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净沙翻译十篇
时间：2023-04-11 11:26:19
天净沙翻译篇1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翻译
枯藤缠绕的老树的枝干上栖息着黄昏归巢的乌鸦，
小桥下潺潺的流水映出飘荡着炊烟的几户人家。
荒凉的古道上，迎着萧瑟的秋风，一位骑着瘦马的游子缓缓前行。
天净沙翻译篇2
云收雨过波添，
楼高水冷瓜甜，
绿树阴垂画檐。
纱厨藤簟，
玉人罗扇轻缣。
注释
簟（diàn）：竹席 缣（jiān)：细绢
原文解释
云收雨霁，流水波添，雨过天晴，楼也显得比平时高，水散发着凉爽的气息，雨后的瓜也似乎显得比平时甜了，绿树的树阴一直垂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一个身着轻绢夏衣，手执罗扇的芳龄女孩，静静地消受着宜人的时光。
天净沙翻译篇3
关键词:形合;意舍;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06-02
一、前言
“所谓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所谓意合,指的是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连淑能,48)总的来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在实际运用中,英语通常采用各处形式手段如连接词、关系词、介词等来连接词、语、分句或者从句,并且注重整体结构的完整性,以形显义。而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很少用甚至不用任何形式连接手段,它注重隐性的连贯,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以意统形。
此种特点跟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因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语言也被视作思维的外壳,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影响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汉语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重整体、重模糊的思维方式,而英语则表现出重解析、喜确切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了英汉的形意之别。
二、英汉形意之具体表现
汉英两种语言在形合和意合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脍炙人口的名篇《天净沙・秋思》为例:
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词有许多不同的译本,现引三个译本为例:
a.Autumn thoughts
Withered vines, olden trees, evening crows;
Tiny bridge, flowing brook, hamlet homes;
Ancient road, wind from west, bony horse;
The sun is setting,Broken man, far from home, roams androams.
b.Autumn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c.Tune: Tian Jin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 Returning cre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And below the bridge quiet 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从《天净沙・秋思》这首词不难看出,汉语这种意合语言,行文过程中无须任何逻辑标记,词汇与词汇之间的粘连,词汇与词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十分重要。此外,汉字本身是一种象形文字,其采用的“形、声、义”三维式结构赋予了其本身丰富的信息量。这首词通篇只有二十八个字,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无任何粘贴,但其承载的信息量给予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创造出了一种思乡的意境,这充分体现了汉语意合的特点。
细读这首词的三个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逐一发现:第一个译本是纯粹的逐字翻译,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来说,此种翻译完全是词语的堆砌,严重缺乏逻辑而且语义模糊不清。因为withered vines,old trees,evening crows这种无任何衔接词的词组的并列不能显现出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不能判断出evening crows是在old trees或者是在withered vines上,对于喜欢确切思维的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这就造成了意义上的含混不清。此外,这种没有任何衔接词的翻译也变得句不成句,诗不成诗。第二个译本是解释性的翻译,此译本很好地对原词进行了诠释,译文中添加了大量的介词,逻辑连接词等等,但是这种对原词确切的诠释和表达使得原词故意设置的模糊意境荡然无存。译文读者虽然理解了原词的基本意义,但汉语中创造出的所以意境和意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得不成为翻译中的一种遗憾。第二个译本在形式上采用了诗的形式,这更能为英语读者所接受,但翻译中的缺憾和第二个译本基本相同,原词的思乡凄凉的意境消失在确切的翻译中。
如此看来,英语注重形合,注重结构与形式,而且常常借助各种连接手段,因而比较严谨,译本中加黑的部分就是很好的体现,即以形表意。而汉注重意合,很少甚或不使用任何连接手段,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即以意统形。
三、英汉形意之别的根源: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的形意之别的根源在于两种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总的来说,汉语重整体思维与模糊思维,而英语重解析思维与确切思维。汉语注重整体意义,而忽略逻辑连接词等连接手段,让读者在整体中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英语恰好相反,它倡导的是一种理性思维,喜欢用连接词来清晰地标出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把读者引向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上去。
英汉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还表现在汉语的模糊思维和英语的确切思维上。汉语重整体、重悟性的思维模式使汉语在造句、谋篇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并且强调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事物、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不重视对事物作周密的逻辑分析,因而不免具有笼统、模糊的特征。这些特点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则是重意合,较少注重形式规范,语法呈隐性,因而显现出整体的模糊性思维。《天净沙・秋思》是个很好的例证,作者通过一群无任何逻辑连接词的词语:枯滕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展现出了一幅思乡凄凉的画面与意境,原词并不像英译所表现的那样确切:昏鸦在老树上盘旋,小桥下面有流水,而是通过词的并列给读者一种想象的空间,其逻辑关系也自显其中。
英语的解析思维习惯从个体上把握对象,善于对事物的各个细节作精密分析,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上则是重形合和形式规范,语法呈显性,并且注重词与词、句与句以及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特点都反映出了英语喜确切的特点。从《天净沙・秋思》的几个译本可以看出,大多的译本在英译过程中都通过增加介词、逻辑连接词等把汉语的模糊变成了确切,原词那种模糊的意境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确切的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如果缺少加黑的连接词,这种英译必将变得句不成句,诗不成诗,不能被英语读者所接受。不难看出,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正是体现在这种模糊的以意统形与确切的以形摄意上。
参考文献:
[1]陈东成.文化差异与翻译[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耿龙明.翻译论丛[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8年版.
天净沙翻译篇4
金岳霖当年翻译《毛泽东选集》时，译到“吃一堑，长一智”，一时犯了难，不知如何下手。钱钟书遂支招，译作A fall into the pit,a again in your wit。译文跟中文一样对仗而且押韵，实在翻译中的上品了。
金岳霖有个学生，叫做许渊冲。
许渊冲，生于江西南昌。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
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
2014年8月2日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系首位获此殊荣亚洲翻译家。
《大风歌》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元)
关雎
七步诗
归园田居
天净沙翻译篇5
关键词：单元结合 意境整合 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
一、引言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以维台墨于1912年发表题为“似动的实验研究”的论文为诞生标志，亦称完形心理学，主张用“格式塔（Gestalt）”（即整体）的观点研究心理现象（Kohler，1967）。核心理论是“异质同构”，指在任何情况下，真实的知觉不是盲目地与其相应的心理过程结合，而是在本质的结构特征内的同类连接（Koffka，1935）。异质同构不仅为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而且还解释了人的审美经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但它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和现实世界对人的情感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异质同构”这一空间维度，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为理解《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提供新的视角。
二、相关研究回顾
维台墨在实验中发现格式塔的性质不在部分，而在主体之中，所以分析部分不能解释全体的性质（转引自Wolfgang Kohler，1967）。这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引起了各个领域专家的思考和研究。文学艺术方面，姜秋霞（1999）、姜秋霞和权晓辉（2000）及孟瑾和冯斗（2005）讨论了格式塔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及其价值。对《天净沙·秋思》的研究多在译文对比和翻译策略方面（殷召荣，2008；江媛，2008），刘丽（2009）简要探讨了《天净沙·秋思》的意境之美。但以上研究均未实现格式塔心理学与文本的结合。本文将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通过单元结合和意境整合两个方面探寻这首小令的语义空间，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
三、《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
（一）单元结合
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结合表示单独的视觉单元完全契合在一起。这可以使原来并不相干的视觉形象自然而然地关联起来，从一个视觉语义延伸到另一个视觉语义。本小令前句可分解为九个单元：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它们的性质、形象各不相同，意义也是分离的。作者分别在中心语的前面加上相同语义色彩的修饰语（人家除外），叠加结合起来，中间不插入任何连接词，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却给读者以观看幻灯片的视觉效果。从“枯藤”到附着于上的“老树”再到归巢栖息于树上的“昏鸦”，由外向内描写了一个相互关联且有序的整体——暮秋环境这一静的界域（静域）。功用上的联络拓展了单元语义的空间容量，不是之前的那个独立单元在读者的知觉中的对应物。“小桥流水人家”这三个单元给人以温暖、亲切之感，迎合了诗人此时思念家乡的心情，诗人用明朗的色调再造一重动的界域（动域）。而“古道西风瘦马”则展现了一个色彩惨淡、气氛阴郁的动态环境。后两小句是一明一暗的两种动域和第一小句的静域结合在一起，形成对照。不仅如此，诗人此时遇见的“人家”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形成对照，这使情更悲、景更哀。“夕阳西下”和前面的单元景物一样继续铺排，但此单元带来了色彩上的丰富性。这无疑增强了视觉上的格式塔效果，可见这里不仅增加了一个单元，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气氛。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基-形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是“形（figure）”由于其自身特点，而依赖于其所在之“基（background）”；“基”相当于一个结构，“形”载于其中，因而受其制约（Koffka，1935）。至此，诗人所做的“基”的工作已完成。“断肠人在天涯”是整首小令的点睛语，道出了诗人极致的悲苦和孤独，该小句在“基”的背景下充当了“形”的角色，从而达到了“形基”结合。形基现象在表达了诗人的羁旅之愁、传达了本小令的中心语义的同时，还提供给读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发现这样的单元结合、界域融合所达成的相符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而且“所指”使其语义更加饱满、使空间更富整体感、和谐感，实现了语言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最佳融合。
（二）意境整合
孟瑾（2005）认为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看，整体意象又称为格式塔意象，它以篇章为载体，接近于意境。整首小令是客观对象和主观感情的结合，其中客观对象由多个个体意象组成，但其形成的意境又超越意象之外，这一点和格式塔意象不谋而合。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个体性质的结合不代表整体的性质。本小令由两个句子组成，前句包含九个词语，每三个构成一个小句，每一小句即自成一幅场景，这一场景并非词语的简单叠加而成，一字一词均代表一个意象，这些意象看似离散，但作者在每小句后做押韵处理：鸦ya、家jia、马ma，使整个描写不但形合而且音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意境。诗人紧扣“秋思”，并置七个静态的个体意象：“藤、树、鸦、桥、人家、道、马”。如果说前句写景，那么后句则是着眼于“断”字抒情，描绘“夕阳西下”和“断肠人在天涯”这两个动态意象，并注意以“下xia”和“涯ya”收尾，与前句保持音韵上的一致。前后衔接连贯，前句除“人家”以外，作者均采用修饰语+中心语结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古+道、西+风、瘦+马）。通过这一结构中的修饰语：“枯、老、昏、小、流、古、西、瘦”，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景物上；后句与前句情景交融，形成映衬，突显了诗人此时四处漂流、无处落脚的悲苦。王国维（2003）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内”指情，“外”为景，他认为“情”“景”两个元质构成了“境界”。可见，情景乃创造意境的必要条件，前者直抒胸臆，后者创造气氛，两者结合组成了格式塔意象。本小令的意象传递
境：一个秋天的傍晚，寥无人烟，诗人身旁只有马儿陪伴，且无寄宿之所。
情：“断肠人”是全诗的诗眼。诗人此时只身在外、孤苦无助，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
意境：在一个凄凉的秋天的傍晚，诗人满腹辛酸地走在古道上，身边只有一匹瘦弱的马儿陪伴，秋风瑟瑟，连乌鸦也归巢栖息，而自己却漂流无所，心中的疾苦悠然而生。
诗人用这种凄美的意象：枯藤、老树、昏鸦（其中“藤、树、鸦”是物理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分别被赋予了“枯萎的、僵老的、已经归巢的”精神世界的意义，映射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形成了客观的境、主观的情达到传情造境的效果，完整地再现了《天净沙·秋思》的意境。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外部事物完美契合，其空间语义远在意象之上。同时，还赋予了诗句本身极大的整合空间，给身处物理空间的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语言空间和物理空间通过心理结构这一媒介在意境中得到完美的融合。
四、结语
本文通过单元结合和意境整合探讨了诗人通过外在事物表达内在情感而呈现出的凄凉清冷的意境，化抽象的语言为直观的意象，并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为探寻《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提供一定的参考。该模式可以简单图解
心理结构
↗（知觉、情感）
语言空间 物理空间
（诗句语言） （现实世界）
……
在理解诗句的空间语义的过程中，读者不是将诗句语言直接转换成现实世界的直接对应物，而需通过自身的情感知觉加工这一中介过程，从而形成一个三角图示。这样，诗句的语言经过诗人的个人情感这一心理结构的融合而可能与物理空间形成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变得复杂，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一模式体现了诗句语义空间理解上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江媛.“归化”“异化”理论下的《天净沙·秋思》英译文赏析
[J].安徽文学，2008，（8）.
刘丽.别有诗情画意生 此处无思胜有思——浅谈马致远《天净
沙·秋思》的意境[J].资治文摘，2009，（7）.
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J].外语与外
语教学，1999，（12）.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国翻译，
2000，（1）.
孟瑾，冯斗.古诗格式塔意象和意境的传递[J].外语学刊，2005，
（4）.
殷召荣.从形合、意合看古诗增译——个案分析《天净沙·秋
思》[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5）.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Kurt Koffka.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M].Great
Britai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35.
天净沙翻译篇6
关键词：读者反应 译文 调查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y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text to readers, however, few studies on poet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der's response are found nowadays. Both the reception theory and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emphasize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cater to readers’ taste. An investigation of readers’ responses to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is necessary and worthwhile especially for bett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reader’s response; translation version; survey
一、理论基础：接受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
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是姚斯（Hans Roberts Jauss）和伊塞尔(Wolfgan Iser)为代表的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所创。接受理论认为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体。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阅读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把人们从“直译”和“意译”之争中解脱出来。
功能对等理论：美国翻译家奈达（Eugene A. Nida）的结构主义归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就是“再现最近似而又自然的译文”，其效用和认可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读者，翻译的宗旨就是以译文读者为本，让译文的读者与原文的读者能获得大致相同的感受。
接受理论和动态对等理论都主张目的语读者不应被忽视，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得到加强。两者都认为读者有积极作用。
1.原作分析。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元朝散曲小令中的杰作，有多个译本。原作不拘于语法，仅有名词建构意象，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顾延龄（1993）等学者对其英译本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黄国文从语言分析入手，对三种英译本进行语言分析，探讨译诗、曲中“形式对等”的重要性。译文一（Schlepp译）原曲的9个名词词组分别被译成9个英语名词词组；译文二（翁显良译）采用散文释义方法，与英国的Arthur Waley相似，属于表意派（神似派）。译文三 （丁祖馨与Burton Raffel合译）介于前两个译文之间。（黄国文，2003）
Version 1:Tune to “Sand and Sky”―Autumn Thoughts
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The sun westering//And one with broken heart at the sky’s edge.
Version 2: Autumn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vines―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Version 3:Tune: Tian Jing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A few house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And below the bridge quiet creek running,//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2.问卷设计。问卷设计围绕读者展开，调查不同译文的读者反应。问卷共发给18名澳大利亚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外籍朋友(一位热心的澳大利亚外教暑期回国帮忙寻找的)，12名在学校教书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教共30名外籍朋友。发放问卷10份，全部收回。
3.问卷分析
(1)风格style
60％的人认为译文一是传统的诗词，在文体、风格的认识上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反应基本一致。10％的人认为它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译文二和译文三中，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选择有较大出入，其中90％的被试认为译文二是散文而不是诗歌。
（2）基调tone
调查对象对三个译文的基调的把握与原文读者都有出入，30％的人对译文一的基调理解与原文读者反应接近，而在译文二和三中，分别只有10％和20％的人选择与原文读者接近。
（3）对译文内容的理解。问题3是考查大意main idea的表达。为明确受试者是否理解了译文蕴含的最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性，设置的四个选项都较接近。为方便比较，我们把C项量化为4，D项为3，B项为2，A项为1。具体分布如下表：
表中可看出，三种译文得分十分接近。译文二的得分略高。
(4)对文化意象词的理解。
由于译文一形式与原文最接近，采用了大量的文化意象词。因此，在问卷中对译文一专门设置了两道文化意象词理解的考查，第四题18人选A，即：dying, withering, dead things,这一理解与原文“枯藤”最接近。9人选B,即认为it’s autumn，1人选C, grapes, wine, harvesting。这两种联想与中国读者对“枯藤”的联想不同。其原因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第五题，20％的被调查者与原文读者反应相同(即：认为四个选项都有伤感色彩)，40％则认为两个词具有感伤色彩。70％的受试认为west wind不具有伤感色彩,70%的认为old tree具有感伤色彩。
（5）对译文的评价的调查。9人最喜欢译文一，因为它语言表达不受语法的束缚就如同画家运笔作画一样自如；或是认为它与俳句 类似，语言简洁明了，也有受试喜好它的表达方式。9人喜欢译文二。原因是译文二表达更清晰, 译文的基调和主题更清晰,译文更易懂，结构和用词更自然，更贴近散文体。9人喜欢译文三因为它具有更好的描述，诗意更浓；或者认为它能产生共鸣，或者认为更贴近英语诗歌。还有三名受试该项未填。
三、翻译方法探讨
1.翻译中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在诗歌翻译中，形式与意义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上述的问卷调查中译文二和三都是采用自由译法，意义更清晰但在文体和风格上，就有读者认为译文更像散文而不是诗歌。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意义和形式与原文完全吻合不大可能，因此，翻译时要灵活。
2.翻译策略选择：归化和异化。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界长期争议的话题之一，归化策略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异化则突出原语文化。从照顾译文读者角度，归化译法更易于读者的理解。在上述调查中，译文二采用归化译法，被调查的30名读者中有9名最喜欢这篇译文；译文一采用异化译法，也有9名读者喜欢译文一，两个译文各有千秋，两个翻译策略也是视情况而有不同选择。从读者因素角度，诗歌翻译两种方法比较值得推荐：一是加注的直译法。此法尤其适合中国特色很浓的文化词。这种加注法是帮助读者理解的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法。二是基于读者接受能力的灵活译法。这种译法一般不采用逐字对译，而是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原作诗人的意图。
四、思考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研究的重心正从文本转向读者以及文本－读者的关系。本研究以接受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为背景，对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的三个不同译文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基本兼顾多个以英语为母语或主要语言的国家，兼顾不同性别和兴趣等，尽量做到抽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而且由于调查对象人数不够多，调查问卷设计水平有限，翻译的标准尚有争议，翻译很难达到完全等值等原因，本文的研究尚十分粗浅，从读者反应角度对汉诗的英译进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胡开宝、胡世荣：《论接受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解释力》，《中国翻译》，2006.5。
[4]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5]陶友兰：《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外语学刊》，2006.1。
天净沙翻译篇7
关键词:《天净沙・秋思》;模糊性;文学模糊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42-02
《天净沙・秋思》是广为传诵的元曲作品，以下是这首作品的三种英译本:
【越调】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①: TUNE:TIAN JING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
Rer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a quiet 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丁祖馨､Burton Rafflel 译)
译文②: AUTUMN THOUGHT
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o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 Cyril Birch译)
译文 ③AUTUMN
Crows hovering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a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翁显良译)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同一首作品，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三种译文。我们暂且不考虑译者的文化差异，即使同一文化背景的译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译文，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原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几枝枯藤，多少棵老树，又有几只昏鸦?小桥是竹桥，木桥还是石拱桥?人家又是几户人家?这些均是未知数。“枯藤”和“老树”的空间距离如何，“老树”和“昏鸦”是何种关系，“小桥流水”和“人家”又有多远，我们不得而知。至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原文向我们传递的就是模糊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文学的模糊性使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什么是文学模糊?文学模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文学模糊对文学作品欣赏有何意义呢?本文将就这几个方面做一简单论述。
一､文学语言模糊性的产生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自1903年以来一直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外，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Pierce， Lakoff， Labov， Channel， Williamson， Keefe等。在国内，伍铁平先生，于1979年发表的《模糊语言学初探》，开创了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先河。那么，什么是语言的模糊性?所谓模糊性，是指一个概念的中心区域基本上确定，而外延界限不明确的属性。它是客观世界自身内在的模糊性和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的有限性以及不确定性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
而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大量存在。战国时人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邻家女时写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个女子究竟有多高､肤色究竟如何､到底有多美，这一切从语言文字上无从得知。汉乐府《陌上桑》中写罗敷的美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没有从正面写罗敷究竟有多美，而是从侧面描写，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 坡有一首题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即此诗，定 非知诗人”。意思是主张诗贵含蓄，不能把诗意都在字面上泄露无遗，应该意在言外，字面上好像是说这个意思，而实际包含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诗论家”们常常称道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手法。这是模糊语言运用的一个典型。
二､文学模糊产生的原因
那么，这种模糊性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写作的主体､客体以及写作的过程都具有模糊性。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写作主体(即作者)反映客观事物和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其中必然蕴含了主体的情感因素，而情感是心灵中的不确定的模糊的部分，情感的模糊性必然带来写作者思维的模糊性。“只恐双溪舴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如梦令》)愁如何测量?无法测量。李清照试图用“舴蜢舟”装载，生动新鲜，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在写作过程中，写作客体往往处于一种模糊性的存在状态。模糊概念的发明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德(L・A・Zadeh)教授指出:“现实中的物体类别之间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因此，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而不必去无谓地追求不可能的明晰。
其次，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往往具有模糊性。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为作者个人所拥有，而成为许多读者解读的文本。文本与读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文本的价值是作者创作意识与读者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文本中有许多空白，召唤读者去发挥想象力。文本反映的思想内容往往具有多义性，读者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知识储备､认知方式去理解和把握，自然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色彩斑斓的审美情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红楼梦》里林黛玉进贾府时宝玉[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虽然这段文字从肖像､行为到心理都描写了，但也是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林黛玉，不会也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再次，汉语本身内涵丰富，具有不确定性。汉语词汇的伸缩性很大，内涵的自由度很大，同义词､近义词很多，一词多解､一词多用，既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难解性，也增加了语言的趣味。如，善､恶､优美､和谐､丑陋､漂亮等词，很难有准确的定义，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感悟。
三､文学模糊对文学作品欣赏的意义
首先，模糊性语言能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模糊的语言是促使读者进行审美再创造的一种“刺激”。 鲁迅的作品中就有大量的模糊语言，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我” 猜测被送到私塾去的原因时这样写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再见了，我的蟋蟀们!再见了，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我”作为一个小孩子，当然“都无从知道”，但“诱发”和“刺激”我们去思考，在思考中到，我们体会到告别百草园在“我”心里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我”对百草园的依恋之情。
其次，模糊性语言给读者提供了更为阔大的想象空间。模糊，给意象的确认提供了若干个选择，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模糊尽量地变为清晰，使朦胧尽量地变为明确，从而充分实现阅读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的阅读是在语言模糊性的引导下实现的，更为阔大的想象空间，让艺术更有魅力。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全曲仅28个字，却列出了12个意向，其中仅在最后两个意向“断肠人”与“天涯”之间出现了一个“在”字。“枯藤”与“老树”是何种关系，是绕于树干，还是悬于树枝?“老树”与“昏鸦”是何种关系，是栖息树上，还是绕树飞翔?“小桥流水”与“人家”又是什么关系?这一切作者都没有交代，从原文文本的结构也看不出来。对读者来说意向间的关系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开放关系。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结构使读者得以展开想象的双翼在模糊的空间自由翱翔。
再次，模糊性语言增加了作品的美感。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是一种诗意的美，这种美感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妙趣，是一种言外之意，却“余音袅袅，不绝于缕”。语言的模糊性为读者阅读时加入自己的感情因素提供了条件，使作品的美能够深入人心。《红楼梦》以其精湛的艺术，描绘了封建“末世”一个典型贵族家庭的兴衰过程，展示了宝玉和林黛玉､宝钗他们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反映了广泛深刻的社会生活，成为一部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成群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而书中人物语言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能够形神兼备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 特征，除了作家对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和北方口语的高度提炼加工之外，还在于作者在书中娴熟地运用了大量的模糊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构成故事情节，揭示题旨内蕴。书中模糊语言成功的运用的范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就如第34回，在宝玉被打后，宝钗来探望他时，“点头叹道:＇早听人家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这急收的半句咽住的话，也是模糊化的语言。它表现了宝钗对宝玉多少深深的亲切与关怀之情;又显示出一个大家闺秀特有的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可以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显而易见，这样模糊语言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潜台词”，它是“无声胜有声”，可以增强语言的含蓄性，加大表达内容的信息量，也因此可以强化表达的深度，更好地刻画出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产生别具一格､摄魂褫魄的艺术魅力。
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作为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不等同于思想上的“糊涂”， 而是给人一种朦胧美，是语言艺术美的精灵。它对扩大作品审美感染力，使读者获得动人的美感和意境的升华，使主旨小说意蕴深厚，让人物典型形象丰满生动，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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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净沙翻译篇8
关键词 克里斯蒂安・诺德翻译类型 合理性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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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净沙翻译篇9
［关键词］法显；青岛；佛经；翻译；传播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2-0114-07
法显，东晋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横穿中亚、南亚次大陆，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再航海至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走海上丝绸之路归来的西行求法第一人，因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经15年艰辛，法显于公元412年在青岛崂山登陆回国，为青岛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归国后，法显将带回的梵文佛经译传，填补了汉地律藏的空白，为中土引入了涅槃思想，开创了“印度的梵文佛经开始通过中国僧人直接传入中国”［1］的历史纪元。
一
法显大半生生活在尘世乱、佛门也乱的晋代中国，在战乱不已的世界，他以严格的宗教戒律和超然的宗教理想为佛教进入中国思想畛域的主流不懈努力。
法显，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俗姓龚。他的出生年月没有准确记载，学界推断其生于东晋咸康八年（342）。法显的早年生活，在《魏书·释老志》中没有涉及，据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载：“显有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2］573另据梁慧皎《高僧传》载：法显“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法显不从。“母丧，至性过人。”［3］父母相继辞世后，法显持戒更为清净，恬退恭顺，20岁正式接受比丘大戒。受戒后的法显“志行明洁，仪轨整肃”［2］573，深为同戒崇敬。法显大概在380年从山西来到长安，长安是后秦的都城，佛教兴盛。法显研读佛学经典，到五六十岁时已查阅了寺藏七千卷经文，成为饱读佛经的学问僧。
自佛教沿丝绸古道传入中国，借黄老之学以栖身，到法显时已在中国发展了四五百年，有了广泛的影响。佛学东渐带来了中国思想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佛理因与玄学在理论上有契合之处，“佛学的精深表达在于其具有‘翻过一层’的超越境界”［4］412，必然引起士子的热心与兴趣。在统治者看来，由于佛教不仅具有追求个人救赎的功效，而且规范着社会思想与行为，其价值标准与国人信奉的周孔没有冲突，因此佛教很快被纳入了中国思想世界。
佛学经典的早期传入多半依赖胡僧译传。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西域文化背景、传教僧侣的汉语水准及其对于佛教消化的程度等影响，中国人对理论上等同一味的佛学总有一种自相抵牾的感觉。佛学带来了新话题，其繁复怪异的“事数”很难在中国话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如何在汉语语境中对佛教经典原义进行勘核，一直是僧俗两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一批学问僧已不满足于转手接纳和现成套用胡僧译传的佛经，产生了直接从西方寻求经典原本原义的需要，相继采取了“取真经”的行动。
许多出自释门的资料反映，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记载并不少见。其实，佛教始入中国，就是国人走出国门、自觉学习的结果。东汉明帝于显宗永平三年（60）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大月氏，遇印度高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蔡愔力邀其用白马驮来佛经42章，汉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白马寺因此被公认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三国魏时，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出塞，求得《大品般若》梵文胡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回洛阳，他本人最终客死于阗。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世居敦煌的月氏僧人竺法护为求《般若经》，西游36国后至长安。此时，印度和西域大乘佛教新一代经典陆续结集，中国佛教迫切需要新的滋养，促使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甚为活跃。东晋初的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及以后的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发领、法净、昙猛诸人，都是法显的先驱。梁启超说：“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5］
客观地说，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比西域胡人僧侣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法显的作为在于佛学律典的求取与译传，为中国佛教僧团建设创立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佛经有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典籍，东晋中叶佛经译出虽多，但戒律未备，记载佛门戒律威仪的律藏只有三国魏时康僧铠所译《昙无德部杂羯磨律》一部，中土戒律的不完善致使僧众行为缺乏真正的依凭。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僧团人数急剧扩增，如在365-379年间道安在襄阳就有“师徒数百”，过着集体的宗教生活。因此自道安始，中国僧人已经感到戒律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汉传佛教的规范发展。慧远听说弗若多罗没有译完《十诵律》十分感慨，后听说昙摩流支来华，就派弟子昙邕前去关中，请求译全。为使这些印度传来的佛教戒律适用中国的实际情况，慧远参照道安、支遁等做法，制定了《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僧尼活动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律本篇幅短小，大都是节译，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东晋时期，迅速发展的佛教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要求整顿僧团的呼声时有出现。法显在长安时，一直戒律严谨，但因缺少戒律文本，使其在修持上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同时感到僧众威仪的不严整，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法显意识到，“佛法不能依赖佛与弟子们个人的修证，而惟有依于乐和清净的僧伽”［6］311，若欲弘法，戒律具足、整肃道风是必经的环节，惟有乐和清净的僧团，才能外化而信仰普遍，内证而贤圣不绝。为健全僧伽制度，以求取经律补中土经典之不足，法显便和同乡志友秘商到西天竺求取经律。中国僧人一直在寻求刺激中国佛教思想形成的理路。法显西行的意义与此前朱士行西行追寻大乘佛典原义的目的同样重要，不同的是，法显 “主动承担起对于中国教团戒律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紧迫任务。”［7］266
《佛国记》记载，法显“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偕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同契到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以老年之躯西行求法，“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8］
二
法显远涉重洋，海陆并遵，广游西土，携经而返，归途漂泊至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附近栲栳岛登陆，成为古今中外空前的伟大壮举。
东晋隆安三年，即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同行四人。《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法显西行途中的险恶，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2］574由此可见法显求法精神之坚忍。
隆安四年（400），法显在张掖镇因战乱不能西行，得张掖王段业供养，并遇见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依佛教徒每年雨季于寺庙安居三个月的夏坐后，法显等十人继续向西行进到达敦煌。法显在敦煌停留一月有余，得敦煌太守李暠的资助度沙河。法显等在沙漠里行进17日走到达鄯善国（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在此住一月余，继续西北行15日到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由于焉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法显一行属大乘教，所以他们在焉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
隆安五年（401），法显一行蒙苻公孙供给，直进西行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东南）。时正逢庄严殊胜的迎像法会，慧景、道整、慧达先行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则迎像法会。行相后，僧绍随西域僧人去了罽宾（今克什米尔），法显等人经25日行程到子合国（今新疆叶县），继续南行到达于麾国（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在此，法显等夏坐。安居完，法显等行25日到达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在此与先行到达的慧景、道整、慧达三人相汇。年末，法显等从竭叉国出发，到达北天竺境内。
隆安六年（402），法显一行沿葱岭西南行，此处路途险峻，“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9］26法显等渡过新头河（今印度河支流）到达乌苌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县）。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向那竭国，法显等则在此夏坐。八月底，法显一行到宿呵多国，又东行至揵陀卫国。从犍陀卫国南行，法显等到达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行者宝云、僧景只行到此供养佛钵后便还归秦土，慧景在那竭国生病，道整照看他，慧达还于弗楼沙国相见。法显从弗楼沙国西行至那竭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在此国度过了冬三月。
元兴二年（403），一月下旬，法显与慧景、道整一起翻越小雪山（今阿富汗汗贾拉拉巴德城以南之塞费德科山脉），慧景不幸在雪山北麓逝。法显、道整到达罗夷国（今巴基斯坦勒吉），并在此夏坐。八月下旬，法显、道整从罗夷国南下，到达跋那国（今巴基斯坦西北印度河西岸的本努）。后东行到达毗荼国（今巴基斯坦中部印度河东的乌杰）。从毗荼国东南行，到达摩头罗国（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摩头罗国为古代印度与西方通商之路上的重要地点，由此，法显踏入中天竺。
元兴三年至义熙三年（404-407），法显、道整在中天竺游离了15个国家和城市，在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留住。巴连弗邑是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亦作华氏城。法显与道整多处参礼，获益匪浅，但他们也很焦虑，因为所有佛寺都没有现成的经卷，天竺各地的戒律，皆为师师口传，无本可写。道整大失所望，法显却不甘心空手而归，“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2］575，录下了《萨婆多众钞律》可七千偈、《杂阿毗昙心》可六千偈、《綖经》可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摩诃僧祇》、《阿毗昙》等。道整来到天竺后，欣羡此地僧众戒律的严整，追叹秦土边地僧律残缺，故遂停不归。法显却为将天竺的戒法流通到汉地，决心返回。
义熙三年至六年（407-410），法显独自东下，经瞻波国到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的塔姆卢附近），此处位于恒河入海口，法显在此住二年写经画佛像，等待时机搭船回返。义熙五年（409），法显搭乘商人船舶，历14昼夜，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师子国，法显“住在无畏山寺，得到《弥沙塞律》，这是化地部的《五分律》。”［10］法显还得到了《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以及《杂藏》一部。在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附近的卡鲁塔旁保存着一块“法显石”，作为法显曾游历及学习于此地的见证。
义熙七年（411）7月中旬，法显带着所得经卷搭乘商船踏上归国的艰难历程。搭乘此船有200余人，航行之中遭遇暴风雨。为减轻载重，船上人纷纷将一些重物品抛下大海，“惟有法显全身心地紧紧抱着所有经卷，以命护经。”［11］在海上随风飘行13昼夜，因船漏水被迫停靠一个小岛。修好漏处后又继续航行。在大海中漂流90余日，法显到达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等候回汉地的船队。
义熙八年（412），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到是年四月后，终于遇见回汉地的商船，遂决定随船出发。同船信仰外道的商人提出将法显逐出船，法显据理力争才得以免祸。在海上航行70余日，船上粮食、淡水几近用尽，只得取海水作食用，法显等一船人面临绝水危险。为保平安，后经商议改变航向，转东北行为西北行。向西北方向航行12日，忽达一岸。法显见到岸上碧绿的藜藿，知道此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船上人“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9］172法显向岸边的人发问：“此是何国？”答曰：“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法显忧惧积日的心，终于放下来。这一天是义熙八年七月十四日，即公元412年8月22日。
法显从由长安出发，“凡所历三十余国”，历经无数艰险，陆去海还，实现了他想也未想过的史无前例的环太平洋旅行，“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流汗”。法显西行的过程，弥漫其间的是不惜生命、弘法利生的精神，以及把经律带回中土在汉地弘扬光大的决心。
三
法显之于崂山本是不期而遇，但对青岛佛教文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佛教在青岛地区声望大振。
经考证，法显登陆地是崂山南岸栲栳岛一带。栲栳岛，位于青岛崂山沙子口村东南1.5公里处，处登瀛湾与沙子口湾之间，是陡阡口山南伸入海中的小半岛。该岛呈南北走向，面积约3平方公里，三面环海，岗岭起伏。岛上有沙子口东山、烟台顶和南岛诸山，最高点海拔175米。
当时，崂山乃不其城长广郡的郡治，笃信佛教的太守李嶷闻法显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取经归来，敬佩之至，躬自迎接到不其城中，执意挽留。青州兼兖州刺史刘道怜得悉法显已居长广，便立即派人邀请。刘道怜是刘宋武帝刘裕之仲弟，国子学生出身，虽资质平平，但跟随刘裕南征北战立过一些功劳，义熙初年领堂邑太守。李嶷将法显介绍来，“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道，所期未果，不得久停。’”［9］176事实上，法显在青州住了一冬一夏。
崂山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因为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出家修行人向往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崂山就集聚着许多道家方士。但在魏晋及以前，崂山及周边地区没有佛教活动记载，也没有佛教寺院的遗迹。法显登陆前，佛教已经传入青岛地区。迄今见诸文字记载的崂山佛教遗址是魏元帝景元五年（264），在今城阳惜福镇院后村的崇佛寺（俗称荆沟院），此为崂山佛教的发端，由此可知当时的佛寺并不普及。法显在崂山登陆，对崂山周边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历史性的作用。为了感恩佛祖与在崂山传播佛教，法显在他遭遇飓风飘泊至崂山的登陆处，化缘修建了一座石佛寺，即今栲栳岛潮海院。自此，不断有佛教僧侣为修正果臻至涅槃，选择素以道教名山之称的崂山习禅修炼。北齐武平二年（571），建于城阳夏庄源头的法海寺成为崂山规模较大的佛教庙宇。自法海寺始，到隋朝大珠山一系列佛教石窟的开凿，形成了青岛地区佛教高潮。由于法显的影响，关中之学东徙，宣传佛教教义的义学波及彭城（徐州）。青州刺史时驻彭城，“徐州实为北魏义学重地。”［12］572孝文帝时，彭城义学最盛，“道融讲道于彭城，至者千人，门徒三百。”［12］572明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憨山）为认证佛经记载的被僧界称之为世界第二大窟的崂山那罗延窟，于万历十一年（1583）从五台山来到崂山。德清在此兴建海印寺，慈圣皇太后亲自赐额。不料，此事激怒了太清宫道士耿义兰，引发崂山有史以来著名的佛道之争。万历二十三年（1595），耿义兰控告德清谋反，官司从即墨县一直打到北京都城，万历帝颁旨毁寺复宫，并将德清充军雷州。崂山佛教虽遭此重创仍有发展，明崇祯年间（1628-1644），即墨人明代御史黄宗昌在位于崂山王哥庄返岭后村西那罗延山捐造华严寺。华严寺藏有北宋真宗年间编纂的《册府元龟》的明刊本和元抄本，这是青岛地区收藏的国内珍宝之一。
义熙九年（413）夏后，法显本欲再返回长安，回到阔别多年的紫岩山寺故地，但总觉所携梵文、经典尚未全部译出，所负事重，只好改变初衷，毅然告别青州，径直进入建康（南京）道场寺。在建康道场寺，法显和梵僧佛驮跋陀罗（觉贤）共同译经。当年曾和他结伴西行的智严、宝云也相随而至。法显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总是紧张艰苦地进行经典的翻译工作，共译出了6部63卷，计100万多言，对国际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晋元熙二年（420），法显“至荆州卒于辛寺”，年82岁。
四
法显西行求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佛界和国界，他是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中国僧人，对佛学传播和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法显西行大开中印交流风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13］
法显被称为印度求法的“创辟荒途”之人，法显的成功成为后来西行求法者的精神动力。在《佛国记》写出不久，芸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志”［14］338b，招集僧猛、芸朗等25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发迹北土远适西方。”［14］338b，他们行进的路线是从陆路到中天竺，再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路线与法显大致相同。可见，法显西行的壮举确有立竿见影的感召力。芸无竭后，西行求法者越来越多，到隋唐时达到顶峰。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当时西行求法者达到56人，玄奘、义净就是在法显西行事迹的鼓舞下毅然西行的。慧立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道：“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曌不许。诸人咸退。惟法师不屈。”［14］221b玄奘未获取朝廷许可，决意独自出境，经历艰难险阻终于大功告成。义净“年十有五志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15］义净仰仗法显西行求法至生死与法外的高雅情操，成为继法显、玄奘之后有重要影响的西行求法高僧。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法显的西行求法不是宗教信徒朝圣巡礼胜迹，不是单纯的自我修行的个人行为。钱穆指出，法显的西行“绝对不能与基督徒礼拜耶路撒冷，回教徒谒麦加，或蒙古喇嘛参礼西天相拟并视。”［16］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求知目的。中国西行求法者多为学问僧人，求法活动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和学术性格。法显西行出于求得佛法真谛、吸收印土思想的目的，因而成为中国古代虚心寻求和吸收外国文化的成功范例。
（二）法显的《佛国记》成为中亚、南亚次大陆研究的凭借
法显到达建康道场寺后，把在不其城和青州整理的求取佛经初稿正式写成《佛国记》（也称《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等）一书。《佛国记》通过西行高僧的眼睛，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大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华夏之外的国度和人民，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北魏的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广采群书，引《佛国记》有20多处。法显的《佛国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收入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入的佛教著作归入地理类只有这两种。19世纪以来，随着东西交通的日益增进，《佛国记》作为公元5世纪初叶佛教史、中外关系史、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必然引来欧洲学者的目光。最早注意到《佛国记》，并将其翻译成西文的是法国学者J.雷慕沙。英国人S.毕尔1869年在伦敦出版了《佛国记》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之后，1877年，剑桥大学H. A.翟理斯翻译出版了《佛国记》。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对中国道观、寺院、古代碑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后，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因《佛国记》如实记载的三十余国的交通、物产、风俗，以及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古代印度史的空白，使得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惊呼：《佛国记》照亮了印度。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曾感慨道，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中国接受印度的滋养为多，而印度接受中国的太少。［7］2581987年，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致函季羡林，称如果没有法显和后来的玄奘、义净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佛国记》彰显了法显的伟大人格和辉煌业绩，体现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积极主动虚心好学的精神，这一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健全发展的推动力。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摩诃僧律》，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持久发展
佛教之所以在儒家一统的中国立足，并超越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在于佛教戒律是“提撕人类精神升华的实践途径”［17］，其“善恶报应”和“因果轮回”说弥补了儒家监督和制约的缺陷。孔孟儒家思想虽然具有管制和教育作用，但总是伦理的、入世的，难以收敛和制止人心欲望的横流。在佛教史上，佛陀回答弟子的四个问题之一就是佛灭度后，以何为师？佛陀答：“以戒为师。”戒在佛教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戒是众生破谜启悟、悟入佛之知见的先决条件。佛经隐含着对现世生活、自身命运、家庭前程的关心，甚至包括对众生、对国家的希望。早期佛教提倡的诵经、念佛、称名、持戒、习禅、忍辱、兴福等有形有迹的宗教行为旨在表明，僧徒必须以信仰换取个人、家庭、宗族的平安和福祉，并由此扩大至并无血缘的众生。从此岸到彼岸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这段路不可缺少戒律的规范。佛教戒律传入中国后，道安在前秦曾翻译律书，因原本太少且不全，所以道安所倡的僧众戒律内容十分单薄。法显西行带回《摩诃僧祇律》，于义熙十四年（418）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这一大众部的广律共218戒，详细阐明了佛陀制戒的因缘，指引汉地僧侣了解戒律的本意，从而消除疑虑，更好地持戒。从《摩诃僧祇律》的流传可见，在“部派分裂中，这部律是根本的、固有的；经大众行筹表决时，是为大多数所遵用的。”［6］4法显带回并译出的《摩诃僧祇律》，和携回由罽宾人佛陀什译出的《弥沙塞律五分律》，加上先前译出的《昙无德部四分律》和《萨婆多部十诵律》，这四大部律宗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及戒法仪式，从而填补了中土受戒仪规不全的空白，致使中土最后发展成为专弘专修的律宗。
（四）法显译《大般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为中土引入涅思想
天净沙翻译篇10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商品翻译 企业内涵 商品策划 消费群体心理
商品与商品文化竞争是未来企业竞争的发展趋势。文化具备的催化和凝聚作用一直贯穿着企业商品的整个塑造过程，是企业商品内涵的保证。优秀成功的商品策划，应根据商品的特性反映出某种特定的文化需求，正确的文化定位不仅能增加商品的竞争价值和其在消费者心中的低位，更是决定着商品策划的成功与否。无数的事实证明，企业商品翻译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竞争手段，其高含金量的文化附加值在研究企业商品策划中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创立自己的国际品牌，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既是国人的企盼亦是国内企业致力奋斗的目标。本文通过探讨企业商品翻译与商品策划，深度研究企业文化策略的魅力。
一 企业商品翻译在商品策划中的应用
1．文化策略之—以人为本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性、环境已越来越多的引起关注。始终占据手机销售市场最大份额的NOKIA，市场占有率在去年已提升到38%，连续几年稳居世界销量第一，创造了不败的财富奇迹。企业商品效应无疑是NOKIA成功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广告语“Connecting People”，即“科技以人为本”撼动了无数中国人。围绕该核心的无数广告创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情怀，抛开惯有的功力争斗，让消费者淡化了与商家的利益冲突，强化了产品的亲和力，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文化侧路是诺基亚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秘诀所在。
诺基亚为21世纪的领头羊，那LG势必是20世纪末打入中国市场的另一跨国巨头。其本着“尊重人、看重人”的宗旨，塑造了LG集团的人本形象。从这两个成功的品牌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形象的塑造取决于正确的企业商品文化定位，其效果不是仅仅向消费者推销品牌下的几款产品，而是将整个企业文化渗透到消费者内心，让其铭记企业文化的内涵，接受并欣赏该企业的文化理念。人本文化是保证企业商品恒久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2．文化策略之—企业形象
经久不衰的企业精神是企业形象的完美体现，成功的企业商品并不是单一的成功产品，而需要特定的企业文化作为后盾。国产知名空调美的成功，这一企业商品的成功建立，就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分不开。美的力求进取、服务上持久恒心的企业精神与企业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追求执着的企业精神、铁杵磨成针的文化定位，塑造了美的特有的文化风格，也是其保持良好竞争力的体现。
在世界上都享有名气的美国IBM公司，以其成功管理、良好经营著称。作为年销售额达到490亿，净利润为75亿多美元的大型企业，IBM公司始终以信任人、尊重人的企业形象示人。其响彻世界的口号“IBM，就是服务”是整个企业形象的精华所在。
3．文化策略之—外来国土化
由于各国文化之间存在相应的差异，因此广告本土化是文化策略的重要组成成分。国际广告传播，不仅是各个广告商针对商品理念表达的竞争，更是一种是否尊重本土文化之间的竞争。
日用品生产商宝洁公司旗下的飘柔洗发水，在美国名为“Pert-Plus”。当其推广到亚洲地区时则更名为“Rejoice”，译为中文即为飘柔，文字上即体现了该产品的特点，迎合了广大的亚洲市场，这是宝洁公司将广告本土化的一个典型体现。
干邑白兰地更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文化策略，这也是其畅销三十多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它将附有各种特色的企业商品策划应用到含有各种文化习俗的不同地区，获得了优异的营销成果。干邑白兰地迎合欧美文化风格推出“干邑艺术，浓情似火”的广告语，艺术浪漫呼之欲出，从感情上让顾客产生共鸣。针对东方华人，“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深深抓住了华人偏爱喜庆的心理，因而，人头马白兰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地区深受欢迎，体现了外来广告本土化的魅力。
4．文化策略之—消费者感性心理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往往受其文化情感的驱动，因此要想保持企业商品长久的生命力，浓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商品的日趋丰富，人们已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更注重购买过程中精神的愉悦、个性的展现，因此，复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消费者的感性心理。
称得上快餐业翘首的麦当劳，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抓住了消费者的感性心理。其广告理念为“Q，S，C＋V”，取“Quality，Service，Clean，Value”的首字母，译为中文则是质量上乘、服务周到、环境优雅、物有所值，这些都是对消费者心理研究的体现。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们情感交流逐渐趋于淡化。舒适、干净的就餐场所是劳累工作一天的人们渴望的得到的，麦当劳成功的在广告中宣传了这点，将消费者心理放在了重点考虑因素中。要想广告具备经久不衰的生存力，企业策划必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考虑到消费
者的心态和人格品行，再将丰富的内涵文化融入其中，从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将消费者和商品联系在一起，才能给宣传的产品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获得最终完胜的结果。
二 企业商品翻译对企业文化塑造的价值
企业商品的名称直接表达了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联系，是具备音调、形体和特定含义的词汇。优异的企业商品名称不仅能提升商品的价值和档次，还能确定该商品的市场定位，在不同的消费人群中体现出差异，让消费群体体验独特的消费感受。
英特尔公司就成功的利用了这点，它通过制造各种版本来体现商品形象。在我国，英特尔为了强调其不断创新、再创新的发展理念，将商品命名为Pentium（奔腾），“lntel Inside”，音译过来即为“一颗奔腾的心”，形象描述了商品的功能，也生动的体现了企业的文化精神。由于现代企业将宗教、审美、哲学、传统观念、民俗等各种民族文化体现在企业商品中，因此，在翻译商品名称时，保持民族精神的同时结合本土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注重文化策略是成功翻译企业商品名称的关键所在。
1．通过传达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商品名称的正确翻译是传达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好的企业商品名称可以让人触目难忘，直接建立起消费者对企业形象塑造的雏形。企业广告则是进一步的企业形象的推广，它直观的传达企业商品的价值、个性、特点、优势，通过画面、声频的演绎让消费者对该商品有个综合型的了解，从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让消费者对产品产生好感，为后期的购买奠定基础。
中文企业名称英译也是一门艺术，北京四通集团在这点上可称得上典范。“四通”原意取于“四通八达”，既象征了四通集团市场份额的广阔，集团发展的昌盛，又体现了其发展的变通性，追求创新，还体现了该集团畅通敏锐的信息资源，高端的现代科技，可谓内涵丰富。根据音译为英文“STONE”后，虽无法体现其原有的中文内涵，但是更符合西方传统商业文化，石头是硬性的代表，它更体现了一种敢于竞争，追求挑战的创业精神，形象地树立了企业致力于进步的良好形象，体现了企业的价值观。
2．彰显民族文化价值，体现民族审美情趣
商品名称不仅仅是分辨商品的标签，更是一种企业文化和社会价值理念的体现，它是一种无形的企业文化财产。因此，在商品翻译中，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企业商品文化内涵的体现。
儒家文化倡导的先家后国理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家庭温馨和睦是东方国家普遍的价值观。因而译名舒肤佳虽为保护皮肤干净细嫩，却能让人感受到安宁温暖之意；“Pampers”译成“帮宝适”，字面意为让宝宝舒适，却饱含一种舐犊情深。这些完美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推广。
翻译企业商品名称，虽然追求音意相符，但是还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审美追求以及文化心理。譬如，“Revlon”汉译为“露华浓”，取于诗仙李白著名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不仅含有浪漫主义色彩，也切合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情感，体现了民族审美情趣。
3．移情文化满足消费心理
移情是将情感体验从一个对象转接到另一个对象上。企业在商品品翻译时适当运用移情手段，先让消费者从心理上认同该商品，再逐渐产生好奇心理，激发其尝试欲望，从而达到购买的目的，是一种积极促销手段。
譬如，摩托罗拉广告语“Intelligence Everywhere”，译为中文是“智慧演绎，无处不在”，直接表明摩托罗拉产品是生活智慧的积累，让消费者感到生活更轻松自在的理念，成功地运用了移情手段。另外，摩托罗拉旗下的“天拓”（ACCOMPLI TM）、“心语”（TALKABOUT TM）、“时梭”（TIMEPORT TM），在翻译上都丰富了这几款商品的识别度，其企业文化内涵彰显易见。尤其心语的翻译，更让消费者感受到各种温情时刻陪伴身边，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4．添加译语形象，丰富群众想象
通过翻译，突破广告或名称原有的文化形象，添加新的载体丰富企业商品文化，也有益于产品的推广与长远发展。例如，德国生产的“BMW”，从字面上很少能给人想象空间。但是译者选择B、M两个字母，结合我国古代以马为交通工具，与中国文字望文生义的特点，将其形象地翻译为“宝马”，瞬间令该产品深入人心。其恰当让消费者认为该车必定与古代良驹一样具有疾驰如飞的优越性，购买欲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企业商品策划还能让原没有意境的产品通过广告的传播赋予其深远的内涵，并让其具备特定的个性。典型例子要属Marlboro香烟，Marlboro原本毫无深义，但随着该香烟的广告，其总能让人联想到美国西部奔腾的骏马、延绵的红色沙漠、苍凉的峡谷等耐人寻味的景象，其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已远胜于初始。
5．体现本土的民族特色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民族特色这一根基，只有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才能长久立足于世界，这一原理是企业商品翻译、营销所必须遵循的。企业商品的翻译体现本土民族文化特色，企业营销实行本土化行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poison”原意为“毒药”，但是法国却将其命名为一款香水。这种逆向思维原本让人很难理解，但是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外女性追求野性、自由、魅惑的异国风情，用“poison”反而更能迎合其口味，因而受到很多国家女性的青睐。然而若按照其本意译到中国，势必完全没有销路，因此，在中国销售市场上，其译名为“百爱神”，既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又体现中国女性对传统美的追求，迎合了本土文化，为其打开了中国市场做下了不小的贡献。
三 结语
由于企业文化多数时候只能依附于企业商品而存在，企业文化的凝结与升华往往是通过企业商品这一载体得以实现。因此，熟悉目标市场的传统文化、宗教禁忌、生活习俗，根据当地的文化特点，慎重考虑企业商品名称和广告用语是企业商品翻译和企业商品策划的最基本的要求，精彩得体的文化用语不仅会避免厂商的资金耗费，而且能够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传播企业文化，有益于企业商品的营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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