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易经十篇

解读易经篇1

相反，经济学家是持有市场价格通常正确的信念成长起来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以一种优雅、直观和内部一致的方式，解释了对合理价格水平拥有不同想法的独立买家和卖家，是怎么在互相作用的情况下，共同产生了一个单一客观的正确价格。经济学家不会否认心理因素存在影响，但经济学家的原则是，市场价格通常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两种世界观

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交易员一直对QE操作持有质疑态度，而经济学家却无视这种质疑。著名的对冲基金大鳄Stan Druckenmiller在今年5月指责美联储“采取了历史上最不合适的货币政策”。他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指标，而QE操作一直扭曲这个价格，使得不计其数的其他资产危险地偏离了合理的价格水平。经济学家德隆和克鲁格曼指出，交易员的批评存在“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心态：他们已经尝试从QE引起的错误定价中获利，但失败了。

我承认，开始的时候在大多数问题上，我是支持经济学家的。每个市场价格都是由两位持有相反头寸的聪明交易员所决定的，所以这减轻了不得不选择支持一方的世界观给我带来的痛苦。当然，QE操作人为操控了市场价格，但每种货币政策制度都会人为操控一些东西：黄金价格（金本位时代），汇率水平（布雷顿森林体系），短期利率（现代的中央银行制度）。在实施QE政策的情况下，这种人为操控更为明显：QE通过改变供求关系实现，而不是直接控制价格，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新的公寓来压低租金水平，而不是直接控制租金水平。

当然，听取交易员的意见也是有价值的，上月债券市场出现的混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首先，经济学一直在尝试模型化交易员的行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交易员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考虑正统的证券定价模型。一只股票的价格等于该企业折现后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率反映了无风险利率加上股票的风险溢价。十年期债券收益率是预期未来十年的短期利率水平，加上一点被称为“期限溢价”的东西。

股票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听起来像是复杂的经济学概念，但实际上，它们只是统计学的产物，经济学家把经济基本面不能解释的东西扔给了这些概念。本质上，它们融合了所有朦胧和无法量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交易员一直寻找错误定价市场的研究对象。

当今年5月，美联储打算让市场为放缓QE速度做准备的时候，美联储认为，因为暗示缩减QE规模不会改变其何时加息的前瞻指引，所以债券收益率只会小幅上涨。然而，债券收益率（十年期国债）却飙升了一个百分点，同时，进行短期和长期利率间套利的期货市场，反映了市场的加息预期开始大幅向前移动。美联储官员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政策沟通问题：市场已经错误地认为，减缓QE意味着提前紧缩，同时美联储官员一直试图澄清的事实不是这样的。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竟然进一步表示，实际上利率水平可能保持低水平更长的时间，比美联储之前提示的还要长，特别是如果通胀没有回到2%的水平。

不应过分解读波动

实际上，债券市场出现抛售的原因是政策沟通不畅的前提假设，受到高度质疑。在每次FOMC议息会议前，纽约联储都会对一级交易商进行调查。最新公布的6月调查结果显示，一级交易商对首次加息的中位数预期是2015年的三季度，和4月并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交易员并没有改变美联储将何时开始紧缩的看法（除非填写调查表格的人与坐在旁边交易债券的人的看法完全相反）。

所以，如果预期的短期利率一直没有变化，根据定义，债券利率走高应该是因为期限溢价走高，也就是交易员研究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利率走高，我不肯定。总之，大量的资金从交易中撤出。可能没有人想到会出现如此大的抛售潮，但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在别人行动前提前行动。这种市场力量并不能简单地被经济学家模型化，却是至关重要的。至今，经济情况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如果收益率再飙升一个百分点就不知道了。

非基本面因素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市场大幅波动的事实，并不是要让交易员决定货币政策，而是，央行官员在解读价格信号和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交易员的观点。美联储官员Jeremy Stein很巧妙地跨越交易员和经济学家的世界。在最近的讲话中，Stein表示：“经济基本面只能解释资产（比如说股票、长期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的一小部分变动。大部分价格变动来自于被金融学术界称为“折现率的改变”——这是对非基本面事物一种时髦的称呼，而这种事物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种事物可能包含了投资者情绪或风险偏好的改变，包括高杠杆的投资者或凸性避险者被迫出售而导致的价格波动，还包括一系列归属于内部市场力量这个大分类的各种各样的效应。

我并非想说，过去几周我们所看见的大规模市场波动是无关紧要的……我的唯一观点是，那些观察资产价格变动寻找未来货币政策立场线索的消费者和企业，应该注意，不要过分解读这些价格波动。”

解读易经篇2

关键词：朱熹；易学；生生之道；卜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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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ges deeply recognized the unfathomable profoundness of the Dao of Yi”: on ZHU Xi’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Yi

Abstract:In annotating “Give me a few more years， so that I may have spent a whole fifty in studying the Yi， and I believe that after all I should be fairly free from error”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HU Xi had recounted that “the sages had deeply recognized the unfathomable profoundness of the Dao (Way) of the Yi” and his experience that the Yi had but was difficult to be studied. Depending upon this， the paper examined ZHU’s idea of studying the Yi: firstly， for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ao of the Yi and the Yi for the sake of book， he thought the Dao of Yi deeply acknowledged by the sages not only refers to the Dao of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but also conceiv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the Yi was originally an oracle book; secondly， for the contemplation and retrospection in studying the Yi， he thought that， because the original factors of the Yi were covered and it needs certain experiences of life to understand the Dao of the Yi， the Yi turned out to be a book from heaven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Finally， ZHU zi firmly believed that only if one had attainted to the state of “void and tranquility”， could he “deeply recognize the unfathomable Dao of the Yi” as the sages do and prove the life realm of “freedom from error”.

Key words:ZHU Xi; the Yi-ology; the Dao of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pinationIn

《周易》智慧神妙无穷，然契之颇难，故《周易》素有“天书”之称。南宋理学大师，同时也是易学大家的朱熹曾叹：“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又不可以易而学也。”（第125页）[1］认为《易》道无穷，不可不学，但又不能以其易学等闲视之。这可说是朱子究心治《易》的体会语。在与友人和门人论《易》时，朱子也屡屡坦陈这一体会。《易》道何以不可不学又不可以易而学？对此问题的省察，可窥朱子治《易》之慧识。

一、学《易》无大过

上述体会语，源于朱子对《论语·述而》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的注释。就表面文意而言，这句话仿佛是说：圣人在五十学《易》后，方能无大过，在这之前，圣人也会有大过。

对此，道学五子之一的程颐提出异议，认为：“先儒谓孔子学《易》后可以无大过矣，此大过失却文意。圣人何尝有过，如待学《易》而后无大过，却是未学《易》前尝有大过也。又圣人如未尝学《易》，何以知其可以无过？”（第262页）[2］如此以来，孔子“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应做何理解？程颐释曰：“此盖孔子时，学《易》者支离，《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经，唯《易》未尝发明，故谓弟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期之五十，然后，赞《易》道而黜《八索》是也。”（第263页）[2］认为圣人不能有过，而且圣人有没有过和学不学《易》没有必然联系，“无大过”之境界不是靠学《易》所能解决的。在这一前提下，学《易》不再是“学”《易》而是“赞”《易》，不是亲身习行《易》道，而是整理规范《易》书，即“赞《易》道而黜《八索》”。所以，这里的“无大过”不是指德性境界的成就，而是正本清源，使《易》书自身无大过。故而，他又云：“当孔子时，传《易》者支离，故言五十则学《易》。言学者，谦辞。学《易》以无大过差，《易》之道，惟孔子无大过。”（第263页） [2］在其心目中，学《易》无大过，不是指圣人学《易》可以达至“无大过”境界，而是说圣人通过彰显被遮蔽的《易》之正道，使《易》书自身无大过。另外，他还把这句话理解成：圣人担心由于《易》之正道隐而不显，弟子们在如此情形下学《易》，容易有过，所以才亲自“赞”《易》以免弟子们习《易》有过。他说：“前此学《易》者甚众，其说多过矣。圣人使弟子俟其赞《易》而后学之，其过鲜矣。” （第263页）[2］总起来看，程颐以“赞”《易》代“学”《易》和以《易》书“无大过”代学《易》者“无大过”的诠释，凸现了孔子及其所“赞”的“十翼”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朱子对这句话的解读与程颐不同。首先，他在《论语或问》中分析了程颐产生上述解读的前提，即：“此以为圣人之未学《易》也，不应尝有大过，其既学《易》也，不应犹有小过。”（第747页）[1］对上述之前提，朱子没有接受，而是将“无大过”这句话解读为：“只是圣人不自足之意。圣人此般话，也如‘道者三，我无能’，‘圣仁吾岂敢’，不是圣人能如此，更谁能如此！”（第886页）[3］认为这句话不能直解为圣人在学《易》前后有无过错问题，而应理解成是对圣人刚健不息、永不自足的生命情状所做的描述。也正是圣人这一不同于常人的生命情状，才会有“无大过”境界的证成。其次，在朱子看来，程颐上述分析不合文章语势，他说：“程子谓‘学易者无大过’，文势不然。此章‘五十’字误。然章之大旨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第886页）[3］在《集注》中，朱子进一步解释说：“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第125页）[2］这里，朱子借《史记》来校《论语》字误，认为“加”应作“假”，“五十”应作“卒”，之所以有误的原因是“盖加、假声音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第125页）[2］。是故，朱子不同意程颐的注解，认为其把《易》道之大过系于《八索》之类，无据可证，当弟子问：“伊川以《八索》为过处，如何？”他答曰：“某不敢如此说。”（第886页）[3］于是，朱子据《史记》，将这句话诠释为：“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并认为：“此孔子系《易》之时，自谓‘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者，为此自谦之辞，以教学者，深以见《易》之道无穷也。”（第887页）[3］因为圣人具有“深见《易》之道无穷”的慧识，所以才会刚健不息，终身习行《易》道，以成就“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要之，程颐和朱熹对“五十以学《易》”不同的解读，昭示了两者治《易》理路的差异。程颐着眼于孔子所“赞”之《易》（即“十翼”）彰显了《易》之正道的角度，凸现了孔子和“十翼”在易学史上的地位。朱子着眼于圣人终身敬德修业，不断契合《易》道以证成“无大过”境界之角度，凸现了《易》道之无穷和圣人刚健不息的生命情状。

二、见《易》道无穷

同程颐一样，朱子也肯定了孔子所“赞”《易》道的重要作用。他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第3842页）[4］他把易学发展，分为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大阶段。认为早期圣人教之以卜筮，以开示吉凶，使人趋利避害。随着文明进步，人的理性能力逐渐觉醒，反映到易学发展过程中，就是朱子所说的孔子“赞”《易》阶段，以义理为教，彰显人文精神以豁醒人之道德理性。

的确，孔子所“赞”之《易》彰显了无穷的人文意蕴。它开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的理念，认为天地为万事万物寓所，人是天地中的一份子，宇宙生机无限，人之生命活动与宇宙大化息息相通。并主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文言》），认为人之生命的价值意义，需要在实现与宇宙生命一体合流过程中证成。宋明理学诸子大都承接了《易》传的人文精神，如：张载“民胞物与”（《西铭》）、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王阳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等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彰显了《易》的这一生生之道。《易》的生生之道之所以为宋明道学诸子所重视，主要是其为人之生命实现内在地超越以成圣贤提供了根据。

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自然也接受了理学诸子以“生生”定位易道的理路，注重扬发《易》的生生之道。在其理学系统内，人之生是理气相结合的产物，他云：“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第111页）[3］在朱子看来，天地之理是人之为人的形上根据，天地之理即天地生成万物的生生之理，生生之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生生”作为天之大德，命于人便成就了人之好生之德，即仁德，天之生物心赋于人，便凝为人之仁心，从而人之生命就可内在超越为天人合德境界。对此，朱子详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第3542页）[5］认为人德源自天德（兼地德），人心本于天心。又云：“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也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第3542页）[5］在朱子看来，“元亨利贞”本不涵具人文价值意蕴，到孔子时才被诠释成乾之四德，他说：“乾之‘元亨利贞’，本是谓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四德。”（第1645页）[3］元、亨、利、贞为乾元刚健不息地创生万物的天德，可以以“元”统摄之；天在化生时，元、亨、利、贞四天德命赋于人，就凝成仁、义、礼、智四人德，同样仁、义、礼、智四人德也可以以“仁”包含之。总起来看，朱子作为一个理学大师，同其他诸子一样，也深见《易》的生生之道，主张本天德立人德，即透过自身内在本具的仁心来体证天地无穷尽的生物成物历程，将自己生命内在超越为与宇宙大化一体合流的境界，从而涵养成刚健不息的生命情状和成己成物的圣贤胸怀。故而，朱子认为《易》所彰著的是“天人之道也”（第1673页）[3］。

然而，同程颐等理学诸子大异其趣的是，朱子不把《易》书定位成单单说理之书，而是终生力倡“《易》本卜筮之书”的卓识。《汉书·艺文志》曾指出：“《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朱子吸取这一观点，主张伏羲、文王和孔子三者所提倡的《易》道分属于易学的不同发展时期，不可混为一谈。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第1629页）[3］在这三个时期中，朱子又划分了上面所述的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的两个阶段。前两个时期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以占卜为主，同属以卜筮为教阶段。到孔子以人文精神“赞”《易》时期，为以义理为教阶段。由此，朱子提出了经传相分的治《易》路数，凸现《易》书本卜筮之书的本义以及《易经》以卜筮为教的《易》道，认为：“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第1622页）[3］ 并慨言：“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第1623页）［3］由此可见，朱子超迈诸子，持守《易》本卜筮而作的信念之坚。

虽然孔子所“赞”《易》道是以义理为教，但在朱子看来，孔子所讲的义理并不离卜筮：“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 （第1630页）[3］又云：“《易》只是个卜筮之书。孔子却就这上依傍说些道理教人。虽孔子也只得随他那物事说，不敢别生说。”（第1626页）[3］不过，朱子在强调《易》为卜筮之书的同时，还认为虽然《易》本来不为义理所作，但在占卜吉凶中，自然体现了义理。他说：“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第1631页）[3］可见，朱子一方面强调义理要以卜筮为基础，另一方面也重视以象数、卜筮求义理。由是，他对以往的象数派和义理派都提出了批评：“《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阕其所疑之过也。” （第3513页）[5］认为《易》之象数、义理和卜筮三者有着有机联系。首先，《易》之象数和彖爻辞形成来源皆为先民们占卜需要，王弼等义理派割断了象数同卜筮的本然联系，遮蔽了《易》本为占筮之书的本义，故而不能明象数之所自，以致所阐述的义理“疏略无据”。其次，象数及卜筮两者又符示着深蕴儒家人文精神的义理在朱子看来，主要是以彰显《易》的生生之道，来成就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一体合流境界的成己成物的内在超越之道，汉儒等象数派恰恰未能很好地扬发象数所符示的人文精神，尤其没能彰显人之生命内在超越之道，所以象数派不能推象数之所用，不能证成“为己之学”，以致陷于繁琐考证中。

概言之，朱子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有两个层面：一是实然层面，《易》为卜筮之书，以卜筮为教；二是应然层面，《易》为说理之书，以生生为道。实然层面揭示了《易》道历史本来面目，应然层面彰显了《易》道所涵具的人之生命内在超越至天人合德境界以成己成物的人文意蕴。故而，在朱子看来，不仅仅要以人文价值视域深见《易》的生生之道之无穷，尤其还要从客观历史角度分析《易》本为卜筮而作的传统之久远从而避免对《易》的过度诠释。

三、《易》不可易读

学《易》，可以无大过，故《易》不可不学；然在朱子看来，《易》又不可易学。在《朱子语类》中的《读易之法》开首，朱子门人便载乃师教诲：“《易》，不可易读！”（第1657页）[3］治《易》何以面临如此困境？

朱子认为形成治《易》之难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解读者杜撰见识之过。朱子警谕门人道：“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今人才理会二书，便入于凿。”（第1659页）[3］要想减缓治《易》的难度，首先须要消弭由于治《易》者杜撰见识所带来的对《易》道的遮蔽。为此，朱子力倡“虚心”学《易》。当门人问如何读《易》时，他说：“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其他书亦然。”（第1660页）[3］ “虚心求义”，道出了不仅治《易》而且治任何书的要诀，舍此则难谈客观同情的了解，自然也无法更好地窥见书中之奥义。

一般说来，每个治《易》者都想忠实《易》书本义，皆欲像圣人一般深见《易》道之无穷。然《易》书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得不到正视，使解读《易》书难免杜撰见识，以致契会《易》道难上加难。朱子说：“《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截功夫。”（第1626页）[3］在他看来，《易》书绝对不单纯是一本说理的书，认为：“若是把做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相反，如果只是作为说理的书，“便只是秀才用得”（第1625页）[3］。在朱子眼中，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背离了“《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来治《周易》，从而为治《易》增添了难度。他说：“此书（《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第3102页）[5］《伊川易传》是程颐毕生唯一著述，理学家都非常重视此书，朱子也屡屡称赞。但朱子又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第1653页）[3］认为程颐这种治《易》方式未能扣住《易》经本义，所以实际上不能说其在“解《易》”。所以说：“《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第1695页）[3］对程颐这种偏离《易》之本义来诠释《易》书的路数，朱子论曰：“记得有人问程子，胡安定以乾九四爻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说极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第1694页）[3］认为程颐因为不能契会《易》之本义，虽反对将三百八十四爻解读成三百八十四件事，但其解《易》“却又拘了”，“依旧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第1625页）[3］。因此，朱子认为能否根据《易》之本义，解读《易》书以更好彰显《易》道，至关重要。如果洞识了《易》之本义，再来彰显《易》道，便见《易》道之无穷，认为：“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相反，如果不明本义，而一味推说则不可，“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第1695页）[3］。鉴于此，朱熹作了《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以恢复《易》本卜筮之书的历史本然，从而更好和更容易地解读《易》书和彰显《易》道。

另外，朱子认为治《易》之难还在于：《易》不是只空说道理，它所涵具的成己成物的生生之道，需要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具体实行之践履之。他教诲门人说：“《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只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某旧时也如此，即管读得不相入，所以常说《易》难读。”（第1824页）[3］认为读好《易》并非仅仅在“灯窗下习读”所能实现的，必须“应接世变”，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力行《易》道。朱子一贯主张书中的道理必须“经历见得”，认为：“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第161页）[3］这里，朱子指出：理必须“经历”才能明，写在书册上的是圣人所经历见得的“理”。虽然圣人将自己所“经历”的宇宙社会人生之理概括出来，写进书册来教导世人，但阅读者必须经过自身切切实实地体证，才能真正明晓圣人所写的理。对《易》这一“天书”，“经历见得”更为必要和更为艰难。故而，朱子谆谆教诲道：“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第1659页）[3］可见，朱子所叹的治《易》之难有两层：一是《易》书难读，二是《易》道难习，这两层密不可分。《易》书彰显《易》道，只有习好《易》道，方能读懂《易》书。是故，要想读好《易》书，必须在现实社会人生中经历许多事变，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即物穷理”精神，在所经历的事变中不断体味消长吉凶之理和进退存亡之道。经历日久，格物日多，一旦豁然，就会达至“此心大段虚明宁静”之境，从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至此，方可像圣人一样“深见《易》道之无穷”，成就“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总之，朱子通过自己究心治《易》得出：《易》书因为彰显了圣人所深见的《易》道，所以不可不读；并且由于圣人深见的《易》道之无穷，所以又不可不像圣人那样，刚健不息地习行《易》道，以成就“无大过”的境界。但是，由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本义被历代解读者遮蔽，以及《易》道需要解读者经历见得，所以形成了《易》书不可易读和《易》道不可易习的治《易》困境。为了走出如此困境，朱子主张须要在明晓《易》为卜筮之书本义基础上，虚心平读和勉力亲体。

参考文献

［1］朱杰人，等.朱子全书(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朱杰人，等.朱子全书(四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解读易经篇3

    关键词：易学；李退溪；朱熹；卜筮；以传解经；经传分离

on li tui-xi’s yi learning aga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min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li tui-xi and zhu xi in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at tui-xi did not advocate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com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divination, but firmly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widely divergent from zhu’s hesitating attitude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originally an oracular book was not widely acknowledged then or later.

key words: yi learning; li tui-xi; zhu xi; interpreting the text with the commentarie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汉城国际易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题为《退溪易学初论》［1］的论文，重点探讨退溪易学与朱子的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退溪易学既承继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诠释》［2］一文，感到退溪易学观点有一点在那篇《初论》中没说透，现在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陈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国易学史上有二次扫雾的工作。雾是什么呢？雾就是指在易学史上出现的迷惑人的东西。它遮障人们的眼睛，必须予以扫除。据陈先生说，第一次雾，是“长久以来，易学界不仅以战国易来解古经，甚而以宋明易来附会古经经义，结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简朴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来扫雾的是朱熹。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极力主张有关易学的研究应回归《周易》的本义来进行了解。”“他在扫除历来旧《易》的迷雾，主张回归本义的立场，应给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雾是在朱熹之后，人们继续“以传解经”。这第二次扫雾工作是当代易学专家高亨、李镜池等人完成的。他们的办法是严分经传。看情形，还有第三次扫雾，陈先生未明言。我体会陈文的意思，这第三次雾是人们未能把《周易》与道家联系起来，从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扫雾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陈先生等道家易专家。他们扫的办法是，在严分经传的立场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书中有关人生哲理的经验智慧；二方面则在古筮语言之外，探讨《易传》哲学思想的形成；再试图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而试图重建道家易学”。

  陈先生指出的易学史上三次扫雾工作的意义，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那就是三句话：恢复《易经》卜筮之本来面目；把《易传》与《易经》划分开来，经是经，传是传；把整个《周易》划归道家。陈先生这三次扫雾的说法，在此我无意品评。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退溪身后，与退溪无关，此不赘述，现在单说朱子第一次扫雾及其对退溪易学的影响。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观点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牺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页）但是朱子只是说伏牺、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牺、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义理，并不曾说经是经，传是传，经传不相干。朱子说：“若伏牺氏之彖，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3］（第16页）朱子的意思，很明显，《易》本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传》，才从卜筮中推说出义理来。他告诫学易的人先读经文即卦爻及卦爻辞，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节节推去，道理尽可以无穷。可是朱子并没说读《易》懂本义之后就不必知推说义了。他只是强调读《易》要先明本义，然后知推说义。就是说，读《易》不可只读孔子《易传》而置伏牺易、文王《易》于不顾，颠倒经传轻重。朱子强调读《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读伏牺之易，只有卦爻之画，《彖》、《象》、《文言》一概没有。这才能见得易之本义——卜筮。然后读文王周公之卦爻辞，这还是就占筮说。再后是读孔子《易传》。孔子《易传》全是讲道理，可是道理还是从卜筮上发出来的，告诉人们此为什么吉，彼为什么凶。可见，朱子虽然将易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各有特点，但是他并不以为孔子之《易传》是与伏牺、文王之易断然分开的。如他告诫说：“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解之，则其命词之意，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3］（第21页）意谓读易首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然后要用孔子《易传》加以解释。舍弃《易传》而只读经文是不行的。朱子认为“《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虚’之类，有何凭着。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页）

不过，朱子对待经传关系问题，态度是矛盾的，一会儿说读易先经后传，经传并读，一会儿又强调读《易》要分经分传，各自推求。如他说，“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3］（第25页）显然经传分开对待。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朱子认为《易》为卜筮而作。前人论《易》，皆从义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虽然采取吕祖谦编的经传分开的古易版本，可是对待程颐《易传》，二人根本不同。吕氏笃信《程传》，朱子则于《程传》颇多微辞。朱子说程颐用自己的道理说《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继了朱子的观点，却未曾全部接受。对于《程传》的态度问题，退溪意见与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这一观点，退溪没有接受。这两点，1998年我在《退溪易学初论》一文已有论述。退溪学问一尊朱子，而在易学方面退溪却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讲过《易》为卜筮而作的话，也不曾批评过《程传》。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样犹疑不定，一会儿说经传分开，一会儿又主张先经后传，经传并读。退溪非常明确，无论说《易》还是解《易》，都是经与传合观，以传解经。陈先生所说发生在朱子身上的给易学扫雾的事情，退溪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中国易学一直到传播至韩国的时候，好象尚无人感觉到被蒙上一层雾。朱子之《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至少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退溪没有那样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对占卜不感兴趣。至于经传关系问题，退溪心中根本没有经传分观的想法。他都是依传解经，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证。依传解经的例子倒不少见。例如退溪69岁那年乙卯入侍朝讲，“因讲《论语集注》至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讲“六十四卦《易》理皆具”。这一句话就申明了他以为六十四卦并非单纯卜筮之书。并且讲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和“穷之灾也”这几句《文言传》的话来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至于怎样避免“亢龙之灾”，退溪又自然而然地举了《系辞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三句应之。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明人君而知此“可以无大过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录》）［4］(第17册546页)可见退溪不认为经文都是无哲学意义的占筮之辞。更不认为《易传》不能用以解释卦爻辞。

    另外，退溪对于时中、屈伸、谦虚、利，这些《易》之道的理解，显然都是由《易传》中体会出来的。关于时中，退溪说：“凡吾之显晦语默不可不随时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语》卷三）［4］(第7册338页)又说：“尧舜君民虽君子之志，岂有不度时不量力而可以有为者乎！”［4］(第7册33页)这一思想无疑得自《彖传》、《系辞传》。

关于往来屈伸，退溪说：“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书节要》卷三）［4］(第4册96页)他认识到往与来、屈与伸，相互转化，但不能一刀断。退溪这一卓见也是来自《系辞传》。

    关于谦虚，《易》贵谦。退溪对谦卦六爻及《彖传》理解至为深刻，而且身体力行。认为为学为官都以谦为上。

关于利。《易》经言“利”者极多，几乎无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据《文言传》理解“利”字之意义。退溪说：“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义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书》言利用之类是也。自人之为利而言之，在君子则为心有所为之害，在众人则私己贪欲之坑堑，天下之恶皆生于此。利之为言随处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录》卷一）［4］(第4册96页)又说：“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益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益。故曰‘利者义之和’。”［4］(第4册第108页)退溪完全依据《文言传》释利之义，与“利者义之和也”之《文言传》之义正相符合。

    以上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从来是经传相合的。依传解经，从未将经传分开看。但这些是散在各处的零星言论。若从它的诠《易》专著《周易释义》看，则更知退溪是经传合观的。他根本没有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意思。态度极为坚定。朱子那样一会儿经传分观，一会儿又依传释经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没有的。朱子释《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传》之推说义。强调文王经文之本义是为了证明《易》本为卜筮而作，又不忘说孔子《易传》的说法，两者兼顾而实质是重点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义》对于乾卦辞“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是典型的例证。在卦辞“元亨利贞”下，朱子说：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这里讲卦辞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义，后来讲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说法。说：“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钱穆先生评论说：”二程解经不合经意者多矣，朱子不尽废。惟朱子自解经，则务求其合本义。其论《易》，分别文王卦辞与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经，然《易》之本义有不如此。此等分别，实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朱子实际上肯定文王作卦辞的卜筮本义，不赞成孔子、程颐解《易》与本义不同之处，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废。

  退溪的《周易释义》与朱子异。退溪不强调孔子十翼与文王卦辞之不同。［4］（第16册）退溪卦爻辞与《彖传》、《象传》、《文言传》混到一起讲。干脆不讲乾卦卦辞，对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释，也不予注意，而对孔子《文言传》四德说则极重视。于其余各卦之《彖传》、《象传》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辞传》都特别重视。就是说，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样把经文与传文截然分开。

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当时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认同。他自己也承认，例如朱子晚年七十岁说：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3］（第19页）

    同时他又说：

        某尝说，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3］（第20页）

    《语类》又 云：

        先生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3］（第20页）

    朱子又说：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页）

    钱穆先生说：

        朱子《易本义》，在当时未得人信受。［3］（第20页）

钱说恰合当时实情。从后世的观点看，比较而言，程传之影响要比朱子《本义》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读易多信程传。李光地主编《周易折中》虽然列《本义》于首位，但涉及具体意见，于《本义》却不乏指点批评之处。对韩国易学的影响较大，韩国从中国引入易学，首先是朱子的《本义》和《启蒙》。但随后《程传》亦引入。在韩国至今流传程朱二书的合刊本，叫做《传义大全》。可见，无论在中国在韩国，《本义》并未把程颐《易传》打倒。这可能与朱子对程传抱着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有关。陈鼓应先生说朱子在易学史上的第一次扫雾工作，实未成功。如果说迷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朱子扫了之后依旧存在。

  韩国人治《易》，对待朱子的态度，退溪可谓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这样的：崇敬朱子，在理学方面以朱子是非为是非。而在易学方面，则不完全如此。朱子说《易》为卜筮作，退溪没完全相信。朱子说孔子《易传》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退溪不以为然。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退溪则主张读《易》把程传放在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朱子在经传关系上，态度犹疑不定，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我综观退溪全集，未发现退溪有离开《易传》解释《易经》的说法和做法。



  参考文献：

 ［1］吕绍纲.退溪易学初论［a］.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陈鼓应乾坤道家易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解读易经篇4

【关键词】 新课程标准 高中生 简易英文名著 阅读 实践

阅读是英语教学的基本技能和内容之一。《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对高中生英语阅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目标。通过阅读简易英文名著，学生可以了解到所学语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语言知识。

1. 高中生简易英文名著阅读必要性分析

1.1是对学生阅读材料的有益补充

外语学习不能仅停留在教材上少量的课文，而应该是大量的“可理解输入”，应具有可理解性、趣味性、非语法程序安排和足够的输入量（Krashen，1982）。目前的高中英语教材中所选择的语言材料和所设计的语言情景，基本上是从语言基础知识和教学的角度，力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因而被选入教材的英语名著极少。这种“空白”大大影响到“语言输入”的量，影响到对英语语言国家历史文化和语言知识的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简易英文名著的阅读是对学生现行教材、阅读材料的有益补充。

1.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对中国学生而言，学习英语最大的困境就是语言环境的缺失。这就容易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中产生畏难和厌倦情绪。通常，简易英文名著所涉及的是英语国家的文化和生活，大部分学生对这些文化、生活、人物、风俗过程都有想了解的强烈愿望，而且简易英文名著大都是英汉对译，文中还会有相关重要的生单词和短语的注释，很适合学生阅读。一旦他们读完一本简易名著后，会产生一种成就感，随之自信心也就产生了。

1.3有利于语言基础知识的习得和巩固

语言学习离不开单词、短语以及语法规则，这些又是我们中国学生英语学习上的最大障碍。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和途径就是进行英文简易名著阅读，因为，在英文简易名著编写时编者就充分考虑到了阅读群体的特殊性，其中的材料通俗易懂，单词量适中，体裁多样，句式变化也较少，学生在阅渎的过程中不会因为单词和句子的不理解而半途而废。学生阅读得多了，单词及语法规则经常在无意识之中得到复习和巩固。同时，学生有了充足的、高质量的语言输入，自然就会有高质量的语言输出，口头、书面表达能力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

1.4有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因而造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语言习惯、说话方式、风土人情等不尽相同。如果我们用汉语言文化来理解和认识英语某些特有的文化习惯，就可能产生冲突和理解偏差。因此，英语教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与来自英语国家的人交际是显得异常重要。正如托马斯所说的：“语法错误从表层上就能看出，受话者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一旦发现，受话者便会认为说话者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因此可以谅解。语用失误却不会被象语法失误一样看待。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便不会被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被会归咎于粗鲁或敌意。”而通过阅读简易英文名著，学生能更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弥补他们学习英语中欠缺的背景知识，进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2. 高中生简易英文名著阅读指导策略

2.1选读适合高中生的简易英文名著

简易英文名著很多，对于高中生来说，不可能一一而读，我们只能从中精选，既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词汇、语法和理解水平，不能盲目拔高，也不要轻易忽视初级读物。也要注重选读题材的多样性，最好涵盖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四种文体。从而由点及面一窥源远流长的英美文化概貌，并以简便快捷的方式领略其精华。这样，既能让学生获得一定的知识储备，也能获得生动的鉴赏体验，培养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技巧。

解读易经篇5

关键词：洋思模式；读说训练；数学学习

我校自2009年秋季开始学习洋思模式，推行“导学导教”，其核心就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先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看书先学，学不懂的、有疑问的，老师再讲，用练习检查自学，发现问题，这一过程始终强调学生说。五年来学生自学能力明显得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教学中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学生问问题时，老师让学生读题，学生一读题恍然大悟，就跑回去了。分析起来，一方面学生想通过问问题与老师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读题能促使学生思考问题、理解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在“导学导教”中我有意设计了读说训练，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现将收获和做法呈现如下：

一、数学读说训练可以促进理解

学生的思想要进入思维状态，有一个心理过程。教学实践证明，读说训练可以把学生的思想转入思维状态，从而开始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经过读说训练的数学知识易于理解，容易记忆，便于迁移应用。经过读说训练的学生，思维敏捷，表达清晰，思维错误明显减少。数学中可以读说的内容很多，如，定理、性质、运算、推理都可以用读说的方式教学。应用法则指导运算的教学，理解归纳出法则后，就要记忆法则，应用法则计算，这时读说可以很容易记忆法则。应用知识中读说法则，可以减少错误，指导运算。

二、读说训练可以提高数学学习兴趣

读说训练运用多种感官，使知识容易记忆，从而能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兴趣来源于对新问题的理解，读说训练容易记住基础知识，面对新问题，思维有了素材，为新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数学兴趣是在数学学习活动中，思维深入问题思考成功后培养和增强的。学生不会读书或读不懂书，就不存在兴趣。识字的人都能阅读，可是能读懂、会自学的人却不多。数学阅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解和巩固教师讲授的知识，把握基础知识的稳定信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质疑，从书中字里行间挖掘出丰富的内容，使所学的知识进一步理解、巩固与完善。读说训练是培养数学兴趣的一种有益尝试，经过读说训练的班级数学成绩明显优于对比班级。

三、读说训练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学生由于阅读能力差，不能正确理解题意，导致不能思考。常见题目长一点，复杂一点，学生就害怕，放弃思考。读说训练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了学生思考，这无疑对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数学阅读能力是指学生对文字符号认读感知，并通过逻辑思维的分析、综合、由表层意思到深层内涵内容到思想的感悟、理解和体会。通过阅读，培养学生对书面语言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进而提高学生认识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四、读说训练可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专心的）学习习惯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数学知识也一样，读得多了，在不经意间，学生思维活跃起来了，思维的大门即被开启。

学生的学习就是从读书开始的，读说训练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条路径，学习要从读说开始。

读说训练的方法有：

1.精选教材，让学生阅读，提问学生读懂了一些什么？

2.提出不懂的问题。

3.这个问题除了这种理解方式还可以怎样理解？一步一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

4.数学基本概念的阅读：（1）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在叙述中找出句子的主要成分，再找出关键的字、词、句）（2）怎样用数学符号表述这个概念？（3）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

解读易经篇6

[论文摘要]翻译是为了达到人类信息的共享，译者必须思考怎样以快捷省力有效的方式达到信息传输与接受的最大化，必须奉行经济性原则，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引入交易费用概念，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促成各方的合作共赢，谋求翻译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翻译的交易费用作为衡量的标准和指导原则，关于译文的优劣判断就不会那么空洞无力，这将有利于翻译批评建设，有利于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翻译的交易费用观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简便易行，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取舍和权衡翻译的利弊，能更有效地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或核心范畴，于1937年由科斯(coase ,r. h.)首次引人经济分析。其后，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的涵义、决定因素和性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使交易费用理论逐步完善。

交易费用范式的流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与交叉，经济学通过交易分析框架不断将其触角伸向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翻译学等领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将交易费用概念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西班牙的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 )。为了解决译界长期争论的何者(原文还是译文)为中心的问题，皮姆提出了交易成本模式，将原文和译文看作是为谋取共同利益而欲进行交流合作的社会生活中的两方，翻译就是交易费用，就是为促进这一合作所投人的社会努力，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可变的交易费用必须受到经济和道德的约束。皮姆的翻译模式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也颇具可行性和针对性。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所涉交易双方的合作，这种合作所取得的经济收益或社会效益必须大于翻译这一手段所花费的成本，即大于翻译费用，否则，翻译就毫无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的日益广泛，特别是人世以来，大量的各类翻译成为必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世界各国更需要携起手来，为应付困难，共渡难关，谋求长期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因而，研究翻译作为促进这一合作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翻译中各方合作共赢的最大化译者交易费用的最小化

在当今社会中，译者的效益观念是根本。首先，在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应确定翻译活动的价值，应该明确由翻译所促成的合作将取得何种效益。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一旦开始，翻译的交易费用就不可能为零，但译者可以将其减至最低限度，确保最大的翻译效益。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交易、协商与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所涉各方的共赢。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为确保交易合作各方的利益，译者必须进行各种协商，这种协商就是交易费用，在此，交易费用不可避免，而如何在合作各方的利益与协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点则是译者必须深思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要进行协调的所涉各方可以是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或原文)，译者(自身)与译文，原文与译文，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等，在处理各对合作方的矛盾冲突时，译者应以合作效益最大化，交易费用最小化为主导原则。

首先，正确理解原文是译者的首要本分。译者与原作者(或原文)的合作过程也就是译者与原作的对话过程或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就译者而言，合作的最大效益体现在译者对原文信息的最全面掌握，对原作者意图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从原作中获取教益和启示，从而倍感欣慰与满足。就原作者而言，其合作的最大收益即在于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能够被译者不折不扣地理解，其思想在译者那里能够得到回应与共鸣，从而有一种被他人理解接受的释然。译者与原文作者所进行的这一交易环节(或合作过程)的交易费用体现在译者阅读理解原文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上，比如，在搜寻各种与原文相关的语言文化信息和处理原文中各种不确定性问题上，译者所费的周折越大，交易费用则越高。因此，译者平时应注重提高自身的译员素质，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提高逻辑分析能力和解读原作的语言文化素养，这样在翻译的理解阶段才能真正扫除理解原作时的各种羁绊与障碍，才能真正做到灵活周全，驾轻就熟，减少翻译中理解这一环节所涉的交易费用。

译者(自身)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价值的充分体现上，在此环节，译者自身的价值就是能够将自己所欲表达的思想不折不扣地付诸译文文字，其不吐不快的感觉能够完全得以满足。译文的价值就是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译文能够充分彰显译者所理解的原作者的思想和原作的内容，体现所涉双语的语言文化特点等。以上理想状态的保持需要译者作出努力。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译者“左右逢源，运筹帷握”的能力，他要在其欲表达的原作内容、译文中所涉的两种语言文化、译文的语用表达效果和读者接受性等方面进行权衡、取舍，处理好各种翻译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以最小的交易费用达到其自身与译文两者最大程度的兼顾。

原文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各自的特色都能得以充分的彰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不排斥。两者的合作应不具任何原文语言文化或译文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思想倾向。两者为取得更好的合作，双方都需作出一定的让步，在某一方面应以一方为主，比如，应以原文的信息内容为主，考虑译文的接受性问题，则应针对译语读者口味，以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为主。应保证原文的主要信息能够得以准确无误的传递，即最充分地体现原文意图。如果原文的内容在译文中被扭曲，则违背了原文的利益。译文的价值和利益的理想状态下的体现应是具有最强的可读性和最高的译语读者接受率，承载最大的可接受的信息量。翻译就是要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保持以上所分析的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相对平衡点，使两者尽量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得其所。

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合作共赢体现在译文既能充分表达译者所欲表达的思想内容、保持译者所欲表现的语言文化特色，又能完完全全地被读者所接受，满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心理期待。译本是采用归化法还是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是以译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还是以原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这一切都应以译文读者的接受为定夺准绳。无论译者的译笔多么精妙，译作多么理想，没有读者的阅读，译作也是无的放矢之作。译者的交易费用如果大于合作利益，翻译则没有任何意义。值得提倡的是那些翻译交易费用小、翻译的社会效益大的译作，典型的例子则为林纤之翻译，为了达到救国图存、启发民智的作用，林纤在译介外国作品时，大删大砍原作内容，根据需求添加修改，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其译作与中国读者密切合作而达到共赢。就译作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而言，译者翻译的交易费用可谓微不足道，其付出是完全值得的。译者在翻译时，首先，应确定读者群的类型，如果是针对想了解原作风貌的学术研究型的读者群，译者应尽量采用异化翻译法，尽量贴近原作的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在译作中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使译文读者真正领略到他种语言的“原汁原味”，一睹原作风采。因此，译文的价值体现在被读者所阅读、欣赏与接受中，而读者与译文的合作效益则为读者从译文的阅读中获得了满足与偷悦。译者应以译文可读性、针对性、社会接受性和译文读者需求等为基点选取翻译方法，定夺翻译标准，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翻译交易费用，避免无用功，以促进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密切合作，取得最大的译文读者效用。

二、降低翻译实践中交易费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一般只关注对原作者的忠实，很少考虑交易费用，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译作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译者费力译出的东西往往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和审美期待，读者不愿花太大的力气或太多的时间去读一些艰深难懂的东西。基于此，译者的翻译思想应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一切从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出发，从译者和读者的传输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出发。因此，翻译实践活动具有从简的趋势，译者为使信息主干突出，去除影响语义信息清晰表达的繁枝冗叶，使译文简明直接，降低了翻译的交易成本。本文将以周文标先生所译的明人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例如:

1.《莱根谭》为明人洪应明所著，是一部内容丰富，充满智慧和哲理的奇书。

(赵丽宏，《莱根谭》序)

the roots of wisdom，written by hong yingming in the ming dynasty，is a rare book which contains abundant perspectives, wisdom and philosophy.(周文标译)

在此，汉语的两个词组“丰富”和“充满”用了一个英文单词abundant译之，可谓简洁明了，译者也省却了许多“周折”，读者阅读起来也颇感直接顺畅，这样，译者不仅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也降低了读者阅读的交易费用。

有时，译者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按原文逐词进行细腻处理，可以根据上下文需要，提炼总体语义译之，这样可以避免周折，提高翻译效率和信息传播效率。例如:

2.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so the accomplished man should be of great tolerance，and should not me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his own purity and moral integrity.

3.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s happened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we should keep calm and unhurried in our dealings rather than act indignantly to intensify the situation.

在以上两例中，译者未对“含垢纳污”和“父兄骨肉”作深人细致、精确人微的翻译，而是根据其语义深层内涵，对之概括译之或泛化译之，减少了对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进行处理的翻译交易费用，译文的信息传输也更加清晰直接，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又如:

4.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

by the time when the intrigues and maneuvers in the mind have subsided，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 will emerge of itself , so there is no need to linger and struggle in the sea of bitterness.

在此例中，译者没有将“月到风来”具体确切地译为描写型的“月光照我身，和风拂我面”，( the moon is shedding its light on me and the gentle breeze is caressing my face.)如果这样，则这种“煞有介事”的译法反而会使译文不自然。译者将其总体语义进行概况化的提炼，译为“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大自然精妙幽雅的美景)，避免了过于纠缠于细节的周折和麻烦，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使译文主题信息的表达反而更加明晰通达，提高了译文的表达力和可读性。

在许多情况下，汉语原文的描写精到人微，多有美文风和书卷气，对富有汉语特色的描述语，外国人的反应和中国人不同，往往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如将其硬译过来，外国人反而会感到语句晦涩难懂。因此，竭尽忠实的翻译反而会使译文滞重拖沓，语义模糊，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多了一层不解，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在保持基本语义的前提下，对一些虚泛华丽之词多采用省略法进行翻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翻译费用，同时还可以使译文的信息传输更直接有效。例如:

5.斗室中，万虑都捐，说甚画栋飞云，珠帘卷雨。

take a self一reflection in a tiny hovel and then i find that all the worldly vexations disappear，thereby realizing how worthless it is to admire the magnificent mansions with painted rafters and pearl—studded curtains”.

上例中，译出“画栋”和“珠帘”足以表达装饰华丽的豪宅，“飞云”和“卷雨”无须译出，其意也尽在其中。把喜闻乐见的汉语描述语硬译过去，外国人听来反而感到词句艰涩难以接受，不译，译文的味儿足;译出，反而冗赘，味儿淡。如果译者欲尽其能事，一切皆译得分毫不差，反而增加了雾障，使读者不得要领。因此，译者应惜墨如金，注意节省翻译费用，还读者一个清晰炼达的好译文。

对于典故的翻译，译者首先应该对译文读者期待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者仅关心典故所承载的相关语义信息，不关心典故的历史渊源的细枝末节，译者在翻译时也没有必要对此刨根究底，大动干戈，从而增加翻译费用。例如:

6.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窝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these are the magic tactics for a person to get on with his pursuit and shelter himself from harm" .

在此，“壶”意指“葫芦”，古时人们乘船渡河身上所系的救生法宝;“三窟”出自“狡兔三窟”，指逃生有方。译者对此未作详细的解释说明，而是抓住其语义精髓而将其译为“magic tactics"，可谓主题突出，简明扼要，遵循了节省翻译费用的原则。又如:

7.野兴在镜湖曲边，……

it is beside jinghu lake and the qu’e river where a person lingering about by himself would be mostly aroused to a feeling of wilderness".

对“镜湖”的汉语脚注为:“镜湖:古代长江以南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之一。在今浙江省绍兴会稽山北麓，与曲娥江相接。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以水平如镜，故名。”其英文译文为:" jinghu lake: adjacent to the qu’ e river，i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kuaiji mountain in today’s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us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irrigation works in ancient china(around the year of 140).the surface of this lake looked like a mirror, so nam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pronounced as ‘jing ’stands for‘mirror’ in english. "

原文引用“镜湖”，主要欲表达作者“林帕江畔，诗兴自涌”的情感，汉语注解对“镜湖”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英译文则无需面面俱到地对此作一番深究细察的考究，因为，基于英译文读者的认知角度和背景知识差异，在此，过多详细的解释反而会弄巧成拙，使欲表达的信息愈发模糊。因此，译文奉行了经济性原则，译者对一些相关性不强或西方读者认知有困难的部分略去不译，使条理眉目更加清晰，例如，省去了“古代长江以南”、“东汉永和五年”和“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等部分，译者择其要义而译之，大大地节省了翻译费用，并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在翻译时，句子结构安排方面也应奉行尚简的原则，宁可用单词，而不用短语;宁可用短语，而不用从句;宁可用从句，而不用句子;宁可用简单句，而不用复合句;宁可用一句，而决不使用两句。因此，将原文句子加以合并常常不失为简化翻译程序、减少翻译费用的有效方法。同样，合并后的句子也有利于读者集中整合句意，提高阅读效率，减少阅读的交易费用。例如:

8，所谓“咬得莱根，百事可做”，“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些民间俗语，其实都是对这本书的赞扬。(赵丽宏，《菜根谭》序)

as a matter of fact，the proverbs like“one who can endure chewing vegetable root will find nothing is difficult .”and “course clothes give warmth and vegetable roots fragrance，while indulgence in study brings about lifelong benefit .”are all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ze for the book.(周文标译)

这样，原文的两句并译成一句简单句，不仅可以使句意表达凝炼集中，而且还减少了重新另起句子的麻烦，避免“另起炉灶”，节省了翻译费用。

解读易经篇7

读书，读名着都要有读的效果。而没有效果的读书则不能称之为读。这里所说的效果，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熏陶，是一种语言的感染，是一种境界的提高。如果读名着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名着就大可不必读了。中学生读名着，哪些是该读的呢？这个评判标准就是要从效果出发。有一些中学生读名着，读完以后，仅仅能够记住的是故事的梗概，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文章的内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没有深入的了解。这样读名着的人就不必读了，他们可以选取一些肤浅的文章去读就够了。

中学生读名着，所读的名着应是近100年内的名着，因为这类名着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这当中所反映的社会背景都是被大家所熟悉，它当中孕育的思想和理念是易被人理解和挖掘出来的。这样的名着是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因为读这样的名着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更大的效果。对于一些发生在比较久远年代中故事，对于这类的名着，中学生可以少读，甚至可以不读。因为这样的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我们不熟悉的，是陌生的。

对于这其中蕴藏的意识以及其所内在地要表达的对象，我们很难挖掘、发现它。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名着，就像冰山一样，它之所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如果我们无法发现、挖掘水下的八分之七，我们大可以不读这样的名着了”。

解读易经篇8

解释学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认识论问题，它本身就是由对经典《圣经》的诠释而来。解释学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漫长的时间后，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的方法论。解释学领域可以分为两大派――古典派和现代派。两大派别所持理论和主张迥然有异却各领，可以解释面对当下“易中天于丹”现象受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赞同和反对。

古典派之于质疑者

解释学古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文论家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们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客观的，所以理解也应该是客观的。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认为文本意义是先在的，即文本意义是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已然赋予和确定的，强调解释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摆脱主观性，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达到文本意义上的“再现”。他们认为，史家、解释者的主观性是不能抹杀历史客观性的，因为对于经典的历史的解释就是通过理解史家来把握历史这个文本的原意的。古典解释学派坚持理解、解释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史家即解读历史、经典的人把意义说成是文本自身固有的，不能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要清楚解释者自己的各种偏见，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这是古典解释学派的理想。

《百家讲坛》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带着自己对这些经典作品个人化的理解，在央视传播自己的观点。易中天在品评三国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欣赏曹操，易中天不是第一人，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个英雄，也对曹操有好的评价。但关键是在具体的事情上，他表现了鲜明的个人倾向，颠覆了曹操在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历史价值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易中天认为：“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小人与伪君子的差别就在于做事是否无所顾忌，这一观点引来诸多学者的“板砖”。于丹在《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着“《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似乎读懂了《论语》，就会获得快乐。但是，孔子不是“快乐论”的主张者，他自己一生过得并不快乐：“道之不行，已知之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辈子的理想主张并没有实现，否则孔子就不会欣赏曾点的“暮春之游”了。所谓的“孔颜乐处”是宋儒周敦颐提示二程去探究的，而不是孔子本人所主张的，是指孔子、颜回在研究学者、探索真理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是一种心理满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心情愉悦。易中天、于丹习惯性地将现代人的思维移植到理解古人时使用，在讲解经典、历史时加上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引起学者的质疑，尤其是通过央视这么一个影响力大的媒体。传播学上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吸引民众的注意，从而给民众制定一个“议事日程”。鉴于此，向易中天、于丹抛去板砖的大多是一些学者。如新华网2007年4月16日的新闻“《解毒于丹》面世，十博士联手反于丹现象”，《解毒于丹》是李其、李零、费振刚、陈明、廖名春反对于丹而写的一本书。徐晋如博士认为，于丹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反对的是日益严重的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于丹现象”。文化名人、哲学家周国平更是言辞犀利：“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是励志，不能与国学画等号，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是迎合流行语言的说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等都认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对历史的态度不严肃；是在将历史内容娱乐化，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是品位低下的媚俗之作，是对历史的定位不清，是对三国的歪品。

这些学者们质疑易中天、于丹等带着主观色彩、个人见解品读经典历史，属于解释学中的古典派，他们从传统的学术角度出发，维护经典历史解读的严谨与纯正。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客观的，解释者只能是不断地接近、再接近历史的客观真相，而没有权利利用电视这个大众媒体把自己的一家之见传播开来，“谬种流传”，误导众多的接受者。他们认为，对于历史、经典中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经验推测出多种可能，但不能以偏概全。历史上的曹操、孔子、庄子，我们今天接触到的“他们”，只不过是后人记载下来的“物化”的东西，这书本中“物化”的一切和真正的人物、处于当时历史空间中的形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这是质疑者的理由。

现代派之于支持者

解释学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伽达默尔。他们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效果历史”，即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中同时存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解释者没有必要克服因历史性造成的主观性，因为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无法消除的，古典派认为的走出解释者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解释，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现代派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它的主体性是绝对存在的，因此不会有绝对客观的认识。因为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了解释活动的能动的创造性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不能单纯从对象或者被解释者这方面去了解和确定，而且要从主体方面去了解和确定。现代派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效果”，历史的“实在性”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出来。

除少数学生觉得易中天、于丹的讲述“有问题”“比较浮躁”“有哗众取宠之嫌”外，大多数青少年接受者喜欢并支持易中天、于丹式的解读，认为如果以此种方式给他们上课，他们会更有兴趣并不逃课。因为他们认为能力有限，阅读大部头的著作不太可能，传统文化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易中天、于丹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晦涩难懂的经典；让他们有所收获。北京出版社举行了一次网上投票活动，共184人投票，认为经典通读也需要“于丹式”解读的121票，认为“于丹式”解读会伤害经典的42票。①可见，大多数人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易中天对三国、汉代人物的品读和于丹对孔子、庄子的解释无疑具有主观性，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以现代的流行语言转换古代的语言现象。2.以个人的观点阐释经典历史。前者如易中天在讲“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说，“诸侯们都在那里唱卡拉0K、打电子游戏”，用现代人不思进取的行径来说明诸侯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有一些学者、评论家对易中天、于丹也持赞成态度，如李泽厚说：“把学术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他们能做这种学术兼及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著名的媒体评论员王石川、陈斌都给予易中天以高度评价，认为易中天揭下了历史的遮羞布，撕破历史的伪善面目，很好地传承了民族文化精神。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也认为易中天做了一件好事。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只要能够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就像卡拉OK和超女一样，于丹的存在无可争议。”②

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具备了现代性，如古代典籍中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策略，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作用，如何更好地传播、继承传统文化，满足现代人们对于人文精神消费的需求非常关键。文化传播是一件长期复杂的工程，易中天、于丹们借助今天的大众主流媒体解读经典文本，迎合了时下的潮流，也满足了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渴求文化的心理。但是主流媒体往往赋予他们一种“明星地位”，所以在传播过程中不能不特别谨慎。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文化传播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争鸣是很正常的事情。合理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应该既有为数不多的学者从事着严密和严肃的研究及论证，以引领文化前沿，也有更多通俗的传播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拉近权威学术与广大民众的距离。③解释学中对立的两派――古典派与现代派，正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易中天于丹”现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提供一个学术的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燕赵都市报》，2008年1月27日。

②《北京晚报》，新华网，2007年3月16日。

③《于丹式解读：传播文化经典引起学界的关注》，新华网，2007年3月19日。

解读易经篇9

关键词：中学英语;泛读教学;教学策略

现在，很多中学已经开设中学英语泛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教师把泛读当精读讲，分析词组、语法结构，导致学生的阅读重点和阅读目的不明确;很多学生手中的泛读材料难易程度不当，学生完成泛读任务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对泛读课程的阅读策略讲解过少，疏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

现行的中学英语新课程标准对阅读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学三年级需达到15万词的阅读量。这对于一直以来不受重视的泛读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学英语泛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类，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更是迫在眉睫。

一、中学英语泛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不适宜

很多教师选用的中学泛读材料难易程度不得当。教材整体上要么偏难，要么偏易，难易程度不适宜中学生阅读。在教材内容上，不贴近中学生的生活，引不起中学生的兴趣。在教材类型上，科普类文章、说明类的文章不太适合中学生阅读。有些教师没有吃透教材，对泛读教材的利用不充分。

2.教学目标不明确

很多教师在英语泛读教学过程中，混淆了精读和泛读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把泛读当精读讲，分析词组、语法结构，在教学目标中往往侧重于知识目标，忽略对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3.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不合理

大部分教学教师采用传统的讲授法，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仍然为泛读课的主要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没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泛读的积极性。

4.学生参与泛读的积极性不高

在目前的中学泛读教学中，任课教师对教材不够熟悉，对学生的了解也比较少，因此不能提供可理解的语言输入，选择适合中学生年龄段的泛读材料。由于泛读材料的内容、趣味性、难易程度不适宜，很难调动学生学习泛读的积极性。

二、中学英语泛读教学对策

1.选择适合学生年龄段的泛读教材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教学需要，对选用的泛读教材进行必要的删减和补充。不一定完全按照课本上的顺序和内容进行讲解。选择适合中学生的泛读材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市面上很难选择出一本理想的、适合中学生的泛读材料，那么我们可以创造性地整合教学内容，以一本泛读课本为蓝本，选择多种泛读课本为补充，再从各大英文报纸、杂志、英文媒体上进行精选，这样选择组合的材料从难易程度、内容时效性上才符合中学生学习的需要。

2.课堂教学激发学生泛读兴趣

在中学泛读课堂上，任课教师在教授语言知识点外，应该注重其他知识和能力的传授，如阅读技巧，并对泛读文章进行深入剖析，结合文章中体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讲解，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3.创新泛读教学活动

在教学中，可以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引入中学泛读课堂。比如，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知识讲解生动、形象。同时，根据泛读材料开展诸如角色扮演之类的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参与到泛读课堂教学中。

4.因材施教

让中学的泛读课能适应多元化发展的学生个体，教师能因材施教。泛读教学中坚持以知识为载体进行能力训练和素质培养，扩大学生的视野，通过课内大量阅读实践，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学生掌握阅读技巧，使之提高阅读速度。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增加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不同程度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泛读要求和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分层培养，因材施教。对于阅读能力好的学生，要提出提高阅读速度和单位时间内捕捉有效信息的更高要求。

5.泛读教学的培养目标多元化

中学泛读教学课程能使学生了解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素材，增强语感，培养阅读兴趣，扩大学生词汇量与知识面。大量、系统的阅读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略读、寻读、细读、评读等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与理解能力，使之逐步掌握阅读的多种方法，全面提高阅读能力。

通过学习中学泛读课程，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中学生交际所需要的英语词句，提高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还能让中学生通过阅读扩大知识面，获取与生活经验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信息，有助于培养中学生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源的能力。

解读易经篇10

【关键词】旅游英语翻译；必然性；创造性

近年来，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我国的入境旅游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外国游客都来到我国旅游观光。根据目前的旅游业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在此情况下，旅游英语翻译在入境旅游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如何创造性地翻译旅游英语就成为广大旅游英语翻译者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创造性地开展旅游英语翻译的必然性

（一）读者需要易看懂、易接受的翻译文本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西方的语言本体也大不相同。因此，在翻译旅游英语的时候，必须保证翻译出的文本能够让读者看懂且易接受。旅游行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需要人们去研究。在外国游客没有对其进行研究之前，它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让读者产生遐想。对外国游客而言，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文本。但对译者而言，他们就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满足读者的需求，创造性地翻译旅游英语，确保读者能够看懂、接受翻译文本。因此，翻译文本对译者的要求较高，它需要译者熟悉本国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并进行深刻地理解，还需要读者掌握和理解外国文化。只有译者能够先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才能保证翻译出来的文本能够让读者看懂、易接受，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二）文化差异需要翻译具有创造性

翻译能够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具有创造性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旅游英语的翻译也不一样，它不仅能够转换不同语言，还能转换不同文化，它是为了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将不同文化进行融合。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要排除不同文化的差异，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因为译文是对原文的创造性翻译。而旅游英语翻译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原文有自己的意境，译文是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的，因此，这两者的意境必然会存在偏差。为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排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拉近读者与译者的距离，使译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译文。旅游英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就要求创造性地翻译旅游英语。

二、如何创造性地翻译旅游英语

（一）在翻译策略上创造性地进行翻译

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也大不相同。我国有许多的风俗礼教，外国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就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文化传播。因此，在翻译时，译者要掌握和理解不同文化知识，排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选择最有效的翻译策略。例如，在山西平遥古城有这样一段话：In China，the two families ge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the wedding ceremony，and they will invite the elder to make the preparation and arrangement. 这段话是对中国古代《六礼》的翻译。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译者直接根据句子进行翻译，就会给西方人造成很大的理解困扰，也无法让西方人接受我国的价值观念。因此，译者在翻译旅游英语时，必须对翻译策略引起重视，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差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在语言层面上创造性地进行翻译

旅游英语翻译需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创造，也就是说按照读者自身的个性化需求来翻译文字。在翻译文本的时候，译者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情感，翻译的文字和句式中都暗藏着作者的情感，其译文内容也将作者的思想逻辑暴露出来。但是读者在阅读时根本无法理解文化差异，只是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进行理解，译者和读者的感情活动过程是不一样的，因此译者在进行字面创造的时候要兼顾两方面的感情，消除理解差异。例如对清末宣统三年（即1911）这一时间的翻译，由于外国读者对我国的历史朝代不了解因此不能直接翻译字面意思，因此要将清末宣统三年转化成公历年即“the 3rd year of Emperor Xuantong’s reign”。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我国的入境旅游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旅游英语的创造性翻译就是形势所趋，刻不容缓。因此，笔者对创造性地开展旅游英语翻译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如何创造性地翻译旅游英语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肖乐.试论旅游英语翻译中的创造性[J].外国语文，2011， 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