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十篇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1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类认识是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把这一假设条件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另一类认识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

笔者同意后类观点，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包容量是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则可以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脉络，这是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脉络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人”实际是经济关系人。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以物质资料为载体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人，如他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人是在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矛盾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先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例分析了经济关系人理性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生产者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理性的，但是，这一理性只是个体理性，而这个个体理性是否符合社会理性。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理性相符合，完全取决于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要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见分晓。但在交换中要实现这一转化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因为：第一，私人的个体理性与实际的社会理性在质上很难一致。如马克思分析到，(1)商品生产带有很大盲目性，不可能精确地估算出社会需要，即使即期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移动，也可能是错误的。(2)社会需求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商品生产者墨守成规，就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要。(3)社会需求是有限度的，同时存在着竞争者，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第二，私人的个体理性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理性程度在量上很难一致。马克思认为，(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变化的，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商品能换到多少货币很难确定。(2)即使某种商品都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种商品的总数仍有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因为，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有符合社会总劳动对该商品生产部门所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但是，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理论内容。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使经济人理性的矛盾更加扩大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社会化了，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服从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广大雇佣工人则处于被无偿剥削的境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组利益矛盾：一是，个别企业有理性的利益追求与整个社会利益无理性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生产是有组织的，各个企业能完全理性地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各个企业并不完全了解社会的需求，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又极其无序和非理性化。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供给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利益矛盾。资本家对剩余利益的无限贪欲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必然要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主义信用的广泛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但这些无限供给却归资本家所有，并且资本家在扩大无限供给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资本的积累、集中、积聚又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整个社会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当上述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运动的表现，并且这些利益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利益的丧失。

可见，经济人以及经济人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条明晰的主线。在此，马克思经济学主要采用宏观的、动态的、客观的分析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的剖析，间接地揭示了经济人理性变化运动规律，并将它的内在性归结为利益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演化，这一分析逻辑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所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完成。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在阐明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以及追求两者一致性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理性的相对性的思想，即个体理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他人、相对社会而言的。因此，笔者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从这个角度对理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二、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分析

所谓经济人的相对理性，就是指经济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的约束条件而言，其理性是相对的。1、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和变化的

经济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相对于与之有利益相关的外部世界、相对于某一时间阶段来讲的。如果不考虑个体行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仅从孤立的给定条件出发来评判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将会得出非常片面的结论，因此评价个体理性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相对性。具体而言，理性的相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人在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时，是不能脱离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要依赖于外部世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又会对相关的外部世界产生影响。(2)个体行为指向的对象由于受到个体行为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面对的对象也是相对的。(3)在对个体理性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只孤立地看到条件本身是什么，而是要看到这一条件在具体的环境下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点、对不同的行为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4)经济人个体行为过程是由个体与其他行为方的行动一步一步连接而构成的，是一个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互为因果的发展过程。行动的每一阶段由于行为各方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不确定的阶段性结果又影响着下一阶段个体的选择空间和结果，此过程具有显著的相对性。(5)个体行为的最终结果理性与否的评判也是相对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行为者事先的理性预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将个体本人的影响和对外部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不能孤立的来看待。

就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人理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非完全理性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人的理性程度也存在一个由非完全理性逐步接近完全理性的发展过程。所以，经济人的理性是动态的、变化的。就普遍联系的角度看，经济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动态交互贯穿于个体行为的全过程，表现为经济人个体本身以及对其构成影响和约束的外部条件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因为经济人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经给出就静止不变，同样的，经济人也不是在作出首次决策后就再无其他行动。一方面，经济人会不断地受到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变化又对外部条件产生着反作用。正是这种经济人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和交互作用使得经济人的理性具有动态性。

2、经济人的理性约束条件是多元和动态的

经济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其行为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这些条件本身在不断变化，其影响程度也随着它们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约束条件是多元的。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活动承担者，经济人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个体。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有：

一是按照约束条件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类。主观条件指的是个体自身的各种约束条件，主要包括个体的相关知识水平、计算和判断能力、体力状况、性格倾向等等。客观条件指的是个体外部的各种约束条件，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直接利益相关者状况等等。

二是按照约束条件与个体行为结果的相关程度，可以划分为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两类。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因素，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可能会通过其他因素的传递而最终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因素。

三是按照约束条件的动态程度可以分为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和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不大的因素，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较大的因素。

此外，约束条件之间也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互相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可能是非常明显或非常重要的。多元的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抵消又互相加强的作用力，这使得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

其次，约束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在个体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全过程中，与该行为有关的约束条件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所谓“给定条件”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的条件。以事前、事中、事后分别的约束条件来评判个体的理性程度，可能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对于个体的决策行为来讲，所有约束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约束条件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也可能是不同方向，有些影响互相抵消，另一些可能互相加强。因此，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后果的影响同样处在变化之中。在最初时点上被认为是理性的决策随着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有可能产生与其预期有差异的结果，差异的程度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由于某些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本家投资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从事后来考量，这些投资行为应该被判断为非理性的，而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外部的约束条件产生戏剧性变化的结果。

约束条件不但本身不断在变化，而且对特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力也是在变化的。如在生产中，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产品生产的利润率有直接影响?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欧佩克石油供应变动对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为例，80年代以前，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对欧佩克的石油供给依赖性很强，以至于欧佩克70年代的减产造成各国连续多年的萧条，从这里可以看出石油作为原料对生产利润的巨大影响。但是，正是认识到了这种过度的依赖性，各工业国此后开始寻求其他渠道以削弱欧佩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萧条以后的几十年间，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欧佩克对工业国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一是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飞速发展，二是许多非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出口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石油市场份额。因此，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对世界经济虽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程度已经不能与80年代之前相提并论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给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力也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因此，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理性程度的影响也必须动态地来考察。3、经济人的理性评价体系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

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对于所有个体经济人而言，他们都是按照决策时所掌握的信息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决策，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孤立的判断无疑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这种事前貌似理性的决策经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个体要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让自己行为的结果满足社会的需要，即只有达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才可以说人达到了完全的理性。然而由于人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等能力都是有限的，加上外部世界的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这种统一的达到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能不断接近这种完全理性。

经济人的社会理性是不可控的。个体理性是单纯从行为者个人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评判，个体行为者对外部条件的信息进行搜集、判断和计算，并作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决策，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理性的判断所牵涉到的因素或变量有限，因而比较容易控制。社会理性远远不同于个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实现不是单个或有限个体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全社会无数个个体经过极其复杂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形成的。它受到大量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因素和无数个个体行为的共同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和行为本身又都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理性是难以加以控制的。

理性的评价体系是社会和事后的。个体行为与外部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行为的整个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于个体行为的结果在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具有不确定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个体的行为与外部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能够事先完全确定的，最终的真正结果是多重均衡中的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三、经济人理性程度的测量标准

基于上述，经济人理性程度的考察和测量标准具有全面、动态的特点。

对于具体的个体理性评价案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洁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模型设定个体的理性程度是0—1之间的某个数值，其中，“1”表示完全理性，“0”表示完全非理性，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理性会是介于0和1之间的某个数值。

理性程度测量的基本方法如下：

①：R0=R0(a0，b0，cR0…)；

②：Rt=Rt(At，at，bt，ct…)，t=1，2…n，O≤At≤1，0≤Rt≤1；

③：at=at(R-1)，bt=bt(Rt-1)，ct=ct(Rt-1)…；

④：X=(R1+…+R和+Rt+Rt+1+…Rn)／n

在上述公式中，R0表示最初时点上(第0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初始值，由a0，b0，c0等确定；a0，b0，c0等是在第0期给出的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初始值，为常数；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At表示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at，bt，ct等分别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影响程度；x表示最终获得的个体理性程度的数值。

把个体行为从决策开始到行为结束分为n+1个阶段(从0到n)。R0这一时点上行为尚未开始，因此其值由a0，b0，c0等初始值给出。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行为在该期对社会利益的贡献越大。Rt是一个以At、at、bt、c。等为自变量的复合函数。其中，Al是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该系数介于0—1之间，At对函数值有着明显的修正作用，这里就体现了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对行为进行着动态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行为结果的影响。at，bt，ct的值分别是t-11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的函数，它们反过来又决定着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程度。最后，把从第1期到第n期(由于第O期行为尚未开始，因此不计算在内)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数值取一个平均值，得出的x就是我们要测量的个体理性的数量值。该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可以看到四种典型情况：(1)个体一开始就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2)个体一开始就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1，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3)个体一开始并不考虑社会利益，但以后逐步调整行为以适应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区间中段；(4)个体一开始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却渐渐走向自私，不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也将接近于区间中段。

上述理性程度测量模型的依据是，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只有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时。个体才是真正理性的，因此，理性评价的主要原则是看个体行为结果是否体现了这种一致性。个体行为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区间，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总体影响程度是由个体行为的动态调整和社会中受到个体行为影响的各个具体因素共同决定的。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之间的动态交互充分表现在：约束条件在每一期作为自变量对个体的行为构成影响，而这一期的个体行为的结果又作为自变量对下一期的约束条件构成影响。个体在每一期都会根据上一期行为的结果对下一步的行为作出调整，这将使得每一期的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不仅考虑到个体行为起初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且考虑到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以社会利益的实现为基本考察原则的模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经济人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就容易多了。如上所述，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到社会利益，而在整个过程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l，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可能接近完全理性。这说明经济人如果是理性的就不能是自私，就算他是自私的，他也必须如贝克尔所说要掩盖起来。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个体利益，在以后的过程中也不考察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这也说明自私人是非理性的，其结果也不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时利益才可能达到最大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主义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自私人与完全理性人是无法统一的。

四、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价值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经济范畴的确立，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这样，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人的经济行为时，可以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而是把人在经济意义上的特点抽象出来，这使得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大大简化了。但它的完全理性、完全自利等假设也因其与现实的不相符合而不断受到质疑。斯密之后。先后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经济学流派或学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或修正。

中国学界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创新观点也很多，如程恩富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说，孟捷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合理成分的分析，李炳炎关于科学经济人的理性说，郑贵廷等关于“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及市场经济理性的观点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条件下发展了经济人理论。笔者提出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一假设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的行为与外部世界普遍联系，并与外部世界有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其理性程度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大多把经济人的行为看作是孤立的或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动态交互影响的假设有重大差别。

1、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中：个体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个体的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体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事先总结在作为参数的价格当中，个体作出决策时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

从上述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特点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设经济人至少在其行为的过程中是孤立的，外部世界的全部条件仅仅被概略地总结为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事先给定的，而且一经给出便不再变动。经济人的行为与这些参数之间没有动态的交互关系。只要经济人的决策已经作出，则外部世界的情况无论怎样变动，都不会再对经济人在考察期内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应的，经济人的行为在考察期内也不会对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强调的便是：经济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对经济人的行为及对其行为的理性程度的测量产生重要影响。外界因素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化。

2、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把古典假设中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这一修正不仅对经济人假设本身，而且对此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还被行为经济学等学派所接受并发展。

从有限理性假设本身来看，它无疑比无限理性假设更接近现实。然而，有限理性实际上只是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中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就这一点，它并没有对古典经济人假设有所突破。有限理性理论所指出的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事先给定的条件，在经济人根据这些条件作出决策后，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再纳入对经济人理性程度考察的范围，经济人行为的结果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反作用也不再加以考虑。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经济人理性的时候不仅要把约束条件作为动态的可变的因素加以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人行为的后果对这些约束条件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动且交互的复杂的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制度化过程被看作是社会行为主体追求个人理性化的过程，在它的研究中，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行为倾向的个体的独立选择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个体所表现的各种行为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与合作。从这点上来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中包含了经济人与其他个体以及外部世界的其他约束条件之间相互的影响。但是，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所说的动态交互影响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说的是社会的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方式的约束和影响。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在新制度经济学这里，对于经济人来说，他所要接受的制度约束是给定的。虽然长期内制度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对经济人理性的考察期内，也就是说，制度是经济人效用函数的一个事先给定的稳定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

3、与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的区别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2

[关键词]生产价格规律；市场经济阶段；普遍规律

[作者简介]朱解放，西京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2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006－03

生产价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政治经济学发生彻底革命的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展形态和完成形态。科学认识和掌握生产价格运动规律，对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产价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任何一种经济规律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它不仅包括生产关系的条件，而且包括生产力的条件，是生产力条件和生产关系条件的统一。我们知道，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发生作用的，它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低。作为价值规律转化形态的生产价格规律，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的，生产价格一旦形成，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由生产价格决定，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生产价格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高，需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高度，就是指商品经济由初级的不发达阶段发展到高级的发达阶段，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进一步证实，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缺乏生产价格规律产生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差别很大。只有当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机器得到普遍使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差别便大大缩小，这就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生产价格是难以形成的。

市场经济阶段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代替了小商品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是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基础上形成的，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形成，又是以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从而所得到的利润率不同为前提，引起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竞争首先是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接着，竞争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以获取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不同部门投入的等量资本能够获得等量利润。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马克思还论述了其他两个条件会使平均利润率形成得更快。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要求构成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力不受地区和行业的限制，能够自由流动。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生产部门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不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则不同，而等量资本却要求获得等量利润，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古典经济学派没有能力解决，从而越过了平均利润率形成这个难点，进而把生产价格与价值混为一谈。其代表人物李嘉图就认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一开始就有的原始的东西，并把利润和平均利润相混淆，把生产价格误认为价值，错误地宣布生产价格与价值在数量上不相符的现象只是一种例外。使李嘉图学派碰壁并遭到破产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不了解平均利润率和价值规律的关系，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区别开来。马克思突破了这个难题，解决了这个矛盾，从而创立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指出，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这是资本的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这是资本的所有权和追求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的目的决定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者，不仅要获得利润，而且要获得平均利润。

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自身运动形式的发展趋势，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价值就必然要发展为生产价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利润率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由此可见，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发展形态，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必要劳动。

二、生产价格规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竞争性相对强化，市场体系全面发育和成长，这些都为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生产价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当生产价格规律形成之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规模与社会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如果供给与需求出现不平衡，必定引起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变化，从而促使资本发生新的转移，促使供给去符合需求。此外，在生产价格规律的作用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吸收资本的投资比例，也大致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投资比例又直接影响产业结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价格规律对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保持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挥着自动调节的作用。尤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方向，生产价格规律的作用将会得到充分地发挥。

(二)有利于加速基础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高新科技产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现代化的先导。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耗费十分巨大、建设周期长、周转速度慢、利润率较低的部门，由于等量资本得不到等量利润，从

而导致这些部门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极大地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反，那些资本占用少，周转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的部门，由于利润率高，它们得到优先的发展，势必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如果各个生产部门都按照生产价格定价，资本投向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取得同样的利润，这样就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协调地发展，从而促使产业结构趋于科学化和合理化。

(三)有利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经济核算。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别很大，这个差别不是由企业经营管理造成的，而是由各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条件造成的。如果以价值为基础，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生产部门，在资本占有和利益上就处于不同等的地位，没有可比性。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不用经过努力，就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加强了经营管理，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无论资本有机构成高的或低的部门，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条件下，它们都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可比性。谁要想取得较高的利润，就必须加强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成本;收益;市场经济;规模效益

随着中国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节约资源而又保护环境的“循环经济”日益受到重视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确实,实施循环经济对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对循环经济内容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议上,人们却大多是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进行的(魏全平 等,2006),这显然不符合循环经济的内涵与本质,因此在实践中难有可操作性。

一、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是“经济”

“循环经济”,就是在满足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利用生态学原理,对经济活动中的有限资源不断地进行循环利用,高效率或无浪费地使用资源。具体地说,“循环经济”就是在再生产过程中利用生态经济(指符合生态学中的能量转换和物资重复利用原理,同时满足经济学中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的一种生产方式)原则,将上一生产过程或工序所产生的废弃物,转变为下一生产过程或工序的投入品,以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同时尽可能少地产生或不产生对环境有害的废弃物的一种生产方式。如工业生产中对水的利用,当水在生产过程中被各种化学产品和重金属污染后,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将这些化学产品和重金属分离出来,不仅可以使水得到净化而能够被重新使用,而且可以回收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化学产品与重金属。要特别指出的是, 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虽然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但核心内容却是“经济性”,更确切地说,就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必须满足“收益大于成本”的经济性原则;否则,资源的循环利用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在国内外对“循环经济”范畴的众多定义及其内容的理解上(赵云君 等,2006),重点却都放在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上面,“经济”内容或被忽略或被置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如果说这种情况局限于早期提出“循环经济”概念的工程技术人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当今为“循环经济”寻找政策依据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一成不变地沿袭该概念的内涵并在分析中忽视资源循环的经济性要求,却是极不正常的了,明显违反经济学的本质。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保护,都是服从于人的经济利益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关键,而经济学正是从人的利益关系去看待和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的,并以产出是否大于投入确定行为结果的好坏,所以,经济学角度的“循环经济”的内涵是不同于技术角度的“循环经济”内容的。这也就是说,经济学视角中的“循环经济”,是资源的再利用必须做到“经济循环”,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视角中的“循环经济”。

我们知道,以今天的技术水平来说,已经可以做到将几乎所有的有形资源加以回收利用,因此确实如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所说的那样,“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绝对的废弃物”。如从技术条件来说,完全可以将各种燃烧气体中产生大气酸雨的“硫”做到零排放,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无论技术多么发达的国家,其实际排放都没有做到这点,也就是说,技术能力与实际排放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原因就是“零”排放的技术使用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经济性”要求,所以暂时还不被人类所利用。这是因为,各种废弃物的回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甚至是指数式的成本递增倾向,如将煤炭燃烧排放气体的脱硫量由90%提高到95%,那么成本将上升一倍以上;要在此基础上再提高1个百分点,成本的增加又需要一倍以上;而要达到100%的脱硫,其成本将成为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中国正在被关闭的大量达不到一定规模的造纸厂、电镀厂等“五小”工厂,也不是缺乏相应的污染治理技术,而是这些技术的利用满足不了经济性或规模经济的要求。如要使各种排放物达标,那么这些企业将出现严重亏损,甚至投入企业的全部收入也满足不了治理污染的要求。这说明,循环经济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资源循环,而是符合经济要求的资源循环。如果不能满足这种条件,那么无论技术水平达到何种程度,这些“被放错地方的资源”就只能成为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其原因,就是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而是由(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原则支配。无论是各种废弃物的排放或保护环境的标准,还是各种资源的循环利用等,都是如此。因此,那些被利用过的资源或废弃物是否能够被重新利用,从而资源循环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它们的回收与使用成本是否小于新资源的获得与使用成本、是否在社会的合理承受范围之内;否则,循环经济不仅不能实现,甚至原有的循环经济也会因此而转变为非循环经济。如东方的传统农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废弃物的产生(桔杆作为牲畜的饲料,牲畜的排泄物又作为农田的肥料;由人消费而产生的各种排泄物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循环等),但它们最终却被非循环的石化农业所取代。原因就是各种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成本及其效益低于资源非循环利用的石化农业,以致原来作为农业肥料和有机物投入的各种废弃物,不仅不能成为有用的资源,反而成为污染环境的元凶(在中国许多地区,原来被农民作为重要资源的“桔杆”,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而造成处置成本的增加,因此收获后大多被一焚了之,结果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在许多地区还影响客机航班的起降)。这种情况,显然从技术方面得不到合理解释。由此说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资源循环的技术,只有在它能够带来比非资源循环技术更大的经济效益时,才会被采用。现在一些地区正由石化农业向生态农业回归,就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后者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的结果(杨文进,2005)。

不仅资源能否循环利用取决于经济原则,而且社会在制定各种废弃物的排放标准时,也是根据排放一定量废弃物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和收益)与社会为减少这些废弃物排放量所承担成本(及取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由于实际中污染所产生的各种成本难以准确计量,因此损失的计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只有当后者小于前者时,人们才会提高废弃物排放的社会标准,由此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排放标准都是根据各自在这方面成本收益情况的改变而不断调整的,由此才会出现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这说明,循环经济与非循环经济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

自然,强调“循环经济”的经济核心本质,并不是否定技术的作用,而是指在人类社会中,技术是服从于人类利益或经济要求的。这种情况,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存在,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许多在技术上先进的生产方式,如“铱星移动通讯”等,因经济性差、竞争不过适应性技术而遭到淘汰的例子,在现代社会是不胜枚举的。只有当先进技术在经济上能够超过传统技术时,它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取代后者。因此,才会出现许多最先进的技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社会的“普适”技术,那些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技术则会被淘汰(在人类发明的各种新技术中,绝大部分因达不到这个要求而被湮灭)。

二、循环经济的实施条件

循环经济的内涵说明,循环经济的实施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循环经济就不可能实施,甚至原有的循环经济也会转换为非循环经济,传统农业被石化农业所取代等就说明了这点。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条件最终都必须体现在其收益大于成本的基础上。只不过在这里,厂商与社会或政府之间的成本和效益内涵存在着重大差异。如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为节省成本而采取的将废弃物排放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则成为社会巨大的成本负担;而政府为减少废弃物排放所产生的成本,对社会来说,则会因生态环境改善而获得明显收益等。一般来说,循环经济的实施条件主要有:

1.技术的成熟度及其适应性。虽然从本质上说,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性,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产出品与投入品的市场价格不变等基础上,能否实行或在何种程度上实行循环经济,则主要取决于技术的成熟度及其适应性。这是因为,技术水平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循环经济生产方式中成本投入和产出收益的大小,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决定能否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条件。一般地说,投入成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污染物处理或资源回收利用设施的建设成本;二是这些设施的运行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都与技术的发展状况及其成熟程度密切相关。收益则是回收资源的价值。我们知道,原来许多不能实行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如造纸过程中各种废弃物的回收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水泥厂粉尘的回收等,之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而变得在经济上可行,就是因为技术进步降低了其中的成本,或者是提高了资源的回收效率而取得了更大的收益。我国许多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循环程度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落后,结果造成治污的效果达不到基本的要求,或者是运行的成本太高而使社会或企业无法承受,因此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要求。所以说,加强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创新和改进,是实施循环经济战略的重要条件。

2.资源供给的数量约束程度。资源供给的约束程度,显然是决定一个社会或厂商是否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条件。如果资源供给丰裕,能够以极低甚至免费的方式供给,社会和厂商自然也就没有在这方面实施循环经济的动力和必要,这正如在水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地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只有在资源供给短缺,它的硬性约束使得不实施循环经济方式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时,或者是它导致的资源高价格使循环经济变得有利可图时,人们才会积极地实施循环经济生产方式。这正如我国一些严重缺水地区,许多企业因水资源缺乏而受到供给的硬性约束,不实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虽然较高,但却远远低于因资源约束而造成生产停顿的代价,所以迫使缺水地区的许多大中型企业纷纷实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在那些依靠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稀缺性的资源供给方面,如水资源的供给等,通过具有较大程度的强制性的限制性资源供给,可以促使厂商和居民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

3.资源的市场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各种公共性资源,资源的约束程度一般会反映在价格水平的高低上,即资源的约束程度越高,在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水平也就越高;约束程度低,则一切相反。假设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不变,并且资源的回收是其中惟一的收益,那么很显然,循环经济能否被实施的条件就是资源的价格,即资源的价格越高,实施循环经济的条件就越充分;价格低,则一切相反。由此我们看到:随着资源价格,如能源价格的提高,原来无利可图而被搁置的一些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与取暖等,正变得有利可图而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原来严重污染环境的废弃物中的重金属,随着价格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其回收变得有利可图。显然,如果在此过程中原来被循环经济替代的资源,如石油的价格出现下降,那么循环经济就可能被非循环经济所替代,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石油价格高涨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能源循环经济,因此后石油价格的持续下降而重新被石油经济所替代一样。这些情况说明,循环经济的实施,需要资源的硬性约束与高价格作动力。因为市场经济是利润经济,只有当实施循环经济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被追求利润的资源配置主体——厂商所采用。

4.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能否实施循环经济生产方式的条件是企业或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地说,两者间具有正比关系,即生产单位的资源利用的生产规模越大,循环经济的实施效果越好。这是因为,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任何资源的循环利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工艺流程,从而需要相应的成本投入,如果企业的生产规模或资源再利用的规模太小,就无法承担所需的成本费用,如我国目前正被大量关闭或清理整顿的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五小”企业,并不是缺乏相关的治理技术,而是因为它们的生产规模太小,承担不了相关的治理费用,所以不得不被政府强令关闭或迁移。同时,一些有用资源的再利用也需要生产单位达到一定的规模,如发电厂余热、炼油厂废气、造纸厂的废碱等的回收利用,都要求企业生产达到相当程度规模后才可实施。这说明,只有企业或资源利用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循环经济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实施。在一些污染行业,各国政府确定的起始规模,往往也就是满足污染治理所需的经济规模。自然,如果单个企业自身的规模满足不了循环经济的规模要求,那么将这些达不到循环经济规模要求的企业在区域上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污染治理或资源再利用,也能够满足循环经济的规模要求。这也就是说,要做到循环经济,就要求资源的利用和再利用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要求,这种规模要求可以是单一的生产单位,也可以是众多生产单位的集合。

5.产业的聚集程度。循环经济不仅要求产生相同污染物或可被利用物的生产单位在区域上的集中,以符合循环经济的规模要求,而且要求存在着投入产出关系和废弃物排放与利用单位之间的空间集中。这是因为,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就是原来被作为废弃物并会污染环境的排放物被作为资源而得到利用,达到资源循环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这个要求往往是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单个企业无法完全做到的,或者说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企业的规模无限大并涵盖所有废料与副产品回收和利用的生产领域,否则,任何厂商都无法通过资源循环方式消解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社会化的资源再循环体系。这种体系包括区域与社会整个层次。要做到区域内各生产单位的废弃物和副产品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就需要废弃物的排放单位与利用单位在空间上有效集中,即做到区域上的产业聚集。这正如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中的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之间,通过贸易方式把其他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部门间的生态链关系。如电厂向炼油厂和制药厂供应发电过程中产生的蒸汽,使炼油厂和制药厂获得了生产所需的热能,并通过地下管道向全镇居民供热,由此关闭了镇上3500座燃烧油渣的炉子,减少了大量的烟尘排放;同时将除尘脱硫的副产品工业石膏,全部供应附近的一家石膏板生产厂做原料,还将粉煤灰出售,供铺路和生产水泥之用;炼油厂产生的火焰气通过管道供石膏厂用于石膏板生产的干燥,减少了火焰气的排空,其中一座车间进行酸气脱硫生产的稀硫酸供给附近的一家硫酸厂,炼油厂的脱硫气则供给电厂燃烧;该工业园还进行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如炼油厂的废水经过生物净化处理,通过管道向电厂输送,每年输送电厂70万立方米的冷却水;整个工业园区由于进行水的循环使用,每年减少25%的需水量;此外,炼油厂和制药厂也进行了综合利用等,由此做到了对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对环境的最小破坏。这种情况说明,产业的地域集中,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最基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资源再利用过程中的成本,使得循环经济方式变得有竞争力而得以生存。

6.社会化的资源统筹利用。无论各企业和区域内的资源循环利用做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资源永续利用的要求。因为受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限制,任何性质的企业规模都是有边界的,不可能将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外部影响都内部化;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不仅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外部影响,而且产品的使用也会产生这种影响,当今遍布各地的塑料包装物造成的白色污染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要使生产方式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就需要进行资源再利用的社会化分工协作,如建立专业化的废弃物回收与加工利用体系,如德国双轨制回收系统( dsd)dsd是德国一个专门组织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的非政府组织。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收运者对他们的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和分类,然后送至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用的包装废弃物则送返制造商。dsd系统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没有资源循环利用的社会化分工,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的。若要单靠企业自身消除其产品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是回收使用后的废旧产品及其包装废弃物,其成本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承受的,只有依靠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说明,要做到循环经济的有效实施,需要企业、区域与社会三个层次的相互协作。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循环经济都难以深入。

7.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规制。在实施循环经济中,国家或政府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这是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区域与社会,其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与收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影响,如:国家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程度提高,就会明显增加循环经济中的成本;国家如果增加对某些资源使用中的政策补贴,如我国对农药和化肥的财政补贴,将降低循环经济中的收益(相反,国家通过税收等提高紧缺资源的市场价格,则会提高这些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效益)。所以,国家政策对各经济主体是否实施循环经济及其程度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这说明,如果一个社会要有效地实施循环经济,就要求政府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能够与之相适应。如:在成本方面,政府必须大力降低企业与区域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可通过财政或金融支持,鼓励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对实施循环经济的投资及其运行成本进行补贴或减免税收等等;在收益方面,可通过提高各种资源的价格,尤其是公共产品性资源,如水、电、燃料等的价格,以改善实施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厂商的收益。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或者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排污费,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

此外,一个社会对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伦理价值、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严厉程度等等,也是决定循环经济程度的重要条件。

以上分析说明,实施循环经济并不单纯是技术的选择问题,也不是微观主体一厢情愿能够做到的事,而是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满足的,在实际过程中,这些条件是随着产业的整体演进而逐渐实现的。这些条件如果不能被满足,那么循环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同时说明,不同的范围,循环经济的主体对象及其成本和效益的内容也是不同的。由厂商完成的循环经济(注意的是,由厂商完成的循环经济,从性质上说不一定是微观的,如区域和社会范围内由厂商以分工协作所完成的废弃物排放与利用之间的循环经济,就具有明显的区域与宏观性质),其成本与收益都是以财务现金表示;而由政府完成的区域与社会范围的循环经济,成本与收益则不完全表现为财务收支,有相当部分是非财务的,如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等,这是因为政府与企业各自承担的社会职责不同,所以循环经济的侧重点也不相同。

参考文献:

魏全平,童适平 等. 2006. 日本的循环经济[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4

［关键词］公共权力；市场经济；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9-0178-03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我国的市场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是处于转型时期的特殊市场。在转型期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盲目性,各种问题纷纷而至,这就要求公共权力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介入市场去调节这些问题,例如经济发展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民住房问题、治安问题以及人权等。同时公共权力介入市场同样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公共权力腐败、个人基本权利受侵犯、对个人利益保护不力等问题,使公共权力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权力,它都有什么构成内容,其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是什么,都值得我们去探讨。这样在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研究公共权力的这个上层建筑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公共权力的源起

关于公共权力的起源众说纷纭,但一般来说起初基本都是把公共权力和权力等同。总的来说,公共权力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契约说”、“强权说”、“人民说”等几个发展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古时候人类受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就必须推选一部分相对比较智慧的人来处理这些涉及每个人利益的日常事务,以便真正为了人类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大众也就为赋予这些特殊群体一种为大众服务的权力――公共权力。由于公共权力自产生之日就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因此,要真正理解公共权力的真正内涵,就必须从权力的发展起源和公共的内涵两个方面说起。

首先，“权力”一词发端很早,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说法,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概念,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权”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度量之义,如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如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认为：“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后来的法家著作《管子》也指出“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权力在西方的起源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霍布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动者的权力与有效的原因是一回事”；罗素认为“权力可以认为有意努力的产物”；摩根索认为“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对另一个人施加控制并维系这种控制的全部内容,也包括为实现控制的目的而服务的全部社会关系,从施加暴力到微妙的心理联系等”；马克斯•韦伯亦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而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发生结果的能力”。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与其效果的能力”。而罗金斯则认为,“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在我国虽然对于权力研究的文献不少,但是从总体上也不外乎说权力是一种能力和工具。如王浦勋教授认为：“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拥有对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其政治客体的约束力量。”因此可见权力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指通过一定的能力去影响别人并取得一定的结果,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其次，“公共”一词在汉语中是“公”和“共”的合成词,其一般意义为与“私”相对的,即“公家的”、“大众的”、“公众的”、“大多数的”。在英语中表示“公共”的含义的“public”具有双重来源：一是希腊词“pubes”其指身体和情感或智力上的双重成熟,尤其指人们越来越自我关心或自我利益而关注和理解他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个体对于自身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的后果及自他关系的自觉；二是希腊词“koinon”一词就来源于这个词,而“koinon”本身又源自“kom-ois”,意指“care with”(关怀)。显然,“public”从词源上更为强调一种共同的、集体的关怀。关于“公共”一词的划分标准,19世纪德国学者洛厚德就提出了“地域基础理论”标准,而最符合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应该是由纽曼提出的“不确定多数人理论”――公共的概念是指利益效果所涉及的范围,即以利益人的多寡的方式决定,只要大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即属于公益,强调数量上的特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因此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一项利益不可能使得一定群体中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满足,所以“不确定多数人理论”也成为公共的标准之通论。

综上所述,对于公共权力的理解,只有把权力的含义和公共的内涵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把握对该公共权力的真正丰富内涵,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理性需要,使得公共权力内涵更丰富。鉴于此,我们这样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权力是社会主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机构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利用各社会群体赋予的权力,借助各种合理手段使各方利益达到均衡、实现国家永续发展的一种社会主义制约机制。

2 公共权力的构成内容

2.1 公共权力的主体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主体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拥有主体和权力实施主体构成。对公共权力每一个主体的理解都对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即全社会人民大众,这是因为公共权力的本质是由人民委托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公共权力的实施主体就是公共机构,这里的公共机构包括了政府在内的合法公共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公共权力的这两个主体是有机统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化,人们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而这些需求却是其个人无法自我满足的,因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伞”的公共机构就必须通过运用公共权力来配置公共产品为人民服务,以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因此也可以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供给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总是具有弹性。但由于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人们对公共权力的需求弹性还比较小,但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对民主观念的深入了解,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需求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若一种产品由公共机构提供时的边际成本大于由私人提供时的边际成本,那么公共机构提供这种产品的合理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而这种合理性的质疑可能直接导致到佥性问题。可是公共机构同样需要人们的监督,减少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成本。所以这两个主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另一方失去平衡。

2.2 公共权力的客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是指公共权力主体作用的载体,因为公共权力的主体具有双重性,他们正是由于在公共权力客体的反作用下形成了有机联系。经过研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即为公共产品或者公共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一般来说也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如果其自己生产或者提供自己需要的一切产品或者服务,则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是自己不能保证自己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即自己没有能力生产或者自己提供自己需要的产品或者对社会产生了正的外部效益,导致自己提供这种产品的成本大于公共组织统一提供这种产品的成本,导致别人的利益受损,造成别人决不允许其行为和意志的贯彻。因此社会主义公民依靠公共组织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公共组织如果不能够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职责时,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会受到社会的广泛怀疑。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制度)是公共权力的两个主体共同作用的对象,同时也是由于公共权力的客体导致了两个主体的有机统一。

3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需要而且不断膨胀,由于人们都彼此处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中,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群体为了获得稀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矛盾,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难以有效的利用资源,代表政府的公共权力就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和配置方式进行调控,使用的工具就是公共权力,而且是可量化的公共权力的标准,这样才能使社会利益中的矛盾达到均衡,使社会各群体都能和谐共处。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图示：

3.1 公共权力作用机理的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对于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具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作用：纵向的作用机理主要是指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同时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和实施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横向的作用机理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纵向的作用机理是指根据不同的公共权力的客体而进行作用的,纵向的作用机理会决定公共利益的流向。但不论在什么方向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方向都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公平性原则。联合国第一条和我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二条都明确提出了关于“人人平等”的条款,可见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而公民的平等首先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平等上,权利的平等进一步显现在公共利益的分享方面,而公共利益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公共权力能否公平执行。因此,公共权力作用机理的配置格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的发达程度。

(2)整体性原则。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实现有特别的意义,而公共利益就是整体的体现,如果仅体现特定群体的利益,就变成了一种特权,因此公共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整体性原则。这是判断公共权力能否公平均衡公共利益的主要依据。

(3)法制化原则。无论是公共性还是整体性,一般来说都是人的一种主观判断,而要真正做到以上两点,就必须具有容易执行的量化标准,并且这个量化的标准必须要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权力 的使命落到实处。

3.2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决定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和流向,而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却直接决定着公共利益能否实现,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机理,对于公共权力的两个主体和客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机制,才能使公共权力达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呢？

(1)公共权力必须依据宪法来进行。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公共权力在没有正确指导原则的情况下,必然会变成泛滥的暴力。所以在现代体制之下,必须要把宪法作为一切公共权力配置的依据和标准,只有这样,公共权力才能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2)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必须可量化和标准化。这就要求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要通过一种契约关系达到对不同利益需求的保护与均衡,因此,无论何种层面上都要求公共权力把保护公共利益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就要求公共机构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建立可量化的标准和具体实施的操作步骤,无疑这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在运行中非常缺乏的。

(3)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必须有公开独立的实施流程。公共权力的实施流程是通过实施主体运用各种合理手段达到资源公平配置的过程。其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而公共产品提供过程必须要透明、公开。只有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使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配置让需求者找到现实上的需求。

4 结 论

资源的稀缺和利益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有政府公共权力来进行调节和约束,这样才可能使矛盾达到均衡,社会才能和谐共融,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只有这样公共权力才能真正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公共权力才可能真正的让享受权力的人民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卢梭.政府论(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刘圣中.私人性与公共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4］郭润生,宋功德.控制―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J］.中国法学,1997(6).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5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6

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历史早已证明了同志的英明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巩固和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加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融入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新内容；适应市场的竞争性原则，求利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的观念的变迁，采取相应的对策，为改革、发展和稳定保驾护航。

一、适应市场竞争性原则，实现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竞争原则。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竞争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还不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就很容易诱发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和个人主义膨胀。这些人一味强调以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保护在合法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又要教育人们，遵循社会共同的思想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是竞争机制，竞争具有强制性、排他性，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这就会给人们一股强大的外在压力，从而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就业形式、分配形式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单一，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平均而且稳定。同时，由于个人缺乏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个人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大锅饭”的体制，必然导致平均观念的存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成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这必然促使人们凭其能力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经济选择的自由并发展自己。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促使人们竞争观念的加强。竞争是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竞争也有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往往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量，部分人获利更多，往往就意味着其他人利益的损失。因此，在竞争中损害他人、损害集体的情况时有发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保护竞争的激励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系统功效。

二、适应市场求利性原则，实现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求利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缺乏必要的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有些人只图金钱，不讲仁义；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顾眼前利益，不讲理想情操；把人的价值、尊严、良心、道德全部商品化，货币化，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精神追求。“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对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和先富起来的愿望给予充分的肯定，引导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正当的手段追求物质利益，切实保障人们正当个人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要引导人们以高尚的精神境界去指导其物质利益的行为取向，使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正确的方向。要教育人们，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决不能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奋斗；要教育人们，决不能把经济生活所遵循的原则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防止社会政治生活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求利原则的影响，使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种求利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就会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培养责任感，义利要统一。要注重责任观念和利益观念的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合，避免社会文化传统的断裂，社会人格模式的错乱。马克思说，劳动产品只要通过交换表现为商品，就必然带有物化的性质，进而产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尽管我们在宣传和教育中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鼓励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无法不承认经济利益的重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就是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者

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有竞争也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有效地防止个人利己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维护人们的物质观念和经济利益，把思想工作做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扎扎实实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以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以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三、适应市场自主性原则，实现人治观念向法制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必须适应自主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充分体现生产经营者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原则。这有助于人们摆脱以往经济隶属关系，等级关系和特权关系。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则会导致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增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存在负面影响，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根据市场信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属性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导致市场供求不平衡，市场秩序混乱。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人们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和大政方针的思想意识，从而自觉执行或积极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市场经济自主性原则的影响，要求市场主体有自主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权利，但这种自主原则一旦浸入人们的思想，就容易使一些人淡化组织纪律观念，强化个人意愿，甚至不执行国家的法令，严重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观念向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活动主要操纵在政府手中，经济生活实际成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人们习惯于听从和贯彻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经济权利和义务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政府部门，经济个体只是被动地追随，这就是人治观念存在的社会土壤。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及经济自由，不仅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且对其行为后果负责，从而使人不断提升自觉性和自律性；由于市场独立地位的形成，以及纳税人意识的增强，民主的要求也不断增长，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和家长制作风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人们适应经济地位及相应观念的变化，要理智地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民主和法制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人们应该学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又要强调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共同进步；既要讲求目的的正当性，又要讲求手段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四、适应市场开放性原则，实现一元化观念向多元化观念转变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7

本文作者：石茂生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指导和保障。同时,市场经济对法制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建设问题,是我国法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就法制建设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略述己见。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转变、更新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和完备,必须有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学的法律理论和观念作指导。我国现行的法律理论与观念,是在建国初期继承原苏联法律理论和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法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们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检验我国现有的法律理论和观念,摒弃落后的和陈旧的法律理论和观念。首先,对法的本质问题要摆脱单纯“本体”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从“姓资”、“姓社”的狭隘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能只看到阶级性、意志性,法律作为上层建筑还应当体现和反映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法律具有规律性、客观性的一面。在我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是政治的附庸,用政治和政策作标准来检验和限制经济,政治、行政命令高于一切,法律只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因此只看到了法的本质的一个层面—阶级性和意志性,而忽视了法本质的多层次属性,特别是忽视了法本质的规律层次和功能层次。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¹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法的本质提供了指南。我们应当抛弃“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有利于保护人民民利和社会国家利益的一切国家的法律,都要大胆学习和借鉴。可以说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不仅在于它的阶级意志性,而且其功能在于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在法的功能上要改变过去的片面性理解,正确看待我国法的全部功能和作用。在法的功能上我们过去有两个片面观点:一是强调法的政治功能而忽视其他功能,把法的功能归结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其实这只是社会主义法功能的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除了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调整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即使是政治领域,法的作用也不限于阶级斗争和对敌,它还要维护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扩维护和促进社会秩序。二是强调法律的确认功能而忽视了法律的导向、预测功能。主张法律必然是成熟了的党的政策的上升,是稳定了的并且是成熟了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工具。在我国社会关系变化迅速的改革时期无法用法律手段调整。对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人们首先选择的是政策而非法律,在实践证明政策正确和成功的条件下才有条必运用法律调整。实际上法律不仅能确认和巩固过去的成果,还具有超前导向、预测的功。

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商品交易的超大规模和时空分离,人们承担的巨尺风险,都要求运用稳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权衡和预测风险,指导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齐了了为和活动。第三,在法的分类上,承认公法与私法之分,确立私法优先的观念。过去,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法学不承认公、私法之分,并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学方法和观点加以否定。这种几汉正好符合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实行政企合一,用行政手么怜理经济,否认企业、个人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之一。随看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民商法、经济法规范日益增多,否认公、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于公法的观念就成为市场经济下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其实,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和建立法治国的前提.在我国法制实践中,当然也存在着公法和私法的事实,承认这一区别在当前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公私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原则不同,不能把公抉领域的强制性原则和方法适用于平等互利的私法领域。承认公、私法之分有利于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领域或民间领域的不适当的延伸;有利于明确私权的独立地位,有效地保护法人和公民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有利于私法建设和整个国家法治的厉行。第四,注重效率、公平、正义、权利、利益等基本概念的研究和分析。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社会性质和根本任务的决定必然把效率放在法价值体系的首位。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公平或正义的经济,它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平等交易,平等竟争。公平、平等、正义是法价值的重要概念,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兼顾公平,否则就会影响效率的提高。市场经济还是一种利益型或权利型经济,法人、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重视。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权力本位,权力决定权利;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权利本位,权利制约权力、决定权力。因此,我们必须对法价值的基本概念予以重视。总之,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要求更新观念,不仅要更新法理学的观念,也要更新部门法中的具体观念,如产权概念,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重刑法轻民法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制建设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加强立法,尽快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需要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狭义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主要是指直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整体,包括民法规范、商法规范、经济法规范和部分行政法规范。广义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为市场经济服务、以宪法为统帅和核心、民商经济法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各部门法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必然带来繁重的立法任务,对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制定的法律主要是:1.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市场主体就是依法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就是企业。有关市场主体的立法主要指有关企业的法律,包括公司法、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合作社法等。197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关于企业的法律、法规,但总体上尚未跳出按所有制形式立法的模式,保留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从而导致各种企业地位不平等,税负不一,待遇各异,难以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缺乏活力,责任不明,债权人缺乏应有的保障,同时国有企业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不能自主经营和决策。对此,在市场主体的立法中必须解决企业的法律人格,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使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市场经济主体,不仅要规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竞争条件,而且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权利主体、决策主体和责任主体。2.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主要是指国家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制定一套共同行为准则,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交易行为。主要包括物权法或财产法、债权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交易法、动产担保交易法、房地产交易法、期货交易法等。3.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对市场实行干预,以维护市场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保护正当竞争者的权益、消费者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要求制定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倾销法等。4.规范市场宏观调控的法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而是实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有其弱点和消极方面,即“市场失灵”现象º,如市场功能的缺陷,市场竟争的失灵,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调节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对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采取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整体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主要任务。宏观调控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为主,配合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可见法律是宏观调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主要包括预算法、银行法、税法、计划法、物价法等。5.规范市场体系的法律。市场经济要有效地配置资源,就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还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的最基本内容,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市场体系具有统一性、开放性。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各类市场间发育不平衡,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部门和地方对市场的分割和封锁较为严重。因此必须制定规范市场体系的法律,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培育和完善我国的各类市场。6.规范市场外部环境的法律。市场经济离不开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规范其外部环境的法律有两种,一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律。我们应当及时完善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程序法以及调解法、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必要的条件。二是提供社会保障的法律。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经济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都无法进行,这方面的法律指劳动法、劳动与社会立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障法等。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完善法律实行制度,严格厉行法治,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律的实行指的是法律在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贯彻和运用,包括守法、执法和司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要求一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严格守法,但更为关键的是国家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国家司法机关的严格司法。这里主要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执法和司法制度的完善问题。

1.必须在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进一步强化严格依法办事的观念。执法、司法机关应该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而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对法律的需求就越多,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重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要求大力加强执法工作和司法工作,使其忠于事实和法律,彻底摒弃人治思想和法律可有可无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在执法、司法中,排除一切个人意志的非法干扰,坚持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确保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履行同等的义务,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一切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都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总之,在执法、司法活动中要强调法律至上,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和尊严。2.执法、司法机关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转换执法、司法职能,树立服务观念。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国家计划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法律手段几乎被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成为我国执法‘司法的主要任务,司法职能集中体现在运用最富强制力的刑事司法来维护社会安是,维护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秩序上。在党和国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法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传统职能即巩固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仍然存在,但法的职能已经多元化了。其最主要的职能是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使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刑事司法,也具有宝剑和天平两种功能,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经济。相对于发展经济这个总目标,执法、司法只是手段,一切执法、司法活动都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树立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服务观念。3.建立和健全各种执法、司法制度,确保执法、司法的公正、廉明、高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宏观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就是贯彻和执行国家制定的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这就要求建立健全我国的各种具体执法制度,明确执法人员的任职资格,执法机关的权限,执法的程序,执法机关的地位,执法的经费,以便彻底杜绝、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增加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各类案件的数量、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案件大量涌现,司法门类已由过去的刑事司法和民事司法发展到刑事司法、民事司法、经济司法和行政司法。这就要求改革和完善现有司法制度,实行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提高司法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搞好公平审判、辩护、举证等制度,确立司法人员晋升、奖惩、退休等制度。以保证执法、司法的公正、高效和廉洁。4.改善司法环境,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市场经济对法律实行的又一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司法摆脱行政的羁绊和支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司法机关依据法律统一行使司法权。在我国,对司法进行非法干涉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如在经济案件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存在,在涉及本地利益和外地利益冲突的经济案件时,有些人不惜牺牲全局利益、外地利益,破坏法制的统一,千方百计地左右司法,对司法施加影响。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站在国家、法律立场上,维护法制的统一,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预;同时在法院的设置、经费来源、人事制度等方面实行改革,理顺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改善司法的外部环境,为真正实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取权创造条件。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8

关键词：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

应然选择。

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力量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能够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市场也是有缺陷的，市场失灵、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因而需要一定的社会规范加以约束。道德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能够完善市场经营秩序和竞争秩序，对市场经济起到规范化、秩序化的作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面临着极大挑战。我国要及时构建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问题的实然表现。

（一）道德失范问题的出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引发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念多元化，传统道德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逐渐出现。同时，市场经济具有利益驱动性，能够激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其中既包括合理的利益，也包括不合理甚至非法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够完备，市场规范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缺失，道德约束力弱化，经济行为过度凸显自利而忽视道德规则造成道德缺位或错位，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这些问题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亟待加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及其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双向需求”

现实中，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是一种“双向需求”、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同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相适应。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的。市场行为主体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培育良好的经济信用和商业环境，协调经济发展，避免行业间的恶性竞争。道德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着调节市场经济社会各种内在矛盾的任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同社会主义道德导向相吻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在不同价值观引导下会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导向和目标需求。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容易导致金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问题，需要道德原则的约束。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的原则解析。

（一）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是我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的经济生活产生持续影响。营造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道德生活，人们需要相互信任的关系。所谓“诚信”，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以坑蒙拐骗等欺诈手段和假冒伪劣产品从对方那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诚信危机，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这种风险难以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因此需要依靠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内涵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龙静云，2002）。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要构建以诚信为重点的道德体系，增强公民的诚信意识，培养公民的诚信品质，营造人人讲诚信的社会环境，来维系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二）公平原则。

公平是造就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关键。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要求人们按照特定的道德规范调解社会关系，从道德角度评价人们的行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所谓“公平”，“就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习惯的道德的实施，每一个人都应得到属于他的权利”。这里的公平是同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就决定了市场竞争是平等的竞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也要改变平均主义的观念，清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把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既不能一味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不能一味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要在动态发展中实现二者的统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效率与涉及重大原则的社会公平问题相冲突时，效率应服从社会公平，这也就意味着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也是集体主义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普遍且平等的权利，都应受到尊重。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每个人都拥有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

（三）利益兼顾原则。

道德的本质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道德应该兼顾自利和他利。在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考虑和顾及他人的利益，增进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场经济必须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作为载体，从而决定着市场经济所内生的互利主义必然向个人主义一端或向集体主义一端倾斜”（陶德麟，1999）。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但是如果市场行为主体只考虑“利己”不考虑“利他”，不顾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市场经济将无法进行下去。我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传统道德信奉的是“克己”、“重义轻利”，严重抑制了人们对利益的天然性的追求，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道德的影响力调节个人的逐利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协调一致。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扬的应该是理性的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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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社会理性的引导，重视法律和道德的制约，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的约束下，实现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这为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提供了前提。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利己更要利他。集体主义将利己与利他相结合，既把社会集体利益摆在首位，同时又充分肯定和保障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努力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实现义与利的结合，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

“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这里的“全人类的利益”就是自利和他利的道德因素的统一，就是集体利益的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的应然选择。

（一）道德建设与现实国情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道德建设既要反映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一般特征，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吻合。首先，道德建设应该正视和承认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形成通过正当途径获取权益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并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而是反对极端功利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维护个人财产权益的道德共识，同时使个人通过努力后的收益同社会收益相匹配，从而提高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其次，在承认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弘扬集体主义精神，使利己与利他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另外，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受着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指出：“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将能够给那些既有益于个人完善又有助于其他人幸福的品质提供培养和发挥作用的环境，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控制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和行径”。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推进需要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向前发展。

（二）“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不仅处在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中，而且也处于一定的精神关系中。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实践主体的价值定位往往是个人本位，使“经济人”趋向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于这类弊病，必须借助于“道德人”的培养才能超越。因此，道德建设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应该使行为主体达到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和追求社会利益的“道德人”的完美统一，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道德激励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市场经济对竞争原则的公正性和遵守规则的严肃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完善“经济人”的交易行为，人们才能逐步培养成守合同、重信誉的良好道德风范。大力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提倡文明经商，重视职业道德，讲究社会公德，使社会正气深入人心，形成市场秩序的良性循环。

（三）法治与德治的整合。

市场经济既是法律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没有法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将会遭到破坏；同时，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等价交换等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道德建设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对市场行为主体的规范。法治与德治的整合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有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又不能完全离开伦理道德的支持。法律和道德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制，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法律以强制方式规范市场秩序，是一种他律的手段，具有强制性，是保障市场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往往需要相应的成本；而道德是市场行为主体在道德意识支配下自觉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自律的体现，具有自觉性。道德约束的力度越大，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越大，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越低。在实践中，法治是德治的重要保障，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德治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因此，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协调将共同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只有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吻合的“良法”，才能被社会成员所认同而产生实际的持续效力。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并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有配套的道德体系与之相适应，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内含新道德规范的法治经济，需要法治和德治两种手段的结合，行为主体实现“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道德建设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逐步提高，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和道德约束。这一环境下所培育的道德作为内在影响力可以塑造和强化人格的可靠性，作为外在约束力可以抑制不诚信行为的出现。同时，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也将为道德建设铺平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扬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加强道德建设，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 9 9 1

3.[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孙瑜译。伦理经济学原理（中文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英]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97

5.龙静云。以诚信进德立业。江汉论坛，2002（2）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9

【关键词】国有企业；功能；社会责任

一、对国有企业的比较

1.对中外国有企业的比较

在我国，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的国有企业同国外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对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同外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分布领域比较广，除了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中占绝对优势外，还在制造业，某些第三产业中占很大的比重，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中。其次，我国国有企业同外国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着不同，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比较单一，除极少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外，绝大多数仍然是单一的国有资产结构，还没有进行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而国外的国有企业具有结构比较多元化、资产集中速度迅捷化、管理方式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散化等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增强，有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三，我国国有企业同外国国有企业在管理方式上有所不同，我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以直接管理和行政管理为主，且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尚没有真正实现分离，而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更侧重于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使其积极的参与市场竞争，把国有企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2.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比较

国有企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不同。就生产领域来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建设和社会消费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文化产品的功能，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基础；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向公共领域集中，主要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从经济利益方面来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所得的经济利益，是国家财政收入的80%--90%，是国家政府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不仅肩负着制造主导产业的功能，还要更好的参与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等诸多功能。从控制力方面来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行业和功能，它是兼有生产、保障、管理于一身的综合体单位；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更加专业化，其控制力更加集中的分布在少数行业和领域，由于资源等是有限的，因此这时期的国有企业的集中程度高，控制的力度也随之增强。从社会功能来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担当了政府的诸多角色，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时的国情民生；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发展更能体现“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逐步向国外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靠拢。

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1.国有企业高度的控制地位所造成的问题

国有经济是国家政权拥有、掌握并控制经济，它自身并不能决定其性质，它的社会经济属性取决与其执行的功能和服务的目的。我国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偏差，我国一直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些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各项政策法规中，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而现在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和限制了全民福利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的行业工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为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过大。国有企业以控制国家经济为依据，凭借行政权力形成垄断地位，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国有企业由于经济的垄断地位，在企业内部实行高薪金、高工资、高福利，这些原因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给全民福利的提高形成了强大的阻力。

2.国有企业没有实现社会目标

建立国有企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全民福利，我国国有企业的目标在一开始是被当作全民所有制企业建立的，直到改革前，尽管在民主决策等领域还不够完善，效率也不高，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较能体现公有制的本质特征，也基本上实现了为全民礼仪服务的宗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制度的改进，国有企业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最突出的有：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职工自己享用，利润也只是为了自己服务。自1994年以后的时间里国有企业一直没有上交过利润，虽然现在国家制定政策方针指出要让国有企业上缴所得利润，但也只是总利润的5%，而绝大部分的利润被留在企业内部，转化为企业的新投资和职工的高福利待遇，从而加大了社会贫富的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不利社会安定，为国家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统一的公有制经济已经分解，事实上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分级所有，成为极少数内部人员控制的特殊的的经济利益集团，它与全民利益基本上失去了联系，成为了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它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发展，忽视全民利益，它并没有真正代表全民和向全体社会成员真正负责的机关来管理行使所有权。不管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社会成员，还是微观角度来看的企业内部员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收入分配的民主参与监督都已极大程度的被弱化了。

3.国有企业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违背了市场的原则，不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国家以所有制、企业规模等作为限制条件，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类型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这种行为首先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阻碍了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不利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其次，这种行为造成了行业间的垄断，而国有企业由于有国家政府部门的庇护，缺乏内部创新的革新动力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长期以来，阻碍了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甚的是影响综合国力提高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安慰。

三、国有企业功能的定位

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必须以实现全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不能只强调资产本身的保值增值，应该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出发，实现全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实现全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国有企业就应该处在社会责任的高度，处理一些问题，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作出不利于社会的事情。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功能可以分为经济责任、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属于国有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而政治责任是建立在社会义务的基础之上的。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包括：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财政创造收入；提供合格产品和服务；高效率的经营。法律责任包阔：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合法经营纳税。政治责任包括：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服务国家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他重要领域，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支持政府的其他重要政策面目标。道德责任包括：加强环境建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对消费者权利负责；对供应商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建设；遵守商业道德。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内容和主次顺序上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我们必须把国有企业进行划分，分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和垄断型的国有企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分类，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的履行社会功能的责任要略低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但其经济功能要处于绝对的有利地位，因为这类企业的亏损、倒闭必然带来国家利益损失、人民失业问题、债务问题等社会负担，而且经济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功能的履行，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该类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应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在自己生存和发展得到基本保障后，企业才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尽社会责任，从而更加完善的旅行社会功能。

而对于垄断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的政治责任应居于社会功能的首要地位，经济功能出于次要地位。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的关系，经济功能产生于政治功能之中，实现政治功能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必然涉足经济领域。经济功能又是实现社会功能的基础，能更好的实现政治功能。离开了经济基础，就谈不上履行社会功能。因此，垄断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体现和为效率最大化，即如何最有效的履行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否则寻租行为将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总之，该企业应该以政治功能为重，在获得垄断利润后扣除维持和发展所需资金，应该全部投入到社会责任中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利。

四、总结

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大家普遍对国有企业缺乏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导致了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改革对象不明，措施混乱，缺乏整体规划等，从而出现”乱治病“这种情况。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对某一点，或某一面的改革，而是对于整体规模的改革。把国有企业和民营等其他形式的企业的性质，功能和特点对号入座，分工明确。该国有企业管的地方，国有企业就要积极地发挥作用，该私人企业或民营企业管的，国有企业就不要插手，以免两者之间发生冲突，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让国有企业在我国企业当中真正发挥”领头羊“的代表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李志强,郑琴琴.现代企业功能定位转移――企业社会责任的新视角[J].企业经济,2007,4.

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