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小胡同十篇
时间：2023-04-07 02:35:28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1
学习知识无论怎样学都学不到尽头，但我们不能以学无尽头为由而放弃了学习。我们要先学习书本上的内容，再多多开阔视野。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老北京的小胡同阅读答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北京的小胡同(1)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2)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读了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3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学校(今北京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3)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10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4)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里转悠。
(5)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 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①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6)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甜螺蛳，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7)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
(8)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 ，在给自己壮胆。
(9)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②，穷孩子也能用秫秸③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10)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11)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12)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13)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1993年10月6日
1、给文中横线处填上恰当的词语
1) 2)
2.从第(4)段中找出与第(1)段画线句子意思相近的一句话，抄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3.从作者对胡同交响乐的描述中，你体会老北京的小胡同生活有哪些特点?
4.阅读第(9)(10)段，用一句话概括这两段的内容。
5.结合上下文，品味第(9)段中大摇大摆一词，说说这个词都写出了什么。
6.这篇文章寄寓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就你感触最深的一点，结合文章谈谈你的理解。
(字数在100字以内)
1.(1)一阕(2)
发憷
2.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里转悠。
3.(1)丰富(2)和谐(有趣、安宁)
4.回忆儿时丰富多彩的游戏生活。
解析：回答回忆儿时游戏之乐亦可。
5.答案：写出屁股帘儿飞起时摇摇晃晃的样子，表达了我兴奋与满足的心情。
(拟人手法)
解析：屁股帘儿飞起的样子、我的心情两个要点都要具备。
6.感触
示例一：表达了作者对胡同生活的难以割舍的深切情感。
示例二：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应当保留它的文化传统。
示例三：对城市建设中不适当拆除胡同的做法表示遗憾。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2
逛北京、逛胡同，走走路、遛遛弯，就想：人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走路、做事、做人，东南西北中样样说得清。
老舍先生逛北京，指着那城垣说：“远看城墙锯锯齿，近看城墙齿齿锯，下边不锯锯，上边锯锯。”您看老人家将个城墙调侃得多形象。还有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牌楼，团城，故宫，天坛，北海，白塔寺，天安门，都是人们挂在嘴边的老地儿。
可是要说逛北京，我想一定得去逛逛北京的胡同。晚霞辉映夕阳红，北京胡同恋旧情。老北京小门小户小路对应着新北京高楼大厦百里长街。离开了逛胡同还说什么。
我家住在校场小六条，旧时乃是清军的兵营。挨着它是上斜街、储库营、达智桥和金井胡同。电影《我这一辈子》，老舍先生就是取裁发生在达智桥的事，往事就在身边。
达智桥有明朝进士杨椒山祠，金井胡同口上有《大清的刑律》制订者沈家本故居，上斜街顶到头有龚派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故居，附近还有谭嗣同故居、康有为故居……多少名人曾经就居住在身边。
沿南海、中海、北海、前海（什刹海）、后海岸边的胡同是北京胡同的经典。里面有许多王爷府、老公宅院，恭王府、礼王府、郑王府、和花园、李连英后宅……达官贵人，显贵显赫。用现代话讲，乃是富人区，是胡同中的另一个世界。
取灯、大取灯、炭儿、茶、猪尾巴、羊尾巴、牛犄角、扁担、船板、竹竿、马尾帽、手帕、大拐棒、剪子、锡拉、豆芽、豆瓣、豆嘴、炒豆胡同，还有棕树、杨梅竹、樱桃、铁树、枣林、上下东西等斜街，其实都是大胡同，均是犬牙交错、星罗密布。
北京是早期的移民城市。外地、外国人移民到了北京后，大多也学着建四合院，众多的四合院又构成更多的胡同。汪芝麻、赵锥子、裘家、施家、鲍家、温家、韩家、孟端、武定、白家、蒋家、郎家、王佐、张旺、方家、毛家等胡同，就像雨后春笋般呈现，南来北往的春风细雨润泽着北京。
一些胡同我逛过几次、十几次、几十次，也有上百次、愈千次。在北京生长快58年了，我仍然喜欢时常串串胡同，不用按图索骥，心就是地图。我背着个小包，带着照相机，游游逛逛，在这些胡同里当“战地记者”，十分真实地拍下了许多照片。
谁不说俺家乡好，作为老北京，我真的是爱北京、爱胡同。遛在胡同儿里，宛如老叟携童，论过去、看现在、想未来。
启功先生书写过这样几句名言：“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无如本色难。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名画要如诗句读，古琴当作水声听。能与众贤齐品月，不将世故系情怀。”汝、吾，可以做到吗？能够做好吗？
北京的胡同是学堂，胡同里有多少知名的老师，蔡元培、叶圣陶、田汉、沙千里、庄士敦、郭守敬、萧军、张恨水、纪晓岚、林则徐、张自忠、刘绍棠、张之洞、老舍、茅盾、郭沫若、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文丞相、孙中山……胡同里有高深的学问，更有多少学子云集。
北京，古今一体，炎黄子孙5000年，各个时代都有创新之瑰宝，都有遗留和可保留的东西。
逛北京的胡同，我喜欢看到“保留院落”的标牌或者字样。大凡此处，要么是有十分象样子的大四合院儿，要么是小楼清幽处。对于从前的房子，要么是“修旧如旧”，要么是“翻新如旧”，返璞归真，它们要长久以往地接着扮演老北京的角色。
北京人爱踢毽子，我小的时候也时常用制钱伐（捆扎）毽子踢。如今在胡同里，每天早晨你都会看到一些人在那里踢毽子。毽子踢出了许多花样，踢的人也身轻如燕、婀娜多姿。你可以表演，也可以观看，还不用买票。
北京人也酷爱放风筝。天气好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胡同里，经常会有一些手里拎着各式花样风筝的人进进出出。放风筝就是立在宽阔的地儿高瞻远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燕子、雄鹰、巨龙、蜈蚣、大鲤鱼、孙悟空、八卦……一个大世界都通过那一条细线牢牢掌握在手上。以前，天安门广场是北京人放风筝最爱去的地方，宽敞。如今大草坪小园林多起来了，可放风筝的地儿也多了。
北京的胡同里也有许多特色小吃和特产。拿前门来说，茶汤、元宵、油茶、腊八粥、灌肠、果脯、山楂糕、炒肝、臭豆腐、炸三角、烫面素馅饺子、炸酱面、卤煮火烧、爆肚、杏仁茶、扒糕、马蹄儿烧饼、硬面饽饽、油条、麻花、绿豆糕等等，此外还有稻香村的各式精点、六必居的小菜、同仁堂的中药、瑞蚨祥的绸缎、张一元的茶叶、内联升的布鞋等等。想知道老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得上胡同里逛逛。
多年生活在胡同里，时常走着走着就有人问路。我会一五一十，从南到北地和人家说明白。人说，老年人吃的盐比年青人吃的粮多，过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多。不是吗，人逢花甲，距离看得更远了（近视变远视），路走得更长了，理明得更清了，心态更沉静了。
近期，有好几次正走在文华胡同、文昌胡同口，就有人问路，是开大车的司机。他们开口即说：“大爷，和您打听个道，往西单新时代广场怎么走？”从小到大，多少年过去了，由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疯跑在胡同里玩耍，听鸟鸣、捉蟋蟀，到如今自己已经是“北京大爷”了。我就一次再次地告诉他们：“首先长安街是不能走大车的，文化街西段由西向东是单行线也是不能走的。你们要向东，穿文昌胡同到东口再穿佟麟阁路直接入出东铁匠胡同，再经西面立交至西单南大街，在文化街东口处穿西单南大街入西绒线胡同，再转向左即是新时代广场了。或者经太平桥胡同，过箩圈胡同到佟麟阁路并穿行入文化街东段，再出东口穿西单南大街入西绒线胡同，再转向左即是新时代广场了。”听了我详尽的指路，问道的人倒是十分满意，只是不知道这些胡同他是否认得。
具体的路好指，精神的路难寻。善门难进亦难出。逛胡同实质上就是在学走路，逛起来路新鲜，事也新鲜，拨动思维的灵感。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3
在没有淋浴、卫生间、空调和网络的四合院，吃隔壁大娘包的饺子，喝燕京啤酒，读《北京晚报》，和光着膀子的男人、随地吐痰的女人们聊天，在炭儿胡同小学教孩子们英语，看到“无形巨手”在四合院的围墙外侧画下的一个个“拆”字……自称“胡同串子”的迈克尔体味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
作为美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他将自己在北京胡同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转型中的北京的思考写进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近日，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在国内出版。
迈克尔·麦尔曾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知名媒体撰文，并曾获得包括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怀廷奖等在内的多个写作奖项。
《江城》和《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当年曾和迈克尔·麦尔一起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在他眼中，“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在迈克尔眼里，“变化”是北京惟一不变的主题。他曾在北京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书：再现古都。某天晚上，不知是谁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迈克尔在书中写道。
理解的同时，这样的变化让他难掩惆怅，“老房子消失了，胡同也不见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随之悄然逝去。”
为此，他采访了许多学者、胡同保护者、开发商，搜寻北京旧区改造的历史，并考察了河内、丽江、老挝、巴黎等地的旧城改造，试图为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找到可行的办法。
住进胡同
1997年，在中国四川小城内江教了两年英语后，迈克尔第一次来到北京。
“我喜欢当时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步伐。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闲逛，也可以在冰天雪地的时候随处溜冰，晚上还可以坐在露天品尝独特的北京小吃。”迈克尔对记者说。
但他很快发现，这座城市的美化和翻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
“我想写一写这个城市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遗产。”迈克尔为此采访了倡议保护天津老街的冯骥才和台湾眷村的保护者——台湾大学建筑系教授夏铸九。这两次采访让他开始思考，北京的胡同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建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蕴藏。它究竟该拆还是该保留？
对类似的问题，法国著名建筑师柯布西耶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中对高调提倡保护巴黎老建筑的人作了批评和讽刺，如“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这本书深深影响了迈克尔。迈克尔意识到自己尽管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忧心，但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
“对于胡同的拆或留，我应该要走进胡同，真正在其中生活，了解那里，才能够作出判断。”迈克尔对记者说。
2003年春天，迈克尔偶然听到了胡同拆迁户杨先生的故事，并跟随他进入那片被拆得支离破碎的老胡同。“杨先生房间的窗户碎得七零八落。他小心地擦了擦碎木头，那本是他家的窗台。”迈克尔在书中这样描述他看到的那一幕。 他感到，对北京胡同，“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几经周折后，迈克尔终于在北京市中心大栅栏的胡同里租下了一栋四合院的两间房。“每月房租600元左右，这与北京一套带有暖气和完整管道的公寓房租金相比，毫不起眼。”
8个世纪前就已存在的大栅栏地处古老北京中心地段，是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至今仍保存着明末清初“三纵九横”的胡同肌理，拥有100多条历史久远的老胡同、20余家百年老字号和多所钱庄、名人居所及衙门会馆，是北京城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区之一，今天，也是这个城市最为脆弱的老社区。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约57000居民，可以说是北京，乃至整个世界人口和房屋最为密集的城市区域之一。
2005年8月8日，迈克尔搬进了“胡同”之一的杨梅竹斜街。
归属感
迈克尔搬到大栅栏的那天，同住四合院的邻居老太太，一字一句地对他宣布了四合院惟一的规矩：“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
然而不久后迈克尔发现，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他那两个小房间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某天清晨，那位邻居老太太甚至门也没敲，就走进他的房间，给他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香葱猪肉饺子……
对迈克尔来说，除了缺乏足够的个人空间，胡同里的生活也有其他不便：狭窄的空间挤满了住户，没有空调、暖气和网络，厕所和浴室都是公共的，得走上几分钟。寒冷的冬日，从澡堂步行回家的路上，迈克尔的头发和毛巾常常冻得硬梆梆的。
方便之处却也显而易见：“胡同就像自给自足的一个小村庄，你的日常必需品基本上在离家100米的范围内都能买到。”迈克尔说。而邻居老太太告诉迈克尔，住胡同四合院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踩着坚实的土地，“接地气”。
胡同让迈克尔想起了故乡—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在那里，“每个人都互相熟悉、彼此照顾。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胡同之外的人们会将这里称为北京的“贫民窟”，迈克尔不以为然：“如果我没有在这里住过，如果我不知道人们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我可能也会认为这里就是个‘贫民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贫民窟’是疾病与‘问题行为’的滋生地。但是胡同却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很整洁，人们也彼此互相关照。在这里，我的自行车不会被偷走，我也从没有看到过一次酗酒打架事件，这和北京别的地方都不一样。这里不是‘贫民窟’，这里是蓝领居民区，或者叫工薪阶层聚居区。”
当时大栅栏所属的宣武区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中地。大栅栏的胡同中也住着很多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打拼的外地人。
“我来到这后发现，胡同就像一个大熔炉。它让外地人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并且在市中心有一处能够负担得起的居所，他们在这里各自为生活打拼，最终融入本地居民之中。他们的方言变成了京腔儿，他们很自豪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北京的学校读书，也同样乐于为北京纳税。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都愿意移居大城市一样，他们来到北京是为了让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迈克尔对记者说。
和许多外地人一样，迈克尔最终在胡同里找到了归属感。住进胡同一个月后，他毛遂自荐，成为炭儿胡同小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教。从此，胡同里的居民按照迈克尔中文名“梅英东”的姓，称呼他“梅老师”或“小梅”，而不再是“老外”。
“我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那里的一员。比起远远地在胡同外观察记录，我觉得成为胡同居民的一分子，为那里做出贡献感觉更好。”迈克尔说。
无形巨手
穿行于大栅栏的大小胡同间，常常会有沉闷的大锤敲击声从不远处传来，让迈克尔心中一震——又有哪座老旧的四合院被拆了。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迈克尔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上，出现了“拆”字符号，同时出现的还会有一张告示，宣布将在几天内开始一个社区的“再开发”。
“在胡同里，对于生活，你很难作出长期规划，因为不知道哪一天，那只‘无形巨手’就会伸向你，然后你就不得不搬家。”迈克尔说。
2005年，一个权威的政府智囊机构了一份《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为了‘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全面实施，我们不能忽视‘城区角落’，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报告中的“城区角落”，特指那些住房密度高、道路狭窄，绿化少，并且“环境混乱”的地区。其中列出的343个城区角落中，大栅栏等胡同集中地区赫然在列。
造成胡同“环境混乱”这一困境的原因，在迈克尔看来，主要是胡同里所谓的房东没有房屋的所有权，仅有使用权，因此不愿自掏腰包为院子的修缮和维护埋单。
迈克尔发现，被拆迁胡同的居民抱怨最多的，是开发过程往往缺乏透明性，拆迁和改造计划没有公之于众。
“‘无形巨手’从不会耐心坐下来，接受采访或与大家讨论磋商。北京没有奥斯曼男爵（十九世纪法国城市规划师，因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
“是谁在拆这些街道？是谁从中获利？我发觉，很多北京人越发感觉在自己的城市里反而像个客人。普通民众感觉他们在‘拆或建’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询问这样不可再生的空间为何要被拆除，而去建设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特色的商业设施。”迈克尔说。
真正融入胡同生活后，迈克尔逐渐理解了这里的居民们对胡同矛盾而复杂的感情——尽管大多数居民都热切期盼能搬出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搬进现代公寓，但还是有数量可观的人们不愿去在城郊的新居。在胡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话，“盼拆，怕拆”。
“老房子拥有的不仅是砖瓦，它们也承载了人们的记忆，一座城市的记忆，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儿。眼睁睁看着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被夷为平地，很多北京人都感到很伤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儿，因为那些留下他们儿时或全家记忆的地方都消失不见了，就像他们自己的记忆也消失了一样。”迈克尔说。
“每当我来到胡同之外，就会深深想念这种人情味。”迈克尔说。在他看来，最让胡同居民们不舍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在此形成的精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街坊邻居彼此相识，基本不会有人不由分说指着陌生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不会有汽车响着刺耳的喇叭，让你停下让道，再绝尘而去。邻里街坊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交战”，而是倡导彼此原谅和宽容。
“胡同当然应该被保留，特别是在眼下，剩下的已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但是我也觉得，不管它是多么独特的存在，也没有人必须在其中艰难地生活。我们还是应该区分那里的居民生活和历史建筑本身的价值。”迈克尔对本刊记者说，“最理想的状况是，让想留在那里的居民留下，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给他们安全感。”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4
考证总布胡同的历史可知,胡同里的宅院是清末以后才形成规模的。
1900年以后,由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形成,带动了王府井、东单一带的繁荣,总布胡同以及东单北大街的若干条胡同才有了大的变化。总布胡同目睹了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
清朝时,四九城的胡同分属八旗管辖,这条胡同属镶白旗。宣统年间,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将总布胡同一分为二,南小街以西叫西总布胡同,以东叫东总布胡同。
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忠厚里、小丁香胡同并入东总布胡同,胡同名一直沿用至今。“”时,东单北大街一度改叫瑞金路,西总布胡同改为瑞金路八条。“”后恢复原名。
离东总布胡同东口不远,原来有条南北走向的城隍庙胡同(因胡同里有座城隍庙而得名,现庙已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叫北总布胡同。所以,现今的总布胡同应该说是3条胡同的总称。
提起总布胡同,在京城居住过的“老北京”,无人不知。
这是一条很有名的街巷,一是因为这条胡同很“宽”,有8米多宽,能走公共汽车,24路公共汽车就曾行走在西总布胡同里,这在北京的老胡同中并不多见。
二是这条胡同很“长”。西总布胡同长723米,东总布胡同长63l米,全长1354米。
三是这条胡同大宅门比较多。据统计,比较规整的四合院占80%以上,而且这些老四合院至今保护得相对完整。
四是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在这条胡同发生。正是有这些特点,近代史上的一些名人也就在这条胡同留下了历史足迹。据粗略统计,有近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
东总布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胡同内53号院原是大杂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平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得,他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在此盖起了一座大宅院。北平沦陷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宅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官所得。抗战胜利后,此处为警察部门;解放后为作家协会所在地;1982年被市政府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总布胡同45号院(老门牌),曾是怍家协会宿舍,居住过一批著名作家。
西总布胡同位于东单以北、协和医科大学对面,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胡同里面,新式的建筑很常见,古老的院落已经不多见了,但透过时断时续的老宅门,仍然可以想象出曾经的气派和规模。1900年6月20日,清兵神机营领队队长崔恩海,将专横跋扈、肆意挑衅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击毙于西总布胡同西口外,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主要“导火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辛丑条约》还在谈判中,清廷便按照八国联军公使团的要求,在事件发生地点,为克林德建造大理石牌坊,额题“克林德碑”四字,碑文由光绪帝亲写,此事被国人视为国耻。1918年11月13日,北京沉浸在一战结束的欢呼声中。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写为“公理战胜”,由西总布胡同西口迁移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解放后,又将此坊改为“保卫和平”坊,坊额由郭沫若题写。
在西总布胡同27号,现尚存李鸿章公祠的一段红墙。李鸿章(1823-1901),曾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洋务派首领。死后被谥“文忠”,并被特准在北京建立祠堂,他是清代唯一在京师建专祠的汉人官吏。解放后,该祠堂成为东单区文化馆(后属东城区),并在此开展了扫盲运动。
北总布胡同过去称为城隍庙胡同,由于胡同南端与东总布胡同相接,所以在民国的时候,被称作了北总布胡同,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总布胡同里寻常的民居占了多数,大宅院已不多见。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1号是曹汝霖的住宅。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为抗议签定《巴黎和约》,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集会以后,学生们来到了赵家楼胡同,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并由此拉开了“”的序幕。
北总布胡同24号、26号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的建筑遗存。他们在京居住期间参加了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完成了大量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建筑照片。建国以后,梁思成力主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曾经设想在北京老城区旁边建设新城,从而保护内城的古建筑,同时保存明清两朝的城墙和城门,将北京城建设成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居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的住所成了有名的“太太的客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北总布胡同2号大宅院,原是1918年美国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用建协和医院剩下的材料,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回国。此院后来归一日本官僚居住。日本投降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作为接收大员居住于此。1946年此处又成为军调部代表驻地。军调部由中共代表、政府代表郑介民、美国政府代表罗布森组成。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美国代表参加下,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由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代表三方成立军调处执行部于北平,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
总布胡同作为老北京著名的胡同,曾创下京城的“三个第一”: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5
古人曾用“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来概述老北京的胡同。北京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更是老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是京城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舞台。老北京胡同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蕴涵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陈列着北京人生活的实物和图片。
【一号美文】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于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我打完针，号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声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到他的影子。
18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了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前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杈杈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选自《视野》2010年第13期，有改动）
赏析
文章以“故乡的胡同”为线索，将“我”幼年、少年和成年的一些生活场景串在一起。胡同里融入了“我”的历史，更融入了奶奶和母亲对“我”的爱，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我”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沿着作者的追忆，我们看见人怎样走过由爱、忧伤、恐惧和希望交织的命运，让自己的灵魂长成了一棵大树。文章感情深沉、真挚。作者在追述这些往事、回首生命的历程中，都紧紧围绕着“胡同”来写。
【二号美文】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1910～192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都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吱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儿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在给自己壮胆。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飞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
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选自《萧乾散文选》）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6
北京胡同多，当官儿的也多，各界名人更多。随便撇进一条胡同，随便推开一扇院门，保不齐这里就住过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或是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就发生在北京的胡同那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四合院里，与众多平头百姓的平凡日子一起，构成了北京多彩而独特的生活气息。
北京人大气，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也能化解在那一口不紧不慢的京腔中。北京人活着就图一自在，既不爱摆出一副普度众生的面孔，也不屑于悬壶济世的责任。北京人随和中透着一股傲气，随和在面儿上，但骨子里不经意间散发出的傲气，让外地人看了有三分恼怒七分羡慕。这可能是北京人给外地人最强烈的整体印象吧。也难怪，世代生活在皇城根下，那些外地人只能通过历史书来了解的故事，它就发生在咱身边；那些让外地人瞠目结舌的大人物，他就是咱邻居──这种优越感，搁谁也藏不住呀！
上世纪90年代，一股“拆旧建新”的狂潮席卷北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批批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倒在了推土机下。民国时期，北京的四合院还有百万余套，而现在，二环内的四合院仅剩两万套左右。随着四合院买卖政策的放宽，海内外一些旧阔新贵们瞄上了北京城日趋减少的四合院，纷纷在此购房置产，或自住，或经商，或投资。于是，北京的胡同里不仅有京腔京韵的老北京，而且有南腔北调的同胞们，甚至有洋腔洋调的“大鼻子”，这些比邻而居的新老北京人，各自在自己的院落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大杂院里的百姓生活
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时代是真正的宜居时代，关起门来便自成一统，一家人过着长幼有序、其乐融融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是那个时期百姓生活的写照。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政权更迭以及“”等一系列事件，加上京城人口激增，四合院受到了极大冲击，原先的主人或者被赶出家门，或者把自家多余的房屋腾出来，由政府统一分配。于是，素不相识的人家搬进了一个院子。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给四合院造成了进一步冲击，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搭起防震棚。地震后，又赶上知青返城潮，这些“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哥们儿姐们儿，把这些防震棚当成了栖身之地，之后不断翻修、加固，这些简易棚便成了永久住所，原本宽敞的院子变成了狭窄的小胡同。
四合院真正的情趣在于那个由四面房屋围合起来的院子。被高高矮矮的房子和杂物塞满了的四合院已没有了它安详的韵味，变成了大杂院。
钱粮胡同19号院：
活出北京人的范儿
提起东皇城根下的钱粮胡同，那可是大名鼎鼎。清政府有四个铸钱厂，其中之一就设在这条胡同里。这个厂所铸之钱主要用来给各级工作人员发放薪饷，清代管薪饷又叫钱粮，这条胡同也因此得名。
走进钱粮胡同中段，你会看到北面一个高大的广亮大门，这就是钱粮胡同19号院。如同北京胡同里任何一座深宅大院一样，这个跨两个胡同的四进大宅院同样写满了历史。现已75岁的王继祥是北京理工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在这个院子里住了40多年，也是这个大院的院长。王老先生告诉我，这个院可是有些年头了，据说最初是明末吴三桂父亲的宅第，清朝时是帛公府。民国时期，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因声讨袁世凯，曾被袁世凯幽禁在此，期间鲁迅多次来这里探望。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理工大学迁到此处，昔日的王府大院传出琅琅的读书声。上世纪50年代，理工大学扩校别迁，这里就成了理工大学教职工宿舍，时任理工大学英语系副主任的王继祥分得了南倒座房的一间半。
王继祥说，他刚搬来时，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大院，四进院加上东西跨院，院子大得可以跑汽车。现在，这个大院已经是六七十户人共同的家，昔日疏朗的大院子被各式各样的小房子挤占，只留下一条条狭长的小过道。我顺着王老先生手指的方向，使劲仰起头，才在各种屋顶和树木遮挡中，依稀看到木椽筒瓦，从而辨认出当年老屋的位置。现在，几乎每家都建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有的还按照自己的喜好对屋内进行了改造，地板砖，塑钢门窗，整体厨房，昔日的精舍暖阁被改造得更加具有现代气息。
尽管这里的居住环境已大不如前，但这个院却透着一股和谐与亲切。弯弯曲曲的小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树木和花草竞相摇曳。这一切，王继祥功不可没。别看这个院长“官儿”不大，而且是义务劳动，王继祥却干得很投入。在他的小本本上，不仅有他亲手绘制的大院平面图，而且每家的情况都登记在册，甚至谁家养了几盆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天，他总是早早起来打扫院子。王继祥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乐意送人，院子里好几家都挂着他的作品。在他的带领下， 170多口人的大院和睦相处，多次被评为东城区和谐院落，甚至还上了北京电视台等好几家媒体，颇有些明星院儿的感觉。这些都让王继祥倍感自豪。
几年前，理工大学在校园里给王继祥分了一套大三居，想请他搬出这个老院子，但被王继祥拒绝了：“住楼房里多憋屈呀，门一关，谁也不理谁。还是平房好，敞亮，接地气，身体好。”这话听着玄，但确有佐证。王老先生7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还能用蝇头小楷写百米长卷。而且，这个院里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四五个，且个个身体硬朗，饮食起居不用人照顾。
舍不得搬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舍不下这里的老街旧邻，每天打头碰脸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早已成了大院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有时也会为你的房子挡了我的光，我碰碎了你家的花盆等事情掰扯一番，但谁家有事一招呼，还是跟自家事一样热心。跟着王继祥在院里走一圈，奶奶大妈们把我当自己亲人一样，拉着手就往家里请，直让人感动得心里热烘烘的。
随着外来人口逐年增多，大院也抵挡不住外人的渗透。现在，这个院有十几户把房子出租给了外地人。这些房客大多是生意人，他们基本不参加院里的集体活动，也不爱打扫卫生，来来去去没有规律。甚至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对男女竟和租住在院里的一位女士打得头破血流。外来人口的入住，或多或少打破了大院的宁静。王继祥对此既担心又无奈。
出了院门，王继祥往西边不远的一个大门一指，说：“那是元帅的家，刘帅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住在这里。今年5月，刘帅夫人在这个院子里去世，胡总书记去吊唁，就是从我们院门口过去的。”
昔日“娘娘府”，今日大杂院
在南锣鼓巷南头西侧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胡同――帽儿胡同，这条胡同因清朝时有家制帽作坊而得名。但居住在这里的人却对帽儿胡同的名称有另一种解释。一位在这里住了近30年的老先生告诉我：“你知道这条胡同为什么叫帽儿胡同吗？是因为这里住过的当官儿的多，都是戴官帽儿的！”言语中透着骄傲。
老先生的话的确不假，这帽儿胡同还真住过不少当官儿的，比如明代将领洪承畴、清末大学士文煜、北洋军阀冯国璋等，这些响当当的主儿都曾是这里的居民。而给这条胡同带来一种别样色彩的，却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也就是婉容的娘家，北京人俗称“娘娘府”。婉容故居位于帽儿胡同的中部北侧，临街的南倒座房上开了两个小门，东为35号，原是婉容家的花园，西为37号，是一个三进院的大宅，婉容就在这里度过了她大婚前的16年生活。
沿着蜿蜒的青砖小路，可以直接进入第三进院。这个院基本完好地保留了原来的形制，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住着六七户人家的大杂院。但与其他大杂院严重的私搭乱建不同，这里除了院中一间自建小屋外，还保留着原来小院的宽敞。院中央一棵桑树和一棵枣树长得浓密葱郁，把小院遮盖得清凉宁静。院里种着一些花花草草，由于缺乏打理而自然地疯长着。住在西厢房的女主人是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边把刚洗的衣服往院子里扯的绳子上搭，一边告诉我：“北面的正房就是当年婉容住的地方。现在，每天都有一拨一拨的人慕名而来，参观，照相。”这里虽然是名人故居，但现在毕竟是私人住所，也许正是因为被过度打扰，这里的居民虽不拒绝外人进入，却也不像别的老北京人那么热情，一个院里居住的几户人家也没有其他院里小院一家亲的温馨，彼此互不熟悉，也少有来往。
北房是婉容当年的闺房，也是这个院最好的建筑。据说，1922年溥仪虽然已经逊位，但迎娶婉容时还是按照清朝皇帝大婚的规格，几十顶豪华的轿子浩浩荡荡来到帽儿胡同，把年仅16岁的婉容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现如今繁华落尽，人们只能在这一砖一瓦中去想象这位才貌俱佳的女子当年独处深闺中的少女情怀，并为她悲惨的命运枉自嗟呀。
我一步一叹地慢慢走近北屋。宽阔的屋宇，考究的雕花依然还在，但年久失修，朱漆斑驳，灰尘蒙面，仿佛一个迟暮的美人在企图喋喋不休地诉说当年的明艳与显赫。两扇宽宽的雕花大门被一把大锁紧锁着，据东厢房一位大妈说，北屋这几年一直被外国人租住，前些年住过两个俄罗斯人，现在住着两个法国人，头些日子他们回国了，不知哪天回来。透过门窗上的玻璃，隐约可以看见屋里中式的雕花隔扇和西式的沙发地毯。由于没有见到主人，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老外为什么会把自己在北京的落脚处选择在这位末代皇后的闺房，他们在这样一座房子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四合院里的
旧阔新贵们
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不仅让老北京人魂牵梦绕，也让外地人甚至外国人心驰神往。2004年，北京市放开了境内外人士购买四合院的限制，甭管是谁，只要有钱，在皇城根下买套四合院一住，就可以体会破落贵族的感觉。一时间，日益减少的四合院成了国内外有钱人的新宠，本就为数不多的四合院价格飙升。现在，一套四合院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元。老百姓听着咋舌，可仍然是供不应求。短短三四年，国内外的传统豪族以及新富起来的有钱人，用大把的钱把四合院里的原居民请了出去，成了四合院的新主人。
某房地产中介公司专营四合院租售业务的许先生告诉我，现在，北京二环以内算得上四合院的建筑仅有2万套左右，除去将被拆除以及产权不清的院子，真正能进入市场的只有3000套左右，而实际上流通交易的不到10%。目前，还没有任何银行对四合院交易开展贷款业务，也就是说买卖四合院必须全额交易，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敢问津。现在，购买四合院的国外人士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富豪家族，国内主要是港澳地区的富商，也有内地新富起来的一批人，比如山西的“煤老板”。许先生说，山西老板买房一般比较痛快，先派秘书过来看房，然后自己亲自来看一下，一般就能成交。对于坊间流传的山西“煤老板”扛一麻袋钞票来北京买房的传闻，许先生说确有其事，只不过他看到的上千万的钞票是用两个皮箱装的，而非麻袋。
在二环内的老城随便逛逛，几乎在每条胡同里，都会看到有几座大门紧闭、修葺一新的院落，赫然矗立在破旧的大杂院之间。这样的院子，除了高官宅第、名人故居和一些机关团体使用的外，往往就是各路富豪的新领地。这些人有的融入了胡同，与四合院成了和谐的整体，有的却带着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了与老街旧宅不甚协调的气息。
李建：胡同里的井冈山人
2000年，25岁的美术青年李建从井冈山来到北京，希望在这个文化大都市中开创出一片自己的艺术天空。初来北京的李建住在国贸一带，那里林立的高楼让他觉得有些压抑，他觉得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北京。于是，骑一辆自行车，他开始满京城转悠。当来到什刹海时，他立即被这片美丽的水域所吸引。继续骑车西行不远，便来到了南锣鼓巷。“当时的南锣鼓巷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而是一条安静的小街，胡同里乘凉的安详的老人，提笼架鸟的爷们儿，做游戏的孩子，都透着一种闲适和亲切，我当时就觉得，这才是北京。故宫、长城是北京的标志，但那里是游览者去的地方，要想融入北京，就必须走进胡同，走进四合院。”李建不想仅是北京的一名过客，他想融入这座城市，于是，他把家安在了南锣鼓巷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开始了他的胡同生活。
开始的几年，李建在几家外企的驻京机构从事广告设计及营销工作，后来，他开了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专门做起了文化产业。2007年，李建先后在南锣鼓巷、北锣鼓巷租了3个四合院，开了3家风格各异的四合院旅馆。他对四合院以及北京文化的热爱和理解，通过他专业的创意与设计，充分融入了这些院子。走在南锣鼓巷北头，你可以看到一个描花的红架子上架着一面锣和一面鼓，两边还写着一副对联：意犹未尽锣鼓巷，悠然自在胡同人。顺着小胡同进去，便是李建的3个旅馆之一──胡同人文化创意旅馆。
四合院旅馆在北京可谓奇货可居。李建的3个旅馆加起来也不过十几间房，天天客满。所以，李建并不需要急心巴火地去兜揽生意，而是尽可以去追求文化人的那份淡然与闲适，慢悠悠地赚钱。
如今，这位33岁的钻石级王老五每天过着悠然的胡同生活。早晨起来，先到南边不远的景山溜达一圈，然后分别到三个旅馆转转，与居住在那里的各国友人聊聊天，侍弄一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或者动手设计个根雕摆放在客房里，邀志趣相投的朋友喝茶聊天也是每天的生活内容。晚上如果还有兴致，就到西边不远的什刹海里游个泳，浑身通畅地回到自己的小院，乘兴挥毫泼墨一番，这样的生活，那叫一个自在。
李建说，几年后，他的这些产业都走上了正轨，他就把它们交给和他一起创业的哥们儿打理，自己则会去潜心追求钟爱的书画艺术，在他心中，艺术是纯粹的，不能沾染了任何商业气息。
在锣鼓巷附近，您如果看见一个理平头，着纯棉衬衫、大短裤、crocs凉鞋，像一个闲散的北京爷们儿一样在胡同里转悠的小伙，此人没准儿就是李建。
俄罗斯富豪的四合院：
数十名保安把守的亿元豪宅
什刹海是北京城一片难得的水域，数百年来，这里就是达官贵人、各界名流的聚居地。现在，这一带仍是富人云集。
在后海北沿，有一个紫薇等花木掩映下的黄木大门，而且每天门口有两三名保安把守。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哪家重要机构，其实，这里就是从去年起就被媒体关注的俄罗斯富豪的豪宅。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7
少年时期，他是同龄男孩中的“另类”，为了一枚小小铜钱，甘愿放弃自己唯一的零食——苹果。成年后，他的作为更是与众不同，专门收藏胡同里的老物件。他，就是北京动起来博物馆馆长宋振忠，还有另外一个让人更容易记住的称呼——阿龙。让老北京胡同“动起来”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成长的学费
少年时期正是对吃和玩感兴趣的年纪，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有着很大的隔阂。当时的阿龙，却“处心积虑”地以零食换物，存钱购物，他的所作所为不被同伴理解，但他乐在其中。
阿龙出生在北京，祖上系清皇室满族镶黄旗人，祖祖辈辈在北京胡同里居住了近260年。从小受胡同文化习俗的熏陶，阿龙发自内心地喜欢胡同里的老文物。保存老北京的痕迹，展现老北京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让他乐此不疲。
虽然从小就热衷收藏胡同的老文物，但阿龙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关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知识，只凭直觉，贸贸然然就下手。为此，阿龙吃过不少亏，谈起曾经被骗的一次经历，阿龙仍历历在目。
“15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后海小土坡古玩市场‘淘宝’。看到一堆人凑成一圈，似乎在讨论什么，场面非常热闹。好奇心促使我也凑过去看个究竟，定睛一看，原来大家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小香炉。”
“我虽然不懂，可眼前这个小香炉虽小，却也古朴大方，外表是类似于泥土的深褐色，似乎是岁月遗留的痕迹。凭个人直觉和经验，我认定这肯定是个‘真宝贝’，心中不禁窃喜。在这种异常热烈的氛围中，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一番争执下来，最终老板同意以160元价格卖给我。在周围羡慕的眼光中，我激动地把这件宝贝捧在怀里，一路上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甚至觉得古玩市场上任何一件古物，在小香炉的对比下，都失去了光辉。
“为了还原小香炉的原貌，我决定先将它放在水里泡上一夜。次日天不亮我便起床，赶紧去瞧新买的宝贝，一看便懵了，香炉变成了一滩泥，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当时，难过和悔恨涌上阿龙心头，没有做足功课，以致于香炉变成泥才发现是假文物。虽然被骗的经历很多，但是这次给了阿龙一个很大的教训和反思的机会。160元的教训，在当时看来价格不菲，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阿龙并不心疼这些钱，而是疼惜这笔钱变成了一滩泥。
从此，阿龙开始踏踏实实地学习文物鉴定、收藏知识。北京所有博物馆都是他的教室，摆放的文物是他的老师。在这些大教室中，他虚心地向各位老师学习，丝毫不懈怠。从早上博物馆开门，到下午闭馆，都能看到他认真学习的身影。阿龙认为，博物馆就是一本活着的历史书，比书本更易吸收。有时，阿龙会去市场上转悠，时不时拧起几件文物认真研究。
从几年前开始，就不断有人邀请他去鉴宝。阿龙说在业内，自己还算得上小有名气。那时，阿龙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老北京胡同“动起来”，如同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实物再现老北京胡同风俗。
胡同的“记录”
如今，阿龙收藏的胡同老物件已经形成了体系，日常起居、锅碗瓢盆、五行八作用具，“动起来”博物馆里这些静态的老物件，静静地叙述着几千年来老北京胡同的变迁。阿龙说，虽然现代人的生活远离了老胡同，但这些老文物拉近了现代人与老北京胡同的距离，感受到老胡同的“亲切”。
对自己收藏的胡同老物件，阿龙都能讲述它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06年收藏的一块“陶朱”牌匾，这是阿龙慧眼独具淘来的珍品。
“2006年，有百年历史的兴泰号喜轿铺(现代称为婚庆公司)所在的胡同也面临拆迁，据说，末代皇帝溥仪和婉容结婚时都是用的他家的轿子。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百年老字号在拆迁大浪中也不能幸免。当时，兴泰号老板亲自打电话让我过去收下一块‘陶朱’牌匾。”
历史上的陶朱是春秋时期越国著名谋臣范蠡，他自号陶朱公，因与西施有一段美好的姻缘，成为老北京城所有喜轿铺供奉的祖师爷。对于这块牌匾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老板也说不上来。也许，比兴泰号更悠久。据阿龙猜测，这块“陶朱”牌匾应当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但由于牌匾保护得不够好，四个角破损得比较严重，我最终开价25元，兴泰号老板也无异议。本来以为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最后居然闹出了哭笑不得的事。
“取走牌匾不到十分钟，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报案说我抢了一块牌匾，当时我一头雾水。到派出所后才明白，原来兴泰号喜轿铺附近一家古董店愿意出高价收购这块匾，老板觉得这块匾卖给我太便宜了，派出所警察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决定交给我们自己解决。”
虽然阿龙对老板的做法有些生气，但还是很善意地告诉他，“虽然我用比较低的价格收购了这块匾，但是不以买卖为目的，我要让它一直留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北京的胡同文化。”按现在市值来看，这块匾至少值五万到十万元，相比25元的收购价格，身价上涨了几千倍，但阿龙从没想过要出售这块匾。
只要看到好牌匾，阿龙都会尽量收藏下来。对阿龙来说，牌匾可以称之为一个行业的名片，见证一个行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盛的全过程。这些大大小小的名片，便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载体，记录了胡同的历史变迁。
胡同的“记忆”
胡同里那些看得见的老物件，是人们思古、忆古的媒介，但是，也有看不见的“情韵”。胡同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是胡同里流动的音符，也是阿龙心中最得意的“藏品”。
那些驼铃声、马蹄声、吆喝声，恍惚间便让人倘佯在胡同的街头巷尾，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情韵”，这也是阿龙童年最亲切的回忆。阿龙告诉记者，老北京城大大小小行业有三百六十五个，每个行当都有一种声音，发出的声音也有规矩，如卖金鱼、卖小吃的可以大声吆喝，但郎中就不能吆喝，得用“虎撑”(一种响器)。
胡同的声音是一个时代无数人的记忆，卖金鱼的，卖豆腐的，卖香油的等等这些吆喝声，“响器”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随着拆迁，胡同里特有的声音已经淹没在历史长廊中，没有了走街串巷的五行八作，没有了在胡同中回响的各种“响器”。依旧住在老胡同的人们，失去了对声音的期待。
尽管社会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胡同的声音也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高分贝音响里播放的流行音乐，但阿龙认为，他有责任让现代人了解先辈们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文明的延续。
胡同里这些看不见、无法延续的声音，因为“响器”的依托，就像一个人有了精神依赖。阿龙说，为了“保存”胡同的声音，他把各种“响器”收罗起来，展示在博物馆里。
让老北京胡同“动起来”一直是阿龙心中的梦想，虽然几经努力，成立了一个老北京“动起来”博物馆，但其中的展品只是他二十多万件藏品中的二十分之一。
这位梦想持有人，希望能有一天能将全部物件展出，成为地球上最大的老北京胡同博物馆，打造北京对外的一张名片，让世人在这个博物馆内亲身体会到老北京胡同文化习俗，从生活起居的老物件中感受到胡同的历史变幻，在吆喝声中回味几千年文化的底蕴。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8
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短暂的过客，但不知为什么，却又自以为此程有什么神圣的意义。
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知道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为其他的人活着――主要是为了我们所关心的人的笑靥和生活，此外也为一些并不相识的灵魂，因为同情的丝带把我们与他们的命运系在一起。每天有许多次，我都体会到我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建构在有关的人们身上，无论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我必须急切地努力，将他们给我的一切东西还回去；我从他人那儿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每想到此，便心情沉重，为之不安。
人总要有某些理想，来作为他努力和判断的指南；常常闪耀在我面前，使我的生活充满快乐的理想是真、善、美。我从未想到把舒适作为标的，因为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生活，和禽兽并没有不同。
如果我不感到我是和一群心智相近的人，合作去追求艺术和科学永难穷尽的目标，我的生活将是空虚的。我从来就看不起庸俗事物加诸人类雄心的限制；财富、虚名和权势，我永远是不屑一顾的。我相信一个淳朴而谦虚的生活，对每一个人身心都有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个人应该被看成一个“个人”来尊敬，但不必被人们奉为偶像。我已被许多人过分称羡与尊敬，这真是与我心愿相违的命运。或许这种过分的称赞，是因为我微弱的力量，曾改进了几许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大家想去了解却未能如愿以偿的。
我很清楚地了解，要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必须有人出来领导，启发思想，从事指挥，并负担大部分的责任；但被领导的人却不应该被驱策，他们应被允许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把社会分成许多阶级的种族区别都是虚假的；这些区别，分析到最后，都是依靠强力的。我相信每个寡头的暴力制度，一定造成堕落；因为暴力无可避免会引来一些道德低下的人。由于这些理由我坚决反对专制的军国主义。
我们所能获得的最美经验是奇奥与神秘，这是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的泉源。如果一个人对宇宙的这种奥秘所引起的情绪，感到陌生，不再感到惊异与惶恐，他又与死何异――他早闭上了眼。这种对生命神秘的透视，固然常伴随着恐瞑，但也产生了宗教。
有人想象上帝对他自己创造的东西会加以赏罚，这么说上帝似乎又具有某些目的，这真令我无法想象；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上帝只是人类心灵的弱点的反映而已。我不相信人在躯壳死后，还能继续活着。然而有些脆弱的心灵，因为恐惧和自私，的确抱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只要能够做到下面的事，就不再感到遗憾了：去沉思那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秘密，去思考那宇宙奇妙的构造，并谦卑地试着去了解那在大自然中所展现的知识的最小部分。
胡同文化 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儿“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作“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Φ燃谰频睦先耍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作“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作“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身价 欧・亨利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坡，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惘低回。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傍晚，一位身穿灰色衣服的女孩，又来到了小公园安静的角落里，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开始读书。她的脸看起来很秀气，衣服却很普通。小伙子知道，这一段日子，她每天都是如此。
小伙子慢慢地走到她旁边，就在这时，女孩手中的书滑落到了地上。小伙子顺势捡起书，礼貌地递给她，寒暄了几句后，就静静地站在一边。
女孩看了一眼小伙子，一身俭朴的衣着，一张并不引人注目的脸。
“坐下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光线太暗了，看不了书，我愿意聊聊天。”
“你知道吗，”小伙子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我昨天就看见你了。”
“不管你是谁，”女孩冷若冰霜地说，“都得记住，我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不起，”小伙子说，“都是我不好，我太冒昧了，我的意思是，来公园的女孩很多，你知道，当然，你不知道，但是……”
“我当然知道。还是谈点别的吧，讲讲这些来来往往的游客，他们要去哪儿？为什么那么匆忙？他们高兴吗？”
小伙子一下糊涂了，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之所以经常来这里，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和游客们近距离地接触。我跟你讲话，就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天性善良，对钱看得很淡的人聊一聊。你不知道，我太讨厌钱了，也讨厌我周围那些腰缠万贯的男人。我不喜欢珍珠宝石，对游山玩水也没什么兴趣。”
“可我总是认为，”小伙子说，“钱是个好东西。”
“当你有了一百万之后，就只好兜风、看戏、跳舞、赴宴去了。我可不想过这种日子。”
小伙子诙谐地看着女孩，说：“我很喜欢研究和探听你们富人的生活。”
“有时候，”女孩继续说，“我想，如果我要恋爱，就要爱一个普通的小伙子――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个普通人，但是我希望我能出人头地。你刚才说的话当真吗？你会爱一个普通人？”
“当然啦！”她回答。
“我在一家小饭馆工作。”小伙子说。
“该不会是个跑堂的吧？”女孩问。
“差不多。”
女孩马上看了看手表，然后站起身，说：“你怎么还不去工作？”
“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我们……我们下次还可以见面吗？”
“不知道……哦，我得走了，晚上我还要去赴宴，还有一个音乐会，司机在等着我呢。”说到这里，她朝公园门口的那辆白色小轿车指了指，“那是我的车。”
“我看到了。”小伙子羡慕地说。
“再见！”
“天晚了，”小伙子说，“不太安全，要不，我送你？”
“谢谢，你还是再坐一会儿吧。”说完，女孩朝着公园大门走去。小伙子看着女孩的身影，不紧不慢地跟在她后面。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9
有人说，这是一个集体怀旧的年代。人们怀念的，也许并不是曾经清苦贫乏的生活条件，而是与之相伴的生活习惯和温暖回忆。大雪纷飞，城墙孤立，一路之隔的胡同显得矮小而单薄。但路上有几个孩子在铲雪玩儿，他们被父母包裹得像年画里的胖阿福，厚棉袄棉裤和围巾让他们行动没那么灵活却足以抵御风寒。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们冻得红扑扑却倍儿精神的小脸，似乎都在耳边、在眼前，驱散了风雪的寒冷，像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温暖了原本萧瑟的画面。
“那会儿北京没有这么多外地人，尤其是胡同里，住得基本都是老北京人。”朱宪民说。他来北京之后住在东单附近胡同里的四合院，四户人家，已算是比较宽敞的院子。“冬天囤两样东西，大白菜和蜂窝煤。那会儿冬天菜的品种少，主要就是吃大白菜。几分钱一斤，买了跟院儿里堆着。平房没暖气，取暖就是靠炉子，烧蜂窝煤。”朱宪民说，“都说冬天吃涮羊肉，70年代那会儿还没有卖羊肉片儿的，你要吃涮肉，就得去饭馆里吃”。三四个人吃一顿涮羊肉大概要五六块钱，相比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算是奢侈。“老百姓过去一般不下馆子吃饭，都跟家里吃。冬天吃个涮肉，正月十五吃个元宵，都是难得的。”就着铜锅吃涮肉，汤清肉鲜，驱寒暖心，那滋味是如今对着燃气炉、电磁炉再也吃不回来的。
鸟市消遣为传统
东单、官园、龙潭湖……除了胡同，朱宪民去得最多的就是北京的鸟市，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鸟市。北京人喜欢养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会儿养鸟的人特别多，五六十岁的人几乎都养鸟，养鸟大多就是为消遣娱乐。胡同不像现在的小区，有休闲健身广场，养鸟的人去鸟市，大家聊聊养鸟啊，聊聊闲天儿啊，挺好的” 。
冬日胡同成回忆
东单、东华门、白塔寺、崇文门……曾经的许多胡同都逐渐消逝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干面胡同还在，可你看，东华门那边挨着故宫的胡同早就拆了。”朱宪民在北京定居了几十年，说起胡同的消逝，他有些唏嘘。所幸，他用镜头留住了北京的过去。胡同里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琐碎却朴实安稳，这些琐碎的点滴，汇聚成冬日北京的温暖回忆。
朱宪民
1943年1月生于山东濮城
1959年7月在抚顺市“光明照相馆”学徒
1963年3月考入吉林省戏曲艺术学校舞美摄
影专业
1963年5月- 1968年由学校保送长春电影
制片厂进修摄影专业
1968年4月任《吉林画报》摄影记者
1978年- 1988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
1978年- 2005年在部级、省级以上大型
摄影评选活动中担任评委两百余次
1988年5月调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摄影艺术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1997年2月享受国务院艺术家特殊津贴
2000年11月任文化部摄影专业职称高级评审委员会主任
2002年12月当选第六届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2004年5月美国艺术摄影家协会特聘朱宪民为高级顾问
老北京的小胡同篇10
1935年，爆肚冯又在门框胡同北段路东开设了饭馆，一时在门框胡同与豆腐脑白、年糕杨、厨子杨、爆肚杨、豌豆黄宛、年糕王、复顺斋酱牛肉老店、奶酪魏等形成了门框胡同小吃街。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品尝，如文人墨客鲁迅、巴金、丁玲等；影视界的韩兰根、陈燕燕、白杨等；戏曲界的金少山、裘盛戎、荀慧生、尚小云、李万春、谭富英等皆是门框胡同的常客。1937～1957年是门框胡同最风光的时期，后来由于合作化经营与合营运动，爆肚冯与爆肚杨合进门框胡同的同羲馆饭馆，其他小吃摊儿合进大栅栏西口的国营茶馆，因此便结束了门框胡同小吃的命运，北京小吃在这段时间也逐渐地销声匿迹……
旧艺重拾，一“肚”为快
1976年的一天，一位老先生在门框胡同徘徊。老先生姓李，是旅澳多年的老华侨。这次回到故乡本想再尝一口家乡饭――北京小吃，结果扑了个空。往日胡同里热闹的小吃铺子已荡然无存。他灰心而去，1983年再次回国来到北京，又一次兴冲冲直奔门框胡同，满心的希望化作了失望，门框胡同还是没有小吃铺的踪迹。这回老先生没有就此罢休，他托亲戚找到了冯广聚。
冯广聚是冯氏爆肚的第三代传人，自幼跟着父亲学习爆肚，对原料的精选细微之处很下功夫，尤其在作料的配制上细心钻研、大胆创新，使其爆肚的色、香、味俱佳。建国后公私合营，冯广聚去仪表机床厂做了工人。直到改革开放，突然有一位相识找到他，希望他能为自己的华侨亲戚做一顿爆肚。还有人记得爆肚冯、怀念这口儿吃食，冯广聚很感动，虽然手艺阔别20多年，但仍旧了然于胸，心中技痒，决定露上一手。
做爆肚首先就得有肚子。冯广聚的爱人在同羲馆饭店工作，他就找到饭店合作的屠宰厂，让他们拿点肚子来。挑肚子也是一门学问，屠宰厂给了冯广聚5个肚子，他一看，就知道其中有三个肚子可以做爆肚的食材。吃爆肚的那天来了很多人，除了华侨李先生外，还有许多在旗的老北京。大家围坐在一起，旁边支着火锅干熬着没人搭理，就等着冯广聚的爆肚上桌。一个肚子，不同的部位做法不同，做出来口感各异，有脆的、有韧的，当然最好吃的是那嫩的。冯广聚做得了，一盘一盘地上，压轴的是肚仁――肚子里仅有的一小段，两三寸长，爆出来最嫩、最鲜。当时老华侨吃了一口肚仁，就把桌上盛肚仁的盘子都扒到自己身前，说：“你们在北京，以后还有机会吃，我这就要回去了，所以这个全归我。”
老华侨吃得高兴，他和冯广聚唠家史。冯广聚将爆肚冯在晚清时的辉煌、战乱时如何勉强维持，以及建国后公私合营的历史介绍了一番。老华侨听了唏嘘不已，说：“你放心，我给你们北京的报纸上发篇稿子，一定能引起媒体、政府关注。”冯广聚听了惶恐万分，连忙摆手：“您千万别管，我可没有海外关系。”老华侨一脸茫然不知何意。冯广聚说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老华侨又说：“那我给你投钱，你把这买卖做起来，我一个子儿不要你的。”冯广聚坚决不同意，他觉着自己在厂子做高级技工是正经工作，不想再搞什么小买卖，开饭店的事就这样没了下文。
手艺传承，二十余载的沉淀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的观念还没转变，但也有一些人卸下身上的包袱，冲在了时代最前面。1985年，冯广聚的小儿子，老八冯云亭，在老华侨亲戚们一力撺掇下，于前门门框胡同重开爆肚冯。开业的前一个月，老八才向父亲冯广聚坦白，说自己想重振爆肚冯。冯广聚一听着急了，小儿子年轻没经过事，这私营小业主哪敢说当就当。但开业那天，他看到宣武区的领导竟然都来了，才放下心中的那块石头，给儿子添了300块钱，置备桌椅。爆肚冯在原址重新开张的第一天，就门庭若市，每天很多人排着队苦等，都想找回那丢失的味道。
老先生冯广聚说：“论手艺的继承，老大掌握得最好。”如果您去爆肚冯菜市口店，会经常看到一个精瘦的身影。和印象中的后厨总监不同，他总是白衣白帽，许多工作常常亲自上阵。可以说从爆肚冯重新开张那天起，老大冯秋生就扎在了后厨，这一扎就是20多年。对于爆肚这门手艺，冯秋生聊起来如数家珍。爆肚冯的爆肚分羊肚、牛肚两种。羊肚又分葫芦、食信、肚板、肚芯、肚仁、肚领、散丹、蘑菇、蘑菇头九个部位；牛肚则只有肚仁、百叶、百叶尖、厚头。另外还有“羊三样”、“羊四样”，是几个不同部位的组合拼盘。
爆肚冯做爆肚是非常讲究的，从选肚子的眼力、洗肚子的手法、切肚子的刀工，没个几年学不到精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爆”这步，爆肚儿之所以称为“爆”，就是因其速度快。具体做法就是把牛羊肚子切成横丝，放入滚烫的水中焯一下。而功夫就在这一焯再一捞上，因为肚儿分肚仁儿、肚领儿、散丹、蘑菇头等各个部位，火候要求也各不相同。时间短了肚儿生，时间长了肚儿老，火候合适，肚儿吃起来又脆又嫩又筋道，越嚼越有味儿。像爆肚冯的牛肚仁，水分多，极嫩，微脆，很多人来了都作兴这口儿；还有蘑菇头，要六七只羊才得这么一盘，鲜美滑润，再配上一瓶“小二”，一盘花生米，人生得意莫此为甚。
美味的轮回
潮流有轮回，像民国热与国民床单，刮的都是怀旧风。其实人的胃也爱怀旧，美味终也有个轮回。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人们饿怕了、馋惯了，缺油水。下馆子讲究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得几乎人人都有富贵病。到了80后、90后这代，吃饭讲究情调、讲究文化，所以北京小吃重新受到热捧。
冯博是爆肚冯的第五代传人，做过小学音乐老师，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觉得人生乏味。爷爷冯广聚曾略带惋惜地说：“那是份正经的工作，辞了多可惜啊。”在家里一片反对声中，冯博辞了工作。他搞乐队，做舞台音乐监督，最终他被召唤回家，继承祖辈的手艺。事实上作为长子长孙，爷爷、父亲都有让冯博继承手艺的意思。毕竟老北京小吃向有“秘方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