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名言十篇

杨绛名言篇1

杨绛本名杨季康，出生于1911年。在她百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每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都十分从容。此前，她与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还拒绝过周有光“见一面”的要求，直到别人劝说方才会面。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曾对记者表示，“因为杨绛先生觉得自己在病中，状态不是特别好”。

在动荡年代，杨绛也一直处变不惊，并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钱锺书的手稿，将所有杂事处理得井井有条。1945年在上海，当日军传唤她时，杨绛先把钱锺书《谈艺录》手稿藏好，泰然周旋，保证了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时光流转至1994年，钱锺书因病住院，杨绛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住院了，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8年，钱锺书逝世，此时，钱瑗已先父亲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会。杨绛有过这样的表述，“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兑现了诺言。在整理钱锺书手稿之余，杨绛还完成了记录一家三口生活点滴的《我们仨》，其中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读来令多少人泪下。

5月25日下午，杨绛去世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不久，许多人在微博发文悼念。在北京彼岸书店，一位杨绛的读者表示，也许杨绛先生的离开，对她自己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和丈夫、女儿‘我们仨’，终于在天上团圆了”。

不愿见粉丝、媒体

学识堪称“学贯中西”

杨绛去世的消息同样让白烨感到难过。他回忆，就在春节前，自己还曾受人之托去拜访杨绛，当时杨绛精神尚好，只是有些耳背。“那次是替人商谈《围城》版权的事情，希望能再拍电视剧。但杨绛先生回绝了，表示钱锺书生前就不太愿意将其拍成电视剧，‘此事还是到此为止’。翻拍也就作罢了”。

钱锺书还在世的时候，白烨经常去看望二人。白烨说，有一次约好三点见面，结果他迟到了，三点半才来到钱家。一开门就看到钱锺书很不高兴地坐在沙发上。

“钱先生有点气哼哼地说：‘三点你没来，结果有其他人敲门，我们就开了，一进门就拿起相机非要合个影’。我赶紧连连表示歉意。从这里也能看出，夫妻二人特别不愿意见所谓的粉丝、媒体，不太喜欢被打扰。” 白烨称。

诚如白烨所言，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资料显示，杨绛在《杨绛全集》出版后都不愿意出席所谓的“媒体见面会”，“她对自己应该说要求也比较严，不愿意抛头露面”。

在白烨眼中，钱锺书与杨绛都称得上学贯中西，钱锺书精通六、七国语言，杨绛则在48岁时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

“杨绛先生生前确实有遗言，希望她安静地走，不希望被打扰、被炒作。我想，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尊重她的意愿吧。”白烨说。

性情单纯

晚年略有“孩子气”

日常生活中，杨绛十分低调，到了晚年更是深居简出。每逢7月17日杨绛生日，总有不少人会打电话祝福或前往家中探望，而杨绛的回应则是“替我吃碗面就行了”。有一年，干脆跑到招待所躲清静。同样在晚年，她又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洗澡之后》等一系列作品。

白烨曾对杨绛不止一次表示“先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在《我们仨》等一些文章里，先生写到了家庭，但她其实经历了很多，见证时代变迁，许多事情都没写出来。但先生只是说‘再看吧再看吧’，没有动笔”。

在文学成就上，杨绛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大家；在生活中，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一个性情中人。白烨说，杨绛先生不只有个性，年纪大了之后还有些孩子气，“有时说过的话会忘记。若是你跟她提起，她会连声反问‘我说了吗？我说了吗’？耍一下小孩子脾气”。

但杨绛对朋友、晚辈也是关心的，每次白烨去杨绛家里，她总会“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问个不停。有件事让白烨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20世纪九十年代，白烨去杨绛家中拜访时坐在沙发上，杨绛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杨绛名言篇2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先生非常喜欢的名言。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关于婚姻，老人与后辈们分享：“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她与钱钟书因志趣相投而彼此相濡以沫，在波折风雨中隐忍坚守，为世间创造一段文坛的爱情佳话。

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钟书先生欣赏杨绛先生。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他对杨绛的鼓励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杨绛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写《围城》时，杨绛包下了所有家务，让钱钟书专心创作，每天写完的部分，都是她先看过。杨钱二人很好地把自己围在了城中，围得太好，以致城外人起闲言碎语。1989年，黄蜀芹要把钱钟书的经典名作《围城》搬上银幕，杨绛就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精辟表达了所有主题：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而与电影《母女情深》所讲诉的那类激烈矛盾中的母女感情不同，杨绛先生与爱女钱瑷之间的感情是平淡中相互支持，充满了岁月的深厚。1997年，杨绛先生的爱女钱瑷癌症晚期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对于杨绛乃致命打击。然而，杨绛先生却对生、老、病、死透彻豁达，她从深切的痛苦中走出，替女儿完成讲诉一家三口曾经回忆的著作《我们仨》。在杨绛先生儒雅超脱的文字之中，我们看到这个特殊家庭他们所经历一切风波斗争后的平淡快乐。“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正如美国电影《姐姐的守护使》之中所讲一般，经历丧女之痛的母亲总归需要走向全新生活，带着对女儿的思念和回忆。学会放手，也是一种深爱。

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老人晚年出版人生感悟《走在人生边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她，对待生活愈加通透。她认为，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书籍推荐

《我们仨》

《走到人生边上》

影视推荐

《姐姐的守护者》（2009年）

导演：尼克•卡索维茨

主演：卡梅隆•迪亚茨 阿比盖尔•布蕾斯琳 苏菲亚•威希涅瓦

如果挚爱之人得了不治之症，你会选择让他顺其自然离开，还是拼了命都要让她多活一天？

《母女情深》（1983年）

导演：詹姆斯•L•布鲁克斯

主演：雪莉•麦克雷恩 德博拉•温格 杰克•尼科尔森

女儿花了三十年去摆脱母亲的“专制”，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对母亲始终不忘的依依亲情。

《围城》（1990年）

导演：黄蜀芹

杨绛名言篇3

近日惊闻杨绛先生离世，举国文士齐痛哀。先生遗言道，下葬再发讣告，想是不愿被打扰的。让我们默默感怀先生，我们仨终于团聚了，先生完成了她在人间的整理，与她亲爱的丈夫和女儿团聚了。

【杨绛散文特点和意义】

杨绛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以来她以古稀之龄，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杨绛散文的数量虽不多，但冷静从容，冲淡自如，深情款款，在新时期散文领域独树一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

杨绛⋯身书香门第，性情淡泊，才情出众，同时又饱经尘世变换，领略了风霜雪雨。她在散文中怀忆往昔、追想故人、感慨人生、洞察自我， 自然而然地展露着她深厚的艺术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人格修养。

读她的散文，仿佛在与一位温和而宽厚、睿智而幽默的长者品茗闲聊，听她讲童真童趣，述亲情友情，谈人生体验。跟着她自由的心灵和笔触穿梭在时空轨迹中，浏览时代的斑斑痕迹，体会人性的林林总总。她的散文没有虚伪和矫饰，从不故作崇高，只是以平实的笔触，静静地予人以淡泊、宁静的审美感受。

杨绛散文大致可分为四种不同的题材：

一是写前和其间的亲历感受的。以《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控诉大会》《第一次下乡》等为代表。这是她散文中最富盛名的部分。作者表现了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讲台走上被批判台，从学者变成控诉对象，从大学校同走向社会主义农村。命运的改变、肉体的摧残、精神的磨难令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绝路。这个时代过去后，愤怒声讨、控诉批判是自然而然的，文学领域更是首当其冲。而在伤痕文学充斥文坛之时，杨绛却鲜有这种主流话语，她把自己受到的精神、肉体摧残平静地、默默地转入到自己的文本叙述中，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来痛定思痛。如写被批斗游街的情景：

……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

这里没有声泪俱下的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的猛烈声讨，作者只是平和地把人物的真实境遇传达出来，但这种本真、细腻的描述却更加痛人心腑，字里行间都深刻地批判了野蛮愚昧的民族劣行，显示了作者乐观、倔强的个性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

杨绛不但没有沉溺于自我哀伤中玩味自己的苦难，反而在苦难中以豁达、宽和的心态观照生活，发掘其中的种种趣事，以诙谐幽默的笔墨勾画了特殊岁月中的温情世界。她写何其芳拿泡肥皂的漱口杯去打红烧鱼;写扫厕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写恶劣环境中的黑夜“冒险”;写钱锺书在干校“脱胎换骨”而面目全非……毫不张扬、平静叙述着的，一切让人笑中含泪，体味着作者心中的辛酸与悲凉。

杨绛始终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饱经苦难的生存磨练体现为一种自觉自然的质真和朴实，这是作者人格魅力的显现。作为一个劫难中的知识分子，杨绛始终显示了她独立思考、不屈不挠的精神。她想方设法去抢救《堂吉诃德》译稿，认为政治学习“耗费时间”“耽误业务工作”，这些“胆大妄为”的言行都显示了她不随波逐流、心口合一的个性。她多次言道：“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所以历经整风、跃进、下乡、干校，倔强的杨绛“我还是依然故我”。

杨绛善于把苦难的生存体验升华为审美愉悦，她的淡泊宁静使她能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展示动荡岁月的乖谬，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创痛。

二是怀人记人之作。一部分是怀念亲朋的，如《回忆我的父亲》《记杨必》《记钱锺书与(围城)》等追忆亲人，《记傅雷》《怀念石华父》《纪念温德先生》记叙朋友。另一部分是以普通人为回忆对象，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杨绛自己所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无论何种，她都能舍大取小，以温情的细节结构篇章，既无阿谀溢美之辞，也无辛辣尖刻之语，文风朴实、真诚，远离功名利禄之心。

写自家亲人的散文因为爱之深、感之切而尽情尽兴。父亲的严厉而温情，母亲的温良和慈爱，多次出现的“放焰口”，求母亲“真吃”瓜子 等细节，都让读者心中泛起股股暖流。写姑母杨荫瑜的种种不合时宜，怪怪的性格、打扮、行为以及死后怪模怪样的棺材，让人对其坎坷别扭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写丈夫钱锺书的“痴”情种种，令人对大学者油然而生亲近之情;写小妹妹杨必的宁静、要强，童真的描述惹人心动。活泼、生动，重性、重情，使杨绛对家人的感情跃然纸上。

抒写友情的文章中最出色的是《记傅雷》。傅雷的严肃和含笑、固执和随和、孤傲与孤弱、认真和谦虚……，一件件生活小事使傅雷复活了一般。如写傅雷在客厅待客时：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 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唉，傅雷就是这样!”个性鲜明的大学者形象就这样被杨绛真真切切地立在读者面前。

写普通人的散文主要有《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赵佩荣与强英雄》《林奶奶》《老王》等。对于这些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杨绛充满了爱心和同情。她善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摄取富有典型性的语言和细节，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美质和弱点，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可怜的顺姐、能干的林奶奶、厚道的老王，还是痴阿福、笨阿灵、爱吹乎的赵佩荣都写得活灵活现，表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情和理解。这类作品在整体叙述中偏重“他人”，注重人物刻画而非作者自身感情的抒发，可以称作是小说化的散文。

三是追忆旧事的散文，如《大王庙》《闯祸的边缘》《小吹牛》《黑皮阿二》《吾先生》《“遇仙”记》《客气的日本人》《第一次观礼》等，大抵是作者以过去年月的记忆为材料，兴之所至之作。杨绛完全以平常人的亲近感去抒写往事，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他人，尽可能保持生活记忆的原生状态。写与日本兵对峙后成了众人议论的中心，“恨不能放声大哭”;写得到黑社会头目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几番拿出来卖弄”;写初到大王庙小学的“傻里傻气”;写自己颇觉蹊跷的宿舍奇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回忆自己少女时代的往事，不但没有一点老气横秋、矫揉造作之感，还能写得篇篇生动、处处诙谐、趣味盎然，确非一般。杨绛以她年轻的心使读者在平平凡儿的生活、平淡兀奇的描述中体会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她丰富的生活情趣。对散文家来说，情趣是异常重要的素质之一。这种情趣兼有孩童的天真与义人的雅致，完全没有老于世故的做作和家庭主妇般的庸俗。杨绛能于凡常、琐细的生活形态中发现它，表现它，这与她的个性是极为相符的。

这类作品题材细小，作者拉家常般的“任心闲话”，显示了杨绛淡泊宁静、真实质朴的个性，也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的一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

四是想象奇特瑰丽的心灵散文，最能显示杨绛的个性气质和艺术品位。《孟婆茶》《软红尘里•楔子》是非写实性的，前者写“我”登上了由红尘世界开往西方的自动化传送带在云海弛行，中途要到孟婆店喝茶，据说喝了孟婆茶就能将一切忘干净。在孟婆店上楼的人可以回顾一生从而撂下一切，不想上楼的人就要抛掉“身上、头里、心里、肚星”的“私货”，因为“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杨绛觉得自己夹带着好多“私货”，要及早清理。

后者虚拟了女娲与太白星君的对话，女娲感叹天地破败得不堪收拾，战火愈烧愈烈，瘟疫愈出愈奇，现代化污染了江湖海洋，天灾也到处肆虐，而芸芸众生却蒙在软红尘黾，懵懵懂懂，只争求自己的幸福。显然，所谓梦境和神域都是杨绛人生经验、人性思索的外在表现手段。她借助玄妙、神奇、象征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倾诉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她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洞察和忧虑，她对自我的大胆解剖，使这两篇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隐身衣》和《读书苦乐》也是杨绛阅尽人间世事的智慧结晶。世人若要能得到“卑微”制作的隐身衣，就能“万人如海一身藏”，摆脱羁束，自由邀游;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地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读书，被杨绛生动奇绝地喻为“隐身”的串门儿，不论古今中外的名人，都可以登堂入室或不辞而别，洗耳恭听或抽身而退;每一本书都是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面别有天地日月，书的境地贯通三界一一现在界、过去界、未来界。作者以其博古通今的文化优势向读者尽情展示读书的“乐在其中”。

这类散文以流畅洒脱的文笔，带读者畅游作者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在想象、诗化的艺术境界中显示出作者心灵的自由自存、人格的旷达冲淡、思想的深邃奇妙、性情的谦和练达，大有一种非杨绛不能为之的感觉，这是杨绛人格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集中体现。

杨绛散文充满了童心、爱心、真心，洋溢着人心、人情、人性，她把自己复杂的人生况味体验升华为散文创作，为文坛献上了一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

总体看来，其独到之处有：

首先，杨绛的散文显示了她丰瞻的学识、实在的生活体验和高尚的人格修养。杨绛的人生经历使她在学识、生活历练、人格修为上极占优势，她通晓天文地理、中外文章，思路开阔无滞，下笔信马游僵;她淡泊功名利禄，超脱尘世浮华，以平常心宽厚细腻地对待生活;她阅尽浮沉，能把深度的人性体验缓缓倾诉，洒脱而不失柔情，颇具大家风范，与所谓女性散文的“小家子气”绝缘。

散文是非常个人化的、展示作者人格的文体，杨绛的学识、才情、人格修养渗透在她的散文作品中，自然率真地流露着，情是心灵深处点滴渗涌而出，思是人生体验百炼而生，情思相融，深远绵长。

其次，杨绛的散文以平常心写平常事，谦和自然，淡泊宁静。杨绛平和超脱，无论题材还是手法，她都能超越世俗，把审视的焦点放在平凡的生活中，信手拈事，随意写情，追求情感的自由和自然，情愫从容而富于情趣。

以小见大是她常用的手法，无论是写还是忆亲朋，或是写自己都是如此。“”给他们这对国宝级的夫妻学者带来的心灵痛苦和肉体折磨，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给默存找出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

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 改为“和尚头”……

剃“阴阳头”、挂“罪名牌”的恶劣行径曾经使众多知名人物不堪忍受而撒手人寰，杨绛却能泰然面对。你有你的千变万化，我有我的一定之规，生活可以失常，我的心态却不能偏离正常。这种平常心源于她的淡泊宁静，源于她的超凡脱俗，源于她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是生命体验升华后的平实。在这种平常中，作品显得亲切、朴实、真诚。

第三，杨绛的散文情真意浓而又淡淡如兰。其文几乎篇篇关乎情：父女情、母女情、夫妻情、姐妹情、朋友情、世态人情……。虽然她历经磨难，却传达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杨绛和钱锺书的爱情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杨绛笔下，“默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们相互扶持共度一生，彼此间的关爱、体贴、依恋，真真羡煞人。干校劳动时两人分住两地，虽能每日一见，却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 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上坐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摞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没有一句热烈煽情的话语，但跳动着情感的音符，蓄积着浓浓的深情。这深情融入在生活的长河中，温柔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寸土地里。它如幽兰的淡淡馨香默默地在人们心间传递，它轻轻地拨动着人们最敏感的心弦，使读者不知不觉置身于温馨的氛围中，充满了感动。

第四，杨绛散文的语言平实晓畅，幽默诙谐，自有神韵。杨绛不事雕琢，尽去粉饰，很少故意选“眼”，很少发挥，更无故作高深的严肃，玩昧理性。一切都那么平易畅达。同时，作者淡泊达观的生活态度使她有意无意间都在幽默调侃。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象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的意想不到的妙处。

这种充满喜剧性色彩的戏谑式语言在杨绛的散文中俯拾即是，那自在自然的洒脱情怀与生动自如的洒脱笔墨完美地结合到一处，令杨绛的散文韵味十足，掩卷仍不禁会心冥想。

杨绛名言篇4

钱钟书淡泊名利世人皆知，虽然遭到拒绝但邓伟并未灰心。等了一会儿，他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依然是杨绛：“您怎么还没走呀？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杨绛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邓伟的忐忑，他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杨绛笑了，说：“我就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邓伟为自己的冒昧赶紧向杨绛道歉，并趁机说明经历了“”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他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杨绛点点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说完这番话，杨绛再次关上了房门。

但邓伟还是不想就这么离开，钱钟书和杨绛都在，多好的机会，可是反复敲响别人家房门也非常不礼貌，他决定站在门口等候房门自己打开。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开了，杨绛好像准备出门，一眼就看见了依然守在门口的邓伟。“哟，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邓伟如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这时，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那好，我就跟你谈谈。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钱钟书的直截了当并没有让邓伟感到难堪，他激动地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我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钟书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走吧。”邓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

一连吃了三次闭门羹，搁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掉头离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邓伟像是着了魔症，只知道一旦自己离开，今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叩响眼前这扇门。他在门口走来走去，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隐约的饭香。就在邓伟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这次出来的是钱钟书：“小伙子，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邓伟喜出望外，他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钱钟书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邓伟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邓伟跟她也商量商量。杨绛也破例地答应了邓伟的拍照请求。

一周后，邓伟如约来到钱钟书家。钱先生的家很简单、非常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夫妇俩人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邓伟把镜头凑到他们夫妇跟前时，两人都微微地笑了。过了一个星期，邓伟将放好的照片送来给他们看，钱钟书和杨绛都很满意。钱钟书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给了邓伟，杨绛也送了一本《干校六记》。

后来，凭借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邓伟让老一辈文化人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冰心、艾青、叶圣陶、巴金、朱光潜诸多名人在他镜头下成为永恒，这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被海内外誉为“为中国完成了一项文化工程”。邓伟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摄影家。

杨绛名言篇5

在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其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夫人，是文学、翻译大家，是上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 即便杨绛本人低调，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书。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停课，开学无期。毕业在即的杨绛，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 “”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 ，住“牛棚”。 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扫院子、 扫厕所，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分锺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整天闭门自守，沉溺于学问。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中发行数最多的。

“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六十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

两年间失去了两位至亲，只留下87岁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闭门谢客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杨绛名言篇6

能坐在民国北大教室，后来影响中国百年的那一批才女真是万幸。校长蔡元培一纸聘书，让她们青春时期有幸遇到了一代“才女教母”、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

陈衡哲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但她的籍贯是湖南衡岳，出自湖南一个“衡山陈氏”诗书世家。曾祖母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身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父亲自小教她《尔雅》、《黄帝内经》等古籍；母亲庄曜孚是民国享誉全省的女画家；姑姑和姨妈们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也都各有建树。这种世袭书香家学渊源，给了陈衡哲童年最好的汲取学养的生活环境。

而陈衡哲的舅舅，常州庄思缄对她一生的影响最为关键。在陈衡哲五六岁的启蒙时期，舅舅就给她讲中国以外的世界，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

13岁那年，由于求学心切，陈衡哲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因找不到学校，舅舅不但亲自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每天下午，舅舅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后来回忆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搏斗。”

还有就是常熟的姑母，少女陈衡哲的这位“人生领航人”，有着一双锐利慧眼，她本身才华横溢，几乎完美：作诗，读史，写魏碑，为人开药方，还烧得一手的好菜。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姑母成了“才女贤妻”范本，影响了陈衡哲及其子女，他们个个出类拔萃、成就斐然。

1911年至1914年，陈衡哲在上海求学。但那时没有理想的学校，且中途被父亲一纸家书召回，让她嫁给一个官二代。渴望求知求学的陈衡哲从家里逃婚出来，最为痛苦的时候，她去了常熟姑母家，在姑母的引荐下在一个家塾馆当家教。陈衡哲有文字这样写道：“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1914年夏天，报纸上一则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首批庚子款留美女生的消息，令陈衡哲充满渴望，但她不相信自己的实力。又是舅舅、姑母的支持鼓励才使她赴上海应试，陈衡哲在各地考生中脱颖而出，以全国第二的成绩成为首批9名清华留美女生中的一员。那年，“造命”的陈衡哲扬帆远航，开始了她的留美生活。

1920年学成回国，她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当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写白话小说的作家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

杨绛笔下的陈衡哲

灯下闲读，读的是一向敬重的杨绛先生，照旧是她与钱先生等人的那些轶事，恬淡，幽默，柔中有韧，韧中有忍，尽露大才女的气质和雅量。书中记述了一些让杨先生怀念的人，其中最想念的，是她的忘年之交――已故之人陈衡哲。

在杨绛的回忆文字中，称羡陈衡哲“才子佳人兼在一身”，是京城知识界的大角色。我一直认为，有大成就者，年轻时，必有大眼光，这话绝对有道理。我读过陈衡哲的早年自传，年长杨绛二十几岁的陈衡哲的确不俗，她奋斗不止的精神，给自己造命、不信宿命安排的人生观，把她造就成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有成就的女学者、女教授、女作家。这或许正是杨绛深植于内心，早就给自己定位了的人生规划，这目标在先生百岁晚年时，达到了堪称完美极致的顶峰。

当年，陈衡哲“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的母职主张，令她正当事业辉煌之际，却毅然辞去教授一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出去，做了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三个孩子，用自身的行动去实践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推动摇篮的手即是推动世界的手”，而后来事实证明，她的抉择得到了印证和回报，她与任鸿隽的三个孩子，个个不逊他们的母亲。

这样的学问才女，贤妻良母，就像忽然相逢的好朋友，所以杨绛和陈衡哲，那段时间交往很密，无话不谈，互赠彼此的文字作品：陈衡哲赠给杨绛一册她的《小雨点》；而杨绛的两册剧本，一直在陈先生梳妆台上放着。两位贤妻良母，忘年交，惺惺相惜，聚餐，吃茶，说些不与外人道的小秘密。杨绛见面时称陈衡哲陈先生，写信称她莎菲先生，背后直呼她教授陈衡哲。

后来，杨绛先生成了陈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次杨绛到他们家，目睹了那一对人人口碑里公认的恩爱幸福的夫妻在家里淘气调皮的“突然反目”场景：原来，两口子正在争闹；陈先生把她瘦小的身躯撑成一个“大”字，两脚分得老远，两手左右撑开，挡在卧房门口，不让任先生进去。任先生做了几个“虎势”，想从一边闯进去，都没成功。陈先生得胜，笑得很淘气；任先生是输家，也只管笑。而此时的杨绛未觉尴尬，倒觉得实在好玩。.谁又说这样好玩的事情不在钱家上演呢？只不过主演换了调皮痴顽的钱锺书和独生女儿阿圆，在一旁宽宏悦纳，只管笑笑，还负责打扫战场的肯定是杨绛先生罢了。比如给女儿画熊猫眼，比如往被窝里藏玩具。就像托尔斯泰老先生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爱国爱家，两家人都毅然留了下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然后，因为工作，南北分离，上海北京。杨绛和陈衡哲还经常通信，只是再不敢畅所欲言无话不谈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还有陈先生严重的眼疾，她双眼几乎失明，不能亲笔写信，只能由女儿。再后来因为那场“文化浩劫”，钱锺书和杨绛被下放，彼此失了音讯，最后是1976年1月，杨先生从报上得知了陈先生已经离世的噩耗。

杨绛名言篇7

一般人只知道杨绛是位学者，却不知道她还有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本事。

梁上飞

上小学时，杨绛练就了爬绳技艺。双手抓绳一手一手往上拽，两腿盘绳跟着往上蹿，能一直爬到最顶上。后来在东吴大学上体育课，她是唯一会爬绳的女生。

在牛津留学时，一天早晨，杨绛送钱锺书去学院上课，结果房门被风“嘭”的一声碰上，钥匙锁在屋里，她回不去了。找锁匠开门费用高昂，况且身上也没带钱。只能爬到二楼卧室的阳台，从开着的卧室门进去。她向园丁借了架长梯爬上阳台。结果恰巧那天门偶然被关上了。园丁结束工作，梯子也撤走了，杨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穿着单衣在春寒料峭的冷风中瑟瑟发抖。这时，杨绛发现卧室门上方有一扇未锁死的小气窗，她决定做最后一搏――从这扇向下开门的小窗爬进去。由于身材矮小，杨绛伸手够不到小窗。没办法，她向后退了两步，伸出左手，猛力向上一蹿，搭上了窗沿。之后慢慢提起身子往上爬，脚终于搭上了门球。身体站直了，就能用头顶开小窗。亏得杨绛身材娇小，身子也一点儿一点儿钻进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可是这样钻进去肯定要大头朝下，摔到脑袋。说时迟，那时快，杨绛敏捷地迅速交换了双手的位置，身体也转了个个儿，变成脸朝上。下半身不知怎么也进了门，双手搭在窗沿上，轻轻一跳，杨绛进了屋。

“”中，杨绛做“牛鬼蛇神”挨斗时，能学马站着睡觉；被安排扫厕所，她把蹲坑前挡擦得雪白锃亮，疲劳时能“猴子坐钉”式地坐在上面休息。

顶梁柱

一次，家里帮忙家务的阿菊把煤油炉灌得太满。一点火，溢出的油全燃起来，火苗蹿得老高。阿菊被吓呆了，钱锺书和女儿见状也慌得手足无措。眼看火势就要蔓延到旁边的干柴堆，全家人的性命危在旦夕。杨绛闻声赶来。油火来势凶猛，取被子浸水覆盖已来不及。她就近拎起一个尿壶就倒扣下去，火势立即被压下来；随后又毫不迟疑地铲来煤灰盖熄剩余的小火苗。一场即将酿成大祸的火灾就这样被杨绛压制住了。

钱锺书对妻子能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感到十分钦佩，时常以此为谈资，对妻子大加赞赏。好友王辛迪笑他有“誉妻癖”，他不以为意，称太太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抗战时期燃料紧缺，为了省煤，大家闺秀杨绛自己和泥把家里的炉膛细细地抹了一层。没有煤球，杨绛用煤厂送来的煤末子自制煤饼。她找来一个高沿大盆，把煤粉、煤灰掺水和成泥状。两条雪白的胳膊插入盆中搅拌，泥浆深及腋窝；嵌入指甲缝里的煤灰黑乎乎，要洗好几次衣服才能清除掉。婆婆见了心疼，让她别做了，她口里答应着，却趁婆婆上楼休息时，自己又做了一盆。煤饼经烧，又省煤，杨绛的自制煤饼解决了家里的燃料危机。

杨绛不但出身富裕家庭，而且是钱家媳妇中学历最高的，但她却能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把整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婆婆对她另眼相看。钱父病重时问夫人，以后剩下她一个人了，打算跟谁过。钱母说，跟杨绛。

年近七十的杨绛，仍旧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日光灯接触不好，每次都是她爬高修理。一天傍晚，家里的日光灯又不亮了。她二话没说，搬来一张小桌子，两把小椅子，摞起三层，三下两下爬到了最上面。灯管装在棚顶中央，手没地方扶，她一只手撑着棚顶，一只手调试灯管。至今，家里的棚顶上还留有她的手印。

智多星

“”中，为了减轻五花八门的苦刑的折磨，杨绛想出种种“诀窍”加以应对。

一天晚上，杨绛在宿舍大院陪斗，被剃成个“阴阳头”，这可愁坏了钱锺书：当时，“牛鬼蛇神”得每天等待挨斗，不得请假，明天杨绛可怎么出门啊！杨绛自己却不慌不忙，心里暗自琢磨。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想起有两条前些年女儿剪下的长辫子放在柜子里，可以做一顶假发。于是她找来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一顶旧压发帽做底儿，把头发一绺儿一绺儿地缝上去。第二天，杨绛戴着连夜赶制的假发若无其事地出门了。

这还不算什么。那时，挨斗需戴一种三尺长的尖顶高帽做“喷气式”，低头弯腰与地面成九十度角。几个小时下来，常常头昏眼花，腰酸背疼，苦不堪言。杨绛被定为“牛鬼蛇神”，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她心想，总这么倒控着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灵光一闪，有了对策。她想法子把帽子固定在头上，眼睛罩在里面，形成自然垂头式，省了不少力气。如果是陪斗，大可以趁人不注意学马站着睡觉，来个“休养生息”。

她把自己的各种宝贵经验和“奇思妙想”传授给“难友”们。冯至挨斗，杨绛告诉他：“如果今晚斗你，晚饭少吃一口。临时嘴里含一块人参，头脑清醒。”干校盖房要烧砖，“造反派”让冯至脱鞋采泥做坯。杨绛告诉他带一条毛巾，一双干净袜子，踩完泥先用毛巾擦干脚，再穿上干袜子，免得着凉。

女英雄

说起杨绛与日本兵周旋的事，可是惊心动魄。

抗战中，杨绛与全家人住在上海。当时日本宪兵经常横冲直撞，到处查封进步团体，抓捕反日人士。杨绛当时写的剧本，多为进步剧团作掩护，所以每当夜晚街上传来警笛声，心中就不禁思忖，难免哪天要轮到自己头上。

一日，钱锺书出去上课，家里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朝鲜兵，进门便问房子住的什么人。杨绛一边若无其事地与他们搭腔，一边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把钱锺书呕心沥血写成的《谈艺录》手稿收好。叔叔看到日本兵手里的小本上写着杨绛的名字，让她赶紧出去躲躲。她随口说了一句“我去五号”，抽身从后门走了。

五号住着杨绛的一个朋友，见她来访，便留她吃了晚饭。饭后杨绛又帮主人绕了一会儿毛线，觉得自己出来太久，担心家里出事，正要回去看看，叔叔派人来说，如果见不到杨绛，就要把他和当时住在家里的一个堂侄带走。杨绛一边嘱咐来人去街口拦住下课的钱锺书，让他先别回家，一边往家赶。

无故出门，回来得有个交代。杨绛从朋友家提了一篮子鸡蛋，回家敲门，婆婆已经吓得慌了手脚。她向婆婆摆摆手，大步流星地进了屋，故意大声说：“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

日本人向她喝道：“谁是杨绛？”

“我是。”杨绛答。

“那你怎么说姓钱？”日本人步步紧逼。

“我嫁到钱家，当然姓钱。”杨绛理直气壮，装作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找我啊，怎么不早说。我婆婆胃不好，我给她买鸡蛋去了。真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我这就跟你们走吧。”

日本人让她明天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

全家人都一筹莫展，钱锺书更是心急如焚。杨绛自己倒是满不在乎，平时她常常睡不好觉，那晚却睡得很香。

第二天到了宪兵司令部，得知原来他们要找的是另一个人，以为杨绛是化名，所以查到了钱家。总算有惊无险。

那天等杨绛从朋友家回来，家里的抽屉、柜子已经被日本人翻得乱七八糟，东西撒了一地，要不是杨绛沉着应对，及时把《谈艺录》手稿藏好，恐怕难免要惨遭毒手。

孔夫子的夫人（节选）

杨绛

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的日常生活，无论饮食起居，都很讲究。这种种讲究，他老夫子自己决计是管不了的，当然是由家里女人照料。亓官夫人肯定很能干，对丈夫很体贴，夫妇之间很和洽。“女子小人”虽然难养，孔夫子一定“养”得很有办法。

就看他怎么讲究吃吧。“食不厌精，烩不厌细”，饭煮糊了，鱼肉变味了，他就不吃。饭煮得夹生，他也不吃。五谷果实没熟的不吃。肉得切得方方正正，如果一片厚、一片薄，一块大、一块小，或歪歪斜斜、乱七八糟的，他不吃。市上买的熟食，他不吃。祭肉过了三天，他也不吃。

他穿衣服也讲究。红的紫的不做内衣。我们的内衣，也不爱这么娇艳的颜色。我们也爱用浅淡的素色，否则脏了看不出。暑天穿了薄薄的绸衣，必定要衬衬衣。冬衣什么色儿的皮毛，配用什么色儿的衣料，例如黑羔羊皮配黑色的衣料，白麂皮配素淡的衣料。家常衣服，右边的袖子短些，便于工作。睡觉一定要穿睡衣，睡衣比身体长一半，像西洋的婴儿服。穿了这么长的睡衣还能下床行走吗？当然得别人伺候了。“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细嚼缓吞，不宜谈话。躺下了再谈话就睡不着了，我有经验。“席不正，不坐”，我更能体会。椅子凳子歪着，我坐下之前必定要放放正，除非是故意放在侧面的。如果我的床垫歪了，我必定披衣下床推正了再睡，否则睡不稳。这不过是生整齐罢了。

孔子出门必坐车，不是摆架子，只是按身分行事。譬如我们从前大人家小姐出门必坐车，不徒步走。他住的房子绝不在陋巷，显然有厅堂、有内寝，所以他才说“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

孔子能齐家，亓官夫人也顶着半个家呢。在我的想象里，亓官夫人想必治家严谨。孔夫子对日常生活够挑剔的，而家里却很和洽。孔子的女儿、儿媳、孙女，以及伺候的女佣，一大群呢，孔子想必“养”得很好，一方面相当亲近，一方面也不让放肆。他认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和亓官夫人，必定感情很好。

杨绛名言篇8

记得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时，《中国图书商报》对我有过一次采访，网上还能搜到只字片语。这些评价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观点，引用如下：

“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头。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杨绛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贡献。或许因她对英语和法语的通晓，包括她的翻译和创作经验，使她对白话文的感受和思考比很多作家走得更深，也别具一格。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这种独特的语言与审美经验，在当代几成绝响。

不动声色的苦难叙事

先生虽活过了百岁，看她的生平，仍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创作是从古稀之年开始的，在很多作家停止写作的时候，她才重新拿起了笔。在一个荒唐的年代，她不愿拿起笔，这是她的风骨，也是历史留给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30年的创作空白期，她的创作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如她在《干校六记》中写到俞平伯时所言：“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不过，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

杨绛先生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并未停止记录与思考，这从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读到。但她与其他被伤害者开口言说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仅是含着血泪与激愤的史料，更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她在写作之初，就有一种清醒的作家意识，与自己描述的苦难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一切，所以她的笔调是隐忍的，而非控诉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对一个时代体悟的深度与细腻，却无人能比，所以在伤痕文学的喧闹过后，她的作品越来越现出分量。她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处处暗含批判的内核，只要稍有文字经验的人，便能从她描述的细节体会到那个时代的反人性之处。杨绛先生始终关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与被时代左右的命运。她带着一份宽恕之心，写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还原真相。她已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只把对人性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

从杨绛先生早年的喜剧写作，及对《堂吉诃德》的翻译可看出，她对反讽素有研究。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讽的对象，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反讽写作本身便需要一种超然于自己和周遭的立场，这也是杨绛在写作中的立场。她不只是从政治或历史视角来考察时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类与人性的视角，也就是说除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外，我们人性深处也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荒谬。

这其实是一种“避轻就重”，因为它包含了对人类无奈处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带着人与生俱来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中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知。”

荒唐的道德审判

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杨绛先生离世后网上涌出的另一种声音，仍如历次政治运动一般要杨绛先生“割尾巴”。很多话语竟来自我认识的朋友：有称她为“鸡汤大师”的，有称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写写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说她“时时刻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的，有说她“精得鬼样”的，而这些言论大多来自在我看来更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读过杨绛的书，读了大概也没读明白。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古稀之年才能相对自由地拿起笔的老人，记录下自己的苦难，多么不易。为何很多幸存者不愿开口说话，实际上，让任何人述说自己充满创痛的过去都很艰难，因为苦难会模糊人的记忆，会让人有意识地选择逃避。然而，杨绛先生却勇敢地拿起了笔，记录下带着自己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正是这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让我们明白自由、正义、人性的重要。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良知、有风骨、有文学素养、低调的老人去世了，却会被戴上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我不相信这些在进行道德审判的人，能在七十岁后，仍有勇气与力量拿起笔述说自己的苦难。

最荒唐的，是那个“丁关根告状”的传言，早已是一段清楚的文坛公案，却又被翻出来重说。此传闻见于徐晋如十多年前的《红朝士林见闻录》，后广为转播。徐晋如在看到我指称传言不实的文字后，主动与我联系，我向他说明了我所知的内中曲直，实属“钱学”弟子之争，与杨绛先生没有多大干系。徐晋如在得知自己所述为一面之辞后，主动在微博道歉，认为自己“令杨先生声名遭玷，殊感不安。谨此向泉下的杨先生及天下所有人致歉！”这一行为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其实不用有人出面解释，传谣者只需了解一下过程，便知是假。杨绛、钱锺书确实在1997年5月31日向国家版权局致信投诉过《钱锺书评论卷一》《记钱锺书先生》两书的侵权问题，这已成很多版权教材常谈到的案例。那个时间段，正是钱瑷刚去世、钱锺书重病在院的时间，凭常识也能推断，一个近90岁、要照顾病人的老人还有什么心情去关心什么侵权的事？这些作为，大多是杨绛、钱锺书的弟子或著作权人所为，如今竟被扣到了百岁老人身上。只要读过杨绛书的人，就能判断向官员告状这类事，决不会发生在这两位老人身上。

杨绛先生去世掀起的舆论漩涡，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最早传出的那些杨绛先生真真假假的“鸡汤言辞”还好理解，这也是大众文化的常态，只不过人们把过去私下说的言论，展示到了网上。但其后爆发的各类传谣、攻击、讨伐，确实令人不解。杨绛先生可说是几乎找不到什么污点的文化老人了，竟也能“惹出意识形态争论”，仅仅因为她是一个不幸时代的幸存者。敬畏生与死，是人的本能，很难想象一个过去如此敬畏生与死的民族，竟沦落到如此境地。

敬畏死亡与尊重生命

中国过去一直有“逝者为大”的传统。所谓“逝者为大”，不是指不能批评一切死者，而是指不要借人们对逝者死亡的关注，来批评逝者。一是因为，逝者刚去世，无法与你辩驳，这是对逝者生命的基本尊重；二是因为，逝者的亲朋好友还沉浸在哀伤中，此时批评会刺痛生者的感情。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在子女守孝期最好不批评逝者。如今要批评逝者，至少也应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逝者的亲朋们走出了哀伤期。现在很多乡村仍有此礼，即使争家产也得过了这个时间段，一个大的社会更应懂得此礼。

我觉得公共媒体首先应当遵守这一习俗，让民众懂得敬畏死亡。因为一个不懂得敬畏死亡的民族，就不会懂得生命的可贵，同样不会敬畏与尊重生命，这也是生命意识的一种缺失。当对生与死的漠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它就像在每个人身上都潜伏了一个恶魔，随时可能跳出来伤害社会或他人。我不相信对他人死亡漠视的人，会在意他人承受的苦难。还有什么比对这种生与死的冷血思维更危险、更让人恐怖的？这再次佐证了一个时代人性缺失时，会出现怎样的乱象。

好在杨绛先生对此早有声明，并不因外界所言改变自己：“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得到，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人有了一份私心，难道就该被抹杀所有作为？这和时“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何不同？从这件事看，思维仍活在很多人的脑中。

杨绛名言篇9

关键词：杨绛；出发点；现实关怀；信仰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001-02

一、悲悯的现实关怀

成长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杨绛，崇尚父亲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疯骑士”行为，形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惯有品质，关注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走势。同时，杨绛又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西方文化中知识分子更侧重智性表达的一面也深深影响着她。因此，在杨绛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探索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方式上，有别于五四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凭借一腔热情，把文章当匕首，对民族劣根性进行彻底的剖析，裸地批判。杨绛即使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她也从未有过竭斯底里的抗争方式，她总是在平和中凸显着自己的理性表达。在万人如海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卑微的智性和悲悯的情怀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等几部外国小说，都充满了世俗人生的荒谬，善者在社会的陷阱中处处碰壁，但他们为了扬善，依然孜孜不倦。杨绛借助《论萨克雷》中的话总结这些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描写社会的丑恶，是为了宣扬“仁爱”。杨绛的“仁爱”最直接体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她和钱钟书夫妇依然选择坚守自己的家园，坚定爱国的信念。在散文《我们仨》中，杨绛直言：“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是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下自家人。”②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家国情感，没有刻意张扬，更没有响亮的口号，“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在哪里，人民又是谁。”③，但对家国的责任和热爱已渗透到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高贵人格的一部分。

留在国内，就意味着要与荒谬抗争，智慧又勇敢地保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杨绛在中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的摧残，依然能淡然面对，自我调侃。但对于其他善良的人，尤其是正直知识分子的遭遇，她却表现出少有的出离愤怒。傅雷中不堪遭受侮辱，夫妇双双自杀，杨绛在《代序》中控诉：“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为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一连串的反问句，一句句的质问，把不合理时代的罪恶句句罗列，杨绛喊出了于心不忍的沉重。这种直接的控诉式抒情，在杨绛作品中很少见，与其说是杨绛对阴霾时代的绝望，不如说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最强音。

更多的时候，杨绛善于将理智驾奴于情感之上，把自己的现实关怀意识内化为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追求上。她凭借着自己的知识素养来安排现实人生，稀释人性中的矛盾一面，对冷酷的现实总是抱着一种智性的希冀，如在后的长篇小说《洗澡》中，杨绛塑造了两个精神高贵的形象：许彦成和姚宓。婚外恋往往是被鄙视的不合法感情，小说中二人的感情不断在情与理之间纠葛，并伴随着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勇气。这场“玩火”的感情被姚宓“月盈则亏”的理性战胜，他们都以君子之行克制着对彼此的，小书房的对话可谓是理性展示最充分的部分。杨绛没有直接传达这场以爱情为主体的对话内容，两人内心的波澜起伏，而是用悲悯的爱护，让二人用理智斩断情丝，用知识分子的自律精神和道德底线升华了这场完美无邪的爱恋。杨绛选择让许姚放弃单纯爱情的行为背后，诠释的是她本人的人文主义现实观：“人的贵贱，不在地位血统，只以美德为贵；美德靠个人的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④

内省中寻找对现实的超脱，而不是逃避，这是杨绛现实关怀意识的最高境界。杨绛借此给芸芸众生尤其是知识分子上了一堂课：人生中总是充满了摩擦、冲突，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如果多几分自省意识，懂得用理性克制对现实的无奈，懂得放弃和抉择，懂得在忍耐中寻求精神的平衡、道德的自我完善，又怎会出现人人自危、甚至互相伤害的历史谬误？杨绛的性格中，隐藏着强大的精神势能，她试图用这种精神势能鼓舞历经劫数的一辈人，也传递着终极的社会关怀。

二、苦难中信仰人性

杨绛名言篇10

“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地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越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倾听这爱语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女人。倾诉者安德烈·高兹揣着一腔少年情怀，痴狂地爱着她。他“淌着眼泪”，深情回顾了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说着“爱情，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类的爱之箴言。而此刻，“美丽、优雅”的D已身患绝症。因为曾经“承诺彼此柔情相待”，安德烈·高兹便在写完了他的《致D情史》之后，毅然打开家中的煤气，与爱妻共赴黄泉。

曾经想，或许，这就是不可企及的爱之结局了吧？她活着，就是在努力延长着他的寿命！我跟自己说，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承诺彼此柔情相待”呢？

“我们的杨绛”——这是我在苏州十中听到的一个亲切的称呼。在这座园林般的校园里，我寻觅着少女杨绛的芳踪。总是忍不住地猜想，能让钱锺书说出“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的女子，该是怎样一个妙人呢？

她是个才女——她成名比钱锺书早，最初别人介绍钱锺书时会说：“杨绛的丈夫。”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1989年，钱锺书的《围城》被搬上银幕，当改编人员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时，杨绛立刻提笔写道：“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锺书览毕盛赞：“实获我心！”

她是个贤妻——在钱锺书写《围城》的日子里，她为节省开销，辞掉女佣，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握笔的手乍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价值，她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她是个勇者——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她伤心至极，便逼着自己“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于是她决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她思考人生，在耄耋之年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力作；她用小楷抄写钱锺书的《槐聚诗存》，每天写几行，一写就是半年，“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