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家门而不入十篇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1

三过家门而不入亦称三过其门而不入，这是大禹治水中发生的故事。为了治水，大禹曾三过家门而不敢入。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的哇哇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来源：文章屋网 https://www.wzu.com）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2

1、原因：水未治平，没空回家。

2、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的哇哇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

3、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

4、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

（来源：文章屋网 ）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3

[关键词]“三公”经费；预算部门；财政拨款

[中图分类号]F812.3；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2-0040-06

2013年3月全国两会后，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郑重提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简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应当说这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突破。当然，同时公开“三公”经费也是建设法制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巨大进步，其正向作用和社会效应不可低估。因此，社会公开“三公”经费的工作向科学法制化转换已不可逆转，但是要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安排与设计势在必行。

一、实施“三公”经费公开的法理依据

自20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中央和地方各预算部门相继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决算报告，到2010年，“三公”经费也成为财政预、决算公开的一部分。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和相关统计数据一直作为国家机密，在《保密法》明文规定此类相关信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布，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对保密工作及其内容作了新的调整以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政府预、决算由国家机密向社会公开仍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政府财政收支等相关信息一直作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开。在1950年10月作出的《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决定》，以及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明确把国家财政计划，如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列入国家机密范围。改革开放后，在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出台，其中并没有明确政府预决算作为国家机密规定；但在1997年国家保密局和财政部制定的《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又明确了政府财政年度预、决算及其收支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的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不得向社会公开。

1999年我国提出了编制部门预算改革的方案，并在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中提出编制部门预算、细化预算等政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转变了我国财政管理体制“重收入，轻支出”的局面。同时进一步严格了预算管理，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并成为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和主要预防措施之一。特别是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第二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包括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在内的政府信息，这为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找到法理依据。在2008年5月，一个民间团队——“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要求审查深圳市本级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这一申请请求并获得批准，并同意其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内阅读的资格。在2009年，该民间团队又提出要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财政预算的申请。随后，广州市财政局将包括114个部门的市本级部门预算在网上公开，公开范围远大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适用的政府部门，这里面还包括了党委部门、人大政协以及派的预算。社会公众首次强烈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的愿望逐渐得到实现，对财政预决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开始得以实现。

在2010年3月的全国人大“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透露，在2010年将会公开中央部门预算，让公众了解政府的具体开支情况。当年就有75个中央预算部门公开了本级部门预算，其中“三公”经费作为各级预算部门公布的重点。在2011年，国务院要求经人大审查的98个中央部门都要公开预、决算，自2010年之后，绝大部分中央部委都公开了预决算报告和“三公”经费情况，只有国防部、外交部等几个敏感部门因涉秘至今仍未公布。因此，“三公”经费的公开是推进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重要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质疑的准备，同时立下了务必做到“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的反腐决心。

二、公开“三公”经费迫切性及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的 “三公”经费增长速度过快、规模特别庞大的现象，普遍存在公费出国、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铺张浪费等行为。这些群众看在[里、怒在脸上，社会公众对此十分不满，广为诟病。如果向社会公众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接受群众了解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哪些事，从而减少和预防财政支出中发生违规、腐败现象，切实有效强化外部监督，既是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政府机构透明行政的需要。当然，中央部委带头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率先垂范，最大的意义是形成一种示范价值和倒逼机制，让各级地方政府清醒地看到公开并压缩“三公”经费迫切性。

第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一是有助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民主化的进程。通过建立这样一套公共财政决策机制，能够让社会公众知道政府怎么筹钱、花钱和管钱。二是有助于高效廉洁的法治政府建设。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产生“寻租”行为和道德败坏，“出国（境）费、车辆购置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是政府部门花销弹性最大的经费支出，也是最易腐败的角落，公开这些经费使用情况，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透明度，同时对改善社会治理和防腐具有意义。三是有助于推动政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信息公开即是政府权力公开，就是创造条件让社会公众更有效监督政府履行职能情况。

第二，对于财政部门来讲，将促使财政部门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强化财务管理，加强对公共财政资金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公共财政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及其财务管理。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社会公众实行强制征收，财政支出主要是在满足基本的行政职能之外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来提高人民福祉。社会公众向政府纳税，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政府为人，那么向社会公开相关收入和开支情况，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就是解决委托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关键一步[1]。面对信息社会化的今天，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的热情大大提高，涉及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府行政监督，增加公共财政透明度，不仅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而且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对在职官员的保护。

第三，对于预算部门来讲，有助于提升单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强化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树立勤俭节约的公仆意识。“三公”经费的预算管理权、资金使用权和会计核算权属于各个部门，相应的“三公”经费信息公开的主体是预算部门。因此，预算部门不仅需要向公众公开“三公”经费花了多少，还要向公众解释钱花到了哪里，以及回应社会公众对其质疑。这将对预算部门产生一定的压力，促使其采取措施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不断提高本部门的财务管理水平，控制“三公”经费的开支规模。

三、我国“三公”经费逐步公开中的实践与探索

（一）我国“三公”经费情况介绍和实践探索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对符合要求的中央和地方各预算部门应积极主动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按照中央对该项工作的具体部署，中央预算部门带头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和“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见图1（a）、图1（b）、图1（c）），进一步夯实了地方政府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能够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开展“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工作。

按照中央对“三公”经费预算编制零增长的政策，原则上不得超过上年压缩后的预算规模。各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大力夯实各项基础性工作同时，强化了预算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形成了定期统计上报“三公”经费的控制、执行情况等信息报告。根据近三年来“三公”经费情况来看，除了个别像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体育总局有小幅增加外，大部分中央部委的“三公”经费确实做到了只减不增地控制开支，

我国目前对“三公”经费预算实行单列管理，对该项经费支出实行定期报送制度。因此，“三公”经费决算信息来自部门决算报表数据，通过开展部门决算数据核查和报表批复工作，一方面可以促使部门提高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夯实“三公”经费信息公开的基础。总之，“三公”经费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经费审批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对财政部门内部自身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二）我国“三公”经费存在的问题

第一，“三公”经费公布不规范。最早公开“三公”经费信息的是中央预算部门，公布的结果仅仅只有简单的 “三公”经费总额数据（如图2），几乎没有包含任何其他的信息，难免让社会公众一头雾水，根本无从判断预算部门真实开支是否合理。其次是“三公”经费作为预算部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规范的预算编制表中有“类、款、项、目”四级科目，而目前公开的预、决算只到“款”一级，显得非常粗略不规范[2]。虽然受制于当前财政预算存在的各种障碍和影响，把“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公开到“项”、“目”级还需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三公”经费如果公开“目”到这一级，那么饱受诟病的政府官员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这些奢侈浪费行为就无处藏身，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愿景就不远了。

第二，公布的“三公”经费口径偏窄。目前所有预算部门公开的“三公”经费仅仅是财政拨款，也就是说，公开的“三公”支出经费并不是预算部门所有“三公”经费支出信息，而是属于最窄口径的“三公”经费[3]。当然，这也是财政部对各预算单位的最低要求。但实际上，在各预算部门中，财政拨款作为部门预算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对于不同的预算部门所占比例却完全不一样，根据中央各部委2012年部门决算报表显示，除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环保部、中国工程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局是全额财政拨款，其中有大约19个中央部委的财政拨款占决算收入大于90%。而财政拨款占决算收入低于20%的有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管局和中国民用航空局，但是像国家外汇局、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直属单位没有财政拨款（见表1），因此，不同预算部门的“三公”经费开支是无法横向比较。因为在预算部门的所有收入中，除了预算内收入之外，还包括像政府性基金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各种预算外收入，而对很多预算部门来说，这些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了预算内收入，也就隐藏了更大的“三公”经费开支。

第三，“三公”经费内涵界限不清。我国实行部门预算之后，预算经费分成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类，基本支出中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而“三公”经费属于公用经费开支，也就是说是基本支出范畴[4]。根据预算部门公开的预、决算报表中，项目支出占财政拨款支出50%以上的部委就有49个（见表2），只有（原）卫生部的项目支出占比仅13%。在项目支出中，因为包含了大量如培训费、会议费和科研费开支，比基本支出更为灵活，成了巨大隐性“三公”经费开支。因此，这些隐性“三公”经费很难掌握，社会公众也很难判断政府花钱是否合理，背离了政府推进“三公”经费公开的初衷。

四、积极稳妥推进 “三公”经费信息公开的建议及措施

（一）做到规范公开“三公”经费

公开“三公”经费信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财政部门是难以完成的，要努力发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逐渐形成一套规范的操作机制。首先要建立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由财政部门牵头，联合纪委、审计、监察、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形成“三公”经费的预算、使用、审批和监督联席会议制度，从而提高“三公”经费管理力度，减轻财政部门的压力。二是财政部门内部要建立统一协调机制，“三公”经费从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等阶段加强管理和控制。三是要建立新闻媒体沟通联系机制。“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很重要的一环是与新闻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联系，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通过建立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机制，努力促进财政部门与各主要媒体的交流合作，优化舆论环境[5]。

（二）加强“三公”经费使用管理

对“三公”经费使用管理，首先要建立经费开支标准。按照中央的总体要求，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应该建立起符合本地经费开支标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行政成本控制，推进节约型政府建设。二是要统一会计核算口径。对于具体的会计处理事项，要明确统一的会计核算口径，使得单位支出有标准、核算有依据。三是要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三公”经费会计报销严格按照“一事一报”的要求执行，并加强事前审批和事后核算。重点要加强出国经费的控制，改变目前“外办审指标，财政审经费”的审批模式，将因公出国的人员指标和经费指标由外办统一审批，进行总量控制。并对现行出国经费审批表进行修改，增加归国后的决算审批表，从而实现对出国经费的全过程管理。

（三）提高预算部门的预算编制和财务管理水平

对“三公”经费的预算，首先要细化预算编制，所有预算部门的“三公”经费都要按照财政部要求单列预算，强化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监督，为“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加强对预算部门财务管理。通过在各预算单位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强制公务卡结算目录，提高公务卡的使用率，限制大额现金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减少现金直接流通和资金账外循环。三是要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控制。由于“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包括预算与决算两个层面，预算与决算要信息可比。因此，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要依据年初确定的“三公”经费预算和“三公”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控制，并定期统计通报；对于年中调整预算的，要通盘考虑，尽量在部门内部之间调整，确保“三公”经费零增长目标的实现，以与“三公”经费预决算数据、上下年度数据相对应。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4

关键词地方高校；投资模式；高校转型

一、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的变化趋势

目前，我国实行以财政拨款为主，教育税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集资金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1994年，我国高等学校经费收入总计为247.54亿元，其中各类拨款179.02亿元，占总收入的72.32％。而到了2004年，高等学校经费收入总计为1778.60亿元，各类拨款849.96亿元，仅占总收入的47.79％。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收入来源结构为：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42.87％，学杂费30.05％，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1.14％，捐、集资收入1.05％。

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中，政府财政和个人支付是主渠道。如2004年，全国高等学校政府财政拨款和学杂费之和为70％多。但是，现有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已经很难再有增长。其原因在于：第一，在我国的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中，高等教育比例一直比较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已占整个教育拨款的1/4，不可能再通过挤压义务教育的投入来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国家原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一个百分点”的财政增量，现已开始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第二，我国的学费水平已经很高，已远远超过过去常说的国际所公认的1/4成本比例，百姓怨言已开始增多。所以，今后进一步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重点是除学费外的其他社会投入，包括高等学校通过教育和科技活动获得的社会服务收入，通过积极融资活动获得的捐集资金收入等。

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困境

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以政府的两级(中央和省)财政拨款办学为主，跨入新世纪以后，政府两级办学则逐渐被政府三级(中央、省、中心城市和县)财政拨款办学所取代。所以，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总体情况来看，财政拨款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来源的主渠道。近年来，尽管政府拨款渠道和总量在不断增加，但落实到各个高校，其财政性投入占学校所需经费的比重并没有实质性增加，教育投入占我国GDP的百分比连年减少，最高是2002年的3.24％，之后一直减少，2005年是2.80％。1993年我国制订教育规划发展纲要将这一指标预定为4％，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水平，至今尚未完成。而目前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已经超过4.5％。就高等教育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20％，比例较低。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2002年下降0.08，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下降0.04个百分点，有17个省级政府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较低的财政拨款水平直接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亟待提高。

2、高等教育其他经费投入收效甚微。从国际上看，通过市场手段增加经费投入是发达国家的高校筹措经费的重要方式，而我国高校的市场融资能力较弱，如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过长且预期效益低；校办产业难成规模，管理落后，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产品和市场效益；在上市公司等领域，高校涉足不多，抵御风险能力太弱等。

随着成本分担机制的实施，学费收入成为我国高校的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学费甚至是其发展的生命线。但对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学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公平，越来越为人们所质疑、批判。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从1990－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增长了25倍，学费占城镇、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14％、29％增长到2005年的48％、154％。显然，学费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

从社会投资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素来强调公益性，教育投入被理解为单一的政府行为，这从观念上制约着社会资金流向高等教育的主动性。因此，在我国无论是社会捐资还是民间教育基金，其影响都极其微弱。以社会捐资为例，受传统思想及现行税制等因素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据统计，2001年我国教育捐赠总额只有7亿元人民币，还不如该年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所大学收到的匿名捐赠(1亿美元)，捐赠收入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3、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大于财政性投资规模的增幅。我国生均财政性投入与高等教育扩张呈截然相反的走势。以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例，2005年比1998年降低20.65％；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2005年比1998年降低22.65％。而同期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增幅为358％。其结果导致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和质量得不到保障。财政投入不足迫使高校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片面追求规模效应，过分依赖学费获取办学资金，因而加重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从完全收费前的依附于政府办学到现在依附于学生及其家长。部分地方高校的学费收入甚至占总收入的70％以上，接近民办高校的水平，地方政府并没有充分履行自身的财政责任，加重了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加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

4、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偏向重点院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存在着过度倾斜问题，对非重点建设院校发展的挤占效应比较突出，许多重头项目都倾向重点院校，而地方高校的地方政府也无力支持。如果重点院校的财政投资完全依靠政府的倾斜政策重点供给，就会形成重点院校对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财政性投资具有中立性，必须通过科学的竞争机制公平地向重点和非重点院校配置资源，以绩效评价来确定财政投入，激励全国的所有高校(而不仅仅是重点院校)向个人提供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专门人才。

5、高校内资源配置不合理。就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是，高校重视物力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资本投资的短期行为严重；将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转嫁给院系，而集中全校之财力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这就是当代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所指出的重视物力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现象，是不发达国家非正常资源竞争所特有的病态表现。近5年来，我国高校中各种用于基建投资和校园建设的资金占其总经费投入的比重远远超过人力资本投资比重，高校银行贷款的80％以上用于基建投资，高校新产生的债务都是因豪华基建而起；对教学改革与课程教材的投入、对师生的投入、对科研图书资料等的投入则严加控制，能少则少，使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支出受到严峻挑战。各专业院系为了保障本单位的人力资本支出，保证广大职工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开展各种创收活动，甚至以牺牲人才培养质量为代价，不仅得不偿失，而且后果严重。

三、解决地方高校投资困境的出路

对于地方高校，笔者认为改变现行的投资模式、创立第三部门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将是走出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

1、第三部门的高等院校的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是将高等学校分为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两类。但实际上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属性复杂的高等院校，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为公办高校或者民办高校。这类学院是以公办学校为基础，教育集团投资的办学形式。其办学模式既不同于一般公办学校，又不同于民办学校，是一种官民结合的新型的办学模式，是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与办学体制、管理机制有机结合的统一体。第三部门作为一个研究概念已经在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对公私二元体系的重要突破和发展。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以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部门为一极，以作为第二部门的营利性企业为另一极，那么，大量的社会组织存在于两极之间广阔的模糊地带，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如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等，应归于另一个独立的部门，即第三部门。把许多组织归为公共部门或营利性企业部门是过于简单化了。高等学校就是如此。实际上，不同的高等学校分别分布在三大部门之中。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办高等学校是典型的第一部门高等学校。所有高等院校完全按照国家计划培养专业技术干部。政府既管招生、就业，又管培养过程。政府提供学校运行所需的一切资源，包括师资、干部、资金、设备等等。同时，学校的财权、人事权、专业设置权有时甚至包括制订教学计划与编写教材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培养的人才归政府所有，由政府分配。高等院校实际上是一个执行上级主管部门政策与计划的公共部门。现在政府下放了部分权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办高校的部门属性。

20世纪后半叶，国外出现的营利性高校是典型的第二部门高等学校，如美国的凤凰大学、全国技术大学(TheNationalTechnologicalUniversity)、英国的白金汉大学等。我国的民办高校中也存在以营利为目的的院校。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迫使这类学校的营利动机和营利行为被隐性化了。

第三部门的高等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实际上早已有之，只是由于第三部门理论的滞后，人们没有对此进行阐释。按照第三部门理论，第三部门的高校应该具有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征。美国早期的私立高等院校都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民间组织，高度自治，从事公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是第三部门私立高校的典型。英国大学的经费虽主要来自国家财政，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是第三部门公立高校的典型。

四、第三部门高校的发展优势

1、体制灵活，面向社会。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公办高校面向社会、市场自主办学是必然趋势。因此，公办高校需要改变生存与发展策略，由依靠公共财政转向依靠社会资源，由受控执行机构转变为自主创新机构。但只要政府还对公办高等院校保持着强控制，公办高等院校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仍然具有第一部门的主要特性，就不可能由面向政府转向面向社会。没有自主性，缺乏制度创新能力，高校无法面向社会谋求生存与发展，也难以适应WTO框架内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无法提高学校的市场竞争力。而第三部门高校高度自治和善于把握市场信息，能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如理财制度、董事会与院长的分工协作制度、院系两级教育与学术管理制度、人事聘用与分配制度等都是自主创新的产物。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第三部门高校能适应社会需要及其变化而发展。

2、善用社会资源，拓宽办学资金路径。官民结合的第三部门高校主要依托教育财团，通过贷款和收取学费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在其资本运作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一般来讲，第一部门高校倚仗政府庇护，还贷信誉不佳，在金融体制市场化之后，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纯粹私人办学的民办高校又有很高的市场风险，也不易获得银行贷款。第三部门高校的国有、公益性质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民营机制又提高了还贷能力。第三部门高校按成本加积累收取学费。凭借国有高校公益办学的良好信誉，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可观的学费收入奠定了其还贷信誉的坚实基础。这使第三部门高校能够利用银行贷款，先期进行基础设施、设备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条件又支撑了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从贷款、基本建设、招生、还贷到再贷款，高校的资本运作已形成良性循环，有效地利用金融机构和家庭掌握的资源能支撑学院的高速发展。不仅如此，在师资引进、获取办学用地、招生政策优惠等方面，第三部门高校既得到政府的积极扶持，又发挥了民营机制的优势。

3、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办学效率。教师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保持庞大的行政和职工编制显然不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一部门内的高等院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机构臃肿一方面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行政人员编制过大，教师比重偏低。

第三部门高等学校在取得自治权的同时离开了政府的保护伞，要由面向政府、依靠财政，转为面向社会、立足市场，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负责，靠较低的价格、较高的质量赢得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因此，效率对第三部门高校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第三部门高校不仅有追求效率的动力，也有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如引入市场机制与成本概念，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从制度上确保学校能够高效运营。成本概念的引入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效率。学生家长支付了教育的全部成本，淡化了受教育的福利心态，强化了受教育的投资理念。把受教育当作实现个性发展、人力发展的投资，就会强化投资回报的观念。因此，学生会自觉地提高学习效率，也会自觉地维护自己在学校的权益，要求学校的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提高质量和效率，以求在教育的质和量上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益。学生和家长也成了学校提高效率的重要制度因素。

在政府调整职能，缩小资助高等学校范围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将面临很大的困难。第三部门高校将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不依赖政府投入，而是通过引入民营机制，实行自主办学，在第三部门领域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马陆亭.试析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制度的改革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2]徐光远.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增长过快的分析与思考[J].时代金融，2007，(2).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5

虽然国美成功将三联商社收入囊中，但三联集团的拒不合作却成了国美在山东市场的一个可怕梦魇!

2009年4月23日，三联集团内部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IT时代周刊》证实，三联集团将借助“三联”品牌另起家电卖场炉灶，并于5月1日在济南推出“三联家电”旗舰店。他声称，旗舰店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涵盖26大品类、上万个品种，是定位为中、高端的大型卖场，距国美控制的三联商社不到20米!且该店从店长到普通营业员，几乎都是原三联商社的员工。

在此之前的4月15日，三联集团关联企业潍坊汇泉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以“租赁到期”为由驱赶已划入国美旗下的三联商社潍坊分公司营业场的工作人员，并准备就地开设新的“三联家电”。不仅如此，包括烟台和枣庄在内的多家三联商社门店也收到了三联集团“到期终止物业租赁”的通知。三联集团一高层表示，这些门店回收后也将开设新的三联家电。

对此，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国美与三联集团的贴身肉搏战已经无法避免!”

势不两立

2008年2月14日，国美借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之手，以5.4亿元拍得2700万股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股票，从而以1069％的占股优势成为三联商社的第一大股东。大约5个月后(7月29日)，国美再次通过第三方――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以5.94元／股的价格拍得三联集团持有的2276万股三联商社股权。从而更加巩固自己在三联商社董事会里面的发言权。

然而，国美随后以上市公司资产不完整等理由拒绝接管三联商社。及至今年2月2日，它才召开第一次临时股江大会，并以高票率通过全面改组三联商社的提议。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国美改组三联商社前――1月13日，三联集团就宣称：由于拍卖行为可疑，已将国美及其济南分公司、山东龙脊岛等企业至山东省高院，要求法院判决去年2月对三联集团持有的2700万股三联商社股权的拍卖无效，并让被告连带赔偿5000万元。但是，法院在3月17日否决了三联集团的。

4月15日，三联商社潍坊家电分公司的营业场所突然冲进多名自称三联集团的人。这些人不仅驱逐卖场的工作人员，还强行将部分商品搬走。16日，国美连续两个公告，指责三联集团此举过于偏激，因为其一直希望能续租。而三联集团则表示，三联商社潍坊家电分公司营业场所的租赁期至3月31日，其早在2月2日就已通知国美在4月15日前全面撤离，但对方却一直不予理睬。“接下来将联合三联商社潍坊和济南门店的骨干员工来与国美对抗。”三联集团的内部人士说。

据悉，除济南家电分公司的营业场所为自有物业外，三联商社其他门店都是租赁的，而潍坊、烟台和枣庄门店的出租方恰是三联集团。潍坊店是目前三联商社唯一盈利的店面，它去年前三季度21583万元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19％，净利润336万元，而同期上市公司亏损4418万元。目前，三联商社潍坊店已经停止营业。该公司董秘沈睿坦承，这已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国美积极应变

4月14日，三联商社预警性公告，称在经过数月调查后发现公司存在三大与原控股股东三联集团有关的经营风险。即三联集团使用“三联”品牌另起炉灶，损害了公司经营的持续性和资产的完整性；三联集团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非法挪用了三联商社资金，并导致连带经济纠纷；而由于三联集团对三联商社经营场所的清退，公司的正常经营也受到影响。

三联商社方面指出，三联集团在重组郑百文时曾就商标问题与其达成协议，同意三联商社无偿使用三联商标，并禁止在三联商标的注册区域内任何人再次使用。三联集团名下的三联家电特许加盟店可以使用三联商标，但前提是必须征得上市公司许可和缴纳使用费。因而，国美方面认为三联集团失去上市公司后，自然不能继续使用三联商标。但去年4月，失去大股东地位的三联集团与山东三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以家用电器、计算机销售和维修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山东新三联家电配送有限公司”。

三联集团方面随后解释，以上协议有个前提――三联集团是三联商社第一大股东。但对此，沈睿予以否认。他说，协议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也从未见到三联集团特许连锁体系的相关资料及文件。“我们已于3月31日通知三联集团。要求其在15日内制止山东新三联家电配送有限公司侵害‘三联’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或者3日内书面申请委托三联商社追究商标侵权人的责任。”

至于关联交易导致三联商社资金被占用和连带涉诉问题，三联商社副董事长孙一丁透露，截至今年四月，公司因三联集团而承担偿还责任的案件已有11起，涉案金额高达4949万元，并有部分店面被法院查封。“我们正在努力厘清公司与原控股股东的关系，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他透露，三联商社诉三联集团侵占营业场所和办公场所的三起民事诉讼案件已获受理，法院决定在5月12日分别开庭审理。

“国美并没有因为三联集团以上所出的难题而过分紧张。”一位长期观察家电行业的人士分析说。“除了有针对性的应变措施，国美也许有放弃三联商社或将其并入的准备。”他说，自去年末起，国美在济南已开出多家与三联商社“紧紧相连”的门店，并计划2009年在青岛新开3－4家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前，三联商社还宣布将青岛门店85％的面积租给国美使用，其自留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

战争远未结束

在三联集团与国美之间，战争远未结束!

4月14日，就在三联商社发出预警消息后，三联集团于同一天了一则《三联集团就“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面临重大运营风险的专项公告”的说明》，对前者逐条批驳。该说明指出，三联集团与三联商社关于商标的所属及使用权是清晰而明确的。在三联集团不再是三联商社第一大股东的背景下，三联商社才是真正的商标侵权者。三联集团指责国美此前拒绝接管上市公司致使董事会空转三个月，并在山东自设门店与三联商社竞争，才造成了如今的亏损。同样，所谓的“关联交易”也都是因为此前受政策、上市公司资本规模约束和后来股市变化因素影响，一些业务和门店未能置入上市公司所致，且已多次公告。

此后，三联集团亦丝毫没有向国美低头的意思，而部分观点也认为，即将把三联商社并入国美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他们指出，国美先前解释入主三联的原因时多次表示看重后者的品牌魅力，而事实上，在山东市场“买家电到三联”的说法甚兴，国美放弃三联商社，就意味着将最强大的品牌拱手让给了三联集团。同时持有三联、国美两大品牌，显然更有利于还击对手。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6

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主要体现在大学、政府和市场三个方面，其权力结构则体现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三者，这就是伯顿·克拉克所提出的“权力三角形”[1]。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实际上就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大学与政府、市场的权力博弈中，往往会出现行政权力越位、市场趋利性干扰等导致学术自由受损，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会出现学术权力的“越位”——尽管这种状况出现的概率很小——这就需要介乎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来加以协调。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治理理念被广泛接受，公民社会逐步形成，第三部门成熟壮大，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参与下的治理，也必将改变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架构和模式。

一、治理是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表示主导、驾驶某事物。最原始的意思是船舵，后来引申为选择航向，以及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持续调整修正。治理历来与统治、管理等词混合使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治理理念开始广泛流行，并且出现在包括经济、公共管理、社会学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组织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一些非正式制度。它有四个特征：第一，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第二，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第三，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第四，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

近年来我国学者将治理理念引入，作为推动社会管理改革的重要理论。王诗宗在其《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一书中总结了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第一，去中心化，即国家的主权地位和中央政府在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地方、社会等组织分权；第二，多中心化，即政府将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共治、社会的自治将成为一种常态；第三，治理需要借助于市场机制，但反对对市场调节作用的过分推崇；第四，多种水平的治理和多种工具使用的并存，治理也可以在国家、地方多种水平如“全球治理”、“地方治理”上进行；第五，治理理论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国家（政府）和公民双方的角色均要发生改变，国家能力将主要体现在整合、动员、把握进程和管制等方面，公民则不再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而是积极的决策参与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社会政策的执行者；第六，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第三部门成为社会主要的组织载体[3]。治理意味着控制和指导组织的各种制度，包括组织的控制权力，监督、决策、评价机制以及组织结构的有效设计以保证组织的分权与制衡，实施组织内外部激励机制的完善；意味着对组织的管理、运作进行有效的监控，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组织的有效性。有效的治理也能通过各种健全的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等。

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在于：首先，二者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的公共组织，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组织，也可以是私人组织，还可以是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组织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二者权利的产生基础和运作方式不同。管理的权力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授权，其运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等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的权力来自于公民大众的认可，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治理的权力是多元的。相对而言，治理更强调民主和公平参与。再次，二者的适用范围和组织网络不同。管理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体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治理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体现的是市场原则。相对于管理来说，治理的概念更为宽泛，它的适用边界是全社会，可以是公司的治理、大学的治理、社区治理，甚至是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从组织网络来说，管理体系是按照严格的责任制度层级划分的网络。而治理是参与者平等合作的自主性网络。最后，二者实施方式不同。管理的基本方式是控制，而治理的实施方式是服务。控制代表的是强制，而服务代表的是合作、奉献。治理机构要求每一个成员以平等身份加入共同体，共同体以其成员的利益为宗旨，治理机构的全部工作就是服务[4]。

二、高等教育宏观治理需要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治学、社会学及管理学等领域兴起的一个概念，它代表了政府和企业以外，非公非私并从事着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5]，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的一类组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市场体制危机的暴露和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产生，人们开始探索国家和市场领域以外的“第三条道路”，也称为“既不是自由市场，又不是福利国家”的第三域。从80年代开始，与“第三部门”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建立了起来。有关“第三部门”的研究相继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兴盛起来。

“第三部门”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Levitt提出。Levitt认为以往人们将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的划分太粗糙，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它们从事着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Levitt将这类组织统称为“第三部门”。此后，“第三部门”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各国也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需要将其定义为不同的名称，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志愿团体、社会团体、草根组织、民间组织等。随着第三部门的广泛使用及 各国不同国情的影响，人们对第三部门概念的理解逐渐泛化。但本质上，第三部门组织不仅不是政府组织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以“志愿捐助与义工服务”为其“成为‘第三’的重要特征乃至基本特征”[6]。这类组织主要从事着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

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共治，即政府、社会组织和相关利益者的共同管理。高等教育的治理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场域，前者就是本文探讨的如何处理高校、政府、市场的关系，后者则是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问题，主要是处理校内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教师学生如何参与管理。

宏观层面上，政府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中心和唯一主体，原来政府的管理对象（如大学）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第三部门）也不是被动的被管理对象或无关的组织，大学在一定意义上的自治，以及第三部门参与下的政府、大学、市场的共治将成为一种常态。在这里，高等教育第三部门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

第三部门参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克服大学自治缺陷的必然。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大学功能的拓展，大学早已走出象牙塔，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7]。大学不仅关系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关系着民族的前途。政府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大学的发展符合国家利益，而市场也有足够的兴趣从大学获得技术、人才、文化等资源。这就使政府、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干预和影响成为必然。但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市场的直接介入势必严重破坏大学的学术自由，而大学脱离政府、社会（市场）的“完全自治”也必然步入迷途或陷入困境。我国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制不但使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而且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官场化也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市场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许多弊端，学术和资本结缘产生的学术资本主义也腐蚀着“价值中立”的学术自由精神。并且，大学在中国是“舶来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的大学精神缺乏深厚根柢。因此“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学术失灵”现象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这就更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介入治理结构，形成大学、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治理的格局。作为第三方，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市场与大学间起到“缓冲器”的作用。它不偏向于政府或市场，也不偏向于大学，而是作为一个独立于政府、市场与大学的第三者来协调大学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它“‘了解高等学校’，‘同情它们的需要’，并为它们向政府讲话”；同时，它也了解政府，并努力使高校体谅政府。这类组织实质上充当了政府和大学间的“桥梁”[1]（156～160）。对于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亦然。这类组织就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三部门组织，简称高教第三部门组织。

知识社会的兴起和公民社会的强大，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日渐强大的社会民间力量逐渐成为社会第三方力量。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就是社会第三方力量的代表，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就是这样一类组织，它由社会民众和相关专业人士构成，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以公益为目的组织。这类组织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失灵现象，而且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也是广大民众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载体。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治理理念下的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该充当缓冲器的角色，在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间起协调、沟通、缓冲、合力和制衡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第三部门概观

我国对第三部门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的研究更滞后。在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高教中介组织有所研究。从组织性质和功能上来看，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和高教中介组织有相当多的交集，但第三部门的概念比中介组织更加宽泛一些。可以这样说，第三部门是相对于社会管理而言的，其社会基础是公民社会的产生和成熟，与治理理念有紧密联系；而中介组织是相对于市场运作而言，其社会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与市场理论密切相关。将中介组织理论引入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实际上探讨的多数是第三部门的问题。换句话说，与其用中介组织理论来探讨，不如用第三部门理论来研究。至于有些学者将大学本身看成第三部门，我们是不能苟同的。理由是无论从组织特征、组织功能、发展历史，还是存在依据、运行规律，大学与第三部门都是迥异的。

从职能来说，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可分为四种类型：

（1）拨款、融资类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对大学运作的评估，为政府提供投资的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发展教育基金会等机构，扩大社会市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缓解政府在高教投资上的压力。由于其采用第三部门组织管理模式，秉承组织的高透明度和强计划性，自治程度高且专业性强，使政府逐渐增强了对这类组织的信任。这类组织逐渐发展成政府的“智囊库”，除融资、拨款外，还能为政府的高教政策和规划提供咨询和建议。从世界范围看，拨款、融资类高教第三部门主要以各类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为代表。例如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印度的大学拨款委员，美国各州负责分配州立大学经费的专门委员会及某些州成立的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日本国立学校特别账户[8]及我国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等。

（2）评估类高等教育第三部门。主要包括那些独立的高等教育评估组织和认证机构。如美国高校六大地区性民间认证机构、美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认证委员会、日本大学基准协会、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等等。目前我国官方主导建立的评估机构因其组织上依附于政府部门，缺乏独立性，所以并不符合高教第三部门的属性。一些民间大学排名类组织，因其具有营利性等市场组织的特征，也不符合高教第三部门的特征 。

（3）服务类高等教育第三部门。主要指那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的第三部门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在考试、人才交流及人才就业方面提供服务。在英美等国家，大学的入学考试一般是由非官方性的考试机构举办，如英国的中学毕业考试是由东安格里亚、伦敦大学学校等8个考试中心负责进行。A类考试是由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及联合招生委员会等9个考试中心举办。这些考试组织是独立于国家的，它们根据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及要求提出适合各年龄段学生的考试大纲，自行组织考试、评分，最后将考试成绩上报教育部[9]。美国由于教育权属于各州而联邦政府无权干预各州的招生录取事务，因此，美国没有官方性质的统一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机构，几乎全部的大学入学考试都是由第三部门组织主持的。美国早年就有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等中立考试机构。1947年，为了协调各考试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不一致性，美国高等教育理事会、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和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合并了各自的教育测试项目部门和人员，组建了非营利的独立学术机构——美国考试服务社（ETS）。1959年，美国另一个著名的民间考试机构——美国大学考试公司成立，“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和“美国大学考试公司”都不隶属于美国任何政府部门，都是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非官方、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组织[10]。

（4）行会、协会类的高等教育第三部门。这类组织由大学、大学教师、大学学生分别以职业行会或专业协会的形式构成，主要发挥着以下职能：协调各国高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维护大学学术自由，保护师生权益，促进高校间交流与合作及影响政府高教政策等。在欧美学术自由保护较好的国家，这类组织较多且发展较成熟。如美国的高等教育理事会、社区学院协会、美国州立大学和学院协会、北美大学联盟、全国州立和赠地大学协会、全国独立学院与大学协会、高等教育协会、大学教授协会、大学和学院联合会，英国的全国大学正副校长委员会、大学教师协会、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法国的大学校长会议，德国的大学校长联合会、大学联合会、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同盟，日本的教师联合会、国立大学协会、私立大学协会，意大利的教授委员会，等等。

我国也存在一些高等教育领域的协会组织，如全国教育工会（1979）、中国高教学会（1983）、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1984）、中国高等学校评估研究会（1994）等，但这类协会因其组织上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过强，导致自身独立性缺失，缺少第三部门的特性和职能。此类组织离真正的第三部门组织还有一段很大差距。

四、建立健全我国高等教育第三部门之管见

第三部门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由于外部环境不太成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较多，其发展相对缓慢。尽管近年中国大陆诸如公益慈善类的组织有所发展，但完全符合“第三部门”的组织非常有限，而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三部门组织更是寥若晨星。

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第三部门的现状来看，除了部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纯民间类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基本属于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外，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半官半民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由于其官方色彩浓厚、独立性差等因素，尚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市场上存在的大量营利性中介机构也不属于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组织。这两类组织大部分有转化为第三部门的必要和可能。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类似第三部门、主要发挥第三部门作用的组织（姑且称为“类第三部门”），从体制上来说，有半官半民的和纯民间的两类。半官半民但以官方主导的有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等全国性高教评估机构，北京高等学校质量评议中心、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等省市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及各省市组建的人才交流及就业高等教育服务类机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教委教育信息管理中心等高等教育咨询服务类机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留学服务类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高等教育筹资融资类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等，纯民间的此类机构有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上海汽车工业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等融资机构，以“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主持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排名机构，以及大量的留学中介、人才信息服务中介等服务类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类第三部门”组织，存在两类突出问题：一是由官方主导建立、半官半民的机构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未能成为独立的第三部门机构；二是民间举办的机构，存在明显的营利性质，也不符合第三部门非营利性的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第三部门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原因在于：一是观念层面上尚未广泛树立公民社会、高教治理需要第三部门的理念；二是体制层面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均未能到位，对民间组织的发展疑虑重重，掌控严格，管理僵死；三是法制层面上有关法律法规缺失，无法为第三部门的发展完善提供法制保障；四是机构层面上缺乏自律机制，人才匮乏，专业性不足，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等等。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7

关键词：第三部门；三重困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187-02

一、第三部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浪潮中兴起的第三部门①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社会建设角度看，第三部门通过积极参与各项事业，协同政府社会管理、实施社会自治，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党和国家从一些社会管理领域撤出，将部分权力返回社会，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由第三部门填补，在大部分生产、经营、民事等领域，政府不再行使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之转交给相关的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第三部门采用慈善方式，在政府无瑕、服务不周或市场不为的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帮助政府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从而增进了社会福利，促进了社会公正与和谐。

从经济角度看，第三部门的独特的组织优势使组织形态更灵活、应变力更强，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更加低成本、高效率。例如，在小额信贷、扶贫等项目中，非营利组织实施的项目往往比政府直接投入取得更好的绩效。此外，非营利组织通过发挥民间组织行业指导、自律、协调和监督功能，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从政治角度看，第三部门成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它们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通过参政议政，帮助政府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保证了法律法规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制度建设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和倡导功能。第三部门通过增加透明性、社会公开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利于制约腐败的产生，增进社会公益。

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正面临着多重困境，成为制约第三部门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二、第三部门面临的三重困境

（一）出生认可上的合法性困境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设立一般均遵循结社自由的原则，没有审批程序，登记与否并不是组织合法性的前提，在法人地位、税收优惠等各个领域均有成熟的法律规定。但我国目前对第三部门的成立与监管仅有若干行政法规，将民间组织的管理规定为“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1]，即只有经过民政部门审核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才具有以非营利部门名义开展活动的资格，凡未经登记、批准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均被视为非法组织，由其登记管理机关取缔并没收财产。由于登记管理体制设置的门槛较高，导致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进入法定的登记管理体系，而以其他“非法”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使大批民间组织无法获得合法性身份，例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之前的1998年，中国的民办非企业70万个，而2001年底经条例登记确认的仅有8.2万个[2]。这些大量存在于政府监管视野之外的第三部门难以享受政府在财政和税收上给予的必要支持和优惠，也难以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合法性认同，使得第三部门“出生”即陷入合法性困境。

（二）成长发育资源的结构性困境

资金来源与构成对第三部门的运作、活动和价值取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来源于政府的资助或项目资金，募捐收入，会费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据清华大学的调查问卷显示[2]，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中，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会费和营业性收入合计占3/4，而其他各项收入总和只占1/4，这说明第三部门缺乏民间金融体系支持，在政府体制之外，尚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第三部门的活动，相对于政府而言依赖性较强而独立性不足。离开政府的财政支持，第三部门就处于紊乱、虚弱的境地，这种资源性危机包含的结构性失调制约了第三部门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从第三部门的人力资源构成看，多达 38.5％的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管理干部由主管部门直接派遣和任命，对于如何运作第三部门这样的新型组织形式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知识，这反映了中国非营利性组织对于政府部门的依附性。此外，由于第三部门以增进社会公益、志愿精神、利他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因此长期以来缺乏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工作热情、能胜任工作的人们投身到这一领域，致使第三部门陷入人力资源匮乏的困境。

（三） 国家社团主义阈限下的能力困境

我国的第三部门在运作中受到国家社团主义的困扰。所谓社团主义，是指由政府确定哪些社会组织是合法的，并且同这些组织结成不平等关系[3]。国家社团主义是相对于社会社团主义和多元主义而言的，意味着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政府组织的强有力的控制与领导，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第三部门”，只存在着“政府领导的非政府组织”，这必然导致“政社不分”，很多社会组织变成了“二政府”，沦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其职能由政府分化而来，妨碍了第三部门自身的能力建设和发展。第三部门自身建设存在如下问题：(1)组织形式单一化，彼此缺乏竞争。有序的竞争会产生积极效应，但是由于中国的第三部门挂靠于政府，且同一领域不允许其他组织重复注册，因此，第三部门之间缺乏竞争，而有些组织还享有垄断地位。(2)第三部门缺乏自我治理、自律以及监督机制。在管理成本、监督机制、资产归属方面缺乏有效可行的监管的基础上，有些非营利组织背离“利润非分配”原则，违规操作、乃至违法，致使非营利部门的诚信受到较严重的质疑，使非营利部门陷入信任危机。

三、第三部门脱离困境的政策分析与建议

第一，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许可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民间组织准入制度。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首先对所有的民间组织搭建一个普遍备案的注册平台，经过注册备案获取民间组织的基本信息，并赋予其最基本的合法形式；其次，对于满足特定条件的民间组织实行强制性的登记许可制度，所谓特定条件包括限定的活动领域、资金规模、会员人数、活动地域等，对满足这些特定条件的民间组织搭建一个进行特定民间组织登记和认可的制度平台，由国家授权的监管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受理、分类、登记并予以认可。经过认可的民间组织成为特定的民间组织法人，一方面以特定的法人形式获得相应的法律保障并享有相应的政策待遇；另一方面作为特定法人接受监管机关较为严格的监管和社会监督；最后，对于从事特定公共服务或政策鼓励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民间组织，在上述民间组织登记许可制度之上，实行更加严格的公益法人认定制度，国家在公益法人认定上掌握严格的政策标准和导向，由此形成三级民间组织准入制度。一方面将最大限度地扩宽民间组织的准入范围，以零门槛的设定来解决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又非常鲜明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导向，为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2]。

第二，学习英国COMPACY模式，推进各级政府在更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上与第三部门之间建立良关系。

英国政府为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每年投入巨额财政资源（约30亿~40亿英镑）直接资助非政府组织，而且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行政支持系统，通过在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签署COMPACY，积极推动英国政府各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COMPACY作为英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签署的一项指导性协议，主要包括如下原则［2］：(1)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原则；(2)政府在支持的同时，确保其独立性原则；(3)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协商、协作原则；(4)在使用包括政府资金在内的公共资源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5)政府保障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有公平机会获得政府资助的原则。为推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英国内政部拨款建立轮值性的协议指导工作组，从全英主要的非政府组织中推荐轮流担任工作组成员，具体负责协议各项主要原则的落实。

借鉴英国的经验，我们也可以鼓励政府相关部门与有关的民间组织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促进各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努力规范政府行为，推进各级政府逐步在更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上通过政府采购或委托，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并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同时逐步建立相应的公益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

第三，推进第三部门管理机制、整合机制和自律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推动第三部门的管理走向新台阶。运行机制的实质是解决操作性问题。当前，要着手建立灵活有效的第三部门监管机制，解决第三部门没有监督和落实措施、无衡量和追究手段，无有效对话途径等问题；着手建立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公安部门、税务部门、技术监督部门等相互配合、行动一致、协调运作的整合机制，着手建立对第三部门进行业务监督、执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体系，促使第三部门自律机制不断形成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建芹.非政府组织的理论阐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213.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8

关键词：福建；“第三部门”；集体林业产权

自2003年4月，福建省开始进行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拉开了全国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福建省经过三年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明晰产权的村有11602个，基本上实现了明晰林业产权、“均山均林”的阶段性改革目标。改革的第一阶段完成后，政府职能和集体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如何防止小农化倾向问题，如何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市场，如何使林农获得林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如何应对森林资源保护出现的新情况等，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担心的问题。在这种变革时期，有些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市场和政府不能涵盖整个林业生产领域，随着广大林农自治能力的逐步提高，需要建立和发展“第三只手”，这“第三只手”就是“第三部门”。［1］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分析

“第三部门”作为西方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产物，其概念首先是由列维特等人在1973年提出，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中心的“结构—运作”定义，“第三部门”应具有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的特征，它是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福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由林农自愿组织产生的“第三部门”，包括家庭林场和各种协会等，实质上是林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联合自助组织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构，是人的联合，非资本组合体，在林业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背景

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第三部门”的兴起，发端于过去的福建集体林业体制在林业生产中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一方面，自2003年福建开始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来，目前全省基本完成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的集体商品林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的改革任务，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形成权、责、利相统一的集体林经营管理新机制。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使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体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主体多元化；林农可以相对自由地流转林地使用权和林木资源，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有利地位，需要建立能够反映自己利益的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为“第三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林地、林木经营的规模缩小，原来由集体经济组织完成的工作，如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等，这些工作是单个农户无法完成的；同时，受林业生产特点的影响，非林农自愿组织起来的其他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突出，这种经济环境促使林农自愿组织的“第三部门”产生。

（二）“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原因

人们对森林经营重要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森林经营既给其经营者带来损益又使森林经营者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获取损益，前者即是森林经营的内部效应，后者则是森林经营的外部效应。森林经营的内、外部效应均有正负之分，其中正效应是指有利而无害的效应，负效应是指无利而有害的效应。一般而言，森林经营的外部效应基本表现为正效应，如休闲效应、防护效应、涵水效应、调节气候交叉重叠构成森林经营外部效应。森林经营外部效应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森林经营外部效应的受益主体并未通过货币或其他等价物的支付而受益。就商品林而言，经营者虽然从中获得经济收益，但生态效益被社会无偿享用；而公益林相对其投入而言，经济收益很少，其生态效益也被社会无偿享用。这就使营林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如果没有弥补这种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不可能使森林资源达到最佳供给量。因此，作为非市场交换商品，森林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任何个人或群体不能从公共物品的消费中排除出去，且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同一公共物品的消费，消费者无法为消费公共物品而付费。可见，纯粹的自由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者提供过少的公共物品，由此导致外在性的存在。而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必要的。

从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森林资源外部性的存在，在外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有效的措施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实践证明，政府管制是必不可少的。管制一般被定义为：“政府通过法律的威慑来限制个体和组织的自由选择。”政府的管制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权，管制则是这种权力的体现，其目的在于限制经济行为人的决策。对森林资源和林业而言，政府的管制目前实行的采伐限额制度，在采伐时间和数量上对经营者一定程度的限制；制定林权证制度，通过法律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关系；制定碳排放许可证制度，它是环境行政许可的法律化，是环境管理机关进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退耕还林制度等。［2］

然而，政府干预并非万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3］

以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为例，林权改革后，呈现出森林主体多元化、经营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各经营主体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投入林业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同时，对获得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使森林采伐限额指标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宏观管理目标是实现森林的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的协调增长。根据年生长量大于采伐量的原则，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森林采伐限额。国家制定采伐限额政策的目的是提高我国森林的覆盖率，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我国的林业生产实践证明，采伐限额管理作为森林资源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森林资源市场化管理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限额采伐政策真正目的是为了达到减少森林资源的供给量，虽然近期内保存了森林资源的存量，但在当前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必须面对千家万户，森林采伐限额指标分配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公平、合理，这已成为一个棘手的大难题，国家宏观管理目标与森林经营者现实利益的目标之间出现了矛盾。

森林经营过程中矛盾的关键是怎样处理好森林三大效益之间的关系，怎样科学划分好投资者、管理者和收益者的权利与利益，其本质是一个系统结构的完善和多目标选择与优化问题。政府干预过度，而林农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有可能出现乱砍滥伐或者以不合法的手段获取采伐限额等“寻租”情况，“寻租”行为因政府的干预而成为可能。

采伐限额制定的基础是森林经营方案，通过森林经营方案合理确定年采伐量来核定采伐限额，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是森林采伐限额的前提。福建省1989年首次编制森林经营方案，1997年修订了经营方案，2003年进行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森林经营主体出现了多元化。为适应林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以县、国有林场为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方法。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通过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自愿联合起来的新型经济组织——家庭林场、股份林场在各地不断出现。有关资料表明：福建全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已达2400多个，永安市已经成立的家庭林场、股份林场达114个，德化县以家庭林场为经营单位的面积达90%以上。①（注：①见黄建兴于2006年5月14日在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林改的核心是产权》。）因此，森林经营方案应充分考虑以这种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第三部门”——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编制单位，引导新经济组织内经营者自主编制和实施森林经营方案，落实采伐自。从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看，遵循着“市场失灵——政府弥补”、“政府失灵——第三部门弥补”链式，正是在“政府失灵”的语境下，“第三部门”兴起。［4］

二、“第三部门”的现状与问题

从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历程看，各种形式的“第三部门”如家庭林场、担保协会等，越来越成为解决集体林地、林木产权明晰后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但就其发挥的作用而言，林改后产生的“第三部门”的发展是不够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地位不确定

“第三部门”在我国还只是一个学术概念，我国法律层次使用的是社会团体的概念，根据1998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民政部门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并且法律还从会员人数、财产、发起人、负责人资格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些就成了“第三部门”设立、发展的法律障碍。福建林改中出现的各种新经济合作组织显然不符合法律上有关社会团体的成立的条件，这就使得其法律地位的真空，这种主体地位的残缺性成为实现林农组织化的现实障碍。

（二）“第三部门”规模小、资金不足、提供服务的内容有限

福建林改中由林农自愿产生的“第三部门”，在人力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劳动力，在物力和财力输入上主要依靠林农志愿者，由于每户林地面积有限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采取自助方式，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第三部门”组织内成员，提供服务的内容仅限于林业生产和服务性方面。在营林方面主要是以同村亲友因林地在地域上的邻近而自愿联合起来的家庭林场，主要目的是维护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效益，是为方便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服务方面主要是林农自发形成的以提供生产资料供应、营林和造林科技信息等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服务项目协会，如桉树协会、种苗协会、造林担保协会、“防火、防盗、防病”林业三防协会等。由于这些协会绝大部分是由相对弱势的林农组成，在福建全省的覆盖面小。以福建永安为例，林改后，林业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林场和家庭林场）共61个，总面积达到181058亩，其中家庭林场有20个，总面积约为65514亩。［5］242因此，林改后产生的“第三部门”总体上规模小、资金不足、提供服务的内容有限。

三、加强和完善“第三部门”的建议

针对福建“第三部分”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对“第三部门”的制度支持与约束

“第三部门”要健康发展，政府提供严格的法律规制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确定其法律地位。目前在全国性的《合作社法》没有颁布之前，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结合福建林改中出现的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引导、规范和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其次，提供资金支持。福建林改中产生的“第三部门”组成成员主要是林农，提供给组织的资金有限，同时，也不能从组织以外的地方有效地汲取资金，资金不足是制约“第三部门”发展和功能发挥的瓶颈。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直接和间接政策支持是“第三部门”构建和完善的关键，有的国家对“第三部门”的拨款占“第三部门”收入的40%以上，福建林改中产生的“第三部门”有其特殊性，有些还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如护林联防协会起着保护森林资源和提高林业经营水平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其他优惠和技术补贴政策，加大对“第三部门”的资金支持。再次，加强对“第三部门”的监督。组织性是“第三部门”的一个主要特征，对这类组织来说，是否注册并非必要，但必须建立制度，一定程度上要有内部组织结构、目标结构和组织活动的相对持续性。现实中产生的“第三部门”不少是在政府推动下成立的，规模的大小、资源的整合不是自然形成的，领导机构的产生和决策机制多样化。有关资料显示，在对57个协会的调查中发现，领导结构通过会员提名、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的占39.7%，有关政府推荐产生的占22.4%，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的占20.7%，发起人自动担任的占6.9%，其他占10.3%。在林改的特定时期，这种行政意愿的方式对“第三部门”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加强对领导层的监督，规范组织结构，确保广大林农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5］300

（二）提高“第三部门”的自身参与能力

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企业提供私人物品的二分法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给林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经济主体，同时也激发了多元化需求，政府在资金和精力上已无法满足需要，特别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普遍运转困难，提供公共物品能力下降；集体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通过林改转移到林农手中，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来源受到影响。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目前主要收入是林地使用费，而且数额有限，这是财产性收入，集体组织的经营性收入几乎没有。因此，建立“政府—市场组织—第三部门”的三维立体体系，可依据不同的行为原则，政府提供纯公共物品，实现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组织提供私人物品，实现其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部门”为其成员和农村社会提供有利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准公共物品，如森林防火、森林病虫防治、林区道路建设等，实现利益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第三部门”组织利益与成员个人的利益毕竟存在差异，“第三部门”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同时，会出现“搭便车”的情况，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得多，“第三部门”就会遇到困境。因此，一方面，需增加“第三部门”的自治性和民间性，加强林农参与“第三部门”的活动意识，提高林农的参与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内部监督机制作用，制订组织规章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内部力量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以保证“第三部门”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允尧.不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介组织［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77.

［2］沈文星,陈大胜.森林资源管理的行政许可制度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4）：3135.

［3］王晋.“第三部门”：市场与政府的非零和产物——兼论我国“第三部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政治学研究，2004（3）：111.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9

一、选购须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人在家庭安防方面也更加重视。而且我们发现，现在不少住户已经开始使用智能门锁，以替代传统的门锁。与传统门锁相比，智能门锁的好处不言而喻，比如，智能门锁可以使用密码、卡片或者指纹的开锁方式，为用户提供了多种新选择，这不仅不用担心钥匙遗失的问题，安全性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更重要的是，一些品牌的智能门锁还采用了全套方案，比如智能门锁+摄像头的形式，这样构建成了完整的家庭安防系统，比单纯的智能门锁安全性更高。但值得注意，目前市场中智能门锁品牌很多，功能也多样化，既有国产品牌，也有国际品牌。在功能方面，高端产品具备有指纹开锁功能，而入门级产品，则仅仅具有密码开锁的功能。为了安全考虑，建议大家选择具有指纹识别，并且带有摄像头的智能门锁，这样通过视频监控，让家里更安全。

毫无疑问，门锁是家的第一道安全屏障，是家庭中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设备，在智能家居的大浪潮下，门锁的智能化也是一种趋势，如今的Wi-Fi智能门锁可利用手机进行开锁外，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手机设置访客权限，只有“被邀请”的人才可以带着手机进门。Wi-Fi智能门锁具有更完善的保护机制，任何人开锁、上锁、反锁，你和家人都可以及时掌握。可以说，有了智能门锁，再也不必担心忘了带钥匙而烦恼，而且可以通过操作远程开锁。

二、产品推荐

1.Wulian物联传感智能门锁

开锁方式：钥匙、密码、指纹、手机远程、遥控器、NFC开锁

Wulian物联传感智能门锁是一套成熟的家庭安防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智能APP、智能高清摄像头和智能门锁组成。其中智能门锁一改普通门锁平淡无奇的外观设计，产品以经典的黑色为主旋律，钢化玻璃材质的使用，再加上金属包边处理，让用户的触感更为舒适自然，并且具有一定的抗划伤能力，保证了门锁的日久常新；而智能高清摄像头可以实现远程在线视频观看，本地存储的功能。另外还支持双向语音、夜视以及远程控制功能，轻松实现与来访者对话等功能；在开锁方式方面，@款智能门锁支持多种途径，既可以使用智能指纹开锁，还可以使用手机APP端控制实现远程开锁，非常适合于对家庭安防需求较高的用户购买。此外该产品使用8节AA电池供电，支持ZigBee/Wi-Fi无线技术。

2.美利保指纹密码感应防盗门锁

开锁方式：钥匙、密码、指纹

美利保指纹密码感应防盗门锁采用了纯不锈钢材质打造，不仅有着大气的外观设计，在安全性方面也十分出色。该智能门锁可以实现指纹开锁、密码开锁、刷卡开锁等多种功能，而且操作都非常简单，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在指纹识别方面，使用了独特的活体生物红光识别技术，采集头内置了100万个电容器，可以实现360°读取指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可以快速识别，同时还支持多个指纹的读取识别，实现小于0.6秒开启，使用更加方便。另外还加入了防盗和防撬的功能，让安全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3.三星指纹智能门锁P718

开锁方式：密码+指纹、指纹、密码、刷卡、钥匙

三星指纹智能门锁P718有着时尚大气的土豪金色设计，做工精湛。黑晶屏幕配备了全触模式密码锁，用户可以设置10组密码，确保了使用的安全性。人性化的接近自动唤醒功能，可以在用户到达家门口0.7m距离的时候，实现门锁激活，十分人性化。该智能门锁来自韩国原装进口，相比普通的电子锁，功能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全触控指纹输入、全触摸密码开锁、暴力开锁报警、低电量提醒等多种功能，让用户使用智能门锁更放心。而为了更为有效的提升安全性，该产品还具有增强的随机安全码功能，在门锁激活之后，可以先出现两位随机浮动密码，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屏幕上面的指纹痕迹破解密码。特别一提的是拥有外出防止入侵功能，盗贼爬入家中在室内开门会发出警报，非常人性化。

4.海尔HC-30PF3

开锁方式：指纹+密码、指纹、密码、钥匙

海尔HL-30PF3是一款具备有指纹识别功能的电子密码锁，这款产品支持指纹、密码、钥匙以及以及指纹+密码开锁等多种开锁方式，方便各种场景的使用。其中，先进的指纹识别功能，使用了最新光学指纹头，内置的美国微秒新品，有着更快更精准的识别效果，拒真率≤0.01秒，识别速度更是小于1秒钟。而在指纹管理方面，主人指纹容量为40枚，客人指纹容量更是高达49枚，管理指纹容量为10枚，足以满足一般家庭的使用需求。由于使用了虚位密码技术，使得该产品可以在有效密码前后增加任意数字，从而确保了使用的安全性，十分人性化。另外还有着三色灯光提示，蓝色表示待机状态，红色表示拒绝状态，蓝色则表示通过状态，让用户一目了然地就能了解到目前智能门锁的工作状态。

5.松下V-N620CH

开锁方式：指纹、密码、钥匙

松Tv-N620CH是一款具有智能功能的电子门锁，这款产品在智能功能方面十分突出，可以支持短信功能，让用户使用更加放心。该电子门锁支持指纹、密码、钥匙三种开锁方式，其中指纹解锁功能可以存储多达80枚指纹，让用户无需再使用传统的钥匙开锁。而先进的光学指纹传感器，可以让指纹的误识率得到有效降低，并且有着极快的识别指纹速度，为用户考虑得非常周到。此外支持实名制管理功能，可以随心配备白名单，亲情用户解锁回家之后，还可以短信提示主人，可以随时了解到孩子或者老人外出归来的情况，不必再担心。而虚位密码功能的加入，可以让开锁更加安全，不会被破解密码。同时还采用全中文人机对话系统，并配备了应急钥匙，方便了用户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

6.中兴智能门锁

三过家门而不入篇1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十年中发生的大事。2001年3月15日，在国家的五年规划中第一次提出要“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2006年3月14日，国家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中再次强调提出要“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并对三网融合在技术和整合信息基础实施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8年1月1日，国务院在“[2008]1号文件”和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推进三网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电视产业链，建立和完善适应三网融合发展要求的运营服务机制”：

三网融合(甚至已有提四网融合)的提法并不是很确切。电信网、广电网都是实在的物理网，所谓计算机网(也就是互联网)其实是个虚网，它要和其它实网并存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真正的融合就是电信和广电两家。三网融合实质上是要求电信和广电两部门打破垄断，不要再互相老死不相往来(82号文)，而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来商讨融合。

从促进到推进到再次推进，国务院可谓苦口婆心地对两部门进行了含蓄的劝说。广电和电信等部门也前后多次推出了各自对三网融合的理解和解释：电信部门以NGN为龙头希望尽快对等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广电部门则相反，认为当前三网融合条件还不成熟，要在目前的广播电视网的基础上逐步演进，也就是说要在广电部门组建起来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基础上来进行三网融合。有广电的领导指出：“只有我们自己的广电网实现了数字化，演进了下一代网络NGB，才可以说三网融合”，“下一代网络的关键业务是视频业务，广电有着天然的网络带宽基础，内容管理的优势。以广电网为基础做三网融合的业务是最佳选择”。可是广电有关技术领导又说“NGN、NGI、NGB、NWGN都还在研究之中，都还没有实现，还不能说谁比谁好”。既然尚未定案，怎么又成为最佳选择了呢?所谓天然的网络带宽基础，笔者认为只能是相对于目前同轴电缆HFC的过渡时期而言(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提出HFC的来龙去脉)，当前光纤的迅猛发展难道不是更加接近天然吗?至于“IPTV是在传统广播电视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新业务，必须由广电总局管理”的说法，则哪里还有服从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尊重科学规律是国家发展、科学进步、人民福祉的必然前提的观念?与此同时，电信、广电双方又各自在技术、传输、网建等领域展开了互不参与的大量科研工作。即使技术、运营等条件还不太成熟，两条线还是各自积极发动、组织各界企事业和运营商来参与产品生产和抢夺市场运营份额。同时各种说法纷纷出笼，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各不相让。特别在技术层面上很多人喋喋不休地强调三网之间的差异，其目的还是着重于当前要互不介入，各自为政。国务院所发的文件形同虚设，无人理会。国务院只好再亲自出马、赤膊上阵。

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三网融合，提出了阶段性的时间目标：从2010年到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想要以行政手段来解决电信和广电的双向准入问题。然而，此文件出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网融合”这个政策概念被当成产业发展计划，造成了误读误解。有人指出：首先，行政手段文件不是法律，没有部级的强制性；其次，行政手段管制的实施有一定范围，对于不完全在其管制范围内(双元管制)的事没有强制性，只能协商着办。那么，广电部门主要属于谁的管制范围呢?按理，广播电视总局总局长是由国务院任命，当然属于国务院管制领导，但是总局长又由任命为副部长，和国务院又是什么关系(党政是应该分离的)?其实，这种双重体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务院也是归党领导，党对广播电视的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国务院一元化领导来贯彻。但是，现在双重领导的结果，国务院的文件恐怕只能起到规劝作用(连协商都难以做到)，手机电视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前手机电视是个热门，广电部门大力推出CMMB标准，而电信则正式将TD-SCDMA作为手机电视行业标准进入申报。2008年世界无线电大会WRC上，2区(北美)和3区(亚洲)9国同意将698-862MHz的UHF频段用于IMT-Advanced(即4G)，我国代表已签字同意，但广电可以不同意马上拿出这个频段，要推迟到2015年以后来解决。2010年4月8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1105号文”，提出：到2011年光纤宽带端口超过8000万，城市用户接入能力平均达到8Mb／s以上。可是这个文件的收、发单位都没有广电总局。上海电信则计划2011年底将FTTH覆盖300万用户。2010年4月12日，广电总局向各省广电局发出了“41号文”，对IPTV发出了最为严厉的一道政策限制。继“105号文”之后，4月17日，中国电信集团又提出“要迅速扩大现有宽带规模，到2010年底全国70％以上城镇用户实现12Mb／s接入能力”，这12M恰好是高清电视传输的门槛，这对广电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如果长期以来电信网不能传输海量视频内容的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则客观上阻碍电信进入高清视频传输的门槛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可能是引发“41号文”迅速出台的原因。世界互联网的平均下行速率达到了17.4M，由于电信长期对广电封锁互联网，结果使得互联网用户最多的我国下行速率大多数不超过4M。在中国，宽带长期以ADSL为主，这是互联网接入不对广电开放造成的结果。

仅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两部门依然是各干各的事，用一句俗语来打比方就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所以有人提出关于三网融合“1月13日文”给我们的启示是：别争那一张大网了，你做你的网，他做他的网，允许你中有他，他中有你，皆大喜欢。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无奈。三网融合不是一个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进入的过程。国务院对三网融合的文件是落实进入的要求，所谓进入就是各方不要再互相内斗，互设壁垒，而应当是互相合作，互帮互助来达到融合。然而，如今连进入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融合的时机和条件?

目前，以数字融合为核心，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之间产业边界开始趋于模糊，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融合产业――互联网。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周宏仁认为：“三网融合应该是指在任何一种传输载体或不同传输载体的组合上，都可以实现不同物理形态信息的传输”。也就是说，在一种网络上可以同时支持三种网络业务。无论是业务还是技术(包括产业在内)经过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演化过程，使得融合的形式为市场所接受，这是性价比最好的结果。所以就需要先让大家进入，而不是先维持各方相互孤立、 相互竞争的垄断局面，在此基础上再来争地盘争利益。当前电信与广电行业垄断壁垒严重，是推进三网融合的最大障碍，国务院的文件发得再多，恐怕还是跟当年讨论“电信法”的下场一样。因此，必须由党中央、国务院综合运用行政命令以及法律、法规来进行强制性制度变更，不能存在党政不分、政出多头、号令不严的局面。

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企业要想进入广电、电信领域，只能根据广电、电信提出的部门政策来跟进，否则就会失去很大一块市场。企业的产品改造和提升以及所谓的自主创新、甚至包括测试技术和测试方法都只能根据广电、电信规定的政策范围和时间表来进行开发研制，这就大大束缚了企业的创造积极性和自主性。从国际上科技的发展来看，所有的创新都是由企业带头开发，而后根据市场发展的趋势，最后才由有关领导部门来择优拍定。所以，当前首先是要放手发动企业，根据市场的发展需求，让企业自由创新地当三网融合的领头人。那么这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呢?

国际上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把电信和广电在传输上的管制职责集中到一个管制实体中，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这种机构只管政策、法规，不具体参与技术方案。现在已经有多个国家实现了两个行业的集中管制。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成立了统一的融合组织机构(英国OFCOM、美国FCC、日本是总务省)。我国在1998年曾经讨论过成立一个类似FCC的机构来统一电信与广电的职能，如果真能实现，“三网融合”早就顺理成章了。后来终因种种原因，致使此事无疾而终。然而事过十多年的今天“三网融合”怎么反倒不成熟了呢?在电信体制未改革之前，电信和广电之间并无体制上的差距，电信体制的改革比如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等，都是在国务院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才成功的。而广电领导则站在本位立场上，明确要求实现“天上一颗星，地下一张网”，要把广电网(现在改称为下一代广电网NGB)作为主体来参与三网融合，电信则认为非NGN不可。NGB尚未建立(NGN等也还远不完善)，主体不立，融合自然还需等待，这就是当前的状况。比如IPTV和DVB-C两个同质化的服务造成用户重叠问题时，现时是靠不同行政规划政策来抵制的。但如果业务行政领导是一个的话，那么就很可能会采取以DVB-C广播覆盖为基础，而以IPTV为补充的政策来融合，也就是将IPTV纳入到发展轨道中(杭州模式就是两个行业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的范例)。另外，诸如CMTS与EPON的PK以及对于FTTX如何发展的前景都是可以群策群力统一地来进行研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低效率、高浪费各自为政的相互排斥一定是绝对的。现在大量的专家文章只是分析两大阵营之间竞争的利和弊的因素，同时各为其主出谋划策，其实质都是为了追求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而断绝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明天也有许多专家、学者热情地对我国三网融合提出了很多有关技术和业务方面的建议和良策，可惜绿叶虽好但是配牡丹的时机却不对。

有专家在“评三网融合”中认为我国三网融合总共需要20年才可以完成。从2000年到2010年已经算是过去10年了，这10年该专家是算作电信融入互联网阶段(需知在此期间广电和电信一直是采取不合作、互相抵制的态度)。从2010年到2020年才是广电网融入互联网的阶段，这还必须满足存储器成本下降的条件(应该下降多少未知)。按此说法我国完成三网融合(应该说是进入三网融合的环境)还需等10年。国务院文件的精神是各方不要再扯皮打口水仗了，要尽快推进三网融合，该专家说的却是完成三网融合的时间表，两者的说法可谓南辕北辙，似乎把过程和目标搞混了。可以这样说，从宏观来讲三网融合永无完成的时间表，就像当年先有了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电视；先有了模拟电视又有了数字电视，之后高清、立体、3D、超高清……发展恐怕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推进三网融合是重在进入，而不是终极目标。

三网融合是向业务融合的层面发展，其实施绝不是简单地全面开放电信和广电市场，一放了之。三网融合强调的不是网络的替代和业务的替代，更不是为了取消竞争。如果要等待模拟一数字、窄带一宽带、计算机网络一下一代互联网的完成后再融合，那么这三种发展难道在短短五年之内能够顺利完成?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各自的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广电一直醉心于建设自己的NGB专网，而电信方面也在积极研究部署软交换、NGN、IMS等新的网络融合技术，在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一场大浪费的灾难。NGB和NGN在网络主干线方面没有什么大差异，而是在终端桥路上存在差异。NGB是用PON技术来解决，电信网是用IP来解决，将来进入到FTTH时代就不存在什么差异了。那么，不如现在开始双方就合作对下一代的什么“NGXX”来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