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毅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毅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显学中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视忧患。

篇2

1、人体无意识控制时的全身配合能力。人们长期在意识的控制下生活，就以为控制和协调全身活动的只有意识。其实，意识不控制，人体也协调地进行活动。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乒乓球运动员，对对手的很多来球，就是靠一种叫做“反应”的现象进行回球的。这样，他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放在观察对手的变化，对付对手的变化上了。这种“反应”是在平时训练中形成的，不仅有对固定球路的反应，还有对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反应。这样。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就只放在对付新变化上了。有时，对手变化了，自己反应的变化跟不上，就出现运动员自己控制不住的不适应状态。由于“不适应”，运动员常常会输给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就是在意识不控制时的全身自动协调行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不适应状态，是由于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处于强势，意识收不回控制权，不能在意识控制下及时调整行为造成的。

如何解释意识不控制状态下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呢？显然应该想到有一个意识以外的监视、控制、协调人体全身活动的机制在起作用。

2、自动控制系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动物性机制。有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把原来的能力全部除去，全部换上新的。他认为，人所特有的功能是进化时附加在动物具有的功能之上的。新的功能生成以后，原来的动物还可以起作用。我们用他的观点看待意核：生成意核前，动物就有一个主管全身活动相互配合的机制，意核是人特有的监视、控制功能，它是附加在动物原有的协调全身活动功能之上的。后者是一个意识以外的，动物性的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我们叫它自动控制系统。意核生成之后，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还会起作用。

观察动物的行为就会发现：动物没有意识，但是动物的大脑也具有协调全身活动的功能。比如，动物中行动最迅速的猎豹，它的快速捕捉猎物的行动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起着监视、控制并调整全身活动的作用。猎豹没有意识，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显然不是意识。我把它叫做脑神经自动控制全身活动系统，简称自动控制系统。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儿童在生成意识以前也能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的活动，表明他们的大脑有自动控制系统。发现狼孩时，狼孩也没有意识，但是他们能够灵活地捕捉猎物，表明他们的大脑也有自动控制系统。这些例子表明，人体内是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它是一个动物性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意核生成后这个机制不会消失，意核通过控制这个机制（向这个机制发出指示）获得对人体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权。我们从意核的生成中知道，意核是大脑的“认识存储区”发展出来的功能。因此，它不可能在人体中生长出一套独立的监视、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获得对全身的控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3、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关系。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实际是双向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的作用是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所以从本质上讲，仍旧是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意核，这是它的职责。在它控制意核时，它把意核认识的内容翻译给自己，这种翻译能力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当意核试图发出指挥命令时，自动控制系统仍然翻译这种指示（这不过是执行监视职责），接着便去执行这些指示，把这些指示传达给人体的各个器官。于是，控制就转变为被控制。

由于直接向全身各活动部位下达命令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意核对自动控制系统控制的时侯，自动控制系统转达意核对各部位下达的活动指示，意核就处于对全身活动的控制状态；在意核放弃对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时，自动控制系统可能在休息，也可能自己向各部位下达活动指示，意核对全身活动就处于不控制状态。由于意核的控制与否对外就表现为意识的控制与否，我们又叫这两种状态为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介绍自动控制系统时总是提到协调全身活动，在提到意核或意识时只谈监视、控制，不再提协调。实际上意核和意识都没有获得对全身活动的协调权，这个全身活动的协调功能仍然被自动控制系统掌握。通过对自己活动的自省，你也会发现，你对全身活动的协调基本上毫无所知。这显然表明意识没有协调权。在特别需要的时侯，意识通过对活动的控制实现全身各个活动的协调，因此意识施行的协调工作往往很笨拙。在这种时侯，为了更好地实现活动的协调，往往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更好的协调。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会知道，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协调，正是把协调工作交给自动控制系统去做。

二、转意识活动理论

1、人体活动的三种状态。考察人体的活动与意识的关系，就会发现从意识对活动的影响角度看，实际有三种不同状态。

人体的有些活动是意识不能监视、控制的。例如心脏的跳动，胃肠的消化活动等。这时活动处于无意识控制状态。大多数活动可以由意识进行监视、控制，这时活动处于有意识控制状态。有些活动经过反复进行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这些活动就又可以在摆脱意识控制的情况下自动进行。由于这种意识不控制（摆脱控制）的活动是由意识控制的活动转变成的，是这些活动在习惯或熟练后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我们称这些活动处于转意识控制状态。这三种状态又简称为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前面提到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不适应”，就是他们进行着转意识状态活动的表现。

我们以后如果说XX状态的活动，指的是在这种状态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很多活动。如果说XX状态下的XX活动，是指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类活动。比如说转意识状态记忆，就是指摆脱意识而自动活动的记忆活动。这种用法既适用于上段的两种状态，也适用于本段的三种状态。

我们前面提到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那是从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考虑的。这里我们又提出的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这是从活动受意识的影响角度考虑的。控制和监视也可以看作是影响，但影响则不只是控制和监视。因此它们之间有类似，也有区别。有意识状态是指活动过程中有意识的监视和控制，显然与意识的控制状态是一致的。而无意识状态与转意识状态虽然情况很不一样，但是它们从意识控制的角度看，都是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同是意识不控制状态的活动，无意识活动与转意识活动差别非常大。无意识状态的活动大多是一些低级的活动，它大多是没有意识特征的活动，如内脏活动，动物的活动，孩子生成意识前的活动。但是也有像无意识记忆这样的活动不是低级记忆活动，其不低级之处不在于记忆活动的水平，而是由于这些记忆的对象是意识活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低级记忆活动保存高级活动产生的资料。转意识活动都是一些高级的活动，它们是集有意识活动之精华后，能够摆脱意识控制而自动进行的那些活动。如运动员的反应，演员的感觉，侦察员的直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等等。

2、转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我们在本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从生成顺序上看，转意识状态的活动一定生成于该活动的有意识状态之后。某种活动往往在有意识状态下大量进行后，具有明显的意识特征后，才成为自动进行的、摆脱意识控制的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中“转”的含义是指它是由有意识状态转化而来的。

我们以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为例介绍转意识状态活动，而所有转意识状态活动都与习惯和熟练有同样的成因：由同样活动的大量重复进行，进而摆脱意识控制使活动自动化完成。我们没有象一些心理学著作那样孤立地看待习惯和熟练。我们把习惯和熟练看作是一个线索，把习惯和熟练的成因看成是一条使活动自动化，从而使活动由有意识状态到摆脱意识控制的超意识状态的规律，并形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转意识状态──自动化执行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解释了“直觉、灵感的生成”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还解释和揭示了很多有用的转意识状态活动。

由于转意识状态活动是自动化进行的，它在速度、省力程度、利用资料的广泛程度、使用方法的灵活程度等方面都超过同类的有意识状态活动。所以我们曾经把转意识状态活动叫做超意识状态活动。后来由于“超”字太容易引起人们往别的方面联想，所以改用转化的“转”。

从辩证法角度看，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最好注释。动物性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人类生成意识后，活动进步为有意识状态的，有意识是对无意识的否定，活动提高了一级。人类大量活动后，活动由有意识状态进步为转意识状态，活动摆脱了意识的控制，又是一次否定，活动又提高了一级。

3、习惯和熟练与转意识状态活动。习惯和熟练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主要形式。从形成原理看习惯和熟练是类似的，都是由于反复地做同样的活动而使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化完成的程度。在心理学上把它们作为两个概念考虑，是因为习惯是无意识形成的，熟练是有意识训练的。也就是说养成习惯的活动（对某种活动形成习惯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对某种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是有意识状态的活动。

人们一般较为关注肢体活动的习惯和熟练，值得注意的是其它活动也有习惯和熟练。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都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凭知觉进行识别，就是凭习惯在进行的识别。思维定势就是一种习惯思维。对答如流，就是熟练思维的表现。思维敏捷、脑子反应快的人不仅需要有较好的思维技巧，还要有大量的习惯思维和熟练思维。很多快速记忆法、牢固记忆法也需要大量习惯记忆和熟练记忆为基础。而一目十行阅读，既要有一些阅读技巧，更要有快速阅读的习惯和对语言接受、分析、理解的熟练。

在我们把习惯与熟练现象用来分析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习惯与熟练的成因，就是一切有意识活动自动化进行的成因，是很多意识不知道过程的高级活动的成因。这样，在大量进行同样活动后，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地、摆脱意识控制地进行的程度，就不只要产生习惯和熟练了，还可以产生高级的摆脱意识控制的活动。因此有必要用一个概念作为这类自动化进行的活动的总代表，这个新概念就是转意识状态活动。

习惯和熟练仅仅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两种，但它们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基本形式。思维定势、对答如流、思维敏捷、过目不忘、一目十行、直觉、灵感、演员表演中的感觉、被西方人搞得神神秘秘的第六感等现象，都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种种形式。

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比有意识状态的活动要省时、省力、准确性高。转意识状态活动省时的原因在于：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活动中没有每一步要由感觉向意识报告，而活动部位要等待意识的进一步指示的过程。报告、指示这些信息的往返要花费时间，等待更要花费时间。没有了这些过程，省时是必然的了。转意识状态活动省力主要是省脑力，原因在于：意识控制活动时要动用思维、记忆、感觉等活动共同完成控制，用来分析活动的情况，提出下一步活动的方案。因此要花费大量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控制智力活动时，所有工作全在大脑进行，大脑的劳动量非常大。而且在智力活动中思维的精力会很被分散，一会儿它要对智力活动的对象进行操作，一会儿它要对意识活动控制的智力活动进行操作，记忆活动要随思维对象的变化“保存现场”，也是很费脑力的。当活动摆脱意识自动进行时，与意识控制有关的脑力劳动全免了，即便是进行智力活动，大脑也会感觉到很省脑力。转意识状态活动准确性高在于：这些活动曾经多次进行过，彼此的顺序、配合都在多次活动中训练好了，活动的准确性就高了。而意识控制的活动，每次活动的顺序、配合要临时决定，临时决定有时要有“试图”参与，难免不准确。

由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具有省时、省力、准确性高的优点，因此无论以肢体活动为主的艺术（绘画、美术工艺、舞蹈、乐器演奏、歌唱等）、操作技术（工业技术、实验技术、办公室技术）、体育运动，还是以智力活动为主的学习、写作、经济、政治、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人们都要大量地进行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活动虽然好，但是培养习惯和训练熟练都是十分艰苦的事情，是需要毅力的。

三、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

1、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前面说过，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有不控制状态和控制状态，有意识的控制状态又可以分强控制状态、弱控制状态和压抑状态三种。

在活动时，意识毫不放松地对活动进行控制，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强控制下的活动，我们叫做意识强控制活动。意识强控制活动时，活动的每一步都要向意识报告情况，再由意识确定下一步行动，往返传递信息，使活动速度很慢。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时的原因。意识控制各种活动的时侯，要动脑筋分析活动情况，考虑活动的下一步方案，因此要进行大量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强控制智力活动的时侯，意识和智力活动都只在大脑进行，大脑相当劳累。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脑力的原因。所以意识强控制的活动有费时费力的缺点。

有时，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有所放松，对活动的监视也有所放松，出现一种时而意识监视、控制活动，时而意识不监视控制活动的状态。这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弱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弱控制状态下活动就是意识弱控制的活动。边洗衣服边考虑问题时，洗衣服的活动往往就是弱控制状态活动。弱控制活动是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中间的一种状态。弱控制状态活动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有很多类似，它是半自动完成的。即，它在意识时而控制的情况下是不自动的，在意识时而不控制的情况下是自动的。弱意识状态下意识对活动并不是全无所知，而是模模糊糊地了解，感觉只把一部分活动情况报告给意识，另一些则隐瞒不报。灵感和反压抑现象大多以意识弱控制状态的活动为前提条件。

当意识不允许一些活动进行的时侯，就出现意识对活动的压抑状态。压抑就是意识禁止某种活动的进行。意识对活动的压抑是依据认识进行的。当意识接收发动活动的需要活动的报告后，根据对活动条件、活动环境等的分析，然后确定活动是进行，还是要压抑。别处文字中的“等”往往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字，这里“对……等的分析”却是大有文章。这里的“等”包括了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分析，它们也算是活动环境，但却是一些复杂的、高级的活动环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很多内容就是对这里的“等”的分析。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活动要进行总是由需要发动。对活动的压抑必然造成该需要的不能满足，也就是同时对需要的产生压抑，因此又引起相应的情感活动表达这种需要的不满。情感活动表达的不满往往会激发起活动的原始控制者──自动控制系统对意识控制的反抗，产生人体的反压抑现象。感情用事，感情控制不住了就是反压抑的表现。弗洛伊德理论中提出的“潜意识”现象就是一些反压抑现象。我们以后要专门讨论反压抑现象。如果是由于简单的活动条件不具备、活动环境不允许而压抑活动，需要的不满还不致于很强烈，反压抑活动也不会很强烈。而由道德、舆论、名声的原因产生的压抑，造成的不满就会很强烈，反压抑活动就会很强烈。这是因为道德、舆论、名声都是主观色彩很强、客观性很差的东西，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对它们的看法也相差甚远。即便是一个人的意识中，也会有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几种互相对立的不同看法（角度不同），因此压抑和反压抑会令人奇怪地并存在一个人身上。

2、意识控制能力的发展。意识的控制能力也是发展的：由最初的不靠意识控制发展到依靠意识（意核的生成），再由对控制能力认识不够的控制发展为靠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认识有经验的、科学的控制。对控制能力的认识，是意识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作为意识活动的依据，会提高意识的控制活动的科学性。

人类个体在意识生成前和动物类似，控制活动的是自动控制系统，不靠意识。然后就进入意识的生成阶段，由没有意识发展为有意识。

在意识生成后，又进入一个意识对意识的控制能力认识的阶段。意识在获得对人体活动的控制后，先是力图把一切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使人类个体心理发展中出现一个自我实现、自我发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往往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这时人会感觉到肢体活动、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言语活动、思维活动、意志活动都是在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自己的意识是万能的、随心所欲的。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一些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活动继续进行，如内脏器官的活动；如感觉活动只有在注意的引导下才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如需要活动、情感活动经常冲破意识的控制而自行其事，表现出感情冲动（这时他个人还以为是意识控制着感情）；如还有大量的转意识状态活动在自动进行。由于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过分地表现意识的能力，使很多人出现自我膨胀现象。

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也经历一个“试图”的过程。首先是试图控制自身活动的一切，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又试图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外界。这些试图有些能够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由此，意识获得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经历不同的人，认识意识有限性的程度就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对意识控制能力的正确认识的。认识的对错不同，认识水平不同，都影响着这个人意识控制活动能力的发展。

在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有了认识后，意识对全身活动的控制又出现一次大的发展。认识正确、科学的那些人，就发展到能够科学控制活动的水平。

在意识对控制能力有了认识以后，认识程度的不同人对意识控制活动的态度也不同，有下面四种情况：第一、有些人渐渐地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较为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大量进行意识弱控制活动和转意识状态活动，使它们发挥出省时省力的优势。这些人就会比别人聪明一些。第二、有些人不能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不能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生硬地用意识强控制着活动，活动进行得费时费力，效果很差。这些人就变得比较笨。第三、有些人迷信意识的控制能力，自我膨胀，行事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往往办出很多违背他人意愿、违背客观现实的蠢事。第四、有些人过分放松意识对行为的控制，在该由意识控制的时侯不加以控制，出现活动不清醒现象，感情用事的现象。也会危害社会和他人。

四、直觉和灵感理论

1、智力活动。智力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类别。智力活动是以思维为核心由记忆、感觉（接受）、思维、实际操作等活动参与的综合活动。智力活动既不是按活动的性质分类，也不是按活动的内容分类，它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众多活动参与的一种综合活动。

智力活动在定类方式上有些与意识活动类似。意识活动也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由多种活动共同参与的综合活动。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是意核，并由记忆、感觉、思维、肢体活动、情感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共同参与，组成一种综合活动。智力活动与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不同，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

由于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就出现一种提法，把没有参与智力活动综合的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叫做非智力心理因素。这种提法并不准确，因素一词表示组成某事物的基本元素。但是感情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都需要记忆、思维等活动参与。它们既然是有智力活动参与的心理活动，叫做非智力因素就很不合适。因此叫做非智力心理活动更为妥当。

事实上，没有不由智力活动参与的非智力活动，也没有不受非智力活动影响的智力活动。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严格定义智力，定义非智力，并没有多大意义。

在智力活动中，直觉和灵感是其中最为神秘的现象，人们都承认它们对写作、发明、创造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意识不能察觉直觉和灵感进行的过程，也就无法解释直觉和灵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培养直觉和灵感的问题。在认识了意识对活动的不控制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以后，意识不能察觉活动进行的过程就不再是奇怪的事情，直觉和灵感的产生和进行过程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直觉和灵感的培养也就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

2、直觉的进行过程和直觉的培养。什么是直觉？就是人们在一看见、一接触某件事情、某个人、某种环境后，就立刻产生一种看法，得出一种结论，做出一种判断。但是你无法说清你的看法、结论、判断有什么依据，无法说出得出看法、结论、判断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的看法、结论、判断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直觉就是一种立刻得出结论而意识不知道过程、不知道依据的智力活动。

直觉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众所周知，所谓的知道，就是意识的知道，所谓的不知道，就是意识的不知道。由于直觉是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进行的，意识对这些智力活动是不控制、不监视的，意识也就自然地不会知道这些智力活动的进行情况。直觉的结论能够立刻得出，正表现了转意识状态的活动的快速性。

直觉的进行过程就是在本人意识不知道的情况下，大脑通过熟练（或习惯）自动完成了接受、分析、回忆、联想、推理、判断等一系列的智力活动的全过程。因为活动是自动化的，这一系列过程就能一下子完成，马上得出结论。由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不要意识为之安排活动步骤，活动的过程也不要向意识汇报，活动出现问题也不要意识出面解决，所以意识对活动情况毫无所知。这便是直觉得出结论快和意识不知道其过程的原因。由于整个过程不是深思熟虑的，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种思考过程中不受情面、他人思想、犹豫不决等的干扰，所以正确率是很高的。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不能说明理由，对他人的说服力不强，往往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参考。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无法知道产生过程，也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但是在科学研究中，直觉可以引导研究的方向。在那些需要马上决策，而又依据不足的场合，直觉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破案时、战场上、遇到灾害和危险时。

顺便指出，通常的思考过程往往会受很多干扰。比如情面的干扰。领导、老师、好朋友、亲爱的人提供的意见，有时会出于情面而成为考虑的依据、出发点、参考思路，反而影响自己正常的思考。再比如他人思想，你所在的小组、你周围的同事，他们有各种意见、想法会影响你思考的方向。还比如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当面临多种选择时，就会出现这种决策上的犹豫不决，有时会使你思维过程中断。这些干扰都与意识活动有关。大脑的动物性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情面，不懂得他人思想，不懂得犹豫不决，反而使直觉的思维过程不受干扰。

在很多人眼里很神秘的直觉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它不过是一系列习惯性智力活动和熟练性智力活动产生的结果而已。直觉过程中的接受是由感觉活动、识别活动（有思维参与）共同完成的活动，直觉过程中的分析、推理、判断是思维活动的一些操作，直觉过程中的回忆、联想是记忆活动的一些操作。这些活动和操作在意识控制下多次进行后，都会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后，这些活动就会摆脱意识控制自动进行。不仅那些活动单独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它们的一些组合形式，也可以在多次进行后，达到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这一大批可以自动化进行的活动，足以保证直觉的完成了。

了解了直觉的产生过程，培养直觉也就不难了。培养直觉有这样几条：第一条是要相信直觉，相信自己的第一判断（相信当然不等于盲目自信）。不相信直觉的人，即使产生了直觉，也会由于对直觉的不相信而泯灭了直觉。第二条是养成快速思考的习惯，克服思考过程中犹犹豫豫的毛病。直觉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智力活动，没有快速思维的习惯或训练出来的思维熟练，直觉是不会产生的。有些人已经养成慢腾腾的思维习惯，就需要用反复训练达到熟练的方式克服这种坏毛病。第三条是多思多想，形成高品质的思维能力。平时懒得动脑，思维能力不会强。多思多想才能使思维能力发达，同时也会使大量思维方式达到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还要经常分析自己的思维情况，总结自己好的思维经验，学习他人好的思维方式，克服、改正自己坏的思维方式、思维毛病。这样才能具有高品质的思维能力。第四条是多多积累与专业相应的经验。直觉往往是专业性的，要积累专业方面的经验，而不必积累各方面经验。个人经验中包含了专业性强的思维方式，也包含了与专业有关的记忆资料。它们在直觉进行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

了解了直觉的形成原理、进行过程、培养方法并不等于就能够产生直觉，要想真正产生直觉，还要经过一些艰苦的过程。但是只要相信直觉，坚持培养，直觉一定会出现的。

3、灵感的产生过程和灵感的培养。灵感是历时比较长的智力过程。它往往是在意识强控制的苦思苦想以后，在意识放松的情况下，猛然产生一种冲动的感觉，你觉得你已经解决了问题，已经找到了办法，已经完成了构思，已经胜券在握，等等。然后通过回忆，把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灵感对于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作用非常大，很受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人们不知道灵感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所以对灵感也感到很神秘。

灵感与直觉的区别有三点：一是它的产生经历的时间比直觉长，结果也比直觉复杂；二是它产生前有一个苦思苦想的激发期。三是产生灵感还需要一个使大脑休息或注意从原来主题上转移的放松期。在意识不知道进行过程和结果突然产生方面，灵感和直觉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把直觉与灵感混为一谈。

灵感也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由于它与直觉同样工作于转意识状态，意识对活动不监视、不控制，所以意识不知道灵感的工作情况。产生灵感的人也就不知道灵感产生的过程。根据灵感的这三个特征和转意识状态理论，我们就可以弄青灵感产生的过程。灵感的产生是突然的，这个突然产生的阶段叫做突发期。激发期、放松期、突发期是灵感产生的三个阶段。

灵感是一个过程远比直觉复杂的转意识状态智力活动。灵感产生需要由有意识状态智力活动加以激发，没有这个激发，后面的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激发灵感的过程叫灵感的激发期。灵感产生还必须有暂时停止苦思苦想的阶段（或在停止后休息，或在停止后进行其它活动），没有这个阶段灵感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过程叫灵感的放松期。最后灵感以突然的方式产生，并伴随有一种感情冲动的感觉。这个突然产生结果的过程叫灵感的突发期。

灵感产生的具体过程是这样：在激发期，苦思苦想是意识强控制下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完成的智力活动，因此自动控制系统也处于强烈的激发状态。但是它必须接受意识的控制。由于大脑的功能是分工的，苦思苦想的内容不同，自动控制系统被激发的部分也就不同。在放松期，当意识休息或转移去控制其它活动时，自动控制系统和大脑因思考而被激发的部分仍然保持兴奋状态，它们没有因为意识休息或转移而停止工作，而在意识不控制的状态下继续工作。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自动进行的智力活动中，大量启动习惯的或熟练的智力活动，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由于这些活动不受意识控制的思路的影响（意识控制的思维往往受个人偏见、他人思想、社会压力、思路狭窄等的影响），不受因回忆不出而思考不成的影响（自动控制系统可以“随意”使用大脑的全部存储资料），还可以利用已经遗忘的知识、思路留下的痕迹，使它们受到激发而重新发挥作用（即回忆出已经遗忘的知识和思路）。这样，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的这种智力活动比意识控制的智力活动，在思路上、使用资料上、在没有局限方面都比处于有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强。因此可以解决苦思苦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思维经验中包括很多有关思路的记录，保存在记忆中，它们是按思维对象分类保存的，专业性较强。一个专业的思维经验应用到另一个专业，叫能力转移。在意识强控制下，这种转移很难发生。而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时，由于这个动物性机制不懂什么是专业，在使用思路时有点“乱点鸳鸯谱”，反而有利于思路的转移。第二、在思维时，要以记忆中的资料为依据。但是意识并不知道记忆中资料保存的方式和位置，意识只能提供一个线索，由记忆机制自动按线索去寻找记忆中的资料，把它们调入意识功能区，供思维使用。意识提供的线索有时会限制回忆的方向，使记忆机制回忆不出思维需要的资料。在转意识状态的记忆活动进行时，不受意识提供线索的限制，反而能够找到思维所需要资料。第三、不常使用的资料、不常使用的思路，就会被遗忘。但记忆机制对遗忘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丢失，而是在大脑神经细胞中保留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一般回忆的激发下不能够恢复，但是在强回忆的激发下可以恢复。灵感产生的激发期，强思维会使很多这样的痕迹受到激发。但是由于意识强控制，这些被激发的痕迹得不到重视。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重视不重视，反而有利于被激发的痕迹的被利用。

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能让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的，只有苦思苦想时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激发，只有意识休息或转移给自动控制系统活动创造机会，灵感才能发生。灵感产生以前，还有一个前期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指的是平时的积累，没有平时的大量思考使大脑中保存丰富的思维经验，没有平时大量的知识积累使大脑保存很多思维所需的资料，灵感也是不会产生的。

由于自动控制系统没有工作在意识控制之下，灵感产生结果后，意识并不知道灵感活动的结果。于是自动控制系统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灵感已经获得结果的消息通知意识。这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有了智力活动结果以后，它用感情冲动的方式通知意识，表示已经有了思考结果。再通过意识控制的回忆，把灵感得到的结果调到意识中来，于是产生灵感的人便知道了灵感的结果。正是灵感过程中有强烈的感情冲动，人们才用灵感这个名称突出它的感彩。

篇3

 

所谓道义论，也称之为义务论，是指以道义、义务和责任作为行动依据，以行为的正当性、应当性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学理论。而所谓功利论，也称功利主义，是指以功利、效用作为行为依据并进而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学理论。在长期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道义论和功利论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和理论内容，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道德理念、道德标准、道德追求和伦理精神：

 

首先，两者的道德理念不同在道义论看来，道德本身就是目的，道义论关注的是人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履行的义务，因而它往往诉诸于一定的行为规则;而在功利论的理论视野中，道德只是获得功利的手段和工具，功利论关注的是人们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功用、效益，因而偏重于利益的算计和对价值的诉求。

 

其次，两者在道德标准问题上有显著的差别。道义论把道德理性理解为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主张从人类理性中去寻找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认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是人的善良意愿，或者是某种抽象的理性原则，它们才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源自于善良愿望和理性原则的动机成为断定行为正当与否的评价标准;功利论则认为道义论的道德标准是空泛的，明确主张从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功用和效果上去探寻道德标准，认为行为的善恶与否在于该行为所带来的“幸福总量”的多少、所产生的“快乐总量与痛苦总量的绝对差额”的大小。

 

再次，两者的道德追求也是有差异的。道义论“重动机轻结果”，专注于普遍的道德理性的建立，追求正义的实现;功利论“重结果轻动机”，强调功用、效果，把对善的追求就直接理解为寻求“善超过恶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利超过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害超过利的最小差额”。

 

最后，道义论与功利论表现了根本不同的伦理精神。道义论强调义务和责任的至上性优先性，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严肃的、绝对的、普遍的伦理精神;功利论强调功甩效果的重要性，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现实的、相对的、特殊的伦理精神。

 

从伦理思想史的演进与发展过程来看，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在不断改变其表达形式不断完善其思想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以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重新认识功利论和道义论虽然功利论被认为是以功利、效用作为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但不同的功利论思想家在具体表述这一问题时，是存在差异的，如“最大利益余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整体幸福”、“最大程度快乐”、“最大功利”等这些概念表面上看十分清晰，实际上歧义丛生。根据王海明先生的理解，不能将功利原则完全等同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因为“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原则仅仅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功利原则，而不适用于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的领域而人们往往把这个只适用于衡量利益冲突的行为标准，夸大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道义论的确是与功利论对峙的一种关于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但道义论并不是绝对地反功利，实际上道义论反对“一己之私利”。由于人们过去对道义论和功利论存在程度不同的偏见和陈腐之见，使它们的理论缺陷被放大了。在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准则功利论、行为道义论的流行，说明功利论和道义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趋势。在道义和功利、道德和利益关系问题上势不两立的局面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在现代伦理学理论的发展中，生态伦理学己经成为“显学。。在生态伦理学各种理论的阐释中，不难看出道义论和功利论的思想痕迹以及它们之间的理论冲突和融合在当代的延续。

 

首先，在对生态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上，虽然道义论和功利论都主张拓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定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但道义论把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理解为一个“应然。的问题，它无法解释人的道德理性以前为什么会疏忽和遗忘原本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功利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日趋紧张，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加突出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利奥波德(AldoLeopold)在《沙乡年鉴》(ASandCountryAlmanac)一书中分析了伦理的演进历史，认为最初的伦理关系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后来逐步发展到人与社会之间，现在己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为了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利奥波德放弃了早期认同的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站在道义论的立场提出了“大地伦理。理论，认为伦理的意义在于确认和保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而以往的伦理学所理解的共同体只是由人所组成的，而“大地伦理。理论提出：共同体是由人和自然物共同组成的。大地伦理学就是要确认人对大地的责任和利奥波德一样，史怀泽(AlbertSchweitzer)主张将人的道德责任范围扩大至所有生命，他在《敬畏生命》一书中认为，伦理的首要原则就是敬畏生命，现代伦理学的主题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对善恶本质的理解在升华:保存生命，保持生命，促进生命的发展就是善，损害生命，毁灭生命，破坏生命的发展便是恶史怀泽虽然没有使用“功利”一词而代之以“生命”，但他的理论无疑有功利论的色彩。

 

其次，道义论和功利论反思生态危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功利论认为，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己经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I几倡导生态伦理、敬畏生命、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都是出于现实的功利考虑道义论认为生态危机的爆发是生态系统的失衡的结果，因此，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生态系统本身。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指出，生态伦理应从生态系统的机能整体性特征导出，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界的道德义务不是由人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生态系统本身所决定的罗尔斯顿把建立在功利论基础上的生态伦理学称之为派生意义上的伦理学，认为把生态的关注仅仅归结到人的利益，是难以彻底地真正阐明环境思想的道德倾向的，把一切生态伦理都理解为变相的人类利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建立在道义论基础上的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超越了派生意义上的伦理学，是“出于对自然的爱”。

 

再次，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对立突出表现在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问题上道义论基本上是站在与功利论根本对立的立场上责难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功利论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价值观的危机，将生态危机的祸根直接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乂、功利主乂。深生态学(deepecology)理论主要代表奈斯(AmeNaess)在《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中提出，由于西方社会把社会发展狭隘地理解为经济的増长，将经济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而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人的工具，将自然价值片面地理解为工具价值利奥波德早期也曾坚持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后来才意识到必须调整传统的价值观，并认为传统价值观是一种追求实利的经济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P213)显然，把生态问题的元凶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讨伐中，功利论无辜承担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人类中心主义在自我辩护中认为，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利益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的利益是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发生机制，只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才能促使人们理智地面对生态危机，并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最后，道义论和功利论在理解自然价值问题上的分歧价值和功利一样，是功利论的中心范畴。在生态伦理学中，自然价值包括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部分。功利主义普遍承认自然的外在价值即自然物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工具价值。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说明人对自然具有依赖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与自然价值的丰富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利用而产生的动态平衡效应，维持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目的性的而非手段性的。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的内在价值虽然涉足价值问题，却是道义论的题中之乂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非工具性的，“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2](P189)道义论认为，保护环境、热爱大自然不能基于自然有益于人的认识，主张出于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超越世俗的功利来善待自然。

 

在对功利论的批判中，约翰■罗尔斯(JohnRawls)在《正义论》中对功利论的批判，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和富有启迪意义的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从人类趋乐避苦的事实性出发，赋予快乐幸福以善的意义和价值，个人通过经验或直接感受性去追求幸福，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而社会的道德原则也是尽可能地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关心社会福利总量的増长而不关心社会福利总量在个体之间的分配，这是功利论的第一大失误;其次，与义务论关注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不同，功利主义依赖于自然事实和人类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决定一个社会所应倡导的道德取向，以这些人类生活中的自然事实和偶然因素去界定美德和善，必然使美德和善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最后，虽然功利主义关注人的物质利益或幸福，但由于对功利、效用的计算取代了对人的尊重，功利主义把人也当作一种手段，而并不把人看作目的本身。因为在一个公共的功利主义的社会里，人们将发现较难信任自己的价值基于功利主义的种种缺陷，罗尔斯主张用新的道义论一一正义论来取代功利主义。

 

道义论崇尚道德的内在价值，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洁性、道德法则的绝对性和道德价值的崇高性，认为存在一种独立于善并支配善的正当，道义论把道德理想与功利价值及其他价值对立起来，忽视人的需要、目标和所尊重的价值，具有自己不可克服的理论弱点。道义论完全不讲实际效果，为道义而道义的观念只会使道德成为枯燥、乏味和空洞的东西。主张认为“为道德而道德”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道德只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道德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和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但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在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道德是人类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至善的一种手段，是道德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道德。

 

人们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外部世界，获取自身所需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然界的原生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恶”。实际上，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理论中，对维系和保全人类延续的活动，给予了自然主义式的同情和理解不能因为人对自然负有责任和应承担相应义务而要求人类完全舍弃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追求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没有一种学派荒唐到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得出反人类的思想。

 

以功利论为根据的生态伦理学和以道义论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一样，都存在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其中的焦点理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功利和道义利益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的功利论与道义论各执一端:功利论主张功利优于道义、利益先于道德，道义论认为道义高于功利、道德先于利益。各自陷入了深刻的片面性现实呼唤义利并举、义利兼收的新型生态伦理学。如何将功利论和道义论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这是当代生态伦理学的重大课题。

篇4

 

    一

这样讲，是有确切的针对性的，首先，在我国学术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里，不论何种学科活动，方法论往往被一般哲学的所谓“原理”取代。而哲学则用“家长式的”权威在实际中否定了具体科学的独立地位；其次，在这种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权威的、逻各斯中心论的、以至据其“一般性品质”的多少作为学科分类的方法原则的观念下，不同科学门类之间，则被赋予了等级关系、主仆关系，从而导致否定具体学科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由此在后果上，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概念与现实，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等本质的有机品格则被人为地割裂和肢解，被“计划性”地分配在不同等级的科学门类中，一方面致使研究失之于抽象空泛的“谈玄”,一方面则相对应地失之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狭隘和实用主义的“末技"上;造成前者缺乏对象，后者过分孤立。

这种状况，一方面表现出直接与(因袭前苏联不良学风〉对，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教条的错误理解有关；一方面也更深刻地与人类（特别是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唯（自然)科学主义的“实体思维”联系着。而根本上，两个方面则又是同一问题性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尽管这种因袭了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盛行的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曾经在历史上，甚至至今在人类科学文化总体系统中，在它所具有的“功能一结构”地位上,为科学由从巫术和神话中分离出来，从宗教神学中挣脱出来，为现代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均作出了贡献。但由于这一思维在其定势上，一方面追求用单一的“实体”、“本原'“一般”来说明整个宇宙，从而把具体、特殊、偶然等事物和现象视为非本质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加以排斥，以至导致了理论科学纠缠于某种虚无的思辩“实体”上，一方面也导致人类把价值准则归结在对自然存在的绝对认知和无尽的索取上，致使将存在的意义局限于物质感性的享受和追求上，同时也使发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人文主义精神遭到抑制，或被片面地发展，使人性降为动物性。

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大到“文明危机”，小到“艺术和艺术史学的危机”的深层原因。而这也正说明被自然科学所认知的那种真理，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烛照，使之成为具体历史的、人类性的真理才是现实有效的。这便是人文精神乃至人文科学价值再需确认的原因。应该说，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提出，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曾讲道人类曾一直预感到必定有一个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答案先验地均衡地存在，并且统一为一种完备的、规则的结构而存在”。

    二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不仅具有深刻性，同时也具有敏锐的具体性。这种深刻的敏觉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渊源及基础。我们除了在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见到其内在根源外，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和发现，?及克罗齐洞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均属于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表现出的历史的内在同一性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共同特征就是见出了历史的历时性的内容同时也作为共时化的存在，即历史的发展使时间内容积累和转化为空间的实在。这一实在使我们见出原被理解为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事物,在本质上更多地呈现为横向的衍展和拓伸，从而逐渐构成一种“平级”的（卢卡奇语）、“均衡”的、有“规则”的和日趋完备的共时性的“功能一结构”(卡西尔语)系统。使存在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本身，真正获得了多样化特质的对立互为、自足而开放的品质。由此，使高品格境界的统一建立在对充分分化的、多种独立特性的基础的现实肯定上。使一般只能是具体的一般，使具体也只能是一般的具体。

艺术理论定位于人文科学领域，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在与自然科学，与较为临近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比较中，在参与了构科学本质特征的同时而获得自身地位的。

从本体论角度看，由于自然科学承担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关于对自然界的真理的认知，故在对象和目的上则以认识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检测性为自身特征，由此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上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社会科学尽管是从人文科学母体中分化出的科学领域，但由于其主要是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整体性和客观形式化的科学领域.从而也就与强调人文精神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具体性等特点的人文科学区别开来。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需要和依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为满足需要的存在方式和规范，那么人文科学则主要是关于这些需要和方式在主体性原则上的价值判断与评价三者无疑既有功能平等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本质上又作为有机的功能结构系统而存在。

正如“一般艺术理论”及人文科学归属于文化科学整体系统并显示出这种结构的性质那样，任何部类艺术理论作为一般艺术理论中的一种具体的艺术理论，两者关系也同样具有这种结构的性质和特征。

    三

基于上述原则，即存在是一种被历史实践展开的、多种独立个性平级有序的，并因矛盾而呈开放性发展的功能一结构系统，据此,我们认为：

1、由于诸如音乐、美术、戏曲、舞蹈等各部类艺术理论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特质和功能，从而也决定了其具体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就此意义上，它们具有着与“一般艺术理论”平等关系的资格和根据。同时还因为这些不同门类的“维系于感性的知识活动”，随历史文明水平的提高，将逐步“转化为和无限形式相同一的普遍性，”“转化为自身内中介自身的知识活动，转化为本身是知识活动的一种定在，转化为启示。”从而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之间，还是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均表现为一种知识交流和相互启示的文化关系。

这种思想倾向的前提如前所述，是由于历史发展对存在属性、包括科学文化形态的横向衍生延展，逐步形成了反黑格尔式的“学科帝国主义”等级阶梯的一种平等有序的功能一结构系统的知识论见。在这里，就象高级社会形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哲学已不是王国，思维也不是国王之特权，人人都具有认知、判断和评价事物的头脑。哲学，成为“根据过去的知识对目前思想倾向的一种明达的批评活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各门a体科学不断地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来，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亦适如当代无主导哲学的“后哲学文化”呈现出的状况，哲学从帝王的宝座上被驱赶下来，以“平民”的身份，以其持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的思维能力，“散播”于各具体科学苑地，从而使各具体学科具有了哲学性，同时也强化了具体学科的独立个性和科学品格，强化了具体学科功能的有效性。就此而言，如果现实和将来，象历史上曾多次表现出的那样，某种或某几种部类艺术理论的地位可能被特别地凸现，那也是因为这种或这几种部类的艺术创造实践，在其特有的审美功能上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更相吻合的原因所致。正因此，这种外部规律所导致的价值嬗变作用，既刺激了各部类艺术理论的个性研究和发展，同时也恰恰构成了理论的一般性课题和为一般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对象。

2. 就“文化科学”(卡西尔之概念)的总体系统关系在时代意义上所应有的批判态度而言，基于一般只能是具体中的一般或是具体的一般，具体也只能是蕴含一般性的具体的原则，无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只能是具体的理论——都有其自身所特定的具体对象性和对象的具体性。正如马克思曾强调地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故而一般艺术理论”的对象、范畴和任务.即无论是概念还是内涵，作为历史性的范畴，特别是历史文化结构系统整体当中的一个特定范畴，就决不是简申地对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艺术理论形而上学地归纳或演绎，即不是所谓“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是客观实在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的需要和表现。?作为现实中的起点，它必然要在历史现实和“文化科学”总体功能一结构系统中接受再认和再定性、再定位。只有这样，“一般艺术理论”才可能在历史的、从而也是新的结构关系中，真正找到既不重复于部类艺术理论功能，也不悖离规定艺术本质之规定的自身特殊性，找到自己的对象、范围和任务，其中包括那些必然的、被列宁称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和方法，w由此构成历史性的和真理性的实践与创造行为，构成真理的具体过程。

从历史系统关系及其艺术本质内涵开拓中，我们应对“一般艺术理论”概念的设定再审视，同时在新的层面上，亦体现为“本原性”原则上，见及它蕴含的、深邃而普遍的、可能作为沟通自然与社会，乃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交点性的历史品格，并因此提供重新估计和解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存在问题的价值认知资源和具体指涉社会实践的参照原则。从现实情况看，这种理解，回应性地也解释了部类艺术理论独立品格的普遍发展迫使“一般艺术理论”自我审视和再谈两方面关系的历史原因。

3、不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其学科特征除了与自身对象的特殊性直接关联外，也与研究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分不开。换句话讲，方法的有效性也表现出矛盾内在的特殊性。

四

基于上述理解，下面简述我们对两者关系的几点具体认识：

1、由于各部类性艺术理论均有着相对于一般艺术理论更直接、更直观具体的特定对象，如美术理论根本上是以视知觉功能为基础的、空间造型审美活动为对象的一门理论学科，从而使它一方面无论是在创作与欣赏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基础理论与批评方面，以至自身史学和价值规律方面均具有“整伴”的性质，即一般艺术理论的性质。一方面这些普遍的性质大多又始终是以其个性的方式存在和表现出的。也即其各范畴理论研究根本上是围绕着视觉造型的本体规定性而展开的。它始终直接或是内在地针对着由其本体性质规定的体裁形式和造型语言及语言传达、接受等问题，从而构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表现在方法上也构成了与其它部类艺术研究和一般艺术理论侧重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特点。如其主要以图象学、形式主义和目前世界上兴盛的符号学等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而一般艺术理论固然其具体性可以表现为具体、直接地涉及某一种或所有种类的艺术活动，但它无论怎样都既不能代替也不能使自己等同于某种或所有具体部类的专门艺术研究。一般艺术理论所必须的具体性，是基于客观性质的抽象的具体性，“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因而，它既要依据各种艺术活动和其各自相应的专门性研究寻取其间共同的性质和基本规律，又要凭借和参照文化科学广阔的领域对不同种类艺术呈现出的普遍的性质加以特质的、或即总体本质的规定。这就使它根本上是围绕着艺术与存在关系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价值势能及其社会历史功用和意义等问题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它的具体对象和任务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艺术与审美感性活动在人类文化发展及其总体功能一结构网络系统中的价值认知与传输散播上。从而也从存在整体中获得对自身的培植和肯定。总之，它决不应是单向度地和单维度地'?唯艺术而艺术”的活动，而应表现为为艺术而研究存在与社会，为社会与存在而研究艺术这样一种双向的，同一的价值定位和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的定位所凭借的具体的思维总体性，作为理论“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正是一般艺术理论有别于部类艺术理论所应有的具体特质。表现在方法论上，依其学科性质和对象的抽象的具体性和双向同一性，则显示出多方借鉴其它学科方法的不确定性的特点。而这也同时说明艺术作为存在本质属性复杂而集中的体现,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感性的和表象的展现，从而也肯定了实践的、能动性的、因而不断发展迁变的那种“精神的东西一般以它自身为对象”的特殊矛盾性。

2、随逻各斯中心论的瓦解和其思维与批判精神能力的“散播”，至使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获得了独立的理论品格，从而也构成了看世界、解释世界的多角度、多个性的可能。这一方面促进了各种艺术发展充分极向度拓展?直至自律转换为他律制约，以至于自身内部在本体论、艺术功能、价值探讨等诸多方面既为一般性理论研究提供了对象，同时也构成了一般性理论，在形成平等对话、交流和相互促进关系的同时，也特别凸现出了对象与范围的重合而角度与核心任务所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差异。只有这样，各自才能保持自身存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消除空洞性或是主仆性关系，同时促进文化科学的建构。

3、由内在逻辑结构的规定.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功能上发挥对人类社会、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的同时.某种部类理论——-从自身个性本体问题衍及到存在本体问题及到存在本体价值问题时，亦即直接呈现为一般艺术理论的特征;相应，一般艺术理论一当具体揭示特定存在属性要求而开掘某种部类艺术资源时，亦往往表现出部类艺术的某些特征——而这恰恰是目前理论研究在克服过去那种或是抽象而空洞，或是过分片面、孤立的技术探讨之弊病的时代趋势。

4、任何部类的艺术理论缘其存在本体属性规定的对象的体裁形式，永远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根据，并将不断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更多的艺术形式，由此体现出存在属性的发展。这同时对一般艺术理论提出了自我审视的要求。这一工作同时是揭示艺术一文化人类学等有关存在深层机制关系、从而使一直蛰伏于艺术中的某种更具崇高意义和未来意义的东西必须有一有机而有效环节或方式传输向存在整体系统，以至可能其本身即将历史地承担起文化核心的责任。

篇5

一、举例要扣题

扣题是考场作文的重要规则，当然更是议论文举例选材的重要规则。只有围绕主题中心去选取生活事例来证明论点才有针对性、说服力。即所选事例材料表达出来主旨要和作文主旨一致。例如：

文段一：勤能补拙，就是说，天资差是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补偿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很笨，屡次失败而从不气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凭着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他终于登上了科学的顶峰。同样，我国数学巨匠华罗庚上小学时，被视为最笨的学生，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奋学习，在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见，勤奋是能补拙的。（《勤能补拙》）

文段二：勤能补拙，就是说，天资差是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补偿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在国外留学时，刚进校成绩很差，外国学生都瞧不起他，笑他笨，他暗暗憋着这口气，勤奋学习，一个学期下来，他成绩跃居全班第一。还有张海迪，她全身三分之二瘫痪，但她不屈服，自学了大学的课程，还学会了几门外语。可见，勤奋是能补拙的。（《勤能补拙》）

文段一扣题，所举两个事例都能紧扣从小天资差，通过后天勤奋，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文段二中所举事例中，童第周和张海迪并非天资差，这两个事例用来论证学贵有志，可能会更好一些。举例中扣题，能鲜明地突出话题和文题，使阅读老师非常清楚文章的举例目的，也能使文章的内容与题意结合得更紧密。这样，考试中作文才能获高分。

二、举例要叙议结合

叙议结合就是以评论性的语言来举例，避免过于单调直白。同时，叙议结合还能倾注自己的感情态度，使褒贬色彩更鲜明。如：

文段一：汶川地震中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发生整体垮塌。救援队发现该园瞿万容老师时，“当时老师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名小孩。小孩得救了，但瞿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瞿万容老师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孩子！这就是一个普通教师的选择。（《面对灾难，我们义无反顾》）

文段二：诚然，灾难是可怕的，失去生命也是可怕的，但留住了希望一切便不再可怕了。汶川地震中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发生整体垮塌。救援队发现该园瞿万容老师时，“瞿老师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地抱着一名小孩”。瞿万容容老师用自己的责任与坚定换取了孩子的生命！人们常说，在危险的瞬间，往往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性。如此在灾难中爆发、在细节中升腾的人性之美，再一次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净化和震撼。瞿万容老师保护的不仅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更是留住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一种坚毅的精神、一种神圣的责任。有了瞿万容这样的老师，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呢。（《面对灾难，我们义无反顾》）

文段二比文段一在叙议结合方面要好一些，文段一几乎只是叙述，没有议论升华。

运用“叙议结合”进行写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叙述精练，议论恰当。叙述事件要抓住事件主要属性，不能泛泛而谈，更不能随意增添内容，“议”要恰当，不能随意拔高或降低。要以事件为基础，在事件的基础上展开议论。

2.叙议之间要衔接，要有连接点。叙述是为理论服务的，而议论是叙述的升华，是文章的灵魂所在。

3.要区别与记叙文中的“叙”。夹叙夹议的叙述是为议论服务的，它要和议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叙”要体现人物思想，“议”要升华人物思想。

三、举例要简练

议论文的特点在于说理，重在议而不是叙，这是由体裁所决定的。因此，举例一定要简练，高度概括，切莫当作记叙文来洋洋洒洒，更不能详细描写。否则，会导致文体不分的错误。例如：

文段一：

公元前698年冬十二月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次子公子纠、幼子小白。依据周朝礼制，太子诸儿即位，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齐襄公。公元前686年冬十二月，齐襄公被堂兄弟公孙无知所杀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方设法急忙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想射杀小白，拥立纠登上国君宝座，谁知箭射在衣带钩上，小白幸免于难，后夺取国君宝座，即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不忘鲍叔牙之功，请他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能力不行。我任国相，只会使我的子孙后代有口饭吃。若国君真想使齐国富强，并有一番大作为，还得仰仗管仲。”齐桓公闻言勃然变脸：“您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他有什么值得您这样推荐的？”鲍叔牙不慌不忙地回答道：“管仲，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他有五大优点，是我所不及的。”后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主。（《勿以好恶论断之》）

文段二：

当一个人可以将对事物的判断游离于感情的亲疏之外，那他必是明哲之人了！

公子小白曾被管仲射衣带钩，自是对其痛恨无比。然而，当他认识到管仲的才识时，放下心里的厌恶，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主。

刘邦不喜韩信的出言无忌，却委其以重任，让韩信统兵作战，征讨四方，终于灭了西楚霸王，成为天之骄子。

房玄龄曾为李建成出谋暗害李世民，李世民又岂能不恨？然而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房玄龄为相，遂有“贞观之治“之盛世。（《勿以好恶论断之》）

文段一写成了记叙文，文段二用语高度凝练，信息量大，材料丰富更符合议论文的写作要求。

四、举例要有文采

写议论文绝不能抽象地说理，也不能生硬地举例。任何文章都应体现作者的语言表现能力，尤其是高考作文，更应尽显语言个性，展示文采。

是那泛舟于赤壁之下，任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东坡吗？你在云堂的一番天地里映出最美的脸庞。

是那徘徊于日落尽头，断鸿声中的江南游子，不啼清泪而啼血的稼轩吗？你在烟雨断肠映出最美的脸庞。

是那低吟庭院深深，杨柳堆砌帘无数的范仲淹吗？你在任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的坦然中映出最美的脸庞。（《最美的脸庞》）

篇6

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就教育我们，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子不可以随便插嘴。面对长辈，得做到尊敬长辈，不得对长辈做不礼貌的行为跟说不礼貌的话。

长大以后，虽然说不上对任何人都谦逊尊敬，但至少知道，在长辈面前，自己永远是小的那一位。有的话，能不说就不说。只是，反过来想想，那些做长辈的，自己又对小的爱护了多少？

成年以后，看到了太多奇葩的故事，身边的遥远的，感觉在这个开放的年代里，一些该与不该的举动真的是多之又多。只是，像老公公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的儿媳妇做出如此的动作，真的是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为老不尊。这位老人的礼义廉耻，道德修养真的不知道跑哪去了。

篇7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中图分类号:D9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0)-0107-05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经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严重缺点,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不得不限制其适用范围,从而引发了“无因性的相对化”之趋势。依笔者观之,“无因性的相对化”实与取消无因性无异。例如“共同瑕疵说”提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致无效或撤销;“条件关联说”则主张当事人得以其意思表示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债权契约之存在,如果原因行为非合法有效,则物权行为不能成立。这两种学说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将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原因行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无因性的相对化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篇8

我系按照学生的不同专业设置（包括临床、药学、护理等专业），以及学生不同需求为目标，推行英语课程教学分层次进行：基准课程教学层次、学位英语教学层次、专业英语教学层次。学生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可自主选择任一层次的课程学习。

1.1基准课程教学层次该层次的教学目标是完成成人英语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教学内容，达到英语课程的教学要求。其课程属于基本阶段英语课程。

1.2学位英语教学层次该层次的教学目标是在完成医学成人英语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并在达到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及应试能力，顺利通过成人学位英语三级考试，并尽可能取得良好成绩。其课程属于提高阶段英语课程。

1.3专业英语教学层次该层次的教学目标是为学生今后从事医学领域相关的工作打下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学生所学英语知识将有利于其实际工作，也为选择该课程的学生将来进一步深造或攻读硕士研究生打下基础。该课程属于拓展阶段英语课程。

2英语课程的教学模式

医学成人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具备一定的英汉互译能力和初步的听力能力，使他们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为此，成人学位英语三级考试主要考核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重点是考核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对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的熟练程度。这里重点讨论学位英语教学层次的教学改革。在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上实行传统的面授教学课程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模式。即在校的面授课程和计算机上的网络课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课堂面授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二学时，面授课程应引导学生了解语言内容，综合语言功能，把讲解词句、结构难点以及英语三级学位辅导内容等语言形式放在面授课程的重要位置上，并把三级考试的相关内容渗透在每次在学校里面授课的内容当中，以便让学生能够抓住并掌握考试中的重点和难点，做到心中有数。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主动因素，启发他们积极思考分析，从他们的思想及语言表达中抓住信息反馈点，进一步了解学生的语言知识的薄弱点并做进一步的加强。在课堂上无论从课文的朗读到词语的讲解，尽量让学生们都参与进来，锻炼他们的综合分析和表达能力，以尽快提升他们的英语能力和水平。网络学习内容主要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实际操练，也是面授课堂学习的进一步延伸。每学期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网络课程训练，其英语学习任务占英语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学时。网络学习内容对应教学大纲中的单元内容和三级水平考试内容，学生需要在网络平台上完成每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并认真完成网上布置的单元作业，并且在网络上完成每一单元的测试题目，最终完成规定的网络学习任务。

3英语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教材建设

3.1医学成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课件根据教学内容整理并制作出满足学生不同层次需求的大学英语完整课件，包括大学英语1~4册每课授课要点、语法结构、词汇用法、难句分析及精彩、优美、实用的句式等。以确保在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中即使授课教师发生改变，但授课时的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及学生的运用仍能得到不间断的贯彻落实和执行。针对推行的医学成人专升本英语课程分层次教学，对所选用的教学材料进行调整。保留已选定的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亚芬主编的《大学英语》以及郭杰克主编的《大学英语快速阅读》。

3.2扩充学生学习资料为了确保学生有充足的资源进行网络学习，对教材及学位考试中所涉及到的全部语法要点进行归纳、分类、总结，并配合以相关支撑的大量配套练习题目，如：词汇（介、副词，词组的固定搭配，三级必备词汇）选择、完形填空、挑错、阅读理解、翻译（中、英互译）。收集汇总了近十年的英语三级学位考试真题，并配有相关分析讲解及参考答案，自行组卷整套三级题目或模拟试卷供学生学习练习使用。

3.3配套的三级考试辅导教材为了满足我校医学专业学生参加英语三级学位考试的需求，帮助学生顺利通过三级英语学位考试，应用语言学系增加了校内教材，即《北京地区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位英语统一考试辅导用书》，作为配套的英语三级考试辅导教材。书中涵盖了三级考试中所要求掌握的全部语法点并配有大量的对应练习题目，供学生复习时参考使用。其中包括名词与主谓一致；常用时态；被动语态；动词的非谓语形式；虚拟语气；强调句；倒装句；附加疑问句；情态动词；各种从句（主、宾、表、定、状、同位语从句）；介词搭配等。此教材先在学校课堂面授教学中进行使用，待使用成熟后再正式出版发行。

4结束语

篇9

    由于症状纷繁复杂、论者见仁见智、技术日新月异,造成了“精神病”、“精神障碍”的内涵和外延在精神医学和法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精神医学与法学学科间的不协调和法学内部的冲突和混乱,应当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精神病人”修改为“精神障碍者”。理由如下:第一,随着精神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病理的丰富,医者逐渐认为重性精神障碍和轻型精神障碍存在着质的差别,不宜统称为精神病。第二,刑事法学重视“精神病”之概念,主要是为了确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准确判断需要精神鉴定意见和法律规定的概念之统一,但鉴定意见一般采用精神病狭义说,而刑事法却采用广义说,其“精神病”概念之矛盾和争议也是导致鉴定人和法官“意见冲突”与“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第三,由于刑事诉讼的目的由“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社会对精神病人更加了解和宽容,使用定义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精神障碍”,正是人道主义之光照进刑事场域最美丽的“反射”。特别是《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的使用和根据程度不同与“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区分,体现了制定法对理论的回应,体现了立法者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刚性法律的人性关怀。但遗憾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错过了“提前法制统一”的机会,没有预留“立法提前量”,仍规定为“精神病人”,应在再次修订时修改为“严重精神障碍者”,以符合“学界讨论———部门法吸收———相关法律协调”的立法规律。鉴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采用广义说的“精神病”与“严重精神障碍”在内涵和立法意图上相同,只存在字面上的差异,为了同刑事法相统一,本文论述仍采用“精神病”及“精神病人”。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的基本含义

    刑事领域中强制医疗是指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采取的强制入院隔离治疗。在外国立法例中,如美国称之为“非自愿监管”、德国称之为“收容监护”、日本称之为“治疗处分”;在行政法领域,《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入院治疗”,虽在称谓、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均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其价值目标都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7]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

    对强制医疗法律属性合理的认定,是强制医疗程序的研究重要内容之一。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首先,强制医疗是一种保安处分,而不是刑罚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保安处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特殊预防为目的而设立;(2)注重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3)适用的基础是人身危险性;(4)适用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其中就包括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人。”[8]虽然我国在《刑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强制医疗等措施,但并没有将其明确归为保安处分,在总则中更无保安处分的相关规定。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没有保安处分之名,但有保安处分之实。”[9]特别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强制医疗程序,使强制医疗真正成为可以操作的一种保安处分。其次,强制医疗是具有强制性,在必要情况下,经法定程序,不论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其将面临强制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因为强制医疗具有强制性和严厉性,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才可以予以适用。法国社会防卫派学者安塞尔就主张保安处分也必须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对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判断方法以及与之相符合的处分措施都要有明文规定。[10]最后,强制医疗具有保护性。一方面,精神病人由于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或者完全丧失,人身危险性较大,国家处于对保护公共安全的考虑,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另一方面,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通常需要专业的治疗方法、场所和药物,并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监护人往往难以承担,造成精神病人无人看管,也经常成为被侵犯的对象。所以通过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保护。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到之前强制医疗程序立法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强制医疗适用的恣意,在“特别程序”编中设专章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运用刑事诉讼的规则来规制公权力的运行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之前的理论和本次立法的修改,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决定是否对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的一种特别程序,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不关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罪或非罪和刑罚适用等问题,仅仅就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进行审理。其本质是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诉讼程序,具有诉讼化构造,而非一种非诉程序。①理由如下:第一,强制医疗程序具有完整的“控辩审”三方,在诉讼过程中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2款规定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和《规则》第594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可以看出,立法者和司法者力图将强制医疗程序设计为具有“等腰三角形”特征的诉讼程序。第二,强制医疗程序中,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第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权。第四,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框架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具有诉讼程序的特征,虽立法比较粗糙,但不能否认强制医疗程序的本质是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其完善也应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

    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即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诉讼化的必要性,也就是通过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的必要性。在理念方面,表现为法者对公权力恣意行使之警惕和对公民人身自由之关照;在制度方面,展现出立法者充分利用司法程序的刚性和交涉性[11]来保证强制医疗的恰当适用,使功能已严重泛化甚至异化的强制医疗通过诉讼之路径回归为防卫社会与治疗精神病人并重的应然状态。具体而言,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有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人权的需要精神病人作为社会中一类弱势群体,本应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但现实却是经常受到社会的漠视甚至是仇视。特别是在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之后,精神鉴定程序的启动、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具体治疗均没有体现出其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地位,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极有可能受到公权力的任意侵害,有违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12]强制医疗程序将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纳入刑事诉讼保护的范围,并立足精神病人的特点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与普通诉讼程序予以分离,正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突出体现。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保障人权的需要。2.程序正当的需要程序正当作为一种司法观念,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并在美国得到明确表述和发展,其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正当程序并不仅仅是司法实践时内心所秉持的一项原则,更是根据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为了避免在诉讼中的不公平对待,提出的一个可以适用所有现代社会共同认知的最低司法公正标准,虽然对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莫衷一是,但有些基本精神被认可,并被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承认。无罪推定、程序参与、获得律师帮助、诉讼及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等,已经成为公认的在刑事诉讼中最低限度的保证。而强制医疗的严厉程度不喾于自由刑,其适用程序如果由主管机关单方面决定,利害关系人无法参与决定程序,即使最后强制医疗适用的结果正确,其程序也是违反程序正当要求的。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特别是一系列“被精神病”的事件的曝光,不仅加深了对强制医疗制度的质疑,也由于司法机关的缺位,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强制医疗程序的最大亮点就是强制医疗程序被赋予了普通诉讼程序的基本形态,并贯彻司法最终裁判原则,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是否对行为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13]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程序正当的需要。3.和实体法衔接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刑法》第18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但在本次立法修改之前,在强制医疗方面,《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相应程序与实体法衔接,“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的设置上与刑法的内容失衡的具体表现之一”。[14]程序法律规范的阙如导致了政府在强制医疗中定位模糊,其究竟是决定机构还是执行机构或二者皆是,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在《刑法》中虽然对保安措施没有规定,但规定政府可以强制医疗,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不仅回应了现实,同时也解决了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和《刑法》第18条衔接的需要。

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