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十篇
时间：2023-04-03 15:03:28
阮籍咏怀诗篇1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作品主要有《咏怀诗82首》、《大人先生传》等。钟嵘《诗品》置阮籍诗歌于“上品”：“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有网评认为，阮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写晦涩诗的诗人。笔者不以为然。只因诗人的个性虽突破了现实的沉渊，致使咏怀这一意态径呈风骨朗朗，而字里行间犹泛忧郁之光。在此意义上，情怀与风骨相互激荡，忧郁仍被推向玄泛的边缘。这也许是阮籍诗性不传之秘。本读共选阮籍咏怀诗49首。
一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二
嘉树下成蹊，
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
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
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
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
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
岁暮亦云已。
三
天马出西北，
由来从东道。
春秋非有托，
富贵焉常保。
清露被皋兰，
凝霜沾野草。
朝为媚少年，
夕暮成丑老。
自非王子晋，
谁能常美好。
四
平生少年时，
轻薄好弦歌。
西游咸阳中，
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
白日忽蹉跎。
驱马复来归，
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
资用常苦多。
北临太行道，
失路将如何。
五
昔闻东陵瓜，
近在青门外。
连畛距阡陌，
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
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
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
宠禄岂足赖。
六
炎暑惟兹夏，
三旬将欲移。
芳树垂绿叶，
青云自逶迤。
四时更代谢，
日月递参差。
徘徊空堂上，
忉怛莫我知。
愿覩卒欢好，
不见悲别离。
七
灼灼西隤日，
余光照我衣。
回风吹四壁，
寒鸟相因依。
周周尚衔羽，
蛩蛩亦念饥。
如何当路子，
磬折忘所归。
岂为夸誉名，
憔悴使心悲。
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
中路将安归。
八
步出上东门，
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
上有嘉树林。
良辰在何许，
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
玄云起重阴。
鸣鴈飞南征，
鶗鴂发哀音。
素质游商声，
凄怆伤我心。
九
登高临四野，
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冈岑，
飞鸟鸣相过。
感慨怀辛酸，
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东门，
苏子狭三河。
求仁自得仁，
岂复叹咨嗟。
十
开秋兆凉气，
蟋蟀鸣床帷。
感物怀殷忧，
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
微风吹罗袂，
明月耀清晖。
晨鸡鸣高树，
命驾起旋归。
十一
昔年十四五，
志尚好诗书。
被褐怀珠玉，
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
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冈，
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
荣名安所之。
乃悟羡门子，
噭噭令自嗤。
十二
徘徊蓬池上，
还顾望大梁。
绿水扬洪波，
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
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
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
阴气下微霜。
覊旅无俦匹，
俛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
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
咏言着斯章。
十三
独坐空堂上，
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
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
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
晤言用自写。
十四
西方有佳人，
皎若白日光。
被服纤罗衣，
左右佩双璜。
修容耀姿美，
顺风振微芳。
登高眺所思，
举袂当朝阳。
寄颜云霄闲，
挥袖凌虚翔。
飘飖恍惚中，
流眄顾我傍。
悦怿未交接，
晤言用感伤。
十五
于心怀寸阴，
羲阳将欲冥。
挥袂抚长剑，
仰观浮云征。
云间有玄鹤，
抗志扬哀声。
一飞冲青天，
旷世不再鸣。
岂与鹑鷃游，
连翩戏中庭。
十六
夏后乘灵舆，
夸父为邓林。
存亡从变化，
日月有浮沉。
凤皇鸣参差，
伶伦发其音。
王子好箫管，
世世相追寻。
谁言不可见，
青鸟明我心。
十七
殷忧令志结，
怵惕常若惊。
逍遥未终晏，
朱华忽西倾。
蟋蟀在户牖，
蟪蛄号中庭。
心肠未相好，
谁云亮我情。
愿为云间鸟，
千里一哀鸣。
三芝延瀛洲，
远游可长生。
十八
拔剑临白刃，
安能相中伤。
但畏工言字，
称我三江旁。
飞泉流玉山，
悬车栖扶桑。
日月径千里，
素风发微霜。
势路有穷达，
咨嗟安可长。
十九
朝登洪坡颠，
日夕望西山。
荆棘被原野，
羣鸟飞翩翩。
鸾鹥时栖宿，
性命有自然。
建木谁能近，
射干复婵娟。
不见林中葛，
延蔓相勾连。
二十
周郑天下交，
街术当三河。
妖冶闲都子，
焕耀何芬葩。
玄发发朱颜，
睇眄有光华。
倾城思一顾，
遗视来相夸。
愿为三春游，
朝阳忽蹉跎。
盛衰在须臾，
离别将如何。
二十一
得失又何求，
岂效路上童。
携手共遨游，
阴阳有变化。
谁云沉不浮，
朱鳖跃飞泉。
夜飞过吴洲，
俛仰运天地。
再抚四海流，
系累名利场。
二十二
驾言发魏都，
南向望吹壹。
箫管有遗音，
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
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
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
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
身竟为土灰。
二十三
一日复一夕，
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
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
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
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
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
二十四
一日复一朝，
一昏复一晨。
容色改平常，
精神自飘沦。
临觞多哀楚，
思我故时人。
对酒不能言，
凄怆怀酸辛。
愿耕东皋阳，
谁与守其真。
愁苦在一时，
高行伤微身。
曲直何所为，
龙蛇为我邻。
二十五
世务何缤纷，
人道苦不遑。
壮年以时逝，
朝露待太阳。
愿揽羲和辔，
白日不移光。
天阶路殊绝，
云汉邈无梁。
濯发旸谷滨，
远游昆岳傍。
登彼列仙岨，
采此秋兰芳。
时路乌足争，
太极可翱翔。
二十六
嘉时在今辰，
零雨洒尘埃。
临路望所思，
日夕复不来。
人情有感慨，
荡漾焉能排。
挥涕怀哀伤，
辛酸谁语哉。
二十七
壮士何慷慨，
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
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
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
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
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
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
气节故有常。
二十八
王业须良辅，
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
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
日月不当融。
天时有否泰，
人事多盈冲。
园绮遯南岳，
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
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
尠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
万载垂清风。
二十九
鸿鹄相随飞，
飞飞适荒裔。
双翮临长风，
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
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
网罗孰能制。
岂与乡曲士，
携手共言誓。
三十
生命辰安在，
忧戚涕沾襟。
高鸟翔山冈，
燕雀栖下林。
青云蔽前庭，
素琴凄我心。
崇山有鸣鹤，
岂可相追寻。
三十一
鸣鸠嬉庭树，
焦明游浮云。
焉见孤翔鸟，
翩翩无匹羣。
死生自然理，
消散何缤纷。
三十二
十日出旸谷，
弭节驰万里。
经天耀四海，
倐忽潜蒙泛。
谁言焱炎久，
游没何行俟。
逝者岂长生，
亦去荆与杞。
千岁犹崇朝，
一餐聊自已。
是非得失间，
焉足相讥理。
计利知术穷，
哀情遽能止。
三十三
夸谈快愤懑，
情慵发烦心。
西北登不周，
东南望邓林。
旷野弥九州，
崇山抗高岑。
一餐度万世，
千岁再浮沈。
谁云玉石同，
泪下不可禁。
三十四
惊风振四野，
回云荫堂隅。
床帷为谁设，
几杖为谁扶。
虽非明君子，
岂闇桑与榆。
世有此聋聩，
芒芒将焉如。
翩翩从风飞，
悠悠去故居。
离麾玉山下，
遗弃毁与誉。
三十五
危冠切浮云，
长剑出天外。
细故何足虑，
高度跨一世。
非子为我御，
逍遥游荒裔。
顾谢西王母，
吾将从此逝。
岂与蓬户士，
弹琴诵言誓。
三十六
河上有丈人，
纬萧弃明珠。
甘彼藜藿食，
乐是蓬蒿庐。
岂效缤纷子，
良马骋轻舆。
朝生衢路旁，
夕瘗横术隅。
欢笑不终宴，
俛仰复欷歔。
鉴兹二三者，
愤懑从此舒。
三十七
儒者通六艺，
立志不可干。
违礼不为动，
非法不肯言。
渴饮清泉流，
饥食幷一箪。
岁时无以祀，
衣服常苦寒。
屣履咏南风，
缊袍笑华轩。
信道守诗书，
义不受一餐。
烈烈褒贬辞，
老氏用长叹。
三十八
少年学击刺，
妙伎过曲城。
英风截云霓，
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
饮马九野垧。
旗帜何翩翩，
但闻金鼓鸣。
军旅令人悲，
烈烈有哀情。
念我平常时，
悔恨从此生。
三十九
平昼整衣冠，
思见客与宾。
宾客者谁子？
倐忽若飞尘。
裳衣佩云气，
言语究灵神。
须臾相背弃，
何时见斯人。
四十
多虑令志散，
寂寞使心忧。
翱翔观陂泽，
抚剑登轻舟。
但愿长闲暇，
后岁复来游。
四十一
王子十五年，
游衍伊洛滨。
朱颜茂春华，
辩慧怀清真。
焉见浮丘公，
举手谢时人。
轻荡易恍惚，
飘飖弃其身。
飞飞鸣且翔，
挥翼且酸辛。
四十二
人知结交易，
交友诚独难。
险路多疑惑，
明珠未可干。
彼求飨太牢，
我欲幷一餐。
损益生怨毒，
咄咄复何言。
四十三
有悲则有情，
无悲亦无思。
茍非婴网罟，
何必万里畿。
翔风拂重霄，
庆云招所晞。
灰心寄枯宅，
曷顾人间姿。
始得忘我难，
焉知嘿自遗。
四十四
木槿荣丘墓，
煌煌有光色。
白日颓林中，
翩翩零路侧。
蟋蟀吟户牖，
蟪蛄鸣荆棘。
蜉蝣玩三朝，
采采修羽翼。
衣裳为谁施，
俛仰自收拭。
生命几何时，
慷慨各努力。
四十五
猗欤上世士，
恬淡志安贫。
季叶道陵迟，
驰骛纷垢尘。
寗子岂不类，
杨歌谁肯殉。
栖栖非我偶，
徨徨非己伦。
咄嗟荣辱事，
去来味道真。
道真信可娱，
清洁存精神。
巢由抗高节，
从此适河滨。
四十六
秋驾安可学，
东野穷路旁。
纶深鱼渊潜，
矰设鸟高翔。
泛泛乘轻舟，
演漾靡所望。
吹嘘谁以益，
江湖相捐忘。
都冶难为颜，
修容是我常。
兹年在松乔，
恍惚诚未央。
四十七
林中有奇鸟，
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
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
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
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
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
怆恨使心伤。
四十八
出门望佳人，
佳人岂在兹。
三山招松乔，
万世谁与期。
存亡有长短，
慷慨将焉知。
忽忽朝日隤，
行行将何之。
不见季秋草，
摧折在今时。
四十九
昔有神仙者，
羡门及松乔。
噏习九阳间，
升遐叽云霄。
人生乐长久，
百年自言辽。
白日陨隅谷，
一夕不再朝。
阮籍咏怀诗篇2
[关键词] 阮籍生命哲学文学成就思想历程
陈留人（今河南省尉氏县）阮籍，曾任魏步兵校尉，竹林七贤之一，“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其与嵇康、山涛同为竹林七贤的核心，是我崇敬追慕的同乡先贤。他遇穷途辄恸哭而返的佳话成为千古传奇。阮籍的思想、生命哲学和洒脱不羁的风度，他过人的酒量、超迈的才气、至情至性和清新脱俗的风韵，都永远为后人景仰。
任性怪诞的阮籍喜欢饮酒游宴，酒既是他藉以超越现实的羽翼，也是他用来韬光养晦的烟幕和麻醉自己心灵的灵丹妙药。古往今来，好像从来没有谁像他这样极端地喜欢饮酒，也没有谁的酒量可以超过他――一醉就是两三个月昏睡不醒，醒来即在啸台之上长啸……如今故乡尉氏遗留的啸台之上，仿佛还萦绕着他长啸时的遗韵。每每登临驻足凭吊，内心里总会禁不住汹涌澎湃。
在文学上，阮籍源出《小雅》，以其《咏怀诗》创造出诗学新的辉煌，进入诗歌史的高端，独步千年，成为钟嵘《诗品》里进入上品的王者。钟嵘《诗品》之上品“晋步兵阮籍”条目说：“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怯言其志。”
阮籍能谈玄，善说理，会作诗，有名士气度。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天下典籍，自幼刻苦攻读《诗》、《礼》、《书》、《春秋》等儒家经典，认真学习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之术。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对于《老子》的深奥玄远和《庄子》的恣肆痴迷不已。他废寝忘食地闭门读书，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出家门。饮酒、长啸、击剑和抚琴是他的业余生活。
博学多才的阮籍年轻气盛，任性不羁，不拘小节，立志游遍天下山水，读遍天下文章，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惜，他生不逢时，恰逢魏晋交替之际，在司马氏和曹魏政权激烈搏杀的腥风血雨中，一生仕途坎坷。
阮籍对司马氏排除异己、杀害名士、自我标榜儒家礼法名教等行为十分蔑视和反感。因此，他经常闭门不出或隐居山阳，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然而，面对独揽大权，即将以晋代魏的司马氏集团的高压政策，阮籍并不敢正面反对，只是谈玄说虚，消极地逃避现实。阮籍不敢和司马氏公开决裂，既隐且仕，不隐不仕，首鼠两端，而且和司马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例如256年（甘露元年），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就异想天开地要求去步兵营做校尉。面对“因为喝酒而请求调动”这亘古未闻的要求，司马昭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从此，阮籍“酣饮为常”，企求全身远祸以自保，后来干脆装聋作哑，“口不臧否人物”。时人称之为“阮步兵”。应该说，这件事是司马昭对阮籍的法外施恩，说穿了，无非因为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阮籍，对于司马氏以晋代魏的宏图伟业并不构成威胁；再说他也不像嵇康那样峻急，公开而激烈地抗争。司马昭之偏爱阮籍，不仅纵容他那些不容于世的行止，还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从而结为亲家。然而这种“偏爱”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因素在内，阮籍岂不明白？阮籍的敏感和聪明，一直参与、伴随着他最终命运的铸就与走向。于是他便大醉，一醉六十天。
佯狂放荡、酩酊大醉是阮籍逃避现实的杀手锏。据《晋书・阮籍传》记载，心术不正的钟会，曾经多次向他“请教时政”，“欲因可否而致之罪”。阮籍则“以不变应万变”，总是巧妙地以“饮酒――酣醉”作秀一番，“皆以醉获免”，巧妙地避开钟会设下的陷阱。当然，阮籍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以醉酒的方法全身远祸以求自保，无疑是一种无奈而痛苦的选择。
尽管阮籍一生坎坷，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却丝毫不影响他不拘礼俗，寄情山水，回归自然，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名士风采。“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博览群籍，尤好《庄》《老》”等特质的奇妙组合，导致阮籍经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等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据记载，阮籍一次在黄河南岸的荥阳游览，“登广武观楚汉之战遗迹，叹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他“常有济世之志”，而不容于时的慨叹。可惜慨叹和牢骚，都不能排遣阮籍心中的郁闷。于是，他更加痴迷于老庄，积极求仙访道，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曾经专门跑到汲郡（今辉县一带）的苏门山，拜访隐士孙登。他还常常独自驾着“鹿车”，不管有路没路，“信马由缰”地乱闯瞎撞，没路可走了，就嚎啕大哭而回。这就是典故“穷途而哭”的来历。这些，都是他政治上进退维谷心态的表现。
应该指出，阮籍这些不拘礼法、有悖常理的言行是故意而为，是对礼法等传统道德的蔑视和挑战，也表现了他离经叛道、率意而为、张扬个性、追求自我的名士风采。
阮籍处于曹魏政权和司马氏集团激烈搏杀的社会变革时期，冷酷的现实、坎坷的人生造成了他灵魂的扭曲和内心无法诉说的痛苦，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作为博学多才、有济世之志的文学家，借助诗文抒情言志是十分自然的。
阮籍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赋6篇，篇幅较完整的散文9篇，诗歌90多篇。阮籍的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方面。他著名的82首五言《咏怀诗》，对于我国五言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今，我们可以从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唐代陈子昂的《感遇》和“诗仙”李白的《古风》等篇章中，看到阮籍对五言抒情诗的影响。
从艺术成就方面看，阮籍的82首《咏怀诗》继承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传统，开拓了五言诗的深度和广度，在体例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一是忧愤哀怨、愤世嫉俗，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深重的人生悲哀；二是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三是首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先河。
阮籍的《咏怀诗》是其忧势伤世、愤世嫉俗的代表作品，也是文采焕然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篇章反映了“时人”在险恶的环境里，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和忧愤；表现了诗人委曲求全，希望避世远祸的心态；嘲讽了名教和礼法之士的虚伪和卑劣，借古讽今，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写作艺术上，诗人阮籍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曲折隐晦、慷慨任气、格调高浑的风格。
阮籍博学多才，傲然自得，“常有济世之志”，然而生不逢时。尽管他强烈反对司马氏集团排除异己，诛杀名士的高压政策，却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借酒浇愁，逐渐走上委曲求全、避世远祸的道路。在生活上，他纵酒佯狂，不拘礼法，任性不羁；在政治上，他委曲求全，口不臧否人物；在思想上，他痴迷玄学，崇尚老庄，追求理想的美好境界；在感情上，他痛恨虚伪的名教，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沉重。凡此种种，在诗歌创作中交融，从而形成了阮诗的独特风格。
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摆脱了对乐府民歌的模仿，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诗的方式揭露时弊，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发感情融为一体，进一步强化五言诗的抒情成分，提高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同时，采用比兴、象征、寄托、寓意等多种手法抒情咏怀，或借古喻今，或托意神仙，或以史出意，用典兴感，给人一种兴寄无端又意态朦胧的艺术感受，形成了旨趣遥深，高古清奇的艺术风格。
阮籍是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抨击名教，崇尚老庄，不拘礼俗，张扬个性，追求自我的名士风流――魏晋风度，在《咏怀诗》中也有所表现。
现实是残酷的，面对腥风血雨的严酷现实，当年“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的阮籍，十分痛苦而无奈地走上了“不与世事”，痴迷玄学的避祸全身之路。尽管如此，《咏怀诗》中仍有不少篇章是对司马氏集团篡位夺权和曹魏政权荒淫腐败的谴责。他以“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比喻司马氏集团的高压政策和残暴统治；以“走横驰，飞鸟相随翔”比喻逢迎的变节者；以“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来表达对社会动乱的忧愁和愤懑，表示自己要在艰难处境下做一个“守常君子”的决心。阮籍在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同时，对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曹魏集团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了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迪。阮籍的《咏怀诗》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交替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理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阮籍的《咏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全新形式，对左思的《咏史》组诗，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具有较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寓意深远，是诗人内心真实感受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诗中多用隐喻，或借古讽今，或借题发挥，诗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往往是“隐而不显”的。这是在魏晋交替之际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社会大环境里，诗人面对司马氏集团高压政策的一种无奈选择。
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历代诗人争向学习、仿效，影响深远。毫无疑问，阮籍的《咏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作为竹林七贤核心之一的阮籍，不仅在哲学、文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音乐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阮籍具有音乐天赋，对于音乐具有与生俱来的感悟和辨别力。他精通音律，擅长演奏各种乐器，尤其善啸，往往把对理想的追求和精神向往寄托于音乐之中，常常“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借以抒感，排遣愁思。
阮籍善啸，史有记载。清人张英、王士祯等撰写的《渊鉴类函》引《白氏六帖》说，“阮嗣宗善啸，声与琴谐。”阮籍的啸法十分独特，称作“指啸”，也称“长啸”。“长啸”声音洪亮，激若雷霆，有石破天惊的气势。“长啸”的主要功能在于宣泄胸中激荡的情思。
阮籍独特的长啸，唐代孙广称之为“阮氏逸韵”。孙广在其撰写的《啸旨・阮氏逸韵章》第十三写到，“阮氏逸韵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韵放逸，故曰逸韵。”
阮籍善于“啸歌”，常常以啸声对“歌”进行模拟，以抒发胸中浓郁而排遣不尽的忧思。“啸”是阮籍心灵之哭的音乐艺术载体，是以音乐的艺术形式表达对现实和人生的感悟，是淋漓尽致的个性张扬。
阮籍善于抚琴，得意时忽忘形骸。“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痴迷、癫狂之态可见一斑。据史载，古琴曲《酒狂》是阮籍创作的感怀之作。这首乐曲思想深刻，形象丰满，手法简洁，全曲以罕见的节拍、大跳跃音程，在弱拍上出现沉重的低音和长音的旋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酒狂形象。这在古琴曲中是少见的。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作者对现实强烈不满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现得非常充分。
美哉！阮籍，我的同乡，我仰慕的先贤！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阮籍，如果魏晋时代没有阮籍，那将会是多么暗淡无光！在文学璀璨的星空下，阮籍依然静静地燃烧着美酒一样的光芒，照亮我们的精神家园，温暖我们的孤独心灵。
最后以颜延之的《五君咏・阮步兵》为本文结尾。这首诗巧妙运用了历史上有关阮籍传略、传说中的记载，精心择取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气度。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通常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并句句有本有据，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五君咏・阮步兵
[南朝・宋]颜延之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参考文献]
1.刘奎瑜编选《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2）
2.黄节编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晋书・阮籍传》（岳麓书社1993）
4.曹旭编著《竹林七贤》（中华书局1996）
阮籍咏怀诗篇3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首阳情结；无路情绪
伯夷、叔齐隐居首阳，不食周粟是人所共知的典故，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总其事迹，大略有三：一是让国；二是反对周武王以臣弑君，以暴制暴；三是义不食周粟，隐居饿死首阳山。由于夷、齐之举同儒家宣扬的仁义之道多所契合，尽管他们反对的是儒家推举的圣人周武王，仍得到了儒家代表人物的肯定。孔子认为夷、齐为“古之贤人”，其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称得上“求仁而得仁”。孟子虽认为夷、齐缺乏伊尹“将以此道觉其民”的拯世情怀，也没有柳下惠“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孟子·公孙丑上》)的仁善可亲，但也肯定他们是圣者。后代士人对夷、齐也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如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阮璃的《吊伯夷》云：“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殁而不朽，身沉名飞。”
一
阮籍诗文中也多处用到首阳事典，如《咏怀诗》第十三篇：“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此篇取首阳事典隐逸之义，在无望中表现出希望。又如第九篇：“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鸟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这首诗说步出东门，北望首阳是因为首阳山上既有嘉树，又有伯夷、叔齐这样的采薇之士，可下面马上说，现在凝霜沾衣、寒风振冈、玄云重重、大雁南飞、鶗鸟哀鸣，实在不是去的好时节，所以在这肃杀的商声中，我只有独自凄怆伤感了。靳极苍先生说这首诗的内容是：“作者既欲学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去到首阳山去，而又追于形势离去不得，虚与委蛇地留着又对所闻感觉着万分痛苦，而又万无办法，仅作此诗，咏此怀而已。”除了耻于事晋的具体指向尚可商榷外，靳先生这一分析是切近本诗的情绪结构的。这首诗所表现的情感心态，已失却那种超然意味而显出一种深刻的痛苦，一种望而无望的痛苦。另如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这首诗则起于繁华易逝的无望，所以要驱马西山，可结尾又以岁暮为由，一笔抹倒。还有第二十六首：“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鷖时栖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这一首也是要望西山的，可西山没望到，只见荆棘遍地、群鸟翩翩而鸾鷖独栖，最后也只能以建木、射干的难来表达自己无望的情绪。第六十四篇中的首阳，更是凄然的首阳，值得同情的首阳，末一句追究夷、齐之祸实因商亡、实由妲己：“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嬉。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 借助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阮籍《咏怀诗》首阳事典的内在意蕴：虽不能至之而心向往之，虽向往之而又不愿苟同之-—仕非已愿，隐亦不能——渴望自由而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追寻自由。
如果说在《咏怀诗》中，阮籍对首阳二老本身的态度大体来说尚未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二致的话，其《首阳山赋》则一反前人之见，对伯夷、叔齐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赋云：“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而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鶗鸟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在一个风狂雨急的年终傍晚，作者披衣出户，喟叹微吟。赋一开始就写出了一个悲苦难耐的孤独者的形象。再看此时的首阳山：“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全然不是诗中所写的“上有嘉树林”的情景，而是寒风呼啸、万木倾斜，上下崎岖不可迫近，凤凰过而不集，枭鸟却群而并栖。再往后面，更说伯夷、叔齐投奔西伯姬昌与隐居首阳是“囚轧而处斯”，是迫不得已，而且“焉暇豫而敢非”，有怨言而不敢诉说：“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更有甚者，阮籍说：“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在阮籍看来，伯夷、叔齐兄弟的行为是“肆寿天”、“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的。显然，阮籍在这里对夷、齐的指责同史籍所载夷、齐之行不合。
二
其实我们不必孤立地看待阮籍在首阳事典上的这种矛盾态度，事实上在阮籍的诗文中随处都可见到这种现象，如同其言行中至狂与至慎常常交织在一起一样。这种矛盾的行迹内在地蕴含着情感的冲突、人格的裂变与理想的破灭。阮籍一生，总是纠缠于情与礼的对立与冲突当中，他可以不拘常人之礼乃至母子之礼。白眼待人。居丧如常，但他却又固守着君臣之道，不敢公然反抗。这种既循礼又违礼，既讲真情也不乏虚礼的对立的情感结构反映出其人格的裂变：既狂放又至慎，既向往自然，又无法真正超越名教。而更深一层，便是其理想的破灭：由出处、仕隐、居游、飘泊与固守的矛盾，演绎出没有归宿的求索之道、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说到底，在人生的大道上，阮籍是一个徘徊傍徨的歧路者。
在《咏怀诗》中，阮籍常常通过很多路意象和远游举动的描写来表达其无望的情绪。“路”与“飞鸟”一样，是《咏怀诗》中的代表性意象，也象征着阮籍对人生之路的探索与追求。这些路既有世俗之“世路”、“时路”、“势路”、“捷径”、“狭路”，也有理想之“天路”、“天途”、“天津”、“天阶路”。作者一方面鄙弃“势路”，认为“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其二十五)，“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其三十五)，所以不愿作“路上童”(其二十八)、不愿作“当路子”(其八)与路端的“便娟子”(其七十五)，而要“飘飘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其四十一)；但另一方面又自知天路难通：“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三十五)，所以只好在“歧路”(其二十)、“衢路”(其五十九)和路端为“失路”(其五)而痛哭。这些路意象与飞鸟意象一样形象地再现了阮籍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情绪。这两种意象在第八篇中同时出现：“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馨折忘所归。岂为夸与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安将归?”
与路意象相联系的是，《咏怀诗》中还有不少登临与远游的描写。或为消忧，如：“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其十七)；或为思乡，如：“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其五)，“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其十六)；或为远行，如：“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其三十)，“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其三十九)。实际上这组出门独行、登高远眺的意象，都是有所期盼的表现，都表现了阮籍无法言说、无处可说的幽愤之情。这种情绪在《晋书·阮籍传》中所描写的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的异常举动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而这种走投无路、回车痛哭的背后，也正饱含着阮籍对自由人生、完美人性的执着追求。
三
阮籍诗文中的无路情绪源于变态政治的压抑、源于社会良知的要求，也因为普遍人性的冲动与受阻。
阮籍前无去路的痛苦，是王朝更替时士人所共有的情绪。理解因政治而产生的压抑关键在于弄清作者本人对政治的态度。关于阮籍的政治态度，前人多以为阮籍是忠于魏室，反对司马氏篡逆的不贰忠臣，因此强调阮诗中流露的情绪是思魏之苦与事晋之痛。如陈沆《诗比兴笺》卷二云：“其诗愤怀禅代，吊古凭今，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也有相反的观点，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写道：阮籍“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又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现。”叶氏以阮籍为“小人”，并宜“杖死”，态度不可谓不偏激。今天有不少观点是缘此而来的，如顾农《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一文认为“高平陵之变(249)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又如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结合史实对传统的阮籍是曹魏不贰忠臣的观点进行具体的批驳。笔者更倾向于孙明君的观点：“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对于阮籍而言，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来划清他的内心深处的政治界线，跳出一层来看，阮籍对整个的既包括曹魏集团也包括司马氏集团的现实政治都是深怀不满的。因此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既有源于两大集团的压力，也有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压力。
阮籍咏怀诗篇4
摘 要：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受到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诗歌创作方面，诗学范畴“兴”有两种表现形态，分别是显性的兴发和隐性的兴寄。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诗人情感的直接抒发，多以白描等手法进行创作，亲切易懂；后者的主要特征是诗人情感的含蓄表达，多以寄托等手法进行创作，耐人琢磨。兴的这两种诗学表现形态是中国古典诗学创作之深层情感动因的表征。
关键词 ：兴 诗学表现形态 显性兴发 隐性兴寄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历史悠久、内涵深刻的范畴，兴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关注，以其为中心的学术话题各有特色。先秦时期，兴是王室贵族子弟学习的六诗之一，随后，兴又进入了诗学批评领域，并且常常是比兴连用，既具有华夏民族特有的诗教色彩，又富于纯粹深沉的审美意味，在中国文艺中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说“诗之兴最不紧要，然起人意处正在兴”[1]，这正道出了兴的不起眼却很强大的功能。“起人意”是生命力的张扬，是生命意识的体现，而兴的作用正在于表现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生命精神。笔者认为，兴之“起人意”在诗学中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显性的兴发，一是隐性的兴寄。
一、显性的兴发
显性的兴发，顾名思义就是诗人触物起兴后明晰的表达情感。钟嵘曰：“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显性的兴发也就是钟嵘所谓的“直寻”，不用典故，多取白描是其一大特点。叶梦得评谢灵运诗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石林诗话》卷中），这又道出显性兴发的第二个特点，即无所用意、不假绳削、自然而成。孔子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即是富于诗意的显性兴发。诗歌中这种兴发的范例很多，如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如唐诗中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如宋词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自然的显性兴发在《古诗十九首》中获得了集中体现，如：“迥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汉人的这种兴发多是由物候变迁、岁月交替引起，其中涤荡着从个体到宇宙的普遍忧思，就连天之骄子汉武帝也难脱此种伤感，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云飞扬，草术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种情怀到了曹植那里演变为“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赠白马王彪》）。诗歌史上以显性兴发为诗的典型诗人是李白，他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明晰易懂的特征，所表达的情感有的如火山喷发，有的如暴雨倾泻，也有的如汩汩溪流，山间泉水，蕴含着自然真实的感情，使人一触即明。
二、隐性的兴寄
兴的另一种诗学表现是隐性的兴寄，这是对屈骚传统的继承。刘勰曰：“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兴》）。与传统的譬喻相比较，“托谕”二字更加准确地道出了兴在表情达意上的隐蔽性和寄托性，而“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则指出了兴以小见大、高度凝练的表达特征。钟嵘用“文已尽而意有余”来界定兴，也正是看到了起兴之后的情感可以潜藏在文本之后委婉蕴藉地表达。以此为衡量标准，他认为张华诗歌的缺陷在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钟嵘所强调的兴托主要是对人生际遇经历的感叹和吟咏，其意蕴超过了政教中的美刺。他在《诗品》中对阮籍《咏怀诗》的评论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这正与他对兴的界定相吻合。他评阮诗用一个“寄”字也正点明了阮籍用寄托方式造成的余意无限、蕴藉深厚的效果。阮籍是屈原之后有意识的用比兴，特别是兴的方式来表现其情感的诗人。他的八十五首咏怀诗隐含了内心的苦闷和幽思，由兴所生成的精神空间幽深难测，比如其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魏晋之交，大批文人卷入了政治斗争而遭到杀身之祸，阮籍既不愿依附权贵争名逐利，又想在乱世之中得以全身，其心绪极其复杂悱恻。夜不能寐起而鸣琴，试图在琴声中调整零乱的心境，然而在明月夜清风中，只听得孤鸿寒鸟哀鸣，内心更感彷徨孤独忧伤。阮籍描绘的都是耳边所闻目前所见之景物，然而其情感却于此景之中寄托遥深，正如后人评其诗曰“阮旨遥深”（刘勰《明诗》）；“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颜延年《咏怀诗注》）；“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沈德潜《古诗源》卷六）。这种缘起于个体生命感受上的兴完全可以内在地包含象征和讽喻，使得诗中的寄托更显深沉。唐代诗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陈子昂就明确提出“兴寄”曰：“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并对“正始之音”非常推重。阮籍咏怀诗正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可见陈子昂所谓的兴寄指的就是阮籍这样的诗风。到了宋代，国家军事实力相对减弱，儒释道思想互相渗透，整体社会风貌由唐时的张扬转向于内敛，修身养性、浅酌低唱逐渐成为士大夫的主要文化生活，士人心理多了些许惆怅。宋人亦对兴寄甚是钟情，罗大经曰：“诗特尚乎兴……盖兴者，因物感遇，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鹤林玉露·诗兴》）。晚唐产生的词发展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与诗相比，词之委曲回环的形式更适合表达隐幽悱恻的心绪。如果说唐五代和北宋词还着重于显性的兴发，那么南宋之后词的创作则明显步入了隐性的兴寄轨道。特别是宋元易代和明清易代之际的词中更是深藏着故国之思与个人之悲。如清代词论家沈祥龙评论王沂孙的咏物词曰：“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如王碧山咏新月之《眉妩》，咏梅之《高阳台》，咏榴之《庆王朝》，皆别有所指，故其词郁伊善感。”（《论词随笔》）确然，蒙元统治中国之后，南宋词人王沂孙面对汉人尊严的丧失与地位的剧降，心中自有万千纠结抑郁，其词之寄托遥深与阮籍相比抑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诗词各自发展成熟后，到明代进入低谷，在清代则出现了复兴，相应的诗话与词话也都进入了总结的阶段。明清两代文艺批评家总体上依然对兴寄持推崇态度，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寄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侯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李东阳《麓堂诗话》）[2]（P930）
“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无端说一件鸟兽草木，不明指天时，而天时恍在其中，不显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流露其中。故有兴而诗之神理全具也。”（李重华《贞一斋诗说》）[3]（P930）
“夫词，非寄托不人，专寄托不出。”（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4]（P582）
“绝句取经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刘熙载《艺概·诗概》）；“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5]
“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6]（P1）
“词贵有寄托。可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况周颐《蕙风词话》）[7]（P127）
以上李东阳、周济、刘熙载等诸家在论说兴寄的过程中，有以下特点：一是主张兴寄中真性情的抒发，是人心有所感而有所发，并且是自然地抒发，甚至于作者本人都不自知；二是主张兴寄要深曲，要厚重，要沉郁，如此方能在表情达意的同时也取得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诗词审美意向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对古典文艺中清真雅正之美的追求。
在传承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现当代学者亦对古典诗学范畴兴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如钱钟书认为兴“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非同索物（指比）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8]（P62），此观点较为肯綮地将经常连用的比和兴进行了区分，道出了二者的区别，强调了兴的特色。显性的兴发和隐性的兴寄作为兴在诗歌创作领域的两种表现形态，分别表征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直切与含蓄之美，二者各具特色，在审美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在中华文化复兴与走向世界的今天，兴这个凝聚了华人情感的诗学范畴定会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绽放出优雅美丽的光彩。
注释：
[1][宋]黎靖德编著：《朱子语类（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清]王夫之著：《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沦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袁津琥：《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
[7]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阮籍咏怀诗篇5
关键词：屈原 阮籍 浪漫品格 游仙之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77-03
作者简介：覃辉英（1988―），女，土家族，湖南石门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而阮籍生活在曹魏后期，就生平而言间隔将近550年左右。然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人却有某种关联，其中体现出的“文士的浪漫”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毕竟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环境、家世背景及人生际遇等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其诗赋的游仙之思与创作的艺术境界，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就以上方面作具体深入的比较，求同寻异，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屈原、阮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了解时代、社会对文人思想、性格和创作的影响，颇有学术价值。
一、浪漫品格的外在体现
屈原与阮籍，都生活在社会大动荡、政治大昏暗的时期。当时，政局变幻，统治集团内充斥着杀戮，清廉高洁的士人在险恶的政治夹缝中惶恐度日。班固《离骚赞序》有云：“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 （P.51 ）屈原怀有雄心壮志，一心欲使楚国强大，可惜奸佞小人百般挑拨离间，前后两位君主均不待见屈原，使其远离朝廷，放逐于外，致使屈原对污浊黑暗的社会彻底绝望，最终“不忍浊世，自投汨罗”[1] （P.51 ）。他以生命为代价，来寻求灵魂解脱与精神世界的救赎。而阮籍亲历两次“禅代”的政治骗局，尤其身逢司马氏与曹魏两大集团斗争最为剧烈的正始时期，乱世中不能有所建树，作为声望颇高的名士， “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志，天下无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 （P.1360 ）；后期他的入仕多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被迫为之。曹魏集团一次次的征召，阮籍先是藏匿逃避，即使后来被逼“就吏”，也称病免于为官，从而远离权力中心；而在司马氏集团完全掌握政权之后，阮籍为了生存主动求官就职，至死未退，成为“号外野”的“孤鸿”。
相较而言，阮籍与屈原都身处乱世且有济世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故二人均无奈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屈原的忠贞还是阮籍的放达，都体现了其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这种浪漫品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秉性，屈原的奇特表现在他对生命个体的神秘思考并由此而发展为“自恋”情结，而阮籍的“痴”则是个性的天然流露，由此而发展为其佯狂与放达的外在行为。
屈原的“自恋”情结，表现为对自己出身、族姓以及德行的自豪感与内心纠结的“芳草”情结。《离骚》中如是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①屈原在《离骚》篇中首先摆出了自己的来历和取名的暗含意蕴，隐隐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平凡。他还佩戴花草，来表现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芳草”在他的诗赋中出现得颇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惠”“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云云。屈原在其诗赋中运用如此之多的“芳草”，其用意无外乎身处于现实黑暗的政治风云中，不得不借助“芳草”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它是屈原伟岸人格的物化，呈现的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抗拒状态，最后悲壮投江，是其浪漫人格的一次升华。
而阮籍生活在政治高压的时代，同样寻求精神的超越，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痴”上。阮籍少年时，就“口不论事，自然高迈”[3] （P.17 ），企图避开政事；后“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2] （P.1360 ），以醉酒躲过了政治联姻；“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 （P.1360）。即便后期，阮籍陷入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无法也没有可能退出官场，但其为官依旧放荡不羁。《晋书・阮籍传》如是描述道：“外坦荡而内醇至”[2] （P.1361 ）“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 （P.1359 ）。《文选・五君咏》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4] （P.303 ）在这些放荡不羁、佯狂放达的行为背后，“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上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底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5] （P.175 ）他本能地冲击这礼法和礼教，是对约定成俗的世俗“礼”的伟大挑战。阮籍的“痴”是因激愤而然。
二、游仙之思的诗文投射
屈原与阮籍的诗赋都表现了游仙之思，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游仙表现的是一种个体人格精神的投射，是以一种游戏幻化的笔调再现现实；而阮籍的神仙世界则更多地表现庄子逍遥的境界，游仙之中掺入玄理，其旨趣在于使心灵超脱沉重的现实，沉于自然之道中适性逍遥。
屈原的游仙之思首先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基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6] （P.2735 ）。屈原在被放逐之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奇特瑰丽的幻化之境。由于现实中王听不聪、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诗人被压抑的情感只能转移于幻想境界。三次求女的神话情节，象征着君臣的愈合，代表着自己和楚怀王，也象征着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王逸《楚辞章句》有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 （PP. 2-3 ），这些使得屈原的诗赋“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1] （P. 3 ）。诗人神游于想象的广阔天地，将南楚之地的奇绝山水幻化成一个自由驰骋的虚幻之境，将南楚之地的神话传说编织成一个奥妙无穷的奇妙世界。在这里，诗人调动各种意象，参差交错，光怪陆离，塑造了种种宏伟壮丽的场面，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在现实世界中长期郁结的、不可抑制的激情以及不屈不挠的追求。屈原的神仙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在这个世界中不难读懂“我”的存在，亦不难从仙界思考死亡的意义。
与屈原不同的是，阮籍的游仙之思所体现的神仙世界，是超脱世界的永恒存在，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是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是玄理与浪漫主义笔墨的结合，而“我”在神仙世界之外。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2] （P.1359 ）“阮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7] （P.604 ），老庄的传统赋予阮籍的诗赋以浪漫主义的文风。阮籍在《乐论》中写道：“自然之道，他乐之所始也”“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他力求摆脱尘世的物欲羁绊，使百物自乐，求得与自然的合一，以正统的儒家礼乐观，贯通玄学的形而上世界。其《通易论》虽为解释《易经》，实乃传统儒家人文主义与新起道家自然主义的综合；《通老论》中有“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阮籍努力调和儒道之间的矛盾，是儒家理想主义的体现。这让我们看到阮籍从儒家精神到自然法则的转化；而在后期，阮籍则从自然法则转入玄冥之境。《达庄论》重在探求精神世界的世界观，依据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齐物，诗人猛烈抨击了名教礼法，充分发挥了庄子“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物为一指”的思想。《大人先生传》重在探求这一精神境界的特质――逍遥，“万物之一体”“齐是非”的理念，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阮籍向往无君无臣、清静逍遥的社会，力求越名任心，仍有对人生的挚爱和济世的热忱。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家自然无为理想的结合，正是阮籍思想的重要特征。
三、积极与消极之分
在屈原和阮籍所体现的浪漫品格中，屈原的诗赋一开始是站在后人仰视的高度上，以其瑰伟的神话传说、丰富雄奇的想象和磅礴激越的情感等打造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阮籍则不同，老庄自然思想的渗入，使阮籍的诗文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色彩。
阮籍的浪漫主义品格之所以呈现出消极性的特征，主要因为阮籍取消了对现实政治的抵抗，甚至取消了对现实世界伦理道德的判断，而采用一种超道德的世界观来取得世俗的和同，所以是消极的。《咏怀诗》是阮籍思想的集中写照，它体现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剧色彩。诗中有大量悲语，如“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七），“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其十一）等。而在“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中，诗人深感世事变化无常，怀才不遇，终日郁郁不得志，但又感叹生命的流逝而无能为力，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心与恐惧，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他；“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其九），“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其十三），诗人在茫茫旷野上作“穷途之哭”，这种景色与诗人的痛苦绝望融为一体。所有这些，让《咏怀诗》在恍惚之中展现出高远的意境，形成一种悲剧色彩，最终使得他所追求的适性逍遥的境界无法实现，也使得他“文士的浪漫”品格显示出一种消极性。屈原则是以一种愤世嫉俗面貌出现的，而且始终如一，以一种高昂战斗者的状态去抗衡乃至以性命相博，所以我们在其虚幻的神仙世界中，也能敏锐地把握到他的骨鲠之气和磊落不羁的人格精神。在《离骚》中他就写道：“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在被放逐的情况下，仍心系国家，始终不渝。“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一直拥有一颗忠贞之心，以国家的安危、民生的疾苦为己任，虽然时运不济，未得到贤君能臣的赏识，但仍然以“不变”的心时时心系国家，并最终以决绝方式来呈现生命的悲壮与伟大。
屈原与阮籍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是源于他们独特的秉性和才气。屈原怀才不遇，仍未放弃追求；阮籍穷途末路，向往超越现实。他们都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借助神仙世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旨意遥深；同时，他们又都不留情地鞭挞着、否定着一切黑暗现实。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同创作主体的情感寄托形式，使它们浪漫精神的表现各有千秋，一个是超现实的神话幻身，一个直面现世的英雄世界，为我国古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文中所引诗文，凡属屈原者，皆出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凡属阮籍者，皆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为行文流畅，不再一一注出。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房玄龄 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萧统.李善 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阮籍咏怀诗篇6
《金瓶梅》里的奸商西门庆,最近华丽转身,成为两省三地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对此最感郁闷的当属明末奸臣阮大铖,他死后不仅一直咸鱼不得翻身,而且还被两个地方当成“臭皮球”一样抛来踢去,谁都不承认他是自己老乡――坏蛋和坏蛋之间,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估摸现在这阮大铖在九泉下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哥当初也闹些绯闻啊!
说起来这事还真有些“”,这阮大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籍贯的名人,概括起来就八个字:桐城不要,怀宁不收!按照《明史》的说法,阮大铖籍贯是安徽怀宁,但怀宁人一直很倔强地不认帐,这不,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时怀宁文化界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阮运动”: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结论是阮大铖实际应为邻县桐城人氏!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在新修县志里加了一段“狠话”:“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他们就这样一脚把阮踢到桐城。桐城人当然不干了,说百子山实打实就在你们怀宁,而你们提出的那些证据,什么礼部题名碑啊府学进士坊啊,现在到哪儿去找呢?再说我桐城自古乃诗书礼仪之邦,“桐城派”统领清文坛有200余载,享有“文都”之美誉,怎会出这样一个“急权势、善矜伐”的“悻悻然小丈夫”?(钱澄之语)。还是你们怀宁把他给收了吧,这可都是官方认定好了的!
一听“官方”两字,怀宁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朝中有人好修史,雍正时主修《明史》的大学士张廷玉,就正好是桐城人!张廷玉和他父亲张英,人称“父子宰相”,虽久居京城,但爱乡之情常溢于言表。因此怀宁人一直都在怀疑:当初正是这“张小宰相”为了维护家乡清誉,朱笔一挥,就把声名狼籍的阮大铖判给了怀宁!更有怀宁学者指出,在张廷玉“徇情舞弊”时,还是百密一疏,留下了一个“小尾巴”――在《明史》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所谓同邑,也就是同县之意,而东林领袖左光斗(史可法恩师)是正宗桐城人,至今“左公第”、“左公墓”等尚存桐城,由此推之,阮大铖是哪里人还不是不言而喻吗?连这点儿小纰漏都难逃怀宁人的法眼,可见他们对开除阮大铖怀宁籍之事是何其上心!这也难怪,怀宁乃皖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凄美的爱情故事“孔雀东南飞”就发生于此,“五四”旗手陈独秀、两弹元勋邓稼轩、天才诗人海子……都是怀宁人引以为傲的乡贤,这些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如日贯天,怀宁人怎堪忍受他们的同乡榜上,贴上“阮大铖”这个卑污的标签呢?
回过头看这场争论,双方显然都有些意气用事,也夹杂着些虚荣狭隘的乡土观念,但也更反映出两地人民淳朴可爱的一面,他们有着自己朴素鲜明的是非观和善恶标准,视名节重于泰山。这场口水官司打了几百年都还没尘埃落定,这可苦了生前风光、不可一世的“阮大人”,死后几百年都不知魂归何处!不过阮大铖人品虽坏,却同时也是历史上很有才华的诗人和戏曲家,其所著传奇戏曲《春灯谜》、《燕子笺》、《桃花笑》等广为流传,诗文集《咏怀堂全集》还颇得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喜爱,研究其身上的文化价值远比窥伺西门庆身上那点风花雪月要有意义得多。君子不以人废言,期望两地人民都能辩证看待阮大铖这个人,只要不是单纯地为了门面和经济利益,可以对其籍贯问题“搁置争议”,而对其文化价值“共同开发”,如此,也可以说是低碳式的无公害“废物利用”吧!
阮籍咏怀诗篇7
这种评论， 明显包含了中越文学比较的意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李半村为越南使臣阮宗奎《使华丛咏集》所作序。李半村曾与越南使臣阮宗奎于金陵聚晤酬唱， 后在序文中对阮诗进行点评， 云:“所历山川名胜， 啸歌吟咏， 一挥满纸， 恣意纵横， 皆出机杼。或笃其忠信之怀， 如《谅山偶作》、《午门待漏》; 或展其孝思之念， 如《大溁江口舟次水》; 或论古言情， 感物寓意。凡诸格调精妙刻画， 沐浴于古者深矣。⋯⋯其中浑灏磅礴之势， 如崩崖裂石， 似风雨驰骤， 江河横决。非积气之厚者， 其能乃尔耶! ”[11] 序中自然有许多褒奖之辞， 但它可以理解为越南诗人从文化母国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同作序相比， 评点则是一种更直接、更具体的交换意见的方式。有时一部诗集的参评者就往往不止一人。如《使华丛咏集》A.1552 号抄本就标署:“江南诗客卓山氏朱评， 钦差翰林出身礼部郎中郑壁斋墨评， 湖南王居士胡秀才朱墨评。”无论赠答唱和、请序题词还是鉴赏评点， 都只是一种普通的文学活动， 可是由于这种活动发生在汉文化圈内的不同国度的文人之间， 由于作序、评点的对象是产生于外交场合的北使诗文， 因此也具有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意味， 是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之间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三、六八体和喃文北使诗作作为诗赋外交的产物， 北使诗文反映了汉文化向域外辐射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来看，北使诗文却未必都算得上精品， 它们的审美功能只是交际功能的一种附丽， 但它们却是越南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之一。从作者的数量而言， 它们在越南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超过了七分之一， 若从集部相关类别的汉文作品而言， 则占有五分之一的比重。[12] 这些数字表明， 以诗赋外交为主要形式的中越文化往来， 是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一种强大助力。越南使臣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 这意味着诗赋外交的意义就不单单局限于向宗主国展现汉文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赋外交的名义下， 通过对外交流的机会， 吸收新的文化养料， 推动本国文学的发展。就北使诗文而言， 这种发展表现为利用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形式表现北使主题， 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文学样式———六八体和喃文北使诗作。越南古典文学可分为汉文文学与喃文文学， 如果说越南汉文学是汉文化向越南传播直接结出的硕果，那么喃文文学就是汉文化吸收越南本土文化元素后形成的一种再生形式。所谓喃字， 即是一种模仿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 用汉字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文字， 又称作“字喃”。郑怀德在《嘉定城通志·风俗志》中对喃字的诞生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国人皆学中国经籍， 间有国音乡语， 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 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 木则加木， 言语则加口之类， 仿六书法， 或假借、会意、谐声， 以相识认。原无本国别样文字。” [13] (P178) 可见喃字也分属于汉字系统， 是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六八体是一种富于越南民族特色的韵文体裁， 它以六言八言相间为主要句式， 讲究格律， 平仄声更换， 有“六八六八”与“七七六八”两种句式。《琵琶国音新传》呌能静序曰:“北人以文字求声音， 文字便成腔调; 南人以声音求文字， 声音别具体裁。故永嘉第七才子之书， 足登唇吻; 而东床六八演音之传， 容惜齿牙。”[14] “以声音求文字”的表现方式， 以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 说明六八体是一种适合于口头传播的文体样式。现存的六八体和喃文北使作品有武檰《黎朝越莲溪公北使自述记》( 六八体喃诗) 、阮宗奎《使程新传》( 六八体喃歌) 、佚名《旅行吟集》( 喃文题咏诗) 、李文馥《使程便览曲》( 喃歌) 、阮登选《燕台婴语》( 喃文长诗) 。北使诗文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对中国山川名胜的题咏， 描绘山水之秀美， 抒发怀古之幽思，风格清淡典雅， 是最常见的汉诗主题。而用六八体和喃文表现汉文学经典主题， 体现了俗语、口语与书面案头之作的结合， 也是汉文化与越南民间本土文化相交融的一种方式。喃文及六八体作品与汉文北使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即它们并非直接产生于外交场合。换而言之， 它们既不属于唱和诗， 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士人的欣赏。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 阮登选同时创作了汉文北使诗集《燕台婴语》和同名喃文长诗。
阮籍咏怀诗篇8
关键词：魏晋文人；心态；玄化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20-01
魏末至晋末年间产生并盛行着玄言诗。这种被后代深为诟病的诗体为何独盛于此间？学界各言其说。我们觉得诗乃文人心态的表现，因此玄言诗盛行的原因应该从士人心态的玄化着手。
1.春秋战国至汉末：积极进仕转人格独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文人很难压抑骚动的心灵而清静守虚，尽管此间士人思想带有多元化因素，但是不论是儒家的执王道而抵霸道，还是法家的扬霸道而求事功，都表现出强烈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可以说这些思想都是鼓励人们积极济世，文人的这种进取心态到了战国末期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尽管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更是给儒士造成了严厉的打击，但是文人性整体上没有泯灭济世之心，也没有停止进取的脚步。
西汉初年，统治者稳固刚刚建立的统治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黄老思想得以抬头，虽然其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到了西汉中后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文人逐渐显露出对朝廷的不满，打击和讽刺三公九卿，利用《庄子・秋水》中太山之鹄俯啄腐鼠而威吓gR的比喻来谴责士大夫，出现了像杨王孙、严君平等儒、道双修的新型人格，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先导。
汉代文人心态发生比较大的转变是在东汉中后期，一些心怀忠义的文人勇敢地站出来抨击朝政，匡救时弊，兴起了一股游学之风。士人学子对邀誉成名的渴望，促使他们多以游走、交结权贵和名士为务，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求学者转而浮躁的心态。太学中的风谣和太学生的高谈阔论，渐成了品评时政的清议之风。但游学结党、太学清议也直接造成了汉末的党锢之祸。这次党人的抗争以鲜血的代价作为结束，但表现了文人一贯具有的强烈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他们追求人格独立的心灵境界。文人寻求独立人格的情形在东汉末越来越突出，"党锢之祸"更是坚定了文人远离政治事务的心态，加快了他们迈向山泉林野的步伐。随着士人心态的转变，诗的重心由叙述生活事件，转向抒写人生感受，诗人从日常见习的题材中引发出人生哲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集中表达人生事理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创作趋势，如仲长统的《述志诗》就是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表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聘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至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引道家之言，开清虚之俗，这种介于直言玄理和游仙体道的方式都是于正始发端的玄言诗常见的形式。
2.建安：个人为尊，自我觉醒
在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中，建安时代是一个酝酿和过渡阶段，《文心雕龙・时序》"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这两句概括建安诗人在对人生充满幻想时却又饱含深深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态。
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不仅是对刘汉政权的改造和颠覆，而且这种反传统的精神给魏晋玄学以很强的启示和榜样作用，导致了一批鲜明个性风格作家的出现，给思想艺术界对创作主体心态的深刻思考打下了基础，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价值地位和人我关系。曹操对名士的诛杀也很容易让士人们转向老庄寻求精神安慰，如繁钦的《杂诗》说："世俗有险易，时运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贵可怀。"这是一首较早的言玄理的诗，作者面对现实，不由想起了老子和光同尘的道理。
曹后，曹丕为稳固统治地位，抑制外戚、防范司马氏，不得不采取有为的统治，这也无疑成为了老庄复兴的契机，他改变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做法，运用了九品中正制取才，这使得曹植被重用的一线希望破灭，他不得不求救于老庄，写下了《玄畅赋》：
匪逞迈之短修，取合真而保素。
弘道德而为宇，筑无怨以作藩。
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以为田。
不愧景而惭魄，信乐天之何欲？
该赋已开始高唱老庄，并呈现出一派道家气象，这都反映出士人在当时以自我为重心，个人的觉醒已十分强烈。这种以玄入理，抒发个人的愤懑以寻求精神的慰藉，都预示着玄言诗的萌芽。
3.正始：初具玄学人格
刘师培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可见，在建安时期，玄风兴起，到了正始玄学形成。可以说，玄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士人心态的催发产生的。
随着个体自我的觉醒，士人们开始崇尚老庄的玄虚之道，文人在接受玄学义理时除了阅读元典著作外，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清谈，当时的文人对清谈的迷恋和关心程度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人士大夫必备的教养，它影响了文人交友集会伴随的文学创作，这种谈玄创作使大量的玄学思想和理论术语不自觉地进入了士人的思想库和语言库，从而引起了士人诗歌创作内容及表现手段向玄学靠近，它表现了某个个体的见解乃至全部人格，即玄学人格。
从嵇康和阮籍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审美与玄学思辨共存，使人能在阅读中体会到一股浓烈的玄味如嵇康的《代秋胡行》之五"绝智弃学，游心玄默"；《幽愤诗》"贱物贵身"、"养素全真"；《赠秀才入军诗》之十四"游心太玄"、"得鱼忘筌"，阮籍的《咏怀诗》之三十六"逍遥可终生"、"悠悠念无形"，可见他们在借助抒怀言志的手段上，已经有了引用玄学的自觉。嵇康和阮籍二人都处于政权交替的时代，他们不可避免地就要经受痛苦的政治选择和心态转换，从而导致玄学思潮的迅速兴起。就玄学本质而言，就是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主体自身，用老庄的思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
阮籍、嵇康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们以诗歌创作为工具，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抗争、对老庄人生的崇尚和老庄思想的理解，可以说，玄学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中。其表现就在于玄理玄言诗的明显增长，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十四首是写玄言玄理，占了六分之一，嵇康五十二首诗中，属于言玄的就有二十一首，这是玄言诗的一个量的突变。嵇康的痛苦在于现实中庸人太多，他的痛苦来自于深深的孤独感，因此他诗歌创作上多从叙事和追述历史入手，融进主体的心灵感慨，得出玄言或玄理，这一手法称作写事寄玄。阮籍痛苦在于他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采取某些有同流合污之嫌的行为方式，这就导致了他的诗歌创作寄心灵感慨于景象之中，而又以玄言、玄理来消释心灵郁结，可称作因景体玄。他们这两种表达方式都为后来玄言诗的定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显而易见，从春秋战国到正始时期，受政治、社会风气影响导致文人心态的转变，是促使玄言诗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时世变化，这些在改变士人心态的同时也在促使玄言诗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8年版
[2] 何光顺《魏晋玄言诗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阮籍咏怀诗篇9
关键词：魏晋文学 齐梁文学 文学轨迹 文学影像
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诗性的极富情感的语言，却一样直指本质。从汉末到魏晋再到齐梁，频繁的朝代更迭以及与此伴生的残酷争斗与屠戮，加重了社会的苦难，也加重了人生的虚幻感。朝不保夕的焦灼与煎熬，较之四平八稳的安逸平和，也许更易于促人追问：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我应该与谁同在？何处是我栖身之所？从曹植到阮籍，从左思到陶潜，从谢灵运到鲍照，其实是一路问着这些问题走来的。不独文人，政客亦如此，谈客亦如此，赳赳武夫亦如此。魏晋是一个敏于感受的时代，也是一个长于用思想测度人生和世界的时代。只是文人将内心体验借助于生花妙笔书写出来，进而成了众生生命体验的代言者。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者，也是魏晋文学的开启者。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不满足于立言不朽，希望有现实的作为。但曹操谢世之后，继任者曹丕、曹睿父子的猜忌，使他的立功梦破灭；尤其黄初年间来自同胞兄长的迫害，直接影响到他生命的质量，他变得心神恍惚，好像失去了把握自己人格的力量，惶惶不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前期的诗文多是奋发的，而后期的诗文多是痛切的，这痛切也是欲露还藏，是压抑的婉曲的委屈的呈现。因情满于怀，技艺纯熟，艺术境界便沉闳美妙。钟嵘谓之“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品》），诚不谬也。在众多擅长的品类之中，他用以抒情写意的五言诗和抒情咏物的小赋最好。《洛神赋》借助想象，通篇空灵，可谓美轮美奂。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曹植功不可没。诗歌亦然。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说：“通过曹植，‘庄’、‘骚’等古典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在五言诗和乐府诗中得到了复活，而阮籍、嵇康则是沿着曹植的创作道路，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诗歌艺术。”[2]
阮籍、嵇康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时代的阴霾、时政的血腥注定了他们生命里会有更多的痛楚。士林精神的领袖，任诞狂放的行止，表面看来如此的潇洒逍遥，内心却是沉重的郁结，难以承受。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字里行间都是这些。他们的意绪与曹植内在相通，他们诗歌的表情径路也师法了曹植，比兴，象征，形象地暗示，总之是司空图《诗品》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但嵇、阮是不同的，“嵇志清峻”而“阮旨遥深”。嵇康的悲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他是天真地欣喜，激烈地愤怒；而阮籍，却是隐忍地痛苦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有浓浓醉意。嵇、阮之诗文，读一读，你会感受到情绪的充盈与激荡。
西晋文坛，高才亦复不少。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是其诗界主力，皆崇尚典雅，致力于缛采增华，但“惜乎内情不充”，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制造出多少特别令人心荡神驰的作品。其中只有左思的诗歌，因发不平之鸣，颇有动人之处。他的诗有嵇康、阮籍之风概，是情胜乎辞。清代学人成书曰：“太康诗……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多岁堂古诗存》）沈德潜也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大家都承认一点，即左思诗情满怀，文为情生，这正是他高于诸人之上者。而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无论诗文，均辞采华赡，世所公认，钟嵘《诗品》说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这一点即使在文论方面也非常突出。《文赋》是他精心结撰的论文名篇，也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之一。其创作与文论均注重技巧，一方面反映了文学作为艺术的本来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形式主义倾向，使本应制衡于“文质兼美”的天平开始向着浮华文风的一端倾斜。
东晋一代，审美情趣主要在于“玄淡”二字，诗歌的主流是玄言诗，即以诗歌的形式阐说玄理，虽然时常也说山说水，但归趣只在玄理，山水形同道具。而诗歌的本质，或者说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人们对诗歌的阅读期待，是以富于美感的物象来涵融丰盈的情感，情意与物象自然交融，蕴藉丰厚，可令人品味无已。因此，玄言诗不受人待见自在情理之中了。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引导了诗思向着高处伸展，它也包孕了山水、田园等新的诗歌品类。在玄言诗的氛围里，几位伟大的诗人正如一颗颗星辰在冉冉升起，这便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他们的诗也多有玄理的意味，但已经走出玄言诗的枯寂，而以或醇和或精美的形象与意境来打动人心了。山水和田园渐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它们活泼的生机和清新自然的优美风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在我们的文化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很多人说起陶渊明，就像说起一位相交已久的老朋友。那个爱酒的陶渊明，爱山的陶渊明，爱菊爱鸟的陶渊明，爱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陶渊明，实在是一个多情的人。他有许多爱，却唯独不爱作伪逢迎。他又有清晰的理性，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他的理想本来也像一般读圣贤书的士君子一样，是济世的“大我”与自得的“小我”的合一，但当“济世”成为不能实现的梦幻泡影，他便理智地选择了成全自己的内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得”并不圆满，并不坚实。很多时候，他是隐匿了理想消隐的不快乐，而凸显了私生活层面的满足。他也只能这样，他的本性、原则、人格里面的诗性，决定了他很难走别的路。退一步想，理想太远，生活很近，所以我们依然应该为陶渊明感到欣慰：他至少饱赏田园之美，他至少不必“违己交病”。他是质性自然的人，他最感动我们的是他的“真”和“醇”。在他真实的生活里，有一种醇厚，那是内在心灵所要求和造就的无限蕴藉；无论何等境地，他都不失人格的坦诚和心灵的高贵。所以，连坡那样骄傲的人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的确，“渊明之诗”在很多时候，是矛盾人生的一个解。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3]清人沈德潜如是说。所谓“性情渐隐”，是说诗人的风骨、悲欢、抱负等种种人生志意渐渐不再是诗歌主要的表现对象；所谓“声色大开”，是说山水、风物、美色等种种能满足人感官悦赏要求的事物渐渐占据了文学的舞台。这种情形到齐梁时候更加明显，与内容相适应，形式渐趋精美别致。齐永明年间，沈约倡“四声八病”说，时流以创作实践相追随，诗歌已明显远离了汉魏时代的古朴浑厚，而走向了新巧精妍，诗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开启了格律诗的时代。与此同时，散文和辞赋也因追求精美而走向骈化，这即是骈体文和骈体赋。不止于咏物抒情，就连《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竟然也以“属对精美、文采翩飞”的骈体写成，不能不令人惊叹齐梁人对形式美的追求之深切。这些现象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由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理、文化氛围所促成。南朝文学尤其齐梁文学虽然备受争议，但它们与魏晋文学一样，为文学艺术在唐代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没有它们对文学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多方面的探索，就不可能有文质兼美、气韵俱胜的盛唐气象。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套用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想想看，不是吗？
注释：
[1]宗白华：《论和晋人的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2]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阮籍咏怀诗篇10
论文摘要：魏晋时期，战争频起，政权动荡。继曹不代汉之后司马氏篡位，因朝中官宦立场复杂、心怀各异，司马氏以残暴血腥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论文坛还是政界，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不愿意违心仕晋，就选择一条归隐的途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秸康才华横溢、人品高洁、内心正直，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不因此丧失生命的色彩。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用自己精彩亮丽的生活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千年美谈。
献帝建安十年(205)，当时虽名为汉室，实则权归曹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十年间逐渐确立威名。三足鼎立之势虽持续数十载，后终究归于魏。曹王代汉，司马炎篡魏，朝代频繁更替却不逾百年。司马鳅崛起于魏室鼎盛之初，朝中多魏之仕臣，而司马欲夺魏室，必定大开杀戮，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魏晋之际确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时代环境的险恶多变，使刚刚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其思想信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司马氏的胜利夺权，使天下一时“名士减半”。“竹林七贤”恰恰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生存在最黑暗、残酷、虚伪的改朝换代之际，起初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他们悠游山林、饮酒唱和、琴箫相谐、傲视世俗，为自己的诗意人生泼墨着色。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终究迫使他们分道扬镰，但竹林七贤却依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思想自由。他们所确立的名士风流，永远飘逸在士林的心灵世界，千秋不息。
为了摆脱当时的政治旋涡，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渐渐远离仕途，归隐林泉。其中，以阮籍、稽康为代表的在野名士集团“竹林七贤”，名重一时。《三国志·王集传》注引《魏氏春秋》说:y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温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娜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来，阮籍、向秀等被迫人仕，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名士本色。
阮籍出身陈留著名士族，生于建安十五年(210),是魏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中阮璃的儿子。阮籍幼孤，不到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阮籍自幼资质出众，8岁时已可成文，其族叔魏清河太守阮武曾赞赏他“以为胜己”。《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出身名宦，形伟貌丽，才华横溢，名噪一时。初仕于曹爽集团，然其慧眼早已识得曹爽之徒不能济事，故隐退之。后被司马氏笼络，因碍于政治压力被迫屈仕于司马。有记载表明，在阮籍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司马氏的一次次屠杀，其惊骇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在阮籍的《咏怀诗》第33首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由此可见，阮籍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时刻保持着名士气节，不愿和血腥的当权者司马氏同流合污。他向往着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但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压力，于是他曾几度委婉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精神空间。《世说新语·任诞篇》传曰:“籍放荡有傲世情，不乐仕官。晋文帝亲爱籍，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人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视官禄为游戏，他不愿为官，也只好用另一种方式与之抵抗。
当时的司马氏血腥篡位，却仍然大唱“以名教治天下”的高调，给自己戴上儒教虚伪的面具。阮籍等竹林七名士明于世事，在政治之外仍保持着自己的超脱。《文选》卷21有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设邪?”’《世说新语·任诞篇》又日:“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坊酣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蔑视俗礼、自我解脱，虽有尽车辙坳哭而返的痛苦，但亦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排忧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的升华。
如果说阮籍的政治态度较为谨慎，稽康则更为鲜明犀利。秘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小阮籍13岁。《三国志·秘康传》记载:“(稽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养求而得也……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稽康之妻为魏武帝子沛穆王林孙女长乐亭主，因此稽康曾经仕魏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此后一直拒绝司马氏的招用。秸康的朋友山涛升职后举荐他代己之职，稽康愤作绝交书以示决心。书中公开批评当时权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后借吕安事件将稽诛之。稽康的个性比阮籍更加张扬与峻厉，这也导致了他一生坎坷。秘康与魏室通婚，在政治上也和曹氏关系密切。对于司马氏篡位，他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曹氏。稽康曾作《太师篇)),《管蔡论》、((卜疑》等论，都涉及对司马氏行为的指斥及表明自身不与之并世而立的志节。
稽康并没有以姻亲的便利作为自己显身扬名的阶梯，也不因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而屈身于仕途。相反，他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修身养性，明志无为。他的《养生论》、《释私论》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稽康不为官职所束缚，他超然地悠游竹林、鸣琴唱和，所以“京师谓之神人”。“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秸康在《答二郭》中有云:“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也是稽康对自己精神追求的表露。
秘康虽有志于养生，但司马氏的残暴使耿直的他无法保持沉默。当司马氏贰杀曹髦之后，播康终究还是写下了《难自然好学论》如此峻切的篇章，公开嘲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说教，同时还无比尖锐地讥刺了那些名教礼法之士。他在文中有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种种黑暗面前，秘康的铮铮铁骨和傲然不屈的伟岸风姿。他在痛苦中选择了超脱，于是诸多怪诞行为由此而生，这不仅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稽康文采斐然、博学多闻，确是魏晋名士的佼佼者。《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云:,秘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异。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宁。’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康别传》注引:“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是非常之器。”秘康有这般形貌，“风姿爽朗，天质自然，虽不修名誉，而名誉自来矣。”在竹林七贤中，稽康确是一道明亮炫目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