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公主十篇
时间：2023-04-08 20:26:53
被囚禁的公主篇1
2、剧情简介
你的身体会记得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始于监禁的致命之爱。
女主是一个街头妓女，被男主从她的皮条客的辱骂和殴打中救了出来，结果被男主下药迷晕，绑住手脚囚禁在他的乡村公寓。这一切看上去没有任何理由，其实是男主深爱女主。但每次女主反抗男主的囚禁，都会遭到男主的折磨，而无论女主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手脚上严密的束缚。
一对夫妇参观公寓，并找到被绑在床上的女主，男人本想救下女主，却中途起歹心想要强奸女主，但被男主发现并杀死。女主试图逃离公寓，但意识到她已无处可去。并且当她看到男主和另一个女人OOXX时，她居然感到嫉妒。
一段畸形的不伦恋，由于受到快递员的干扰，最终迎来男女主的双双死亡。
被囚禁的公主篇2
发现了"生的欢喜";绿枝条却不领我的情，让我不快;尤其课文的第11自然段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我的复杂的心情，两个"渐渐"写出了我内心的动摇，自责、愧疚悄悄产生，可是绿枝条的固执更让我不愿放弃，依旧囚禁着它。甚至于因爱而产生的自私、固执的魔念也悄悄生长了。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囚绿记》读书笔记，请您阅读。
《囚绿记》读书笔记1人人往往喜欢囚住别人，可他却忘记了是谁真正被囚禁了。天地万物其实是平等的，只是人往往起主谋或主导作用。其本质都有一样的向往、追求、执着。可人类还略低一些，因为一般取决于思想冲突，矛盾的促使，往往会改变本质。使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陆蠡的《囚绿记》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一个迷恋绿色的人，视它为生命、希望、安慰、快乐。疲累于灰暗的都市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怀念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更是为了它住进了简陋的公寓。因为外面长着常春藤，喜欢这片绿影。常春藤，众所周知，它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绳索，或一茎枯枝，就可以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黄，可这并不会改变什么，它纤细的脉络一直伸长，一种充满其自然本质所体现出来的美，吸引了人，囚住他的想法便油然而生，好的美景怎能错过，怎会舍得不去囚住它。于是一个自私的念头，趁它没注意，偷偷地把它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为了独占、接近、更亲密。以此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借它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借它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来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面长得更快。它从未放弃过，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我发现了这一点，产生了罪恶感，可魔念在心中生长了，同情它，是的，可矛盾产生了。我还是依然把它囚住了。
一个悲惨的结局，这都是因人的爱，却囚住了自己，本该爱的，却带来了痛。本该双方都快乐，却落得被囚与内疚，其实结局可以改变为两种。一种是常春藤放弃对生命的执着，大自然的天性和其本质，它可以把受宠当作一种幸福，另一种则就是作者没有“囚”的贪念，结果一定是截然不同的，可事实就是这样，不可能去改变，要改就恐怕是只有人了。
一个普通的生命都可以将本质保其完好，始终如一，不管结局是怎样，只要有固执的精神，一直保持原来的，原有的梦想往上攀缘，自称高等动物的人不就应该更是这样，不要因外界事物的改变，一时的失去或光彩夺目，却没有了像莲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成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被墨、朱囚住，试问甘心吗?更不要成为囚住自己的人，却全然不知，原以为囚住的是别人。人，就是应该做一个不要被囚，始终保持其本质有的，保持其完美，使其发展到最高境界。
《囚绿记》读书笔记2《囚绿记》讲述的是作者在北平，找到的一间房后，想把圆窗外的常春藤“占为己有”。但结果，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自私，让绿恢复了自由的事情。
绿是生命、希望、慰安、快乐的象征;绿的这一切特性使处于孤独、寂寞、苦闷中的作者获得了，精神上的激励。所以，他深深地爱着绿。因为爱绿心切，所以“囚绿”，这体现了作者对绿的“自私之爱”。绿被囚禁之后，它的尖端，总朝着原来的方向。固执，具有追求光明的性格，永不屈服于黑暗，这使作者的心灵受到触到，所以最后才会“珍重地开释”、“祝福”，从中也体现出了作者对绿的“敬重之爱”!
一片绿叶，一枝常春藤，其实就是这个“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是我的绿友，是阳光的孩子。绿色是多宝贵的啊!
当作者第一次遇到鲜艳的绿色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喜悦。作者的脑海里因此便出现了“囚绿”的念头。可是，他的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虽然常春藤能够在房间里舒展着柔软的枝条。作者能够细细地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这其实的确是一种享受。可是，当常春藤在房间里渐渐伸长的时候，你可曾有没有想过，它不能像这阳光伸张的不快。
不过，当作者发现它慢慢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变成细瘦，变成娇弱的样子时，作者变为自己的过失感到难过。于是，作者便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他也恼怒常春藤的固执、无亲热。
当他下定决心放走“绿”的时候，它的心中产生了一丝丝的祝福之情，它也怀着美好的心情，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作者离开北平一年后，它的心，却依然怀念着他的圆窗和绿友。并且，它还期望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与它们在见一次面。
《囚绿记》读书笔记3陆蠡的《囚绿记》写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黑暗笼罩着中国，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许多文人志士投身于革命，身处黑暗之中仍积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陆蠡当时居住在已经沦为“孤岛”的北平城内，从窗外的“绿友”——一株常春藤的身上找到了光明与希望。
整篇文章以爱绿-囚绿-释绿-念绿为行文线索，表现了作者对“绿友”的感情变化过程。绿色，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作者怀着对一小片绿影的喜爱搬进了炎热的朝东房间，面对这片绿色，作者的心情是喜悦的。“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作者感谢命运的垂青，使得他能够在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荒漠的平原之时，从墙壁上的小圆洞里欣赏一株美丽的常春藤。作者与“绿友”各安其分地生活却又惺惺相惜。小圆洞外的常春藤给了作者一段难得的安宁时光，使得作者在孤独的生活中得到许多慰藉。
但是，当作者对绿的喜爱演变成为一种迷恋的时候。私心就出现了，作者将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了屋子，迷恋演变为了囚禁。可是被幽囚的“绿友”却毫不领情，枝条固执地向着原来的方向延伸，“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绿友”的顽强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固执的抗争，这打击了作者的自尊心，于是，固执的作者坚持幽囚“绿友”。本该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却最终一个绿意渐渐消损，一个内疚却固执己见。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让作者珍重的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这时的作者对“绿友”的感情不再是单纯的喜爱，而是对它永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这种钦佩与赞美之情使作者在离开北平一年后仍对这“绿友”念念不忘，我想，这时“绿友”对光明与自由的执着向往已经给了作者启示，这种精神力量也成为了作者的一种信仰与追求。
陆蠡先生屋外的常春藤始终向着阳光生长，就像一支憧憬光明的歌，这首歌也始终回响在陆蠡先生的心中，他以革命的胜利作为终身的信仰，身陷囹圄时，日寇问他，日本的大东亚政策能否成功，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无望”。最后壮烈牺牲。小公寓外的那一片美好的绿影，就是陆蠡先生的信仰所在，那是光明，是希望，是永远不会湮没于喧嚣中的一支憧憬光明的歌。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面对任列强摧残与宰割的黑暗局面。但是我们依然需要信仰，需要不休不止的梦想。一根长常春藤都能够永远向着光明生长，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也应该始终坚持信仰与梦想，不为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我。但是，如今那片摇曳在陆蠡窗外的绿影也会摇曳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吗?我们需要叩问自己的良心，是否因为私欲而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是否因为冷漠，而不愿去怜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是否因为恐惧而不敢对社会中的不公平发出一声呐喊?面对世俗的力量，每一个个体都很脆弱，但是，这就是我们可以苟且于自私与虚伪的理由吗?这就可以囚禁我们灵魂吗?《囚绿记》中的常春藤是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徒，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们会有欲望，会有各种各样的无奈，但是我们对光明与正义的向往是灵魂中最不能丢弃的东西。我坚信，人会在信仰中得到幸福。
《囚绿记》读书笔记4《囚绿记》讲述的是作者在北平,找到的一间房后，想把圆窗外的常春藤“占为己有”。但结果，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自私，让绿恢复了自由的事情。
绿是生命、希望、慰安、快乐的象征;绿的这一切特性使处于孤独、寂寞、苦闷中的作者获得了,精神上的激励.所以，他深深地爱着绿。因为爱绿心切，所以“囚绿”，这体现了作者对绿的“自私之爱”。绿被囚禁之后，它的尖端,总朝着原来的方向.固执，具有追求光明的性格，永不屈服于黑暗，这使作者的心灵受到触到，所以最后才会“珍重地开释”、“祝福”，从中也体现出了作者对绿的“敬重之爱”!
一片绿叶，一枝常春藤，其实就是这个“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是我的绿友，是阳光的孩子。绿色是多宝贵的啊!
当作者第一次遇到鲜艳的绿色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喜悦。作者的脑海里因此便出现了“囚绿”的念头。可是，他的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虽然常春藤能够在房间里舒展着柔软的枝条。作者能够细细地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这其实的确是一种享受。可是，当常春藤在房间里渐渐伸长的时候，你可曾有没有想过，它不能像这阳光伸张的不快。
不过，当作者发现它慢慢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变成细瘦，变成娇弱的样子时，作者变为自己的过失感到难过。于是，作者便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他也恼怒常春藤的固执、无亲热。
当他下定决心放走“绿”的时候，它的心中产生了一丝丝的祝福之情，它也怀着美好的心情，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作者离开北平一年后，它的心，却依然怀念着他的圆窗和绿友。并且，它还期望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与它们在见一次面。
《囚绿记》读书笔记5人人往往喜欢囚住别人，可他却忘记了是谁真正被囚禁了。天地万物其实是平等的，只是人往往起主谋或主导作用。其本质都有一样的向往、追求、执着。可人类还略低一些，因为一般取决于思想冲突，矛盾的促使，往往会改变本质。使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陆蠡的《囚绿记》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一个迷恋绿色的人，视它为生命、希望、安慰、快乐。疲累于灰暗的都市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怀念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更是为了它住进了简陋的公寓。因为外面长着常春藤，喜欢这片绿影。
被囚禁的公主篇3
“铁面人”的秘密在几百年里扼杀了无数史学家的脑细胞，也赋予了许多艺术家以无穷的想象力，更勾起了众多普通人的好奇心：“铁面人”到底是谁?他犯了什么罪?他的容貌究竟为何难见天日?
身份尊贵的神秘囚犯
最早在文字中提到“铁面人”的，是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1661年，圣玛格丽特岛上的一座城堡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是一个身材颀长、举止典雅的年轻人。之所以说他是特殊的客人，是因为他的头上罩着一个特制的铁皮面罩，无论是在其被秘密押解的途中，还是在被囚禁期间，他头上的铁皮面罩都被严令禁止摘掉。1703年，这个在监狱中度过了大半生的神秘人突然死去，当晚便被葬在圣保罗教区。随着他的神秘离世，他原本神秘的身世似乎也更加神秘了。不过， “铁面人”的神秘色彩还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识其真面目，更富传奇性的是作为囚犯的“铁面人”却似乎身份尊贵。伏尔泰写道：“一个叫圣马尔斯的深为当局信任的军官，即皮涅罗尔的军区司令，亦即1690年被任命为巴士底狱典狱长的那个人，到圣玛格丽特岛上把他领出，然后把他带到巴士底狱。这个囚犯始终戴着面罩。他被递解之前，国防大臣卢瓦侯爵到岛上看他，站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和他讲话。这个无名氏被带到巴士底狱以后，人们尽可能把他的住宿安排得非常舒适妥贴。他要什么从未遭到拒绝，他最喜欢异常精美的衬衣和花边，他常常弹奏吉他。为他做的是头等饭菜。连典狱长也很少在他面前坐下。巴士底狱里有位老医生(原是黎塞留的私人医生)，常常替这个神秘人物看病。他说他虽然常常检查他的舌头和身体其他部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他身材优美，令人赞赏。皮肤略带棕色。仅仅是他的声调就使人感到有趣。他对自己的处境从无怨言。至于他可能是什么人，他自己一点也不让人知道。”而在伏尔泰的记述之前，一位皇家成员的书信也证实了这个“铁面人”的存在。1711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的第二个妻子帕拉坦公主在给她姑母的一封信中谈到，这名罪犯在狱中所受的待遇非常好，只是有两名奉命时刻站在他的身旁，如果他卸下面罩，就杀死他。而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戴着一副铁制的面罩，即使吃饭、睡觉，也没有卸下来过，甚至他死后还戴着这面罩。
衣着华丽，举止典雅，虽然身陷囹圄却又受到特殊礼遇，除了面罩不能摘掉、不能向他人透露真实身份外，这个“铁面人”在监狱中其实仍然过着贵族的生活。这样看来，“铁面罩”似乎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戒备：发出指令的路易十四似乎很怕世人看到“铁面人”的容貌。可是出于某种原因，大名鼎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又不敢或不愿杀掉他，因此只能以让他戴着铁面罩的方式来幽禁他。
艺术家们的“铁面”传说
被拘禁的谜一样的高贵男子，实在是艺术作品的好题材。根据各种各样的传说，人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铁面人”的身影，又从不同版本的电影里看到了“铁面人”的不同形象。
人们最早是在大仲马那本著名的《布拉热洛纳子爵》 (《达尔大尼央三部曲》的第三部)中认识了他，在银幕上则先后由两代美男子阿兰・德隆和里奥纳多塑造了铁面人的形象。
铁面人的故事在小说和电影中是很不相同的。在大仲马笔下，三个火之一的阿拉宓斯秘密从巴士底狱救出了被其母囚禁的路易十四的孪兄菲力普，并设计让他代替路易十四成为国王并把路易十四关入巴士底狱。但一昼夜后，火队长达尔大尼央识破了阿拉宓斯的计谋，他帮助路易十四坐回王位，而菲力普则重新被监禁，并且脸上永远蒙上了一层面罩。
而在阿兰・德隆版的影片《铁面人》中，菲力普刚出生就被盗出王宫，成为野心家期望控制法国的工具。后来当路易十四知道他还活着时，就派财政大臣富凯将他囚禁在圣玛格丽特岛上。后来内政大臣科尔伯和达尔大尼央因不满路易十四的荒淫无度，便设计救出菲力普。经过化装的菲力普在宫廷舞会上假冒路易十四成为国王，而真正的路易十四却被戴上铁面罩，囚禁终生。
不过再版的《铁面人》里剧情又有了改变。在这个故事里，他又成了我们可怜的达尔大尼央队长的私生子，最后这位可敬的队长为了他的菲力普牺牲了，而那位真正的路易十四又如上一部般被戴上了铁面罩，囚禁终生。
尽管电影和小说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有过一个戴面罩的犯人，已是确凿无疑的。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结论迥异的各种假说
由于有关“铁面人”的资料留下的实在过少，包括“铁面人”自己在内的为数不多的知情者，都严格遵守国王的命令，死守这不能说出的秘密，使得后人的探寻推证困难重重，结论也就各不相同了。
第一种说法：19世纪末，安娜・维格曼大胆假设囚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作者主张查理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死在断头台上，一个忠于王室的人代他受了刑。后来查理采到法国变成了路易十四的阶下囚。但令人不解的是，路易十四为什么要把死里逃生的查理关起来呢?戴面罩的犯人既于1703年死去，如果是查理的话，就应该是103岁了，他能这样长寿吗?
第二种说法：1934年，维乐那多在《王后的医生》一书中断定犯人是法官兼警察头子拉雷尼。他的叔叔名叫帕・科齐涅，是著名外科医生，在宫廷中为路易十三的妻子安娜服务。路易十三死后科齐涅解剖其尸体，发现死者并不是路易十四的父亲。科齐涅将这一秘密告诉了拉雷尼。后来宫廷为了防止这一丑闻传开，拉雷尼就成了终身囚犯。然而，后来查明科齐涅就任宫廷医生时(1644年)路易十三已死去一年了，故不可能有解剖尸体之说。而拉雷尼是1680年在故乡善终的。
第三种说法：从人们对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父子关系的怀疑中，有人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戴面罩的人正是路易十四的生父。路易十三和王后安娜婚后不和长期分居，后经担任首相的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从中调解，重归于好。但此时安娜在与一位贵族情人的交往中已身怀六甲，不久即生下了路易十四。为了掩盖秘密，安娜的情人、路易十四的生父只得流落他乡。路易十四登基后，其生父偷偷返回向儿子乞求赏赐。路易十四既怕丑闻暴露
又不忍心加害生父，于是就有了一个戴面罩的终身囚徒。这一说法显然无法解释下面一个事实：据监狱的犯人登记簿记载，戴面罩的人于1703年11月19日突然死去时，是一个45岁左右的中年人。而这一年路易十四已65岁，那么他的生父又该多大了呢?
第四种说法：1970年，法国记者波・让・阿列斯出版了《铁面罩――最后揭开的一个谜》一书。他运用大量材料论证了上一世纪就出现的一个观点：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富凯是戴面罩的囚犯。富凯曾是路易十四的宠臣，1661年他因侵吞公款罪被捕入狱。路易十四主张将他处死，但法院却判他终身流放，被关进皮涅罗尔城堡。据当局宣布，富凯于1680年3月23日突然死去。他的尸体未交其亲属而由当局秘密处理了。阿列斯认为，死者并不是富凯，而是他的仆人爱斯塔斯・多热，而富凯则在面罩掩盖下活着。关于铁面罩的传闻恰好是在富凯“死”时(1680年)开始的。但是，1703年时富凯应该已老态龙钟，而戴面罩的人却是个中年人。
也有人认为，蒙面囚犯是意大利曼图昂公国的国务秘书马基欧里。1678年，他奉命参加法国政府购买公爵位于卡萨莱要塞的秘密谈判时，因将秘密泄露给了某些外国朝臣，使所签订的协议失效。路易十四感到受了愚弄，下令暗中将他劫持、投入监狱。据说马基欧里是按照意大利的习俗自愿戴上面罩的。但这一猜想也被一些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的人所否定。
另外还有几个人也位列被推测出的假说中：
莫里哀：著名演员和剧作家。他因肺病死于1673年。但是有一种看法认为莫里哀死于演出的舞台上是炮制出来的，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剧作冒犯了宗教狂热分子，便被投入监狱戴上面罩。
蒙茅斯公爵：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情妇露西・沃尔特的私生子。1685年，因领导一场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未成功的叛乱而被捕入狱。传说因为蒙茅斯公爵是詹姆斯二世的侄子，国王不愿将他处死，于是便另外找了一个替身。于是，真正的蒙茅斯公爵就戴着铁面罩在狱中度过余生。
纳波：在法国宫廷中获得宠幸的黑人侏儒，涉嫌与国王路易十四的妻子奥地利的玛丽有暧昧关系。传说在王后生下了他的孩子之后，他被投入监狱。为掩盖丑闻，国王暗中要回了孩子予以抚养，而纳波则一直在狱中戴着铁面罩。
德・韦芒多伊伯爵：路易十四的私生子。韦芒多伊于1683年1 6岁那年死于天花，死时他父亲正好出征在外，这些都有文献记载。但是18世纪时有些人相信，他根本就没有死，而是被暗地里投入监狱，戴上铁面罩。
多热：这一观点从法国大革命后就开始流传。法国科学院院士莫・潘约里1965年出版《铁面罩》一书也如此认为。多热的父亲是前首相黎塞留的侍从，知道许多王室丑闻。多热本人是近卫军中尉，他因在王宫中杀死了一个15岁的听差而被捕。
努力让神秘走向真实
在众多的结论中，哪一个最接近真实?人们始终难以判断。不过，当有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铁面人”被埋葬时的名字“厄斯塔什・杜齐埃”时，似乎真实离人们稍近了一步。因为当时在巴士底狱结束生命的人都是以假名埋葬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铁面人”被刻在公墓上的这个名字应该不是真的。不过，后来一位历史学家循着古文献，发现在路易十四的卫队军官中确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厄斯塔什・杜齐埃”。他有出生记录，但不知何故没有死亡记录，而且他的情况从1668年起就不清楚了，而1668年和“铁面人”进入监狱的年份也比较接近。
被囚禁的公主篇4
[关键词]空间焦虑；故乡话语；囚牢模式；阻隔模式；流寓者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15）05-0094-07
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故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言说立足点。故乡是鲁迅启蒙话语的观照和言说对象，也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确立和挣扎的空间、精神参照物，是鲁迅生命体验言说的出发点。它作为鲁迅体验与言说的中枢，辐射出鲁迅话语的基本语汇。于是，故乡成为鲁迅的核心话语点，围绕着这个核心，在不同层次和空间内部形成一种聚集力量，衍生出一个独具鲁迅气质的话语的场域，其中蕴含着鲁迅话语的言说实践和规则。显然，鲁迅的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背景或者稳定的空间意象，它的内部既凝聚和衍生着意象、主题、意志，又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话语的生成规则。在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中，空间焦虑内化为主要因子，支撑着故乡话语的成型，甚至决定着这一话语的走向。
鲁迅的小说中，主人公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域中。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说：“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李欧梵不但注意到鲁迅对于空间的关注，也指出鲁迅作品中的空间建构是以他的故乡为模本的。鲁镇、S城、未庄、平桥村、咸亨酒店、一石居、茶馆、社庙、土谷祠……当我们将这些地理空间并置的时候，凸显出的正是鲁迅话语的一个现实观照点：故乡。鲁迅小说的展开几乎统统依赖于这个以故乡为原型的世界。这是鲁迅故乡话语的初步生成，即作为原型存在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它作为小说主人公们的活动背景存在，是鲁迅作品情境建构的出发之处。
鲁迅以密集的空间概念建构了原型故乡的同时，又赋予故乡以内核性的人格，诸如畸形、荒凉、冷漠、残忍、阴暗，生活其间的民众掣于“吃人、观赏吃人、被人吃”的网罗不能自拔，也不自知。这一生存网罗即是故乡自身的人格和生命特质，其实质正是故乡民众的群体性人格。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故乡因为内部众人的群体性人格叠加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人格，它以自身的生命质与内部主人公们并置为小说的言说对象，从而发出了自身的话语。鲁迅故乡话语的建构过程，实则也是故乡这一空间参与叙事与言说的过程。故乡如何以地理空间意象成为文化建构、价值体系建构的中心，又如何作为文化、价值参照实现言说者自我身份的确立，是本论文要探讨的问题。
故乡作为空间概念，有着自身的层次，它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是密布着权力关系和价值秩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人在空间的生存，成为鲁迅故乡话语的着力点。而其间触目惊心的是鲁迅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空间焦虑。即，人与生存空间（故乡）不能相容，不能和解的紧张关系。对空间焦虑的直接言说在鲁迅的小说中不胜枚举：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狂人日记》）
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明天》）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故乡》）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们，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疯子、吕纬甫、魏连殳，几乎无一例外地生存在这逼仄、气闷、秩序环绕、人情冷漠的世界里，时时感受到来自这一空间的威逼和压迫。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安和焦灼感。鲁迅的关注点始终在这些封闭空间内部主人公面临的焦虑。这一以焦虑为核心的关系结构和感受结构就是鲁迅故乡话语的精神本质，也是故乡从地理意象上升到群体性人格象征的内在话语机制，并且暗示着鲁迅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方式。
一、整体上的“囚牢”模式
鲁镇之于祥林嫂、未庄之于阿Q、吉光屯之于疯子、咸亨酒店之于孔乙己、S城和寒石山之于魏连殳……都是一种围困力量。不管物理空间如何转移和置换，始终没有摆脱这一逼人的“囚牢”模式。在这种人与故乡空间的关系中，空间是先在而主动的，人是被动的；空间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是被评判和规约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众人的调笑中沦为笑料，祥林嫂是鲁镇人注视中的“陈旧的”，疯子和狂人更是被真实地囚禁在祖屋和社庙里……他们始终处于以囚牢形式出现的空间里，被围困而无力挣脱。故乡就是通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囚禁实现对于内部人众的虐杀。这些小说的内部，都传递出黑暗、冷漠、残杀、耻笑、死亡、孤独等体验，糅合的焦灼感在文本中发酵、繁衍、变形、演化。正是这种内在的空间焦虑的影响，故乡在言说过程中演化为鬼域：故乡一社会空间（等级、秩序和文化空间）一牢笼一地狱，通过焦虑情绪的传递，以一系列空间意象的相互置换完成空间概念和空间性质的相互指涉，最终使故乡与鬼域成为同质同构的空间概念。
鲁迅的故乡话语内部，首先突出的是实有的空间，鲁镇、未庄、S城、社庙、祖屋、酒馆、山村、土谷祠，甚至花轿、坟、棺材，鲁迅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充满桎梏感的意象，以这些具体而封闭的空间营造出逼仄的“无法呼吸”“艰于呼吸视听”的空间感受，正是这种逼仄产生的焦灼感，将实有意象不断置换为感知意象，从而将具体空间意象变形化，无数涌现的空间意象以一种内在的同质――焦虑――无限推演下去，衍射至不同权力控制的空间内部，渐次演化成了“高墙上四角的天空”“铁屋子”“地狱”“非人间”“无物之阵”“独头茧”“人肉筵宴的厨房”，甚至“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至此，实有的空间意象经由感知意象的中介，进入到以囚牢为形式、以吃人为内质的象征性意象。从空间对人的囚禁，最后到空间对人的虐杀和吞噬。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意象的置换完成的。这一话语规则是：故乡=地理空间=社会/秩序空间=牢笼=吞噬/吃人=地狱。而从实有的空间意象到感知意象，再到象征意象的转换契机，正是空间焦虑。在这种言说规则中，空间焦虑内化为叙事的主要因子，故乡经由这一因子的内在运作，最终变成鬼域。这一内核性质的感受结构成为故乡与鬼域之间转换的核心规则，并支撑起故乡的生存、文化景观。
故乡的囚牢本质和无形杀伤力作为故乡话语的显在层面，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呈现出来的话语，是将故乡作为启蒙对象的空间想象与空间重建。鬼域故乡的建构与启蒙话语的建构是同步的。我们注意到，鬼域故乡的言说者为空间之外的人，他是冷眼旁观者，也是故乡的异己者。即叙事者与故乡的对话关系中潜藏着一个“文明世界”（理想世界）作为参照，故乡成为鲁迅话语中的“他者”。叙事者与其所在空间的距离感使得他建构的这个众鬼喧嚣的空间成了与他异质的存在，启蒙话语正是经由这异质性提供的言说角度进入到故乡话语系统中。
在“我”这一带有启蒙者眼光的归乡者不出现的文本中，唯有狂人、疯子和夏瑜这种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叛逆者，能够跳出生存的空间看到故乡的囚牢性。狂人和疯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以他们的非常态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故乡话语内部打开非常规的感受维度。这种观察视角和感受维度是故乡自身无法自发出现的。因为故乡话语背后，是文化范式的规约。狂人和疯子的疯言疯语正是以打破规约的方式撕开这密闭的空间的一角，他们不断警示着人们存在场域里的危险性。夏瑜更是对阿义说“可怜”，他们都因为反常规性而获得与故乡的距离，而同时，狂人被关在祖屋里，疯子被关在社庙里，夏瑜被关在大牢中。他们的身份特征使他们在体验世界里将故乡与监牢这两个意象进行并置。从这个层面看，囚禁意象的设置就具有对故乡整体的象征意义。主人公因为疯癫或者叛逆而获得即使身在故乡也并不属于这一空间的特点，鲁迅反复将这“不在场”身份与囚牢意象并置，实则将囚牢模式的发现纳入到启蒙话语的框架之下，于是，囚牢意象不仅仅是故事事件的呈现，而且是作为一种感受结构去进行意象之外的故乡人格的想象和故乡话语的建构。
二、内部的阻隔模式
如果说囚禁是从叙事者的启蒙观照中生成的故乡话语，那么对于故乡这一“囚牢”的在场者（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而言，故乡又呈现出不同的意味，这一层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感受结构是阻隔，其内核是被拒斥感。焦虑不仅仅是来自空间的压迫，还来自于人无法进入空间内部，与空间始终隔膜。鲁迅故乡话语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一阻隔模式推动的。《祝福》里祥林嫂的故事对于叙事者“我”来说，是“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由这种整体观照的角度，祥林嫂的一生是被囚禁、被围困的一生。然而推动着这些断片构成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却是由祥林嫂的角度感知到的阻隔以及祥林嫂想要冲破阻隔进入到这个空间的努力。《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呈现出的阻隔是以曲尺形的柜台将人群分割开来，对于内部的众人而言，取笑孔乙己，成为他们联合一气的途径，他们借此获得一种稳定的团体感或者安全感。孔乙己难堪的失语状态说明他与鲁镇文化空间的疏离。“穿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则意味着他在任何空间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远游离于空间之外的焦虑成为孔乙己身上的标签。
如果说从叙事者的角度，以“囚牢”模式展示了故乡在话语中如何变成鬼境，那么，在这个话语层面上，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故乡内部的人如何变成鬼卒。其内在的话语运作机制是空间焦虑迫使下的人的本能挣扎。这种焦虑的运作过程体现的是无数的个人拼死向着群体靠拢。于是，这一层面上的故乡话语沿着这一规律言说和深入：乡民=空间中的人=认同秩序和规则的人=被空间驯化的人（被吃者）=排斥秩序之外的人（吃人者）=鬼众。
以《祝福》为例，祥林嫂的一生浓缩在几个空间之中：鲁镇（初到）、贺家ィū黄雀募蓿、鲁镇（被看、被嘲笑）、阴间（想象与恐惧）。初到鲁镇，地理空间就在四叔的皱眉中成为文化、秩序空间，她做的唯一的努力就是拼命干活以获得认可，进入到这个空间内部；贺家ナ恰吧钌揭ァ保象征着空间的隔绝，祥林嫂由改嫁被隔绝在鲁镇社会空间之外，她以死抵抗的心理动因，其实正是她对于所在的社会空间秩序的认同和恐惧；阿毛被狼吃，将她再次送到鲁镇，阿毛的被吃，正是祥林嫂被吃的隐喻，而祥林嫂看到的却不是这个空间的吞噬性，她以不断重复阿毛的故事来获得这个空间的同情和接纳。即便这个空间以注视、鉴赏、嘲笑甚至防备形成密不透风而无法打破的囚牢，她所做的努力也仍旧是捐门槛以期得到救赎，重新获得鲁镇人的接纳。祥林嫂自始至终感受到的，都是阻隔，而不是囚禁，她的所有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空间内的立足之地，而从未想过冲破这个囚牢。
同样，那个虽然满口“之乎者也”却拼命想要与人交流的孔乙己，希望短衣帮对他接纳，结果却是“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那“排出九文大钱”的孔乙己则是以这样“阔绰”的一个举动，想要进入穿长衫的群体。同理，阿Q渴望姓赵、欺负小尼姑，也都有一种打破阻隔，期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意愿，也因此，他的革命梦想不是打破铁屋子，冲决出去，获得新生，而是意味深长的“同去同去”，他要的不是“去”，而是“同”。可以说，阿Q的所有生存意志都是进入而不是逃出秩序空间。
被囚禁的公主篇5
数据显示，美国近年羁押囚犯的开支不但没有与犯人数量的上升同步，反而在不停地减少。1980至2013年间监狱犯人的数量增加了343%，政府2010年花在囚犯上的预算为485亿美元，反而比2009年减少了5.6%。犯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饭菜质量粗劣，提供的热量不够消耗，而每天要干的活却有增无减。
监狱虽然与社会脱节，但是也存在着地下市场。用香烟作为“货币”早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军事监狱中就已经盛行，香烟在监狱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某个时间。一名关押了多年的囚犯说，包括邮票和信封在内的许多东西在美国监狱中都充当过“货币”，但香烟一直最受欢迎。
大多数犯人都有吸烟的嗜好，而监狱中又不容易合法地获得香烟，实用性和稀缺性使这种商品显得弥足珍贵。尽管囚犯们依然对于香烟有着各种难以抑制的渴望，但生存的本能压倒了嗜好。在多个州的监狱中，犯人们不再沉迷于对人有害的香烟，而是更喜欢用方便面作为货币。
迈克尔・吉普森-赖特是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院的一位博士生，他近日在美国社科协会（ASA）的年会上了自己对美国监狱中的一般等价物进行研究的论文。
赖特得知，为了减少管理开支，一些私营监狱调整了犯人的待遇。他研究的监狱从2000年起采用一种新的售货机提供食物，每顿饭的价格由2美元减到1.25美元。这种变化使伙食的分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每天的三顿热饭改成每天两顿热饭和一顿冷餐（两块面包和一小包炸薯条），作为休息日的周末仅提供两顿饭，难以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
这位博士生采访的囚犯和工作人员都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监狱提供的饭食数量和质量一直在“稳定下降”。有的犯人为了吃饱，会把几顿饭攒到一起再吃。赖特指出，由于对监狱伙食分量少又不好吃极不满意，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能量来源，方便面以其廉价、可口、高热量、饱腹感强等优势在狱中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价值也顺势走高，成为地下经济中最受欢迎的“新流通货”。
对于囚犯来说，方便面决定了存活，这种食物虽然不是很健康，但热量充足。加上它又不是违禁品，有亲友接济的犯人可以合法从小卖部中买到，因此很快就成了监狱里的“钱”。用方便面换东西已成为监狱里的新“时尚”。换取的物品包括其他食物、衣服和卫生用品，还能用它来让别人为自己洗衣服和整理床铺等，甚至还被某些囚犯用作打牌或进行体育比赛押注的筹码。有的囚犯算过一笔账：小卖部里6包方便面只卖0.59美元，但在监狱里却能换得一套保暖内衣，要知道同样的内衣在外面可卖到11.3美元。监狱中的犯人甚至为方便面设置了“汤”（Soup）这样一个专门的“暗号”。囚犯之间交流时就会说：“帮我办个事吧？”“给几个‘汤’？”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削减预算是一个大的方向。哪怕没有了私营监狱，公立监狱里的犯人也未必就能有足够的拨款来吃饭。因此，方便面作为美国监狱的“货币”的使命，或许还将存续很长一段时间。赖特警告说，这个趋势可能会有严重后果，呼吁就食物减少对于囚犯意味着什么展开更多调查。
赖特在报告中指出，监狱内的“货币”不是会轻易或频繁变换的，即便在监狱的地下经济中也是如此。美国监狱中这种货币行为的突然改变可能有着深刻的背景，暴露出了美国监狱管理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
弃用私营监狱 前景不容乐观
就在美国监狱伙食差致使方便面取代香烟成为抢手货这一消息曝出后，美国司法部8月25日宣布了将在联邦体系中逐步停用私营监狱的决定，采取的具体方式是政府不再与私营监狱承包商续约，最终彻底弃用私营监狱。在美国，相当一部分监狱是私营的。监狱的设施建设和运营由私人企业负责，联邦或者州政府则按照囚犯的人头数付钱。
由于美国司法体系存在强制性最低量刑法和重罪加长刑期法的规定，1980年至2000年间，美国监狱在押犯人数由32万激增到200万，绝大多数被关押在公共监狱里。因为囚犯人数增长过快，导致公共监狱设施难以满足关押需要，美国联邦监狱局自1997年起与私营矫正机构合作，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在私人监狱关押囚犯。兴建私营监狱，不仅解决了公共监狱人满为患难题，还能利用囚犯劳务营利，形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产业。
然而因管理混乱、虐待囚犯、暴力等事件层出不穷，营利性质的私营监狱在美国一直备受诟病。美国司法部前不久公布了一份审计报告，批评私营监狱体系的管理和安保存在诸多漏洞，达不到公共监狱的水平。一些人权机构和司法专家认为，私营监狱为了盈利，往往把成本转嫁到被拘禁者身上，变相剥削犯人劳动力。与此同时，越狱逃跑和非法买卖等事件较之公共监狱更为频繁。
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个例子，从侧面说明私营监狱是如何对待犯人的。在巴基斯坦，艾哈迈德・阿弗扎尔和他的两个兄弟靠生产囚衣、囚犯内衣以及防自杀工作服等发了大财，而他们的客户就是美国私营监狱。“因为美国坐牢的人好多好多，客户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所以我们的生意好极了。”阿弗扎尔介绍说，“我们还有防自杀毯子，专给那些有自杀倾向的犯人准备的。最昂贵的东西是‘完全约束床’，每张3000美元。此外，竟然还有一种捂住犯人嘴的用品，防止犯人向狱警吐口水。”
被囚禁的公主篇6
从上空俯瞰,岛上绿树丛生,犹如一块绿色宝石,格外耀眼。但天使岛的历史并未如名字和景色般美丽,它曾是虐待、拷问和关押华人的场所,它记录了华人屈辱和血泪的历史。
天使岛与华人渊源
时光倒流至1775年,一位西班牙航海者阿雅拉在湾区停泊,发现并命名了“天使岛”。美国内战时期,军队曾在这里安营扎寨,保护旧金山湾。到1900年，这里成了陆军麦多维尔要塞,有不少从美西战争沙场归来的士兵曾在这里滞留。1910年天使岛上移民营设立,企望从这里进入美国的人,大多来自亚洲,华人居多数。
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主任郭为婉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最早的中国移民在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淘金”,他们还从事渔业、开垦荒地或修建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等工作。到19世纪80年代,加州华人人口超过13万,为加州总人口的10%。华人勤俭耐劳,受到各行各业的欢迎,但因而也被认为抢了白人的饭碗。
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1904年,国会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法案的实施期。到了20世纪20年代,加州华人只剩下60000多人,足足减少了一半。
天使岛毗邻旧金山湾,但又孤立于海港,不直接连接陆地,因此其地理位置对美国移民局而言相当理想。移民站主要的设备就是拘留所,用来监管当时被拘留者,除此之外还有个码头,提供通过检查的移民渡轮抵达美国大陆。
1910年,“天使岛”开始用来囚禁那些试图进入美国的华人,此后30年间,天使岛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移民进入美国的门户。据统计,大约有17.5万名中国人曾先后被关押在这里。
囚中非人境遇
1978年,天使岛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移民历史的石碑,上面记录华裔移民的一曲悲歌:“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勤劳善良的华裔移民,心怀摆脱贫困、开创新生的憧憬,远涉重洋,经过40多天的航程才能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却被关押在一座孤岛的木屋中,等候漫长的审查。
郭为婉介绍,那时候华人到岸后,移民局将他们集中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仓库里,男女分隔审讯。华人在答复移民局问题时,稍有偏差,就会遭受被遣返的命运。后来被拘留的华人越来越多,美国移民当局便将审讯站迁至天使岛北侧，当华人抵达旧金山时,一律送往天使岛隔离。
来到岛上,第一关是检查身体。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这样写到:“初到时,我们来到羁留站大楼接受身体检查。医生要我们所有衣服。示众乃奇耻大辱,中国人从未这样在大庭广众中。他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白人的面前赤身。”
被羁押在异国他乡,心境痛苦可想而知。而关押移民的木屋设备更是简陋,一间面积有限的宿舍里,摆满了双层或三层床,最多时曾容纳120多人,一天八美分难以下咽的食物,木屋内有一个“开放式”的厕所,十多个马桶排成一列,中间没有门墙隔离。
有些妇女在如厕时,为了不让别人认出她们,就把购物纸袋套在头上。拘留所外墙上围着铁丝围,并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岗监视,防止华人外逃。
他们被严格盘问,甚至问到住房有几扇窗户;他们还严格检查,甚至遭到搜身,更有些被囚禁者因备受歧视,毫无希望的等待,而精神崩溃、悬梁自尽或削尖筷子自杀。
寄情诗歌诉屈辱
一些通晓诗词的人,在被囚期间将词句一句一句刻在墙上,宣泄无奈和痛苦。“木屋拘留几十天,所因墨例致牵连,可惜英雄无用武,只听音来策祖鞭。”另外一首诗讲述航行和囚禁的感受:“北游咸道乐悠悠,船中苦楚木楼愁。数次审查犹未了,太息同胞被逼留。”
也有诗词发泄了国弱民低的愤怒:“新客到美洲,必逮入木楼,俨如大犯样,在此经一秋,美国人不准,批消拨回头,船中波浪大,回国实堪忧,国弱我华人,苦叹不自由,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
拘留所的诗文超过150余首,每首都在诉说着当年被关押的华人悲愤的心情。1940年,美国政府决定废除天使岛上的移民站。没想到8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用来囚禁妇女和儿童的囚室,只剩下关押男囚的房屋和这些刻在墙壁的作品。同年11月初,天使岛在迎接最后200位移民之后,不再是拘留移民的“梦魇岛”。
二战过后,因为年久失修,天使岛上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1970年开始拆除拘留所。拆除前,岛上管理员夜间持手电筒巡视建筑时,偶然发现残破的拘留所墙壁上刻着的中文诗。
这一发现激发湾区亚裔居民建立了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历史顾问委员会,研究如何最妥善地保存移民拘留所。
古迹基金会成立
1976年7月,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州议会拨发了25万元来修复保护天使岛的拘留所,作为加州的历史遗迹。1983年,拘留所对公众开放,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历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创建了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用以继续保护这一遗址,并开展教育活动。
作为加州州立公园和国立公园的非赢利伙伴,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参与恢复移民拘留所的历史原貌。该基金会的宗旨包括了维护历史遗址和关于太平洋边缘移民在美国历史中作用的教育。
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在1997年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加州公园管理局、国家公园服务局和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三方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以共同合作保护和修复移民拘留所。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还成为国家历史保护联合会的合作伙伴。
1999年,移民拘留所被国家联合会命名为全美11个最濒危的历史遗址之一,并正式成为“保护美国国家财富”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国家联合会和白宫千禧年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和“保护美国国家财富”计划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吸引来第一夫人希拉里到此地视察,“保护美国国家财富”计划也为天使岛筹集了25万元捐款。2006年秋,天使岛移民拘留所被美国运通公司和国家联合会协作的“合作保护计划”评为湾区的25个历史景点之一,天使岛获得了第二高的选票,并收到了84000元资金用于修复。
天使岛近况
郭为婉介绍,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困境受到了加州和联邦政府的重视。
加州议会在1999年拨放了40万元用于景点建设,加州选民在2000年3月又通过了第12条民意提议,发放1500万元债券来维护州立公园。
此外,加州历史文化基金会在第40条民意提议的第一个周期中还奖给天使岛移民拘留所360万元,用于修复保护历史性的医院建筑和营房中说明性的展品。
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还获得了内政部50万元“保护美国国家财富”计划的基金,该经费将被用于保存墙上刻的诗。2005年,布什总统签署了修复和保护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法案,批准拨发至多为1500万元用于修复和保护工作。
除了景点的建设发展,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还参与了一些教育方案的制订。全国已经有数万的游客参观了一个详细记述天使岛历史故事的名为“通向金山之路”的旅游展览。
被囚禁的公主篇7
谢韬是少有的晚年重访秦城的当事人。对于多数曾经的秦城“住户”来说，由于在视线受限的状态下到来和惶然离开，他们往往对于这座自己长年栖身的监狱不辨方位。
外界对于秦城更知之甚少，没有能到达这里的公交车，纸质或网络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它成为燕山脚下和人们心中的一处隐秘之地。
秦城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它是苏维埃体制与人民民主权威的共同产儿。在以后的岁月中，它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座监所。和地处闹市的提篮桥或者半步桥监狱相比，秦城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时，像磁石一样不断吸附和激化着人们的想象力。它和当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名字相 联系，直接反射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像是一卷保留在北京郊外的巨大历史底片。
每当历史转身之际，有人走出秦城的大门，也就使底片的一部分曝光。人们发现，相比于外界的变动浮泛，监狱里的时空被浓缩，保存的记忆也更为真实。这个特殊的地点，吸附了真实可靠的思想和人性要素，构成时代真相的片断。
当一所监狱的众多住户与革命或政治纠葛，或被赋予了政治含义，这所监狱往往浓缩了这个国家的国史。在法国，是巴士底狱；在英国，是伦敦塔；在苏联，是内务部监狱苏哈诺夫卡，或者后来著名的“古拉格”；在旧中国，是提篮桥；建国后，则是秦城。
秦城与一系列著名或隐匿的名字相联系：胡风、李锐、谢韬、黄维、陈里宁、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刘仁、王光美、、等，以至晚近的、和。这些身份迥异而代际交替的住户，造就了这座共和国第一监狱显赫而复杂的品性。 穿越的住户
上世纪90年代开头的一天，一位红色后代、开国元帅的养女因为态度好，在秦城中调换到了一间位置较好的监房。她在监房墙壁上意外发现了一幅炭笔的女人图案。
这位红色后代为避嫌向管理者反映。尴尬的管理者透露，监房的先来者是“”成员。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这位红色后代，在她下放插队的青春岁月，未有机会与从上海工人一路造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亲炙，却在历史某个特殊拐点如此邂逅。
同样的情形15年后在一位商人身上发生，因涉嫌新型经济犯罪，他在被拘押半年后于2005年走出秦城，同日在报上看到了“、反革命集团”主犯于秦城监狱医院去世的消息，顿时有了“穿越”之感。
由于长期关押历次政治风潮中的重要犯人，秦城无疑会在当代史上扮演“穿越”角色。外界急遽变动之时，这里保存着历次政治事件中的“活化石”，不同年代的罪案和犯人在此处相遇，日渐作古的和集团成员，并非最后一批。
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医的，在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位置潦草写下十个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被任命为领导小组负责人。翌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她结手帕为环，自缢于卫生间。
此时，吴法宪、邱会作已刑满离开，尚在一言不发中度过囚禁岁月，将在数年后迎来出狱，则将在一年后病逝。“”这一灰色的破折号，被这些主人公的秦城岁月拉长，延伸到了一个迥异的时代。此后风生水起的贪腐官员群体，成为这里的主角，、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则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完成着与残余的、集团成员群体的角色嬗替。
而在十余年之前，、集团群体入住秦城之时，则与他们“”之中的迫害对象、庞大的“走资派”群体经历了历史性的换位。
1976年的秋天，慕名来中国参加革命却得罪、作为特务被投入狱中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听见逝世的哀乐后不久，发现中央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此后不久，又听见有个女人在附近尖叫哭泣，声音很熟悉：“噢，！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他认定这是。容纳她和九名同案犯的，正是出狱的“走资派”们空出的监舍。
在“”之中，为了监禁被打倒的“走资派”，秦城监狱在中央指示下进行了扩容。随着大批走资派的和战犯的特赦出狱变得空荡，等人后来可以一人住一个楼层。
作为两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上演了换房的剧目。因为在出国访问和“桃园经验”上过于抢镜而招致忌恨，王光美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被关入秦城，备受折磨却活到了出狱的时候。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获释，而一年零八个月以前，已经进入秦城受审。
更为吊诡的是，后的彭真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了在秦城进行的对于“、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法官席上的审判者，多为昨天挨整或系狱的“走资派”如冯基平、、江华等，还包括刘仁遗孀甘英这样的“夫人团”。
这种换位自然让无法接受。当她在被告席上发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的反抗，并要求法官集体回避时，她显然忘记了，同样的质问应该更早由法官席上的前囚徒发出，因此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彭真指示的驳回：如果答应的条件，全中国人民都需要集体回避，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曾受到“”的迫害。
法庭上的换位之外，更多的是高墙内的聚首：先前由“四条汉子”到“四根棍子”，在领袖扶持之下终究将论敌胡风推至万劫不复境地的文艺理论战线旗手周扬，于13年后步胡风后尘进入了秦城监狱，并在的文章中归为“一丘之貉”。同批系狱的尚有党内主流理论家吴晗、廖沫沙等人。
在京西宾馆当面下令逮捕原中共情报专家、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十几年后妻子郝治平来到潘汉年服刑的秦城监狱，其女罗点点奔走在和胡风妻子梅志同一条探监路上。
的秘书师哲、李锐、陈伯达和李一氓，曾相继入住秦城，师、李共同迎来了的秘书阎长贵，而陈伯达曾负责审查阎长贵案件。
“”不是政治穿越剧的唯一舞台。随着新中国的大幕拉开，剧情已经在开演。
1966年初，“年度第一号犯人”师哲从功德林监狱进入秦城之时，牵连他入狱的前国家副主席高岗已经埋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十余年。而建国之初第一桩政治大案“高岗、饶漱石联盟”另一主犯，上海原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饶漱石已在秦城度过多年岁月，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于第二年重新收监直至死于秦城。
在师哲受到组织审查的第一次谈话里，他被告知自己还与的问题有关。这意味着在领袖意图下，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已经和60年代的、刘景范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的事件归并在一起。数年后，在旧日跟随父亲钓鱼的秦城，女儿刘索拉见到了失讯五年的刘景范。
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犯忌，以追随、、周小舟“集团”罪名入狱，又由于曾任高岗秘书，与师哲的案件牵扯在一起。在康生直接操纵之下，一条连缀了建国后十余年间先后发生的高饶案件、案件和“小说”案件的链条编织成环，把一个庞大的西北出身的干部群体裹挟了进去，牵连万人。
建国初另外一宗“潘、扬集团”的主犯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亦押在秦城。由于潘汉年、扬帆与饶漱石在工作地域上的重合和职务往来，案发之初两宗案件已被合为一宗“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完成了这宗繁复无比的戏剧。
各色人等的角色换位和前仆后继，颇有眼花缭乱之嫌，他们的命运在秦城穿越交错，造就了变幻的政治风景。
阎长贵在北沙滩寓所回忆往事时说，“当时受陷害入狱，是大不幸，今天看来却又是大幸。不入秦城，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不会具有历史价值；不入秦城，以后就可能不自觉作为余孽成为‘第三种人’，在拨乱反正后被时代摒弃。”命运的吊诡，让他数十年后仍惊心后怕。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可能是对这种穿越感受最深的人。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的父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批示修建了秦城监狱。1967年，彭真被送入秦城监狱，妻子张洁清也一并入狱，下放劳动的傅洋不知父亲下落，直到1972年之后与姐姐一同前往秦城探望父母。1978年，彭真主持了在秦城监狱进行的对、集团成员的审判，傅洋也在那年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20余年后，成为法律事务所主任的傅洋，手下的著名律师高子程、李庄等常往返于秦城路上，为落马高官提供法律辩护和咨询。他百岁高龄的母亲，曾经的秦城房客，眼下在京城台基厂一座老房子里养病，墙上挂着逝世的父亲彭真的画像。
在傅洋心头，秦城是当代史线索上的一个绳结，历史在这里凝固，也需从此解开。 卡夫卡式的悖谬
负责修建秦城监狱的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冯基平，在“”中住进自己修建的秦城囚室后，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如果知道自己会进来，当时一定把它修建得好一些。”
“坐进自己人的监狱”，是冯基平和大批高干们完全无法预见的。竣工之初，秦城监狱的收容对象主要是在最近的国内战争中失利的战犯，如黄维、杜聿明、沈醉、文强等。
这些人在建国之后，就近关押于各地的战犯管理所，等待刑罚。其中有不少是中共胜利者们的同窗故交，更与大批的国民政府起义、投诚人士有着休戚关联。情感顾忌和统战考虑，使得在国内镇反的高潮中，惩办战争罪犯之锤长期悬置而未曾落下。
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完成之际，发表了对“宣统皇帝和康泽、胡风和饶漱石”这样的反革命“一个不杀”的讲话，改造取代了明确的刑罚，成为战犯们的出路。他们得以解脱于有“斩监候”之嫌的各地战犯管理所，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又在数年后迁入新落成的秦城。
这次“乔迁”之中，主体是战犯，“自己人”如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附带受益。先前的阶级敌人、战场上的生死对手，在这个特殊地点同领囚粮，消泯了阶级仇恨和胜败荣辱。
对于胡风来说，与二三十年前自己用笔做“匕首和投枪”挑战的对象们归于一类，在同一座监牢中改造反动思想，并由于“思想毒性强”无权参与集体学习，使得这位鲁迅的嫡传弟子面临了卡夫卡式的悖谬。
“卡夫卡现象”在“”中放大开去，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成为地处北京的这座监狱中的一个号码68171，是长陆定一在单人囚室里模仿京剧大花脸狂笑以保持面部活动能力，而他的妻子严慰冰则在咫尺相隔的囚室中互不知生死；是的女婿刘诗昆被勒令在狱中揭发叶帅的“通敌罪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勒令终日坐在囚床上不得躺卧不得放风，直至出狱才得到了丈夫“刘卫黄”在河南去世火化的消息。
这些高干住进秦城，并非因为犯有类似今天贪腐官员的刑事罪行，而是来自于政治逻辑的悖谬。战犯文强曾隔着窗户听到新来者啜泣，“我们革命一辈子，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阎长贵的入狱经历，颇能揭示“坐自己人牢房”的心态。他向警卫报告时称呼“同志”，遭到了对方的断然呵斥：“谁是你的同志！”这种被排斥的痛感，即使在出狱多年后仍会暗中绵延，使他至今拒绝再穿黑衣——囚衣的服色。 当欲望随权位幻象一起消弭，贪官们在这座依山傍水的监狱中，获得某种人性的复归。当初兴建时谁也不会想到，在当代国史上，这会是一座如此郁郁葱葱的监狱。
更早入狱的胡风，是在“”结束之后的生命最后几年，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同志”这两个字。回归之间，已是大半生代价。
十年之中，秦城先后关押了新中国的两位第一夫人、三位书记处书记暨国务院副总理、四位“”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56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很多中共高干们经历了从坐牢房到坐自己人监狱的轮回。
发出前述“卡夫卡式名言”的冯基平，解放前亦曾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数年，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狱友。薄、安等人于1935年经中央批准履行“悔过”手续出狱，因而在“”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冯当初虽未登报悔过，却仍旧一同入狱。遭受牵连的尚有彭真和陈伯达。
轮回的命运背后，潜伏着一以贯之的政治逻辑：出身与“前科”。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李锐，运动中在窑洞里遭遇“抢救”关押，后曾任秘书，又在“”中囚于秦城。同样出身的扬帆，在“整风”中因“特嫌”在新四军军部被押，主持审讯的潘汉年曾与其赋诗唱和，建国之后，二人又因为“特嫌”作为同案犯入狱。
从苏区肃反、到秦城监狱，其间有一条当事人难以隔断的红线。而在白区工作入狱的“前科”，又在这条红线上加上了粗大的绳结，最典型莫过于薄一波、丁玲、刘仁等人。
建国后风靡一时的小说《青春之歌》或《红岩》中，既有老虎凳和集体枪决这样的残虐，也有绣红旗、唱红歌和组织越狱这样振奋人心的情节。共产党人曾经口号相传“监狱是个大学校”，陈独秀也曾号召青年“出了监狱进研究室，出了研究室进监狱”。但在秦城，这一切只是传说。 抵抗孤独
《狱中二十年》里，旧俄罗斯的女“烧炭党人”妃格念尔与其女伴在监房放风的院子里散步，同伴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虫子，使妃格念尔对其品性的仁慈大为感慨。
这样的感人情形在秦城监狱里并不会出现。单独监禁的胡风，放风之时看到的只是自己头顶那一小片天空。偶然在砖缝中发现的一棵小草，使他欣喜过望，每日含一口水喷洒浇灌。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囚室里，陈独秀可以和午间前来探视的潘兰珍缱绻终日，看守难为情而提醒陈独秀注意风化。40年代后期的看守所里，左翼作家贾植芳可以和同牢难友们玩牌，和可以整天到院子里放风的女犯们隔窗搭话。60年代的秦城，长年单独监禁之后的路翎精神分裂，将自己天才的文学家头颅撞向坚硬的墙壁。
进入秦城，阎长贵发现，这和他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同。
单独囚禁，没有狱友。墙壁极厚，听不到邻舍的一点声音。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个打开随即关闭的送饭口以及墙壁高处的一个小气窗，气窗里只能看见天空。
没有书报，没有纸笔，没有放风。在“”后期可以放风的日子里，是在一个格子里单人放风，来去的路上也看不见任何人影。在这座大牢里，似乎只单单关着你一个犯人。
看守从不与犯人讲话。他们只用代号称呼犯人，甚至不知道犯人的名字，也不能让犯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与犯人聊天，他立即会被关禁闭。
由于秦城监审合一的体制，犯人相当于长期身处看守所，少有权利会见家属。阎长贵入狱之后，家属一直以为其失踪了。
一切的布置，是有意将犯人与人世完全隔离，切断所有的感觉来源，在这种地方，灵魂只是独自恐慌地膨胀起来，又孤单地收缩下去。没有“同志”，也没有人，连看守和审讯者都有意从犯人的世界里避开了。
提审是阎长贵的享受，他极力配合地延长自己的供述，以便和活人一起待上更多时间，但这样的提审也似乎被有意取消了。因为渴望与人说话，金敬迈故意扔鞋底砸坏灯泡，把前来训话的监管干部反锁在自己的牢房里，对孤独的恐惧胜过了狱规惩罚。“”之中，同囚秦城的夫妻包括彭真与张洁清、陆定一与严慰冰、潘汉年与董慧、饶漱石与前妻陆璀等人，此外尚有张东荪父子。直到1972年后允许子女探望，彭真夫妇才从儿女口中知道对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单人囚禁和监审合一，传承自苏维埃血统。恩格斯说过，单独囚禁是最残酷的刑罚，超过半年人就会疯狂。列宁也坐过沙俄的单身牢房。在沙皇统治末期，政治犯们发动斗争强迫沙俄取消了这一形式。囚犯们仍住着单间，但可以彼此往来，一同放风散步。
但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将过去的遭遇化为心得，监狱恢复了旧观。内务部的地下室监狱里幽禁着不见天日的未决犯。在苏联政权后期，普遍的单独监禁受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鞭挞。
秦城监狱的设计出自苏联工程师之手，是苏联援建156宗公开项目之外的一项秘密工程。它隔离式的囚室布局、监审合一的管理手段，都和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改良监狱”拉开了距离，显示出苏维埃独有的控制方式和惩戒心得。
对于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的医生们开出的最有效药方只是：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但这味药方却被严格控制。
秦城监狱的灯泡是彻夜不灭的。这也是从“老大哥”继承的传统。《古拉格群岛》记述，彻夜不灭的灯泡是上世纪20年代从苏联开始的新生事物，沙俄时代的囚犯们关灯睡觉。灯泡的炙烤没有将胡风的有毒思想彻底烘干，却使他产生触电自杀的念头。但他够不着这盏罩有铁丝网的灯泡。
由于规定睡觉时必须面朝窥视孔方向侧躺，便于看守监视，彭真在出狱后患上了左耳耳聋，以后的年代里一直戴着助听器。
无处不在却无法觉察的控制，与彻底孤独的一体两面，造就反抗者的精神分裂与崩溃。
在秦城监狱中，因单身囚禁而致精神分裂的人们，可以开具出一列首尾不相见的名单，包括饶漱石、刘仁、阿垅、路翎、扬帆、严慰冰等人。
从秦城中走出之后，精神梦魇的阴影仍旧跟随着幸存者。哲学家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走出秦城之初经常扮演一个人的戏剧：时而是审判员，横眉怒目；时而是犯人，可怜又无奈。扬帆出狱后相信大脑中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可以直接接收来自的信息，以至于不认妻女。
善于以孤独为手段摧毁别人心灵的人，自己对孤独的感觉并无两样。在服刑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我一个人——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抵抗孤独，保存自己作为一个人类标志的思维能力，成为本能的反应。被掠夺到极致的人性，正是在这里被强化起来。秦城监狱的囚犯们，在极度贫乏的条件下使用了五花八门的方法，来保存自己的头脑和语言能力。
李锐在咫尺见方的囚室中练习旱游，彭真则吊嗓子锻炼声带。胡风数年如一日在头脑中编织首尾韵脚相连的旧体诗，以此保存记忆和语言能力，留下了三部以春天为名的旧体诗集。
他的友人和同案犯绿原，则在相邻的监舍中以一本德文词典编撰德文文法。最初的日子，阎长贵发现了暖气片上的小孔，可以反复数点打发时间。以后他想到了头脑中的宋诗，这是他跟随关锋研究批判宋学时记住的。程颐、朱熹的几首诗词，在千百年后保护了他们的批判者。
“第一夫人”王光美由于被勒令长期坐在矮床上，只能数自己的头发打发时间，却仍旧遭到看守的严厉禁止。
到了“”后期，囚犯们可以看到《选集》，这本选集在被囚者手中无数次地翻阅，重要篇目倒背如流。师哲回忆在狱中做的一件惠及后来者的事是，用了几天时间，把监狱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包上书皮，以防损坏，并题写了书名。
囚犯们身心皈依的马列主义，作为狱中唯一的思想和人文资源，由此成为他们反思的开端。
李锐用治皮肤病的紫药水，在选集的空白处写下了脑子里吟咏的旧体诗，以后出版传世，命名为《龙胆紫集》，起手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的长篇追忆。阎长贵在狱中构思的最长一首诗，题材是毛著的《矛盾论》，几十年后在寓所中，他仍可流利地背诵。
这些凭借人类本能的记忆幸存下来的旧体诗，可说是秦城屋顶下窒息一切的孤独结出的稀有果实。更重要的成果，则成熟在走出秦城之后：
彭真主持了宪法和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党要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原则；
李锐在新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多年后出版了《李锐反左文选》和《庐山会议实录》，成为思想界的旗帜式人物；
阎长贵与当年的中央办事组成员、同押于秦城的王广宇合作，出版了《求史问信集》，从亲历和知情者出发，以学术态度研究“”史。
谢韬作为“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年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反思，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构想，引发知识界广泛反响。
这些，可以说是秦城给当代史的一份独特赠礼。 严酷的温情
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搬入秦城的胡风和潘汉年，每天可以得到一杯牛奶，相当于各地市直机关幼儿园儿童享受的待遇。
参与审判“”的法官王文正回忆，秦城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根据秦城管教干部何殿奎的回忆，最高级的204监区每间监房约达20多平方米，铺有地毯，设沙发床。犯人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菜肴里包括鱼翅、海参，配发柠檬茶和方糖等。享受这一待遇的犯人共15人，包括饶漱石、潘汉年等。
这种优待甚至引起了某种义愤。胡风出狱后聊起伙食，说有时看守会在肉上放一撮泥或一个死虫子，妻子梅志告诉他，外面是困难时期，“给你送饭的人当然有情绪”！
战犯是享受优待的主体。在前战犯管理所中，大员们为了一根萝卜失态争夺。到秦城之后相对于饥荒之中的人民吃得更好，促成其交心忏悔。改造成功的战犯们分批获释，即使像黄维这样“郎心似铁”的顽固军人、总裁门生，也渐次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而追求新生，最终在昔日挚友墓前恸哭谢罪。
伙食之外，战犯们行动亦较为自由，可以在上监区行走，如遇劳动，还可到监狱外活动。劳动改造也是象征性的编帽圈之类。对于胡风、潘汉年这样的“自家犯人”，则无缘自由活动和集体学习，但尚无虐待情形。
监狱管理人员颇有人情味。1966年师哲走进这里，何殿奎每天叮嘱他散步，劝他做轻微劳动，并闲话家常。谈到在此关押犯人的是非，何殿奎并不认为师哲是反革命，只说是“国家的需要”。潘汉年释放之后，安置在秦城的家属区，何殿奎常陪他去水库钓鱼和小汤山散步。
“”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监狱实行军管，原来的干部和看守人员全部下放干校，对被关押的所谓“叛徒”“特务”“分子”，实行批斗式管理。温情由此转化为严酷，械具和耳光虐待、伙食克扣、放风洗浴取消和重体力劳动，让囚犯们体会到高墙内外“史无前例”的威力。
刘仁进入秦城时，交代要关死为止。刘仁死去之前，已经精神分裂、大小便失禁。
卫生部前副部长傅连，因吃不下霉变的窝头被断食，活活饿死。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身居6平方米斗室，被反铐40多天。冯基平则在狱中遭遇斜背铐，称为“苏秦背剑”。如此铐法，犯人气血凝固，腰背曲弯，时间稍长可致残废。
由于秦城监审合一的体制，犯人时常遭遇审讯，车轮战是常例，数十名军人轮班到监狱里审问犯人，夜以继日。
死于秦城者，还有前民盟首脑、后来却成为“美国特务”的哲学家张东荪。张东荪由中共友人变为特务的原因之一，据称是他在当的选举中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张本人病死秦城狱中，此前，张的次子和三子已先后自杀，长子张宗炳则在秦城的囚室里精神分裂。
单身监禁之下，一个人的缓慢死亡是完全无声的，不为外界和狱友所知，也没有留下尸骨的机会。饶漱石的亲属1975年来到秦城询问其骨灰下落，被告知全无线索。
事件后，秦城的气氛开始松动。1972年7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探视丈夫后给写信，反映丈夫遭受虐待。亲手发动了“”的，对此批示为“法西斯式审查”，要求一律废除。此后秦城的囚犯们重新得到了吃饱和睡好的待遇，逐渐重回“模范监狱”的正轨。
战犯们是“”风浪中的相对幸运者，“内外有别”的思路仍旧在延续。文强回忆，由于新住户增多，他们得以集体居住，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宽松。《秦城战犯改造纪实》记载一名战犯言论说，“相比于走资派，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确实，比起社会上受批斗的“黑五类”，战犯们身在“”中的秦城监狱，确算某种福分。以前的特赦人员中，竟有人要求再回秦城居住。但这里也自非战犯乐土， 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因病死亡的战犯有59名，大部分与生活、治疗条件有关。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出狱。而“走资派”大多等不到真正的判决和刑期，许多人直到“”过去，一直是未决犯。一直到出狱，彭真和薄一波都没有正式的罪名，只是隔离审查。
对于“”后接替入住的、集团成员，秦城亦延续着某种程度上的优待。在狱中同样可以喝到牛奶、吃到水果，女看管人员对其执行着骂不还口的政策。出于打发时间，在狱中唯一从事的体力劳动是做布娃娃。
到上世纪90年代那位元帅养女入狱时，这种温情传统仍旧保留了下来。进入监区时下雨，管理人员以伞为她遮雨而自己暴露雨中。监管人员常进入监房，与其拉家常，只是不涉及案情。洗澡之时，女监管员耐心地守候门外与其聊天，并且不提到“牢房”字眼。
监狱卫生所里的女护士美丽而温柔，技术熟练，能够准确地找到她细弱的脉管。除了孤独，这所监狱似乎成了她记忆中意外的温情之所。女看管对她说：“你现在关在这里，以后却可能是科学家或部长。”
严酷的温情，大约是秦城从诞生起难以摆脱的性格悖论。到新世纪开端，秦城成为落马高官的共同归宿，按级别给予的生活优待，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下来。
但这里同样也是注射死刑之地，和高官们避之不及之所。作为一座社会主义的高级别模范监狱，严峻与温情，正是其惩罚与改造功用的两面，不可或缺。 军都山下
1983年6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以改变原来的监审合一体制，健全司法体系。
秦城监狱似乎面临身份之疑。无人预料，数年后它会成为中国落马高官的集体归宿。
由于直属公安部的级别和就近审理之便，中国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皆集中到秦城监狱受审或服刑。据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消息，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中国因违纪政纪受到处分的省部级官员达465人，其中90余名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
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绝大部分人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包括两位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土资源部原部长，贵州原省委书记，公安部原副部长等。
在普通犯人心目中，进入秦城意味着一种殊遇。不少人得知自己身处秦城的第一反应是“这么有名的地方，我也来了”。
在被处决前的一次与检察官的对话中，说，“这几天我听着监狱窗外布谷鸟的鸣叫，想起了我远在广西深山的故乡。”当欲望随权位幻象一起消弭，贪官们在这座依山傍水的监狱中，获得某种人性的复归。
进入新时期，高官群体之外，秦城也接收了一批新型经济犯罪人员。
当1996年出狱之时，秦城监狱的一个时代似乎终成过去。2005年，20余年不开口的因癌症去世，留给历史一段巨大的、并非毫无意义的沉默。秦城作为政治地标的属性开始消弭。
2005年李敖访问大陆，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说，眼下他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他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实际上，政治犯这一名目，并未出现在大陆的法律体系条文中。原有的反革命罪，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中删除，被颠覆国家政权等罪条代替。
走出秦城的人们，用各种回忆录刻画着那口“历史的保险柜”的内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这些当事人和外界的芸芸众生一样，对这座著名监狱的具体方位语焉不详。然而，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提到了一个词：郁郁葱葱。
这是秦城监狱中能够看到的军都山背景。据公安部老干部姚伦回忆，选址于此，“要有水、风景宜人，利于改造”，当初可谓踏破群山，苦心颇著。
如今，当年燕山山麓喷涌的泉水早已干涸，似乎这座大型监狱的进驻，透支了地力。后山的采石场，曾因炸山飞石事件与监狱发生纠纷，在因奥运会关闭两年后又悄然开工，记者于2013年春天前往探访时，看到山体在又一轮开采中形成的巨大穹窿。而这些石材的需求，相当一部分来自扩张中的“公安部秦城基地”。
除了秦城监狱之外，基地尚有多个代号的研究所和家属院等，形成庞大的建筑群。
被囚禁的公主篇8
踏上小岛之前，你想想，这里曾经入住的“岛民”有芝加哥“教父”卡邦、天赋异禀对鸟类极有研究的杀人犯“鸟人”斯特劳德和冷血的“机关枪”杀手凯利等等美国史上最嗜血的罪犯，是否会觉得不寒而栗？
小岛面积不过0.0763平方公里，四面峭壁深水，联外交通不易，因而被美国政府选为监狱建地。恶魔岛联邦监狱自启用到被关闭的30年间，只用来囚禁重刑犯，岛上的336间囚室从未住满过，平均囚禁人数为260人，从未正式处决过任何囚犯。全国最棘手的囚犯被送到这里，直到他们被认为可以转到较低安全级别的监狱中去。囚犯在此处平均囚禁时间为5年。
然而，当你环顾四周，你会发现这里风景独好。恶魔岛位于旧金山北面。旧金山是一个扇子面形状的城市，整个市区的外延成一道向外拱起的圆弧形对向大海。这段绵延5-6公里风光秀丽的海滩就是旧金山最著名的风景区—渔人码头。每当游人来到渔人码头都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一个焦点，这就是大海当之中的小岛—“恶魔岛”。
监狱风云
从山上向周围望去，你才感受到小岛作为监狱有着天然的优势—四周视线非常清晰，任何目标在海上都非常容易被发现。一座大约有4层楼高的监狱牢房突兀在山顶上。游人在阴森高大的监狱牢房内开始“铁窗”之旅。
监狱建筑结构很特殊，从外面看楼房随着岛上地势高低起伏，最高处有5层楼高，但里面牢房却很小。长约70米的牢房被整体地锁在一个巨大的铁笼中，里面的楼房被分成一个个小小的“蜗居”，每个房间不过3-4平米，仅仅容下一张床。囚犯们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个黑暗狭小的空间进行。
令人叫绝的是在监狱走廊的放风区，有一个望孔，居然能够看到对岸旧金山城市美丽的风光，金门大桥更是一览无遗。透过海风吹来的新鲜空气闻到的是沁人心脾的丁香花香。而在牢房区，居然把牢笼命名为broadway（百老汇），那不是在纽约曼哈顿灯火通明的闹市区么？看到这一刻巨大的反差，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自由”是多么宝贵字眼。
房间上都有号码，在大铁笼子的横头二楼是监狱看守的望区，走廊里发生的一切都逃不出看守的视野。除了一般的牢房以外，监狱里还有“高间”—禁闭室，住的是那些不好好接受改造的重犯。这个“高间”处于小岛的北面，这意味着“高间”里的“住客”每天面临着从北面吹来的寒冷阴湿的海风。这也是为什么把“高间”选在监狱北侧的重要原因。“高间”几乎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堡垒，把铁门关上以后就是漆黑的屋子，陪伴犯人的是蟑螂臭虫，还有漫漫冬夜从大海中传来的汹涌涛声。
越狱成功
尽管如此，在恶魔岛作为监狱关押犯人的期间，这里也并非一片太平，只需想想，入住的全都是重刑犯，他们多次“勇闯恶魔岛”，制造了几起重大的越狱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弗兰克·莫里斯、约翰·安格林和克拉伦斯·安格林（越狱团队里原本还有一位机械专家艾伦·韦斯特，在最后时刻不幸掉队。以下越狱计划诸多细节，都是由他事后供出的。）1961年开始，越狱者开始依靠偷来的勺子、硬币和指甲刀挖掘混凝土墙，甚至还用偷来的吸尘器马达自制了电钻。在监狱手风琴演奏时间做掩护，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各自隔间混凝土墙上的通风口处挖出了大洞，并用湿报纸糊成的假墙骗过了看守。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取土抠墙挖洞以及用美女海报遮住洞口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地复制了“恶魔岛”越狱中的情节。这个越狱团体，磨断了隔栅后，通向监狱屋顶的大门终于打开。1962年6月的一个深夜，三人钻过洞口，接着爬到房顶，抱着自制的充气筏爬下9米高的屋顶，躲过巡逻到达海边。这三位“天才”用报纸、塑料、头发、颜料等材料做了三个和他们长相一样的“半个脑袋”放到他们的床上，因此，看守员巡查时并没有发现端倪。
三人组面临的最后一个障碍，是陆地和恶魔岛之间2500米宽的冰冷海水。当然，三人早有准备。他们根据一本《大众机械》杂志的介绍，用五十件橡胶布雨衣和偷来的胶水，粘合了一个宽1.8米、长4.2米的充气筏，并用胶合板自制了船桨。在黑暗中用手风琴改装的风箱充足气，挥桨起航，就此消失在夜色苍茫的大海上，不知所踪。
过了很久狱警才发现不对劲，一番搜索之后，他们只在北方近3公里外的天使岛岸边发现了被抛弃的筏子和一只船桨，之后三人再无踪迹，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们踪迹的证据。
2006年，《流言终结者》节目曾关注过这一著名谜题。他们找到了与实物同材质的橡胶雨衣，用胶粘成充气筏，在夜里从恶魔岛入水顺海流向着金门大桥起航。尽管海浪中筏子几乎翻沉，需要不停地吹气和舀水，冒险者仍然成功在金门大桥附近上了岸。最终他们认为，这三人确有可能成功越狱。
三人组并不孤独，作为军事监狱期间，曾有80名犯人企图逃离此地，其中62人被抓回，1人被淹死。作为联邦监狱期间，恶魔岛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是，联邦监狱期间出现过14起越狱事件，涉及36名犯人，其中23人被抓，6人被杀，2人淹死，5人失踪，官方宣称这5人极有可能已被大海吞没。
旅游圣地
被囚禁的公主篇9
这便是安迪走进监狱的情形，像任何一个有罪的人，被命运欺骗了。他原本是典型的青年企业家，前途大好，却被诬谋**妻子和她的情人，从此失去他拥有的一切。
在肖申克漫长的监禁生涯中，真正囚禁的并不是监狱的高墙，而是被肖申克渐渐打磨、锻造得失去了自我的内心，失去了正常人对生命本质的欲求，即那些真正支持人们渡过困境的情感支柱，比如说对生活的热情、梦想以及希望。在无数的时间中，正如瑞德所说的，你没有事情也得找事情干，安迪也是这样，他选择重新收集石头，当然是小规模的收集，石英、云母、沙质花岗岩……瑞德是监狱中那种有特殊手法弄到东西的人，为他提供小锤子和磨石布。在一个下午，当瑞德拿着他的一小块石雕时，也安静下来，也许他想到了什么，你是不会在运动场上寻找石英的，它应该是属于跳跃着的小溪的东西，被流水洗刷得光洁，被阳光染上了异样的光泽，也许这便是在灰墙中久违了的东西，希望和自由，也正是始终装在安迪心中的东西，他的信仰。
瑞德说：监狱是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这就叫体制化。当长久地嗅不到阳光的味道，当时光和生命已经不再有价值的时候，便无所谓希望和失望，在大多数人中，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在场地上消磨时间，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这便是坐牢的心态。不同的只是安迪，他似乎披有一层隐形外衣，抬头挺胸，脚步轻快，随意地接着石子，走得优雅而惬意，就像在公园里散步，阳光中扬起脚边的阵阵灰尘，就好像，好像一个自由人。
对坐牢的人而言，时间是缓慢的，有时你甚至认为时间停摆了，但时间还是一点一滴地渐渐流逝，瑞德和他的朋友们曾给安迪一张海报作为一周年纪念，而下一次时间的概念已是19年之后。此间安迪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用自己丰富的金融知识帮助狱卒“合法”地逃税，代价是请他的同事一人三瓶啤酒，当时的情景怪异极了，我相信瑞德也有同样的感觉，突然之间，就变成安迪占上风了，狱卒哈力腰间插着枪，手上拿着警棍，后面站着老友史特马，还有整个监狱的管理当局在背后撑腰，但是突然之间，在亮丽的金色阳光下，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也许在囚车载着瑞德和他的朋友们穿过肖申克的大门，走出囚车踏上运动场以来，他们还不曾有过这种感觉，这种自由人的平等和骄傲。瑞德说：“于是呢，在完工前一天，49年春的公差犯人，在早上十点坐成一堆，喝着冰凉的啤酒。肖申克历来最狠的狱官请客，这王八蛋还装大方呢。阳光洒肩头，仿佛自由人，像在修缮自家屋顶，我们像是造物之主般自在。安迪呢，他窝在阴凉下，脸上挂着奇异微笑，看着我们喝他的酒。你可说，他想拍狱方马屁，或想博取囚犯友谊，但我认为他只想重温自由，即使只一刹那。”这一刻他带来的恣意和温暖，也在许多年后仍被无论是否见证这一刻的人所铭记在心，而真正在多年后能享受这份自由的人，也许只有安迪，也许当他在这一刻，就想到了自己在西部开着跑车的样子，并且从未忘记过。
安迪开始帮助典狱长洗黑钱，并因此得到了更为宽厚的待遇，他甚至不厌其烦地给州政府写信，并在几年后得到了回应---州政府向肖申克捐赠了图书、唱机、甚至史无前例的监狱图书基金—每年500美金。在唱片中包括《费加罗的婚礼》。他不顾一切地把狱卒锁在了厕所里，在监狱的喇叭里放出了也许是肖申克的第一支歌曲，镜头缓缓划过正在广场上放风的犯人们和狱警们，所有人被这恍如隔世的声音震撼了——一丝来自俗世的气息带着自由的感觉，我想，到今天他们也始终不明白，这两个意大利女人在唱什么，事实上，他们也不必去明白。有些东西不说更好。我想，那是非笔墨可形容的美境。然而却令你如此心伤。那声音飞扬，高远入云，超过任何在禁锢中的囚犯们所梦，仿佛一只美丽的小鸟，飞入这灰色的鸟笼，让那些围墙消失，令铁窗中的所有犯人，感到一刻的自由，哪怕只是刹那的停留，哪怕只如一个飞掠而过的闪光，却似乎唤醒了囚犯心底里一丝尚未完全泯灭的东西，是的，当老瑞德在夜里抚摸着昔日的口琴时心中所想的，自由。
正如所料想的，安迪最终走了，有些鸟儿的颜色太鲜艳了，它们是关不住的，安迪的海报后面有一个水管状的洞，用的是他采集石头时所用的肖锤子，瑞德曾开玩笑用它挖地道需要600年，但事实上安迪只花了19年。19年中，他把小锤子藏在圣经里，并最后把它留给了典狱长，带有清晰痕迹的圣经讽刺地写着，“典狱长你说得的对，救赎之道就在里面。”安迪从未放弃过信仰，只是他相信的是他自己。
被囚禁的公主篇10
一、监狱的普遍设置与规范化
秦汉时代国家囚禁罪犯的场所有了统一的名称——“狱”，并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里得到了普遍的设置，这是当时监狱制度的首个历史特点。我国的监狱起源很早，在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阶段，舜曾经任命皋陶为法官，制订了有关刑罚，用于预防和惩治民众的犯罪。《尚书·舜典》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同时也创立了拘禁犯人的监狱。《急就篇》曰：“皋陶造狱法律存”。颜师古注：“狱之言埆也，取其坚牢也。字从二犬，所以守备也。”又《广韵·三烛篇》曰：“狱，皋陶所造。”清代学者沈家本在《狱考》中按：“据二书所言，狱为皋陶所造，故首录之。”①另一说认为监狱是从三代、即夏商西周时开始存在的。如汉代学者应劭说：“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狱”。②《古本竹书纪年》亦称：“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夏朝以来，中国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阶级压迫和国家机器，自然会有囚禁罪犯、战俘和奴隶的狱所。但是和后代的情况相比，早期的监狱制度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不完善。
(一)名称纷乱
前文所说皋陶或三代时有“狱”，实际上基本是战国以降人们的传述。据沈家本考证，“狱有二义”，其本义、初义为“狱讼”，即诉讼、案件审判；《左传》、《国语》等周代史籍中多见，而“狱”为监牢之义则为后出。三代的监狱名称纷乱，莫衷一是，无章可循，统一称“狱”的时代则出现得较晚。如《北堂书钞》卷四五引《白虎通义》佚文曰：“三王始有狱。夏曰夏台，桀拘汤。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初学记》引《博物志》佚文云：“夏曰念室，殷曰动止，周曰稽留，三代之异名也。又狴牢者，亦狱别名。”③战国时期成书的著作《周礼·秋官》亦提到当时曾有名为“嘉石”、“圜土”的各种监狱设施，并设有“掌囚”、“司圜”、“司空”等监管犯人的官吏。蔡邕《独断》则曰：“四代狱之别名：……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汉曰狱。”认为直到汉代“狱”才成为监牢的通称。
(二)形制简陋
夏代监狱的具体情况不详，而商代的甲骨文和考古遗址发掘中尚可见到当时监狱的种种痕迹。据古文字学家们解释，甲骨文表示监狱的有多种字形，齐文心先生曾有专文论述。④叶玉森先生认为甲骨文中有某字的结构“如‘執’字在‘囗’中，释为‘圉’”。⑤王襄先生释曰：“从執，从囗。執，许说‘捕罪人也’。囗，古围字。捕罪人而拘于围中。”⑥此外，从出土实物和甲骨文字来看，当时囚禁战争俘虏和奴隶的监狱类似关押牲畜的槛圈和地坑，⑦其形制是相当简陋的。后代拘禁犯人的囚室称为“牢”，这个字的最初含义是关养牲畜的栏圈。《说文解字·牛部》曰：“牢，闲也，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匝。”《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由于四周设有栏杆遮护，以防止牲畜逸出，又称做“栏牢”。《墨子·天志上》：“与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今公之牛马老于栏牢，不胜服也。”从“牢”字的含义也能看出监狱在上古时代的一些起源和演变情况。
(三)多有代用、兼用的囚室
从三代残留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某些重要犯人往往并非囚禁在专门的监狱里，而是临时选择某地、某部门的屋舍代作牢房。例如古籍称夏朝监狱名为夏台，《史记》卷二《夏本纪》曰：“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隐》曰：“狱名。夏曰均台。皇甫谧云‘地在阳翟’是也。”沈家本按：“夏台狱名，与应劭之说合。《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注：‘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竹书纪年》亦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均台。均、钧文通，地又同在阳翟。既为宴享之所，不应与狱同名。”⑧张兆凯据此指出，“夏台亦作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地将汤拘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⑨。温慧辉同意上述看法，并经过考证列举了以台为囚禁之所的历史沿革，周人也曾以“台”为狱，“台”最初是帝王游玩观赏之所，后来作为监狱，用来囚禁战俘和犯人。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原之战秦穆公俘获晋惠公，“舍诸灵台”，后又“改馆晋侯，馈七牢焉”。《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初秦伯拘晋侯于灵台，将复之，故更舍之于客馆。”另外，《左传·哀公八年》亦记载，“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栫之以棘”。说明“台”在春秋时期仍可作为监狱使用。⑩又伊尹放太甲之“桐宫”，则是商朝都城之外的行宫，也不是专门的监狱。参见《史记》卷三《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 宫。”《集解》注：“孔安国曰：‘汤葬地。’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
《史记》卷三《殷本纪》载“纣囚西伯羑里”。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北，据说是由于附近的羑水而得名。“羑里”之“里”初义则为闾里，实际上是地名、村名而并非监狱的专称。纣并未在都城朝歌囚禁周文王，估计也是把他发落到郊野某地施行软禁。上述监狱皆为临时代用而非专用的牢房。关于这个问题，汉代学者应劭已经有所注意，因此他在《风俗通义》中说：“三王始有狱，夏曰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桀拘汤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于闾里，纣拘文王是也。”(11)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左传·成公七年》：“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至后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杨伯峻注：“军府，据杜注，即军用储藏库，亦用以囚禁战俘。”(12)
再者，从典籍所言可见三代至春秋拘禁要犯的狱所亦多以“室”为名。据前引张华《博物志》所言，先秦监狱有“念室”之称。(13)《尚书·康诰》则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据贾谊所言，周代公卿大臣犯罪后待罚于“请室”，并不加以刑具束缚。《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在其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系引而行也。”笔者考证，“请室”又称“清室”，是宫内临时拘禁犯罪大臣的囚室，而非正式的监狱。(14)此种制度由来已久，类似“请室”的囚室，楚国则称为“法室”。《吕氏春秋·精喻》：“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吴国称为“石室”，《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第七》夫差召太宰伯嚭谋曰：“勾践愚黠，亲欲为贼。寡人承天之神灵，前王之遗德，诛讨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见而欲赦之，于子奈何？”“石室”之名或追溯到商代，大夫扶同曰：“昔汤系于夏台，伊尹不离其侧；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弃其国。”(15)《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亦言纣王，“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兢活之，与之俱亡”。越国则称“谢室”，贾谊《新书》卷七《耳痹篇》：“事济功成，范蠡负室而归五湖，大夫种系领谢室。”卢文弨曰：“即请室。”(16)这些囚室原来应是宫中的普通房屋，因为以石料修造，建筑坚固，所以被用来作为临时散禁要犯的场所，后来才渐渐变为专用的监牢了。此种情况一直沿袭到西汉，仍可见到宫内以“室”为名的兼用、代用牢房。例如《三辅黄图》卷六《杂录》曰：“蚕室，行腐刑之所也。司马迁下蚕室。”“钟室，在长乐宫。高祖缚韩信置钟室中。”陈直先生曾考证“蚕室”本是上林苑中养蚕场所，属蚕官。“钟室”则为长乐宫悬钟之室。(17)
关于监狱被命名为“狱”的时间，前引蔡邕《独断》认为出现于汉代，《唐律疏议》卷二九引《释名》佚文亦曰：“皋陶造狱，夏曰夏台，殷名羑里，周曰圜土，汉以来名狱。”《三辅黄图》卷六《杂录》也说：“永巷，永，长也。宫中之长巷，幽闭宫女之有罪者，武帝时改为掖庭，置狱焉。”皆采用此说。而沈家本在《狱考》中认为：“皋陶造狱，而虞之狱名惟见此书，他无可证。《诗》有‘宜狱’之言，其名亦未必始于汉。”(18)他又列举了《荀子·宥坐篇》：“狱犴不治，不可刑也。”杨倞注：“狱犴不治，谓法令不当也。犴亦狱也。《诗》曰‘宜犴宜狱’，狱字从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狱谓之犴也。”沈氏据此认为：“杨倞之注当亦本于《说文》，《荀子》狱犴之文恐亦原于《诗》句，可知三家诗说其渊源甚远，不始于汉儒也。伯喈‘汉曰狱’之语未足征信。”(19)笔者以为，从文献记载来看，监狱称为“狱”确实要早于汉代，薛梅卿主编《中国监狱史》搜集战国监狱名“狱”之资料不少，(20)但多为西汉以后人所著。而战国典籍除了前引《荀子》“狱犴”之语，其中还屡见称监狱为“囹圄”之“圄”者，与“狱”同音。例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曰：“(齐)景公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尉缭子·将理》曰：“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又《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序曰：“身犯务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此言“圄犴”即前引之“狱犴”，可见“圄”与“狱”通。据此看来，秦汉监狱所称之“狱”，很有可能是从周代“囹圄”之“圄”衍变而来的，这两个字在古代曾可以互用。两汉从京师到地方县道的监狱统称为“狱”，不过其制度应该是继承秦朝法典。《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曰：“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集解》引应劭曰：“项梁曾坐事传系栎阳狱，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归。已，止也。”又引韦昭曰：“抵，至也。谓梁尝被栎阳县逮捕，梁乃请蕲狱掾曹咎书至栎阳狱掾司马欣，事故得止息也。”可见秦朝各县监狱已经命名为“狱”。又《书断》曰：“隶书者，秦下邦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21)秦朝首次统一天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郡县，普遍建立了常设的监狱，命名为“狱”，且为后来的汉朝所继承。由于秦祚短暂，两汉政权则绵延数百年，巩固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其中也包括对中央到地方各级监狱的发展建设。从此，以“狱&rdquo ;为名的监狱制度得以逐步完备，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持续了整个封建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汉朝建立的狱制具有奠基作用的重要意义。两汉的“狱”遍及郡国县道，在汉代的监狱系统当中，各县所设的监狱数量最多。两汉时的中华发展成为幅员万里的泱泱大国。专制集权政府设置了遍及各地的郡县行政组织，将天下黎民百姓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数以千计的监狱则是这架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封建统治的活动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廖伯源先生曾通过对尹湾汉简文书与史籍的研究后指出，“汉承秦制，则秦及汉初郡县行政重心在县一级，郡府与都尉府但总其成，秉中央政府之诏书与命令，下教诸县而监督其成效。至实际政务之施行与治民，则县廷之职务”。(22)又云：“按郡为高一级之行政区划，一郡辖县多者数十，少者亦十余，然据《东海郡吏员簿》，郡县长吏人数大致相等……多数县之长吏人数与郡府、都尉府之总数等，且有较之为多者。此亦可证西汉初地方行政之重心在县不在郡。”(23)在两汉监狱系统当中，各县所设之狱的数量最多，占据了总数的大半。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称：“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西汉县的数目，据《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所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安作璋、熊铁基统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载的县邑数目与之相符，此为平帝在位时期的情况。(24)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裁撤县邑侯国四百余所，明帝后渐渐恢复，至顺帝时，“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25)如果按每县最少设置1狱计算，两汉郡国各县置狱数目均在一千余座。王符《潜夫论》卷三《浮侈篇》曾言：“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而王充《论衡》卷二四《辨祟篇》亦称：“天下千狱，狱中万囚。”所言情况亦与之相同。基本上每县至少设置1座监狱，它们构成了汉代监狱系统中的主体。
二、监狱种类的复杂性
汉代监狱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狱所的种类相当复杂，远远超过了后代。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名目繁多
首先是监狱的数量和名称纷杂紊乱，这主要反映在“中都官”、即朝廷在京师各官署的监狱设置上。例如，西汉时期首都长安的监狱就有二三十所，统称为“中都官狱”。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一《汉狱名》中提到：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庭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26)
此后历代学者对西汉中都官狱多有考证，其中尤以清末的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之《狱考》与《汉律摭遗》卷六研究甚详。关于“中都官狱”的数目，他一共搜集了四条资料，分别为“二十六所”、(27)“三十六所”、(28)“二十四所”(29)三种。沈氏认为“二十六所”之说为长，“《张汤传》及《续志》并称二十六所，《宣纪》注云三十六所，疑‘三’字误也。《黄图》言二十四，与三书皆乖异”。(30)笔者发现曹魏王朗的《节省奏》提供了一条新的数据，说西汉时“长安城内治民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断刑者二十有五狱。政充事猥，威仪繁富，隆于三代，近过礼中。”(31)这条史料清晰地表明了朝廷秩俸为中二千石的列卿所统众多监狱自成一个系统，与京师地方政权(如京兆府、长安县等)的监狱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中都官狱”在西汉不同时期的数量应该是有所增减的，并非自始至终仅有一个固定的狱数。上述有关二十四狱至三十六狱的各种记载，很可能反映的是西汉各历史阶段京师监狱设置的不同情况。因此未必非要确定只有其中某个数据才是可靠的。
关于“中都官狱”的具体名称，沈家本曾在《狱考》中分别进行考述，最后总结为19处，但不包括廷尉狱、振贲狱和请室。“二十六所之名：曰郡邸，曰暴室，曰上林，曰左右都司空，曰居室，曰京兆尹，曰掖庭，曰共工，曰导官，曰若庐，曰都船，曰寺互，曰内官，曰别火，曰太子家令，曰未央厩，曰北军，曰东市，曰西市，可考者凡十九。廷尉诏狱不在此数。《北堂书钞》振贲狱不能明，亦不数请室，则非汉狱名”。(32)当代学者近年以来对此问题亦多有补充研究。(33)笔者对西汉中都官狱名称所做增补为“蚕室”、“光禄外部”、“大匠官司空”，并就史籍中的“振贲狱”进行了考辨，推测它可能是卫尉属下旅贲令所辖之监狱。(34)从它们的名称来看，或者是以九卿官职为名，如廷尉、光禄勋和京兆尹；或者是以九卿所辖各令丞的官署为名，如少府所属之左右司空、居室、掖庭、暴室、导官、若卢(庐)等狱，宗正所辖之都司空、内官狱，中尉所辖之都船、寺互(工)狱，典客(大鸿胪)属下之别火、郡邸狱，太仆所属之未央厩狱，中垒校尉所辖之北军狱，詹事所属下之太子家令狱等。东汉初年，虽然光武帝刘秀将其尽数罢省，只保留了廷尉狱和洛阳诏狱，但是和帝即位后又陆续恢复了一些，史籍所载有若卢狱、都内狱，(35)还有掖庭狱和暴室狱，囚禁审讯犯罪的后妃宫人以及外戚亲属。(36)东汉后期又增设了黄门北寺狱。
汉朝政府的监狱大多附设在各级行政长官的府寺之内，例如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廷尉府内的监狱称作“廷尉狱”，囚禁犯罪的公卿与地方长吏，故当时习惯简称大臣下狱为“诣廷尉”或“下廷尉”。如沈家本所言：“廷尉有狱，汉时大臣多下廷尉。如《周勃传》：‘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周亚夫传》：‘召诣廷尉。’《赵广汉传》：‘下广汉廷尉狱。’《王章传》：‘果下廷尉狱。’皆是。”(37)而地方郡国所属县道的监狱，通常设置在其长吏“令”或 “长”、“相”办公的官署——“寺”内。如尹赏任长安令，到任后即“修治长安狱”，在地牢内瘐死的囚犯，“便舆出，瘗寺门桓东”。(38)东汉之洛阳狱亦设于洛阳县寺之中，如《后汉书》卷四一《寒朗传》载明帝时审理楚王英谋逆案，“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而《后汉纪》卷一永平十四年亦载明帝“自幸洛阳寺，出者千余人”。而“中都官狱”亦并非单独设置，也是附设在九卿及其属下令丞机构的行政官署里。如前所述，秦汉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司法权力的分散以及行政、司法权力的混杂不分，各级官员除了办理政务还负责处治刑狱，许多政府部门兼有拘审罪犯的职能。例如《汉旧仪》卷上载少府、光禄勋、执金吾、卫尉等官，“奉宿卫，各领其属，断其狱”。(39)即对本部门的人员或专管领域的犯罪活动负有纠察审判的责任。他们属下的令丞也是如此，如永巷及其演变而成的掖庭狱，“幽闭宫女之有罪者”。(40)暴室狱，《汉书》卷八《宣帝纪》注引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许广汉坐法腐为宦者，作啬夫也。”颜师古注曰：“暴室者，掖庭主织作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室，取暴晒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语亦云薄晒。盖暴室职务既多，因为置狱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狱耳。”《汉官仪》卷上：“暴室在掖庭内，丞一人，主宫中妇人疾病者。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也。”(41)别火狱，《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再如上林苑令所辖之“上林诏狱”，《汉旧仪》云：“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事，属水衡(都尉)。”(42)宗室和外戚犯罪则往往由宗正所辖的都司空狱和内官狱负责收审。(43)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汉朝的司法权力相当分散，导致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师出现了许多监狱，而又名称不同，各司其事。
(二)监狱系统的双轨制
汉代监狱种类复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监狱系统的双轨制，这主要反映在地方郡县的狱所设置上。如前所述，两汉的“狱”基本上附设在行政长官的府寺之内，主要拘押为判决的嫌疑犯，或是尚未被执行死刑、徒刑的待决犯人以及被“传逮”、即传唤到案提供证词的人证。除此之外，官府还监管着数量庞大的劳役犯，即各种服徒刑、赀罚徭役的已决人犯。这批劳动者白天在官吏的监督之下从事工作，夜晚则要回到拘押场所就宿，此类监狱及劳动组织称为“司空”、“狱司空”，或“”，往往单独设置，并非设置在行政长官办公的机构里，(44)与府寺中的“狱”有所区别，不相混淆。如许慎《说文解字·犬犬部》即对“狱”和“”给予分别解释：“狱，确也。从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司空也。从犬犬，臣声。复说狱司空。”段玉裁亦分别注释道：“狱字从犬犬者，取相争之意。许(慎)云所以守者，谓陛牢拘罪之处也。”(45)而“复说狱司空”是某位名“复”之人解释“”字代表“狱司空”，即拘禁徒刑犯人劳作之官署，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周代。“此句上有夺字，某复者，姓名也。某复说狱司空曰，别一义也。《周礼·司救》：‘役诸司空。’注：如汉法城旦舂、鬼薪、白粲之类。’《儒林列传》：‘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徐广曰：‘司空，掌刑徒之官也。……是则汉时有都司空，有狱司空，皆主罪人，皆有治狱之责。以其辨狱也，故从犬犬。犬犬者，狱之省’。”(46)
汉代服劳役刑罚的罪犯称作“徒”或“刑徒”，判决之后要离开原来囚禁之“狱”，押送到指定地点去服刑，或者是被散编到工匠、军队的组织里，或者是遣送到“司空”、“狱司空”机构里强迫劳动。如贾谊说大臣犯罪后，“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47)《论衡》卷二四《辨祟篇》曰：“犹系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恶，系役时凶也。”“狱”和“司空”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监狱，类似今天的拘留所和劳改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后代的监狱通常只关押服徒刑的犯人，而汉代尤其是西汉的“司空”、“狱司空”则不然，其中还有大量服徭役的农民。两汉地方县道的司空官员隶属于县尉，而县寺内之“狱”的主管官吏则为县令、县长的副手县丞，他们各自理事，分别统辖自己的部门机构和属吏。“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案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48)县尉除了掌管地方治安，还通过“狱司空”来派发赋税徭役，拘押审理逋亡赋役的案犯。“尉曹以狱司空为府，主士卒牢狱逋亡”。(49)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简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县尉是通过各乡的司空官员来安排赋税徭役的征收，亦负责审判和追讨百姓欠负官府的各种债务以及逋亡的徭役、兵役。(50)刘向《洪范五行传》则提到汉代县属机构十曹当中除了尉曹，还有“丙为辞曹，共讼诉。丁为赋［贼］曹，共狱捕”。而十二官在“司空”之外，另有“戌为狱官，禁讯具备”。又言狱司空“主士卒牢狱逋亡”。(51)说明县内设有两套司法诉讼机构，各有分职，司空负责有关“逋亡”的事务。拖欠公家赋税、借贷、罚款的行为，秦汉亦称作“逋”。(52)从里耶秦简的记载来看，是由县司空处理相关的案件。如J1(9)1—12简是同一组文书，其内容、形制、措辞、字数、纪年几无不同，均为迁陵、阳陵等县司空官员向前往洞庭郡某地服役的戍卒催讨所欠官府的“赀钱”(罚款)或“赎钱”(赎罪之钱)的公文。“这12枚木牍所处理的核心事务——戍卒的债务追讨，前后延续了三年(始皇33年4月至35年4月)，涉及阳 陵县——洞庭郡——迁陵县上下公文共四次”。(53)说明县司空不仅有权对逋亡徭役者进行纠察，还负责对欠负公家钱款的案件进行起诉和处理。如果债务人家贫无力偿还，按照睡虎地秦简《司空律》的规定要对其人身实行拘捕，经过诉讼审判后，强迫他为官府服役来抵债，称作“居赀赎责(债)”。表明有关案件的处治以及对拘役者的监管都是由各县的“司空”机构来完成的。所以县道司空机构附设的监狱除了关押夜晚归宿的刑徒以及“居赀赎责(债)”者等已经判决结案并在服刑罚徭的犯人之外，还拘禁那些由司空机构收审而处在诉讼过程之中的未决人犯。正因如此，云梦秦简《司空律》才会作出这样的规定，“所弗问而久(系)之，大啬夫、丞及官啬夫有罪”。(54)即如果发生未对犯人审讯而长期囚禁的行为，县令、县丞和“官啬夫(此处是指‘司空啬夫’)”有罪应受惩处。
不过，在京师的某些中央机构当中，似乎“狱”和“狱司空”是合并在一起的。例如宗正之“都司空”，少府之左右司空，既负责监管刑徒，造作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和修建陵墓，同时也收押审判各种“诏狱”、即朝廷下诏特办的重大案犯。因此汉代监狱系统双轨制的历史特点，主要反映在地方县道的司法组织当中。《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东汉初年“天下狱二千余所”。如前所述，西汉末年“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55)而刘秀即位后将其裁减了四百余处。如果每个县、道只在令长的官寺之内设置一座监狱，那么全国也就是千余所，与班固所言“二千余所”的数目不符。但是当时各县的“狱司空”、“徒司空”仍然存在，若按每县官寺有一狱，再加上一处“狱司空”来计算，全国千余县道的监狱正好是二千余所。
三、监狱功能的混杂性
汉代监狱制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狱”这一机构的用途较为复杂。从文献记载来看。两汉的“狱”，既是囚禁犯人的监牢，也是审判罪犯的场所，具有“法庭”的功能。如前所述，沈家本经过考证，认为古代“狱有二义”，为诉讼和监狱；而现代有关学者研究后指出，它还有“法庭”的含义。如史籍中的“诏狱”一词，余行迈先生曾说：“所谓诏狱除了指收系‘诏所名捕’某种罪犯的特殊监狱之外，又是奉诏审理那种罪犯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案件。”(56)例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曰：“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这里的“诏狱”就不是“监狱”或“案件”的含义，应该理解为审讯机构。另如《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后(董)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这里所说的“诏狱”也应是指审讯机构，“诏狱无所得”，则是说法庭没有得到相关的证词。
“诏狱”审讯案件的史实，还可以参见《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陆续》：“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载陈翔：“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范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
关于地方郡县之“狱”审理普通案件的史实，《后汉书》卷八一《独行戴就传》：“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杨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57)又史弼任河东太守，“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廷，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58)。张禹任下邳相，“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59)。李贤注曰：“徐，县名也。《东观记》曰‘闰当从行县，从书佐假车马什物。禹闻知，令直符责问，闰具以实对。禹以宰士惶恐首实，令自致徐狱’也。”
此外，《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六八》中多有戍边军人犯法后移交地方审判机构处治的记载，即“诣居延狱”，送到居延县附设法庭的监狱去接受拘审；并附带有起诉的文书“劾状”。例如：士吏匡以软弱不任吏职，“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主官令史谭劾移居延狱以律令从事”。候长原宪酒后争言，以剑伤人逃亡被捕，“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甲渠令史劾移居延狱以律令从事”。候长王褒失亡驿马，燔举不如品约。“建武五年十月辛亥朔戊子令史劾将褒诣居延狱以律令从事”。(60)
秦汉军队中设有负责审判违法人犯的“军正”、“军司空”等官员，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它们或是在作战部队中临时设置，如《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李广利伐大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61)。又如冯奉世，“前将军韩增奏以为军司空令。本始中，从军击匈奴。军罢，复为郎”。(62)或是在京师的北军中设置，如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63)。而戍边屯守的军队里可能没有设立专门的军事法庭及相应官吏，所以需要移交到地方各县的审判机构“狱”内去接受处治。
前文已述，汉代 京师和郡国县道的监狱，大多附设在行政长官办公的机构“府”、“寺”之内。如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廷尉府内的监狱即称为“廷尉狱”。(64)“廷尉”同时是官名和府寺与监狱之名。朝廷列卿所辖各机构中亦多有设狱者，也是以其官署的名称命名。《后汉书·百官志二》：“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郡国所辖各县监狱则设置在县道令长办公的官寺之内，如前述西汉之长安狱，东汉之洛阳狱等。监狱在各官署中的位置，据应劭《风俗通义》所言：“廷者，阳也，阳尚生长。狱者，阴也，阴主刑杀。故狱皆在廷北，顺其位。”(65)即设置在“廷”——官寺正堂或办公区域的北面，也就是在衙署的后院。而官寺属吏的办公机构“诸曹”有一部分也是设在廷北的后院，因此被称作“后曹”，负责司法审判事务的“贼曹”、“决曹”都在那里。《汉书》卷七八《萧望之附子育传》：“后为茂陵令，会课，育弟六。……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注引如淳曰：“贼曹、决曹皆后曹。”上述两个机构的设立位置靠近官寺廷北的监狱，应是为了方便审讯狱内囚犯的缘故。作为审判机构的“狱”在立案之后有权颁发公文给罪犯所在地的司法部门，要求缉捕人犯和传讯证人，将其押送到有关法庭所在的监狱。这一行为在秦汉称为“逮”、“传逮”，相关文书称作“逮书”。各县狱吏即可颁发公文传逮普通罪犯，或者是下书撤销原先发出的缉捕命令。例如《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曰：“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史记索隐》曰：“按：逮训及。谓有罪相连及，为栎阳县所逮录也。故汉史制狱有逮捕。”《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项梁曾坐事传系栎阳狱，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归。已，止也。”又引韦昭曰：“抵，至也。谓梁尝被栎阳县逮捕，梁乃请蕲狱掾曹咎书至栎阳狱掾司马欣，事故得止息也。”京师中都官的各所“诏狱”也有权力向郡国传逮人犯，如《汉书》卷四五《伍被传》载其向淮南王刘安建议，“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反映了当时上述诏狱有权逮书，传捕诸侯王的亲属和臣僚，所以伍被建议刘安仿造并颁发这些机构的逮捕命令，以此来煽动叛乱。另外，《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亦曰：“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也提到中都官诏狱有权力签发逮书，传捕人犯和证人。监狱既是拘押犯人的场所，又是审讯拷打罪犯和证人、最后定罪宣判的机构，囚禁和审判的功能合并在一所司法机构当中，这是汉代监狱制度所具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四、“诏狱”设置的随意性
如前所述，汉代“诏狱”一词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分别具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皇帝下诏批准办理的重大案件。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三引周寿昌曰：“凡遣官治狱谓之诏狱，谓奉诏治狱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廷尉属官有“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决诏狱”。(66)刘德在“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67)这些史料中的“诏狱”一词均代表案件；它的第二种含义为收押此类重要案犯的专门监狱。如昭帝始元五年(前82)，长安有一男子乘黄犊车诣未央宫北阙，自称卫太子，吏民聚观者数万人。“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遂送诏狱”。(68)丞相匡衡之子匡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69)第三种含义则为负责审判此类案件的特别法庭，如桓帝建和元年(147)正月，“百官朝贺毕，虎贲当陛置弓于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于越？’百僚皆回避，不敢当。(朱)穆乃呵之曰：‘天子弓，当载之于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谨不敬。’即收虎贲，付诏狱治罪”。(70)这种法庭通常附设在上述监狱之内，如前文所言之中都官诏狱等。实际上，前文所讲“诏狱”的三种含义又是相互关联而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综合起来说，就是负责拘押审判朝廷交办重大案件人犯的特别监狱。此类监狱有常设者，如两汉之廷尉狱，又称“廷尉诏狱”，专门收审二千石以上的公卿守相官员以及诸侯王与宗亲外戚。(71)还有东汉的洛阳诏狱，《后汉书·百官志二》：“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但是除此之外，两汉朝廷还经常临时指定一些普通监狱来收审特殊案犯，将其暂时升级为“诏狱”。例如，景帝时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后又以坐侵庙壖地为宫的罪名将其征召至长安，但并未交付廷尉或宗正收审，而是把他关押在亲信中尉郅都的官署里接受处置。“荣至，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72)另外，《汉书》卷七四《丙吉传》亦载：“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这两座监狱平时只限于收审本行政系统专管范围的犯罪人员，此时奉诏治狱，因而又具备了“诏狱”的性质。
两汉地方郡国发生的重大案件，涉案的主犯和人证在原则上通常要押送到京师来受审。但是汉朝疆域广大，首都与外地距离很远，又有山川险阻，交通不便。为了迅速审理结案，以免耽误时间或是在路上发生意外，政府有时也在地方郡治所在地临时设置诏狱，将当地的有关罪犯和证人就近拘捕入狱，再派遣使臣前往处治。例如元朔六年(前123)，刘建告淮南王刘安与太子谋反，武帝未把有关人犯逮捕进京处理，而 是在河南郡设置诏狱，就近传逮罪犯和人证。“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获得确凿证据后，朝廷再派遣大臣到淮南处治案件，“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73)武帝后来又派吕步舒为使者，到淮南审判相关案犯。《汉书》卷二七上之《五行志上》：“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武帝时关东诸侯王的大案频频发生，朝廷除了派人在河南郡治洛阳拘审人犯之外，还在魏郡、巨鹿两郡治所设置过诏狱，遣官审理相关案件。《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久之，(赵)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状，具言赦前所乏。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奏请逮捕(广川王)去及后昭信。”
西汉后期这种情况仍然屡次出现，如哀帝时傅太后嫉恨中山太后冯媛，便趁有人诬告之际，“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洛阳、魏郡、巨鹿”。(74)当地的监狱也就因此升级为“诏狱”。又如《汉书》卷四五《息夫躬传》曰：“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洛阳诏狱。”《汉书》卷九三《佞幸传》曰：“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淳于)长系洛阳诏狱穷治。”此种地方上的监狱在平时只关押审理普通案件的人犯，只是在遇到特殊案件发生并被朝廷批准立案审查之后，才成为“诏狱”，但是在狱中仍然收审普通案犯，和仅审理重大案件人犯的专设“诏狱”、如廷尉狱等有所不同。在另一些郡县监狱里，此种“诏狱”的临时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像明帝永平十四年(71)楚王刘英谋反，许多涉案人犯被押送到京师。但楚郡是案发之地，被主犯、从犯牵涉连坐的亲属、邻里以及人证数以千计，难以全部押解到洛阳收审，所以只将比较重要的罪犯、证人遣送首都的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75)其余大量人犯就留在当地的监狱里接受审讯。《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另一例则见灵帝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76)。曹鸾在四川任职，如果押解到京师审判会因路途较远而耽搁时日；若是将其拘押在任官地点再由皇帝派遣使者处治，又顾虑当地有其党羽、故吏等势力，可能会对审讯和判决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朝廷采用了折中的处理办法，将曹鸾押送到扶风的槐里狱就审并加以杀害，这所监狱也就临时升级为“诏狱”。
郡国县道的此类重大案件都是偶然出现的，并非经常发生，朝廷遣官来到此地治狱也是临时性的措施。所以这些地方的监狱虽然改为“诏狱”，但在案件的审判工作结束之后没有必要保留下去，就此成为永久性的特别监狱。通常是在结案之后立即撤销，恢复其普通监狱的性质，仍然只收审日常出现的一般案件之人犯。
中都官诏狱则多有由临时设置而改为常设者。如前所述，京师九卿属下令丞所掌之监狱平日只收审专管领域的罪犯，基本上是本部门的犯罪属吏和劳动者。国内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牵连入狱者成千上万；(77)廷尉狱等常设的诏狱容量有限，难以收纳，于是便被朝廷分批转移到中都官所属的各个普通监狱，它们也就随之被冠以“诏狱”之名。例如《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其“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语在《太子传》。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颜师古注：“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又《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载汤有亲信属吏鲁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它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阳不省”。颜师古注曰：“导，择也。以主择米，故曰导官。事见《百官表》。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非本狱所也。”需要注意的是西汉中叶以来，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武帝坚持推行和强化专制集权制度，引起皇权和宗室、外戚、公卿大臣及地方豪强之间的矛盾激化，所以重大案件频繁发生。如酎金夺爵，算缗告缗，淮南、衡山诸王谋反，至“巫蛊之祸”可谓登峰造极。昭帝虽然短祚，但仍有燕王旦与上官氏、桑弘羊等谋逆等大案。所以中都官诏狱自武帝时扩充后又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地方郡国设立“诏狱”在结案之后随即撤销的情况有所不同。直到西汉后期，成帝“罢上林诏狱”。(78)东汉光武帝即位后又将中都官诏狱尽数裁撤，“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79)究其原因，这种临时设置特别监狱的做法，还是由于封建专制集权王朝在我国创立的时间不久，国家机器及有关制度尚不够充分完备，又频频遇到许多突发的重案、大案，常设的特别监狱和执法机构难以应付，皇帝为了应急，因而随意在京师和地方郡国建立了各种临时性的“诏狱”。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机构和司法制度逐步完善，这种临时设置的“诏狱”数量开始逐步下降，其主要表现就是东汉中都官诏狱的显著减少。另外，东汉定都洛阳，位置为天下之中，关东郡国往京师遣送囚犯的路途因而缩短了许多，除了极为特殊的案例(如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反案等)，朝廷也就不再于关东的魏郡、巨鹿等地设立诏狱了。
收稿日期：2012－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