对祥林嫂寄寓哪怕一丝真正的同情，情节本身的曲折离奇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听过了故事，他们不过是适时赔上“停在眼角的泪水”，然后继续在祥林嫂身上榨取新的看点，比如额角的疤痕和“一撞没有撞准”的“可惜”。至于她的归宿以及性命，是全然不与看客相关的。

嫂子故事篇9

胡传魁：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

多亏了阿庆嫂，

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

骗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庆嫂：（白）胡司令，

这么点儿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儿上，

那，我也是急中生智，

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我还是真有点儿后怕呀。

参谋长，您喝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胡司令，抽一支！

刁德一：这个女人那，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传魁：刁德一，搞得什么鬼花样。

阿庆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刁德一：阿庆嫂，

适才听得司令讲，

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

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抢。

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

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阿庆嫂：参谋长休要谬夸奖，

舍己救人不敢当。

开茶馆，盼兴旺，

江湖义气第一桩。

司令常来又常往，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也是司令洪福广，

方能遇难又呈祥。

刁德一：新四军久在沙家浜，

这棵大树有荫凉。

你与他们常来往，

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祥。

阿庆嫂：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祥不周祥。

胡传魁：哈哈哈……

刁德一：嘿嘿嘿……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阿庆嫂：胡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胡传魁：他这个人就是阴阳怪气的，别多心啊！

沙家浜：

常熟沙家浜地处江苏省常熟市南部，近年来景区日趋完善，水面芦苇荡从最初的150亩增加到现在的2200亩，湖荡中菱荷相间，芦苇密布，古色古香的画舫载着游客穿行在芦苇迷宫中，寻觅抗战时期发生在芦苇荡的故事；岸上有按抗战时期建造的江南小村庄、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新四军活动旧址等，依稀让游人瞥见阿庆嫂、郭建光的身影。

沙家浜风景区位于明媚秀丽的阳澄湖畔景区，占地面积6000多亩，交通便捷。景区利用革命历史、绿色生态、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建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区、水生植物观赏区、红石民俗文化村、芦苇水陆迷宫、横泾老街影视基地、沙家浜湿地公园、美食购物区等功能区域。

先后形成了红色教育游、绿色生态游、金色美食游、演艺文化游、休闲养生游等旅游产品，是长三角地区独具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景区全力打造的大型实景剧《让子弹飞》、《芦荡烽火》已相继上演，该剧运用现代高科技特效手段，演绎沙家浜的传奇故事，运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手法，讲述军民紧密配合，共同抗击日顽的英勇斗争故事。实景剧、京剧表演、石湾山歌等众多演艺节目现已成为沙家浜又一大特色品牌。

沙家浜是一出唱不断的京剧，是一处游不尽的湿地，是一壶饮不完的茗茶，等候着您，细细品味！

嫂子故事篇10

在学习分析小说《祝福》的环境描写时，学生很自然地找出了关于自然环境描写的文字。文中共出现了四次对“雪”的描写，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学生能够理解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这些有关“雪”的描写给全文抹上了浓烈的悲剧色彩，也在读者心上投下沉重的悲剧阴影，从而大大深化了文章的悲剧主题。

但是，学生们对社会环境的分析和理解存在很大困惑。

小说《祝福》为我们提供的人物主要活动场所是鲁镇。祥林嫂初到鲁镇时，“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此时的祥林嫂一定是满足的，对她而言，鲁镇简直是“乐土”。我们从后面的故事可以看到鲁镇绝不是“乐土”，尤其不是祥林嫂的“乐土”。那么，鲁镇是怎样的一个镇子呢？

其实在绍兴的历史上并无鲁镇这个小镇。这是鲁迅对东浦、樊江、东关、皇甫庄、安桥头等几个水乡小镇儿时记忆的一个艺术的文本概括。它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书面的水乡小镇。但这个小镇，确实早就存在于鲁迅的心中，在《社戏》、《风波》、《明天》、《祝福》中，也有所提到。鲁镇也的确通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和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一起存活于众多读者的心中。

小说的悲剧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来实现的，那么祥林嫂作为一个被侮辱、被践踏、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悲剧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这悲剧的发生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祥林嫂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劳动妇女，她对命运的抗争本来并没有错，她的个人行为并没有伤害他人，更没有危害社会，但是全镇的舆论矛头直指祥林嫂，冷漠、嘲讽、侮辱一齐向她袭来，偌大的鲁镇竟容不下一个勤劳、安分、耐劳的妇女。她最终在矛盾中、痛苦中悲惨地死掉了。

既然小说《祝福》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悲剧发生的社会背景是鲁镇。从小说的全局来看，《祝福》所描绘的鲁镇是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鲁镇的风土人情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传统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从风俗到制度、从思想到宗教、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准则。环境成就文化，鲁镇小环境自然地形成了其特有的“鲁镇文化”。祥林嫂生活在“鲁镇文化”的氛围中，备受人们的嘲讽，孤独地承受着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最终在鲁镇人们的祝福声中惨死街头。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鲁镇文化”。

一、民风民俗

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祝福”的特定的环境里，三次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留下了祥林嫂悲惨一生的足迹。

1描写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

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富人们要在这一天“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的好运气”，以便继续他们贪得无厌的“幸福生活”，而制作“福礼”却要像祥林嫂一样的女人“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没日没夜地付出自己的艰辛，可见富人们所祈求的幸福，是建立在榨取这些廉价奴隶的血汗之上的。这样通过环境描写就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性。同时，通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的描写，也显示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的状况：阶级关系依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一句话，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这样，通过环境描写，就揭示出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

2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

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封建宗法思想和反动的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四老爷不准“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沾手的告诫下，祥林嫂失去了祝福的权利。她为了求取这点权利，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赎”罪的门槛，但所得到的仍是“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一句喝令，就粉碎了她生前免于侮辱，死后免于痛苦的愿望，她的一切挣扎的希望都在这一句喝令中破灭了。就这样，鲁四老爷在祝福的时刻凭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死亡的道路。特定的环境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与感染力。

3结尾通过“我”的感受对祝福景象的描写

小说的最后一段“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被鲁四老爷称作“谬种”的祥林嫂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死掉了，她的死丝毫没有影响到鲁四老爷家的“祝福”。而“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可以说祥林嫂死的惨象和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环境描写深化了对旧社会杀人本质的揭露，同时在布局上也起到了首尾呼应并使小说结构更臻完善的作用。

二、人情世故，世态炎凉

1鲁镇的人们

鲁镇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令人窒息的封建思想。小说中有关祥林嫂的信息很是简单。“祥林嫂不是鲁镇人”，“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没有姓名的一个女人嫁给祥林后，人们叫她祥林嫂。丈夫祥林死后，人们还是叫她祥林嫂。她婆婆的一家人绑架了她，像捆牲口一样捆住她，像卖商品一样把她卖到山里去。她的第二任丈夫叫贺老六，按常理来说，人们该叫她贺六嫂或老六嫂，但是“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笑容却冷冷的”，从人们对她的不变称呼上，从人们对她的冷冷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夫权制度中“从一而终”的思想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中。

被绑被卖被嫁的祥林嫂再到鲁镇时，丧夫失子，命运跌到了人生的低谷。她需要人们的关爱来缝合心灵的创伤。她“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是鲁镇人们对她的态度却有了很大的变化：鲁镇人们和她讲话时“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从中看出人们对她的鄙视之情。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还纷纷加以评论。更有甚者则故意引起她对儿子的思念，“祥林嫂，你们的阿毛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鲁镇的男人、女人、老女人就是这样反复咀嚼赏鉴她的悲哀，快意于她的痛苦，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鲁镇人们的笑影、鲁镇人们的又冷又尖的话语都在凌迟着祥林嫂那颗脆弱凄苦的心。

2鲁四老爷家的人们

（1）鲁四老爷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一个重要人物。小说点明“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大骂其新党，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他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上迂腐、保守，顽固地维护旧有的封建制度，反对一切改革与革命。思想上反动，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他的书房“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通过鲁四老爷的书房陈设的描写，点明了鲁四老爷的身份（封建理学的卫道士），从而揭示出他成为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2）鲁四婶是鲁四老爷的帮凶。虽然同为女人，但按照封建宗法观念，妇女“出嫁从夫”，鲁四老爷的很多命令是通过她实施的。鲁四老爷不愿雇用祥林嫂的唯一原因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鲁四婶不顾丈夫的皱眉两次收留祥林嫂，或许对祥林嫂有同情的成分，更主要是因为祥林嫂的吃苦耐劳。她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执行丈夫的吩咐，祭祀时不让祥林嫂沾手，不让祥林嫂端福礼，一句“你放着吧”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地要了祥林嫂的命。

（3）柳妈和祥林嫂一样都是旧社会的受害者。虽然她脸上已经“打皱”，眼睛已经“干枯”，可是在年节时还要给地主去帮工，她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但是，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很深，相信地狱之类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她对祥林嫂改嫁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奚落的态度。还把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传扬出去使得镇上的“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至于她讲阴司故事给祥林嫂听，并非要置祥林嫂于死地，柳妈是同情祥林嫂而又给她痛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