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二岁而孤十篇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1

1、翻译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把治理国家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发奋苦读，有时晚上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他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读书、勉励自己，每餐不吃两种以上的荤菜，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刚够罢了。所以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2、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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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二岁而孤篇2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3

[关键词]清代以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保障；研究

早在秦汉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具有优良的社会保障传统，但限于资料，难以细述，至少宋代以后有大量记载，社会保障事业兴盛一时。

宋代号称以文立国，政治举措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宋朝开国丞相赵普宣称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所谓“宋之为治，一本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①各类社会保障机构如收养疾病者的安济坊、惠民药局，收养贫病老人的养济院、居养院、广惠院，救助贫苦无依婴孩的举子仓等遍布长江三角后地区。

北宋时范仲淹奉命到杭州做地方官员，出钱购买了好地千亩，创建了范氏义田，作为族亲经济救济来源。义田由范仲淹与族中长辈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范仲淹平常就好施，让范氏家族日有食，岁有衣，制定了严格的分配制度，小到日常供给，大到婚配嫁娶的礼金、礼品，即便是娶二房都有救济，并将芝草营巷的祖宅改建成范氏义庄，让那些贫穷的人有房住，并设立了文正书院，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救济形式。除了济助范氏宗族外，由范仲淹首定的义庄制度中还有一条，规定外姓人氏也在救济帮助的范围之内，“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②实际上，范义庄的济贫扶困的范围已远远超出范氏宗族。受范氏义庄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他家族纷纷效仿范氏家族，本着“敬宗收族”的理念纷纷建立了义庄、义田，对本族内鳏寡孤独废疾实施救济，帮助贫困人们渡过难关。

景v元年（1034年），苏州水灾“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知州范仲淹按其“荒歉之岁，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募游手疏五河，导积水入海”。③开创了宋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工代赈的先例。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在临安设置养济院，以处鳏寡孤独无依之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慈幼机构设置较早，也较为普遍，南宋宁宗时在湖州设立湖州婴儿局，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出现的慈幼机构。1211年苏州吴县建广惠坊，额以二百人为率，男子妇人各有位置，而疾病者又别室以居之，夏有汤沐，冬有衾k，病有药，死有棺。淳v七年（1247年）十二月宋朝政府拨田五亩建临安府慈幼局，收养遗弃小儿，雇佣贫妇乳养。鼓励民间抱养子女，在领养期间官方月给钱米直至小儿三岁。淳v九年（1249年）在临安设立施药局，雇请医生，分行巷陌给百姓施药治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保障机构。施药局只在临安设立，除临安外，外地没有设置，实际上是南宋王朝对当地的一种优惠政策。除了施药局外各地官员还根据当地情况设置安养院，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安养院“在州Y厅后，旧曰医院，宝庆中改今名。”④是一所为囚犯治病的医疗机构。绍兴二年（1132年）临安府建立养济院，“将街市冻馁之人尽行依法收养”。杭州知州苏轼元佑四年（1089年）在杭州创办了安乐坊是一所收容患病并予以救治的社会保障性机构。南宋时，临安府余杭县安济坊在县城东半里。安济坊的设置对于治愈病患，防范和应对流行病都有一定的作用，它是中国古代疾病防治的有效尝试。嘉定末年，湖州通判袁甫于湖州创办幼儿局。淳佑七年（1247年）创设慈幼局，收养遗弃小儿，雇请贫妇乳养，所全活不可胜数。此后长江三角洲地区掀起了办慈幼局的热潮。

宋代非常重视仓储建设，不仅有常平仓还有义仓、广惠仓。南宋余杭县常平仓设于县城门外师姑桥。临安府不仅设立常平仓还有平籴仓，平籴仓存米达六十万斛。每岁敛散以平市价，有诗云：“生民全仰食为天，百万人家聚日边，官有积仓平籴价，满城和气乐丰年。”⑤

对于流民问题宋朝政府也很重视，宋代临安的妙行寺、崇福寺、寿圣接待寺是饥荒时收养流民的地方。圣寿接待寺除了收养流民为流民提供食宿外还以医药济人，多年来救活了无数贫民而远近闻名。建炎二年（1128年）杭州、湖州等地减价出售大米十万斛，救济东北流民。对于贫困无依者，每月支付粥米。政府规定十五岁以下遗弃的流寓儿童，允许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家收养，并可以改其姓名。

对于残疾人社会救济除了设立各种社会利机构外，还根据自身情况教其技艺，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四卷《熙朝乐事》云：“杭州男女瞽目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移俗也。”⑥瞿佑《过汴梁诗》有“陌头盲女无仇恨，能拨琵琶说赵家”⑦。陆游诗云：“斜阳古都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⑧宋代社会保障机构种类较多，救济范围较广。据马可波罗记载杭州城内社会保障机构相当多，多是王公贵族建立，资金雄厚⑨。例如杭州慈济院，位于杭州西湖藕庄桥，是由僧若志修葺，元末废毁。以苏州为例，南宋时期仅苏州城内就有八所。如下表。

从表2―1可以看出苏州的社会保障机构大都建立在南宋时期，救济功能主要为：养老、慈幼、治病、安葬等。其社会保障范围涉及生老病死各个方面，惠及广大社会底层百姓。

虽然元代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重视要逊于宋朝，但其社会保障事业并未停歇，仍然处在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忽必烈在位时各地设立济众院，养恤鳏寡孤独废疾者。并在法律上专门做了规定，对于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纠察之。并有“经略使”之官职，负责救济孤寡。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五年（1288年）、二十九年（1292年）长江三角洲地区连续大水，苏、松、嘉、湖农田被淹，百姓流离，至鬻妻女易食。浙西道按察使雷膺请于朝廷，发廪米二十万石赈济。元代在杭州把南宋施药局改为医学提举司，并如都指挥使司，施救对象是普通的城市民众，是一个官办的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

到了明代，明朝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相当重视，明太祖立国之初，就诏令天下置孤老院（后改名为养济院），诏曰“昔吾在民间目击其疾苦，鳏寡孤独，饥食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遭遇此，心常侧然”。要求地方政府“官为存恤”。10并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大明律》有“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仗六十，所应给官粮而官吏减者以监守自盗论”。由于明朝政府的重视，养济院、惠民药局等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就养济院而言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在的府、州、县治所在都有，数量不等，如苏州府的吴县、长洲各有一所。长洲宜兴县于洪武、弘治年间各设一所至万历时合二为一。官办的社会保障性机构经费主要由常平仓支付，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较好时候经费还是有保障，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就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依靠社会参与。民间社会保障机构由此兴起。这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个人参与捐谷赈灾、修路建桥为主要内容慈善活动。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武进、无锡、嘉善、太仓、昆山等地先后创立了同善会。据高攀龙在《同善会》序中介绍钱一本在常州武进县创立的同善会每年聚会四次，筹集经费，实施救济，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给棺。

总的说来清代以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保障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社会保障措施还不完善，无论其保障内容还是保障得覆盖面都比较狭窄。随着商品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才有所改观，民间社会保障措施也更加完备。

参考文献：

1.《宋史》，《食货上六・赈恤》。

2.范仲淹：《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4

贫苦中的奋进

范仲淹2岁时,他的父亲(范墉,曾任徐州军事长官秘书)去世,母亲带着小范仲淹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生活下去,便改嫁到山东一姓朱的富户人家。但朱家上下对少年时的范仲淹并不关心,经常冷嘲热讽,母亲也因寄人篱下而不断劝导他忍让。在这种环境下,范仲淹厌恶奢华,向往自尊、独立、自由的生活,于是他便以读书为借口,搬到了离家不远的醴泉寺借宿读书。

范仲淹的奋发苦读与艰苦朴素给寺里的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天天一亮便煮一小锅粥,待凉了后用筷子划成四份,早晚餐(古人一天只吃两餐)各食两份,这就是被后世赞美的划粥割齑。在寺中的清贫苦读生活不仅为范仲淹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坚毅的性格――宁可在寺中喝粥度日,也不回尊严受辱的家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这样,在贫困与苦读中长大的范仲淹,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山东(北宋时山东地区属于偏远地区)已经成为羁绊他的牢笼。于是范仲淹告别了母亲,孤身一人,腰挎佩剑开始了游学生涯。

公元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23岁的范仲淹考入了河南的应天府书院(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所幸当时的北宋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应天府书院免除了所有就读学生的学费,不然一贫如洗的范仲淹根本承担不起,北宋年间又要多了一个失学儿童(青年)了。

可以说应天府书院是青年时期的范仲淹的天堂,它不仅有数千册的藏书,还有博学鸿儒作为老师为学生传道解惑,且书院学习气氛浓厚,学生之间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会,这些都使范仲淹的学识发生了本质的飞跃。在应天府学院就读的四年里,范仲淹在博览儒家经典著作及博采百家之长后,理论体系大成,人生观确立,为他今后的政治、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仲淹的大学也上了四年,但与其相比,很多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感到惭愧呢?)。

最重要的是,他从众多的名著中理解了中国儒家的精髓――仁。无论执政还是治军,贯穿他一生的终极目标便是以仁治天下:在他从政时期,兴修水利,救民于水火;罢黜苛政,还民于修养;不妄动刀兵,最大程度减少了士兵的死伤;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击侵略者,使边疆人民生活安定;以守为攻、积极防御,使虎视眈眈的西夏大军无力发动侵略战争。从政而广施惠民政策,从军则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都来源于范仲淹从儒家中体会到的“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中国儒家“仁”的终极体现。

在应天府学习期间,曾经有同学见他每天老是喝粥,出于同学之间的关心,送了他很多美食,但范仲淹对这些美食看都不看,放在那里任其发霉变质。同学到他的宿舍找他时发现了变质的美食,便很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答道,我吃了你送的美食后便再也不会去喝粥了,但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吃不起美食,为了不让自己以后更难受,所以我只好继续喝粥了。从此处可以看出范仲淹,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具有洞悉人性的智慧――他深刻理解“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人生哲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不给自己“人奢”的机会,也就不会有以后“入俭”的痛苦。在今天的社会里,不谈在校的大学生,就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又有多少栽在了突如其来、不可复制的富贵之下呢?

数次起落见真心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春,范仲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进士,并被分配到安徽广德地区当军法司司长。此后因在江苏省东台治理海堤,挽救了附近众多百姓的生命而被朝廷嘉奖。

1028年(仁宗天圣六年),范仲淹被调北宋首都东京(河南开封)任秘阁校理一职,相当于皇帝的文学秘书。他发现当时的仁宗已年过二十,但刘太后仍把持朝政,对仁宗极为轻视,便上书痛斥刘太后的行径。他的上司看到奏章后,吓得私下让其收回奏章,范仲淹却大声斥责上司的趋炎附势,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后,索性再次上书,要求还政于皇帝。当时朝政为刘太后把持,对于范仲淹的奏折自然不加理会,不久,他便被贬到山西当了县公安局长。同僚在城外为他送行时都说:“你虽被贬出京,但却是何等的荣耀啊!”可见范仲淹在同僚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好在三年后,刘太后病逝,仁宗大权独揽后,想起早年当摆设时只有范仲淹为自己鸣不平,于是下诏调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监督百官、上报朝廷之职)。随着仁宗继位日久,骄奢淫逸之心渐起,坠入杨美人、尚美人(后宫嫔妃,地位仅次于后、妃)的情网,准备废黜郭后。范仲淹极力阻止仁宗易后之事,结果被仁宗贬到浙江桐庐做了知州。不久仁宗废黜了郭后,从此后党专权,朝廷再无敢忠言直谏之臣。范仲淹每到一地先探察当地百姓疾苦,在一两年内必解决危害当地百姓生活的灾害。由于政绩上的优异,朝廷多次将他升官重用,但范仲淹只要一接触中央核心,便会不停地向朝廷进言,废黜后党,还朝廷清明政治。于是朝廷就一次次把他贬到偏远地区,甚至曾一度欲将他贬到岭南(广东、广西、海南一带),但由于朝廷尚存一些正义之士为他求情以及仁宗始终念及范仲淹为他向刘太后请命之事,没有执行。

范仲淹屡次被贬,在江西鄱阳做知州时,他的旧疾肺病犯了,不久他的夫人也病死了。他的好友写了首《灵乌赋》(乌鸦赋)给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以后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巴,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看后立即回了一首《灵乌赋》,其中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可仗义执言而死,也不随声附和而生)充分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宋朝对待士大夫的态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好的,所谓“刑不上大夫”。因此,宋朝的文官多有敢言直谏者,但如范仲淹这样屡次因直谏被贬但却屡次直谏者实属寥寥。如果范仲淹是明朝的言官,恐怕早被皇帝剥皮衔草(把皮剥下来,里面装上稻草填充),摆在下任官员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了。概因范仲淹的直谏不仅动摇了朝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更屡次“干涉”皇帝的“家事”,使仁宗颜面扫地(范仲淹甚至因为仁宗久无子嗣而讨论过立皇太弟或皇太侄,把皇帝的隐疾拿来当讨论的话题,可想仁宗的心情如何,南宋的岳飞也犯过同样的“过错”)。以范仲淹学贯古今的才学,难道不知道避讳吗?他当然懂得,但在他的心里,皇帝的面子只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的兴亡,与这比起来,自己的宦海沉浮、命运多舛以及皇帝的脸面都可以忽略不计。他的道德风范是所有中国人的楷模,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词能流芳百世的原因,那正是他一片丹心的真实写照。

首战西夏:攻守之争

正在范仲淹以为自己要终老在被贬的途中时,北宋西北地区崛起了以李元吴为首的西夏党项人,他们纠集了十万军队,开始进攻北宋的西北边防。由于北宋西北边防军已经有30余年未经历战火,且多为内地士兵,平时思乡情深,战时无力战斗,士气极为低落,因此被西夏军打得节节败退,北宋丢失了大片领土,朝野震惊。

在此紧要关头,仁宗终于放下了面子,启用能臣干吏抵挡西夏大军,他封夏竦为主帅,韩琦为副帅,又由于韩琦的举荐封范仲淹为副帅,统领西北边防军。范仲淹来到西北后,了解到宋军军务废弛的现实,主张先稳固防守,待敌出现破绽时再予以进攻。而他的好友夏竦、韩琦却认为大宋岂能任由小小的党项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进攻,应该集重兵与西夏军决战,并直捣西夏的首都宁夏银川。

虽然范仲淹极力反对进攻,但他在西北军毕竟人单势孤,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韩琦率宋军开始对西夏进军,并寻求与敌军决战的机会。

双方在六盘山麓好水川一带遭遇,宋军中伏兵败,16名主力战将和一万余士卒战死。

当时的宋朝虽号称鼎盛,但那只是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在军事上,宋朝社会上下极度鄙视士兵,更有地方军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兵的事例出现,简直把士兵当成了囚犯。在朝廷上,宋朝也是重文轻武,武将只管打仗,不得参与战略方针的制定,甚至不能参与军队的训练,这些都被文官所把持。在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认兵,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一些最基本的协同作战理念都没有,列阵御敌时一旦被敌军冲乱阵型后便再也组织不起反击,军队变成了难民,只知道一窝蜂的逃跑。

而北宋在西北设立的堡寨更是由于长期和平而年久失修,兵器铠甲全部腐蚀,甚至出现士兵持枪上战场,稍一用力枪杆便折断的现象。以如此军人使用如此军械,想一战击败以铁骑著称的西夏大军无异于痴人说梦。范仲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极力主张防守。

而范仲淹提出的防守策略正是在他对比了敌我双方国力、军力等多方面因素后的最佳战略。西夏建国不久,国内毫无生产能力,所有军费开支甚至包括民用开支都需从宋朝掠夺而来,一旦这条财路断绝,西夏受国内经济实力制约,必然无法再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发动侵略,这将是西夏的一个死循环。而宋朝却国力雄厚,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在边界多筑堡寨防御,同时勤练士卒,选拔将领,团结周围少数民族为己用,再发展屯田以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只要防住西夏军几年时间,敌人自然崩溃,而宋军却可以极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这正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进攻型防守

随着韩琦的战败,一直主张防守的范仲淹在西北边防军中逐渐崭露头角。他先是将仍掌控在宋军手中的堡寨修缮一新,更换腐朽的军械,然后将边防军中思乡情切、士气低落、老弱病残的士兵统统遣返回家,空出的名额从附民之中招募。这些西北边民由于土地贫瘠,多是上山捕猎的猎户,不仅弓刀娴熟,而且熟悉西北地形,兼之身体强壮,为了保卫家园而士气旺盛,正是宋军士兵的最好人选。

同时他还破例提拔多次参加对西夏军作战的老兵担当将领,用他们出生入死的经验来教导统领那些新人伍的本地士兵。最后,经过层层筛选淘汰,宋军西北边防军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人,范仲淹将这支部队分成六部,每部三千人,平时由统兵将领训练,战时仍由这些将领指挥作战。这样在士兵与将领之间就形成了互相信任、互相依靠的关系,部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产生了。

宋军在以往的战斗中有一个很不好的惯例,凡两军对阵,先由低级将领统领本部士兵出击,如果失败再由高级将领出阵。这种机械战法被范仲淹极度痛恨,因为这无异于“添油”之策,是兵家大忌。范仲淹一改这种教条式的战法,在对阵时视敌军多寡及阵型、兵种等因素,以六部兵马组合出击,并采用轮换制,即一部兵马交战一定时间后便换另一部上,这样可以在交战中恢复士兵体力,使宋军体力不足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他的一万八千人马可以连续激战一昼夜而战力不减!

另外,范仲淹还十分注重团结西北其它少数民族,在政策上多加扶持,并真心结交部落首领。在短时间内使众多部落投靠宋军,他们中有很多善于骑射之人更被招募进宋军服役,使宋军具备了骑兵突袭的能力,战力大增。而范仲淹的这一“统战工作”还收到了一个更大的效果――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归顺了北宋,便不再与西夏互通贸易,使西夏的经济雪上加霜,更无力进攻了。

1042年(庆历二年),经过一年的建设与筹备,范仲淹决定实施他的积极防守战略,开始向西夏边境渗透,以收复北宋的失地。他派自己的长子和归顺的少数民族将领带领多民族联军袭击被西夏控制的马铺寨,以吸引西夏军的注意力。他自己带领剩下的军队向西夏边境挺进,在就要进入西夏领土时下令就地筑城,到此时他的士兵们才知道此次出征并不是为了和西夏军决战,而是来当泥瓦匠的。数千士兵不分昼夜地轮番上阵(三班倒),范仲淹更是以53岁的年纪(古人活过50便算是老龄了),拖着病体与战士一同劳动,仅用了十天时间便筑起了著名的大顺城。它像钉子一样楔进了宋、西夏原来的边境线上,阻止了西夏军对宋境的侵略。李元吴当然不肯让这样的宋军据点存在,便派大军来攻,可当他们来到大顺城城下时,发现周围数十里均被宋军修筑的层层防御工事布满了,宋军依托这些工事,依托大顺城,完全可以抵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李元昊见大顺城不可硬攻,只好引兵退去,从此不敢擅自进攻北宋腹地,生怕大顺城宋军截断其归路。

不战而屈人之兵

由于范仲淹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北宋与西夏在战略地位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宋军已能做出收复失地的进攻性战略部署,而西夏却因为抢掠不到宋朝境内的战略物资(粮食)而引发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从而引起了更激烈的权力斗争,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进攻北宋。至此,宋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华历代的杰出军事家层出不穷,但留名后世的多为武艺娴熟,能征善战的宿将,这与整个民族在军事领域的认识有关――中华民族认可的军事家一般均是有勇有谋的统兵将领,而范仲淹显然属于有谋无勇,故对范仲淹的评价也仅是政治家、文学家而已。但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军事家”这个无比耀眼的头衔,因为他做到了孙子称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军事家们梦想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北宋西北边疆的收复与和平;他用自己满头的白发换来了宋军土兵得保性命的喜悦,换来了千万个家庭不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感激,换来了他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以天下为己任。

说范仲淹是军事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韩琦等主张进攻的将领只是从战术上来考虑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且其推理过程多为主观臆断;而范仲淹则是从战略角度,全盘考虑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且准确认清了西夏军虽战力强悍却不能持久的弱点,并用坚壁清野(断绝西夏军队后勤补给)、分

化瓦解、筑城推进的方式直指西夏军队乃至整个西夏国的软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军事行动所不能完成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削弱西夏的军事力量。自范仲淹升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到西夏军无力进攻,他的战略目的异常清晰,且从未动摇。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使战力低下的宋军击败了强悍的西夏铁骑,保住了北宋西北边疆的安定。

春老未还家

在西北边境战事平定后,仁宗终于看到了谁才是治世能臣,他调范仲淹回京就任枢密院副使(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让其迅速拿出改革方略,于是历时仅一年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方略分十个部分,其宗旨便是剥夺旧有的腐败官僚的一切权利,还社会以公平、公正。但由于遭到旧官僚的拼死抵抗以及仁宗态度的摇摆不定,使得庆历新政最后无疾而终,范仲淹再次被贬。即使这样,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未改,他在地方执政期间仍推行变法,为百姓造福。他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基金会以帮助穷困百姓的人――1049年,他在杭州做知州时,将全部积蓄拿出来购买田地,并请专人负责管理,收入自己分毫不要,全部用来救急附近的穷苦百姓。这一做法感动了全国百姓,均以“圣贤”而尊敬他。

当年范仲淹在构筑完大顺城返回途中,便感到自己身体的每况愈下,曾写诗道“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啊。可天下间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范仲淹也知道这个问题的无解,但他要凭着自己的一腔浩然正气为这天下做完自己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为天下百姓谋取最后一份福利。

小诗中见大道理

《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首小诗是范仲淹晚年所作,词语朴实无华,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发人深省。

往来的游客(即历代执政的官宦贵族),只喜欢鲈鱼的鲜美(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却哪里知道打渔的人驾驶着一叶小舟,为了生计而与风浪搏斗的艰辛啊(装作不知道或根本不顾及劳苦百姓的艰辛)。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5

范仲淹的“三光”

范仲淹就曾经因为贬谪而名扬士林。事情是这样的，宋仁宗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经年逾二十，可以亲政了，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于宋仁宗的意思。当时，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身微言轻，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乞太后还政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这简直是以下犯上，与最高权威叫板，因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贬官后，同僚士大夫们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结队到城门口为他饯行，赞扬他说：“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提拔了一批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还，提拔为右司谏。然而，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装聋作哑，做皇帝身边的老好人，当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时，范仲淹马上上书说郭皇后不可废，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要求皇帝接见，让他们诉说皇后不可废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恼怒，不仅没有接见他们，反而把范仲淹贬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们又结伴为他饯行，赞叹说：“此行愈光。”

景 二年（1035年），范仲淹时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当时，吕夷简任首相，培植亲信，拉拢朝官，以维护宰相的个人权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呈宋仁宗阅，并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吕夷简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反在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士大夫们又为他饯行于郊外，盛赞说：“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贬得越远，名气越大。

唐介得名“真御史”

宋仁宗时代因直谏而成名的大臣，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之外，还有一个“真御史”唐介。

宋仁宗皇 年间（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个言官，可以纠百官之失。宋代言官还握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弹事”，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也可以进行弹劾。皇佑三年，唐介“风闻”宰相文彦博巴结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便以“阴结贵妃，专权任私”为由，弹劾文彦博。唐介上书弹劾的同时，还在朝会上，向宋仁宗当面“揭发”文彦博，说他当年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走夫人路线”的结果。众目睽睽之下，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这既是弹劾文彦博，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尤其是一句“因贵妃而得执政”，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他愤愤地说：“上疏谈论大事是唐介作为御史的职责，但说文彦博靠巴结嫔妃当上宰相，这是什么话呢？！”并威胁要贬唐介的官。唐介丝毫不怯，针锋相对地说：“臣忠义愤激，鼎镬不避，何惧贬官？”于是，唐介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别驾。

唐介“鼎镬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们。唐介远谪之际，他们纷纷写诗送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有两首诗最为著名，不仅轰动士林，而且广为流传。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尧臣写的，当时，他与欧阳修齐名，并称为“欧梅”。在唐介遭到贬谪之时，他感愤之下，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长诗《书窜》，不但在诗中声援唐介，而且把文彦博结交贵妃的行径，大大谴责了一番，其言语之直白，态度之鲜明，当时诗作中少见。二是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送唐子方之贬所》（唐介，字子方），诗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成为士大夫争相传阅的佳作。尤其一句“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给予唐介极高的评价，唐介也因此获得了“真御史”的雅号，非但没有因贬谪毁誉，反而声名鹊起。

胡铨奏斩秦桧

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宰相。秦桧任相后，继续推行投降、主和政策，安排亲信王伦出使金国，与金商谈和议之事。金国派使臣张通古、萧哲与王伦同来临安。虽说是议和，但金国的态度却特别傲慢，条件极不平等，要求宋朝承认金为宗主国地位，宋为金国的藩属国，宋高宗须以臣子之礼，跪拜接受金国君主的诏书。对于常常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宋朝来说，对夷狄金国俯首称臣，简直是奇耻大辱。然而，南宋小朝廷的皇帝大臣们，早已被金国的金戈铁马吓破了胆子，虽然深觉屈辱，但又不敢反对。于是，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桧的谋划下，这一条件竟也“创造性”地实现了，即宋高宗以宋徽宗刚刚去世为由，改皇帝跪拜接诏为宰相秦桧跪拜接诏，取得了金国使臣的同意，让人不得不惊叹南宋皇帝和大臣的“聪明”。至于其他赔钱割地、花钱消灾的条件，当然更加容易，一概满足了金国的要求。

如此一来，满朝沸腾。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激愤之下，向宋高宗上了奏章《戊午上高宗封事》，要求宋高宗把秦桧、王伦等人斩首示众，表达了与投降派势不两立、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信念和决心。他这篇斗争“檄文”一出，士大夫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6

一、结构美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这个对偶句，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第一句“北”和“南”是表示方位的名词相对。“通”，通向；“极”，到达，动词相对。“巫峡”、“潇湘”，名词相对。从结构上，写岳阳楼的地理环境，交通四通八达，故“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为下文写雨、晴两段作伏笔。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一个“异”字，宛若一个门轴，承上启下，突出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使篇末抒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水到渠成。

二、语言美

该文骈文味道很浓，词藻华丽，音韵铿锵，多用对偶句以写景状物。

“衔远山，吞长江”。这个对偶句由两个动宾短语组成。动词“衔”、“吞”相对；有动态和活力，表现了洞庭湖的磅礴气势；形容词“远”、“长”相对，名词“山”、“江”相对，对仗极工。六字写洞庭湖，是粗线条的大写，极壮阔，极见气势。从修辞看，既是对偶，又是拟人。试想：湖中之山那么远大，却像把一片饼干衔在嘴里一样；万里长江却可以把它一口吞下，形象多么生动，气势多么磅礴。六字描绘“横无际涯”的洞庭，堪称绝唱。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这个对偶句也是两个主谓短语。“沙鸥”、“锦鳞”，名词相对。锦鳞，代鱼，以局部代全体，用的是借代的修辞格。“翔集”、“游泳”，动词相对。这句写洞庭湖景物的优美，可与《沁园春》名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并读。

“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这两个对偶句极写洞庭月夜的壮观、优美，用以衬托登岳阳楼“心旷神怡”、“其喜洋洋”的心情。两句均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长烟”、“皓月”是偏正式的合成语，用作主语。谓语“一空”、“千里”，论对仗，从字面看是很工整的。单从词义分析，则“一空”――完全消失，是偏正短语，而“千里”则为数量短语，这种对仗属宽对。第二句，论对仗是极为工整的。“浮光”、“静影”作主语，两词均为偏正式合成词。“跃金”、“沉璧”均为动宾短语作谓语。用“跃金”来描摹有风时湖面上浮动的月光，用“沉璧”来描绘无风时倒映在湖中的月影，不仅词藻华丽，比喻形象，且意境也极为优美。

“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这个对偶句，上下句均为两个动宾式组成的并列短语，对仗甚工。写“迁客骚人”面对“满目萧然”的阴雨，“连月不开”的洞庭景色所产生的“感极而悲”的心情，极深沉，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思想美

范仲淹说古仁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是自我的内心独白。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文化美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7

2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田野，他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赏识他的伯乐出现，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等待，在之前或许是因为年龄，之后当然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原因。

智者总是善于等待。

诸葛亮为何不会去投奔刘表？刘表虽为汉室后裔，但他浮夸、空洞；而曹操的核心智囊集团也不可能进入——毕竟，诸葛亮当时籍籍无名，不为当时的政治阵营所知。

当然，诸葛亮不可能过着隐居生活，他没有隐居的背景和必要，不像陶渊明那样做过官，有官场的经历和体验，有官场与田园的对比和选择，有政治和心灵的交叉碰撞。而且，诸葛亮当时只有20多岁，根本就无法具有像范蠡、张良等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要知道，陶渊明的隐退是美梦变成噩梦后的选择，是前进不得而无奈的后退。隆中也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它离荆州不远，有随时传递而来的战争信息，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有祸福荣辱的低吟浅叹。诸葛亮是在观察等待。

卧龙一定要有飞天的时刻。

中国知识分子都自诩为千里马，迫切希望自己能从山间草莽一跃而成庙堂重臣。而诸葛亮首先得到三国时期的第一个伯乐司马徽的推荐。司马徽对刘备说：“当今天下有两人，得一人者得天下也。”其次，徐庶也走马荐诸葛。

最终，诸葛亮等来了47岁的刘备，“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成了天下知识分子歆羡的梦想。

“三顾茅庐”也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推向了极致。

这以后，历史演义、民间传说、街坊酒肆的大肆渲染和极力夸赞，很自然地将诸葛亮推向了“智圣”的巅峰，将那些不存在的事情——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等与诸葛亮相粘贴。这其实是为诸葛亮的生命设置相应的智慧等级。这样，诸葛亮在政治名誉和军事名誉上的兼备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不至于使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与文化人格沦为无聊与庸常，进而成为后世之人追慕不已的丰碑。

从三国的文化角度来看，诸葛亮和曹操都进入了文化坐标，但诸葛亮的文学高度远远低于曹操：曹操关注的是星汉宇宙，是生命的吞吐，是忧思的排解，是天下归心，关注点太高太远，无法贴近大众，再加上他的出生背景，所以他在文学地位上是一座孤峰，总是处于别人无法理解的孤寂状态。而诸葛亮的关注点更能贴近大众，呼应大众，感应大众。《出师表》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赞不绝口，其理由绝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诸葛亮人格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他忠君情思的诚挚表白。这最能打动后世文人——“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上升到文学的真实了。文学不在乎真实的历史依据，而在乎生命在一段历史当中如何呈现出一种具有非凡力度的造型和超越时空的造型。这使得诸葛亮从历史美学进入到了文化美学的范畴。历史美学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文化美学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民众性。一旦进入，诸葛亮就具有了生命存在意义和生态意义的广泛价值。

《出师表》是诸葛亮二十余年高尚人格的沉淀与积累。

对诸葛亮智谋的赞美是对技术层面的恭维，“智圣”这个称号是人们对他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无限崇拜。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都有着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高度，却都因这因那而无法实现，徒生悲哀。在追慕诸葛亮的过程当中，无数的文人墨客是否会迷失自己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文人从三国的硝烟当中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人格温度，他们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定位和人格定位。这一点，总会让我们倍感温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庙堂情结”或“庙堂情绪”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层路线的最终使命，他们的“大众情结”或“大众情绪”太少，这必然导致怀才不遇和不得志的心理症结。李白也只能吟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陈子昂也只能感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8

郑长春

一

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所真正大学的时候，书院就在中国的一些角落里，静悄悄地担当起传播知识、弘扬道义、弘扬精神的重任来。这种深厚的文化情结，应该也算中国的一大特色吧。

自唐代以来，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蔚然成风，全国书院林林总总七千多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对民俗风情的培育、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和知识传播，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

在河南邓州古城东南隅，就有这样一书座院，因位临百花洲，名曰：花洲书院。

“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秋。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览秀亭》对此地的赞美。

可惜，范仲淹被贬邓州时，洲废亭圯。东风无力百花残啊！

百花凋谢，洲亭已毁。此刻，一位曾经春风得意、名满天下的朝廷命官正忧心忡忡、伤痕累累地走来。

时间是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

经过“庆历新政”阵痛，年已五十七岁的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这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皇祜元年（1049）正月，赴任杭州。

在离庙堂之远的邓州，他政简刑清，化行俗美，吏畏其威，民怀其德。

他不辞劳苦，整治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并在城墙东南角建春风阁。深为学风不兴而忧心的范仲淹，当看到百花洲一带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学场所后，遂在百忙中谋划，创办“花洲书院”，并且公余到书院讲学。

一时，邓州文运大振。

这是他到邓州工作后推出的最大“民心工程”。

这项工程的效益确实不小：范仲淹的儿子、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韩维，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当然，范仲淹一手打造的“花洲书院”还有点“文化沙龙”的味道。平时，春风堂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中与民同乐。在这里，还与致仕宰相张士逊、新科状元贾黯等诗酒雅会，同宰相晏殊、光化知军李简夫及名士王诛、张涛赋诗唱和。

按说，范仲淹应该知足了，完全可以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其喜气洋洋者也。但，他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起来，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没有人知道，一个“流落江湖”者的真实想法。

然而，正是这种“无法理解”，却常常会爆发出惊人的行动。

就是在这“进亦忧，退亦忧”之时，光照千古的《岳阳楼记》诞生了。

二

这篇千古绝唱，洋洋洒洒，看似和风细雨，实则暴风骤雨，把一座傲然挺立的楼和一座风雨飘摇的院，有声有色地搭建起来，维系起来，从此成为一条风景线上的两处境界。

人以地灵，地以人传。邓州，为夏、商、周及秦汉之后的中州名郡，宋初为邓州南阳郡，治穰（今邓州市），领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宰相张永德、赵普，苏易简、寇准、陈尧咨、刘筠、谢绛等朝廷要员都曾任邓州知州。

当然，能使邓州引以为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代文豪范仲淹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这里写出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而名动天下！

滕子京，名宗谅，北宋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一生志同道合，后滕子京用公使钱一事被人攻讦受审，范多次上表为其辩诬，终使其免去刑狱之灾，先后贬知陕西风翔府（今宝鸡）、河南虢州（今河南灵宝）、岳州巴陵郡。滕知岳州后，重修了江南名胜岳阳楼。楼成，极为壮观，遂于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致长信于范仲淹（嘉靖、乾隆、嘉庆《巴陵县志》之《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有详细记载），信中详述了岳阳楼重修情况，并附《洞庭秋晚图》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邓州，求挚友抽暇为其作记。

范公接信后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邓州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展纸走笔，一气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全文计三百六十多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千古传咏，不但使岳阳楼增色添辉，名扬天下，也使后人不得不赞叹滕子京求记的的远见卓识。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成了中国达官学士的良知理想、责任担当和崇高情怀。然而，这种担当和理想的背后，却常常充满着伤痕累累的惆怅和疼痛。

围着别人伤痛眉开眼笑的，是一群自私自利、阴阳怪气的嘴脸！

一种忧国忧民的伤痛，与一副自私自利的丑陋，交接到一起，令人不禁一身冷汗！

翻开历史一页，我们除了为范仲淹的精神和勇气叫好，也为一个家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不仅仅范仲淹在担忧，不仅仅他周围的文臣武将在担忧，而是连大宋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宋仁宗也无不在担忧……

可是，他们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苦闷而虚弱的担忧，还得从那场轰轰烈烈而来，死气沉沉而去的“庆历新政”说起。

“庆历新政”是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一场大改革。

当时的改革背景，《宋史》是这样说的：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纷纷上疏言事。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朝廷都赞同拥护，不是好事吗？

对全国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

要知道，奏折中，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政策”，都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如，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等。

宋仁宗也觉得有“利国利民”的意味，便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挠。

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使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宋仁宗，却突然大变脸，一反常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于是，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

随即，范仲淹被贬到邓州。

三

我们先不讨论宋仁宗皇帝的政治觉悟和个人好恶问题，但从奏折看，这场改革的内容，不外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这不是明摆着的，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连这样的好事不敢做，不能做，那你说作为这个国家的臣民，还能做什么！

有人说，《十事疏》是一个强调澄清吏治的“反腐宣言”，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于苟安，反对新政，庆历新政肯定得以失败收场，不然会得罪很多场面上的人。

也有人认为，新政失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更甚，甚至影响到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令熙宁变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不管怎么说，我们先睁大眼睛看看，这场改革的“绊脚石”到底有哪些？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的是封建腐朽势力，限制的是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就是个首当其冲、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

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虽然宋仁宗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流产了。

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现在看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等于动摇了宋仁宗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

我们知道，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说，庆历新政失败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实际上，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在我看来，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也缺乏事实根据。

我翻阅大量的宋代文史资料看到，当时的情况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士族阶级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封建社会的帝王是很忌讳大臣结为朋党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对派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所以说，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

那么，皇帝为什么不顾反对并亲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

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仁宗当初任命范仲淹、富弼们来改革新政，为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但为何最终又实行不下去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封建专政的社会中，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皇帝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那可是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啊。

三

为了弄清这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回过头来，再细细看看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那些内容吧。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其中，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四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气候，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扭曲方向，“向权威靠拢，向领导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想做事的人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积极的响应者。

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之后，很快就如旧履一样沦为被弃置，变成下一次的挨整对象。在这种“游戏规则”操作下，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叛徒”和“臭老九”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这里面，既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和体制的弊端，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眼睛酸痛地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轮回上演。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1043-1044）“被迫流产”，难道王安石的熙宁变法（1069-1093）就不会“胎死腹中”？

我们知道，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北宋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改良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两者之间在起因、经过、内容、失败缘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的异同之处，实在是意味深长。

现在，我们撇开历史迷雾，来看看这两位“超级改革家”的真实情况。

首先，在时代背景上，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格调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开国近百年之后，虽然仍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但是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王安石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庆历新政前，北宋在对外关系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西夏与北宋交战不休，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 才得以解决。

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随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举了十件必须“端本澄源”的事务，其中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随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谓的“庆历新政”便开始实施，但是一年之后，便无疾而终，北宋也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到二十年之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北宋总体的内外局势与庆历新政时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承平更久，积弊更深而已。

其次，从变法的主持者来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已经在位达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的这些官员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担任过秘阁校理、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后在陕陇地区主持对西夏战事，“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颇有威名。元昊请和以后入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担任过奉使契丹的重任，庆历三年拜为枢密副使。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后与范仲淹一起参与西夏战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随后召为枢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说都是功勋卓著之士，当时北宋朝中，论声望功绩，可以说无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

相比之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虽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忧辞官守丧，收徒讲学，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宁元年，才重新进入中枢。虽然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并且有人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但是毕竟没有像韩、范、富弼那样卓越的功绩，在朝中也没有特别支持自己主张的盟友，处在宋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的状态，而在当时的朝中，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庆历新政的一个不利条件。

不过，熙宁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与庆历新政时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颇具雄心，对王安石也是极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二月便拜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屡遭攻击时也坚持任用，虽然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间，新法总体上来说始终坚持了下去，可见宋神宗变法的决心，这便不是变法时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庆历新政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说的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的五项均为和吏治相关的内容，按照邓广铭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其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裁削幸滥，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变”，由此来实现减少冗官冗费。

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与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较为孤立，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进行变法便不太现实，因此王安石采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新机构的办法来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举来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到官僚队伍中，实际上是在增加官员数量。之所以有两者在吏治措施上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在通过合理理财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非庆历新政所着重的“节流”，当然还与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激烈反对有关。

庆历新政中与财政、军事等有关的内容相对较为简单，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众人的反对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措施也由于庆历新政一年后便无疾而终而未能广泛施行。而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恰恰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

其中与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措施，有的在庆历新政中已经提出，在王安石变法中继续采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备”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不过范仲淹还只是主张“以助正兵”，用府兵来补募兵之弊，王安石则更进一步主张“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立保甲”。

有些措施是庆历新政已经提出，但王安石采用不同的办法来实现，例如范仲淹主张的，是“州县选官 ”治理水利，劝课农桑；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则主张用民间分派资金的办法兴修水利，范仲淹主张的减徭役主张“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则是主张以钱代役，两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削弱豪强地主的收入。

还有一些措施则是庆历新政没有提出而为王安石所独创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税法则是王安石针对财政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保马法则是针对北宋缺乏战马，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队伍的问题而提出的，将兵法则是为了解决北宋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而实施的举措。

比较一下两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非庆历新政可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庆历新政的范围。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异。范仲淹等人皆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他们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畴，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补补，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样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儒学本身。而王安石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导原则，便是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团内部异常强烈的抨击。

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败后，无非是贬官外地，后来又往往重入中枢，身后也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则几乎成为士人眼中的误国奸臣，其中恐怕与王安石离经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当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整顿吏治的做法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谤议日甚，将范、韩等人诬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欧阳修甚至在《朋党论》中声称小人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这就使得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构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终只能以范、韩众人离开中枢而结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

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在结果上，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虽然都可以称之为失败，但是失败之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一次普通的变法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而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来的历史发展则影响巨大，开启了北宋后期党争的序幕，徽宗时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击元祐党人，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腐朽灭亡，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人都将王安石看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这，恐怕是自认为“公忠体国”的王安石没有想到的吧。

这里需要说的是，王安石和当时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统治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一个向往民主的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

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

中国的知识阶层，曾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的丰富知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但知识分子单凭情绪、文人气质做事情，凭一种灵感、感悟和既定的倾向来随意下判断，这是搞政治的大忌。

尽管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存在“急于为社会负责”的先天不足，不应借助统治阶层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辅佐政治家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五

我们应该相信：在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体系，只要有真正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撑着，这个国家的精神才不会垮掉。

历史纵然无情，但时间自会公正。

世俗的尘雾永远掩盖不住良知的再现，文明的光芒总会照亮未来的天空！

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被贬谪出京后，好在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至少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彼岸世界”就是邓州。邓州是范仲淹心中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可以沉下心来给自己静静地疗伤。

在疗伤中，使他认清了社会的本质，，梳理了人生的思路，找到了精神的突破，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生命得到了冶炼，从而把他铸造成一个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的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他给自己的“位置”就是著书立说和办院讲学，以自己的人文精神给邓州的土地注入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景观升华成美的景物。最后，修得正果，人文荟萃。

因此不妨说，是他丰富了邓州的人文，而邓州的人文又滋养了他的生命，使他走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度。上帝给他关上了一道门，却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所以，于是说邓州是范仲淹一生的一个“坎”，不如说是打开他灵魂枷锁的一扇“窗”。迎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走出心窗，灵魂飞扬。超越世俗价值的《岳阳楼记》一出手，举世皆惊！

《岳阳楼记》不仅宣告着邓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范仲淹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与其说邓州改造了范仲淹，不如说是范仲淹改造了邓州，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

是啊，像范仲淹这样胸怀坦荡、壮志凌云的人，岂是几个“政治流氓”就能打到屈服的，相反，花洲书院的优雅环境好像专门为他铺设的一个盛大欢迎仪式。这样的“惩罚”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中能有几人享有。在范仲淹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遭贬”。

可惜的是，在泱泱中国的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范仲淹那样博大、洒脱、坚韧而高贵的人呢？

他的悲剧，包括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化事件”，无不在演示一个这样浅显而可恶的怪圈：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再博大、坚忍、高贵的灵魂之羽，也形成不了推动社会的翅膀，构不成迎风破浪的旗帜，真正伤害的是自私、愚昧与专制，他们才是排山倒海的利刃！

经历了惊涛骇浪，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仁人志士们，对自己奉行的思想和价值观，开始了冷静的反思和归纳。

在邓州，他把治国好的途径总结为，“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材”（《上时相议制举书》）。所以，每到一处都大力倡办学校，培养人才。由于他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明确，要求具体，又有成熟的办学经验，所以花洲书院办起来后，成为宋代中原的六大书院之一。

“聚徒百余人，不惟讲经论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范仲淹创建花洲书院的第二年，即公元1046年，邓州人贾黯进士及第并被皇帝点为状元，空前绝后。除贾黯外，范仲淹的儿子、一代名相范纯仁，理学奠基者、一代大儒张载等，都曾在花洲书院从学于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就写下“春风堂下红香满”的诗句，以赞花洲书院的盛况。

去世后，邓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花洲书院旁建了范文正公祠。元丰元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花洲书院挥笔写下：“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到了明代，花洲书院易名为“春风书院”。清代时，历任官员重视整修花洲书院，有记载的修复就达十五次之多。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9

【关键词】体制；改革；变法措施；失败

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客观的，也有自身的；王安石作为宋神宗一直坚挺的改革家、政治家，两度为相，有其超然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才略；22岁中进士，是唐宋家之一，长期担任地方官，颇有政绩，这样的经历使他很容易在自身周围积聚一个知识分子智囊团；可是当时北宋危机四伏、国退民退、怨声载道、统治者忧心忡忡，对一介书生王安石来说确实勉为其难，因为所有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专制体制。处于权力顶峰的宋神宗，让王安石改革的动机是富国强兵，强化统治，而不是削弱皇权。对此，我简单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希望对我们今天改革有所益处。

首先，王安石变法没有触动北宋的“维稳”机制。“五代十国”政权更替的局面对北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粱河之战后，北宋推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优待文臣”，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赐予禁军将领、地方节度使良田美酒，助长了北宋官场的腐败和财政危机。由于北宋政策宽松，不宜土地兼并，导致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为缓和阶级矛盾，北宋政府将流民编入行伍，增加了军费开支；为防官员专权，北宋增设机构，分化事权，导致官员队伍迅速膨胀，又互相牵制，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出现“冗官冗费”问题；“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出现“冗兵”。“维稳政策”的好处是北宋承平日久，没有步五代十国后尘。宋有庸臣而无叛臣，但后果是造成北宋的“国退民退”的局面。据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言“神宗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面临这样的局势，他没有“节流”，整顿吏治，精兵简政，而是采取“开源”理财措施。后果必然是“国进民退”带来更大的矛盾，因为在农耕社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创造的财富是恒定的，王安石理财实质上是对农民变相的掠夺。说的再明白些，就是官僚地主是强势群体，他们必然将本来属于自己上交的赋税转移到农民头上，而王安石变法在没有解决“吏治”这些核心问题上进行改革，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在王安石变法前，范仲淹进行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遭到官僚地主反对而失败。所以王安石吸取教训，行可变之法，所以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顶多是为改革而改革，不是为解决实质问题而改革。

其次，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从政治体制上变革，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加强皇权是封建社会的主流趋势，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改革，如何驾驭天下，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这样王安石变法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据史料记载，“一面是王安石理财，另一方面枢密院招兵买马，三司使还在横征暴敛”。作为改革家王安石不愿也不可能解决这种体制。所以王安石为变法造势提出的“三不足”口号，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再次，用人不当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曾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有理财、有教育、有军事、有文化，本来可以全面提升北宋的实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王安石却用人不当，对有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等正派人士贬出朝廷，而对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吕惠卿、韩降等委以重任，这些小人只不过把变法当成升官发财、排斥异己的手段。很显然王安石这个班子没有凝聚力、战斗力，地方上更是力量分散。新法的推行大打折扣，如“青苗法”可谓是济世之法，打击了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事实上在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甚至借改革大肆敛财，强制人民多贷，利息也超过王安石规定的限额，即出现新法危害百姓的事。不得不说，王安石用人方面确实欠考虑。

最后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致命原因是没有顶层设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制定信息公开制度、举报制度、群众来信、来访制度。甚至来自保守派的正确建议、批评等，王安石都一概不理，亲小人、远贤臣，改革成了孤家寡人。如果王安石能善于听取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意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政策，并防微杜渐，而不是对不同政见者打击报复，北宋的政治会良性发展，而不是灭亡。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北宋承平已久，即得利益集团十分强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有点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新生事物的确需要人们逐步适应并得有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1]《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年书》.

[2]《宋史》.

[3]《续资治通鉴长编》.

[4]《选集》.

范仲淹二岁而孤篇10

颁奖词是在某一主题的颁奖典礼上，对获奖对象的事迹所作的一种陈述评价性的礼仪文稿。宣读颁奖词的方式，可以让大众了解获奖对象的事迹以及所体现的一种超乎寻常的人格精神，从而取得一种教育的效果。因此，它必须借助于优美的语言文字对获奖对象进行准确的陈述与评价。

撰写颁奖词，要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其一，表达人物个性特点。从大处着眼，抓住人物最主要的令人钦敬的事迹，简要概述，如同画写意画，力求用最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丰满的笔下人物。因此，颁奖词不要求详尽地交代人物事迹的来龙去脉或是细枝末节。人物事迹点到为止。

阎肃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

《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唱脸谱》《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被置于艺术殿堂宝座的艺术作品，都出自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之手。1950年，20岁的阎肃来到西南青年文工团，自那时起，阎肃就常常跑基层，慰问广大官兵，把官兵们的生活点滴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为了创作歌剧《江姐》，阎肃来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反铐双手，戴上脚镣，并坐上老虎凳来真实感受当年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阎肃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符合军旅艺术家的特征，“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高度概括了阎肃的人生及其艺术影响力，也表达了对老一辈艺术家的敬仰情怀。

其二，巧用修辞格。语言高度浓缩，言简意赅。这样的语言往往字字珠玑、意蕴丰富，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同时还要自然流畅，音韵铿锵悦耳，富有音乐美。

钱学森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这篇百字颁奖词，灵活运用了对比、对偶和排比等修辞手法，客观全面地概括了钱学森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所做的巨大贡献。“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是对科学家钱学森高尚品德的热情讴歌。读来情满山河，激动人心。

其三，评价触及人物或事物内核。纵深开掘，彰显人物的精神。要体现出人物的闪光心灵、人格魅力，或是坚强的意志、崇高的思想品质等，最好能体现一定的哲理。文学奖的颁奖词针对的主要对象不是作家而是作品，其内核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及其社会意义。

王蒙2015年茅盾文学奖颁奖词：

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根系。这片辽阔大地上色彩丰盛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这边风景》最初完稿于近四十年前，具有特定时代的印痕和局限，这是历史真实的年轮和节疤，但穿越岁月而依然常绿的，“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诚实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风俗和器物，到回响着各民族丰富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对生活和梦想的热诚礼赞，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

这段颁奖词是对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客观评价，也是对这部经典作品的热情颂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颁奖词中，连用三个“如此”，既概括表述了王蒙小说的叙述风格，又表达了评委会对王蒙小说艺术的肯定与颂扬。“……这一切是对生活和梦想的热诚礼赞，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此句高度概括了《这边风景》的内容和主题，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指导中学生写颁奖词，是中学语文教师的重要教学任务之一。其一，培养中学生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热爱的情怀；其二，在指导学生研究人物历史及其贡献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潜意识中得到熏陶和启迪；其三，写作的过程是训练学生思维、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过程。

以下是给中国古代文化名人撰写的颁奖词：

孔子：《诗经》三百，《春秋》去来，手指磨破了书简，执着洒满了人间；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因人施教，循循善诱。你不仅是千年文化的祖师，更是睿智慈祥的长者。仁义礼智，是炎黄子孙的风骨；孝悌忠信，是中华民族的品格。你是至圣先师，丰碑不朽。（冯莞淇）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你自号五柳先生，一生酷爱山水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使你成为东晋时代的一抹亮色。“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是你辞官后的怡然自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你崇高的气节。你用诗拥抱山水田园，用诗点亮恬静的人生。（史佩洁）

李白：你与酒相依，以诗为伴。你从蜀道走来，微微昂头，留下一身豪放；你从诗国走来，挥挥衣袖，即是半个盛唐。你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叛逆不羁，也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胸中柔情。惊世才华是你，飘逸如仙是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笔，一纸，一酒，谱写诗歌传奇。（陈  红）

杜甫：你用羸弱的肩膀，挑起一个时代。安史之乱，吐蕃来犯，流离失所，老病孤舟。纵使千难万险，仍然冻结不了你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你痛斥朝中权贵，怜悯天下黎民。你是才高八斗的诗人，更是胸怀天下的义士。你就是中国古代最美的诗人——杜甫。（王雅璇）

范仲淹：两岁而孤，苦读寒窗，弱冠便存鸿鹄之志；秦州治堰，执教兴学，而立遂怀立命绝学。秉公直言，伏阁请对，不惑焉能畏权怕贵？景佑党争，戍边西北，既知天使何惧死生！庆历新政，高风亮节，花甲仍书《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身正气，千古留名——范仲淹，文正公也！（石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