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十篇

五言诗篇1

〔关键词〕 四言诗；楚辞；音节分化；五音节诗；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91－05

〔作者简介〕沈亚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1189。

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并非简单的积少成多，而必先有整体的焕然一新，才有字句的安排和提炼。钱穆曾指出：“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能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能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1〕正如同有必定生于无，五言诗也一定发生于非五言诗。笔者以为，五言诗最初便栖身于四言诗，准确地说是四音节诗之字里行间。汉初社会风气、文化策略以及文人心境，使得四音节的诗在解读过程中，因为长言、慨叹、顿挫、涵泳等因素，打破了原有两两节奏模式而发生音节分化。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变风变雅，已经透露了《诗经》诗句四个音节漂浮离析的消息。由于情感体验方式的改变，《诗经》从原来不假思索的四音节口传民歌，被增减、涵泳，进而被之管弦,一唱三叹、沉郁顿挫。此外，《楚辞》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兮”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诗经》两两音节模式的游移和支离，从而建立起新的声音模式。

一、五言诗发生研究回顾与现状

五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到目前为止，历代学者对于五言诗的论述已经十分可观。如《诗品》认为：“郁陶乎吾心”，“名余曰正则”便可算“五言之滥觞”。现当代学者余冠中、罗根泽、萧涤非、叶嘉莹、葛晓音、赵敏俐等人对这一问题，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述。研究者对于五言诗的追溯，大致有以下两个角度：其一，认为五言诗的产生是受外来音乐和民间乐府之影响而波及文人创作，如萧涤非先生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五言一体，出于民间，大于乐府，而成于文人，此其大较也。”〔2〕这一观点极具有代表性，如当代学者钱志熙等也持相同观点。〔3〕对于这一种观点，笔者认为民间乐府和五言古诗，肯定有过相互影响的过程。但民间乐府偏重于押韵、双声叠韵以及叠词、连珠、顶针等词语结构方式的运用，在音节与音节之间形成对比、转换、呼应与重复，因而读来流畅并朗朗上口。而古诗则由于发自于一种“生年不满百”的忧患，以及人生无常之感慨，因而以声音之一波三折、沉郁顿挫为正。其字句音节，随着情感表达之需要也变得更为缓慢而悠长。这种音节迟缓悠长，便是初步形成声音曲线进而形成语音旋律的契机。对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所认识。如《诗源辩体》所指出：“汉人乐府五言与古诗，体各不同。”〔4〕也正如吴乔在其《围炉诗话》卷2指出：“此二种诗（指汉乐府和五言），终不可相杂也。”〔5〕概言之，笔者以为，五言乐府和五言古诗的本质差别，就是一主叙事，一主抒情。

其二，有些学者则直接在《楚辞》中寻找零星五言诗句，并将五言诗之发生具体追溯为这些字句。叶嘉莹对此提出异议：“至于中国五言诗，基本韵律都是‘二三’的停顿……但楚歌不是这样的停顿，……这是‘三二’节奏……由此可见，受楚歌体影响的只能是七言诗，而不是五言诗。”〔6〕笔者以为，《楚辞》对于五言诗的发生具有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来源于其中的五言句式本身，而是由于“句外”语气助词“兮”对既定汉语四言诗模式的改变，这一点将在下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近年来，五言诗的起源依然是学界的讨论热点，戴伟华、归青、木斋等人相继撰文对之进行了讨论，并从不同角度对五言诗的发生时期和发生方式进行了探索。其中，归青以先秦散文中的若干连续五言句为论据，将文人五言诗的形成上推至西汉。但笔者以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些句子本身就不是诗歌，也就更无法成为五言诗萌芽于先秦的例证。首先，诗歌无疑是一种主体的情感性表达，所谓“诗言志”，而先秦散文只是说理。说理也无妨，宋人诗歌也强调理趣，但这些五言句子缺少了诗歌最基本的元素――特定的诗歌形象。无论是船歌还是山歌，诗歌之兴起，必定有一系列具体情境所提供的感性形象（也即诗歌最重要的审美要素――意象），以及特定节奏模式，所谓“兴于诗”也。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便在其《诗学》中强调了押韵之文和诗歌的区别。所以，归青所列举的例子最多算作押韵之文，而非诗歌。此外，先秦散文（或韵文）五字句的节奏模式也和五言诗有所区别。以“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老子》第39章）为例，其句读方式肯定是“x―xx―xx”（天―得一―以清），这和五言诗之一贯的句读方式“xx―x―xx”(如，行行―重―行行)或者“xx―xxx”（如，青青―河畔草）不一致。纵观整个汉语诗歌史，罕见有第一个音节后停顿的。甚至，我们可以设想，老子写作时，如果有现代标点体系的话，断句很可能是这样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对于作者指出的： “如果成熟的文人五言诗真的要到东汉末年产生的话, 那就意味着难产的时间要长达四百年左右。一字之增竟要付出如此的时间代价, 这可能吗? 五言诗纵然难写, 会难到如此程度吗?”〔7〕其答案正如上文所述，从四言诗到五言诗，这不仅是一字之差，而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砺练，如无整个节奏模式和诗歌框架的改变，这一个字也无以安放。

木斋则指出建安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时期，且“‘十九首’中的多数作品为曹植所作”。〔8〕这一论断，笔者不想过多分析其正误，但就其文气和艺术风格而言，《古诗十九首》显然和曹丕而非曹植更为相近。如《中国诗史》在论述曹丕诗风时明确指出：“诗中句子颇有与《古诗十九首》相近者……”〔9〕叶嘉莹在评述曹丕的一首诗时也指出：“这首诗颇有点像《古诗十九首》，而且它是明显以感与韵取胜的，是属于‘熏’和‘浸’的那一类。”〔10〕叶在论及曹植诗歌的时候又指出：“虽然，《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是温柔敦厚的，与曹子建的作风并不相同，但曹子建很多句法确实受到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11〕事实上，先秦魏晋诗歌不同作品，不同作者，甚至同一个作者，常有重复的诗句。这不是抄袭，不是江郎才尽，甚至也不是简单的相似。固定字句、音节组合反复出现在一些诗歌中，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特有现象，《钟鼓》一书的作者将之归纳为“诗歌套语”。对于诗歌的具体发生状况，C.H.Wang在《钟鼓》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早期诗歌和音乐是以对几个词语的反复吟咏为其基本形式的：“口头诗歌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诗歌语言由一些短语组合而成，类似于马赛克结构。”〔12〕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马赛克”，并把这一理论用于分析中国早期口语诗歌《诗经》，指出：“我为《诗经》形式下如下定义：诗歌套语是不少于三个词的结合体，它们同时组成语义单位，通过重复或者由于处于同一个或多个诗歌韵律中，被用来表达诗歌的主题。”〔13〕

这一理论也为中国诗歌发展史所印证：一个歌者可以随时套用既成的节奏、词句甚至段落，并且对其中的某些地方作出修改，以表达自己之情感。诗歌套语的运用在汉魏诗歌中屡见不鲜：例如出现在《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也同样出现在其他汉魏诗歌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古乐府・饮马长城窟》）“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曹丕《杂诗》）与“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人生处一世，忽若朝露”（《赠白马王彪・其五》）与“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及“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以上四句皆出于《古诗十九首》）皆大同小异，而曹丕之四言诗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则也可以视为以上诗歌套语之变奏。同时，这也说明汉魏时期的四言诗句和五言诗句无绝对分别。诸如此类的诗歌套语在古乐府、三曹、王粲、阮等人作品中还可找出很多。诗歌套语不仅存在于《诗经》时代，也一直是五言诗发生早期的特有现象。汉语诗歌中的这种套语随着反复被歌唱，其相似之处会变得越来越隐秘，而最后仅留下一个单纯的语音框架，就是格律。随着格律被反复运用，其表现能力也随时间流逝而被消耗。所以，格律在宋展到极致以后，一方面，打破齐言形式而变成长短句，另一方面，黄庭坚的“脱胎换骨”命题的提出，则为诗歌形式更新提供了另一途径。

五言诗套语的存在与被运用本身也说明，五言诗发生必然早于建安。因为从套语的逐渐形成到广为人知，并为人所运用，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笔者也以为这些诗歌套语不至于上溯到西汉，因为诗歌表达既要一种既定形式，同时也要有新意。如果“青青河畔草”等诗句已反复传唱了三四百年，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而不会再有让建安才子们感觉非此句无以逮意的魅力了。所以，对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期，笔者更倾向东汉说，而且更倾向于东汉中晚期。

正如戴伟华指出：“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 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并进一步指出：“《诗经》而后，诗经过了承袭《诗经》诗乐一体的‘歌诗’的时代。‘歌诗’的本质在于合乐，而无所谓三言、五言的形式……”〔14〕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同样，本文的论述重点不是为五言诗的起源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而仅对于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情感模式以及音节模式的转化进行逻辑分析。

二、四言诗之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在此，我们不妨将前人对于五言诗发生状态的讨论搁置，转而将论述焦点集中到五言诗这一命名方式本身。人们历来以诗句汉字数量作为划分诗歌类型的重要标准之一，由此划分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长短句等不同诗歌类型，这一分类模式在汉语诗歌研究史上已成定论。如《辞源》对于五言诗给出的解释如下：“每句五字的诗，包括五古、五律、五绝、五排。”〔15〕依此类推，四言诗也就是每句四字的诗。又因汉字为单音节，所以提及“四言诗”就必定先入为主地认为可以等同于四音节诗，而五言诗也必定比四言诗多一个音节。笔者以为，对于汉语五言诗的考察之所以如此充满歧义，就是因为我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误入歧途。四言诗每行诗句到底拥有几个音节也是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人们一直理所当然地将四言诗和四音节诗划等号。但是诗歌的一贯声音模式便是“长言”和“咏歌”。事实上，几言诗之说是诗歌文本化以后的产物。而无论中外，最初的诗歌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是口传。孔子以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文本，和它所记载的当时口口相传之民歌已相去甚远。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四音节诗做一个简要的形式分析，从而把握其最典型的形式特征。纵观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其节奏方式大致为2－2或者2－1－1。其中，两两音节组合方式尤为典型。当这种朴素的声音节奏被打破的时候，最初四音节诗乃至于最典型的四言诗也就已经不复存在。笔者以为，句读之内的音节分化以及句读之间其他声音要素的加入，都是打破这种朴素节奏的因素。前者往往来源于“长言”过程中单音节的曲折和黏着引起的分化。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汉语是一种不具备黏着性和曲折性的语言，但这一“定论”在诗歌中并不成立。汉语音节的黏着性在汉语诗歌的源头已非常明显。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涂山氏之女作《候人歌》，这首历来被称为“南音之始”的歌全文被记录为“候人兮猗”。李纯一先生指出：“这首歌曲只有四个字，而其‘兮猗’（兮古读如啊，猗与兮同音）两个字都是感叹词，这正表现出原始歌曲的特点。”〔16〕如果“兮猗”同音，且发作“啊――”的话，那么作为附着于“人”后面的长元音a－,则完全有可能被理解为“人”这一音节的延续和分化。

对于上古诗歌传播我们虽无具体记录，但也可以从后来的词曲演唱理论，了解到汉语音节在口头传播中的不稳定倾向。汉字虽为单音节语言系统，但在演唱过程中，每一音节都会分化出字头、腹、尾。例如，“黄”往往在歌唱过程中被处理成“hu”、“wu”、“ang”三个声音过程。当然，在音节分化过程中，由于声调的变化，更会使得字头、腹、尾发生进一步分化。以上分析说明，汉字数量往往和音节数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可以说汉字在“长言”以及歌唱中的特定黏着方式，为汉语音节分化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英语诗歌中无法做到，因为英语诗歌的长短律和轻重律，分别从音程和音高两个方面对诗歌声音模式进行了规定。

句读的不同结构方式，也是汉语诗歌音节分化的另一重要契机。在四言诗的声音过程中，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声音停顿之外，诗句之间的逗，作为音节与音节之间的休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这个休止由于情绪表达的需要被强调或被延长，其重要性和长度与一个音节旗鼓相当的时候，四言诗两两音节方式就改写为2－1－2或2－2－1。这正是五言诗的基本节奏方式。虽然这个增加的－1 显示为无，或者声音的缺失。但这种沉默和语气助词最初的一声叹息并无绝对楚河汉界。比如乐府《相和歌辞》中就有一首诗是由《山鬼》改写的：“若有人，山之阿。被辟荔，戴女萝……”《楚辞》中原文为：“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辟荔兮戴女萝……”语气助词“兮”被正式用一个逗号代替，真正体现为那个心理知觉上的休止――无。因此，四言诗最初的音节分化，常体现为一种语气上的顿挫和迟疑。在这种潜在的、无法诉诸语言的语气中，蕴涵并积累了人们实实在在所能感觉且无法言说的音乐情绪。而言外之意之发现与表达，也开启了汉语诗歌的“虚字”空间，为汉语诗歌获得最大意义空间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潜在的语气，在汉代楚风影响下进而成为语气助词，并进一步转化为五言诗中的一个具体存在的音节，且在日后的五言诗中转化为关系词、动词或形容词等。

翻检两汉魏晋文学史，很多早期五言诗都有虚字痕迹。例如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可简化为“北方佳人，绝世独立。一顾倾城，再顾倾国”。汉代《东光诗》原诗基本为五言，而将其中虚词去掉则成为“东光乎？仓梧不乎？ 仓梧腐粟，无益军粮。诸军荡子，早行悲伤。”这些可谓是五音节诗与四言诗。此外，《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句式，如xx 何xx，xx 重xx，xx 而 xx，xx一何x，xx当xx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四音节向五音节转化的过渡形式。另一方面，在《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虚词也已转换为动词或形容词，但依然可以将之追溯为《诗经》四言诗中的休止，或者可改为《楚辞》中的一声长叹――“兮”。如：“今日x宴会，欢乐x具陈。弹筝x逸响，新声x入神。令德x高言，识曲x其真。齐心x所愿，含意x未申。人生x一世，奄忽x飙尘。何不x高足，先据x路津。无为x贫贱，坎轲x苦辛。”正因为如此，五音节诗与四言诗在汉魏特定历史时期内,一直都存在着暧昧与纠缠，正如木斋指出：“曹操诗歌中明显地呈现出由四言诗向五言诗转型的痕迹, 在曹操早期五言诗中, 明显地依靠使用虚字来凑够五言……”〔17〕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两点：首先，四言诗到五言诗之间没有清晰的楚河汉界；其次，虚字在五言诗发生、成熟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诗经》四音节模式的改变与重构

笔者认为，西汉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使得《诗经》重登经典宝座，《诗经》曲谱的失落及其在汉代的重建是五言诗发生的重要契机。而西汉统治者对于楚歌的陶醉和迷恋，更使得《诗经》声音模式在不知不觉中浸染了楚歌的气息。众所周知，《诗经》作品跨度极大，自西周到春秋，历时五个世纪。其中，虽以四言诗为其主体，但随着时代变迁，其音节和声气之轻重也在悄然改变。将风雅分为“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 始于汉儒。细读《诗经》之“正风”、“正雅”，例如《国风》之《关雎》、《葛覃》、《卷耳》，《小雅》之《鹿鸣》、《天保》等皆流畅铿锵，而“变风”、“变雅”，在节奏上已经趋于缓慢沉郁：“至变风变雅，尤多含蓄，使人言外自得。”〔18〕“古之诗人类有道，故发诸咏歌，其声和以平，其思深以长，不幸为放臣逐子、出妇寡妻之辞，哀怨感伤，而变风变雅作矣。”〔19〕从“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情绪由“安”转向“不安”；由对日常劳作的歌唱转向内心积郁的抒发，是导致《诗经》四音节模式发生变异的最重要原因。

现代音乐学研究表明，语言和音乐对于悲伤情绪的表达，其节奏特征之一就是缓慢:“快乐的音乐和言说都呈快节奏且变化丰富的声音；而悲伤的音乐和言辞则相反。”〔20〕此外，早期四音节作品的特定传播和阐释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四音节分化的重要原因。早期四音节诗以“兴”为其发生方式，而诗歌之“兴”最初发生于伴随着某种集体行为的语言活动，同时，节奏可以对公众动作起到协调作用。事实上，节奏的本质就是将声音过程纳入轻重、有无、起伏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之中，使之不断重复与变化。而这也类似于英语诗歌之轻重律，束缚着音节数量和句读结构方式。

但随着对其意义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读，其文字的节奏也脱离了最初的简单明朗，随之而来的便是原有的两两节奏被打破。如《采采》原本是一首极为普通的采摘诗歌，此类歌曲正如钱牧斋指出：“余读《周南》之诗，所谓为纟希为、采采卷耳者，皆寻常闺闼女子之能事，而诗人咏而歌之……”〔21〕而如此明快、流畅的四言诗，一旦其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声音和意义，也会随着不同的解读方式而发生突变。王夫之《姜斋诗话》指出：“‘采采’，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成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尤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22〕夫之对于这首诗的阅读，“以意逆志”的倾向非常明显。“采采”作为一首诗之兴起，如钱钟书所言，其特征之一便是“有声无义”〔23〕；徐复观也指出“诗人并没有想到在它身上找到什么明确的意义，安排上什么明确的目的。”〔24〕那么王夫之之“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则明显经历了阅读过程中的再创作。很明显，这种再创作的过程打破了原有的流畅，而带来一种节奏上的顿挫和迟疑。这体现在声音形式上就是上文所论述的，汉字音节分化以及句读模式之改变。

随着《诗经》之诉诸管弦，并随着后来的礼崩乐坏，歌诗乐曲散落只剩下文字的时候，其中滋味，也就凭阅读者自家涵泳了。《毛诗・那序・郑笺》指出：“礼乐废坏者……乐师失其声之曲折，由是散亡也。”〔25〕邹汉勋在其《读书偶识》中指出：“曲折即乐歌抑扬往复之节。”〔26〕从四言到五言，经历了一个失落到重建的过程，重建并非回到过去，而是一种再创造。中国不但有“以意逆志”的诗歌解说传统，同时先秦之“赋诗言志”也为《诗经》意义再挖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同时，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乐府机构之缔造者，则对于诗歌之音乐性给予了充分关注。吴小平在五言诗研究过程中指出：“先秦诵诗，实际上是言诗、说诗，讲诗的哲理，说自己的道理；汉代诵诗，则是歌诗、唱诗，充分地体现出汉乐府民歌的音乐性、艺术性。诵本身就有歌的意思。”〔27〕作者指出周寿昌《汉书补注》之“夜间诵之”、“夜静诵之”，为切合实际〔28〕。试想，《诗经》以周代兴起于山野之民歌为主体，辗转走入汉代深宫，被之管弦，且静夜诵之。数百年间，有多少世事变迁、悲欢离合栖息于音节之间；有多少言外之意寄居于词语之沉吟、休止甚至长久的沉默之中。如此，节奏被打破而成就了旋律。

四、楚歌之“兮”――从四音节诗到五音节诗的转化契机

汉代的楚文化背景以及对楚歌、《楚辞》的阅读和推广，在五言诗发生过程中也起到关键性作用。而《楚辞》中突出的声音现象“兮”，更是四言诗音节分化的重要契机。闻一多先生在其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兮”字作为虚字的功能：“这里的‘兮’竟可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诗从《三百篇》、《楚辞》进展到建安，（《十九首》包括在内）五言诗句法之完成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而句中虚字数量的减少，或完全退出，才是意义重大。”〔29〕“兮”及其所涵盖的虚字与语气词，在早期五言诗中常占一席之地。例如《汉书・贡禹传》中记载的五言歌谣：“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其中“而”作为两两音节之间的语义之停顿和语音的延续，皆可还原为语气“兮”，其楚歌性质也昭然若揭。同时，其他学者也已注意到，以“兮”为代表的虚字的确在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秦嘉《留郡赠妇诗》五言三篇，却是以五言述伉俪情好，其妻徐淑有《答秦嘉诗》，徐淑诗之诗式并没有用秦嘉诗之五言诗体式以相呼应，而是用句句带‘兮’的歌诗体，实际为在句中加了‘兮’的四言诗，这一对赠答诗形式的差异，同样证明五言诗式还在尝试阶段。”〔30〕因此，《楚辞》语气和语气助词的结构模式，在早期五言诗的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应不容置疑。同时，《楚辞》的声音模式也会进一步影响汉人对于《诗经》的解读，使得语气和虚字在《诗经》解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促使其四音节诗行发生音节分化。

在此，我们有必要反观《楚辞》中最突出的声音现象“兮”。“兮”古音读“啊――”，是一个极具附着力的长元音，也可视作前一个音节的延续：“吟诵此字时除了必须带有抒情味外，一般宜作适当拖长。”〔31〕《楚辞》研究者林庚先生也指出，《楚辞》中的“兮”字的运用，其目的仅仅是在句子中间获得一个较长的休息时间。《说文解字》曰：“兮，语所稽也。”段注曰：“当止也，语于此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闲也相似。”总之，在提及“兮”的声音特征时，大家都注意到它不仅是一个声音过程，而更应被强调为一时间过程，是词语间声气的延长和停留，乃至于虚字所需要的一切意义，都可以在这种延续和停滞中栖身。同时，在汉语音节与音节，意义与意义的延续之间，正是这个无意义的长元音，形成意义叙述和接受的休止。“兮”再和它之前的任何一个音节相结合，就足以形成语音曲线，并使声音产生横向延续，而这正是旋律的重要特征。当以《诗经》为代表的四音节诗歌模式被打破的时候，一种语气落实为语气词，进而再落实为一个虚词，甚至是一个否定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楚辞》的出现也改变了《诗经》中人对于世界的质朴视角，从而改变诗歌的声音模式。正如前文所论述，就《诗经》而言，无论是兴于劳作的民歌还是祭祀歌舞，其大部分作品都是伴随着一种集体活动得以展开。因而节奏要素是其主导声音要素。而一旦当这种集体歌唱被私人话语替代的时候，节奏也必将被旋律所替代。五言古诗，尤其是早期五言古诗所表述的，正是具有悲歌性质的旋律性私人话语。其社会根源更如徐复观所言：“《离骚》在汉代文学中所以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身于丰沛的政治集团，特别喜欢‘楚声’，而不断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乃是当时知识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命运。”〔32〕西汉知识分子的特定命运，决定了他们对于生命的特有感知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他们的言说方式和对《诗经》与《楚辞》的阅读方式――《诗经》作为劳作之歌、祭祀之歌及政治文本的集体歌唱，一变为文人之私人话语。这种歌唱必定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显得“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这是《诗经》音节分化及催生汉魏五言诗的直接动力。事实上，“兮”在早期五言诗中所扮演的，正是栖身于四音节诗两两音节之间的音乐泛音这一角色。由此可见，楚歌及其特有声音现象――“兮”，在汉语五言诗发生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即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乐府五言大胆地丢开《诗经》的形式，是因为《楚辞》替它开了路。”〔33〕

五、结语

以上对《诗经》、《楚辞》以及两汉抒情五言诗的分析显示，《诗经》奠定的四字齐言模式，使得汉语诗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句读整齐、节奏鲜明，音节数量相对固定。而汉代楚声盛行，是汉语五言诗得以发生的重要契机。四音节诗通过句外语气助词的加入，而产生音节分化并浮现出第五个音节。这种语气首先源于一种新的阅读态度，体现为语气之迟疑和悠长，进而落实为语气助词，最终转化为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四言诗也完成了向五言诗的转化。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M〕.三联书店,2002.123.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3.

〔3〕钱志熙.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2009，（3）.

〔4〕许学夷.诗源辩体：卷3〔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7.

〔5〕吴乔.围炉诗话：卷2〔A〕.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11.

〔6〕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58.

〔7〕归青.文人五言诗起源新论〔J〕 .学术月刊, 2010，(7).

〔8〕木斋.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9〕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61.

〔10〕〔11〕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M〕.中华书局，2007.172,194.

〔12〕〔13〕C.H.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 Chi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5，p43.

〔14〕〔30〕戴伟华.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J〕.中国社会科学,2005，(6).

〔15〕辞源〔Z〕.商务印书馆，1988.77.

〔16〕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7.

〔17〕木斋.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8〕朱庭珍.筱园诗话：卷3〔A〕.清诗话续编：第4册〔C〕.2390.

〔19〕杨维桢.杨维桢集：卷7〔M〕.全元文：第41册〔Z〕.凤凰出版集团，2004.246.

〔20〕Edited by Nils L. William, Bjorn, and Steven Brown,The Origins of Music，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9, press. p288.

〔2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8〔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29.

〔22〕王夫之.姜斋诗话：卷1〔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40.

〔23〕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中华书局,1986.64.

〔24〕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9.

〔25〕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84.

〔26〕邹汉勋.读书偶识〔M〕.中华书局，2008.233.

〔27〕〔28〕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1，51.

〔2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1〔M〕.三联书店,1982.280.

〔31〕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研究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99.

五言诗篇2

[关键词] 荀绰 《古今五言诗美文》 五言诗 总集

1 魏晋六朝的诗歌总集及其编纂体例

诗歌总集，是指按一定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歌作品的图书文献，属专门总集。纂集于先秦的《诗三百》无疑是此类总集之祖，但自其被经学化，历代史志目录均将其归在经部而不视为总集。《诗经》之后，又有《楚辞》裒集屈原、宋玉、贾谊、刘向等诸家作品，实际也是诗歌总集，如四库馆臣即以其为“总集之祖”［1］。然阮孝绪《七录》以“楚辞”别为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后世史志目录代代相因。《隋志》“楚辞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可见其是以“楚辞”后无来者而别立，但仍归在集部之首。四库馆臣曰：“《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总集）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1］此说源于《隋志》“总集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而挚虞同期及其前后编纂的总集大都只聚合某种体裁的文章，如应璩专收书记之文的《书林》、杜预收集启事类佳作的《善文》、傅玄集古今“七”体文章的《七林》、荀勖汇聚乐府歌诗的《晋歌诗》、陈寿《魏名臣奏事》、陈勰《碑文》等。显然，挚虞《文章流别集》是以其分类聚合各体文章的综合性、更具总集特征而获得开先路之誉的。

《后汉书•王逸传》载，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隋志》、两《唐志》等却无著录或记载，而一般以为这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见诸史籍记载的最早诗歌总集。黄浚《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著录有“汉王公逸象牙书签”及铭文，张政撰《王逸集牙签考证》认为此实悬系于《王逸集》书帙的签牌，时代当属魏晋或北朝。象牙书签两面皆有铭文，记载王逸著述的情况，相当于叙录，其中有“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张政联系《王逸传》等考定“《汉诗》百二十三篇”应为“《汉书》百二十三篇”［2］。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及王逸有《汉书》、阮籍有《魏书》同名之作，“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3］。故《汉诗》乃《汉书》之讹误的说法较为可靠。随着建安以来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和别集的“日以滋广”，各种“文集总钞”便大量涌现，其中就包括纂成于西晋的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总集生成的动因和原初功能即如《隋志》所言，大抵为省却读者翻检麻烦和为作者提供写作范式。而专门总集或许更容易实现此目标，这就是为何《隋志》著录的总集中专门总集会占居90%以上的原因。魏晋六朝，诗歌专门之选集逐渐成为热门和总集的最大宗，《隋志》“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共102部，占所有249部存佚总集的2/5强。下面对它们略作归类以考察其编纂的基本体例。

①近似全集的总集，如谢灵运编纂的50卷《诗集》、颜峻纂集的百卷《诗集》。钟嵘《诗品》：“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4]可见，谢灵运纂《诗集》的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广收博取。其占据的资料毕竟有限，所集则不见得大而全，于是出现了增补类总集，如“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说明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还是有所取舍的，并未精心致力到《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程度。②萃集菁华的选集，如谢灵运《诗英》、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梁书•昭明太子传》载，萧统纂“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意即《文章英华》所纂集者是从古今五言诗中精选出来的英华。无名氏《今诗英》、《众诗英华》、《诗钞》等均属此类选本，即依据一定标准和要求，“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③类聚总集，如无名氏《诗类》及徐陵《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序》曰：“撰录艳歌，凡为十卷。”[5]说明其专门类聚艳诗。《诗类》，参《艺文类聚》“以类相从”体例，或为集内再分类“各为条贯”聚合诗的总集。④祖饯宴会唱和诗集，如魏、晋、宋《杂祖饯燕会诗集》及南齐《青溪诗》、徐伯阳《文会诗》。《隋志》集部“《青溪诗》三十卷”注云“齐燕会作”，是即南齐时宴聚、文会的唱和诗集。⑤注释类，如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刘和注《杂诗》，罗潜注《江淹拟古》。显然，此类诗歌注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总集。

这些诗歌总集惟有《玉台新咏》传至今世外，其余都已佚失。尽管无由准确测得编纂者之编纂宗旨和体例，但从总集编纂的原初功能，以及《玉台新咏》和萧统《文选》之诗歌部分的编纂情况尚可窥见一斑。类聚区分、分体编纂不仅是综合性总集如《流别集》也是魏晋六朝诗歌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诗歌总集本身就是以文体相类聚的，而此期的诗歌分类繁多且越来越精细，自以体裁划分之外，凡足以自成一类者均有其类，如“咏史”、“咏怀”、“赠答”、“行旅”、“从军”、“山水”、“游仙”、“隐逸”、“咏物”等，这就使得诗歌总集内部也有必要类聚区分、分类编纂。如《玉台》前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以七言为主兼收杂言，第十卷则是五言四句体，明显是以体裁分类聚合；而《文选》类分诗歌为“补亡”、“咏史”等二十三类。分类编纂、以类相从的体例能让使用者更便捷地根据其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或以为鉴赏，或以为写作范式。说到底，是明确的文体分类为专门总集的编纂提供了可能，专门总集的成熟又催生出了综合性总集。换言之，综合性总集实际都是由若干专门总集按一定体例汇编而成，如《流别集》、《文选》皆然。

2 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概况

从集名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无疑是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属上述第二、第三类总集的综合类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6]《诗经》中夹杂的五言句式，历经俳优的演绎，以及骚体如《沧浪歌》、民谣如秦代《长城歌》等的演化，逐渐变成为五言诗体。这种五言诗体在汉代民歌和乐府诗的交汇中成熟起来，并由“古诗”过渡，暨建安之初便呈现出“五言腾踊”[6]的局面。尔后虽稍有衰微，但迨及晋太康中兴后则独领、蔚为大国，大大推动了五言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进程。尤其在南朝，人们竞相写作五言诗，流成风尚。钟嵘《诗品序》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4]《诗品》就是专门品评五言诗的诗学著作。五言诗的兴盛与发展，促成了五言诗专门之选集的历史要求；加之五言诗的历史积淀和创作的繁荣，为五言诗总集的编纂者提供了充足的甄选素材，《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诞生即成必然之势。

荀绰所纂诗歌总集见于《隋志》集部“总集”原注记录，“《诗集》五十卷”注曰：“又有……《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亡。”显然，这是一部荟萃五言诗菁华的选集。据《隋书•经籍志序》及钱大昕《隋书考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隋志》原注记录梁代存在而撰《志》时已佚之书依据的是阮孝绪《七录》，说明《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梁代有保存。《隋志》撰著者在原注中记录的这些著作很可能是因萧绎焚书、唐武德五年黄河漂没图书之故而不见存秘府者，但并不意味其已彻底亡佚，如与《古今五言诗美文》记录在同一条的颜峻《诗集》、《诗例录》，宋明帝《诗集》、刘和《诗集》等仍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换言之，颜峻等人纂集的《诗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编纂《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藏书目录时尚存秘府，因旧《唐志》是《古今书录》的删节本。那么，《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此之前或许仍有见存，亦未可知。

荀绰出身颍川望族，其五世祖荀淑乃荀卿十一世孙；四世祖汉司空荀爽曾以著述为务，先后著《礼》、《易传》、《诗传》、《汉语》、《新书》等，号称硕儒；祖父荀勖“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撰《晋中经》、《杂撰文章家集叙》、《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从父荀及其子荀邃“解音乐”。荀氏有汉魏以来学在家族的著述传统，有善解音韵、声律的家学特色，这无疑是荀绰能够编成《古今五言诗美文》流传而经久不衰的基础。《晋书•荀勖传》附《荀绰传》：“绰字彦舒，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其收藏的百余（千余卷）书籍亦为石勒抄没。荀绰乃鲠亮忠义之士，大抵卒于建兴末年。据《晋书•裴宪传》，建兴二年（314年），与荀绰一同“没于石勒”的裴宪自此官运亨通，“及勒僭号（319年）……署太中大夫，迁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竟卒于石氏”。《晋书•石勒载记》亦有记载。而荀绰自此则无行迹，记载亦语焉不详，最大可能是他已不在人世，或因其不屈服于石氏而遇害。荀绰传世著作《古今五言诗美文》、《晋后书》（《晋后略记》）、《百官表注》、《九州记》等当是永嘉之乱以前已流入江南或永嘉南渡之人带到江南而得以流传的。《隋志序》云：“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换言之，荀绰的传世著作编撰于永嘉之乱以前。《隋志》史部“杂史”著录“《晋后略记》五卷”，注曰：“晋下邳太守荀绰撰。”“下邳太守”是荀绰“为司空从事中郎”以前所任官职。又，其无传世文集，而荀氏过江者如荀组、荀邃、荀等皆有集行世，是可证。

《古今五言诗美文》具体编纂于何时虽无确证，但事皆有因由，或可推知。如西晋平吴后左思写成《三都赋》，“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7］。《晋书•左思传》：“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就五言诗而言，其创作经历建安高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4］。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比肩诗衢”的五言诗名家也是“张潘左陆”[6]等人。可见，西晋太康时期的确出现了五言诗复兴的局面，即如《诗源辨体》所谓“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8］。此期文人热衷摹拟前人优秀作品，尤其重视对古诗、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对名家名作如张衡《四愁诗》的摹拟，则可以其别集为参照；对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则可以已结集的乐府歌诗集如荀勖《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为参照。而如张华、陆机等人大量创作的《拟古诗》中摹拟的所谓“古诗”实际都是魏晋以前无名氏之五言诗作，这些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为，时人要取得对“古诗”的共识进而摹拟它，需有一个可认同对象，此对象当汇聚于某诗歌总集且有合适名称，如《诗经》中的“国风”、“周颂”，以及“楚辞”等皆然。就现存资料看，魏晋之际惟有《古今五言诗美文》适合充当“古诗”载体。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于太康时期或更早，都有可能。

3 《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意义

从中国编辑史的角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是可考的最早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据《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编纂较早的几部诗歌总集分别是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尽管应贞注解其父应璩《百一诗》早于荀勖编纂，但非诗歌总集。就像著录、记载于总集类的“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织锦回文诗》”、《毛伯成诗》等个人诗集，以及钟嵘的诗学著作《诗品》等，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诗歌总集。这是《隋志》作者将不足以另立类别的相关书籍“附于此篇”的通常做法，如经部《论语》篇附录《尔雅》诸书，集部文章总集之后附录文论著作《文心雕龙》等皆如此。考《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其所录汉魏以来乐府歌诗、歌词，有三言如《郊飨神歌》、《灵之祥》，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五言如《艳歌罗敷行》、《蒿里行》，七言如《燕歌行》，杂言如《董桃行》、《东门行》等，可知荀勖编纂的两部集子所收诗歌亦非止五言。迨及南朝，诗歌总集的编纂达到鼎盛，然明确只选五言诗的惟有萧统《文章英华》，即《古今诗苑英华》。其他诗歌总集或许选编了不少五言诗，甚或以纂集五言诗为主，却难以断定其就是五言诗总集。即便如《玉台新咏》所选十之九为五言诗，亦不能作如是观。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实可称为五言诗总集之祖。

从所选诗歌的时间跨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当为先代至晋初的历代五言诗选集。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若以纂录作品时代判断大抵有三种：断代、当代和历代总集。断代诗歌总集以朝会、祖饯、宴聚歌诗居多，据《隋志》记载，《晋歌章》、《宋太始祭高歌辞》、《齐三调雅辞》、《青溪诗》等属此类。当代诗歌总集则有无名氏《今诗英》、萧淑《西府新文》等。《西府新文》是萧绎在荆州蕃邸时命萧淑纂集，《颜氏家训》云：“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9］其未收时为西府咨议参军的颜协“无郑卫之音”的诗歌，协子颜之推因此引以为恨。可知萧淑所纂仅限于西府幕僚新潮之作，是当代总集无疑。凡以“古今”名集者，均属历代总集，如东晋张湛《古今九代歌诗》、萧统《古今诗苑英华》等。所谓“古今九代”，可能起自唐尧之《击壤歌》，虞舜之《南风歌》、《卿云歌》，然后依次录有夏、商、周、秦、汉、魏、晋歌诗，适为九代。萧统专选五言诗的《古今诗苑英华》大抵是《古今五言诗美文》的延续，亦即《英华》所收作品涵盖《美文》，续以晋、宋、南齐、梁初诗歌，其下限在梁天监末年（519年）。据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英华》“编成于普通三年（522年）前”［10］；《文选》所录诗歌的上下限亦可为证。又如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所收录者为梁、陈及北周、隋、唐初诗歌［10］。由此可见，“古今”至少跨涉四代。《古今五言诗美文》下限在晋初，上溯则是魏、汉、秦、周，具体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刘勰、钟嵘等人认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产生于西汉，《诗品序》云：“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唱）也。”［4］这则资料恰好说明当时主张五言古诗产生于晚周的大有人在，且与《美文》可能涵盖的起始时代大体吻合，而钟嵘的主张反倒只是凭“文体”臆测。《与吴质书》有“古人思秉烛夜游”［7］一句，语出古诗《生年不满百》之“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此文所称“古人”全是先秦之人，如伯牙、钟子期、孔子、子路等。然则，认定五言古诗中有部分乃“衰周之倡”，《美文》收录上限在晚周，是不成问题的。如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就为后世探究五言诗生成时代者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遗憾的是，直至目前尚未有人发现其价值。

从衡文标准及编纂结果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开启了以“尽美”或曰“唯美”选诗的先河。美的观念在先秦已出现，《国语•楚语》记载，伍举曾就楚灵王赞“（章华）台美”而发议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11］显然，伍举以“无害”为美，亦即善就是美。这实际是以善代美，强调美、善的一致性，赋予美以政治和伦理内涵。局限在于否定美的相对独立性，不承认“目观”之美。孔子关于美的判断尽管亦以善为前提和根本，如《论语•泰伯》所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里仁》所谓“里仁为美”；但毕竟是哲人之思，其尽善尽美的“完美”观念中，美、善的确各有意蕴且是有所区别的审美范畴。《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2］可见，其所认为的美外在于耳目感官，善则内在于政治伦理。当文学自觉萌芽之际，“善”依然主导着衡文，如杜预所纂《善文》；曹丕《与吴质书》评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晋书•华传》谓“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等皆如此。

荀绰首以“美”为选诗标准，提出“美文”范畴，注重作品“目观”之美，亦即赏心悦目，扭转了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如陆机《文赋》由质“善”转向文“美”，进而提倡文质并重、辞意“双美”。钟嵘从祖钟宪评鲍照、惠休惊世骇俗、绮靡艳丽的五言诗就用上了该范畴：“鲍、休美文，殊已动俗。”［4］萧纲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质不宜慕”的裴子野“了无篇什之美”［5］。即使思想较为正统的昭明太子，也特别重视诗文的耳目之娱，其《文选序》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7］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已然多是精美之选，如《诗英》、《今诗英》、《众诗英华》、《文章英华》等。所谓“英华”，本言草木之美，这里即指“美文”。据新旧《唐志》著录，此类总集在唐代更是层出不穷，如释慧净《诗英华》、元思敬《诗人秀句》、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刘明素《丽文集》、无名氏《诗林英选》、《文苑词英》、《词英》等；北宋编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则是往代美文的总汇。不难看出，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衡文标准不仅对六朝诗歌总集的编纂，以及追求形式审美的“美文”观念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延及后世。

参考文献：

[1] 永，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1267-1685.

[2] 汪桂海.浅谈张政先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J].书品，2005（2）：61-68.

[3] 刘知几.史通全译（下）[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35.

[4] 钟嵘.诗品[M].//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1.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011-3457.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58-61.

[7]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592.

[8] 许学夷.诗源辨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7.

[9] 颜之推.颜氏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132.

[10] 陈祥谦.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考论[J].图书情报工作，2010（17）：139-142.

[11]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495.

五言诗篇3

摘要：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著名文士，出身望族，“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诗才出众，情感细腻敏锐。在王权交替更迭的复杂政治环境中，谢朓寄情于山水，在任职期间创造出诸多清丽圆转、明亮可爱的五言诗句，成为继山水名家谢灵运与鲍照之后成就最高的南朝诗人，诗作风格影响到其后的梁、陈、隋、唐等各时期一大批文人的诗歌创作。本文对谢胱五言山水佳句所塑造的“清新澄净，丽而不裱”的境界进行探讨。

关键词 ：谢朓 五言山水诗 清新澄净 丽而不秾

南朝齐钟嵘在著《诗品》时，将谢朓列入了中品，认为稍逊于上品诸人，但对其诗中部分章、句的评价相当之高，给予其诗的评价为“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笔者在阅读《谢宣城集校注》一书时，随手摘录了自己欣赏的一些山水五言诗佳句，在重读这些佳句时，被其中所营造的“清新澄净，丽而不秾”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于是本文在简单介绍其山水诗创作的相关情况后，结合对此类诗句的鉴赏，详细分析了这一境界在其诗中的具体表现。

一、玄晖山水诗创作情况

自南朝宋谢灵运将自然山水之美引入诗歌中后，南朝诗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诸多的尝试。玄晖开始山水诗歌的创作，便缘起于谢灵运。他在继承谢灵运山水诗之清新、细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玄理融入到对于山水的观照中，使得其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有了既纯粹又深邃的姿态。后世的研究者虽对玄晖在山水诗中融入过多的玄理而有所不满，但大体上皆十分认同其诗歌中渗透的情景兼备的意趣，认为其创作极大地推动了后世山水诗及永明体诗歌的发展。

作为永明体代表诗人，在永明初期，谢朓便有类似“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清丽优美的山水诗作。之后，在西邸时，谢朓与沈约等人进行诗歌唱和，针对创作艺术相互切磋，文学素养逐渐提高，佳作稍有增多，但因其诗作主要为应和之作，《咏风》《咏竹》等描摹景物的作品虽略含寄托，却多缺乏韵致，像木头美人，少动人之处。

谢胱山水诗的名篇集中出现于他任职宣城太守时。这一时期，他已经历过遭谗被害、羁旅游宦、职场失意等现实，人生阅历日渐丰富，情感积淀加深。而且，他在认清政治现实之后，抽出大量的时间去游览山水，为名篇佳句的写作提供了颇多的素材与灵感。在这一阶段，他不仅创造出被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赞誉为“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名句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还写出了富含感情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等作品。

总之，纵观玄晖一生的创作，始终能够看到自然山水景物的映像，而其所观所写的五言山水诗佳句，诚可用归庄在《王太冲（蕉雨亭诗）序》中所言“山川物色之明秀佳丽，无不入其奇怀。名章迥句，遂能惊人也”进行评判。

二、诗中所塑造的艺术境界

1．清新澄净。笔者认为所谓清新澄净，一在于清与澄。清，必须要有水，水至，诗歌则获得了鲜活的生命；澄，所绘为静景，一目望去，却有一尾游鱼、一波涟漪、一片落花之灵动的境界。二在于新及净。触觉所至之处需可爱如一阵清风、一场春雨、一缕清音，境界平和、干净、清新透彻，使读者之眼睛真正成为心灵之窗，凡是目光所到之处，则心窍洞开，灵魂轻快愉悦。笔者阅读谢朓之五言自然山水诗，觉其不管在何种境况下，都可徜徉于自然之中，可安静细致地触探眼前之景，可徐缓地倾吐心生之情，自感其山水诗之佳句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清新澄净”这一特点。

雨是天之无根水，有生命，有灵气，代表着活泼盎然的生机，是清灵澄净的事物，可以灌溉万物生灵，亦可安抚人心，一阵雨水袭来，往往会使人感到欣喜。谢朓在诗中经常写到雨水，直接为其诗句创造出一种澄清之境。比如，《出下馆》中的“麦候始清和，凉雨销炎燠”，“麦候始清和”，农历四五月间暮春初夏之麦候时节，眼前所见是即将丰收的喜悦，但是，此时天气逐渐转为燠热，人心常处于烦闷躁动之中；“凉雨销炎燠”，一阵凉雨及时而至，是透彻干净、沁人心脾，可使人神清气爽的清凉。再如《观朝雨》中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细细的丝雨在朔风的轻轻吹拂下，迎面飘扬而来，虽自有一种萧条冷冽之感，却干净清凉。这便是谢朓在五言诗中创造出的独特的澄清之境。

除雨水外，谢朓还写寒水、月露、清池等水景。如《出藩曲》所写“渺渺苍山色，沉沉寒水波”之寒水。山色之悠远苍茫，寒水之幽深冷清，一远一近，二者相伴随而至，安宁静寂之感顿时从心中升起。再如《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所描摹“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之云水。飘云流水，碧野苍梧，是辽远孤寂却不失平和的景致，与友人相别之难舍、内心孤寂到平静的状态，悠然呈现。还有《酬王晋安》“稍稍枝早劲，涂涂露晚唏”以及《和王中丞闻琴》“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的月露，凉风徐吹，树梢轻摇，夜露未唏，是一种圆转透明优雅又颇有些寒凉的近景，此景可观可赏，直如在目前。亦有“叶下凉风出，日隐清霞暮”（《临溪送别》）与“飒飒满池荷，修修荫窗竹”（《冬日晚郡事隙》）的清池以及修竹。风到之处，树叶、池荷、修竹轻动，晚霞清隐，飒飒之音，修修之貌，直如小儿穿梭玩耍于竹林，扰动一园静景之境况，别有一番清新可爱、干净宁幽的风味。

2．丽而不秾。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评价谢胱日：“谢玄晖名句络绎，清丽居宗，虽不如魏、晋诸贤之厚，然较之阴铿、何逊、徐陵、庾信，骨干坚强多矣。”此外，《南齐书·谢胱传》中也说到玄晖“文章清丽”，之后，历代研究者逐步将“清丽”这一词语演绎成玄晖诗作的代表性艺术特色。笔者在阅读玄晖五言诗歌作品时，深深地有感于其山水诗作对于明亮色彩的处理与运用，认为将“清丽”用于评价玄晖山水诗尤为妥帖，提炼出了其“丽而不裱”的山水诗风格特点。笔者所谓“丽”是光线色彩之明亮，所谓“秾”是浓妆艳抹之厚腻，“丽而不秾”是淡妆下传递的干净、清新、雅致。

玄晖在描绘自然景物时，惯于使用明亮的色彩搭配成娇嫩的物景，塑造出清透的境界，使得读者甫一观览眼前便会有扑面而来的光明，胸膛自会不自觉地打开一扇大门，所有拥堵于内心的郁结乍然舒展开来。例如《登山曲》所写“天明开秀萼，蓝光媚碧堤。风荡翻莺乱，云行芳树低”。“天明”是清晨时从窗缝门隙间洒出的带着希望的和煦的光亮；“秀萼”是在晨风、夜露以及阳光的滋养下开出的颜色鲜艳的娇嫩花朵；蓝光、碧堤是湛蓝湛蓝的天空和碧绿碧绿的河堤传递的蓝与绿的对照；风吹、莺舞、云行、芳树轻摇是画面中徐缓悠然活动着的生命。玄晖将静的画面与动的生命相配合，勾勒出一幅色彩清新、流年静好、安静澄澈的动静皆宜的画面，读者在阅览时会顿觉心胸中被注入了一股甘泉，而避免了面对一潭死水之静或嘈杂喧闹之动所产生的厌倦感，这便是玄晖山水诗作“丽而不秾”的成因之一，即玄晖善于以动调静的色彩，使色彩活起来。

玄晖写作山水风光之诗歌，并不刻意地去寻找或者臆造景致，也不固守于对名山大川的描绘，他喜欢以身边的自然田野或生活之景作为对象，能够以细致入微的目光去感受身边的事物，使所写之诗歌获得随性、灵秀之美。比如《王孙游》中的“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绿草与杂树、藤蔓与红英的搭配，是春天田野里不沾染任何人为气息的自然之美，有一股来自于自然界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得颜色鲜丽、纤巧柔媚的景物获得了一种英气，从而避免了浓艳之味。其他类似诗句还有“芙蕖舞轻带，包笋出芳丛”（《曲池之水》）中纤枝轻摆的芙蕖、初露尖角的竹笋，以及“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直中书省》）围绕着台阶、砌石自顾自地生长的芍药及苍苔等，均姿态灼灼，若二八少女，灵动萦目。这些自然景物均是常人在生活中可见之景，无甚特别，然而一经玄晖之手，便成为了轻盈圆润的美景，吸引入们注目。

三、结语

谢朓之山水风光诗作，有送别之景，有行路之景，有游赏之景，有幽居之景，非是渊明惯写山水之神，亦非宣城特写景物之貌，但是其风神清韵均可以动人，逼真景致皆能够引人，如“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后斋迥望》），神韵与景致完美结合，诚如刘熙载所言：“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玄晖在经历过政局的风云变幻之后，虽稍有失意惆怅之感，但并不妨碍其徜徉于山水之间，享受自然风景之美，因此，创造出了清新澄净、丽而不裱的自然风景胜境。清人陈祚明评价玄晖诗作日：“天才既隽，宏响斯臻。斐然之姿，宣诸逸韵；轻清和婉，佳句可庚……寓目之际，林木山川，能役字使形，稍增隽致。”此诚乃佳评也。

五言诗篇4

1、古体诗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和杂言诗等形式。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称为近体诗，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而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2、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

（来源：文章屋网 ）

五言诗篇5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五言诗篇6

关键词： 曹操 “改造文章的祖师” 创新 突破 《观沧海》

一、“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作品留传至今，包括片段在内的只有一百五十篇文章和二十余首诗。从体式上看，他的诗歌可以分为三大类：四言，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善哉行》（古公父）等；五言，如《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秋胡行》等；杂言，如《对酒》、《陌上桑》等。每类约占其今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四言诗最为出色。与诗歌相比，他的文章成就要逊色不少，但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

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1］鲁迅在此主要是说曹操的文章很少受到原有体制、内容的束缚，他任意发挥，潇洒自如地抒发内心情感。平易流畅，清峻通脱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

曹操征用人才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行，他的求贤若渴所达到的程度是一般人所不敢说不敢做的。当时人在死前会写些遗令，对于当时的名人来说是非常流行的。遗令有一定的格式，多是说死后葬于何处，或者说葬于某某名人墓旁。然而曹操却不这样，他的遗令不但不按格式来写，内容还讲道：“吾俾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尺床，施[帐，朝晡上脯L之属……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2］对于如何料理他的后事，甚至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么处理都作了安排，曹操对此毫无顾忌，大胆创作，对当时的文学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界。

二、诗歌创新

（一）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

1.突破汉代四言体的语体习惯

“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体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3］“在《诗经》所处的时期，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4］《诗经》的一般句式构成是以单音节词为主，双音节词为辅。为了使四言诗在朗读时形成二二节奏，《诗经》的许多四言句要通过在单音节词的前后增加衬字或虚字构成双音节结构，如：“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周南・关雎》），“不宜有怒”（《邶风・谷风》），“桑之未落”、“淇则有岸”（《卫风・氓》），等等。这些以单音词为主的句式，本质上还是散文句。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汉语双音节词增多。而此时的四言诗仍沿用《诗经》典型句式，如：“又可奈何”（《鸿鹄歌》），“穆穆天子”、“嗟嗟我王”、“我王如何，曾不斯览”（《讽谏诗》）。还有王昭君的《怨诗》：“秋木萧萧，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泱泱。”朗读起来毫无新意，和《诗经》四言诗无多大区别。而在四言诗毫无创新，面临衰亡之际，曹操却使用当代语汇，创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四言诗。诵读起来与《诗经》的四言体诗迥然不同，朗朗上口，平易流畅，如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又如《观沧海》，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般的优美词语，但曹操却善于提炼组合这些双音节词汇，使二二节奏得到强化，易于上口，易于表现诗歌的语言美和诗化的意境美。

2.四言诗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的改变

曹操的四言诗“改变了四言诗的诗行结构的关系和句序”。从表面上看，曹操的四言诗仍是两句一行，四句一节，但是他的诗行两句之间已经不像《诗经》那样存在着语法上的依存关系了。《诗经》中的一句一般不能独立，要靠下一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具有完整的意义。如“硕鼠硕鼠，勿食我黍”（《魏风・硕鼠》）；“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小雅・鹿鸣之什・采薇》）。而曹操诗歌，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短歌行》），“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观沧海》），等等，主要是凭意思上的连贯构成一行或一节，各句句法是独立的，于是就不必使用《诗经》式的句序。在一些场面描写或抒情时，《诗经》主要通过使用各种重章叠唱、回环往复的方式来铺叙，如《王风・采葛》、《关雎》、《蒹葭》等都是通过这种反复重叠来强化诗的目的。而曹诗则是以结构独立但句意连贯的散句勾画意境、抒感，并不追求重章叠唱之法。

3.表达方式的不同

《诗经》多叙事，而曹操四言诗则善于抒情。如曹操《步出夏门行》是一组诗，第一章《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所生发的联想，气势宏大、意境深远，表现出诗人豪迈的情怀；第二章《冬十月》和第三章《河朔寒》，则描写风土人情，表达了诗人对一些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忧虑；而第四章《龟虽寿》，表达了诗人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的心态和精神。其《短歌行》则表达了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渴望天下归心的强烈愿望。曹操四言诗所展现的宏大气势、吞吐日月、慷慨悲凉、豪迈情怀等，这与他作为一代王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曹操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与突破，给四言诗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诗继《诗经》之后再一次大放异彩。清人沈德潜评：“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5］

（二）五言诗

诗歌由四言而变为五言，虽多了一字，却使诗歌有回转周旋的余地。五言诗在早期的形成发展中，有很多诗人对此作出了努力与贡献，而曹操也努力将其诗歌由四言向五言过渡、发展。

曹操最早的五言诗《薤露行》主要抒发了对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百官和百姓迁徙去长安的悲愤之情。诗歌形式上虽为五言诗，但内在表达方式上有四言之韵在其中，这其实是在四言诗的基础上每句加虚字或赘字而成。

《蒿里行》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此诗虚字明显减少，有诗的韵味，并且有些句子还成了名句被人们所吟诵。

《苦寒行》的显著特色就是由客观记录历史、客观叙事转向主体抒情，并且出现了意象式的描写，对仗、比喻、拟人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其五言诗散发出诗的魅力，虚字已不再作为衬字出现，而是精心提炼出每句的五个字，使它们各行其道，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见，此时曹操的五言诗已渐趋成熟，显示了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过渡。《诗经》中偶有的五言只是一种巧合，并不是有意识而为之的创作；秦嘉时代的五言诗也只是一种个别的起源，是一种局部的突破，并且势头很小，没有带动五言诗的蓬勃发展。而曹操却不同，不但自己作五言诗，而且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威、文学才华等深刻地影响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建安时期的文人，一时之间，五言诗在建安文坛盛放。

三、对汉乐府的突破

（一）开创“文人乐府诗”

吉川幸次郎曾写道：“曹操给文学史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我以为，是他把过去作为民歌存在的、因此习惯上是由无名作者写作的歌谣曲的歌词，改变为由他自己来写作。”［6］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全是乐府歌词，都能合乐演唱。从文人诗歌的历史去看，两汉文人极少创作乐府歌辞，可以说文人诗与乐府诗泾渭分明。而从曹操开始，乐府歌词有了它们的真命天子、真正的主人。他一改文人固步自封、不写乐府的通病，大力投入乐府歌辞。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之下，文人们学习民歌、创造乐府诗的风气一时风靡，从此一条文人乐府诗的康庄大道被开辟出来。如曹丕、曹植、阮禹、王粲等人都开始了文人乐府诗的创作。这也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乐府由市民的诗歌形式被采纳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已经是重要的革新。”由此可见，曹操起到了指引诗歌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的重大作用，使得文人乐府诗从此蓬勃发展起来，并对建安文学的勃然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内容上的突破

曹操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7］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与突破。沈德潜曾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虽是乐府旧题，但曹操却在内容上给予创新，以旧题来写新意，使得他的乐府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沈德潜曾评其诗“汉末实录”。可见他的诗在文学，甚至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熟知的《陌上桑》，本是叙述了秦氏女子罗敷以其聪明、智慧拒绝无礼太守，使其仓惶而逃的精彩故事，曹操却改为写求仙，想靠游仙延长寿命之意思。而《薤露行》、《蒿里行》，都是东齐产生的歌谣，大约创于西汉初年，李延年增损润色而成，二者原是挽歌、丧歌，而曹操则用这两题名作两诗，都是反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百姓凄苦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哀痛之情。《善哉行》由三首构成，第一首《古公父》是歌咏古事，表现他平乱安邦的政治思想；第二首通过写他悲惨的遭遇，抒发他内心苦闷及壮志难酬，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愤慨；第三首则抒发他渴望尽得贤才的迫切心情。而乐府古辞的《善哉行》则是主客在宴会上的祝颂酬答之辞，劝人及时行乐，祝颂成仙长寿之诗。

另外，曹操眼界非常开阔，如《薤露行》和《蒿里行》就写到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且作为一代准帝王几乎没人能直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曹操却用诗把它表现出来，足以见得其胸襟。曹操诗的意境是宏大悲凉的，甚有一种王者气魄，这与曹操的政治、军事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也是汉乐府民歌很难具有的。

四、《观沧海》―――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可见其开创、祖师级的地位。此诗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之气魄，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诗人在处理生命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时，保持着主体的高度独立性。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于自然客体之中，以博大的胸襟欣赏着眼前的客体的变化，并在外界的变化中还能坚持着自我的独立性。这与庄子的虚静、物化是截然不同的，在庄子的作品中，主体消融在客体中，并且分不清哪是主哪是客，已不分彼此。曹操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其强势的性格、王者的霸气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才更具个性，更具一种崇高的美。这些特性是前无古人，后有学习者的。

鲁迅对于曹操是很佩服的，称其是英雄，而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在此夸赞多半是从文学方面而言，所以鲁迅会大胆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参考文献：

［1］鲁迅.（插图本）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

［4］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5］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五言诗篇7

关键词：唐代诗文；佛经；佛偈；典故

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既继承了前朝历代的精华，又揭开了后代诗歌艺术的序幕，在我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诗歌博采众长，对大量的文化形式和体裁都有借鉴，民歌、歌赋、经文等在唐诗中都能找到影子。唐代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文化极度发达，大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发展很快。而整个有唐一代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都推行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因而唐代文化的融合性很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对唐诗这一展现唐代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学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经自汉代译入，渐渐地在汉地扎根，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汉人的思想言行。汉地本土诗文作为“人”的诗文，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表现出这种影响。在唐代，佛教十分兴盛，全国僧侣、寺庙的数量远超前朝历代，在唐朝后期，因为寺庙和僧侣人数太多，政府还推行了“会昌灭佛”，可见唐代佛教规模已十分庞大，对社会生活已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汉译佛经与中国唐代诗文均叙述情节完整的故事，均论说事理，佛偈与汉地诗、颂、赞等的语言形式有很大相同之处：均有四言等形式；而汉译佛经因果报应、空义、神通、地狱、化城等思想内容、套子式行文等形式体制为纯汉地诗文（非佛经及受佛经影响者，下同）所无。两者的相同之处奠定了前者影响后者的基础，两者的不同使前者影响后者有了必要可能。正是具备了这种基础和可能，中国唐代本土诗文受到了汉译佛经的较大影响，相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诗文与佛经

中国唐代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是很大的，在佛经的影响之下，唐代诗文不仅出现了新的思想内容，其形式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搞清中国唐代诗文所受佛经影响，可更加透彻地认识中国诗文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佛经对汉地本土诗文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当今吸收外来文学、文化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外来的佛教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是如何相互融合的。

佛经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天竺，有独特的思想内容，汉人对此颇感兴趣。到了唐代这一现象日渐成熟，许多文人墨客以诗、赋、颂、赞、诏、敕、启、疏、论、序、小说、史传、子书、愿文、仟文、变文及道经等比较多地引述、阐释、评价、讨论佛经的思想内容，如唐张读《宣室志》卷八《杨叟》引用《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又如萧梁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述梁武帝命人“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其思想基础便是《楞枷经》、《大般涅姥经》等处断食肉的主张等。由此来看，根据佛经内容进行述说、或者将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在唐代诗文中是比较常见的。

二、唐代诗文外在形式和佛经意象

1.创作素材的扩充和形式的变化

唐代诗文取材广泛，单就诗歌而言，就有行别诗、咏物诗、抒情诗、边塞诗等多种形式，而佛经的引入又极大地扩充了唐代诗文的取材范围，因而创作素材便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意象。唐代佛教文化已十分普及，各地寺庙林立，僧侣众多，而大量的佛教经典也开始广泛流传，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佛经便成为文人们诗文创作的源泉。诗如鸠摩罗什的《十喻诗》、萧梁萧纲《十空诗》、《琴诗》等都是典型的以佛经为主题的诗文，而《降魔变文》等则是以佛教经典或传说为主题创作的诗文。

除内容外，唐代诗文中佛经意象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形式。佛经的某些形式远比汉地本土诗文同类者突出、集中，汉地一些人对此颇感兴趣，将之汲取融入自己诗文中，如佛偈之大量议论为东晋玄言诗、陶渊明等人的诗汲取，佛经倡颂与长行杂错的方式为道经、变文汲取，齐梁文人非乐府体五言四旬小诗体制与佛偈中大量存在的五言四句的体制有一定关系，汉地小说虚构故事的事件链很长是受到佛经中同类现象的影响等。

2.议论和散文化

在佛教经典中，佛经教义中有大量议论，句式绝大部分是散文化；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极常见，后者无佛义，议论不多，散文化的句式不多，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齐梁之前不多见，而在唐代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唐代诗文中，议论性的内容和形式十分常见，尤其是标准的律诗，通常通过前半段的论述在后半段予以升华，论述一定的道理，单纯描述景物的诗文并不多见，用字数相等的整齐句子议论佛教义理，同议论佛义的佛偈殊无二致。当然，汉地诗歌本来就有议论，虽不多，上述诗歌颇多议论自然与此有关。

除了议论化，散文化也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现象，汉译佛偈实质上是散文形式，是装在五字句（五言佛偈）、四字句（四言佛偈）、七字句（七言佛倡）等“框架”中的散文，这恰好与唐代诗文的表现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三《授记品第六》中云“为佛智蕙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这就是典型的对佛偈翻译的诗文化处理，当中散文意象十分明显，其原文是“告诸比丘我以佛眼见是迦叶子未来世过无数劫 当得做佛 而于来世供养奉觐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为佛智葸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已修习一切无上之葱 于最后身得成为佛”。诗歌句式散文化，使诗歌别具一种古朴风格，值得肯定，同时汉译佛偈促使诗歌内部更多地注入了散文的因素，促进了诗歌体貌的多样化，增强了其活力。

五言诗篇8

【关键词】六言诗；音节节奏；谓词嵌用

六言诗作为一种诗歌样式，起自汉魏，唐代时创作数量达到高峰，但纵观中国诗歌史，六言诗始终未能成为诗林正体，即使在唐代，六言诗的创作数量也根本无法与五、七言诗相比，以后则更趋衰落，何以如此呢？

本文试就六言诗的音节节奏和谓词嵌用等特点作一浅近分析，以期进一步提示六言诗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

一、 六言诗2+2+2句式结构排斥了单音节谓词的入诗

六言诗六字一句，六言诗的句式一般是2+2+2，诗句是每两个音节为一个节奏单位，共有音节相等的三个节奏单位，且意义单位与节奏单位是一致的。

如：韦应物的六言绝句《三台》：

冰泮——寒塘——始绿，雨余——百草——皆生。

朝来——门 ——无事，晚下——高斋——有情。

正是由于这种2+2+2的句式特点和意义单位与节奏单位的一致性，不但使六言诗具有了句式呆板、音律急促的缺点，同时也使六言诗中谓词的嵌入受到了很大限制，大大削弱了六言诗的生命力。

在古代汉语中，谓词的双音节化的发展速度相对于名词来说是较为缓慢的，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就与单音节谓词的入诗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使单音节谓词在2+2+2式的句式中难以自由嵌入，这无疑给六言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是六言诗致命的弱点。

二、 六言诗的词语特点显示了六言诗创作的极大局限

1.三个复音节名词或词组的并列式组合结构。在六言诗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许多诗句都是直接用三个复音节名词或词组并列组合起来的现象。如：

“山下孤烟远树，天边独树高原。

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

“青草湖边草色，飞猿岭上猿声。”

“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

因为受六言诗句式结构的制约，单音节谓词不能直接入诗，所以不得不干脆将谓词省略而用三个复音节名词排列起来。

尽管这种罗列组合使诗歌具有某种特殊的表达作用，在诗句上也有所创新，但是毕竟不能使每个六言诗句都采用这种组合方式，而且也是很难做到的。

五言诗一般的句式有2+2+1和2+1+2两种形式，“是在2+2式中插上一个音节，或在后面添加一个音节。”可正是这添加的一个音节节奏单位与古汉语中的谓词大多是单音节这一特点恰好合拍，所以在五言诗中，谓词能够很自然、很自由地入诗，这不但为诗歌的平仄、对偶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句式自由多变，舒缓有致，“具有了较大的包容量和一定的伸缩性。”七言诗比五言诗多二言，其句式特点相对于五言诗更为灵活多变。

2.有意地使谓词复音节化后入诗。五、七言诗中，单音节谓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节奏单位和意义单位，只要作者信手拈来，加以垂炼，即可嵌入。可这种自由度在六言诗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两个音节为一个节奏单位和意义单位，这就使得六言诗创作在嵌用谓词时不得不首先对单音节谓词进行复音节化的处理，或在前面加一个修饰成分，或在后面缀一个补充成分，如：

危石才通鸟道，空山更有人家。

桃源定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

这首六言诗分明是由五言诗：“危石通鸟道，空山有人家。桃源在深处，涧水浮落花”发展而来。诗中“才通、更有、定在”是单音节谓词“通、有、在”前面加一修饰成分，“浮来”是“浮”后加一补充成分而来。

当然，这种使单音节谓词复音节化后入诗对于诗歌创作和语言发展不无进步作用，有时在表达上也更加精细准确，只是能够以这种方式改变的单音节谓词并不甚多，而且改变之后的复音节“新词”有时也明显地带有斧凿之痕迹。所以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仍对其创作产生着严重的制约作用。

3.双声、叠韵、重叠式谓词在六言诗中大量出现。古汉语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少复音节的双声、叠韵、重叠式谓词，其中尤以形容居多。这种复音节谓词与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恰好一致，所以，这些词的出现为六言诗的谓词嵌入提供了一条极为方便的途径，它们出现在六言诗中，成为六言诗词的一个明鲜特点。如：

万玉朝宗风扆，千金率领龙媒。

眄鼓凝滞躞蹀，听歌异影徘徊。

秣陵归人惆怅，楚地连同寂廖。

却忆士龙宾阁，清琴绿水萧萧。

以上诸诗句中，“躞蹀、徘徊、惆怅、萧萧”等词都是双声、叠韵或重叠式复音节谓词。

无庸置疑，这也是与六言诗2+2+2结构的影响分不开的，可是正如前面所谈，直到唐代，汉语中这种双音节的谓词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故六言诗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创作数量。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仍然严重制约着它自身的发展。

在汉语的表意功能中，谓语是最活跃、最关键、最富有表现力的，谓词的运用是诗歌生命力的集中表现，可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却为单音节谓词的入诗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之，六言诗2+2+2的句式结构与古汉语中谓词大多为单音节这一语言事实的矛盾是六言诗致命的弱点，也是它很快为五、七言诗所代替而衰落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维.辋川六言.

五言诗篇9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参考文献：

1.永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百，集部五十三.

2.胡仔纂集，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3.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4.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22."

5.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12.

五言诗篇10

关键词： 张九龄诗歌 “清醇” 诗笔 诗韵 诗情

诗如美酒贵在醇。于我中华大气恢弘的诗歌中，虽有多式风貌质格各领，然醇诗一格，总有别样风采，吸引着历代读者为之沉醉陶然。值得一提的是，“岭海千年第一人”张九龄的诗歌就属于醇诗一格。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作现存222首①，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若以成就论名，张九龄更应被称作张曲江。自唐以来，历代文人对张九龄诗作都有极高的评价，如诗圣杜甫诗有云：“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自我一家则，未阙只字警。”②意指九龄诗歌用语清丽，读罢耐人寻味，诗成一家；明人高棅《唐诗品汇》云：“张曲江《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骎骎乎盛唐矣。”③认为九龄诗淡丽典雅；而清人沈德潜的评赞更为得宜：“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④如此等等。集合众家之言，不难发现，张九龄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就在于“清醇”二字，这确实算得上是极高的评价。张九龄的文学创作活动介于初盛唐间，是时文坛多带有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然张九龄却继随陈子昂的重“兴寄”、倡“风骨”的传统，笔下成诗虽因其在不同时期的际遇及心态的变化而呈现出细微的不同特点，然清醇之特质却始终贯注其中，往往是以清丽明净的语言，抒写深婉含蓄的情韵，呈现出淡然质朴的风格。具体品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简约清淡的诗笔之秀

若以诗之用笔决定诗貌，张九龄的诗作简约清淡。其诗体裁形式并不多样，约二百首诗篇，除少数几首四言、七言、杂言诗外，几乎全是五言诗体，可以说是一位专心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五言诗体本就因字少句短而多用实字，故风格有时往往易偏于简约质实倾向，而张九龄的创作则更将五言诗体能表现的简约风格发挥得十分到位。尤其在张九龄吟赏风景的山水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浈阳峡》：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首五言律诗疑是诗人长安二年赴广州应乡试时途中之作。此诗用字洗练，句句简洁明了，但一经品读则意境深远。首联交代诗人行舟穿越浈阳峡的场景。颔联写秋未至而水先寒，虽白昼而山阴沉的景色，“水暗”、“山晴”相对应，光线的明暗对比之间，一种“秋昼阴冷”的氛围蔓延开来，令人联想到浈阳峡的幽深清冷。颈联进一步表现浈阳峡的雄壮，千寻峡壁尽显凌天之势，阳光穿云过树，于重天密林间泛化开缤纷五彩。这是何等鲜见奇伟壮丽的极致美景。诗人于尾联叹惜如此美景竟地处偏远，问谁能知道造物主的心思的感慨，又何尝不是读者心中的共鸣？全诗虽只短短篇幅、寥寥数语，却以清淡笔墨将浈阳峡的山光水色写得如斯奇妙，更不失淡淡的清丽之秀美。

再如张九龄登临行旅之作《登乐游春望书怀》，诗中描写了美好春光下的盛唐气象，却没有夸张渲染，只“万壑精光满，千门喜气浮”一句十字，便将帝京盛景写到位了。不仅此类登临行旅、吟赏山水风景的诗歌，诸如其他或酬唱离情别绪，或咏物寄情抒怀，在张九龄笔下，都呈现出清淡简约的特质。曲江诗信手拈来，歌别离者如《送使广州》：“心逐书邮去，形随世网婴。”咏物态者如《折杨柳》：“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感际遇者如《照镜见白发》：“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用字简洁凝练，比比皆是。恰如明人胡震亨评曰：“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承露，故当于尘外置赏。”⑤这段评价明确地指出九龄诗歌简约清淡的这一特点。正因为“结体简贵、选言清冷”，没有刻意追求词采的工丽和句式的纤巧流转，他才得以摒弃南朝以来浮艳繁缛的诗风之病，将诗歌写得简约而清澹。这样的笔墨清新入目，读者看在眼中也十分欢喜，朗朗诵读于口亦含情流畅，是以成就曲江诗歌之用笔钟灵神秀之貌，也使得他的诗歌于浓醇香韵之外，更流离着一股动人的清许。

二、含蓄蕴藉的诗韵之醇

若说曲江诗“清醇”的“清”一面重点表现于诗语之简约清丽，则其“醇”一面重点表现于其诗韵之深婉含蓄。说到张九龄诗歌之诗韵极醇者，首先要提的就是他的感遇诗，包括《感遇》十二首和《杂诗》五首。这些诗歌多创作于诗人晚年罢相之后，政治生活的挫折加深了曲江诗的思想内蕴，忧国、伤怀、嫉恶、归隐等复杂情绪交织其中。这些诗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以孤桐丹橘、香草美人等典型意象比兴寄托。如《感遇》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