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在化论文十篇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1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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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2

论文内容摘要：都市农业作为一种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结果，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本文在讨论都市农业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外都市农业的差别，最后提出了我国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发展都市农业的战略意义

（一）都市农业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兴起

早在1898年，都市农业理论就产生了。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就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一切福利结合在一起。从20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了几次从城市中心向郊外推进的浪潮。第一次浪潮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促使城市中较富裕的人开始向郊区迁移。第二次浪潮由于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不断向邻近农村渗透，形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郊区城镇化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度城市化的弊端和人们对城市环境在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的要求，使都市农业应运而生，它被认为是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都市农业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

“都市农业”最早见于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上。1935年日本学者青鹿四郎在《农业经济地理》的定义：分布在都市内的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者提出“都市农业区域”和“都市农业生产方式”的概念。1969年日本矶村英一教授提出“都市第三空间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农学家李谋监提出了“城乡互赖理论”。1974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孝岭提出了“环境农业理论”。

在我国，俞菊生比较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农业的定义。李岳云认为，都市农业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满足都市居民多层次需求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型多功能农业。顾海英、周小伟认为，都市农业是动态的地域经济概念，是随经济、科技、社会进步分阶段发展的农业。目前，较一致的定义是：都市农业是都市经济发展较高水平时，随着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融合，为适应都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在整个城市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农业生产和运行体系。

（三）都市农业特征的多样性使其承载多种功能

关于都市农业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农业具有特定的空间布局、功能的多样性、高度智能化和信息化、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可持续性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从区位上看，都市农业既存在于都市内部，又包括都市化地区与周边间隙地带，因此具有市场区位优势明显的特征；从都市农业的消费群体来看，它有明确的城市指向，即城市需要决定都市农业的发展。关于都市农业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农业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有的学者则认为都市农业除了具有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外，还具有第四项功能——辐射、示范功能；还有的学者把都市农业的社会功能具体化为教育功能、文化功能、游憩功能等。刘斐，戴学来认为，与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具有城乡融合性、功能多样性、高度集约性、高度开放性、环境复杂性等特征，但其本质特征是“围绕城市、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具有生产基地、生态屏障、旅游休闲、引导辐射和示范教育等多种功能。

综上，都市农业是一种与城市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农业现象，是都市圈内进行的农业，是城郊农业的高级阶段，发展都市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城市角度看，都市农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农村角度看，发展都市农业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统筹城乡发展角度看，都市农业既合理利用了资源，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必然选择。

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对都市农业的探索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对大城市地区农业生产的制约，提出了“城郊型农业”的概念，并定位为一种以城市为依托，适应城市市场需要，利用优越地理位置，以生产鲜活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到了9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客观上要求改变农业单方面为城市食品供给服务、保城市“菜篮子”供应的定位模式。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都市农业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了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活动。

我国大城市进行现代都市农业的实践探索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上海发展都市农业的定位是基于都市规模扩大，城镇化水平高，制造业逐步外移，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农业发展面临发展与空间、发展与效益、发展与需求的矛盾，以及市民对良好生存环境的要求而确定的。北京市明确提出要以现代农业作为“都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市场制高点、强化其食品供应、生态屏障、科技示范和休闲观光功能，使京郊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先导力量。北京都市农业功能定位为食品生产基地功能、生态屏障功能和休闲度假功能。其他地区都市农业的探索以及形成的不同模式，从总体上看是符合各地实际的。各地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都市农业经济效益较差，自我发展的后劲不足。主要表现为投入较少，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产品结构趋同，名特优产品不多，高附加值产品规模偏小等。

（二）对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作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新领域，都市农业研究主要涉及城市与农业两大学科体系，而我国城市经济科学主要研究非农问题，农业经济科学则主要研究乡村农业问题，农业和城市经济相交叉的理论中有关农村城市化的研究甚多，对都市农业的讨论较少。加之都市农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短，还停留在国外发展都市农业的理论、经验介绍层面上，对都市农业的理论深化、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发展水平、效益以及城市发展的关系等尚缺少系统的深入研究。

在实证研究方面，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走在了前列：邓蓉等通过对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农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和城乡一体化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理论根源，并据此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俞菊生等提出了构筑上海都市农业的两大突破口和六大创新体系；牛宝俊等则从农业科技角度对广州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三个圈层、三大板块、四个绿化走廊、一个江心岛”的总体布局模式。

国外发展都市农业的主要模式及其理论探索

（一）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都市农业在国外发展较早，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高，能充分利用科技提升都市农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同时各国结合自身实际，在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生产功能、文化休闲功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呈现不同发展模式。以生产、经济功能为主的美国模式。在美国，都市农业占美国总面积的10 % ，其生产的农产品价值已占美国农产品总价值的1/ 3 以上。美国有学者认为：都市农业是一种创新与变革，加强了农民和消费者的联系，增加了区域食品供给，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的德国模式。上世纪70年代以后，市民农园宗旨由保证食物供应和建立健康的生活理念转向以农耕体验和休闲为主的经营方向，逐渐形成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的都市型农业模式，并在欧洲流行。经济、生态和文化功能兼顾的日本模式。日本政府1970年制定《新城市计划法》，1971年制定了《农业振兴地域整治法律》，主要内容是规定保护农业和绿地面积，限制市内新的开发行为和无计划的扩展，鼓励农民安心经营农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观光旅游农业、建立自然休养村、专业观光园、娱乐农园、农业公园等。

（二）对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经营性工厂化农业的研究。在城市化水平高而土地稀缺国家，位于城市化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能率先享受城市强大的资本、设施、科技和劳动力的高度密集性、经济辐射力、便捷的交通以及先进的生物技术，具备了实现工厂化生产的条件，这方面研究重点放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服务型都市农业的研究。Dana sill首次将都市农业纳入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范围，认为要积极接纳都市农业作为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方面研究，以日本的研究成果最丰富。

实现我国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国外经验与我国实践相结合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发展都市农业的实践呈现出发展不平衡，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科学技术和人才的利用水平比较低的特点。而国外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已有很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这些经验、教训和发展模式都将给予我国的理论研究提供国际借鉴，从而避免在都市农业的实践探索中走弯路。

（二）产、学、研相结合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要依靠人才、科技的优势，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要重视生态环境、文化及经济性等，这是都市农业发展共性的一面。但是，不同地区的条件优势、地理位置不同，发展都市农业的切入点和模式也不同，切入点和模式不同，其内在的经济规律也不同。因此，应积极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都市农业，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更要加强城郊农民新型专业技术培训，以增强都市农业发展的后劲。

（三）宏观战略与微观规划相结合

从宏观上，都市农业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东部、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应当发挥城市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人力资本集中的优势，借助高新技术的应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尽快实现由城郊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的战略转变。在沿海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和中西部一些较大的城市，都市农业应当逐步成为农业的发展方向，成为这些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微观上，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根据城市经济、社会、生态需要及周边农村需要进行规划、引导发展的，应该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由近到远、由点到面、由单一类型向多种类型、由近郊向远郊逐步推进。

（四）加大投入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为了增强都市农业自我发展的后劲，政府必须站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都市农业。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投入管理机制。要充分运用WTO规则中允许的 “绿箱政策”，加大政府对都市农业研究、培训、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促销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补贴；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开发都市农业，规范民间资本投资机制；最后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还要加强市场调研，逐年缩小传统产品的种植比例，增加种植名特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搞好营销服务，延长都市农业产业链，实现我国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3

本文首先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总结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WTO贸易规则框架下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改革的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农业保护仍然广泛存在，进而阐述了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改革WTO；协调机制；政策建议

一、导论

（一）选题意义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各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农业历来是各国政府保护的重点。农业保护严重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使各国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贸易保护、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经过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农业协议》，奠定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从《农业协议》开始实施至今，各国遵照《农业协议》履行承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同时，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完善。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作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为此，深入研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遵照国际协议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全面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国内农业安全以取得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如特丽?西库勒（TerrySicular）（1989）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进行了探索，提出非农业政策可以加强或破坏农业计划，建议中国建立考虑全面和注重协调的有效农业政策，并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平等的地位上；曹苏峰（1998）以翔实的数据深入分析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价格变化、贸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变化；田维明等（1999）通过GTAP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福利水平；罗余才（1999）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总量与产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张汉林（2003）则在介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情况进行了总体阐述，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受理的一些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从农业产业地位、农业政策选择、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中缺少以农业政策变化及现有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的论述。本文试图以比较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分析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进行论述。

（三）结构安排

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程，并总结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论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的改革，认为尽管在《农业协议》的约束下，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保护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使农业保护主义得以生存、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对其进行完善的措施。论文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4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农民收入 协整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目标，迄今已经30多年。由于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其理论和实践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视野上对农业现代化内涵、农业现代化的演变历程和农业现代化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也有部分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可以有效保证农民收入增加，而且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结果，最终的动态均衡也将是农民充分享受农业现代化的成果。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研究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理论与方法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用于确定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者均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在实证检验和建模之前首先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此后，要对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很多，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Mackinnon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和Bays法。本文将以Johansen和MLE估计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最后，对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

样本说明

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农用机械设备的改进。所以本文在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测算中以农业生产主体——农民的素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机械化三个指标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构成。农民收入以农民纯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由于以上四个指标的量纲不同，本文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纲处理。即每年的数值和1990—2006年间的均值作比较，得出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民素质指数和农业信息化指数、农民纯收入指数。这样农业现代化指数就等于农民素质指数、农业信息化指数和农业机械化指数之和。

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分析

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农业现代化指数（Lam）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Lnc）取对数。随后对取对数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探索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

（一）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 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的ADF 值都小于1%临界值，因此认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由于这些序列是不平稳的单位根过程，但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采用Johansen特征根轨迹检验考察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具有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对农业现代化是否显著地影响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由表3可以看出： Lnc不是Lam的原因，它成立的概率为0.6767%。在1%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是Lnc的原因。对于另外一个原假设——Lnc不是Lam的原因的概率为6.528%，在5%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成立，即Lnc的增长不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的增长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增长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显著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显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之间稳定地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农业现代化的波动与农民收入的波动总是高度密切相关的；农民收入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所以，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合理均会导致整个发展的不协调。在下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从作用机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1.周杰红，黄祖辉.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J].农业经济，2002（11）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机化包容性增长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主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近年来农业论文，国家对农机化事业财政补贴政策范围不断拓宽、力度不断加大、标准不断提高论文范文。农机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虽然近几年农机化发展很快，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如果购买农业机械是用来商品化服务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如果不是用来搞商品化服务赚钱的，只是自己一家用的，那么尽管政府补贴了10%，或者30%，甚至60%，毕竟农民自己还要掏90%，70%，40%的费用。一家购买一台农机，显然浪费太严重。因为农业特有的季节性，不少的农机具在农闲时不使用，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中国人均耕地又很有限农业论文，不同于美国的大农场，动辄好几千上万公顷地，购买农机具利用率较高，而我国的小农户，每家十几亩地甚至更少，买一个农机具实在是太不合算了。所以只是从农机政策补贴发展总体来看，虽有好政策但局部农民利益是不均衡的。“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就是让更多农民通过合作社享受到农机化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论文范文。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是规模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加速了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有效整合，取得集约化、规模化效益。

目前的农机下乡补贴制度鼓励农民买农机，不买就拿不到补贴。这让不少农民犯难，不买吧，国家给的补贴就拿不到，而买吧农业论文，使用效率又成问题。农机合作社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能够主动、合理地购买和配置农业机械，提高了农机具的配套比，相对集中调剂使用农机具，实现适度规模的作业服务，而且根据农作物田间管理的需求，灵活匹配机具以满足各种不同作业的需要，做到一机多用，提高机械利用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先进农机具有了用武之地，规模化经营，既节本又增效，农机合作社的规模效益是一家一户经营无法比拟的。

合作社在解决农民购不起农机具的问题上更具优势。合作社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农业论文，是成员之间的互助性组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论文范文。在这种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作用下，农机合作社除了通过向金融部门贷款和获得政府农机具购置补贴外，还可通过合作社的资本金积累和向合作社成员定向筹集资金等方式，从而能解决购置大中型机具、高性能机具和配套机具的资金短缺难题。农机合作社在农村，被很多农机户看好，他们纷纷表示，在合作社里，大伙儿一起干活，干劲儿更足，风险也相对更小。遇到什么事，大家一起想办法，比自己单干更稳妥。这些加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民不仅收入比入社前增加许多，而且还拿到了合作社经营所得的赢利分红。

目前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严重制约了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使用，人均一亩地农业论文，户均几亩地，非常不利于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尽管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办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具体的政策促进土地尽快流转，实现集约化经营。希望尽快出台政策，促进土地适度集中在有知识、有经营头脑、有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手里，使新的生产技术得以利用，先进的农机设备得以推广，从而推动农村快速进步，实现农村经济“包容性增长”缩短与先进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差距。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毛泽东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性服务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严重，落后的农村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与艰巨的任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必然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还对于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的倾斜力度，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模式；镇园合一；农民增收；区域经济；农民收入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9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14-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4.096

“镇园合一”是近几年城镇化发展中一种新的模式，“镇园合一”为推动城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而农民收入结构、收入增长等都受到了这种新模式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该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试图明晰新型城镇化中镇园合一与农民增收的理论轮廓，以利于该研究领域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关于“镇园合一”的研究

1.1 “镇园合一”的概念

“镇园合一”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农村经济发展形态，是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近几年各种产业园发展迅速，园区经济已经逐步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许多地区产业园区已经与当地政府融为一体，形成了镇园融合的新体制。目前学界对于园镇两者关系的探讨观点不一，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镇园合一”“园镇整合”“园镇互动”以及“园镇融合”。基于这些观点，学者对“镇园合一”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园镇融合是一种园与镇相互靠近的过程，把职能相同的部分融合或是糅合为一，而园和镇又保留着不能融合的各自独特的职能和特征；二是园镇融合是一种产业集聚的园区与较小行政区域的镇的和谐形态，两者的结合会呈现出相互协调、互促互进的局面。

1.2 “镇园合一”的模式

模式是指从大量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事务结果与运动形式，是对典型体制和体系的描述。在总结典型案例和查阅相关文献后，归纳梳理了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镇园合一发展模式：刘新华（2014）在分析江苏省南北合作发展模式演进特点的基础上，对江苏新兴产业科技园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描述：依托镇共建园镇一体新型产业园区的“共建模式”。邓韦根（2004）提出了园镇动力机制的内涵，从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安排这四个方面论证了园镇“结合互动耦合进一步互动”的“园镇耦合”模式。喻辉（2013）以北盛镇城镇化建设为例，总结出“园区设计、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的“园镇联动”发展模式。

1.3 “镇园合一”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理论界在讨论镇园合一等新型城镇化形式过程中，主要运用区域比较优势、主导产业选择、增长极、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理论。

1.3.1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赫克・谢尔俄林对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从要素结构差异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近年来，社会经济网络、区域创新网络等理论使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延伸。目前，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镇园合一依托当地的特色产业，强调特色就是优势。

1.3.2 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特在其著作《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主导产业进行了比较明确、系统的研究，率先提出了主导产业的概念。李新、王敏晰（2007）在《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评述》中对主导产业选择理论作了探讨，认为政府应当优先扶持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

1.3.3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将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看作力场，那么位于力场中的主导部门就是增长极。“园镇合一”中的产业园区是镇区内的工业综合体，而园区经济正是追求成为这种增长极。

1.3.4 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遇到难出销、农民增收慢等问题，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自发地进行了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实践。在此背景下，夏英、牛若峰（2000）率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刘成玉（2003）提出了“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竞争力”的观点：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产业园区可以作为产业经营的基础环节来开展，能够促进特色产业的培育和优势区域的形成。

2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2.1 关于农民收入构成的研究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进行了具体划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张晓山在其2007年发表的著作中将农民收入来源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其中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中第二、第三产业收入。朱姝帆（2009）综合了两种农民收入划分方法，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刘书琪、姜绘绘（2015）采取了同样的划分类别，并将土地的使用权被转移出去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目前关于农民收入构成的讨论没有太大的分歧，划分标准和统计口径也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被广泛运用到涉及农民收入的研究

之中。

2.2 关于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和稳定增长是三农工作中的重要着力点。几年来，关于农民增收的讨论从未停止。李国祥（2007）从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农民从事第一产业收入的货币化进度、现金收入增长等多角度考察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初步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是存在的。韦向阳、郇红艳（2013）基于对1992～2010年农民收入统计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安徽省的农民收入作为考察对象，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农民机械化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效应。杜吟堂、党国英（2007）则从农业相关制度的角度出发，将产业化经营、农民组织创新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列为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2010年，《农业经济》第3期杂志刊登的《北方地区农业产业一体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一文中进一步佐证了产业一体化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而在张亦工、胡亦虎（2007）的研究中，两人从农业财政资金整合的视角出发，采用双对数模型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模型参数显示农民自来水管道供给、农村公路设施供给等都对农民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

2.3 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肖卫东、宋元梁（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城镇化是农民增收的根本路径选择。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破除这个难题的新路径。（2012）提出要努力消除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对城镇化进行创新和升级。推进城镇的聚集和发展，聚集城镇的生产要素，使居民就地就业，是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的重要手段。李子联（2014）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制度、支农政策和户籍制度的调整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并运用Hausman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支农力度的加大、农地制度的新调整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户籍制度的实施却与农民增收具有反向的变化关系。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第99期刊登的《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以陕西武功县为例》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根据模型结果，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2.4 产业园区农民增收的措施

孙自铎、汪建国（2003）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约束农民增收的制度，将城市化作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发展为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根据各地的报道和案例分析，近年来我国园区产业化经营的组织类型大体分为“市场+农户”“基地+农户”“公司+农户”等模式，杜吟堂（2007）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政府政策应更多地倾向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产业园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稳定地促进农民增收。王晓燕（2010）基于黔南州农民增收现状的分析，认为增收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1）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促进农民规模经营；（3）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这为产业园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韩俊、王翔（2015）在其所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推进动迁农民市民化的经验》报告中分析了苏州园区管委会的经验：（1）成立专业合作组织；（2）为有能力创业的动迁农民提供政策支持；（3）鼓励培育动迁农民从事第三产业。

3 结语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认为，对园镇融合、新型城镇化、农民增收等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进展快，成果较多。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镇园合一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镇园合一中农民收入的讨论更是凤毛麟角。而在农民收入及增收这一块，学者们普遍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而没有将当地实际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在技术路线的选取上，主要是采用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客观性。而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学者们采取了定量分析，构造了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得出了客观的研究成果，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实际工作者应该在园区建设、农民增收基本理论等领域进行更科学、系统的探讨，为园镇发展中实现农民可持续增收提供可借鉴的智力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新华.探索园镇一体合作共建新模式――以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为例[J].规划师，2014，（4）.

[2] 邓伟根，陈文和，苗李娜.园镇融合刍议[J].南方经济，2003，（12）.

[3] 李新，王敏晰.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述评[J].工业技术经济，2007，（7）.

[4] 夏英，牛若峰.中国乡镇企业：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0，（6）.

[5] 刘成玉.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3，（4）.

[6] 张晓山.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7] 朱姝帆.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9，（1）.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8

论文摘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标志。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农民私人为投资主体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快速推动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研究表明，土地经营规模、农民收入、农业机械价格水平、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农业机械化产生重要影响，对现阶段的促进政策有重要启示。

一、导言

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政府已经将发展农业机械化列入国家支持政策，提出走符合国情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近几年来，有关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如何发展农业机械化开展了多角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理论支撑。

(一)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制度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从建国后开始的，伴随着制度变迁发生了重大波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市场需求机制为基本特征，农业机械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领域，个体农民拥有和经营农机数量迅猛增长，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当改革的设计目标还远远没有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时，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实践清晰地走在市场化道路上，承包制中的农机户是最早的市场活动主体，农机经营服务一经诞生即按市场机制运作，自买自用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理念已被打破，初步形成了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个体私有私营农机为主导的历史时期。农民成为农机投资与经营的主体。

(二)农业机械的功用

农业机械是在农业生产中代替人力和畜力来进行农业耕作的现代化装备，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另外，农业机械在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现在的购机者主要将农业机械作为资本品投资购置，用于提供作业服务来获取收入，增收致富。另外，农机的购置还满足了购机户自身的生产、生活需求，如完成自己的农田作业，甚至将运输机械还作为交通工具使用，成为生活水平的一种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机械在农民中所拥有和使用的程度已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和手段。这些都说明了农业机械在我国具有多功能性这样一个独特的特点。

(三)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的相关性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如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原有农用机械化水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等因素影响了农机的户有户营发展水平(陈升，1986)。杨敏丽等学者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显著相关，农机化作业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约1个百分点(杨敏丽，2003)。祝华军利用农机净值建立估计模型得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同农业劳均农机净值和劳均耕地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的结论，即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机净值增加1元，则全国将有11万农业劳动力被农业机械替代出来(祝华军，2005)。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进行分析。

二、样本数据的选取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资料的选取

在样本指标选取上按照全面性、简洁性、可操作性原则，参阅国内相关农业机械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选取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选取时段为1983～2006年。这是因为安徽凤阳地区极少数生产队从1978年年底开始试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的大范围推行是逐步实现的。1980年1月。全国只有1.0％的村庄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0年12月为14.4％，到1983年底，97.7％的村庄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林毅夫。1988)，因此，本文认为1983年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时间分界点。

本文数据均取自历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并进行适当处理，其中，2006年的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是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供的统计数。同时，本文认为在这个时期以1996年为分界时点，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受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方式和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的影响，本文也有意考察这个政策变化的影响。

(二)变量设置

本文在度量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时，选取了劳均土地经营规模、农民可支配纯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转移比率、农业机械产品价格、政策变化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1　被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本文关注的是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这一概念，对其测算是一个关键，农业部根据耕整地、播种和栽植、收获、粮食、植保和灌溉机械化程度计算农业机械化综合作业水平，学术界通常取前三项作业机械化程度，按其权重其平均值，但是，这种方法误差很大，业界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计算也颇复杂。考虑到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生产环节差异太大，对机械化要求不同，在此不直接测算各项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而是采用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PAM)的高低来反映农机化发展状况，其高低可以直接测度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这里不考虑农业机械从事非农生产和用于农民生活中的比重，而假定本文所界定范围的农业机械从事的都是农业生产活动。

2　解释变量。农业机械的使用目的直接决定其发展的一些因素选择。改革开放前，农业机械以规模经济技术因素投入。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影响其增加的因素显然不同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成为一般的资本品，私人投资成为主体，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从事农机作业服务，获得收益，增加收入，而农民使用农业机械的目的是降低农业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活舒适性。因而，农民的收入等个体因素均会对农业机械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里设定农机作业价格、作业成本以及单位面积作业收入不变，综合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在计量分析中考虑以下几个：

(1)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本文以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均经营耕地面积(PFL)来反映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据有些研究和作者的调查表明，地块平均大小(即耕地细碎化程度)比该指标还要小，更适合用在此处分析，但是系统的统计资料并不完整，无法使用，因此，本文借PFL来反映土地经营规模，规模越大，越能充分发挥农机作业的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作业成本、地块间转移成本和交易成本。从农业机械发展的总量上看，一些学者预计的由于受到户营耕地细碎化对农业机械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并没有出现，其中原因值得研究，难道在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可以背离基本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自然规律”?

(2)农民受教育水平。本文使用农民人均接受教育年限(PFE)反映受教育程度。农民接受教育时间越长，对新技术和信息了解越多，掌握越快，更易于推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会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3)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RPFI)的提高，使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主要经济指标，生活舒适程度的提高创造了对农业机械技术的需求，推动着农机作业服务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带动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民更加有经济能力投资购置农业机械来开展服务，获得过多的收入。

(4)农业机械产品价格。这里取机械化农具定基价格指数(FIP)来反映其影响，该指数越高，农民增加农业机械投资的可能性会越少。

(5)劳动力转移数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越多，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推力越大，本文采用农村劳动力转移率(RLT)来考察其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6)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文中采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CAP)，即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相对比重与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所有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间的比例这一相对数值来比较研究农业劳动报酬的差别。同时，对其与农业机械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7)有关政策的变化。虽然1983年后农业机械的生产和销售取消了计划经济下的调拨配给制度，并已按照市场化运行，但是农业机械作业所需的柴油、生产所需的钢材等原材料还维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格双轨制状态，因此，该时期内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持还维持以物资调拨、平价供应隐性补贴的形式。补贴数据与力度无法按照经济指标来获取统计数据。而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持以财政资金为主但资金分散杂乱，本文认为，此研究期间的国家支持农业机械化的力度不变，本文以1995年为界线设立政策变化虚拟变量(D1)进行检验。

除上述因素外，农业机械化发展还受到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如GDP的增加，改善了农业机械生产和作业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政府采取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考虑到与农民人均收入的高度线性相关性，这里仅以RPFI变量进行考察，以避免引进严重的多重共线；国家整体水平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使更多品种型号和更高质量的农业机械得以设计生产，农业生产的需求得以满足，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由于农业机械研发方面的投人数据如R&D投入强度没有相关历史统计对比，而且基础理论研究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滞后期难以量化，故本文对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归入随机误差项。

三、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研究使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探究以上解释变量因素可能对农业机械化造成的各种影响及其水平，以及它们中间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首先对亩均耕地拥有农业机械动力(PAM)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CAP)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过取滞后期m=1，2，6分别检验，可以看出，PAM不是引起CAP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CAP是引起PAM变化的Granger原因，因此，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中不宜排除CAP。本文采用了普通多元线性单方程形式进行回归分析。

(二)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使用Newey-West异方差自相关一致协方差方法校正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除了农民人均接受教育年限(PFE)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cAP)这两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达到了1％和5％的显著水平。但是，农民人均耕地面积(PFL)这一变量的符号与预期并不一致。

对模型估计的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受到农民人均纯收入(RPFI)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比例(RLT)的显著影响，且都有正向影响关系，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农民收入提高了，一方面代表着农民生活水平上的提高。农民租用农业机械代替人工完成部分农田劳动的愿望也会随之增强，而且也更具有经济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的提高使的农民有经济能力购置更多的农业机械为自己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和开展对外作业服务赚取更多收入。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越多，意味着在相对稳定耕地上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越少，越需要更多的农业机械来完成更多的农业生产环节，推动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受到农业机械销售价格水平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讲，机械价格越高，租用农业机械的价格也会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对其反应越敏感，会较少购置和租用农业机械，这也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因此，价格水平(FIP)对农业机械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也相一致。

3　从理论和经验认识上看，农民文化水平(PFE)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有利于购置和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但从估计结果看，这一影响不很显著；同样不很显著的还有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CAP)，理论认为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农业生产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会越高。农民从种地中获得的收入比例越高，会从根本上鼓励农民购置和使用农业机械，但估计结果仅在10％的水平显著。

4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PFL)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构成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与理论预期方向不相一致的一个变量，也与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的耕地细碎化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观点似乎矛盾。但就我国农村现阶段的具体发展状况和农业机械功用而言，这一结果具有现实性。因为农民购置农业机械一方面为他人提供作业服务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大量的小型农业机械，如小四轮拖拉机、农用三轮车等主要是农民自购自用，有的兼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因此。这一结果说明农业机械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已经出现。

5　本文对于政策变化(D1)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的估计结果也是显著的，表明农业机械化对政策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四、结论与启示

从本文对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与对相关政策的启示一并总结如下：

第一。农民收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增加对农业机械化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内在力量，国家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农业增收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也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发展。

第二，农业机械的价格水平还是影响农民购置农业机械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进行直接补贴是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效措施，可以提高农民的购机积极性，提高新型农业机械的存量水平，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而目前不应将小型的行走动力机械纳入补贴范围，通过下面的结论会更清楚其中原因。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9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10

关键词：法国，农业现代化，启示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政府追求的战略任务之一。总结和借鉴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型国家——法国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挑战、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解决“三农”问题，探求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业现代化的含义

1．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在现代化理论中，虽然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定义有所不同，但学者们普遍接受现代化的两个基本内涵：一指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二指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

2．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含义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应该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农业特点而提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多种多样，目前，较为一致的为：（1）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转变过程，（2）农业现代化是所达到的相应水平时的一种农业状态。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可表达为：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健全的社会化体系服务农业，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其基本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投入结构、资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等，提高农民素质和收入，实现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法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

从20世纪60年代实施农业现代化开始，法国农业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法国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广泛应用自动或半自动的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过程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并己发展成为高效率、集约化的现代农业。法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是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系统的过程。法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无疑是成功的，总结他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的一些措施，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1．注重农业的经济投入

法国农业之所以有大的发展，是因为战后法国政府加强了财政干预，大力扶持农业，包括增加农业预算支出、扩大农业低息贷款、提供巨额农业补贴，尤其是在高速发展时期，农业投资曾长期占有较高比重。如1975年法国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为33.379亿法郎，用于农业投资的新增贷款50亿法郎。国家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73.9%到1987年法国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已经达到了269亿法郎。法国政府采取的农业投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从税收、财政补贴和信贷等角度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特别是农机具给予资助。 （2）以补贴和贷款的方式对农民实施的水利、道路、电气化和土地整治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资助。（3）对农产品价格实行保护政策。（4）农业发展科研教育和培训及农产品销售合作社等项目的政府投资。政府对农业的大量投资，加速了资本和土地的集中，大力推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和一体化生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2．构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把家庭小规模生产联接起来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把家庭小范围的经营和整个社会的大市场联系起来，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在法国，农业合作社种类很多。农业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是农业合作社的主题，包括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和生产资料供应等。在法国的120万个农场中，有100万农场主参加了产前、产后的流通领域合作社。法国流通合作社属于纵向联合的合作社，合作社来组织、协调和推动家庭农场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通过流通领域合作社的运作，使家庭农场成为了食品加工企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基地。这种不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农业生产者纳入到纵向一体化的合作轨道是法国农业合作社的最大特点。

3．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农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现代化农业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经营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法国把农业教育作为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法国政府对农业教育进行改革，提倡公私共同兴办农业教育，由高等院校、农业高中、农业初中和半工半读4个层次组成农业教育体系，围绕“学以致用、就地施教、面向农村”开展教育，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文化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国家、省和农场3级技术推广委员会，尽快把农业科研成果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4．农业规模化经营

对土地集中和农业互助合作给予财政支持。为了扩大农场经营规模，法国政府购买“无生命力农场”的土地，并优先卖给大农场主。政府规定出售土地的农场主可得到35年的预备年金，以鼓励老年人提前退休。对于转业来经营农业或扩大农场规模的青年农民，国家给予财政援助。对购进土地的大农户给予免税登记、无息或低息贷款。对停止经营的农场主或出租土地者（出租土地18年以上）由国家发给奖金。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广泛而充分的运用，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5．用多层次、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农业现代化

法国的现代化农业，是由多层次、多元化纵横交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保障的。，启示。，启示。这些服务组织不仅跨地区提供科研、生产、试验、推广、教育培训、技术信息咨询、质量认证、销售及跟踪维修等服务，而且依靠自身拥有的实用的技术、准确的信息及可靠的手段，为农业生产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农业经营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启示。，启示。法国形成了由政府、农会、农民以及私人企业等组成的有效服务体系。，启示。法国农用工业比较发达，私人企业销售网遍布农村，有的还开办出租业务，出租农场主买不起的大型农业机械，例如联合收割机等，服务周到。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农民也合作开办一些生产资料合作社和生产资料供应社，进行产前服务。生产资料合作社由若干农户集资，主要是用银行贷款购买农业机械，雇佣驾驶员，共同使用。生产资料供应社主要供应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另外，由于法国农产品过剩，有关销售问题，除了私人企业外，农民们组织了各种产后服务的合作组织。

三、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几点启示

1．国家要加大农业投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面对市场的国际化和竞争，投资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刻的技术革命和财政投资，法国的农业生产不可能有飞跃式的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科技、人才和资金，不是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支持。借鉴法国的经验我国应因地制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要求，多元化多渠道筹集资金，并激励农民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当前，应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导向，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信贷投入为驱动，外资投入为补充的农业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农业投资机制，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确立投资主体的职能，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同时，政府为了保证资金的按时到位和合理使用，还应该加快农业投资立法进程，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克服政府投资的随意性。通过法规约束，来保证对农业投资的稳定增长及对资金使用的有效监控。

2．国家要建设齐全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

多年前，我国农业改革建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分散的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围绕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应积极引导和支持以行业或产品为纽带的各类民办的专业协会、研究会和合作社等农民自发的服务组织，发挥其在保护农民利益、沟通市场信息、组织产品运销等方面的作用。当然，要实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借鉴法国的经验，当前流行的靠订单联系起来的“公司+农户”模式是一种松散而不持久的“订单农业”产业化模式。最好的办法是:在实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采用产业一体化组织战略，塑造崭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启示。成立各种行业协会和产加销联席会议等行业组织，让商品生产专业户普遍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各类市场主体高度组织化的结果是，在农业产业内部和涉农领域形成平衡的组织结构，从而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加强政府在基层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大以资金为主的政策扶持。要改善金融服务，切实解决农民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贷款难的问题。要强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监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担当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制定农业服务的行业标准，规范服务行为，明确服务质量。大力推行服务质量承诺制，服务收费公示制，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3．国家要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广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是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要发挥在农业科研、教育方面的优秀，要以农业院校、农函大、文化技校为阵地，抓好乡村干部、农技人员以及广大农民的教育培训。根据农村的现状和实际情况，开展农民教育、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加强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加强非农产业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市场知识方面的培训，有选择地组织农民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参观考察，或外出经商、打工，以贴近市场、开阔眼界、提高素质。

4．国家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是土地经营规模小，而且极度分散。土地逐渐集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必经之路。在有条件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地方，应实现土地大规模经营，以促使农村产业分工。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进行土地流转机制创新。培育核心农户，强化农业现代化实施主体。对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给予经济补偿，顺利实现土地集中。

5．国家要走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国家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努力使人口、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所以，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基础上。法国当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追求可持续发展，创造人和与自然和谐的环境。这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根据我国国情，坚持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贯彻计划生育、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三大基本国策，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控制农业人口增长，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各种农业资源，坚持利用、开发、整治、保护相统一的原则，以提高农业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要高度重视水利规划，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建立农业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要大力推广生态型农业生产模式，发展绿色食品；要切实加快绿化建设，逐步建设生态绿地系统，构筑城乡绿色生态屏障，以创造一个优美洁净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科学管理，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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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官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