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明帝数岁十篇

晋明帝数岁篇1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①。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②。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便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译文

晋明帝才几岁的时候，一次，坐在元帝膝上。当时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向他问起洛阳的情况，不觉伤心流泪。明帝问父亲什么事引得他哭泣，元帝就把过江来的意图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于是问明帝：“你看长安和太阳相比，哪个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显然可知。”元帝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第二天，召集群臣宴饮，就把明帝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并且再重问他一遍，不料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惊愕失色，问他：“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回答说：“现在抬起头就能看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

注释

①“晋明帝”句：按：晋元帝司马睿原为安东将军，镇守建康。后来京都洛阳失守，怀帝逃到平阳，不久，长安也失守。晋愍帝死后，司马睿才即帝位。其长子司马绍后继位为明帝。

②“具以”句：按：晋元帝为琅邪王时，住在洛阳。他的好友王导知天下将要大乱，就劝他回到自己的封国，后来又劝他镇守建康，意欲经营一个复兴帝室的基地。这就是所谓东渡意。

词语注释

洛下：洛阳方面。

涕：眼泪。

具：详细。

东渡：东迁

意：原委。

晋明帝数岁篇2

比司马睿更为可怜可叹的，是他的儿媳妇，明帝的皇后庾文君。《晋书列传》显示，此女也有陛下之尊称，咸和年间，“公卿奏事称皇太后陛下”。以女性被称陛下者，前无古人，后来者武则天，比她晚了370年。

庾文君，河南鄢陵人，十余岁时，随父亲庾琛南渡，居会稽。一说其成长于江南，恐怕有误，永嘉五年，她已然年方二八。当然，庾文君也确实有江南女子的风韵，《晋书》赞她“性仁慈，美姿仪”，《太平御览》赞她“令仪淑美”。就是说，她不但容颜娇美，性格贤淑，坐卧行止，亦无一处不优雅。

当时皇室最佳的联姻方案，应是“王与马，共枕席”。然则庾文君太出类拔萃了，尽管她比太子司马绍(晋明帝)大三岁，元帝仍然聘她做了太子妃。永昌元年(322)，王敦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兵变，与江南大族沈充组成联军，很快攻下建康。司马睿无力翻盘，只好媾和，委屈加窝火，一命呜呼。明帝即位后，被迫给予王敦“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覆上殿”的待遇，政局稍稍稳定，便册封庾文君为皇后，“以后兄中领军(庾)亮为中书监”。

晋明帝与王敦，属于冤家对头。王敦有大功于朝廷，但是其人“心怀刚忍”、“敢肆狂逆”，仗着手中握有枪杆子，从来不把皇帝当回事儿;晋明帝颇有勇略，王敦忌惮，曾要挟元帝废太子，未能得逞。君臣彼此不待见，明帝尚能隐忍，王敦先坐不住了，竖起大旗造反;明帝也不是吃素的，微服察看军情，亲自指挥战斗，结果，王敦病死军中，叛军也被击败。

斯役，“流民帅”苏峻因功崛起。

南宋的赵构曾讥笑东晋的几个皇帝苟安江南，不思进取，他固然缺乏资格，但也不无道理。东晋君臣之间常常窝里斗，从晋元帝到晋成帝，历三代仅区区八年，流民问题尚未解决，王敦又闹过两次，哪有工夫恢复中原！晋明帝倒也想励精图治，可惜身体不帮忙，在位三载，即英年病逝。

成帝司马衍即位时才五岁。按惯例，要么母亲以皇太后身份出来帮衬，要么托孤。知妻莫如夫，明帝大概其了解庾文君无心政治，也就选择了托孤，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大臣依次是：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丹杨尹温峤等。明帝不愧谥号为“明”，确实很精明，以同族的司马羕为首辅，与大舅子庾亮一起护航幼帝，王氏家族的势力势必得到抑制。但是，他千算万算，却始终没有算到问题会出在大舅子庾亮身上。

庾亮极不安分，他觊觎司马羕的首辅地位，私下里联合同样不甘心的王导，二人一拍即合，剑指司马羕。由于其时政出尚书，印把子在司马羕手里，负责朝廷宿卫的左、右卫将军分别是司马宗和虞胤，这两位也都是司马羕的人。庾亮没辙，遂与王导商量，将皇太后庾文君推上前台。

《资治通鉴》载曰：“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那么多顾命大臣都健在，有必要效法邓绥吗？庾文君丝毫没有权力欲，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拗不过大家的“好意”，勉为其难，临朝称制，的第一道诏书：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共同辅政。谁在背后搞鬼，不言而喻。事已至此，司马羕只能下野，其马仔也相继换了岗位。

晋明帝数岁篇3

据说芈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

中古时代，天文星占是重要的一门学问，它主要并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是为了预测国家命脉和军国大事的起伏。一事（天象）一占（占卜）一验（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是史书解释历史的一种重要模式。

纵观历史，芈月也罢，武则天也罢，皆牵系星象。古人之星象占卜，真的那么神奇吗？

恰巧又看到一史记之事，说的是东晋女李陵容。李陵容本是奴隶，皇帝生不出儿子找到她，结果生了儿子，当了太后。

如果说薄姬当上太后是因为运气够好，那么李陵容成为太后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她的发达只是因为她拥有健康强大的身体素质。

李陵容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妃子，当初，司马昱还只是会稽王的时候，她只不过一个在宫中做粗活、打下手的宫女，她出身贫寒，从小就被卖入王府从事纺织工作，来历无人知晓。因为李陵容的样貌身材让人不敢恭维，她身上有一些当时的中原人不具备的体貌特征：人高马大，皮肤黝黑，头发卷曲，也因此被人戏谑地称为"昆仑",另外，也有人叫她"昆仑奴".至于她外貌体态的样子，《晋书·后妃传》用"形长而色黑"来概述，《资治通鉴。晋纪》说她"黑而长",《续晋阳秋》称她"形长色黑".这三本史书的记录虽然略有不同，但依然可以推断，她一定是，人高马大、肤色黝黑。

由此可见，皮肤白净润泽，是魏晋美女的首要标准。李陵容的身材虽然颀长，但皮肤黝黑却成了她的致命伤。所以，"本出微贱"的她，只能在王府的纺织车间籍籍无名地做事，并且还被人嘲笑，将她唤作"昆仑",似乎就要这样下去一辈子，年复一年，这个女子的绚烂似乎永无机会绽放。

司马昱，东晋第八任皇帝。父亲是晋元帝，他三岁封琅琊王，七岁封会稽王，二十五岁当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书事，二十六岁辅政，四十六岁当丞相、录尚书事双兼会稽与琅琊王，五十二岁当皇帝，成一国之主。但是，当英雄得志之时，有一件事让司马昱很烦恼，即《晋书》所讲的"会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废黜，献王早世，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当时，司马昱曾有过三个儿子，可是全都夭折了。之后，姬妾们就再也没有为他生过孩子。司马昱担心自己的江山事业无人继承，又为此招纳了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子入宫。但是不知原因何在，"播种"了几年却始终没有儿子。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司马昱对儿子的渴望简直迷了他的心窍。

此时，有人把一名相士介绍给了司马昱，据说这个相士道行很深，特别会看女人，只要女人从他眼前一过，他就能马上知道女人能生男孩还是女孩。这让司马昱欣喜若狂，他毫不犹豫地将为自己的儿子找娘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了这位相士。相士把司马昱所有的姬妾都观察了一遍之后，断言没有一个能给他诞下儿子。但是司马昱并不死心，他让相士将选妃范围扩大到王府里所有的女人，每一个女人都让相者一一验看。当看到李陵容的样貌时，相面先生终于吐出："就是此人。"大费周章、历经波折的司马昱，终于在最后发现了李陵容。

李陵容的样貌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堪入目，难以接受的。对于相士给自己找的这样一位老婆，司马昱心里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但考虑到传宗接代的大业，他还是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召之侍寝".不久，李陵容果然顺利怀孕。李陵容为此还告诉宫中其他女人，她曾梦见"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以为吉祥".司马昱一听也觉得事有蹊跷。几年的时间里，李陵容先后为司马昱生下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正所谓母凭子贵，李陵容在宫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公元371年，五十一岁的司马昱登上了皇位，封李陵容为淑妃。由于司马昱并没有册封过皇后，因此李陵容在实际上就相当于后宫之主。两年后，司马昱驾崩。十岁的司马曜顺理成章地继位为孝武帝，作为母亲的李陵容地位也是一路扶摇直上，成为尊贵的皇太妃，仪式服装上已与太后基本相同了。二十年后，李陵容的次子司马道子上书，劝哥哥封母亲为皇太后。司马曜听从了弟弟劝谏，不久尊母亲为"皇太后".司马曜驾崩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当皇帝，又尊奶奶为"太皇太后",李陵容的地位又再升一级。就这样，长相普通、出身卑微的李陵容仅仅因为"碰巧",不仅飞上枝头变成成了后妃，而且还因为生了儿子的原因，母凭子贵，使得她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的后宫中，一直被夫君所眷顾，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地位。更幸运的是，她的儿子、孙子们，一个个都顺利地继承了帝位，她的后半生反而越过越好，一路富贵。纵观历朝历代的后妃命运，这可是十分罕见的。李陵容命中似乎注定是为了"生天子"而来的，所以，在婚姻和生活中，她的人生虽然乏善可陈，了无生趣，但作为母亲、女人，她无疑是幸福、幸运的。

这些个神奇的女子，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徒留下神秘，叫我向往破解其情其景。

芈月传观后感850字（二）

都说每个女纸都有过公主梦，每个婆婆心中都有个太后梦，比起易碎的"公主梦"大多数人可能更愿意选择"太后梦",因为公主未必能成为皇后，皇后未必能成为太后。如今，从《芈月传》开播起，女人心中的太后梦又一次起航。

还记得《甄执》中最后一集，甄痔后去看宜修，当宜修说自己才是母后皇太后，甄炙底约汉突噬仙桃榉馑为皇后，不过这要在宜修活着的时候。这也是甄衷谧詈笠豢谭鬯榱硕苑降"太后梦".所以在"活得久"这件事情的前提下，变成太后的人才是笑到最后的人。有太后梦的人除了皇帝皆是敌人，其余阻碍的人都得死。要知道武则天也是"天后"、"皇太后",最终才实现了"女皇梦",所以太后身份就是她进阶的路石。

太后，封建时代帝王母亲的尊称，始于秦昭王，以后历代皆然。每次看后宫戏时对于各种太后都有点"不明不白",所以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太后制度：皇帝以嫡子身份继位的，生母（先帝皇后）则以嫡母为皇太后；无生母，则以先帝皇后（继任皇后）为皇太后；生母、先帝皇后皆无，则以抚育皇帝的先帝嫔妃为皇太妃，有时也加封为皇太后；皇帝以庶子继位的，则以生母为皇太后，如果嫡母也在，则并为皇太后，且嫡母皇太后通常位在生母皇太后之上；但是生母身份过于低微的，不能称太后，最多只能被尊为皇太妃；皇帝以旁支入继的，以继母（先帝皇后）为皇太后，且须认继母为嫡母。另外还有一种影视作品上少有称呼的褓太后，北魏时期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实施"母死子贵"制度，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皇子一律被赐死，幼龄皇子仍然需要旁人的呵护，因而出现所谓的保太后（或褓太后），即在新帝登基之后以保姆为皇太后。

晋明帝数岁篇4

历代王朝中，帝王最少的是王莽的新朝、北朝的东魏，均仅历1帝。

历代王朝中，帝王平均寿命最长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平均每帝享年54岁。

历代王朝中，帝王平均寿命最短的，是北朝时的北周，平均每帝仅享年22岁。

历代王朝中，延续最久的是周朝，共800余年(西周300余年，东周515年)。

历代王朝中，存在时间最短暂的是北辽，均仅一年多。

历代王朝中，帝王平均在位年数最长的是清朝，自公元1644年统治全中国至公元1911年灭亡，历267年，传10帝，平均每帝在位近27年。

历代王朝中，帝王平均在位年数最短促的是北辽，自公元1122年3月立国至公元1123年灭亡，仅历19个月，传4帝，平均每帝在位不足5个月。

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享年89岁。(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计年不准确，故不计)。

历代帝王中，寿命最短的帝王是东汉殇帝刘隆，2岁即亡。

历代帝王中，即位时年龄最大的是武则天，时年已67岁，其次是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年已65岁。

历代帝王中，即位时年龄最小的是东汉殇帝刘隆，出生仅百余日。

历代帝王中，在位最长的是清朝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享位61年。

历代帝王中，在位最短促的是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仅半日。

历代王朝中，帝王结局最惨的是十六国时期的西燕、南朝的梁、隋朝。西燕的7个帝王、梁朝的8个帝王，隋朝的5个帝王，全部被杀，无一善终。

历代王朝中，帝王结局最幸运的要算南朝的陈朝，5个帝王全部病死，无一横死。

历代帝王中，经历最奇特的是南宋的恭帝，他幼时在临安(今杭州 市)为南宋的帝王，青年被元军俘往大都(今北京 )，降为元朝的臣子，又被迁居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 县西北)，中老年被遣入西藏为僧，成为佛门高僧和翻译家，最后因文字狱被冤杀。

历代帝王中，结局最荒唐的是东晋武帝司马曜，因酒后一句戏言，为爱妃命婢女将他闷死。

历代帝王中，对文艺最有贡献的是唐明皇(玄宗)李隆基，他对戏剧、歌舞、音乐都深有研究，创建过戏剧活动中心——梨园，被历来的戏曲艺人尊为梨园祖师。

历代帝王中，最能赋诗的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他赋诗甚多，后人收编成《魏文帝集》，其诗语言通俗，描写细致。

历代帝王中，最有文采，善于作文填词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词多以白描手法和贴切的比喻，前朝之作多写宫廷靡华生活，后期之作多反映亡国之君的衰痛，留传至今有《南唐二主词》。

历代帝王中，最精于书画的是北宋微宗赵佶，他的书法自成一派，称瘦金书，绘画擅长花鸟，作品流传至今。

历代帝王中，最善于木工的是明熹宗朱由校，他曾制成一座乾清宫的模型和蹴圆堂模型五间，都小巧玲珑。

历代帝王中，最爱旅游的是西周穆王，据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他最远西游到大旷原(今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草原)。

历代帝王中，最荒唐的是西汉昌邑王刘贺，此君在位27天，却干了1127荒唐事，被大臣们所废。

历代帝王中，最热衷于科学的皇帝是新朝王莽，他曾命医生进行过最早的人体解剖，也间支持过最早的飞行实验，他还是最早的人工食品的研究者，进行过人造乳酷的实验。

历代帝王中，最好色的当数后梁朱温，他酷爱女色，mop.com L如禽兽，连儿媳们都不放过。

历代帝王中，最无耻的是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了能当皇帝，竟称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国家屏障燕云十六州于契丹。

晋明帝数岁篇5

下面我们就来领教一下两个成功者的本事。

西晋皇后贾南风

这是一个黑矮粗胖的娘们儿。黑矮粗胖的女人，稍有点身份的老百姓都不愿要，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还拣这剩酪儿？却原来，贾南风的老爹对晋武帝(晋惠帝的老爹)有过恩，再加上使劲讨好当时的杨皇后，于是为太子定下了这门亲事。贾南风的老公，亦即后来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二傻子，凡事只知嘿嘿傻笑，因此也没法反对。就此阴错阳差地结下了这门婚事，也为西晋王朝找好了掘墓人。

对于丑陋的人，人们往往寄希望于他(她)的心灵，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阿西莫多。而这位贾皇后，偏偏表里如一，黑胖娘们儿不但好权善妒，而且风流成性。二傻子司马衷满足不了她的需求，于是自己想法找乐。

贾南风先是和太医令程据搞在一起，后又开始让手下到大街上去随机抓“帅哥”。怎么抓呢？被派出去的人就编了这么一套嗑：“俺们家有人得了病，去找巫婆，巫婆说，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男人到俺们家来，方能化解。如您能前往，定有重谢。”小伙子们一听，这是成人之美，那就去呗。结果，被领进皇宫以后，和皇后贾南风一阵云雨，又被杀人灭口。真个是有去无回啊。当然，也有例外，洛阳城南有个派出所的协查员，忽然穿上了非常漂亮的衣服，所佩珠宝也皆是罕见的宫中之物。主管领导把他叫去询问。他原原本本一说，自己如何被骗进一片深宅大院里(即皇宫)，如何被迫和一黑胖娘们儿苟合，又如何得到赏赐并被放出来。如此这般。看来，这小伙子是把皇后伺候舒服了。

平心而论，上帝给她关了一扇门，又给她开了一扇窗。贾南风尽管有千般丑恶、万般无耻，她还是有一项能耐能在宫里立住脚，而且把手伸很长，就是权术。史书说她“妒忌多权诈”。看来，权力不仅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贾南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先杀死杨骏，诛其亲族数千人；又杀死司马亮及其党羽；最后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反手除掉年仅21岁的楚王。贾南风从妹妹那儿抱来一个男孩，冒充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太子。一路杀将过来，也把她的欲望挑逗得愈加斗志昂扬。

贾南风要的只是一种动物需求。她的偷情即没有情调，也缺少技术含量。和她比起来，萧太后的偷情就诗意得多。

浪漫多情的萧太后

萧太后原名萧观音，她死的时候才35岁。她在本质上更像个浪漫多情的文学女青年，而且细腻胆大，敢暴露私密细节，比当前用下半身写作的女人们厉害多了。后者只是身体好，却无才气，而萧太后有才有情又敢落实，颇不一般。本来，萧观音和老公耶律洪基(辽道宗)的关系不错。虽然大辽国在军事上给大宋朝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文化上已经汉化得很严重，耶律洪基和萧太后都是不错的汉语诗人。两人曾经用诗歌互相唱和。萧太后写了《回心院词》十首给耶律洪基。随便摘一首录下：“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使秋来辗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其他内容大致差不多，都是殷殷等待自己丈夫前来睡觉的急迫和焦虑。

把这么一个诗兴和青欲都相当旺盛的少妇天天憋在家里，早晚得憋出事来。果然，萧观音把自己的诗歌拿给汉族伶人赵惟一弹奏，逐渐地就擦出了火花。终于有一天，两人按捺不住，做成了好事。并写了一首诗赠送情郎哥哥：“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云，曾窥飞燕入昭阳。”诗里面深情款款地藏了情郎的名字。露骨到这种地步，那就活该她倒霉。事情很快败露，大臣耶律乙辛在给皇帝的告密信中，对偷情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命酒对饮，或饮或弹，至院鼓三下，敕内侍出帐。(单)登时当值帐，不复闻帐内弹饮，但闻笑声。(单)登亦心动，密从帐外听之。闻(皇)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声言曰：‘奴具虽健，小蛇耳，自不敌可汗真龙。’(皇)后曰：‘小猛蛇，却赛真懒龙。’此后但闻惺惺若小儿梦中啼而已……”

任是哪个男人，见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有这样的细节，也得活活气死，何况皇帝乎？他自己的女人可以闲着不用，别人用一下，那就是滔天大罪。于是，赵惟一全家抄斩，萧太后三尺白凌吊死。

男人是先征服世界再去征服女人，女人则是先征服男人再去征服世界。

经过几千年历史证明的这样一句哲理中所说的女人当然不是指一般庸常的女人，而是有史以来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身边的女人，可是综观这些能征服皇帝的女人的身家背景，不管其出身高贵或是卑*，无不有着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所以“不爱江山爱美人”，“得美人而失天下”的君王时有人在。可是西晋王朝中第二代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却不是这样，书中记载的贾南风“个头矮胖，皮肤黝黑，大眼眉端有一块疤”，而这样一个难看的妇人，却能在错综复杂的西晋王朝中，在长达30年的皇宫岁月中，竟能运用政治铁腕与变化多端的权谋，一步步将国家的最高权柄揽在自己的股掌之间，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后人研究的不一般的女人。

贾南风出身于功臣名门，她的父亲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人，在晋朝初期，历任司空、司中、尚书令、太蔚等职，是西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炎——也就是后来贾南风的公公的心腹大臣。据史料记载，贾充颇有刀笔之才，很能体察帝王心意，所以深得司马炎的宠信，俸禄也优于群僚。

在邓立勋、李润英编著的《中国历代权谋家》一书中就对贾南风的身世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书所列的权谋家只有十人，皆为历代皇帝身边的男性幕僚，和这些权谋家并列的唯一女性便是贾南风，可见贾南风的权谋属于女人中的典范。

贾南风的母亲郭槐是贾充的第二夫人，贾充的第一夫人李氏因为父案牵连而被放逐。郭槐生性嫉妒心极重，即使连自己儿子的乳母也时时防范，捕风捉影，肆行妒杀。一次乳母抱着郭氏三岁的长子在阁廊玩耍，贾充路过，看见自己的儿子很可爱，就逗着玩了一会，不想被郭槐撞见，认为贾充和乳母有私情，妒火中烧，便指使人把儿子的乳母鞭E致死，后来儿子因想念乳母而亡。郭氏二儿子的乳母也同样被猜忌和贾充私通而被迫致死，二儿子也同样因为年龄小离不开乳母而离开人世。贾充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儿子，这就是历史上“郭女绝嗣”故事的由来。郭槐还有两个女儿，那就是大女儿贾南风和二女儿贾午，贾午在做姑娘时，就经常躲在客厅的屏风后面窥视来访的宾客，有一次，发现司空椽韩寿风流潇洒，便一见钟情，托伺婢转给韩寿情书和信物，后来贾午还叫婢女“呼寿夕入”，韩寿便“逾坦而入，家人莫知”。当时皇上曾经把西域国使者进贡的一种芬芳的香水赠给过贾充一些，而贾午又把香水偷着给了情郎韩寿，韩寿在入官府办事时，便到处留下香气，这就是“韩寿偷香”的故事的由来。《幼学故事琼林》中有这样两句话：郭女绝夫之嗣，此女中之妒者，贾午偷韩寿之香，此女中之淫者。说的就是贾充的妻子和女儿的闺中奇闻逸事。

贾南风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由于环境熏陶，造成了她不仅善妒，而且好淫的性格，还继承了父亲善于观测宫廷斗争中政治风云变幻，擅长于权谋之争的特点，由于这些潜移默化的性格特征，为她日后成为西晋王朝中领衔主演的女主角从而演绎了一幕幕的历史闹剧而奠定了基础。

那么作为贾南风本人来说，为什么自身的条件不好，尤其在长相上连中平都算不上，却还能入选太子妃而入驻东宫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泰始八年，也就是公元272年，太子司马衷已满13岁，晋武帝和杨皇后决定给太子选妃，当时贾南风已经15岁，贾南风的父亲及其党羽为了巩固贾家的势力，精心策划，为贾南风能当上太子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贾南风的母亲亲自出马，极力奉承杨皇后，并不断赠送重礼加以笼络，朝中一些大臣受到贾家舆论的影响，再加上杨皇后也坚持要选贾家女儿为太子妃，武帝也就同意了，所以在泰始八年二月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

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册封为太子妃的贾南风在皇宫内院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审时度势，培养自己的党羽和亲信，拉拢宠臣变成自己的心腹，玩弄权术，逐渐在皇宫里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据《晋书.后妃传》记载，贾妃生性残酷暴戾，又极具妒忌心里，不但借刺客之手杀害异己，甚至还以剑戟直刺太子其他妊娠的嫔妃，致使婴儿随刃坠地，惨不忍睹。武帝听说后，曾一度想废掉贾妃，可经不住皇后和大臣们的极力阻挡，只得不了了之。

当然作为太子妃的贾南风虽然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生性又暴虐，却还能权倾朝野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朝太子的无能和懦弱，历史上曾经有把晋惠帝司马衷称为**皇帝的记录，所以如果单纯作为女人来说，贾南风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女人，她出身富贵，受过教育，需要细腻真挚的感情，可是这样一个**怎么能让一个淫欲之心非常强烈的女人得到满足呢？因此在太熙元年（公元290）四月，晋武帝离开人世以后，贾南风不但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阴谋手段独揽朝政，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奢侈糜烂，尽情地搜罗一些青春美男供自己消遣，然后又秘密杀掉，当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个供职于洛阳城南衙门的小吏，人长得英俊儒雅，但是家中贫寒，穿着也比较寒酸。一天在街上行走时遇到一个穿戴不俗的老妇，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是有事请他帮忙，老妇说：“家中有人生病，算命先生说是到城南找一个少年便可以避邪，相烦和我走一趟，事后必定重金酬谢。”他看这个老妇人象是有钱人家的仆人，如果能就此挣一些钱，也是好事，就跟着走了。谁知老妇人把他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他上了一辆围有布幔的车，车上的人不由分说就把他塞进一个大箱子里，吓得小吏胆战心惊，心想肯定是遇到了强盗。黑暗中，车子咣咣当当大概走了十几里路，又过了七、八处门槛，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把箱子打开，扶他下了车，睁眼一看，小吏简直惊呆了，只见亭台楼榭、假山流水、花草树木，象是到了天堂。几个身着锦缎的漂亮女子过来迎接他，小吏忙问：“这是什么地方？叫我来有什么事？”一个女子笑着说：“这是天上啊，人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叫你来肯定有好事，你不用害怕。”随后，几个女子带他香汤沐浴，锦衣玉食，然后领他到一间内室，这里更是华丽无比，金壁辉煌，小吏看见有一个三十五、六岁的贵妇人在里边，个子不高，皮肤青黑色，眉间有疤，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果然是个美人儿。”然后盛情挽留，日日共寝欢宴。就这么住了几天后，贵妇人还依依不舍地送给他许多华丽的衣服和珠宝，小吏从此成为暴富。当时，洛阳城南区常常发生盗窃案，小吏的暴富引起人们的怀疑，贾家亲属也有被盗的，就命令尉部审问，小吏据实讲了自己的奇遇，旁听席上的贾家亲属根据所描述的贵妇人形态，断定是贾后无疑，于是讪笑着不了了之而去，参与庭审的尉部官吏也都心领神会，只好草草收场。这个小吏可能是得到了贾后的特别厚爱，才侥幸没有被杀灭口，也算是很幸运了。

总之，贾南风在由于自己参政而引起西晋王朝的乱帮灭国厄运上是有一定责任的，可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看，西晋王朝的衰败却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在当时封建政治统治下的朝廷，朝中有朝、以旁代正、攻讦不止、阴谋百出、暗流丛生、内耗深重乃至政变迭起的政治局面已经无法消弭，何况再摊上一个**的皇帝和丈夫，贾南风无疑必须得在政治舞台上挣得一席之地。

在刘宏忠和于远红所著《征服帝王的女人》一书中对贾南风在西晋王朝的覆灭上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上也有详尽的描写，当然作为西晋王朝短短的40年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沉思，虽然女人也可改写历史，可是一个朝代的结束总是有它很深刻的社会因素的，比如，西晋王朝的灭亡究其最终原因，笔者认为还在于统一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身上，刚做了皇帝的司马炎把他的一个叔祖父、6个亲叔、3个亲弟弟、17个同族的叔、伯及兄、弟统统封为王，而且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封国内设置军队，所以诸王的军队实力迅速膨胀，使得各宗室亲王都想称皇称帝，最后终于导致了司马家族互相拼杀的“八王之乱”，从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的灭亡，而贾南风本人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罢了。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就有司马炎在建国初期整天寻欢作乐的记载，他认为国家太平无事，所以不求上进，殊不知刚刚统一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非常时期，政治、经济都需要重新整顿和调整，百废待兴，更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下一番工夫，而此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却对治理天下没有丝毫的思路，最后竟然不顾国家今后兴衰的大局，不顾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却把诺大一个国家交到一个**的儿子手里去玩弄，这不但不尊重自己祖先浴血奋战，拼死抗争挣下的这一个大家业，简直就是把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好河山，勤劳朴实的人民的美好家园当作儿戏一样，试想有这样一个**皇帝君临天下，国不成国，家不成家，社会难免动荡，人心也难免不安，所以最后西晋王朝的覆灭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晋明帝数岁篇6

[关键词]司马懿 ；曹魏政权；高平陵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61-03

作为曹魏时期的重臣与晋王朝的缔造者，司马懿是断代史和各种专门史无法回避的人物。但关于司马懿的专题研究论文相当少，仅有数篇。前辈学者一般认为，司马懿代表了汉末以来儒家大族的利益，预谋篡位已久。高平陵后，则以传统儒学取代了曹操所代表的庶族名法派政治路线。史学界大多认为，司马懿的叛逆之心产生于魏明帝死后，但事实上，他的不臣之心从入仕之前就产生了。本文即就司马懿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略加分析论述，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司马懿入仕之前的避世情结

在正史记载中，司马懿早年并不愿加入曹魏政权。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的活动，《晋书》卷1《宣帝纪》只记寥寥数语：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

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①

史学界对这段材料历来有争议。周一良先生在《曹氏司马氏斗争》一文中引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29曰：“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操遽惮之至此？且言不屈节于曹氏，尤非其实。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词以述，亦可笑也。” 谓“叶氏之言近是” ，是对司马懿不愿入仕表示怀疑。②

汉建安六年（201），司马懿22岁。建安十三年（208）为丞相再辟司马懿时，其不过29岁。叶氏谓之“齿少名微”并不虚错。但需要指出的是，曹操两次辟举司马懿，并非因为其在当时享有高名，而是其的父兄与曹操关系密切。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任尚书右丞时，推荐20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196）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

尽管这样，司马懿还是两次拒绝了曹操的辟书。这决不是偶然，而与曹操和司马懿两人的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③魏晋时期社会等级森严，同样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与门第出身较低的寒族 在社会地位上差距非常大。士族不与寒族通婚，甚至不相往来。二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有所差别：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大多伏膺儒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寒族则倾向于实践性、功利性强的名法思想。

曹操出身寒族，并且生在阉宦家庭，这就决定了他的崇尚与政策与士族大不相同。据史料记载，曹操性忌，“重豪强兼并之法”，④压制士族，且“细政苛惨，科防互设”；⑤对其下属“援属公事，往往加杖”，以至于使何夔做出“常畜毒药，誓死无辱”的极端行为。⑥曹操在政治上倾向于庶族地主，不让士族地主领兵。直到司马懿掌兵后，其子孙才藉此取得天下，士族才从此得以。⑦

司马懿家族河内司马氏是当地的望族，其家族成员世代为官。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继司马钧之后，其子量为豫章太守，孙俊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前文已经提到，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中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⑧从司马懿的家世和司马炎的话来看，司马懿的出身无疑是属于从东汉时兴起的，以儒学礼法传家的、世代为宦的门阀地主。

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⑨，他排行第二。《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⑩儒家的道德观念可能是青年司马懿拒绝与曹操合作的思想基础。《三国志·魏志·胡昭传》注引《高士传》载：“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涉险，邀生于崤、渑之间，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昭因与斫枣树共盟而别。”11胡昭是当时的著名隐士，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多次对他礼辟，他都婉言谢绝，终生不仕。他比司马懿年长17岁，二人有如此至深的情谊，可谓忘年之交、生死之交。高平陵后的嘉平二年（250），司马懿已是实际上的皇帝时，仍未忘记自己年轻时候的朋友，对其加以“公车特征” ，这是当时对隐士的最高礼遇。从司马懿与胡昭的关系，可以得知司马懿早期伏膺儒教的思想状况。

二、司马懿入仕之后的变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不同。河内司马氏是儒家的信徒，不仅对司马懿一生的思想信仰定了儒家的基调，而且将其视为潜伏在曹魏王朝内部达40年之久最终取而代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12然而司马懿并非汉代儒学大族，在司马懿之后的历史活动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儒者的形象。确切地说，从后来的历史活动来看，司马懿是一个与儒家道德背道而驰的人，堪称不忠不信、不仁不义的典型。

当时许多士大夫对汉魏禅代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由不适应到适应的心理变化过程，以他们与汉、魏王朝关系的亲疏而程度不同。入仕不久，司马懿即迅速成为曹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司马懿从入曹操丞相府后，在曹操身边整整12年，历任文学掾、东曹属、主簿、军司马，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如建安二十年（215）夺取汉中后对蜀作战、建安二十三年（218）军屯、建安二十四年（219）襄樊战役等。

无论司马懿最初是怎样不情愿地被迫入仕，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逝世时，经过丞相府长达12年的幕僚生涯，进入不惑之年时，思想性格和政治立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参与策划了汉魏禅代，20年后又发动摧毁了曹魏王朝。在辽东，将已经放下武器的7000名战俘全部杀死，原配张春华曾为了丈夫的安全而杀人灭口，年老珠黄后被他冷落。这样的司马懿似乎正是曹操“唯才是举”的对象，已经完全抛弃了儒家的道德标准。这与其当初“不欲屈节曹氏”判若两人。因此，他并非是一个儒家理想主义者。

司马懿究竟为什么会在入仕前后思想性格和政治立场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能否认的是司马懿本不愿加入曹氏集团，出身名门望族的他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但曹操的几次威逼利诱，使司马懿最终妥协了。于是司马懿与当时许多宁死不仕的儒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司马懿的性格的多变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马懿的气质属于典型的“多血质” 。此类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都非常敏捷而又极易发生变易，感受性低而耐受性较高，情绪兴奋性高，善于表现，可塑性强。其活泼好动，不甘于寂寞；情绪和情感活动灵活多变，外部表露明显。他被迫入仕后，屡遭曹操猜忌：“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而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13这段史料一方面反映出青年司马懿在从政之初并不善于自我掩饰，外部表露明显；同时，他在得知被怀疑之后果断采取措施，免除杀身之祸，也得益于其敏捷善变的气质。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司马懿才能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司马懿的性格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勇敢果断的本性蒙上了胆怯谨慎的伪装色。史料记载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坚忍狡诈，“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14可见其手段之残忍、阴毒。并且他还精于伪装，在与曹爽集团的斗争中，诈病不理政务，李胜前去刺探虚实，他便做出一副“年老沉疾，死在旦夕”之态，李胜信以为真，竟对政敌动了恻隐之心，垂泪向曹爽汇报说：“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15这就是司马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练就的性格，也就是冷静与急躁、果断与犹豫，刚强与懦弱多种矛盾性格的组合。正是因为这样，司马懿才得以巧妙地骗过曹氏集团，在其政权内部逐渐扎下根基。

三、司马懿逐渐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

在司马懿逐渐取代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他的个人意愿是不容忽视的，他本来不愿加入曹氏集团，入仕后，表面上伪装成为曹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事实上，不甘心居于人下的，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企图取而代之。但司马懿要想夺取政权，仅仅通过自己的主观愿望是远远不够的。他最终能够夺取政权与后来的历史机遇是分不开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是要把他推向历史的前台。

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自立。曹丕是与曹植经过激烈角逐之后才被立为太子，故即位之初，在中央及地方多提拔其太子时的旧党。司马懿是曹丕阵营的骨干，因而在黄初时期上升的速度极快，由丞相长史转尚书、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黄初五年（224），任抚军将军、录尚书事，黄初六年加抚军大将军，在曹丕率大军远征时留守许昌，总掌后方的军政大权。这正是司马懿飞黄腾达的开始。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是司马懿进入决策中心的标志。但是，这时候的司马懿，因为与曹丕的特殊关系而居于高位，没有突出的政绩，甚至没有率大军作战的经历。因而，黄初七年（226），文帝疾笃，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成为顾命大臣，司马懿的地位排在四位顾命大臣之末。不过，曹魏的灭亡，从曹丕遗诏司马懿抚政就已经开始了。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的政治声望急剧上升。他先后出镇中南和西北战场，负责对吴、蜀的战争，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平辽东公孙渊。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懿把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魏国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随着另外三位顾命大臣以及其他元老重臣的相继离世，司马懿的地位实际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虽然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达到了权力巅峰，但取代曹魏的时机尚不成熟，皇帝宝座依然是他不敢觊觎的。魏明帝曹睿并非庸碌无为者，在登基不久，便将诸位顾命大臣分派到各重要战场，命陈群主持政务，而自己总揽军政大权。

司马懿继续伪装，然而曹睿和他的忠臣们对司马懿已经感到了不安，表面上君臣相安无事，而实际上猜疑已经开始了。青龙四年（236），司马懿向魏明帝进贡白鹿，明帝诏书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16将司马懿比作摄政的周公，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作为异姓功臣，司马懿自然有危机之感，在此之前，“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17魏明帝为社稷而担忧，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司马懿的忠心。尽管司马懿功高盖世，但魏明帝如果要决心除掉他，下一诏书即可。可当时三足鼎立、连年征战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而司马懿本人十分谨慎的心理也帮助他继续把自己掩饰起来。魏明帝在复杂的局势下还需要依靠他。

曹睿临死前，司马懿又取得了同曹爽共同辅佐8岁小皇帝曹芳的重任。司马懿在曹芳即位后的前几年，主要是主持对吴国的防御。而后朝政逐渐被大将军曹爽所垄断。其实曹爽集团对司马懿的排挤，从齐王曹芳即位不久便已开始，仅仅是没有被激化。曹爽是个知识浅薄、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为了使自己的权力不被架空只得起用亲朋好友。他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来排挤司马懿的势力，企图将司马懿架空。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却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集团。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了京都，发动了。当时如果曹爽借皇帝之手诛杀司马懿，他只需要下一诏书足矣，但懦弱的性格使他不敢斗争，放弃了抵抗，向司马懿交出了兵权。而此前没有兵权、发动的司马懿正好摸准了曹爽的致命弱点。

高平陵使曹爽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懿放弃了正面抗争，“称疾不上朝”，等待时机，恰逢曹爽集团改制失误，使司马懿成为的领袖，并以精湛的斗争艺术，导演了高平陵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于是，晋代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司马懿早年确有避世之心，伏膺儒教，怀有叛逆之心。入仕之初即怀有雄豪之志，在曹魏政权内部潜伏40余年，表面上臣服于曹氏，虽然他的思想观念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曹魏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骨子里从未改变自己的雄心壮志。确切地说，他在曹魏政权内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服务，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的事业奠定基础。最终，司马懿成为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也成为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注 释]

①⑩131416《晋书》卷1《宣帝纪》。

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③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④《三国志》卷1《武帝纪》。

⑤《三国志》卷6《袁绍传》。

⑥《三国志》卷12《何夔传》。

⑦《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页。

⑧《晋书》卷20《礼志》。

⑨《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11《三国志》卷11《胡昭传》注引《高士传》。

12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毕条后》，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6页。

晋明帝数岁篇7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五行；正统；符瑞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这时期每一个史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出发，为自己所在的政权争地位，争正统，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

什么是正统呢？正统的原意本是指织丝的时候清理丝的源头与连接关系，后来演变为评价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政治概念。宋代以前，中国的正统论还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层面上，因此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五行。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当中说，《世经》出现后，中国的五德终始说就是按照五行相生的理论来进行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而且后代一直沿用下来，成为权威。在五德终始说里，木德尚青，火德尚赤，土德尚黄，金德尚白，水德尚黑。帝王如果受哪一德的命，就会有相应受命的符瑞出现，如帝王受了木德，则其祥瑞就有草木茂盛、嘉禾出现等，如受了土德，符瑞就为黄龙、黄星等，如果受了火德，符瑞就有赤乌、赤雀等，如果受了水德，符瑞就为黑龙之类。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五德相生的理论来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东汉末年大乱，最后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家鼎立之势。他们都想称帝，因此都搬出五德终始说的套路来证明自己所建立的政权是正统。汉为火德，代火者土也，因此代汉的皇帝当有土德之瑞出现。首先看曹魏政权。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载：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挡。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载：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此何祥也？”曰：“其后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到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登闻之曰：“单之言，其验兹乎！”

裴注《献帝传》又载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

《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名者也。

《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

于是魏王受汉禅，柴于繁阳，有黄乌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

在曹魏政权的人看来，曹魏代汉的符瑞早在桓帝时就已经出现了，有黄星、黄龙，到曹丕即位前夕，有黄龙数见，且即帝位后，又有黄乌出现。可见曹魏政权是应了土德的，这些符瑞就是取代汉火德的证明，是正统。因此，侍中刘飞等奏曰：“伏惟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当亢阳明夷之会，应汉氏祚终之数，合契皇极，同符两仪。”曹丕即位后遂制诏三公：“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承土运，大赦天下。”

再看孙吴政权。《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

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载：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元。

孙权同样是应了土德的，符瑞有黄旗、黄龙。我们再来看蜀汉政权。蜀汉政权是继汉而来，所以它仍然是火德。《三国志》卷2《先主传》记载：

二十五年，魏文帝陈尊号，改年黄初。咸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劝学从事张爽、尹、谯周等上言：“……谨案《洛书甄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

从这条材料来看，蜀汉的确是继汉而来，为火德，符瑞是这个符谶，谶言中有“赤三日德昌”。

曹魏、蜀汉、孙吴三家政权，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都有相应的符瑞出现，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土德代火德已经完成了，我们再来看金德代土德。《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魏明帝青龙三年的一件事情：

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状似云龟……有石马十二……有玉匣开盖于前，有玉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凤皇、白虎、马、牛于中布列……石色苍，而物形及字，并白石书之，皆隆起。魏明帝恶其文有“讨曹”，凿去为“计”，以苍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满焉。

魏为土德，晋应为金德，色尚白，所以这段文字里又金、白石、白虎出现，就成了晋代魏为正统的符瑞了。

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后，南北方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也就是南北朝时期。我们先从南朝说起。宋朝代晋也是用了同样的手段。《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

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龙登天。

《宋书》卷32《五行志》载：

义熙八年，太社生薰树于侧。薰于文尚黑，宋水德将王之符也。

宋为水德，色尚黑，所以符瑞就有黑龙、薰树，水坏西明门也都成了宋为正统的符瑞了。

南齐承宋，应为木德，所以南齐就出现很多应了木德的祥瑞。《南齐书》卷18《祥瑞志》载：

太祖年十七，梦乘青龙西行逐日……苏侃云：“青，木色……”

又载：

（世祖年十三）在襄阳，梦著桑屐行度太极殿阶。庾温云：“屐者，运应木也。”臣案桑字为四十而二点，世祖年过此即帝位，谓著屐为木行也。

又载：

元徽三年，太祖在青溪宅，斋前池中忽扬波起浪，涌水如川，有金石响，须臾有青龙从池中出，左右皆见之。

青龙、世祖所梦木屐都是南齐代宋为正统的符瑞。梁承南齐，为火德。《南齐书》卷19《五行志》载：

永明中，虏中童谣云：“黑水北流，赤火入齐。”寻而京师人家忽生火，赤于常火，热小微，贵贱争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断。京师有病瘿者，以火灸数日而差。邻人笑曰：“病偶自差，岂火能为。”此人便觉颐间痒，明日瘿还如故。后梁以火德兴。

《南史》卷7《梁本纪》中载：

（萧衍）及崔慧景之逼，长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梦乘马飞半天而坠，帝所驭化为赤龙，腾虚独上。

赤火、赤龙就是梁代南齐的符瑞。陈代梁，史书中没有记载其为何德的符瑞，但从梁帝禅位于陈的玺书中，可知陈应为土德。《陈书》卷1《高祖纪》上载：

昔木运斯尽，予高祖受焉。今历去炎精，神归枢纽，敬以火德，传于尔陈……

又《陈书》卷3《世祖纪》载：

（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诏曰：“……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

玺书中“木运斯尽”是指南齐政权，高祖萧衍受禅，萧衍梁政权为火德，它的历数到了，所以说“今历去炎精”，“敬以火德，传于尔陈”，那么代火德的就为土德。“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是指晋、宋、南齐、梁四个朝代更替，现在到了陈接受天命了。这样推下来，陈为土德。

宋、齐、梁、陈分别为水德、木德、火德和土德。

这一时期，北方十六国政权林立，为了争正统，如前赵是匈奴人刘曜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认为自己承晋金德之后，为水德。《晋书》卷103《刘曜载记》记载：

徙都长安……宗庙、社稷、南北郊。以水乘晋金行，国号曰赵。

后赵政权也认为自己为水德。《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记载：

荏平令师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记载：

武乡长城徙人韩疆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邺献之……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

黑为水德之色，黑兔为水德的祥瑞，后赵也为水德。石季龙时，又有玄玉玺，这也是水德的祥瑞。

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政权，经过群臣的讨论之后，确定其继后赵政权之后为木德。《晋书》卷111《慕容载记》记载：

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承石季龙水为木德，从之。

前秦政权被氐人姚苌建立起来的后秦政权所灭，前秦政权苻氏为木德，姚苌将苻氏灭亡之后起而代之，自认为火德。《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记载：

以太和十一年苌僭即帝位于长安……自谓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

后面的政权由于史书中没有记载关于其为何德，所以不加讨论，我们再看北魏政权。《北史》卷1《魏本纪》一载：

（天兴元年）十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元……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宏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

为什么北魏政权的百官要求其政权“从土德”呢？《北史》卷1《魏本纪》一载：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以土德王……

但是史书中之记载崔宏等“奏从土德”，并不知北魏皇帝是否采取了这个建议呢？《魏书》卷108《礼志》一载：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色尚黄，牺牲用白。

从这条记载可知，北魏皇帝是采取了群臣的意见，从土德，且其符瑞有神牛、黄星。北魏政权是继承了黄帝的土德。这次讨论是太祖（拓跋）天兴元年的事情，到了北魏高祖（拓跋宏）太和十四年八月的时候，北魏群臣又展开了一次北魏应该为何德的讨论。中书监高闾认为：“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高闾认为北魏承后秦火德为土德。

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则认为：“……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李彪、崔光等人认为北魏不应该承后秦的火德，他们认为后赵、后秦等诸政权都是僭伪的政权，不应该承他们的五行之德，而是应该承晋的金德。到了太和十五年北魏群臣又议，大多数大臣认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宜承晋为水德。”所以北魏皇帝拓跋宏下诏说：“……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可见，北魏原来定为土德，到了拓跋宏时期，又改为水德。

北魏政权末期，分为东魏和西魏，但事实上是由北齐和北周的皇帝掌握着政权，所以我们只讨论北齐和北周。《北史》卷7《齐本纪》中载：

四月，夜，禾生于魏帝铜研，旦长数寸，有穗。

《隋书》卷22《五行志》上载：

（齐后主武平）七年，宫中有树，大数围，夜半无故自拔。齐以木德王……

《隋书》卷23《五行志》下载：

天统四年，贵乡人伐枯木，得一黄龙，折脚，死于孔中。齐称木德……

从以上三条材料来看，北齐应是木德，符瑞有禾。

再看北周。《周书》卷3《孝闵帝纪》载：

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百官奏议云：“……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月夏时，式遵圣道……”

（元年二月）己亥，秦州、泾州各献木连理。

北周也是自称木德的，符瑞有木连理。北齐、北周都称木德，它们承袭北魏水德而来。

隋朝承袭北周，代北周木德而为火德。《隋书》卷1《高祖纪》上载周帝下诏曰：

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

又载：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隋代周的符瑞有赤雀，北朝五德就这样更替下来了。北魏原来自称是土德，到了拓跋宏时期又定为水德；北齐、北周承北魏而来，自称木德；隋王朝承北周而来，代北周木德为火德，符瑞在每个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符瑞出现，那么这个政权就是不合法的，不是正统。在少数民族政权当中，祥瑞的作用就更大了，一方面，他们接受五德终始说，认为自己是五德中的某一德，而祥瑞就为其提供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祥瑞把上天的意志传达给人们，让人们认为他们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天命所授，和汉族政权没有什么两样，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他们，以减少他们在中原争夺的阻力。

晋明帝数岁篇8

王讳宝月，字子焕，高祖孝文帝之孙，临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杨妃，恒农人，父次德，兰陵太守；祖伯念，秦州刺史。嫔南陵萧氏，齐太祖高皇帝曾孙，父子贤，齐太子詹事，平氏侯。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预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之乱避入高丽”；孙惠蔚，“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温子孙，“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 ；茹皓，“旧吴人也……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10]。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后期，“代人”或以鲜卑为主的“北人”亦染此风，不再满足于以“代人”或“河南洛阳人”[11]为自已的籍贯，且乐于引一先代汉族名人为先祖。兴和二年（540）《刘懿墓志》称志主刘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并虚夸：“自豢龙启胄，赤乌降祥，磐石相连，犬牙交错，长源远叶，繁衍不穷，斧衣朱绂，蝉联奕世。”《北齐书》卷19《刘贵传》所述刘贵事迹与《刘懿墓志》所记基本相同，传却称他为“秀容阳曲人”。从志、传所述刘懿曾为肆州大中正、死葬时隶秀容的肆卢乡、其子亦曾为肆州中正、志称刘懿拥有“第一酋长”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刘懿或者说刘贵原本为北族人，后属籍肆州，而“弘农华阴”籍贯属于伪托。与《刘懿墓志》相类的还有天平四年《张满墓志》，志称：“君讳满，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北齐书·循吏·张华原墓志》却称他为“代郡人”。从志中称张满“语通书革之国，言辨刻木之乡”的情况看，他确实应是土生土长的“代人”，志中所称“南阳西鄂”，实是此时开始且影响及于后世的张姓伪托地望的惯伎，这在北朝家族无闻的张姓人物的志、传中颇为常见。如《北齐书》卷19《张保洛传》称：“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至于高欢自称渤海高氏而难以究诘[12]；侯景显系北族出身，上代最远只知其父名讳，代梁建汉后，却“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徵士侯瑾为七世祖”[13]，虽均出于政治图谋，却也是当时北族出身者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风气使然。 墓志中反映出来的北魏皇族人物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行为特别令人注目。正光元年（520）《元宁墓志》称：

 君讳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君故使持节龙骧将军雍州刺史外都大官贺延镇都督武阳侯渴洛侯曾孙，故平远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冠军将军始平公侯尼须之孙，故岐州刺史之子……旨补骑官之任，释褐殿中将军，稍加位号，迁授轻车将军。

从元宁姓氏、先祖名字任官、本人任官经历及“河南洛阳人的地望，我们可以断定他属于北魏宗室，但他的墓志却自称为“汉高之胄孝章帝之后”。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志阴说：“君妻，南阳娥氏，羽真、南平公、鱼曹尚书、使持节秦雍二州刺史仇池都督娥清之女” 娥清为将于北魏明元、太武二朝，传记见于《魏书》卷30，据本传，他属“代人”，有关史料表明他曾拥有须昌侯、昌平侯、东平侯等爵位，而无南平公爵位。娥清因战不力，被太武帝“黜为门卒，遂卒于家”，其子娥延后被赐爵为南平公，见于本传。娥清与韩震时代远隔，志中所述娥清官爵与本传相去甚远，颇疑志中娥清应作娥延。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隶娥氏于东胡诸姓之首，并据《宋书》卷48《朱超石传》中“索虏托跋嗣遣弟黄门郎鹅青……屯河北”一语，推断娥清原姓当为托跋，娥清乃其名，“以罪戾见摈于皇族，不得袭用阴山贵姓，而以其名第一音为氏也”[14]。无论是出于一般的“代人”，还是源出拓跋皇室，娥氏在北魏末年已自认望出南阳，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北族人墓志中还杜撰先祖从中原外迁的史实，以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确实源自华夏。孝昌三年（527）《刘玉墓志》说：

君讳玉，字天宝，弘农胡城人，厥初基兆，与日月同开，爵封次第，通君臣之始，周秦汉魏，并班名位。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季？）匈奴之患，李陵出讨，军略不利，遂没虏庭，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冠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北周天和三年（568）《李贤墓志》：  公讳贤，本姓李，原州高平人，汉将李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拔，因以为氏。 大赵神平二年（北魏永安二年，529））《王真宝墓志》：  君讳真保，秦州略阳人，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盖隆周即豫，霸者专征，陈生嗟去，获兆西域，遂飞实武威，别为王氏历代名位，左右贤王。暨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土，鸣玉西都；后中国失御，魏晋迭升，或龙腾白马，凤飏金域，所在立功，图勋帝室，受晋茅土，遂家略阳。  还有一些北族人的墓志直截了当地称华夏族公认的始祖黄帝或圣王的后裔。正光元年（520）《叔孙协墓志》说：“君讳协，字地力懃，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魏冯翊景王渴罗侯之孙，仓部尚书敕俟堤之子。”孝昌二年（526）《和邃墓志》称：“朔州广牧黑城人也。其先轩皇之苗裔，爰自伊虞，世袭缨笏，式族命三朝，亦分符九甸。因食所采，故世居玄朔。”武泰元年（528）《陆绍墓志》云：“河南河阴人也。其先盖轩辕之裔胄。”武平元年（570）《乞伏保墓志》：“其先盖夏禹之苗裔。” 从墓志中我们还发现，同一家族的北族人物的墓志中，虽均引华夏先代圣王为名人为先祖，但说法并不一致。如永安二年（529）《尔朱绍墓志》说：“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因为郭氏，封居秀容，酋望之胤，遂为尔朱。”而河清三年（564）《叱列延庆妻尔朱氏墓志》却称：“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至如寻熊凿山之巧，收功于九折，逐龙入穴之能，取智于九鼎。源流共四海俱深，基构与五山并极。”同出秀容尔朱氏，却一断称“周王虢叔之后”，一称“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表明他们在新的族源的选择上，还未达成共识。还有的父子两代的墓志对地望与始祖的叙述差异颇大。如正始四年（507）《奚智墓志》说：“恒州樊氏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徙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其子正光四年（523）《奚真墓志》却称：“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徯轩辕，作蕃幽都，分柯皇魏，世庇琼荫，绵弈部民，代匡王政。可谓芬桂千龄，松茂百世者矣。”这无疑反映出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变化。

以华夏始祖为族源或将族源追述至华夏民族起源时期，这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为获得中原人心普遍采用的办法。匈奴人刘渊自称“汉室之孙”，建国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5]；鲜卑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16]；氐族苻氏则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17]。羌人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8]略阳临渭氐人吕氏则称：“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19]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建国之后，下诏书说：“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音殊中国，姓改姒氏，故从母姓为刘。子而从母，非礼也。……帝王系天为子，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20]虽弃刘姓，却肯定了自《史记》以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故北齐武平四年（573）《赫连荣墓志》说：“朔方人也。昔栉风沫雨，大业禀于帝图；疏河导源，叹嗟仲尼之口。波流于是浩汗，根叶所以郁槃。连天徽赫，难得而称焉。”鲜卑拓跋氏自述族源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焉，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焉。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匈奴之属，作暴中州，而始均之后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21]匈奴宇文氏[22]于国史中称炎帝神农之后，并说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后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23]。 北族出身者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先祖，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后，面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文明的民族，心理上的不自信与趋同，这正是促使他们汉化的一种内在动力。史书中的说法，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墓志中的记述，则是志主或其后人心理上的认可。当进入中原的少数族人认同于华夏，或虽没有忘记从边地迁入中原的历史，心理上却仍然自认为是华夏裔孙，历史上的少数族汉化或华化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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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数岁篇9

商人为皇室服务，皇室为商人搭台

低层次的政商关系是商人为皇室成员服务，皇室成员为商人搭台。徽商江春和晋商乔致庸的崛起，当属这个方面的典型。

大盐商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江春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很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由江春筹划张罗接待，他花钱如流水，博得龙颜大悦。乾隆皇帝对江春颇有好感，曾因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授以布政使之衔，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富可敌国。江春却回答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贺乾隆皇帝登基50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宴于京城乾清宫举行的“千叟会”，并与皇帝进同与宴，受锡杖。至此，江春的个人声望至于极点。

类似故事也发生在乔致庸身上。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西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借钱。在很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之际，乔家银号的一位分号经理却不经请示就答应了，无偿向朝廷捐了30万两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这下可赔大了，但乔致庸不但没有重罚反而越级提拔了这位分号经理。慈禧太后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乔家随即就拿下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乔致庸的举动无疑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济危扶困，却又往往给他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也许是他非常清楚舍和得的辩证关系吧！

提携红顶商人

中等层次的政商关系是封建王朝提携商人为封建王朝服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当属王有龄和左宗棠提携胡雪岩，让徽商的事业走向辉煌。

咸丰年间，崛起于广西的太平军迅速北上，剑指整个长江流域。危急之际，浙江巡抚王有龄委任阜康钱庄老板胡雪岩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致使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胡雪岩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令他苦恼无比。此时，胡雪岩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才能，得其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此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联络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碱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财源也随之广进。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雪岩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任职上海汇丰银行帮办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为左宗棠的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饷，各方相互推诿的艰难时刻，胡雪岩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胡雪岩也因力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可以在紫禁城里骑马，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后来也就有了红顶商人之称。

大商人为社稷苍生服务

还有一种政商关系是政府将能为社稷苍生服务的大商人提拔为官员，而这些商人又利用影响力号召更多商人为社稷苍生而不仅仅为皇室服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当属晋商渠本翘。

渠本翘（公元1862-1919年）自幼便有“神童”之誉，不到20岁便博经通史，23岁中秀才，26岁中解元，30岁中三甲第四名进士，任内阁中书。渠本翘祖上世代以经商为业，到其父辈一代，渠家已经成为山西全省闻名的富商巨贾。他本人也是著名实业家，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开始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渠本翘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而是联合票号商人，希望通过谈判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组成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晋明帝数岁篇10

关于重阳节的传说与故事篇【1】东汉时，汝南县里有一个叫桓景的农村小伙子，父母双全，妻子儿女一大家。日子虽然不算好，半菜半粮也能过得去。谁知不幸的事儿来了。汝河两岸害起了瘟疫，家家户户都病倒了，尸首遍地没人埋。这一年，桓景的父母也都病死重阳节的传说故事(5篇)。

桓景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汝河里住有一个瘟魔，每年都要出来到人间走走。它走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桓景决心访师求友学本领，战瘟魔，为民除害。听说东南山中住着一个名叫费长房的大仙，他就收拾行装，起程进山拜师学艺。

费长房给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桓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地练开了。转眼又是一年，那天桓景正在练剑，费长房走到跟前说：“今年九月九，汝河瘟魔又要出来。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父老登高避祸。”仙翁说罢，用手一指，一只仙鹤展翅飞来，落在桓景面前。桓景跨上仙鹤向汝南飞去。桓景回到家乡，召集乡亲。把大仙的话给大伙儿说了。九月九那天，他领着妻子儿女、乡亲父老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子每人分了一片，说这样随身带上，瘟魔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啄了一口，说喝了菊花酒，不染瘟疫之疾。他把乡亲们安排好，就带着他的降妖青龙剑回到家里，独坐屋内，单等瘟魔来时交战降妖。

不大一会儿，只听汝河怒吼，怪风旋起。瘟魔出水走上岸来，穿过村庄，走千家串万户也不见一个人，忽然抬头见人们都在高高的山上欢聚。它窜到山下，只觉得酒气刺鼻，茱萸冲肺，不敢近前登山，就又回身向村里走去。只见一个人正在屋中端坐。就吼叫一声向前扑去。桓景一见瘟魔扑来，急忙舞剑迎战。斗了几个回合，瘟魔战他不过，拔腿就跑。桓景“嗖”的一声把降妖青龙剑抛出，只见宝剑闪着寒光向瘟魔追去，穿心透肺把瘟魔扎倒在地。

此后，汝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受瘟魔的侵害了。人们把九月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瘟魔的事，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人们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高的风俗。

关于重阳节的传说与故事篇【2】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重阳节。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辞》中已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

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重阳节，是我国农民喜庆丰收的一个节日。农历九月，正是金色秋收季节，加之“九” 与“久”谐音，“久久”又有“宜于长久”、“年年丰收”的意思，故于重九日有庆祝风俗。

关于重阳节的传说与故事篇【3】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重阳节。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辞》中已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