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十篇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1

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合伙企业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我国有关合伙企业的税收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合伙企业法，明确“合伙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200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合伙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基调。当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简称91号文），做出相应具体征税规定。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新修订《合伙企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合伙企业现行征税原则：即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2008年，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简称159号文） 以及《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就合伙企业所得税政策进行重新明确。2011年，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再次修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通知》（财税[2011]62号）。上述有关合伙企业税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合伙企业税收法律的基本架构体系。应该说，这些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借鉴了国际惯例，又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但是，迄今为止业界仍对其存在诸多误解，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基于有意无意的误读，越权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地方性减免税政策。因此，亟待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促进社会各界的理解。

一、合伙企业无需缴税？还是需由合伙人为之缴税？

在国内，市场普遍认为，如果是公司制企业，就必须缴税；如果是合伙制企业，就无须缴税。其实，这是对合伙企业税收制度的根本误解，正是这一误解又派生出其他种种误解。因此，需要对国际社会合伙企业税收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分析。

在英语中，“合伙”与“合伙企业”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述的，即Partnership。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合伙的法律定义不同、征税规定各异。就传统意义上的合伙企业而言，由于它仅仅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工商实体，更不是独立的法人，在法律上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权，自然不应该也无法对这种伙伴关系征税，而只好在合伙人环节征税。

但是，由于合伙企业最早只能基于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声誉约束机制来调整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没有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因而主要适合家族式企业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人合性企业，而较难适应需要向广泛范围募集资本的资合性企业。为克服自身不足，合伙企业后来不断地借鉴公司机制来完善其自身的治理结构，以至于发展成为独立的工商实体，甚至不少国家还承认其为独立法人。由于后来的合伙企业越来越类似于公司实体，也拥有了独立的财产权，与公司一样享受着国家公共管理和国防服务，一样可以将每年所得收益转为资本。所以，从公平税负和防止偷逃税角度考虑，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根据合伙企业的实际特点，而相应采取以下三种不同的合伙企业税制模式：（1）不将合伙企业作为纳税主体的非实体纳税模式，主要流行于合伙企业尚未演进为独立实体的国家；（2）将合伙企业作为独立纳税主体看待的实体纳税模式，主要流行于合伙企业已经演进为独立实体的国家；（3）介于实体模式与非实体模式之间的准实体纳税模式，该模式虽然不将合伙企业作为纳税主体，但是需要在合伙企业环节作统一的收入和成本核算，对核算出的应纳税所得，必须由合伙人为之分别缴税。

上述三种合伙企业税制模式在实践中如何抉择，往往与该国的法律体制直接相关。在法国、德国等成文法系国家，由于国家财税部门可以依据成文的合伙企业法来设计相应的税制，而依据不断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也引入了公司的法人治理机制，并拥有了作为独立工商实体甚至法人的地位，就需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重新考虑其纳税义务。鉴于所得税是针对“所得”的税种，所以，一家合伙型企业，如果它本身成了“所得”的承载主体，就理所当然地应将其作为纳税主体。相反，一家公司型企业，如果能够满足“已将每年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投资者”等条件，也可申请作为非纳税主体而仅需要在投资者环节纳税。

在英美等非成文法国家，由于市场主体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而自主签定各类契约，各类合伙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往往都可自主借鉴公司的治理机制，但国家财税部门在制订相关税则时往往缺乏严格的成文法的支撑，因此在确定合伙企业是否需要作为纳税主体时就相对困难，从而给各类企业以“合伙”之名避税创造了条件。以至于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在1916年制定《统一有限合伙法》的初衷，是创设一种只有少数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只在本地经营的简单融资安排；但超乎立法者最初预料的是：在合伙企业通过借鉴公司的资合机制而越来越像公司的情况下，仍然将其作为非纳税主体，使得拥有成千上万个投资者和跨州经营的复杂融资安排，出于避税目的，纷纷选择按合伙形式设立 ！

1997年末，美国财税部门从避免合伙企业避税和促进企业税负公平角度考虑，了打勾规则，规定包括合伙企业在内的任何工商企业，均需通过打“√”方式确认符合有关条件后，方可选择作为非纳税主体。同时，一家公司型企业，如果也符合打勾规则，同样可以申请作为非纳税主体。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合伙型企业往往能想方设法通过打勾规则，而无须作为纳税主体；公司型企业则很难通过打勾规则，而仍需作为纳税主体。美国对合伙型企业与公司型企业在税负上的不公平待遇，直接诱发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滥用合伙形式：不仅创投基金、证券基金、对冲基金、甚至天燃气等各类大型实业公司也纷纷选用合伙形式。于是，终于在2007年酿成震惊全球的“黑石合伙避税风波”！

可见，世界各国在对合伙企业有关税收制度的选择上，一直都是与“逃税与反逃税”交织在一起的。

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中，就明确合伙企业不再是单纯的“伙伴关系”，而是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财产权的准法人实体。因此，91号文即要求对合伙企业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其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应当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这样，即使是合伙企业将利润留成下来不分配，合伙人也应当缴税，以避免合伙企业本身成为避税工具。

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后，合伙企业可以采取有限合伙这种更多借鉴公司相关制度的新型合伙形式。按照与我国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的做法，对有限合伙这种具备了公司“有限责任”机制的新型合伙企业，有理由对其采取实体纳税模式，即将其直接作为纳税主体对待。但是，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159号文时，一方面继续对其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不将其作为纳税主体对待；另一方面为防范其成为避税工具，对其重申了必须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的一系列要求。159号文明确：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具体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91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且所称“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既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还包括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同时还明确：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

既然我国是对合伙企业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那自然只宜理解为“合伙企业虽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必须首先在合伙企业环节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再由合伙人按分得的应纳税所得份额分别缴税”。然而，在普遍认为“合伙企业无需缴税”的误解下，不少市场机构向投资者宣称：投资于合伙制基金，不仅基金环节无需缴税；基金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时，投资者还可以用各种账面亏损来冲销收益，所以，在投资者环节也无需缴税。

二、如何理解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原则？

如上所述，按照准实体纳税模式，合伙企业虽不是纳税主体，但必须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在核算出应纳税所得后，将“税基”分配到合伙人，然后由合伙人为其缴税。159号文就明确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所谓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也即合伙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无论是否向合伙人分配，都应对合伙人征收所得税。

因此，我国目前针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所分的并不是“收益”，而是“税基”。按照分“税基”的原则，只要在合伙企业环节有应纳税所得，合伙人即需为合伙企业缴税。否则，如果合伙企业将每年所得都留成在合伙企业环节不分配的话，国家就总也收不到税。

然而，国内不少人士基于“合伙企业无需缴税”的认识，想当然地以为，国家针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原则，理应是“先向合伙人分配利润，然后才需要由合伙人缴税”。不少地方财税部门甚至出台有专门政策，只有当合伙企业向合伙人实际分配了现金，且在扣除成本和亏损之后有了盈余时，才需要由合伙人缴税。按照这种税收政策，合伙企业只要将每年所得留成在合伙企业，合伙人就一直可以避税。

三、如何理解自然人合伙人需比照“个体工商户”缴税？

按照159号文，各类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应当按照2000年91号文执行，而按照91号文所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对自然人合伙人而言，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均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此，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有限合伙人都是“投资人”，而不是“个体工商户”，为何不能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而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

乍一看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投资者，似乎更适合于按照“投资收益”来征税。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有些似是而非。

在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对各类“投资收益所得”中的“资本利得”通常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纳税模式：（1）直接将“资本利得”纳入个人的综合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采取综合纳税模式时，可以扣除各种成本、亏损，甚至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费用，税基大大降低，加之对个人综合所得征税需要体现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因此超额累进税率的最高档税率往往较高。（2）鉴于资本利得具有区别于一般所得的不同特征，投资过程中的亏损、成本也相对便于核算，从鼓励长期投资的角度，将个人的资本利得从综合所得中单独提出来计税。对短期投资，其资本利得仍然适用个人综合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是较高的单一比例税率；对超过一定期限的长期投资，其资本利得则给予一定幅度的税率优惠。

我国没有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对从事股权投资等获得的资本利得，是按照所得税法中的普通所得，适用标准税率征税。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我国对个人的各类所得，主要适用两类基本税率：（1）对“工薪所得”，因其是一种经常性所得，且与个人贫富的关联性较大，需要考虑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故采取综合纳税模式，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4.2万元/年后，适用3%—45%累进税率。（2）对稿酬、劳务、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由于都具有偶然性，很难扣除个人从事该类活动的各种成本、亏损，更难考虑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费用，因而只好有一笔收入就要缴一次税，税基相对较高，税率也就自然较低。由于这些偶然所得和类似偶然所得与个人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如采取分类纳税，较难考虑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因此适用单一比例税率，税率为20%。

在上述两种基本税率之外，对个体工商户这种特别的“个人”，由于其本身已经是相对独立的工商主体，可以“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进行综合纳税，因此，从税法原理来讲，是可以参照国外的综合纳税模式而直接适用工薪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的。但是，从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角度，我国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新设了一种税率相对较低的超额累进税率，具体税率为5—35%。

针对后来出现的合伙企业，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2000年91号文时，基于合伙企业的人合特点，对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采取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应该说，合伙企业作为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相比，享受了更多的法律保护和行政管理服务，但仍然只要求其比照“个体工商户”这种“准个人”来纳税，其实是对合伙企业的更加优惠。

特别是到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以后，合伙企业已经可以按照“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如果按照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来考虑，对“有限合伙”这种借鉴了更多公司型企业治理机制的新型合伙形式，本可像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将之作为纳税主体直接缴纳所得税。但是，我国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159号文时，仍然只要求比照“个体工商户”这种“准个人”来纳税。这样，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既无需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直接将其应纳税所得统一核算到个人的综合所得，适用高额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是适用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率；也无需像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股权投资企业环节比照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作为纳税主体。

可见，对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有限合伙人都是‘投资人’，而不是‘个体工商户’，为何不能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问题，只要能够理解我国对个人通过合伙企业从事包括投资在内的经营活动的应纳税所得（即税基）的核算方式完全不同于个人直接从事投资活动的“财产转让所得”，那就应该能够明了为何不宜简单套用“财产转让所得”的单一比例税率。

当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活动时，所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类似于“偶然所得”，只能按次单独核算，而不能用其它财产转让造成的亏损来冲销。尽管可以按“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作为税基，但是可以减除的“合理费用”仅限于与该笔投资直接相关的交易手续费之类的能够加以准确判断的费用。由于税基较高，自然可以适用相对较低的20%税率。

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从事股权投资时，其在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则可按年汇算清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进行三类扣除：（1）扣除5年之内的任何一笔投资亏损；（2）扣除合伙企业的各类管理支出（不仅包括从事投资活动的各项交易费用，还包括数额远远大于前者的各类支付给管理机构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3）扣除投资者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根据财税[2011]62号文，目前该项扣除的标准为4.2万元/年）。

进行上述三类扣除后，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从事股权投资的应纳税所得显著减少了，如果税率仍然套用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所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就必然造成明显的税负不公局面：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从事股权投资享受了国家更多的法律保护和行政管理服务，但其实际税负却显著低于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

四、如何认识地方针对合伙制PE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国际惯例看，国家通常只对创业投资基金这种市场失灵的领域给予适当政策扶持，对一般性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已是市场充分有效的领域，故不再给予政策扶持，而是通过适当监管防范风险。但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政府将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竞相出台各类优惠政策。政策种类名目繁多，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其中，不少属于越权减免税政策。例如，按照159号文，各类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应当按照2000年91号文执行；而按照91号文所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自然人合伙人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均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是，地方政府普遍越权将自然人合伙人的税率降低到20%。按照国家税收政策规定，“先征后返”属于变相减免税，但不少地方政府将地方政府留成40%（合8个百分点）再返还投资者。对合伙制基金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159号文，应当统一作为“其他所得”纳入应税所得征税，但不少地方政府越权予以免收。对合伙制基金的营业税，按照国家的营业税管理条例，合伙企业仍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主体。但不少地方政府误以为，既然合伙企业无须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那也无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主体，把营业税也给免了。虽然2009年1月，经报国务院批准，国家财税部门联合了《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财税[2009]1号），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竞赛却愈演愈烈！

为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税率过低影响了社会公平，这样的政策就很难长久。在美国，过去也曾将“资本利得税”直接纳入个人所得税，适用相当高的超额累进税率。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为重振经济，小布什提出了减税法案。按照减税法案，一般资本利得税仍适用个人普通所得所适用的税率，最高为35%，但投资期限超过1年的资本利得适用最高为15%的税率。这项政策对于鼓励长期投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引起了众多批评。2007年暴发的“黑石合伙集团避税风波”和近年来持续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利得税税率过低相关。所以，目前美国朝野都在热议将资本利得所适用的税率恢复到原来最高为35%的水平。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2

【关键词】风险创业投资;治理结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

1 有限合伙制的经济金融价值

每个国家的法源决定了企业方面法律的特点,不同类型的企业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所差异,从而使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异的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进而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而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又对企业行为和业绩产生不同影响,最终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充分的证明这一点。有限合伙制作为一种企业法律形式,在美国、欧洲都有,但贯彻的不一样,导致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速度巨大差异。“法源—企业法律—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行为和业绩—经济增长”这一基本逻辑也适用于投资创业型企业的治理。

2 投资创业企业治理中的投资者保护:有限合伙制的优势

治理机制的核心是委托关系。委托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聘选、激励和监督。根据这种内在关系,治理模式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英美市场导向模式;日德银行导向模式;东亚、拉美家族控制模式;内部人控制(转轨经济)模式。从治理的基本原理角度,合伙制企业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型的企业治理模式,公司制企业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的企业治理模式。由于银行导向的企业治理机制不适应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行为,在此不作更多的讨论。

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系对投资者权利提供了更完善的保护,由此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在美国,银行的控股公司不得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5%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并且法律限制了银行在在全国范围的经营。因此,公司控制主要是依靠自由的,充满生机的资本市场来进行的。所以,英美的模式更适合具有高技术和高风险的特征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经营绩效主要取决于对不同投资方向未来前景的正确估计。这恰恰是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使命

美国的实践证明,在市场导向治理模式中,外部融资较深的产业中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科学的选聘机制是最佳治理结构形成的前提,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是实现最佳治理结构的关键,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实现企业最佳治理结构的保证。即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设计企业的最优治理结构,使得有能力的经理人最大程度地为股东(投资人)的利益努力地工作。就这三个方面关系而言,有限合伙制企业几乎达到了完美境界。

3 有限合伙制是创业企业治理的必然选择

然而,从风险投资的风险特性分析的角度,比较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治理机制,来说明有限合伙制企业的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学依据是科学而严谨的。

由于创业技术经济过程中风险的多元动态性、开放组合性、收益的期权性,风险投资机构的体系显然是不同于传统投资机构的体系。这样的机构体系既要保证风险资本的及时到位,又要保证风险资本的有效投入,还要保证风险资本的有效撤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价值。即风险投资机构体系的功能,必须有满足创业技术经济过程需要的融资、投资、撤出的基本功能。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企业制度体系有着承担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弹性范围,在该范围之内,企业制度是推动企业有效的发展,当风险和利益机制超越了该制度的弹性范围,该制度就会失去促进该企业有效发展的功能。

3.1 普通合伙:普通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作为共同所有人,为其共同经营的商业营利事业而实行的组合。其结构形态表现为:当事人有两个以上;合伙组织无法人资格,即不具有与公司相同的主体资格;合伙中的全体成员至少有一人对合伙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普通合伙的内部关系,是指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是由合伙协议予以确立。普通合伙的外部关系,是普通合伙企业同第三人的关系,这主要受合伙人相互原则的制约。每一合伙人在执行普通合伙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为和不作为,对普通合伙企业整体和其他合伙人都具有拘束力。其中所有的合伙人都对合伙债务负有连带责任。

3.2 有限合伙:有限是指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前者享有具有控制权并负无限责任,后者享有有限经营权,仅负以其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但有限合伙人介入合伙控制,则失去有限责任性。有限合伙的信息对内、对外的公开,让当事人自主判断,并由此达到合伙经营监督约束的目的。有限合伙人可以在许多方面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和投票表决,并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管理行为,因而无须对有限合伙的债务负责。有限合伙人除了查阅账册文书以外,还享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决策权。这既有利于保障有限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又可增加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这种精细和灵活的法律设计,可以均衡权益和责任,产生有效的监控和激励作用,保持合伙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减少各项成本,对于风险创业投资的发展十分有利。

可以清楚看到,它们各有自己适应范围。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制度设计,适应了规避创业过程高风险特性的需要:即规避风险的动态多元性、风险的开放组合性、风险收益的期权性等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机构低成本组建的经济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机构资金运用灵活性的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组合投资的需要;适应了投资人资金有效使用的需要。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3

关键词：英美法系 合伙 有限合伙 有限责任合伙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合伙作为最为古老的企业形式之一，在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有其确立与演变过程。

一、英国关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发展趋势

（一）英国合伙法主要由判例规则和有关法规构成

英国合伙法既包含判例法，也包含制定法。“在英国，合伙法律制度是由1890年颁布的《合伙法》和1907年颁布的《有限合伙法》以及一系列判例规则构成的，其中《合伙法》规范的普通合伙制度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英国合伙法是普通法的产物，既包含判例法，也包含其他成文法，其基本规则大部分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普通法院早在17世纪就已经接受了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有关合伙企业权利义务的商法原则，但直到1756年曼斯菲尔德就任首法官之后，有关合伙企业的商法原则才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英国普通法的一部分。”后来，英国于1890年制定《合伙法》。1907年，英国借鉴法国的无限公司制度制定《有限合伙法》。由此，英国的合伙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受到公司法的制约。英国《合伙法》（1890）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它是构建英国合伙法律制度的基石，在现行合伙法律制度中占有极为重要、无可替代的地位。按照英国法律，广义上的合伙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由《合伙法》（1890）规定的普通合伙，由《有限合伙法》（1907）规定的有限合伙以及其他不具有严格合伙特征的辛迪加组织。依照《公司法》、议会法令或皇家特许令而成立的公司和社团在英国则不属合伙。三类合伙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普通合伙。

（二）英国渐已承认合伙的独立人格并立法规范有限责任合伙

1.合伙“独立人格化”有其发展进程

合伙在英国有望取得其独立人格。在英国历史上，除苏格兰地区以外，无论是有限合伙还是普通合伙，原则上都不被视为法人。英国《合伙法》（1890）第4条规定：“为施行本法，共同缔结合伙的人合称为商号，而其业务经营所用的名称，则称为商号名称。在苏格兰，商号属于法人，和组成商号的合伙人截然不同，但是，各个合伙人可以被责令承担针对商号的判决，并且按比例缓解商号和它的其他成员的债务而偿付债务。”英国《有限合伙法》（1907）将合伙定义为：“人们之间为了获取利润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关系。组成合伙必须两人以上，经营活动则包括交易、专业或工作。”由是观之，英国法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合伙具有某种人格特征，合伙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拟对其合伙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把合伙改革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实体的设想。合伙的‘独立人格化’已成为英国合伙制度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进入本世纪，“在2004年10月18号英国的法律委员会向英国的立法机构提出了关于合伙的改革报告，建议赋予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

2.有限责任合伙入法

英国有专项立法来规范有限责任合伙。21世纪前，在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源地——英国，与“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出资人对公司债务仅承担有限责任相比，不论是“合伙”制还是“个人”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出资人的会计师都要对事务所的债务担负无限清偿责任，而这种责任对于出资人而言过于沉重，不利于会计职业的发展。于是在1997年2月，英国政府公布了名为《有限责任合伙：面向专业人士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咨询文件，提出了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草案，在法律界、会计职业界以及社会公众中都引起强烈反响。在经过三年之久的咨询与论证后，200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有限责任合伙法》，该法于2001年4月6日起正式施行，为会计职业特别是中小商业经营者提供了组织形式的新选择。因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2000）被看做是“职业利益笼罩下的法律制度创新”，于是，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下，作为一种妥协，立法草案中删去了保护专业人士利益的一些条款，增加了对专业人士的各种监管规则，使得最终成文的法律只有19个条款和1个附录。庆幸的是，合伙人的有限责任、合伙的单一税负等几项最关键的规则，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从而为专业人士在合伙之壳下寻求法律责任的庇护提供了具体的法律框架。当然，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那就是账目公开、接受审计以及在清算时适用“资产取回”规则。此外，普通合伙中为专业人士所崇尚的组织价值——灵活性、非程式性以及非公开性，在有限责任合伙中都将受到很大程度地制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有限责任合伙已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这反映了英国合伙法的发展取向。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2000）第1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法，将有一种被称为有限责任合伙的新的法人实体形式。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合伙是一个法人团体，其在法律上的人格独立于其成员。有限责任合伙依据本法组建。以下情形中所提及的“有限责任合伙”均指上述这样一种法人团体：（a）在本法的下列条文中（在“海外有限责任合伙”的用语中除外）；(b)在任何其他的成文法律中（除非限制某条文对其有相反的规定或者上下文有另外的要求）。第3款规定：有限责任合伙的行为能力不受限制。

二、美国关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发展趋势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4

关键词：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潜代赔偿机制；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核心创新：责任形态的创新

我国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的一个突出亮点之一就是建立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度，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规定：“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特殊的普通合伙的“特殊”之处在于合伙人的责任形态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合伙，后者合伙人的责任形态是无限连带责任，而前者的合伙人的责任却是一种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的混合体。作为普通合伙，其合伙人可以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受有限责任。在普通合伙企业中适用有限责任，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的重大突破，是有限责任制度的重大发展，必将对有限责任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命题，如其建立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其对有限责任的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其能否和如何平衡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益?本文拟就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这个崭新的制度做一些探讨，以利其在我国顺利推行，有效实现其预期的制度价值。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产生原因

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来源于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主要适用于以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有限责任合伙，是20世纪90年代才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形态，最先进行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是美国1991年的得克萨斯州的立法，随后其他各州纷纷仿效，在全美国引起了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热潮，至1998年初，除佛蒙特外，所有州都已通过了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1996年，在综合了各州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对1994年的新统一合伙法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有限责任合伙和非本州的有限责任合伙，作为该法的第10条和第11条，以便向各州提供立法的蓝本，使各州的有限责任合伙立法走向统一。但加州、内华达和俄勒冈与纽约州一样，只允许专业性合伙成为有限责任合伙。它是指在普通合伙中，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火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只以其存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的一种合伙。它实际上是普通合伙的变种，但对传统合伙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与发展。

有限责任合伙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诉讼，使传统普通合伙法的简单无限连带责任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合伙制度责任形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国，有一类称做“节俭社团”(thrift associations)和“存贷社团”(savingsand loan associations)的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限于吸纳一般的存款、并给储户发放利牢较低的用于购房目的的贷款。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律允许实行浮动的市场利率的情况下，这类金融机构根本无法从住房贷款中获利。为此，他们中许多转向风险较大甚至投机性业务，最后，由于许多贷款无法收网，许多金融机构宣告破产。在破产程序处理过程中，发现此类金融机构在其经营活动中有严重的违规行为，为他们提供会计和法律服务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因有严重的渎职行为，被追究责任。由于这些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组织，这样，在合伙财产不足偿还债务时，全体合伙人均要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包括那些未参与此类活动的无辜的合伙人。这显然有失公平，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究此类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个人责任的诉讼成了一种新的合伙类型——有限责任合伙诞生的直接原因。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

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普通合伙企业最显著的特征，而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的规定实质是对无过错的合伙人进行责任限定，允许其在特定情况下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分配制度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使合伙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更为公平合理。由于现代合伙的规模已十分庞大，又由于合伙特有的业务执行模式——任何合伙人都可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业务，各合伙人的业务义相对独立，这样，任何一个合伙人都可能面临对自己不知情的众多的合伙人的行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尤其足当该合伙人的行为是出于放意或重大过失，这种责任形态显得尤其不合理。传统的无条件的无限连带责任使得合伙人处于非常不安的境地，直接抑制了合伙企业的发展。让在执业中有重大过错的合伙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合伙人则对之承担有限责任的责任分配，实际上也是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体现，其本质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商事领域的应用，无疑更为公平合理，有助于促进投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

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一直以来，在商事领域，有限责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被认为是效率价值，是效率优于公平的表现：为了鼓励投资，当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可以只以投资为限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这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然而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则完全是公平原则的运用：让有过错的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豁免其他无过错投资者对之的无限责任，而过错原则本身是来源于公平原则。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有限责任制度的早期，我们更注重其效率价值，而在有限责任充分发展的今天，我们同时也开始注重法律的最高价值——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有限责任制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已自不待言。

有限责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责任的逐渐限定过程，将不确定的责任限定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是对市场主体的一种人性化关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投资者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突 破了有限责任的传统适用条件

(一)传统有限责任的适用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

法人具有独立人格，这一点已获得各国普遍承认。法人制度虽然产生于罗马法时期，但将其发扬光大得益于近现代商事领域里公司法人制度的广泛运用。而现代公司只有在有限责任机制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样，有限责任制度与法人制度紧密相连。或者说，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成为承担有限责任的必备条件。目前，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只有具备法人资格，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是世界上人多数国家的通例。在我国，从《民法通则》第37条，将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开始，到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同的只有法人才能承担有限责任，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的主流观点得以形成并反映在市法中：无论是《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法》，都规定了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其经营或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只有在法人独立责任的前提下，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不以法人为前提

从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条件来看，传统有限责任的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适用条件被突破。特殊的普通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对其他投资者执业行为无过错即可。有限责任与法人资格分离了。近年来，已有极少数学者通过分析法人制度的演变历史，得出有限责任不是法人制度的必然内涵。确实，法人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团体的类似于个体的主体资格，与其成员的责任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可以从有限责任的演变发展史看出。如康孟达(有限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其部分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又如特许合股公司早期，已具有法人资格，但其成员仍然承担无限责任。再如后来的有限责任合伙，更是如此，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不影响其部分成员享受有限责任。实际上，有限责任是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以投资者的投资为限，因此，只要投资者投资的财产与投资者其它财产区分开，就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这样，无论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还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其投资者都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至于最后是否能享有有限责任，取决于投资者之间的约定和投资者与债权人的约定)。只有企业所有投资者都享有有限责任，企业才可能承担独立的责任，因此，是投资者责任独立才导致企业责任独立，而不是相反：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责任独立)，投资者才享有有限责任(责任独立)。从有限责任承担的物质基础来说，投资者的投资独立，即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

四、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的适用需要替代赔偿制度的配合

普通合伙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其设立条件和程序简单，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企业内部实行契约式管理，普通合伙享有这些宽松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基石在于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任意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不问合伙人有无过错，其他合伙人都要对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合伙企业的信用来源。而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中，免除了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减轻了合伙人的责任负担。在合伙人内部，这种责任分配确实更为合理和公平，但在合伙企业的外部关系中，带来的问题是合伙企业与债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失衡。原合伙制度术做任何变更也就是在保持了普通合伙原有制度优势的情况下，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地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故意或有重大过失的合伙人外，其他合伙人都不再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担保大大削弱，直接降低了合伙企业债权人的保护，这对债权人来说，显然缺乏正当性。为失衡的投资者与债权人利益寻找平衡的方法是建立替代性的赔偿资源。

可见，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能否有效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伙企业的替代赔偿机制是否有效建立。我国《合伙企业法》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除执业风险基金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职业保险则认为保险法有规定，而不再做规定。实际上，作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中有限责任的重要替代赔偿机制之一的职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产生的背景、性质和负担的功能与普通的职业责任保险还有很大的区别，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才能正确实施。而执业风险基金的具体制度设计至今仍是空白。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替代赔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1、职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责任保险所承保的危险是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是侵权责任，尽管合同所引起的责任风险非常重要，但其范围受到限制。决大多数重要的责任风险都源于侵权行为。因此，保险人的责任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原则也是以被保险人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基础的。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种方式：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加害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是有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简单说，就是行为人致人损害，并不当然负赔偿责任，受害人要向加害人请求赔偿，必须证明造成其损失的加害人行为时主观上有过错，否则，其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为减少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在过错责任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即过错推定。它是指受害人向加害人求偿时，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推定其有过错。二是无过错责任，亦称严格责任，即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是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行为人不可免责。由于过错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体现，因此，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一般实行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后者需要法律作出特别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般商业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一般实行过错责任，即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在加害行为上主观有过错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才承担保险责任，对不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保险制度的射幸性特征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至高要求，几乎所有险种都将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如美国保险法规定，“一般商业责任保险包含几个一致的除外责任，例如，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失。”那么，实际上，准确地说，一般商业责任保险的归责原则是“过失责任”。“过失侵权构成了责任风险的主要基础。……过失的特征是：从造成伤害的角度来 讲，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是粗心大意或疏忽的结果，而非故意。”就我国目前开展的几种职业责任保险如医疗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和会计师责任保险的责任形式来看，都定位于“过失”，不包含“故意”。

强制责任险与非强制责任险在性质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归责原则上的巨大差异。强制险侧重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在遇到意外事故时，还要证明侵害人的过错情况，显然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基于此，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的承担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严格责任，不管被保险人有无过错，保险人都要对第三人承担保险责任。如产品质量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都如此，而且，一般而言，这些险种中的侵权行为本身的归责原则即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严格责任。

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非强制险的性质决定了其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中，合伙人享受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其他合伙人在执业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故意不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内。换言之，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只能就有限责任适用范围的一部分风险承保，即只有“重大过失”可通过职业保险替代补偿，这无疑大大削弱了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功能。

2、特殊的普通合伙的债权人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者所享有的权利非常有限。在商业责任保险中，责任保险转移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的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直接赔偿给被保险人，第三人无权向保险人直接主张。但是，在强制保险中，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为了保护第三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许多国家的强制保险都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追偿。而且，“外国立法例如强制保险甚至规定，保险人不得以其他的对抗被保险人之事由(如保险费支付迟延或违反应尽义务等)对抗第三人，唯有于赔偿第三人之后，行使代位权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而已。”作为商业责任险，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债权人)显然不享有强制保险第三人的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能直接向保险人追偿，只能向被保险人(合伙人)追偿，而相对于保险公司，要从合伙人处得到赔偿，无疑更难。

3、执业风险基金制度。实际上，除必须购买职业保险外，我同还规定了执业风险基金制度。但执业风险基金制度授权国务院另做规定，国务院目前未做任何规定，因此，就制度建设而言，该制度目前还是空白，根本无法发挥替代补偿资源的作用。

4、结论：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的有效替代赔偿资源还存在很大局限。由上可见，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中，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人，债权人得到的替代赔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享受有限责任豁免的因合伙人故意而导致的合伙债务不在职业保险的范围内，实际上，这一部分债权的替代赔偿落空了。另外，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人，保障的主要是被保险人(合伙人)的利益，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直接赔偿给被保险人，第二三人无权向保险人主张，而要从合伙人处得到赔偿，无疑比从保险人处难得多。而执业风险基金制度的建设还是空白。

(三)完善替代赔偿资源制度的法律建议

1、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设为强制保险，实行严格责任。如果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设为强制保险，保险责任的承担实行严格责任，就能解决职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但是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保护的第三人是某一类企业的债权人，似乎不具有公益性质，由在制度改造中得到实益的债务人寻找其信用降低的替代办法，更合乎公平原则。而且，在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市场尚不成熟，责任保险供给方面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如责任保险品种单一，责任保险的限制性内容(如免赔额、最高赔偿限额等)太多，保险责任鉴定机制不健全等。所以，仅从修正或完善职业保险这条路似乎太局狭。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5

（兰州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100）

[摘要] PE，是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募资，投资非公开交易股权，并在适时退出实现资本增值的基金，包括股权和创业投资。PE商主体一直为理论和实务界所热议，其核心即有限合伙制是否将取代公司制成为PE主流组织形态。本文立足于我国合伙制PE的实践，从决策权责配置、激励和约束机制、穿透税制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

关键词 ]有限合伙制；PE；组织形态

1有限合伙制PE的市场情况

在我国PE市场中，公司制占绝对比重，有限合伙制次之，其他形态发展缓慢，占据市场份额非常少。但自2008年产生，有限合伙制PE快速发展，五年间数量和资产上分别增加了4775%和6550%，相当于同期公司制PE增速的22倍和25倍，或其他形态PE的60倍和52倍。一般而言，企业形态发展趋势是合伙到公司，然而在美国PE领域有限合伙却成为了最佳企业形态，著名的CVC、KKR都是有限合伙。结合我国实践，有人认为逆向演变正在我国发生，有限合伙逐渐成为我国PE主流形态。但从收益上看合伙制PE似乎并不具备优势，例如2013年，合伙制PE税前ROTA、ROE为5.47%和5.73%，而公司制PE为5.17%和5.84%。

2决策权责配置

在有限合伙的制度安排中，投资者即LP以让渡决策权为代价换取有限责任，GP以无限责任为代价换取决策权。这一权利对冲与责任置换既抑制了公司制PE中常见的信息不对称下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信托制PE中常见的管理人怠行职责问题，又保障了GP商业判断的独立和效率。

这种权责配置在我国受制于市场成熟程度、GP信义义务阙如等因素，产生了很多富于本土特色的实践，最显著者即由GP、LP和外聘法律、财会专家组成的进行终决的决委会，如东方富海Ⅰ期由2名GP、1名LP和1名专家组成决委会，嘉富诚由2名GP、3名LP和2名专家组成组成决委会。决委会客观上削弱了GP的决策权，专家引入有助于抑制恣意决策，同时又促进了信息的有效沟通，通过各方制约与配合，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各方权益，反映了本土有限合伙制PE融合公司治理内核的需求。但这一实践首先背离了人资两合的理念；其次存在权责失衡，不享有终决权的GP却要承担无限责任；最后还使LP面临突破避风港原则而承担无限责任的法律风险。

伴随PE的发展，决委会逐渐改变，如永宣由3名GP、2名LP组成，决策3票通过；东方富海Ⅲ期决委会完全由GP组成，LP相仿海外组成咨委会制约决委会。这些变化反映了PE市场日渐成熟，决策权责配置日渐趋近合伙的制度理念。

3激励和约束机制

3.1避风港原则

《合伙企业法》76条规定了排除LP实质参与合伙事务执行、保障GP的效率、独立与安全的避风港原则，但“未经授权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和“给有限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行为与结果要件，使原则的适用未能达到立法预期：行为要件上，对LP通过间接决策实质参与合伙事务执行难以援引原则；结果要件上，危险现实化后再据此分担责任无疑是一种负和博弈。

3.2利润分配条款

3.2.1By Deal

By Deal是指退出即分配，国际惯例为先扣除20%的收益给GP，剩余按 LPA分配。因By Deal下亏损时由GP、LP按LPA分担，安全回收投资无保障，LP常就亏损或GP超约定回报要求回拨单位项目GP回报20%至共管账户，若其后盈利则GP原留存的20%划转GP名下，再按此项目GP回报的20%留存；若其后亏损则以GP原留存的20%为限弥补损失。

3.2.2By Fund

By Fund是指将PE存续期内退出集合计算，首先满足LP回收投资，有余再计算PE的IRR：IRR≤8%，按LPA分配；8%＜IRR≤10%，8%按LPA分配，剩余归GP；IRR＞10%，回报80%按LPA分配，20%归GP。

3.3对GP的激励和约束

除了上述诸条款，实践中还针对GP特别树立了一系列激励和约束措施，包括规定LP查印财务资料和获取项目估值报告的权利与GP提交年度报告的义务；禁止关联交易、再募资；限制借贷、杠杆负债、为被投企业担保；设定GP跟投比例，在利益捆绑的同时防止GP在个别项目上投入过多精力或不能适时退出；限制权益转让等等。

4穿透税制

公司制PE最显著的缺陷在于双重税负，即须在公司层面和股东层面先后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作为非法律实体的有限合伙则免于企业所得税，这就是所谓的穿透税制。

为了解决双重税负对公司制PE发展造成的阻碍，2007年，《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颁布，建立了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可逐年延续抵扣、所得税不重复征收、股息和红利无须纳税等制度。但严苛的条件使这些税收红利实际不可得，并打击了实际享用抵扣的积极性，2007-2013年可享用抵扣额占应纳税所得额比例、实际享用抵扣占应纳税所得额比例分别只有30.73%和10.98%，实际享用抵扣占应纳税所得额与可享用抵扣额占应纳税所得额比例亦从79.85%下降到26.13%。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公司制PE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综合近七年税收配套制度，实际承担税率为18.47%；股东层面，考虑到PE性质，基本上适用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综上，公司制PE收益中只有44.84%可以实际分配到股东手上。

相比之下，合伙制PE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在个人层面，税收规制虽未统一，但一般而言，GP和LP分别承担5%-35%累进税率和20%个税，加之地方留存税收返还，LP税负最低可降至13.6%。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初深圳地税局《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停止执行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温馨提示》，LP必须严格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征税，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且此次改革是对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的执行，亦即在短期内全国都将进行相同的改革。但即便如此，合伙制PE中可以分配到合伙人手上的收益仍比公司制PE高45%。

5基本结论

无论是有限合伙制还是公司制，组织形态仅仅是PE的形式，PE的盈利能力取决于这些形式下具体的决策权责配置、激励和约束机制、税负等核心制度，只有当这些实质方面契合了PE的内在属性，才或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的利益诉求以及PE的健康发展，否则只能惨淡出局①。但作为形式的组织形态与相应的核心制度在逻辑和经验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便是有限合伙制PE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亦应正视GP信义义务阙如、无限责任实现路径模糊、软约束机制未健全等问题，而公司制PE税收配套制度与实质课税标准改革，以及各类资管计划等契约制PE新模式对项目和盈利空间的抢夺与压缩则对有限合伙制PE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一竞争中，PE将日趋成熟，对此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其自由、平等竞争。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4.

[2]刘龙飞.私募股权基金运作法律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3]赵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6

一是有限合伙企业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税收法律作为税收管理的特别法，在税务管理上的效力要高于普通法。有限合伙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由于不是自然人，因而征收的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即对企业的同一项生产经营所得，就不同身份的投资主体，既要征个人所得税，又要征企业所得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明确，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在我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在我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包括有限合伙企业，所依照的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财税[2008]159号文件的出台也明确了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有效地弥补了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漏洞，有利于规范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人的所得税管理。

二是有限合伙企业所得税的管辖机关。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明确了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为投资者创办有限合伙企业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助于拥有资金的有限合伙人和拥有技术的普通合伙人的优化组合，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将会大量登记设立。按照现行的所得税征管范围划分体制，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共同管辖，其中2009年以后按纳税人流转税的主体税种确定主管税务机关，即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管辖，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管辖。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仍由国家税务局管辖。2009年以后登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流转税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的，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由地方税务局管辖。2009年以后新登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为增值税、消费税的，其个人所得税仍然由地方税务局管辖；但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增企业企业所得税管辖机关的标准来看，其企业所得税应为国家税务局管辖，特别是当有限合伙人为外国企业时，企业所得税更应由国家税务局管辖。在这种情形下，将会出现一个企业的同一项生产经营所得，由两家税务机关共同管辖所得税，普通合伙人所得由地方税务局征收个人所得税，有限合伙人所得由国家税务局征收企业所得税。整个所得的计算和确定过程都是依据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政策，最终分化到不同的合伙人身上，由两家税务机关征收两个所得税。按照财税[2008]159号文件要求，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具体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实际上，现行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同属所得税，但在收入确认、扣除标准、优惠政策、避免双重征税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两个所得税政策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对有限合伙企业同一项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不同的所得税，必然使矛盾放大，既给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带来不便，又会增加纳税人的办税成本，从而不利于推动有限合伙企业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短时期内应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不论有限合伙企业从事何种经营范围，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应统一由一家税务机关管辖。鉴于合伙企业的所得是依据个人所得税政策核算的前提，最佳的管辖机关应该确定为地方税务局。

三是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适用税率。遵循“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需要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之间进行分配，分配后再按不同税种的要求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征收，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规定较为具体且统一，便于操作执行。企业所得税虽然采用比例税率，但由于存在税收优惠，有限合伙人适用税率的认定就显得较为困难了。新《企业所得税法》法定税率为25％，但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优惠税率。由于有限合伙企业只对有限合伙人征收企业所得税，假定有限合伙企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均符合优惠条件，企业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不超过30万元，该情况下有限合伙人是按法定税率25％申报，还是按低税率20％申报，相关政策并未明确规定。而且，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是服务于整体企业的，其贡献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因此从合理性角度分析，还应对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按一定比例在两个税种间进行分配，从而给适用税率的选择带来困难。因此，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应明确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可以适用低税率优惠待遇，对于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的限制指标宜采取整体企业的指标，无需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间进行分配。

四是有限合伙企业利息、股息、红利的所得税管理。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是分类计征，共有11个税目，对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属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为避免重复征税，合伙企业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并入收入总额征收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的个人所得税，而是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后，单独计征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的个人所得税。如果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都是自然人，这样征税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是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所分配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不适用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不存在缴纳利、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除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外，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投资主体不同，在税收待遇上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因此，为了公平税负，理应对同一企业的对外投资收益不再区分投资者身份性质不同，适用相同的税收待遇，对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作为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的作为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免税收入，不再单独征收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7

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作为企业的两种组织形式，这二者不仅在法律地位上不同，而且在税收待遇上也不同。

公司制企业是法人企业，它适用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企业是非法人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而是按照按照“先分后税”原则，根据合伙人的性质不同，适用不同的所得税。如果合伙人是自然人，则缴纳个人所得税；若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缴纳企业所得税。

如果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合伙企业的纳税按照“先分后税”原则，合伙人按照其分得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各自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这就与投资于公司制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在此不考虑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自然人投资于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话，由于二者的法律地位不同，以及使用的税法不同，因而对自然人投资者来说，投资于这两种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也不同。

投资于公司制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收入需要缴纳两次税收，在公司层面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然后公司将税后利润作为股利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还要就所分得的利润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自然人投资于合伙制企业，由于其不是法人企业，不需要就其所得缴纳公司所得税，而仅就每个人分得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因而，同样的收入，如果是公司制企业就存在双重征税，而合伙制企业只需要承担一次税收。

这也就为利用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因而，我们在此忽略非税因素影响，仅仅考虑税收因素的作用，利用这二者的所承担税收负担的不同，对其进行合理筹划，以选取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实现自然人投资者税负最小化目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在本文中先通过一个模型对投资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进行分析，然后结合我国的税法，找出在我国投资这两者的最佳时机，以实现组织形式选择从而实现税负最小化的目的。

我们假定投资于合伙企业和公司，项目的税前年收益率分别为Rp和Rc。项目持续n年，n年后实施清算，中间产生的税后收益均不分配，分别以Rp和Rc的年税前收益率投资于经营活动。

我们首先分析合伙企业的情况。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当取得收入后，合伙人按照tp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的资金再继续投资于项目中。那么合伙企业在n年后可以获得的税后收益率为：[1+Rp(1-tp)]n-1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公司的情况。在取得收入后，公司按照tc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资金不向股东分配，而继续投资于项目。在项目结束后公司清算或者股东卖出股票时获得收入，股东按照tcg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则投资于公司在n年后可以获得的税后收益率为：

投资者的税后收入=公司的税后收入—股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即：

[1+Rc(1-tc)]n-{[1+Rc(1-tc)]n-1}tcg-1=[1+Rc(1-tc)]n(1-tcg)+tcg-1

我们如果要比较两种企业组织形式那种较优，那么就是比较两者税后收益率的高低，即比较[1+Rp(1-tp)]n-1和[1+Rc(1-tc)]n (1-tcg)+tcg-1的大小问题，而这又将转化为比较Rp和Rc的大小问题。

我们会发现，两种企业组织形式的税后收益率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变量：

合伙企业适用的税率tp；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tc；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tcg；投资期限n

在我国，合伙企业适用的是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公司适用的一般税率是25%、低税率是20%，非居民企业适用的是10%，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为20%。

在此，我们利用中国的税法规定，分别考察在n=1、5、10、20、30时，要实现相同的税后收益率，即[1+Rp(1-tp)]n-1=[1+Rc(1-tc)]n(1-tcg)+tcg-1时，公司的税前收益Rc 要达到合伙企业税前收益Rp的多少倍。然后，在对其进行讨论，看如何进行筹划，才能使得自然人投资者缴纳的税负最小，税后收益最大。其中，我们在此假设相应税率在这段时间保持不变。

在此，我们将Rp设为1，看看Rc 达到Rp的多少倍，两种企业组织形式才能实现相同的税后收益率。

我们通过表中右边的五列数据可以看出，投资的公司为一般企业、小型微利企业、非居民企业三者中，有利程度是按照一般企业、小型微利企业、非居民企业递增的。

而在税前收入大小的比较中，即各自适用的税率比较中，又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税前收入比较低时，即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适用5%、10%的税率时，投资于公司要想实现与投资于合伙企业相同的税后收益，公司的Rc 应该比合伙企业的Rp大才能实现。这时，如果投资于公司的Rc 没有投资于合伙企业的Rp大的话，则投资公司是不利的，反之则投资合伙企业是不利的。

而在税前收入比较高，即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适用20%的税率时，投资的优先顺序是非居民企业公司、合伙企业、其他企业公司。

而在税前收入非常高，即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适用30%的税率时，仅仅是投资于1年期的小型微利企业的公司和1、5年期的一般企业公司不如投资于合伙企业，其他情况均比合伙企业有利。

税前收入相当高时，即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适用35%的税率时，仅仅是投资于1年期的小型微利企业的公司和1年期的一般企业公司不如投资于合伙企业，其他情况均比合伙企业有利。

同时，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临界点税收筹划方法，对位于临界点的税前收入进行适当的筹划，以减轻税负。

我们在此利用税收弹性来进行筹划分析。我们知道税收弹性系数被定义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

由于税收收入=税率×税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最终表现为税率和税基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所以可以把税收弹性分为税率弹性和税基弹性。税率弹性是指(经济增长作用于税率)税收收入对税率的变化的反应程度；同理，税基弹性是指(经济增长作用于税基)税收收入对税基变动的反应程度。

在本文中，我们假设公司与合伙企业的税基相等，因此，我们仅仅考虑税率弹性。

税率弹性又称为税率收入弹性，是指因税率的变化而引起税收收入变化的比率。其公式为：Et=(ΔT/T)/(Δt/t)。其中：Et是指税率弹性，ΔT是指税收变化量，T是指税收总量，Δt是指税率的变化量，t是指税率。按上式计算，Et=0，表明税率无弹性，税率变动不会引起税收收入的变化；Et=1，表明税率具有单位弹性，税收收入变化的幅度与税率的变化幅度相同；Et>1，表明税率富有弹性，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于税率提高的幅度；Et

那我们要实现企业税负的最小化，即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我们就必须使得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小于税率提高的幅度，也就是Et

对于公司来说，其是法人实体，在公司层面适用的是比例税率，而当税后利润分配给个人时使用的也是比例税率，因而其税负占收入的比例不会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即Et=1。因此，在公司制企业时，我们无法利用临界点税收筹划法进行筹划。

而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其所适用的税率随着应税收入的增加而增大，也就是说随着收入增加，税负占收入的比重会发生变化，此时我们就可以据此来进行相应的筹划，使得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小于税率提高的幅度，即Et

过上表可以发现，当合伙企业的收入分别适用10%、20%、30%、35%的税率时，其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介于15001-22500、30001-41250、60001-73750、100001-109642.857时，其税率弹性系数Et

因而，利用这个表，我们就可以进行适当的税收筹划，在企业的收入大于这个收入区间的上限时，我们可以使用临界点税收筹划法，相应的减少一点收入，使税负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实现税后收入增加。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8

    特殊普通合伙制,是普通合伙制的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正在积极进行组织形式的改制,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也正被大家所接受。根据财政会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我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7653家(不含分所),其中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45家,仅占0.59%。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二、特殊普通合伙制下潜在的问题

    我国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改革不仅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上的国际趋同,更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为自己的执业行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改革过程中总伴随着问题和风险。

    (一)加大合伙人的执业风险

    从有限责任公司制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最直观的变化是合伙人的执业风险大大增加。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特殊普通合伙制虽然赋予无过错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但是以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为前提的。而当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基本保持了应有的执业谨慎,基本遵守了审计准则所规定的程序,却由于审计抽样、审计成本等方面的局限产生报告不实的情况导致合伙企业债务的,全体合伙人必须共同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

    然而在实务中,由于自身职业操守和法律意识的约束,注册会计师鲜有与被审计单位串通或违背审计准则最低要求的情况。就是说,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合伙人很有可能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与普通合伙制无异。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特殊性”很难得到体现。

    (二)替代性赔偿资源不充裕

    特殊普通合伙制使得合伙人将承担更大的执业风险,事务所应该建立替代性的赔偿资源,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为合伙人的风险设置一道屏障。主要的方法包括办理职业保险,设立独立信托财产或基金,以及适当减少合伙利润的分派。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需要办理保险,同时设立执业风险基金。《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合伙企业法》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独立户管理。”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参与投保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不多,金额也不高,而且我国现有的职业责任保险尚不成熟,保险品种单一,存在免赔额、最高赔偿限额等一系--列限制性内容,保险标的限于过失执业行为而意外产生的经济赔偿责任,承保范围只限于审计业务,保险追溯期不一,保险费的计算标准和依据也没有统一。多数事务所按业务收入的5-10%提取执业风险准备金,但金额远不能应对可能面临的风险。

    (三)合伙人监管责任的缺失导致联合执业体瓦解

    普通合伙制风险共担、同舟共济的特点有助于合伙人强化责任感和危机意识,而特殊普通合伙制赋予无过错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的违规行为不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权利,削弱了合伙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内在制衡机制。不同于国外对合伙个人责任的特别关注,我国《合伙企业法》并未提及任何关于负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作用、职责的内容。合伙人监管责任的缺失使得联合执业体之间的共存状态岌岌可危。

    联合执业体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形成的一个联合体,便于共享内部人才资源和外部客户资源。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被要求改制成特殊普通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机构并未被要求改制,同时又未明确合伙人个人责任时,会计师事务所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平行共存状态可能被破坏,联合执业体可能瓦解。因此,如何在转制的大背景下打造一个资源配置平台,使得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在执业体系内平等对话、共同发展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如何平衡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同时又担任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的管理职务,也是注册会计师需要关注的重点。

    (四)执业风险增加导致准入机制提高

    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准入的基本条件主要分为学历要求和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要求往往流于形式,只要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就能找到事务所办理注册手续,因为注册会计师的人数是显示事务所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准入机制主要依赖于书面考试,刚毕业无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往往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但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并不具有胜任能力,不满足高水平的执业要求。

    转职后执业风险大大提高,而较高的执业风险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执业水平和风险分析能力,这需要靠丰富的工作经验不断累积,不是通过考试就能做到的。因此转制后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准入机制需要提高。

    三、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完善建议

    (一)重视合伙文化的建设

    执业人员特别是合伙人应积极面对此次改革,从合伙文化的建设人手,建立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以规避风险。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长期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制,这种以“资合”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的企业文化并不完全是合伙文化,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合伙文化及其制度,同时也制约了事务所合伙文化的发展。因此,这次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改革是一次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文化建设的契机。

    国际“四大”的合伙文化,各有特点。普华永道强调合伙人的卓越领导能力,安永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德勤包容文化差异,毕马威重视团队合作精神。但他们共同注重“质量至上”,执业质量是根本;他们各自的文化都能确保自己的竞争力,最大限度的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我国事务所的合伙文化也可以依据合伙人的价值观附有鲜明的特色,但最核心的“质量”应该是所有事务所应重点关注的。形成“质量至上”的合伙文化有助于事务所更加重视审计质量,满足客户、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赢得良好的信誉。无论是积极扩张还是稳步发展,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现阶段事务所发展的核心,也是避免损害事务所本身、合伙人利益、利益相关者最根本的方法。

    (二)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

    国外主要采取保险的形式建立替代性赔偿资源,国际“四大”每年购买的保险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8%。我国虽然规定办理保险与设立执业风险基金并行,但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还处在发展初期,执业风险基金金额不足以抵御风险。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和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一个高风险行业,应该有足够的预警机制去应对。

    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会强制规定事务所必须购买职业责任保险,使得保险公司有稳定的保险对象群,继而能降低被保险人保险费,增强保险人赔偿损失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保险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承保的范围也应包含审计、验资、会计咨询和服务等;依据国际上采取的“赔偿发生制”原则,改变国内现有的“期限内赔偿”方式;实行个性化的浮动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制定可以依据以下数据信息:事务所的性质、规模、执业领域、营运及盈利情况,雇员的执业技术水平、素质及职业道德,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程度和执行情况,事务所的投保范围、金额、过去发生的赔偿记录和未来发生赔偿的可能性大小等。综合以上信息,客观评估出事务所的风险概率,确定出合适的保险费率,并以此费率作为相对固定的基准比率,在一点时间内上下调动,形成浮动费率;事务所的保险费用可以借鉴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的责任保险,作为税前据实列支扣除。

    (三)完善合伙人监督责任

    在国外,合伙个人责任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美国《示范注册有限责任合伙法》中指出,合伙人“监督责任”是指负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对其下属或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应承担的个人责任,监督责任的界定结果将直接决定有限责任合伙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解除其他合伙人的个人无限责任。德克萨斯州的《有限责任合伙法》规定,如果合伙人知道或了解到另一个合伙人或其他合伙代表人(合伙的人、雇员和仆役)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而未采取恰当行为防止其发生时,该合伙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而特拉华州则限制了控制或监管的合伙人的责任范围,规定只有拥有直接监管与控制权的人才对有过错的合伙人行为的后果负责。

    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适当增加对负有控制或监管责任的合伙人的个人责任的内容,促使事务所完善合伙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内在制衡机制,建立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从而提高事务所整体规避风险的能力。同时,对合伙个人责任的确定有利于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联合执业体的职责和执业风险。

    (四)优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准入机制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9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企业蓬勃兴起。然而我国现今的公司治理，多以传统产业为出发点，没能考虑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特殊需求。2014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其合伙人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同类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治理开辟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当前科技创新企业的治理入手，分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制度，探讨了此制度对于我国科技创新企业治理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科技创新；公司治理；阿里巴巴；合伙人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转方式、调结构”阶段，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遭遇了发展瓶颈。与此同时，我国的科技创新企业随着技术进步而蓬勃兴起，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和高速的成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国现今的公司治理，多以传统产业为出发点，没有考虑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特殊需求。2014年9 月19 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其合伙人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同类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治理开辟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当前科技创新企业的治理入手，分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制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此制度对于我国科技创新企业治理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科技创新企业的治理背景

科技创新企业一般拥有某种或某些核心技术,是具备极强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精英与具备极强管理能力的管理精英的结合体。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有如下特征：首先，独特的技术是大多数科技创新企业崛起和发展的支柱；其次，科技创新企业对专有人才的依赖性非常强烈,吸引、留住人才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另外，科技创新企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企业群体,其成长是一个较长且充满风险的过程；最后，科技创新企业主要为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企业自身的这些特征使之与传统产业，在其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而这正是科技创新企业治理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公司理论认为，公司是由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在股东的资本和管理者、生产者的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中,为公司提供物质资本的股东对企业拥有绝对的所有权,而提供技术或劳动力的管理者或生产者只是服务于股东资本的雇佣者。然而，在当今知识经济的形势下,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科技创新企业的核心价值被掌握在人力资本所有者手里。而且，随着分工也越来越细，科技创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高度专业化，生产者和经营者对专有知识与专有信息的独占性与日俱增,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变得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公司治理显然已经无法适应人力资本要素在科技创新企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人力资本依赖程度极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在发展中，需要在传统公司治理模式之外，开辟新的治理实践与创新，以至于在协调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权利关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企业长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制度

自1999 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便一直坚持合伙人精神，并于2010 年7 月正式确立了合伙人制度，并取名“湖畔合伙人”。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为合伙人的条件：为人正直、性格好；必须在阿里巴巴服务满5年；必须持有公司股份，且有限售要求；对公司发展有积极贡献，以及认同公司文化，品质和行动与公司的使命、远景和价值观保持一致；由在任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会提名推荐，并由合伙人委员会审核同意其参加选举；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有超过75%的合伙人投票同意其加入（合伙人的选举和罢免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或通过）。

2.合伙人委员会及其职权：合伙人委员会有5 名合伙人构成，每届任期三年，可连任。每三年选举一次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审核新合伙人的提名并安排其选举事宜；推荐并提名董事人选；将薪酬委员会分配给合伙人的年度现金红利分配给非执行职务的合伙人。

3.合伙人的相关权利：合伙人拥有提名董事的权利；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占董事会人数一半以上，因任何原因董事会成员中由合伙人提名或任命的董事不足半数时，合伙人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以确保其半数以上董事控制权；如果股东不同意选举合伙人提名的董事的，合伙人可以任命新的临时董事，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如果董事因任何原因离职，合伙人有权任命临时董事以填补空缺，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4.关于合伙人的退出和免职：当停止在阿里巴巴集团或其关联公司的工作时，合伙人将退出合伙人关系，但是马云和蔡崇信将保持合伙人资格直至他们自己选择退出合伙人关系或被免除合伙人资格；如果过半数合伙人投票同意，任何合伙人都将被免除合伙人资格；当马云和蔡崇信停止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工作后，即使仍拥有合伙人身份，也不能获得年度红利基金的分红。

5.合伙人红利基金的分配：每年向包括公司合伙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发放红利基金，基金金额为公司税前营业利润的一部分。合伙人对公司业务的贡献以及对公司使命、远景和价值观的促进将决定其分配到的红利。

此外，阿里巴巴还列出了一些限制条款，以确保其合伙人制度实施的稳定性。

可见，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中的“合伙人”并不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此制度主要意义在于董事提名权：它不是按照股东持股比例来提名董事，而是由管理层选择确定的“合伙人”来提名董事，即“合伙人”拥有大部分董事提名权。以马云为代表的阿里巴巴创始人的持股数量已随着公司的持续融资及上市而被逐步稀释。然而，通过设计合伙人制度，这些创始人则控制了董事提名权，进而控制了董事会。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控制了董事会即意味着控制了整个公司。同时，通过合伙人制度设计，非合伙人的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控制权实际已被架空。

三、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对我国科技创新企业治理的借鉴意义

（一）科技创新企业可以改变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创始人和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股东至上”是传统的公司治理所持有的原则，它强调了物质资本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普遍以保障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目的，而设计对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在科技创新企业里，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发挥着核心竞争力的作用,这意味着传统的公司治理不适应于科技创新企业。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设立一层特殊权力机构对抗其他股东的权利，以保证其创始人和管理层掌握公司的控制权。这符合科技创新企业中人力资本对控制权进行要求的特征，不但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而且有利于传承企业的理念和文化，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与此类似的科技创新企业应该借鉴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精神，由创业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其控制权，做到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的基础上，突出人力资本的作用，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二）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在科技创新市场引入双重股权结构以鼓励相关企业发展，并且通过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以消除双重股权结构的弊端

按照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法律法规，除因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差异之外，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股票均实行同股同权制度。同股同权的刚性原则会造成公司股权结构的僵化，与之相比，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则更注重科技创新企业治理中的特殊性，更利于公司发展，值得同类公司借鉴。

科技创新企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具有高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层，带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科技创新企业往往会在资本市场进行筹资，从而同股同权制度的要求会稀释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控制权，降低甚至完全剔除其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驾驭。因此，适当在科技创新企业引入双重股权结构，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层不至于因担心失去控制权放弃在资本市场融资，而错失企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即使融资之后，原创团队仍然掌握了企业相当部分的控制权，有利于延续企业的经营理念，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然而，合伙人所体现的双重股权制度对公司治理也有着消极影响。最主要的缺陷则是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层通过超级投票权而掌握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会有管理者独断专行滥用控制权进而危害股东权利的风险。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公司法已有如派生诉讼制度、独立审计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来遏制这类风险，减少控制权集中的成本。另外，很多国家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例如分类表决制度、对发行无投票权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进行限制等，这些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控制权滥用的风险。因此，针对双重股权制度对公司治理的风险影响，应结合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法规，以完善信息披露、集团诉讼等制度，在强调人力资本的同时，保护好广大投资者的权利。

参考文献：

[1]李勇.宋丽萍：为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灵活化公司治理[N].经济网,2014-03-12.

[2]龙勇,吴洋.产权、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J].科技管理研究,2007,(11).

合伙企业适用的会计制度篇10

一、有限合伙制与风险投资结合优势

有限合伙是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业务的经营，并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则不参加合伙业务的经营，也不能以其行为约束商号或撤回其所出资本，对合伙债务仅负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作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最佳组织形式并非偶然，因为有限合伙的制度设计满足了风险投资的内在需求，能适应不同主体条件的需要，并能够促进风险投资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1、具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其激励机制在于利益捆绑。有限合伙制通常规定，普通合伙人出资1％，而取得风险投资机构收益的20％；有限合伙人出资99％，而取得风险投资机构收益的80％。这种制度安排，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对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激励，为了追求自身利益，风险投资家将尽全力争取成功。并且这一制度设计被明确载入有限合伙协议中，而且在整个存续期内不能改变，这就更加刺激了风险投资家的积极性，使其将投资风险转化为竞争动力，确保风险投资企业的积极有效运转，充分体现了风险投资中的高风险、高收益。

2、具有良好的约束机制。在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约束是多方面的：一是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1％，但对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这极大弱化了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约束其随意性投资行为；二是有限合伙制实行报告制度。即管理人须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机构运作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家起到控制作用。

3、有限合伙制可以降低风险。私人权益资本市场和处于创业阶段的高科技企业一样，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并由此引发出问题。有限合伙制能通过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责、权、利的基础制度安排和他们之间一系列激励与约束契约连接来有效地降低风险，保障投资者利益。

4、有限合伙制可以降低运作成本。有限合伙实行普通合伙人管理制度，能够保持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模式。资金管理人与投资人分离，可以避免管理人在项目筛选、评估、投资过程中受他人意志左右，使资金运作合理。普通合伙人一般为具有风险投资专业知识的人才，由他们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决策，能够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减少投资失败，提高投资效率。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必然会使其利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相连，使其履行义务。而且少数人的管理，也能带来企业结构简单、管理成本低、内部关系紧密等好处，对普通合伙人有更高的约束。

5、有限合伙能够避免重复征税。有限合伙企业不纳企业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纳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避免了企业重复征税。而普通合伙企业在我国面临着双重纳税义务，即33％的企业所得税和20％的资本收益所得税。这样重的税负，如果用于有限合伙，显然不利于风险投资收益的获取。

二、我国有限合伙立法现状

我国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时曾考虑将有限合伙纳入其中，但因立法机关内部对有限合伙认识不一，最终法律没有加以规定。但在深圳、北京、杭州等地相继颁布地方性法规，对有限合伙做出了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各地都把有限合伙作为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适用范围控制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如北京市只限定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杭州市只限定在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由于国家立法没有明文规定，这些实践实际上都处在一种法律保护随时可能缺失的状态之中。例如，北京市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于是北京天绿创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天绿”）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在中关村成立了我国第一家有限合伙风险投资企业。但后来“天绿”的两大有限合伙人新疆天业和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因证监会的反对而退伙，“天绿”因失去资金支持而解散。证监会反对的理由是“上市公司不能投资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高风险企业”，而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所有的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即使后来北京市工商局出具了“新疆天业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的证明也无济于事，证监会只认国家法律。可见有限合伙的“实践先行”，由于超越了法制限度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保障。因此，在有限合伙这种企业形式已经走到前台之时，应该正式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这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有限合伙立法建议

关于有限合伙的立法框架，我国学者已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有限合伙的登记与公示。按照法理，法人注册资金的登记和公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相对人的利益，使其能够了解法人的资信状况，从而判断是否与法人进行交易。同理，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欲获得有限合伙人资格，必须通过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和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从而有效地将不适合的主体，如政府官员等排除在外。登记后的有限合伙必须进行公示，使相对人有机会充分了解有限合伙的资信状况，从而保障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