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十篇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1

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

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

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

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

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

泪下如流霰。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2

关键词：景物观察 视点固定 登高临远 平远构图

谢，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成就极高，倍受同时代及后世诗人、评论家的推崇。同为“竟陵八友”的沈约称“二百年来无此诗”［1］；先为竟陵王萧子良文友，后为梁武帝的萧衍也曾说：“三日不诵玄晖之诗，即觉口臭。”［2］唐代大诗人杜甫云“谢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李白更有十余首诗歌称颂谢的诗歌；沈德潜《说诗语》谓“齐人寥寥，玄晖独有有一代”；王世贞《艺苑卮言》称谢“一时文杰”，等等，不胜枚举，均对谢的诗歌创作成就加以肯定。

谢诗作绝大部分以“望”为主。“望”字共出现62次，其中用在题目中的就有好几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落日怅望》、《宣城郡内登望》、《后斋迥望》、《望三湖》、《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和刘西曹望海台》。这些只是题目有明显标志的，至于题目没有明显标志的，数量也不少。其他一些跟“望”意思相近的词如“眺”、“瞰”还没有统计在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景物会有不同的感受，诗人或者身处静室，或凭窗倚栏，极目远眺山川景物，在方寸间展现山水之姿。谢观景的视角有如下特点：

一、视点固定

也就是说，这些景物都是在一个方位，一个固定的中心看见的，这个中心就是诗人自己。为便于比较，我们先看看谢灵运的《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圆。沫江免风涛，涉清弄漪涟。积石竦两溪，飞泉倒三山。亦既穷登陟，荒蔼横目前。窥岩不睹景，披林岂见天。阳乌尚倾翰，幽篁未为。退寻平常时，安知巢穴难。风雨非攸吝，拥志谁与宣？倘有同枝条，此日即千年。

这是一首记游诗。诗人把他在游历过程中所见的景物一一记录下来，从其中“沫江”、“涉清”、“登陟”、“披林”几个词组，我们可知诗人游历的足迹。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他是边走边欣赏着两旁的景色。我们也跟着诗人乘着一叶小舟，在山水中畅游。因此他所写出的景物，是在他整个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以，诗人的视点随着他的游览而不停地移动着。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都有这种特点。

而谢诗就不同。《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写诗人登峰而望，峰是固定的；《高斋视事》于高斋观望景物，高斋是固定的；《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中景色都是在“新亭渚”所见，“新亭渚”也是个固定的位置。因此，小谢与大谢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其诗中观赏景物的视点已经由不定变成了固定。

谢以后的诗人，在描写景物时，多与谢一样，从一个固定的视点观望并摄取景物，如庾信《出自蓟北门行》：“蓟门还北望，役役尽伤情。关山连汉月，陇水向秦城。”孟浩然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都可见到他们受了谢这种写法的巨大影响。

二、登高临远，把握整体

由于视点是固定的，诗人就不可能一一接近景物仔细观察和描写，而只能就各种景物构成的整体画面进行概括性的描写。依然以《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为例，谢灵运同景物的距离是接近的。由于他深入山水之中并不断移动方位，使他对各种景物的观察更加细致，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景物也就不可能作整体的把握，而只能是把游历过程中所见的景物一一罗列出来。所谓“沫江免风涛，涉清弄漪涟，积石竦两溪，飞泉倒三山”，虽觉亲切幽静，但是各景物之间只是单线的连接，不能彼此关联构成一幅整体的图画。而谢诗中的景物，却可以多方互相映衬，彼此关联，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新亭诸别范零陵云》），“云”、“野”、“水”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读了这两句诗，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平坦无际的原野上一条河流在蜿蜒流动，一层淡淡的云雾在天边缓缓飘移。而谢灵运的“积石竦两溪，飞泉倒三山”，由于既不同地又不同时，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联想：它们是两幅各自独立的图画，而二者之间仅仅由于诗人的游踪才把它们这样并列起来。

谢由于注重对景物的整体把握，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一些用来刻画整体画面的、具有模糊性的词，如“暧暧”、“离离”、“苍然”、“耿耿”、“苍苍”等，这是谢灵运诗中没有的，这些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并不明显，但用它们来刻画景物，对于读者从景物中得到一个总体的印象，确是很重要的。

他早期的《入朝曲》，似乎已觉到空间的广阔容易把握一种整体性氛围：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

作者似乎居高临下，俯视全城，包括乐声都在俯听之中，而所有景物都出现在凝神眺视静听之中。谢此诗无甚深意，而刻画描写却真切多了。这不仅显示都邑风光进入山水诗的审美范畴，而且表示山水诗中注入日常生活化的活力。谢同时所作的《元会曲》、《郊祀曲》、《钧天曲》、《出藩曲》、《校猎曲》、《从戎曲》，都采用与此相同的手法。在这些诗中，作者并非均置足高处，而是有时借助想象化为俯视所见，展现出高华流美的风格，这正是作者前期汲汲以求的审美风范。如《出藩曲》写道：

云枝紫微内，分组承明阿。飞极浦，旌节去关河。眇眇苍山色，沉沉寒水波。铙音《巴渝曲》，箫鼓《盛唐歌》。夫君迈惟德，江汉仰清和。

作者放目凝眺，一切庞大的船队和仪仗的运动都显现在视域之中。它和《入朝曲》一样，同样把各种景物通过自己的描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审美空间的辽阔绵远，正是作者在美感上的有意识追求。

三、高旷平远［3］，创造开阔的画面，对景物有所取舍

由于诗人视点固定，注重整体的把握，这样写出来的景物所组成的画面，当然比谢灵运那些由于深入山水中间造成的诗中幽深的画面更加开阔。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空间地域方面，一是时间的延续性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场面！广大的平原一望无际，江水滔滔不见始终，而空中漂浮的云雾又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感。在时间的延续性方面，我们以他的另一首诗《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的几句话为例：“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就像诗人自己心中的悲思一样绵绵无止。可见，谢诗中的时间也常常是延伸很长的。

谢灵运诗中的景物也有时间感，但是由于诗人不停地移动自己的位置，景物转瞬即逝，时间是很短的。由于他近距离地观察景物，他笔下景物的空间也是很狭小的。在谢诗中“远望”更常见的是他站在窗前的眺望，或者从摆满公文的案前抬头一瞥，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大自然的魅力。《冬日晚郡事隙》：

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荫窗竹。檐隙自周流，房栊闲且肃。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

前四句写在座上一观，后四句写檐下一望，都是描绘的远望的景物。后四句平远构图最为明显。《后斋迥望》：“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夏木转成惟，秋荷渐如盖。巩洛常眷然，摇心似县旆。”诗人视线由远而近，景物由大至小。远景只是山水白云而已，近景则轮廓清晰，更衬出远景的辽阔。远望近观中，流露出空间的遥远和时间的匆匆，这从“里”、“外”、“转”、“渐”看得出来。《与江水曹至滨干戏》：“远山翠百里，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芜丝散犹网。”亦是由远而近写来，近景簇点密集，加上细笔勾勒，历历在目，远处则翠山无际。远近景物清晰程度落差特大，愈加显出平远的特征。《游东田》的“远树暧仟仟，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近景极为细微，则远景又特别朦胧，又用远静近动，更加显示平远空间的距离。远景犹如水墨渲染，显出气韵生动；近景描摹至为细致，生动飞舞。整体以淡远取势，疏密有致，笔意清秀，语自浑成。

“平远”最能体现谢冲融平和的个性特色，所以反复出现。《和徐都曹出新亭渚》：“结轸青交路，回瞰沧江流。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桃李成蹊径，桑榆荫道周。”沧江、草岸、桃径、桑道，取势不迫，景物均平坦地分布，平远中显出清新生动，风光旖旎，细密妥帖，其中春光、水光、露光，描摹得异常真切，如在目前。

谢灵运笔下的景物，是像根链条一样连结起来的。顺着诗人游踪的延伸，他把渐渐向自己靠近又渐渐远离自己的景物一一写入诗中，面面俱到而唯恐遗漏，是不太注意剪裁，对景物进行选择取舍的工作的。而谢则不同。他要整体把握各个景物，注意它们之间的彼此映衬的关系，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就必然对景物有所取舍。一般来说，他用突出的、显眼的景物先勾勒出这幅画面的轮廓，而那些不突出的、不显眼的景物则用一些模糊性的词语如“苍苍”等一笔带过，注意了详略得当。我们以他《高斋视事》一诗中的写景部分为例：

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

在这几句中，白的雪与青的山，对比鲜明，容易入眼，雾与白日，场面广大，也不能忽视；江、海、村、树，是画面必需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它们与天空的雾和日相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联系到了人事，使景与人联系起来，为下面诗人抒情创造了条件；再就是除了上述的青山、白雪、雾、日以外，它们也是最为显眼的景物。但是，除了这些景物之外的一些更为细小、具体的景物，诗人却一笔带过，这是因为即使把它们写出，对于刻画整个画面，对于随后诗人的抒情都没有什么帮助，而它们本身所占的空间又小，诗人看不见，也容易被忽视。

参考文献：

［1］南齐书・谢传［M］.中华书局，1972年.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3

电视占总花费的58%

根据群邑中国的最新预测，2011年中国广告花费将达到3474.7亿元，较2010年增长15.2%。2012年中国广告花费将达到4062.9亿元，较2011年增幅为16.9%。《今年，明年：中国媒体行业预测》是群邑媒体与市场预测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数据来源于母公司WPP集团旗下各个领域的全球资源，包括广告、公关、市场研究和专业的沟通传播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2011年GDP将增长9.6%，2012年增速将达9.5%。在全球经济前景较为黯淡的大环境之下，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是推动今年整体广告花费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报告指出，电视依旧是中国媒体投资的主导力量。得益于庞大的观众群，2011年的电视广告花费预计将达到2013.1亿元人民币，占所有广告花费的58%。

十卫视打擂中秋晚会

安徽卫视收视夺冠

日前，CSM媒介研究揭晓了中秋夜30城收视调查数据，最终安徽卫视秋晚收视夺冠。

据悉，今年有安徽卫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天津卫视、黑龙江卫视等10家省级卫视推出中秋晚会。每家卫视的中秋晚会都特色突显，黑龙江卫视中秋晚会依然主打赵本山，这已经是黑龙江卫视连续第三年邀请赵本山为其中秋晚会压台。天津卫视有赵忠祥加盟，话题多多。而“月宴千里爱传万家”安徽卫视豫约十年中秋晚会，在坚持“剧行天下 爱传万家”的同时，又与《鲁豫有约》十周年结合，还请来黄海波、范明、张卫健、郭德纲、濮存昕等近百位明星加盟。9月14日，CSM公布了中秋夜的收视调查数据，安徽卫视以1.023%的收视率和2.95的收视份额力压群雄。

CCTV财经占据全国财经节目市场八成份额

数据显示：2011年，央视财经频道在全国电视财经节目市场中的份额继续提升，其中6月份提升至近80%，主要财经节目首播时段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频道对各分类人群吸引力普遍增强，高端观众收视普遍增长，其中大学以上学历观众收视率提升26%，管理层观众收视率提升43%，公务员/雇员观众收视率提升21%，高收入观众收视率提升21%。

河北卫视推4+3节目带改版推介会在京举行

9月19日，河北卫视全新改版推介暨河北卫视2012年独家资源战略合作政策说明会在京举行。河北卫视8月1日起推出全新节目，并确定“长城凝聚力量”的频道理念，主推4+3编排的“中国力量”节目带，每晚21:20周一至周四推出人文节目带，周五至周日播出三档综艺节目。前者分别为文化访谈类节目《文化密码》、读书栏目《读书》、爱心谈话类栏目《真心英雄》以及励志访谈栏目《我相信》，后者分别为《明星童乐会》《综艺大登殿》和《万事如意》。此外，河北卫视还针对各传统节日推出《中国节》大型系列活动，整合原有新闻和服务栏目，打造大时段新闻概念和早晚生活服务栏目带，新开健康服务栏目《爱健康》、升级改版原有品牌栏目《家政女皇》。推介会上，河北卫视公布了包括《洪武大案》《请你原谅我》《唐山大地震》《后厨》等在内的 20多部首播电视剧剧目。（刘亚娟）

湖南卫视

近期连推新节目

日前，2011快乐女声总决赛全部结束，湖南卫视正式宣布明年将不再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同一时期，一大批新节目陆续推出。

由湖南卫视原创的“家政服务类真实选择节目”《把谁带回家》、“代际沟通伦理道德节目”《那是我妈妈》将陆续登陆芒果台。而励志偶像剧情秀《少年进化论》，也将迎来全新升级，更名《少年成长说》。此外公益慈善节目《帮助微力量》，播出时间调整至周四晚19：30的黄金时段。

崔永元启动《我的抗战2》

9月18日，《我的抗战2》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新闻会，总策划崔永元携主创亮相，王全安、张译、老狼等明星出席了此次会。

这部由崔永元策划，北京五星传奇联合旗帜（上海）传媒出品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2》，是继《我的抗战》后，小崔带领他的“传奇”团队打造的又一次纪录盛典。《我的抗战2》深度解密抗战历史，精选30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并特别制作了30集动画版纪录片，由崔永元、陈宝国、斯琴高娃、段奕宏、廖凡、张译、王刚、吴秀波、老狼等30位明星配音。30集纪录片与明星配音版动画视频将于10月正式登陆新浪视频等网络平台首播，同期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电视台。

《我的抗战2》会后，还将开展全国城市巡映活动，同名图书《我的抗战2》也将于10月面市。

电视剧《唐山大地震》

9月20日，由华谊兄弟出品，根据小说《余震》改编的40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在北京召开会。华谊总裁王中磊携导演姚晓峰、主演陈小艺、张国立、许亚军、佟丽娅等出席，各位主演均着戏中服装亮相。陈小艺和张国立将接棒电影版中的徐帆和陈道明。

据悉，电视剧版历时两年筹备，剧情在小说版《余震》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戏剧元素，对电影版中的情节也有大篇幅的修改。

作为华谊今年的重头戏，总裁王中磊在会上透露，华谊对该剧寄予厚望，所以选择了杨善朴和庄力奇两位制片人操刀，在投资规模上也创下新高。光拍摄一个七八十年代的小街场景，剧组就花费了300万元。电视剧将采用大量电脑特技，导演姚晓峰还表示“由于电影版篇幅的限制，很多房屋坍塌、天气变化的电脑特效要么未采用，要么有所删减，而这些都会出现在电视版中。”

《命运交响曲》播出

10月3日，电视剧《命运交响曲》在安徽卫视、深圳卫视同步上星播出。该剧由华策影视制作出品，冯绍峰、杨幂、迟帅、郭珍霓等主演。剧中，冯绍峰、杨幂共同演绎了一段纯情而美好的初恋回忆。

《命运交响曲》由台湾偶像剧《绿光森林》《深情密码》的编剧旭敏原创，讲述了一对非亲姐妹之间关于欲望、复仇、宽恕与救赎的故事，同时涉及模特和设计师等诸多时尚话题。

网络剧《星座方程式》开机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4

谢灵运（385年－433年），南朝人。曾发明一种木屐，专为登山之用，世称“谢公屐”。有《谢康乐集》传世。中国山水诗鼻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有网评认为：谢诗忧伤与自怜的情味蔓酝纸间。但是却不沉溺。总觉得谢诗是在字纸之外的，有种深沉的内蕴。我以为这种“内蕴”，源于诗人“志”与“乐”的诗性张力。也就是说，诗人“志”在道，“乐”在山水，并借助情感的贯通与灌注，彰显内在的情氛与韵致。因此，谢诗弥漫玄泛的生命意识。本读共选谢灵运五言诗59首。

1、相逢行

行行即长道。道长息班草。邂逅赏心人。与我倾怀抱。夷世信难值。忧来伤人。平生不可保。阳华与春渥。阴柯长秋槁。心慨荣去速。情苦忧来早。日华难久居。忧来伤人。谆谆亦至老。亲党近恤庇。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良怨黄鸟。迩朱白即頳。忧来伤人。近缟洁必造。水流理就湿。火炎同归燥。赏契少能谐。断金断可宝。千计莫适从。万端信纷绕。巢林宜择木。结友使心晓。心晓形迹畧。畧迩谁能了。相逢既若旧。忧来伤人。片言代纻缟。

2、折杨柳行

骚屑出穴风。挥霍见日雪。飕飕无久摇。皎皎几时洁。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空对尺素迁。独视寸阴灭。否桑未易系。泰茅难重拔。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

3、泰山吟

岱宗秀维岳。崔崒刺云天。岝崿既崄巘。触石辄芊绵。登封瘗崇坛。降禅藏肃然。石闾何晻蔼。明堂秘灵篇。

4、君子有所思行

总驾越钟陵。还顾望京畿。踯躅周名都。游目倦忘归。市鄽无阨室。世族有高闱。密亲丽华苑。轩甍饰通逵。孰是金张乐。谅由燕赵诗。长夜恣酣饮。穷年弄音徽。盛往速露坠。衰来疾风飞。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寂寥曲肱子。瓢饮疗朝饥。所秉自天性。贫富岂相讥。

5、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幷。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侘傺岂徒然。澶漫绝音形。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

6、会吟行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耹会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暧松杞。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飞燕跃广途。鹢首戏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来弥世代。贤达不可纪。句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

7、缓歌行

飞客结灵友。凌空萃丹丘。习习和风起。采采彤云浮。娥皇发湘浦。霄明出河洲。宛宛连螭辔。裔裔振龙旒。

8、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鸣笳发春渚。税銮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皐。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顾己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所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

9、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李牧愧长袖。郄克惭躧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

10、邻里相送至方山诗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

11、过始宁墅诗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薾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12、富春渚诗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遡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

13、七里濑诗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覩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14、晚出西射堂诗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15、登池上楼诗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羣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16、游南亭诗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观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17、游赤石进帆海诗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

18、登江中孤屿诗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19、登永嘉绿嶂山诗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

20、游岭门山诗

西京谁修政。龚汲称良吏。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威摧三山峭。瀄汨两江驶。渔舟岂安流。樵拾谢西芘。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

21、石室山诗

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垧郊。苺苺兰渚急。藐藐苔岭高。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微戎无远览。总笄羡升乔。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

22、登石室饭僧诗

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燧断山木。掩岸墐石户。结架非丹甍。藉田资宿莽。同游息心客。暧然若可睹。清霄扬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兕虎。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23、登上戍石鼓山诗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爕。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

24、石壁立招提精舍诗

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壮龄缓前期。颓年迫暮齿。挥霍梦幻顷。飘忽风电起。良缘迨未谢。时逝不可俟。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

25、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26、登石门最高顶诗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27、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罇。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俯濯石下潭。俯看条上猿。早闻夕飚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

28、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翫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29、过白岸亭诗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援萝临青崖。春心自相属。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萍鹿。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慽。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

30、石门岩上宿诗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31、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诗

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依稀采菱歌。彷佛含嚬容。遨游碧沙渚。游衍丹山峯。

32、白石岩下径行田诗

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旧业横海外。芜秽积颓龄。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幷。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天鉴傥不孤。来兹验微诚。

33、斋中读书诗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34、读书斋诗

春事时已歇。池塘旷幽寻。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偃仰倦芳褥。频步忧新阴。谋春不及竟。夏物遽见侵。

35、命学士讲书诗

卧病同淮阳。宰邑旷武城。弦歌愧言子。清净谢伏生。古人不可攀。何以报恩荣。时往岁易周。聿来政无成。曾是展予心。招学讲羣经。铄金既云刃。凝土亦能铏。望尔志尚隆。远嗣竹箭声。敢谓荀氏训。且布兰陵情。待罪岂久期。礼乐俟贤明。

36、种桑诗

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前修为谁故。后事资纺绩。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闲隙。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旷流始毖泉。湎涂犹跬迹。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

37、东阳溪中赠答二首

（一）

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

（二）

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

38、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轸。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隐汀绝望舟，骛棹逐惊流。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戚戚新别心，凄凄久念攒！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

39、酬从弟惠连

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峯。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分离别西川，回景归东山。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辛勤风波事，款曲洲渚言。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暮时。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鸣嘤已悦豫，幽居犹郁陶。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

40、初去郡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无庸妨周任，有疾像长卿。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装反柴荆。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理棹遄还期，遵渚骛修垧。遡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战胜臞者肥，止监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

41、初发石首城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为缁。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日月垂光景，成贷遂兼兹。出宿薄京畿，晨装抟鲁飔。重经平生别，再与朋知辞。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苕苕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越海凌三山，游湘历九嶷。钦圣若旦暮，怀贤亦凄其。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

42、道路忆山中

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已为谁纂？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阴倚密竿。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煗。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

43、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圣灵昔回眷，微尚不及宣。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焚玉发昆峯，余燎遂见迁。投沙理既迫，如邛愿亦愆。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浮舟千仞壑，揔辔万寻巅。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事踬两如直，心惬三避贤。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贷，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质弱易版缠。曾是反昔园，语往实款然。曩基即先筑，故池不更穿。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夫子照情素，探怀授往篇。

44、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45、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五言

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铜陵映碧润，石磴泻红泉。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遯贤。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髣髴，丹丘徒空筌。图牒复摩灭，碑版谁闻传？莫辩百世后，安知千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

46、会吟行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连峯竞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暧松杞。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飞燕跃广途，鹢首戏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来弥年代，贤达不可纪。句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

47、南楼中望所迟客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

48、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羣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牕。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峯。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49、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

小序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

阮瑀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金羁相驰逐，联翩何穹已。

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

今复河曲游，鸣葭汎兰汜。躧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

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倾酤系芳醑，酌言岂终始。

自从食蓱来，唯见今日美。

徐干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

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摇荡箕濮情，穹年迫尤栗。

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

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击白日。

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

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区宇既荡涤，群英必来臻。

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

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

澄觞满金叠，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

莫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

陈琳

皇汉逢迍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沦关西，袁家拥可北。

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羁勒。岂意事乖已，永怀恋故国。

相公实勤王，信能定蝥贼。复观东都辉，重见汉朝则。

余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爱客不告疲，饮宴遗景刻。

夜听极星烂，朝游穹曛黑。哀哇动梁埃，急触荡幽默。

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

刘桢

贫居晏里閈，少小长东平。河兖当冲要，沦飘薄许京。

广川无逆流，招纳厕群英。北渡黎阳津，南登宛郢城。

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

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

终岁非一日，传巵弄清声。辰事既难谐，欢愿如今并。

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

应瑒

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达寒长沙渚。

愿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一旦适世难，沦薄恒羁旅。

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官渡厕一卒，鸟林预艰阻。

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列坐廕华榱，金樽盈清醑。

始奏延露曲，继以兰夕语。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

倾躯无遗虑，在心良已叙。

平原侯植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

徙倚穹骋望，目极尽所讨。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郸道。

平衢脩且直，白杨信袅袅。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抑。

良游匪书夜，岂云晚与早。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

哀音下回鹄，余哇彻清昊。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

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

王粲

幽历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象。

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

常欢诗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灵，侯伯咸宗长。

云骑乱汉南，宛郢皆扫荡。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

庆泰欲重叠，公子特先赏。不谓息肩愿，一旦值明两。

并载游邺京，方舟汎河广。绸缪清宴娱，寂寥梁栋响。

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

50、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峯。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

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5

〔关键词〕历史记忆；方志书写；官绅关系；邱才颖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73-08

①举其要者如，程方《中国县政概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贺跃夫《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魏光奇《官制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瞿同祖著，范忠信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刘伟《官治与自治之间：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等等。

②目前笔者仅见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近代史研究》 2008 年第 4 期）、《同治、光w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张研《清代候选官员得官初步――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之一》（《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读〈杜凤治日记〉之二》（《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清代知县杜凤治对于三件命案的审理――读〈杜凤治日记〉之三》（《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等。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管治”（GD12XLS0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青年课题“清代珠三角民间海防力量的形成与演变研究”；2012年度战略课题“灾害政治与广东经验”

〔作者简介〕王一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10。中外学术界有关清代州县的研究成果甚多①，但对某个州县官的个案研究仍不算丰富。②本文要讨论的邱才颖（字仲嘉，号翼庐），是晚清广东的一名州县官，福建光泽县人，生于1790年，1828年中举，1835年“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广东，先后署理或实任大埔（1838）、饶平（未详）、西宁（1843）知县，署理佛山同知（1846），署理或实任新会（1847）、东莞（1849）、高明（1853）、香山（1854）知县，后升同知、直隶州知州（均未实任），加知府衔；还曾充丁酉（1837）、癸卯（1843）、辛亥（1851）等科广东乡试同考、誊录官。邱才颖咸丰十年（1860）“去官”，同治三年（1864）卒于广东，享寿75。〔1〕

①根据民国《洋营邱氏族谱》，“高某”当为邱才颖的大女婿高居北（民国《洋营邱氏族谱》卷七，1940年刻本，5页）。邱才颖一生都只任州县官，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物很难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使笔者对这名小官员产生兴趣的是东莞方志和香山方志对邱才颖相反的评价。东莞方志对邱才颖的评价是“贪酷”、“邑人侧目”等等，形象完全是负面的；香山方志对邱才颖的评价是“在任七年，刻无暇晷”，“军需或匮，辄倾所有济之，弗偿弗计也”，深得绅民爱戴，形象完全是正面的。邱才颖离任东莞与出任香山只隔三年，东莞、香山又是隔珠江口相望的邻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同一位知县在两个县的方志中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值得探讨的。

一、东莞的记载：邱才颖“以贪酷闻”、“邑人侧目”

邱才颖署理东莞知县一年多以后的咸丰元年（1851），东莞发生了一件惊动朝廷的大案――“长红罢考案”（也称“红条罢考案”）。在清代，科举考试是“抡才大典”，《大清律例》规定：“借事罢考、罢市……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2〕东莞不少士绅因为这一事件被参革功名甚至被拘捕。民国《东莞县志》的《前事略》用了1000多字的篇幅来记载此事。“才颖官粤，以贪酷闻，摄任后，遇事诈噬，邑人侧目”。咸丰元年二月，东莞生员黎子骅因受官差诬告“欠粮”，被拘禁县衙号房，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邑学士绅联名呈文向省级官员控诉，为黎子骅诉冤。时值县试开考在即，有人匿名标贴“长红”鼓动罢考，并揭发知县邱才颖贪污，“才颖惧，以邑人罢考通禀大宪，且求卸事”。恰逢南海县西湖书院“因知府将书院经费改断归义仓，亦投书罢考”，引起督抚震怒。东莞士绅在这个节骨眼控告邱才颖，督抚便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奏请“将西湖书院肄业生童并东莞阖学暂停考试”。朝廷准奏，并谕令督抚严厉查办、惩处罢考的东莞士绅。在邱才颖向上司禀报东莞士绅“罢考”后，督抚改派华廷杰署理东莞知县，令他“严办匿名者”。因“匿名者不可得”，而控诉邱才颖的联名呈文内有生员何仲山的名字，官府便将何仲山的叔叔举人何鲲、弟弟举人何仁山定为东莞罢考案的主谋，并将名列呈文的前30人“详革拘办”。方志称，“实则长红揭帖，皆曾受才颖诈噬者之所为，罢考亦非实事”。〔3〕

被“详革拘办”者之一、生员张金銮事后写了《大搜秀才记》一文，补充了很多方志没有记录的细节，详细记述了黎子骅自杀事件的始末：

邑令邱才颖婿高某①收粮于潢涌，秀才黎凤梧以催科人无礼，集殴之。高泣诉于宰，宰怒，擒其兄秀才黎子骅锁押焉，日辄庭鞫之。高出，燮浞⒄呷，曰：“汝爱头否？”骅俱，夜呼号房沽酒，饮半酣，觅厨刀自刺其喉，未殊死，为诗十章付家人。训导黎某讽其父领回，翌日遂毙。〔4〕

这篇文章称东莞士绅“群赴诉于有司”，一因“邑士人”为黎子骅抱不平，又因“恶宰之贪污无厌也”；又称“被宰害者”标贴长红鼓动县试罢考，是因为邱才颖将两书院膏火“尽鬻以充宦囊”，还称实际受到波及者，不止联名呈文的前30人。因官兵大搜秀才，“城中汹汹然、滚滚然，有闻叩门声而梯墙折足者；有母垂毙不得见，至死不瞑者；有差役皂吏藉端入书馆掳掠者；有父子兄弟夜半不知所在者，由是附城十数里遂无读书人之迹矣”。文章作者张金銮本人，也外出躲避。〔5〕

邱才颖从东莞县离任后，继任知县华廷杰对罢考案作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上司禀报。禀文称黎子骅自杀事件发生在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间，并非《东莞县志》所记的咸丰元年二月。黎子骅被拘押也并非如《东莞县志》所记的“被诬欠粮”，而是“抗粮殴差”。事件发生后，士绅何鲲等以此为由头，策划了长红罢考：〔6〕

（何鲲）探闻黎子骅畏罪自戕之事，又值开考，起意商同张金銮并学徒梁锡珍、王群玉，标贴罢考长红，捏词诋毁，希冀上司风闻，将邱令撤任，借以陷害泄忿，张金銮等应允。何鲲即捏 “邱令莅任以来，疾士若仇，非诬以庇匪，即陷以抗粮；人心共愤，士气不伸。凡我同人，现届试期无劳往返”等词，隐匿姓名，作为阖邑文童公启，写就长红稿底，雇请不识姓名刻字匠刊刻多张，于元年正月三十日，令张金銮、梁锡珍、王群玉，夤夜分赴城乡、市镇标贴。

禀文称何鲲等策划长红罢考案，是“先因被县拘传，心怀不甘”。故以黎子骅事件为契机，策划罢考陷害邱才颖，报复“泄忿”。禀文提到，因事件被革除功名的士绅当中有13人是东莞防御公局的局绅。〔7〕东莞防御公局又称“东莞公约”或“东莞公局”，是东莞的士绅权力机构。①根据何仁山《捐建西北隅社学碑记》记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东莞地方士绅以附近多有盗匪出没为由，禀请时任知县的李绳先批准设立公局。道光二十六年（1846），建成西北社学作为公局的办事场所。碑记还提到何鲲拟定了公局章程，这说明何鲲是东莞公局的主导人物，至少是重要参与者。②东莞公局有常设武力，最初的职能是以防盗为主，“遇有盗匪抢劫，即就近报知公局，督率壮丁救护。何鲲因见乡民时常有事投诉，即图武断乡曲、假公济私”。〔8〕按清朝法律，各州县唯正印官才有权理讼，但晚清的州县官不可能亲力亲为处理全县的民间纷争与案件，必须依靠诸如宗族、乡约、公局之类的乡村组织协助治理。何鲲等人的“武断乡曲”，一定程度是前任知县默许造成的。但邱才颖显然不能容忍知县的权力继续被侵蚀，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道光三十年，东莞公局处理的两则案件，终于引发了官绅的矛盾与冲突。

①有关晚清广东士绅权力机构的研究，参见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清末香山乡约、公局――以〈香山旬报〉的资料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邱捷、王一娜《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Grassroots Authority in Rural Guangdong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Times），《近代史研究（英文版）》（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第8卷第2期（2014年11月）；王一娜《晚清珠三角地区公约、公局的缘起及初期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清代广府乡村基层建置与基层权力组织》（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

②何仁山：《捐建西北隅社学记》，《锄月山房文钞》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96页。这篇碑记也被收入在民国方志内（民国《东莞县志》卷17《建置略二》，211页）。华廷杰的禀文称：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乡民彭亚康的妹妹彭亚机，因“被母训责”，逃到邻居刘亚玩妻子刘谢氏家中躲避，彭亚康认为刘亚玩“诱拐”其妹，将刘“扭至公局投诉”。局绅何鲲受理了案件，“喝令工人用藤条责打刘亚玩脊背数十下”。刘亚玩不服，“控县验伤”。邱才颖认为“刘亚玩并无诱拐情事”，不仅责罚了彭亚康，还下令“拘传何鲲等讯究”，何鲲拒不到县。次年八月二十五日，粮差庾兴奉命下乡催粮，与欠袅跤魁发生口角。刘应魁将庾兴扭送至东莞公局投诉，局绅张金銮下令鞭打粮差。邱才颖得知后，饬令官差拘传张金銮等局绅到县讯究，张金銮同样拒不到县。〔9〕华廷杰说何鲲等“先因被县拘传，心怀不甘”，就是指这两件事。

《东莞县志》和张金銮的文章称鼓动罢考的是不知姓名的人物，何鲲等人是被诬陷的。然而，罢考是士子反抗官府“鱼死网破”的集体行动，必然有人策划、串联、鼓动，很难想象匿名者或无名之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东莞县志》称鼓动罢考“皆曾受才颖诈噬者之所为”〔10〕，张金銮的文章说邱才颖“朝下一令，曰得何某数百金；暮下一令，曰得何某数千金”。〔11〕可见也把何鲲列入“曾受才颖诈噬者”之内，而且是受害特别深者。而何鲲、张金銮是掌控东莞公局、有一定名望的士绅，又确实同知县在司法权、催征等问题上发生过矛盾、冲突，且有东莞举人刘青选等举报〔12〕，因此，华廷杰的禀文把两人视作罢考的策划者与指使者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份与此事相关的官方文书，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的联衔奏折。徐、叶先向皇帝报告了道光末年广东“士习日坏，民气日嚣”的普遍现象，列举了几个士民挑战官府、朝廷权威的典型事例，其中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理东莞知县冯晋恩，因祈雨不应，被士绅剪去胡须一事。徐、叶还称，本年（咸丰元年）初，朝廷颁布恩旨“蠲免积欠钱粮”，官府根据户部部文示谕“道光三十年未届奏销尚未截数不得谓之民欠，仍当照旧征收”。但东莞“士民遂谓后出示谕由于地方官之捏造。东莞公约竟敢将示谕揭去，复散布流言：如有官差下乡催粮，即当捆打”。徐、叶在奏折中把同时发生的南海、东莞两县的罢考事件联系起来，还用了250多字写了东莞百姓普遍为匪、士绅普遍庇匪分赃的事实，认为不能不对广东绅、民“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目无王法的风气加以“裁抑”。徐、叶还称，“各县借罢考抗粮坝动者，尚实繁有徒，因闻省中具奏惩办，始皆寝息。此又共见共闻、信而有征者也”。〔13〕

上引最后几句话，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官府为何对东莞士绅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徐、叶作为督抚，按理不会在奏折中夸大自己管治省份的乱象，更不会无中生有。徐、叶称广东普遍出现士绅因抗粮准备罢考，应当属实。所有叙述“长红罢考案”的资料都说“罢考”因黎子骅被拘、自杀引发，而黎子骅被拘则与征粮有关。为何征粮会引发士绅相当普遍的不满与反抗？这就要从清朝征收钱粮的情况说起。以东莞而论，道光年间全县约有税田14719顷25亩，按照规定每年应缴地丁银约30000两，应征米粮约20000石，平均每亩交银002两、交米0013石。①表面看来赋税很轻，但征收过程有损耗，因此，规定的征收额必然要上浮，上浮的数额各州县不尽相同。如同治年间的广宁县，每两“条银”就要征收一两八钱。〔14〕东莞上浮的数额目前查不到，但不会同广宁相差太远。又由于州县衙门基本不为征粮人员提供征粮行政费用和报酬（额定的粮书、粮差只有为数有限的“工食”，但实际参与征粮的人员要比额定的粮书、粮差多得多），所有参与征粮的人必然会在“条银”加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收，以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使州县官，也无法完全知悉和控制征粮人员的再次额外征收，且这些额外征收，部分也会落入州县官的腰包。龚自珍诗云“国赋三升民一斗”〔15〕是普遍的情况。以往，我们常常简单地把征粮理解为官府向“农民”征收，然而，清朝士绅在赋税方面没有减免的优待，而士绅通常又比一般“农民”拥有较多的土地，因此他们也是官府征收的对象，甚至是主要对象。另外，晚清广东的州县官通常会委托、责成士绅催收本族、本乡的钱粮。官员征收过程中主要对士绅施加压力，有时甚至拘押欠粮、抗粮以及在征粮过程中不合作的士绅。对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官府反倒较少拘押，因为押不胜押，捉拿一批贫苦农民也起不了震慑作用。②因此，在征粮时州县官与士绅发生矛盾是常事。只是东莞因突发事件（黎子骅被拘自杀）矛盾激化而导致“罢考”事件，而其他地方的罢考尚在酝酿之中。东莞因闹得动静太大被官府拿来当“出头鸟”处置，其他地方类似的苗头就被消弭于无形了。

①根据民国《东莞县志》，成书于道光初年的阮元《广东通志》称，“东莞县官民田地山塘等税，共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顷四十九亩二分八厘八毫零，应征税银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七两二钱八分四厘，应征丁银三千八百七十二两八钱五分，遇闰加征银七百六十五两五钱四分七厘，折色改征本色米一万五千四百六十石零九斗六升四合五勺，现额屯田二百五十六顷八十九亩一分八毫零，实征米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四斗五升九合六勺零”，何仁山方志增辑稿称，道光年间，东莞“共报承沙坦税一百七十六顷八十七亩六分六厘二毫八丝，共征银八十二两零七分零七毫五丝五忽三微九佥二沙”。（民国《东莞县志》卷22《经政略一・田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254页。）

②邱捷教授说：他阅读了《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大部分，日记主人、同光年间的广东州县官杜凤治在广宁、四会、罗定等州县征粮时，每次都采用威胁、拘押、拘押家属、封闭祠堂等办法对欠粮较多的士绅（主要是生员、监生这类下层士绅）施加压力，但对少粮的贫户则责成族绅、局绅去催征。

③如道光十二年（1832），香山“邑东四、大两都颇为（会党）所惑，左步头入伙者二三十余人”。士绅阮雨若就在涌口祖庙开设了一个以防范会党扰乱秩序为职能的公局，该公局分管阮、孙、欧三姓的三堡，各堡分别设堡正、堡副一名，共计六人，每堡各有四名壮丁。堡正、堡副以及壮丁，都由公局制定统一的酬金标准，经费来自于祖庙尝产。公局设立之后，局绅通过“禀县请示”，拥有了在地方从事武装活动、拘捕造反者、处罚胁从者的“合法性”（参见林谦《记阮雨若道光十二年办左步村匪党事》，《林谦遗稿》，《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88页）。

④在清代，广东的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被称为“广府六大县”，都是最要缺或要缺。清王朝对于绅、民闹事的案件，通常的处置办法是一方面严厉压制闹事者以维护王法，另一方面惩办引起事端的官员以平息民愤。上谕也曾要求徐、叶调查邱才颖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

东莞抗粮一案，生员黎子骅何以在县署自戕？有无屈抑，以致众心不平？士风刁玩，固宜重惩；吏治乖方，亦应严儆。著徐广缙、叶名琛体察群情，务期平允。〔16〕

徐、叶回奏称：

至前署东莞知县邱才颖吏治有无乖方，应俟结案时秉公办理。若未惩刁徒，先参县令，恐刁风愈长，更结案无日矣。〔17〕

最后，朝廷和官府虽然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少数为首者，对大多数东莞生员从宽发落，仍允许他们参加乡试，但全东莞士绅实际上都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而被东莞士绅视为祸首的署理知县邱才颖却没有受处罚，仅从东莞知县职位离任，并未被参革，当年（辛亥）乡试仍被委派考差，咸丰三年（1853）又出任高明知县，第二年还调到更为富庶、重要的香山任知县。

二、香山的记载：邱才颖勤奋、清廉、绅民爱戴

邱才颖于咸丰四年（1854）二月至咸丰十年都在香山县任知县。香山与东莞各方面条件极为相近，都是沿海县份，都有大片沙田，晚清都是盗匪问题严重的区域，士绅武力化程度都比较高。东莞士绅在乡村基层社会建立了比较有势力的权力机构，香山也是如此。③香山与东莞同属于广府“六大县”④，两县知县都是要缺。邱才颖离任东莞与出任香山只隔三年，但在上胤街纠锏男蜗缶菇厝幌喾础

光绪《香山县志》、民国《香山县续志》、民国《香山县乡土志》，都有赞扬邱才颖的记载。光绪《香山县志》卷十二《宦绩》给邱才颖立了600多字的传记，且评价很高。在这部方志中，清代知县立传的有24位，而传记篇幅600字以上的仅有4位。〔18〕邱才颖在方志编纂者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将光绪《香山县志》中的邱才颖传记全文引录如下：

邱才颖，字翼庐，福建光泽县人。道光戊子举人，挑发广东。十七年到粤，署大埔、饶平，补西宁县，历署佛山同知，新会、东莞县。咸丰二年补高明县。四年二月调香山。甫五月，红贼起，才颖召绅士设公局修守备。小榄陷，集富户筹军费，延董事者食于公。遇有警，自早至暮坐局区处。董事有晏起者，至家趣之。乡民告警者，皆亲见拊循之。武举某素凶狡，众疑与贼通，才颖仍使之从事，羁縻而伺察之。港口之败，北门人咎董事者哄于局，张溪人亦咎督战者哄于乡，几内变，才颖悉为之解释。上闸之役，每战胜，乡勇争功，才颖皆许以功，首胜必厚赏，语诸绅曰：“某生平自奉皆俭啬，惟此事弗敢吝，人不获重赏，谁肯尽死力者！城破锱铢皆贼有，与其资敌，曷若与战士乎？且战士撄锋镝、蹈死亡，赏不及曷以劝？”闻者皆感奋，故所向辄克。贼以红巾裹头，民之资生于海者，或伪藏红布示贼为信，否则死。故搜获红布解官者，审非真盗，有父老为请命，立释之。士民捐赀，听自出纳，才颖惟综其成。军需或匮，辄倾所有济之，弗偿弗计也。五年冬省局征输，六年冬夷人骚扰，皆筹供役，策战守，使者晨相望，羽书夜催。在任七年，刻无暇晷。惟六年孟春生辰，百姓演剧称祝，乃欢宴三日焉。咸丰六年，总督叶名琛、巡抚柏贵上其绩，奏升同知、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再以捐输加知府衔。十年秋九月去官。祖饯之日，士民遮道。同治三年卒于粤。才颖躯干修伟丰下，声音浏亮。英酋吧夏礼来见，谓游粤见诸地方官，仪表无若香山县尹者，宜其福及一邑云。（《采访册》）光绪《香山县志》卷12《宦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260页。这篇传记后来被民国《香山县乡土志》全文引录（卷2《政绩・国朝》，中山市地方志编纂会委员办公室1988年点校本，22-23页。）。

根据描述，邱才颖是一位仪表堂堂、勤奋严明、清廉奉公、运筹帷幄、号召能力很强、备受绅民爱戴的好官。传记之末还借外国人之口对邱才颖予以极高评价。所引巴夏礼的话不大像英国人的思维与语气，至少不是原话直译。但由此可见，编撰者对邱才颖的赞美可说是费尽了思量。

这篇传记记述邱才颖的“宦绩”，只集中说一件事，就是平定了香山县的洪兵起事。邱氏族谱邱才颖的行状有四五百字，主要的事迹也是香山任上平定洪兵起事，其中提到“防剿半载，省中未拨一兵，未筹一饷，藉公以大义激劝士卒，人皆思奋，乐为用命，孤城赖以保全。事后抚恤被扰各乡，靡不得所”〔19〕，可以作为方志传记的补充。除光绪《香山县志》的《宦绩》卷外，在各种香山方志的《纪事》《耆旧》《列传》等卷，也有涉及邱才颖主持平定洪兵起事的记载。综合来看，邱才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

在洪兵初起时，邱才颖“未雨绸缪”在城乡着手部署各项防御措施，除上文所提到的连同士绅开设“邑局”外，还下令在港口、上闸、濠涌、叠石等地修筑炮台，为“杜匪船往来”，又命士绅林毓奇、关大熙等在旧栅地建栅。〔20〕大动乱爆发后，邱才颖即与地方士绅合作平定“乱事”。咸丰四年五月，香山县城被洪兵围攻，邱才颖与局绅“坐局筹画，拒守不为动”。六月十六日，邱才颖在上闸墩台誓师，据说“绅民倍受鼓舞”，“领队胡元阶、阌鹿碧城、拖目冼琼开等皆听命”。十七日，官、绅便收复了港口炮台，“贼遁，获大船九，生擒梁林仔等，炮毙水溺者无算，东西两岸扫荡一空”。闰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洪兵攻打濠涌、上闸、东利涌等处，官、绅分兵御之，“上闸墩台守船轰沉数船”；又“各乡民连战，枪炮齐发”，洪兵撤退。八月二十日，洪兵围攻小黄圃一带，团练“奋力御之，炮毙数十，贼遂溃围”。九月初一日，官、绅解“土城之围”。咸丰五年（1855）二月，收复小榄。〔21〕三月十六日，洪兵复攻小榄，再次被官兵击退。四月，邱才颖与协镇率兵至小榄，擒洪兵吴万刚、钟成就等，“置之法”，“贼党四百余枷毙之”。〔22〕至此，香山洪兵乱事遂告一段落。

邱才颖与香山士绅尤其局绅，关系处得很好。方志中士绅林谦、郑瑞兰、林占春、汪度、李鸾仪等人的传记，都有涉及邱才颖的内容，如：“知县邱才颖谓东人激励有素，使（林谦与其都人士）登陴”。〔23〕“知县邱才颖抚其（郑瑞兰）背曰，使我无西顾忧者，君之力也”。“咸丰四年，红贼蜂起，（林）占春日与知县邱才颖，邑绅何赞清、林谦等在附城局筹画战守策”。“咸丰间红匪之乱，小榄一乡胁从者众，县令邱才颖拟痛剿，（汪）度密陈招抚之策，全活无算”。“咸丰四年，红匪犯境，邑城危及，（李鸾仪）日与知县邱才颖，邑绅林谦、何赞清等筹办团防”，等等。〔24〕

除平定洪兵起事外，邱才颖与香山士绅关系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大动乱期间，邱才颖鼓励、容忍士绅扩张权力。四、大两都公局的主持者举人林谦曾要求知县：

现查聚众联盟情事，渐及于四、大两都……应请谕饬各乡书院绅耆，如遇都内所属有外匪土匪串诱愚民、开场联盟及滋扰村庄，亟须集众围拿之事，务须妥派更练，应时前往，协同擒获，毋得彼此瞻望。倘匪徒逞强恃众，敢于拒捕，并请明谕以格杀勿论之例，庶乡民奋勇，而匪党知畏矣。〔25〕

林谦的请求，得到了邱才颖的支持。林谦在一则公局的说帖称：

凡东路各乡行人，遇有匪徒拦路，务须用心协防，奋前围拿，并遵照宪示格杀勿论。倘有被抢及拒捕伤人等情，该事主亟宜禀官申理，或书写投词，携同保老到云衢书院径明，以便据词申理。按照界址，责令该乡更保追赃缉贼。倘更保有串同窝庇等弊，并指明呈究。〔26〕

按理说，士绅的这些行为，不仅侵蚀了知县的权力，也超出了王法。然而，抵御洪兵、保住身家性命，在当时是官、绅最大的共同利益。所以，一切都服从这个最大利益。基于同样的原因，士绅在大动乱过程中的军事权力也有所增强，许多下层士绅甚至文武童生，都承担了指挥壮勇的责任，并按照官府军队的模式来开展团练。例如，香山团练首领林福盛，咸丰四年向“林勇”了一则告示，根据告示中的规定，无论是战时作战，还是平时的巡逻、操练、值勤，壮勇都必须严格听从指挥，如有违反则“军法处置”，立功者相应给奖；此外，对壮勇的日常生活，也实行军事化管理。各项条文，都与文武官员向兵勇的军令军律相近。〔27〕

邱才颖与香山士绅联手平定了洪兵起事的大动y，他的能力和对士绅的鼓励、宽容赢得了士绅的支持和拥戴。邱才颖自咸丰四年二月出任香山知县，到咸丰十年九月离任，共六年半多，在晚清州县官中算相当长了根据光绪《香山县志》的记载，清代香山知县，从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年（1877）共有106位，平均每位知县的在任时间为两年零两个月（光绪《香山县志》卷10《职官表》，181-185页）；又根据民国《东莞县志》的记载，清代东莞知县，从顺治三年（1646）到宣统三年（1911）共有147位，平均每位知县的在任时间为一年零九个半月（民国《东莞县志》卷42《职官表・文职下・国朝》，442-448页）。；而且，他“去官”时已经是71岁（当时惯例按虚岁），如此高龄仍继续任要缺香山知县，与士绅关系特别良好当是重要的原因。

三、方志书写与官绅关系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6

一、地中概念的缘起

地中概念的产生，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认识有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产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地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地中概念就是这一认识的 自然 产物。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地理观念与无穷思想结合起来，即使如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被人们视为惊世骇俗之论，也仍然是一种有限观念。既然地是平的，其大小又是有限的，地表面当然有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地中。由此，地中概念与地平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这样的地中具体在什么地方呢？对此，古人有不同的解答。一种说法系从原始宗教观念出发，认为众神借以攀援登天的建木所在地即为地中。在中华民族 发展 过程中，曾有那么一个阶段，人们认为天地相通。很多古书上都记载颛顼使重、黎绝地天通之事，则显见古人认为，在天地未被隔绝之前，它们是可以相通的。在古人心目中，天地的通道是大树，或者高山。建木就是作为其通道的一种大树。《淮南子·地形训》揭示了建木的位置和作用：“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众帝，指的就是众神。需要指出，古书记载以树为天地通道者，除建木外，尚有若木、扶桑、穷桑、寻木等，这其中惟独建木被与地中联系了起来，原因在于它除了是天地通道之外，还具备一些天文学特征。《吕氏春秋·有始览》载曰：“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淮南子》中也有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可见古人之所以以建木为地中，除去其神话含义之外，“日中无影，呼而无响”，是他们赋予地中的很重要的天文、物理特征。

以“日中无影”作为地征，这一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先秦时期人们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日中无影这一天文现象，至少也要在北回归线上才能发生，这已经远离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所以，这种说法的来源至今尚不太清楚。不过，在唐代僧人道宣所著《释迦方志》卷上，我们倒是发现了这一学说在后世的回响：

“昔宋朝东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问沙门惠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也。此国中原，影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承天无以抗言。”

佛教来自印度。惠严之论，合乎印度实际。北回归线横贯印度中部，在这个纬度上，确实有“夏至之日，方中无影”的现象。惠严以此来论证印度位于“天地之中”，以抬高“佛国”历法的地位。他的论证竟让精通天文学的何承天“无以抗言”，由此可知，以“日中无影”作为地征这种做法，至少在南北朝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何承天与惠严的这场争辩，《高僧传》亦曾提及。这些记载表明， 该说法的得以延续，与佛教的传入不无关系。

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另一种地中观念——须弥山地中说。须弥山本非中国固有之山，它只存在于佛教经典之中。据梁代有名的《楼炭经》的记载，须弥山耸立于世界的中央，高三百六十万里，周围有七个连峰，同心圆状似地包围着它。日月众星象浮云一样，随着风在须弥山周围转动。须弥山说是佛教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一个重要学说，但由此说引致的须弥山地中说却对中国天文学史发展的主流影响不大，故此这里不再多议。

在中国本土的诸山中，与须弥山地中说相类的是昆仑山地中说。《艺文类聚》引《水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昆仑山之所以被视为地中，是由于古人赋予了它一定的神话和天文特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引《禹本记》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华池。”《博物志》卷一则引《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祗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白水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山海经·西山经》亦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吴司之。”昆仑山既然是“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处，是圣人、仙人居住之处，又是天帝之下都，且与天的中心相对应，说它是地中，岂不是很相宜的吗？只是这个地中，与须弥山地中说一样，都没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产生多大实际影响。

二、洛邑地中说

在中国 历史 上留下较大影响的是洛邑地中说。关于该说，古籍中有许多记载，例如《论衡·难岁篇》：“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雒，即洛，周代以后称洛邑，位置在今洛阳市。土中，即地中。这是说，从周公的 时代 起，洛邑已经被认为是地中了。

洛邑之所以被认为是地中，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地处北纬34度半，在远古时代，这里正是宜于先民生存、栖息之地，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话是可信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远古时代，人们 社会 活动范围小，因而往往会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央。河洛地区文明发源比较早，河洛人认为雒是天下之中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其他文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这是洛邑地中说的历史根源。

洛邑地中说之所以广泛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跟周公营洛联系在了一块。牧野之战，周人打败了殷人，武王因为洛地居天下之中，有意在此营建东都。《史记·殷本纪》说，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指的就是这件事。但武王并未完成营建洛邑的任务。 武王去世以后，他的遗愿得到了继承。在周公的主持下， 周人最终营建了洛邑。

周公营洛，有其 政治 上的考虑。周为小邦，猝然灭殷，实为不易，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以偏居西土的镐京为中心去镇抚不甘失败的殷遗民、去治理整个天下？这成为周初政治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营建洛邑成了他们的选择之一。对此，汉代人 总结 说：“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的确，在古代社会条件下， 把京师置于国家地理中心，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确实要方便些。周公历来被儒家奉为政治上的楷模，周公营洛无疑为洛邑地中说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使它更易于被后人所接受。这是古人以洛邑为地中的政治原因。

洛邑的气候条件，也易于人想到它的地中地位。人们心目中的地中，应该是冷暖适宜，风调雨顺，宜于人类居住之处。当时的伊洛平原就满足这些条件。东汉张衡在文学史上，以其《二京赋》而驰名，其《东京赋》描写洛阳的天文气候特征道：“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张衡是浑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洛邑的描述， 很注重其天文和气候特征。他的话与《周礼》对地中的规定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见到洛邑地中说的影响之大。

三、浑盖之争中地中概念的作用

地中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发挥作用，首先表现在浑盖之争中。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具有实用价值的两个重要学说，它们曾进行过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大论争，地中概念在这场论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此，我们过去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对于浑天说而言，盖天说产生的时间要早一些。盖天说主张天地形体相似，二者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显然， 盖天说拒绝以人世社会中心所在地为地中的洛邑地中说。盖天说的地中概念，是对先秦昆仑山地中说的扬弃。

昆仑山地中说有其自己的特征：就地形而言，该说强调地中处“起形高大”；就天文特征而言，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这两点，在盖天说地中概念里均可觅到其踪迹。本来，“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是盖天说理论的自然推论。盖天说主张天在上绕北极平转，北极为其转动中心，天地形体相似，地的中心自然就在北极之下，远离人的居住地了。但依据盖天说的理论，得不出地中处“其地最高，而滂沲四＠②”的结论，所以，“其地最高”的说法，有可能是受昆仑山地中说影响的结果。另外，在对地中方位的认识上，两说也比较接近。正因为如此，当盖天说被浑天说取代以后，盖天说的地中概念并未随之销声匿迹，而是与昆仑山地中说结合起来，被道教所利用了。正如日本学者福永光司所言：“把昆仑山作为‘天地之中’，使之与天枢——北极星相对应，与作为‘太帝之居’的北极紫微宫相对应的广大的世界地 理学 说，就原封不动地成为六朝时期以后道教宇宙构造论的原型。”

盖天说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是测量。立表测影，推算日高天远、七衡六间，是其强项。在测量恒星空间方位时，盖天学派采用了一种“引绳致地以希望”的“立周天历度”之法，《周髀算经》对之有具体介绍。其 内容 是：在平地上作一“径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之圆，依“径一周三”，则圆周为365─尺。以一尺为一度，分圆周为365─度，这就与整个天空圆周的分度对应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在圆心处立一标杆，“以绳系颠”，瞄准天上的恒星，同时在圆周上立一根“游仪”，通过游仪将恒星的相对位置在圆周上标示出来，这样就可以测定恒星彼此之间相距的度数了。

《周髀算经》的这种测量 方法 ，反映的是一种比例对应测量思想。这种思想与其宇宙结构学说是一致的。根据《周髀算经》的认识，在平地上作圆并分圆周为365─度， 是要“以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4分度之一”，即与天周大圆相对应。根据盖天说的宇宙理论，既然星宿丽天平转，要将其彼此相距度数测出，就要将其缩映至地，所以要在平地上画圆进行测量。以《周髀算经》之术测量，结果很难准确，但正如钱宝琮所言：“中国古代不知利用角度，然有《周髀》测望术，日月星辰在天空中地位，亦大概可知矣。”

但是依盖天说的理论，《周髀算经》的测量方法也有不严格之处。问题就出在盖天说“地中”的位置上。因为如果完全按比例对应方法进行测量，则这类测量只能放在地中处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地上的小圆与天空星辰运行的大圆完全对应，才能保证天上恒星分布情况被一一对应地缩映在地面小圆上。但盖天说的地中远在北极之下，人们不可能到那里进行测量。这一矛盾，是盖天说难以解决的。

浑天说产生于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为制订《太初历》，武帝组织了一批包括民间天文学家在内的制历班子，由司马迁率领进行工作。在这批人中，司马迁是盖天家，而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等人则是浑天家，他们在制历过程中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于使制历工作无法进行。汉武帝只好解散了这个班子，让他们分头制订各自的历法。最后经过比较，武帝选择了落下闳、邓平等人的《八十一分历》作为《太初历》颁行天下。

由制订《太初历》引发的浑盖之争，一开始就集中在与测量有关的问题上。司马迁等人所用的观测手段是“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这跟《周髀算经》中描述的立表测度法是相通的。这种方法受到浑天家们的反对。对于司马迁等测得的“太初本星度新正”，大典星射姓等“奏不能为算”，而落下闳等人则依据浑天学说，用其发明的早期浑仪，“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注：晋朝虞喜之言，见《隋书·天文志上》。本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转浑天”，就是用浑仪测天。地中概念就这样登上了浑盖之争的历史舞台。落下闳“于地中转浑天”一语，就揭示了这一点。因为西汉的都城是长安，而在中国历史上，长安从来没有取得过地中的地位。落下闳是在远离长安的浑天家心目中的地中进行测量的。

但是，落下闳“于地中转浑天”一语，是晋朝虞喜的追述，《史记》、《汉书》只说落下闳“运算转历”，并未提到他测天之事。虽然对“转历”一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理解为“转浑天、制历法”，这样，落下闳测天之事仍可以得到肯定，可落下闳的“转浑天”是否就在地中，在《史记》和《汉书》中是找不到记载的。不过，后世浑天家对此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日月星辰，不问春秋冬夏，昼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无远近。”即是说，地中是进行天文测量的理想地点，在地中进行测量，符合比例对应测量思想的要求，其结果最具权威性和 参考 价值。不在地中进行的测量，其结果很难被大家认可。正因为这样，三国时王蕃在论证了地中的各种特征之后，就曾明确指出：“六官之职，周公所制；勾股之术， 目前 定数；晷景之度，事有明验：以此推之，近为详矣。”唐代李淳风在引述西汉刘向《洪范传》所记“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时，则专门指出：“是时汉都长安，而向不言测影处所。若在长安，则非晷影之正也。”（注：《周髀算经》卷上李淳风注。）由此，在后世浑天家们看来，对地中位置及其作用的认定，是当时浑盖之争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落下闳是通过在“地中”进行的测量，为浑天说战胜盖天说奠定了基础的。而在我们看来，至少在三国以后，地中概念在浑盖之争的发展过程中，是发挥作用了的。

四、阳城地中说

浑天学者拒绝盖天说的地中概念，那么，他们心目中的地中又是在哪里呢？答案有两种：一是洛邑，二是阳城。尤其是阳城地中说，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位于郑州西南，距郑州只有几十公里。阳城地中说的由来，据说也跟周公有关。据后世 文献 记载，周公在营造洛邑时，首先对地中进行了测定，而且周公测定的地中，不是在洛邑，而是在阳城。《周礼·大司徒》追叙了当时人们对地中所做的定义：

“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周礼》这是以夏至时的日影长度为1尺5寸来定义地中。之所以如此，萧良琼有过解说。他认为，商代把表这种古老的天文仪器叫“中”，“立中”就是立表，商代的人通过“立中”来标志供测量用的基本的中心坐标点之所在。商代人认为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测量的中心点，都可以“立中”。但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在不同的地方表影长度不同，这才启发人们通过一个确定的日影长度去寻找地中。《周礼·大司徒》的规定即缘此而生由《周礼》这段文字尤其是其中最后一句来看，周公所定的地中，似乎应在洛邑，但后世学者却大都认为是在阳城。明代学者陈耀文撰《天中记》，其卷一引《太康记》云：“河南阳城县，是为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所以为候。”登封士人陈宣则追述阳城为地中的经过：“周公之心何心也！恒言洛当天地之中，周公以土圭测之，非中之正也。去洛之东南百里而远，古阳城之地，周公考验之，正地之中处。”

这是说，周公是按照《周礼》中所说的方法进行测定的，测定的结果，认定了地中是在阳城。陈宣是明代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持阳城地中说的观点。例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游嵩山十二首》中即曾提到：“嵩高最高处，逸客偶登临，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襟。”元初郭守敬改革天文仪表，组织“四海测验”，把阳城作为一个重要基地，建台立表，实地观测。郭守敬所建的登封观星台遗留至今，成为阳城地中说的实物见证。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隋书·天文志》历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该书更是从天文角度追述道：“昔者周公测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阳城，其影与土圭等。”唐代贾公彦、东汉郑玄、郑众等注疏《周礼》，均以为阳城即为周公所定的地中。阳城为地中的观念，尤其是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但是，所有论证周公定阳城为地中的文献，均为晚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上述大量引文，只是表明了阳城地中说在中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阳城为地中的说法，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从地中概念与早期人类社会活动中心之关系的角度来看，“禹都阳城”是古代文献常见的说法，而考古发掘也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古阳城的存在，古阳城的位置确实是在今河南登封的告成镇，这表明以阳城为地中的说法有其历史渊源。

另外，阳城紧临嵩山，而嵩山在古代社会，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神秘色彩。《国语·周语上》载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之语，融指火神祝融，而崇山即指嵩山。由此，嵩山还具有作为沟通天地之通道的功能。武则天多次封嵩山，正是这一神秘色彩的后世效应。夏都阳城，自然以阳城为中心，此说与嵩山所具有的神秘色彩结合起来，并与天文学上对地中的需求相一致，成为被相当一部分天文学家所认可的地中。

正因为阳城地中说与洛邑地中说各有所据，因此这两种说法在后世均有人信奉。李淳风在注释《周髀算经》卷上时说：“《周礼·大司徒职》曰：‘夏至之影，尺有五寸。’马融以为洛阳，郑玄以为阳城。”

马、郑均是硕儒，以注解经典为能，他们意见尚不能一致，影响到后人，自然也各有所宗。后世一些天文学家所用测量数据，也多取自这两地。对此，李淳风在注释《周髀算经》卷上时作了追述：“后汉《历志》：‘夏至影一尺五寸。’后汉洛阳冬至一丈三尺，自梁天监已前并同此数。……晋姜岌影一尺五寸。宋都建康在江表，验影之数遥取阳城，冬至一丈三尺。宋大明祖冲之历，夏至影一尺五寸。宋都秣陵，遥取影同前，冬至一丈三尺。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云（按永平元年戊子是梁天监之七年也）：见洛阳测影。……开皇四年，夏至一尺四寸八分，洛阳测也；冬至一丈二尺二寸八分，洛阳测也。”

由此可见，尽管“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阳城，其影与土圭等”，但地中究竟是在阳城，还是在洛阳，浑天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一般来说，在理论上赞成阳城地中说的人要多一些，这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实际测量时，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人们更愿意选择在中心城市内进行，这就是历史上有不少在洛阳测影记录的缘故。但无论如何，说地中概念在浑盖之争及浑天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是可以成立的。

五、地中位置的测定

既然地中概念在浑天说中十分重要，而关于地中的具置又有不同认识，这启示浑天家们想到，能否依据《周礼》的定义，运用立竿测影的方法，将地中位置具体测出来呢？《周礼·大司徒》给出了地中的定义，并指出了测量它的途径：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浑天家对这一定义的看法是：“此则浑天之正说，立仪象之大本。”但这一定义毕竟有些粗疏，因为其中只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这句话具有可操作性。但若真的按这一定义去寻找地中，则会发现，符合这条件的地点有无穷多个。因为大地实际是个圆球，在同一纬度上进行测量，所得的影长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古人深切感受到了这一方法的难度，《隋书·天文志》就曾针对该法明确指出：“案土圭正影，经文阙略，先儒解说，又非明审。”因此，要依之为据判定地中，显然十分困难。

到了南北朝时期，事情出现了转机。大数学家祖（有些书中叫祖之）“错综经注，以推地中”， 发明了一套通过立竿测影来推定地中的方法，我们详引如下：

“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当更向东求地中；若中表在东，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日及中表参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参相直。乃观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卯酉之正也。”

祖五表定地中的方法，几何学意义十分清楚，它表现的是地平大地观，认为东西方向是唯一的，南北方向也是唯一的，两个方向的交叉点就是地中。为了确定正南北方向，祖把记时工具引了进来，通过漏刻提供的时间来判定是否达到日中之时，以日中时刻的日影方位与夜晚天北极方位相比对来确定正南北方向。同时，他又通过春秋分时太阳的出没方位来判定正东西方向，东西南北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确定以后，它们的交点就是地中的具体方位。

祖把时空联系起来，通过时间判定空间，进而确定地中位置。这一做法，在地中测定史上尚属首次。而且这种做法几何图景鲜明，立论严谨，从数学上看无懈可击，因而获得后人认可。《隋书·天文志》对之详加引录，唐贾公彦在疏解《周礼·大司徒》“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等语时，也运用了五表法的思想。贾公彦在疏解《周礼·大司徒》时，认为周公就是用五个表来测定地中的。他说：“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颖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有了这些表以后，据表进行观测，就可以确定地中。显然，周公五表说纯系贾公彦之想象，是他对祖五表说的发挥。由此更可以看到祖＠③五表法的影响。不过，贾公彦的发挥却使其失去了可操作性祖的五表之法尽管在数学模型构造上十分严谨，但它的前提——大地是平的，有个中心——是错误的。因此如果真正用这一方法进行测量，将会发现处处皆是地中。正因为如此，《隋书·天文志上》才感叹道：“古法简略，旨趣难究，术家考测，互有异同。”对地中位置的测定，表现了一定的怀疑态度。

到了元代，地中概念仍未消失，元初天文学家赵友钦也精心探究过地中的测求方法，他简化了传统的五表之法，只用一个表测定地中。其方法是：“当午日中，画其短景于地，以为指北准绳。置窥筒于表首，随准绳以窥北极。若见北极当筒心，则其处为得东西之正。”用这种方法测得的是正南北方向。因为按地平概念，正南北方向是唯一的，它正好位于东西方位的中点，故赵友钦称其为“得东西之正”。测得“东西之正”以后，又于春秋二分前通过漏刻判定时间，根据漏刻判定的时间，“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后二日日正当赤道之际，于卯酉中刻视其表景，画地以定东西准绳。若卯酉两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则南北正中矣。两景或曲而向南，则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则其地向北矣。”对于他的发明，赵友钦自我评价道：“此法盖以午景与北极定东西之偏正，又以东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测验之最精者也。”确实，如果他的宇宙结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这种方法无疑是可以成立的。在本质上，赵友钦的一表法跟祖＠③的五表法是一致的，它们都抛开了传统的以夏至影长一尺五寸处为地中的定义，从纯粹的几何意义出发进行测定。但因为其前提是错误的，因而如果用其实测，其结果也是不能确定的。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企图通过实测来确定地中的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依古人的认识，地中位置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对历法的制订。尽管严格说来，这一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只有在盖天说“引绳致地以希望”那种测量方式中，测量是否在地中进行才有实际意义。而浑天家们用浑仪进行测量，“地中”位置就无关紧要了。但古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为此，他们不得不继续对地中概念进行探讨。可要进行探讨，从数学上看，祖的五表法又是不可逾越的，在这种情况下，古人开始从更根本的因素上考虑这一问题了。

六、地中概念与天文大地测量

《周礼·大司徒》对地中的定义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为什么会有这种定义？郑玄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由此看来，地中的定义缘于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传统认识，正如朱熹所言：“《周礼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万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东西相去各三万里。”

地中定义依赖于影千里差一寸之说，而即使运用祖＠③的五表法也测不出地中具置，这一现实，使人们开始怀疑起千里一寸这一传统认识。隋代刘焯就明确指出：

“《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

刘焯认为，只有通过实地测量，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立即组织实施这一测量。他说：“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

刘焯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李淳风就对地隔千里、影差一寸之说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到了唐开元年间，政治稳定， 经济 发达，有可能进行测量了，在僧一行的组织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终于得以实施。这次测量的目的，是要“测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为定数”。测量的结果，发现了一些浑天说和盖天说均不能解释的现象，否定了传统“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也使人们通过实地测量确定地中位置的想法破灭。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仍有几次天文测量，但都不再以求得地中为目的了。

一行组织的测量是在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进行的， 这次测量包含的地点之一是浚仪岳台，在岳台测得的夏至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三分，很接近一尺五寸。于是有人开始选岳台为地中，后周王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王朴认为：“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故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偏东。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王朴认为是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确定了岳台为地中。他的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测量结果来看，一行并未确定地中的具置。就其内心而言，一行仍倾向于以阳城为地中的传统认识，他的《大衍历议》处处以阳城晷影为参照，就表明了这一点。但王朴选岳台为地中的做法，却被北宋王朝所继承，其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岳台位于北宋都城开封，这与前人以人类社会活动中心所在地为地中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以岳台为地中的做法时断时续，但它一直存在于北南两宋时期。对此，李迪先生的论文《以岳台为“地中”的经过》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说。

七、地中概念的多样化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地中概念，在此亦应予介绍。

其一是晋朝天文学家虞耸创立的穹天论，其要点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这是说， 天的北极在地的正东西方位北边三十度，而人居住的地方则在地正东西方位南边十余万里，地中方位既不在北极之下，又不在人所居处，而是在天地的正东西方位上。就象穹天论是对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调和一样，虞耸的地中概念也是对盖天说和浑天说二者地中概念的调和。但他的这一调和并未被别人接受，李淳风就曾指出：“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所以， 虞耸地中概念在天文学史上没有什么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南北朝时刘宋何承天则提出了地中概念的另一种定义。他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径也。……从北极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则地中也。”

何承天这段话，在 中国 天文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顶”的概念，并由此改动了地中的定义。他所说的天顶，实际是嵩洛地区人们的感觉，因此他的定义与阳城地中说或洛邑地中说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从天地结构本身出发对地中进行定义的做法，却显得十分 自然 ，因此，后人提到这一 问题 时，也常常采用类似的说法，例如朱熹在介绍浑天说时就曾提到：“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嵩高，指嵩山，是阳城所在地。显然，朱熹所述与何承天之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阳城地中说的传统定义也不矛盾。

元初赵友钦在《革象新书·地域远近》中，不但精心讲求地中的测量之术，还试图探讨阳城地中说与昆仑山地中说之关系，他指出：“古者以阳城为中，然非四海之中，乃天顶之下，以为地中也。论四海之中，则昆仑为天下地平最高处，东则万水流东，西则万水流西，南北亦然。其山距西海三万余里，距东海不及二万里，则天下之地多在地中以西，地中之东则皆海也。故四海之内，不中于阳城。中于四海者，乃天竺以北，昆仑以西也。若天之所覆，通地与海而言中，则中于阳城矣。”

赵友钦之论，把天文上的地中概念与地理上的地中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阳城地中是天文意义上的地中，而纯粹陆地意义上的地中则位于昆仑山的西边。昆仑山不是地中，它只是大地的最高处。赵友钦之论，概念是清楚的。

从地理的角度寻找地中位置，还可以得出其他地中学说，如汝阳天中说。明末方以智《通雅》卷十三《地域·方域》对此有所记述：

“汝阳之天中山，天之中也。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曰天中，云测影植圭，莫准于此。或曰：或言此地夏至日中无影，非也，此地距北陆黄道十度，日晷恒在北，广州则无影耳。”

文中的汝阳，是旧汝宁府府治所在地，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引文中所说的“天中”，指的依然是地中，因为它是以“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为立论依据的。这一学说在天文学界未发挥什么作用，由之引发的有关其地天文特征的议论，也未被天文学界认可，方以智的记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古代中国，也有不少人否定地中的存在。《庄子·天下篇》引辩者惠施之言，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对地中概念的否定。这一否定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地球说的 影响 ，也有可能是无限空间观念的作用。地球说与地中观念不相容，无限观念与地中说同样也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后一点，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 理论 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例如，宣夜说主张天地均为无穷大，它就没有为地中观念留下立足之地。唐代柳宗元也持无限空间观念，他对天地形状的描述是：“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既然这样，天地自然就“无中无旁”，没有中心存在。

以无穷观念否定“地中”存在，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项杰出工作。相比之下，宋代思想家程颢对地中的否定则别开蹊径。程颢认为，“地形有高下，无适而不为中，故其中不可定。”程颢之言，已经接近地球学说了，而地球说与地中概念当然是不相容的。

虽然中国古代有不少人反对地中概念，但他们的说法毕竟不是 科学 的论证。即使程颢之言，也称不上是明确的地球学说。正因为如此，即使到了明代，在讨论具体天文学问题时，地中概念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例如景泰年间，首都早已迁到北京多年，可是在讨论昼夜晨昏标准时，明代宗却反对已经行之有效的根据北京实际加以制订的做法，其理由是：“太阳出入度数，当用四方之中，今京师在尧幽都之地，宁可为准？”地中概念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末年，传教士进入我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球学说，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很大震动。经过认真思考，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这一学说，他们在讨论天文学问题时，开始“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凡节气之早晚，月食之先后，胥视此。”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的地中说才真正地寿终正寝。剩余的，只有纯粹的文化史意义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地中概念是中国古人地平大地观的产物。它的产生和 发展 一开始跟宗教意识有关，被认为是建木所在地或昆仑山、须弥山等；后来又与安邦治国的需要联系到了一起，被认为是在洛阳。当天文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又从天文学角度出发定义了一些不同的地中，其中有盖天说“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的说法，也有《周礼》以夏至日影长1尺5寸处为地中的定义。依据《周礼》的定义所确定的地中被认为是在今河南登封附近的阳城。地中说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测量思想上。古人从比例对应测量思想出发，认为只有在地中进行的测量才最具权威性，数据才最可靠。地中概念在浑盖之争中发挥了作用，浑天家们认为落下闳是藉在地中进行的测量战胜了盖天说。浑天家在进行天文 计算 和测量时，往往要以地中为基本的 参考 点。浑天家认可的地中有洛阳和阳城两处，为了确定地中的准确位置，祖提出了用五个表测定地中的 方法 。尽管他的方法在数学上无懈可击，但该法赖以成立的地平大地观却不能成立。《周礼》对地中的定义依赖于影千里差一寸之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地中问题，刘焯提出了进行实地测量以确定该说是否成立的建议，他的建议到了唐代被一行组织实施了。一行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的目的就是要“求其土中，以为定数”。一行的测量并未解决问题，但五代的王朴却以他的测量为依据，认为地中是在浚仪岳台。此外，晋朝的虞喜对盖天说和浑天说的地中概念做了调和，而南北朝时的何承天则提出天顶之下为地中的新学说，还有其他一些有关地中的说法，也有否定地中存在的言论。地中概念的影响一直到明代仍然存在，直到传教士传来地球学说，地中说才在中国真正地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1［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一［A］.四库全书［M］.

2山田庆儿.古代东亚 哲学 与 科技 文化［M］.辽宁：辽宁 教育 出版社，1996.173.

3逸周书·度邑［M］.

4［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

5逸周书·作雒［M］.

6尚书·周书·康诰［M］.

7白虎通·京师［A］.白虎通疏证·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157.

8［汉］张衡.东京赋［A］.昭明文选·卷三［M］.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7

艺术与家具的融合能迸发出怎样的火花?2007年5月12日晚，北京博洛尼家居体验馆激情上演主题为“TuningMy life Tuning Myself”的博洛尼・明画廊开业酒会暨“TuningBoloni展览的启动仪式，向在场百余名业界名流与媒体展示了艺术家具的奇妙魅力。

此次酒会强调的“Tuning”代表了“变化”与“个性”，以8位中、韩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为线索自前所未有的角度诠释了家具的全新生命力。现场彩绘马桶、浴缸酒窖等出位手法引起到场嘉宾极大兴趣。

据悉，“Tuning Boloni”展览将于5月12日至8月8日在博洛尼家居体验馆(北京北四环居然之家向北100米)持续上演。

Millionairefair2007――富世生活中国峰荟亮相上海

“富世生活牛国峰荟，将不仅是奢华品的购物天堂，还是将商界人士相互交流沟通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在上海，这个亚洲奢华品大层的首选之地，举行的这次盛会将不仅为亚洲带来最顶级的奢华品牌及产品；而且也将把亚洲的顶级奢华品推介给全世界，我们热切期待全球奢华品客商共同云集该地．共襄盛举!”这是本次奢华盛宴的始作俑者――Gijrath媒体集团的CEOYvesGijrath先生在Millionare上海2006揭开其遮盖已久的神秘面纱所说的一番揭幕感言。

2007年6月1―3日，MILLONARE FAIR――富世生活中国峰荟，这―享誉世界的全球奢华盛事于2006年4月28日之后再临中国，为中国的富仕名流呈现别样的全球顶级生活体验，富豪名流和城中新贵，将切身体验高尚社交和超凡娱乐，尊贵嘉宾尽享峰荟独特待客之道，这一理念也已在欧洲各地都已享誉盛名。

作为世界上唯一为那些喜欢在财富和荣耀的氛围中享受豪华生活的人们举办的峰荟，我们可以有多种思维角度去诠释奢侈与财富的主观概念。

轻松打造我的“世外桃源”

今年夏天，宜家就来教你如何一步步在家里打造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从5月21日开始，190万份第五期宜家家居，《美好家居指南》“我的世外桃源”陆续进入北京市民信箱。这也是宜家在07财政年度推出的最后一本美好家居指南。这本最新的《美好家居指南》根据夏季家居环境的特点，给消费者提供了多种家居环境改造的灵感及解决方案，同时也可发现许多时令家居产品。根据各个家庭不同的需求及空间状况来打造一个休闲放松的区域，各种妙招让你的家在夏天变得焕然一新，教你如何分配出一个合理的空间，确定不同区域的功能，如何使用新的夏季产品打造一个清凉的环境等等。宜家希望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创意。

卓越工艺演绎经典莱俪限量版作品展示

法国莱俪(LALIO比)品牌由ReneLalique(1860―1945年)开创，这位天才艺术家早于1885年已凭其独特的设计及制造方法为珠宝世界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其作品至今仍然是博物馆与收藏家趋之若鹜的艺术珍品。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分享其光辉历史和卓越成就，莱俪特别干2007年5月15日长安俱乐部8层宴会厅举办“莱俪全球限量版作品展示”，让北京纵多品味人士，也能感受到莱俪的吸引力。

参展的展品总10件共值约300万人民币，分别为2000年推出的“龙之皇”世界限量版花瓶及2002年的“富贵牡丹”，此两件限量珍品已为非卖品，另有2005年莱俪设计推出的黑色“维纳斯女神”，而最瞩目之展品是其最新推出之琥珀色仙人掌餐桌。至今，其在全球的数量不多于5张，零售价为123．5元人民币。

现在，莱俪已在世界90多个国家开设超过1，500间专门店及专柜，其中日间位于中国主要城市。莱俪的产品不单是摆设或装饰品，也可设计成实用家具，与空间巧妙地互相配合，缔造优质空间，令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京城顶级别墅标杆

――玫瑰园Richelieu耀世开盘

2007年5月12日，备受业界期待的北京玫瑰园IV期Richelieu耀世开盘。

北京玫瑰园位于京城千万级别墅聚集地――温榆河上游，由于项目周边拥有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京密运河等优美的自然景观与便利的交通优势，一直得到市场的热捧，已经成为北京顶级别墅的标杆。北京玫瑰园lV期Richelieu占地75亩，总建筑面积26500平方米，全部为独栋三期爵世升级版别墅，仅20栋，户型从880平方米～1500平米方之间，其中一套单栋最大户型为田50平方米，占地，5亩，目前在全国仅有一套。

北京玫瑰园之所以将IV期定位为Richelieu，体现着开发商不断创新、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追求打造经典别墅的决心，以及玫瑰园坚持打造北京“大别墅”富人区，独创中国一流别墅的恒心。

YIN YANG(阴阳)正式登陆中国

6月2日晚“圣诗得”为旗下德国品牌DEDON 07新款YIN YANG量身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阴阳派对”，世界顶级设计师G・Nicolas Thornkins为获得全球最顶级设计大奖――红点至尊奖“Reddot：Best ofthe Best”的作品YlNYANG在中国的上市首次来华。

设计师G・NIcolas Thomkins获此殊荣绝非偶然。2005年他已经为DEDON创作了Bonneville家具概念――一种永恒的优雅。对于获奖作品YIN YANG G Nicolas Thomkins的细述朴素而自然：阴阳躺椅设计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古老哲学精神阴阳。石头和流水，一刚，一柔，坚硬的石头被流水冲刷磨损；沙丘和风，一有形，一无形，沙丘的形状印证了风的流动。然而，当你真正看到YIN YNAG时，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用语言无法诠释的境界，完美的波浪轮廓将深色的分与浅色的阳部分分开，形成两个单独的但又同一的坐椅。圆形的坐垫以互补的颜色与坐椅形成对照，来表达一种尽善尽美中的非理想性，或者说男性内心里的女性化，反之亦然。

世界顶极瓷器“法蓝瓷”登陆北京

瓷器是中国最古老的工艺，而今在国际高端市场却难觅中国品牌踪影。5月19日至6月4日，一场在北京新光天地举行的名为“立足中华胸怀世界china Town世界顶极瓷艺精品展”打破了这个囹圄，近百件温润通透、色泽晶莹的瓷器改变了参观者对现代中国瓷器的印象。

此次展出由著名华人品牌“法蓝瓷(FRANz)”主办，现场以“陶瓷时光隧道”来展现中西陶瓷发展历史，最后带入此次展览的主轴“现代顶极瓷艺”。法蓝瓷历年精品悉数展出，设计新颖，多取材大自然的主题，美轮美奂，引人入胜。在工艺上，与欧美品牌为追求瓷器的通透而在制作过程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不同，法蓝瓷坚持不加骨粉做绿色环保瓷器，以技术达成

与骨瓷同样的通透效果。

成立于2001年的法蓝瓷以“仁”为理念核心。品牌创立至今，在全球广受欢迎，吸引了无数政商名流与品位人士的青睐：巨星艾尔顿・约翰购买了整套蝶舞系列瓷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收藏千禧天使作品．200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时，也特别鉴赏了福海腾达系列作品，对其赞誉有加。目前仅在北京，法蓝瓷就设立了燕莎友谊商城、金源燕莎和新光百货三个专柜，并计划在未来开设更多专柜。

2007年富世生活中国峰荟(Millionaire Fair)继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大理石厅借由“富世慈善之夜”拉开序幕之后又于4月27日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晚由富世生活中国峰荟官方合作媒体《富世》杂志主办的“富世慈善之夜”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名流，而当晚募集的善款将如数捐赠给2007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Shanghai　Chariry Foundation)。作为全球最具盛名的生产特优香槟干邑的人头马公司以2007年富世生活中国峰荟钻石级赞助商亮相于此次慈善晚宴，并向本次晚宴捐赠了价值为1000欧元全球限量5000瓶的人头马Vintage1965特优香槟干邑一瓶，为此次的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尽了一份心力。

具有3DO多年历史的人头马特优香槟干邑从最初葡萄的优选，到先进的双重连续蒸馏技术，再到特制的酿酒桶，以及其精湛的调酒工艺等，都以无以伦比的独特工艺，将特优香槟干邑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而人头马一直所追求的对生活精致及完美的体验与富世生活中国峰荟的宗旨不谋而合。也正是因为对高品质的相同理解，使人头马在众多赞助商中脱颖而出成为此次富世生活中国峰荟的钻石级赞助商。

感受驾驶乐趣畅想财富生活

――盈之宝BMW精英试驾系列之银行篇

2007年5月19日至22日，北京盈之宝举办了以“感受驾驶乐趣，畅想财富生活”为主题的8MW精英试驾活动。此次活动不仅让来自京城各大银行的财富中心客户，亲身体验了BMW3系以及?BMW新5系LI带来的纯粹驾驶乐趣，同时专业的理财讲座以及多元的艺术体验更让到场嘉宾感受到了BMW的精英生活方式。

本次主题活动中的主角是BMW3系和BMW新5系LI，它们融合了最先进的工程设计、创新的科技、引领时尚的外观、舒适的空间以及高水准的装备，进一步诠释了宝马的纯粹驾驶乐趣，巩固了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活动中，专业培训师为参与活动的嘉宾讲解了BMW3系的成功之道以及日MW新5系L，的优势所在，并且通过精心设计的试驾路线，让每一位日MW的车迷都能够充分体验到BMW轿车所独有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除此之外，盈之宝还联合了亨得利瑞士名表、七彩云南、《非音乐》、《卓越理财》为客户在试驾之余，提供名表鉴赏、茶艺表演、当代艺术品欣赏以及理财讲座等一系列增值体验。

盈之宝董事长李莹也表示：选一部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选一个品牌就是选择一种观念，盈之宝倾力建造的这个俱乐部，旨在打造京城宝马私人会所，让所有喜爱宝马的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更多地尊荣以及价值共鸣。

第12届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览会

――5月23日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8

【关 键 词】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酋邦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这无疑代表了汉代史官和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初期的认识，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清代并未改变。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对上述中国古代历史的体系进行了否定，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否定了五帝时期的历史（注：《古史辨》，1～8册。），一时风靡史学界。疑古派是近代史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出现是必然的。尽管他们对于古史的批判过头，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对文献史料写定时代的清理依然是有所贡献的。与此同时，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兴起。考古学家徐旭生对记载五帝时期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清理，1943年出版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肯定五帝时代的存在，称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为传说，称五帝时代为传说时代，并提出传说时代存在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85年增订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田野考古学有了飞速的发展。经过近五十年的研究，中国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不仅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已被发掘出来，夏代已被证明为信史，而且关于夏代以前的五帝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也已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不仅和《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的年代和地域相合，而且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基本相合，并提供补充了丰富的资料。这就使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初步证实，说明五帝时代也应为信史。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完全有历史根据的，黄帝作为中国的人文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经过近五十年来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文献学研究的发展，对于记载五帝时代的古代文献已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古代文献记载被认为是基本可信的。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确是后世记录和写定的，并有一个较长的整理和写定过程。我们认为当历史发展进入五帝时代，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组织扩大和复杂化，出现了酋邦，并且发生了大规模战争等社会大事，而人们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又使人们开始认识和记忆这些大事；但当时文字尚未产生，这个时代被后世称为口述史学时期。到了夏、商、西周时期，进入了文明时代，文字及文字记载产生了。但当时文化为贵族和神职人员（宗、祝、卜、史）所垄断，即“学在王官”。民间没有文化，由王室和官府任用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来记录当时的事件，同时也开始用文字记录流传下来的五帝时代的大事。这些记载和当时的大事记一起，往往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于王官之中，《尚书》中多篇的诰、誓、命正是这种档案。

从目前保存的文献史料看，关于五帝时代，最早的是西周时期的《尚书》、《诗经》、《周易》、《逸周书》等书中的一些记载。例如《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另一方面，当时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以求得借鉴的史学意识还不强，所以王官之中关于古代事实的记载还不多，而更多的关于五帝时代的事实仍然以传说的形式保存在民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突然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出现了《春秋》这部我国最早的史学著作，而《左传》在解《春秋》的过程中已有了较多的对于五帝时代史实的追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识已开始觉醒到自觉地以史为鉴的地步，这可以看作是“学在王官”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学在王官”开始被打破，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是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阶层涌现的思想家，他们观点不同，但记载了许多当时仍然流传在民间的关于五帝时代的珍贵史料，说明当时对于五帝时代的存在乃是共识。

从战国诸子到西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几百年间，关于五帝时代的传说以及文献记载又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损益，并加入了一些后人的理解和词语，直至司马迁《五帝本纪》而基本定型。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不受其时代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写成是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国力强盛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和社会发展思想的丰富。司马迁对《五帝本纪》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除总结当时已有的文献记载之外，还“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注：《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亲自作了实地调查。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虽然难免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影响，但撇开其中的一些汉儒理想化认识，仍然主要是记录了关于五帝时代真实的历史。总之，从《逸周书》至《史记·五帝本纪》，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记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记录、整理和写定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五帝时代珍贵的、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历史原貌，其重要性不仅不亚于考古资料，而且是我们分析和研究考古资料的依据和出发点，是我们今天重写五帝时代历史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认为古代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基本框架、社会历史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而对于其中一些社会历史的细节，则不必拘泥。 古史辨派学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时代为信史，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的记载人、神相混，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作为重视事实和考据的传统历史学家，不接受神话的虚浮以作史料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的分野，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实现的，无论中外在古代都曾出现过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未曾分野的现象。在古代，有贡献的祖先被后世子孙神化是完全正常的，但祖先毕竟是真实的人，不是神。（注：谢维扬：《关于黄帝传说的“神性”与“人性”问题》，《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五帝”代表的不仅是五位远古的华夏领袖，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最初的、也是最深刻记忆中最伟大的英雄们，所有华夏后裔最初的衣食住行都源自他们的发明创造，至少在古人的记忆中如此。总之，神话也体现出历史最初阶段的影子，人类历史最初阶段乃是真实的。所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从神话到历史、从口头传说到文献记载的过程，是研究五帝时代所起码必须的。

目前，关于这一时代的存在，学术界逐渐取得共识，但称呼众多，如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文明曙光时期等等。而我们认为称为“五帝时代”似更贴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华夏领袖不仅是后裔心目中的英雄，而且从黄帝到帝喾的过程决非仅仅几个英雄领袖的简单组合，而是构成了一个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序列和历史阶段，正如后世的夏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一样。再有，单称为英雄时代、酋邦时代、文明曙光时期既不能显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不能体现中国的特点。所以，唯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即这是一个开始向文明过渡的、有连贯性的、有名有姓的英雄时代。并且，称为五帝时代，又有司马迁《五帝本纪》等古代文献作依据，并非毫无来由，所以最为确切。 关于五帝时代的活动地域，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黄帝时代的活动地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其邻近的江、淮地区。黄帝以后，活动地域不断有所扩大。据《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在这个广阔的地域之内，包括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杂处，已经超出狭小的血缘关系的联盟，而是广阔的地域性的联盟，即现代学者多称为的酋邦，这也说明五帝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了。 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约当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时期，即约为距今55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一种意见认为约当龙山文化时期，即约为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注：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5)。）我们这里没有采用第一种意见。我们认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社会文化面貌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进步。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901号大型建筑，建筑面积达290平方米。（注：《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2)。）又如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等。（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但我们认为这些可能说明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出现了较大的部落联盟，约当平等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女神庙和祭坛的发现，说明当时距离母系氏族社会尚不远，对母系祖先的崇拜仍是重要的。大地湾大殿堂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确实经过了军事民主制阶段。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第二种意见，即五帝时代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五帝时代又可以分为早期、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包括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约当龙山文化时代早期，其时间约为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4500年前。此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的主要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晚期包括尧、舜、禹时期，约当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其时间约为距今45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此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的主要是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的良渚文化，在五帝时代早期繁荣，在五帝时代晚期衰亡了。

根据《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主要大事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当时黄帝和炎帝主要杂处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及河北地区，其中黄帝的一支轩辕氏主要居住在今河北省北部（包括京津）长城一线。（注：任重远：《〈山海经〉中的北京平谷黄帝龙鱼陵》，《北方文博》，1996(2)。）而蚩尤乃东夷的一支九黎的领袖，主要居住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注：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代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4)。）据《五帝本纪》，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为暴”。从考古发现来看，大汶口文化有拔牙和口含石球等习俗，而《龙鱼河图》记载蚩尤“吃沙石子”等。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大汶口文化有可能是蚩尤等东夷的文化。又根据考古发现，五帝时代早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很强大，从山东向河南中部乃至西部地区扩张（注：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3)。），这可能是蚩尤侵凌炎帝的反映。由于炎帝向黄帝求救，于是发生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境。（注：王北辰：《涿鹿、阪泉、釜山考》，《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最后黄帝擒杀蚩尤，除使一部分九黎南迁以外，主要是使一部分东夷加入了炎黄联盟，促进了各部落的融合。 尔后，黄帝和炎帝之间又发生了阪泉之战，这是黄帝和炎帝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最后，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注：《史记·五帝本纪》。）不仅巩固了黄帝的领袖地位，使其权力获得认可，这也就是以后中国古代王权的萌芽；同时也巩固了炎黄联盟。总之，经过涿鹿及阪泉两战，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黄帝、炎帝和蚩尤的大酋邦，和过去各部落自己的部落联盟相比，不仅规模和地域要大得多，而且在其内部已经不是过去的平等关系，而是黄帝居于其他部落之上的不平等的联盟，即现代学者多称之的酋邦，从此进入了酋邦时代。黄帝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各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文化面貌的统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面貌已大体趋于一致，形成了龙山文化圈。（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总之，黄帝通过涿鹿、阪泉之战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五帝时代，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黄帝的统一，使炎、黄、蚩尤三部落成为华夏族的最早枝干，文化内涵的趋同一致，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又在文治繁荣、武功强盛的基础上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从此走向文明。因此，在后世炎黄子孙看来，黄帝“功莫大焉”，因而被尊为“帝”，被尊为人文始祖。并且，从秦始皇立“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以及后世历代帝王在受到臣下颂扬时被称为“德配五帝”，也都说明黄帝及其开始的五帝时代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极深刻的影响。

继黄帝之后的颛顼，《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因其居处在今河南省东部，因此接受了华夏族与东夷族的双重影响。颛顼的继位，也说明了此时华夏与东夷族有了进一步的融合。颛顼主要的贡献是进行原始宗教改革。《国语·楚语下》：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命重、黎分主天地，改变过去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习惯。只有专门的巫师（南正重）才有权进行人神沟通、集中下达神的意志，这也是广大地区联盟形成以后，需要统一意志的反映，是公共权力一旦产生之后，把全民的信仰归于自己统治和掌握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颛顼把巫事与人事分开，即把宗教与行政分开，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理性从巫事中分离出来，成为日后进入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古代社会向以人事为主、向人治发展，而不以宗教、神事为主了。这就保证了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社会劳动不再被大量投向消费性的神事和巫术，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之中理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为尔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礼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反，长江下游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可能就是因为把原始宗教和巫术发展到压倒一切的地步，因而不久迅速衰亡了。

颛顼之后的帝喾时期，《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大戴礼记·帝系》：帝喾“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yuán＠①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即帝喾被认为是尧和商人、周人的共祖。又如安阳殷墟甲骨文中认为帝喾就是高祖夔，祭礼十分隆重。这些有可能反映了至帝喾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各部落、各人群融合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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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社会发展比早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是王权的发展，官僚行政机构的粗具规模，刑法的出现，最后导致夏代国家的诞生。这是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导致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必然促使从事管理的特权阶层产生的反映，而王又是公共权力的最高代表。从行政机构来看，黄帝时仅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注：《史记·五帝本纪》。）即开始有了行政性的官吏。而到了尧时，据《尚书·尧典》记载，已有了掌管四方的官员四岳，说明已按地域进行治理。到了舜时，“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注：《史记·五帝本纪》。）。并明确分职，令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以朱虎、熊罴为佐）、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即行政官员已大致具备。《五帝本纪》对五帝时代职官的记载未免带着当代的烙印，但从中可以看出五帝时代行政、司法、水利、礼乐等都已开始有专门官吏管辖，官僚机构已经萌芽出最初的框架。加上按地域治理人民的“四岳”、“十二牧”，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和秩序准则，已让位于理性程度更高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萌芽。 从刑法的发展来看，原始社会时期实行的是约定俗成的氏族习惯法。而到了尧舜禹时期，由于社会的分化分层，氏族习惯法已不适用，因而脱离人民并镇压人民的刑法作为一种强制的暴力应运而萌生，这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成文的法典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和成就。舜时由于“蛮夷猾夏，寇贼奸轨”，令皋陶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注：《史记·五帝本纪》。）。并且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注：《史记·夏本纪》。）。即用刑法维护禹的王权，对尔后夏王朝的建立起到了保障作用。此时的“刑”是对威胁王权，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一种惩罚。随着文明的发展，“礼”的内容逐渐丰富和完备，涵盖了包括“刑”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成熟的礼制。但在五帝时代，尚未系统化的礼与刑是中国古代文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新的阶级国家的社会秩序就是靠礼与刑而逐渐建立和维护的。

从王权的发展来看，黄帝时期已经萌芽，而尧舜禹时期则有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熟。如尧时四岳举鲧治理洪水，尧以为不可，但四岳请予试用，尧也只好听从；待鲧治水失败，再加以更换。即尧还得尊重四岳的建议。而到了禹时，“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注：《国语·鲁语》。）。即禹对下面的部落酋长已有了生杀之权，反映王所代表的最高公共权力已发展到对一切已有生杀予夺权力的程度。此外，尧舜禹时期通过不断的祭祀天地山川与巡狩，既体现了王权，又不断加强了王权。例如据《五帝本纪》舜“遂类于上帝，yīn＠②于六宗，望于山川，辨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yīn＠②”和祭山川地望屡见于《左传》。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祭祀从祈求神灵庇佑的原始信仰已演变为少数人按等级享有的权力，政事中的浓郁的神事色彩，使祭祀成为权力的象征。此外，带礼仪色彩的巡狩制度为王所专有，体现了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再有，从最高首领帝位继承制度来说，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以尧禅位于舜为例，据《五帝本纪》，尧在位70载时，询问谁可以“践朕位？”四岳推荐庶人舜可以继承。“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经过3年考察，才令“舜受终于文祖”。舜得举用事20年以后，才“摄行天子之政”（注：《史记·五帝本纪》。）。舜摄政8年而尧崩，然后舜才正式继位。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相见也。”说明当时帝位的继承者先要经过推荐和认可，还要经过试用与考核，而不是父死子继。继承人可以不是同一族氏，可以起于民间。禅让也是有斗争的，它是推举和传子两方面的斗争统一，否定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随着王权的发展，传子的倾向愈来愈明确，最后到了禹时，明为禅让于伯益，实则培植其子启的势力，即“其实令启自取之”（注：《战国策·燕策》。）。于是禹死后，启杀益而夺有天下，禅让制被传子制代替，王位世袭制最终确立，国家正式出现，中国古代社会正式进入文明时代。

此外，尧舜禹时期的大事还有治理洪水与征伐三苗。据《五帝本纪》，尧时“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根据古气候古地质学研究，在五帝时期晚期确实发生了洪水。尧先后用共工氏和鲧治水，皆未成功。“请流共工于幽陵”，“殛鲧于羽山”。最后用禹治水，以益、后稷佐之，治水获得成功。治水是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大型公共工程，没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绝不可能协调全社会力量与大自然斗争。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当时统治者为了保卫生命、维护生产的理性自觉，与原始氏族的自发逃亡相比，不仅反映出伟大无畏的精神，而且反映出社会组织的高度协调性。并且使华夏大地生产恢复，社会安定，保证了继续向文明社会过渡；通过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又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酋邦；而且提高了禹的声望，进一步加强了王权，这也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

三苗可能是蚩尤被杀以后，一部分东夷人南迁的嗣裔，三苗所居大致在今河南省南阳地区（这里是古代南北通道）。（注：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罗琨执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在尧舜禹时期这里分布的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确实与山东、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相近。尧时三苗已数为乱，尧已开始征伐三苗，“迁三苗于三危”，即今甘肃西部地区。至禹时，再次征伐三苗，三苗战败，再次南迁湖北、湖南地区，即《战国策·魏策》所述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尧舜禹时期征伐三苗，实为自黄帝时期开始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各人群的融合和酋邦的扩大与巩固，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建立稳固的基础，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王权，这也是禹时王权最终成熟的主要动力之一。《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踏着禹的足迹前进，肯定禹伐三苗的功绩。总之，从涿鹿之战到禹伐三苗，贯穿在五帝时期的一条主线是战争和暴力，以战争和暴力为手段维持已取得的政治成就，并将它向别的地区推广，这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向文明过渡的主要动力。

从考古发现来看，五帝时代社会生产力较过去有很大提高，这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经济基础。首先，从农业生产来看，起土工具磨光石耜（铲）不仅数量大增，在石器中所占比例大增，而且制作规整精细，比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注：李京华：《登封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出土的部分石质生产工具试析》，《农业考古》，1991(1)。）此外，石锛、石凿数量大增，制作精良，自当促进木质农具质量的提高。还有磨光石镰的普遍发展也说明农作物的产量较过去大为提高。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酒器guī＠③、hé＠④、杯等的出现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粮食已有了普遍的剩余，才使酿酒业出现与发展起来。尤其是龙山文化（五帝时代晚期）水井普遍出现，如洛阳矬李、汤阴白营等遗址发现的水井，印证了《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注：“化益，伯益也，尧臣。”）等文献记载。井的发明与推广，不仅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城邑的饮水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河水，可以选择距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居住；而且也使农田灌溉有了可能。至禹时，农田浇灌应已出现，即《论语·泰伯》所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灌溉农业的出现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促进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天文历法的发展。五帝时期已是观象授时，按时令农作。据《五帝本纪》，尧时“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yáng＠⑤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从考古发现看，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刻划{图}符号陶尊，可能就是“敬道日出”的祭器。又据法国人卑奥的研究，《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乃是公元前2357年的天象记录，是可信的。（注：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罗琨执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转贴于 再从社会组织方面来看，五帝时期酋邦的出现与发展，尤其是王权的发展，使大范围内组织协调生产有了可能，包括上述联合治水。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焕发出伟大的创造力。”这些也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此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权指挥生产的先河。农业的发展，加以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以来对生育女神的崇拜，如红山文化女神庙，使当时的人口剧增，劳动力大增，使部落规模扩大，土地感到不足，从而引发战争。这也是促使五帝时期向文明过渡的重大因素之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河南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26个灰坑中出土的猪、鸡、狗、山羊、牛等家畜的骨骼比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家畜骨骼的总和还要多就是证明。（注：《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1959。）在家畜饲养业中，养猪业是最主要的。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猪成为积累私有财产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富有者的重要标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中型墓流行随葬猪头用以表示富有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促使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从而促使商品交换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的专门化需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是促使奴隶劳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些又都是促使社会分化、分层的重要原因。首先，制陶业。陶器是当时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五帝时期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陶窑结构改进，普遍使用还原焰，并已采用渗炭法制作黑陶。陶器种类和造型此时最为丰富，尤以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最为精湛，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最高峰。这说明此时制陶业的生产已经专门化，已是专门家族的专门技艺，并且产品已商品化。这不仅促使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其次，冶铜业。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人工冶铸的小件铜器（注：《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处于冶铜业发明的初始阶段。到了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据《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到了尧舜禹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冶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不仅发现地点增多，而且如山西襄汾陶寺M3296出土的红铜铃形器（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12)。）的铸造需要包括外范和内范的多合范，这比仅用外范的小刀之类的铸造要复杂得多，说明此时冶铜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夏代初期登封王城岗遗址H617出土的青铜guī＠③残片，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铸造的青铜制品。（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说明夏代时期青铜冶铸业已正式出现，从而进入了青铜时代。冶铜业的发展成熟既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代表，又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石器不可比拟的锐利的工具，从而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冶铜业，尤其是青铜冶铸业不仅需要专门的技艺，还需要大量的有组织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十分艰苦。它不是作为农业的副业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大批强制性的奴隶劳动，这就成为奴隶制发展的重要条件。冶铜业的生产性质决定它必然由酋邦领袖乃至王这样的大贵族所掌握，必然促使酋邦领袖权力乃至王权的加强，因此，冶铜业的发展也是王权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冶铜所需的铜矿和锡矿等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对铜矿和锡矿的需求，不仅促进各地区交换的发展，同时，为了保证对铜矿和锡矿的供应和占有，也成为当时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冶铜，尤其是青铜冶铸业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是礼器十分发达（注：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89(6)。），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以礼乐文明为特点的集中体现，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早于五帝时代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等地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而约当五帝时代早期的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的良诸文化中期的玉器更是制作十分精美（注：《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主要有琮、璧和钺等，多出土于墓葬。此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也出土玉器。这些都说明五帝时代制玉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并被以后夏商周文明所继承。

在上述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五帝时期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献记载颛顼之时“祝融作市”（注：《世本·作篇》。）。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发展。

五帝时期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在酋邦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王权逐步出现（可以组织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大型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在战争和洪水的逼迫之下，在夯筑技术发展的条件之下，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突出表现为新的聚落形态——城（国）的出现以及都邑的分化，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城乡分化。据《五帝本纪》，黄帝已“邑于涿鹿之阿”。从考古发现来看，1992年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夯筑城址，距今5300年～4800年前，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址（注：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1)。），其性质可能以军事防御为主，是从过去的中心聚落发展而来，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是中国古代酋邦（国）开始出现的标志。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夯筑城址已有了较多的发现，说明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成为贵族居住活动的政治中心。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淮阳平粮台（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3)。）、郾城郝家台（注：《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3)。）、辉县孟庄（注：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12.6。）、山东章丘城子崖（注：《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7.26。）、寿光边线王（注：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7.15。）、邹平丁公（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鲁西南的两组龙山文化城址（注：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代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4)。）等，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鲧作城郭”（注：《世本·作篇》。）时期。尤其重要的是，首先，这些城市不仅具有高耸的城墙用来保卫贵族乃至主权，促进王权的发展与巩固；而且在这些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例如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内的中部及西南部发现数块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下还发现有用人作牺牲的奠基坑。宫殿或宗庙是当时贵族和王居住及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无疑可以作为酋邦政治乃至王权逐渐发展成熟的象征。其次，在这些城址周围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较小的聚落。例如在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周围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时期的小聚落遗址41处，它们的面积为6～2万平方米，显然比城子崖城址要小得多。（注：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1)。）这不仅说明此时的聚落已分化分层，城子崖城址约当后来的“都”，其周围的小遗址约当于“邑”，即已出现都、邑的分化；而且小聚落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酋邦的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即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总之，从上述五帝时期城市发展与都邑分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向文明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亦应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

和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通过尧舜禹时期禅让与传子的反复斗争，最后“禹传启，家天下”，最终确立了传子制，确立了社会分层，建立了夏王朝，中国古代从此进入文明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年至1982年在其墓地发掘了700余座墓葬（注：《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6)。），主要分为两大片，即可分为两个氏族墓地，每个氏族墓地内部又可分为若干个家族墓地。墓葬有大、中、小三种，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4.4%，大型墓占1.3%。其中五座大墓前后连在一起，间距仅1米左右，显然属于一个家族。在大墓的众多随葬品中，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和石钺等，用来代表墓主人掌握了行政、军事与祭祀大权，说明墓主人是酋邦首领乃至“王”者的高级贵族。这些情况已与此前大汶口文化随葬多件陶器与猪头的富有者的墓葬有了较大的区别。陶寺大墓随葬表示“王”权的鼍鼓、特磬这一点已被以后文明时代所继承。夏代王陵迄今尚未发现，而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掘的晚商王陵M1217也随葬了鼍鼓、特磬，作为商王的身份与权威的象征（注：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6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就是证明。陶寺大墓还说明当时是用主要的随葬器物来表示墓主人的身份，说明这些器物已开始具有后世夏商周时期礼器的性质，这也说明此时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礼制已经开始萌芽。还有，陶寺墓地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层的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宗法制就是在五帝时期奠基的。此外，在山东临朐朱封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大墓（注：《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7)。），其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

与社会分层同时，初期的家内奴隶也已产生。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基地，其中8座墓葬共有殉人18人，男女青年及小孩皆有，各墓殉葬1～5人不等。（注：《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2)。）这些殉葬人既可能是战俘，更可能是家内奴隶。再有，上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宫殿宗庙夯土台基下面奠基坑中的人牲也有可能属于奴隶。（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总之，五帝时期奴隶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初步发展即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因素之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等上已发现了刻画符号（注：《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在西安半坡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注：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到了五帝时代，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图}等（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又如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的现象。（注：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10)。）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是文字（注：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尚不是文字。（注：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6)。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4)。）但是这些发现无疑说明此时符号有了快速的发展，正在向文字过渡。到了五帝时代末期，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刻画多字陶片的发现（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说明文字即将形成。而到了夏王朝建立以后，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的“共”字，说明中国古代文字终于诞生。（注：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11)。）从文献记载来看，《吕氏春秋·君守》：“苍颉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苍颉是黄帝之史。（注：《说文解字·十五上》：“黄帝之史仓颉。”）又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结合考古发现，说明五帝时代确是中国古代从符号向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到了夏代，文字终于诞生。因此，文字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与根本特点。文字是由专门的知识分子将符号整理、划一而创制的。文字的诞生说明专门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脑力劳动已与体力劳动分离，而这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至夏王朝建立，国家正式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五帝时代的特点是过渡时期，新旧因素交替，新的理性的文明因素急剧增长，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由量变而质变，最终步入文明社会。并且由于五帝时代已有口述史料，尔后经后人记录整理而成为文字史料。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五帝时代归入中国历史的成文历史时期，而不应归入史前史，五帝时代应当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其第一章应命名为五帝时代。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9

关键词：新砦城址；聚落形态；聚落群结构

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18—04

作者简介：李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450002）。

近些年来，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存，特别是史前城址越来越多，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原地区已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和新砦城址等。其中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东南的刘砦镇新砦村，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址之一，时间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本文试图对其聚落形态等问题做一探讨。

一、新砦城址的布局与形态

从微观聚落形态看，新砦城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凝聚式城址，城址所在的新砦遗址发现了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的“三叠层”现象，①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新砦城址外壕在聚落最，由人工和自然冲沟结合而成，外壕只见于遗址北部，其与西边武宁河、南边双洎河和东边圣寿溪河共同将城址包围，形成城址的最防线。外壕东西长1500米，宽6—14米，深3—4米。城址平面基本为方形，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南面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城墙分为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和新砦文化两个时期。东城墙南北残长160米，深4米，北墙东西长924米，深5—6米。东墙与北墙是利用东西向自然冲沟内壁进行修整填土夯筑而成，西墙及护城河系人工挖筑而成。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的城墙筑于自然冲沟内，其中城墙下部的夯层直接夯打在自然冲沟内，新砦文化的城墙叠压在废弃了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之上，被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壕沟打破。西墙现存南北长470米，深2.5米，也是由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两个时期的城墙叠压在一起。内壕设在城址西南部地势较高处，内壕圈占地带为城址的中心区，现存西、北、东三面内壕，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因遭破坏长度不明，圈占面积在6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建筑遗存在内壕中心区偏北处，初步探明东西长50多米，南北宽14.5米，已经发现大型建筑的南墙和北墙。墙体皆为夯筑而成，墙宽约0.4米，残高0.4—0.6米。墙内侧涂白灰。在北墙基上发现个别柱洞。在南墙体附近发现有倒塌后的红烧土块。居住面下为若干层包含大量红烧土粒的垫土层。居住面可见明显的踩踏而成的薄土层，推测为大型活动场所。大型建筑的东部，建有附属的小型房址。在中心区以外，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区。手工业作坊区很可能在距梁家台村南端濒临双洎河的台地上，曾在那里发掘出多只鹿角叠放在一起的灰坑，或许这是一座盛放骨料的窖穴，可能是与加工骨器有关的场所。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新砦城址应该是一个内部凝聚力很强的单聚落城址，大型建筑遗址、房址及手工作坊区都有明显的规划和固定的布局。

新砦城址具有承上启下特点：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承袭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的这一平面布局特点。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中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平面都呈长方形或方形。新砦城址规模超大，至少达到70万平方米。②而郝家台城址面积为3.28万平方米③，平粮台址面积为3.42万平方米④，孟庄城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⑤，古城寨城址面积达到17.65万平方米⑥，王城岗城址面积可能达到30万平方米⑦。新砦城址防御设施完备，拥有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原地区自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始，城墙已出现了壕沟，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等都曾发现城墙与外壕，但像新砦城址的三重防御设施，还是首例。反映其防御系统已经相当完备，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一般史前城址达不到的。新砦城址宗庙建筑成形，内壕中心区域的大型建筑基址，应是宗庙类建筑所在。这样看来，内壕的大型建筑基址具有如二里头遗址宫城宗庙一样的性质⑧。河南其他龙山文化城址中，只有登封王城岗具有类似的内外城结构。

“城”是国家缩影的物化⑨。大规模城址的筑造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源，没有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是很难完成的。新砦城址三重城壕与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表明了龙山文化晚期至新砦文化时期强制性权力中心已经存在，而且大型建筑基址位于内壕中心区中央偏北处，显然是有意规划使然。另外，具有文明因素性质的高规格遗物也多在城址中心区发现，如铜容器残片、类似青铜牌饰图案的器盖、刻有夔龙纹的陶器圈足等，⑩故内壕之内很有可能为高级贵族的居住区或宫殿区所在。而其的居民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成员。

二、以新砦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形态

从宏观聚落群形态看，新砦遗址首先是一处大型的中心聚落，新砦城址的形成又使其成为同期聚落等级的最高级。龙山文化晚期，新砦城址周围分布有大量的文化遗址，像新密古城寨、交流砦、杨庄、五虎庙、黄砦、洪山庙、新郑唐户、人和砦、金钟砦等遗址。这些遗址多位于浅山丘陵地区或河流台地上。从规模和文化面貌上看，除新密古城寨外，其他遗址应属于普通聚落形态，是一些村落性质的聚落遗址。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的新砦城址，应该是五帝时期夏族活动的重要城邑据点。新砦文化时期在新砦城址周围主要分布有巩义花地嘴、北庄、禹州瓦店、郑州站马屯、牛砦等遗址，这些遗址在新砦文化时期也应属于普通的聚落遗址。就目前材料看，新砦城址显然是新砦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群的中心，新砦城址与周围其他遗址的聚落等级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的史前城址相似，新砦城址以单聚落城址的形态逐步发展为该地区聚落群的核心乃至古国的核心。

以新密新砦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对应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组织单元？许顺湛曾系统研究河南龙山文化聚落群，他认为“‘新密、新郑龙山文化聚落群’，是一个庞大的实体，它究竟包含了多少氏族部落我们现在不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口也无法推测。但是从遗址面积大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聚落群，新砦遗址鹤立鸡群，居于聚落群的中心地位。这个聚落群的遗址，基本上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它的居民形成了一个族团。这个聚落群不是松散的部落，而是由若干部落组成了一个邦国，这个邦国的中心就是新砦聚落”。我们认为以新砦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实际上沿双洎河（即洧河）、武定河、武河分布，新砦城址居于海拔较高的台地之上，其他聚落大多海拔稍低，原始的等级差别与城、乡二元分化明显；构成的不是仰韶时期较常见的圆形聚落群，倒类似钱耀鹏在《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学研究》中提到的扇形聚落群，甚至是以新砦为制高点的辐射型聚落群。钱耀鹏认为这种聚落群内部结构不稳定，可能是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共同组合体，但这种聚落群有极强的对抗性。即扇形所向可能就是长期的危险所在和防御的关键，而中心聚落一侧的危险性相对较小或居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聚落群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力量就可能被规划于中心聚落的一侧，集中对抗来自同一方向的侵犯。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就不得不提新砦城址东北面的古城寨城址。古城寨城址面积达到17.65万平方米，仅次于王城岗城址与新砦城址。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经对城墙解剖获知，北城垣长460米，高7—16.5米，南城垣长345米，高13.8—16米，东城垣长345米，高13.8—16米，西城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东北角发现的一号房址（F1）为三面带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可能为宗庙建筑，四号房址（F4）为廊庑式建筑，这两座建筑的方向都与城墙出乎意料的一致，表明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体现了其使用者的崇高地位。显然在所谓“新密、新郑龙山文化聚落群”中，古城寨城址不是一般的聚落，而是仅次于新砦城址的中心聚落，是该聚落群的次中心。古城寨城址与五虎庙遗址、人和遗址等绝大多数聚落都位于新砦城址的东北部或东部，是该聚落群聚落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构成了扇形聚落群的扇沿和扇面部分，便于对抗来自东北面的外敌入侵，古城寨城址更似此一区域的军事城堡与战争指挥中心。这或许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吕氏春秋·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先己》云：“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夏代初期，有扈氏占据了今郑州以北原阳县西南一带，对夏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对抗有扈氏的侵扰，夏王朝在东北部与东部集中力量以为屏障是可以理解的。

三、新砦城址的经济形态

新砦城址规模超大，宗庙等建筑结构复杂，防御设施完善，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这样规模的城堡建设，要动员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参与，也就要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支撑，新砦城址的形成，说明当时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1.新砦城址发现的生产工具较先进。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多，石铲、石刀、石镰、石斧的磨制更加精细，通体磨光，极大地提高了石器的锐度，石铲石刀的制作广泛采用了钻孔技术，多为两面钻，石铲的形制一般为扁平长方体形，中间有钻孔，这样可以将石铲用绳子捆绑在木柄上，从而使农业工具在生产劳动中更加牢固，提高了劳动效率。石刀为较薄的横长条形，在其中间也有钻孔，也可以装置木柄，从而代替单纯的手握，捆绑牢固的有柄石刀也提高了劳动效率。

2.耕种作物种类较多。据《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所载，浮选出的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谷子、豆类等。河南地区遗址发现的稻米，多属粳型。

3.粮食产量出现剩余。出现了大量储存食物的灰坑，圆形袋状灰坑占据了绝大多数，口径一般在2—3米，大者达5米，深2米左右，深者达4米左右。灰坑口小底大，便于防潮与容纳更多的物品。有的灰坑内壁与底部大多涂以草拌泥或石灰面，并加以烘烤，不少灰坑中出土了碳化的谷物种子，这些谷物可能为专门储存在窖穴中。粮食已经用来酿酒，出土了不少饮酒器具如盉、觚、杯、盅等。这些器物多是磨光黑陶和灰陶，制作极为精细，盉还带有细泥条装饰。尤其是青铜鬶或盉的青铜片（流部），是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饮酒器在河南第二次出土。出土饮酒器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粮食剩余的情况。新砦遗址出土有饮酒器，说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剩余粮食的存在。

4.手工业门类较多。新砦城址的手工业生产也有更大的发展，分工更细。其遗物类别计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和青铜器。这些不同类别的器物应是在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或由专人生产的。石器的钻孔、玉器的磨制，显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专门的生产工具来完成。另外，青铜容器残片的发现，表明青铜铸造业的出现，而青铜铸造是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素因之一。

四、余论

新砦城址从聚落规模、聚落形态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等个各方面来看，不是普通的聚落，而是具有国都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不少学者认为新砦城址为夏启所建的都城。许顺湛在《寻找夏启之居》一文中提到：“新砦城址今在洧水北岸，从《密县志·山水图》看得很清楚，西边有武定河，东边有赤涧水，两水均南流入洧。郦道元《水经注》说武定水出于武定冈南流入洧，赤涧水也出于武定冈，经黄台冈东侧，东南流入洧。黄台冈和新砦城址在武定水和赤涧水之间，新砦城址今北距黄台冈约3公里。穆天子南游黄台之丘，不仅看到夏启之居，而且还入于启室，或宿于启室，可知夏启之居即在黄台之丘。丘之最高处后人称为黄台冈，黄台可以说是黄台之丘的简称，也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的代名词。新砦城址为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范围内，故可简称启居黄台。”赵春青在《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一文中亦认为：“新砦城址的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附近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境内没有比它更大的同期城址或遗址，依照遗迹遗物的规格，它本身具备王都的特征。”马世之在《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一文中说：“新砦遗址在今河南省新密东南，地近新郑、禹州交界处，古代可能为黄台县所辖。该遗址既与阳城、阳翟无关，也不能以“黄台”或“黄台之丘”冠名。比较恰当的称呼应为启都夏邑。新砦遗址考古发现的古代城垣，应为启都夏邑的遗存。”夏启之居所在，丁山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曾详加论证，他引《穆天子传》“天子南游于黄台之丘（今本作黄室之丘，据文选注引改正），以观夏后启之居，乃于启室”为据，认为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附近，而“黄台之丘可确指其即赤涧水旁之黄台冈”。史念海同意丁山之说，他认为：“禹之后，启居黄台之丘，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

我们认为，诸家之说颇具一定的科学性，新砦城址为夏启都城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第一，新砦城址的布局与文化内涵与二里头遗址具有传承关系，新砦遗址发现了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的“三叠层”文化现象，二里头遗址学界一般认为是夏文化，那新砦城址为夏族所建比较符合逻辑。第二，文献记载，夏族活动在嵩山周围，夏的都城理应在嵩山周围寻找。目前在此区域发现的时代相近的古城址仅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三座。登封王城岗城址学界一般认为是禹居阳城，新密古城寨城址从历史地望、文化内涵考查，不太可能成为夏都。新密新砦城址与登封王城岗城址在防御设施、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作为夏启的都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第三，从聚落群的角度来看，新砦城址作为夏启之都，为聚落群中心，新密古城寨城址为次中心或军事城堡，符合历史史实。有学者认为新密古城寨城址为“祝融城”。祝融为夏族征服而臣服于夏，在夏族集团中有一定的势力，屏障夏都亦有可能。第四，新砦城址位于洧水（今双洎河）流域，《水经注》所载武定河、赤涧水、黄台之丘等，在其周围区域，目前依旧能找到线索。新砦城址为夏启的都城比较符合历史地望。

综上所考，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夏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态、确定夏文化的上限、探索夏文明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篇10

他就是四川省祥业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许祥 ， 他中等个子，衣着朴实，语言内敛，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很难看得出来他就是那个在“成都市机械铸造帝国”首屈一指、挥斥方遒的著名企业家。

在我们采访之前，谢许祥刚推掉一个重要会议，略显疲惫的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公司厂房的流水线，呈S型的流水线设备在整洁明亮的厂房内隆隆运转，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忙碌而井然有序。穿梭于其中的谢许祥，一边温和地同工人打着招呼，一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着每台机器、设备的作用和性能，讲述着祥业的发展历史。

激流勇退，独辟蹊径

谢许祥本是成都市大邑县乡镇企业局一名普通而平凡的公务员，过着平淡而滋润的小日子。2000年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实施了县级机构改革，要求县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通过调整机构、精简编制、完善公务员制度，进一步优化机关干部队伍。消息一出，机关里人心惶惶，毕竟是丢掉铁饭碗的事情，谁都不会舍得轻易迈出政府机关的大门。而此时此刻，谢许祥经过一番思索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动离开乡镇企业局干部岗位，下海创业。人到中年都是求稳定、图安逸，谢许祥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家人和朋友听说他的决定后，都表示不理解，但是谢许祥却坚定自己的信念，毅然回到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大邑新场桐林。

大邑县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边缘，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大邑县历史悠久，素有“蜀之望县”之称，人杰地灵，境内各类自然资源丰富，文化繁荣，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有“雪山、道源、温泉、庄园”之美誉；早晨登西岭雪山原始森林，晚上享受花水湾温泉之沐浴，次日观道源和庄园，之后，坐着车观赏窗外川西坝子上动人的田园风光，不到半个小时，就可返回到成都市区……这样的场景是很多来大邑的游客常常可见的风景。风水宝地，必有可为，谢许祥也是这样想的，回归家乡，重新起步。于是，2000年4月，他毅然决然在家乡开始兴办属于自己的经济实体――四川省祥业机械铸造公司。

从事乡镇企业经营出身的谢许祥有着丰富的经商经验，他凭着多年的经验，开始选择投资的项目。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机械铸造产业虽然是个传统产业，但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发展领域很宽。刚开始创业资金并不多，经过多方筹措，注册资金也只有两百万。因为不了解铸造行业，谢许祥只能像小学生一样从零开始学习，起步非常艰难。没有资金请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自己钻研自己实践。从最基础的机械零配件产品开始做起，给一些齿轮厂之类的小厂做配件。企业投产后前几年每个月只有十几万的收入，一年也只有两三百万元的产值。

为了创业，谢许祥孤注一掷，将所有的家当都投进了工厂。因为技术不过硬，产品质量不好，销路自然也不畅通。厂里没钱买高档设备，就借用别的厂里的设备生产，克服一切困难都要满足客户的需求。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许祥发现汽车产业前景很好，于是决定转变企业的发展方向，开始投身汽车产业的配件铸造。于是，祥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和西华大学铸造系共同合作研发，一起开始研发汽车发动机缸体铸造的项目。刚开始生产的产品――轴承盖，很顺利地就打开了进入绵阳华晨公司、北汽福田公司、吉利汽车公司和长城皮卡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市场。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开始转向研发汽车发动机缸体产品，产品相继进入市场，重庆东风小康公司发现祥业铸造的配件质量好、信誉高，于是双方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从此东风小康的微型缸体产品70%都从祥业公司进货，企业发展从此开始有了巨大的飞跃。从2007～2010年之间，祥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畅销。特别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随着国家汽车产业政策调整，小汽车下乡补贴政策的实施，缸体市场一度火爆，货源供应紧张，许多知名大型企业直接进驻厂里，只要有产品产出就争相要货，一时间产品供不应求。

2010年以后，由于国内汽车配件铸造厂家越来越多，市场逐渐疲软下来，祥业的产量有所下滑。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生存下去，产品就必须要升级换代。谢许祥带领工程师们夜以继日地开发新产品，研究新技术，使产业链加长，利润也就随之增加。祥业的产品逐渐打通了全国的销路市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4S店都需要大量加工好的缸体，产品可以直接在店内销售。市场销路的逐渐扩大，使得祥业生产的汽车配件供不应求。通过这些年的打拼，祥业的发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员工的认可。即使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两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员工也毫无怨言，坚持奋战在生产一线，始终与企业风雨同舟。

自主创新，谋求发展

近几年来，大邑县的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全力加大工业区（点）基础设施投入，新增承载能力8.5平方公里。引进法国达尔凯、海螺型材等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62个、4亿元以上项目6个，到位资金157.5亿元；完成技改投资131.34亿元，新创省级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35个。目前，工业区（点）入驻企业231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4家。县工业区荣获省级现代制造业示范区、循环经济试点区、知识产权试点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