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权经济纠纷十篇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1

关键词：公司僵局；非诉解决机制

一、公司僵局概述

新《公司法》将公司司法解散，作为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它又被称为法院勒令公司解散，是指公司的目的和行为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可通过法院判决其解散；或者当公司经营出现显著困难、重大损害，或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依据股东的申请裁判解散公司。[1]法院将陷入僵局的公司强制解散是司法权介入商法领域，通过强制拆分的方式解决公司内部利益纠纷的终局性救济方式。

公司司法解散是法院运用公权力，从外部强制拆分公司实体，消灭公司人格，以外部意志取代公司机构的意思表示，解决由于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而形成的公司僵局。但这一诉讼程序涉及众多利害相关人的利益，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诉讼程序相协调配合。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弊端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并为当事人启动司法解散程序规定了限制条件。

（一）利益相关人的保护

在具体案件中，提起公司强制解散诉讼，往往会导致公司解散，不仅陷入僵局的各方利益受损，也会损害公司的利益相关人的权益。如何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现在《公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一方面对于某些"无可救药"的公司僵局，只能通过公司司法解散才能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公司解散给债权人、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这两难局面中如何选择平衡点，如何分配利益，是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主体资格的界定

《公司法》对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做出了明确限制，即"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这使得公司解散诉讼只能由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大股东提起。对于中小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受困于公司僵局，是不能提起公司诉讼。立法者在解释这一标准时，强调避免恶意诉讼、保护多数人利益的立足点。但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每一位股东的合法权利都应到得到法律保障，仅仅因为表决权的"多"与"少"而区分对待股东权益，势必会导致公司中大股东践踏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如果将希望全部寄托于司法解散以解决公司僵局问题，那么就会存在利益主体在保护上的漏洞，小股东将失去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会寻求司法诉讼之外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保护少数者的利益。

（三）司法救济措施单一

与《公司法》立法较为成熟的美国等国相比，我国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非常单一。《美国示范公司法》在规定公司解散的救济措施同时，还规定了强制股权置换等二十七种救济措施。[2]美国《公司法》为陷入僵局的公司提供多种救济措施，这是因为公司僵局的类型与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也应当考虑到不同类型与成因，而不是将陷入僵局的公司一概通过司法救济措施强制解散。公司自成立以来，遵循"企业维持"原则经营运转，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用脚投票"，或者其他类型公司诉讼方式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僵局一概做司法强制解散处理，并不能够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反而可能造成股东利益得不偿失的困境。

（四）诉讼成本高昂

僵局的公司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常常需要面对漫长的周期、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复杂的诉讼程序。一系列障碍使得这一救济措施无法真正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益。诉讼获胜方在诉讼中投入的时间、资金等等成本往往抵消获胜而取得的实质利益。这也正是很多民事纠纷当中受害人出于对成本考虑而将诉讼途径列为最后选择方式，造成自身权益得不到维护的原因。相比而言，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突显出形式灵活、成本低廉的特点。僵局各方当事人可以在中间人的调和下，权衡利害关系、成本、未来合作机会等因素，做出妥协，达成协议，从而降低了时间与金钱的浪费。

（五）公司解散救济措施失败

法官依"自由心证"而做出的判决都是依靠提交到法庭的法律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事由于欠缺法律知识素养，不懂得提取证据与保存证据。在影响法官判断的事实发生时往往忽视了对证据的保护或者由于遗忘而无法在诉讼中提供有利的证据，无法证明己方提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由于待证事实不清，必须承担证明不能的责任，吞下败诉的苦果。公司僵局纠纷也不例外。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强制解散做出详细而明确的界定，仅一概描述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证明困难和负担。法官的个人经验也对公司僵局案件起到重要影响。

三、非诉救济机制的可行性论证

现代社会创设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前两类可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主要形态包括和解、调节、仲裁。[3]

从本质上来说，公司僵局同其它社会纠纷一样。通常来说，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第三方介入调解、纠纷各方将矛盾提交给仲裁机构予以仲裁等几种方式是解决社会纠纷常用的非诉机制。公司僵局实质上属于社会纠纷，因此，上述几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主动介入公司僵局，作为解决公司僵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一）规避诉讼方式的固有缺陷

公司僵局属于商业纠纷的一种。在公司僵局中，各方当事人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更多注重解决纠纷的效率、各方继续商业合作的可能、纠纷解决过程的私密性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体现出商业活动的特点，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诸多优势恰恰贴合了商业活动的要求。

1、经济、安全

相对于公司司法解散，非诉程序本身可以节省当事人的成本。长时间、高成本的复杂诉讼程序给股东投资经营带来诸多负担，胜诉方也面临着执行难的困境。出于以上考虑，当事人更愿意通过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同时，非诉措施如仲裁和调解的过程，由于其过程本身是在较为私密的环境中进行，避免因纠纷公之于众，损害企业与投资者的形象，保护公司利益与相关者利益，为各方股东长远利益提供了安全保障。僵局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充分协商，达成合意，减少费用支出实现利益的最优化配置。这样一方面解决了造成僵局的主要矛盾，同时也可以协调各方，妥善处理好在纠纷中激化的其他矛盾。

2、灵活、高效

公司陷入僵局时，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也无法正常运转。"公司在经营中的活力慢慢流失，公司似乎变成铁板一块"[4]，此时求助于法院通过司法解散公司，强制拆散公司架构，不仅对僵局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极大损害，也会对公司的利益相关人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非诉讼方式中的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充分协商，达成合意，减少费用支出实现利益的最优化配置。在僵局问题中非诉解决方式能快速化解纠纷，不像诉讼受到诉讼时限的牢牢限制。非诉讼方式能迅速找到各自的利益共同点，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实现各方期望获得的效果。

（二）协调各方利益

陷入公司僵局的各个股东都希望能够尽早调和矛盾，保护自身利益。在众多因素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利益分配。公司中股东地位平等，公司决策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任何股东都不能将自己利益凌驾于其他股东之上。公司僵局出现，往往是股东之间的利益诉讼求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司法救济只能被动接受当事人请求。法院运用司法机救济措施应对公司僵局问题，通常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公司解散，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均受到损失。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主动介入公司僵局，根据不同的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可以相互协商，做出妥协、让步，寻求相同利益，打破僵局，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解决公司僵局的同时，协调各方利益，避免公司僵局再次出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给予僵局各方比诉讼更多的选择空间与机会，使多方共同参与化解僵局的进程中，在这进程中，由于各方地位平等，取得多赢的机会更大。也能够维系当事人之间继续合作的情感与经济基础。

（三）当事人的接受程度

与现实中诉讼案件量爆炸的趋势相反，中国百姓的心理对诉讼持否定的态度，非常排斥诉讼。对簿公堂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的策略。与诉讼方式相比起来，非诉方式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在平和地表达意见、陈述观点的友好氛围中，双方可以充分沟通，更加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体谅。如此达成的共识更有利于纠纷的有力有效解决。

四、实现民事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对接

非诉措施解决公司僵局，主要是在不同情况之下灵活处理各种类型的公司僵局，协调各方利益，以取得共赢的结果，稳定社会秩序。[5]在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结构调整，而各种社会矛盾慢慢浮现。经济纠纷将会凸显，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仅靠诉讼程序应对商业纠纷，很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立法目的。由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国家强制力的特征所决定，它需要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诉讼程序相衔接，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司僵局，并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非诉讼方式与诉讼方式的优劣之处相互弥补，从整体完善公司僵局救济机制。非诉讼方式由于其独有的优势，对于当事人是解决纠纷的首选，矛盾双方都希望通过简易方式，高效、经济、便捷地化解纠纷，维持公司经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诉讼方式是公司僵局解决的"安全带"，在双方无法达成合意，公司僵局无法通过非诉方式得以解决时，法院成为最终裁决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裁决案件。

但是制度设计无论多么理想，都会经历现实的打磨。在实践中，必须依据每一件公司僵局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何种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在法治发展历程中被证明是未来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杜永波.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诉讼[J].大理学院学报，2011，（1）.

[2]胡敏理.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实证研究--以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为视角[D].厦门大学，2009.

[3]于佳.论建立和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D].辽宁师范大学，2009.

[4]侯晓琴.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D].湖南大学，2006.

[5]孙育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与融合[J].学习与探索，2009，（1）.

[6]沙季超.论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基本法律问题[D].华东政法大学，2011.

[7]何欣.公司诉讼纠纷实证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2

一、审理涉外股权确权纠纷的管辖依据及冲突规范的适用

有人认为，审理涉外股权确权纠纷应当由我国内地法院专属管辖，并且应当强制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其相应的管辖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相应的冲突规范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应当适用中国的法律。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合作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其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但笔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审理涉外股权确权纠纷应根据实际联系原则确定管辖，并以当事人协议管辖原则为补充，其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和二百四十四条；其准据法不应援引上述冲突规范来确定，而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国际私法原则。

首先应当明确，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的种类的划分原则，涉外股权确权纠纷的性质应属确认之诉，而非给付之诉。确认之诉是指，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一定法律关系或确认当事人相应民事权利的诉讼。股权确权诉讼的目的在于确认当事人是否享有所争议的股权，属于对财产权属的确认之诉。而就合同争议形成的诉一般为给付之诉，如合同履行争议，即使为确认之诉的，如合同效力争议，性质也只属于对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前一种意见所援引的管辖依据和冲突规范，均以合同存在为前提，所适用的纠纷应为合同纠纷，即仅适用于给付之诉或对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因而将其适用于股权确权纠纷并不适当。

前一种意见所援引的管辖依据和冲突规范，根据其文义解释来理解，也只能局限于合营或合作合同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对性，不能约束到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股权确权争议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合营或合作合同当事人，除合营或合作双方之间产生的股权确权纠纷外，诉讼当事人之间并不签订有合营或合作合同，如股权确权争议人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形（如隐名股东、股权受让人），又如股权确权纠纷发生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情形。另外，股权确权纠纷的产生也并不一定基于合营或合作合同，例如因继承、赠与、股权转让等产生确权纠纷的情形。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股权确权纠纷所争议的股权也并不局限于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股权，可涉及的范围包括外资企业、内资企业股权，甚至为境外、国外公司的股权。

因而，由于涉外股权确权纠纷性质属于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故法院理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实际联系原则确定管辖，并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协议管辖原则作为补充。

对于涉外股权确权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通则中并没有最相适应的冲突规范。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所确定的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由于其适用的前提仅限于合同纠纷，因而对于涉外股权确权纠纷并不适用。既然我国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则应当根据国际私法关于准据法确定的基本理论进行推定。关于股权的性质，中外法学界认识不一，有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集合体说等多种观点。笔者认为，股权是由出资财产所有权转化而来的，股东因直接投资设立公司而享有的一种独立权利。它对外主要体现为一种财产性权利，对内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经营管理权。应当认定股权是一种物权，并且是一种无体动产物权。国际私法理论一般认为物权关系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由于无体动产与不动产或有体动产不同，其是不以实体形态存在的财产，那么如何确定股权相应的物之所在地？首先，应当排除将股权的物质载体即出资证明书、股票等所在地视为股权所在地的观点，因为这将造成准据法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由于股权与其所发行公司具有最密切的联系，股权的取得、行使和处分等受到公司所在地法律的影响更大，故在实践中可以将争议股权所发行公司的所在地为标准来认定股权的物之所在地，并进而确定准据法的适用。如争议股权所发行公司为国内公司的，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如争议股权所发行公司为境外公司或国外公司的，则应适用相应的港澳台法律或外国法律。

二、法院审查与确认股权的主要原则和标准

由于股权确权纠纷主要为公司内部纠纷，就该纠纷本身而言，一般并不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故对股权的审查和判断应当遵循意思主义的法理，即以当事人内在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权的主要依据，而对于是否进行了外观上的股东名册记载或工商登记并不应作为认定的关键。具体而言，确认股权应至少同时符合下列几项主要原则和标准：

1.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认定股权或股东资格的首要标准。由于投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当事人应当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该真实意思表示的自然不应认定为股东。由于意思表示实为当事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缺乏直接判断和审查的可操作性，因而能够反映该真实意思表示的外在证据在认定过程中则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类证据主要有：公司设立前关于投资约定的内部协议、签署的公司章程、相关股东的证词等。另外，假如当事人实际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如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权等，从该外在行为也可以推定出其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3

关键词：公司僵局 仲裁 强制股份收买 监管人 临时董事

公司僵局的内涵

法谚云：“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对“公司僵局”加以定义也是如此。但笔者仍然试图对其加以解释。所谓“公司僵局”（corporatedeadlock）是指由于公司两派股东拥有的股份相等或两派董事的人数相同以及少数派股东保留有某种方式的否决权，双方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公司，从而使得公司的正常运行长时期陷入停滞和瘫痪的一种状态。

这一定义说明，首先，公司僵局的主体是公司中势力均等且相互对抗的两派股东和董事。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公司的“纠纷”和“僵局”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中“纠纷”是指公司内部的争吵、争斗或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关于企业政策的善意的分歧，也可能是不那么善意地对另一股东企图攫取权利或者试图获得比其资产的“公平份额”更多的利益的不满。从罗伯特・W・汉密尔顿对所谓的“纠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纠纷中存在实力不等的两派――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是以所持股份的多少或其能够控制的董事的人数来划分的。持有公司多数股份或能够控制多数董事的一方为多数派，与之对立者即为少数派。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在公司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公司均依多数派的控制安排运行，少数派的声音较小且受到忽视。少数派处于弱势的甚至是无助的地位。但势力的不均等并不必然导致多数与少数的矛盾和斗争，但却常常会有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一般而言，人都会因自私的天性，在掌握比他人较大的权力时滥用权力。因而少数派就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一般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因为在公司中奉行“多数决”原则，在冲突中，少数派常常会被迫让步从而使得冲突得以解决。但有时候会导致激烈的对抗。当两派股东或董事势均力敌时，因意见分歧的双方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公司，公司就有可能陷入僵局。其次，僵局必须是一种持续的公司停滞和瘫痪状态。这要求主观上双方当事人都知道在对抗，客观上持续一段足以影响公司运作效率的时间，否则对公司的运作不构成影响或者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具实质性，不构成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在公司僵局出现后，不应仅仅考虑解散公司，而应坚持其他权利穷竭原则，即在仲裁、强制股份收买、任命监管人、任命临时董事等手段缺失或无法解决僵局的情况下，司法解散才是合适的。我们将上述救济措施――仲裁、强制股份收买、任命监管人、任命临时董事称之为替代性救济，替代性救济是相对于司法解散救济而言的，替代性救济与司法解散救济相比，应优先适用于解决公司僵局。在国外，替代性救济措施已经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规定和适用，我们将依次分析探讨这些救济措施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与可预测的效果。

仲裁

仲裁有时被用作解决公司内部纠纷的手段。“在大多数州中，现在一般可以利用仲裁来解决未来冲突，不论这些纠纷是否具有可裁决性。”仲裁的特点是保密、快捷、便宜、灵活（与诉讼程序相比），以及由一个熟悉企业事务的人作出裁定的预期。而且它能让争议双方更满意。如果造成僵局的原因不涉及基本的个人冲突或政策冲突，那么仲裁可能会很好地解决纠纷，并使公司持续经营。但仲裁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仲裁要求股东在出现僵局的情况下双方必须达成仲裁协议，或者股东之间先前就达成了仲裁协议。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事先制定计划（合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事先达成仲裁协议也就几乎不可能。而在出现僵局后，双方均持有较强烈的敌对抵触情绪，因而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希望也不大。因此申请仲裁的前提条件不是很容易满足。其次，是否全部公司僵局都可以申请仲裁是有疑问的。从仲裁法的相关条文来看，我国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一般为合同纠纷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几乎不对与人身有关联的纠纷进行仲裁。而“许多公司内部的纠纷都涉及到人格冲突或者政策方面的广泛分歧”，这对仲裁法的适用提出了挑战。而且即使仲裁解决了特定的纠纷，他或她所作出的裁决也不可能消弭导致特定纠纷的根本性的分歧。但是，如果造成僵局的原因不涉及基本的个人冲突或政策冲突，那么仲裁可能会很好地解决纠纷，并使公司持续经营。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学者对派生仲裁请求权都持肯定态度。因此仲裁仍应是僵局出现后首先应考虑的一种救济措施。

强制股份收买

针对公司僵局，法院还可以通过判决强令由一方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另一方股东股权或股份，从而让一方股东退出公司，以此达到解决僵局的目的，此又称“强制股权置换”。

从国外的立法例看，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在美国，现有一半州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德国，则通过法院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类似的替代救济方式：退出权和除名权，即让僵局中某方股东出让股份，退出公司并从公司的股东名册中除名。强制股份收买的优点是可以使得公司继续运营，而通常情况下，保留一个运营的公司比解散一个公司要好。一个公司的经营资产（包括无形的商誉）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通常要比分拆后高。收买股份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达以“双赢”之救济。但问题是法院究竟应让哪一方收购另一方的股份，股份购买的价格如何确定？在公司僵局中，如双方的股份数不同，则可以让多数派购买少数派的股份，从而让少数派股东退出公司。具体做法是，首先让多数派与少数派协商确定股份价格，如果少数派股东与多数派股东之间对收买价格不能达成合意，则由法院委托相关结构进行评估从而确定价格，并强制进行股份收买。如双方股份数相等则首先应让其协商确定究竟由哪一方购买，收买价格是多少；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股份的价格可采用下列方式加以确定：由在僵局中对峙的股份持有股东，分别提出购买对方股份的要约，法庭裁决出价高的一方要约人取得受让权。如果一方股东不愿意出价，即竞价不能的，也可委托评估的方法来合理确定股价。当然对股份价格的评估是技术性的且有一定难度的，为尽量使评估价格公平与合理，确定一些客观的标准就是十分必要的。强制股份收买是可以在我国实行的一种救济措施。

任命监管人

美国有些州的法令准许在出现公司僵局时为封闭公司任命监管人。如《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6节规定：“（a）当下列情况发生时：（1）在任何为选举董事而举行的股东会议上，股东被如此分开以至于他们不能选出新董事去接任任期已结束的董事或是当他们的接任人被正式任命时，他们的任期即行结束；或者（2）因为董事们在管理公司业务时被分割开来以至于他们不能就相关的业务取得董事会在有所作为时所要求的表决票数而股东也不能结束这一分割，于是公司业务就受到损害或是即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则衡平法院可以按任何一位股东的申请指定一个或多个人作为公司的财产看守人。”《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2节规定：……该股票不上市公司的业务是由股东们经营的，但股东们是意见不一致的，如果股东们的意见相持不下形成僵局，公司的业务因而遭受或是即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而对于这一僵局，在组成公司证明文件中，组织细则中，或股东们之间的任何协议中的任何救济条款都不能化解，则衡平法院可以按任何一位股票不上市公司的股东的申请为公司指定一个或多个人作为公司的财产保管人。监管人的工作是使企业持续下去，而不是对企业进行清算。监管补救措施在美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事实上极少使用”。批评意见为：首先，监管措施是以法院控制的管理层取代了所有者控制的管理层，这显然违反了公司的委托理论。其次，监管措施带来的成本较高。包括诉讼费和失去的机会。再次，监管人的保守性不可能为公司开拓新的机会。最重要的是，监管人不大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者之间的根本冲突。但通过任命财产管理人或保管人，并以法院文件的形式向其移交权利，就使面临解散诉讼的公司，一方面可以防止公司财产的非正常减损，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司营业的继续。因此，我国在面对公司僵局时，不管将来构建何种制度都必须重视保全涉案公司的财产和维持其营业。

任命临时董事

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3节规定：（a）不管在组成公司证明文件中，组织细则中，或股东们之间的任何协议中有着相反的规定，如果董事们对公司业务和事务有对立的意见，并且这一对立的结果使董事会不能形成有所作为所必需的多数票意见，其无所作为的结果是在各方面都无法为股东们的利益处理公司的业务和事务，那么法院就可以为该股票不上市公司指派一位临时董事。可见，在董事层面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任命中立的“临时董事”来打破僵局。这些董事不像破产管理人或监管人，对企业并没有广泛的权力。他们拥有公司按常规选出的董事的全部权利和权力，包括有权得到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并在会上参与表决。临时董事应具有一定的资格条件。《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3节（c）规定：“一位临时董事应当是一位无偏见的人，他既不是一位股东，也不是一位该公司的债权人或该公司任何一家子公司或与其相关联的公司的债权人，其他的职务资格可以由法院规定。……”申请法院任命临时董事也应符合一定的要求。任命临时董事的目的是为陷于僵局的公司提供一种比任命破产管理人或者非自愿解散更简便、灵活、更少对立的解决办法。任命临时董事的措施可以促使和刺激相互争斗的股东达成某种妥协。因而当股东间达成妥协，僵局被打破时，临时董事就应走开。临时董事仅能解决微不足道的分歧，一旦矛盾重重，分歧很深时，临时董事很难协调各方的利益。在我国任命临时董事的措施在目前应慎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职业董事、经理市场还不发达，合适的董事的找寻比较困难，而草率的任命不太合格的临时董事很显然于事无补，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加深矛盾和分歧。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2001

3.李泫永,官欣荣.公司僵局与司法救济.法学，2004(4)

4.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人民法院报,2002.2.8

5.黄美园，周彦.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之构建.法律适用，2004(5)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4

    关键词:证券纠纷;证券仲裁;制度构建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证券纠纷客观存在并日益增多。证券诉讼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缓慢,远不能满足解决争议的需求。除了诉诸法庭,寻求诉讼救济,采用仲裁的形式解决纠纷则为构建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法律制度搭建了合适的平台。特别是,仲裁因其固有的特点使其具有了诉讼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使其更适合于解决证券纠纷的需要。

    一、证券仲裁的价值目标分析

    仲裁(Arbitration)又称“公断”,是指根据争议双方于事前或事后所达成的仲裁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给第三方,由其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对争议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准司法程序(陈治东 等,1999)。以这种方式解决证券争议,即为证券仲裁(Securities Arbitration)。

    仲裁特有的优势使得司法所追求的效率和公平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诉讼或行政手段相比较,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最能体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首先,除了具有程序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外,仲裁程序还具有灵活性,即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很多环节可以简化。其次,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避免了诉讼两审的冗长程序,而且裁决过程较短,比证券诉讼更能迅速、及时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可以减少证券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最后,仲裁方式解决的证券纠纷能够产生稳定的实体效益。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的强制执行性,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不容置疑。不仅如此,由于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能够选择各自所信任的仲裁员,对于裁决结果也较容易接受,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当事人纠纷的最终解决。一般而言,仲裁裁决的履行率要高于法院判决,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要优于法院判决。

    同诉讼相比较,采用仲裁来解决证券纠纷可以有效地实现程序的公平和实体的公平,这是一种更接近于客观实际的公正。第一,在程序上,公正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仲裁程序立法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权利,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具有“静态的平等性”;二是仲裁程序以及仲裁员在程序中为当事人创造平等的实际境遇,即具有“动态的平等性”。 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更进一步保障了仲裁的程序过程公正。第二,在实体上,追求合理和公平是仲裁的最直接的目的。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专业性和准司法性,决定了在仲裁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同时,强调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力求摆脱僵化的法律教条,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地做出更接近客观实际的裁决,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社会系统风险。第三,诚信是仲裁员审理案件纠纷时界定双方权利义务、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指导原则,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存在诸多滞后于证券市场发展、不利于及时进行权利救济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就更需要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仲裁员和公共仲裁员能够秉承法律的公平、正义理念,以诚信原则理解和运用法律,及时受理和公正裁决包括证券纠纷在内的各种争端,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社会的稳定,而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相对独立性,是以诚信原则来公正办案的有力保证(沈四宝 等,2002)。

    在加强司法机关介入证券市场监管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仲裁机制,用仲裁的方式有效地解决证券纠纷,形成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证券纠纷的机制,构建多层次的证券纠纷救济制度,这正是证券仲裁的价值所在。

    二、我国证券仲裁的发展

    (一)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证券仲裁制度最早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90年11月26日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业务试行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确立,该规则第12章对证券仲裁的有关内容做出了原则性规定。1991年4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该试行规则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仲裁实施细则》,一方面对《规则》中未作规定的部分予以具体化,另一方面,对《规则》中未作规定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对仲裁机构的建立、组成、仲裁事项、仲裁时效、仲裁程序、仲裁裁决之效力皆做了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期间,证券仲裁制度并非一般性地适用于证券纠纷,而主要适用于股票发行与交易中发生的纠纷;另外,上述规定只适用于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业务联系的证券公司之间,适用的地域范围非常狭窄。因上述规定与之后生效的其他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实践中已不再执行。

    1994年8月31日颁布的《仲裁法》建立了统一的仲裁制度,是我国规定仲裁法律制度、调整仲裁法律关系、确认仲裁法律责任的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规范。该部法律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因为证券纠纷不仅涉及到大量的民事合同纠纷,证券侵权赔偿纠纷也当然属于《仲裁法》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围,因此,这部法律同样适用于证券民事纠纷的解决。

    除《仲裁法》对证券仲裁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之外,目前还有如下规定是证券争议仲裁的法律依据1994年8月26日证券委的《关于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构的通知》以及同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的通知》也曾是证券争议的仲裁依据,但这两个通知已自1999年12月21日起失效。:(1)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八章规定了“争议的仲裁”,其中第七十九条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第八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由证券委批准设立或者指定的仲裁机构调解、仲裁。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证券仲裁制度的地位,但其在内容上过于简略,且只适用于股票发行与交易活动中发生的纠纷。(2)1994年8月27日国务院证券委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条款》)。该《必备条款》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应当将下列内容载入公司章程:公司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内资股股东之间,基于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该条同时规定: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3)2003年4月4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颁布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后经修订,新规则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一仲裁规则是中国仲裁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金融仲裁规则,明确了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上所发生的本外币资金融通、本外币各项金融工具和单据的转让、买卖等金融交易纠纷都可以通过仲裁予以解决,它标志着中国金融仲裁制度,包括证券仲裁制度进入充分发展的新阶段。(4)2004年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法制办联合的《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规定,证券期货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证券期货经营交易有关的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商事纠纷,适用仲裁方式解决。不过,《通知》还规定,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公众投资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另行研究确定。此外,各个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也是证券仲裁的依据。

    从仲裁裁决依据的角度来看,包括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规章、自律管理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适用民事、证券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为通过仲裁等途径解决证券纠纷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

    上述《仲裁法》及其他规定构成了我国证券纠纷仲裁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对推动我国证券仲裁的实践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和局限性也使得有效的证券仲裁法律机制尚未真正确立。

    其一,立法层次低。综观我国有关证券仲裁的各项规定,除《仲裁法》之外, 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属于行政法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和《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也仅仅为部门规章;此外,在法律效力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只是一部规范性文件,仅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具有约束力。证券仲裁在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中的缺位,致使仲裁制度在证券争议解决中的运用缺乏最直接的法律支撑。立法层次低,不仅使得证券仲裁缺乏法律制度应有的体系化、系统化,而且导致司法适用上存在障碍,不足以全面支撑证券仲裁的权威性。

    其二,适用范围狭窄、立法滞后、可操作性不强。《仲裁法》是规范我国仲裁制度的基本法,只在宏观层面上指导我国仲裁实践的开展,而非具体细化到各种专业或者行业仲裁之中。证券仲裁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特有的操作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遵守《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还必须有适合自己的具体规则和依据,需要对其整个制度做出统一规定。如前所述,不仅《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因囿于证券市场当时的发展状况,而仅对股票的发行与交易中的纠纷适用仲裁做出简略、粗糙的规定;之后,也未有能够与时俱进、指导证券仲裁发展的规定出台。依照《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能够适用仲裁的证券纠纷仅仅限于证券合同纠纷,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公众投资人之间纠纷的仲裁,该《规定》则明确“另行研究确定”,但是,至今尚未有相关规定出台。证券民事纠纷不仅包括证券合同纠纷,还包括大量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而规定的缺失对于贯彻《证券法》秉承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理念显然不利。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5

在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创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在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年截止月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6

一、制度检视：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现状

公司法没有关于清算主体怠于或拒不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了清算主体作为和不作为的侵权民事责任及未经清算注销的民事责任，但仍没有明确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的案由、责任主体、责任范围、程序等问题。随着此类纠纷的日益增多，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主要有：案由比较混乱，程序适用五花八门，实体处理大相径庭。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所受理的该类案件为例，据统计，自2008年至今受理涉及股东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案件12件，其中以清算组成员责任纠纷立案的有10件，以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立案的1件，以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立案的1件。被告下落不明适用公告送达缺席判决的有2件，驳回起诉1件，撤诉1件，调解8件。WWw.133229.CoM但上述案件均指向公司解散后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

案由缺失

公司强制清算制度是公司法规定的一种新类型的非诉纠纷，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因此，许多新类型的公司诉讼也缺失案由上的规范，其中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就是一例。在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案由的规定中，涉及股东责任的案由仅有清算组成员责任纠纷等数个案由，对于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未明确列入案由范围。

程序适用混乱

虽然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未予统一规范，但涉及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的案件却日趋增多，而各地法院在程序适用上比较混乱。有些将强制清算非诉程序与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合并处理；有的认为必须先经强制清算程序，在清算不能的情况下才能起诉股东承担赔偿或清偿责任；有的则直接判令公司清偿债务，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等。

责任主体界定不清

关于清算义务人即清算责任主体应该是公司股东还是董事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通说认为应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来确定清算责任主体。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有观点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选组成”之规定，应为全体股东。但有学者认为根据此条并不能当然推定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法定清算义务人。[1]笔者认为，目前公司法上对公司清算义务人主体的界定的确处于不清晰的状态。

责任事由不尽合理

关于公司清算的民事责任，公司法只规定了清算人（清算组成员）在清算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清算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了清算义务人的相关责任，但未对责任类型及方式加以区分，责任事由不尽合理，导致审判实践中针对此类纠纷找不到确切合适的法律规定，法律适用比较混乱。

责任范围不明

当前审判实践中对于清算义务人违反法定清算义务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清算义务人承担的赔偿范围为公司全部的债务，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积极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行为和消极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责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根据具体个案情况确定清算义务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

二、理论探源：清算义务人责任之法理依据

清算义务人主体之界定

所谓清算义务人，是指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特定法律关系而在公司解散时对公司负有依法组织清算义务，并在公司未及时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害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主体。[2]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应由全体股东担任。理由如下：

1.基于权利与义务之一致性。对于公司股东而言，清算义务是与公司创办权、盈余收获权相伴随的必然结果。法律赋予一定主体创建公司的权利以及从公司获取利益的权利，也必然要求这一主体在公司解散时尽相应的清算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体现。[3]

2.基于有限责任与清算义务之关联性。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之基石，但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股东与公司行为规范、股东人格与公司法人人格相区分、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基础上。如果股东怠于或拒不履行清算义务，则不能当然承担有限责任，即股东的有限责任与清算义务相关联，体现在公司清算终结之后。

3.基于保障各方利益之平衡性。现代公司既具有营利性，也具有社会性，因此公司不能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谋利作为惟一存在目的，还应最大限度考虑公司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包括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债权人的利益等。[4]清算义务的切实履行是确保公司的财产得以保全、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重生之医技强国得以实现的决定条件。如不履行清算义务，对公司的劳动者与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比对股东的影响更大。而股东比劳动者与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更便于对公司财产实施占有和处理。因此，确定股东为清算义务人，界定其义务及责任，有利于股东更好地履行清算义务，及时合法地处理公司债权债务，规范和健全公司退市机制。

清算义务人权利义务之界定

1.清算义务人之权利。从清算义务人这一概念的表述看，似乎作为清算义务人的主体只应当承担组织清算的义务，并无任何权利可享受。但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体系中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它们往往是相伴而生并且互相渗透的。在一定条件下，某一行为既可看作是权利也可看作是义务。[5]笔者认为，公司清算义务人的权利主要包括：组织清算权、选任清算人的权利、解任清算人的权利、确认清算方案和清算报告等权利、监督清算权、公司财产（包括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流失追索权、公司不足或抽逃资本追回权等。

2.清算义务人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产生的前提，民事责任是履行民事义务的法律保证。要确定清算义务人的责任，必须先明了清算义务人所应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最主要的义务不仅是要依法组织清算，而且要确保清算能够顺利完成。具体包括：第一，组织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首先应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召开股东会作出进行清算的决定或决议，启动清算程序，并保证清算顺利完成。在清算过程中，清算义务人应对清算人在执行公司清算事务的各个环节履行监督检查义务，在清算人违反善良管理人义务时，清算义务人可以行使解任权。在清算人作出具体清算方案和最终清算报告后，应当由股东组成的清算义务人批准确认。清算结束后，清算报告经股东会确认，并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第二，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保管义务。公司清算必然以公司财务资料完备为前提，具备规范、完备的财务资料是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清算义务人的主要义务。如公司财产存在被侵占或流失现象，清算义务人有将被侵占或流失财产追回的义务。第三，公司资本足额维持义务。根据资本维持原则，公司在其存续过程抗战之血色残阳中应当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动。因此，股东应负有保证资本足额维持义务，直至清算完毕才能分配公司剩余财产。如股东存在欠缴或抽逃出资情形，在公司清算时清算义务人应及时履行追缴权，即要求欠缴或抽逃出资之股东及时补足出资，以保证清算的顺利进行。

清算义务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

对于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法理依据，理论界及实务界均存在争议，主要有清算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及法人人格否认说等各种观点。

1.清算责任说。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或者合同约定重生为官的民事义务，侵害民事权利主体的民事权利，依民法之规定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后果。[6]如果义务主体认真履行义务，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完全实现，该法律关系即正常消灭；如果义务主体不履行其义务，侵害了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发生性质和内容上的变化，转化为以救济权和法律责任为内容的特殊法律关系。组织清算人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理，启动公司清算程序是清算义务人的法定义务。当其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清算义务而给公司和债权人造成损失时，便会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7]因此，基于不履行清算义务即产生清算责任及附随产生的各种清偿责任、赔偿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说，清算义务人未尽清算义务而给公司和债权人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其法定义务向法律责任的转化。

2.侵权责任说。公司解散后清算义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清算义务，或存在不当清算、恶意清算情形，导致公司资产贬值、毁损、流失，既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侵害了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这种行为构成了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清算义务人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此种赔偿责任，学界一般认为是侵权责任，即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因为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公司本身财产的减少，从而间接侵害了债权人利益。[8]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法律尚未就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做出明确规定，但清算义务人应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在于：首先，当法律规定的一项权利只有依赖义务人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且义务人的积极行为是其法定义务时，义务人的不行为必然会导致该权利不能实现。公司解散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如果清算义务人不履行其法定的清算义务，其不作为将会构成对公司财产的侵害，并进而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不作为侵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其次，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从主观上讲，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具有主观上的过错。从客观行为和结果上讲，清算义务人的不作为必然会造成解散公司的财产损失，使债权人债权得不到清偿，对债权人的财产权利是一种侵害。从因果关系上讲，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是由清算义务人不作为造成的。因此，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应当大周皇族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

3.法人人格否认说。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对其行为独立承担责任，即使出现了解散事由，公司在清算终结前其独立人格仍然存在，债权人通常只能向公司主张债权，而不能直接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但有限责任制度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不是绝对的或者无条件的，超出合理的界限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适用。公司解散后，因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的情况下，公司清算程序由于清算义务人的行为而无法启动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启动，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法理精神，确定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0]

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首先是基于其不履行清算义务而产生清算责任，即当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时，债权人甚至股东均有权要求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清算责任，在清算义务人不愿自行清算时可启动强制清算程序。因此，笔者未将清算责任列入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案由的范畴。其次是由于清算义务人违反法定清算义务，导致债权受损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不作为的侵害债权责任和作为的侵害债权责任。至于法人人格否认说，是基于特定情形下突破股东有限责任而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清算时，如果存在清算义务人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等情形，可突破股东之有限责任原则，追究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正是基于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这一理论基础。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学说均是清算义务人责任承担之法理基础。

三、立法完善：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规范

鉴于当前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诉讼缺乏规范的现状，笔者认为亟需要确立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的案由，明确诉讼主体及责任类型、责任方式和范围等，相关制度设计必须具有实务操作性，才能切实有效地促使清算义务人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保障债权合法受偿和救济，规范企业退市。具体建议如下：

确立案由

公司债权人因公司清算主体不履行清算、瑕疵清算或恶意清算，导致其债权受损而要求公司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所提起的诉讼，可明确其案由为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虽然有观点认为此类纠纷包含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及股东清算义务责任纠纷，应分立主、从案由，但笔者认为，此类案件的主要争议是清算义务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债权人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责任的事由是因各种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如果债权是基于建设工程，属于民事案件；而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属于商事案件，设主、从案由反而不利于法院归类审理。因此，笔者建议，只要涉及清算义务人责任的，以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作为商事案由处理较妥。

明确诉讼主体

在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案件中，应以清算义务人作为被告主体。但由于清算义务人在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清算义务时可能侵害债权人利益，也可能损害公司职工的利益，因此，权益受损害方均可以作为原告以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责任。至于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之救济，属于内部责任承担及救济。

至于是否需要将清算公司列为被告，有观点认为清算公司应与清算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如原告未起诉清算公司的，法院应追加清算公司为共同被告。但笔者认为，如果公司已被注销的，无论是否经过清算程序，其诉讼主体已不复存在。如果清算公司经过清算能够偿还债权人债权的，则应首先通过清算程序清偿债务，无须再另行提起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诉。如果公司经过清算已资不抵债应进入破产程序的，则按破产程序进行。如果公司经过清算但由于财产流失或会计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不全等无法完成清算的，或者不当清算、恶意清算造成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则应将公司及清算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设立前置程序

笔者认为，应将自行清算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作为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必须经过自行清算或法院强制清算后，清算义务人存在违反法定清算义务之情形，造成债权受损的，债权人才可以提起清算义务人纠纷之诉。理由在于：一是可以通过清算程序全面清理公司债权债务，避免债权人各自提起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诉，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二是未经清算程序，不能直接推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务，也无法认定债权必然受到侵害。三是强制清算程序属于非诉程序，而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诉属于给付之诉，两者不宜混在同一诉讼过程中进行。故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诉应以自行清算或强制清算程序作为前置程序，在经过自行清算或强制清算不能的情形下，才能受理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诉。

界定责任

清算义务人违反法定清算义务的主要表现有：不组织清算、瑕疵清算和恶意清算三种情形，导致的结果是无法清算、逾期清算、瑕疵清算。如清算义务人存在上述违反法定清算义务的情形，并因此造成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受损，则债权人可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清算义务人的责任具体包括：

1.清偿责任。（1）有限清偿责任。有限清偿责任包括两种：第一，清算义务人出资不到位的清偿责任。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在实缴资本与应缴资本的差额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履行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清算义务人应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清算义务人抽逃出资的清偿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以各种方式抽逃资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无限清偿责任。无限清偿责任包括三种：第一，债务加入之清偿责任。注销公司时清算义务人承诺承担未了债务，根据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任何人均可以承诺承担任何人的债务，法律并不限制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之中，故清算主体承诺承担公司注销后的后果，属于债务加入，应与公司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公司资本不足不具备法人资格时之清偿责任。如果各股东首次出资额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未达到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或者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经营之前即将资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净资产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股东之间实际形成合伙关系，应当按照合伙关系对共同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的清偿责任。公司解散后，如果有证据证明公司资产与股东的个人财产混同，那么公司以其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公司独立人格受到破坏，在此情形下，股东不得再以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债务的清偿规则，而应基于否认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原则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11]

2.赔偿责任。（1）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赔偿责任包括五种：第一，拒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赔偿责任。公司解散后，如果股东拒不承担清算责任，包括拒不组织清算，拒不提供财务账册等清算资料，故意避而不见拒绝履行清算义务等等，导致最终无法清算，造成债权人债权无法受偿的，清算义务人应对公司债权人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公司财产减少的赔偿责任。由于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或不当履行清算义务而使公司财产遭受毁损、贬值、灭失，导致债权无法受偿的，应该对公司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清算资料缺失的赔偿责任。公司解散后，清算的进行必须要以公司相关财务资料的完备为前提，清算义务人负有确保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完备齐全的义务。如果因公司财务资料的缺失而导致清算无法进行，致使债权无法受偿的，清算义务人须就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四，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的赔偿责任。公司清算结束前，清算义务人将公司财产进行非法处分，包括擅自直接或变相进行侵占或分配，导致债权人未能就公司资产实现债权的，清算义务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五，恶意注销的赔偿责任。公司解散后，在公司存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为逃避公司债务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对公司清算的情况下提供虚假的清算材料，恶意注销公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该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2]（2）限额赔偿责任。限额赔偿责任包括两种：第一，逾期清算的赔偿责任。由于清算义务人逾期组织清算，使公司财产受损，如公司房产贬值等，造成债权人债权受损的，由清算义务人在因逾期清算造成公司财产贬值范围内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瑕疵清算的赔偿责任。清算过程中的清算瑕疵行为主要表现为逾期组织清算、对选任清算人失职未予及时监督或解任、未及时确认清算方案或清算报告等不适当履行清算义务，造成债权人的债权受到损害的，如利息损失、违约赔偿损失等，清算义务人应在债权人债权受损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3.归责原则。关于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之归责原则存在较大分歧。有观点主张适用严格责任，只要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便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3]有观点主张适用过错责任，以清算义务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归责原则，同时适用过错举证倒置。[14]笔者认为，虽然由于有的股东逃匿，无法召开股东会决定组织清算，其他愿意组织清算的股东即使没有主观过错，对外也不能免除其未履行清算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这种责任似乎更符合严格责任，但该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对于清算义务人这个总体而言，不履行法定清算义务，可推定其有主观过错，其他愿意组织清算的清算义务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进行内部追偿。

4.举证责任。清算义务人责任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主要包括侵权行为、损害后果、清算义务人主观过错及因果关系等方面。对于此类纠纷，由于债权人相对于股东来讲对公司财产信息的了解与掌握程度上处于不对称状态，债权人很难举证证明公司解散时存在多少财产，也无法就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及主观过错进行举证，因此，可以将公司财产状况、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清算义务人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清算义务人承担。即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实行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具体的举证责任可分配如下：债权人的举证内容主要是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合法成立、公司已解散、清算主体怠于清算等。清算主体的举证内容主要是怠于清算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公司解散时的资产状况、公司资产处分的正当性等。[15]

赋予内部追偿救济权

在清算义务人因违反法定清算义务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或抽逃出资等情形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应给予其救济权利和途径，即可在清算义务人内部根据出资比例或过错进行追偿。其中已履行出资义务的清算义务人可向未履行足额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清算义务人追偿。清算义务人对违反法定清算义务均有过错的，已承担责任的清算义务人可根据过错责任大小或出资比例向其他清算义务人追偿。清算义务人无过错的，在承担责任后可向有过错的清算义务人追偿。

注释: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2]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3]乔欣：《公司纠纷的司法救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4]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6]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7]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8]刘薇：“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债务清偿问题的讨论”，载2003年12月17日《人民法院报》。

[9]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10]臧峻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的责任”，载http：//www.attorney.net.cn/_d270178246.htm，2010年8月1日访问。

[11]吴长波：“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之研究”，载http：//www.cqjinmu.com/jmperiodical_show_82.aspx，2010年8月1日访问。

[12]吴长波：“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之研究”，载http：//www.cqjinmu.com/jmperiodical_show_82.aspx，2010年8月1日访问。

[13]王欣新、赵芬萍：“谈新公司法清算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年第2期。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7

【关键词】指引途径；内部救济；请求豁免

谈到股东代表诉讼，必须首先提到一个制度设计——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的具体化，是指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前，必须向董事会、监事会或监察人提出请求，以便公司提起直接诉讼，董事会、监事会或监察人怠于或者拒绝行使诉权的前提下，由股东代位向法院提讼。[1]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如果允许股东不需理由就越过董事会而径行提讼，势必侵犯公司的经营权，也有悖于商业判断规则的法理基础。①

前置程序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法院干预公司内部事务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但法院并非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因此，构建科学的前置程序，既有助于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妥善解决公司纠纷，又有助于公司经营管理制度的完善。[2]

一、现有《公司法》对前置程序的规定

前置程序是股东把不适行为人这扇门的钥匙交给公司，由公司自己来决定诉还是不诉，但是这把钥匙不是终局性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股东手中。下面我们详细对《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进行梳理：②

（一）指引途径

根据该条的规定，现有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主要体现在两个途径上：第一，在董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股东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讼；第二，在监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前述股东向董事或执行董事提出书面请求。这是前置程序规定的两个途径，但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一个方向，就是向公司的代表人提起请求。

（二）形式要求

按照本条的规定，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之前，要以书面方式向监事会或者董事会提出请求，这一书面要求的原因不言自明：首先，商事活动中的要式主义要求股东必须重视形式要件，第二，形式要件有利于举证，特别是在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中，前置程序有时是“必经程序”，有时又可以因情况紧急而跳过，这种不确定性更加让我们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就要充分重视证据材料的保留。

（三）法律后果

根据对法条的分析，我们知道，股东向董事会、监事会或监察人提讼的请求之后，上述机构会对股东的诉讼请求进行判断，如果决定，则由公司提起直接诉讼；如果上述机构做出不的决定，这个时候即为“内部救济途径的用尽”，由股东代位向法院提讼。

二、司法实践对前置程序的运用

通过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前置程序的运用存在以下问题：

（一）股份有限公司运用不足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众性非常强，投资者众多，且没有其他门槛限制，只要购买该公司的股份，就可以成为股东，股东通过行使表决权表达自己的意志，我国《公司法》为了防止滥诉，把股东代表诉讼适格原告的条件予以抬高：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起书面请求。但是，从实践情况看，这样的门槛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一方面，没有能够起到所谓限制滥诉的作用，另一方面，给真正需要寻求救济的股东添设了不必要的门槛。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滥用

就目前所分析到的案例，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此类公司的封闭性很强，通常是两三人之间达成协议而组成的公司，一人做董事，一人做监事，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与董事或者监事的身份重叠，这种纠纷实际上是投资人之间的纠纷，不适用解决投资人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更是无从谈起。

三、前置程序的法律分析

（一）如何做到“用尽内部救济”

权利的救济途径有两种，私法救济和公法救济。在公司法的语境下，私法救济体现在通过公司的章程，由公司内部来解决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纠纷，运用私法救济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它可以最小化公司的矛盾冲突，快速解决利益纠纷，而不给公司带来形象上的减损和股价的下跌，毕竟，在这个舆论导向草木皆兵的时代，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公司，稍许的风吹草动就会引来口诛笔伐，继而导致公司形象的跌损。当私法救济不能解决纠纷的时候，公法救济就成为重要的选择。

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实体法层面，用尽公司的内部救济，就是要穷尽公司对此利益纠葛所有的解决途径，面对股东与董事的利益冲突，董事是否侵害了公司的利益，需要通过实体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再者，这种实体法上的判断需要可靠的程序予以支撑，才能让这样的判断落到实处，让得出的结论有理有据。这种可靠的程序支撑首先是一种顺序的安排，股东欲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必须首先经过公司，走公司内部救济的途径，这体现了对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尊重；第二，这种程序支撑也体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安排，通过三十天的时间设置，给公司这个独立法人以调查和判断的时间；最后，这种程序支撑体现在前置程序的法律后果上，如果没有合理原因越过前置程序而径直向法院提起该种诉讼，很有可能遭到法院的驳回。

（二）比较分析各国的前置程序设置

1.美国——真实陈述可获豁免

美国各州均普遍要求原告在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向董事会提出正式请求，但是许多州或者说大多数州都规定正式请求“徒劳”时免除这种要求。[3]例如特拉华州，如果公司多数董事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原告所陈述的特定事实是真实的；则构成对被指控交易是否符合商业判断的质疑，原告就可免予提出请求。因此，在美国公司法中，股东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会很大程度上决定前置程序的进程，一旦陈述属实，就会引起商业判断的质疑，进而免予提出前置程序。

2.德国——诉讼许可申请

该程序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不能直接向法院以个人名义主张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首先向法院提出“允许以自己名义主张公司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申请，然后再由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允许其。这一具有实质审查内容的特许程序，不同于在大多数国家适用的仅仅是股东请求公司自己提讼的前置程序。[4]在此，我认为，德国的前置程序有两大特色，首先是把前置程序的审查权交给法院，而非留给公司自己做判断，这样就解决了在病态机制下谁来代表公司的难题；第二，该许可程序使提讼的股东着手进行一个自始就很有希望的诉讼，而不必承担在（后来的）诉讼中担负费用的风险，转移了股东的诉讼费用承担的风险。不得不说，这一举措直指股东代表诉讼的软肋，是保持股东代表诉讼活力的关键举措。

3.日本——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

日本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如欲，必须先以书面方式请求公司提起追究公司董事的诉讼，通常由监事作为公司代表提讼；如果公司收到请求起六十日内不，股东方可代公司提讼。③此外，法律还做了例外规定，如因经过前项规定的六十日期间将使公司有不能恢复损害的危险时，股东可不受上述时间限制，直接。[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提起前置程序的对象是“公司”，而不是具体到公司的哪一个机构。日本公司法关于前置程序的规定，体现了其对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整个制度构建重视事前监督的特点。

四、前置程序的改革建议

（一）立法建议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看，引入了美国、日本在这个制度上的一些规定，但还需借鉴其灵活的操作手段，至于德国的立法，与我们相差较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毕竟德国的立法很好地控制了股东在此类诉讼中的风险，有助于保持股东代表诉讼的活力。

1.保证公司“病态”情况下意志的表达

在西方很多国家的公司法制度里，通常是由董事会代表公司，而非法定代表人。通过这样的规定，把执行股东会决议的决策过程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置于董事会的机构之下，用董事会的内部制衡，修正个别董事的意志与公司意志的偏差，保证了董事会意志与公司意志最大化的意志。与之相反，我国的情况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这在公司常态化经营中已有弊端暴露，在不适行为人损害公司利益的病态情形之下，暴露出的问题则会更加严重。④谁来代表公司，特别是在法定代表人以个人意志取代公司意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董事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监督和牵制，重视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机构的意志表达，保证公司意志表达的真实性。

2.具体化“请求豁免”的标准

美国关于“请求豁免”的标准是由判例法建立（下转第82页）（上接第80页）起来的。大部分的法院认为，如果事先请求董事这个程序是“无益的”（futile），则股东可以豁免这个程序而直接提起派生诉讼。[6]我国并没有判例法的传统，但是完全可以从大量的股东派生诉讼的案例中，发现“请求豁免”的规律。“无益”是一个根本的判断准则，具体可以细化为：（1）被请求人与不适行为人身份的重叠或有密切关联，比如半数以上董事或高级经营人员参与了损害企业权益行为，股东只需证明其董事或高级经营人员身份而无需向企业提出书面请求即可提起派生诉讼；（2）股东陈述的事实属实，导致被指控交易引起商业判断的质疑，可免予提起前置程序。

（二）司法建议

1.鼓励和抑制

任何一种建议的提出，都是要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根据我们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代表诉讼占据了这一诉讼80%以上的司法资源，而这些公司提起该类诉讼的必要性其实有待商榷。具体来说，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其内部股东与董事的利益纠纷多为投资人之间的纠纷，并不涉及所谓“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之间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乃至股东会进行有效的解决，而无需占用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抑制实质上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把更多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资源留给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留给投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纠纷。

2.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

以下情况可考虑前置程序的免除：（1）受到控告的不适行为人控制了董事会；（2）董事会对有关事项有重大关联利益；（3）股东的数量特别多，要求股东承担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所支出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这种在尊重原则基础上的灵活策略值得我们借鉴，诚如上文所论述的，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诉讼，我们完全可以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改进前置程序，同时鼓励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治理。

股东代表诉讼是一个公司法学界由来已久的讨论话题，这个讨论贯穿了《公司法》出台前后十多年的时间，从热烈的讨论到冷静的思考，如今，我们对这一制度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一方面剔除了盲目的追捧和好奇心的驱使，另一方面也开始更多研究制度当中的设计环节，前置程序作为这项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也希望通过对前置程序合理科学的设计，引导股东代表诉讼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注释：

①商事经营判断规则的实质是将董事的责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在一般的经营管理失误与法律上的经营过失责任之间划以界限，是两权分离的必然延伸。

②《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讼。

③后日本公司法将等待期间修改为60天。

④《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知，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可能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

参考文献：

[1]刘凯，司明.股东代表诉讼配套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2008（2）：152.

[2]沈贵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适格主体[J].法学研究，2008（2）：55.

[3]娄建波，陈炜恒等译.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下卷）[M].法律出版社，2006.581.

[4]胡晓静.德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评析[J].当代法学，2007（3）：137.

[5]布井千博，黄来纪.中日公司法比较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57.

[6]苟晓平.论股东派生诉讼前置请求程序谈[J].法学杂志.2005（5）：132.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8

法律体系待完善

中国的并购法律体系不太完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纵观发达国家关于公司并购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机制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等。然而我国没有统一的《公司并购法》，《反垄断法》也没有出台，法律对公司并购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以及其他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文件中。有关法律法规零散而不系统，甚至还有漏洞与冲突之处，使得并购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尚无法用法律法规制约的商业行为。

法律层次较低，且缺乏稳定性，同时规范之间规定不一致，有些甚至相互冲突。比如没有统一的公司并购法，这方面的规定以部门规章居多，层次较低，而且朝令夕改，稳定性极差。更有甚者，对于不同形式、不同性质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导致规定之间不时出现冲突。

一些规定不符合实际，行政干预过重，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虽然新《公司法》取消了公司转投资在数额上的限制并增加了转投资范围，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并购法，并购需要通过行政部门的审批或备案，审批过程中甚至还可能出现程序上的冲突等。

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关……的实施，由……另行规定”的条文出现频率很高。这些“另行规定”要么迟迟不见，要么“千呼万唤始出来”，比如管理层收购（MBO）至今尚未见到有关的规范出现。如此等等造成法律法规不配套，存在法律空白。

法律体系不健全容易导致法律纠纷和法律风险，从而影响国内并购市场的发展。

法律风险与纠纷

并购风险是指公司在实施并购行为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包括并购实施前的决策风险、并购实施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和并购后的整合风险。并购法律风险主要存在于并购过程中，法律风险控制的完善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并购的成败。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法律风险。这是并购中最常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风险，指的是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对收购方的了解与目标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相比，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给并购带来不确定因素。现实中比较多的是被收购方隐瞒一些影响交易谈判和价格的不利信息，比如对外担保、对外负债、应收账款实际无法收回等。并购完成后，这些问题可能给目标公司带来巨大的潜伏债务，使其付出惨重代价。

由于法律不对称而引发的风险。这种风险以跨国并购中最为常见。跨国并购中，并购双方受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约束与调整，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由于国情、文化背景不同，规定不尽一致，因而使当事人权利义务不对称。这种法律不对称的风险即使是在我国境内也同样存在，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使某些主体拥有某些特定权利(像规定可以将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打折后出售)。这种权利是否合法，目前尚有争议。

并购协议、并购程序合法性等方面的风险。并购协议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规定签订和履行，否则不仅可能导致协议无效和并购失败，而且可能产生并购争端，甚至引发诉讼。

并购方式安排的风险。主要指对并购企业人力资源及资产债务整合中存在的风险。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恰当极有可能导致并购方与目标方的纠纷，甚至导致并购后企业无法正常运转。

目标公司反收购的风险。面对并购方的敌意收购或恶意收购，为了争夺公司的控制权，目标公司董事会必然会采取反并购措施。比如国外常用的“焦土战术”、“死亡换股”等反并购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往往在成功抵制了并购之后伤筋动骨甚至大伤元气，或者与并购方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我国公司并购是在产权改革不到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发生，到目前为止，关于公司并购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实践中，由于一些企业在并购方面操作的不规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致使并购纠纷不断增多，加大了公司并购的成本。

行政干预导致的纠纷。公司并购一般来说应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是企业根据其对市场的判断主动作出的决定。然而在我国，由于国家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主体，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行政权、财产权，因此，政府主导型的并购仍然频繁发生，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有些甚至违反企业意愿强行并购。有些国有企业因并购而由非国有经济主体占控股地位，但政府部门仍直接任命企业管理人而不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从而引发纠纷。

产权不明、主体不具备资格导致的纠纷。由于对被并购企业的产权没有进行界定或界定不合理，或者未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法定手续，导致产权不明，并购后容易造成并购方与被并购企业产权相关人的产权确认纠纷，容易造成股东之间、新老股东之间对资产价值和应承担的义务发生争议。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那些名叫公司实则为尚未改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以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并购活动中。此外，由于国有资产所有者不明确或不落实，出售企业的主体不明确，经常导致被出售的国有企业以出售者的身份“自己卖自己”现象发生。有些被并购企业的经营范围是不允许外商经营的，却由外商收购经营等等，从而导致纠纷的产生。

利用并购进行欺诈导致的纠纷。兼并方以分期付款为诱饵，先签订并购协议，办理资产的产权转移手续，然后再将资产抵押、质押贷款，尔后拒不支付余款，甚至远走高飞，致使被兼并方债权悬空。或者被并购方隐瞒债务，尤其是隐瞒担保债务，做假账，虚报赢利，虚列债权，对债权进行所谓的“技术处理”，致使兼并方在接收后债务增加，债权落空等，因而产生纠纷。

因员工安置问题而导致的纠纷。并购后的企业，为适应新的运行机制的需要，往往对原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变更或重新签订，容易与劳动者产生争议。如有些企业并购后，只与在岗职工“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而未与休假、病退、停薪留职等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有些并购后的企业在变更劳动合同时，给劳动者附加一些限制性条件。

并购法律风险的防范

并购前审慎调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并购成功的重要条件。为了确定并购的可行性，减少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与损失，并购方在决定并购目标公司之前，往往要对目标公司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进行审慎调查和评估。这是为了解被收购方及目标企业的相关情况，并基于调查结果判断能否进行并购、设计并购交易结构和财务预算、分析影响并购的关键要素和对策，从而决定是否并购和怎样进行并购。

尽量避免有关法律问题。公司并购要想降低法律风险，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并采用合适的交易程序，借助于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服务，依法进行并购和信息披露。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尽可能采用协议并购形式。要约收购一般属于敌意并购，容易导致股价异常波动，国家对此限制较多，法律风险相对较大。协议收购一般属于善意并购，并购交易对股价影响较小，法律风险相对也较小。而且，通过双方协商沟通，还可以达到信息交流、相互理解的目的，降低并购交易的其他风险。

其次要优化并购交易程度，减小交易风险。要约收购尽管相对于协议收购而言法律风险较大，但是也有自己的优势，即行动迅速，突发性强，令对手难以预防。企业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于特定目标公司难以通过协议并购，只能通过要约收购的形式进行。这时，如果单纯采用要约收购，不仅风险大，而且成本高。对于并购方而言，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混合收购，即在不引起目标方警觉的情况下，通过股权交易获取目标方一定数量的股权(比如20%或者25%），然后再通过要约收购获取部分股权，从而达到绝对或者相对控股，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达到并购目的。

再有要防范公司并购的债务风险。企业并购的目的一般是要达到对某一企业的控制或者获得收购资产的使用价值。若在并购交易中因为转让方隐瞒或者遗漏债务，将使收购方利益受损，所以收购方应采取措施进行防范。

在股权并购中，由于企业对外主体资格不因内部股东变动而改变，相关债务仍由企业自身承担。收购方向转让股东支付的对价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股权转让时企业的净资产状况，如果受让股权后，因隐瞒或者遗漏债务暴露导致被追索，企业财产被查封、扣押或者被拍卖，股权实际价值必然降低。因此除在收购前审慎调查目标企业真实负债情况外，还可在并购协议中要求转让方作出明确的债务披露，除列明债务外（包括欠款、债务、担保、罚款等），均由转让方承诺负责清偿和解决，保证受让方不会因此受到追索，否则转让方将承担违约责任。这种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遏制转让方隐瞒或者遗漏债务的作用。

在资产并购中，交易标的为资产，需要保障所收购资产没有附带任何的债务、担保等权利负担（如不存在抵押，房地产不存在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等）。对于完全依附于资产本身的债务，必须由转让方在转让前解决，否则应当拒绝收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各负其责而不要越权行事。公司并购交易应由股东大会决策，并购交易的执行则由董事会进行。股东大会进行并购决策时存在关联交易的股东不应具有表决权，特殊情况下，存在关联交易的股东可参与表决，但是必须报请有关机构批准。大股东、董事及公司管理者等内幕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避免内幕交易。

在公司合并或股权收购后应重新修订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运作的基本规则，是调整股东之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并购后的新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确立公司和股东的“游戏规则”是第一位的。很多股东纠纷就是由于规则不清而导致。为防范日后股东发生纠纷，在并购过程中，收购方应当与其他股东共同协商公司章程条款，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具体职权与议事规则，公司投资及经营决策机制，公司重要管理层人选，公司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确立清晰的权利义务规则。

聘请与并购相关的中介机构。公司并购是一个对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为，由于信息、人员、专业知识、资金等方面的局限，并购双方很难独自完成并购，通常情况下都需要聘请投资银行担任财务顾问。财务顾问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公司并购进行可行性研究、并购方案设计、配套融资方案拟订、交易谈判等。财务顾问的介入有利于并购策划和融资安排，处理可能产生的复杂的法律和监督事务，并为公司并购的运作提供财务咨询和建议。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9

关键词：隐名股东；显名股东；股东资格；立法完善

一、隐名股东概述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隐名股东的含义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对隐名股东的含义也并未统一一致，我国公司法中用实际出资人一词来代指隐名股东，也有学者称其为“匿名股东”①，学者们给出的众多隐名股东含义中有两个共同之处：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以他人名义出资，这两点可以总结为：出资人以全面享有股东权利为目的而借用他人名义出资，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文件中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

由隐名股东的含义以及现实司法理论，可将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隐名股东负有向公司实际履行出资的义务。隐名股东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应履行股东的基本出资义务。第二，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订立代持股协议。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以契约合意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股权归属等。契约自由的特点使得代持股协议效力问题成为纠纷多发之处。第三，隐名股东实际取得股权的全部或部分收益并承担盈亏风险。第四，记载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文件中的是显名股东，而非隐名股东。第三与第四两个特点分别反映了隐名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关系、隐名股东与公司外部第三人的关系，这也是隐名股东权利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而现有法律理论及法律制度，对消弭隐名投资对于公司基本法律制度的不利冲击，实现制度协调与理论对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却也有着不足之处。

二、隐名股东的立法现状

《公司法解释三》于2011年2月16日起施行，对公司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下面对《公司法解释三》进行简单的规整。

《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26条规定如何解决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争议，第24条、第25条第3款规定如何解决隐名股东与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争议，第23、24条规定如何解决隐名股东与公司之间股权确认纠纷，第25条第3款规定如何解决隐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股权之间的纠纷，第27条规定如何解决隐名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争议。可以看出，《公司法解释三》从三个方面去规定隐名股东的相关问题：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隐名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内部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隐名股东与公司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公司法解释三》相对于以前的立法而言，有进步之处，也有不完善之处。

首先，在认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协议效力问题上，《公司法解释三》体现了其进步之处：《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明确规定了隐名股东代持股协议的效力，依照契约自由原则，订立代持股协议，在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按照协议约定处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其次，在认定隐名股东与公司及公司以外第三人权利问题时，坚持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以维护公司资本稳定和第三人利益为中心，坚持了对投资自由的保护和对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然而这也是公司法在隐名股东制度中的一个不完善之处：对于在公司经营期间一直实际享有股权收益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这种情形的隐名股东则显然不公，而这也可能会放纵显名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隐名股东利益。对于隐民股东资格是否确定这一问题，《公司法解释三》始终没有提及，这便成为了《公司法解释三》实际运用时的纠纷之处。

三、隐名股东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建议

（一）确定隐名股东的法律概念

隐名股东的法律概念一直未被统一，各学者们都各自有自己的解释，法律也一直未对此进行统一，导致隐名股东的性质很难去准确界定，这也成为有关隐名股东的其他相关问题很难去准确界定。此次《公司法解释三》也并未对隐名股东进行明确的法律概念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实际出资人的具体身份仍然难以认定，便有了实际出资人的身份究竟是股东还是出资人的疑问。因此明确界定隐名股东的含义具有必要性，而隐名股东含义的界定应围绕着实际出资人能否被认定为隐名股东以及隐名股东能否作为公司股东被承认。在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实际出资人是否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而采用隐名投资方式，若是则不可承认其为隐名股东，更不能称其为股东，是因为这样才能保护公司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实际出资人并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而采用隐名投资方式，此时便可界定其为隐名股东，至于能否界定为股东则要看该隐名股东是否为公司过半数股东所知晓，若为过半数股东知晓则应当认定其为公司股东，但对公司外第三人仍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此时，隐名股东应当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

（二）完善隐名股东合法权利保护立法

隐名股东在成为显名股东之前的权利保障问题，立法并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因隐名股东并非具有股东资格，所以许多股东权利隐名股东都无法享有，这便使得隐名股东的权利很容易受到其他股东或显名股东的侵害，因此应完善隐名股东合法权利保护立法。可从以下两方面对隐名股东合法权利进行保护：第一，完善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隐名股东权利。如前所述，隐名股东是得到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股东同意的股东，对外以隐名的方式，而对公司内部而言理应享有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应依照股东权利去解决内部股东权利纠纷。第二，完善涉及公司外第三人法律关系的隐名股东的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当隐名股东需要行使涉及第三人权利的股东权利时，应规定其进行股东更名成为实名股东，方可行使涉及第三人权利的股东权利。

四、结语

在具有众多隐名投资者的市场经济中，对隐名投资行为进行法律效力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进一步明确何为隐名股东以及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立法应该规定隐名股东的合法权利并规定隐名股东与公司、公司内部股东以及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利，也能更好的保护公司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注解：

① 施天涛著：《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参考文献：

[1]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0 年 7 月第 4 版。

[2] 雷金牛：《论公司中隐名投资的法律规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公司股权经济纠纷篇10

指定监管人。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正式确立了破产管理人制度，由中立、专业的破产管理人取代清算组负责企业破产事务的管理，使得企业破产程序更加规范化，有利于保护各方面主体的合法权益。企业破产可以引入管理人制度，那么公司僵局也可以吸收借鉴破产管理人制度，建立指定监管人制度，从而替代司法解散。首先指定监管人是用来取代公司董事会，不是个别董事，全面接手陷入纠纷状态的公司，成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其次，指定监管人的适用范围也是针对公司董事会陷入僵局，但与指定临时董事相比所起的作用更大。当公司大股东在公司董事会席位中占有绝对优势，公司董事对抗激烈，关系错综复杂时，临时董事就很难发挥作用。而监管人取代董事会可以完全的控制公司，迅捷有效形成决策，尤其对公司保持盈利有较大的意义。第三，对监管人的选任条件及权利义务可以比照破产管理人，也要具备品行性、独立性、专业性，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职业经理人团队等指定。第四、由于监管人的权力相当于整个董事会的权力，监管人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应当制定专门的法规、由法院来规范监管人的权利义务，约束监管人的行为，明确监管人的责任，同时赋予公司董事、监事以及一定持股比例的股东监督建议权，对监管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必要时可向法院申请更换监管人。监管人的权力比临时董事更为广泛，对打破公司僵局，防止公司解散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股东会僵局替代性救济措施

（一）强制公司分立。公司分立是一个公司因经营理念、市场运行等原因按照法律法规将公司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的法律行为。公司分立是市场经济下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的现象，除了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分散市场风险，防御敌意收购等意义外，还有利于解决内部纠纷。当股东之间对公司经营理念、市场判断存在分歧，股东个人关系恶化，对公司经营权的行使发生纠纷难以继续合作时，此时作为解决公司内部纷争的手段，公司分立非常有效。我们可以将公司分立作为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以司法干预的方式强令公司分立为若干个独立的公司尽量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以打破公司僵局，避免公司最终解散。强制公司分立作为解决公司内部纠纷的手段具有特有的优势：公司分立虽是解散，但不需要像其他解散方式一样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才能完成法人形态的变化，不管是派生分立还是新设分立，法律程序上相对比较简单，不要求必须清偿债权人的债务或为债权人提供担保，仅须通知债权人并公告即可，较好地保存了原有公司的商业信誉和无形资产，又使得股东可以按各自的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继续营运。

（二）股东退股与除名。当股东之间关系恶化，无法继续合作，不能召开股东会或无法形成有效表决时，股东可自愿协商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公司打破僵局。但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可否强制公司回购其股份呢？从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来看，强制公司回购股份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司合并、分立等特定情形，并不包括公司僵局。随着公司市场化的发展，股东利益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某些股东为了一己私欲往往会造成公司陷入僵局，从而造成其他股东利益的损失。因此有必要将公司僵局以及其他违法行为纳入到强制公司回购股份的适用范围。此外，当某股东本身存在违法行为或其他重要原因，公司难以继续容忍该股东的存在，而又没有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公司可开除该股东。股东除名与股东退股有所不同，股东除名是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剥夺股东资格，强制该股东退出公司。

②我国《公司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除名制度，但依据公司自治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来看我国是允许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将某股东除名的，但除名事由仅限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资金等违法行为，未规定因股东问题导致公司陷入僵局的情形。③股东除名制度源自德国判例法，除股东违法行为等原因除名外，更是解决公司司法解散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措施，后为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所吸纳。我国应借鉴吸收德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将股东除名作为替代司法解散救济的重要措施。应当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股东除名权行使的主体应当是公司，公司任意股东均有权向公司提议，公司对股东的提议应当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表决一般要求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具体比例可以由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进行约定。二是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都要达到一定人数或表决权比例，如果股东故意不出席（如托辞患病、迁居国外等）或恶意行使表决权都可能导致股东会僵局，无法对重大事项作出有效决策，针对这种股东可以经股东会决议对其除名。三是对被除名股东的股份公司或其他股东应依公平价格予以买回。公司首先有权买回，如果公司不行使回购权，可将其转让给第三人，或按比例转让给现有股东。当公司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司纠纷，又不希望解散公司时，为保证公司营业的持续，退股与除名制度是解决问题的较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