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雷雨十篇

时间:2023-04-09 21:31:05

曹禺雷雨

曹禺雷雨篇1

关键词:《雷雨》;诗意;人性思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01-02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们对《雷雨》的喜爱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有学者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剧作丰富的艺术内涵,有学者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然而,人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疑问,如鲁侍萍为什么远离家乡?为什么鲁家一家三口儿都在周公馆做事?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恰恰与其本身的诗意特征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部话剧来看,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诗化的剧作来读。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导演吴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者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按照曹禺的话说,《雷雨》很像诗人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需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②综合起来说,“诗意”是《雷雨》给读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文章尝试从整体上把握《雷雨》的诗意特征。

《雷雨》的诗意特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冲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胆自由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与幸福,最终,他走向了死亡,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公,不如说是人性选择下的悲剧。周冲在剧作中年龄最小,“有着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了四凤,认为四凤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女子,尽管四凤从未受过教育。在周冲身上,读者看不到一点贵族意识、封建等级思想的观念。他还打算与周朴园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费用分给四凤,试想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随着剧情的发展,周冲几乎是和四凤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凤共同“为着人类谋幸福”,他“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相对于周冲而言,鲁家是一个局促,污秽之地。鲁贵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惦记着钱,到处不忘自己的生意经;鲁大海身上带着火药味儿,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鲁恃萍此时正忍受着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对不公正的命运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抗议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局促、污秽之地,周冲却表现出其极度诗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张得慢慢地,像一支鹰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冲这段话是在鲁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说给自己的家人,而是说给了周家的“仇人”。从剧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来看,这段诗意的内心独白只可能出自周冲之口。如果把剧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鲁家分作两个阵营来看,那么这段诗意的独白被周冲在周家说出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相对于周家人而言,鲁家人的命运或许更值得人们理解和怜悯。曹禺这样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给鲁家人一份清凉的、诗意的慰藉,因为这个家庭的人活的太艰辛、太悲惨,这种诗意的独白也恰是剧作中人性悲剧的精神内核。

此外,鲁贵小唱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青春不再来!”也同样显示了这种诗意。从全文来看,鲁贵是最不具有美学气质的一个人。他和四凤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父女关系:他不听鲁侍萍的再三嘱咐,最终,还是把四凤带进了周公馆。他察觉到了四凤与周家大少爷有暧昧关系,但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稳固地位,他并没有严厉制止四凤(如他可以让四凤离开周家)。这句唱词出自处处不忘生意经的鲁贵之口,在某种意义上,它表达这样的内涵:花开花谢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还可能胜过去年红,可今日的人却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许鲁贵是在感叹四凤即将逝去的青春。简言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自己的青春。曹禺通过鲁贵之口,诗意地表达出其对剧中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上。毫无疑问,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相遇”是戏剧冲突的关键。根据剧情,侍萍在济南一所学校当清洁工,外出两年多之后打算回家看四凤和大海,而邻居张大婶却告诉她四凤在周公馆做事,她不顾一路的风尘,带着行李径直来到周公馆,于是“相遇”这一情节便发生了。对于他们的“相遇”,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欢的家具、摆设,坚持关窗户的习惯,而鲁侍萍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即离开周公馆。但是,相遇中,周朴园却没有生离死别后的惊喜,鲁侍萍竟没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号”,距离周家应该不远,因为四凤晚上回家住,有时周家子弟晚上开车去四凤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当她回家住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当地有个周朴园,有个周公馆。侍萍在外出打工的两年里一直与家人通信,且一再嘱托鲁贵不要把四凤带到公馆做事,鲁贵也曾将大海在矿上做了工头的事告诉过侍萍,那么“相遇”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事实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假如我们按照常理去推测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就很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的“相遇”与剧作刻意追求的诗意特征有紧密联系。作为一部话剧,《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戏剧审美意义的剧作冲突与巧合,这些冲突与巧合可能会有悖于常理,但它往往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设置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同样必高于生活。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真实等同于艺术、美学范畴之内的艺术真实。艺术细节的设置是为了作品构思、布局的需要而加以虚构、组织的。假如作品细节成了现实事件的简简单单的复制者,成了社会的传声筒,那么艺术的美何在?艺术的价值又何在?曹禺自觉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如从古希腊悲剧学说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还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示,从而深化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雷雨》中的冲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不断学习和变通的结果。

作为一首诗化的戏剧,曹禺很自然地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进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征性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有利于表现戏剧的想象力和艺术意蕴。《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象征性意象,如剧作中死气沉沉、充满压抑感的周公馆。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的象征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种极端和矛盾的性格,与狂躁郁热的“雷雨”的象征意蕴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个实存之物,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周公馆”“雷雨”“教会医院”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它们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剧作笼罩出浓浓的诗意特征。由此可推断,曹禺在选择这些象征性意象时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结构布局上。曹禺精心设计了《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昔日的周公馆变成了教会医院,舞台上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巴赫的宗教音乐弥漫在整个舞台上,读者很快从紧张的戏剧冲突中走了出来,体会到宗教般的神性之光。然而,“序幕”和“尾声”在为作品增加诗意的同时,人们却很难接受它的结局。十年后,蘩漪和鲁侍萍俩人都已经成了疯子。一个沉默孤寂的老人(周朴园)来到了医院看她们,彼此之间没有说一句话。一对年幼的姐弟看到了这一切,又像听“古老的故事”一样听人们谈起这件事情。可以说,剧本很巧妙地借助“序幕”和“尾声”将前后发生的事件连为一体,整部剧作的框架也相对固定和清晰。宋剑华曾经专门分析过《雷雨》的基督教彩色,他认为“曹禺借助“雷雨”、“教堂”、“巴赫的宗教音乐”,构成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奏出一曲神秘的随想曲。”④曹禺试图追求宗教和诗性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对剧作中激烈的戏剧冲突的净化、升华和超越。

《雷雨》主要描写了上层社会大家庭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性悲剧,造成该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大家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曹禺认为,“一个作品是要真正地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叫人顺着作家预先规定的思路去思,按照作家已经圈定的道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地广阔地去思索……,”⑤剧作没有简简单单地停留在对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揭露上,而是做了一种更为复杂深刻的形而上的思考,即人应该如何向命运抗争以及命运是怎样主宰着人类。虽说一代代的人们不断观看着这部伟大的剧作,遗憾的是,从《雷雨》开始演出到现在,它的“序幕”和“尾声”毫无例外地都被导演删掉。从某种意义来说,《雷雨》的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所能接受的水平。

1936年,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出了写“序幕”和“尾声”的用意,即“想送看戏的人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让观众的心中流荡有“诗样的情怀”,“引导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⑥诗意的现实是曹禺剧作自觉的美学追求。《雷雨》是一首诗,是一首叙事诗,看着那些在现实中忍受着煎熬、不能自拔的人们,曹禺精心设计了“序幕”和“尾声”,试图借助于宗教给苦痛中的人们找一条出路。至于曹禺设计的路是走的通还是走不通,其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求索过程,这种求索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宝贵充满诗意的求索。

诗人荷尔德林曾在《人,诗意地栖居》写到:“充满劳绩,但诗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毫无疑问,《雷雨》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居住”、“诗意地栖居”意境还差得很远,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居住”、“诗意地栖居”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雷雨》中的人们,无论是有罪还是无辜,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其命运总是悲欢无常,总逃不出命运的捉弄。曹禺通过《雷雨》正是在表达出这样一种哲理:人究竟怎样才能“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本文论述曹禺《雷雨》的诗意特征之根本所在。

注释:

①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②巴金.致《十月》,巴金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32页.

③⑥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序.

曹禺雷雨篇2

关键词:雷雨 曹禺戏剧 现代悲剧 审美

从20世纪初期中国国民的意识觉醒,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击,可以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质。曹禺正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一颗明星,他的著作《雷雨》虽然是他的处女作,却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在《雷雨》作品中,曹禺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冲突、家庭的矛盾冲突、社会的地位冲突等一系列的反差,强调他对于自身的拷问、对生命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关注,并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戏剧意象。

中国传统戏剧发展与西方不同,对于传统戏剧来说,“悲剧”没有一个完全的定义,它不同于西方传统“悲剧”的一悲到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悲剧没有完全的悲剧,其结局都是以喜剧呈现,或者剧情中参杂了喜剧成分。在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悲剧文化审美得到了新启发,剧作家不在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在对传统悲剧理念进行大胆的超越和改革下,现代悲剧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

一、“残酷戏剧”的审美意象

20世纪初,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提出了著名的“残酷戏剧”理论,他认为戏剧应该表现出本体精神上的痛苦,它涉及生活和生命本相,对宇宙及自然的法则进行揭示,直观暴露恶性本质。在其去世后,这种观念广为流传,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与此同时,曹禺在进行《雷雨》创作时,反复强调宇宙及自然的“残酷性”,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处,开创了中国残酷戏剧的道路。曹禺深刻的感受到了这种宇宙和自然给人们的残酷性,他将自己对于生命与人性的沉思融合到他的剧作中,在品读他的作品时,一种残酷之美油然而生。

曹禺在表现他对于宇宙的理解时,绝非以个别或者单一的因素构成,而是他对于宇宙的“残酷”的整体感悟。曹禺曾阐述过这一特点:“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无论你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这一悲惨的结局。《雷雨》中,四凤和周冲的结局似乎是意想不到的,也是对于宇宙“冷酷”的体现。四凤在剧中没有什么强烈的性格,她对于周萍的爱是纯洁的,但温柔漂亮的外表也让两位少爷成为了热衷的追求者,四凤的命运像是被安排着,她不像繁漪那样敢爱敢恨,敢于向专制强权反抗,她只是默默的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命运像是一根线,将她引向了深渊。与四凤命运相同的,周冲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十七岁的少年,但是梦想却被现实一次次的击碎,在命运交织的网中,他始终逃脱不了,死是他最好的解脱。与之相对的,周萍、繁漪、侍萍的结局,就像是生命的郁结,在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当中,被宇宙“冷酷”地吞噬。

曹禺擅长将事情“毁灭”,他的悲剧性贯穿始终,自故事开始就已经刻下了命运的烙印。在曹禺的人生经历之中,他深深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乃至这个宇宙太残酷了,在《〈雷雨〉序》中,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雷雨》就像是他在潜意识里催发的主观情绪的宣泄,也像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演绎,笼罩着悲剧的氛围,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构成了中心主题和丰富内涵。让观众在阵痛中对整个社会以及人类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雷雨》中,无论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戏剧性的巧合,都是带有残酷味道的,都是带有毁灭的悲剧性的。周萍与繁漪被世俗所不耻的不伦之恋,是命运安排下两人“未始而终”的残酷命运;侍萍与周朴园的相遇,一夜之间交织了三十年前周朴园“始乱弃终”和三十年后的今天血缘相知与阶级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巧合,戏剧进入白热化的“雷雨式”情感,随着繁漪哭声而落幕的残酷结局,是对于宇宙“残酷”地压抑着人性,人却只能压抑着嘶吼着,无能为力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把一切罪恶的本质归还给这一个个无能为力的人。

二、“戏剧诗”的审美表现

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戏剧诗指诗体戏剧,意思是用诗体语言写悲剧或者喜剧的作品,戏剧和诗常常是混淆的。戏剧诗具有抒情性,却又不等同于一般的抒情诗。一般的抒情诗,主观情绪强烈,而戏剧诗因建立于戏剧之上,通常是具有客观性的,以一种诗的戏剧性情节表述人物或者作者想要表达的抒情。但就中国话剧发展来看,正是与这种诗学理论相悖论,“社会问题戏剧”越演越烈的时期,曹禺深切体会到了戏剧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灵感和卓识,将他的戏剧升华到了戏剧诗的境界。

1935年春,《雷雨》在东京公演,杜宣和吴天在话剧排演之前,给曹禺写信,想把《雷雨》剧本的开头和结尾删去,原因是排演剧目过为冗长。曹禺看过信后大为不满,他认为如果将《雷雨》删减,剧情细节就会不完整,很容易成为一部“社会问题剧”,全无“诗意”可言。曹禺在回信《〈雷雨〉的写作》中,如是说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五四”后,中国戏剧出现“社会问题剧”泛滥的年代,曹禺的目光便不止局限于只探讨社会问题这以单一的层面了。

曹禺对于戏剧的抒发,不仅仅局限于展现社会的黑暗面,他着重于把现实生活“诗体化”,审美意义上的“表现化”、“象征化”。他将生活捕捉的“诗意”进行凝练、升华,如他在解释《雷雨》剧名时,他说“‘雷’是天上轰轰隆隆的声音,警醒他们;‘雨’是自天而下的洪水,把大地冲刷干净。”曹禺将《雷雨》象征化,才会有后来《雷雨》不断翻拍,每一次的翻演都会给观众更深一层的领悟。导演夏淳曾三排《雷雨》,却自己谦虚地表示过,就周朴园而言,每一次排《雷雨》,都会对他有新的认识。由此可见,曹禺对戏剧诗的造诣可见一斑。

三、人性的探索与人物形象内涵

曹禺善于对人物进行塑造,他在《雷雨》中塑造的人物周朴园、繁漪、侍萍等都富有深刻人性和美学意味,通过鲜明个性的人物以及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反应了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嬗变,将一种新时代精神在阵痛中走向新生的艰辛过程。

曹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他对于审美趋向的追求。对人性以及命运的探索,以及人物内心深层隐秘的探究,构成了整部戏剧的精神内涵。在《〈雷雨〉序》中,曹禺说:“我念其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智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隘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间。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曹禺以着这样高度的创作思维,决定了他在《雷雨》中所创造出的哲学高度和人性深度。

在《雷雨》剧中,繁漪的性格是如此的乖戾阴鸷,曹禺塑造的繁漪,“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地创痕。”的确,“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爱着周萍,不管世俗舆论,也不管伦理纲常,她像魔鬼一样抓着周萍不放,宁可牺牲了一切,宁愿将自己变成一个疯子。米歇尔・福克曾说:“最后一种疯癫是绝望的疯癫,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绝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而繁漪的性格也造就了悲剧的必然性,升华了整部戏剧的精神内涵。

曹禺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闪耀着富有魅力的人性之光,她们闪耀在现代戏剧的舞台上,活灵活现,经久不衰,成为剧坛上的一个个神话。

曹禺的戏剧是现代性的,他在戏剧中所反应出的现实,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具有诗情画意,是一种诗意憧憬的现实。对戏剧的审美要求更是达到思想性的追求和艺术性的追求的高度统一,因此才有说不完的曹禺,演不完的曹禺戏剧,才有曹禺戏剧无穷的魅力。在曹禺看来,从素材到作品,剧作家需要不断的筛选、提炼、升华、结晶,形成独到的思想、艺术和美学内涵的和谐统一,这才会赋予作品以生命。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2]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3]迈尔克・莱文森:《戏剧中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4]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曹禺雷雨篇3

曹戏剧的特点 浪漫而有诗意

1935年《雷雨》东京首演之前,导演致信曹禺,表示要去掉序幕和尾声。曹禺回信中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在《雷雨・序》中,曹禺再次表示:保留“序幕”和“尾声”的用意,是让观众看完戏后,心中还流荡着一种"诗样的情怀"。可见,诗意是曹禺创作的有意的追求,剧中的主人公,从周冲、繁漪到愫方,其生命的轨迹便是一首在闭锁的世界里的竭力挣扎和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向往的生命的诗。

《雷雨》中的周冲是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一个角色,他的关于“海、天、船、光明、快乐”的理想随着他年轻的生命一起转瞬即逝,繁漪对于命运大胆无畏的挑战张扬着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关门戏”中的愫方在“天塌了”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闭锁的世界。这就是他的剧的特点, 凝重而有诗意。与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的显著特质就是主观性。艾布拉姆斯曾用“镜”与“灯”作比来揭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认定浪漫主义“诗人所反映的世界,业已沐浴在他自己所放射出的情感光芒之中”,以此标尺来衡量曹禺的剧作,它们显然是属于“灯”,是其心灵创造物。

当然,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曹禺的浪漫主义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是曹戏剧的特点 浪漫而有诗意。

人物行为举止审美化的处理

曹禺早期剧作,有两类人物引人注目:一类是以蘩漪为代表,包括鲁大海、仇虎等,属于曹禺激赏的“敢爱敢恨”系列,但他们也都无力挣脱“狭之笼”的束缚。二是以周朴园为代表,包括周萍等人他们曾“敢爱”或“敢恨”过,但后来都慑于文明的压力而放弃了。这些人物行为举止都作审美化的处理过。

曹禺笔下的人物,很难给他们下结论,好人,坏人。《雷雨》中的周萍,用作者的话说,他只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作为长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他应当是周朴园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他却是一个私生子,母亲出身低贱,早早就离开了他。父亲受的是腐朽、虚伪的封建文化教育。这样造成他那懦怯、脆弱、自私、贪图享受、优柔寡断的性格。他要继承父亲的衣钵,却又缺乏周朴园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没有兴家立业的“雄心”,却有贪图享乐的劣根性;他想摆脱蘩漪,追求四凤,却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这种种的苦闷和矛盾构成了这个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性格。所以曹禺说:“周萍是最难演的……”

对周萍,曹禺明知“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可仍要求“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可见他对人物的浪漫主义审美化的处理。

曹禺早期剧作的“浪漫主题”

历来人们都从社会问题剧的视角来诠释作品的主题,这与曹禺的本意与剧作文本的本然面目并不相符。就《雷雨》他抗辩道: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但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

曹禺雷雨篇4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生创作了无数戏剧,然而到现在还为人们广为流传和喜爱的大多为他的悲剧作品。《日出》、《原野》与《雷雨》一起被称为“生命三部曲”。曹禺的悲剧写作手法和所揭露的社会黑暗制度,不论是在民间还是文坛都起到了轰动作用。他发展了中国戏剧的悲剧艺术,奠定了话剧这一新生的文化形式在中国的地位。他悲剧创作中所采用的结构方式和艺术手法,更是被以后戏剧的创作视为楷模。其辉煌的悲剧创作成就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幅画廊添姿加彩,堪称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大师。曹禺把关于生活、社会、人本身的探索和感悟融进戏剧作品,在我们面前形成一个澄明透彻的境界,而且散发着精神力量的光彩。然而曹禺创作得悲剧不论从结构上,语言的应用还是悲剧的写作手法上,都是经典和不可超越的。

一、曹禺戏剧的悲剧结构特点

曹禺的悲剧多采用封闭式结构,可以说曹禺在运用封闭式结构上是泰斗级人物,他早期的悲剧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采用的都是典型的封闭式结构。封闭式结构包括的范围比较小因而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是其反应在曹禺悲剧结构的主要特点。曹禺一般只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主要集中表现戏剧性危机;与此相关的过去事件、冲突起因和人物关系,则通过回顾或内省的方式随着剧情发展逐步交代出来。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这种戏剧结构集中性强,人物较少,情节紧凑,结构严整,便于层层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和揭示深刻的思想意义。《原野》中将创作背景放在陌生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北京人》第三幕瑞贞和愫方的那大段台词,在平淡中迸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击力量。更加深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纠结,悲痛之情显而易见。《日出》是曹禺继《雷雨》之后的又一杰作,它改变了曹禺戏剧先前的内在封闭式结构,而改用人像展览的开放式结构,并突破了《雷雨》“太像戏”的艺术局限,愈益显得自然真实而“掖人心”(鲁迅语)。这是曹禺先生在艺术探索上取得的又一次成功,是对传统戏剧结构的一次重大革新。

二、曹禺戏剧的悲剧语言特色

语言凝练委婉、意味深长是曹禺悲剧语言的一大特色。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悲剧人物思想和感情强烈碰撞。在《雷雨》中,周朴园和鲁侍萍多年后的重遇,并没有美好感情的火花出现,而是通过他们先后四次的简短问话,将陈年旧怨逐层揭露,同时又含蓄而深刻地显示出他先是敷衍。继而惊惧,终而只得承认是侍萍的渐趋紧张的心理。作者将人物的思想的变化,性格的矛盾,感情虚伪表现得层次分明。回环起伏,由隐微至显露,终而达到波涛汹涌的悲剧高潮。

语言精准、传神也是曹禺悲剧的语言特点。如《雷雨》中侍萍急切盼望见到分别了三十年的儿子周萍,但她却亲眼目睹了他动手打了自己另一个儿子鲁大海,她悲愤至极,不禁大哭着走到周萍面前责问他:“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侍萍在情急之下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她却急中生智用了“萍-凭”的谐音暗转,悬念由此化险为夷。这一转口,非常生动、贴切地传达出了鲁侍萍当时万分悲痛而复杂的感情。

曹禺戏剧语言独特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富有象征色彩与哲理内涵。这一特征首先表现在剧作家通过剧中人物的话语来表现那富有哲理象征内涵的主题。如《雷雨》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喊“闷”、“热”,尤其是蘩漪更是说:“这屋子怎么这样闷气,里里外外,都像发了霉。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热极了,闷极了,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小心,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通过她的言语,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是躁动的,压抑的,隐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

三、悲剧表现手法

曹禺雷雨篇5

关于《雷雨》最初的想法是曹禺还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想到的一个故事,后来曹禺跟来访的记者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当曹禺80岁时。提起这初出茅庐的事,还感动不已。为了创作《雷雨》,曹禺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查资料,记笔记,想问题,别人去玩了,他在看书,别人放假回家了,他还在图书馆里看书。一个假期不休息,奋战酷暑,笔头磨光了,身体消瘦了,……这一年,北京人艺第四代演员又演出了他的《雷雨》,他向医院请了假去看。事后他问女儿万方:“你觉得怎么样?还能看得下去吗?”万方知道他并不想听评论式的话,他想听的是普通观众嘴里说出的话,像“挺有意思”,“真够复杂的”,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最高兴。于是,她如实回答了父亲的问话。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走了进去。一个钟头过去了,没见人出来,可是房内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人还是没出来。家属等的不耐烦了,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书,一手拿着毛巾拍水。

学。然后知不足。越是有成就的人,头脑就越清醒。曹禺直到晚年还时常感叹自己学习不够。没有学问。偶尔他也会谈起自己年轻时的写作经历。写得怎样酣畅淋漓,仿佛讲述一个他做过的迷人的美梦。

一个人的任何成就均同他的付出成正比的。曹禺在创作《日出》时,为了搜集素材,曾三下“鸡毛店”。原来,他约好两个乞丐来教他唱数来宝。也许因为他穿着大褂的缘故,竟被两乞丐怀疑是警方的暗探。于是就没有敢来。曹禺不得不半夜里冒着严寒二下那个最下等的小店。去找那两个人。然而却使一个八分醉意的罪犯模样的人误会了,他动起手来。险些打瞎了曹禺的一只眼。他的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潜入社会的下层。终于熟悉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写出《日出》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来。他在看了话剧《丹心谱》之后,道出了自己写剧本的内核:“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划人物这个问题上。而刻划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人物的动作、发展、结局,都是来源于这一点。”“人是很丰富的,很复杂的,很深刻的,也是很宝贵的。什么叫深刻?就是深下去。再刻几下子。往哪儿深?往人的灵魂里。”

曹禺雷雨篇6

复习指津

万壑惊雷,倾盆大雨

陈惠荣

关于戏剧

戏剧是一种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它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按作品类型可分为悲剧、喜剧、正剧,按题材可分为历史剧、现代剧、童话剧,按情节的时空结构可分为多幕剧和独幕剧。

作者曹禺

曹禺(1910-1996),中国现当代剧作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曹禺1928年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广泛钻研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等的剧作,为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大学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这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后来曹禺又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王昭君》等剧作。

《雷雨》概要

20世纪前期,北方某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一家住在一幢豪华住宅内。30年前,当他还是个大少爷时,曾引诱女仆的女儿侍萍,并生下两个孩子。为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阔小姐”,周赶走了侍萍和鲁大海母子俩。侍萍被赶走后与鲁贵结婚,生下女儿四凤。鲁家父女无意中当了周家的仆人,鲁大海也当了煤矿工人。周朴园现在的续弦夫人繁漪因不堪忍受周的折磨,与周萍私通,同母异父的周萍又与四凤相爱,周冲也在追求四凤,而周朴园与鲁大海父子相互为敌。这些内幕是因蘩漪通知侍萍到周家来而被揭露的。于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四凤触电而死,周冲为救四凤不幸送命,周萍也开枪自杀……

人物形象

周朴园:曹禺先生说过,“周朴园坏到了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地步。他是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这个人物形象在家庭中是专横暴戾、冷酷无情的。他对妻子蘩漪没有夫妻感情,要的只是让她在孩子们面前做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榜样;对儿子蛮横无理,不许有任何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在对待侍萍的情感上他是虚假伪善的,他怀念的只是“死去”的侍萍,当知道站在面前的竟是她本人时,马上翻脸不认人;在政治上他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在经济上他是丧心病狂的“吸血虫”。

侍萍:一个深受迫害的劳动妇女。她的身上体现着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美德和反抗精神。30年来,她饱尝人间悲苦,对有钱人怀着仇恨和警惕。在与周朴园不期而遇时,她撕毁了周开出的支票,也撕碎了他的伪善外衣。她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仍无法避免女儿四凤掉进深渊。侍萍无力解决这一切,只有归之于命运,性格有软弱的一面。

周萍: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培育出来的自私懦弱的畸形儿,一个矛盾的人。他对于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畏感,在家庭中感觉压抑,否则不会与后母产生感情。四凤的出现,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活力。他想摆脱蘩漪的干扰,也决定离开这个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敢面对问题、极力逃避的人。

四凤:一个年轻的女孩,怀着对爱情的期许,抱着对母亲的敬爱,努力、小心、谨慎地活,但仍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她不是母亲侍萍形象的简单重复,但遭受的悲剧更反映了那个吃人社会的残忍。

鲁大海:一个有思想、有行动的年轻工人的形象。他看透了周朴园为了赚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阶级本性,当他知道周朴园这次又用钱平息了罢工斗争后,无情地揭露了周的种种罪恶。但是他身上也存在着斗争经验不足、性格鲁莽等弱点。此形象与别人相比,还显得单薄。

周冲:纯洁无瑕,是“夏天里的一个”。对社会现实还缺乏起码的理解,还生活在缥缈的憧憬和梦幻之中。他的死,既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愿望的对立,又暴露了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的深重罪恶。

艺术特色

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真正体现话剧艺术特色的是人物语言,而能否做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话剧成败的关键。《雷雨》中人物语言就极具个性化。不同的人物语言各有不同,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和各自感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周朴园简短、盛气凌人的语言,鲁侍萍时而和缓、时而冲动的语调,鲁大海直截了当的语言,都与人物各自的身份相吻合。

多线索的情节设置与场景集中、结构严谨的高度统一。《雷雨》中周、鲁两家8个人物在有限的空间(周家客厅与鲁家住房)和浓缩的时间(一天的上午到午夜2点)里,集中展示出两家前后30年的复杂的矛盾纠葛,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可是在曹禺笔下,剧情虽然复杂,却毫无紊乱之感,相反,多种矛盾冲突都被置于严谨的结构之中。

直通高考

1.下列句子均与著名剧作家曹禺有关,请选出错误的两项( )( )

A.曹禺除《雷雨》外,还创作了剧本《原野》《茶馆》《北京人》《王昭君》《胆剑篇》等。

B.从艺术角度看,《雷雨》采用的是“回溯法”;《日出》则采取的是“横断面”的结构方式。

C.《雷雨》中周萍是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培养出来的自私懦弱的畸形儿,可以看作周朴园形象的补充;四凤不是她母亲形象的重复,她遭受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明那个吃人社会的残忍。

D.《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的影响。易卜生是挪威剧作家,他曾创作了剧本《玩偶之家》。

E.周朴园将自己儿子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原来住的房间模样,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周对侍萍还是有真感情的。30年前让侍萍离开,实在是迫于家庭的压迫;30年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想弥补自己的过失。

2.下面是《雷雨》第二幕开头的一段舞台说明,请指出这段说明在全文中的作用。

曹禺雷雨篇7

关键词 《雷雨》;通俗,艺术;世俗欣赏;文本构思;人性思索

曹禺是现代文坛的一位戏剧奇才,《雷雨》是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经过五年的精心酝酿,曹禺终于在毕业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戏剧《雷雨》,《雷雨》的完成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其前卫的时尚性与哲思的超越性把其定格在时代经典的航标中,成为一座永世的丰碑。

一、世俗欣赏

《雷雨》演出后,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票房3个月爆满,随后预定演出的订单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来,由上海辐射到全国各地,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自身优势获得的票房高峰。而《雷雨》之所以会获得如此的票房轰动,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了人性体验补偿美学。

首先,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预期。这里有母子的,有兄妹的,有上一辈的主仆,有下一代的主仆。有周朴园与繁漪、侍平的三角,有繁漪与周仆园、周平的三角,有周平与繁漪、四凤的三角,有四凤与周平、周冲的三角。更有交织在一起解不开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夫妻矛盾(周朴园与鲁侍平、与繁漪)、父子矛盾(周朴园与鲁大海、与周平)、兄弟矛盾(周平与鲁大海、与周冲)、母子矛盾(周平与鲁侍平、繁漪)、母女矛盾(四凤与繁漪、与侍平),所有的爱恨情仇,在这里被演绎得痛快淋漓,符合了一个通俗片所具有的能满足人们感官刺激的需求。

其次,是故事情节设计环环紧扣高潮迭起,险象悬生,引人入胜。话剧中,冲突的戏剧性、人物的传奇性、情节的偶然性和逻辑的必然性在此都得到深刻地体现,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一天的时间,一个接一个的意外,一个接一个的巧合,一个接一个的高潮,层层叠起。梅(鲁侍平)30年后来到周公馆是意外,周朴园相逢鲁侍平是意外,大海出来个父亲是意外,周平多了个妈妈是意外,对周朴园来说繁漪和周平的情人关系是意外,甚至对繁漪来说周平与四凤的兄妹关系(四凤已怀孕)更是大大的意外,太多的意外,也太多的惊讶,而更多的是残酷。侍平介入30年后的周家是巧合,周朴园介入楼下的争吵而点破谜底也是巧合,而最后结局一死一大片也含巧合之意。整个故事发展到了最后,所有人都被震惊了,故事中的人物被震惊了,故事外的观众也一样被震惊了,这个结局太偶然也太必然了。故事始终有悬念让你关注,周朴园强迫繁漪喝药是高潮(喝不喝),周、梅相逢是高潮(闹不闹),侍平逼四凤起誓是高潮(起不起),公开隐私更是高潮(结局会怎样)。直到最后悬念被揭开,才知道为什么周平伺候繁漪吃药那么尴尬,为什么繁漪被认为是“疯子”,为什么侍平逼着四凤起誓,为什么大海会出走,为什么这个楼上会住着两个女疯子……

再次,是兼容并包的社会立场。《雷雨》是适合任何人观看的戏剧,有属于各个阶层追求的偶像人物。有劳动阶级的代表英雄――鲁大海,有穷小子的心中偶像贵妇人――繁漪,有怀春少女倾心追慕的白马王子贵公子――周平,有青春诱惑的年轻美貌侍女――四凤,还有精于算计的无赖管家――鲁贵等等。各种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各自追寻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京剧中的花旦,男人看的是扮女人,女人看的是男人扮。人们生活需要幻想,而在这里正好能满足人们的这个希望。同时它又提供给学者知识分子可解读鉴赏的思想内涵,里面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有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有成熟的戏剧写作技法,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有好看刺激背后的深深思考,所以《雷雨》真可谓是八面玲珑了。

二、文本构思

曹禺就读于清华的西洋文学系,因此对西方戏剧有着大量的接触。从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再到奥尼尔,曹禺都有所研究。而在《雷雨》的创作中就有着西方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内涵。

命运悲剧来源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可以看做是命运悲剧的代表。在故事中,俄狄浦斯王越是想反抗“杀父娶母”的预言,越是进一步走上这条预言之路;老王竭力摆脱预言却正是在实践着预言。《雷雨》中鲁妈越是想远离周家,结果却偏又来到这周公馆;侍平想让四凤近早离开周家避免悲剧的发生,结果却恰恰加速了悲剧的发生;繁漪想紧紧抓住周平,结果却促使周平更早的离去(最后死去);周平执著的想在四凤那里找到幸福,而与四凤的结合却是他最大的不幸。所有主动的反抗争取都化为了无奈,每个人都想摆脱困境却阴差阳错地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更大的困境,冥冥中似已有安排。所以,侍复地喊:命啊。因为在曹禺的心中一直有一种对神秘主宰的憧憬,不管它是上帝,是命运,还是自然法则。

性格悲剧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是个很有心理深度和哲学高度的人性命题:结局来源于选择,选择决定于性格。哈姆雷特最终所作的选择,让他可以揭露事实真相使叔父的灵魂遁入地狱,却也让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繁漪也作了选择,她已经觉醒,选择了“雷雨式”的复仇与反抗,这同样是一条危险而艰辛的路。如果哈姆雷特选择暗杀叔父,他几乎没有危险,但这就不能完成重整乾坤的重大使命了;如果繁漪选择仍作过去的富太太,再找一个情人,那她也无危险,但她那被撕裂的心将永远无法弥合了。所以他们追求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复仇,正是这种选择,才推动故事发展,导致故事结局必将是一死一大片。哈姆雷特和繁漪两人都很清醒,但不能说冷静与理智,因为哈姆雷特的心病(是死还是活着成了问题)、繁漪的心魔(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相交织)对他们来说都是驱之不散的难题,这是人类的通性,正是他们的这种性格把他们推到了一个必然的悲剧。

社会悲剧来源于易卜生,代表是他的《群鬼》和《玩偶之家》。《群鬼》中女主人公海伦的儿子就是其酒色之徒父亲阿尔文行为和性格的延续;而《雷雨》中周平也可以看做是周朴园的行为在下一代的补充――子承父业(对待侍女)。海伦抽出对丈夫阿尔文所有的爱投入到孩子的抚育上,倾注了全部心血,期望孩子不要与父亲一样,而结果孩子却是另一个“阿尔文”,所有的希望最后都被毁灭;繁漪把从周朴园那里抽回的情感全部投入到周平身上,而周平却同样粉碎了她所有的希望,这是社会时代的必然。而《玩偶之家》则正式提出了女性问题,女性摆脱玩偶地位的艰难境遇。娜拉认识到了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毅然决定反抗出走。《雷雨》中也同样的对女性给予极大的关注,在男权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是得不到保障的,仅是男人的摆设,只是这里的反抗更直接,更有冲突性,侍平、繁漪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三、人文思索

曹禺的作品不仅有着时代的现实意义,更有着不同凡响的哲 学命题。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多的是其对生命体验的思索,这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困境”命题,却又暗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更突显出“曹禺式命题”时代超越性的人文价值。

1.剧情的残忍。

曹禺处理的残忍是人性的残忍、是命运的残忍、是人世无法接受的残忍,甚至有人叫它“曹禺式的残酷”。《雷雨》中最为核心的、着了魔的、催促悲剧发生的、雷雨式的、不计后果报复的、失去理智的人物繁漪,最后在知道结果(周平认母)后都震惊了,都怜悯了。都感觉到了命运残酷。而接下来的是一夜间三个孩子死去,一个孩子消逝,两个夫人疯掉,只剩下一个罪魁祸首的孤零零的老头独自让悔恨、凄悲、无助啃食着灵魂。

2.命运的迷惑。

曹禺对人世沧桑的理解可以上升到形而上的范畴。人对于自然而言太渺小、脆弱、无奈了,人类自以为主宰了世界为所欲为,实际上人永远处于一个应对的地位,只是在不断挣扎,不断反抗。而结局总是走出一个旋涡又陷入另一个陷阱,永远的危机永远的困惑,酿成主观性和非主观的悲剧。《雷雨》中似乎有一口残酷的井,人掉进去,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最终他们都走向灭亡。也许达就是作者所迷惑的希腊的命运、希伯来的上帝、中国的自然法则。

3.欲望的热火。

曹禺在这里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原始欲望、生命的力量。这是由于人性和社会压抑造成的人类精神的萎靡,曹禺渴望有一种力冲破这层阻碍,释放压抑的千年郁积,还原一个纯然的本性。繁漪的体内就有这种在地下奔腾的岩浆,岩浆所爆发的力是由它所受到的压力决定的。所以繁漪健壮的生命热火被长期看作疯子的冷漠及炙热的岩石被冷水所激的后果足以产生雷雨爆发式的效果。

4.压抑的世界。

曹禺所描写的环境都是压抑的,不管其外在环境是郁热还是明朗,忧郁永远是主色调。《雷雨》中自然环境是闷热的透不过气来,繁漪不停地扇折扇子,窗外是不停的蝉叫声;而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抑郁不安,等待着未知的结果;故事的整个矛盾冲突皆原于压抑(压制)。正是这种压抑的生存世界才导致作者的思考。

曹禺雷雨篇8

【关键词】 曹禺;《雷雨》;代际冲突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中最富盛名的剧作之一,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雷雨》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众多的导演、批评家和观众,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关于它的阐释和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中的重头戏。80多年来,研究者对它的主题、人物、冲突、语言、影响、演出、接受、改编等各个角度的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聚焦于这部话剧中的父子冲突、母子冲突问题,试图阐释《雷雨》中代际冲突的类型、原因及其美学意义等问题,以此为切入口来阐释《雷雨》这部剧作的独特魅力。

代际冲突是指两代人由于知识、思维、情感和行动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矛盾关系。较早研究代沟问题的M.米德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的世代关系之中的。1960年代以来的诸多青年运动都表明,“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的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互相望着”[1]6。而作为一出以家庭为背景、以家庭中的极具戏剧化的冲突为主要情节展开的话剧,代际冲突可能是激发作家创作激情的重要因素。在接受田本相先生的访谈时,曹禺先生说:“其实,我的家很简单,人口不多,但是,这个家十分别扭,我不喜欢我的家。”[2]9他曾对父子间的某些事情记忆犹新:“这一巴掌给我印象太深刻了。父亲这个人想来真使人可恨,这就使我联想起《朝花夕拾》中,鲁迅写的《我的父亲》中扼杀儿童的情景。”“我对我的父亲又是爱,又是恨,又是怜悯。”[2]82他谈到了家中父子之间的冲突:“我父亲这个人脾气很倔,他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我哥哥三十多岁就死了,到现在我也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我大哥也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非常不调和。”[2]9而当谈及《雷雨》的创作初衷时,他说:“我初次有了《雷雨》的一个模糊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段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3]8我们不难想象,发生在万家的诸种令曹禺晚年都记忆深刻的代际冲突可能正是激发他创作激情的源泉之一。

在《雷雨》中,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主要包括父子之间的冲突和母子(女)之间的冲突。首先我们来看父子冲突。《雷雨》中的父亲有两位,一位是周公馆中的主人周朴园,另一位是周公馆中的仆人鲁贵。儿子主要有周萍、鲁大海和周冲三位。按照故事情节对以上两代人的冲突进行排列组合的话,剧中的父子冲突主要包括周朴园与周萍、鲁大海、周冲之间的父子冲突以及鲁贵与鲁大海之间的父子冲突。

周朴园与周萍的冲突最初源于封建家长专制与懦弱而压抑的儿子的无声抵抗。“专横、自信和倔强”的封建家长式的父亲周朴园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长期的压抑使周萍的身心备受摧残,在极度的苦闷中周萍竟然与他的后母,成为父亲的情敌。这又导致了他内心的莫名的恐惧与自责,所以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他又将四凤作为救命稻草,发展了另外一段不伦之恋。第四幕,周朴园尚未清醒地意识到周萍与四凤兄妹,当他要求周萍认母时,发生了以下令人感慨嘘唏的一幕:

朴 (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萍 (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朴 (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萍 (痛苦万分)哦,爸!

朴 (尊严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如果说前一段不伦之恋是明知故犯,那么,后一段不伦之恋确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究其根源,应该归结于周朴园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所以说,周朴园与周萍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父亲早年在两性关系方面犯下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剧作家独具匠心地将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父子冲突引入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阶级冲突。当周朴园的二儿子鲁大海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父亲周朴园的面前的时候,昔日的富家公子已经变成了一位矿工,并且是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资本家父亲面前。他历数周朴园图财害命的种种罪状,比如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3000多名工人,诅咒他“断子绝孙”。没料到周朴园早已收买了另外三个罢工代表,同时准备将鲁大海从矿上开除。在这种冲突中,大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这位被诅咒的资本家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和父亲在不知不觉间构成了一种超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阶级关系。通过这种父子关系的构设,《雷雨》所揭示的问题便显得更加广阔而深沉。

周朴园与周冲的冲突带有更多的时代内涵。作为沐浴在“五四”精神中的年轻一代,“身体很小,却有着很大的心”的周冲的思想比周萍少了更多的“因袭的重担”,因此他“在美的梦里活着”,思想虽然难免单纯,但不乏执着的精神。我们看到这个充满着理想的精神,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五四”青年一直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想象生活的。“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和判断,去审视一个以前从来未有的世界。”[4]23他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游走,最终却落得自己心爱的人成为哥哥的情侣,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却“大方”地理解哥哥和四凤的恋情。当他看到鲁大海被打的时候,他也当着父亲的面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这些“正确”的言论和行为却受到了父亲的呵斥。在这里,曹禺所展现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与“五四”时代的民主、自由以及平等的对峙和冲突。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胜利的永远是父亲,通过这种父子冲突的结局,曹禺反思的是“五四”精神在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一种新兴的理念在面对强大的旧传统时的命运。

再来看鲁贵与鲁大海之间的父子冲突。鲁大海与鲁贵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是养父与养子之间的关系。对于话剧来说,这种独特的父子关系可谓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它可引发出诸多的矛盾、问题、冲突,它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也是一般的父子冲突难以涵盖的。鲁贵与鲁大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畸形的人伦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奴才气十足的鲁贵与勇敢率直的鲁大海屡屡发生观念、言语和行为上的冲撞。在面对主子“周冲”时,鲁贵低声下气地讨好并愿意接受馈赠,而鲁大海却坚决地拒绝。在知道周萍与四凤的恋情时,前者暗中支持并企图从中渔利,而后者则是充满着愤怒和不平。这种父子关系的冲撞所展示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不同精神状态和追求、觉醒了的“无产者”与自愿为奴的“无产者”之间的较量与斗争。在这种交锋中,实际上胜利的也是父亲。曹禺所思考的也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觉醒了的“无产者”的困境与出路。

母子(女)冲突是代际冲突中的另一种类型,它是指母亲和孩子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引起的矛盾冲突。在《雷雨》中,这种类型的冲突几乎无所不在。这部剧作中主要有两位母亲形象,一位是繁漪,另一位是侍萍。这两位母亲几乎与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存在较为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原因、特点及其功能的叙写中隐含着曹禺对女性、对家庭、对、对命运的深刻思考。

先来看作为繁漪的母亲与儿子们的冲突。具有“雷雨”似的性格的繁漪与其继子周萍之间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大致基于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周公馆的专制导致的年轻人的压抑,包括精神上的压抑和性的压抑。二是周萍与繁漪的个性特征。周萍和繁漪这两个被压抑的年轻生命因为爱的苦闷、性的苦闷而突破了伦理规范,最终在周公馆发生了不伦之恋。虽然这段畸形的恋情因为四凤的闯入而发生了突转,但是繁漪死死缠着周萍不放,周萍却冷漠地说:“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她对周萍说: “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我不能受周家两代人的欺负。我要让你尝尝一个女人受伤害时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也仍然无法挽回即将失去的人,情急之下竟然提出如此对策:“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只要你不离开我。”在与周萍发生冲突的过程中,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也成为这种不伦之恋的牺牲品。起初,繁漪和周冲的“冲突”还是比较缓和的,仅仅是一些成年人对“孩子”的“幼稚”观点的不在意和嘲讽。

冲 我一定要告诉他的。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我,我仍然是尊重她,帮助她的,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

繁 你真是个孩子。

冲 (不高兴地)我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

但是,后来她在三角恋的竞争中完全失败,在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性的疯狂心理作用下,她竟然怂恿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去和哥哥竞争夺取四凤,鼓动儿子与周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繁 (整个消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冲 (受侮地)妈!

萍 (惊)你是怎么回事!

繁 (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了你――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正如周萍所说的那样,繁漪完全忘记了周冲“可怜的样子”,“没有一点母亲的心”;也正如繁漪所说的那样,“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她也不是一个“母亲”,这些正是源于、也开始于她与周萍的恋情。的涌动和理性的丧失导致了繁漪母性的丧失,她宁愿去做一个真实而自由的女人,敢爱敢恨。在周公馆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女性与母性发生了巨大的对立和冲撞,母子冲突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伤害和惩罚。在这个冲突中,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冲突的原动力。

接着我们来看侍萍与周萍、大海和四凤之间的母子(女)冲突。周萍是侍萍多年未见又不能相认的儿子,周公馆偶遇时,侍萍悲喜交加的感情难以掩饰,她看到周萍打鲁大海的时候,有了那句有名的“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的著名台词。后面较为重要的冲突,一是在周萍与四凤的恋情暴露后,二是在两人已经同居怀孕的事暴露之后。在这两件事情暴露之初,侍萍是两人关系的唯一知情人。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延续到孩子身上,她一时难以承受以致晕厥。后来真相大白,周萍无法接受现实而自杀。在这个冲突过程中,导致的罪恶感是母子冲突的深层原因,而阶级身份、社会地位的差异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侍萍和周萍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激烈的对撞的话,侍萍与大海之间的冲突则较为缓和。他们都来自底层,加上是母子关系,在观念、经验和思维方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源于对四凤的婚恋的不同态度。当四凤和周萍的恋情暴露后,大海想狠狠地打周萍,而侍萍阻拦大海,放周萍逃走;而当周萍答应和四凤结婚时,大海答应而侍萍坚决反对。这其中的主要原因都是侍萍作为其中人物关系的知情者对他们关系的恐惧以及自责。侍萍与四凤之间的冲突大部分和侍萍与大海之间的冲突重合。两个身份、地位曾经相似的女人,在青春年少时都与自己服侍的少爷相恋,但是结局都令人叹息。侍萍对女儿与周萍关系的阻拦以及与女儿发生的冲撞固然有对女儿重新走上自己人生道路的惋惜,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令人恐惧的不伦之恋。

通过对以上的母子(女)冲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母子、兄妹)不仅是《雷雨》中母子冲突的一大模式,也是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这其中包含着曹禺对与道德、自然性与社会性、潜意识与意识、情感与理性等问题的迷惑、恐惧、反思和批判。既有语言、行为方面的冲撞,也有深层心理的开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省思,《雷雨》成为一个“说不尽”的经典。

代际冲突是《雷雨》中诸多戏剧冲突中的一种,所以它具备一切戏剧冲突的意义,它是戏剧故事的支点,塑造了人物形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借助于代际冲突,曹禺在《雷雨》中展开了对原罪的反思、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人物性格追问和命运反思,这些意义不言而喻。在此,我们想阐发的是《雷雨》中的代际冲突的那些尚未被研究者充分意识到的独特的美学意义。

这些代际冲突的构设,大大丰富了《雷雨》这部剧作的思想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思想内涵含混、难解的剧作。父子间的冲突所携带的人性反思、命运追问、阶级批判、封建专制与“五四”精神的冲突、伦理反思等等问题都通过这些独特的父子冲突或隐或现地蛰居于这部剧作之中,在等待观众和批评家的分解和辨析。李健吾称《雷雨》是“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田本相先生曾用“说不尽的曹禺”来说明曹禺其人其文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用“说不尽的《雷雨》”来形容这部剧作的复杂和深入。

剧中的代际冲突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曹禺的家庭中的类似情况,现实与艺术的互渗互融让我们意识到《雷雨》的某种抒情特征。压抑于作家内心的愤懑、不满、自责、委屈通过《雷雨》终于找到了一个抒发的途径。“这种抑压感虽然不能说是与生俱来的,确实带有他的生命的本色。”[5]5这就使《雷雨》增加了诗性特征。难怪曹禺一直坚持说,“《雷雨》是一首诗”,“是一首抒情诗”;而钱谷融先生也指出:“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很有诗意……他善于用诗的眼光看待生活,即摆脱世俗,又不离开现实。”[6]89

曹禺试图思考现代女性的出路这样一个公共话题。关于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话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纠缠着现代知识分子,通过《雷雨》及其后的作品,曹禺一直在探索者这一公共话题。相比较而言,曹禺对女性的问题的探讨也许更有价值,《雷雨》中的女性都是因为的受阻而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这也许说明曹禺对女性解放的观念在自由、民主、独立之外,要加上理性这一原则,这也是对“五四”时代的女性“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独立宣言的一种讽刺或者说补正。

作为一个早年丧母的作家,关于母性的思考也一直纠缠着曹禺。自《雷雨》到《家》,对母亲形象的刻画与母性的思考一直是曹禺戏剧延伸的一个问题。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母亲经过怎样的转型、如何转型才是合理的?这一问题,曹禺也许没有给我们明确或者准确的答案,他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思考在于如何在与道德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保持母性。同时,他通过家庭中父亲的缺席状态下的母子关系和冲突给了我们某些启示:母强子弱,繁漪和周冲就是这种类型;母弱子强,侍萍和大海属于这一类型。其中的共同点在于,儿子也都属于非理性的个体:或者个性懦弱、富于幻想;或者情绪激烈、富于反抗。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2]田本相,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曹禺.雷雨・序[M]//曹禺研究专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4]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5]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J].戏剧艺术,2010(6).

曹禺雷雨篇9

时光流逝,转眼曹禺老伯已诞辰百年。2011年,从中国到莎士比亚的故乡,都有以曹禺作品改编的名剧进行的纪念演出。入冬后,黄梅戏《雷雨》又在安徽和京城演出。曹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享用不尽。

曹禺老伯曾长期住北京医院。1991年国庆节前,我曾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他。曹老续弦的上海京剧名家李玉茹,总陪伴于身旁和床前,我看到老俩口感情甚笃,曹老伯总是亲切地一口一个“阿茹、阿李”地叫着她。那时,曹家子女都忙于上班和写作,不能陪伴卧床的父亲,全由李玉茹昼夜照顾。

我向曹老伯请教创作上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从未有厌烦送客的表示。告别时,他一定坚持坐着轮椅亲自送我到电梯口。后来,我让人送去中秋月饼和我下乡劳动过的农场送来的蜂蜜、大枣等,他还亲自握笔给我回信:

“伯翱,你送来了这么好的农产食品,又是你下乡劳动过土地的硕果,真不容易,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对我这么友好,祝你身体学习都好。

曹禺 1991年9月6日于北京医院”。

大师为我写序

《三十春秋》,是我1961年开始在《北京晚报》发表的首篇文章,到1991年30年来所有发表文章的第一本文集。到2011年,我已在准备出第四本了。如今遇上太平盛世,我的“春秋”自然越写越快,这也是熟能生巧吧!

记得《三十春秋》出版时,由于中间有“”十年浩劫,那时父母都被打倒,我在河南也从上山下乡的“模范典型”成了“黑党委培养的黑藤上的小黑瓜”,根本不可能写或发表任何东西,但我10年下乡劳动所在地的河南人民出版社,还是看上了我前曾出版发行的“劳动日记”和后几年发表的散文,决定编辑出版我这本《三十春秋》。

于是某日,我和吴祖光家的公子吴欢俩人抱着一堆稿子,像怀揣着个小兔一样,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北京医院曹禺老伯的病房。见到我们,曹老伯照样十分热情,夸奖几句,就开始翻阅文稿清样。

期间,他让我们喝茶,跟夫人李玉茹聊天。一个多小时后,曹老已从头至尾翻阅一遍,口中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写的好――”突然他拔掉氧气管,让夫人扶他下床,披上衣服,再戴上老花镜,说:“这篇序我得再好好看看!”

他手握着笔,一边念,一边修改,甚至不放过标点符号,把文中所提到的刊物没有加书名号统统加上;还把一句“1962年他被父亲,我的老朋友万里送到河南农场锻炼”改成了“我的友人万里同志――”,把“六十年代万伯翱是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改成“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他坚持把“朋友”改成“友人”,把“第一批”改为“第一人”。

作为与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等齐名的戏剧、文学大师,当代话剧泰斗,如此看待提携一位青年,并如此认真教诲一个我这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使我热泪盈眶,受益终生。

为我的藏画题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范曾先生曾为我画了一张《庄生梦蝶图》。画面上,一代先哲庄子先生一副醉态,头枕青石和衣侧睡,一对彩蝶在广袤无际的天空欲飞欲驻,自由翔往;梦中的庄子微闭双目,脸色微微泛红,他翱翔宇宙的思想,变成了自由自在的蝴蝶翩然起舞……这幅画作感染了戏剧大家吴祖光,他欣然提笔,在范先生的画上题写了: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范先生此画有深意焉,吴祖光已巳”。

曹禺先生是接转吴祖光先生后题写的。我记得时间较长,约三四个月后我才拿回画卷,中间曹禺先生还特别打电话“请教”吴先生讨论如何题写此款识,最后曹先生提足精神命笔了:

“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蝶乎?梦乎?醒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曹禺浅识于丁卯”。

一画三大家。两位大家先后题款,圆了一段佳话。

风雨会郭老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我和曹禺老伯的女儿万黛同乘火车去北戴河。

万黛大我两岁,刚从北京十二中考上北京医学院,念大学二年级。七八个小时的路途,我们聊了不少她父亲的事情。记得我们都很遗憾,她父亲解放后就再也写不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这样的经典传世之作了。

到了北戴河,我们同住在海边一座位于山上的招待所。一天晚饭后,曹老伯正遛弯,飘下了淅沥沥的小雨,不能再散步了,曹老伯便回去伏案写稿子。此时,山下有两三个人拾阶上山而来,中间的长者披件黄色风衣,还有人给他打着伞。他们来到院门口按响了门铃,我和曹禺女儿都跑去开门,来者中一位秘书摸样的人对我们说:“孩子们,快去叫曹禺同志!郭老来看他来了!”

贵客突然而至,小院里显得忙乱起来。曹伯来不及更衣换鞋,穿着毛巾浴衣拖踏着凉鞋出来,口里惊喜道:“郭老您怎么不通知一声就来了?”万黛匆忙去沏上龙井茶,还端上一盘水果。郭老虽然戴了助听器,但听起来仍然吃力。

之前,郭老的儿子曾告诉过我郭老耳背。那是1965年我下放农场时,郭老读大学二年级的儿子郭世英之前因所谓“反动思想问题”,也被下放到我所在的农场“劳改”。他还告诉我,父亲听力不行,是17岁时一场伤寒大病所致。

两位文学巨匠高一声低一句,交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们谈到了彼此写些什么,好像郭老在写郑成功,曹禺在写王昭君,都正在杀青阶段。曹伯大声请教郭老,他戏中有一幕表现当时汉宫中流行的游戏,就是用羽毛短箭投掷于瓶壶中,以多少来论输赢。“郭老您知道这种投箭游戏吗?每支箭上尾部带几根羽毛呀?”郭老笑着扶了一下眼镜答道:“你也真认真啊,我也不知道是几支箭,每支上有几根羽毛呢!我回去再查问一下吧!”

我们一起把郭老送出大门,曹伯还扶着郭老,不时提醒脚下有门槛和台阶。大门外石阶下,郭老和警卫、秘书等坚持不让再送。夜幕下,我们目送郭老一行很快消失在湿滑的山径小路中。

观看《雷雨》电影

我和父母一起在北戴河时,除了每周一场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能白天在大厅打打乒乓球。打球时,我爱和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配对双打,对方则是元帅独子贺鹏飞(生前任海军中将)和廖承志伯伯搭档。贺元帅当总裁判,他和大家坐在大厅看比赛,让我们自己记分。

有一天,我和父母来到电影厅,一起观看了香港电影明星们演出的影片《雷雨》。我记得观看电影的还有郭老、贺老总、、廖承志、荣高棠、穆青等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孩子们。

以我们十几岁的年纪,看《雷雨》大剧是敏感而又好奇的。这是曹禺发表在1933年的天才处女剧作,他把旧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前后长达30多年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环境浓缩在雷雨交加的一天中。在这个夜晚,激烈的人物性格对抗和社会矛盾的交错冲突不断,最终完结了两代人的恩仇怨恨。这些,对我们这些正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还是似懂非懂。大厅里,大人们有时还高声议论两句,孩子们没有多少发言权。

我还记得第二天父母碰见了曹禺,当时曹伯特别强调:“香港编导歪曲了他的原著主题,着重了两代人而忽略反封建罪恶的强烈意识。”当然,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曹公也只能这样讲吧!父亲和母亲一起也曾在北京人艺看过《雷雨》话剧。实际上万方和李玉茹阿姨都对我讲过,解放以后,这个剧一直是北京人艺保留的经典剧目,她们还通俗地说是人艺的“救命戏”,因为过去总是“人艺”演一场客满一场,票房是有保证的呀!现在已过去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言论空前自由了,我看有关媒体讲到1993年“青艺”演出的新版《雷雨》,已删除了鲁大海这个人物。这还不算,2003年,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联袂演出的《雷雨》在以上基础上,恢复了1933年版的序幕、尾声和神秘的基督教气氛。2011年,上海戏剧学院的《雷雨》不但强调宗教情怀,而且导演强调他自己对《雷雨》的解读为――“一个男人和先后两个女人的情爱故事” ,这恐怕更远离了曹老的强烈反对封建礼教杀人的初衷了吧!

记忆的点滴

解放后,曹老伯尽管在政治上受到尊重,但在创作上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我知道对曹伯本人而言,这是件极为痛苦的事,但他仍然很努力地尽力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贡献。然而,“”的打击,更使他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摧残。

据我所知,那10年中,造反派对艺术家的和封杀是令人发指的,当时他和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还有舒绣文、于是之等等一批“人艺”名家都被造反派关在布景工厂中的“牛棚”中,边学毛著边劳动改造。在数九寒天中,天还没有亮就被赶起来抬煤,打扫厕所和清扫大街,还时不时地被造反派拉去肆意批判、斗争。

打倒了“”,他彻底解放了,但身心已深深被击伤。虽然曹老心底也不时重新燃起创造的欲望,凝结创作冲动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70好几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但仍然坚持收集各种素材,甚至于都开始动手了――他还想写呀,但总写不出来写不好了。正如他的女儿万方所说,他心里特别难受,有时忧郁和悲壮起来真想从窗户跳出去。

曹禺雷雨篇10

所谓精神传记,就是为传主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脉络造型立传。它根据传主的各种作品与著述,结合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文化语境,探究传主的精神演变,进而揭示传主灵魂的裂变、精神的矛盾以及思想的局限。《曹禺:戏里戏外》不再像以往的那些传记作品那样,以叙述传主复杂曲折的人生为己任,也不侧重于对传主作品的解读批评,而是专注于为传主的精神世界造型立传。

解析传主精神密码

作为精神传记的写作,首先要抓住传主的精神核心,也就是贯穿于传主人生经历中的思想密码。《曹禺:戏里戏外》在为曹禺精神立传之前,叙述了古希腊的“司芬克司之谜”的神话故事,进而引出了这本书解谜答疑的写作目的。如果说古希腊的“司芬克司之谜”,解开的是“人的发现和人的命运”之谜,那么张耀杰写作该书是为了解开作为一代戏剧大师曹禺的精神之谜。书中通过对于曹禺的人生经历与戏剧创作的深入研读,发现了曹禺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以及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根深蒂固的身份特权意识。这与曹禺自己在《〈雷雨〉序》中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完全一致。如此一来,张耀杰就把握到了打开曹禺艺术大门的钥匙,从而找到了通往曹禺精神世界及艺术世界的一条隐秘幽暗的独特路径,进而触摸到了曹禺复杂多变的孤傲、苦闷、抑郁、迷惘、敏感、软弱的多重人格和矛盾灵魂。

如果说常见的传记通常从传主的家庭背景及其个人身世开始叙述,那么精神传记则应追溯传主精神发生的逻辑起点。在了解到曹禺的密码模式和特定身份之后,读者随即可能提出的问题是,曹禺的这种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涵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曹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密码模式?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身份投入他的艺术创造?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张耀杰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所提供的文化背景及其童年时代的文化记忆进行追溯,寻找其最深层次的精神渊源。该书首先将目光投向曹禺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曹禺自幼丧母,养母薛咏南没有生育,待他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从而孕育了他的恋母情结,“决定了他对于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圣美化”。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官场失意后与继母一样“诵经礼佛”,为少年曹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宗教因子。万德尊的喜怒无常,又令幼年的曹禺产生了一定的憎恨心理和叛逆情绪。如果说前者构成了曹禺精神大厦的重要支柱,那么后者就为曹禺的艺术表达增加了变数。青春期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南开最大的特色是组织校园剧社开展戏剧演出,这不仅给曹禺提供了参与戏剧活动的宝贵机会,锻炼了他表演和导演能力,而且促使他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戏剧。就是在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中,曹禺充分感悟到戏剧创作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在剧情处理方面“戏不够,神来凑”的普遍规律,这种戏剧处理后来成为曹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南开读书期间,曹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在这篇小说中,曹禺由初恋触发的欺软怕硬地牺牲美好女性的男权特权式的复杂情绪和精神面貌得到了初步表现,并且形成了他“既执迷神道又离经叛道、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高度女性化又极端男权化、既有童话神话般的情怀又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天地间的残忍’的高度宗教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青少年时期初步形成的这种高度宗教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为曹禺日后的戏剧创作和精神发展埋下了伏笔。

精神传记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