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送裴郎中贬吉州十篇
时间：2023-03-28 02:30:20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1
关键词： 白居易 历史剧 文采风流 忠君爱国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是中唐时期的诗人，与元稹共创中唐诗坛的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广为人们传诵，连唐宣宗也曾写诗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可见，白居易的诗才当时名满天下，并且一直传才名于后世。白居易自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热情参政，直言进谏，直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左迁九江郡司马，震撼了他的内心，使他对人生有了另一番思考，他在长诗《琵琶行・序》中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①《琵琶行》是作者依据实事而作，抒发的也是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因此感人至深，千古流传，使后人感于其事而发其情。于是在戏曲发展成熟的元明清时期，有许多人便根据白居易的诗来揣度铺演出一幕幕精彩故事。
在中国古代戏剧中，有许多取材于历史的作品，尽管古代并无“历史剧”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取材于历史的作品都称作历史剧，只是关于“历史剧”的概念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孙书磊老师《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一书中将创作时限为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前，剧中主角为历史真实人物，剧中主要关目或其具体背景或人物精神有相关的文献依据的戏剧都作为历史剧。②本文采纳其有关历史剧概念的观点，因此，只要是以白居易为主角的清道光二十年以前的剧作都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一
据庄一佛《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记录，以白居易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中国历史剧作品有宋元阙名作品《许盼盼燕子楼》、《琵琶亭》，元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以下简称《青衫泪》），明传奇《青衫记》，清杂剧《十锦堤》、《香山宦迹》、《四弦秋》、《琵琶行》，以及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其中《许盼盼燕子楼》未见著录，事出《长庆乐・燕子楼诗序》，演白居易与盼盼赠和诗事。《十锦堤》作者为蕊居士，此戏也未见著录，但在《曲海总目提要》中有此本，剧演白居易贬杭州，筑堤捍钱塘，放浪湖山事。《香山宦迹》只为《今乐考证》著录，谓无名氏写本，疑演白居易事。此外，宋元阙名作品《琵琶亭》，元杂剧《青衫泪》，明传奇《青衫记》，清杂剧《四弦秋》、《琵琶行》，以及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属于同一题材剧，铺演白居易叙事长诗《琵琶行》，可惜宋元阙名杂剧《琵琶亭》，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均未见著录。以上与白居易有关的作品有多半已经散佚，现存于世的只有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顾大典的《青衫记》，蒋士铨的《四弦秋》，以及赵式曾的《琵琶行》四种。
综观此四种剧作，都是依据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并序》而作，但创作时代不同，文体有异，且剧情也有所不同。其异同之处大概有以下两点。
1.故事主干异同。《青衫泪》与《青衫记》两剧的故事主干基本相同，故事的虚构成分很多，均是写白居易与友人到京郊寻访琵琶名妓裴兴奴，白、裴相欢相爱，同订白头之约，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裴兴奴自此不再接客，裴母逼她嫁给浮梁茶商刘一郎，后来白居易送别友人于江州船上，忽闻邻舟有琵琶声响，好似裴兴奴指拨，遂请相见，最后二人终得团圆。这些重要关目，二剧大体相同，只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有所差别。如《交游访兴》一出中的人物便不同，《青衫泪》是白居易与贾浪仙、孟浩然同去，而《青衫记》中白居易是与刘禹锡、元稹同往。再如白居易与裴兴奴在浔阳江上重逢后，《青衫泪》中最终是通过皇帝判决二人再结夫妇，而《青衫记》的叙述更为简略，刘一郎失足溺江而死免去了诉诸官府一节，刘禹锡当场判决，干脆利落地使二人重得团圆。
《四弦秋》的故事是基本按照《琵琶行》一诗的情节来写的，剧中琵琶女不是裴兴奴而是花退红，白居易与花退红也并无前缘，只于白居易送客之时相逢与浔阳江上，白居易由琵琶女之身世想到自己的仕途坎坷，泪湿青衫，突出了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感叹。赵式曾的《琵琶行》与其他三剧颇异，剧写白居易谪居浔阳，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因江神冯夷怜惜，使之与商妇相见，剧中人物讽刺九江人势利无情，比九江官为狐鼠狡兔。
2.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原因不同。《青衫泪》中，因为唐宪宗励精图治，要改革除弊，而“怎奈文臣中多尚浮华，各以诗酒相胜，不肯尽心守职。中间白居易……等尤以做诗做文，误却政事，若不加谴责，则世风日漓矣”。（《青衫泪》楔子）于是白居易被贬往江州。《青衫记》中的白居易是因忠君爱国，反对分裂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聚敛扰民，“抗疏仵旨”，触怒当权者，因而遭贬。《四弦秋》中所叙白居易被贬原因是因宰相武元衡被政敌派人刺杀，白居易上书请求捉拿凶犯，其他大臣恼其越分言事，“御史未言，坊官多事，甚属可恶”，（《四弦秋》“改官”）趁机参本，称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反作赏花新井二诗，大为不孝，遂被贬为江州司马。据《新唐书》记载：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③
即是说白居易是因武元衡被杀一事得罪了执政大臣而被贬。如此看来，《四弦秋》中所叙白居易被贬原因是与历史相符合的，而另外两剧都是作者的虚构。
二
白居易在元代杂剧、明代传奇中被塑造成文采风流的才子形象。试看《青衫记》第七出《交游访兴》，白居易与元稹及第受封，功名加身，颇遂青云之志，刘禹锡为展契阔庆贺之情意，邀白居易、元稹到郊外赏春，正是“花光艳，草色新”之时节，三人踏至郊外，白居易首先提议：“请问二兄，既要饮酒，须寻个人家，才觉方便。”元稹附和“正是”，于是经刘禹锡指引，便来到裴兴奴家，裴兴奴第一次见到白居易与元稹便暗自揣度“此二位绝非凡品”，并且叫妈妈：“煮好茶来吃，今日的客不必寻常。”这一段从正面及侧面两个方面反映出了白居易的风流倜傥。有美酒、美女相伴，还有琵琶天籁欣赏，这正是文人们的风流雅趣。再如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第二折，便借裴兴奴之口“你文章胜贾浪仙，诗篇压孟浩然”赞叹了白居易的诗才。这两剧中的白居易虽然都风流倜傥，却也真挚情深。白居易与裴兴奴初遇时便互生好感，两情相悦，之后更是情深意重，当被贬往江州之时，白居易并未因为自己的仕途而感到哀伤，反而是放心不下裴兴奴，不忍与之分离，“实指望相守永久，谁想又成远别”。（《青衫泪》第二折）访兴不遇，白居易惆怅万千，哀叹：“可怜可怜，我若在此做官，或者他宁静还家，还有相见之日，我今远谪，他又飘流，纵使回来，何由会面，教我好伤感人也。”（《青衫记》“访兴不遇”一出）可见白居易对裴兴奴的感情是真挚的。白居易来到江州赴任之后，便立刻遣迎其侍妾小蛮与樊素来江州陪伴，一是因为“寂寥无伴，难以遣怀”，另一原因也是因为对蛮素二姬的情深与承诺。在这两个剧中，白居易被塑造为一个重感情、守承诺的君子形象。
《四弦秋》中的白居易在这一点上与《青衫记》、《青衫泪》颇有些不同，作者蒋士铨“谓向有《青衫记》院本，以香山素狎此妓，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践成前约。命意敷词，庸劣可鄙。同人以予粗知声韵，相属别撰一剧，当付伶人演习，用洗前陋”，④因此并没有将剧本写成才子佳人题材的故事，剧中的白居易与琵琶女花退红并无感情纠葛，只是偶尔在江中相遇，琵琶女弹唱身世遭遇之不幸，引起被贬江州的白居易无限惆怅，因而泪如雨下打湿了青衫。《四弦秋》没有塑造白居易风流才子的一面，没有写他对爱情的真挚深情，因此艺术形象不如《青衫泪》及《青衫记》塑造的形象丰满，其艺术成就也远不如《青衫泪》及《青衫记》。
历史上的白居易于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这一时期的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面折廷争。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而剧作中的白居易也是这样忠君爱国，直言敢谏，并且对国事自有见解，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青衫记》一剧中，如《元白揣摩》、《元白对策》等出都充分表现了白居易的政治才能。第二出《元白揣摩》中白居易首先上场，一曲【高阳台】气势豪迈，壮志凌云，后与元稹分析国家时事，发现“藩镇纵横，朝纲解纽，正澄清揽辔时节”，并针对“一向言路不开了”这一问题提出：“言路当开，直臣应奖，须知帝裾难绝。”元白揣摩时事，一抒生平之愿，立下整顿乾坤之雄心壮志。风尘仆仆赶往京城会考的元白二人对策之时雄心大展，喜遂成龙之愿，一举中第，这也充分说明了二人的卓越才能。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忠贞爱国之心，直言敢谏之胆，才使他触怒权贵，被贬江州。尽管如此，皇帝最终还是“终不忍弃”，将其召回京城。白居易蒙召而回京，从侧面更进一步塑造了白居易忠贞爱国的形象。
尽管现存于世的四种以白居易为题材的历史剧存在诸多差异，对白居易形象的塑造也各有重点，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上分析的两种形象，无论是风流才子的文人形象，还是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形象，剧中的白居易都较为真实，与历史上记载的白居易形象相差无几，剧作者对白居易的遭遇也是持同情态度，并且对其才华与情深也不吝辞藻，白居易在历史剧中的形象可谓是饱受赞扬的文人士大夫的正面形象。
注释：
①黄竹山，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73.
②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③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4302.
④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185.
参考文献：
［1］黄竹山，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孙书磊著.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4］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
［5］庄一佛.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潘培忠.《青衫泪》故事渊源嬗变［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5，VOL31，（3）.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2
后人熟知的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李白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做诗，喜交友，是浪漫、潇洒、不羁的代表。
李白在公元762年去世时，其墓地位于龙山，小得让人觉得寒酸。55年后，李白之墓才被移到龙山对面的大青山。李白老年的落魄，与其仕途不顺、在帝位之争中站错队而被发配夜郎有关。
籍贯不明断了科考路
李白24岁时，便离开故乡（四川江油）而踏上远游的征途，称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云游期间，李白结识了孟浩然等友人，留下了不少令人叫绝的诗作。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才华横溢的李白从未参加科举考试。是怕自己考不上？还是不想走仕途？
杨采华是汉诗学会理事，著有《李白家世及生平探秘》等书。对于李白为何没有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杨采华的研究结果是：李白的“黑户”身份断了他的科考之路。
对于李白的出生地，有人认为是西域碎叶城（位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有人说在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其家世、家族皆不详。
李白的籍贯不能确定，又无牒谱资料可查，他家潜居广汉不能冒籍也不能附籍。杨采华表示：“用今天的话说，李白一家人是‘黑户口’。在开元、天宝年间，没有户籍的人是不能参与科考、不能从军的。”唐玄宗曾颁布《禁客许附贯敕》说：“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明者，然后依列，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这类问题），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这道皇帝诏书，既杜绝了地方上许多附籍贯的考生，还扼制了地方官员徇私枉法之道。可这诏书也有不足之处，它将李白这样有才华而没有籍贯或籍贯不明的有志青年，拒之科考大门之外。于是，李白纵有生花之笔、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能进入科考大门博取功名。
李白从24岁开始四处游历，到被召进翰林院，经过了10多年。为了走上仕途，他开始结交权贵。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诗。李白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在元丹丘、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的帮助下，李白第一次进翰林院成为翰林供奉。
两入翰林院均未久待
“第一次进入翰林院仅过去一年多，李白便出走了。”杨采华说。
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秋，李白负气出走翰林院。到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再入翰林院，李白整整10年没有进入长安。他的诗句“十年罢西笑”及“一去已十年，今来复盈旬”，便是证据。
不过，李白再入翰林院并未久待。李白一开始颇得玄宗信任，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后来，李白对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渐厌倦，开始纵酒以自昏秽。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白最终在天宝初年从翰林院被“放逐归山”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李白醉草诗文时，让杨贵妃“捧砚”，让太监高力士“脱靴”，因而引发报复。不过，杨采华认为，李白实际上是得罪了当时的右相李林甫。
《资治通鉴・唐纪》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初春，李白写了《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后不久，自己也被放逐归山，离开了翰林院。
陷入帝位之争被流放夜郎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避居庐山。这场唐朝的内乱原本没李白什么事儿，但怪就怪他的名气太大了。唐玄宗在马嵬坡遭到兵变，被逼无奈杀了杨国忠与杨贵妃。此后，唐玄宗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玄宗入蜀，李亨则在灵武自即帝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U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也想借乱世当皇帝。永王李U出师东巡之时，得知李白隐居庐山，遂数次下达聘书，李白几经犹豫，终于决定下山入其幕府。在永王东巡时，李白写下《永王东巡歌》11首。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捕入狱。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3
一、贬谪诗中常见的思想感情
由于是遭贬后作诗，故贬谪诗中大多的情感表现为倾诉自己内心的悲伤和愤慨，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离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等等，皆以“怨”“怆然”“伤心”“寂寞”等词鲜明而直接地表达了自己悲慨和忧愤之情。
由于诗人性格不同，在对待被贬的问题上表现迥异，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强的被黜者并没有陷于落魄之中而不能自拔，反而表现出豁达、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刘禹锡在遭受重大政治挫折之后以这两句诗勉励自己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苏轼被贬后也并未消沉，而是心存希望和抱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是当苏轼被贬海南后，竟挥笔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表现出诗人旷达的个性。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等则更强调自己品行高洁和坚持不懈的使命感。
此外，贬谪诗中还比较集中地表达出诗人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源于其被贬谪后离乡的悲伤和由眼前景物触发的情思。这些情感具体说来有“思归”“思人”“对山水的留恋”以及“闲适之中掩藏的孤独寂寞”等。如柳宗元著名的《江雪》一诗，就在空旷的冬景描写中表达了自己遭贬后的孤寂与凄凉。寄寓这种情绪的诗句还有“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苏轼《定风波》），“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柳宗元《溪居》）等，而“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王禹《村行》），“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襟”（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则表现出诗人在仕途多舛时对旧人旧地的思念和追忆。
二、贬谪诗常用的表达技巧
1.借景抒情，直抒胸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贬谪诗中的写景，多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怀才不遇的凄苦，忠而被贬的愤懑，都融入诗中。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因力谏唐宪宗迎佛骨事被贬潮州，在其《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便直抒其意：“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达自己敢于直言进谏为民请命的为官态度与精神，也表达自己的悲怀与惆怅。元稹“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与杜审言《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都是以景衬情借景抒情，表达被贬后的黯淡与凄凉。
2.对比衬托，虚实结合
诗人失意后往往会联想到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人，借以对比伤悼，或借古讽今，或自嘲，虚中有实，实里有虚；即便是借眼前景物抒写悲怀的诗句往往也是用景色的明艳秀丽来反衬烘托自己的心绪。如“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李纲《六幺令》）“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贾至《春思二首》）等，分别从古今对比与乐景写哀角度抒发自己遭贬谪的苦恨。
3.象征比喻，托物言志
由于权力地位的下降，失意的诗人大多内心压抑而不便明言，象征、比喻或托物言志便成为其在诗中表情达意的惯用手法。如“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以“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仕途上的政敌权势等阻碍；“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使至塞上》），诗人则以“蓬”“雁”自比，说自己像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出临汉塞，像振翅北飞的“归雁”一样进入“胡天”，暗写内心的激愤和抑郁。刘禹锡被贬后创作的大量寓言诗，像《聚蚊谣》《昏镜词》《百舌吟》《磨镜篇》《飞鸢操》《秋萤引》等，即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塑造各类形象，寄托自己坚定的意志和高尚情操，表现自己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
阅读训练一
感遇十二首（其一）
张九龄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首诗主要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结合诗句来分析。
2.有人评价这首诗妙在“二折”，诗中两次转折在哪里？有什么作用？
3.这首诗起承转合，章法严谨，尾联“合”得严密而又自然，请简要分析。
阅读训练二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刘禹锡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颈联中“尽”字用得极为传神，请分析其妙处。
2.尾联用了什么艺术手法，请结合诗句分析。
阅读训练三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粤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试分析颔联与颈联之间的关系。
2.“犹自音书滞一乡”是抒发思乡之情吗？为什么？
阅读训练四
六幺令
李纲［注］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
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高楼谁设。倚阑凝望，独立渔翁满江雪。
［注］李纲，抗金英雄，此词作于南渡初期的被贬途中。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有人认为“苒苒惊时月”之“月”与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之“月”用意相同，你是否赞成，请结合诗歌说说你的理由。
2.词的下阙表现了词人哪些思想情感？请结合句子分析。
阅读训练五
西江月
张孝祥［注］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注］张孝祥，南宋主战派代表人物，曾两次因遭投降派弹劾而被贬谪。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词人感觉“悠然”的原因有哪些？从中体现了词人怎样的思想？
2.这首词中，词人是如何描写湖边春色的呢？
3.简述这首词的语言风格。
阅读训练六
谪岭南道中作
李德裕
岭水争分路转迷， 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 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田收火米， 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 红槿花中越鸟啼。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首诗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请结合全诗分析。
2.首句中有一个字用得特别好，是哪个字？为什么？
3.诗歌有所谓“结穴之处”，即全诗情感核心。这首诗的“结穴之处”在哪？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阅读训练七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闻乐天左降江州司马
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两首诗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请用一句话概括出来。
2.这两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有同有异。请作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诗歌类阅读之贬谪诗》
阅读训练一：
1.比兴。诗人借叶葳蕤的春兰和皎洁的秋桂来自比，表明自己追求美好高洁的品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则抒发了诗人孤芳自赏、不求人知的情感。
2.一转在“谁知”。起首四句，单写兰桂而不写人，“谁知”引出了居住于山林之中的隐逸之士，用他们的心生爱慕衬托兰桂。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也因之而起波澜。二转在“何求”。林栖者既然闻风相悦，兰桂应该“花堪折时直须折”，诗人却别开生面，写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是它们的本性，而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由此点明主旨，即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只是尽他的本分，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
3.①“草木”照应首联的“兰”“桂”，“美人”照应颈联的“林栖者”。②尾联不仅点明了主旨，而且使诗歌脉络一贯到底。③意尽词尽，无一字落空。
阅读训练二：
1.“尽”写出雁影完全消失的情形。两位迁客并行荒郊，翘首仰望，他们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北回的大雁，一直到雁在天际消失。这个“尽”字把他们共同的思乡之情极为凄婉地传达出来。
2.虚实结合。“桂江”两句，设想别后，以虚写实。“桂江”即漓江，指柳宗元溯湘下桂而去柳州。“连山”，指刘禹锡的目的地──连州。“桂江”和“连山”并无相连之处，原来连接双方的，正是山水相望、长吟远慕的无限相思。
阅读训练三：
1.①颔联、颈联所写为登楼所见之景，颔联写的是近处所见。颈联写远景。②颔联是写诗人自身，颈联是写诗人眺望四位朋友被贬之处，抒发被贬之愁。③两联写到了诗人和朋友的追求，即做“芙蓉”“薜荔”，也写出不幸遭遇，“惊风”“暴雨”“岭树”都是他们遭遇的困难。
2.不是。此句是表达被贬的痛苦和与好友音讯难闻的悲哀。被贬到“百粤”这样的荒蛮之地，已经是够凄凉的，更凄凉的是，这地方音书难通，和被贬到四面八方的好友也就难以联系了，只能遥寄祝福。
阅读训练四：
1.赞成。词人认为只有天上的明月，阅尽人间的改朝换代，盛衰兴废，不管“歌沉玉树”“豪华销尽”，它照样年年月月，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它，是历史的见证。这和刘禹锡表达的意思一样的，都是用日月山川的古今共存，仿佛有情，反衬出历史与时间的无情，令人感慨。
2.①壮志未酬而年华逝去的悲叹。“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从眼前景物落笔。想到年华逝去，由此引发出“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之感。②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到底的决心。“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直抒胸臆，“独立渔翁满江雪”则自比披雪而立的渔翁，用一个寒江独钓的渔翁形象表明自己独立不移、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
阅读训练五：
1.①经历人世之路太多，已经习惯了崎岖坎坷，于是词人感觉悠然。②词人来到湖边，欣赏到优美的春色，心情悠然。这首词体现了词人对世事尘俗的厌恶，只能到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解脱，去追求舒畅闲适。
2.①选取有代表性的景色：杨柳丝丝，水连天，沙鸥一片。②视线由近及远，由近处的杨柳丝丝到远处的水连天。③动静结合。东风吹拂、沙鸥飞起是动景，水连天是静景。
3.浅易平淡，清新自然，意蕴无穷，不着痕迹。
阅读训练六：
1.①有岭南美景：岭水、桄榔、椰叶、蛮溪、红槿花等。②有岭南险恶条件：毒雾、蛇草、沙虫等。③有岭南季候风物：五月田收火米、三更鸡鸣。
2.争。用“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好像道路迂曲，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诗人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景，所以诗句倍有情致。
3.“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诗人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蕴涵着诗人被排挤打击、谪贬的愤懑。
阅读训练七：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4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政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性行为。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军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政”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独立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 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
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
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政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政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政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政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官方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复仇议》、《孝门铭》,《宗室传》栽《封建论》,《卓行传》载《与何蕃书》,《段秀实传》采《逸事状》增益之,
《赵宏智传》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志也。
钱氏所列采摭韩文并不齐全,《孔裁传》载韩愈《请勿听致仕》一疏,《樊宗师传》、《欧阳詹传》也都采愈所撰墓志及哀辞增益而成,在多家传记的赞中也引用韩愈的议论。关于《新唐书》采摭韩文可列表如下:
从上面所列表中可以看到对韩文的采摭主要在议论一体,其次则是可以入史传的叙事内容。这些文章遍布列传、文艺传、蛮夷传、孝友传等,采入范围之广、支撑作用之大确实可以看出宋祁对于韩文的熟悉和推崇。
其实,还不仅仅如此,在采摭韩文之后,宋祁总要加上几句评语以突出韩愈评价之重要,如卷201《文艺传》赞云:“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卷173《裴度传》赞云:“韩愈颂其功日:‘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知言哉!”卷192《张巡许远传》云:“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巡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 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卷200《陈京传》说:“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日……”。这些地方都突出了韩愈评价具有的权威性。
在其他传记中以韩文确立写作内容的还有不少只是没有直接采摭原文,如《柳子厚墓志铭》等即是。卷168评及柳宗元时,引了韩愈的一段话: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他曰:“雄深雅
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这段话出自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现存韩集中并没有这句话。这是否可以说自居易、元稹都具备了议论、文笔而无史才,韩愈具备文笔,而在史才、议论方面多有偏颇呢?《旧唐书》是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对韩愈的议论、史才都提出了批评,认为韩愈的部分文章远离了庙堂之体。显然,《新唐书》就没有依据这样的原则来组织文本内容,而是将本土文化、中央集权、源于经典和开时代风气等几个方面作为撰写参考要素。韩愈的议论被采摭到传记和论赞之中,而《旧唐书》在评价作者诗文风格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多采摭白居易的诗文。这可以看出宋祁的尊道轻文的撰写意识,他对纯粹的雕虫之作很少有较高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把眼光再集中在本传对韩文之采摭问题上,这一点两《唐书》并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新唐书》史臣认同了《旧唐书》的取材范围。采文之目的都很明确,《旧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之史才,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反佛心态,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良苦之用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爱民之情。《新唐书》采摭《进学解》以见韩愈才高,采摭《论佛骨表》见其士大夫之节操,采摭《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其忠心,采摭《祭鳄鱼文》见其美政。之所以采文变化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旧唐书》韩愈传记文本中并没有过多的文学本身的内容,采文都与政事相关,亦最能表达《新唐书》立论之宏旨。只是《旧唐书》在采文后有相关之评价,而这些《新唐书》史臣并没有认同,而是进行了改写。尤其是关于《祭鳄鱼文》的采摭,事情本身就比较荒唐,宋祁不会不知道,而依旧因循《旧唐书》记事采文,正是因为有利于表述既有之观点。
透过采摭韩文可以看出,《新唐书》对韩愈的史才、议论在认同的前提下予以弘扬,并大量采摭入史,这与《旧唐书》所下的论断是大不同的。这不能不说是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这样,从另一个方面张扬了以韩愈作为古文叙述之中心,确立了传记评价的思想和文学尺度。宋祁有《读韩退之集》一诗:“素瑟朱家古韵长,有谁流水辨汤汤。东家学嗜蒲菹味,蹙颂三年试敢尝。”诗句中突出了韩文的复古理念,对韩集的推崇跃然纸上。而他所推崇韩愈的正是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说的:“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宴娱乐为事;独执事眇然高举,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闻于左右也”。亦如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说的:“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之地位。看来《新唐书》是以韩愈为道统张扬之楷模,将他的史才、议论作为史传评价的重要参考尺度来处理的,“崇韩”则成为超出文学意义的社会共识,这就不仅仅是宋祁的看法,而是以韩愈作为思想资源的政治需要,材料虽旧而经过整合则成为新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
三
从传记的分类安排上,宋祁的态度比较明确,即以韩愈为中心独立安排了一个单元。《旧唐书》史臣虽然也很重视韩愈,将韩愈与“韩门弟子”立为一个单元,却加入了刘禹锡、柳宗元,重在为文学家立传,而非以韩愈为中心。《旧唐书》彰显中唐文学就在列传的三个单元的立传上,元白、韩愈和刘柳、李益和李贺。而《新唐书》则改变了这一格局。首先是将刘、柳从韩愈领导的群体里移出,又将李翱、宇文籍移出,加入卢仝、皇甫浞,这样队伍就明显更纯粹了。随后在“韩门弟子”以及与韩愈有关的人物传记里“增事”时为韩愈写上一笔,让韩愈获得尽可能多的出场次数。
对于归人韩愈帐下人物传记的叙写,我们不妨以《旧唐书》的相关传记作为比较对象,如《孟郊传》,《旧唐书》云:“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日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而《新唐书》云:“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然思苦奇涩”。以两人之平等交往转移到“称”其诗,显然突出了韩愈的主体地位。关于《张籍传》,《旧唐书》云:“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新唐书》则云:“当时有名士皆与游,而愈贤重之”。这里又将他人名字省去,只语及韩愈一人。“尤重之”也改为“贤重之”,一字之差而意思也随之变化,与《孟郊传》之处理效果相同。关于卢仝,《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卢仝传》云:“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同时“时又有贾岛、刘义,皆韩门弟子。”,《贾岛传》云:“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刘义传》:“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旧唐书》以李翱为韩门弟子却没有述及他与韩愈的联系,《新唐书》单独为李翱立传,云:“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这里既突出了韩愈之领袖地位,也揭示了将李翱移出之原因,正因为“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却未必终得韩愈之真传。关于宇文籍,《旧唐书》仅以“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就将他列入韩愈传后,《新唐书》则未为之立传。另外,《新唐书》又在《柳宗元传》云:“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欧阳詹传》云:“与愈友善,愈为詹哀辞。”《李贺传》云:“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浞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日《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又“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上面这些材料显然将韩愈“好为人师”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新唐书》云:“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新唐书》所言之“韩门弟子”语出李肇《唐国史补》:“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实际上,韩愈进士及第后就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新进士群体,即韩孟诗派的主要成员。这样,韩愈的领袖资质就在相关传记中得到了集中书写。
四
我们再关注一下两《唐书》在韩愈传记的“传赞”中所做出的评价。对于韩愈的古文创作,两《唐书》的看法自有不同之处,但是都承认其创新之内涵。《旧唐书》“传赞”云:“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
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旧唐书》正式为“韩文”立名。在复古的旗帜下“自成一家新语”。而对复古之内容,则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经诰之指归”,就是以经典作为属文之原则。二是“迁、雄之气格”,韩愈对司马迁、扬雄的推崇在自己文体的特点上亦有表现。钱基博《韩愈志》说:
《旧唐书》:“迁、雄之气格”一语,吾尝析言之日:“行气布局学司马迁,选字造句学扬雄”,今更申其
意日:“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朋周秦诸子之闳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
雅健。”柳宗元答韦珩书以为:“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
字瑰句,而欠逸气浩致也。
韩愈的追求路向显然在“务反近体”,近体指的是流行的骈体文。但是并不是制诰奏议等文体,而是抒情立意之笔法。《旧唐书》对他的新古文的评价是“自成一家新语”,在中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一种现象,韩愈的文章被奉为“新经典”而被师法,“韩文”也就成为了中唐特有的文体。只是《旧唐书》在以韩文人史的范围上不是很大,采摭篇目远远不如《新唐书》,这是因为韩愈之“道”并未成为五代的主旋律,何况史臣认为韩愈弘道之旨不够纯粹。故而,《旧唐书》拈出相关篇目,对韩文提出批评,主要集中批评了韩愈的三类文章,一是不合时宜的《讳辨》;一是不合弘道之旨的《毛颖传》;一是表现其史笔而为“当代所非”的《顺宗实录》。由于《旧唐书》史臣所坚持的雅正的文学观念,自然对韩文不符合雅正道统与文统的作品提出异议了。《新唐书》就不同了,宋祁为文本就好奇,对韩愈之文亦非常推崇,同一材料的使用上就与《旧唐书》多有不同,如针对《讳辨》一文,《新唐书》在李贺传中提及,云:“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用在这里就将叙述视角转换,转为对人才的重视了。在宋祁看来,韩愈又成为本时代的诗文发展的标榜对象,这样他对韩愈的评价就会以取韩之长避韩之短的写作态度。《新唐书》云: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
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
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在宋祁的评价视野里,韩愈就成为西汉以后的第一位文章大家。对于他成为文章大家的关键因素,只是肯定了“深探本元”的一面。为了突出韩愈的“成一家言”,将《旧唐书》作为近源的孟轲、扬雄作为韩愈宗尚的经典文本之作者。这样以《原道》、《原性》、《师说》等作为弘道主题的作品作为范例的同时,宋祁也将他的评价范围扩大,将韩愈的全部文章容纳进来,认为都是“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这就将韩愈塑造成“自名一家”的典范人物了。《宋景文公笔记》云:
韩退之称孟轲“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扬雄日:“大醇而小疵”。予以为未之尽。孟之学也,虽醇,于
用缓;荀之学也,虽疵,于用切;扬则立言可矣,不近于用。
这则笔记体现了宋祁对韩愈评价的自身态度,肯定了孟子弘道的纯粹性及理论内涵的精神指向,而苟况虽然有可质疑之处却具备现实价值,对扬雄的评价则不高,大概是其仅仅长于议论。也就肯定了韩愈从孟子那里发掘出来的有益于时政的弘道观念,对于纯粹文章写作中发出的议论则并不看重,宋祁推崇韩愈的也是在于其有益于时政的价值取向。他也时常将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放在一起比较,突出了韩愈“自成一家新语”的创体能力。就宋祁个人的意见,他对韩愈的推重主要还是在文章写作的创新意义上。《新唐书》作出的“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浞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之论断,实际上正是对“古文”写作自韩愈后无人继承此“一王法”的一次思考。
两《唐书》韩愈之传记中都对韩愈古文创作的经典取向有所论及,但是认识态度却有所不同。《旧唐书》云:“史臣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这段论赞首先推崇了刘、柳的文学才能,而对于韩愈、李翱则只是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动机和宗经取向。史臣认为他们以文风而改变世风的追求目的并没有结出果实,实际上,韩文在后继者的取径中就注定了难以延续的结局。在道消的五代就更难以被认同,或者说五代时期为文宗经也只是在骈体应用文的形式中还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难以落实了。这也许是史臣们忧虑的一种社会状况,韩愈时代的弘道之过程犹可谓艰辛,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自然衰落。这样的定论显然是根据自身时代的价值观念得出的,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暂时衰落的现实让史臣们直接得出了“弘道未果”的结论。《新唐书》史臣则因为本时代对弘道理念的张扬而突出了韩愈的意义,云: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毫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酸
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剜以
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
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
谋,排难恤孤,矫拂蝓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
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盂轲
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拔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这段文字是对以文弘道的张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韩愈树文统而尊道统。这些正与《旧唐书》“亦有整孔、孟之旨”的看法相反,宋祁突出了韩愈取法乎上的一面,认为韩愈的行文之旨“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这也就是“文”与“道”互动的结果,对“道”的尊崇为“文”灌注了气势,对“文”的创作加强了明道的追求路向。二是对韩愈排斥老佛的书写,尤其在坚守文化本位的较高评价。三是对韩愈儒者形象的推崇。
总之,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以为尊者讳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参考文献]
[1]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5
关键词： 古诗词鉴赏 情景关系 动静结合 虚实相衬
一、情景关系
1.以景衬情。
诗人在描摹细微婉曲、隐秘难言的情感或浓情蜜意时，往往通过写景来衬托。“情乐则景乐，情哀则景哀”。一一对应，人之常情。诗人的高妙之处就是把情融入景，通过景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实现情景交融，最佳妙境在于“以乐景写哀，更见其哀”。如：
绝 句？摇？摇？摇？摇杜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一幅色彩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如此美景，何以思归？原来这是以乐景写哀情。如此谋诗，以眼见之美景引发对家的回忆，写出诗人归心殷切：以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的鲜明对照，反衬诗人思乡之情更加浓厚。
2.以景衬景。
诗歌离不开景物描写，同为写景，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次要之景在行文中是用来衬托服务于主要之景的。“万绿丛 中一点红”，使用“绿”就是为了衬托“红”，突出“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诗人写景时用“星垂”衬“平野阔”，“月涌”衬“大江流”，使得写景雄浑扩大，“开襟旷远”。这种以景衬景的写法使主要景物的特征更加突出、鲜活。如：
宿建德江？摇？摇？摇？摇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3.以情衬情。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摇？摇？摇？摇刘长卿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
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此诗以水的自然流淌的无情反衬人的无比情思，同时又以自己被贬的苦闷写友人被贬之地的遥远和途中孤寂的担忧，表达了对友人的同情、牵挂和别时的恋恋不舍，达到了以情衬情的艺术效果，不仅显示了情之真，而且流露了情之浓。又如：
壬戌清明作？摇？摇？摇？摇屈大均
朝作轻寒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
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
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
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
颔联以落花与啼鸟各自情感的对比，凸显受到打击的抗清志士的伤感，极言清廷帮腔的小人的麻木不仁，感情表达得含蓄委婉。
二、动静结合
1.以声衬静（幽静）。
钱钟书先生说：“寂静之幽深者，每得一声音衬托则愈加其静。”如：
鸟鸣涧？摇？摇？摇？摇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首诗主要写春山夜静。花落、月出、鸟鸣都是动的，同时又通过这些动景显示了春涧的幽静。作者用的是以动衬静的手法，以声音衬托山涧的幽静，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动中见静，愈见其静，这不仅是生活体验，更包含朴素的辩证法。又如：
题破山寺后禅院？摇？摇？摇？摇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本诗自始至终静得让人掩卷之余，也受到禅心的洗礼，特别是末句以钟声写幽静，与“时鸣春涧中”可谓异曲同工。
2.化静为动（生机）。
化静为动，对本来静止的景物加以刻画，使之具有动感，静物写活，从而使作品富有生机，充满活力，情趣盎然。如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绿”字，将静态的视觉形象动态化，写出了春风的气势、力量和作用，境界开阔，色彩鲜明，给人以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美感。如：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摇？摇？摇？摇李白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山衔好月来”一句，十分巧妙，它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李白流放遇赦的高兴心情。这句诗写君山有情为诗人衔来好月，化静为动，与上句大雁带走愁心，相互映衬，使诗人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更加突出，且富有新意，耐人寻味。
3.化动为静（形象）。
化动为静，是将动态之景转化为静止状态，从而收到出人意料的新奇效果。如：
望庐山瀑布？摇？摇？摇？摇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个“挂”字，化动为静，描绘出遥看瀑布飞泻时的景象。突出水势之大，犹如白练，没有间隙。在李白的另一首诗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也有类似的意境。“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前一句化动为静，使人联想到随山冈徐徐移动的山雾，不断从野竹梢头飘过的情景。后一句化动为静，使人联想到山峰的陡峭和山泉垂直落下的景象。
三、虚实相衬
1.按虚景与实景的关系，虚实结合手法可分为虚实对比和虚实衬托。
虚实对比是虚景和实景相反形成强烈对比，从而突出主旨，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常运用虚实对比手法。如：
越中览古？摇？摇？摇？摇李白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前三句着重写越王破吴后富贵威武的往事，结句实写只剩下几只鹧鸪在故址上飞来飞去的眼前之景，虚实对比，表达了今昔盛衰的无常之感。
2.虚实衬托是虚景和实景相辅相成渲染烘托，委婉含蓄抒情。
如《陌上桑》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帽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借少年耕者锄者等人的失常反应（实写）烘托罗敷惊人的美貌（虚写），虚实相生，突出了罗敷的美艳绝伦。如：
邯郸冬至夜思家？摇？摇？摇？摇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前两句实写作者在客栈抱膝孤坐、形影相吊的思乡之情，后两句虚写家人围灯夜谈远行的自己，由实入虚，以虚衬实，充分反映作者孤寂思家的心情。又如：
除夜作？摇？摇？摇？摇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6
一、琵琶是东亚传统乐器
琵琶又称“批把”、“枇杷”，最早见于史载的是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枇杷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枇（批）”，向后挑进称做“杷（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枇杷（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故为“马上所鼓也”。
刘熙说“枇杷（批把）本出于胡中”，不足为训。同是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卷六《声音·批把》中说：“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与五行，四弦象四时。”
现在的琵琶，指的是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而历史上的所谓“琵琶”并不是这样。现在的琵琶是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及曲项琵琶演变而来的。
据史料记载，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在中国秦朝出现，当时被称为“秦汉子”，是直柄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共鸣箱两面蒙皮），是由秦末的弦鼗发展而来的。它是多种弹拨乐器，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琵琶”二字中的“珏”意为“二玉相碰，发出悦耳碰击声”，表示这是一种以弹碰琴弦的方式发声的乐器。“比”指“琴弦等列”。“巴”指这种乐器总是附着在演奏者身上，和琴瑟不接触人体相异。也就是说，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挑。当时的“琵琶”形状类似，大小有别，像现在的柳琴、月琴、阮等，都可说是琵琶类乐器。
琵琶是东亚传统乐器。因其音域广，演奏技巧为民族器乐之首；又因其表现力是民乐中最为丰富的乐器而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弹拨乐器首座”。中国琵琶很早便传到东亚其他地区，发展成现时的日本琵琶、朝鲜琵琶和越南琵琶。
南北朝时，随着中国与西域民族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曲项琵琶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我国内地。曲项琵琶为四弦、四相（无柱）梨形，横抱用拨子弹奏。它盛行于北朝，并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到南方长江流域一带。
到了唐代（公元7-9世纪），琵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当时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遂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唐代涌现出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如世居长安的曹保，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世人所推崇。在唐代的文献记载中，有许多描述琵琶音乐的精彩篇章，如说曹纲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另与之齐名的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来自西域疏勒的“五弦”名手裴神符是唐太宗最看重的宫廷乐师之一，他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段善本则是有名的佛殿乐师，后与康昆仑琵琶比赛后，进入宫廷成为皇家乐师。
这种盛况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有大量的记载。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非常形象地对琵琶演奏及其音响效果描述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现在，从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仍能见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
唐代后期，琵琶从演奏技法到制作构造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演奏技法上最突出的改革是由横抱演奏变为竖抱演奏，由手指直接演奏取代了用拨子演奏。琵琶构造方面最明显的改变是由四个音位增至十六个（即四相十二品）。同时它的颈部加宽，下部共鸣箱由宽变窄，便于左手按下部音位。由于这两项改革，琵琶演奏技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琵琶演奏的表现力十分丰富。
直至公元15世纪左右，琵琶已拥有一批以《十面埋伏》和 《霸王卸甲》为代表的武曲以及以《月儿高》《思春》《昭君怨》为代表的文曲。所谓武曲，其特点是以写实和运用右手技法为主；所谓文曲，其特点是以抒情和运用左手技法为主。这些乐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琵琶艺术的珍品。
琵琶经历代演奏者的改进，形制渐趋统一。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与现在的琵琶非常接近。
二、由琵琶引申而来的词义
因为琵琶对中华民族音乐的影响十分深刻，所以，由“琵琶”这个乐器名称又衍生出许多名词、成语及传说故事——
琵琶别抱。唐白居易《琵琶行》有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句，后以“琵琶别抱”、“琵琶再抱”、“琵琶别弄”指妇女弃夫改嫁。明代孟称舜《鹦鹉墓贞文记·哭墓》：“琵琶别抱归南浦，负却当年鸾锦书。”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琵琶别抱，掉首无情，非惟不及此妾，乃并不及此狐。”清代李渔《奈何天·计左》：“命短的，做了离魂倩女；命苦的，做了琵琶别弄。”近代张恨水《金粉世家》：“知者谓我逃世，不知者谓我琵琶别抱也。”
琵琶亭。亭名，位于九江市长江大桥东侧，面临长江，背倚琵琶湖。据《嘉庆一统志·九江府》载，唐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白居易由长安贬任江州（今九江市）司马。翌年秋天，送客于浔阳江（今九江市北长江一段）头，有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诉说身世，触景生情因作《琵琶行》赠之，后人因以名亭。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是具有独创性的名作，乃千古绝唱。有道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即此。
琵琶洲。琵琶洲位于江西省余干县城东山岭南面市湖中，因状如琵琶而得名。据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载：“饶州余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谓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谓之琵琶亭。”在广州东南珠江中一河洲，因为四面环水，形似琵琶亦被称为琵琶洲。《嘉庆一统志·广州府》有载，洲土有相连的二山点缀风光，山青水秀，景物宜人，昔日闽浙舟楫皆泊于此，人烟繁盛，现为广州著名的游览胜地。
琵琶卜。弹琵琶以卜凶吉，是占卜的一种，在古代很流行。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卷三记载的故事（后来被明代的冯梦龙写入《古今谭概》）说，唐朝时，乡下有位何老太善用琵琶卜算，一时名噪四方，前去问卜的人络绎不绝，就连一些社会名流也争相前往。一天，有个姓郭的官员慕名前来求占。他在何老太跟前拜了两拜，又献上银钱，想卜问一下官运。何老太收了钱，调正弦，应和着琵琶声唱道：“是个大富贵好命，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再后年便得四品。”姓郭的官员纠正说：“您弄错了！品数越少，官位越高；品数越多，官职越小。”何老太紧接着就改唱道：“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要是过个五六年后，您就是没品数了。”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故事。情节大致是：汉代书生蔡伯喈应举，考中了状元，被强赘入相府。其妻赵五娘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得牛女相助，与蔡重新相聚。
琵琶旧语。《宋书·乐志一》：“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后以“琵琶胡语”、“琵琶旧语”，表示对外屈辱求和之意。宋代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琵琶鱼。《文选》载左思《吴都赋》：“跃龙腾蛇，鲛鲻琵琶。”唐代刘渊林注：“琵琶鱼，无鳞，形似琵琶，东海有之。”琵琶鱼学名鮟鱇，又称“电光鱼”，是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形状怪异的鱼类。体长一般为45厘米，最长可达2米。体色从褐绿色到灰黑色，各不相同，体表还具有杂色斑点。琵琶鱼身体扁平，头很大，背鳍和胸鳍发达，还有一条马鞭一样的长尾。尾根与鱼身衔接处长有一排锋利的刺，刺尖可产生毒液。从鱼体的背面俯视，很像一把琵琶，故称琵琶鱼。
由琵琶引申而来的词语中的“反弹琵琶”，则与人们的社会生活颇有关联。
三、“反弹琵琶”的本义和引申义
“反弹琵琶”又称“琵琶反弹”，来源于敦煌莫高窟，系指敦煌艺术中的一个优美舞姿。此图见于莫高窟第112窟的《伎乐图》，为该窟《西方净土变》的一部分。“反弹琵琶”的人物造型丰腴饱满，线描写实明快，流畅飞动，一气呵成，天衣飘扬，有“吴带当风”的韵致，体现了唐代佛教绘画民族化的特色。其敷彩以石绿、赭黄、铅白为主，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典雅、妩媚，令人赏心悦目。
“反弹琵琶”是中唐的作品，代表了敦煌艺术的最高绘画水准；绘画色彩和舞蹈动作明显带有西域少数民族的特点，是唐代对外交往的友好见证。
“反弹琵琶”表现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手持琵琶，半裸着上身翩翩翻飞，天衣裙裾如游龙惊凤，摇曳生姿，项饰臂钏恍在丁当作响。突然，她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画面中反弹琵琶的伎乐天是佛及菩萨的侍从，其主要职能是“娱佛”。
“反弹琵琶”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绘画技法的角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是敦煌壁画中的代表杰作。“反弹琵琶”劲健而舒展，迅疾而和谐，把高超的弹奏技艺与绝妙的舞蹈本领优雅迷人地统一在这个舞者的身上。
敦煌壁画上的这个反弹琵琶形象的艺术效果远胜于正弹琵琶。这种一反常态的思路被人们巧妙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即是说，思考和行为可以不按常规。它看起来似乎违反生活常理，不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规律，但有时却能获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近千年间被传为美谈的《司马光砸缸》就是生活中的“反弹琵琶”。司马光面对紧急险情，运用了逆向思维，果断地用石头把缸砸破，救了小伙伴性命。按常理说，解救一个落缸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拉人出缸或者跳进缸中救人，但这对于一群小孩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如去找大人来救恐怕时间就来不及了。于是，司马光急中生智而砸缸救人。
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还有不少这类不按常规“出牌”的处理方式，人们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反弹琵琶效应”。例如在批评心理学中，人们把原本要批评的对象不给予直接批评，而是充分肯定或表扬其长处，使犯错者自我反省，进而认识过错，改正过错。而在作文中的“反弹琵琶”，是指在写作上避开常规的思维模式，从相反或对立的逆向角度立意构思。运用这种技法有时确能起到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从而写出新颖别致的文章。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是这样送友人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表达出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怀；而高适写的《别董大》则琵琶反弹：“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表达出一种开阔豪放的胸襟。这说明，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重视作文思维的发散训练，力避老生常谈，人云亦云。
在国内的许多旅游景点，过高的门票价格让大部分消费者望而却步。而杭州市西湖从2003年起对环湖公园景点开始实行免费开放，九年来，其免费政策从大局上看，并没有减少政府的经济收入。据杭州市审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西湖自2003年开始实行免费，景区每年虽然因此直接减少门票收入2530万元，但公园免费却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经营价值的提升。景区管理部门通过拍卖、出租或承包景区商业网点经营权等市场化手段，不仅抵补了损失的门票收入，增收逾亿元，还带动了杭州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益上百亿元。显然，杭州西湖的免费政策就是“反弹琵琶”。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7
关键词：柳宗元；文学教育实践；文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102-06
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
作者简介：康震，男，陕西绥德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教育，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简言之，文学教育就是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与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唐代的文学家当中，柳宗元的文学成长首先得益于他家族的文学教育环境，其次受益于他与文学同道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后进之士的培育、教诲。在这一过程中，柳宗元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观、教育观，从一个文学教育的受教者转变成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他的文学教育理念、文学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唐代文学家的成长以及唐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
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望族。从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柳氏家族发展壮大，初唐高宗时期，柳夷的外甥女王氏贵为高宗皇后，柳本人也官至宰相。后来柳氏家族政治势力逐渐减退，诸柳所任不过府县僚佐。但其间却涌现出不少善文能诗之人：“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成为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柳并曾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幕府任掌书记，其女嫁与陆参，与梁肃、权德舆等文坛名流有很深的交往。柳中庸是萧颖士的女婿，与李端、皎然、陆鸿渐等文学名家友善。这样的家族交游传统必然形成充分的文学教育环境，为柳宗元的文学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这其中，父亲柳镇、母亲卢氏以及岳父杨凭对柳宗元的影响最大。柳镇乃明经出身，文学与政能都很出色。杨凭与兄弟凝、凌“皆孝友，有文章”。杨凭曾与柳镇同在李兼幕府供职，柳宗元随父亲在李兼幕生活了一段时间，结识了杨凭，深受其文学素养的熏习。卢氏出身范阳卢氏，家学渊源，善诵诗书，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
“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
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
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虽恶少食，不自足而
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
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
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
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
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
为名妇。
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旧宅，收藏有祖辈积累的3000卷藏书。所有这些都促使柳宗元的文学与学问日有长进：“下笔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家族仕宦不绝的传统也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变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考中进士后，柳宗元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得以广泛阅读皇家丰富的藏书，大大提升了他的学问与文学素养，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声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众多京师学子争相到他门下求教。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柳宗元“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慕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柳宗元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之前的受教育者，开始成长为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国子司业阳城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挽留阳城。柳宗元不惧牵连，主动写信给太学生，高度评价太学生的正义之举及阳城在太学的成就：
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
乖剌与?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
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至
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
矣。
贡士沈起曾向柳宗元投献诗文50篇，柳宗元在《答贡士沈起书》中，对沈起的文章大加褒扬，积极勉励沈起继续创作更多的兴寄之作，认为这样的诗文乃是有功于世的作品：
得所来问，志气盈牍，博我以风赋比兴之
旨。仆之朴呆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
恧也。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壁
之宝甚厚。……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
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间岁，兴
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
惬心，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
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
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
甚!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因“永贞事变”被贬永州，其后再贬柳州。永州、柳州的生活与文化环境都比较恶劣。为了寻求精神慰藉，柳宗元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与理论思考。他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贬谪意味着柳宗元政治生命的终结，却是他文学生命的新开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逐渐成熟，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教育活动。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与杂记文。他的山水游记将山水景致内化为个人操守与身世情怀，具有强烈的自传个性。他的杂记文将佛家典故融入其中，以寓言的形式组织篇章，大大的拓展了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创作也极富创新性。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光的作品。”“柳州山水诸记，能引人人胜，千载之下，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而己若有物焉，导向使与会。”新的题材、新的阅历，使柳宗元的诗文呈现出新的境界：“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日：其大体如纪养斗鸡，在中朝时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
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木鸡”的境界便是成熟而臻于化境的境界。这些文章在传播的过程中，成为同辈与后进学习的典范，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的作用。
被贬时期，柳宗元政绩突出。初至柳州，柳宗元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柳州当地重鬼神而信鸡卜，有祛病杀牲占卜的恶俗：“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利用佛教“事神而语大”的影响禁绝杀牲害农的行为，并“援佛入儒”，在当地传圣人遗教而兴王化之道，让民众“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他还重振府学。重修孔庙，发展教育。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柳宗元写道：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
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
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
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
新。……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日：昔者夫子尝
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
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
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
柳宗元的为政之道也深得柳州民众的称道：“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重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与之前的寥落相比，柳州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柳宗元之治深得民心。
二
由于政声颇佳，文名益振，很多同道、后学或与柳宗元通信，或前来求教。永州与柳州因此成为元和时期思想与文学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地。
韩愈与柳宗元虽然政见不同，却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被贬期间，二人多次通信，广泛讨论文学与学术问题。韩愈曾介绍韦正卿之子韦珩向柳宗元学习为文之道。韦珩年少名高，学识渊博，“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与年轻时的柳宗元很相似。柳宗元因此告诫他“不患不显，患道之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还是在这封信中，他称赞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司马迁，远胜扬雄。对韩愈《毛颖传》诙谐戏谑的独创笔法也著专文大加称赞。而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他又尖锐批评韩愈推诿史官的行为，详尽论述史官一职对于传道者的重大意义。他撰写《段太尉逸事状》并寄给韩愈，希望能够弥补正史中段秀实事迹不足的遗憾，光大“史道”。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政治、文学的同道者。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一致。柳宗元曾作《筝郭师墓志》，刘禹锡读罢产生强烈共鸣，认为郭师的筝曲：“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言，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徜徉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遭遇与思想情感。在给柳宗元的信中，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因此能够对人“赏功伐祸”，而柳宗元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刘禹锡赞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柳宗元对此也深表赞同：“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柳宗元与中唐著名思想家吕温同为“二王”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吕温主张“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返其本而文存”。这也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思想一致。柳宗元曾有感于《国语》“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于是作《非国语》67篇。“黜其不臧，究世之谬”，但是作成之后却“怏怏然不喜”，因为世之知己并不多，而好《国语》的习气也并不容易改变。只有吕温可以“成吾书者”，或可以光大自己的学说。
除了这些同道者，还有不少的后进之士深受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被贬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如吴武陵，曾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日：‘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盂简书日：‘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柳宗元充分肯定吴武陵的文学成就：“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与岳父杨凭的儿子杨诲之也交往甚笃。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告诫杨诲之做人要圆外方中，借说车而告之以圣人之道，言语恳切，发人深省。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荆州人杜温夫一连三次给柳宗元写信，“书皆逾千言”，并把所作文稿10卷寄给他，请求修改指导。身染重病的柳宗元给杜温夫写了封近700字的回信，告诉他“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进而指出杜文中若干不妥当的观点，甚至一一指出杜文若干用词与文法的不当之处：“所谓乎、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用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与白衣秀才娄图南的交情也很好。在永州期间，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山水赋诗文。柳宗元将娄图南引为同道之人：“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一文里，柳宗元则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此外柳宗元还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松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厚。
卫州人崔黯也曾向柳宗元行卷。柳宗元为他详细阐释“明道”的重要性：“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对家族成员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从弟柳谋曾专门来永州拜访他。柳宗元将振兴柳氏宗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柳宗元的堂弟柳宗一、柳宗直一直追随柳
宗元到柳州。柳宗元对柳宗直期望甚高，特意为宗直做《西汉文类序》。可惜柳宗直“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除了这些同道者与后进之士，柳宗元还与释道两家有交往。与韩愈不同，柳宗元自幼好尚佛教：“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思想本有融通之处，两者结合更有利于弘扬圣人之教。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六祖慧能传播弘扬佛法，“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而“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是《孟子》与《礼记》的基本观点。在写给僧人浩初的赠序中，柳宗元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认为佛学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颇多相合之处，应当借鉴佛学思想来为儒家思想服务。僧人方及曾在连州刘禹锡处住了一年，刘禹锡称赞“其词甚富”。后来转而来柳州。柳宗元借赞许方及严守戒律的品德，抨击了“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的“游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冬，山人贾鹏慕名来柳州拜访柳宗元。与柳宗元作诗酬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柳宗元作《送贾山人南游序》，赞扬贾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元和十二年(8+17)，山人元集虚来到柳州。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再次阐述“三教调和”的思想。文别提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并称赞元集虚对杨、墨、申、商、释各家学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与同道者、后进之士在文学、思想上的交往，乃是中唐文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柳宗元其时虽然“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偏居荒蛮，但其道不孤，他有关文学、史学、儒学方面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中唐时期的一批文人学士，永州、柳州也因此与长安遥相呼应，成为南方培育、教育文学、学术人才的重要源地之一。
三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在被贬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思想家、教育家。在教育的目的上，柳宗元强调学以明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学习的目的就是明道、致道，这个“道”就是圣人之道，是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只有在圣人之道的教诲下，才能培育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才能“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在教育的对象上，柳宗元强调“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柱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为重视明道，所以柳宗元也推崇师道。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韩愈作《师说》倡导师道，遭到流俗的讥笑。柳宗元对韩愈的言行大加褒奖：“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并尖锐的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在教育的方式上，柳宗元强调顺天致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问养树，得养人术”。
柳宗元对文学的认识也很深入。就文学的类别而论，他认为有著述与比兴两种：“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歌咏，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前者重在讽喻议论，后者重在审美娱情。其源流与风格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不同。就创作目的而言，柳宗元认为文学应当“辅时及物”“有益国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捕蛇者说》《憎王孙文》等散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他强调“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认为文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但他认为形式也有独立的意义：“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在对教育与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在文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柳宗元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学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文学教育的步骤而言，他强调要明志：“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其次需要勤奋：“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勤奋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者，授教者也须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有所得，有所积累，才能为人之师：“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因此，即使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柳宗元依然勤奋学习，“倦不知游息”。明志、勤奋则必然走向博学，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他在贬谪时期：“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到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方少得知文章利病。”但博学必须求精求准，不能道听途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更不能尽信书，而要敢于质疑经典。柳宗元因此撰写《非国语》《论语辩》《辩文子》《辩列子》等文章，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之言进行辨伪考究，授予后学以正确的学习内容。
柳宗元还非常重视文学写作的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他认为文学写作应该具有严肃端正、谦和明晰的心态：“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
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不能投机取巧：“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所以他勉励吴秀才“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展开写作过程，如何在写作中体现道的精神与内涵呢，柳宗元认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桓，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汉辞赋。他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他之所以推重西汉，是因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
南宋楼在《崇文古诀》评论说：“看后面三节，则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韩退之与本朝老苏、陈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经历，但各有人头处与自得处耳”。确为中肯之论。柳宗元的这段话深入剖析了文学写作的发生过程与文学风格的培育养成。涉及文学写作过程中，情理的交融，是非的判断，言意的斟酌，逻辑的延展，思想的渗透等一系列重要的微观组织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文学风格气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精神内涵，不仅仅是文学的内容，也是促进文学气质风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柳宗元也很重视作家的主观修养：“文以行为本，必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闲士所懔懔者”。他不仅要求“诚其中”，更提出以“行为本”，把读圣贤书视为“其外者”。他勉励后学读书要专一持久，不要贪快求速：“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然尔。久则蔚然尔。”“成而久者，其术可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要注意“悬断”，慎重考虑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要轻率地下结论。所谓：“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二是注意“究穷”：“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8
关键词： 隋唐时期； 陕西航运； 漕渠
abstract: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marked another powerf ul and prosperous ph ase in chinese history following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y. both dynasties est ablished chang’an, located in the depths of the guanzhong plains, as their resp ective capit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mperial arrangement, navigating ind ustry in what is now shaanxi gained a pinnacle of prosperity in history. duringthis phase of history, a complete set of regulations of navigating administratio n was introduced, maintaining the maximum of transporting capacity by overcoming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navigation on the weihe river. especially at criticalmoments, large-scale transportation was capable of being organized on the han ri ver to basically guarantee the grain consumption in chang’an the capital, whichplayed an essential part in economic supply for the capital.
key words: times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navigationand transportation in shaanxi; 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 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 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 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 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 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 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 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 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 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 页)。。
一、 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 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 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 ，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 。杨思植、 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 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 都要偏北4—5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2］91-97。
（二） 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 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 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3］卷1《高祖纪》上，卷68《宇文恺传》，黄河若 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 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4］卷5《武帝纪》上，这 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系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 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 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书 原文洛水之“洛”书作“”，应属异写。。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 下唐颜师古注。，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 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 流入渭” 据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 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3“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 东北，南流入渭” 。再往后到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 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35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又卷 2“同州”。。可 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 致相同的偏东位置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记事》“河中府浮桥 ”条。。
（三） 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 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 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 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想到开浚漕渠［3］卷24《食货志》。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 加 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个 月时间［3］卷1《高祖纪》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 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东南 ，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 经由大兴城北［3］卷61《郭衍传》，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 ，隋漕渠的线路总长300多里［3］卷24《食货志》，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 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3］卷1《高祖纪》上；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 恺传》。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3］卷61《郭衍传》；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其中宇文恺是隋代 著名的土 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 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 渠，又名富民渠。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 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据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 校勘本)卷12长安县“永通渠”条。。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 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 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 二年三月完工据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9《玄宗纪》下；王溥《唐会要》(商 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87《漕运》。，定名为兴成渠［5］卷172《李石传》。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 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5］卷105《韦坚传》。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 袭用汉、隋旧 道 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计部•河 渠》二。。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处以下绝 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水两条河流的 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在通过水之前，韦坚在开凿 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 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 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据刘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05《韦坚传》； 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欧阳修等《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 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河不远， 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 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 围附近，东过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 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 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35里的渭河 口附近，而不是黄河据刘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 “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 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 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 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 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 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24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 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 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 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眉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 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据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风眉县；据北魏郦道 元《 水经•渭水注》，此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 本）卷19。。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 见于《水经•渭水注》；一说此渠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 以及《晋书•食货志》。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6页)。，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如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 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 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7］113。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7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 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 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等率军先行入关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 注引《魏书》；卷9《魏书•曹真传》。。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粱道”，这一计 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8］卷2 2《魏书•卫臻传》。卫臻到长 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击退，卫臻计无所施， 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因此，卫臻 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在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 ，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据陈寿《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 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即 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 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 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 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4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直到唐代 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 姜行本在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水东流，以通水 运，名为升原渠据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陇州 。。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 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 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 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0《食货十》中 对此有详细记述。。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 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又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9；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五） 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 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 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 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 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 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 过长 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 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 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 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 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 《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 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 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 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 渭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 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 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 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 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 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 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 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 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 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 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 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 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 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 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 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 “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 ，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 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 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 丹、 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 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 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 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 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 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 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 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 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 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 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 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 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 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 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 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 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 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 ，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 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又参阅谭其骧主编《中 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 分艰难，在县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 行者屡逢泥淖”。整个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 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 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兴州江运记》。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 来代替陆运［9］卷26《兴州江运记》。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 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 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 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 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300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200里。百姓大为便 利，为此专门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9］卷26《兴州江运记》。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 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 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仞之手 。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严砺疏凿嘉 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 治所下辨据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7《阶州直隶州•古迹》 “同谷故城”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58《虞诩传》唐李贤注。，泥公山在县西20里。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200里［6］卷40《 地理志》。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200里之数； 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 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与《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 ，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 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 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参见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 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 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 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 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 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广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 。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 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 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 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 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 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 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 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 ，“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 ，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 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 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 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 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 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 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 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 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 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 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 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 、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 “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 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 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 鉴 》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 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 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 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 之 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 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 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 的渭河运输码 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 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 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 “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 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 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 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 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 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 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 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第154-155页 。。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 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 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 ，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 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 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 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 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 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 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 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 意义最大、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18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 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 ，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700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230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 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 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 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6］卷53《食货志三》 。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100万至180万石之间，比起唐初20 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6］卷53《食货志三》。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 ，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 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 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 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5］卷105《韦坚传》 。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 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13］77。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 在广运潭边。 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 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去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 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 13］102。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400多万石，开创 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 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 额是250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10］卷2《 华州华阴县》。由天宝 年间水陆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 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 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 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卷498《邦计部•漕运》等记述。。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 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 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 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6］卷53《食货志三》。显然，自然的淤积冲 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 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 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10］卷2《华州华阴县》 。
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 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 京城的粮食达到了11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 城的粮食只有40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6］卷53《食货志三 》，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 ，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10天，宫禁 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 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 运。
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和杜亚两人不 仅 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 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 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 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130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6］卷53《食货志三》。只 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 般也只有4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
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 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 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300里 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5］卷172《李石传》。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 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 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 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 好。在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 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5］卷49《食货志下》。
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 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 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 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3］卷24《食货志》。所谓 “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 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 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 京城［14］卷485《东城老父传》。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15］卷6《王 无得》。
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 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 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然 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 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 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 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120万石到京城，这应该 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 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 ［6］卷134《韦坚传》。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 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二） 黄河航运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 的粮食为主。
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 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3］卷24《食货志》。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 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 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6］卷87《漕运》。河东一带 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6］卷154《李宪传》，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 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 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 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 在胜州设有120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3］103 。
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 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 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 木材［13］105。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 木材漂流运输。
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 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 ”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7］卷276《张平传》。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 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 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 备关中凶年”。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 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 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 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 ，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详据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刊《文史》1982年第17辑，此据作者 文集《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15页)。。
（三） 关中的木材运输
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 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 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 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6］卷87《漕运》，没有明确交代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 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备受当时人称 赞。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木伐”通行 ，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8］卷497《邦计部•河渠》。“木伐”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 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 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凤翔府虢县下记作“运岐、陇水入京 城”，此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22《地理志• 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条，“水”当为“木”字形讹。。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7 000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木童80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9］31 。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5］卷44《百官志》。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3］102。
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 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 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山就峪据刘等《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记，就谷监“在王屋”，而《大唐六典》 卷23“将作监”条则记作“在周至”，当以《大唐六典》所记为是，《旧唐书•职官志》文 字有讹误。。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 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 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 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 。唐代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 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眉县北注渭河。 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 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 ，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 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县”，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 误。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 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9］31。另一方 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蓝田县所记；宋敏求《长安志 》卷16蓝田县“库谷水”条所记；又据毛凤枝《南山谷口考》(陕西通志馆1934年版)。。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县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 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 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 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 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 ”据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二十五史三编》 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26。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 出 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 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 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 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 误。
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周至（原作 ‘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 在伊阳。”［5］卷44《职官志三》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 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 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 谷监在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 因“”、“”二字形近，将“县”讹作“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 成了“库谷监在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 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河向下游溜放，运 送到长安城附近。
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 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 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据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食货》第四十三之三；又据脱脱等 《宋史》卷276《张平传》。。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 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 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木伐由升原 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 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 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 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 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 天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 ，“浮渭沿河而下”［20］卷264。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 城范围广大，与 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 ，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 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 ，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3］ 13。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 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 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薪柴这样的重物 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 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
（四） 陕南的水上运输
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 淮地区的物资。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 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 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 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 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 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 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 租运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 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 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 ，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 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 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 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 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 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卷218，卷219 。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光启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 。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据刘等《旧唐书》卷131《李皋传》；又据赵元一《奉天录》(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本）卷2、卷3。。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 。 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4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 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4个多月。
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中和元年春行至兴 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 将近4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东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 ［21］卷42《冯行袭传》。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 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 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 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 ，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试图治 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 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 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6］卷99《崔传》。崔沟通丹、灞水道的尝试虽然基本 上失败了，但是，商州本 来也是长安城东南蓝田武关一路所必经的地方，仍然可以尽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资运 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陆运，越过秦岭。就在崔这次沟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邓州 刺史“兼检校商州漕运”据王昶《金石粹编》(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71《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 子姚府君神道之碑并序》。。丹江从商州流过邓州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兼管商州漕运 事物，足以说明从邓州到商州附近这一段汉江航道确实存在比较兴盛的航运活动。
大历十二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 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仓参军李钫“运入奏”［14］卷153“崔朴”条引《续定命录 》。道州在湘江上游，这说明湘江流域的 贡赋，要通过湘江入长江，再转入汉江、丹江，越秦岭运送到长安城。不过，丹江水道比较 湍急，航运条件实际上不够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较小的船只在水量较大的时候，才能航行到 商州附近，所以，当时丹江上的航运，总的来说，并不十分发达。杨炎在商州洛源驿遇到李 钫“运入秦”，已是采用陆路运输，这说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时还到不了洛源驿一带。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叛乱时，李希烈在东面也 阻断了河、渭运路。当时“长安以东，飞书不 通。南方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22］卷2，这其中应有一 部分物资的运输利用了丹江水道。
贞元末年，严砺在兴州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沟通了从长举县到成州之间的航运联系， 成州戍卒所用军粮，从此由江上水运，免除了陆运之劳苦，对巩固西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 用。兴州地处四川与关中之间的陆路通道上，而长举又在兴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时 ，由长举县治陆运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线比较合理。可是，长举和整个兴州都地处山区 ，当地不会有余粮供应边卒，这里的粮食只能是从东南边的汉中或南边的四川运来，通过嘉 陵江水道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长举县治，要首先经过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长一段水路。这 样，若是从长举县治再把粮食装船水运到成州，就需要先顺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 ，再向西转入青源河水道。这样势必会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运输，当时肯定不会做这样的 傻事。柳宗元记述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事，称之为“兴州江运”［9］卷26《兴州江运 记》，说明疏凿后的航运区 间，应当不仅局限于长举一县，长举只是兴州向成州路运粮食时的起点，而航道疏通后的水 运则应属兴州全州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由兴州向成州水运军粮，应当不会再经由长举县 治，而是在其下游的兴州州治顺政县即今甘肃略阳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 口后转入青源河航道，驶抵成州。东汉时虞诩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县漕运粮食，就 是由唐兴州治所顺政县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转运汉中的粮食详据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 环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 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第7页，第10页。。
三、 船只与航运管理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 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 板舟塌、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舟爰、舴艋舸等各类船只5 000多艘，船舱层级最 多的有5层之多［23］18-22 ，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运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 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 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 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 船的改进。
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 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 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 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 “河船不入渭”［6］卷53《食货志•三》。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 点相适宜的船只。
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 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 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 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 作用［6］卷53《食货志•三》。
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 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5］卷105《韦坚传》。斛是古代量器， 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 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 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 、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 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 善。
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 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3］卷28《百官传下》。唐代 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 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 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 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 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 就是如此［6］卷48《百官志•三》。
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 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 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 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航道上的一些关键设施，一般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兴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 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监下设置有直属官吏进行管理［6］卷48《百官志三》。
对航运与农田用水的协调，唐朝也有专门规定。譬如关于木材运输，唐朝规定农田灌溉引水 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灌溉农田，必须设立节水斗门，以避免过量引水。如果是 在朝廷规定的水运期间，必须首先保证水运，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期限之外，也不应妨碍水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弃农田灌溉于不顾，朝廷规定即使是在水运期间，假如出现没有 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当时水量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运管理部门对此不得加以干涉 ［13］104。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航运事务，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规则。譬如，皇帝出巡时使用的舟船 ，若是建造不够坚固，工匠要处以绞刑；若是缺少诸如船篙、船棹之类的附属设备，或是船 上不够整饬，有关人员要判处两年徒刑［24］卷9。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隋唐两朝能够克服渭河航运的困难 ，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在特别时期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的大规模航运，这些都充分说 明这些航运管理办法，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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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9
关键词：魏檄；吴疏；蜀教；公牍文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03-02
褚斌杰先生曾定义公牍文为：“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1]公牍文在秦汉时期走上规范化道路，汉代行政“皆成于令史”，文牍较前代而言数量大增，也不乏名篇，时至汉末三国，臣工公牍文在军事谋略上显示出独特的风采，幕僚工作的场所也是文学创作的舞台，其时文牍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尤其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将选论其时较有代表性的臣僚公文，以窥得一斑。
一
三国中，曹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建设方面开展得最好，百家涌动争鸣，现存文牍上千篇，其主曹操本身就是公文创作大家，手下的幕僚群体也很有实力。军事参谋荀■“领典枢机”，文牍有《迎驾都许议》、《散斋得宴乐议》等，主簿蒋济创作有《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等多篇公文，另如华歆《谏伐蜀疏》、王朗《劝育民省刑疏》、王肃《论秘书丞郎表》、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等都是优秀之作。其中以陈琳檄文最为出色，《文心雕龙・檄移》曰：“檄者，■也。宣露于外，■然明白也。……故其植义■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2]檄乃宣战告示，优秀的檄文能抓住敌方要害，震敌于战前，具有强烈的鼓舞、号召力量。陈琳素以擅写文牍著称，在未归附曹操前曾是大将军何进主簿，所做《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毫不留情。官渡战后，陈琳为曹军所俘，曹操既往不咎，收于麾下，陈琳为曹魏的策反工作写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很好地反映了魏文牍企图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的效果，其文起篇就劝诱孙吴将校部曲弃暗投明，做出明智判断，切勿为孙权蒙蔽，后指出：“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小人临祸怀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3]此番言论目的在于“订信慎之心”[2]，使招降工作首先具有道义和事实两方面的合理性，立之以义。威逼利诱也成了该檄从精神层面击垮对手的伎俩：“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禽疾，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拔将取才，各尽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望风■应。昔袁术僭逆，王诛将加，则庐江大守刘勋，先举其郡，还归国家；吕布作乱，师临下邳，张辽、侯成，率众出降；还讨眭固，薛洪、■尚，开城就化；官渡之役，则张■、高奂，举事立功；后讨袁尚，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临阵来降；围守业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审配兄子，开门入兵；既诛袁谭，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举事来服。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有智有策，折冲讨难，芟敌搴旗，静安海内，岂轻举措也哉！”[3]为了加强号召力量，陈琳更是不惜耗费笔墨具体举出刘勋、张辽、薛洪、张■、马延等一系列“有智有策”之人，说明“识时务”于各方皆有利无害之事实，随势而下，“审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节不苟立，屈伸变化，唯道所存”[3]，一气贯注，使读者在心灵上收到极大震撼，精神上产生认同。作为权力博弈的政治文书而言，由于曹魏灭吴的主客观条件均未成熟，结果无人来降，《檄吴》终成“一纸空文”。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檄吴》是成功的，在当时就受到曹操激赏，提升了军中士气，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热血沸腾。
二
孙吴现存文牍约有二百余篇，大部分是幕僚所作，较出色的有薛综《上疏谏亲征公孙渊》、诸葛恪《谏齐王孙奋疏》、陆逊《陈时事疏》等。孙吴秘书文牍的整体创作水平相对较低，乏陈琳般惊世之才，却也非毫无智谋之见，尤以上疏文可窥得：“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2]“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4]表与书（疏）功能大同小异，关系密切，表继承了前代的书、疏体。陆逊表文在孙吴有一定特色，“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5]，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伯言（陆逊）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献替。谋宁社稷，解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6]陆逊一入仕便掌管人事工作，作为孙权统治集团的重要幕僚，经常出谋划策，上表疏发表意见。安境保民是陆逊军事思想中重要的一点，其文不仅是秘书具有军事先见谋略之作，也折射出孙吴整体的偏安战略，如其在建安十一年的《建议平山寇》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3]黄龙二年，《请勿取夷洲及朱崖疏》道：“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3]特别夷陵一战，陆逊《上疏请缓攻刘备》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的作用：“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3]全文对防线关键性有精准的见解，对战略、战术亦详加分析，起到稳定士气、民心的效果。同为信守吴国“攘外必先安内”的上疏文，薛综上疏孙权，屈尽了征伐辽东其中利害关系：“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漾，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3]当时吴主孙权贸然做出亲征辽东的决策，薛综从孙吴实际情况出发极力劝阻，提出冒险征辽东在战略上不可取，有理有据地指出“中国一平，辽东自弊”，条陈要害以启王心。
三
乱世更显人才宝贵，赵翼《廿二史札记》言三国用人特点：“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7]。曹操选才但求“为我所用”，置陈琳为记室；孙权以“意气”拉拢江东大族，任陆氏以要职；刘备卒后，诸葛亮位居“高参”，更是左右兼顾，苦心经营。三国中，蜀国各方实力均难与魏、吴相抗，传世文牍亦仅存百余篇，但如马超《立汉中王上言汉帝》、许靖《奔孔■由自表》、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与群下教》、《街亭之败自贬疏》等也常为人所称道。“三国词彩之丽无逾魏都，至于文奏忠挚深切，有典诰之遗，则唯蜀之诸葛亮。”[8]其中尤以诸葛亮的公牍文最为感染人心，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的意义，影响深远。教文是一种下行公文，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述“教”渊源曰：“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2]清人王兆芳《文体通释》云：“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诲也。古天子用教，汉以后惟王侯大臣■教。主于施文训诲，俾知法度。源出伏羲《十言之教》，流有《神农之教》、《周先王之教》及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汉张敞《告絮舜教》、朱博《出教主簿》。孔融、蜀武侯多教文，《文选》列教。”[9]教作为一种文体源出伏羲，是上施下效具有极大权威性的公文，上文提及蜀武侯诸葛亮之教文“详约”，从现存《答蒋琬教》、《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罢来敏教》等来看确实如此，严可均《全三国文》中辑录亮教有八篇，另《诸葛亮集》收亮教十七篇，在这些教文中传达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教民治国的理念与信仰，如《与群下教》：“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此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10]《劝将士勤攻己阙教》：“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成，贼可死，功可■足而待矣。”[10]刘备卒后，诸葛亮肩荷多职，协调内外利益矛盾，其教疏文深刻反映出武侯经营蜀国的良苦用心。亮教循循善诱、情理并茂，远使能者来降；步步为营、忠心可鉴，近抚新旧势力。文字传达教化力量，文牍流淌忠信血液，使得千万年后人们还能想见孔明当年舌战群儒、誓师北伐时的滔滔风姿。
当然，三国公牍佳篇远不止这些，魏檄、吴疏、蜀教只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部分，它们既是公务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也具鼓煽文风、影响政局的一面。三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其时幕僚那种运笔帷幄的军事谋略、行云流水之文学造诣，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及公牍文，曹魏陈琳之辈的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的上疏、蜀汉诸葛亮的教文等程度不同地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的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的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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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篇10
关键词：汉字；豢养；安居；观念；影响
中图分类号：H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01-05
汉字是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华夏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等内容。上古时期的人们把猪称为“豕”，华夏先民从狩猎游牧的洞穴树巢生活，逐步改变为畜牧农耕的安定家居生活，无不与人们猎养豕猪的活动密切相关；豕部汉字的演化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出猎养豕猪对人类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养猪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养猪在华夏民族原始生活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家猪遗骸，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中也出土了距今7000年～8000年的猪骨或陶猪 ，其形态属于原始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中 ，以猪的数量最多，在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说明猎猪、养猪与华夏先民生活有密切关系。
一、豕――猪的最早称谓人类
猎食和农畜驯养的对象 猪在上古时期被称为“豕”，“豕”在古文字中像一头猪的样子，甲骨文写作“”，是一头猪的象形描绘：长嘴、短尾和圆滚滚的肚腹，是猪最典型的特征。
《说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同。凡豕之属皆从豕。”[1]段玉裁注说：“豕首画象其头，次象其四足，末象其尾。”现在的“豕”是猪象形而来。《急就篇》：“六畜蕃息豚豕猪。”颜注：“豕者，彘之总名也。”
“豕”是古之先民重要的猎食对象。先民对野猪非常熟悉，有多种称谓，《说文》豕部汉字就有如下解释：
“chi，豕也，从，从豕，读若弛。”
“xiá，豕也，从，下象其足，读若瑕。”
“彖 tuàn，豕走也，从互从豕者。”
“豚（）tún，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给祠祀。凡豚之属皆从豚。”
“hù、bo，小豚也。”
“xī，生三月豚，腹也。从豕奚声。”
“zong，生六月豚。从豕从声。一曰一岁，尚丛聚也。”
“ba，牝豕也。从豕巴声。一曰二岁，能相把也。”（《诗经・召南・驺虞》：“壹发五”，郑玄注：“豕牡曰。”指母猪；又指两年的大猪。）
“jiān，三岁豕，肩相及者。从豕声。《诗》曰：并驱从两兮。”
“fén，豕也。从豕贲声。”
“yì，豕息也。从豕壹声。《春秋传》曰：生敖及。”（“”，猪喘息。）
“chú，豕属。从豕且声。”
“jiā，牡豕也，从豕声。”指公猪。
“fu，豕息也。从豕甫声。”
“xī，豕走。从豕希声。古有封修之害。”“”，古时特指巨大的野猪。《淮南子・本经训》：“封，修蛇，皆为民害。”
“chù，豕绊足行，从豕系三足。”
“bīn、huan，二豕也。豳从此。阙。”（古时指两头猪为；也指猪乱群。）
“彘zhì，豕也。后发谓之彘。从矢声；从二匕，彘足与鹿足同。”彘是古文中常用字。甲骨文写作“”，由“豕”和“矢”（箭矢）组成，象形并会意，原义是指被箭射中的野猪，箭矢贯穿野猪的腹部。罗振玉把“彘”解释为“野猪”，是指坚韧有力的野猪头，因为野猪凶猛，只能远射捕杀，所以用一“豕”中“矢”表示这种特别凶猛的野猪，后来就泛指一般的猪。卜辞记载，射猎野猪是商代军事重要活动之一。
“坠（）”本义是坠落，是“豕”落陷阱的狩猎情景，是猎人驱逐追赶的结果。[2]（P47）
“事”字，在甲骨文中是手持一猎叉从事打猎形。“敢”字，在甲骨文中是手持猎叉（干）猛刺野猪的象形字[3]（P667）。
“彘、、事、敢”等汉字明确地反映出豕猪在上古时期确实是人们的猎食对象，而且当时狩猎豕猪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因为，在狩猎时代，野猪是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
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人类开始了对野猪驯化畜养。“豢”、“”就是因养猪而产生的汉字。
“豢”huàn《说文》：“以谷圈养豕也，从豕声。”豢本义是指人工以饲料饲养牲畜。“豢”古文字形是母猪肚里有一头小猪仔，有两只手即将接生喂养它――意为人工豢养猪的开始。
《正字通》：“凡畜养禽兽，皆曰豢。”《宋记・乐记》：“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古有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豢养，就是人工喂养，也就是家养、圈养、饲养工作。“豕”是“家”中的具体饲养对象。
“”hùn，由“囗”wei和“豕”两部分组成，“囗”表示栏舍，豕表示猪，合起来表示把猪关在栏舍中。本义指猪圈。《汉书・五行志》：“豕出。”就是猪跑出了猪圈。
“”[一] hùn《说文》：“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会意。”猪圈在旧时多作厕所。[二]huan，通“豢”。
“豕牢”：《国语・晋语》“少溲于豕牢”本应指养猪之圈，因人们常以猪圈作为厕所，后来就将“豕牢”当成厕所、茅房。在旧时农村广泛将猪圈作为厕所，称茅房，亦称粪坑。
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与现在的家猪形体十分相似，说明当时对猪的驯化已具雏形。
二、豕――家的重要特征人类
定居生活的开始 猪是最容易豢养的家畜，杂食、野菜皆可饲养，而猪肉是非常可口的食物，在国人的餐桌上，可谓美味佳肴。猪全身都是宝，古人将猪皮制成皮革，猪骨做成骨针、骨铲，猪鬃制成毛刷，猪血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制成漆木材的底色和渔网的防水材料。猪对古代家庭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猪成了“家”的重要特征。
在考古发掘出的距今六千多年的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中，都能找到先民养猪的遗物证据。而“家”字中的“豕”，被认为是指代了家庭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家畜。
“家”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小篆才演变为“”。“家”是由一个尖顶房屋和一头“豕”构成。篆文同甲骨文写法基本一致，只是小房上多了一点。“家”字的产生，表现出先民对家的共识：家不仅需要有房屋，还需要有豕猪。有住的，有吃的，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家”。
“家”与“豢”二字可用互解，“家”中需要饲养“豕”（活储食物），“豕”需要用谷类食粮在家中来豢养。驯化饲养牲畜在上古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人类安居储食的基本工作。
从“家”的造字，可见“豕”（猪）在古代先祖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豕”作为最佳的食物储备，可以活存，于是人类最早驯化家养了“豕”。饲养豕猪需要较稳定地圈养，而“豕”的圈养不仅改变了豕猪的野性，也改变了先民极不稳定的狩猎牧游生活方式，“豕”与人的住宅联系在一起，既能使“豕”稳定，也因宅中有“豕”，确定了家庭生活的稳定，豕猪的圈养驯化使华夏民族迅速进入了农耕文明，养猪需要大量食粮，农作物的耕作得到广泛重视和推广，人类的定居生活得到确定，“安居乐业”等词汇由此产生，“贫家难易、故土难移”的情感由此而生，“父母在不远游”的家训由此而出。
养猪不仅改变了先民狩猎牧游生活方式，使人类真正有了定居生活的“家”，也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养猪与农耕成为先民家庭谋食和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家”的造字中有“豕”，而且家中“豕”的多少也显示着生活富裕的程度。
猪（）《说文》：“豕而三毛丛居者，从豕者声。”“猪”造字较“豕”晚，在篆文中写作“”，多用于口语。猪是先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家畜之一。又名“乌金”、“黑面郎”及“黑爷”。《朝野佥载》说，唐代洪州人养猪致富，称猪为“乌金”。
唐代《云仙杂记》引《承平旧纂》：“黑面郎，谓猪也。”《木兰诗》有：“磨刀霍霍向猪羊”的诗句，说明有喜事人们要杀猪宰羊、大宴宾客。
古人在祭祀祖宗和供奉神仙时用的“太牢”（又称牲醴三供，民间所说的‘猪头三牲’即猪、羊、牛）和“少牢”中都有猪，可见猪是祀神祭祖必备的供品，也是人类饮食中的佳品。
《孟子・梁惠王》：“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文中“豚”是小猪，“彘”是猪的泛称。大意是：只要让鸡、狗、猪这些家畜适时繁殖，老人就能吃上肉了。可见“豕”不仅是家的重要特征，也是家庭经济富足的标志，还与社会的稳定、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有直接联系。
三、豪――猪突豕勇人类勇敢、豪侠、
逐鹿等观念的来源 野猪嗅觉灵敏，性情暴躁，凶猛剽壮，能吞食毒蛇，跑起来十分快，连老虎、豹子等猛兽也敬畏野猪三分。先民常常因捕杀野猪引起其反扑，屡屡被咬伤咬死。
成语“猪突勇”是说野猪受惊而狂奔乱撞，比喻锐利勇猛。
成语“戴鸡佩豚”因公鸡、野猪生性好斗，古人作为勇猛的象征。
野猪生性凶猛，猎猪就成为古代人们衡量勇敢的尺码。当时社会常以捉猪活动为“事”。“事”甲骨文写作“”像双手举长柄网捕捉猪或野猪之状。而人的素质，也以猪事为坐标来衡定，如“敢”字，以徒手猎捕野猪为“勇敢”，而不能捉猪便为怯懦。
“豪”：篆文中豕形高声，后世以高省略下口作为声符。本义是“豪猪”。《山海经・西山经》：“竹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豪猪”又称“箭猪”、“刺猪”，穴居山中，夜间活动，以植物为食，对农作物破坏较大，故为害兽。《山海经・北山经》：“谯明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貌而赤豪。”杨雄《长扬赋》：“捕熊黑、豪猪。”这里所说的“豪猪”就是指这种身上带刺的兽，遇敌时刺竖起，倒退撞刺敌。
《说文》：“豪，鬣如笔管者，出牵郡。”鬣是动物颈上硬毛。豪由鬣长而硬，引喻为有才德、有威望或富贵有权势的人，如：“豪杰”，喻才能出众的、卓越的人物。《孟子・尽心上》：“若夫豪杰之士。”《管子・七法》：“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
豪客：亦称豪侠，旧指侠客勇士。陆游《大雪歌》：“虬髯豪客狐白裘，夜来醉眼宝钗楼。”豪客有时也指强盗或豪华奢侈的人。如李涉《井栏砂遇夜客》：“绿林豪客夜知闻。”额头无诗《废宅》：“珠履卖钱豪客散。”
豪富：巨富。《史记・秦始皇本纪》“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豪强：指依仗权势横行不法的人。后来词语“豪横”指巧取豪夺，豪恶霸道，还有豪绅、土豪、省绅，多指依仗有钱有势而横行一方。班固《汉书・酷史传》：“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 豪门：巨富权贵之家。
古人还认为有才德有威望或富贵有权势的人必是气魄大，言谈举止直爽痛快，因此“豪”又引申为“气魄大”、“不拘束”，如豪放，气魄大而无所拘束；豪迈，豪放不羁，气魄大；豪爽，豪放爽直；还有豪气、豪壮、豪饮、豪情壮志、豪言壮语等等，均取此意。
“豪横跋扈”：语出唐・郑处海《明皇杂录》“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豪横跋扈”指专横暴戾，胡作非为，横行霸道。“豪”古时也通“毫”。本义指长而尖的细毛，“细毛”现称为“毫毛”。古无“毫”字，故有通用的方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又称“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豪通毫，比喻微小的祸患若不及时除掉，将会造成严重的祸害。
“彘” 甲骨文字形为“”，由“豕”和“矢”（箭矢）组成，象形并会意，原义是指人们勇敢地用弓箭猎射野猪，箭矢贯穿野猪的腹部。野猪皮厚而凶悍，用弓箭猎射野猪，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勇敢行为。
“逐”甲骨文字形为“”，像人（脚）在“豕”等动物后面追逐的样子。小篆写作“”，“止”小篆改从（ chuò）。《说文》：“逐，追也，从止从豚省。”“逐”是个会意字，上部是一“豕”，下部是表示脚趾的“止”，合起来表示人们勇猛地追赶野猪。“逐”的本义就是追赶豕猪，后来泛指追赶。
《周易》：“《睽卦》之初爻：丧马勿逐，自复。”《商君书・定分》：“一兔走，百人逐之。”《左传・庄公十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比喻争夺天下。逐鹿中原，群雄逐鹿都指争夺天下的意思。
“逐”是由追逐引申为追击、追求，后来产生了赶走、驱逐，放逐之项。如：李斯《谏逐客书》：“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逐”就是“逐客令”，秦王曾下令驱逐从各国来的客卿，后来泛指赶走客人为下逐客令。屈原《九章・哀郢》：“信非吾罪而弃逐兮。”《战国策・齐策》：“王乃杀九子而逐其家。”这里的“逐”就是放逐的意思。
“逐”的另一个义项是：挨着，逐个。如：逐步、逐个、逐渐、逐年、逐日、逐字逐句等。
从“事”、“敢”、“豪”、“彘”、“逐”等汉字的产生可以看出猎猪活动对先民勇武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敢与野猪相搏者被称为“勇敢”，遇敌不畏，敢于在强手面前亮剑者被称为“豪士”“豪侠”；有气魄举止直爽被称为“豪爽”“豪迈”“豪壮”；敢于追逐野猪与之相搏之勇，被称为“逐鹿”，引喻为敢于争夺天下之勇。
四、豕――猪在中国生肖和
文化中的寓意和象征 1.“猪”作为祭品，是吉祥之物，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猪在上古神话和先民的系统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现代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说：“像所有所谓肮脏的动物一样，猪最初被视为神圣之兽。”户晓辉先生曾专门撰文论述猪在史前宗教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作为地母的象征，猪是用于丰产祈求的巫术施法工具[4]。学者黄守愚认为，猪为先民所崇拜在于猪之肥硕、丰腴、贪食、多产，禀具直觉的生殖力，初民尤其女性，渴望对猪的崇拜能将猪的生殖能力转移到人的身上，加强自身的生殖力[5]。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陆思贤先生认为，这位韦氏，就是现实中的猪，红山文化中的女像与猪的塑像同出于一个封闭空间中，说明猪的大肚子与女像的大肚子一样都是生育神的象征[6]（P23-25）。
在上古时期，猪的文化意义不含任何贬义，相反，野猪性情凶暴，善于搏击，含有“凶悍无畏、勇往直前”的勇气。日本人欣赏猪奋勇向前、有进无退的精神，常用“猪”做人的名字。欧洲人也认为野猪虽然没有角，却是兽类中最凶悍的动物。它的獠牙尖锐而强硬，可以轻易刺伤敌人；它经常在树干上摩擦肩部下肋，使之成为坚固的盾甲。因此欧洲的许多纹章以猪为图案，表示勇猛和万夫莫敌。例如英格兰王查理三世的徽章图案是两头猪拱卫着盾牌，苏格兰公爵的徽章图案将猪头像置于上方，显示了猪的尊严。
2.猪在中国生肖传统和民间文化中的寓意
生肖传统中，猪排在末位十二。取其心地纯朴、善良、待人宽厚大度、憨直忠诚等特点，喻属猪人具有的性格特点。
在人们心目中，猪恐怕是最老实愚憨的家畜，它不像狗那样精灵，懂得主子的心思，跟随主人前后，极尽讨好之能事。猪长着一副圆乎乎、胖墩墩的憨厚相，显得老实本分。猪之所以在所有家畜中长得最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懒惰，除了进食，猪活动极少，更不用操心劳累。猪一辈子几乎都在一间栏里吃、住、拉、撒，给人恶心的感觉。缘于猪的上述特点，它往往成为蠢笨、懒惰、贪婪、丑陋的代名词。在词语使用时，常带有贬义色彩。
其实在生活中，猪一方面代表着愚笨、懒惰、贪吃、好色、肮脏，但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勇敢、厚道、忠诚、谨慎、诚实、宽容。自然学家赫森说：“猪不像马、牛、绵羊那样疑心重重，畏缩顺从；不像山羊那样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
“猪神”：传说汉代张渤是治水救灾的神，他在治水时，化为一头大猪，拱土开渠，导水疏流，他隐身为猪，不能被人看见。他的夫人李氏每天给他送饭，约定敲鼓为号。他听到鼓声，就化还人身，与夫人相见。有一次夫人忘了敲鼓，张渤的猪形被夫人看见，他就化成一阵清风隐去了。人们为了纪念张渤的功绩，为他立了神位加以敬奉。
“猪八戒”是《西游记》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有关“猪八戒”的歇后语很多很多，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猪八戒相亲――怕露嘴脸；猪八戒进了女儿国――看花了眼；猪八戒上阵――倒打一耙（比喻倒咬别人一口）；猪八戒戴花――自觉美（越是丑人越作怪）；猪八戒坐飞机――丑上了天。
“猪头三牲”本指猪、牛、羊这三样祭物，但经民间流传和加工，变成歇后语“猪头三――牲。”后来干脆隐去后半部分，直截用“猪头三”来指那些不明事理或不识好歹的人。
猪是先民最好的家畜，家中猪多象征富裕。猪为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富足，成为农民的“聚宝盆”。民间认为“肥猪拱门”吉祥，肥猪俨然成为一个传送福气的使者，所以有俗语说：“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
在中国文化中，猪还有其他的许多寓意和象征。
据传从唐代开始，殿试及第的进士们相约，如果他们中间的人在今后任了将相，就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朱书”（即红笔）题名于雁塔。因“猪”与“朱”同音，“蹄”与“题”谐音，所以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朱笔题名”。后来，这种习惯逐渐扩大，人们在新年时互赠火腿，因为火腿是用猪蹄烤制而成的。
旧时春节前，农村人家有在腊月二十五日前杀猪请客的习俗。天津、河北等地有剪贴“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的习俗，猪背上驮一聚宝盆，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之意。
陕西一带有送猪蹄的婚俗。结婚前一天，男方要送四斤猪肉、一对猪蹄，称“礼吊”，女方将“礼吊”留下后，还要将猪前蹄退回。婚后第二天，夫妻要带双份挂面及猪后蹄回娘家，留下挂面，后蹄退回，俗称“蹄蹄来，蹄蹄去”，表示今后往来密切。
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在婚礼当天，男女两家要杀猪请客。除请客外，还要将猪肉切成小块，用竹竿串起来分送各家，以示“骨肉之亲”之意。
[参考文献][1]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唐汉.汉字密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户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J].中原文物，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