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隐身衣十篇

杨绛隐身衣篇1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呢！”其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时隔四年后，96岁的杨绛又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边上，她愈战愈勇，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800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和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为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隐身衣篇2

【关键词】阅读；人物传记；方法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王肖潇 田亮

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钟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跟随几个朋友创作剧本，解决家里营生。

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经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杨绛字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如今，“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钟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节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阅读指津】阅读人物传记一定要明确写作对象，理清行文思路。为某个人物立传，说明传主有可“传”之处，总的来说无非就是两个方面――功业成就与人格品质。因而，不少传记就从这两方面来记叙传主事迹，刻画人形象。但是，我们发现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二者兼具的，因为任何成就的取得常常源于优秀的品质与习惯，高尚的人格与品质会铸就人生的辉煌。而一个人的思想人格的形成必定会受到其生活经历、成长坏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还有不少人物传记以时间为纲，截取传主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关键时期的典型事件来刻画人物。但是，这篇传记似乎摈弃了常规的写作思路，而有其内在的行文线索。

那么如何把握此类传记的行文思路呢？必须回到传记的根本――“人”，即传主身上来。人物传记无论是写成就，还是叙人生，归根结底都是要揭示传主的精神世界，因而所选材料也必然为表现其精神世界服务，可以说抓住了作者对传主精神世界的定位评价，就抓住了文本的纲领。本篇标题“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就是作者给予杨绛先生高度的评价，正是全文的纲领。这个标题有两层含义：一杨绛先生是一位隐士，二她为这个时代所惦记。全文正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一突出杨绛先生之“隐”，二突出杨绛先生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与意义。

第一段开篇点题，引用东坡之语，古今辉映，点出杨绛先生“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大有“大隐隐于世”的味道。

第二段进一步交代杨绛先生的“隐”不是因为年事高，而是一种人生常态，人生追求。同时和当今社会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所谓“专家”进行鲜明的对比，更突出她的这种“隐”在这个浮躁喧闹的功利化社会尤显弥足珍贵，因而最为人惦记。

三、四段看似与“隐”有矛盾之处，实则匠心独运，此处也很可能是阅读考查的重点。这两段是很有必要的交代，恰恰让传主人物形象更丰满。它让我们看到先生的隐是低调，是对自己内心的坚守，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与拍卖公司的叫板则是不容对丈夫钱钟书的冒犯，是对假与恶的抗争；长达十几年的捐款资助以及对文学“小友”栽培呵护则是善的传递，文化的传承。在当前这个社会，人心浮躁，很多学者稍有一点名气就置身于各种社交场合，置学问于不顾，而杨绛先生看淡功名利禄，坚守自己内心的追求，一心投入学问之中；当下知识分子，大多明哲保身，不能勇敢站出来向恶人丑事宣战，而杨绛先生义无反顾向与假与恶作斗争，传播真善美。无论先生的“隐”还是“不隐”都体现的是对道德、对文化的坚守，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知R分子人格的坚守与抗争。无论先生的“隐”还是“不隐”都在静悄悄的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时代。

后面几段主要围绕先生的“不晕船”生活哲学与智慧，选取典型事件来表现先生的“隐”。杨绛先生既能隐于环境，适应环境，又能坚持自己的气节与操守；既能隐于丈夫身后，甘做“灶下婢”，又能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晚年丈夫离世，先生闭门谢客，孑然一人，隐于翻译作品、整理丈夫遗作之中，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杨绛先生一生在文学史上的成就绝不容忽视，可本文不谈成就，以一“隐”字统领全文。我们抓住了标题，抓住了“隐”字，就抓住了线索，就找到了破解本文的密码。在理清行文思路的基础上，筛选事迹、概括传主形象都不是难事，而在结构、内容安排上的鉴赏难点也迎刃而解。

总之，一个“隐”字，就是杨绛先生的精神实质，它活画出先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甘于寂寞，潜心治学，坚守气节，坚守文化，坚守良知，传递真善美的“隐士”形象。这样的隐士在这个时代最让人惦记！

作者简介：程晓蓉（1975-），女，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高中语文高级教师，单位：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育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杨绛隐身衣篇3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不仅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还因与文学大家钱钟书的动人爱情而备受艳羡。钱钟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尽管一生波折，命运多艰，杨绛先生身上永远充溢着一种“向上之气”，充溢着她对人性及文化的信仰与信赖，历经百年岁月风尘，愈发淡定从容。先生始终如一的低调、务实、干净、质朴，亦为后人留下诸多的传奇。如今，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着亘古不变的主题，正和我们一起述说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独特魅力，以及她给世人带来的力量。

最贤的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当时，钱钟书已经考取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三届中英公费留学。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钟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钟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弄得满脸都是煤屑。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钱钟书的婶婶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

多年后，杨绛回忆道：“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微评论：钱钟书弟弟钱钟鲁曾这样评价杨绛：“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杨绛的贤与得，源于她对这个家庭的爱，更源于她的担当。正是她的甘愿付出，才让我们得以看到这段童话般的完美爱情。

适用话题：付出；爱的真谛；责任与担当；家……

最才的女：“一星期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杨绛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42年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等剧本，一炮打响。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为了翻译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精益求精的杨绛先生放弃了从英语、法语等版本转译的途径，选择直接从原文入手，为此，48岁的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耗费十多年心血才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她决不拿时间换产量”，著名翻译家叶廷芳曾撰文回忆道，我们这些译者一般每天译2000字左右，杨绛却称每天不过500字。1978年，杨绛的心血译作《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在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的眼里，杨绛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烨作为责编出版过《杨绛作品集》。白烨回忆道：“事先友人曾告诉我，对杨先生没完没了地校改作品一定要有准备。即使如此，我仍没有料到编完杨先生几经删改的书稿，发稿之后又数次有补正，排校之后还不断有校改，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出书。”

微评论：正是从这一“慢”二“认真”的斑驳往事里，我们看到了以杨绛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如今，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她的才气，更是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

适用话题：慢慢来；追求极致；读书……

尊严与信仰：“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1941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要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接到了很多出国的邀请，杨绛拒绝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1966年，有人贴大字报污蔑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觉得冤枉。晚上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结果，杨绛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她的朋友郑土生说：“整个‘’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

很早就认识先生的朱虹说，她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

微评论：很多人称呼杨绛为“先生”。这声“先生”背后是对其学问和风骨的一种认可和尊敬。先生那一代人的学识可能我们无法企及，然而他们的那种骨气、那种勇敢，以及那种对于自我以及民族尊严的权力维护，却是我们最应该记住并学习的。

适用话题：风骨；勇气；尊严；求真……

苦难中的乐观：“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

期间，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很多人被挨斗时，杨绛和钱钟书坐在台下陪斗。早就熟悉这套程序的杨绛常低着头打瞌睡，结果夫妇两人都被叫上台戴高帽子。后来，她竟自己发明了打瞌睡还不被察觉的诀窍：“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

杨绛在“”中被人剃了阴阳头，对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用钱钟书的帽子做底，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钟书手挽手地去买菜，还自嘲地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结束后，一时间，控诉“”的哭喊声铺天盖地。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后期，有人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微评论：杨绛先生身上的“韧性”着实让后人佩服。那么苦难的岁月，她竟然仍以一颗乐观而善良的心态对待。生活给予她以痛苦、波折，她却报之以歌。她看透了人世间争名夺利的丑恶，因而更促使她选择了穿着“隐身衣”去冷静、客观地看世事百态――看似平平淡淡，实则大巧若拙，于不动声色中蕴藏着她对生命的诠释。

适用话题：改变自己；向阳而生；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淡泊名利：“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杨绛的家是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的，问其原因，她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杨绛与丈夫钱钟书一生节俭。杨绛先生在社科院的助手曾透露，她家里从未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杨绛文集》的一位责任编辑王瑞说：“有一次，看她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

就是这样清贫了一辈子的老人，在90岁那年，拿出了自己与先生共同积攒的72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以“好读书”为名设立奖学金，并宣布，将日后所出版的所有钱、杨二人作品稿酬、版税都投入该基金中。

媒体们绞尽脑汁想要登门采访的无数次请求，杨绛先生始终闭门婉拒。每年生日的这一天，杨绛先生也选择以“躲避”的方式，安静度过。九十岁寿辰时，她曾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就是这样一个清清爽爽的文化老人，在临别前留下遗言，希望在自己火化后再发讣告。5月27日杨绛先生遗体在京火化。其书籍、手稿、文物字画均捐赠国家。

杨绛隐身衣篇4

关键词：杨绛；特殊；温情；平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27-01

胡和清先生在《杨绛论》中这样概括钱钟书，杨绛散文各自的美学特征：“钱钟书如英气[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大愚，不显锋刃。”“大智大愚，不显锋刃”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温柔敦厚”的叙事立场和笔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杨绛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其作品中营造的温情世界，独特的写作技巧及其清淡简约的文字，开启了新时期散文文类觉醒的先河，是中国当代散文史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开端。

一、动荡岁月里的温情世界

《毛诗序》中说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的《文赋》说：“诗缘于情而绮靡”，及其刘勰赞许风雅“吟咏性情”，“为情造文”等，都说明古代文论中重视文学创造的情感评价属性。西方现代的美学流派，如科林伍德的自我表现说，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学等都视情感作为艺术的根本，情感评价作为“诗意的裁判”，衡量出杨绛作品于“”动荡年代营造出来的温情世界的重大意义，同时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和“善”的终极价值体现，浸透了儒家性情的杨绛传承了中国人文传统中所特具的人文素质，其作品体现出崇高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其散文创作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立场。

在《干校六记》“夫妻之别”部分，当“我”得知丈夫钱钟书就要“先遣”时，想到既不会洗补衣服，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年迈花甲的丈夫独自一人下放“干校”时，“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有十万个不放心”，传达出作者痛苦无奈不忍的心境，温馨和睦，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令人感动。杨钱二人在“”期间此起彼伏的批斗中艰难地保住了性命，在席卷而来动荡的历史环境下，字里行间没有悲情，流露出那种珍贵的幸福，时时处处洋溢着温情，流淌着暖流。在《“小趋”记情》一文中的主角“小趋”是一条“河南穷乡僻壤”的小黄狗，但“小趋”和杨绛夫妇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起等候默存……”在“”灭绝人性的生存环境下，在“”敏感多疑，草木皆兵的恐慌岁月里，狗的热情和玩耍的姿态让人感动，反映出作者处于逆境中仍不失热爱生命的真诚，这是杨绛先生高贵性情的体现。

杨绛作品中不离不弃的亲情处处可见，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有舐犊情深的爱女之情，对祖国同胞命运牵肠挂肚的爱国情怀，及其对生命，文化，人性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等，都体现出杨绛先生身上与生俱来的博爱精神，其平淡文字中透漏出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其大白话呈现出一种智慧和对尘世的关怀。

二、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

学者宗白华曾讲道：“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中。”形式创造是文学真善美价值追求的最后完成，因此20 世纪20 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等都重视文学的形式美问题。在文学理论上，“内容形式化”是运用各种表现手法的艺术话语将内容呈现出来，且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深化和升华。

“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是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序言中所概括出来的，宏大的时代历史背景被隐藏，用特定环境中典型的小故事和情景再现的方式，去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这是贯穿杨绛先生作品中的写作技巧。《干校六记》中作品并没有展现当时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而是主动退让到政治事件的边缘，仅仅讲述亲眼目睹的场景，把想象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再现和复归特定岁月的时代环境。比如写女婿在“”中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遭受迫害，死于非命，仅仅寥寥数语：“工宣部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都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长篇小说《洗澡》写解放战争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杨绛先生反思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只将视角聚焦于北京一个文学研究所的矛盾纠葛来反映这场运动的全过程，以小见大，以部分反映整体，“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创作技巧有利于向思想深度开掘，作为照亮和透视当时历史环境中政治运动和斗争的窗口，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有较高的美学和历史认识价值。

三、平淡简约含蓄幽默的手笔

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了并产生较大影响作用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即作品中的“形式”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而且“形式”所以有“意味”，是因为他们内蓄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的审美情感，文字作为文学作品内容呈现的“形式”和载体，其背后也沉淀了艺术创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态。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杨绛的散文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作平静审视的态度。”青年学者倪伟认为，杨绛的散文“清淡似水，淡烟如菊，全然没有‘’的习气，就文字而言确实已近化境”， 的确，杨绛散文经常用一种清淡简练白描手法去写一件事情，对事情本身好像并不抱着情感态度，没有悲剧英雄式的自我忏悔，和对“”悲剧刨根问底的反思。在《干校六记》中的“凿井记老”部分，杨绛写到凿井的吃力，连她那样的年老者也要参与凿井，但她自己却不觉其苦，还能自我安慰，“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服嫌恶，一片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者立足点了吧！”在自嘲中化解了读者的同情，用纯熟的白话文寥寥数语就把劳动的场景呈现出来，平淡的文字后面沉淀着辛酸和艰苦。不难看出，其清淡简约幽默的文字背后蕴藏着杨绛先生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宽容平和的心态，语气上才有淡然气派，体现出一种于困境中岿然不动，清醒自持。含蓄幽默，清淡如水，淡雅如菊的文字后面是那种豁达高贵，超然物外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具备“温文尔雅”的美学特征，才能带给读者一种朴实清新而又韵味深长的阅读观感。

研究钱钟书和杨绛的权威学者孔庆茂这样评价和概括杨绛的散文：“没有伤痕文学那种剑拔弩张和声嘶力竭的架势，她只是极平淡自然地写出自己在运动中的见闻和实感，没有任何的想象，虚构和形象的捏造，一一据实写出来，超然地回头看看过去那段岁月，于平静的叙述中略带一些自嘲，然而所有的愤怒，心酸都在叙述中流露出来。”正是这种自然平淡含蓄冷静的语调和超然于世的态度表现出作者于逆境中的洒脱镇定和对人生洞察的透彻，作品中营造出来的温情世界和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情怀，温柔敦厚的美学特征，及其“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里的小插曲”的写作技巧，使其散文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因此我们讲，杨绛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胡和清.杨绛论[J].当代作家评论，1933(2):24.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1.

[4]杨绛.干校六记[M].上海:三联书店，2010.17.

杨绛隐身衣篇5

[关键词]杨绛《我们仨》情感 含蓄节制

李健吾曾这样称赞杨绛：“……一个清莹的湖，现在，你顺着湖岸，或是泛着小舟往前走。湖水的尽头把一个更广大也更惊人的天地给你，于是豁然开朗，到了桃花源。”也有人说：“杨绛的文字，如一方玉。外表朴素，不炫示，叫人望去油然生宁静心情：她还能准确、节制、不枝不蔓，叫人体会一种清洁之美；玉当然又绝不冷硬，她显出温和，淡淡却持久地散发：还有润泽。透露着内在丰富的生命律动。”读过杨绛的长篇散文《我们仨》，这种感受就会更加深刻。湖也吧，玉也吧，一切美丽的比喻都是贫乏而苍白的《我们仨》的意蕴深长而丰厚。

一

《我们仨》是一部描写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风貌、高尚情怀和人格操守的作品。通过“家”这个窗口展示两位学者63年相依相伴共同走过的岁月。读《我们仨》，常常会使人热泪涌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对《我们仨》最好的诠释。季羡林先生曾说他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在《我们仨》中，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感人至深的真情，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古驿道”上的生命之曲。淡雅细腻的语言讲述了仨个人的生活，抒写了人间至情――爱情和亲情的诚挚深厚与沉郁绵长。

杨绛与钱钟书是一对作家、学者伉俪。读书写作、谈天说地，潇洒自如。其乐融融。他们之间既温馨和谐，又互相尊重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气氛。是典型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缩影。书中讲述了一个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的誓言。也没有年轻恋人的狂热与浮躁，有的是冷静、淡雅、细腻所表现的真挚和刻骨铭心。在牛津，“我”怀上了孩子，“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一个谆谆嘱咐，一个并不满意，都希望孩子像对方，以此表达对对方的情和爱。当女儿出生之际。“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种感情是细腻而绵长的，远胜过海誓山盟和轰轰烈烈。显得真实而弥足珍贵，读来令人暖意盈怀。在抗战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中，“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这是全书唯一的爱情誓言，是苦难的日子里对爱情的深刻顿悟以及永远恪守和呵护的真诚表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者反复写道，从年轻一直到老年，“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其中的情和爱，深沉而细腻，温馨而暖人。

家有小女及其后的成长岁月里，女儿给家庭平添了许多情趣和天伦之乐。疾病、贫寒、灾难甚至死神也无法叫他们分离。初。“我”和钟书被揪出。尚是革命群众的女儿急着回家看望“我们”。她走进家，偎着“我”贴坐身边。一针一针为妈妈做了一套睡衣。又从书包取出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子里。这一段杨绛写得丝丝入扣，字字含情，辛酸而温馨。有这样的情感维系，“我们仨”合为一体，经常互换角色，既是父母女儿又是兄弟姐妹，互相给对方最快乐的日子和最充实的人生。这样的家足以替代世俗任何功名。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在艰难而温馨的时光流程中。亲人们被迫走上了“古驿道”。在象征由生到死的必经之路――“古驿道”上，一家人相聚了。

“他疲劳得支持不住，立即闭上眼睛。

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下。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

淡淡的文字，轻灵而睿智，凝聚着浓浓的亲情眷恋、深深的牵挂关爱、苦苦的依傍扶持。一个天才女作家最率性的表达，一个女人最真性情的流露，它使我们的阅读充满了温馨和感动。

“我们仨失散了”。这是作品中情感内涵最为沉郁也最显露真情的部分。面对至爱亲人的病体，作者的牵挂、担忧、焦虑丝丝缕缕溢出文字，触摸着人性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使我们在悲叹生离死别的同时，品读到作品沉甸甸的情感内涵。气息奄奄的钟书知道女儿也病了。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叫圆圆回去。……叫圆圆回去，回家去。……回到她自己家里去……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她拉我走上释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钟书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说：‘你也看见她了?’我说：‘你也看见了。你叫我对她说，叫她回去”’。骨肉亲人之间心犀相通竟达如此程度，让人惊异。说它是“通灵”现象也罢。称它为“心电感应”也罢，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亲人身上且为杨绛所亲见的现象。它和钱钟书话中所蕴含的深意，一起对读者心灵产生强烈震撼和冲击。这种只有在骨肉亲人间才有可能发生的“灵异”现象，对于表现亲情的沉挚浓郁极具力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亲人的“魂魄”还坚持着见一面，还要道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依!

二

天若有情天会微笑。与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相比，杨绛和钱钟书是幸福的。我们羡慕杨绛的幸运，遇见了才华横溢而又专情的钱钟书。至此才有从一而终的美满回忆；我们也慨叹钱钟书的幸福，虽经历运动。却始终有爱妻爱女相陪相伴，一生从未孤独。人间也因这一份挚爱亲情而温情流溢。泽荫永远。作为一位性情优美的女性和蔼仁者，《我们仨》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其艺术魅力又得益于其独特的抒情方式。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的早春，阿瑗因为脊椎癌离开了两位老人，双亲还在爱女先行，其中的锥心之痛谁人能体会?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60多年 相知相契、相濡以沫的同心伴侣，从此人天两隔。对于已逾90高龄的作者而言，羁旅倦客，老病兼催，“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悲苦之情恐怕非亲历不能体会。但我们看到杨绛的坚强和理性。体现在行文上，她的抒情方式是压抑幽咽的，暗合古典的节制的原则。压抑情感既是一种人生态度，又是一种美学原则：既是手法，也是性格。面对人生的大苦大难，她表现得如此沉静，内心的吐露含蓄节制、典雅矜持、哀而不伤，千回百转之际有着无限的悲苦，可谓九曲八折，荡气回肠。

为了实现古典节制原则，除了通篇使用象征手法外，作者往往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丰富复杂的情感寓于景中。“驿道上又飘拂着嫩绿长条，去年的落叶已经给北风扫净。”“杨柳又变成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一棵棵杨柳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黄了枯，枯了又绿的柳树，在满目深情的老人眼中是这样的忧伤凄苦；四季变幻的风景。对走在黄昏中的老人竟是如此凄美哀怨。“景语皆情语”，朴素的描写替代嘶心裂肺、寸断肝肠的悲声，虽不事渲染，却无比感人：虽不言悲伤，却字字含悲，力透纸背达到极致。通过情景交融营造梦境的渺远迷离，分载过于深重的死别的悲情，把丰富复杂的情感寓于景中。亲人长逝，作者也变成柳树的一片黄叶，脱落飘零，“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其情的深切和痛彻与归有光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矣，今已亭亭如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音希声，大悲无言。这里没有悲哀、悲伤一类的字眼，但悲伤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无声胜有声!景因情而生，情由景而传。情是悲到极致，景亦写尽凋零败落，两者相融，虽黯然消魂，但情借景调节了强度，借助悲凉的意境，将大伤大痛化作了诗意的美感。

这种极有分寸的抒情方式是以其平实朴素的语言为基础的。《我们仨》的语言平实素朴、自然可亲，有着脱尽铅华后的真淳：清新淡雅，有一种清洁之美。但又决非平淡无味，字里行间流动着淡雅清新的气韵。在平淡素朴的语句下面，潜藏着深刻隽永的意蕴，背后支持的就是淡泊功名的人格精神。说到底，平和的风格源于平和的心态。对人大度、对己放松。心理自然就随和宽厚。落在语言上常常是诙谐风趣。悲喜之事都淡然一笑，滤去沉重和张扬，自现平和之趣。

《我们仨》第三部从“我”与钟书结婚留学写起，至女儿、钟书去世为止，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既有奔腾波浪。又有涓涓细流，无论大事小事。是悲是喜，写来都是平和自然，波澜不惊，笔墨中透露出作者坦荡和从容的气度。

如对女儿所遭逢的某种反常的生存处境以及抱憾之情。作者以一种“正常”的叙述讲出来：“阿缓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剧性的美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叙述中隐隐地流渗出来，给予读者的美学冲击远远地超越那些直接描写、控诉类的作品，每读至此，令人无不动容。

三

钱钟书与杨绛，是当今中国文学界、学术界颇具人望的神仙眷侣。也许，对于多数青年人来说。杨绛的魅力在于她的人生，在于她与钱钟书先生60多年来风雨同舟伉俪情深的生活。这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平凡而又不凡。钱钟书对于现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世人自有评说。作为妻子，钱钟书是杨绛笔下永不枯竭的人物“源泉”。在《我们仨》中，杨绛以清淡到近乎白描的文笔刻画了钱钟书的形象。“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这句著名痴语世人皆知。外人眼中的大才子，在杨绛笔下却充满着呆气、“痴气”甚至淘气。他笨手拙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初到牛津就磕掉大半个门牙：他又很童真；在两个人的异域求学生活中，玩着学做饭并在吃饱饭后开心地用浓墨给妻子开花脸；在女儿被窝里埋“地雷”而又被女儿捉到；“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等等。另一方面他是学者，博学勤奋：从一开始留学，就积聚着知识的储备。在巴黎留学的一年间，他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于是，琐碎的生活。点滴间的真情，通过妻子独特的视角，常人常性常情、颇具个性特点的钱钟书，和令人高山仰至的钱钟书。活生生的矗立在我们面前。

杨绛隐身衣篇6

【关键词】文本细读 因果逻辑 故意

美国作家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写的《如何阅读一本书》提出了“主动阅读理论”，其核心是：“你在阅读时要提出问题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自己必须尝试去回答问题。”笔者觉得文本细读的要义也是如此。

文本细读，就是向文本的深部展开，而能够被深入探索的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前一个问题指向于通过文本的细部解读，找到用来解释人物行为的信息，从而使文章在字里行间达到一种通透的程度；而后者指向对作家与写作的解读。

文本细读是一个不断细致化地研读文本从而对文本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细读有一种价值追寻，那就是不断地试图对已被解读的文本进行新的解构，并找到支持这种解构的逻辑。在实际的课堂中就表现为学生对文本的多角度提问，那些在教师备课中没有被解读的或者未能关注的部分，恰恰是学生提出新问题的地方。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往往成为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重要切入点。而文本细读的主要任务便是引导学生完成对这些疑问的因果逻辑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学生便加深了对作品、作家、写作的理解。

一、情节是由写作目的决定的

许多文本难以深入细读进去的原因是读者对写作目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比如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学生认为此文表达了对徐老师的敬慕与怀念。但依据此中心再去联系全文，学生又无法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为什么前面要将徐锦澄先生写得如此不堪？仅仅是欲扬先抑？（2）为什么要写徐锦澄先生的“凶”？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关注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因当今学生与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距离，往往因为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的认知缺失，阻碍了对文本的解读。这个背景便是：“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国文先生也“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国文教育在当时地位是比较低的。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我们联系梁实秋的生平推断，他“十八九岁”时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肇始之时，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西方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反映在此文中便是“国文教育”沦落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教育形态，国文先生的“敷敷衍衍”说明他们已经对此习惯成自然。但徐锦澄老师不同，他在“编教材”“课堂教学”“批作文”三个方面的努力与用心，恰恰说明了他对国文的那份挚爱。他正是因为爱，才有了对国文地位的忧，正因为有“忧与爱”，才有了对学生的怒，外化出来，便是他的“骂人”与“凶”。这样隐藏在文中的一个写作目的便呼之欲出了：同样喜欢国文的梁实秋表达了对国文地位式微的现实担忧，这种担忧不仅存在于他上学的那个时代，也应存在于他写作的当时。而徐先生为国文作出的巨大努力才是真正使之敬慕与怀念的。

再如杨绛的《老王》一文中，杨绛为什么要写老王给他们一家送香油和鸡蛋这一情节？鸡蛋和香油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和作者要表达“愧怍”有什么关系呢？文中展示了老王的生存困境：老王住在“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靠三轮车勉强活着，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老光棍”。这个情节发生在“”开始后，那时国家物资匮乏，再加上老王自己糟糕的生存状况，那么这香油和鸡蛋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老王为什么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杨绛一家？虽然杨绛一家对老王的关怀与帮助非常微薄，只限于给过他一瓶鱼肝油治眼病和坐他的三轮车维持老王的生活，但这对于“乘客不愿坐他的车”的孤独又贫苦的老王来说，这种人生的温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珍贵的香油和鸡蛋恰恰表达了老王内心对杨绛一家的感激之意，更是他对杨绛一家所给予他的人生温暖的一种巨大回馈。而杨绛在接收这份礼物之时，并未真正体味出其中的珍贵和特别的意义，未能发觉当时已重病的老王内心的孤独感和巨大的感激之情。老王将其看得那么重，而“我”把这次送礼看得太淡太轻。所以结尾处“愧怍”二字就是杨绛对自我灵魂的解剖，这与“香油与鸡蛋”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的。几年过去，当杨绛重新思考这“香油与鸡蛋”对于“幸运”地活着的“我”的意义时，老王显得那样孤独、不幸。原来“我”从未真正走入他的内心。

二、作者自己和写作对象会有契合之处

一些作家往往在作品中会将自己的个性写入文本，会不由自主地在笔下的人物形象中暗合自己的影子。

如阅读孙犁的《亡人逸事》时，学生问：“天作之合”本意指旧制度下美好的婚姻，而从整个文章来看，夫妻之间生活艰辛，算不上美好，那么从哪里能看出是“天作之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天作之合”之义：这是作者对其夫妻生活美好的确认，也是对妻子的一种肯定，就是说妻子是他内心非常欣赏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怎么展示出来的呢？文中写了三件事：看戏、操持家务、买花布。这些事既描绘了其妻贤妻良母的形象，又展示了一个女子的心性美丽。“看戏”主要体现观念的“封建”。“封建”这个看似贬义的词其实未必不受作者喜欢，我们也能从“封建观念很重”联想到旧时女子的羞涩矜持。而婚后持家所选的“摘南瓜”片段则是少有的有趣生活，显示出妻子可爱的一面；最后以买花布事件体现了妻子的“含蓄”之美。“花布”是作者买给妻子的，妻子明明知道“花布”是买给自己，却偏问“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这是明知故问；而作者也明明知道妻子问话的真实意思，却回答“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啊”，这叫明知故答。花布是夫妻深情的见证，其妙在皆不点破又都心领神会。孙犁将自己对妻子的一片深情寄于对以往生活的碎忆中，不直接却又让人真切地体味，含蓄隽永，在娓娓道来中又让人止不住地为之感动。这样一个“含蓄”的孙犁和这样一个“含蓄”的妻子怎能不是“天作之合”？我们在认识到这样一个“含蓄”的亡妻形象时，不也见到了一个“含蓄”的孙犁吗？

再如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有学生提到：此文主要的写作对象是母亲，为什么文章前三段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处境。母亲比父亲小三十岁，二十三岁守寡，又是当家的后母。大哥比母亲大两岁，这样年轻的后母对继子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面对“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的现状，母亲只能隐忍。自古婆媳关系难处理，更何况面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儿媳？况且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去了丈夫的母亲在五叔面前自然是被轻侮的。所以文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在强调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困境。回来再看作者的年少时光，为什么母亲不准他和“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因为这样的一个母亲是难以给孩子更好的保护的，是很难在与他人的争执中获得话语权的。“我”玩“掷铜钱”也被别人以“麇先生也掷铜钱吗？”这样的方式嘲笑。“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好像是“大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家庭的大男人看待；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时，却遭到族里长辈的反对，理由是说“我”年纪太小。家族中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恰恰折射了“我”因丧父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尴尬与困难。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处境艰难、内心容忍的母亲形象，却也很容易忽视作者胡适年少时的“处境艰难”与“内心容忍”，这一点与其母亲是相同的。

三、古诗与小说受其固有的创作规律限制

古典诗歌与小说的创作往往受其创作规律影响。小说与古典诗歌不如散文来得即兴，更强调写作规律对作品的限制。

比如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学生在理解诗歌时认为这首诗很简单，就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情感。于是我追问道：“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就是说情语是通过景语来体现的，那么这首诗中的景语是如何与“思乡”的情语相关联的？”其实这个问题是针对许多人认为诗人在选取意象时只是随机而为这一情况提出的。既然“一切景语皆情语”本质上说明“情”主导了意象，也必定决定诗人选择了哪一个景，怎么去描绘，才能与特定的“情”相契合。诗的三四句“云霞出海曙”语序应为“海曙云霞出”，而“梅柳渡江春”的语序也应为“江春梅柳渡”，这两句与第二句中的“物候新”相承。而第四句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渡”字，到底是谁在“渡”？显然不是“我”，是“春”渡还是“梅柳”渡？其实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方式写了春渡过大江向北延伸，梅柳也随春的到来由南向北而绿。再联系作者的处境，此时他身处江南的常州，而故土却在江北之洛阳，想象春渡江北，心也似飞回故土。第五句“黄鸟”这一意象又是江南江北都有的一种鸟，所以更有一种外乡人在声音上所能感受的春意和故土情怀，而“绿”这一意象本身的特点是“无根”，不正如漂泊异乡的作者吗？再加上一个“转”字，恰能使人联想起自身“流转”的特点。所有这些意象的组织排列，使诗从第二句的“新”向第八句的“归”顺利过渡。举这个例子其实想强调，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是作者故意的。虽然从触发诗情的角度来说，也许是无意的；但进入写作的层面，诗人在选取意象上一定要“故意”，方能保持“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创作原则的顺畅实施。

同样小说创作其实也是小说家坚持了“故意”的原则。小说本质上逃离不了“真实的谎言”，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小说家是职业说谎者”，这就是说小说家认为在作品中“说谎”是必要的。如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老贝尔曼可不可以不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老贝尔曼在去为琼珊画那片叶子的时候一定想到自己会因淋雨而得肺病，他也未必想到在这一次的行动中会产生“杰作”。小说的结局“老贝尔曼死去，琼珊康复”，的确“出乎意料”。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这便是作家的故意。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小说家选定某个群体是特定的。如鲁迅写底层妇女祥林嫂，是为了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写知识分子吕纬甫是表达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如果结合此文所选择的人物身份，我们会发现，欧・亨利写老贝尔曼这个搞艺术的人，目的是在谈自己对艺术的思考――怎样的艺术作品才叫佳作？艺术与命运的关系如何？若老贝尔曼不死，其行为与作品就不足以打动读者，“常春藤叶”难以承载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将美撕毁给别人看”永远在文学作品中给人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但有时往往作家撕毁的是人的命运。艺术的成功与人生命运的悖论是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哲学命题。

杨绛隐身衣篇7

上海，南京西路，那条窄得要侧身而过的弄堂口，穆丽娟常会在晴朗的午后，坐在竹凳上看步行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看阳光大颗大颗地落在行行路人的肩上脸上。她不说话。旁人问些什么，她只是摇头，若是有人认出她来，试图寻些过去的影子，她也只淡然一笑，“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去了。”

轻飘飘的一句“都过去了”，其实恰恰是过不去，所有的伤和疼都藏得好好的，永生不愿触及。

那时怎会懂什么是爱情呢？17岁就嫁给了戴望舒，那是彻头彻尾的年轻啊，而戴望舒刚刚甩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多年以后穆丽娟才知道，她不过是施绛年的一个影子。

本来戴望舒已经与施绛年苦恋了八年，还订了婚。施家是大户，说定了戴望舒要有好前程，才同意这门亲事的。戴望舒于是勤工俭学去了法国，回国后却换来了施绛年的移情别恋。一怒之下，戴望舒打了施绛年，一个人躲到江湾公寓里，举杯邀明月去了。而公寓的隔壁，就是文友穆时英的家。

一个成名的诗人、翻译家，虽然长得不够俊朗，但是喝过洋墨水的成熟男人，加上一手妙笔生花的朦胧诗，怎会不成为怀春少女的致命伤呢？穆时英看戴望舒整天借酒浇愁、浑浑噩噩，就有意撮合他与妹妹穆丽娟。戴望舒教她英语、打桥牌，她则给戴望舒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倒也相濡以沫红袖添香。1935年底，经双方家长同意，二人订婚。

次年6月，正当二人准备完婚时，从浙江老家传来消息，戴望舒父亲去世了。按照乡俗，戴望舒要守孝一年，但他不想再等，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如期完婚。

举案齐眉的日子足够花枝灿烂了。走出感情低谷的戴望舒受胡适邀请，着手翻译《堂・吉诃德》，按周领取不菲的稿费。也就在这一年，他主编的《新诗》正式创刊。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新派诗的中坚人物几乎都聚拢在《新诗》旗下，戴望舒也因此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系与中国传统浪漫主义诗风相结合的有力推手。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戴望舒给她起名叫咏素，而穆丽娟更喜欢叫她朵朵。朵朵，多生机多娇艳多丰沛啊，像他们刚刚完整了的家，和爱情。

“而我是蔷薇，带刺”

日本人从吴淞口登陆了，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动荡起来，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正好香港巨贾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有意请戴望舒做副刊主笔，戴望舒欣然应允。

他相中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把那里收拾一新，还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菜院，手书“林泉居”三字，找人刻了匾挂在楼前。每天他除了整理书稿，处理《星岛日报》的事情外，就在院子里伺弄那些瓜果茶蔬，时不时请些文人好友来瓜棚下坐坐，几盘棋，一壶茶，俨然世外桃源。

如果要往诗一般浪漫的剧情上描述，这该是世上最完美的婚姻了，风华正茂、功成名就、妻贤子孝、天伦之乐，似乎所有构成“幸福”的因素都凑全了。

然而，穆丽娟一直在国内长大，虽然同是五四青年，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也努力在这个中国第一诗人的身边耳濡目染着，但在法国见识过大世界的戴望舒，还是觉得这个带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初中毕业的小女人身上欠缺着些什么。还有，嗯，哪个男人能真正地忘掉初恋？施绛年，永远是戴望舒心底的疼。

1938年4月，电影《初恋》公映。主题歌《初恋女》中，词作者戴望舒深沉地怀念着他的初恋：你牵引我到一个无边的梦境/我却在别的梦里忆起你/我每天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每听到这首歌，穆丽娟都伤心欲绝。在她的心里，丈夫永远把一块心底的绿地留给施绛年，施绛年才是他的幽兰，“而我是蔷薇，带刺”。

1940年6月，穆时英因为政治原因，在上海遇刺，得到消息后穆丽娟跟丈夫商量，想回上海处理哥哥的丧事。戴望舒没有同意，一是觉得上海过于动荡，不安全；二是孩子还小，需要妈妈照顾。其实，没说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见上的不统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戴望舒爱惜羽毛，不想因此卷入一场政治纠纷。

“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哥哥啊。”穆丽娟的哭诉只能让戴望舒感觉这是个不明事理的小女人、“妇人之见”。当年年底，穆丽娟的母亲因承受不了丧子之痛，也在上海去世，这一次，戴望舒干脆扣下了上海发来的治丧电报，不让穆丽娟知道。

要过年了，穆丽娟给戴望舒和朵朵买了新装，也给自己做了件大红夹袄。叶灵风的夫人赵克臻见了感觉奇怪，“母亲去世了你怎么还穿大红衣服啊？”

穆丽娟一愣，呆住了。“贤妻良母我努力做好，贤妻良母可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大事，但贤妻良母不能只知道菜价，贤妻良母也至少有权知道母亲的死讯。”

穆丽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丈夫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地位，连这种事都可以隐瞒。第二天穆丽娟就买了船票，带着孩子去了上海。

“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

在给母亲和哥哥补丧守灵的半年里，穆丽娟素面朝天，不苟言笑，甚至不见客不外出。彻底的失望让这个女人瞬间凋零，这一年，她才23岁。

“除了订婚戒指，你没送过我任何让我感觉浪漫的东西，而现在，你甚至连踏实的感觉都给不了我，五年的婚姻里，似乎只剩下欺骗和冷。”穆丽娟给丈夫写信，坚决提出离婚，“我多想，你能经营好你的诗，也经营好你的家。”

戴望舒发觉事态严重，随即赶来上海，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婚姻。但穆丽娟心灰意冷，直到戴望舒离开上海也没见他一面。

回到香港，戴望舒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示女儿》。在这首诗里，他回忆过去的快乐日子，感叹动荡世事和家庭骤变。

但穆丽娟心如铁石，决意结束与一个浪漫诗人的绝不浪漫的婚姻。戴望舒绝望之下以死相逼，在服下大把安眠药之后，给穆丽娟寄去了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幸好戴望舒被及时发现。还没出院，戴望舒就接到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他终于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随离婚协议一道寄回上海的，是戴望舒精心挑选的三十余张一家人的合影。在这本亲手制作的相册里，他夹了一封简短的信，信里是最后一次挽留。“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他没有等到妻子的任何回信。

数月后，穆丽娟接受了暗恋她多年的《宇宙风》主编周黎庵的求婚。随后戴望舒与杨静也在香港登记注册，这一次的女主角，比穆丽娟小9岁。

若干年后，当穆丽娟听到戴望舒再次离婚的消息时，只轻轻说了三个字：“年轻啊……”

1946年，在抗日主张上一向旗帜鲜明、但在国内政治上闭口不谈的戴望舒终于决心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我不能再这样缩着头在香港呆下去了，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方。”

他的第一站选在上海，这里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更关键的，在上海，有一个叫穆丽娟的女人。

杨绛隐身衣篇8

二、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月夜》

三、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韩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四、疲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张谓《杜侍御送贡物戏赠》

五、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李商隐《楚宫》

六、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张祜《题金陵渡》

七、万里妾心愁更苦，十春和泪看婵娟。——华清淑《望江南·燕塞雪》

八、碧窗斜月蔼深晖，愁听寒螀泪湿衣。——张仲素《秋闺思二首》

九、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羁愁。——李贺《塞下曲》

十、有泪无言对晚春。——淮上女《减字木兰花·淮山隐隐》

十一、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李冠《蝶恋花·春暮》

十二、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张说《邺都引》

十三、长使英雄泪满襟，天意高难问。——杨冠卿《卜算子·秋晚集杜句吊贾傅》

十四、送君归去愁不尽，又惜空度凉风天。——王昌龄《送狄宗亨》

十五、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十六、尽无言、闲品秦筝，泪满参差雁。——吕渭老《薄幸·青楼春晚》

十七、泪湿罗衣脂粉满。——李清照《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

十八、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元结《贼退示官吏》

十九、寒食时看郭外春，野人无处不伤神。——云表《寒食诗》

二十、不尽眼中青，是愁来时节。——张元干《石州慢·寒水依痕》

二十一、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苏武《留别妻》

二十二、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

二十三、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夏完淳《一剪梅·咏柳》

二十四、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二十五、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苏轼《临江仙·送王缄》

二十六、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商隐《代赠二首·其

二十七、点点行行泪痕满。——黄公绍《青玉案·年年社日停针线》

二十八、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

二十九、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武则天《如意娘》

三十、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苏洵《九日和韩魏公》

三十一、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谢灵运《登池上楼》

三十二、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王沂孙《齐天乐·蝉》

三十三、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黄遵宪《赠梁任父母同年》

三十四、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三十五、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杜甫《别房太尉墓》

三十六、闲愁闲恨一番新。——辛弃疾《浣溪沙·偕叔高子似宿山寺戏作》

三十七、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蒋春霖《卜算子·燕子不曾来》

三十八、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

三十九、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

四十、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四十一、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四十二、月色入高楼，相思两处愁。——秋瑾《菩萨蛮·寄女伴》

四十三、灞桥杨柳年年恨，鸳浦芙蓉叶叶愁。——苏庠《鹧鸪天·枫落河梁野水秋》

四十四、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纳兰性德《菩萨蛮·萧萧几叶风兼雨》

四十五、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李颀《送魏万之京》

四十六、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李白《渌水曲》

四十七、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白居易《杨柳枝二首》

四十八、为惜故人去，复怜嘶马愁。——高適《送魏

四十九、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施耐庵《念奴娇·天南地北》

五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五十一、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五十二、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韩愈《听颖师弹琴》

五十三、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韩元吉《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

五十四、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周晋《点绛唇·访牟存叟南漪钓隐》

五十五、黄昏疏雨湿秋——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

五十六、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五十七、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五十八、一声画角谯门，丰庭新月黄昏，雪里山前水滨。——白朴《天净沙·冬》

五十九、明朝事与孤烟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吴文英《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

六十、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杨炎正《水调歌头·把酒对斜日》

六十一、不系雕鞍门前柳，玉容寂寞见花羞，冷风儿吹雨黄昏后。——乔吉《春闺怨·不系雕鞍门前柳》

六十二、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

六十三、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于谦《过菊江亭》

六十四、只匆匆眺远，早觉闲愁挂乔木。——史达祖《八归·秋江带雨》

六十五、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辛弃疾《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六十六、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欧阳修《少年游·栏干十二独凭春》

六十七、酒醒人静奈愁浓。——徐昌图《临江仙·饮散离亭西去》

六十八、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辛弃疾《临江仙·探梅》

杨绛隐身衣篇9

论文关键词：花妖命名,人情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狐鬼花妖的世界，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无奈促使他将自己的“孤愤”之情倾注在狐鬼花妖的虚幻世界里。他写《梦狼》、《席方平》针砭贪官污吏，写《司文郎》、《贾奉雉》揭露黑暗科场，写《张诚》、《田七郎》宣扬忠孝仁义等。但《聊斋志异》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花妖世界：这里没有贪官污吏，恶霸豪绅，也没有失意书生、潦倒百姓，这个幻境清新自然，充满芳香，令人心旷神怡。这个世界里的花妖们富有人性中“真、善、美”的特点，作者以她（他）们为主人公创作了一个温情的世界。《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原型包括荷花、牡丹花、菊花、山茶花等，他们都拥有俊美的人的外形，保留着精魅类的预见能力，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质。

《聊斋志异》一共塑造了8个主要的花妖形象，其中7名女性，1名男性。他们已经从最初令人惧怕的妖怪形象，变为被人类追逐、爱慕的对象。从被人惧怕，受人鄙视到惹人怜爱、被人敬慕，《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的这一特点正反映了蒲松龄倾注在花妖世界的独特的审美理想。

（一）花名——人名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名字看似十分简单，但其中却蕴含了作者深刻的用意。蒲松龄在继承传统命名法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独特内涵的花妖姓名。这些名字不仅暗示她们的花妖身份，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独特的名字将她们本身的花性融入其中，形成花人合一，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1、直接以花为名：荷花——荷花三娘子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大都以花的品种或花的别称为名，而《荷花三娘子》中的三娘子则直接以荷花为命名。《绛妃》篇中的风神也属于直接命名的情况，绛妃称她为“封家婢子”，是以风的同音字封而命名。绛妃向作者自我介绍时自称花神，那对她“合家细弱”进行摧残的“封家婢子”，即是风神，所以作者所作檄文中的讨伐对象句句写风。

2、以花的品种命名：牡丹——葛巾、玉版、香玉

《花镜》中载有一百三十一个牡丹品种，其中有关于葛巾、玉版的名字来源：“葛巾紫，圆正，富丽如巾。”“玉版白，单叶，细长如拍版。”在《群芳谱》中牡丹花的千叶楼子品种中有：“魏花，千叶，肉红，略有粉梢，出魏丞相仁溥之家。”葛巾在向常大用自述家世时就说：“魏姓，母封曹国夫人。”山东菏泽盛产牡丹，菏泽古称曹州，作者将故事的发生地点设置在曹州，将葛巾命名为魏姓，母亲封为曹国夫人，这都是在暗示葛巾的牡丹花妖身份。

在《香玉》篇中香玉死后复生时向黄生交代再生之法时说：“君以白蔹屑，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报君恩”。这正是《群芳谱》中记载的栽种牡丹花的方法。蒲松龄的《农桑经·诸花谱》中也可以看到牡丹的这种栽种方法：“每窠用粪土一斗，白蔹末一斤拌匀，再下小麦数十粒于窠底，然后植之，以细土覆满，将花提与地平，令根不屈，土须与干上旧痕平，勿太高，勿太低，又勿筑实，勿足踏，以河水或雨水浇之，窠满而止。”“拣大颗茂盛者，一丛十数枝，持作一把，摔去，细视，有根者劈开，或一、二枝，三、四枝作一窠，用轻粉加硫磺少许为末，和黄土成泥，将根上劈破处擦匀，方栽之。”如此看来，作者是将香玉复活的经历，写成牡丹花再生的过程，使小说中的花与人交相辉映，相互融合，这正是蒲松龄构建的花妖世界的独特之处。

3、以花的别称命名：耐冬——绛雪；菊花——黄英、陶三郎

耐冬又名绛雪，作者将故事的发生地点设置在了崂山下清宫，将人物的名字取为绛雪，便暗示了她山茶花妖的身份。

菊花，别名黄花。《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鞠，本又作菊。’”宋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词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在蒲松龄诗作当中有很多诗句将菊花称为黄花，如：《九月望日有怀张历友》：“临风惆怅一登台，台下黄花次第开。”《九日送袁子续》：“绿野黄花酒一尊，荒亭烟雨送黄昏。”英，《说文解字》中曰：“草荣而不实者。一曰，黄英。”《离骚》中有：“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郭沫若译作：“落下来的花瓣。”黄英，即是菊花的别称。

（二）花性——人情

早期文学作品里的花妖形象虽然具备了简单的人类外形，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人格，而《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已经具有了明显了人类性情，成为了花性与人情的完美结合的形象。

1、花卉特性与人类性情诗意化的完美结合。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是花卉本身的特性与中国古代的诗歌的丰富意蕴融合之后，形成了的完美形象。“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荷花与“冰清玉洁”的三娘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本身就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卷五《荷花三娘子》中的三娘子以荷花为本体，展现出一个美妙婉约、清新出尘的荷花花妖形象。荷花的品性加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使得整个故事处处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意，荷花三娘子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更加丰满。

“艳冠群芳”的紫牡丹与“热情自尊”的葛巾。

许多文人都以诗称赞过她，刘禹锡的“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花是花中极品，艳冠群芳，花香袭人。她也是富贵的象征，所以葛巾出场时就“宫妆艳绝”，十分符合牡丹的植物特性。

“傲视寒冬”的耐冬与“性殊落落”的绛雪。苏轼的《邵伯梵行寺山茶》中写到了“红如火”的山茶花：“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灿红如火雪中开”，《群芳谱》中也说：山茶花“冬春开花，花大型，常大红色。”所以，绛雪是身着一身红衣出场的。

崂山耐冬，在冬季依然绽放着美丽的红花，不畏严寒，自然透露着一股傲气。《花镜》中也有云：山茶“经冬不凋”，“性喜阴燥，不宜大肥。”这都与绛雪“性殊落落”的性情相互吻合，作者以山茶花的品性为依托，塑造了绛雪这一人物形象，使山茶花的植物特性人性化。

“品质高洁”的菊花与“恬淡素雅”的黄英。早在屈原的《离骚》的“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当中，菊花就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品质。东晋的陶渊明又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质量，赋予它素雅、淡泊的风格，北宋周敦颐又将“花中隐士”的雅号赠给了它。蒲松龄用小说的形式将这诗意的菊幻化成了“谈言骚雅”的菊花花妖，卷十一《黄英》塑造了两个菊花花妖的形象——“丰姿洒落”的陶三郎和“绝世美人”黄英。

蒲松龄塑造花妖形象时，从花卉本身的习性出发，以人写花，以花喻人，人花相映，使花卉特性与人物性情相互融合，将花之美与人之美完美结合，铸就了花妖全新的形象。

2、妖性的弱化，人性的加强。

鲁迅先生曾说《聊斋志异》中的“花妖鬼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蒲松龄笔下的花妖无一例外的都是善良可爱的形象，花妖本身带有的妖气已经被浓厚的人情味所淡化。

《聊斋志异》以前的花妖形象性格特点比较单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没有独立的行为目的。《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性格鲜明，有了独立的思想与行为。她（他）们已经具备了在人类社会生存的本领，成为独立的存在个体。她（他）们自尊自爱、个性鲜明，这是花妖形象发生的质的变化。

（1）坚强、机智、自尊、独立。蒲松龄笔下的花妖都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处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甚至有了高于人类的生存技能。

《荷花三娘子》中荷花妖三娘子是一个独立、自爱的花妖形象。男主人公宗湘若经狐女的指点在荷荡里寻到的“衣冰縠”的荷花三娘子，并将其带回家，期望可以象狐女说的那样得到一位温柔美丽的妻子。可是荷花三娘子并没有因为宗湘若的请求，与之结为夫妻。她首先谎称自己是“妖狐”来拒绝宗生的请求。无奈宗生痴心一片，三娘子不得不答应了宗生，与之结为夫妻。六七年之后，三娘子认为已经报答了宗生对自己的一片痴情，于是她果断地选择了离开。长期的人间生活并没有让荷花三娘子忘记自己的追求，丈夫的眷恋与恳求也没有让她放弃自己的理想。三娘子最后的离开，使她独立、自爱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

《绛妃》中的花神绛妃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坚强、独立的花妖形象。绛妃“合家细弱”屡遭风神的摧残，这一情形与《崔玄微》中描写的花妖“每岁多被恶风所挠”的情形十分相似。《崔玄微》中的众花妖们面对风神的摧残，先是妥协退让，请求风神的庇护。得罪风神之后，花妖们又找到了处士崔玄微，求他出力庇护。而《绛妃》中的花神绛妃与她的的众仆从却选择凭借自己的力量与风神背城一战，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

《葛巾》通过五个不同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自尊、自爱、机智、勇敢的紫牡丹花妖的形象。一、对爱情的考验。葛巾在缙绅园中与常大用相遇，被常大用的痴情所感动，与之相见。但相见之后，葛巾没有轻易将身许之于人，而是巧妙地设计了几次巧合来考验常大用的真心。二、设计出逃。当两人的事情引来了一些“浮言”时，葛巾与常大用商量对策，常大用却“如寡妇之失守”毫无主见，反而表示一切听从葛巾的安排。于是，葛巾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与常生的私奔，随常大用返回了家乡。三、成功接来玉版。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妻子忽然去世，葛巾建议把玉版接来，做常大器的妻子，常大用却犹豫不决。最后，葛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从容的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成功接来玉版，使“兄弟皆得美妇”。四、寇盗来袭，从容退敌。常大用兄弟日益富裕的家境和貌若天仙的妻子招来了寇盗，无计可施的常大用只有带领家人躲到了楼上，而葛巾临危不惧带着玉版下楼从容对敌，最后成功将寇盗劝退。五、受到怀疑，毅然离去。经过几年婚姻生活，葛巾对丈夫透露了自己的家世，不料却引来了丈夫的怀疑。自尊自爱的葛巾无法忍受丈夫的怀疑，毅然选择了离开。这五个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将葛巾自尊、自爱、机智、勇敢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

《黄英》中的黄英和陶三郎是两个自食其力的菊花花妖形象。酷爱菊花的马子才，有幸将“言谈骚雅”、“风姿洒落”的菊花花妖请到了家中。开始，黄英姐弟依靠马子才的接济生活，但他们并没有一直享受下去，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马子才的妻子病卒之后，娶黄英为妻。

婚后的黄英没有因为与丈夫的价值观不同，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一味地顺服。她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独立的人格。

（2）温柔善良，善于持家理财。蒲松龄笔下的花妖不仅具有完全独立的个性特点，而且都温柔善良，善于持家理财。

《荷花三娘子》中的宗湘若之前的生活是“贫苦不能自立”的，而当荷花三娘子到来之后，宗湘若的家境就渐渐地好起来。这里作者并没有点出荷花三娘子用怎样的方式使家境变好，但文中提到“赖卿小阜”，想必这与三娘子善于持家理财是分不开的。

紫牡丹花妖葛巾在未遇到常大用之前，就有储蓄的习惯。当她得知常大用为等待牡丹花开，而“资斧将匮”，要“寻典春衣”的时候，便将自己的“私蓄”拿出来资助常生。与常生结婚后，常大用的家境也是“日以富”，这些都是葛巾善于理财的表现。

《黄英》中菊花妖黄英与马子才结婚后，使马子才的生活“享用过于世家”，并且文中明确的提到了黄英致富的方法。黄英精通艺菊之法，并凭借这种高超的艺菊手法，贩菊为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财富。除此之外，她还善于管理家务、精于理财。她与马子才结婚后，搬到了马子才的旧宅子里住，但仍然“日过课其仆”，监督仆人的日常工作。马子才的生活逐渐丰盈与黄英善于理财、勤于治家有很大的关系。

（3）知书达礼，多才多艺。蒲松龄笔下的花妖不仅能够持家理财，还知书达礼，多才多艺。

《葛巾》中的紫牡丹花妖葛巾与白牡丹花妖玉版擅长下棋。葛巾与常大用相约在葛巾闺房见面，当常大用第一次如约到达之时，却听见房间里传来的阵阵“敲棋声”。过一段时间，常大用再过去的时候“子声犹繁”，走过去细看才发现葛巾正与玉版下棋，于是，他不得不失望而归。第二次，常大用又满怀希望的来到葛巾的闺房，却又遇到玉版力邀葛巾通宵品茗下棋。

《黄英》中身为菊花妖的黄英与陶三郎不仅“言谈骚雅”，而且还具有高超的艺菊技术。当陶三郎第一次遇到马子才时，就“与论艺菊之法”，使酷爱菊花的马子才盛情邀请陶三郎姐弟回家。之后，陶三郎用自己的艺菊之法将马子才平时扔掉的菊花变为了“目所未睹”的“异种”。当陶三郎载花到外地的时候，黄英就象陶三郎一样“课仆种菊”。除了精通艺菊之法，黄英还像人间女子一样会女红。马子才的妻子吕氏很喜欢黄英，黄英经常找她“与共纫绩”。

《香玉》中白牡丹花妖香玉与山茶花妖绛雪都是擅作诗词的才女。在崂山下清宫舍读的黄生偶然间发现了“艳丽双绝”的花妖香玉和绛雪，便“暴起”直追，两位花妖被他的鲁莽行为吓走了。失落之余，黄生在树下题诗以表爱慕。当被吓走的香玉回来，看到了黄生题于树下的诗句时，便现身与之相见。香玉爱慕黄生的诗才，而且她自己也会作诗。第一次与黄生幽会后，她便出口成诗，与黄生前作相互唱和。香玉遭遇不幸之后，黄生吟诗抒发思念之情，同样思念香玉的绛雪也作诗与之相和。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已经不是简单的妖怪形象，她们不仅容貌俊美，而且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在人类世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存地位。这些美丽的花妖大都是年轻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格，正是作者内心的女性期待的表现，是男人幻想中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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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忆肖、毕敏.《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作品评注[M].中洲书画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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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烈茂、曾杨华、罗锡诗评注.新评聊斋志异二百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杨绛隐身衣篇10

两张照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穆丽娟，第二张照片更明白地注释为：周黎庵与太太穆丽娟摄于四十年代。此照片中的周与穆，各抱一个稚气的小孩，并排坐在挺洋气的休闲椅上，背后有树有花，显出一派和谐气息。我想，这时的穆丽娟心里，一定是幸福的吧，哥哥穆时英被暗杀、母亲服毒身亡的家庭变故以及和诗人戴望舒离婚所产生的阴影或许已消失了大部分吧?

事实上，穆丽娟的名字更经常地与戴望舒和穆时英二人相关。《万象》第七卷第八期(2005年8月)上刊有郑绩整理的穆丽娟的口述，名为《我的哥哥穆时英》。奇怪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穆丽娟只有两次提到戴望舒，一次是提到穆时英经常来往的朋友时，顺带似地说了句，“我和戴望舒认识也是因为穆时英的关系”，一次是提到穆时英去香港又回到上海并遭暗杀的经历时，她说，“日本人来了以后，文化人都去香港，叶灵凤、戴望舒和我是一船先去的，穆时英后去。我们兄妹间彼此尊重，之后他怎么又回到上海，我就不知道原因了。”在这些只言片语里，我总感觉当时的穆丽娟老人对于自己与戴望舒的恩怨有些回避，有点不堪回首的味道。或许是我多虑了，穆丽娟老人如此表达只是由于话题选择的关系?

但我以为，穆丽娟文中提到戴望舒的两处实际上并非可以谈论得如此轻描淡写，因为无论是对于她本人，还是对于戴望舒和她的哥哥穆时英，这样的表述都显得太过轻飘，与事实本身意义的凝重不符。

穆丽娟出现在戴望舒坎坷爱情旅程的第二站。在第一站“旅行”时，戴望舒碰到的是施绛年――施蛰存那开朗、活泼、富有个性的大妹妹。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以及戴望舒“有装饰趣味”的脸(戴望舒童年时出了天花，在脸上留下了瘢痕)，他们的爱情之路曲曲折折。1931年春夏之交，戴望舒终于得以和心仪的施绛年举行了订婚仪式。但紧接着，施绛年要求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位，说只有等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方可完婚。为了好不容易追到的爱情和将来可能拥有的美好日子，诗人只好忍着心痛，选择了去法国留学。出行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终于坐上了“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海上之旅。在这期间，诗人写作了《航海日记》，记录了他旅程中的所思所想。从《航海日记》的第一则到最后一则，“绛年”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诗人此间的心里全是绛年，眼前晃动的首先是绛年的影子。即使是后来的通信中，他的情思也更多地萦绕在绛年身边，以致于施蛰存在信中颇有微词：

你说你写信的时候是很急的，所以只好写电报式的信，但是你写给绛年的信却如此之琐碎，虽则足下情之所钟，但我颇以为对于她大可不必如此小心意儿……

正是由于爱得深切，所以才有能否长久拥有这份爱的忧虑(毕竟，在戴施之恋中，戴一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这种忧虑和诗人对迢迢前路的迷茫化合在一起，驱使他写下了《乐同鸟》这首诗，不断地追问“华羽的乐同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我认为，“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诗人对乐同鸟苦苦飞翔却能否到达目的地的担忧和问询，正好与他自己去国前后对这份爱情可能有的结果的掂量相应。诗歌犹疑、感伤和迷茫的情感基调正好与诗人恋爱中的不自信有着潜在的呼应。

一诗成谶。诗人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在法国时他就风闻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1935年5月，戴望舒同到上海，证实了施绛年情变的消息，忧伤万分的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情缘。

“天青色”(戴望舒《我的恋人》)的恋人已经不在，戴望舒的心灵千疮百孔。此时，他的朋友穆时英主动将其三妹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生于1917年的穆丽娟，是穆家惟一的女孩，温柔又秀丽，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在日渐频繁的接触中，他们很快沉浸入恋爱的河流，在那些快乐浪漫的日子里，戴望舒经常给穆丽娟送花。1935年冬，戴望舒托杜衡向穆丽娟母亲提亲，得到允诺，随后二人如愿订婚。订婚时虽然没有举行仪式，诗人还是通过杜衡把钱给丽娟母亲，要丽娟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1936年6月，戴望舒邀请好友徐迟做男傧相，与穆丽娟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这场婚礼，见证人徐迟在其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有精细的描写：

婚礼在北四川路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我是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燕尾服。看来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当男傧相，并穿上这种西式礼服。新娘穿了白色的婚服，长纱一直拖到地上，女傧相是穆时英的小姨妹。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结婚照片。新郎官一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我却幼稚而且瘦小，显得两只眼睛特别的大，有点滑稽可笑。女傧相可就成熟得多，一股风流蕴藉的样子，听说她是穆时英夫人(仇配配，引者注)的妹妹，和她姐姐一样的，那时还是哪一个舞厅里的一个。还有两个金童玉女，是叶灵凤的侄儿侄女。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和热闹。

成功找到了爱情的戴望舒内心蓄满喜悦，在这段时期写作的诗歌如《小曲》、《眼》、《夜蛾》中，幸福、充实、完满和自信的调子多有显露。在《眼》中，诗人甚至宣称“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随后，踌躇满志的诗人与徐迟等人合作，创办了刊物《新诗》，望舒除了编辑、创作和翻译外，下午经常偕同丽娟到新亚茶室饮茶会友，高谈阔论，晚上有时外出跳舞或看电影，有时在家举办一个小型舞会。他们优哉游哉地度过了一段富有情趣的时光。在当时他们的朋友看来，二人的关系良好，琴瑟和谐。1937年11月，朵朵(戴咏素)出世了，这个家庭更显得其乐融融。

1938年5月，战事吃紧，戴望舒和其他文化人一样，举家避难香港。不久后，穆丽娟的母亲也随穆时英到了香港。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此时的刘呐鸥已是汪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的邀请，携妻子仇佩佩回到上海，先后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等职务。1940年，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6月28日傍晚，穆时英在路上遭枪击身亡，成了“特工战”的牺牲品。关于穆时英被刺杀的原因，历来存在争论，有说他属中统因而被军统特务暗

杀的，有说他本是军统在中统方面的卧底而被军统特务误杀的。在穆丽娟的口述文章中，她说“我也看过文章说穆时英是特工，被误杀，但是我以前一直不太关心政治，对于和政治有关的事情是全然不知。因此这些事情是一点都不知道。”她似乎倾向于认为穆时英的死是由于军统特务所犯的错误，但她有意回避具体谈论这件事的因由和她的明确态度，其准确动机无从如晓。

但不管怎么说，在穆丽娟的生命旅程中，穆时英的死亡是一次重大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穆时英是她家五兄妹中的老大。长得很漂亮，人又聪明，学啥都能很快上路，更重要的是，他的死亡导致了穆丽娟母亲的死亡。穆丽娟的母亲是位旧式妇女， “既无胆识又无胆量”，在丈夫逝世后一直听从长子的，长子被暗杀，她受不了这种刺激，最终选择了服毒自杀，死时只有48岁。哥哥和母亲先后非正常死亡，使穆丽娟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然而，由于穆时英的政治身份，与她政见不同的戴望舒尽管知道了其母亲死亡的消息，却有意瞒着穆丽娟，不让她同去奔丧。一天，丽娟穿着大红的衣服，叶灵风的妻子赵克臻看见不由地笑了起来，令丽娟诧异，但赵也不告诉原由。穆丽娟最终还是知道了消息，急匆匆带着女儿朵朵赶回上海，其母的丧事已然结束。穆丽娟未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伤心至极。痛苦的穆丽娟思前想后，终于明白：望舒不能给予她滋润灵魂的爱，在他眼里，她只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子(小他12岁)，所以用不着以平等心态去交流，他们的感情来得太容易，所以用不着他如当年追施绛年般苦心孤诣地去经营，她只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家庭只是一片沙漠。对于在和睦、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穆丽娟来说，她深深感到其间的反差以及自己对这种境况的无能为力。另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有一位年轻大学生的追求穆丽娟，让她对自己缺少罗曼蒂克的婚姻丧失了信心，所以穆丽娟最终选择了在信中向戴望舒提出离婚。

戴望舒接信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焦急的诗人很快便给穆丽娟发出了“绝命书”：

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1940年3月，诗人曾经赶回上海劝穆丽娟回心转意，在两三天时间里，同丽娟作了好几次长谈，可直到离沪前一天晚上他来到丽娟处告别，对方仍无接纳之意。但他多少还存有幻想，认为丽娟总不至于走到决裂那一步，所以乘着茫茫的夜色，他离沪返港。

回到香港后，望舒为挽救婚姻继续努力，没有成功，丽娟仍然坚持离婚，望舒绝望了，甚至服毒自杀，幸而获救。这样，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破裂的边缘。双方通过信函联系，并经律师马叔庸办理离异(分居)协议，半年为期，以观后效。分居期间穆丽娟和朵朵(戴咏素)的生活费由戴望舒负担。分居期间，望舒还继续努力修补几成破残的婚姻，书信不断，并于1941年六、七、八、九四个月间，写了详细的日记。只可惜，1941年6～7月的日记被戴望舒邮寄给了穆丽娟，不知所终，现在的《戴望舒全集・散文卷》只收入了《林泉居日记》(林泉居即诗人与穆丽娟在港时所居住的处所，原名为w00DBROOK，是位于薄扶林道的一幢别墅，背山临海，树木环绕，屋旁小溪潺潺，环境十分幽雅。林泉居日记所记的时间里，穆丽娟和朵朵已回上海，与戴望舒同住的是友人沈仲章、徐迟及其夫人陈松)，日记记录了诗人7月29日至9月11日问的所思所想。从这些日记里，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探知诗人和穆丽娟之间这段时间的情感脉络。

《林泉居日记》共45则，其中，只有8则没有出现丽娟的名字，诗人对穆丽娟的思念之情历历在目。这种思念或者是直接表达，如8月6日、8月10日、8月13日的日记，或者通过提到自己做梦或描摹梦境来表现，如8月1日和9月2日的日记，或者通过诗人对丽娟回来的热切呼唤来传达，如7月30日、8月14日的日记。由这些日记可知，诗人那段时间频繁地给丽娟写信(日记中提到的就共计13封)。这些信我们仍然无缘得见，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诗人的日记，间接地了解到他们情感碰撞的点滴。

在日记里，我们几乎处处可以见出戴望舒对穆丽娟的在意，这种种在意的背后其实是爱，深沉的爱。诗人在8月16日日记中如是说：

……丽娟到底是一个有一颗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着我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一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于她的爱充分地表示出来。……我倾向于：戴望舒是爱穆丽娟的，只是由于性格原因，表达方式欠妥，以致他们间有了不必要的误会，而在分居之后，戴望舒意识到了，开始有意识地纠正自己，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换来丽娟的重返林泉居。

戴望舒对穆丽娟的在意体现于方方面面：

为丽娟买衣料等物装在箱子里，托人带回上海，在得到对方“我很喜欢”的回复后高兴之至，收到丽娟让他买两件呢衣料的信后，“当时我就到各衣料店陈列窗去看，可是因为香港天气还热，秋天的衣料还没有陈列出来，只得空手回来”。(9月8日日记)

为了寄给丽娟的生活费费尽周折，自己跑了无数次，却怕她等得着急，还自责说，“为什么要让她着急呢?”(8月日记)

丽娟劝他改改脾气，所以当陈松请他教法文时，他尽管心里不愿意，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8月25日日记)丽娟劝他吃好点，他“便吩咐阿四杀了一只鸡，一个人大吃一顿。”(9月8日日记)

丽娟的生日，他送她生日蛋糕，在想象中看到丽娟和朵朵吹蜡烛吃蛋糕，就满足了，快乐了。在她过阴历生日时，尽管自己特别忙，还拍电报去祝贺。(7月29日、8月9日日记)

有好吃的，好玩的时，总要想起丽娟，说“所可惜者，丽娟不在耳。”(8月30日日记)

为排解丽娟的寂寞，多次写信拜托周黎庵(劭)、戴瑛、陈慧华去拜访她(8月16日日记)，并委托周黎庵教她国文和英文，后来又听从她的意见，不学国文(8月17日、19日日记)。

在面对施蛰存的关心(让他早日将丽娟唤回，或者放弃)时，表示自己不愿意多说，而对丽娟会回去的结果信心十足(9月6日日记)。

事实上，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抗战结束后，戴望舒在被人疑为汉奸时，写有身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的一封信――《我的辩白》，其中有下列文字：

……我是一个过分重感情的人，我有一个所爱的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未起来之

前几个月，我的妻子因为受了刺激(穆时英被打死，她母亲服毒自尽)，闹着要和我离婚，我曾为此到上海去过一次，而我没有受汪派威逼溜回香港来这件事，似乎使她感动了，而在战争爆发出来的时候，她的态度已显然地转好了。香港沦陷后，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而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由此可知，在戴望舒看来，他与穆丽娟的婚姻并非没有挽救的可能，只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他身陷囫圄，没法继续对这场危机四伏的婚姻进行最后的拯救，最终，穆丽娟嫁给了先她一年出生的周劭。于是，穆丽娟在有了与戴望舒曾经幸福的故事之外，有了与周劭的传奇。

接下来我们看看穆丽娟在分居期间对戴望舒的态度。根据《林泉居日记》的记录，这段时间里穆丽娟写了10封信给戴望舒。在信里，她担心诗人的健康，劝他吃好些；为了节约生活费，她情愿将就住在亭子间里；当她得知诗人藏有毒药后，拜托密友陈松去搜寻，怕他自杀。为了节约钱，她甚至同意诗人的建议，每个月去香港取生活费……种种迹象表明，她说的“也许今年(1941年，引者注)年底或明年年初能到香港来一次”的话并非虚妄，如果他们在香港重逢，也许他们后来的故事应该重写。

但是现在的后续故事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同时进攻香港，香港与内地的航道几乎断绝。这年年底，诗人本有机会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安全撤离香港，转回内地，但诗人选择了留在香港。正是这一滞留使得他与穆丽娟无法相见，他自己还一度背上附逆文人的政治包袱。如今，戴望舒不是文化汉奸成了早已证明了的事实，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他滞留在港?是他舍不得那些藏书吗?是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吗?李辉认为，舍不得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对局势突变后能否在上海找到妻子女儿没有把握，所以宁愿自己留守，等候重逢，这才是其内在的原因。

日军占领香港后，1942年3月，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捕入狱，后经叶灵凤设法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明白和穆丽娟的分居期限已过，他们之间又加上了个周黎庵(劭)，重续前缘的梦已很难实现，所以，无望的诗人只得另寻感情归宿。1943年，诗人将离婚契约寄给了穆丽娟，并于这年5月30日与杨静(丽萍)在香港毕打街香港大酒店举行了婚礼。

故事远没有结束。婚后的戴望舒一方面非常珍惜这第二次婚姻，他宁愿受着爱人光彩的薰沐，平静、幸福地过一生，为此，他宁愿舍弃苦涩的诗歌，让诗帖成为空白。

另一方面，杨静毕竟比戴望舒小21岁，而且个性比较强，无论是性格还是年龄上，两人的差异都是明显的，所以，二人婚后不久就出现了感情裂痕，以致经常因生活琐事而吵架拌嘴。因为女儿朵朵的关系，穆丽娟偶尔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经过几次接触，穆丽娟感觉他们的婚姻不会长久。而这时的戴望舒时常怀念起拥有穆丽娟和朵朵的幸福生活，在路过林泉居时，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先后写下了令人动心的诗文《过旧居》(初稿)、《过旧居》、《示长女》和《失去的园子》。在《过旧居》(初稿)里，诗人这样回抚着旧情――

静掩的窗子隔住尘封的幸福，/寂寞的温暖饱和着辽远的炊烟――/陌生的声音还是解冻的呼唤?……/挹泪的过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间。 诗人的这种思念，在《示长女》这首诗中有更直接的体现：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扰，/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人人说我们最快活，/也许因为我们生活得蠢，/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可是，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

往昔已成追忆，曾经的幸福或许能在瞬间温暖诗人疲惫的灵魂，然而，更多的时间里，它们只会更残忍地噬咬诗人的心，他能“吞咽”的只是无尽的“沉哀”(戴望舒《致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