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十篇

过秦论篇1

《过秦论》的标题中“过秦”两字是倒装结构，正常语序应该是“秦过”，“秦”字指的是秦国，“过”意思是过错，所以“过秦”二字意思是，秦国的过错。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来源：文章屋网 ）

过秦论篇2

现代汉语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用作状语。例如：“我们·八·点·钟上班。”“八点钟”是个时间名词，充当状语，修饰动词“上”。其他种类的名词用作状语的很少见，它直接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如“·土崩·瓦解”、“·星罗·棋布”、“·血红”、“·雪白”……这些名词用作状语，实际上已经与后面的动词、形容词组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或短语。

然而，古代汉语中不但时间名词，而且其他种类的名词也都可以用作状语。《过秦论》一文中就是大量的名词活用为状语。例如：

（1）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2）〔·内〕立法度，……〔·外〕连横而斗诸侯。

（3）〔·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并〕收要害之郡。

（4）〔·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5）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6）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7）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以上七例，有表示比喻的，如例（1）、例（7）；有表示处所、方向的，如例（2）——例（6）。仅就《过秦论》一文，名词为状语，其作用有二。其实名词活用为状语，还有表示对人态度的。如《鸿门宴》一文中：“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即“我要·象·对·待·兄·长·一·样来侍奉他”。还有表示用作工具的。如《愚公移山》一文中：“·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即“·用·畚·箕（把土石）运到渤海边”。

名词活用作状语，表面上看来和一般主谓结构形式完全相同，但意思很不一样。例如例（7）中“·云集”、“·响应”，如果是主谓结构，意思就是“云聚集起来”，“回声应和着”。而原句中的意思实际是“·象·云·一·样聚拢来”，“·象·回·音一样应声而起”，形容跟随陈涉起义的人众多而快速。

通过上段的分析，可以知道，如果把文言文中充当状语的名词翻译成现代汉语：“·象·云·一·样”、“·象·回·音·一·样”。或者翻译例（1），就是“·象·卷·席·子·一·样”、、“·象·包·包·裹·一·样”、“·象·装·口·袋·一·样”，都是形容秦孝公有夺取天下，兼并各国，统辖四海的大志，并吞八方土地的雄心。

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翻译出来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介宾短语，它充当状语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文言文中为什么不用介宾短语充当状语，而要用名词充当状语？文言文中有没有介宾短语？原来，这就牵涉到文言文的另一个语法现象了。文言文中有介宾短语，但是却常常把它放到动词、形容词后面作补语去了。仍以《过秦论》为例：

（1）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2）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之君〉也。

（3）锄棘矜，非〈·于钩戟长锏也。

（4）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当然，文言文中也不乏介宾短语充当状语的。如《鸿门宴》中“请〔以剑〕舞”、“具〔以沛公言〕报项王”。

过秦论篇3

[内容]

现代汉语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用作状语。例如：“我们·八·点·钟上班。”“八点钟”是个时间名词，充当状语，修饰动词“上”。其他种类的名词用作状语的很少见，它直接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如“·土崩·瓦解”、“·星罗·棋布”、“·血红”、“·雪白”……这些名词用作状语，实际上已经与后面的动词、形容词组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或短语。

然而，古代汉语中不但时间名词，而且其他种类的名词也都可以用作状语。《过秦论》一文中就是大量的名词活用为状语。例如：

（1）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2）〔·内〕立法度，……〔·外〕连横而斗诸侯。

（3）〔·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并〕收要害之郡。

（4）〔·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5）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6）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7）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以上七例，有表示比喻的，如例（1）、例（7）；有表示处所、方向的，如例（2）——例（6）。仅就《过秦论》一文，名词为状语，其作用有二。其实名词活用为状语，还有表示对人态度的。如《鸿门宴》一文中：“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即“我要·象·对·待·兄·长·一·样来侍奉他”。还有表示用作工具的。如《愚公移山》一文中：“·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即“·用·畚·箕（把土石）运到渤海边”。

名词活用作状语，表面上看来和一般主谓结构形式完全相同，但意思很不一样。例如例（7）中“·云集”、“·响应”，如果是主谓结构，意思就是“云聚集起来”，“回声应和着”。而原句中的意思实际是“·象·云·一·样聚拢来”，“·象·回·音一样应声而起”，形容跟随陈涉起义的人众多而快速。

通过上段的分析，可以知道，如果把文言文中充当状语的名词翻译成现代汉语：“·象·云·一·样”、“·象·回·音·一·样”。或者翻译例（1），就是“·象·卷·席·子·一·样”、、“·象·包·包·裹·一·样”、“·象·装·口·袋·一·样”，都是形容秦孝公有夺取天下，兼并各国，统辖四海的大志，并吞八方土地的雄心。

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翻译出来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介宾短语，它充当状语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文言文中为什么不用介宾短语充当状语，而要用名词充当状语？文言文中有没有介宾短语？原来，这就牵涉到文言文的另一个语法现象了。文言文中有介宾短语，但是却常常把它放到动词、形容词后面作补语去了。仍以《过秦论》为例：

（1）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2）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之君〉也。

（3）锄棘矜，非〈·于钩戟长锏也。

（4）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当然，文言文中也不乏介宾短语充当状语的。如《鸿门宴》中“请〔以剑〕舞”、“具〔以沛公言〕报项王”。

过秦论篇4

统一封建王朝。他一生是有功也有过的。秦始皇在位时期为统一中国

创下了不朽的功绩，也有不少的过失。有人说:“他功大于过，值万人尊敬。”也有人说他过大于功，他在位时期，很残暴，说他是秦暴

政，这就让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功过吧！

秦始皇年仅十三岁就登基了，以他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秦国统一天下的使命,责任使他变得更早熟,更坚强,也变得更沉默了。他的处理果断是成就一切的基础，所以，果断令他创下了不少的功劳。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及为了统一和巩固统一而在军事上，交通上所做的贡献。

他的贡献分几件，详细来讲，也就是他在政治上统一六国，他在统一六国中，首先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当机立断，作出了推进统一的重大决策。从此事可以看出秦始皇非常有智谋和策略，所以他才能统一中国。这是他的功劳之一。

他在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国的政体模式。他首先创置了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其次，他创置了郡县制度，取消原来的封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设四郡；郡设郡守，郡以下辖县，县有县令，郡守县令都由中居任命，可以随时调动。中央政府内设三公九卿，废除世袭特权。中央及地方级官员实行流动，其任免升迁一切大权都操纵在皇帝手中。赢政建立的这种政体模式，对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体模式虽然期间有小的变化，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赢政设计的这一窠臼。从而说明秦始皇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直至现在，也有不小的影响。这是他的功劳之二。

第三件功劳是，他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统一王朝，下令以秦小篆为统一文字，以秦的圆形货币“秦半两”为统一货币，以秦的度量衡为全国统一的计量标准。从而便利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有他大兴土木工程，修建了长城、阿房宫。为中国留下了震惊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兵马俑”。这些都说明了秦始皇的功劳是巨大的。

但是一个人有功就会有过，何况是一国之君呢！作为一个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而采取的残暴措施，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起着摧残的作用，并开创了文化专制的先例。他焚书坑儒，刑法苟暴，滥用民力，大兴土木，这些都是秦始皇的一大失。

过秦论篇5

从《六国论》这个题目上，我们能读出什么信息？（根据“论”字，知道本文文体是议论文）大家还记得议论文三要素吗？（论点、论据、论证）很好，我们将结合议论文三要素来阅读这篇文章，这是我们这节课的目标。从文章题目上，我们还能读出其他信息吗？（六国论，论六国，这题目揭示了文章的论题）能不能说得具体点，论六国的什么呢？（论六国灭亡的原因）作者认为六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能不能简洁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就是本文的什么内容？（中心论点）文中还有其他表论点的句子吗？（“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这两个论点与中心论点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中心论点的分论点）它们是从什么角度立为分论点的？（从赂秦与不赂秦两个角度）赂秦导致自身力量削弱，灭亡是自然的，不赂秦又为何会灭亡？（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六国相较于秦国，实力弱于秦，联合才有自保的希望，一旦失去别国支援，就会被各个击破。赂秦诸侯灭亡后，不赂秦诸侯就失去了援助，难以独自保全。）

所以作者认为，六国灭亡的总根子在于赂秦。论点阐释清楚了，接下来就要论证了。作者扣住分论点论证了吗？（扣住了。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论证了两个分论点。）何以见得？（第三段举的是赂秦诸侯的例子，第四段举的是不赂秦诸侯的例子。）很好，从两段所用的事实论据可以看出。那么，这两段分别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进行论证？（第三段以对比论证和引用论证为主，第四段以举例论证为主，兼用了假设论证。）

我们来读读第三段，作者将哪些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别得出哪些结论？按顺序说说看。（一、将秦受贿得地与战胜得地，赂秦之国赂秦失地与战败失地相对比，得出秦所大欲，诸侯所大患，都不在战而在赂的结论。二、将诸侯祖先创业艰难与诸侯割地不甚惜对比，看不出结论。三、将诸侯割地的幻想与实际效果对比，得出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结论。四、将诸侯之地有限与暴秦之欲无厌对比，得出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的结论，或薪不尽，火不灭。）第二组对比没找到结论，从论证分论点的角度出发，这组对比可以去掉吗？将原文相应语句改为“诸侯赂秦割地，如弃草芥……”怎么样？（可以去掉，在论证分论点上语意是完整的，并无脱漏。）那作者原文不就显得冗余了吗？该怎么理解原文这层对比呢？（有这层对比，后文写诸侯割地不甚惜，就有一种讽刺惋惜的意味。结合写作目的，作者通过议论六国灭亡的原因，批评北宋朝廷以钱帛贿赂契丹西夏以求苟安的国策。作者此层对比实有婉讽当朝苟安国策的意味。如果去掉就失去了此层婉讽现实的意味，也将作者痛心惋惜的情感一并去掉了。）仔细品味，确实如此，看来此处可看作一处似冗实佳的妙笔。那么引用论证又有什么用呢？（这处引用本身又运用了比喻论证，形象生动地论证了赂秦诸侯地不割尽国不灭亡就不得安宁的道理，同时也作为对前面对比论证的总结，指明了赂秦有百害无一利的事实。）

很好，我们再来读读第四段，看看不赂秦诸侯不能独完的具体情形。（齐本是大国、强国，最后终究还是灭亡了。因为它“与秦”而不助五国，最终亡于孤立无援，正是对第二分论点的最佳注脚。燕赵都是小国，却因不赂秦而用兵抵抗得以后于赂秦诸侯灭亡，这对于赂秦诸侯来讲真是莫大的讽刺。作者此处当有将燕赵与赂秦诸侯对比观之的意思，以此揭示赂秦早亡，抵抗能存的事实，或许也是让当朝统治者认识到，燕赵之亡，非战之罪，乃智力孤危，战败而亡，不得不然。）假设论证部分又有什么作用？（假设六国诸侯对秦谋略无误，则可与秦一争高下，胜负成败，或未易量。从赂秦的反面揭示，不赂秦，诸侯才可能有活路，赂秦则必亡，从而回扣“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中心论点。）既然赂秦必亡，那么诸侯都不赂秦就一定不亡吗？这个问题作者有没有回答？（没有）也就是说，不赂秦，仅仅是胜负成败或未易量的结局。作者有没有为诸侯支招，使其立于不败呢？（有。在第五段。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也就是变赂秦为招揽人才，变各自为战为联合抗秦。）事实上，六国因赂秦而灭亡了。赂秦诸侯为什么放着联合自保的路不走，非要走赂秦亡国之路？（为秦人积威之所劫。说到底，他们怕秦国，在他们心里有秦的积威。）因此，作者总结六国赂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说，“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你认为，这一句仅仅是客观总结历史教训吗？（不。还有告诫的意味。只是，为国者的范围还比较宽泛，没有直指当朝。）那作者有没有联系实际的告诫呢？（有。文章最后一句。也揭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作者联系实际发出告诫运用了哪些方法？（对比：将弱于秦的诸侯也能有胜秦形势与当朝拥有天下已自不弱对比，告诫当朝，借助偌大的天下，敌人再可怕也有抵抗自保的活路。假设：以假设的语气，避免矛头直接指向当朝，委婉告诫，如今富有天下，远非六国诸侯可比，再走六国老路就连六国都不如了。激将之意寓于奉承之语中。）

至此，本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思路都清楚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在此基础上课后思考：如果将本文的段落全部取消，请你们根据自己的理解为本文重新划分段落。（此思考题意在激励学生再审视文本的论证思路。实际上，苏教版教材的一、二两段确实可以合并，第四段的假设论证部分也有可分立出去的道理。）

过秦论篇6

嬴政的招贤政策是颇有吸引力的，始皇继承了更完善了秦国人才政策。他主动寻求人才，使用人才。顿弱颇富才名，“秦王欲见弱”，而顿弱却傲气地提出一个苛刻条件――“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可’秦王许之”。韩非是鼎鼎大名的法家，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求才之心可见一斑。

招揽人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还要重用人才。尉缭，魏国平民，来到秦国后给秦王献了一条行间六国的妙计，秦王“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李斯，楚国百姓，身为吕不韦的“舍人”，但他鼓动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且有治国贤才。于是，他由长史、容卿升为廷尉、丞相。嬴政重用人才，不论其出身、阶层、国籍、只重其才华和能力。假如重而用之，却又猜忌或节制，也非善用人才，而嬴政却为他们能发挥才能提供了便利条件。行间六国，费用三十万金，全权交于游说之士使用。

用才之君最难做到宽容人的缺点和错误，而嬴政却做到了。在灭楚战争中王翦曾骂秦王：“秦王恒而不信人。”这是气话，后来嬴政将全国兵力交于他一人之手，任其指挥而未加节制。吕不韦是秦王政敌，严重威胁秦王的权力，又牵涉了之乱，“王欲诛相国，为其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游之甚众，王不忍致法”，嬴政并最终给以“其与家属徙居蜀”的宽大处理，而其舍人李斯仍受到重用。水工郑国本为韩国间谍，在行间过程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但他是个出色的水利建筑师，又愿为秦建万代之功，因而终未受法，并获得修渠全权。

诚然，始皇在人才问题上也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如诛杀韩非，误用方术之士，后又偏重法术之士等等。但以上事实仍能说明嬴政是真正爱惜人才、善用人才的君主。

一、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是战国时代不少国君更是秦自孝公以来历代国君梦寐以求的伟业，他们都曾为此作过努力，但谁也没有把它作为最高国策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秦王执政时，统一天下作为秦国最高国策是屡经大臣们积极建议，谋划以后才定下来的。吕不韦摄政时就曾执行过削弱六国、吞并诸侯的战略，尉缭一到秦国便立即鼓动秦王发动统一战争，而终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李斯，《史记・李斯列传》载，公元前237年，李斯说秦王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怎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力，不能并也。”

李斯的劝说深深地撼动了秦王，秦王听其计，终于决定发动统一战争，把它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拜李斯为上卿，任为长史；外交上，切实执行行间计；军事上，配合外交而远交近攻，发动强大攻势，各个击破。一场伟大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二、权力世袭与禅贤大争议

这是一场权力问题的大论战，也是军事民主制与君主世袭制的最后一场生死较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昔者五帝禅贤，三王世袭，孰是，将为之’”一场大争论开始了。从《吕氏春秋》来看，禅贤制在秦王执政时期是不乏市场的。在权力问题上很多人主张禅贤制反对世袭制。而始皇本人在这场讨论中是处在一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心理状态里，他既十分羡慕历史上的圣贤功名，而又颇有些自傲自私，谁知这种心思被鲍自令之揭穿，鲍自令之坚持禅贤主张，又明知不能成功，因而怒骂嬴政是“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不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这可大大惹怒了秦皇，他“遂罢谋，无禅意也”他选择了世袭制。王位世袭制早已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但始皇敢于把权力移交问题拿出来让群臣讨论，并表明愿意从中选择，仅此一项就该让我们对秦皇刮目相看，重新打量。

三、皇帝之号

它是秦皇集思广益的创造，它同样也是在一场大讨论中产生的。其后为历代君主所沿用。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始皇）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这场大讨论的规模是客观的，确定了系列名号：“皇帝”、“始皇帝”、“二世”、“诏”、“制”、“玺”、“朕”，这就标志着君主制的最后完善与法律确定。

四、郡县制

它起源甚早，但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在一次群臣讨论过程中，经李斯大力提议后才定下来的，他标志着中央集权制的最后确立。公元前221年，丞相绾建议分封诸子为侯，“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便就郡县制与分封制展开了讨论。李斯力驳群论，极力主张实行郡县制，得到了秦始皇赞同，“廷尉议是”。

五、刻石颂德与封禅祭礼

秦皇进行这种国家宣传与祭祀活动也曾与鲁地儒生进行讨论。“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事”。

六、焚书

过秦论篇7

一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首创大一统君主专制帝国的秦始皇，是从实用主义立场，以帝王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并未能脱离传统影响之范围，相反地，正是在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君权至上的思想。上述三例均说明了这一点，由此能说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没有真实意义”吗?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拙见当否?亦未审余英时先生慎思细察之后以为然否?

过秦论篇8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家齐，潘丽.中国古代史课堂教学方法谈［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88.

［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过秦论篇9

摘 要：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论语》类文献；对话体；专论体；诸子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6209

诸子文献是先秦散文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们在文体形态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变迁对于先秦散文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及专论体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些类型是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方向演进的，这一观点长期主导人们对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及其演进的认知。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认识框架，比如陈桐生在《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先秦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文，而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已经成型。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先秦诸子文体生成的认识，但是，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这三种文体是不是包罗诸子文献形态的全部，诸子文献是不是按照“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单线方向演进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从《论语》类文献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在形态学意义上分析《论语》及其相关文献的类型及其生成，重新思考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态，并借此清理、描叙先秦诸子文体变迁的实际进程。

一、问题回顾

我们通常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史传与诸子两个层次，关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及其演变，其间之认识显然经历一个过程，对此聂永华在《20世纪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略举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傅斯年认为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管子》、《晏子》中若干部分，及《墨子》的演说体都属于这一系列；进一步发展是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著论虽改变记言的形式，形成独立的论，但仍然只有篇的观念，到了战国晚年，书的观念才出现，如《吕氏春秋》。[1]（P136

138）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2]（P60）这两种观点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傅斯年主要着眼于战国文籍体式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记言

著论

成书”这样的三阶段说。这种三阶段说不纯关乎诸子文体的演进，但其中“记言

过秦论篇10

摘 要：关于秦律对其官吏的管理，有很多的前辈学者已近有了深入的研究，陈寅恪、唐长孺、高敏等一大批老先生对此做过研究，又有很多学者写了关于这方面的论文。由于本人学术知识非常浅薄，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各前辈学者的观点。写出这篇文章，主要是学习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以及郑州大学高敏先生的《云梦竹简初探》后，的一点点感想。

关键词：睡虎地秦简；官吏升迁；官吏惩罚

一、秦朝官吏的选拔

怎么才能被选人最为秦朝的官吏呢？早在秦孝公时，任用商鞍，变法图强，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制二十等爵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高敏先生在《云梦秦简初探・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赐爵制度》一文中说道：“有爵着有很多优待条件可以免役，可以再犯罪是赎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释文注释・置吏律》载：官府的官吏如果不在，令有爵位的人。按军功而授予官职是当时选拨任用官吏（主要是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官吏）的主要途径。如《商君书・去强》里就有“常官治者迁官”的说法，这是为了鼓励官吏们忠心为封建国家服务。对于那些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操有富国强兵之术的地主阶级活动家，秦最高统治者更是破格提拨，委以重任。商鞍原是魏相国公叔座的家臣，人秦后以他的治国之术说动了秦孝公，旋即被任命为大良造。在秦国要想成为官吏建立军功可能是最优的路径。秦对官吏的选拨与任用有较严格的标准。凡是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的人，就不委以官任。郡县以上的各级官吏，都由秦王一人任免，县级以下的主要官吏，由县令任命报上批准。这既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大权独揽，也说明了他们对任命官吏的慎重。

二、秦官员都具备怎么的素质

韩非曾经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在理论上强调了“吏治”的重要性。秦统治者也深深地懂得：封建国家的法律、政令的贯彻与实施是通过各级官吏进行的，官吏的统治才能及对地主阶级的忠实程度，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吏治”，重视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和有效使用。

秦朝官吏当时相当注重效率的。对官吏的工作效率有严格要求。秦统治者要求官吏办事讲究效率。商鞍说：“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勿政府官员在白天办公，就能成就王业，在夜间也办公，国家就强，拖延公事，国家就削弱。在《睡虎地秦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例如上表中所列：“规定官府的音夫免职，应尽快任命音夫，如超过两个月仍未任命音夫，令、垂就是违反法令；传送命书要及时，不准搁压，搁压者要依法论处。等等。”

从秦简中可以看出秦对官吏的道德与才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无疑是当时官吏必须喻晓和效法的行为准则，它的开篇就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对官吏的这些要求，内容还是积极的。《睡虎地秦简・语书》把“良吏”和“恶吏”区分得清清楚楚。“良吏”通晓法律令，无事不能办，廉洁、忠诚为君上效力，知道一曹的事务不能独断独行，所以有公正之心；“恶吏”则不懂法律令，不通事务，不廉洁，不能为君上效力，苛且懒惰，遇事推脱，无公正之心。对于“恶吏”是贬黔的，“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

官吏必须知法、执法和守法。秦自商鞍变法后，一反奴隶主的“礼治”传统，大刀阔斧地施行地主阶级的“法治”，要求各级官吏不但要通晓法令，而且还要谨慎地执法、守法。如有违犯法令的读职行为，要依法惩处。每一个执法的官吏都必须将适用自己管理范围的律文抄录下来并熟记之，每年年底到中央主管律令文书的御史那里去核对律令，《睡虎地秦简・尉杂》载：“岁舞辟律于御史”，作出增补与修改，如有擅自删改律令一字以上者，“罪皆死不赦。”官吏要遵守法令，服从法令，“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睡虎地秦简・语书》所说的正是南郡守腾给郡下县、道啬夫的朝廷法律。官吏接到朝廷颁布的法令后，要认真学习、宣传，务使官吏和人民都明了，这样，官吏就不敢随意违法行事，人民也不敢随意触犯法律了。一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断案的官吏必须秉公执法，如果询私舞弊，罪当重而故意轻判，当轻而故意重判者，为“不直”。应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故意为犯人开脱罪行，判他无罪的，称为“纵囚”。对“不直”和“纵囚”，都要严惩。这种对官吏在知法、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要求，加强了封建的法制，防止了封建的法律秩序被各级官吏破坏，进而依靠他们贯彻执行封建律，对人民实行严格的统治。

三、对违法官吏的惩罚

在封建国家里，各级官僚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构成了封建集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柱。封建帝王只有通过各级官吏才能实现其统治。各级官吏在人民面前是主人，但又必须是帝王的忠实奴仆，他们必须忠心不二并富有成效地为封建帝王效劳，接受严格的监察和考核。秦朝中央设有御史台，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御史的主要职责就是纠察百官。在郡有监御史，再下由郡守派人巡视，从事对各级官吏的监督。

关于对违法官吏的惩罚《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和《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还有许多记载。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对于官吏的处罚，秦律相当严厉。首先是对拘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惩罚。官吏如果，就会受到相应的惩治。

秦律尤其禁止禁止官吏弄虚作假，虚报功绩。郑州大学高敏先生在其《云梦秦简初探・见于中的诉讼、审讯和量刑制度》一文中说到：“秦对办案人员之故意弄虚作假而造成冤案或放走犯人的，要实行重罚的原则。”“由此可以《秦律》的确有对治狱“不直”及“纵囚”者实行重罚的精神，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打击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按照惯例，秦官吏在处理公务时如果有弄虚作假行为者，不但要受到经济处罚，还要被免除官职。

四、评价

《秦律》的实行对秦国力的提升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以后吞并东方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对官吏的惩罚也非常严重，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在里面，但也可以看出其消极因素。

第一，有司法权的又有行政权，治狱全归官府中的官吏，是秦时法律制度的要害所在。官吏的好于坏，官吏的“直”与“不直”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高敏先生《云梦秦简初探・从的刑罚类别看地主阶级法律的本质》一文中说到：《秦律》中对于官吏的惩罚相当严重，但我不得不看到受到这些严酷惩罚仅仅是县级及其以下诸官吏。这也是上层地主阶级对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压迫。

第三，秦朝的官吏当是比较廉洁的，且工作效率定然不低。《睡虎地秦简》中提到“永不叙用“的就有近十条。有如此严重的惩罚措施谁又敢于以身试法。（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