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名言十篇
时间：2023-04-12 09:40:37
梭罗名言篇1
1、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
2、一所精美的房子又有何用，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容忍的摆放它的星球？
3、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同伴没有保持步伐，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种鼓点。就让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进，无论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远。
4、活过每一个季节；呼吸空气，喝水，品尝水果，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
5、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6、即使在天堂，挑刺的人也会找到刺。
7、你必须活在当下，乘着每一个波浪前行，在每一刻找到你的永恒。傻瓜站在他们的机会之岛上寻找另一片陆地。没有别的陆地，除了这一生，没有别的生命。
8、清晨的散步是对一整天的祝福。
9、大多数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的生活便利品，不仅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人类的进步是一种阻碍。
10、世界只是我们的想象的画布。
11、有时间增加自己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享受到安逸的人。
12、德行善举是惟一不败的投资。
13、当你过于注意细节的时候，却是在一点一滴地浪费你的人生。倘若真心地做事，约莫用你的双手就够了。如果还嫌不足，无防再加上你的双足，便会能做成了。一切要简化！简化！再简化！
14、充满自信地追求你的梦想！去过你梦想中的生活。当你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宇宙的法则也会变得简单。
15、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是当我们清醒地活在自己的梦中。
16、人类，犹如一支浮标，任何风浪也无法使它沉没。
17、许多人钓了一辈子的鱼，却不知道他们钓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鱼。
18、灵魂的必需品并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
19、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
20、人类已成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
21、等到我们迷失了，我们才会开始了解自己。
22、不要回头看，除非你想走回去。
23、书是世界宝贵财富，是国家和历史的优秀遗产。
24、爱就是试图去将梦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25、与其给我爱、金钱或名誉，不如给我真理。
26、任何事物的代价等于你用多少生命去换取它。
27、我们的生活都被耗费在细节上……简单，再简单。
28、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没有哪个地方有幸福，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
29、我宁愿独自坐在一只南瓜上，而不愿拥挤地坐在天鹅绒的座垫上。
30、不要雇一个为钱而替你工作的人。
31、心灵永远是缺乏经验的。
32、善良是唯一永远不会失败的投资。
33、于身体有益的是劳作，与灵魂有益的是灵魂的工作，于两者都有益的是为他人工作。
34、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者的生活，而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用钱购买的。
35、大多数人在安静的绝望中生活，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的歌还没有唱出来。
36、我们能够爱的人，我们也能恨他们。而其余的人，则对我们无关紧要。
37、天堂在我们的头上，也在我们的脚下。
38、有时生病是有益于健康的。
39、任何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
40、我们必须学会再次醒来，并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靠机械的帮助，而是靠对黎明的无限期望。
41、心灵与自然相结合才能产生智慧，才能产生想象力。
42、多余的财富只能买来多余的东西。
43、执着追求并从中得到最大快乐的人，才是成功者。
44、一个有时间增加他灵魂的财富的人才能真正享受闲暇。()
45、如果我真的对云说话，你千万不要见怪。
46、绝对而言，财富越多，美德就越少。
47、一本真正的好书教给我的远不止只是阅读它。我必须很快将它放在一边，然后按照它来生活。我始于阅读，终于行动。
48、最大的收获和价值远不能受到人们的赞赏。我们很容易怀疑它们是否存在。我们很快把它们忘记了。它们是最高的现实。也许最惊人、最真实的事实从来没有在人与人之间交流过。我每天生命的最真实的收获，就像朝霞暮霭那样难以捉摸，无法言传。那是我抓到的一点儿星尘，一片彩虹。
梭罗名言篇2
关键词： 梭罗 《瓦尔登湖》 多元系统理论
美国作家梭罗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影响，最富中国情结的人。《瓦尔登湖》是梭罗的散文之作，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喜欢的自然作品。它详细记载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实践经历，并证明他本人关于崇尚自然与简单生活追求的两年又两个月的独处生活。梭罗反对为了经济利益对大自然进行过分掠夺，反对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生活质量，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俭朴生活的理念。
一、梭罗和《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18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之一。超验主义者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梭罗更是以全部的热爱融入大自然的生活。为了专心聆听自然界的启示，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独居，详尽记录了森林中的自然环境和自己在林中的生活。1854年，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出版了，在书中有优美细致的景色描写，也有精辟透彻的说理文章。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其现已成了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到目前为止，该书已经出了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四十几种语言，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由于《瓦尔登湖》简练的语言、朴实的自然思想、丰富的内容，在美国十九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成为美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穿越时空，影响至今。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瓦尔登湖》不仅充分阐释了其文学经典内涵，更体现了其社会生态思想和自然生态意义。
二、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是把外界环境、文学作品、译者和读者有机联系在一起。这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这些社会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放入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把历史观、系统观、动态观引入了翻译研究，把文学翻译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并给予和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认为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过程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部分。佐哈尔主要研究的是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即文学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当静态文学翻译处于“主要地位”时，它就会“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如果处于“次要地位”，它就只是“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动态翻译作品与多元系统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而且取决于文学系统外部运作的社会价值和读者需求。
三、关于《瓦尔登湖》的分析
《瓦尔登湖》不再仅仅是一本自然的书，而是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生活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它的魅力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现在，这部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国也悄悄盛行，出现一些崇尚梭罗自然观的读者。
（一）经典化。艾略特认为，经典是在产生之后经过历史检验才逐步确立的，经典作品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可以凝聚为一个词――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及那个作者自身的广博的心智。卡尔维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定义经典，对个体来说，经典常读常新值得不断重读，其蕴含的价值取之不尽，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来看，经典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给人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也就是说经典具有永恒性，经典是在时间检验中筛选下来的著作。
梭罗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两年的生活浓缩为一年，开始于夏季，并依次进入秋冬和春天，由此形成生命从绚烂，死亡到重生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循环。梭罗不但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年月的轮回，而且多次使用了从早晨到晚上的一日轮回，时间和自然世界的种种意象承担了表达与批判等诸多功能。这种将自然世界精神化的特点正是超验主义的一贯风格，但是同样表达对人和社会，生活和自然的认识，《瓦尔登湖》更具有有机的生命力，阅读时容易深入人心，其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无可置疑。不过，在美国本土，对瓦尔登湖的经典化接受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缓慢的过程。当时的美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思想和风格并不十分理解，认为它是一部记录自然生活的散文。事实上，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读物，而并不理会作者的哲学观与生活方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梭罗的简单生活哲学受到推崇，《瓦尔登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另外，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影响，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深入人心；随后全球生态思潮兴起以后，梭罗又被尊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主义的先驱。
中国作家对于《瓦尔登湖》的接受经历了曲折。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出版之后并未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直到1982年，徐迟重新校译、出版的《瓦尔登湖》才终于赢得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认同，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化语境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历史的机遇和认可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同时，梭罗真挚的人格魅力也对其著作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满足了读者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
（二）生态化。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19世纪中期正是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期，他深深地感觉到现代文明对于自然生态的侵袭，因而倡导回归自然、俭朴生活的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相似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们对于《瓦尔登湖》怀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在译者和读者之间引起共鸣。《瓦尔登湖》的重读，掀起了绿色文学运动，中国作家们的生态思想意识受到了激发，文化传统中的自然情结得以朝着生态方向转化，从而积极地充实了当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层次。
1.自然生态。《瓦尔登湖》开篇就是“经济篇”，在这里，梭罗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记述了它如何造屋种地，生火做饭，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后，又有“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阅读”，“声音”，“寂寞”，“访客”，“种豆”，“湖”，“冬季的动物”等章节，从自然舒畅的字里行间，人们能够感受到神灵与湖水的气息，体味到林间溪畔的宁静。自然是真正的主角，自然与人类一样，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甚至拥有无异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冬天，梭罗会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松鼠和野鼠会为了他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来。而当春天来临，湖会感受到斜斜地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它伸懒腰，打呵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借由拟人的修辞手法，梭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自然生态思想。在第七章“种豆”的开篇，梭罗这样写道：“我的助手是滋润这干燥泥土的露水和雨点。但是虫子，寒冷的日子，尤其土拨鼠则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吃光了我一英亩地的四分。”很明显，这时候的梭罗刚刚开始他的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在“湖”这一章节中，梭罗忧伤地写道：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了，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窥见湖光水色了。最后，他悲痛地叹道：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那是情有可原的。鸟儿的森林已被砍伐，你怎能期望它们歌唱呢？连瓦尔登湖都遭到了破坏，人们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彻底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显然保证了文明与自然之间平衡和谐的关系，但梭罗的生态思想又一次给予我们启迪。
2.生活生态。梭罗提出了一种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生活观：尽可能地简化物质生活，朴素而居，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精神需求，即“简单生活观”。这里的“简单生活观”是一种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生态的人生观念，主张人类节制物质需求，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简单，简单，简单啊！”梭罗呼吁：“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他紧接着高呼：“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他叹道：“一个人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就让我们简单而安宁，如同大自然一样。”从梭罗的文字看来，人类的发展绝不是对物质财富的不断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人格的提升。在“春天”章节中，梭罗说道，只要一场细雨便会使小草青葱许多。同样的，有更好的思想注入时，我们的前景便光明起来。梭罗的语言是平实的，在生活生态领域倡导人们得道多助，探索精神生活，体会简单生活之美。
多元系统理论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翻译，把作品与读者更好地融合。我们认为文学翻译的效度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识别原作或原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程度。译作效度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译文读者通过关联原则获得的语境效果与原文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的相似程度。《瓦尔登湖》是梭罗的经典之作，其译文的流行度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追求，读者的阅读参与性也说明了这部作品的经典社会性。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化意识，梭罗超越了传统的人类本位主义，不能俯视自然万物，而是转换角度，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并设身处地地从自然角度思考，把生态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超强的生态整体意识。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类发现了自我，梭罗到湖边去正是为了寻找和探索真正的生活，人类怎样渡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以及更好地创造自我。这些内容深刻地启迪了我们的思想，积极地指导了未来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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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ven-Zohar，Itamar. 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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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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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诺.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梭罗名言篇3
［关键词］《瓦尔登湖》 禅宗思想 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80-02
引言
《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这本书的写成是在1854年。《瓦尔登湖》的出版不仅没有受到关注，反而得到了某些评论家的讥讽。然而，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在近一百年后的中国，这一本书仍然是寂寞的。诗人海子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身边带了四本书，《瓦尔登湖》是其中之一，可见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之深。由此，在中国它第一次引起了关注。随着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梭罗成了它的最高典范。梭罗的名言“在荒野中保存着世界”已成为峰峦俱乐部（美国著名生态保护团体）的口号。随着现代文明使人越来越远离纯真的本性和自然关系日趋疏离，对于物质和利益的盲目而无止境的追求，模式化的生活，价值的单一化，使得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离平静而有满足感的生活越来越远。此刻，对于《瓦尔登湖》的阅读，也许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也是思想上的一次反思或者心灵上的疗救。
一、梭罗和他的湖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19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梭罗并不是一个隐者，《瓦尔登湖》也并不是一部隐逸与拒绝文明的文学。梭罗是一个真正在思考怎样去生活的人，他是积极地生活而不是消极地逃避，把社会观察得十分透彻。“一个比较清醒的人将发现自己‘正式违抗’所谓‘社会最神圣的法律’的次数是太多了，因为他服从一些更加神圣的法律……如果他能碰到一个公正的政府，他这样做是不会和它对抗的。”[1]（P299）这正是梭罗自身的最好写照。梭罗将他自1845年至1847年间在康科德镇郊瓦尔登湖畔结庐而居两年的生活经历浓缩为从春天开始，到下一个春天结束的历程，这正是一个生命的循环。书中充满对湖畔自然风景的盛誉、对郊野各类动植物的悉心观察和记录、对个人劳动和独立思考的赞美，以及珠玑般宝贵的人生、社会感悟。可以说，在这部百科书式点缀着各类知识与真知灼见的散文集中，梭罗充分展示了超验主义的核心思想。
与《瓦尔登湖》中所描述的生活相近似，盛唐时期的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701～761）晚年（开元末年间）曾隐居陕西蓝田辋川别业，寄情于山水，结集而成不朽的佳作《辋川集》二十首。
王维是中国诗史上被称为“诗佛”的人，他精通佛学，融禅入诗，受禅宗影响很大。而梭罗的所思所为，恰与禅宗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超验主义运动的追随者自然主义者梭罗和深受禅宗影响的自然主义诗人，在对自然对山水，乃至于对人生的关照与体悟，确乎产生了某种应和。
二、此在如诗，景中有禅
《瓦尔登湖》的文学价值之一，在其写景的意蕴深幽。他笔下的景物，因为其关照外界的方式不同而令人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
梭罗执着于简单而诚恳的生活，“放下世间尘俗之物以期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2]不希望自己被世袭的财物所奴役，按书中的形容这是“金银的镣铐”[1]（P13）；尽管在书中，对当时的美国地方政府作为、对黑奴制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仍然相信并执着地通过亲身实践和沉思内省来感知自然万物与周围社会环境的本真一面。因此，《瓦尔登湖》向我们展示的是乐观纯净的审美客体，由冬及春的每一点笔墨无不向读者述说着新生的伟大力量。
对于隐居生活的目的，他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一章中描述道：“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1]（P79）“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1]（P79）由此可见，梭罗希望通过“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执著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2]来排除物质羁绊与丑恶思想对自己探求真理、探求真善美过程中的束缚和干扰，以自由劳动、自由思考的方式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达到超验主义推崇的目标。
王维很早就接受了佛教，《辋川集》正是在若即若离的隐居环境下写就的。由于其时王维仍未离朝廷，他在诗集中不可能尽情地袒露心迹，将古诗中含而不露、山水画中留白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通过一首首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小诗，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王维，一个从悲愤走向空灵的王维，一个绝非只为归隐而归隐的王维。”[3]
梭罗与王维，虽然在隐居目的、生活方式、人生经历上有着差异，但是由于梭罗所秉持的哲学理念与王维一生修习的禅宗是相通的，因而他们笔下的山水与景物，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试举几例分析：
（一）古宅旧舍
例1：霍乐威尔田园的真正迷人之处，在我看是：它的遁隐之深……它的田舍和棚屋带有灰暗而残败的神色，加上零落的篱笆，好似在我和先前的居民之间，隔开了多少岁月；还有那苹果树，树身已空，苔藓满布，兔子咬过……[1]（P72）
例2：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以上两例巧在均位于作品的起始部分，作者对隐居住所的介绍，这也是其后隐居生活的基础。
两处片段的景物描写就本质而言是相似的，只不过梭罗对于霍乐威尔田园的描写更为细致，几处环境细节描写充分展现了这一古居的破旧与衰败，一幅立体的画面随即在读者眼前逼真地再现出来。而王维仅五绝的首两句一笔勾过，着墨极简。对于房居的情况从诗中已无从得知，我们仅能看到古居边垂首无言的枯萎柳树，空守着这一方僻静之壤。
梭罗与王维均提到古居边的植物，通过表象的或是具象的笔墨，勾勒出古居旧舍的衰败，王维甚至没有对古居这一字来写，而是留下充分的空间任由读者想象。可以说，他们所面对的景物是相似的。
梭罗对于霍乐威尔田园，起笔即说“真正迷人之处”，表明他是从内心里非常喜欢这里的，也完全能够接受这里的残败。古居隐遁得越深，越能给予他绝对静谧而独立的生活、思考空间。所以才有了下文作者急于购买此宅的行为。
此处的王维则有所不同，由景物的选取与刻画即已流露出无法驱散的悲哀情绪，于是在结二句中试图排遣这样的惆怅情绪：“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宋之问当年曾显赫一时，可是如今他的旧宅仍摆脱不了衰败的命运，联系到自己和贤相张九龄此前的遭遇，作者只能愈发惆怅。“诗人的‘空悲’悲的是自己的心，更有一份潜隐的苦愤”。[3]而在稍后的诗篇中，进入自然中的王维心境似乎渐渐地接近禅宗强调的“无生、无灭”的观念，也即要达到一切皆空的“无我”境界，“让生命处于一种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
（二）物我闲情
例1：秋天里，潜水鸟像往常一样来了，在湖里脱毛并且洗澡……我正四顾都找不到潜水鸟，突然间却有一头，从湖岸上出来，向湖心游去……我划桨追去，它便潜入水中……它再次冒出来时，距离我已经五十杆了。[1]（P202-P207）
例2：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以上两例生动地描绘了水边动物的日常生活与优雅的情态，动静相合，令人神往。
梭罗对于动物是由衷地热爱着，他与潜水鸟相嬉的这一片断是全篇的精彩章节之一。通过拟人化的描写，潜水鸟仿佛总角之年的孩童一般，毫不惧人地与他斗智斗勇，并凭借自己的先天优势占得头筹，梭罗除了沮丧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
对于这一人鸟相嬉的场景，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也仿佛在洗耳恭听着梭罗的教诲：人本就应与动物一样具有纯洁无邪的心志和它们一样与自然界和谐并存，通过亲身实践去体验并感悟存乎自然万物的真理。
在王维的小诗中，又是别有一番富于情趣的场景。秋雨使得栾家濑的小溪急流奔涌，溪水清澈透明，白鹭等水鸟欣喜地啄食着水中的游鱼。忽然，一股奔流撞击在溪石上，飞溅起浪花朵朵，白鹭受到惊吓而振翅飞起。待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后，又飞回溪流中继续捕食。
王维捕捉到了隐居生活的妙趣横生，以及栾家濑一带原始而不为人扰的自然风貌。“这块土地是没有烦扰，没有利害威胁的，完全迥异于恶浊的尔虞我诈的官场，而这正是诗人内心多年所追求向往的乐土。”[4]通过这首小诗，读者仿佛已窥见王维闲逸的心态，一种不计得失荣辱、寄情山水自然的无我之境。
总体上而言，《瓦尔登湖》和《辋川集》中的景色都是极静的，这些景色让人想起印度哲学引人走向冥想状态的想象。可以说，只有通过一种禅静的心态，才能这样地去把握和描写景物。这样的写景是与众不同的。不是借景抒情或是寄情于景，而是一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状态，如其本原，客观化地把握自然，把握世界的方式。正因如此，《瓦尔登湖》中的景物描写以其清澈，引人感受到心灵的纯净而著称，王维的《辋川集》，也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三、结束语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第一段话是：“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1]（P1）当梭罗发现自己的文明充斥着无意义的忧虑，对奢侈盲目地追求、罪恶、荒诞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以拒绝文明的方式，做文明的过客。到王维那里，他可以选择“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
真正的文明应该是善，无论以哪一种方式生活，我们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否生活得心满意足而且有愉快的思想。远离种种环境与精神污染，还原人的自然属性，得到心灵的净化、灵魂的升华，这也许是阅读《瓦尔登湖》的最大意义所在了。
【参考文献】
[1]亨利•大卫•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周金萍.梭罗《瓦尔登湖》中的佛教思想.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
[3]谢敏强,腾韧.试论王维《辋川集》中情景的关系.中学文科:教研论坛,2007年,第10期.
[4]吴冬红.拈花微笑的静谧世界――试论王维《辋川集》的静之禅趣.语文学刊,2002年,第2期.
[5]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Walden” scenery description in Zen
Zhang Shiqio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 China）
梭罗名言篇4
【关键词】梭罗；自然主义；自由；神性
梭罗出生于康科德城，这里是欧洲移民最早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美国文化的发祥地。在哈佛大学，他接触到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从此就把爱默生当做自己的老师。超验主义思想的特点主要是自然化和自由化。自然化体现在生活上的简单化和原始化，自由化归结到本质来说就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在梭罗的思想中，自由的实现要以摒弃物质欲望为前提。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简单，简单，简单啊！……半打不是够计算了吗，总之，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他自己砍树造了居住的房子，这房子“应有的一切都集中在这一个房间内，它是厨房，寝室，客厅兼储藏室。”他的食物也极少，“总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而我的饮料，则是水”。闲暇时光里，他或是在湖区漫步，感受自然，或是阅读，即使有访客或朋友到来，也主要只是交谈。
梭罗的简单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人只为自身的需要而活。因此，人应当只有本性的需求，而没有物质欲望。在梭罗这里，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只要获得他的“生活必需品”，能够正常地活着就够了，而“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因此，他批评现代文明，说奢侈品和人们所追求的生活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最明智的人生活的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朴素。”在梭罗的晚期作品《苹果树》里，他对野苹果树有着高度的赞美：“当我从这丛灌木旁走过，时间己晚，并且一路艰苦，看到垂悬着的果实，即使我不能吃它，我仍敬重这树，亦感激大自然的慷慨。” [1]与人类种植在院子前的苹果树不同，野苹果树生长，结果，都只因为自然的规律使然，它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不为任何别的原因而生长，不必为迎合人的口味而改变自己。所以，为还债工作，为金钱工作，在梭罗看来都是不明智的行为。
自古以来，人类都想征服自然，但梭罗眼中的自然，都是有人性的，看他对冬春之交的瓦尔登的描写：“我还听到湖上冰块的咳嗽声，湖是在康科德这个地方和我同床共寝的那个大家伙，好像他在床上不耐烦，要想翻一个身，有一些肠胃气胀，而且做了恶梦。”他看自然，就像在看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世间万物在他眼中都是平等的。他不介意他种的豆子被土拨鼠吃掉。“我又有什么权利拔出狗尾草之类的植物，毁坏它们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老鼠在他的屋子里和他一起“用餐”，当他建筑的一道矮墙被树的生长给破坏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看着它们任性地生长，直至成熟凋落。梭罗的审美是与自然交融的审美，他是瓦尔登湖的一部分，也就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
梭罗虽然热爱自己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但他并不希望别人都像他一样生活，因为这是违背精神自由的宗旨的。他鼓励变革，并不想给人类社会定下什么规则：“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的方式就有这样的多。”他对慈善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不认为慈善事业是真的善良和美德，真正的慈善应当是精神上的影响，观念上的改变。如果给穷人施舍了钱，“你应该自己陪同他们花掉这笔钱”。因为，说不定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梭罗心中真正的慈善者，传递的应当是人美好的品质，比如健康，勇敢。“让他的芬芳传送给我……他的良善不能是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常持的富足有余，他的施予于他无损，于他自己，也无所知”。这和他的自然的生活观是相一致的，即不依附别人来生活，也不为别人而生活。他对生命的态度很值得玩味。在对野苹果树的赞美中，他提到了牛和苹果树的关系：一只公牛走近小野苹果树，准备吃一些它的嫩叶，公牛“暂停了一下，向苹果树致敬，表达他的惊讶，并得到了回答：‘你来这的理由与我的一样。’于是它开始吃嫩叶，似乎以此表明它是有资格吃的。” [2]公牛在承认野苹果树生存权利的同时，照吃叶子不误。这看似互相矛盾，实则隐藏了大自然的逻辑。这种逻辑“无法简单化，无法直线化，表面上的对立反映的却是大自然内在秩序的严谨和复杂。” [2]
梭罗并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消极厌世者。尽管他喜爱和大自然共处的生活，他仍然在隐居两年后走出了森林，回到了现代社会中。他对政治虽然没有兴趣，但仍然发表了许多政治观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他将杰斐逊的名言“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改为“一事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3]，希望“存在一个超出国家与政府之外的纯粹属于个体的领域，即良心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国家的要求是没有效力的，这个领域中只有一条法则，即康德说的，‘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只有在这样的目的王国中，人才完全具有人格的尊严，人才是人。” [4]良知高于一切法则，或者说，良知就是最高的法则。既然每个人都遵从他内心的最高法则，人就不会受到约束，从而获得彻底的自由。
这种政治理想必须建立在每个公民人格和精神双重完善的基础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梭罗摒弃物质欲望，追求简单生活，热爱自然，崇尚精神自由等等特质，归根结底是为了个人自身人格的完善。这也解释了他为何热爱古老的东方文化：古印度的吠陀经，中国的儒家名著，都多次在《瓦尔登湖》中被提及。他让自己尽可能生活的简单，放下所有对精神修行无益的欲望，以期达到精神上至善至美的境界。越接近这种境界，人就越自由，就如同佛教中的“放下”。放下世间尘俗之物以期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教经典中最根本的理念，换言之，放不下对物质欲望的追求的人，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梭罗所追求的精神上的崇高，实际是在追求生命中一种永恒的东西，他去荒野体验和探索的，是自然中永远不灭的最根本的定律，这种规律就是生命的本质。梭罗探索生命本质的过程，是一个主观上要求自我完善的过程，要求接近神性的过程，这和超验主义希求通过人对自然的直接感知来接近上帝是相符合的。尽管梭罗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存在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文化的形成，他对生命本质的探究，不仅找到了他心中的神，也为后世挣扎在物欲之中的人们指了一条心灵救赎的道路。
【参考文献】
[1]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2002.
[2]张磊.梭罗作品中的生态观[J].安徽文学，2010（3）.
[3]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A].张礼龙，译.美国的历史文献[M].赵一凡编，蒲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53.
梭罗名言篇5
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舞台,其理论先导——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都先后登场并伴随着那场伟大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被誉为“东洋卢梭”的日本学者中江兆民,虽不欣赏这出法国“革命戏剧”,但对一七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导表示赞赏,他把法国革命比作一出大型戏剧,在这出戏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哲学家是剧作家,西耶斯、米拉波、韦尼奥、罗伯斯庇尔及丹东等伟大的革命者则是戏中的演员。
一七法国革命前夕,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是专制制度的当然维护者。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有的希望改良,实行开明君主制;有的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小资产阶级及下层民众的革命性更强,希望实行平等的民主共和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不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大革命武装冲突爆发以前,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已经在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贵族出身的孟德斯鸠企图调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是金融家和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卢梭是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影响最大,他们的私有财产理论、分权和制衡理论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切实的影响。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成了第三等级破除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最早的君主立宪派为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胜利的基础,他们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自由贵族利益的代表,其原则都是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法国制宪会议一度想采用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方案。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革命者——米拉波、拉法耶特、西耶斯、布里索、罗兰夫人、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都曾先后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初期,引证孟德斯鸠着作的不仅有吉伦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与大革命的法国将军拉法耶特,是最早同第三等级代表共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深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与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一七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上,拉法耶特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企图把这一制度建立在美国的宪法之上。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布里索也曾受孟德斯鸠影响,主张法治,希望在法国实行美国式的宪法。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曾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政治主张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称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宏大的政论工程,后来还把它誉为“革命的引言”。
但由于法国封建等级制度比较严格,资产阶级贵族化的程度不及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君主立宪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民众共同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正如当代德国学者库诺所说:“如果说英国革命首先是英国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则是中间阶级和下层人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余孽和‘旧制度’这种障碍所进行的斗争。”(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14页)法国大革命最后走的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道路,而是采纳了卢梭比较彻底的革命学说,走上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激进革命道路。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吉伦特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比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更具革命性,首先将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了共和制度,成立了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雅各宾派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革命性更强,他们是卢梭哲学的信徒,制定了法兰西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一七九三),把法国大革命推到了最高点。法国大革命实践的上升路线,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前后相伴而行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最终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走上最前台。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国民议会的大厦中,卢梭的雕像与富兰克林、华盛顿的雕像并列树立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卢梭纪念碑在日内瓦揭幕。一七九四年七月二日,卢梭的遗骸在其逝世十六年后被隆重迁入巴黎先贤祠,作为“自然与真理之子”,受到当时的革命者和后人的无比敬仰。
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和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走到一起,需要理论者和实践者共同的趋向运动,一头热是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209页)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所以走上法国大革命前台,为激进的革命党派所采用,正是体现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趋向运动。卢梭的政治哲学更能满足激进党人和下层民众的革命利益诉求。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在实际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一种更革命的卢梭式的政治理论,卢梭的政治哲学恰恰反映了法国社会处于被压迫最深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要求,最根本的一点是,卢梭的政治哲学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具有内在的激进革命性。这样,连接他们的就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实际。
法国启蒙哲学家共同使法国人民相信,共同的利益与人类的幸福会主宰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卢梭的热情、感性哲学恰恰是填满理性与革命之间鸿沟的重要步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既看到了卢梭政治哲学能够鼓动起行动的重要特点,也看到了与理智启蒙哲学对抗的卢梭政治哲学是如何转换为革命的哲学的。而把卢梭看成是浪漫主义运动杰出代表的施米特,更是直接说出了卢梭政治哲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他说:“尽管浪漫主义有主观上的优越感,但说到底它只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积极趋势的伴生物。卢梭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把十八世纪的观念和论证加以浪漫化;他的抒情主义有益于大革命,有利于在他那个时代一场获胜的运动。”(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155页)
诚然,没有卢梭也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但法国的旧制度同样会培育出类似卢梭的人物及其思想,法国大革命同样会达到假设没有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高点。理解卢梭政治哲学走向大革命舞台的最高处,首先就要从造就卢梭政治哲学的社会基础以及个人生活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善感性的力量。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小手工业者、新教徒家庭,自幼丧母,由其姑母抚养,从十六岁便离开家乡,到处漂泊,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靠 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能力和长期勤奋的自学,曾一度在法国旧制度下得过志。一七五零年,因《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大获成功,却遭到了“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朋友们的攻击。一七五二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占卜者》上演成功,使其完全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时髦人物。然而,他从没有像“百科全书派”的朋友那样接受过王室和贵族的馈赠、年金。路易十五曾有意颁发给他一笔年金,卢梭为保留独立人格而拒领。他说:“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奢谈独立和淡泊呢?”“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他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卢梭:《忏悔录》,陈筱卿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3页)。
自此以后,卢梭政治哲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分离,都引起封建政府、天主教会的打击,甚至引起一些不明事理的民众的误解与人身攻击,他就这样一个人走上了对那个旧制度和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道路。一七五五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控诉了私有制的罪恶,激起了人民对古希腊美好社会政治状态的抽象复归愿望,人民以之对比现实法国的黑暗政治,更是激起了假如再回到从前那美好状态的愿望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一七六二年的《社会契约论》把美好的人民国家预悬在前方,激起了人民对美好社会政治生活的热切向往。《爱弥儿》则告诉人民如何培养一个理想社会的新人,如何改造旧社会和旧制度。一七年,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们的感想》,再次猛烈攻击卢梭的私生活,揭露他抛弃亲生子女的行为,要求对他处以极刑,使他成了罪人。一七八二到一七的《忏悔录》、《对话录》、《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从严格的个人解剖、辩解、独白转为对法国旧制度的控诉与批判,使卢梭这个善感性的、善良的、富有才华的被迫害者形象更加受到人民的同情,更加激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怒。有一位读过《社会契约论》的新教牧师穆尔图,在致卢梭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公民说,‘您的书是自由的武器库。少数人感到恼怒并撕毁了它,而多数人却兴高采烈’。大家贪婪地读着《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着作中以极大的力量显示了您的天才。多么深刻的思想!何等犀利的笔锋!您甚至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您的书必然使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暴君胆战心惊;它在所有的人心中唤起了对自由的热爱。”晚年的卢梭退隐乡间,他说:“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孑然一身,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里、朋友,再没有任何人际往来。最合群、最富爱心的人啊,竟然被众口一词地排斥在人类之外。”(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译林出版社二零六年版,1页)一七七八年,卢梭在生活贫困、身心极度痛苦中突然去世。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卢梭那苦大仇深的、悲壮的情感哲学,唤醒了下层民众的阶级感情;同时,他也以善于雄辩的理论鼓动起了人民向旧制度这个迫害者勇敢进攻的力量。
卢梭不妥协的、善良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形象成了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实践者尊崇的典范。对卢梭的尊崇,使得罗伯斯庇尔对许多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卢梭是“自由与平等的诚实而坚定的信徒”,百科全书派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让·雅克的残忍的压制者之一”。马拉的姐姐曾经指出,孟德斯鸠和卢梭对马拉的影响比别的思想家更大。马拉在一封信中称卢梭为“真理和自由的倡导者、恶劣习俗的讨伐者、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和人民神圣权利的复兴者”。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契约论、注重立法的思想、强迫自由的思想、对道德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强调、在民和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思想、公意理论、公民宗教、公民节日的方案等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实践中被革命者所采用;《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德国学者库诺把卢梭看成了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他也看到《社会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存在着直接联系。
梭罗名言篇6
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舞台,其理论先导——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都先后登场并伴随着那场伟大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被誉为“东洋卢梭”的日本学者中江兆民,虽不欣赏这出法国“革命戏剧”,但对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导表示赞赏,他把法国革命比作一出大型戏剧,在这出戏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哲学家是剧作家,西耶斯、米拉波、韦尼奥、罗伯斯庇尔及丹东等伟大的革命者则是戏中的演员。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前夕,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是专制制度的当然维护者。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有的希望改良,实行开明君主制;有的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小资产阶级及下层民众的革命性更强,希望实行平等的民主共和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不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大革命武装冲突爆发以前,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已经在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贵族出身的孟德斯鸠企图调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是金融家和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卢梭是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影响最大,他们的私有财产理论、分权和制衡理论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切实的影响。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成了第三等级破除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最早的君主立宪派为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胜利的基础,他们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自由贵族利益的代表,其原则都是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法国制宪会议一度想采用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方案。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革命者——米拉波、拉法耶特、西耶斯、布里索、罗兰夫人、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都曾先后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初期,引证孟德斯鸠着作的不仅有吉伦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与大革命的法国将军拉法耶特,是最早同第三等级代表共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深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与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上,拉法耶特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企图把这一制度建立在美国的宪法之上。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布里索也曾受孟德斯鸠影响,主张法治,希望在法国实行美国式的宪法。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曾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政治主张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称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宏大的政论工程,后来还把它誉为“革命的引言”。
但由于法国封建等级制度比较严格,资产阶级贵族化的程度不及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君主立宪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民众共同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正如当代德国学者库诺所说:“如果说英国革命首先是英国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则是中间阶级和下层人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余孽和‘旧制度’这种障碍所进行的斗争。”(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14页)法国大革命最后走的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道路,而是采纳了卢梭比较彻底的革命学说,走上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激进革命道路。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吉伦特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比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更具革命性,首先将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了共和制度,成立了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雅各宾派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革命性更强,他们是卢梭哲学的信徒,制定了法兰西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一七九三),把法国大革命推到了最高点。法国大革命实践的上升路线,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前后相伴而行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最终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走上最前台。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国民议会的大厦中,卢梭的雕像与富兰克林、华盛顿的雕像并列树立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卢梭纪念碑在日内瓦揭幕。一七九四年七月二日,卢梭的遗骸在其逝世十六年后被隆重迁入巴黎先贤祠,作为“自然与真理之子”,受到当时的革命者和后人的无比敬仰。
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和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走到一起,需要理论者和实践者共同的趋向运动,一头热是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209页)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所以走上法国大革命前台,为激进的革命党派所采用,正是体现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趋向运动。卢梭的政治哲学更能满足激进党人和下层民众的革命利益诉求。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在实际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一种更革命的卢梭式的政治理论,卢梭的政治哲学恰恰反映了法国社会处于被压迫最深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要求,最根本的一点是,卢梭的政治哲学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具有内在的激进革命性。这样,连接他们的就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实际。
法国启蒙哲学家共同使法国人民相信,共同的利益与人类的幸福会主宰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卢梭的热情、感性哲学恰恰是填满理性与革命之间鸿沟的重要步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既看到了卢梭政治哲学能够鼓动起行动的重要特点,也看到了与理智启蒙哲学对抗的卢梭政治哲学是如何转换为革命的哲学的。而把卢梭看成是浪漫主义运动杰出代表的施米特,更是直接说出了卢梭政治哲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他说:“尽管浪漫主义有主观上的优越感,但说到底它只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积极趋势的伴生物。卢梭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把十八世纪的观念和论证加以浪漫化;他的抒情主义有益于大革命,有利于在他那个时代一场获胜的运动。”(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155页)
诚然,没有卢梭也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但法国的旧制度同样会培育出类似卢梭的人物及其思想,法国大革命同样会达到假设没有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高点。理解卢梭政治哲学走向大革命舞台的最高处,首先就要从造就卢梭政治哲学的社会基础以及个人生活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善感性的力量。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小手工业者、新教徒家庭,自幼丧母,由其姑母抚养,从十六岁便离开家乡,到处漂泊,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靠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能力和长期勤奋的自学,曾一度在法国旧制度下得过志。一七五零年,因《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大获成功,却遭到了“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朋友们的攻击。一七五二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占卜者》上演成功,使其完全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时髦人物。然而,他从没有像“百科全书派”的朋友那样接受过王室和贵族的馈赠、年金。路易十五曾有意颁发给他一笔年金,卢梭为保留独立人格而拒领。他说:“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奢谈独立和淡泊呢?”“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他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卢梭:《忏悔录》,陈筱卿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3页)。
梭罗名言篇7
读《瓦尔登湖》启示1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也让瓦尔登湖成为世界著名景点。打开书本，迎面而来的是一股简单而又真实的舒适和宁静，让人暂时脱离市井回归自然，于无声处徜徉于山水竹木之间。
这部作品记录的是作者梭罗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生活两年中的所做所想。1845年春天，风华正茂的梭罗放弃了城市浮华的一切，独自一人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深处，建造一座木屋，几乎不借助任何现代礼貌的帮忙，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和原始交换生活了2年9个月。书中大部分资料是作者生活中的琐事，他是怎样在瓦尔登湖畔用木头建造小屋的，怎样靠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着简单的生活，怎样和来访的过客交流并倾听穷人们的心声，怎样测量湖底深度绘制地图，怎样去观察蚂蚁大战、鱼儿游泳。此外还有瓦尔登湖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小镇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心中对瓦尔登湖的爱，对自然万物的爱，更是超越了浮躁的安静。
书中总会时不时出现一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语，应当是作者深思熟虑良久才想明白的话。这样的话虽然不多，却总能在内心深处引起震撼和共鸣。一场柔雨，青草更青。我们的展望也这样，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它便光明起来。、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像果实上的霜粉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以保存的、一个人如果能坚定自信地朝着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最终他是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无论你的生活有多么低劣平庸，都要应对它好好地过，不要躲避它咒骂它。这些饱含深意的话语总能引发内心深处的思考，带给我们平静和力量。他们有着一种启迪的作用，告诉我们要珍爱这世间的一切，要热爱生活，要尊重任何生命，包括我们身边的一片树叶或是一棵草。
此刻的生活中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再有耐心去读这些伟大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快节凑的繁华世界，读书好像已经没有了意义。然而，有时停下匆忙的脚步去读一些书，总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一种收获。
瓦尔登湖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所向，是我们心中一份脱俗的宁静，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我的瓦尔登湖。
读《瓦尔登湖》启示2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一本被人称赞的书，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资料丰富而又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
《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畔的所闻所感，是梭罗在接近自然的自给自足的质朴生活中获得的颖悟。两年零两个月回归自然的生活，使梭罗获得了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的全新认识。书中有很多经典的话语，虽然简朴，却又富有深意。我在阅读时，思想也会不时与梭罗心有灵犀的碰撞融合，他的思想感悟如流水，慢慢渗透了我的身心。
梭罗在经济篇中详尽地讲述了他在瓦尔登湖边的生活，像是坐在你面前，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给你细细讲述每一件事，从建屋到吃饭，从砍柴到耕地，这些看似生活琐事中包含了种种独特的间见解。
瓦尔登湖中描述的是作者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日常生活，记录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来的生活与感悟，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感悟生活，感悟自然，在记录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对各种十事物的感悟。
xx说过：“我想有一栋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一种诗意化的生活，这是一种梦想化的生活。作家xx也说过：“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是一种安逸宁静的生活状态。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正是xx所向往的，也许比那还要完美。我想，在那样一种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这日渐燥热的心，也会逐渐平静下来吧。xx在《xx》中也写道“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我觉得，人们在瓦尔登湖畔也应当是累死的感受，宠辱偕忘，波澜不惊。即使瓦尔登湖与洞庭湖的景色不甚相同，但正如xx在文章中说的，“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梭罗在经济篇中写到，仅仅靠自我的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我，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最自然，最纯真，相信梭罗也体会到了其中无拘无束的欢乐生活。虽然仅有梭罗一个人，但这更容易静下心来去体会大自然的魅力与神秘，更容易触摸到大自然与世隔绝的安宁与完美，对于梭罗来说，独处也许是最适合梭罗的生活，就像梭罗自我说的：我喜欢独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孤独更好的同伴了。在简单，朴素而纯净的原始状态中，独处也许是最适合的生活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找到了生活本真，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像梭罗那样敢于离开世俗，回归自然呢？正如书上说的，拼命奔波的人，根本无暇日复一日的坚持生命的本真。我们也许早已习惯了嘈杂喧嚣的社会生活，也许早已习惯了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我们也许已经被世俗蒙蔽的双眼，麻痹了双耳，看不见生活的本真，也听不见淙淙流水和丝丝鸟鸣，这是我们自我的选择，我们早已离不开自我所厌恶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想要改变，我们也能够像梭罗那样，幽居在空谷，享受体味生活的本真。正如梭罗在书中所说：倘若我们能过一过原始的活或者开荒的生活必须会有益处，即使仅仅是为了明白礼貌社会中的必需品是些什么，了解人类曾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得到这些必需品的。
梭罗在书中说道：每一代人都在嘲笑老样式样，而又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没错，我们都在乐此不疲地追求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不屑于去体会慢生活的完美，这也使得我们见见脱离了原始的本真，日渐空虚。
《瓦尔登湖》看似只是记录了梭罗两年多来的日常生活，可是其中却夹杂着梭罗对各种事物的感悟与思考，有对文学作品的思考，有对生活本真的弹探求，有对艺术的享受等等。有人曾问梭罗：我很奇怪你怎样不攒钱，你是那么喜欢旅行，你能够坐上车今日就去费奇伯格去看一看。梭罗的回答简单且富有深意：我已经了解到最快的旅行是步行。确实，步行看似是最慢到达目的地的方式，但步行的过程中，我们能真正体会到我们在旅行，我们在一点一点靠近目的地。另外，我们在步行途中，能够享受沿途的风景，步行到哪里，哪里就有未曾见过的风景。
《瓦尔登湖》是一本需要我们去花时间花精力去读的一本书，需要我们耐下心来，细细品味其中的魅力，初读《瓦尔登湖》的时候，感觉十分无聊，毫无趣味，慢慢地，竟然也读完了，此刻回过神来想想，其中许多道理与思想，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很有帮忙。我期望每位同学都能够找时间阅读这本文学巨著，认真体会书中的资料，也许，在以后生活的某一天，你会对书中某句话，某个道理豁然开朗。这也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吧。
读《瓦尔登湖》启示3
《瓦尔登湖》曾被誉为“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一本著名散文集。
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那时正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时期。那时，人们追逐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来使自我获得最高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毕业于哈佛的一位智者，拿起了斧头，路入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开荒种地，春种秋收。他远离尘嚣，怀着一颗向往自然的人，踏上了这段心灵的路基。
刚开始读时，这一个个的故事情节让我感到枯燥乏味，读了几页我就萌发出放弃的念头。正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是一本孤独的书。他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可是我在妈妈的逼迫下，我还是坚持读了下来，只觉得越来越深远，越读越绚烂多彩。
而梭罗的这种生活方式只可是是在瓦尔登湖，只身幽居长达两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伐木，建造了一个小木屋，他在小木屋旁捕猎、耕耘、写作，为自我营造了一个只属于自我的田园。
他提倡简朴生活，并不是让我们粗茶淡饭或节衣缩食，而是想要我们多听听新的节奏，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仅有孤独、恬静，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他想在孤独的心境中对人生进行思考与探索。孤独创造了他的深刻思想：“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这是他心中的呼喊。我想，这真理应当是“热爱自然，创造生活”吧。
梭罗名言篇8
一、卢梭的平等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自由是卢梭思想的名义目标，但实际上他所重视的、他甚至牺牲自由以力求的是平等。”(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7页。)恩格斯指出，在“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注：《马恩全集》第20卷，第699页。)
(一)法律平等思想与贵族制的废除
平等对于卢梭来说，有切肤的感受。卢梭是当时惟一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受到富贵人家的欺凌与侮辱，也得到了穷人真诚的帮助。卢梭宣扬“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要知道一位贵族跟一个牧人都有两条腿，也都只有一个肚子。而且那些所谓必需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他的身份并不是必需的。”(注：[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页。)他十分厌恶那些上流社会的权贵，指责贵族在法国坐享有害而无益的特权，是法律与自由的死敌，“在它大放光彩的那些国家的大多数，除了专制的势力和对人民的压迫外，还能产生什么呢?”(注：[法]卢梭：《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62封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7页。)所以，他坚持法律平等，即“法律的条件下对人人都是同等的，因此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全体公民都有责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来为国效劳，每个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提拔和优待。
法国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不久制宪会议就通过第一个法令即“八月法令”(8月4—11日)，取消了封建贵族的司法、养鸽、狩猎、免税等特权。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明确承认“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1790年3月15日，议会宣布“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一律废除。”6月19日，议会进一步作出决议：“永远废除世代相承的贵族阶层”，“任何人不得再保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头衔”。1791年9月3日，革命政权颁布了冠以《人权宣言》的宪法，从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等级特权的原则。与此同时，卢梭提出的政治平等思想也在1791年宪法中得到了落实：“一切公民，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得无差别地担任各种职位和职务。”的确，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靠出身、权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才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担当了重任。(注：参见尹虹：《论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二)经济平等思想与雅各宾的社会分配方案
在所有的平等要求中，卢梭把经济平等的原则放在首位，因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要实现人的平等权利，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做到“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足的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可以穷的不得不出卖自身”。(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注：[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每一个公民只准有一个作坊，一个商店。”无套裤汉党人的这一主张是卢梭论述的 雄浑回声。1792年12月2日，在向国民公会所作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著名演说中， 罗伯斯比尔提出“一切权利之中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利”，“社会生活的首要法律是保 证一切社会成员都有生活资料”；(注：[法]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第2卷，巴 黎1973年版，第85页。转引自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 于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臧妫?4页。 )他同时还强调“一切损害人民生命的投机活动都不能算是贸易，而是抢劫。”(注：[ 苏]沃尔金、塔尔列：《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苏联科学院1941年版，第2 97页。转引自刘宗绪：《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世界历史1981年 第2期。)1793年4月24日，在《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著名演说中，罗伯斯比尔 又根据卢梭的学说提出了关于所有权的四点著名建议：“所有权是每个公民使用和支配 法律保障他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也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尊重他人权利的 义务的限制；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违反这个原则 的占有，任何交易，都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 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7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全新解释，按 照这种解释，所有权已经受到了法律、公民责任心、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已经不是绝 对“神圣不可侵犯了”。这就为从法律上限制私有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此，罗伯斯 比尔强调“给予贫困者以必要的帮助，是富人对于穷人的神圣义务；履行这一义务的方 法由法律规定。”(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37页。)圣鞠斯特也是卢梭思想的忠实信徒，认为“富有是不名誉的事”，“应该 是既不富也不贫”。他计划，凡死后无直接亲属者产业应由国家继承；禁止人民有自立 遗嘱权，公民每年必须报告其财产的使用情形。(注：[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81页。)
“他们(雅各宾派)从卢梭关于国家对公民财产拥有无上权力的学说中，为自己的社会 措施找到了理论根据，这些社会措施是：反对投机倒把，国家调整物价，强制推销公债 ，等等。”(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 版，第263页。)为缓和财产不均的现象，1793年国民公会废除立遗嘱赠与的自由，法令 规定：“在直系亲属之间的财产处分权，不论是基于死因、生前赠与或通过契约赠与， 一概予以禁止。”“其结果是，所有卑亲属继承其尊亲属财产的平均份额。”(注：[德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有关法令还规 定，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子女平分，死者赠送给外人的遗产部分不得超过财产的1/10，赠 款的限额不得超过20万利维尔；凡已经拥有20万利维尔财产的公民根本无权接受赠款。 否则，就会破坏有继承权的亲属之间的“神圣平等”。(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119页。)1793年5月4日，粮食法令(第一“限价法令 ”)公布，规定“所有商人、农民或谷物和面粉的任何所有人，均应立即向其住所地的 市乡政府申报其所占有的谷物或面粉数量和性质。市乡政府人员根据市乡议会决议，有 权到拥有谷物或面粉而未依规定办理申报的、有申报不实嫌疑的公民家中进行搜索。” 1793年6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强迫公债”法令，规定已婚者年收入1万利维尔、未婚 者在6千以上的，须征累进公债；收入在9千利维尔者应纳重税。(注：[苏]卢金：《罗 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页。)圣鞠斯特还曾下令向富人强迫借款，交 款如迟1天处以1个月的监禁。1793年9月3日的法令规定统一全国粮食价格，禁止私人买 卖粮食；9月29日，著名的全面限价法颁布，规定了全国粮食、日用品和原料等39种商 品的最高限价。1794年7月27日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责令商人出售库存商品，违者 处以死刑。1794年11月15日的法令规定，对面包、肉实行定量供应，对面包质量作了统 一要求，这种面包被称为“平等面包”，凡违反者以“违反全体公民平等精神”论处。 (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3页。)
二、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指出：“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想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57页。)
“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卢梭思想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时期。卢梭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是 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民主派不能不被卢梭政治学说的激进主义所 鼓舞，——在他的学说中，人民主权的原则得到了极为彻底的发展。”(注：[苏]沃尔 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
(一)主权不可分论与法国权力机关的设计、运作
卢梭认为，主权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所决定的。“由于主权是不可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37页。)基于此，他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 权论，认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 体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7页。)且看他 最尖刻的一段：“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 ：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 ，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 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 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注：[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 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 外，无法被接受。”(注：[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 66页。)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的“政府理论是对混合和均衡政治思想的一种直接的抨击 ，在法国大革命对贵族权力以及后来对君主权的抨击中，这种理论达到了其最高峰，卢 梭的理论在当时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制的观点不大可能为人们所接受 。”(注：[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0页。)
卢梭的主权不可分理论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具体验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抛弃英美的两院制，实行一元制。在法国应建立一院制的议会还是两院制的议会?当时代表王政派的议员们主张实行美国式的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的英国两院制；革命派主张建立一院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他们坚持认为，立法权应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来行使，一院制符合主权在民原则，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 的表达，而公意只能有一个，代议机关又是代表公意的，因此议会应取一院制，两院制 违反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1789年9月10日的表决中，以849票对89票(122票缺席)的压 倒多数否决了两院制，通过了实行一院制的决议。(注：参见洪波：《法国政治制度变 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高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5页。)但随着革命的结束和卢梭主 义影响的消失，法国人为了消除“一院制的恶果”和“过去的不幸”，在经过多年的争 论和实践之后，1875年宪法使两院制在法国最终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是反对分权，导致“立法中心主义”。如果说1791年宪法是崇尚权力分立的孟德斯鸠主义的试验场，1793年宪法就是孟德斯鸠主义的火葬场。1793年5月10日，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宪法》的演说中，谈到分权原则时说：“权力均衡，在当时的风气似乎要求我们这样对各邻国表示尊敬的时候，在我们过分的自卑感使我们赞美外国一切稍微有点像自由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醉心于这种制度。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察觉，这种均衡只可能是幻想或灾难，它会使政府毫无作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使相互竞争的 各种权力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我们同这种平衡暴君权力的安排有什么相干呢?需要 彻底铲除暴政；人民不应该在领主间的争论中寻找喘息的机会，人民权利的保障应当是 自己的力量。”(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45页。)1793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卢梭式宪法，主要体现在坚持人民主权，摈弃三权分立，庄严地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让与的 。”(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这无疑是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思想成分在宪法中的沉淀。革 命过程中，在为挽救社会事业所必须的名义下，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被赋予无限制的 权力(全部权力)，“为了捍卫自由事业，国民公会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合理的或强力 的手段”。(注：转引自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载楼均信 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这种“ 立法中心主义”势必导致孟德斯鸠所崇尚的“公民政治自由”的毁灭。对此，当代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哈耶克作过精辟的分析：“法国大革命曾经试图为增进个人的权 利而树立法治，但其目标并未实现，原因在于大革命的一种致命信念，即既然所有的权 力都已置于人民手中，一切用以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措施也就不再必要了。”(注：转 引自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页 。)
(二)主权不可代表论与直接民主制的建立
卢梭明确指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 个意志，而绝不可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 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 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 们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 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5页。)“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注：[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只有在全体人民都参加立法的国家 里，人们的自由、平等才能得到保证。“雅各宾派从卢梭那里吸取了有利于由人民投票 批准法律和选举公职人员的论据”(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的马拉， 认为必须规定，代表们通过的法律只有在拥有主权的民族批准以后才能生效。由于提出 了这一全民批准法律的要求，因此马拉远在革命前就已经事先想到了1793年的革命宪法 的一个条文。”(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 3年版，第288页。)这就是后来宪法规定的第十条“人民议定法律”。1793年的雅各宾 宪法在交全民投票时，获180多万人拥护，反对者只11万人。在选举公职人员方面，179 3年宪法规定，主权的人民包括法国公民的全体(第七条)，人民直接选任代表(第八条) ，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公共仲裁人、刑事审判官和大理院的审判官(第九条)。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 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 而只有一个惟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 意见。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 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9—40页。)在卢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公开性”不仅被视作人民大众行使自 身权利的依据，而且被看成是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具体表现在：(1)反 对民主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1793年宪法甚至要求民事仲 裁人“进行判决的评议是公开的，他们应高声发表意见”(第九十四条)。(2)国民议会的会议应当是公开的(1793年宪法第四十五、四十六条)，允许民众旁听，导致实践中旁听者通过鼓掌或呐喊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允许群众举着武器在议会大厅内列队游行示威，直接左右了议员们的意志。(3)1793年宪法还废除了议员的“立法豁免权”，将民众对代表的监督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之，卢梭民主政治的原则，这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6页。)
(三)革命权论与起义权的宪法确认
卢梭十分重视人民对暴君的革命权，强调这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他认为，人民设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人权”，当君主腐败而用个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夺国家主权侵害人民的生存要素(财产、自由和生命)而出现暴君时，政府完全违背了人民的目的，人民为维护社会契约、主权和其他权利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个时候起，社会之约就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当然地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这 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据义务的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当人民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一旦公民可以打 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 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他们的自由的，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 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 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从而表明，通过暴 力革命恢复自己的社会秩序，这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在卢梭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自此以后民众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5—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公然侵入王宫，试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直接监督之下，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解决。“人民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体形象化 了。它将推动群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1792年8月10日，起 义者冲进立法议会所在地——“马奈兹”大厅，抓住路易十六、解散议会，废黜君王， 诞生了法兰西共和国。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做“无套裤汉的革命”。
在讨论1793年《人权宣言》的过程中，罗伯斯比尔等人不满足于只承认“以合法手段反抗压迫的权利”，也反对把反抗压迫说成是“自然权利”，力图赋予反抗以一种合法形式，强调“把反抗压迫权套上合法的形式是专制的最后表现”。(注：[法]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其结果是，1793年宪法前的《人权宣言》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强化了群众的革命起义传统：“反抗压迫乃是另一些人权的当然结果”。“当社会成员之一受到压迫时，即是对社会的压迫。当 社会受到压迫时，即是对其各个成员的压迫。”“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 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表现在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经常会出现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也许看到“革命”具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后遗症，1795年的《人权宣言》对“起义权”只字未提。但从法国革命到后来的“巴黎公社”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化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三、卢梭的爱国教育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与卢梭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王朝国家时，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一口号。卢梭一方面赞同和继续着这种批判，同时又更加深化了这一理论主题。在他心目中，祖国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给祖国这样定义：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为了加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卢梭的这一教诲在大革命中为革命者所遵从。
(一)公民宗教理论与法国的“最高主宰崇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章中说，为了国家的巩固，增加一些宗教的动机是必要的。法律除了本身产生的那种力量以外，还应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宗教给它的。国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可以促使他热爱自己责任的宗教。天主教不能成为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精神只有利于暴君制。对于国家来说，宗教的教条只有涉及到公民的道德和责任时才是有意义的。“最高权力应当规定一些决定公共行为的教条，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就不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它们的总和构成‘公民宗教’。这些教条非常简单，这就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和关怀备至的神明的存在，未来的 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在其他方面每个人都可 以持不同的见解。但是国家有权驱逐不信仰公民宗教教条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没有 信仰，而是因为他反对社会。同样地，如果有人已经公开声称信仰这些教条，而他的行 为却如同不信仰这些教条的人一样，那么国家就应当处以死刑，因为他在法律面前说了 谎。”(注：《卢梭全集》法文版，第7卷，第258—259页。转引自[苏]沃尔金：《十八 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1页。)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 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敬拜仪式，它是一种没有教堂和教士的宗教，其惟一的教职人员 就是行政官，公民向行政官公开表明他遵守《信仰宣言》忠于国家和个人道德有关的条 款。公民信仰宣言的条款“应由主权者规定”。(注：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5—186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罗伯斯比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在宗教思想 方面也步他的后尘。”(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233页。)“卢梭学说中的‘宗教认可的合法性’，曾明显而又令人信服地被罗伯斯比 尔的公安委员会的宗教政策证实了。”(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页。)这就是“最高主宰崇拜”(注：1789年的《 人权宣言》中就有“最高主宰”的提法。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仍处于宗教不可缺少的 时代，起草者还不可能提出废除宗教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最高主宰”不是天主教中的上帝，而是出自卢梭的自然神论和人格化的神。从策略上看，当时法国大多数人仍然是天主教的虔诚信仰者，这种提法既照顾到信奉天主教人们的宗教感情，又同时满足了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人们的要求。不过，“最高主宰”是什么，只能处在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而随着天主教的摧毁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让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样 子出现在法国人面前。)的确立。
1794年花月18日(5月7日)，罗伯斯比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报告，并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历史学家将其总称为“花月法令”。这是罗伯斯比尔一生中的代表作品。在报告中，他凭个人的信念并从政治出发，希望人民由此树立一种能淳化风俗、强固道德信仰的宗教：“在立法者眼里，凡是对人有用，对实践有益的就是真理……对最高主宰的存想意味着对正义的不断存想；因此，最高主宰的观念是社会的，又是共和主义的。”(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神的存在，来世之说，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4页。)在罗伯斯比尔的建议下，《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获得通过。该法令共15条，最能说明最高主宰崇拜的性质、目的的有：“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一条)“法国人民认为，完成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二条)“法国人民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压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第 三条)“择定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第十五条)(注：参 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 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此法令颁布后被制成大 标语、大幅宣传画，覆盖所有的大街小巷。在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这一天，法兰西共 和国举行了隆重的开教大典、游行和集会。全国的共和国庙门额上刻着“法国人民承认 主宰及灵魂不死”。最高主宰的崇拜产生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反革命武装的力 量，相当数量的农民天主教徒参与了叛乱。
(二)重视教育的思想与人权宣言的传播
卢梭认为，国家依赖着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对此，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而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教育他们爱自由、爱法律、爱祖国。(注：参见[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他还列举了具体的内容，如要让孩子10岁时知道祖国所有的物产，13岁知道祖国各个省份、道路和城市，15岁时通晓祖国的整个历史，17岁时知道所有的法律。
1793年12月1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公共教育法》。其基本原则是教育免费并且公办。不满6周岁的儿童不得入学，儿童在8岁前即应入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不得在儿童于学校至少连续读满3年之前让其退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应将儿童或受保护的未成年人送入初等学校。如有不遵守规定者，应受警事管教法庭的检举。如其不遵守的法令的动机被认为并非正当时，对初犯者处以相当于其所纳税款的1/4的罚金；如属再犯其罚金加倍，违法者将被视为平等的敌人，并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国民公会责成教育委员会提出公民教育中绝对必需的知识的基础书籍，并宣布此类书籍首要的几种为《人权宣言》、《宪法》和《英勇善行一览》。(注：转引自《关于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文教政策》，杨子竞译，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在革命过程中，人们教孩子们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孩子们登上讲坛宣读宪法。(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三)大众节日思想与国家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卢梭还提出要通过节日、公共庆典等方式来培养所有公民的爱国热情。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被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注：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3页。)
罗伯斯比尔把规定国家节日作为公共教育的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说：“应该有整个共和国的普遍和隆重的节日；每一个地区，也有特殊的节日，它们可以是一些休息日，也可以代替那些由于局势紧张而取消了的原来的节日。”“所有的节日都以唤醒使人类生活具有美丽和光彩的普遍感情，唤醒对自由的热忱、对祖国的爱和对法律的尊重为目的。”(注：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巴黎1973年版，第176页。转引自陈崇 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 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他的建议下，1794年5月7日国民 公会通过法令，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每年都将庆祝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 年1月21日、1793年5月31日这些节日。(注：这些日子分别为攻陷巴士底狱日，巴黎人 民起义、废除国王日，处死路易十六日，雅各宾派开始执政日。)法兰西共和国将每十 天分别纪念36个全国性节日。(注：这些节日包括：最高主宰和自然节，人类节，法国 人民节，世界自由节，热爱祖国节，憎恨暴君和叛徒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光 荣和不朽节，友爱节，艰苦朴素节，勇敢节，诚实节，英雄主义节，大公无私节，禁欲 主义节，爱神节，夫妇挚爱节，父爱节，母爱节，孝顺节，儿童节，青年节，成年节， 老年节，灾祸节，农业节，工业节，祖先节，后裔节，幸福节。)可以说，几乎达到了 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比尔都亲自过问，节庆活 动通常都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 ，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
结语
1789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后，举国欢腾，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为此特制了一种扑克牌。在扑克牌的梅花k上画的是卢梭立姿全身像：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作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两个字。
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为卢梭立一座雕像。
1793年春天，国民公会决定把卢梭尊为先贤。
梭罗名言篇9
说卢梭与休谟是明星思想家，是因为两人在生前都已名满天下，死后更是随时间流逝而声誉日隆、影响弥巨，至今拥有不计其数的拥趸。作为极具独创性的思想家，卢梭以其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在政治理论、文学、教育学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可以说，“卢梭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情感以及自己与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关系的方式。”而休谟的影响力毫不逊色。在世时他作为成功的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为人推崇，而他在后世的影响力则主要来自哲学方面，堪称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等比肩的哲学巨人，被罗素称为“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这两位思想巨子的碰撞肯定有精彩无比的故事吗？未必。大思想家也会有简单甚至让人乏味的人生经历，譬如康德。而卢梭与休谟之争历来受人关注，在思想史上也因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而赫赫有名。他们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典型无比的由惺惺相惜到同情、猜忌、背叛、怨怒、决裂和报复的故事。
两位哲学家惺惺相惜的开始
1762年之后的几年中，因《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出版，尤其是后者中《一个萨瓦牧师的自白》，卢梭招致法国和瑞士宗教当局的广泛谴责，被迫四处流浪，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此时，虽素未谋面的卢梭与休谟却相互钦敬并互有很高评价：休谟称“卢梭先生的德行和才赋，我素所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我素所崇拜的”；卢梭则称“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休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在写作时不带任何偏见、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
通过朋友介绍，休谟答应为困境中的卢梭提供一系列帮助，并于1766年1月陪卢梭到英国，为他安排住所，并积极向英王为卢梭申请年金。但事情的结果却是不遂人愿，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因一系列误会、猜忌和反应过度而最终反目成仇。因为小事引起猜忌
引起误会的事本身可说都是小事。一是休谟在安排卢梭到其避居地伍顿时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把特意安排的邮车说成搭了顺风便车（本意是为卢梭提供方便并节省费用），后来卢梭看出是休谟撒谎就对其生疑；二是休谟通过朋友关系费尽心机从英王那里为卢梭申请了一笔年金，可卢梭希望过段时间再定夺是否接受，却被休谟理解为他有意拒绝而故意让休谟难堪。
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中，双方并不协调的反应也成为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其中一次是1766年1月休谟陪卢梭到英国的途中在睡梦里大叫“我留住了让-雅克・卢梭”，让因担心受迫害而四处流浪的卢梭惊出一身冷汗。另外一次是1766年3月双方在已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半敞心扉至相拥而泣，随后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卢梭认为休谟是欧洲大陆存在的旨在迫害、诋毁他的反卢梭联盟的同伙，认定休谟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休谟则认为卢梭是冷酷无情、忘恩负义的怪物和恶棍。为此，卢梭以其特有的文采写了几乎让人窒息的与休谟的绝交信，休谟则将他的辩护及相关材料以《对大卫・休谟与让-雅克・卢梭之间纷争的一种详细的说明》为名，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在法国和英国出版。1767年5月，卢梭离开英国。卢梭与休谟的关系就这样以悲剧收场。在名人围观、参与下成为席卷整个启蒙世界的战斗
事件本身已让人匪夷所思，却又因以下几个原因而被剧烈放大，在整个启蒙时代产生剧烈震动并以其持久不衰的影响而一直受人关注。
首先是两人的个性及其中隐含的不协调。卢梭向以敏感、自尊著称，甚至有些神经质。再加上因其著作中包含的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而受到来自政府和教会的驱赶、恐吓、迫害，来自先前友人的误解、嘲讽乃至围攻，来自受蛊惑的普通民众的憎恨、攻击，他就更加敏感多疑，认为周围所有人都在陷害他，这也被人称为“被迫害妄想狂”，导致他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哲人闹翻，张扬的伏尔泰就不用说了，甚至连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人都成为卢梭心目中的敌人。
休谟虽是当时公认的“好人大卫”，善良宽厚，坦诚和蔼，但他同时还有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极其重视名声。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在认定受到卢梭误会及自认为认清卢梭“真面目”后利用一切机会四处辩护、散播自己与卢梭关系的细节，并在几件事上明显反应过度乃至处心积虑地转守为攻、步步紧逼，直接加重了与卢梭的误解和分歧，使他们的反目几乎不可避免且迅速恶化。
梭罗名言篇10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散文；自然与人；工业文明
I106.6
梭罗作为现代生态文学的开创者，其代表作《瓦尔登湖》虽然早在1949年就由徐迟译成了中文，但因为接受语境的错位，在中国读者中长期以来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们在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和超前消耗中，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生存环境却日趋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加疏远、紧张，精神世界也愈趋苍白空泛。在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恶化之际，一少部分较“前卫”的诗人、作家率先注意到了梭罗这位曾在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的美国作家，他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他对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倡，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不啻是一副缓解当前中国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的良药。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汲取了梭罗思想和创作的精华，在散文领域逐渐出现了“生态散文”的创作趋势。
所谓生态散文，并不是一般地描写自然风光中人与自然的闲适感，而是在散文文本中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出发点，倡导人类与自然的万物平等共处，激发起人类与自然世界相联系的审美情感，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途径。[1]虽然有诸多散文作者出于不同的创作背景都有可能涉及到其中的部分内容，如迟子建展现东北黑土地魅力的散文、云南作家陈川写给乡村的最后牧歌，都是能够带人领略家园之美的佳作，但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近年来专门致力于生态散文创作并取得了较高成就和较大反响的苇岸、刘亮程、周晓枫、徐刚、李存葆等散文作家，他们的创作不仅为当代散文开拓了新的领域，也在丰富的审美感知过程中推动着读者生态意识的建立。
一、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倡
“自然”在中国当代散文中，虽一直并未缺席，从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总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它也一直不曾获得过主体的地位。它要么是杨朔、刘白羽笔下抒发壮志豪情的载体，要么是余秋雨、周涛考察历史文化之重，抒发生命之思的依托。这种“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根深蒂固的物―情―理的象征式构思模式，“其实隐含着一种不乏粗暴、武断的思维方式，主体高高凌驾于自然万物，主观武断地将自然对象纳入自己的象征体系，使万物绝对地因‘我们’而存在，完全剥离了‘它们’的客观自足性。”[2]在被这种表达程式培养起来的当代读者的审美视野中，梭罗的《瓦尔登湖》无疑具有深刻的震撼力。他将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之中，瓦尔登湖里湖外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散文中的主角。“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岸是它浓密突出的眉毛”，[3]175而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智慧人则只是这个整体中的平等一份子。他象个谦卑的学生一样只是去聆听、观察、思考。他目睹过两个蚂蚁民族之间残酷血腥的斗争，难忘鹧鸪幼雏那宁静、纯洁、和它所反映的天空同样久远的眼睛，他和木屋里的老鼠玩“躲猫儿”的游戏，和潜水鸟在湖上玩耍般地“对弈”：那奇特的鸟时而狂笑一阵，时而又大声哗笑，时而放声大笑“我”的白费力气，并且相信它自己是足智多谋的。他聆听到湖上冰块开裂的“咳嗽声”，听到狐狸爬过积雪的声音，他还听到猫头鹰用了最沙哑而发抖的声音侮辱、警告那些来自赫德森湾的闯入者――飞蛾，他猜测猫头鹰是用这不寻常的声音对飞蛾说：“你以为在夜里的时候，我在睡觉，你以为我没有你那样的肺和喉音吗？”他无比尊敬这一切生物，将飞来停留在肩上的麻雀看作是佩戴任何的肩章都比不上的光荣，他将兔子和鹧鸪看作是“古老而可敬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梭罗以他新鲜生动的文字向我们展示：自然是一个有着内在价值的言说主体，当人不再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不再以林中的树木作为砍伐的对象、不再以林中的动物作为捕猎的对象时，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而且他的耳朵更加灵敏，视觉更加发达，也更接近于智慧。这种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自然万物的整体性，承认自然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将个体置入整体系统的鲜明的生态型。
梭罗在中国最忠实的追随者苇岸在《我与梭罗》中坦陈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他的写作和人生具有“奠基”意义，“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梭罗使我皈依了散文”。[4]苇岸对梭罗的接受是直抵本质的，“梭罗的本质主要的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4]在苇岸看来，“人的完整性”体现在他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它。正是因为对梭罗精神的深刻理解，苇岸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呈现出了中国散文的新质――“土地道德”（Land Ethics）。“土地道德”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利奥波特（他被人们称作20世纪的梭罗）首倡，是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包括土壤、水、物种、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等的延伸，简言之，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5]苇岸用心地领略并思考着与他平等的一切众生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蚂蚁营巢的不同方式，日出与日落在时间和形态上的差别，麻雀在日出之前与之后叫声的不同，喜鹊和麻雀这两种留鸟各具特征的飞翔姿态……他在普通人早已程式化的视野之外竟然体察到了那么多本来存在但却一直为我们视而不见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特征。
在他未完成的遗作《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中苇岸彻底摆脱了现代社会线性时间的束缚，通过观察古老农耕社会符合自然节律的二十四节气之间细微的嬗递和农事舒缓的变更，来体会大自然微妙的灵性和富于启示性的细节，带领读者去领略自然本身准确、奇妙和神秘的运行节奏，在喧嚣急促的现代社会中以他精美纯粹的文字让人去体会融入自然的完整性。比如立春：“外面很亮，甚至有些晃眼。阳光是银色的，但我能够察觉得出，光线正在隐隐向带有温度的谷色过渡。……它还带着冬天的色泽与外观（仿佛冬季仍在延伸），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而谷雨时节，“麦子拔节了，此时它们的高度大约为其整体的三分之一，在土地上呈现出了立体感，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开始显露出了男子天赋的挺拔体态。野兔能够隐身了，土地也像骄傲的父亲一样通过麦子感到了自己在向上延续。”[6]与“弃绝于自然而进入数字化生存的人们”的生存时空相对照，简约、生动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虽只到谷雨就随着作者的离世戛然而止，但它却开启了人在自然这个整体中另一种更为本原的生存方式。
除了苇岸之外，有“中国的梭罗”之称的刘亮程（虽然这一称呼并不恰当），在《风中的院门》《一个人的村庄》等散文集中，也以一种平等的、友爱的、审美的目光守护着新疆那个叫“黄沙梁”的人畜共居的村庄。这里的阳光雨露、花草虫鱼、颇通人性的驴、尽职尽忠的狗、执着的蚂蚁和蜣螂、默默死去的甲虫都以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自在质朴地存在着，进行着类似于人的生命体验。在《那些鸟会认人》中鸟俨然成了我的邻居之一，它们有脾气，有性格。“鸟跟我们吵过好几架，有点怕惹它们了”，其实是鸟误解了人的好意，当误解消除之后，院子里做窝的麻雀会随着“我”去割草、跟着大哥去打柴，而且“大哥装好柴后它们落到柴车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火上，一直乘着牛车回到家”。就是那些偶尔路过的喜鹊或黄雀，飞累了落在树枝上歇脚时，也会象无所不知而又热心助人的巡逻官一样，高高在上善意地训我们几句：“那堆包米赶紧收进去，要下雨啦。”“镰刀用完了就挂到墙上，锨立在墙角，别满院子乱扔。”[7]这样家常、亲切、和谐的场景在黄沙梁比比皆是。黄沙梁的世界因为有着生界万物的参与而变得博大和深远，作者的情感也因为有着大自然的浸润而格外细腻和敏锐。刘亮程凭借一种亲人般的关注恢复了我们和整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着的血脉亲缘。
新生代散文家周晓枫是近年来致力于生态散文创作的新秀，从出手不凡的《它们》到《鸟群》《斑纹》《翅膀》等，其美轮美奂、流畅精致的文字堪称中国生态散文中的“美文”。如果说梭罗对于苇岸和刘亮程的影响主要是生态意义和生存态度上的，那么对于周晓枫来说，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重美学上的启发意义。对于梭罗生态思想的重视使人们多少有些忽略他的散文的美质，譬如善用修辞、幽默风趣、意蕴深远等。周晓枫在对“它们”投之以平等、亲切的凝眸之际，酷爱修辞的她还赋予了文字飞翔的力量，将汉语的凝练、想象之美推向新的高度，其散文可以看作是对《瓦尔登湖》从思想到修辞的遥远呼应。且看她在《鸟群》中的几个片段：“鸟是神的拟态。人们想象中的天使，就是根据人与鸟的结合形象设计而出。……我对鸟抱有永久的惊奇，它们令我感慨于造物的精巧安排：啄木鸟每天在坚硬的树干上敲呀敲的，却不会得脑震荡；仙鹤穿着细黑的高筒靴子，不怕站在寒冷的雪地上；鹈鹕松驰的下嘴唇，松鸦严谨的八字胡；黑鹭的蝙蝠侠斗篷，企鹅的黑白晚礼服……除了风格迥异的鸣啭方式，它们还有各自独特的飞翔节奏，或高或低，或收或展：海鸥的圆舞，佛法僧的弧步，雨燕的华尔兹，大雁的集体舞……鸟优美地起伏身体，天空中充满生动的舞蹈。”[8]
二、文明批判：对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的反思
“一所精美的房子又有何用，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容忍的摆放它的星球？”梭罗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思考的问题在二十世纪末才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域。人们似乎是突然之间不得不面对一连串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温室效应，酸雨污染，大气臭氧层遭到破坏，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们发现在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的同时也不得不去关注我们居住的地球、地球上的土地和环境。正是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使梭罗在中国重新被发现并且持续地“热”了起来。据统计，自199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至今，国内已有六个不同的中文译本，另外还有英文的各种编选版本。数年来《瓦尔登湖》一直是各个书店摆在显眼位置的畅销书，其中的精彩片段也被陆续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和大学语文教材。[9]
《瓦尔登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可能性，而且率先预见了以消费主义、技术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弊病。一方面现代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人类能够轻易地大肆征服自然，另一方面现代文明最充分地激发了人的欲望，并使这种永无满足的欲望指向大自然，把大自然仅仅视为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和资源。产生于19世纪末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在二战之后逐渐在欧美各国成为主流价值倾向，它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消费主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更造成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恶化。对那些只想到金钱的价值的农场主，梭罗不无愤慨地指出：“在他的田园上，没有一样东西是自由地生长的，他的田园没有生长五谷，他的牧场上没有开花，他的果树上也没有结果，都只生长了金钱；……在一个高度的文明底下，人的心和人的脑子变成了粪便似的肥料！”[3]185梭罗在那个时代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3]6如果要摆脱这种为金钱奴役而带来的绝望，只有彻底抛弃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过一种简单而拥有丰富精神生活的生活，“我们必须学会再次醒来，并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靠机械的帮助，而是靠对黎明的无限期望。”[3]84梭罗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生活简朴、精神崇高”的生活方式为当时开始在精神和生态危机中沉沦的人类带来一股清新健康的空气，并为后人在文明的沙漠中保留了一小片荒野中的绿洲。
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不仅将消费品推向世界各地，更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向世界。“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10]中国也不例外，“仿佛一夜之间，天下只剩下了金钱。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止于肉体。”[11]3宣称生活在梭罗“阴影”中的苇岸，对“大地上的事情”的热忱关爱毋宁说同时也是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喧嚣、污染、放纵和掠夺的坚决抵制。他从鹊巢高度的降低悲哀于“被电视文明物品俘获的乡下孩子，对田野的疏离”，从果实累累的大地上领悟到“土地最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为此，苇岸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把人与土地维系在一起的前现代社会才是人类生长的健康环境，“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不光污毁了自然，显然也无益于人性”，“有一天，人类将回顾它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它将发现是一七一二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了第一台原始蒸汽机。”[11]39对工业文明这种发自内心的悲哀的抵触，使苇岸在生活中也选择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方式：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为了不增加地球的负担宁愿不要孩子……也许苇岸的生存方式与他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是极端的，但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精神却能够警醒无数被物欲与消费蒙蔽了五官与心灵的读者，这也是一共只创作了17万字，英年早逝的苇岸越来越被更多人所喜爱的原因所在。
创作了与《瓦尔登湖》同列为“绿色经典文库”的《伐木者，醒来》的徐刚，从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生态散文的创作。几十年来，他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推出了《绿梦》、《中国风沙线》、《倾听大地》、《地球传》、《长江传》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他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大量的真实数据直面中国土地荒漠化、江河与湿地、森林等生态问题，表现出鲜明的反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倾向。“当我们从生态自然这些角度去考察这个世界时，不得不沮丧地发现：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暂时的，而由此带来的衰退和混乱却是持续的乃至无法挽回的。”“聪明绝顶的人们正在共同地、世界一体化地做着同一件蠢事：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人生至上的目标！”[12]
这个在崇明岛长大的农民的儿子，在这举世滔滔皆言利的年代，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森林的茂盛、为江河的奔流，为地球的无恙，为家国的安宁而奔走呼告。其代表作《伐木者，醒来》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报导滥砍乱伐造成森林的锐减，以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当今全球范围的诸多生态危机的原因，提纲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森林和自然的认识，颠覆了传统观念，并深深影响了高层的决策。当时的林业部长说：“我们应该感谢徐刚，他在我们的背上猛击了一拳！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自此，林业由以采伐木材为主开始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进行艰难地转变。[13]在随后的系列散文中，他一如既往地为云南被外国商人掠走的红豆杉而呐喊，为我国成为号称世界第一的木制铅笔生产大国而痛心，为福建尤溪35万亩竹林的繁盛永续而欣喜……他综合了国内外生态学、环境学、森林学、水利学、物种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材料和历史文献，以诗人的激情与以天下为己任的生态责任感熔铸出大气磅礴、独具一格的徐刚体生态报告文学，让更多的读者幡然醒悟：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原来只是建立在人类的无知与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的一个谬误，如果继续下去，“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14]同样以大视野、大境界侧重写生态环境的恶化，向人们发出生态预警的还有李存葆的《鲸殇》《大河遗梦》《霍山探泉》《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女作家王英琦的《愿地球无恙》《甲戊年江淮奇旱记》等。
生态散文作为一股方兴未艾的散文创作潮流，其审美意义与社会意义是并驾齐驱的，海德格尔曾有名言：诗人的本质就是还乡，如果说这家乡在过去还是充满诗意和想象的伊甸乐园，那么距离天堂更远了一步的现代人只要还拥有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草长莺飞的大地，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梭罗早就说过――“说甚天堂！你侮辱大地”，[3] 188为了我们地球人共同的家园，是到了抛弃无限度地物质性的消费主义伦理，重建新的生态伦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在美国被誉为“绿色圣经”，在梭罗离世一百多年后的1985年它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仍然高据榜首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安静的书已经影响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瓦尔登湖》相比，国内已有的生态散文创作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上至今尚无能与《瓦尔登湖》相提并论的名作，我们依然生活在梭罗的“阴影”之中。随着更多的人生态责任感的觉醒，我们有理由期待着中国的生态散文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精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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