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证明范本十篇

实习证明范本篇1

兹有_________学校_________专业_________同学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在_________实习.

该同学的实习职位是_________

_________(实习单位盖章)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财务实习证明范本2

兹有 ___________ 学校 ________ 同学于________ 年__月__日至 年__月__ 日在 __________ 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实习(/或者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有效地帮助了_________作了_____________。 (/可选)

特此证明。

实习证明范本篇2

兹有xx学校xx同学于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在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期间，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该同学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关心集体，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现已结束。

特此证明。

实习单位

(实习单位盖章)

大学生实习证明范本二：

兹有______学校______班________同学现在我公司进行工作实习，期间担任_________，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公司地址：

联系人：

实习证明范本篇3

一、标题：书写“实习证明”或是“证明”。标题一般顶行居中，字体稍微大号，区别于内容；

二、正文：正文简要介绍该同学在本单位的实习基本情况，包括：实习时间、职位、实习的表现（简单的证明材料此项省略）等。

三、落款：落款主要包含实习单位名称、单位联系电话、日期、单位公章。

以上是一般大学生单位实习证明的基本格式，下面精选几篇典型的单位实习证明材料，方便网友具体参考、查看单位实习证明怎么写：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一：

实习证明

兹有______学校______班________同学现在我公司进行工作实习，期间担任_________，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二：

实习证明

兹证明×××同学在我单位××部门实习两个月。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注：上面两份单位实习证明系简单版本，没有说明该生在单位的实习表现和一般评价，只是对该名同学确实在本单位实习做一个证明。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三：

兹有 ___________ 学校 ________ 同学于________ 年__月__日至 年__月__ 日在 __________ 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实习（/或者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

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有效地帮助了_________作了_____________。 （/可选）特此证明。

_________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或者________公司）（盖章）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四：

兹有____________大学_____________学院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该学生实习期间主要在我司U9测试部财务组实习，主要负责全面预算等模块的测试，验证等工作。

该学生实习期间工作认真，在工作中遇到不懂得地方，能够向经验丰富的职工请教，善于思考，能够举一反三。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扎实的财务理论基础，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到学以致用，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体现出其较高的职业素养。同时，该学生严格遵守我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实习期间从未缺勤、迟到，尊敬我行工作人员，并与同事和睦相处，与其工作的员工都对该学生的表现表示赞许，并予以肯定。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五：

兹有**学校**同学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在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期间，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该同学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关心集体，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现已结束。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实习证明范本篇4

某某学校：

兹有贵校****学生在我行***岗位实习。实习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该生在我行实习期间表现优秀，完全能够胜任本职岗位的工作。经过我单位考核，该生在本月份评为优秀员工。非常感谢贵校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员工。现在该生在我单位已经实习结束，特此证明!

农业银行

XX年X月X日

农行实习证明范本二

兹有xxx学经贸学院金融专业xxx于20xx年2月11日至20xx年5月1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x支行实习。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中国农业银行xxx支行

20XX年XX月XX日

农行实习证明范本三

兹有____________大学_____________学院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临西支行实习。

该学生实习期间主要在我行对公对私业务、大堂及客户经理处实习，主要学习柜台对公对私业务简单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从事大堂对客户的服务与服务、跟从客户经理及业务顾问对客户进行信息维护及推广产品服务等工作。

该学生实习期间工作认真，在工作中遇到不懂得地方，能够向经验丰富的职工请教，善于思考，能够举一反三。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到学以致用，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体现出其较高的职业素养。同时，该学生严格遵守我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实习期间从未缺勤、迟到，尊敬我行工作人员，并与同事和睦相处，与其工作的员工都对该学生的表现表示赞许，并予以肯定。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实习证明范本篇5

党员证明范文一

，男，汉族，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出生，柿县人，一九xx年八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程度，20xx年六月被确定为建党对象。现任柿县学校教师。该同志的主要表现是：

一、讲政治、讲大局，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良好的政治素养

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该同志能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理论，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自觉践行xxxx重要思想。他时刻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注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腐朽文本文来自小草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自己的侵蚀。坚持自身的党性修养，自觉维护党的形象。该同志始终立场坚定，思想和行为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均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立场坚定性。没有参加xx功及其他xx组织。

二、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该同志办事沉稳，工作勤奋，勤勉敬业，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具有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严要求自己，坚持做到在认认真真学习上要有新进步，在堂堂正正做人上要有新境界，在踏踏实实做事上要有新成效。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摆正自己同组织、同事业的关系，把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同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相结合，在困境面前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继续孜孜不倦地追求信仰和理想。始终做到顺境时不得意忘形，困难时不失意悲观。在工作和事业面前，该同志历来顾全大局，从不争名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扎实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三、认真钻研业务，工作能力强

近年来，该同志不论在学校哪个岗位上，都能够服从组织安排，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中，该同志能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吃苦在前，常常加班加点，不计个人报酬。

该同志能够坚持学习本职工作的业务知识，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该同志在多个岗位任教过，每到一个新的工本文来自小草作岗位，都能以极大的热情和钻劲，学习本专业的知识，适应新的工作，他热爱学习，勤于思考，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

20xx年，服从上级安排，赴边远山区支教一年，在当地获得了较高评价。

四、工作扎实，现实表现良好

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本校的多个完小任教，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他都能爱岗敬业、认真学习钻研本职工作业务知识，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和胜任工作。是一个受学生爱戴、受同行佩服的骨干教师。

党员证明范文二

朱晨明，女，浙江义乌人，是暨南大学文学院2xx-x级本科生，于2xx-x年12月在我院发展为预备党员，xx-xx年12月转为正式党员，所属支部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本科生党支部。

特此证明。

暨南大学文学院党委

xx-xx年5月30日

党员证明范文三

xx-x，男，吉林大学法学院xx-xx级本科生，学生证号：xx-x，该同学于20xx年10月29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特此证明。

中共吉林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xx-xxx年12月22日

党员证明范文四

xxx，男，吉林大学法学院20xx级本科生，学生证号：xxx，该同学于20xx年10月29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特此证明。

实习证明范本篇6

一、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为保证此次学习教育检查活动分层次、有步骤地进行，真正取得实效，我们首先成立以局长刘作强同志为组长，分管局长和公证处主任为副组长，其它有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整个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全面督查。根据烟台市局通知要求，结合蓬莱实际，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对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重点检查范围、突出解决的问题、方法步骤等做出明确规定，并印制了配档表，将活动内容和要求进一步细化，从而形成了主要领导重点抓、分管领导靠上抓、公证主任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氛围，为保证整个学习教育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强化学习教育，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为使每一位公证员都能了解开展这次活动的重大意义，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我们强化了学习教育。组织全体公证人员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学习了烟台市局下发的《关于在全市公证系统开展严格公证程序规范执业行为整顿公证法律服务市场集中学习教育检查活动的通知》，使每一位公证员都明确了这次学习教育检查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同时，组织公证员认真学习《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开奖公证细则（试行）》等业务文件，学习中，还结合市局下发的关于转发省厅《〈关于转发司法部关于“西安体彩假票案”等涉及公证严重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要求，重点学习领会司法部和省厅通知，使公证员认识到严格公证程序、规范执业行为、整顿公证法律服务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引导公证员树立质量是公证生命线的意识。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局确定的重点检查范围和突出解决的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组织公证处对2003年至2004年的出证公证卷宗共1320件进行了认真自查自纠，其中经济类581件卷，包括经济合同、抵押登记、保全证据、企业章程土地使用权拍卖现场公证等。民间类476件卷，包括委托书、赠与书、声明书、遗产分割协议等。涉外类368件卷，包括亲属关系、未受刑事处分、出生和学历等。自查过程中，每一位公证员都对自己所办理的公证书分类进行了检查，写出了自查报告和办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经过全面自查，没有发现错、假证和投诉、上访现象，履约率达到98%以上。

三、强化建章立制，规范公证内部管理版权所有

虽然自查中没有发现大的漏洞，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迁就当事人，简化办证程序，造成卷宗材料不全和公证书格式不够严格规范；谈话笔录过于简单，有的调查材料不够齐全；有少部分公证文书的装订顺序没按要求做等。对发现有问题和有瑕疵的公证书，及时进行了纠正和补救。为防止今后出现问题，针对在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中查出的问题，我们还指导公证处进一步健全完善具体工作标准、操作规程和质量监管方面的配套措施，一是制定了公证处内部业务流程，确定了办理公证过程中申请、受理、审查、出证、送达五个步骤的具体内容，进一步严格办证程序，做到依据不准不出证、事实不清不出证、材料不全不出证、未检验不出证，确保不出任何纰漏。二是落实了公证质量检验员到岗到位，确定一名专职公证质量检验员，每一份公证书须经质检员检查合格，才能出证，有效保证了公证书的质量。三是制定了公证处单项公证事项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并作为一项制度进行了公示，使公证办理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四是建立了公证处疑难公证事项集中研究、重大情况报告制度，建立了详细的处会务记录，制定了重大、疑难事项处理预案，对处理程序、时间和责任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防止了轻率受理和错、假证事件的发生。

实习证明范本篇7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起点词汇 假设 成本

一、什么是起点词汇假设

我们认为二语习得在初级阶段由于建构语言框架、形成基本语言生成机制的需要，学习者或教师急需短期内直接掌握一批最基本的、数量无法再缩减的词汇，而这些词汇通过自然习得需要较高的学习成本。如果直接掌握这类词汇则可大大降低初级阶段整体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我们称这类词汇为起点词汇。起点词汇是一个基本概念，具体包含的词汇不是绝对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可协商的、开放的。它是通过一个筛选机制逐渐形成的，中间可能存在反复修正过程。只要符合筛选特征并通过实证的词汇都可以入选。

二、起点词汇假设的理论基础

汉语国际教育属于二语教学范畴，二语教学与母语习得存在诸多差异，前人已做过大量研究。从经济学新视角观察，我们认为二者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成本机制不同。母语习得是人类个体融入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不计成本是其特征之一。二语习得过程则复杂得多，由于其不是人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否能最终达成，涉及多方面因素，成本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析、评估成本与收益之比，并不断修正其决策，表现出相应行为。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学校等其他参与主体同样如此。从动态角度看，整个运作机制都可以运用博弈论做出解释和说明，可对具体条件下的结果做出预判。

具体来说，母语习得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习得的成本成为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是隐性的。从母语习得实际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说，实际成本无疑远远超过二语习得。但从机会成本角度看，因为其别无选择，放弃的机会是零，成本可看做零。因此其不计成本的特征包含了实际成本巨大无法计算和机会成本过小可以忽略的双重含义。由于母语习得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使其不适用经济学原理或博弈论做出诠释。

二语习得的整个过程较易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成本计算更容易量化，收益相对较模糊，但也可简化为局部参数（成绩、工作前景等），因此总体来说成本收益分析是可行的，这也是运用博弈论的前提条件。典型的二语习得过程存在多方博弈，其中最基本的一对博弈者是学习者和教师，第三、第四方是学校和政府，不排除更多方，如社会团体的介入。

从学习者角度来看，学习第二语言所花的时间、费用、因学习语言而放弃其他机会的成本等都属于成本范畴；第二语言水平的提高（可用考试成绩和语言水平等级来衡量）及带来的物质、精神上的利益、生活上的便利、其他方面成本的降低等则属于收益范畴。从教师角度看，教学花费的时间、精力是最主要成本，因教学产生的报酬及精神上的利益则是主要收益。从学校角度看，为教学提供的场所、人力费用及教材、办公耗材、水电费、各项管理支出等属于付出成本；收取的学费、高校各类排名的提升、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相关性投入、教学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推动等则属于收益。从政府角度看，政策、财力、物力等各类资源的投入属于成本范畴，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提升国家软实力、降低相关产业成本促进国家整体利益改善则是主要收益。

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各个环节的静态、微观分析，而博弈论可以用来解释汉语国际教育产业的动态发展轨迹并预判今后整体发展趋势。但限于篇幅，本文仅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初级阶段的起点词汇假设，其他方面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拓展。

三、起点词汇假设的提出

之所以提出起点词汇假说，是基于我们对成人二语习得在初级阶段课堂教学中完全使用目的语的怀疑。首先，我们完全认可二语课堂教学用语应尽可能使用目的语原则，大量教学实例证明，经验丰富的教师在中高级阶段课堂教学中完全可以不使用任何媒介语也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我们缺乏足够的、经得起推敲的初级阶段课堂教学不使用任何媒介语或学习者母语的教学实例。要证实或证伪这种观点，可以采用说课、试讲或小班教学实证等方式进行足够数量的演示就能看到结果。如果能证实在最苛刻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顺利完成教学任务，那么理论上就不存在起点词汇问题。如果能够证伪，教学中的确遇到了一些难于逾越的障碍，留学生对某些词汇的掌握出现了偏差，教学效果明显低于对照组，那么那些阻碍教学的词汇就可能是起点词汇。在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到世界更广泛的小语种地区时，起点词汇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切实提高教学有效性，同时对国内典型的学习者国籍混合的初级汉语班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于起点词汇假设，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反驳意见：观点一：母语习得不需要任何媒介语，那么二语习得不使用媒介语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只关注理论上的可行而忽视实施成本。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之间最难跨越的鸿沟就是成本。对二语习得来说，学习效率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学习过程需要花费很高成本，就意味着这种方案不可行。观点二：过去和现在有大量零起点留学生在不使用媒介语的情况下熟练掌握了汉语，实践证明这也是可行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只关注到一部分成功的学习者，没有考虑到学习者整体的成才率问题。从世界范围看，汉语被公认为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对非汉字圈的学习者来说，达到相同外语水平，学习汉语花费的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语言。说明汉语目前没有成为一种学习效率较高、花费成本较低的语言，对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在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方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观点三：沉浸式教学主张不使用媒介语，在美国等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说明媒介语并不是教学必需的。我们认为接近母语习得的教学方式能否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成本问题。沉浸式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极高，教材编写有其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教学时间非常长，需要制度政策方面的配合。这在汉语向世界小语种地区推广时并不容易做到，不具有典型性，而且不符合国内高校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学制要求（一般只有一年预科）。我们强调的起点词汇只存在于零起点的初级阶段，教学最终目标完全使用目的语进行教学，这和沉浸式理念是相通的，并不矛盾。不同的是，为了缩短初学者的适应期，提高教学进度和效率，我们允许在初级阶段使用经过慎重挑选的起点词汇作为教学辅助用的支架。这么做可以降低初学者的学习门槛，便于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推广，而且长期来看并不影响最终教学目标实现。

四、起点词汇的选定过程

起点词汇的选定过程包括基本筛选机制和具体实施方法。其过程本身是证明起点词汇是否存在的实证方案。如果初级阶段所有常用词汇都可以找到直观有效且不使用媒介语或母语的方法教学，最后剩下的词汇是零，说明起点词汇是不存在的，这样假设就不成立。反之，则证实的确存在一部分常用词汇需要借助媒介语或学习者母语说明。整个选定过程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些起点词汇具体是什么，而在于那些被筛选掉的非起点词汇是如何被证实不需要非目的语辅助说明的，以及这种情况的具体实施条件是什么。

目前较好的筛选机制可由三个步骤组成：集体协商、演示筹备、实证测试。集体协商具体是指由多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用排除法逐一去除非起点词汇，并记录达成的条件；演示筹备是指根据达成的条件，制作材料或准备演示的具体方案；实证测试是指用零起点留学生测试演示实际效果，依此判断这些词汇是否符合最初判定。最终通过这三个步骤，筛选出的就是起点词汇。

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步：确定初级阶段的词汇。我们把初级阶段的范围划定为零起点后保持一年正常学习，对应大约200学时。超过200学时后仍属于初级阶段，但因基本不需要起点词汇辅助，不属于研究范围。在此范围内，选定的词汇可以来自等级大纲，也可以来自相对应的教材，还可以是课堂常用的说明性词汇，或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千词汇。

第二步：去除可用实物、图片、对比图展示的词汇，并逐一做好备注。这类词汇基本以直观名词和形容词为主，如桌子、西瓜、汽车、书、猫、长和短、大和小等，各类数字、颜色、表情、国家、职业等属于这一类。

第三步：去除可用手势、形体动作展示的词汇，逐一备注。这类词汇基本以直观动词和形容词为主，如吃、走、写、看、踢、饱、胖等。此外还有一些词可用比较夸张的动作、表情、身体方位的演示表示，如谢谢、对不起、这个、那个、左、右、不、来、去、我、你等属于这一类。

第四步：去除可用图示、符号、图表等展示的词汇，逐一备注。如可用亲属关系图说明的爸爸、妈妈、弟弟、儿子等；可用日历说明的月、日、星期、今天、昨天等；可用时间表来说明的上午、下午、晚上、小时、分钟、点钟、现在、以前、以后等。

第五步：去除可用已学过的词语说明演绎的词汇，逐一备注，需注明描述时所用的句子或短语。例如：同事（一起工作的人）、爱好（喜欢做的事情）、阿姨（妈妈的姐姐、妹妹）等。

第六步：去除可用归纳方法说明的词汇，逐一备注，需注明归纳时所用的例词。如用已学过的苹果、香蕉、橘子等归纳出水果；用已学过的桌子、书、头、汽车等归纳出名词；用下雨、晴天、多云等归纳出天气。

第七步：去除可用漫画或带有故事情节的图片表示的词汇，逐一备注，最好附有该图片。例如：谈恋爱、打针、上课、吵架、等、丢、骗、马虎、着急、过马路、忘记、懂等。

第八步：去除可用基本句式说明的词汇，并注明该句式。例如：用“我是中国人”说明“是”的含义；用“书在桌子上”说明“在”的含义；用“我把书放在桌子上”说明“把”的语法意义。

第九步：剩下的生词中，大家通过讨论和协商，寻找其他各种非语言方式说明词汇。如果还是不能用上述已知词汇或任何非语言方式有效说明某个词，那么这个词可以初步判定属于起点词汇。

第十步：验证环节。寻找完全零起点、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人，把上述已去除的那些非起点词汇按照备注方式及一定的先后顺序演示给这些对象看，记录演示时长。某个词演示后，用演示对象的母语制作的调查表验证其理解的含义是否正确。整个演示过程只能使用汉语，且需要全程拍摄，记录下演示者的动作、表情及演示对象的反应。没有通过验证的词需要寻找原因，修改方案后再次验证。

下面列举一些我们认为的疑似起点词汇，例如：意思、事情、如果、当然、为了、随便、重要、正式。这些词汇未经充分讨论、协商和验证，只判断为疑似。只要找到有效的方法能证实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并注明达成的条件，那么就可以排除对其起点词汇的判定。一般来说，这些词汇由于教学的需要，出现较早，达成条件不能太复杂。过于复杂的达成条件在初级阶段和不能达成是等值的。

五、起点词汇假设的意义

起点词汇的研究过程和结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现举数例如下：

第一：零起点教学的必备手册。我们可以制作把起点词汇翻译成其他各个语种的对照表。教师被派往海外某小语种国家任教时，需要先掌握这些起点词汇对应的对象国母语的翻译。因这些词汇相对有限，教师在短时间内掌握是可行的。针对国内混合编排的零起点班级，可以把翻译对照表发放给每个留学生，同样让他们熟悉掌握这些词汇。

第二：训练新手教师的有效方式。新手教师往往对教学中的词汇控制没有直观感受，通过模拟制定起点词汇的游戏性训练或比赛，让他们逐渐培养出对词汇控制的感受，熟悉词汇教学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常规顺序。

第三：改进教学试验田。可在初级阶段平行班中开设实验班，对起点词汇假设进行实证研究和相关教学方法改进，逐步建立起教学实证研究的学术模式。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与证明，由于未涉及实施成本的因素，因此研究结果在实际教学中并不一定可靠。教学成本与教学效率必须置于真实教学博弈中，表现才更接近实际值，得出的结果更有应用推广的价值。

第四：编写符合自然学习顺序的教材。目前绝大多数汉语教材的词汇选取和编排是基于编写者自身判断确定的，某一课中的词汇往往跟课文内容或主题相关，而这些词汇本身不一定有连贯的生成性，因此对具体词汇的释义常是碎片化的。这种传统教材编写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无法避免使用媒介语或学生母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无法避免使用媒介语，学习者常把汉语词汇意义和相应外语注释等同起来，产生大量负迁移。基于对起点词汇的研究，可以从新视角开发符合自然学习顺序的教材。教材开始部分并不以课文形式出现，而采用更自然直观的图片和录音方式。遵循非起点词汇生成的线索安排教学。词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有故事情节的课文。整本教材的生词可以做到没有任何非目的语注释，也没有任何语法说明，而让学生自然习得汉语。

第五：制作教辅材料的依据。基于起点词汇研究可以制作有针对性的教辅材料，如实物图片、视频片段、教学演示图表、配套习题集等，并逐步建立起电子版资源库。同源材料可运用于网络教学、PPT演示、随书附赠资料、配套教学软件开发、题库建设等。

总之，起点词汇假设是传统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应用于成人阶段汉语国际教育的初步尝试。无论该假设是否成立，在具体验证过程中都可以生成大量对教学有实用价值的素材和演示方案。相信随着今后实证研究深入，会涌现出更多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降低教学成本的应用型成果。

参考文献：

[1][法]让・梯若尔・弗登博格，著.黄涛，等译.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实习证明范本篇8

关键词： 教师资格证制度 现存问题 改革建议

教育成败，系于教师。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的整体素质是一切重大教育改革变革的核心力量。在教师职业人员选拔制度中，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是保证教师整体素质入口的关键。我国现行的教师资格制度，只要通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考试和简单的说课就可以取得教师教师资格证，导致很多已取得资格证的教师很难适应和胜任教师的工作，因此逐步完善的教师资格证制度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教师资格证制度现存的问题

教师资格证制度也叫“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作为职业资格制度的一种，拥有教师证书者，便表示具有教学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自2001年4月1日起，我国首次开始全面实施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与国外成熟的教师资格制度比较，我国现行的教师资格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获取教师资格证门槛过低，程序过快。

目前我国教师资格准入条件“门槛”过低，程序简单，认证机构资质过低，控制手段也不完善。在国家《教师法》中，规定的要求主要是学历的要求：小学教师的学历为中等师范毕业，初中的学历为师范专科学校或大学专科毕业，高中教师的学历为高等师范学校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两科单纯理论知识考试的要求，增加了非师范生及社会人员报考教师资格证的过程动机。持有相应学历的社会人员，想通过教师资格证的平台进入教师的队伍，这部分人员的成分和素质非常复杂，给教师培训机构增加了一定程度的负担，造成教师队伍素质和水平的整体下降。现行的教师资格培训机构，一般具有周期短、价格便宜、教授方式单一、保证合格率等以批量式的速度培训非师范专业者的特点。

（二）不能科学评估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只需提交学历证书，经教育部门审查后就可以直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非师范毕业的社会人员只要通过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和简单的面试，就能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与素养并非仅仅通过这两门自考就可以获得的，而必须依靠长期的积累，规范的教育实践，以及师范院校氛围的熏陶。［1］教师资格鉴定手段缺乏严格性和科学性，认定标准主要以毕业证书为准，对非师范院校毕业生的考试，也只是简单地测试教育理论知识，对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缺乏有效的评估手段，难以保证教师所获得的教师资格证书的含金量，难以保证学校录用教师时能选择到真正符合教师资格条件者。在社会上存在“师范院校的毕业证书等同于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考试等同于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考试”的误解。［2］

（三）现行实习制度不科学。

教育实习目的在于巩固和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有意识地指导实践。经过实习，来全面检查自己的教学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关键是获得教育上实践经验，逐步摸索并提升课堂的驾驭能力。无论掌握多么扎实全面的教育理论，刚走上讲台的新手教师们是无法应对课堂的现场性和突发性，理解有效教学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我国教育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只经过一次4―6周的集中教育实习经历，这种过程式的实习，并不能真正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力，更不能有效地实现成为合格教师的过渡，这种具有保护性的教师培养模式是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合当今教育形势的发展。而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或社会人员经过简单几分钟的说课面试，合格就可以申请教师资格证书，根本没有教育实习这一重要环节。

（四）我国教师资格证的有效期为终身，缺乏持久的激励制度和政策。

在实践上，由于受到教师资格终身性的约束，现行教师资格制度缺失与教师继续教育、教师职称评定等制度的联系，缺乏对教师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3］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体不断发展的持续过程，教师的自我持续生长需要终身发展的过程，我国现行教师资格证的终身制度，违背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原理，在今后的教师专业成长中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教师专业发展必须不断反思不断学习。

二、对我国教师资格证制度改革建议

改革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制度，提高教师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在教师教育制度中，完善教师资格制度是保证教师质量和水平的关键，首先要严把教师入口关。教师资格制度成熟的国家形成了完善的合格教师资格认证机制，我们应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使我国的教师资格证制度逐步完善。

（一）提高教师资格“门槛”，形成以本科及以上的教师学历格局。

发达国家的教师起点学历大都在大学毕业以上，就连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小学教师的最低学历要求也是大学毕业。建议提高我国教师学历教育层次，形成以本科及以上为主的教师学历格局。目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不仅对教师的学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为提高教师的学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中国传统的中等师范、师范专科学校和本科师范院校三级教育体系中，中师、师专正逐步萎缩，随着以教育硕士为主体的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的需求的不断扩大，三级师范设置正逐步过渡到一级本科设置的教师教育院校，而这样的本科院校工作的主体是本科层次的教师教育，同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可能，提供部分专科层次的教师教育和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实现了教师教育机构从三级设置到一级设置、三层次教育的过渡。［4］

（二）改革教师资格考试制度，重视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分学科专业考试和教育专业考试两部分考试，非师范院校大学毕业生通过学科专业考试后，必须到国家认可的教师培训学校或机构参加一年左右的教育教学训练，再参加教育专业的考试，通过者方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证书持有者在全国任何一所层次相当的学校通用。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可以免考教育专业的部分，但是必须参加专业考试，未通过专业考试者，也不准授予教师资格证书。建议我国应成立专业的考试机构，组织公开的全国教师资格考试，类似于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一样，建立一个成熟专业的科学知识技能体系已进行系统、普遍的考试［5］。规定无论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都得参加国家资格统一考试，非师范专业的社会人员必须到指定的机构接受相关的教师培训方可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国家统一考试不仅要包括教育专业知识，而且要包括教师综合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心理品质和学习能力的考核，注重教育理念、教育素质、能力、知识的综合培养。

（三）逐步实行规范的教育实习制度。

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一般都是让学生进行一定时间的教学实习，然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美国对教育实习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取得初任教师资格证书前至少需要10周以上的全时实习，之后还需要1年以上的辅导期。英国也相当重视教育实习和教育实践能力的要求，一般需要1年以上的实地教学经历，德国教育实习时间为2年，前半年要在大学学量的教育专业理论和技能，全时教学实习时间为1年，后半年的时间准备第二次国家考试。日本对教育实习虽没明确的规定，但教师的任用时需要有1年以上的辅导期。我国要逐步实行规范的教育实习制度，所有申请合格者在从事实际教学工作1年后再进行资格认定，以实习教师身份进入中小学，在实习学校富有经验的骨干教师的指导下，经过至少1年以上的全时实习，获得真正的教师实践知识，学习驾驭课堂能力。结束时由教师培训机构的专家和实习学校优秀教师组织评鉴，合格者才能授予教师资格证书。［6］

（四）探索完善教师资格定期认证制度，取消教师资格的终身制。

美国基本上已经取消永久性证书，各类证书大都有层级之分。初任证书的有效期由原来的5―6年不断缩短，有的州已经缩短为1年。日本的普通证书没有失效期，不被吊销，终身有效，但要取得高一级的普通证书要进修相应的学分和学位，临时许可证有3年的有效期。

建议我国实行教师资格证制度定期更新制度，每隔5―10年重新认定一次教师资格，合格者才能获得继续任教的资格。建立教师终身教育的制度机制，将改变把教师教育当做教师职业生涯中某一段的“终结性教育”的不良局面，切实推进教师终身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保证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更新观念，提高水平。一旦取消教师资格的终身制，教师资格定期认证任制度实行，就会从根本上激发教师终身学习的动力。打破教师资格的一证终身制，建立促使教师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能保证教师的发展。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的发展、知识积累和淘汰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都在向学习型社会转变，学习型社会呼唤着教师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五）建立合格的教育资格认定机构。

发达国家大都有几个相互独立的专业化的机构实施教师资格认证工作，并且对教师教育培训机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认定，比如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有一些较大的民间教育机构、团体等协助参与；英国的教师培训管理署TTA，等等。建议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管理力度，特别要加强教师培训市场的监督，教师资格认定、教师资格证书管理机构、教师培养机构三者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严格规范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的权限，只有法定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才能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授权不得认定教师资格。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该严格掌握并执行教师资格认定标准。［7］同时还要建立教师教育认可制度，由国家对教师教育机构资质的专业化水平进行评定和鉴定，以规范教师的培养模式，变学历教育为职业资格教育，确保教师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陈永明.基础教育改革案例［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李子江，张斌贤.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8，（10）.

［3］王森.关于教师资格制度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7，（3）.

［4］周南照，赵丽，任友群.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5］刘捷.专业化：挑战21世纪的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2.

实习证明范本篇9

一直以来，我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素质和能力、推动工作开展的立足点，通过单位组织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与撰写心得体会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学习了《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渎职侵权犯罪法规汇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县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重点学习了同志在的报告《决胜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记学习笔记两万字以上。

二、以自律为本保证办证质量。

作为一个制证人员，在工作中我始终保持一个观念，必须保证办证质量。首先从观念上树立办证质量观念，要求依法出证，依据文件、规范出证，无论是办证内容还是办证程序，都必须按照规则办。其次在具体工作中做到谨小慎微、做到大事小事一个样都做到认真仔细。不因细节问题而放弃审查、审核，不因有把握而忽略办证程序，不因问题大小降低办证标准。总之在2017年办证期间办理了近千件各类业务无错假证出现，努力做到让自己满意，让群众满意。

三、常抓业务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古人曰：业精于勤，荒于嬉。今年不动产登记证明共办出400多笔，其中新系统办证32笔，确实可行的解决了群众抵押贷款问题。除了不动产登记证明，我也在学习并协助同事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700多笔（其中继承6笔，破损换证42笔，转移登记332笔）。同时也在整理不动产登记证明档案并核对信息，将其整理成电子档案录入电脑存档，最后将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转交给档案人员。在办证期间，我虚心学习办证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权重的工作能力，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四、明年的工作方向。

实习证明范本篇10

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是两国间利害关系的零散集合，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意涵的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community)的特征。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可以适用于国际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一般国际法(generalinternationallaw)规则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主张自己超越于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各派宗教传统的普遍有效性?它们如何能够在一个由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权力、利益和价值体系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发挥其普遍的规制作用?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国际法规则的普遍有效性的基础?我们又该如何来判断某个国际法规则是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随着国际社会朝向国际共同体转型这一趋势的深化，这些问题在国际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当下很多学者所热衷于讨论的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国际犯罪(人类共同遗产人权普遍性等概念，在本质上都离不开一般国际法的问题。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在处理岛屿及周边海域争端时，如果仅仅囿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规定，未必处于有利地位，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有必要借助于一般国际法才能提出具有说服力和对抗性的法理论据。因此，认真思考一般国际法的概念及其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际法学界存在一种通说，认为一般国际法作为特别国际法的对称，在表现形态上对应于习惯国际法，而特别国际法则对应于条约。确实，条约在普遍有效性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条约以全世界所有国家作为其缔约国，非缔约国总是显而易见④，而条约又不能对第三方产生效力，因此，条约只能是一种特别法。相比之下，习惯国际法借助于法律拟制和默示同意理论，可以达到普遍适用的效果，因而具备了成为一般国际法的特质。从实践来看，似乎也是如此。当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们认为有必要赋予一个规则以普遍适用性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运用习惯国际法的概念作为根据②。很多国际法学者也遵循同样的思路⑧。可以说，把条约视为特别法、把习惯国际法视为一般法的认识，已成为一种主流观点。但是，如果对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这两个概念稍加梳理，就会发现上述通说未必合理。而且，国际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新的社会基础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概念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下文将首先澄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并分析导致这种通说长期流行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摸索出一种比传统理论更为明确而合理的方式，作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标准，以期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众所周知，习惯国际法中存在着一些只对特定地域有效的特别习惯法(如仅通行于某些国家甚至两个国家之间的地域习惯法④)，这种地域习惯法与一般国际法的区别显而易见，本文不予讨论。但即便是在排除了这种地域习惯法之后，那些不受地域限制的习惯国际法是否可以等同为一般国际法呢，仍然需要加以分析。

(一)概念范畴从概念上说，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国际法位于不同范畴之内。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第38条1款规定的国际法渊源之一，它指的是法律的一种存在形式，即以不成文的方式存在的国际法规则(相对于成文的条约而言)。而一般国际法指的是某一国际法规则的有效性范围，即，它是对所有成员有效，而不是只针对一部分成员有效。这两个概念位于不同的层面之上，指向不同的对象⑤。

(二)成立要件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国际法的成立要件也不相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要满足两大基本要素：国家实践(statepractice)和法律确信(opiniojuris)。而据以判断这两大要素是否得以满足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种情况：①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表现于条约、宣言和声明、各种外交文书等；②国际机构的实践，表现于决议、判决等；③国家内部行为，表现于国内法规、判决、行政命令等①。而对于一般国际法，目前并没有系统的学说对其成立要件和证据资料进行总结，笔者拟在下文对此进行分析。

(三)关于“一贯反对原则”的适用在适用范围上，习惯国际法要受到“一贯反对原则(doctrineofpersistentobjectors)”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在习惯国际法的一项新规则形成之初就公开表示反对，并且此后一贯保持这一立场，那么它将不会受到这项新规则的约束②。当然，有学者指出，一贯反对原则在具体适用上不能走极端，在认定该反对是否成立时，其他国家对于该反对行为的默认或支持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⑧，一项新的习惯法规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强加于反对国将取决于并且应当取决于所有相关情况④。但无论如何，一贯反对原则的存在限制了习惯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使其无法自动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法律。换句话说，即便证明了某一规则是习惯国际法，也不意味着它就具有了普遍有效性⑧。但是，这种限制条件在一般国际法中却不存在，因为只有那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拘束力的规则才能成为一般国际法。

(四)关于正统性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全球正统性的角度来看，把习惯国际法等同为一般国际法的观点既不合理也不恰当。因为从形成史上说，传统国际法理论中所认定的大部分习惯国际法规则，实际上是少数欧美强国之间通行的规则。当时占据世界上大部分面积的国家和地区沦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规则的形成过程之中，他们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在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理论中几乎完全没有得到重视。正如沙赫特(O．Schachter)等学者所明确指出的：“习惯国际法中的大多数规则，是由极少数国家的国家实践所创造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⑥而且，传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大都是由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如奥本海(L．F．Oppenheim)、劳特派特(H．Lauterpacht)等，通过收集和解释西方国家的国内立法、国内法院的判决、仲裁判决、政府机构尤其是外交部门的行为和实践等，逐渐归纳和总结出来的。而学者们不仅从这些材料中找出认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客观根据，还从同一批材料中抽取出了法律确信，作为习惯法形成的主观根据。姑且不谈这种传统的习惯法理论中隐含的破绽，关键在于，究竟哪些资料可以成为证明习惯国际法的根据，一直以来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标准。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取材料，样本偏差度较高，样本的范围也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欧美强国的国家实践之上。在这种历史状况之下所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缺乏一种能够代表全球意志的正统性④。时展到今天，世界情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少数西方强国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出现了变化，世界的命运不再由少数西方强国一元主宰，而是进入到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除了国家以外，大型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媒体、宗教团体等非政府行为者在国际社会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际法主体的弥散和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平等、公正、民主等观念已经或者正在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过去相比，新时代的一般国际法会更加强调全球认同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而不仅仅是把国际法当作各国军事、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直接反映。因此，今天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规则架构机制，来弥补或者改善旧体制的缺陷和不足，并且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换句话说，今天，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般国际法很有可能是以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国际法的形式出现，国际法学者必须在理论上为此做好准备。

二、在深入分析一般国际法概念之前，还有必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既然习惯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存在着诸多不同，那为何会出现两者的混淆呢?

如果不能澄清个中原因，则很难对一般国际法概念做出准确的定位。经笔者考察，导致混淆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点。

(一)“广泛性”与“一般性”的混同要证明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通常要求存在“广泛而一致”的国家实践。在习惯国际法的几个经典案例中，例如1950年的“庇护权案”，国际法院就提到“有关国家所实施的经常和划一的惯例”；在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中，法院又提到这种实践必须是“广泛的和实际上一贯的”②，这里的“广泛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般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一般国际法中的“一般性”界定为“针对所有成员的普遍性”的话，“广泛性”显然不能满足这个要件。因为习惯国际法所要求的国家实践的“广泛性”并不需要所有国家都普遍参加，甚至不要求很高比例的国家参与实践，因为这样会使建立新的习惯法规则变得异常困难③。事实上，国际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运用到习惯国际法这一概念时，亦从未列举出所有国家的实践。法官对于参与实践的国家数量的最小值的定义也难以达成一致。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证明都是用大国或者利害相关国家的实践作为代表，其他国家只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就视为默示同意(acquiesce，or，tacitconsent)，以此来满足“广泛性”的要求。正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中，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根本没有机会来表达他们对这些规则的态度，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因此所谓的默示同意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律拟制的性质，用来掩盖普遍性和正统性的缺失。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理论，作为实证主义法学的产物，在骨子里却没有坚持真正的实证主义立场。

(二)《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的逻辑把习惯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等同起来，也是一种惯性思维的产物。可以说，这一观念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产物，尤其是在奥本海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这一观念才迅速流传开来，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紧密相关的。在格老秀斯、瓦特尔的时代，国际法主要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是盛行于欧洲的一些共通观念和共同习惯支撑着国际法规则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如何确定法的存在和法的内容，总的说来没有那么大的分歧。但是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国际法也被带到了那些拥有不同文明和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要适用于这些地区。这个时候，什么是国际法规则，这些规则为什么会具有普遍适用效力，怎么证明这些规则的存在?这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涌现出来了。长期以来在欧洲内部潜移默化的一些共识，当面对陌生的他者的时候，不再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必须以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被找到，被识别，被证明，被运用。这时就产生出对于国际法形式渊源理论的需求。这正是奥本海、劳特派特等实证主义国际法学家的一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们确立了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只要某个规则具备了条约或者习惯的外观形式，它就是法，国家就必须遵守其中所规定的义务。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化了。本来植根于欧洲文明(基督教白人文明)的国际法，借助于形式渊源理论，落实为一种比较客观的认知框架和形式规则，从而可以超越或者脱离于其所得以产生的那个文明基础，被那些拥有异质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进而加速了其普遍化的进程。这正是条约和习惯在20世纪初被确立为国际法两大形式渊源的主要原因。而且就习惯国际法而言，虽然实际上只是以少数国家的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为依据，但是经过默示同意理论的拟制，却能够具备一般法的潜质。这样一种暧昧的认同推动了上述认识的牢固确立和广泛流传。虽然渊源理论迟至2O世纪初才最终形成，但这一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代人的国际法思维。大部分国际法学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求一般国际法的“实证性”源泉。他们认为，《规约》第38条1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依据这一条款，除了少数几个一般法律原则以外，几乎所有声称具有一般性拘束力的法律都应该采取习惯国际法的形式。这一理论在他们看来是如此的明确和便利。必须承认，要在经验基础上逐一确认每一个国际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并非易事，而《规约》第38条1款提供了一个简单明晰的框架，只要把某一规则划归到某一范畴之中，就可以马上确定它的适用范围，不需要再多费气力去寻找更多的资料来做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条款大大简化了国际法学家的工作。它确实具有重大价值。但是，就一般国际法的认定而言，虽然这一条款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线索，却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标准(decisivetest)。因为这一条款并非穷尽性的规定，它只是列举了主要几类可以被国际法院适用的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的形式。从文本上看，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禁止国际法院适用第38条1款以外的规则②。至少我们无法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一般国际法只能从该条款所规定的几种法律形式之中去寻找，并且通过排除推理法，最后将其锁定在习惯国际法上。而且，就连国际法院自身也在很多案件中使用了第38条1款中没有规定的概念，来表达一般法的意思。例如，它曾经使用过国际法的原则一般法的原则一般而且被广泛接受的原则统治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一般国际法⑧或者法律的一般观念等用语。有时候，国际法院还会诉诸多边公约、联大决议、未生效的国际公约草案以及其他不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性文件，来证明某一国际法规则的普遍有效性⑦。这种做法实际上突破了第38条的框架。这说明，国际法院已经以一种默示的方式，在事实上扩展了一般国际法的范围，使它不局限于，当然更不等同于习惯国际法或者一般法律原则⑧。或者，这至少说明，国际法院自身并没有把第38条作为可适用规则的穷尽性规定，而只是作为列举式条款来看待⑨。上个世纪80年代，詹宁斯(Jennings)教授已经明确指出：“时代的进步使我们必须大胆承认，今天，以非条约的形式出现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中的绝大部分已经不再是习惯法。”⑩他甚至指出：“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像以往那样，运用《规约》第38条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法的各个要素和范畴，这是一种荒谬。”他说的完全正确。今天，当我们思考一般国际法的问题时，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某一规则是否可以被划归到习惯国际法的范畴之中，而是要立足于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结合全球正统性的观点来思考哪些要素能够构成一般国际法。这才是一种真正实证主义的态度。

三、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呢?作为认识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两个观念。

(一)“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首先，无论《规约》第38条1款是否穷尽了国际法院能够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所有类型，这个条款毕竟只是对裁判规范(normsofadjudication)的一个规定。《规约》所针对的对象是国际法院的裁判行为，而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般法律行为。正如菲茨莫里斯所言，第38条本身不是为了对国际法渊源做一个抽象的描述，而只是为法庭审理案件提供一种指导性的参考④。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得到运用的场合，并不限于国际法院以及其他国际性法庭。如果仔细观察现实生活，会很容易发现，国际法实际上经常被各种主体、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来使用，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作为行为规范(normsofconduct)而不是裁判规范来发挥作用的②。例如，国际法既有可能被那些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们予以适用(apply)，也有可能被当事人双方在彼此交涉的过程中相互援引(invoke)，作为争论的根据，更有可能被普通人在13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加以参照(referto)⑧。只不过由于后两种方式就像空气一样不易为人察觉，而国际法院的判决往往非常引人注目，所以很多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裁判规范的国际法的适用方式和功能上。这其实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难以全面把握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运作实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和国内社会不同，司法裁判在国际社会中并非争端解决的主要手段。全球190多个国家中，目前只有66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一般性强制管辖，其中大多数还做出了各种形式的保留或声明。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目前只有英国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除此以外，其他几个国际性法庭只管辖缔约国在特定领域中的争端。可以说，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问争端并不会诉诸法庭，外交谈判通常也不会以最终诉诸法院作为其交涉的前提，“败诉的威胁”并不是一种双方默认或者潜在的交涉条件。由国际性法庭来解决的国际争端，只是国际社会每天都会发生的无数争端中极少的一部分；国际法院在解决这些争端时所适用的规则，也只是国际规范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没有被国际法院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未必对当事人的行为不具有规范性的拘束力，只不过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中，国际法除了具有裁判功能以外，还作为行为规范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比方说，它们可以对国家行为产生导向性作用，激励国家遵守国际法，抑制国家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它们可以成为具有不同利益、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相互交往时所使用的“共通语言”，肩负着重要的沟通功能；它们可以以一种比较明确的方式体现国际社会的整体规范意识；它们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评价，把符合国际法的国家行为予以合法化和正当化，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予以谴责；它们可以提供一种比较明晰的认识框架和解释框架，并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手段，由此，人们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和决定如何行动④。也就是说，《规约》第38条1款只规定了具有裁判功能的国际法规则，而当我们思考一般国际法的问题时，有必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如实观察作为行为规范的国际法规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运作实态和多重功能，来最终确定究竟哪些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二)“认识根据”和“法”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基本观念是，各种国际文件，无论它们是以条约、习惯法的形式，还是以联大决议、安理会决议或者其他形式作出的，都仅仅构成国际法的认识根据(cognitivebases)，而不是国际法本身①。就像国内社会中的宪法、刑法、民商法的法典一样，这些法律文件以一种书面的、相对比较明确的方式来表达法的观念，但其本身并不是法。它们只是认识法的内容的最重要的根据而已。法本身的意涵只有通过解释活动才能得到最终确定。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成文的条约，也同样适用于不成文的习惯法。尽管习惯不像条约那样明确，但是从法理上说，它也是法的一种认识根据，人们通过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来归纳出习惯法规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哪些材料能够成为我们用来进行解释的对象?《规约》第38条1款规定了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等几种法律形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认识根据。但是，当代国际社会中能够成为国际法认识根据的法律文件，并不限于这几类。例如，“强行法”和“对一切的义务”并不在第38条1款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无人能够否认它们的普遍适用效力，毋宁说，这些正是最典型的一般国际法。因此，今天的我们不应囿于第38条1款的字面规定，而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寻找或者说确认一些新的认识根据，尤其是能够成为一般国际法的认识根据的法律形式。由于“强行法”和“对一切的义务”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效力已经得到公认，以下将着重讨论另外两种认识根据：多边公约和联大决议。虽然条约往往被作为特别法的代称，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多边公约(包括一部分未生效的多边公约)却是一种能够提炼出一般国际法规则的、非常重要的认识根据。很多国际法学者、政府官员和其他国际法参与者都已经认识到，在认定一般国际法时，那些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为其缔约国的多边公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与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相比，它们具有更高的正统性和普遍性，能够更好地满足今天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例如，当人们在引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1945年《联合国》、1949年4个《日内瓦公约》以及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未生效)中的某些条款时，往往并不认为这些规定只适用于缔约国，而是把它们作为一般国际法来对待的。而且，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并不需要诉诸习惯国际法的概念来表达一般国际法的意涵，他们会很自然地假定，这些公约中的某些重要条款在整个国际社会中通常被承认为有效。联大决议也是如此。二战以后，联大决议在体现全球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国际社会的规范意识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国际法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运用联大决议来确定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内容⑧。但是，他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有些人说，联大的决议或者宣言没有被规定在《规约》第38条1款中，因此不是正当的国际法渊源。还有人说，联大决议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只具有建议的效力，所以，它不可能被用来确定国家的法律意识，因为国家明知道他们不受联大决议的法律约束，才会投赞成票。这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规约》第38条1款并不是规定所有法律形式的概括性条款。作为一般国际法的认识根据，联大决议和条约、习惯法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先天的优劣高低之别。联大决议只具有建议的效力而缺乏法律拘束力这一点，只能说明它们不能成为裁判规范，却并不妨碍它们成为行为规范，成为在这个层面上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的认识根据。而且，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的成立要件，就会发现上述针对联大决议的批判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理论中，所谓的客观要素国家实践，并不限于国内法和国内法院的判决，它还包括政府领导人乃至外交官员的发言、他们所推行的国家政策、政府机关公开作出的各种口头或者书面的声明或宣言等。这些行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法律行为，或者掺杂了政治要素，或者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如果这些行为能够成为认定习惯国际法的材料，作为其客观根据甚至是法律确信的来源，那么为什么国家代表在联大上的投票行为不能成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材料?而且，实际上，国家代表在联大上的投票行为并不能独立于他们的本国法。尽管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但是他们必须在本国法授予的权限之内作出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和他们在国内所做出的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没有哪种行为会因为它所进行的场合或者所借以表达的形式，而先天注定了是纯粹的政治行为或者纯粹的法律行为。正如王铁崖教授所指出的，虽然投票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既然投票赞成，国家就对决议的内容表示接受，这种接受不能说毫无受拘束的意义，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国际法决议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法律的用语的时候”①。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比较传统的认定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和联大决议，作为一般国际法的认识根据所具有的优劣短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联大决议都能被视为一般国际法的认识根据。只有少数极其重要的宣言中所规定的规则或原则才具有这种功能。比如说，《世界人权宣言》(1945年)，《关于不干涉内政及保护独立的宣言》(1956年)，《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1960年)，《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决议》(1962年)，《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1974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1974年)，《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原则宣言》(1976年)等等。这些宣言或者决议都在联合国大会上以高票获得通过，而且多半是对《联合国》这一最重要的多边公约的某些条款的补充或者发展。在体现世界各国的规范意识这一点上，它们比传统的习惯国际法中所使用的证明材料显得更加明确而具体，在国际社会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②。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以全体一致或者多数票所通过的决议，无论从参与国家的数量上看，还是从非国家参与者(如NGO、跨国企业、全球性媒体等)的范围上看，都享有更高的全球代表性和准普遍的性质，能够更好地满足超越国境的正当性要求。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整合能力和更广的覆盖范围，对于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21世纪国际社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传统的习惯国际法的证明素材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因此，同样作为一般国际法的认识根据，一部分联大决议应该比传统的习惯国际法享有更高的价值和正统性。

四、《规约》第38条1款的内容自从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国际法规则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那个时代的学者们针对当时国际社会的现实，认为条约和习惯法是用来回应和规制国家的期待、欲求、利益、价值体系和权力关系的两种最佳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的状况已经远远不同于2O世纪20年代，继续把该条款视为对国际法渊源的概括性规定，通过排除推理法，得出只有习惯国际法才能成为一般国际法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做法。国际法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对于上个世纪的主流理论，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历史的批判性视角，而不是盲目沿袭既有的学说。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试图简要勾勒出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法规范的整体结构(参见图1和表1)，进而从中摸索出一般国际法的认定标准。图1的立方体代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国际法规范的总体，表1是对图1中各个部分的解释说明。在立方体中，有一个底面D和三个横截面A,B,C。底面D代表“认识根据”，意味着各种能够用来认识一般国际法规则的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类:条约(包括多边公约的草案等)、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及学说、联大决议及其他。这里既包括传统理论中所说的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也包括没有被传统理论囊括进去的各种素材。每一种类别的认识根据都能形成一个圆锥体，自下而上由粗变细，象征着各种认识根据逐渐结晶为法律规范的过程①。由于不同种类的认识根据在证明能力上有高低之别，从中提取出法律规范的可能性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每个圆锥体的侧面斜度都不一样。从条约文本中提取出法律规则的可能性最高，因此该圆锥体的斜度最大，而司法判例、学说和联大决议中只有一部分可以最终上升到法律规则的高度，因此它们的圆锥体斜度较小。但是，不同认识根据之问的区别并非先验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不同种类的认识根据进行所谓形式渊源、实质渊源的机械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它们作为国际法的认识根据，具有相同的性质，享有平等的地位。ABC三个横截面象征着三类不同的主体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国际法规则的基本模式。圆锥体与三个横截面分别相交后形成的不同颜色的切面，代表着在不同层面上结晶形成的国际法规范。A横截面上的那些红色圆圈是以国际法院为首的国际法庭以及国内法院的法官等所适用(apply)的国际法。能够被他们适用的法律规范的范围最窄，也是结晶化程度最高的国际法规范，这就是“裁判规范”，是国际法学者最为熟悉、也最为关注的一类国际法规范。这一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中立模式”或者“裁判模式”。B横截面上的那些绿色圆圈是争端当事国的国家领导人、外交官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等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所援引(invoke)的国际法。能够被他们援引的法律规范的范围，比裁判规范要广泛得多，未必具有严格的法律拘束力，只要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说服力即可。这一模式可以称之为“双边模式”或者“对抗模式”。在双边或者多边谈判的场合，仅仅运用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往往很难做到，但一方或双方当事国会或多或少的运用国际法的规则来与对方进行交涉。国际法规范和其他因素一起，在国家之间被援引、被运用，对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国家间的共存与合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C横截面上的那些蓝色圆圈是包括普通人在内的所有国际法参与者，在思考各种国际现象时有意无意地进行参照(referto)的国际法。能够被他们所参照的国际法规范的范围最为广泛，也是最为常用、边界最为模糊的国际法规则，这就是“行为规范”。这一模式又可以称之为“单方模式”或者“自主模式”。当人们面对国际社会的某些现象并试图理解和把握这些现象时，国际法的知识就会浮现在普通人的脑海里。举例而言，当一个人面对大规模武装冲突时，他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武力攻击”、“自卫权”等术语，这时他就已经参照了国际法的规则。这种非司法性的、非对抗性的国际法参照形式，会大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思维中。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