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下贤十篇

吕氏春秋下贤篇1

关键词 《吕氏春秋》 政治思想 君道 德治 赏罚

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历代“治乱存亡”的经验教训，弥补和纠正秦国传统的尚法任刑统治思想的偏颇，为秦王朝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全书有十二纪、八览、六论， 总计一百六十篇， 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十二纪讲按时施政， 八览讲施政应该注意事项， 六论主要议论政事。

1立君道乃天下之利

《吕氏春秋》沿着荀子从人的物质需要出发探讨礼义制度起源的思路，以“利”为核心，对政治的起源和功能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人类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才结成群体、组成社会的，正是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人类结成群体，成为政治动物。代表伦理秩序与法律规范的“君道”代表着最普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从而成为了社会群体的根本纽带。在一个没有君道的社会，人们失去了道德和法制的约束，完全依仗自然能力争夺相残，终将导致“以尽其类”，即“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为了避免“以尽其类”的结局，保证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必须设立君王及其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吕氏春秋》强调君道乃天下之利，旨在表明，在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维护的价值目标，而君权王位，只不过是维护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在《吕氏春秋》看来，王朝的兴废表明了具体的君王是可以废黜的，而所谓君道就是务在利民而勿以自利，所以君道不可废弃。

2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在古代中国的人治社会中，君王和权臣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智慧往往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好坏。《吕氏春秋》提出了贵公去私、以民为务的思想。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君王和臣僚的政治角色和职能是不同的，他们各有各的职守和行为方式，君臣之道的差别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第一，君王“执一”而不“治事”。“一”指治国的根本原则，即“治道”。“事”指具体的政事国务。《吕氏春秋》认为，君王的职能是把握治国之道，而不是处理具体的政事国务。保持内心的虚静清明，如此就不会受具体事物的障蔽而妨害对治国大道的体认。

第二，“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吕氏春秋》非常重视静因之道，认为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借助客观条件，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只有充分借助这些外在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第三，“用众”，即发挥和使用臣的才智和能力。君主尽管掌握了治国之道，也不可能直接管理百姓万众，单枪匹马治天下，必须通过臣吏治理天下，“民之治乱在于有司”。

第四，“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非常重视贤士的作用，认为贤人的得与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因此，选拔和任用贤人，便成为君主的主要政治职能。

3德治为本，明法为辅

《吕氏春秋》以德治为仁政之本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由此，它明确肯定德义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和最有力的武器，德治的内容广泛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统治者在主观上要有爱民利民之心。圣王贤士皆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的出发点，有了爱民利民之心，就会有爱民利民之政，努力替民除害，除民之灾，授民以福。

第二，以孝治天下。国家之本在于人，而人之本在于“孝”，“孝”是道德伦理的核心与基础。《吕氏春秋》把孝道泛化，使之成为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身份相适应的社会性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孝不仅仅是敬爱自己的父母，还意味着恪守职责，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三，救助穷困，减轻负担，为百姓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也，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圣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救助百姓的措施很多，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解救人们物质生活上的困难。

《吕氏春秋》明法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吕氏春秋》主张，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赏罚的作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赏善罚恶。“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第二，赏罚要恰如其分，不能过滥。假使过分的话，宁肯滥赏，也不要滥刑。“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 第三，“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刑罚从简，即不要法网太密，使民无措手足。人的能力有限，要求越多，标准越高，越难以做到。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理论著作， 也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一次重要总结。“它能够以阶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先秦文化遗产， 公开地申明要采集诸家之长， 超出学派门户成见， 将各家学说中在它看来有价值的成分组织到一起。它这样做， 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吕氏春秋》作为先秦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其中所阐述的治国政治思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若真正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现， 将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它对汉朝及以后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M].人民出版社，1985.

吕氏春秋下贤篇2

1、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

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韩愈《师说》

5、教师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斯大林

6、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7、师者，人之模范也。——杨雄

8、教师是太阳底下再优越没有的职业了。——夸美纽斯

9、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李觏《广潜书》

10、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

11、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柳宗元

12、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

1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14、一日之师，终身为父。——关汉卿

15、要记住，你不仅是教课的教师，也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苏霍姆林斯基

16、疾学在于尊师。

17、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18、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19、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荀子》

20、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也。——韩愈

21、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

22、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葛洪

23、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

24、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关汉卿

25、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

26、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

27、老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28、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

29、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葛洪《勤求》

30、疾学在于尊师。——《吕氏春秋劝学》

31、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

32、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欧阳修

33、经师易遇，人师难遇。——司马光

34、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

35、人冀子孙贤，而不敬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也。

36、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晋·葛洪《勤求》

37、您的爱，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您——老师的爱，天下最伟大，最高洁。

38、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

39、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流芳百世；老师，您的名字刻在我们心灵上，这才真正永存。

40、人冀子孙贤，而不敬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也。——王卓《今世说》

41、老师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42、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

43、学者必求师，从师不可不谨也。——程颐

44、君子隆师而亲友。——《荀子修身》

45、一日之师，终身为父。——元·关汉卿

46、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宋·李觏《广潜书》

47、志向是天才的幼苗，经过热爱劳动的双手培育，在肥田沃土里将成长为粗壮的大树。()不热爱劳动，不进行自我教育，志向这棵幼苗也会连根枯死。确定个人志向，选好专业，这是幸福的源泉。——苏霍姆林斯基

48、您的思想，您的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又显得那么神奇――呵，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多少美妙的涟漪！

49、若要好，问三老。

50、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

51、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

52、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53、人不可以不就师矣。

54、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

55、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不韦

56、古之学者必有师。

57、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58、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59、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吕氏春秋》

60、教育者的关注和爱护在学生的心灵上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苏霍姆林斯基

61、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吕氏春秋》

62、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

63、师友贵隆亲，古学当自反。

64、一个好的教师，是一个懂得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人。——苏霍姆林斯基

65、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唐甄

66、疾学在于尊师。——《吕氏春秋》

67、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吕氏春秋·劝学》

68、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吕氏春秋劝学》

69、老师，我们身上散发的智慧之光，永远闪烁着您亲手点燃的火花。

70、事师之犹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

吕氏春秋下贤篇3

①牛首之鬼和蛇身之神。形容作品虚幻怪诞。亦喻指虚幻怪诞的作品。②比喻歪门邪道之流

牛黄狗宝：

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的凝结物。两者都是内脏病变的产物，因以喻坏透了的心肠

牛骥同皂：

亦作“牛骥同槽”。谓牛与千里马同槽而食。比喻贤愚不分

牛角书生：

喻勤读之士

牛角之歌：

春秋时，宁戚很穷，想见齐桓公而出仕，一天，乘桓公出城迎客的机会，在车下喂牛，“扣牛角疾歌”。桓公闻而赞其为“非常人”，命后车载之，拜为上卿。见《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问下二》。汉刘向《说苑·尊贤》亦载此事。后以“牛角之歌”、“牛下歌”为穷士自求用世的典故

牛口之下：

《史记·商君列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吕氏春秋·举难》等又载有宁戚饭牛得到齐桓公赏识的事。后以“牛口之下”、“牛口”借指卑下的地位

牛郎织女：

①牵牛星（俗称牛郎星）和织女星。两星隔银河相对。神话传说：织女是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河西牛郎后，就不再织。天帝责令两人分离，每年只准于七月七日在天河上相会一次。俗称“七夕”。相会时，喜鹊为他们搭桥，谓之鹊桥。古俗在这天晚上，妇女们要穿针乞巧。见《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岁华纪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②今常喻指分居两地的夫妻

牛刀割鸡：

亦作“牛刀割鸡”。比喻大材小用

牛刀小试：

比喻有很大的本领，先在小事情上显一下身手

牛高马大：

吕氏春秋下贤篇4

2、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语出南宋范晔《后汉书·朱擕传》

3、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语出春秋时期兵法家孙武

4、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语出先秦孟子《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一节》

5、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语出西周姬昌《易传·系辞传上·第八章》

6、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语出春秋吕不韦《吕氏春秋·纪·孟春纪》

7、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作者：司马光）

8、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者：先秦·孟子）

9、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作者：李商隐）

吕氏春秋下贤篇5

关键词：“以春令存户”，月令，政治，明堂月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出土了一系列与月令有关的秦汉简牍材料，如江苏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集簿》中[1]有“以春令”的内容，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了平帝元始五年王莽颁布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2]。除了这些直接带有“月令”标9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3]、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田律》[4]以及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田律》[5]，其中均有以月系事的律令。这些材料的出土为月令源流以及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尹湾汉简释文公布以后，邢义田先生著《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一文[6]，以尹湾《集簿》中“以春令”的内容为楔子，独辟蹊径，第一次从月令（主要是春令）是否曾经、以及如何落实在现实政治的角度，对月令与西汉政治的关系以及颁令制度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邢文的基本结论是：秦汉时期的时令宜忌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和内容，它们只部分、零星地反映在政治制度中。“汉代施行的月令，不是遵照那一部儒经或那一系统的月令，而是经过多方采择，不断改变调整，参杂现实的需要以及‘祖宗故事’而形成的汉家月令。‘以春令成户’和‘种树’的规定应该当做‘汉家月令’的一部分来理解。”“前辈学者认为郑玄注《礼记》时提到的‘今月令’即指汉月令，这个意见应该是可信的。”（《月令与西汉政治》第50—51页）

我同意邢先生关于两汉施行的月令“或渊源有自，或杂揉现实”（《月令与西汉政治》第52页）的观点，但是对于邢文的其他主张则不敢苟同。观点的歧异首先源自于对尹湾《集簿》“以春令”内容以及“春种树”的理解不同，其次则因为我们对月令的性质认识不同。不揣浅陋，撰作此文，以就教方家。

邢先生的主张是以对尹湾《集簿》中“以春令”内容以及“春种树”的理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这两枚简的理解我持不同看法，现分而论之。

（一）尹湾《集簿》中关于“以春令”的简文，整理者释为“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关于“以春令成户”的涵意，谢桂华先生认为是“‘以春令’（疑指根据皇帝于春季颁布的诏令）新增加的户、口和用谷的总计，以及每口用谷的平均数”。[7]邢义田先生认为是“令民嫁娶成户”[8]，“所谓‘春令’乃春夏秋冬四时月令之一”（《月令与西汉政治》第2页），他推测这一制度来源于《管子》、《夏小正》中“春以合男女”的月令思想（《月令与西汉政治》第49页）。高恒先生的意见与以上两先生不同，认为是“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若干”。[9]何以会对这枚简作出如此悬殊的理解，与简文的辨识有很大关系。原简中“以春令”与“户”之间的字，由于是草书，字迹也不清晰，因此释读有一定困难。其字形大体作“ ”，整理者释为“成”，但是，从字形上看它与同出尹湾简的其他“成”字以及其他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简牍中的“成”有一定的差别，因此，这个字是否是“成”字应该还是个疑问。假如把此字识为“成”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成户”理解为建立户籍，但是，如果真的作此理解却难存在着以下几个矛盾。

第一，能够确定“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应该作一句来理解，上下文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系。按照谢先生的解释，“以春令成户”是以春令增加的新户口，汉代户口增加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来源于“流民自占”[10]的“获流”，二是从原有家庭中分离出去单独立户的“别户”[11]，《集簿》前一部分已经标明来自“获流”的户口数，那么，这一部分“以春令成户”的原因是什么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邢先生将其解释为“以春令”令民嫁娶成户，但是，男女结婚立户，家庭成员通常为两人，立户7039户，口应该是14078人，但是简文却作27926人，即每户平均近4人。即使考虑到再婚家庭的情况，这一数字也过高，对此，邢先生也感到“其中仍不无疑点”（《读记》）。

第二，立户为什么要“用谷”？而且要平均到每个户内人头上？其用意何在？邢先生做了两个猜测，“不知是行春令，鼓励成户时的赏赐，或是东汉章帝元和二民春‘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后汉书·章帝纪》）的张本？”（《读记》）这两个猜测都有些牵强，无论是鼓励立户或者鼓励生育，又何必把奖励的谷平均到户内所有人头上？

第三，文献中找不到关于国家鼓励春季嫁娶成户的记载。相反，尹湾《集簿》所条列的其他内容却大多可以在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找到来源或依据，它们体现为西汉历代王朝制定的各种治民政策和措施，并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一系列指标。（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反过来，假如在文献记载中找不到来源和依据，那么，它是否是汉家制度就存在疑问。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是，春季立户别居与汉代法律——《律令》中的《户律》相违背。邢先生注意到《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有“八月引户”的记载，因此，邢先生也认为“以春令成户”不是说一定即在春季行嫁娶，《集簿》所说的七千余户是在一年之中成婚成户的。（《读记》）薛综所说的“八月引户”中的“引”作何解，史家并没有注明，但可以确定它应与秦汉时期“八月案比”的户口政策有直接联系，或者是这一政策的两种称谓。文献材料表明汉代是在八月进行查验、登记户口工作的。《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四年（117）秋七月诏：“《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续汉志·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表明西汉时期也实行“八月书户”的户籍政策。《二年律令·户律》简345：

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

所谓“为户”即建立新户籍，“户时”即《续汉志·礼仪志》所说的“案户比民”之时。《二年律令·户律》简334至简336：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

此律规定，父母去世后，虽然允许即时按照父母的遗嘱——“先令”进行家产的分割，但是登记入册却仍需要等到“八月户时”。

既然汉代通行的法律制度是在八月“书户”，那么，在春季令民建立新户籍的说法就不能成立，怎么能够设想国家会制定出一个与自己的法律制度相矛盾的“春令”政策呢？何况，“婚娶”与“为户”还并不能等同，因为只有选择婚后立即与父母分家才能单独“为户”，而汉代婚后与父母共居的情况十分普遍。

高恒先生多半是在通贯了《集簿》的上下文之后，才没有直观地把“成户”理解为建立户籍，他联系文帝元年（前179）春三月诏“方春和时”议“所以振贷”“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以及《续汉志·百官志五》本注关于郡国“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的记载，得出“以春令成户”是“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若干”的结论。名曰“春令”，系仿《礼记》中的“月令”。高恒先生的说法虽然有可推敲之处，但是，对于其理解的方向我深表赞同，我亦认为此简是西汉国家春季救济政策的具体体现，而且，我认为简文中的“ ”字应该释为“存”字。首先从字形上看，它与秦汉时期“存”的通行写法十分相象，秦汉时的“存”多写作“ ”。其次，从西汉时期国家奉行的春季政策来看，它也应当释为“存”。

正如邢先生所指出的，此简中的“春令”应作为月令的“春令”来理解，它的出土“证明作为四时月令之一的春令，曾对汉代地方行政发生指导的作用”（《月令与西汉政治》第2页）。在传世月令《礼记·月令》仲春月、《吕氏春秋·仲春纪》中有“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一项，《淮南子·时则训》作“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曰：“存，谓存恤之。幼而无父曰孤。仲春物始生，故存诸孤；仲夏物方盛，故养壮佼；仲秋物已成，故养衰老；仲冬物皆藏，故饬死事。”把“孤”理解为“孤儿”之“孤”。然而汉末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曰：“顺春阳，长养幼少，存恤孤寡。萌牙诸当生者不扰动，故曰安。”把“诸孤”理解为“孤寡”。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据《玉篇》：“孤，独也”，认为“‘诸孤’者，乃总鳏、寡、孤、独而言，盖老而无妻曰鳏，无夫曰寡，无父曰孤，老而无子曰独，是鳏、寡、孤、独皆是孤独之人，故总言之曰‘诸孤’也。”甚是。

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为代表的月令书是在总结中华民族数百千年积累的天文历法知识、农业生产常识以及行政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与阴阳五行理论相配伍而成。冬春季节存恤诸孤是先秦以来的政治传统，是早期国家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它是从早期共同体的公共职能中转化而来。《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语：“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管子·四时》谈到春三月五政时，第一政即“论幼孤，舍有罪”，其后文谈到冬三月五政时第一政也是“论孤独，恤长老。”《禁藏》说：“当春三月，……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轻重己》谈到天子之“春令”时，也说：

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无罪。是以路无行乞者。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也把“存幼孤，矜寡独”作为春季和冬季的一项共同任务。

在阴阳五行体系中，春主生，反映在人事上即要布德施惠、养生长物，仲春月“存诸孤”的行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除了二月条的“存诸孤”外，月令春季其他两个月的行事其实也包含有存恤孤寡的内容，如孟春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季春三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

西汉时期对鳏寡孤独穷困进行存恤的最早记载见于文帝元年（前179）三月。《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元年三月诏：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第一道诏令针对的是鳏寡孤独穷困者，颜师古注曰：“振，起也，为给贷之，令其存立也。”第二个诏令针对的是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颜师古注曰：“存，省视也。”《史记·孝文本纪》记文帝元年三月事曰：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两书所记应为一事。《史记》把“鳏寡孤独穷困”与“孤儿九岁以下”分开来言，有些奇怪，因为孤儿本就应包括在鳏寡孤独之中，司马迁这样记载可能是为了强调其中有九岁以下孤儿。《汉书·景帝纪》载景帝赞文帝一生功绩，其中即有“收恤孤独，以遂群生”之语。文帝十五年（前165）晁错对策中也称文帝“宾礼长老，爱恤少孤”，[12]两人所指都应是文帝元年三月事。文帝诏明确把振贷鳏寡孤独穷困、存问长老与“方春和时”的时令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在文帝的观念中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一系列史实也表明，西汉时期把月令精神和行事纳入到现行政治中正是始于文帝朝。（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一系列史实表明，春季对鳏寡孤独贫穷进行救济是西汉国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成帝元延元年（前12），灾异频发，谷永回答成帝询问时说：

臣愿陛下……流恩广施，振赡困乏，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后汉书·郎 列传》载其上疏批评时政：

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

谷永、郎 都明确把“存恤孤寡，问民所苦”作为立春之后国家所应奉行的政策。[13]悬泉置出土的平帝元始五年（5）《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仲春月令也明确载有“存诸孤”一项。《汉书·循吏列传·朱邑》载：

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

可见存问耆老孤寡作为国家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已经贯彻到乡一级的地方官吏。

文帝以后政论家的议论也表明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存恤鳏寡孤独穷困都是当时国家最主要的治民政策之一。《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武帝勿发兵伐闽越说：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

《汉书·司马相如传》录其所作《子虚赋》，述天子悔苑囿之太奢：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汉书·东方朔传》载其所作《非有先生》，劝君主虚心纳谏，其辞曰：

（吴王）于是正明堂之朝，……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臧，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

以上诸例表明西汉时人皆把“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视为国家治政之大端。而且，这些政论家所论述的国家所应实行的惠政内容也与月令的春令内容相吻合，有的说法甚至可以肯定直接缘引自传世月令。

尹湾《集簿》“以春令存户”应是汉代国家按照春令精神实施社会救济的具体体现。根据《集簿》，东海郡有户266290，口1397343，平均每户5·25人，而“以春令存户”的户为7039，口27926，平均每户3·97人，明显少于全郡家庭人口平均数，因此推测这些家庭主要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鳏寡孤独贫穷户是合理的。

尹湾《集簿》的出土表明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是以发放谷物的形式存恤诸孤的，平均每口“二斗八升有奇”。居延简戍卒每月食粮标准是三石三斗三升，大女和使男是二石一斗六升，使女、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东海郡成帝元延年间存恤诸孤的粮食不够一个成年男性3天的口粮，数量相当有限。因此，可以断定这一“春令”政策只是慰问性质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鳏寡孤独穷困这一弱势群体的粮食匮乏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它的存在仍然为2000年前的帝国体制和国家职能做了一个必要的注脚。

假如尹湾《集簿》“以春令”后的字确为“成”字，也应当把其作“存立”解，正如《汉书·文帝纪》文帝元年三月诏颜师古注所说：“振，起也，为给贷之，令其存立也。”国家对鳏寡孤独贫困户实行救济，为的是使这些户能够生存下来。

（二）尹湾《集簿》中有“春种树”一项。史学界对《集簿》中“春种树”的含义曾经有过争论。一些学者直观地按现代汉语的词义将其释为春季种树，[14]有的学者更直接将其定为种植桑树，[15]王子今、赵昆生先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种”与“树”语义相同，皆是“种植”的意思，两者连用表示农作物种植。[16]我同意王、赵二先生的意见，此处从其他角度对王、赵的论点加以补充。考诸文献，文帝十二年（前168）春三月第一次在皇帝诏书中提到“种树”一词：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17]

此外，在《汉书·景帝纪》所载景帝后三年（前141）春正月诏中也谈到“种树”：

农，天下之本也。……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从文帝诏前后文来看，文帝“岁劝民种树”的动机在于“道（导）民”“务本”、“辟”“野”，以解决农民粮食不足极端贫困的问题，也就是说“种树”与粮食生产的多寡有着直接关系。查文帝十二年以前诏，其中关于劝民农桑的诏令有两道，一是文帝二年（前178）正月所下“开藉田”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二是当年九月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两条诏令可能就是文帝所说的“数下岁劝民种树”的诏书。在景帝诏中，对于过去几年发生的年成不好、粮食产量低的情况，景帝认为与农民大量弃农从商直接相关，他因此下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并认为只有这样才“可得衣食物”。这里的“农”与“食”相对，“桑”与“衣”相对。所谓的“益种树”就是扩大耕种面积，与文帝所说的“辟”野意义相同。由此可以看出，文帝、景帝关于劝民“种树”的诏令，其实质就是劝民农桑，开辟草莱，扩大春季耕种农作物的面积。

此外，从尹湾《集簿》的内容来看，“春种树”亦应作春季耕种农作物解。尹湾《集簿》中谈到的土地种类有：提封田、国邑居园田、种宿麦、春种树等等，由于“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长生”一简残缺，给全文的理解带来困难。《集簿》划分土地资源的方式与《汉书·地理志下》所记平帝时统计国土资源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林川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地理志》把提封田分为不可垦、可垦不可垦、定垦田三种，各占提封田的70·6%、22·2%、5·7%。《集簿》中种宿麦数是定垦田应没有疑问，种宿麦数107，310顷，占提封田近21%，已将帝时定垦田比例的4倍，这应与东海郡地处黄淮流域、地势平坦少山、农业经济发达有关。从《集簿》种宿麦的面积比例可以看出，宿麦是东海郡种植最为普遍、占绝对优势的粮食作物。虽然东海郡是种宿麦大郡，但是一个郡只种植一种大田作物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可以设想“春种树”就是指与宿麦的秋季种植相对的春季种植，种植的作物可能是粟，也可能是稻、菽，或者是它们的集合，但是否包括蔬菜瓜果等园圃作物由于材料缺乏尚难以确定。

假如把尹湾集簿的“以春令”和“春种树”的内容分别理解为国家春季实行的存恤诸孤政策和鼓励农桑政策，那么，对于它们与传世月令的关系就会得出与邢先生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存恤诸孤和劝民农桑是传世月令春令的主导精神，它们表明成帝时传世月令精神已以十分具体的政策措施贯彻到现实政治中。

邢先生在《月令与西汉政治》一文中，曾就青川秦墓《田律》与传世的三种月令书以及《管子·四时》、《国语·周语》进行过比较，此前杨宽氏也曾作过此类比较[18]。一方面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一方面由于此前的研究均未涉及刚公布的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因此，本节将再行比较，以期有所补遗。

1．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简249：

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 （麛）卵 （ ）；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

悬泉置平帝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孟春月令：禁止伐木。毋

。毋杀虫。毋杀 。毋 。毋卵。中（仲）春月令：毋水泽，陂池、。毋焚山林。季春月令：修利 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毋弹射蜚鸟，及张罗、为它巧以捕取之。孟夏月令：毋大田猎。中夏月令：毋[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

《管子·四时》：

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百。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

《吕氏春秋·十二纪》：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于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 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 弋，

罗纲， 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无大田猎。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灰，无暴布。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

《礼记·月令》同于《吕纪》，文字略有小别，如“无”字均作“毋“字，“导达沟渎”的“导”作“道”。《淮南子·时则》与《吕纪》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孟夏月少了“无大田猎”之禁，季夏月少了“乃命虞人入山行木”句。

可以看到，秦汉律令中的时禁与传世月令虽然内容大体相同，但表述方式相差很大。吕后《二年律令》的内容较睡虎地秦律明显简略，但可以看出它是承秦律而来。悬泉置月令诏条的条目均见于传世月令，不同之处是诏条在每条之后都加有注解，如“禁止伐木”条后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注解使禁令的内容更为明确，显然便于执行。《吕纪》与《礼记》在文字上有少许差别，而悬泉置月令与《礼记》的用语相同，提示它与《礼记》的关系可能较之《吕纪》更为密切。

2．青川秦牍《更修为田律》：

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芟千（阡）百（陌）之大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八月无“修封捋（埒），正疆畔”事，芟阡陌之大草系之七月，作“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时间较青川秦牍早一月。[19]

悬泉置月令诏条无此内容。

《管子·四时》把“修封疆，正千百”列为春季五政之第四政。

《吕氏春秋·十二纪》将“修封疆，审端径术”系于孟春之月：

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20]

《淮南子·时则》孟春之月、孟秋之月均无此内容，而《主术》有一段文字：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 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

高诱注：“立春之后，四海出云。”注“虾 鸣、燕降而达路除道”在“三月之时”；注“阴降百泉则修桥梁”在“十月之时”。《淮南子》说它们是“先王之政”，也就是说它不是当代即《淮南子》成书时的政令。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也把“正封疆，循田畴”作为春季政事：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火用事，则正封疆，循田畴。至于立夏，举贤良，封有德，赏有功，出使四方，无纵火。

根据“修封疆”所系月份，可以把上述材料分为三类：《管子》、《吕纪》、《春秋繁露》属一类，《吕纪》把“修封捋（埒），正疆畔”系于孟春月，《管子》虽然没有注明月份，但是明言在春季，《春秋繁露》大约是在春二月；青川秦律独属一类，“修封疆”之事系于秋八月；《二年律令》、《淮南子》、悬泉置月令则属于第三类，均无此行事。除《春秋繁露》外，每个类型在时代的划分上都具有同一性，虽然对于各书成书的时间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是第一类所述内容显然属于前帝国时代，第二类性质比较明确，它是秦武王二年时的秦国法律，第三类或是汉代的律令或是汉代成书的。由此推论，《淮南子·主术》所说“先王”应指秦汉帝国建立之前的周王或者三代之王。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再作进一步的归纳，从纵的方面说，周代与汉生了明显变化，至少汉王朝建立后，《田律》中已不再收入关于“修封疆”的内容；从横的方面来说，周代存在着把“修封疆”之事安排在春、秋两个季节的不同制度。

3．青川秦牍《更修为田律》：九月，大除道及阪险。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作：“九月大除道阪险”[21]，无法辨识的那个字应是“及”字。

悬泉置月令诏条此事记在季春令中：

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谓开通街巷，以便民，从正月尽四月。

《国语·周语中》单子引《夏令》也说除道在九月，并把它称为“先王之教”：

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高诱注：“教，谓月令之属也，九月雨毕，十月水涸也。”

《吕氏春秋·仲秋纪》无此内容，但在《季春纪》有关于“修利隄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的记载。《吕氏春秋·音律》还有文：“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姑洗”即三月之律，与《季春纪》所述同。

《淮南子·时则》不仅季春月有“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的内容，季秋之月也有“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的记载。

关于“大除道及阪险”，《国语·周语中》所引《夏令》、青川秦律以及《二年律令》所系月份同，为九月，而与《吕纪》的三月不同，《淮南子》三月、九月均有开通道路的内容，悬泉置诏条系于三月则与《吕纪》同。

4．青川《更修为田律》：

十月，为桥，修波（陂） ，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张家山《二年律令·田律》记载与此略同，只是后段简文更为完整：

十月为桥，脩波（陂）堤，利津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乡部主邑中道，田主主道。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及土，罚金二两。

《国语·周语中》单子引《夏令》亦说“十月成梁”。

《管子·四时》记载春季行事有“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洫”，“冻解，修沟渎，复亡人”为五政之第三政。

《吕氏春秋·季春纪》有“修利隄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之语，《孟秋纪》亦有“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行事。

《淮南子·时则》季春“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孟秋“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虽然文字略有不同，但内容与《吕纪》一致。

悬泉置月令诏条季春令有条曰：“修利堤防。谓[修筑]堤防，利其水道也，从正月尽夏。道达沟渎。·谓浚雍塞，开通水道也，从正月尽夏”；孟秋令中也有“[完堤]防，谨雍[塞]……·谓完坚堤……备秋水”条，并且孟冬令还有“毋治沟渠，决行水泉……·尽冬”之语。

各文献所记春季“修利堤防，道达沟渎”的目的与孟秋所进行的“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应有所不同，春季除了备水潦外，灌溉是更为重要的目的，而秋季“完堤防，谨障塞”则主要是为了“备水潦”。从此条可以看到，秦律及汉初律令与《管子》及《吕纪》的记载不同，《淮南子》和悬泉置诏条则与后者一致。

将上述比较结果加以归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秦及汉初制度具有一脉相承性，史称“汉承秦制”绝非虚言；2、秦汉制度可以在“夏令”中寻找到渊源；3、秦及汉初的法令制度与《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别。4、《淮南子·时则》有调合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的意味，而悬泉置月令诏条则完全倒向了《吕纪》与《礼记·月令》。这样，实际上就把以上诸种文献划分为两个阵营，由于两个阵营中都有明确地域标志的东西，如青川秦律明确为秦武王二年时的秦国法律；《国语·周语》所引《夏令》是否是夏的月令尚不能确定，但是，单子说“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先王之教，先王指的应该是周的先王，而周发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管子》虽然其成书年代尚不能确定，但其所述为齐国制度当无疑议。那么，青川秦律和《国语·周语》所代表的月令体系是否反映的是前帝国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习俗？相对的，《管子》、《吕纪》是否代表着前帝国时代黄河下游的月令体系？

另外一些事实也指向这一判断。《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上书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由此可知，至武帝时关中仍以粟为主要粮食作物，宿麦种植并不普遍。《春秋》既重“禾”又重“麦”，与《春秋》是鲁史有关，因为鲁国等关东地区很早就有种麦的传统。《周官·职方氏》记载九州中适宜种麦的地区有青州“谷宜稻麦”，豫州“谷宜五种”，颜师古注“黍稷菽麦稻”，兖州“谷宜四扰”，颜师古注“黍稷稻麦也”。

《吕氏春秋·十二纪》九次谈到麦，除孟、仲、季春三月“食麦与羊”外，在仲春月还谈到“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月天子要“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孟夏“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皋，出轻系。”仲秋月“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六次提到“谷”，六次提到“五谷”，没有提到粟。孟春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仲夏月“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徙。”孟秋月“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仲夏月提到的谷应指黍，由此可知《吕纪》中的“谷”并不全然指粟。由此可知，在《吕纪》所反映的区域农业结构中，麦占有突出地位，与关中地区长期以粟为主要粮食作物不同。

吕不韦以秦国相的身份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十二纪》，却不以秦国法令和农业生产模式为样本，而采用适合于东方特别是青州地区的月令，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世上已流传有一种月令书，并且这种月令书很可能是以周代王制的名义亦即明堂月令的形式而为时人所推奉，它可能与《管子》同源，均来源于齐国制度，吕不韦门客作《吕氏春秋》时将其拿来，割裂为十二篇，系于各章之首。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十二纪》绝不象郑玄所说是吕不韦所作，其所述也不是以秦国农业生产经验为核心的月令体系。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战国时蓄士之风极盛，《史记·吕不韦列传》说：“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这些士不必尽是秦人，多有关东六国之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其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素材来源之庞杂、广博。也正因为如此，《吕氏春秋》向来被认为是杂家之集大成者。

近人容肇祖氏曾论月令出于战国齐人阴阳家邹衍，[22]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吕氏春秋》受了邹衍所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不小的影响，并替它保存了所谓‘五德终始说’”，并引《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推论“邹衍的学说在秦必甚显赫，五德终始说见采于吕氏春秋是很自然的，说不定还有他的信徒参加了《吕氏春秋》的‘论集’”。[23]本文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容氏、侯氏等先贤的论断。

通过秦与齐的月令安排不同，我们可以推想战国时的其他五国可能也都有自己的月令安排，并且很可能和秦国一样被载入法令中。但是这种被载入法令的月事安排，本身并不具有阴阳五行色彩，它完全是在生产生活、政治统治以及生态保护的经验上建立起来的，而这正是月令产生的初衷，长期经验的积累使其最终被纳入到法令中。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出现后，阴阳五行家将其学说与已经制度化的月事安排相掺揉相混合，配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大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月令的样貌。由于阴阳五行思想兴起于齐，故其所配伍的月令体系也是齐的体系。在崇尚周先王的时代思潮影响下，阴阳五行家给这套月令体系也冠上了“王制”的桂冠，称之为明堂月令，而这一月令应就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祖本。

通过出土律令和传世月令书的比较，我们还发现《淮南子·时则》具有传世月令与秦汉律令的双重印记，它与《吕纪》相同或类似的部分自不必多言，但也有一些内容与其不同，却与秦汉律令的规定相同。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有“修封疆，审端径术”的内容，《淮南子》却没有，吕后二年律令《田律》中也没有；《吕纪》仅在季春月有关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的内容，《淮南子》不仅在季春月有此内容，在季秋月也有“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的行事，而青川秦律及《二年律令·田律》均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的律令。这让人不得不产生如下的联想：《淮南子》可能是依据现行法律制度对月令书加以增删而成。按照这一线索，把《淮南子》与《吕纪》不同的部分与武帝以前的汉代政治法律制度相对照，发现果然如此。

《吕纪》有而《淮南子》没有的内容基本上是与汉家制度相矛盾者。例如，《淮南子》孟春月删去了“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等内容。“修封疆”之事已如前述。《吕纪》在孟春、季夏两月均有不可以称兵的内容，《淮南子》把此条只保留在季夏月，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使其配伍更为圆满，避免一事记于两月，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汉家有在正月兴兵故事有关。高帝十一年正月，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景帝三年春正月吴王濞等七国反，景帝“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

再如，《淮南子》仲春月无“祀于高禖”礼。《汉书·枚乘传·子皋》载：“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颜师古注：“礼月令‘祀于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据《枚皋传》，祀高禖之礼不是汉家“故事”，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喜得太子，因此据月令重行此礼。《续汉志·礼仪志上》记有“高禖”礼，表明它曾作为汉家故事。淮南王事发于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可能元朔元年时《淮南子》已完成。

再如，《吕氏春秋·孟夏纪》有“天子饮酎”礼，而《淮南子》无此条。从文献记载来看，汉王朝宗庙尝酎在八月，《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淮南子》不载此内容可能正是因为此时间不符合汉制。

再如，《吕氏春秋·季夏纪》有“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淮南子》删去“烧薙行水”、“如以热汤”两句。《淮南子》删去这两条，可能与当时已不采用这一农业耕作方式有关。

再如，《吕氏春秋·孟秋纪》规定“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而《淮南子》缺了其中重要的一项——“无割土地”。前文已述，《二年律令·户律》规定田宅的分割、转让、授与必须在八月“户时”进行，这一制度显然是承秦而来，与秦武王二年《田律》八月“修封疆”紧密相关。由于月令是月的行事与汉代法律相矛盾，故《淮南子》将其删去。

就《淮南子·时则》根据现实对月令书加以修改而言，应当把它视为武帝时代的月令书。这一发现揭诸了月令书传承演变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前进，原有的月令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具体行事都会有不适合时代者，这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立足于现实，对原有的月令加以修改，从而作成当代的月令书。象《淮南子·时则》这样对传世月令加以修改的，在月令传承史上绝非偶见，唐玄宗开元年间就曾令李林甫删定《月令》。虽然同是删改月令，但两者有很大不同，李林甫删定《月令》是奉了皇帝的御旨，删定的是已经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礼记·月令》；而《淮南子·时则》是淮南王刘安私自招人编撰的，其删定的月令祖本是什么以及在当时具有怎样的地位，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清楚了。

西汉施行的月令大体有三个来源：承秦而来的法令制度和习俗、标称为周代王制的明堂月令、被立为官学的儒家经书。下面分而论之。

前文已述，秦武王二年《田律》中一些与时令宜忌有关的律令，相当一部分为吕后二年《田律》所继承。从文献来看，汉代许多时令制度和习俗也是承秦而来。《汉书·高帝纪上》载高帝二年（前205）：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吕氏春秋·仲春纪》：“择元日，命人社。”陈奇猷校释引孙蜀丞先生语曰：“《月令》、《淮南》‘人’并作‘民’，此疑因唐讳而未经改正者。”[25]高帝在二月命立汉社稷，与月令行事正相吻合，在春季“施恩德”则是月令春令的主要内容。但是诏令颁于高帝二年，当时楚汉战争鏊战正酣，高帝不可能在此年即有意按照月令的精神制定国策，因此，应当设想高帝的这一诏令是根据习惯法制定的，不仅当时有二月社的习俗，而且于春季布德施惠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政治传统。

高帝在位期间一直奉行“布德施惠”的春季政策，如正月赦天下（二年、五年、九年、十一年）、鼓励生育（七年）；二月赐民爵（二年）、复租税徭役（二年）、置三老（二年）、省献赋（十一年）、进贤良（十一年）；三月奖励士卒（八年）。其后的惠帝、高后在春季也以施恩德为主要施政原则，惠帝四年正月曾“举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但是，除了高帝时曾“法天地，顺四时”制定了一套天子春夏秋冬四时服制外，[26]没有迹象表明高、惠、高后时期已经开始有意依据月令制定国策，却有一些相反的证据。如惠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在正月进行“城长安”的活动（元年、三年、五年），而《吕纪》规定是月“无置城郭”。

西汉王朝于春、秋两季实施的养老政策也应是承秦而来。前文已述，文帝元年三月曾令有司对八十、九十以上老人具养老受鬻法。从诏中“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之语，可知文帝即位以前就应有以粟鬻养老之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证实吕后二年（前186）时已把对年九十以上者月禀米的规定载入法律，简354：

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 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 米月一石。

从《汉书·武帝纪》所载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夏四月诏来看，这条律令又被称作“受鬻法”：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说“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显然指的是《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武帝诏为何提吕后二年的傅律，而不提文帝时所具令，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文帝元年所具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亦因此成了问题。

“受鬻法”的建立早于吕后二年应该没有疑问，根据一些迹象推测，高帝时可能已有此法。高帝时推行了一系列养老措施，前引《高帝纪》高帝二年二月下诏，令县、乡置三老，对三老实行免徭戍、十月赐酒肉的优惠政策。1959年和1981年武威出土了两件王杖诏书简，两简均有一段相似的文字：“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租比山东复。”[27]已往学者多认为赐王杖制度始于宣帝本始二年（前72），但是张家山汉简的出土推翻了这一说法，载于《二年律令·傅律》的简355条规定：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年七十一，簪袅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

据此，正如王杖简文字所表述的赐王杖制度应始于高皇帝。依此类推，高帝时可能也有了“受鬻法”。

高帝时期的一系列养老制度可能是承秦而来。禀米和受杖的标准是爵位，即透露出它与秦制的渊源。乡置三老的制度即明确为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十里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风俗通》载：“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案少皞五鸠。鸠民者，聚民也。《周礼》：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28]据此，杖头作鸠状始于高帝时，但赐王杖制度则可能缘自周礼。《礼记·曲礼》：“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孔颖达疏云：“杖可以策身，几可以己，俱是养尊者之物。”陕西陇县店子秦墓发现一木制残杖，分杖头和杖身，黑漆涂地，其上是红色彩绘，[29]也可作为秦时已行授杖制度的证据。

西汉时期盛行的三月祓除礼则可能源自战国以来的民俗。祓除礼见于《续汉志·礼仪志上》，不见于传世月令书。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吕后八年三月，曾在霸（灞）水行祓礼。颜师古注曰：“祓者，除恶之祭也，音废。”《史记·外戚世家》及《汉书·外戚传上》载，武帝时也曾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汉书·元后传》载平帝元始年间：

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岁以为常。

由此可知，“三月祓灞上”是汉家长期实行的故事甚或制度。祓除礼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已在一些国家流行，《论语·雍也》载：一日，孔子问弟子四人之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续汉志·礼仪志上》刘昭注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传世月令书三月、十二月均有“国难（傩）礼”，而《续汉志·礼仪志》仅于十二月行此礼，三月国儺礼与袚除礼之间有什么关系，其间如何发展演化不得而知。

从文帝时起，西汉统治者对月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月令对政治的影响开始凸显。前文已述，文帝元年三月诏第一次把政府春季常规实行的振贷鳏寡孤独穷困、养老受鬻政策与时令联系在一起。文帝二年正月开藉田礼，十三年二月开皇后亲桑礼，[30]传世月令孟春月有天子“躬耕帝籍田”礼，季春月有后“躬桑”礼，因此文帝这两项举措应是附会月令行事。

文帝十二年春三月还下了两道劝农诏令，第一道诏令即前述“劝民种树”的诏令，第二道诏令的内容为：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这道诏令旨在嘉奖三老孝悌力田廉吏。据宣帝时丞相魏相上疏，晁错曾批评文帝行事违背时节：“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31]然而，遍查《汉书·文帝纪》，并没有在二月“施恩惠”、“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之事。文帝十五年晁错对策中，盛赞文帝的功德，其中提到的“尊赐孝悌，农民不租”应指文帝十二年春三月诏。[32]因此，应当这样理解魏相的上疏，即文帝原本定于二月颁布这两道诏令，因晁错上书谏“颇非时节”，即违背了时令原则，故文帝改在三月颁布。晁错据以批评文帝的根据未出传世月令，《吕氏春秋·季春纪》有“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条。文帝诏明确说此诏的目的在于“举贤”，在于嘉奖这些“大夫”的行为，正合月令“聘名士，礼贤者”之精神。此后，赐孝弟力田帛遂成为春三月的一项例行举措。

文帝朝在春季三月建立的一系列举措都能在传世月令中找到依据，这样多的例证集合在一起显然已不是一句巧合所能搪塞，应该承认从文帝时起月令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明显增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文帝时君臣上下对月令的重视有直接关系。文帝对月令的重视从上述诏令中已可窥见。时任左丞相的陈平更把“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视为宰相职责之所在。[33]从前述晁错批评文帝行事违背时令之事已可以看出他对月令的重视，而其在文帝十五年对策中更把“配天地”提到“治国之大体”的地位。其对策曰：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妖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34]

他盛赞文帝即位以来的数十项“变法易故”举措是“配天象地，覆露万民”，“为天下兴利除害”。

在武帝元狩元年以前，景、武时期春季的行事与此前各朝基本相同，即务劝农桑、省徭赋、轻刑罚、行恩惠，未脱月令春令的窠臼。[35]武帝元狩元年四月因立太子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孤寡鳏独后，汉政府布德施惠的时间和原因发生了明显变化。《汉书·武帝纪》载其事：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而造篡弑，……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于夏四月立皇太子是因循了景帝故事，景帝四年夏四月立皇子荣为皇太子。立皇太子时赐民为父后者爵则是沿袭了文帝时故事，文帝元年正月立皇子启为太子，“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文帝立太子在正月，而景帝立太子则于四月，这一改变似与月令有关。《吕氏春秋·孟夏纪》：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是月，继长增高，无有坏堕……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伏于都。……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景帝以前立皇太子、封王侯并无固定月份，[36]从景帝时起封王侯、立太子却基本固定于夏四月进行，[37]这一改变应与月令有直接关系。除了封王侯外，从景帝时起四月赐民爵也成为一项惯例。[38]文帝时似乎还在夏四月开始实践“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的月令精神。[39]从前引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可知月令孟夏月“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伏于都”在武帝时也成为一项政治实践，赐三老、孝悌、力田、高年及鳏寡孤独帛，八十以上米就是这项政治实践的实质内容。

武帝元狩六年六月遣博士六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孤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文帝朝也曾于六月施恩惠，文帝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十三年六月“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其行事大约源于《淮南子·时则》季夏月“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和《礼记》此月并没有相应的行事。

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 ，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开郊祀行赏赐的先例。此后，元封元年夏四月、二年四月、元封五年夏四月、太初二年三月、天汉三年夏四月，皆因郊祀颁行过赏赐。武帝元封二年六月因甘泉宫内产九茎连叶的灵芝，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开因祥瑞行赏赐的先河。元封四年三月、元封六年三月、太初二年夏四月、太始二年三月、后元元年二月均因嘉瑞颁行过赏赐。武帝时期只有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后元二年正月赐宗室属籍与郊祀和祥瑞无关。以上行事，除元鼎四年和元封二年外，其余均在三月、四月进行。可以看出武帝时布德施惠的措施因为加入郊祀、祥瑞元素而与已往有所不同，但并未与月令行事剥离开来，只是使其内容更为丰富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均属朝廷临时性加赐，象文帝元年所具振贷法和养老受鬻法那样要求地方政府每年落实和实施的常规性春季政策应该没有改变。

记载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盐铁论·授时》载：

大夫曰：“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故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农务时也。”

贤良曰：“今时雨澎泽，种悬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

贤良所说“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见于《续汉志·礼仪志上》记载的立春仪式：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梁刘昭补注：“《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诏之谓也。’”蔡邕、刘昭认为立春之日下“宽大书”就是《礼记·月令》中的“布德和令”。《后汉书·侯霸列传》李贤注：“《月令》春布德行庆，施惠下人，故曰宽大。奉四时谓依《月令》也。”亦认为宽大诏即月令的布德和令。《淮南子·时则》孟春月：“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青玉，建青旗，……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高诱注：“春令，宽和之令。”也就是说，《礼记·月令》的“布德和令”和《淮南子·时则》的“春令”、《续汉志·礼仪志》立春礼的“宽大书”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由此我们也知道了在泛泛的作为孟、仲、季春三月月令集合的“春令”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有具体内含和指向的狭义的“春令”，即春正月颁布的旨在劝民农桑的赏赐令或省刑罚、省徭赋的诏令。

大夫所说县官“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农务时也”诸事均可在传世月令中找到依据。帝行亲耕礼自不必说，“出轻系”是“宽大书”的宗旨所在，“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是传世月令季春月的行事。这些春令内容落实到现实政治中的时间，或许不能单纯依靠其出现在文献中的时间定其上限，前文已述汉建立以来即继承秦制于春季存诸孤、振贫穷，睡虎地秦律《田律》和吕后《二年律令·田律》中则有春夏毋敢壅堵水的律令。

《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元年（前69）三月，“假郡国贫民田”，假民公田第一次见于史载。文帝时名田宅制被废除，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大量贫弱的农民因此加快失去土地的步伐，宣帝时可能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假民公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此后，“假郡国贫民田”遂成为三月布德施惠的一项重要内容。

宣帝元康五年在丞相魏相建言、御史大夫丙吉附议下曾于夏至颁令，居延出土了这一诏书简。[40]邢文对此诏进行了详细地考证，由于元康五年诏颁布的夏至行事——寝兵、不听事五日、太官抒井、更水火、进鸡鸣中的后三项不明确见于传世月令，故邢文认为“元康五年诏虽据月令思想而来，但其行事与诸说差异颇大，元康诏之所本似在以上诸说之外。魏相曾奏上《易阴阳》、《明堂月令》，疑元康诏所行之事与魏相所上两书有关。”（《月令与西汉政治》第30—31页）

魏相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上时谈到：“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后一部分谈到卦爻与方位、时节的关系，应采自于《易阴阳》。《明堂月令》到底指何书，史学界历来认识不一。明堂月令见于大戴礼记盛德篇引，卢植辨注云：“于明堂之中，于十二月之令。”《说文》也引有数条。清代经学家惠栋、钱大昕等认为明堂月令即郑玄《礼记·月令》注提到的“今月令”。清代汪中以《祭法》所引明堂月令文与《礼记·月令》同，故谓两者即一书。[41]

夏至为八节之一，邢文进而推测“元康时当不致仅于夏至颁令，置其余七节于不顾。由此推想，元康颁令之制或非依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时，而比较可能是以八节为据。”（《月令与西汉政治》页32）并根据成帝阳朔二年春诏书中第一次提到“四时月令”，推测西汉制定时令政策所采纳的月令体系经历了从“以八节为准”向“以四时为据”转换的过程。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42]传世月令是以阴阳五行学说构架起来的，郑玄《三礼目录》说《礼记·月令》“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43]因此，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应当是一个系统中的不同层面，是递进的关系而非排他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阴阳五行体系。《吕纪》就是把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分为孟、仲、夏三月，一年共为十二个月，在以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确定四时的同时，又重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节，于时皆有教令。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其始起，糜鹿解角，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不听事，送迎五日。”表明在实施四时月令的东汉，仍然十分重视夏至和冬至之令。

元康五年诏所令太官抒井、更水火、进鸡鸣等夏至行事不见于《吕纪》和《礼记·月令》，但是在《淮南子·时则》中却能看到一些影子。其仲夏月条载：“天子衣赤衣……食菽与鸡，服八风水， 柘燧火，……其畜鸡。”其所“ ”之木为“柘”，与春三月的“萁”、冬三月的“松”不同，所指是改火之事。“服八风水”可能与改水、“其畜鸡”则可能与“进鸣鸡”有关。由此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淮南子·时则》关于阴阳五行体系的叙述颇不同于《吕纪》和《礼记·月令》，这些思想是从哪儿而来？由于现存《管子·幼官》亦有较为完整的时令体系，且与传世月令书渊源颇深，因此我将其与《吕纪》、《淮南子》列表加以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幼官》的体系与《吕纪》基本一致，只有五音羽、征的位置颠倒了。《幼官》和《吕纪》都有一些对方不载的内容，而《淮南子》却都有记载，如《吕纪》没有的方位、服八风水，爨“燧火”、兵、《幼官》没有的天干、虫、十二律、臭、五祀、五祭、天子朝等内容《淮南子》均有，但是没有《吕纪》所有的五帝、五神内容，此外，《时则》还有两书均不载的畜、官、树等内容。因此可以肯定，刘安门人作《淮南子》时参照的绝不仅仅是《吕纪》或今本《礼记·月令》，它应当还参考了与《管子·幼官》同源的其他月令书，这本月令所载的内容较之现存的三种月令书应当更为丰富。《吕纪》、《淮南子》、《管子》成书时，各取所需，将其加以删改，分别以《十二纪》、《时则》和《幼官》命名。这本流行于战国后期至东汉后期的月令书是否就是宣帝时魏相所上《明堂月令》呢？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方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火爨

羽兽

毛兽

介虫

鳞兽

五音

角

羽

宫

商

征

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气

燥

阳

和

湿

阴

饮井

青后

赤后

黄后

白后

黑后

兵

矛

戟

剑

胁盾

《吕氏春秋·十二纪》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季夏之末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大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頊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征

宫

商

羽

十二律

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臭

焦

香

腥

朽

五祀

户

灶

中霤

门

行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居

青阳

明堂大庙

大庙大室

吕氏春秋下贤篇6

元曲名句一

1、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马致远 《夜行船》

2、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孔尚任 《桃花扇》

3、 碧云深，碧云深处路难寻。数椽茅屋和去赁。云在松阴。挂云和八尺琴，卧苔石将云根枕，折梅蕊把云梢沁。云心无我，云我无心。 ——卫立中 《殿前欢》

4、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汤显祖 《牡丹亭》

5、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汤显祖 《牡丹亭》

6、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 心如飞絮， 气若游丝。 空一缕馀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徐再思 《折桂令》

7、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王实甫 《西厢记》

8、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王实甫 《西厢记》

9、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汤显祖 《牡丹亭》

10、 大江东去，长安西去，为功名走遍天涯路。厌舟车，喜琴书。早星星鬓影瓜田暮，心待足时名便足。高，高处苦；低，低处苦。 《山坡羊》

11、 爱他时似爱初生月，喜他时似喜看梅梢月，想他时道几首西江月，盼他时似盼辰钩月。 当初意儿别，今日相抛撇，要相逢似水底捞明月。 《正宫 塞鸿秋》

12、 殿前欢 秋色浓，云上枯枝白霜重，涧底梢头枫叶红 山水峥嵘。碧箫弄，谁人共，怎堪同 把酒复相逢 醉梦清歌，清歌醉梦

13、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 ，家家粉影照婵娟。 ——孔尚任 《桃花扇》

14、 问人间谁是英雄？ 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阿鲁威 《蟾宫曲·问人间谁是英雄》

15、 山藏白虎云藏寺，池上老梅枝。 洞庭归兴，香柑红树，鲈脍银丝。 白家池馆，吴王花草，长似坡诗。 可人怜处，啼乌夜月，犹怨西施。 ——张可久 《人月圆·吴门怀古》

16、 谁挽银河，青冥都洗，故教独步苍蟾。 露华仙掌，清泪向人沾。 画栋秋风袅袅，飘桂子、时入疏帘。 冰壶里，云衣雾鬓，掬手弄春纤。 厌厌。 成胜赏，银盘泼汞，宝鉴披奁。 待不放楸梧，影转西檐。 坐上淋漓醉墨，人人看、老子掀髯。 明年会，清光未减，白发也休添。 ——吴激 《满庭芳 中州乐府》

17、 千顷玻璃锦绣堆。 弄妆人对影徘徊。 香熏水麝芳姿瘦，酒晕朝霞笑脸开。 娇倚扇，醉翻杯。 莫随云雨下阳台。 平生老子风流惯，消得冰魂入梦 ——王寂 《鹧鸪天》

18、 三高祠下天如镜，山色浸空蒙。 莼羹张翰，渔舟范蠡，茶灶龟蒙。 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 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 ——张可久 《人月圆 客垂虹 北曲聊乐府前集今》

19、 两种风流，一家制作。 雪花全似梅花萼。 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 虽是一般，惟高一着。 雪花不似梅花薄。 梅花散彩向空山，雪花 ——王旭 《踏莎行 雪中看梅花》

20、 云山有意，轩裳无计，被西风吹断功名泪。去来兮，再休提！青山尽解招人醉，得失到头皆物理。得，他命里；失，咱命里。 ——刘致 《山坡羊·燕城述怀》

21、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 昨日颜如渥丹，今朝鬓发斑斑 .恰才桃李春，又早桑榆晚 。断送了古人何限，只为天地无情乐事悭，因此上功名意懒。 ——张养浩 《沉醉东风·班定远飘零玉关》

22、 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 一个悬首城门；一个和衣东市；一个抱恨湘流。 一个十大功亲戚不留；一个万言策贬窜忠州。 一个无罪监收，一个自抹咽喉。 仔细寻思，都不如一叶扁舟。 ——张养浩 《折桂令·功名百尺竿头》

23、 远是非，寻潇洒。 地暖江南燕宜家，人闲水北春无价。 一品茶，五色瓜，四季花 ——张可久 《四块玉·乐闲》

24、 玉宇净无尘，宝月圆如镜。风生翠袖，花落闲庭。 ——关汉卿

25、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关汉卿 《窦娥冤》

26、 十里芳菲尽东风，丝丝柳搓金缕；渐次第桃红杏浅，水绿山青，春涨生烟渚。九十日光阴能几？早鸣鸠呼妇，乳燕携雏；乱红满地任风吹，飞絮蒙空有谁主？春*三分，半入池塘，半随尘土！ ——董解元 《西厢记》

27、 【整金冠】携一壶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 ——董解元 《西厢记》

28、 欲寄君衣君不还， 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与不寄间， 妾身千万难。 这首小令写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表现了妇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深的爱。 ——姚燧 《凭栏人·寄征衣》

29、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 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 一茅斋，野花开， 管甚谁家兴废谁家败， 陋巷箪瓢亦乐哉！ 贫，志不改；达，志不改。 ——宋方壶 《山坡羊·道情》

30、 咸阳百二山河： 两字“功名”，几阵干戈！ 项废东吴，刘兴西蜀： 梦里南柯。 韩信功兀的般证果？ 蒯通言哪尽是风魔？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醉了由他！ ——马致远 《蟾宫曲·叹世》

31、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 三更归梦三更后。 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徐再思 《〔双调〕水仙子·夜雨》

32、 斜阳万点昏鸦，西风两岸芦花。 船系浔阳酒家。多情司马，青衫梦里琵琶 ——徐再思 《〔越调〕天净沙·秋江夜泊》

元曲名句二

1、更蛾眉强学时妆，是老子平生懒处。——冯子振《正宫·鹦鹉曲》

2、投至两处凝眸，盼得一雁横秋。——马致远《汉宫秋》

3、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白朴《中吕·阳春曲》

4、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噹噹一粒铜豌豆。——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5、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陈草庵《中吕·山坡羊·叹世》

6、长江万里白如练，淮山数点青如淀。江帆几片疾如箭，山泉千尺飞如电。——周德清《中吕·寒鸿秋》

7、忆疏狂阻隔天涯，怎知人埋怨他？吟鞭醉袅青骢马，莫吃秦楼酒、谢家茶，不思量执手临歧话。——白朴《仙吕·点绛唇》

8、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白朴《中吕·阳春曲》

9、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张养浩《中吕·山坡羊》

10、四十年绕湖赊看山，买山钱更教谁办？——张可久《双调·落梅风》

11、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搊玉筝？隔江和泪听，满江长叹声。——张可久《南吕·一枝花》

12、苍波万顷孤岑矗，是一片水上天竺。金鳌头满咽三杯，吸尽江山浓绿。——王实甫《西厢记》

13、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

14、手执著饯杯，眼阁着别离泪。刚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关汉卿《双调·沉醉东风》

15、四周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铺翠。——马致远《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

16、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安排。——张养浩《双调·折桂令·过金山寺》

17、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白朴《中吕·阳春曲》

18、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查德卿《仙吕·寄生草》

19、长江万里归帆，西风几度阳关，依旧红尘满眼。夕阳新雁，此情时拍阑干。——吴西逸《越调·天净沙》

20、月缺终须有再圆。圆，月圆人未圆。朱颜变，几时得重少年？——吴弘道《南吕·金字经》

21、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无名氏《正宫·醉太平》

22、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明年又着来，何似休归去！——薛昂夫《双调·楚天遥过清江引》

23、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无名氏《商调·梧叶儿·嘲谎人》

24、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徐再思《双调·蟾宫曲·春情》

25、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干。——蒲道源《黄钟·人月圆》

26、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霎时间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斜阳满地铺，回首生烟雾。兀的不山无数水无数情无数！——无名氏《正宫·塞鸿秋·山行警》

27、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王实甫《西厢记》

28、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

29、自天飞下九龙涎，走地流为一股泉，带风吹作千寻练。——徐再思《双调·水仙子》

30、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

31、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厌红尘万丈混龙蛇。——汪元亨《正宫·醉太平》

32、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马谦斋《越调·细柳营》

33、有声名谁识廉颇，广才学不用萧何。——无名氏《正宫·醉太平》

34、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范康《仙吕·寄生草·酒》

35、乱云不收，残霞妆就，一片洞庭秋。——盍西村《越调·小桃红》

36、吴山越山山下水，总是凄凉意。江流今古愁，山雨兴亡泪。沙鸥笑人闲未得。——任昱《双调·清江引·钱塘怀古》

37、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一分儿《双调·沉醉东风》

38、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

39、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关汉卿《窦娥冤》

40、江山信美，终非吾土，问何日是归年？——王恽《越调·平湖乐》

41、伸玉指盆池内蘸绿波，刚绰起半撮，小梅香也歇和，分明掌上见嫦娥。——马致远《仙吕·赏花时》

42、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

43、杨柳深深小院，夕阳淡淡啼鹃。巷陌东风卖饧天。——马致远《中吕·红绣鞋》

44、别时只说到东吴，三载余，却得广州书。——徐再思《越调·天净沙》

45、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贯云石《双调·清江引·惜别》

46、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纪君祥《赵氏孤儿》

47、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张可久《正宫·醉太平》

48、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严忠济《越调·天净沙》

吕氏春秋下贤篇7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 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吕氏春秋下贤篇8

亦作“牛刀割鸡”。比喻大材小用

牛刀小试：

比喻有很大的本领，先在小事情上显一下身手

牛高马大：

比喻人长得高大强壮

牛鬼蛇神：

①牛首之鬼和蛇身之神。形容作品虚幻怪诞。亦喻指虚幻怪诞的作品。②比喻歪门邪道之流

牛黄狗宝：

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的凝结物。两者都是内脏病变的产物，因以喻坏透了的心肠

牛骥同皁：

亦作“牛骥同槽”。谓牛与千里马同槽而食。比喻贤愚不分

牛角书生：

喻勤读之士

牛角之歌：

春秋时，宁戚很穷，想见齐桓公而出仕，一天，乘桓公出城迎客的机会，在车下喂牛，“扣牛角疾歌”。桓公闻而赞其为“非常人”，命後车载之，拜为上卿。见《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问下二》。汉刘向《说苑·尊贤》亦载此事。后以“牛角之歌”、“牛下歌”为穷士自求用世的典故

牛口之下：

《史记·商君列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吕氏春秋·举难》等又载有宁戚饭牛得到齐桓公赏识的事。后以“牛口之下”、“牛口”借指卑下的地位

牛郎织女：

①牵牛星（俗称牛郎星）和织女星。两星隔银河相对。神话传说：织女是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河西牛郎后，就不再织。天帝责令两人分离，每年只准于七月七日在天河上相会一次。俗称“七夕”。相会时，喜鹊为他们搭桥，谓之鹊桥。古俗在这天晚上，妇女们要穿针乞巧。见《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岁华纪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②今常喻指分居两地的夫妻

牛马襟裾：

犹言衣冠禽兽

牛溲马勃：

亦作“牛溲马渤”。①牛溲，即牛遗，车前草的别名。马勃，一名马牷，一名屎菰，生于湿地及腐木的菌类。两者皆至贱，均可入药。②借指卑贱而有用之材

牛蹄中鱼：

处在牛蹄踏出的小坑里的鱼。喻濒临绝境。语本汉刘向《说苑·善说》：“庄周贫者，往贷粟於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大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庄子·外物》有类似记载，作“车辙中有鲋鱼焉”

牛听弹琴：

比喻听不懂

牛童马走：

旧时泛指地位卑下的人。牛童，牧童；马走，犹仆役

牛头不对马嘴：

比喻答非所问或对不上号

牛星织女：

即牛郎织女

牛羊勿践：

勿使牛羊践踏。比喻爱护。语出《诗·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郑玄笺：“草木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王为此爱之，况於人乎？”

牛衣病卧：

形容贫病交迫

牛衣对泣：

汉代王章在出仕前家里很穷，没有被子盖，生大病也只得卧牛衣中，他自料必死，哭泣着与妻子诀别。妻子怒斥之，谓京师那些尊贵的人谁能比得上你呢，“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见《汉书·王章传》。后以“牛衣对泣”、“牛衣夜哭”谓因家境贫寒而伤心落泪

牛衣岁月：

谓贫困的生活

版筑饭牛：

版筑，造土墙；饭牛，喂牛。相传商代贤者傅说筑于傅岩，武丁用以为相。事见《书·说命上》。春秋时卫国贤者宁戚饭牛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异之，拜为上卿。事见《吕氏春秋·举难》。后以“版筑饭牛”为贤臣出身微贱之典

充栋汗牛：

谓书籍堆得高及栋梁，多至牛马运得出汗。形容藏书或著述之富。语出唐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老牛舐犊：

喻爱子之情。牛爱其犊，常舔之。舐，舔

笔误作牛：

《晋书·王献之传》：“桓温尝使扞王献之呴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駮牸牛，甚妙。”后因以“笔误作牛”喻随机应变，化拙成巧或持功补过

喘月吴牛：

相传吴地之牛畏热，见月亦疑为日，喘息不已。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后因以为典实。亦比喻因受某事物之苦而畏惧其类似者

吹牛拍马：

吹嘘奉承

槌牛酾酒：

杀牛滤酒。谓备肴酒以燕享

对牛弹琴：

亦作“对牛鼓簧”。喻对不懂事理的人讲道理或言事。常含有徒劳无功或讽刺对方愚蠢之意。语本汉牟融《理惑论》：“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

饭牛屠狗：

①喻指从事低贱之事。②指从事贱业者

放牛归马：

语本《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后以“放牛归马”比喻不再用兵

风马牛不相及：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孔颖达疏引服虔曰：“牝牡相诱谓之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一说：风，放逸，走失。谓齐楚两地相离甚远，马牛不会走失至对方地界。后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犀牛望月：

《关尹子·五鉴》：“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谓犀牛望月久，故感其影于角。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吕东莱畜犀带一围，文理缜密，中有一月影，过望则见，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后因形容长久盼望

犀照牛渚：

《晋书·温峤传》：“扞温峤呴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燬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后多用“犀照牛渚”喻洞察幽微

服牛乘马：

役使牛马驾车

割鸡焉用牛刀：

谓处理小事何用礼乐。后用以喻做小事情不值得用大的力量。鸡，也写作“鸡”

归马放牛：

谓战争止息，不再用兵。语出《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孔颖达疏：“此是战时牛马，故放之，示天下不复乘用。”

汗牛充栋：

唐柳宗元《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谓书籍存放时可堆至屋顶，运输时可使牛马累得出汗。后用“汗牛充栋”形容著作或藏书极多

呼牛呼马：

亦作“呼牛作马”。语本《庄子·天道》“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后以“呼牛呼马”、“呼牛作马”指毁誉由人，悉听自然

瘠牛偾豚：

谓瘦弱的牛覆压在小猪上，小猪必死。比喻强国虽德衰，兵临弱国，弱国亦亡。语本《左传·昭公十三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於豚上，其畏不死。”杜预注：“偾，仆也。”孔颖达疏：“前覆曰仆。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虽瘠者，谓鲁以晋为无德轻之，故以瘦牛自喻。”

瘠牛羸豚：

瘦弱的牛和猪。比喻弱小民族或国家

茧丝牛毛：

形容细密

茧丝牛毛：

如蚕丝，如牛毛。比喻细密繁多

九牛一毛：

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极其微小，微不足道。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牵牛下井：

喻使不出力

牵牛织女：

指牵牛星、织女星。亦指古代神话中的牛郎、织女

敲牛宰马：

谓宰杀牲畜

蛇神牛鬼：

比喻各色邪恶或各种歪人

犁牛之子：

比喻父虽不善却无损于其子的贤明

马勃牛溲：

马勃，菌类；牛溲，车前草。比喻至贱之物

马面牛头：

犹牛头马面

吕氏春秋下贤篇9

【摘要】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丰富，其中有《文子》，存简277枚，内容多与今本相同，但也有少量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过去有人怀疑《文子》出于后人的伪托，这批汉简的发现，证明《文子》是一部可信的古代典籍，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河北省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所出汉简中有《文子》，存简约277枚，2790字，保存情况很差，无法恢复原貌。今本《文子》的真伪，过去有争议，持与汉简本相校，异文颇多。现就汉简《文子》中的一些内容略作考证，列叙如下。

一

汉简《文子》云：

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2482、0756）

今本《文子・道德》云：

老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今按：“以耳听者”是常人，“以心听者”是君子，“以神听者”是圣人。《荀子・哀公》云：“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荀子・修身》云：“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

“听”是指如何通过语言而判断是非。《论语・公冶长》云：“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凡“听”必经过学习，故上引《文子》云：“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吕氏春秋・听言》云：“凡人亦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所谓“习其心”者，如同孟子所说的“尽心”，《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人之本性，乐生而恶死。修身养性可以由己而推知他人，如《论语・卫灵公》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郭店楚简《尊德义》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察者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明察性理之人是“察者”，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命。《论语・尧曰》云：“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吕氏春秋・谨听》云：“夫尧恶得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于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观夫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天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

“以神听者”是庄子学说中的“心”，《庄子・人间世》：“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也。”所谓“听之以气”近于“以神听者”，成玄英注云：“心有知觉，犹起攀缘，气无情虑，虚柔任物，故取彼知觉，取此虚柔，遣之又遣，渐阶玄妙。”“以神听者”超脱一己之私利，无爱恶之心，《吕氏春秋・知度》云：“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于朝，上服性命之情，则礼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

“虚无”则“静”，《释名・释姿容》云：“听，静也，静然后所闻审也。”《尚书・洪范》中有“敬用五事”，其四曰“听”，郑玄注云：“听属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云：“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己于道矣。”《庄子・天道》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儒家亦主张“静”，《礼记・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听之以气”近于孟子“知言养气”之说，《孟子・公孙丑上》云：“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二

汉简《文子》云：

产于有，始于弱而成于强，始于柔而成于刚，始于短而成于长，始于寡而成于众。始……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强。（0581、2331、1178）

简文云“始于足下”，今按：《老子》第64章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河上公注云：“从小成大。从卑立高。从近至远。”

简文云“千方之群，始于寓强”，今本无。“千方”如言“多方”，《尚书・多方》云：“王若曰：猷告而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书序》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群”，读为“君”，指天子。《荀子・王制》云：“君者，善群也。”《逸周书・太子晋》云：“侯能成群谓之君。”《春秋繁露・灭国》云：“君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三纲六纪》云：“君，群也，君下之所归心也。”

“寓强”，文献中多作“禺强”，北方之神。《庄子・大宗师》云：“禺强得之，立于北极。”《吕氏春秋・求人》云：“禹北至人正之国，禺强之所。”《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大荒北经》云：“禺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曰禺强。”又名“禺京”，《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

今本《文子・道德》云：“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老子》第39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九宫之数，北方为一。一为圣人之位，《周易・系辞下》云：“圣人之大宝曰位。”《六韬・大礼》云:“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五行学说中北方为水，《老子》第78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之王。”马王堆帛书《称》云：“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

三

汉简《文子》云：

弱小有道，则不诤得识。

今本《文子・道德》作：

小弱有道，不争而得。

今按：“识”读为“职”。《庄子・缮性》云：“心与心识。”《释文》云：“识，向本作职。”战国秦汉时代的习语中有“得职”，《易林・〈萃〉之〈震〉》云：“得职蒙恩。”《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又作“得主”，《尔雅・释诂》云：“职，主也。”《周易・坤》卦辞云：“先迷后得主。”《管子・形势解》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

银雀山汉简《为国之过》云：

四为国之过，欲民之和劝，不可与虑它也，而民无恃上之心。（0439）

今按：《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皇侃疏云：“和，谓心不争。”《吕氏春秋・上德》云：“不赏而民劝。”高诱注：“劝，善。”“不可与虑它”者，精专之义。《韩诗外传》卷2：“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优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博，博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人民“和劝”而“精专”，有道之义。“恃”者，依赖之义。所谓“民无恃上之心”，人民可依自我的判断而知善恶是非，即汉简本《文子》所云：“不诤（争）得识（职）。”

四

汉简《文子》云：

闻之传曰：道者博。（0741）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0722）

今按：“闻之传曰”，古代学术师徒相传，口耳相受，郭店楚简《君子》（旧题《成之闻之》）云：“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贾子・耳》云：“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

《荀子・修身》云：“多闻曰博。”老子反对“博”，《老子》第5章云：“多闻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81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言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儒家主张“博”，《周易・大畜・ 象》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君子修身正心，要学习先圣的教诲，效仿前贤的行为。《论语・ 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皇侃疏云：“博，广也。”《论语・子罕》云：“博学而无所成名。”又云：“博我以文。”《论语・子张》云：“博学而笃志。”老子亦反对“学”，《老子》第20章云：“绝学无忧。”

《广雅・释诂一》云：“博，大也。”《素问・病能论》云：“博者，大也。”《礼记・中庸》云：“致广大而尽精微。”郑玄注：“广大犹博厚也。”《逸周书・命训》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福。立明王以顺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则敬，有常则广，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马王堆帛书《五行》云：“圣始天，知始人。圣为崇，知为广。”凡圣智者必“博”。

汉简《文子》屡言“圣知”：

平王曰：何谓圣知？文子曰：闻而知之，圣也。（0896、1193）

知也，故圣者闻。（0803）

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1200）

【刑】，而知择行，故闻而知之，圣也。（0765）

经者，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0909）

老子亦反对“圣智”，《老子》第19章云：“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五

汉简《文子》云：

积怨成亡，积德成王，积（0737）

天之道也，不积而成者寡矣。（2315）

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2249）

《广雅・释诂四》云：“积，重也。”《老子》第59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皂服，皂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荀子・强国》云：“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周易》有卦名《渐》，《象》云：“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春秋繁露・天道施》云：“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渐、浸义通，《荀子・修身》云：“知虑渐深。”杨注：“渐，浸也。”郭店楚简《君子》云：“君子之于教也，其导民也不寝（浸），则其淳也弗深矣。”

道德修养需要积累。马王堆帛书《五行》云：“索达诸君子道，谓之贤。”“索”者，如言“丝缕缕”。索、素古通。《礼记・杂记下》云：“纯以素。”郑玄注：“素，生帛也。”《广雅・释器》云：“缕，也。”君子之道如素帛，由丝一缕一缕地组成，道德修养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不可急躁。

六

汉简《文子》云：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听圣人守道（0766）

“听圣人”，战国古语。《商君书・徕民》云：“且古有尧舜，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也，是非王贤立今时，而使后世为王用乎？然则非圣别说，听圣人难也。” “别”，如今语所谓“另外”。“非圣别说”，不是圣人的概念另有解说。《周礼・乡师》云：“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郑玄注：“听，谓平察之。”

七

汉简《文子》云：

【天】地，大器也。不可执，不可为，为者贩，执者失。（0870）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0593）

下正。平王曰：见小守静奈何？文子曰（0775）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0908）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0806）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0864）

今本《文子》作：

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执者，见小也，见小，故不能成其大也。无为者，守静也，守静能为天下正。

吕氏春秋下贤篇10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m傥非常之人称焉（1）。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2）；屈原放逐，乃赋《离骚》（3）；左丘失明，厥有《国语》（4）；孙子膑脚，《兵法》修列（5）；不韦迁蜀，世传《吕览》（6）；韩非囚秦，《说难》《孤愤》（7）。《诗》三百篇（8），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10）。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注释

（1）m傥：豪迈不受拘束。（2）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3）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4）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5）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6）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7）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8）《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9）失：佚。（10）愠：怒。

解析

本文是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少卿的书信节选，大意是：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有豪迈不受拘束、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周文王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是创作了《离骚》；左丘失明，才完成了《国语》；孙膑膝盖骨被削去，撰修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吕氏春秋》却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这才有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情意郁结，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寄希望于将来。至于像左丘明眼瞎，孙膑腿断，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被起用了，退而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想借助留传后世的文章来表现自己。我私下里不自量力，最近靠着拙劣的文字，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穷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从轩辕黄帝开始，到当今为止。写成表10篇，本纪12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间的关系，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场大祸，我痛惜全书未完，所以即使受最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书，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它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我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智者说，难以同一般的俗人谈的。

感言

《报任少卿书》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悲愤无奈的血泪之语。公元前99年，汉将军李陵率五千兵力与八万匈奴大军鏖战十余日，终因弹尽粮绝投降。司马迁仗义执言，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处以腐刑，李陵也被夷灭三族。在司马迁看来，在所有的刑罚中，腐刑是最下等最惨烈的刑罚，是最大的人生耻辱。他本欲选择死亡，却深知这样与蝼蚁无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的这句名言，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然而，死就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面对侮辱、嘲笑、误解，他选择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只是为了著成《史记》的理想。忍辱负重比一死了之更痛苦，更需要勇气，也更能显出英雄气概来，可以说，这样的生死观背后透着他的万丈雄心。

司马迁从古代先贤中找到精神依托――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等，成樗发愤著书的榜样。古人的“退论书策以舒其愤”在《史记》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时，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可以说，司马迁以史家的使命意识，将自己的歌哭悲欢化作了朗照乾坤、彪炳千古的历史巨著。这部呈现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理想的著作，展现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其所呈现出的恢弘格局与盛大气象，成为中国史学中的绝唱。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认为，司马迁为中国文化创建了以史立身、以人文本的传统，《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