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争十篇

苏联战争篇1

关键词：中印冲突；苏联；中苏关系

在谈到中印关系时，问题总是同时被提及，而中印战争追根溯源也是从边界问题开始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意图将作为自己的缓冲地带，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认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拒绝谈判。而中印之间就是从冲突一步步的走向战争，在冲突中苏联的反应也影响着各方的判断。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追溯苏联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是从假中立真包庇印度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①

一、1959年中印冲突

中国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同印度谈判解决问题，但是1950年以后形势开始慢慢改变。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传来的抵抗中国人的消息，印度政界普遍同情人，特别是同情达赖喇嘛，当1959年发生叛乱时，印度接受了达赖喇嘛的政治避难申请。对于问题苏联支持中国的政策，却回避对印度支持的活动的指责。自从中国展开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以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问题一概保持沉默。因为苏共中央确立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②

印度在冷战中被苏联视为可以拉拢的对象。只要印度不向西方世界靠拢，就有助于同西方之间的对抗。因此为了防止印度倒向美国，苏联在这一时期努力向印度示好，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苏联希望中国在中印关系中保持克制，这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中印两国各自的领土主张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由引发的中印外交关系恶化，导致两国在各自边界调兵遣将，冲突一触即发。

1959年8月25日印度边防军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一侧朗久村，首先向中国巡逻队开火，结果“印度士兵一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③印度却声称中国侵犯其领土，中印关系急剧恶化。苏联也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对于这一声明，印度非常满意，因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中国方面则指责苏联对印度妥协，而且塔斯社声明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诸于众。

1959年10月20日到21日，中印双方的巡逻队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印度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华高潮，印度的部分右翼甚至要求印度支持，并成立应对边界问题的军队，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关于边界问题一直希望印度能进行谈判，然而中印关系的急剧恶化致使尼赫鲁拒绝同中国进行谈判。中苏关系也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苏联在此次事件中也采取偏袒印度的做法，各大报纸纷纷指责中国。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了中苏之间相互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印冲突暴露了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中国反对苏联对印度的政策，以及对苏联将中苏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十分的不满。而苏联则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武断的，这样不利于拉拢印度。如果中印因为边界问题发生战争，那么只能使尼赫鲁倒向美国。苏联认为中立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考虑的。

印度在这一时期成为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促使美国作出这样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中印关系的恶化。美国要对付中国，而支持印度能大大牵制到中国。在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时，印度担心同中国的日益争吵将损害同苏联的关系因而不利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到地位，但是从一开始苏联为了维护苏印关系在中印之间就打算采取中立的立场。这使得印度认为即使印度在同中国之间的争端中发生严重的冲突都不会遇到来自于苏联的阻碍。并且苏联的支持也会赢得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因此在中国要求印度进行谈判时，印度要么拒绝谈判，要么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印度的目的在于要中国接受其边界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边界问题僵持不下，难以解决。

二、1962年中印战争

印度一直将边界问题问题描绘成是中国的侵略，面对现在的僵持局面，印度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这样的局面永久化，因为这将对印度不利。如果不采取措施那将会使现在的实控线成为定论，因此印度拒绝同中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议。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占领了众多地区。面对着印度在边界线上不断的向前推进，1962年10月20日中国打响了自卫反击战。中印战争爆发后，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实控线后撤20公里，中印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向世界证明中国领土的不可侵犯，及中国解决问题的原则，也揭露了尼赫鲁与美国共同反华的事实，并证明了苏联的缓和是不可行的。

1962年战争中尼赫鲁将印度看作是中国侵略的受害者，并以此作为中国中好战的一个证据。在印度决定向中国边界大举入侵之前，除了印度本身对边界问题的考虑及国内舆论的压力，美国的援助及苏联的支持也促进了印度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这场战争爆发前苏联就表现出了偏向印度的“中立”。苏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是苏联同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的核心。取悦美国也是苏联的考量之一，当时赫鲁晓夫主张同美国缓和。同时中苏边界也有争端，如果在中印争端中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将不利于以后中苏之间的谈判。所以苏联在公开场合表示中立，却给予了印度物质上的支持，提供给印度军事武器以及各种贷款。

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此时苏联处于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倾向于中国的。④但是中国对古巴问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支持，并对苏联的古巴政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使苏联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大改变，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更加公开与加深。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倾向也更加的明显，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向印度出售军事武器。

三、战争之后的中印苏关系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在中印冲突中苏联的行为对印度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印的边界冲突也对中苏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

而经过这场战争，边界问题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解决。由于在边境战争中失利，印度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边界问题解决的前景不容乐观。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然而在这场战争中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同美国共同暗中反华，损害了其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获取美国的援助。

这时的国际局势也有了新的变化，美苏之间实行缓和，美国在亚洲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活动，反对中国。中苏之间的严重分裂也展现在了世界的面前。印度同中国的不和，适应了正在出现的大国间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苏联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相反地，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在国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争后印度更加靠向苏联，而中国则迅速发展了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美国开始降低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国中的作用，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印度，美苏纷纷力图在南亚获得战略优势，造成了南亚地区长期的紧张局势。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注解：

①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三联书店，1971年，第305页。

②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以及中苏分歧公开化》，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24卷），第11页。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④Jacob Abad：The Sino-India Conflict of 1962-A Test Case for India’s Policy of Non-alignment，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15， No.2， Fall 1998， p18.

苏联战争篇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PC-Soviet relation was rough in the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1945-1949).Stalin framed his China policy basically on Soviet’s interests in China. At first he did not believe Chinese revolution can success and had a complex mind to the revolu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clear to success. But under the CPC leaders’ efforts, Stalin accepted the fact of Chinese revolution succession and found a sane attitude to Chinese revolution at last. These made a good start for New China- Soviet relation.

关键词:解放战争 中共 苏联

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由于中国在战后世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内部的这种剧烈变化自然会引起外部力量的关注和干预,而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又会对中国内部局势变化产生影响。本文就这段时期中共和苏联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和苏联政策上的矛盾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时期。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中共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崇高威望,并建立起一只强大的人民武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到抗战末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军队达100多万,民兵220余万。[①]因此中共有理由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也将迅速走向胜利,至少是建立一个中共发挥主要作用的联合政府。早在1944年12月20日,就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到:“这次抗战胜利,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②]同时对在抗战后获得苏联的援助,加速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因为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苏联曾多次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给中国革命提供过帮助,在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式高涨的时期苏联更会向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帮助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东方也会实行同样的政策。因此在七大的报告中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③]

然而实际情况和的预料相反。首先,苏联虽然在二战中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其本身的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苏联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④](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西部大片的领土化为废墟。战后的现实使苏联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在东亚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第二,在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主要外交目标是维持和西方的战时友好关系,因此避免对西方势力范围内发生的革命进行公开援助,而雅尔塔协议中中国的大部分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三,在抗战期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共之间就中共如何帮助苏联的方式有分歧,使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怀疑和偏见。因此苏联把战后的中国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外,支持美国关于由政权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政权的政策。但苏联也不希望战后的中国完全倒向美国,希望中共能进入战后中国的联合政府,维持在中国的一定影响力,维持中国内部的势力均衡,使之在美苏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正如后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会谈中说的“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如果考虑让共产党管辖几个省还是可行的。”[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中国政策是承认的统治地位,以换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获取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其对中共的政策是为其整个中国政策服务的,但也是有最低限度的,即不允许中共被消灭,由在整个中国建立倒向美国独裁统治。

二、中共和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关系

中共虽然放弃了迅速占领大城市的计划,但对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丝毫动摇。1945年8月11日,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命令华北八路军部队向东北进发,随后华东新四军一部也开赴东北。而苏联在东北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维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其在东北的利益,即对中东铁路和旅大地区的控制权。对于苏联来说中共控制东北当然要比控制东北要好,但背后有美国支持,苏联相对于美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苏联不敢公开对中共的支持以破坏苏美关系。同时苏联对中共在东北活动的支持和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相比是次要的,如果能保障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那么苏联也可以不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因此苏联在对东北对中共的支持是以政府对苏联利益尊重的程度所决定的,当对苏联态度缓和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减少,而当和苏联关系强硬时,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加强。

三、苏联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上半年苏联的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放在和政府的关系上,但1947年以后,苏联对华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⑥]这是国际形式和中国国内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首先1947年3月,杜鲁门宣布要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援助以抵制苏联的“外来压力所施行的征服活动”,并宣称全世界已分裂为“自由制度”和“集权政体”两个阵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爆发”,[⑦]斯大林原来维持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设想破灭。另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的颓势和中国革命胜利趋势日益明显,斯大林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而也无意改变附美反苏的政策。1947年5月20日,苏共和中共签署了《哈尔滨协定》,苏联承诺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中共。[⑧]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增加了对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援助,1947年苏联与东北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增加为15100万卢布。1948年6月应解放区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有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220名,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到1948年12月15日为止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⑨]从1948年夏天起苏联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在中共方面,到1947年夏判断大势已去,开始考虑战后问题,因此也加强了对苏联的工作。194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访问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同月15号斯大林从巴黎获悉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受挫折”,“溃不成军”的谣言,信以为真,通知中共中央,邀请访苏,后中方告知上述消息纯属捏造。而在7月1日斯大林又致电苏联驻中共联络原奥尔洛夫要求推辞访苏。[⑩]1948年4月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再次要求访苏,4月29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但5月10日又致电,建议推迟访问。7月再次表示了访苏意愿,斯大林又以联共(布)中央负责同志分赴各地开展粮食收购工作,要持续到11月为止,要求把访苏推辞到11月底。[11]然而到了11月底,由于国内形式的迅速发展,没有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前访问苏联的愿望。

访苏问题之所以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战略重心是欧洲,中国还不是苏联主要考虑的问题。苏联尽量避免因公开的支持中共,形成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分散苏联在东欧的注意力。苏联的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新中国的建立。

四、总结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对苏联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坚决站在苏联一边。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是随着局势变化而变化,开始是不支持中共的全面革命,后来随者国际形式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形式的快速发展,才逐渐增加对中共的支持。面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在支持的同时又有所顾虑。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间的实力对比,也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实力平衡。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斯大林既担心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使苏联出于两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出于历史恩怨对中共的态度,特别是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由于中共的不断努力和斯大林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中共和苏联终于在1949年化解了双方间的误解和猜疑,为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人民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8-499页。

[②]《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③]:《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④](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⑤]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1页。

[⑥]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⑦]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⑧]吴康和,袁胜育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⑨]沈志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

苏联战争篇3

伏尔加河畔的 “中国红鹰团”

1917年11月25日，苏俄内战爆发不久，在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中国人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组织派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后根据列宁签署的命令，这支部队被编为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张清箫任第一营营长，桑来朝任第二营营长，潘白川任第三营营长。任辅臣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乌拉尔中国国际支队的组织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任辅臣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1918年春，随着战事白热化，伏尔加河上游的红军第二师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师长别列乌向红军总部求援。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派对伏尔加河上游地理形势比较熟悉的任辅臣率部前去支援。

任辅臣所率战士多为原卡玛矿区矿工，他们勤劳聪明，肯于吃苦，与当地各阶层关系都比较融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任辅臣派侦察员打入白匪军内部，借运送油料补给的机会，破坏了敌人大部分渡船和坦克的部件。战斗打响时，敌人原准备上膛的火炮拉不开栓，运兵船无法点火起航，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伏尔加河保卫战取得胜利。别列乌特意为任辅臣团向红军总部请功。列宁在办公室看到这份电报后，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右手转着圈子，慨叹道：“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

1918年11月29日，高尔察克分子集中11个团再次向皮尔姆发起攻势，主要进攻负责保卫维亚车站、古辅什斯克工厂和拉亚村地区的第二十九步兵师。中国团部署在下图拉。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9支哥萨克军中最彪悍的一支。双方在通向维亚的一些要冲展开了激战。由于力量太悬殊了，中国团被包围，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左臂负重伤，最后一粒子弹打完后，在参谋部车厢通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

红鹰团战败的噩耗传到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

维亚附近的战斗结束后，红鹰团的幸存者被编入红军其它部队，至此，该团不复存在。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被接到莫斯科，受到列宁亲切接见。后根据张含光要求，1921年，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送她和孩子回到中国。1988年，苏中友协正式邀请任辅臣的儿子、儿媳任栋梁夫妇访问苏联，他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当年任辅臣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

1989年，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一枚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

北高加索的中国赤卫队

北高加索中国赤卫支队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称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

1918年春，中国工人赤卫支队在弗拉基高加索城的一个广场上正式成立。当时的北高加索领导人基洛夫登上几张板凳拼成的临时讲台，向赤卫队员们讲话。随后，把一面红旗授给了中国工人赤卫支队的支队长、共产党员包清山，还赠送给了包清山一支毛瑟枪和一只黑色的海泡石做的烟斗。包清山代表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革命的俄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我们誓为它的忠实的战士，誓为革命的士兵。”

赤卫支队每个人领到一支步枪和一套军装。有的来俄时还留着粗大的辫子，现在也剪掉了。他们以弗拉基高加索城中心区的一所小学为营房，学习射击和战术原理，担任守卫军火库、车站、银行等岗哨勤务。每逢自己民族的节日，赤卫队战士们常常举行晚会，大家在一起唱自己家乡的歌曲，吹奏芦笙或者跳腰鼓舞。

1918年7月，白匪军占领了高加索多个重要战略枢纽，形势严峻起来。南俄临时特命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派遣，前来组织和领导高加索的革命部队。他指示用轻机枪武装这支中国支队，并把阿斯特拉罕和里海沿岸其他口岸来投军的中国渔民编进这个支队。随后，在进攻比切拉霍夫叛军过程中，中国支队参加了战斗。

据参加了此次战斗的伊・伊・波尼亚夫斯基回忆：“为占领马尔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中国支队队员李振东带了几个会游泳的支队战士背着机枪和手榴弹，游过冰冷刺骨的高加索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绕过敌人警戒线，摸到了敌人守桥部队的后方，对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就在守桥敌人还没弄清攻击来自哪里的时候，河对岸的工人保卫队趁机冲过来占领了铁桥。”

1919年初，邓尼金部下和英、土等国部队再次侵犯北高加索。处于兵力和装备双重劣势的红军为保存实力，向阿斯特拉罕撤退。中国支队随同撤退。对于这次撤退，时任苏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奥尔德罗格印象深刻：“我们走了一个多月，零下30度的严冬，寒风刺骨，许多人把步枪都扔了。当我们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发现中国支队不仅没有丢一支枪，反而捡起了别的部队丢弃的武器。最后他们甚至找到了十几挺重机枪！为此他们也留下了一些东西：350座草原上的新坟！他们是我见过最好的士兵……”

到达目的地后，地区负责人基洛夫指示把分散在前线各个师、团中的中国战士集中成立一个中国营，编入292节尔宾特狙击团。这个营大约有500人，杨雄任营长，共产党员蔡湘任政委。这年夏天，中国营随同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地区作战。1920年初，他们配合其他红军部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近郊击溃了邓尼金的部队，解放了北高加索。

西伯利亚的“老头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远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1917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组成两个临时混成旅，出兵西伯利亚。一支驻哈尔滨，归关东军指挥；一支驻海参崴，由在伯力和其他战略要地的反苏俄白匪军策应。西伯利亚的中国伐木工、码头工在当地苏维埃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抗击日军和白匪军。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国的“老头队”。

“老头队”最初只有一百多人，其中中国人有七八十个，队长是俄国人安多姆，中国人陈柏川任副队长。其队名由来是安多姆的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看起来像个老头。游击队的条件很艰苦，出没在深山密林，走到哪打到哪，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有时甚至几天都找不到吃的。不过，到1919年秋末，“老头队”还是发展到了500多人，中国人占到了一半。大家用的是日本造的枪械，穿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黄皮夹克、大皮鞋。年底，“老头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了尼基莱村的一个日本大队。

进攻发起前，他们采取疲劳战术，从夜里十二点开始，以排为单位，每隔10分钟放一枪，每次只打5发子弹，50分钟后，再换上另一排人再打。这样持续了3个钟头，最后敌人回应的枪声逐渐稀疏。游击队员趁机发起冲锋，高喊“乌拉”冲过小河，突入敌人阵地，全歼了日军两百多人。参加了此次战斗的陈柏川回忆说：“鬼子们大枪挂到脖子上，举着双手，从房子里、地堡里爬出来，嘴里还咿呀咿呀的直叫唤。”

到了1920年，随着形势好转，“老头队”正式解散。安多姆带着队中的苏联战士继续向赤塔方向追击敌人。陈柏川带着余下的中国战士随红军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被正式编为红军，成立一个特别连，直属特别第一团。至此，这些打了几年游击战的人们，终于脱下破烂的杂色服装，换上崭新的红军服。完成整编后，这些中国战士继续随大部队追击敌人，直至把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赶出苏联境内。

列宁卫队中的中国卫士

1919年初，由于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70多名中国人被调往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队。

沈阳人李富清当时担任卫队的小组长。他们站岗每次4人，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进出时，有时会停下来打招呼。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战士文化基础差，加上语言隔阂，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人，只是觉得列宁非常亲切和蔼。据李富清回忆，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走出来换换空气，和他们几个中国战士拉起家常。列宁问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习不习惯等，不知怎么的就问起了中国话怎么说。于是这几个人就告诉列宁“你好、吃饭、喝茶”等中文的发音。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笔和本子，迅速记下来。从这以后，列宁见到中国战士就用中文“你好”打招呼。

列宁对卫队中的中国人非常关心。一次，卫队给每个警卫战士发一双马靴。但李富清的马靴太大，去找管理员换，管理员不同意。于是，他和其他几个发了同样不合脚马靴的中国卫士商议，一起去找列宁。列宁给他们写了张纸条，并告诉他们，如果有事情还可以来找他。李富清他们拿着列宁的纸条去找管理员，管理员才同意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自己挑。

到了1919年10月份，邓尼金的白军占领了乌克兰，直接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政权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和邓尼金斗争”的口号。他的卫队也被调往南方，李富清等人随卫队开赴前线。临行前，列宁还召集卫队全体人员讲话，勉励战士们要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

李富清被分配在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他在战斗中屡立战功，1922年春被送往骑兵六师文化学校念书，并加入了共青团。次年五一后，又被调往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莫斯科军事学校的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见到列宁的遗体。

用鲜血赢得尊严

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4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3个团、5个营及7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5万多人。 而据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苏联战争篇4

[关键词]抗战；苏联；援华

一、平衡外交，谋求中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开始，这既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也使得苏联的远东地区直接暴露于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因此，苏联官方媒体、舆论相继发表文章、社论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情中国人民。同时申明“严格执行和平和睦邻关系的政策”，不支持任何一方，以免卷入中日冲突。苏联一方面谴责日本给远东地区造成紧张局面，私下里寄希望于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来保持远东稳定。主要表现在1931年、1932年、1933年先后三次欲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均被日方拒绝。

苏联对日政策另一表现是中东铁路的出让。中东铁路位于中国东北，本为中苏共管。1935年，苏联为改善苏日关系单方面将铁路以14000万日元价格让渡给“”。苏联平衡外交政策虽不同于英法的绥靖主义，却大大助长了侵略者嚣张气焰，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除了单独对日交涉外，苏联也曾尝试联络欧美及国际社会联合遏制日本。1933年，苏联向美国政府建议签订有美国、苏联、日本和中国参加的区域性安全条约，美国并未理会。彼时的国际社会对法西斯的扩张充耳不闻，绥靖氛围甚嚣尘上，妄图以牺牲小国利益来满足侵略者胃口。大国纵容态度进一步刺激日本的侵略欲望。1935年，日本内阁提出“广田三原则”。次年，日本五相会议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决定“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以此达到“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威胁的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把整个苏联远东部分据为己有”。

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的六年时间里，苏联的态度是采取“中立政策”，尽量避免刺激日本，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究其原因，苏联国内尚未完成经济重建，工业建设远未发达。国际上，欧美国家妄图“祸水东引”，两者相争，坐收渔利。意识形态的敌视使西方国家不但纵容侵略者的肆意妄为，甚至把日本帝国主义看成是在远东“反对苏联、反对中国民主力量以及镇压其它远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主要突击力量”。现实的需要愈发迫使苏联考虑联华抗日的可能性。

二、中苏签约，军事援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国联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发出外交援助。

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交了一份防御外患计划：一、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太平洋有关各国召开国际会议，签订集体互助协定，苏方在会上予以帮助；二、若第一项未能实现时，中苏商讨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三、中苏订立互助条约。国民政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召开国际已不现实，双方签订条约应为当务之急。8月4日，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讨了互不侵犯条约与军事援助的相关事宜。21日，中苏两国正式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条约的签订成为日后两国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基础。条约一方面打消了苏联有关日中联合反苏的忧虑。另一方面，中国在前期战争中武器装备损失严重，急需外来补充，条约签订为军事援助提供了政治保障。鲍格莫洛夫在此之前曾对表示：“我们如果不能以互不侵犯条约形式作为起码的保证，不至让中国人用我们的武器打我们，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武器的。”

条约签订后，军事援助随即开展。根据协定先期向中国提供1亿中国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200架，坦克200辆，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及其它军用物资，中国以3/4的金属和1/4的茶叶及其他货物偿还。

由于中国外汇基本枯竭，无力长期大规模采购苏联武器装备，双方决定签订长期贷款协议。两国先后于1938年3月、8月、1939年6月先后签订三次信用借款，总计价值2.5亿美元。这些借款不但数额巨大，而且利息低，偿还时间长，条件十分优惠。事实证明，苏联借款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巨大的、显著的。根据近些年来中外学者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联向中国发送904架飞机，119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9720挺机枪，50000支步枪，18000万发子弹，31100枚航空炸弹，大约187万发炮弹。

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贷款、军火，甚至直接派遣军事人员直接参加对日作战。从1937年苏联派出第一批空军志愿者，至1942年总共派出各类人员2000余名，他们作战勇敢，多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对华军事援助帮助中国军队挡住了日本法西斯残酷的进攻，培养了大批军事技术力量，增强了中方人员的战斗素养，鼓舞了中国军队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苏联对华援助是在当时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英美国家的冷眼旁观情况下下进行的。即便二战之后英美加强援华力度，也难与苏联援华所比拟。自1937年至1941年，苏联总共援助的军火与贷款，与英美两国给中国的总额是4.5比1。

尽管后期苏联出于自身和国际环境的需要，单方面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但苏联援华政策依然对中国抵制日寇侵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为日后中国战场牵制日本，减轻苏联西面压力提供了可靠保证。

参考文献：

[1]《苏联对外政策史》第318、338、317页

苏联战争篇5

【关键词】朝鲜战争；苏联；均势；霸权

朝鲜战争的大背景是冷战，是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间首次热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他们各自在各自的阵营体系内，形成了一个类霸权体系，即苏联，美国在各自阵营中“制霸”。在霸权国以下的各国会形成一个类均势，当然这里的类均势，不是完全的平衡，但霸权国为了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会竭力平衡各方势力，尽量做到在自己以下的各国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同时又受到霸权国制约。如果做不到，霸权国会采取有效措施去遏制“失衡”，至少要在权利，国家利益和安全三个方面，确保各类均势国之间的的平衡。另一方面，两大阵营之间正好也是均势，两大阵营相互抑制，相互制约。

从这个角度分析，两大阵营间的类均势国，一旦发生战争，势必会牵扯进两大阵营。朝鲜和韩国各属于不同的两大阵营，两国间战争必然会带动两大军事集团的参与。类均势国一旦发生战争，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霸权国势必要站出来，保证自己阵营的小国的安全，即使自己不站出来，也要通过各种间接的手段来保证小国的安全这个结果。美国和苏联正是这样，一个采取前者的手段，一个采取后者的方式。

苏联和美国在朝鲜战场的角色不同，关键就在于而者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苏联并没有以一个阵营霸权国的身份来确保朝鲜的安全，而是间接的支持朝鲜，以所谓的中国出任，苏联出物资来支持朝鲜。这样，苏联在战场是就没有与美国发生很明显的激战，人员伤亡上几乎就是没有。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兵力78万，苏联在后期投入大约2万六千飞行员，斯大林把所谓“维护和平”的重任“踢”给中国，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因各种原因死亡人数在18万左右，因伤病等原因导致战斗减员达39万，这些损失是巨大的。[1]美军共伤亡14万多人，其中死亡54246人，损失830多亿美元。[2]

再说苏联老大哥所承诺的物资、武器，其实都是有偿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偿还在朝鲜战争时期从苏联那租赁和购买的武器装备费用。根据1960年中国政府的统计，在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一共有56.76亿旧卢布，其中在朝鲜战争中从苏联得到的贷款有34.25亿旧卢布，苏联提供的武器费用占全部外债的60%以上。[3]在朝鲜战争时期，苏联提供给中国队五笔贷款：（1）1951年2月1日，购军用物资9.86亿旧卢布；（2）1952年11月9日，60个步兵师武器10.36亿旧卢布；（3）1953年6月4日，海军贷款6.10亿旧卢布；（4）1954年10月12日，特种军事贷款5.46亿旧卢布；（5）1955年2月28日，转售安东苏军物资2.47亿旧卢布；五笔贷款共计34.25亿旧卢布。中国政府在1962年偿还了本息56.47亿旧卢布（相当于12亿新卢布），1963，1963年偿还了包括5.8474亿旧卢布（合1.32亿新卢布）利息在内的所有贷款。[4]这意味着中国独自承担了在产险半岛与美国进行了近三年的战争费用。不仅是中国，北朝鲜也是通过支付巨额费用从苏联获取自己所需的武器装备。[5]

从以上可以看出，朝鲜战争中苏联不得不说要比美国棋高一筹。美国为了保护自己阵营的小国，出兵，出武器参与的朝鲜战争，而苏联则没怎么加入正面战场，只是到后期派来2万多名空军加入战斗，没什么人员伤亡。朝鲜战争中的物资都是有偿供给给中朝的，所以毫无疑问，苏联获取的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苏联和美国是各自阵营的霸权国，但投入和获取却完全不同，朝鲜战争结束后，基本维持了原状，这就是说美国基本没获取什么利益，却消耗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苏联不但自己获取了巨大的的经济利益，还削弱了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实力，更有利于它的“制霸”，使中国更加要依靠苏联，更加巩固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地位。

其实，在朝鲜战争上，朝鲜和韩国不过是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国，实质上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利益冲突。不管是朝鲜胜，还是韩国胜，他们都不会是最大的受益国，他们只是两大霸权国利益冲突表面化的产物。朝鲜和韩国遭受了战火的影响，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死亡的平民达到300万。[6]

再说日本，一般人会很自然的想到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受益国。二战以后，日本百废待兴，因为有朝鲜战争中，美国大量军需物资的订单，大大的刺激了日本的经济恢复，是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朝鲜战场上，日本也没什么人员伤亡，但相比苏联的获益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具体来说说苏联的收益：

第一，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有偿供给给中国和朝鲜，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是以后冷战时期，“苏攻美守”的经济基础来源之一。

第二，朝鲜战争，苏联不像美国那样直接参与，是间接的参与，所以就没有美国那样的兵员和物资的损失，更有利于苏联对美国的争霸。

第三，朝鲜战争，削弱了中国的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更加稳固了苏联的霸权地位，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

第四，朝鲜战争的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极大生命力，对亚非拉的各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极大的鼓舞，这些国家在以后也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

第五，朝鲜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因为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国，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一次胜利，很自然的会想到是霸权国领导有方。

第六，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的直接参与使得苏联在欧洲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大大减小，有利于苏联自生势力和实力的发展，以便于下一轮美苏争霸。

第七，朝鲜战争的胜利，更加坚定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了跟着苏联走的信念，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安全是有保障的，一旦受到威胁，苏联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综上，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可谓是收益与投入不成正比，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这边的霸权国，要比资本主义的霸权国美国高明的多，苏联无论是对外均势集团的收益，还是对内削弱次霸权国，平衡各国方面都是奇高一筹，苏联应该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49：77.

[2]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J].中共党史研究，1996，（6）.

[3]朝鲜外相抗议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声明[Z].新华月报，1950，2（4）.

[4]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卷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57.

[5][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卷二）[M].北京：三联书店，1974：177.

[6]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123.

苏联战争篇6

十分明显，战时中国官方设立的国际宣传处这样的对外舆论和文化传播机构，就是参照战时各国的经验和模式而产生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国际宣传处直属于中央宣传部，但其真正的掌控者却和各国一样，是最高军事当局，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以，该处作为战时中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指挥中心，其权威性正在于此。抗战期间，中国在对苏文化传播互动的样式与手段方面更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主要集中表现在文学、美术、音乐和电影等情感性舆论形态方面，因此，更能体现出的国际传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从而使参与新闻与文化信息互动的中苏彼此之间，产生战略性传播与接受效果。

中苏文学互动与知识分子“苏联观”的形成

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播互动，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20、30年代曾出现过第一次“热恋期”，但两国间更为广泛深入和多样化的交流互动却是在抗战进程当中。中苏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互动，首先得益于相互间的战略信任和利益攸关。“七七”事变刚一发生，苏联即明确宣示其援华抗日政策。1937年7月13日，《真理报》即刊发社论，公开表示声援中国的抗战。翌日，苏联外长主动接见中国大使，又一次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迅即抓住一契机，于8月21日与苏联代表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求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近两年中，苏联即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并派空军入华抗击日寇，从而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重新激活。这一政略和战略背景，正是中苏文化交流互动得以健康开展和持续下去的重要前提。

战时中苏文化传播互动关系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的沟通上。特别反映在知识来源及其支撑系统方面，集中包括在社会背景、话语体系、历史积淀，以及相互交往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第二阶段，从苏德战争爆发到“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以及公布美英苏战后安排世界权力格局的设想之际，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进一步理解，从而形成相互呼应和相互激励，特别是对创造战后新世界和谐秩序的向往和文化尝试上。在这一阶段的交流互动中，相互间的国家利益成为价值选择和进一步沟通的主要依据，而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被双方有意识地淡化，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频繁和大规模的交往活动中，却极有力地助推了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苏联观”的逐步形成，同时也助推了苏联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国观”的逐步形成。这方面，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抗战文化和抗战文化传播形态时，一直被忽略或觉察不够的地方。

中苏文化在重庆传播互动的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平台，是综合性杂志《中苏文化》。该刊于1937年11月在重庆复刊，其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各个层面，可以说，是一本全面融合两国政治文化意识，并详细加以评介的、具有显著大众传播舆论控引意志的杂志。其创刊词即明示，该刊的旨趣为：“以沟通中苏文化的伟大工作为主。”①由于该刊的传播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知识民众阶层，所以，在交流比重上，更倾向于译介苏联的政治文化内容，尤其是更注重于苏俄文学的译介。

据战时的粗略统计显示，《中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重点推出的具有反侵略内容的文学作品就有20余部，如《保卫察里津》、《俄罗斯人》和《一支带着“生命之水”的军队》等；重点推出的文艺评论文章有40余篇，如《评李昂季诺夫及其〈侵略〉》、《〈彼得一世〉在中国观众面前》、《苏联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苏联戏剧在中国的影响》等；重点介绍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有10余篇，如《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列宁论艺术》及《文艺的本质》等。此外，该刊还以“特辑”的方式，重点推出过“高尔基纪念特辑”、“莱蒙托夫纪念特辑”、“阿托尔斯泰纪念特辑”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特辑”等。

对中国抗战文学的评介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并进行探讨方面，该刊也作了不少积极的努力。这方面的文章计有20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老舍对苏广播的文章《抗战中的中国文艺》、刘西舫的《如何加强中苏文学交流》等。而中国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文艺理论家针对中国抗战文艺发展，及如何加强与苏联文艺交流互动情况的综述性探讨文章，更是频繁推出的亮点。不仅如此，《中苏文化》还经常刊发两国文艺家和文艺团体互致祝愿、互相鼓励的信函。如茅盾、郭沫若等《致苏联人民书》，巴甫连科、亚布莱丁等《致中国作家书》，以及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院士电》，中国戏剧界电影界《致苏联戏剧界电影界书》，中华交响乐团全体团员《致苏联人民书》，苏联电影界《复中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书》，苏联戏剧界《复中国剧作家及剧艺从业员的信》，苏联作家协会《复中国作家刘雪庵的信》等等。《中苏文化》还重点推出过“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和“中苏音乐之交流特辑”等，卓有成效地通过文艺和文艺家的交往与交流，达到了相互沟通、理解、呼应和“并肩作战”的目的，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战略的国家功利性质，“《中苏文化》在战时重庆抗战文化与苏联文化交流中，确实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阵地、一条不可多得的通道、一座不可多得的桥梁，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但是，这样的考察还只是表层的。如果我们再把目光伸进其里层中去，更会发现该刊对用于交流的‘中苏文化’，在内容的选择上、时机的把握上、方式的运用上，具有极强的自觉意识与自主意识，注重于交流文化的政治效能与审美效能的同时，主要向政治效能倾斜”。

除《中苏文化》以外，战争期间，苏联还通过其国内的诸多报刊，持续不断地向苏联读者译介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新创作品，使他们通过中国的抗战文艺作品，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与实绩，获得生动形象的了解，从而产生思想、情感和精神上的积极共鸣。如苏联的《国际文学》、《文学报》、《文艺鸟瞰》、《青年卫队》、《文学评论》、《旗帜》、《十月》等，都热忱地译介过中国的抗战文艺佳作。其中，《文学报》重点刊发的，如《论中国的抗战文艺》等多篇评论文章，不仅对中国抗战文艺家们自觉主动且有创造性地服从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需要，进行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而且还对抗战文艺反映出的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精神进行了热情的赞颂。

《国际文学》在重点译介中国作家茅盾、胡风、老舍、郑振铎、欧阳山、沙汀、艾青等人的作品的同时，还多次致函中国作家，向他们征集中国抗战文艺的最新佳作。并向中国作家表示：“苏联作家们非常有兴趣和非常爱护地注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艺之辉煌成长；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新闻事业等，都使我们发生兴趣。”①战争期间，苏联出版机构同样以这样的兴趣和热情，大量译介有关中国文艺及其他方面的书籍，仅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间，苏联就向国内读者推出中国书籍近50种之多，发行量达150万册，此后，这种译介量持续增加。1944年初，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精编的《中国小说集》在苏联出版，进一步将苏联文艺界和普通读者对中国抗战文艺的关注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通过这本小说集，苏联读者熟悉并喜爱上了老舍的《在被占领的城市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萧红的《呼兰河传》、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以及司马文森的《栗色马》等佳作。

与此同时，大量来华采访、考察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更以他们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中国的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消息、通讯、特写、访谈、报告文学以及小说、诗歌、散文等形式，满怀激动和敬佩的真挚感情，向苏联读者传播并证明中国抗战军民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真切与伟大。其中的以《中国人在抗战》这部由近40名苏联作家、记者联合撰写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产生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冲击力最为强烈。此外，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反法西斯战场的火线上，写给中国作家戈宝权“代问中国作家们致以热烈的兄弟般敬礼”的信，特别让中国作家们激动和感奋。爱伦堡在信中评价和赞美中国作家和中国军民的浴血抗战精神“鼓舞了所有拥护自由的人们”。这封信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发表后，更加鼓舞了中国作家和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勇气和决心。同样，苏联老诗人江布尔创作的诗歌《献给中国人民》，通过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广播，在两国人民中广为传诵，成为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佳话。

和苏联文艺家及整个苏联新闻与文化出版界一样，中国文艺家及整个新闻与文化传媒界，也以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向中国的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持续、大量地译介苏联的文艺及各类政治文化作品。其中，在文学的译介方面尤偏重于小说和戏剧作品。苏联不少直接表现和服务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应时之作，尤受中国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及普通民众的推崇与热棒。像《保卫察里津》、《青年近卫军》、《不朽的人民》、《虹》、《宁死不屈》、《日日夜夜》、甚至《彼得大帝》这样的中长篇小说；像《俄罗斯人》、《侵略》、《前线》等这样的剧本，都广为中国文艺家和普通知识民众所熟知，并成为了战时中国舞台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以及中国未来值得模仿的政治文化内容；甚至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版图中，苏联文化居然成为中国各政治文化派别毫无阻碍地争相接受的奇异对象。如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不朽的人民》，就有好几个不同的中译本，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并广为发行；而克涅楚克的《前线》就同时至少有新知、时代和延安三个影响很大的版本，在国统区和解放广为流行，的确颇为耐人寻味。

中苏文化传播策略及电影宣教功能与绩效

更耐人寻味的还有，中国战时文艺界对外来文艺理论资源的重视，尤偏重于苏联。很显然是与中国的文艺家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意识中，所形成并日渐强固起来的“苏联观”大有关系。其中以曾在苏联引起广泛深入论争而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最受战时中国文艺界的青睐。虽然这一带有浓重意识形态烙印的文艺理论，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上海的左翼作家引入中国，并由此引发过一阵讨论，但无论如何都不及战时在重庆所引发的讨论那么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播学意义。在这次全新的理论争鸣中，以卢卡奇的理论观点最为引人注目。1939年，卢卡奇的《论现实主义的历史》在重庆出版。在中国战时文艺理论家看来，他关于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典型性”原则的理论的阐释，明显忽略了文艺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社会主义倾向性”原则，因而暴露出其“深刻的观念性矛盾”，因此，需要用斯大林的“文学真实观”予以纠正。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爆发在中国战时文艺界内部的理论争鸣，主要还是通过大量译介和引述苏联文艺理论家的争鸣文章为标志。这一方面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文艺家对苏联文艺家“话题设置”的醉心和推崇；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文艺家所面临的创作观念的困惑以及渴望寻找到破解良方的意识焦灼。无论是胡风和冯雪峰所推崇的卢卡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还是为重庆抗战文艺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说到底，都是战时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内心中“苏联观”的深刻意识反映，都是苏联政治文化传播策略和战略在中国的奏效和胜利。

如果再结合到抗战初期，在重庆大量发行的，由《新华日报》馆“图书课”生活、读书、新知等多家出版机构编印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新哲学人生观》、《思想方法论》，还有《新华日报》馆编印的“马列丛书”等，即可知中国文艺界和知识界“苏联观”的形成，以及在讨论中是如何得到强化的。这一切，的确有着意识上的极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在不断地与苏联的政治文化传播战略进行着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心灵呼应。

战时中苏文化传播互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集情感性舆论和理智性舆论为一体的传播样式，那就是电影。由于电影艺术所具有的视听优势，使其在战时的大众传播实践中，有着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中苏两国在这一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同样显示出彼此的积极主动性。作为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宣教工具和政治文化战略武器，很显然，苏联的认识要更为深刻些。而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和对外宣传机构对此的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所限，还尚未达到要凭借电影，即：运用蕴含着国家战略意志的“中国观”，去影响和强固苏联人意识的层面；我们多少还停留在通过电影纪录和播放，以赢得苏联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的层面———其实作家、诗人，包括“文协”这样的文艺领导机构也停留在相似的意识层面———相比之下，苏联对电影艺术的重视，是将其置放在政治文化下传播，即国家意识形态宣教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因此，其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突出和令人称道。战争不仅没有阻碍和消灭苏联的电影事业，反而使之获得了空前发展和繁荣的良机，同时也获得了其国家意志和政治文化意识扩张的良机。

首先，战争爆发之初，苏联的各大电影制片厂就迅即派出上百名摄影师奔赴各大战场，很快推出上百部战争纪录片和战争艺术片。其中如《保卫莫斯科》、《莫斯科城下击溃敌人》、《战斗中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战争一日》、《会师柏林》以及《区委书记》、《她在保卫祖国》、《虹》、《望穿秋水》等，不仅在苏联国内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而且其强大的传播渗透力，还通过在各盟国和中立国的放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政治正确性”在得到各盟国观众肯定的同时，其艺术性也得到普遍的褒奖。如《战争一日》在美国近两百个城市放映，两个月内即创票房新高；而《莫斯科城下击溃敌人》竟一举荣获1943年度的“奥斯卡奖”，即为传播宣教成功的最佳证明。其次，苏联非常重视与中国电影界的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是最好和最能奏效的文化传播和意识渗透手段。抗战期间，中国电影界多次呼吁中苏电影界合作，很快得到苏方的积极回应。苏联电影界及传媒界及时派出许多摄影师和记者来到重庆，然后分赴中国各大战场和大后方城乡，广泛和深入地采访，拍摄中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实况以及中国民众的艰辛顽强生活实情。这些真实感人的纪录影片在苏联各大城市放映，赢得了苏联民众对中国军民普遍的理解、同情、支持和赞扬。特别是“中国抗战电影特辑”最受苏联民众欢迎。而大型纪录影片《英勇的中国》，在引发苏联民众思想感情巨大震撼的同时，还以真实形象的史实，为苏联官方制定援华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正确的思路。

中国电影界和文化界致力于两国宣教合作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其一，大量译介和广泛向中国民众、军队放映苏联电影；其二，将中国电影人制作的抗战电影介绍给苏联观众。事实上，中国观众早在抗战之前就已经非常熟悉和喜欢苏联电影，如《夏伯阳》、《重逢》和《生路》等影片，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知识观众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而且其创作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还深深影响了中国新兴的电影界。唯一不同的是，抗战爆发后的中国观众对苏联电影的思想感情，更多了一层反法西斯侵略“兄弟国家”的特殊情谊。根据抗战资料显示，仅1938年，重庆及大后方城市影院，即放映苏联电影1150余场，1939年上半年，就放映1100余场，观众最多时达近50万。其中一些电影，仅单片放映，观众即达八九万人，如《大张挞伐》、《歼倭记》、《夜莺曲》等，就颇爱中国观众喜爱。1939年11月，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特举办了盛大的电影放映活动，同时在中国抗战陪都和大后方许多城市，向中国观众放映苏联电影《远东之敌》、《粉碎敌巢》、《雪中行军》、《无敌坦克》、《游击战》、《海上警卫》、《忠心为国》、《游击战》等十余部反映战前苏联国内战争和国内建设的、带有鲜明政治文化意识和新闻纪实特色的影片。这些电影作品虽然并未直接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不属于“国防题材”，但却在中国民众当中激起了巨大的心灵回响。他们正是通过这些影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以及对苏联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英雄意志”，特别是“幸福美好生活”的认识和憧憬，由此在思想深处构成大致相同且具有梦幻色彩的“苏联观”。仅此，即可见苏联在对外宣教内容的选择、时机的把握和方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

运用电影艺术形式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宣传和构筑心理国防，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在强化对国内民众的宣教和组织动员方面，中国官方亦十分重视运用电影传播手段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民悲壮不屈、万众一心的民族形象。1938年10月，中国电影人大规模移驻重庆之前，他们就已经摄制了大量的中国抗战纪录影片，其中既有《抗战特辑》、《抗战言论集》、《南京专辑》、《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等，也有《和平之声》、《郝军长荣哀录》、《精忠报国》以及《天主教徒为抗战祈祷大弥撒》等，都先后被推向苏联和其他国家。中国战时电影中心驻扎重庆后，抗战纪录影片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更是逐年提高。像《重庆大轰炸》、《北碚志愿军出征》、《空军战绩》、《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重庆的防空》、《敌机暴行》、《活跃的西线》、《敌机暴行及我空军东征》、《苏联大使呈递国书》等，都是包括苏联观众在内的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和生动教材。1942年始，中国对外宣教机构还特意选送了《飞虎队》、《东战场》、《长沙三次大捷》、《中国入缅远征军御敌情形》、《胜利进行曲》、《长空万里》等纪录片和故事片到苏联等国巡展。毫无疑问，正是经由这些朴实无华、撼人心魄的纪实性电影作品，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苏联人积淀于沙俄时代或中国北洋军阀时代，那种陈旧的“中国观”，而且还极大地促使苏联人产生了同情和援助中国民族革命的积极的集体心理意识。

中苏文化传播互动中美术和音乐的宣教意义

中苏之间的这种文化传播和互动，还在美术和音乐方面得到动人的体现。苏联的美术作品，特别是表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画、政治讽刺画、前线素描以及版画作品等，最受中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的厚爱。苏联美术作品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中国左翼文艺家介绍到中国。和小说戏剧、电影一样，在抗战爆发之初，这些美术作品更以情感和形象性舆论的形式，大量介绍给如饥似渴的中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中国的报刊更是经常性地刊发苏联艺术家的版画和漫画作品。就像音乐语言无须翻译一样，苏联的美术语言在中国军民反侵略的战时语境中，确是通行无阻，直达心灵深处的。

在战时文化传播互动中起着重要组织领导作用的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过许多次影响颇大的美术展览会。其中仅1943年就举办过三次大型苏联战争美术作品展览会。中国民众就是通过这样的“精神聚餐会”，认识并喜爱上了苏联的克拉甫兼珂、斯塔洛诺索夫、巴赫莫夫、康斯坦丁诺夫、波克可夫和莱甫托夫等著名画家。尤其是苏联的战争动员宣传画，最适合中国万众一心、全民动员的特殊语境，因此，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像摩尔的《你用什么帮助了前线》、丹达西的《母亲在召唤》等，更成了中国战时艺术家宣教的最佳艺术摹本。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宣教和审美印象的，还有波克珂夫和莱甫托夫创作的《努力杀敌》、托格拉珂夫创作的《敌人绝得不到怜恤》以及多果洛珂夫创作的《拿破仑曾是这样，希特勒也将是这样》等等。这些将兵役宣传和民众动员融为一体的宣传画，通过明白晓畅、昂扬乐观的艺术语言，向中国民众鲜明地传达了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强大的舆论力量，可以视作苏联在精神文化领域，向中国输送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当时，《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和《新蜀报》等陪都媒体，无不以可争相刊发苏联的战争宣教画作为莫大的荣耀。此外，由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办的“塔斯窗”，也在这样的展出中，为重庆民众所熟悉和喜爱，并成为中国艺术家进行街头美术宣传绝佳的借鉴形式。

中国抗战美术在苏联造成的极大的宣教和审美影响，也是值得称道的。“美术出国”发挥“作战威力”，最初即被国际宣传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38年4月，该处在其广泛征集到的几百幅抗战漫画中，精挑了60多幅送往莫斯科展览，使苏联民众在极大的惊异和感佩中，充分领略到了中国抗战美术的魅力以及中国人民幽默乐观和英勇不屈的人文精神。此后，不断有大型的美术巡展接连与苏联民众见面。比较重要的如1940年1月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其给苏联民众和艺术家带来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冲击力，更是空前的。仅开幕式，就有苏联艺术家和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一千多人出席。这个大型艺术展览会前后持续了一年，参观者达数十余万之众；其中前来参加学习的苏联艺术团体竟有一千五百多个。苏联官方权威媒体《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教师报》、《红色军队报》以及《文学报》和《艺术》等都持续予以强烈的关注，并发表了大量的评介和赏析文章；苏联各地组织的“中国艺术研究会”还举办了上千次研讨会，对中国抗战美术作品和古代艺术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其中不少的艺术品，如《蒋委员长对出发前线军队训话》、《将军》、《女战士丁玲》以及《敌机肆虐图》、《乔野村军民昼夜歼敌图》、《重庆被炸后》等等，无不产生出了强大的宣教渗透力和艺术冲击力。苏联艺术家和军政委员一致认为，这些伟大而卓越的中国艺术佳作，完全超逾了文化和艺术的范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鼓舞苏联军民英勇抗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精神食粮和特殊武器。苏联艺术家沙莫洛夫评价说：“有这样的艺术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另一位苏联艺术评论家特尔诺菲茨更高度评价说：“中国木刻是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神圣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同样，加里宁艺术学院的师生惊叹道：“中国艺术、希腊艺术和俄罗斯艺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非常值得苏联艺术家学习。”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中苏两国音乐界的交流互动同样令人振奋和感佩。中国的抗战歌曲主要是通过对苏音乐广播节目，向苏联军民播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抗战爆发之初，即频繁将中国抗战歌曲送往苏联的空域。1940年3月，中国战时音乐界特举办了“对苏广播音乐茶话会”，在邀请苏联及各国驻华大使以及中国军政要员、文艺界名流参加的同时，把《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巷战歌》、《满江红》以及马思聪和贺绿汀等中国著名音乐家创作的乐曲，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放。不仅如此，苏联军民还通过中国的对苏广播，经常听到重庆的孩子剧团演唱的抗战歌曲。对此，《中苏文化》特载文赞美道：“通过这些感人的音乐旋律，将更加强中苏人民密切携手，完成我们共同改造世界的使命。”

相比之下，苏联音乐对中国民众和艺术家的影响和冲击，更甚于中国音乐在苏联的传播效应。这主要得益于苏联官方对外宣传机构的战略重视以及苏联强大的广播技术力量的积极配合。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于中国音乐界在译介苏联音乐方面的积极努力以及中国知识民众对苏联音乐的特殊感情、政治文化兴趣和审美兴趣的偏好。其中，中国音乐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精悍力量进行了大量译介，并连续推出像《苏联音乐》和《苏联名歌集》等普及性唱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苏联战争歌曲，像广为中国民众熟悉和传唱的《神圣的战争》、《第聂伯之歌》、《海港之夜》和《夜莺》、《卡秋莎》等，主要是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繁播放而深入人心的。

苏联战争篇7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外交战略主要以“进攻”为主，其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是“进攻”战略的准备阶段，在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基础上，开始推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缓和”政策;整个70年代是苏联“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苏联开始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并大肆对外扩张;80年代是“进攻”战略的收缩阶段。本文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外交战略变化为主线，就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及主要外交活动进行初步探析。

一、“和平共处”总路线及“缓和”政策的维持与推行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在执政初期沿袭了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旨在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缓和关系，并争取解决欧洲边界纷争等历史遗留问题。1969年，受“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初步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主张，以打破外交僵局。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则正式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并强调外交活动应以“缓和”为中心。

可以说，在“和平共处”和“缓和”政策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改善了同美国的竞争环境。苏联与美国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多项军备控制协议，从美国方面争得了平等的地位。

二是缓和了同欧洲国家间关系。签订了苏联西德条约（1970年）和苏美英法关于西柏林等问题的“四方协定”（1971年），缓和了苏联同联邦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文件》（1975年），确认了战后欧洲边界，从而巩固了苏联战后在欧洲西部边陲取得的地位。

三是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科技协定和合作项目，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从而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了本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四是加强了本国的军事实力。在军事方面，苏联在极力保持对西方的常规军事优势的同时，加紧发展核武器，扩充核军备。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使得一时间苏美核力量和整个军事力量水平达到了基本平衡状态。

总的来看，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联推行的“缓和”战略，确实起到了改善同西方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为国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积极“进攻”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7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使其认为世界形势已开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1976年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就表示出了对苏联外交政策取得成就的得意之情：“我们简直是亲眼看到世界在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苏联已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

就在这样的估计和认识下，苏联到7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放弃了“缓和”战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进攻”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紧扩充军备，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苏联于1977年开始先后在欧洲和亚洲部署SS-20导弹，并且加紧推行海陆空三军的现代化计划，使苏联海军首次具备了远洋作战能力。

二是向第三世界大举扩张，实现其霸权主义野心。苏联1975年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1977年和1978年插手非洲之角战争，1979年12月甚至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在此期间，苏联在亚非拉地区建立了40多个海空军基地，在国外18个国家驻扎军队军事人员数量达到75万人之多。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苏联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加紧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

（一）建立“条约网”扩展在亚洲势力。20世纪70年代，为了扩展和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势力，推行所谓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目标，苏联在亚洲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支持印度先后以武力肢解和吞并了巴基斯坦和锡金;其次，利用越南，向东南亚扩展势力。为了实现自己控制东南亚的野心，苏联积极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从越南手中获得了金兰湾军事基地的租让权，越南也积极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

（二）利用“人”进行侵略战争。除了建立条约网，控制渗透条约签订国和地区之外，苏联还利用军事“人”进行侵略战争，而古巴军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苏联的“金牌打手”。1975年至1978年间，苏联利用古巴军队先后对安哥拉内战、非洲之角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还插手了扎伊尔和民主也门的内政，将军事触角伸向各地。

（三）出兵阿富汗种下转败恶果。阿富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美苏争霸的年代也不例外。对于苏联来讲，如能控制阿富汗，不仅可以打乱美国阵脚，还能威胁中国，最终实现其南下政策。因此，1979年12月27日，苏军悍然出兵阿富汗，对阿富汗“不宣而战”，然而令苏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影响了苏联国家的命运，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加剧的双重打击和压力下，苏共领导下昔日庞大的国家最终难逃的命运。

三、国际局势影响下的苏联对外战略收缩

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进攻”战略开始收缩。这一时期，苏联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对外扩张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逐渐被孤立，在与美国的争霸中，由于受到美国新的大规模扩军计划实施的影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也随着上述情况的变化开始发生转变。

在具体做法上，从80年代初开始，苏联不再向第三世界国家抢占战略要地;从1981年11月开始，又同美国举行了长期艰难的中导谈判;1982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希望改善苏中关系的讲话等等，都是其对外政策做出调整的表现。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虽然竭力巩固其在70年代扩张时从全球获得的利益，维护与欧洲及亚洲国家关系，防止美国重新取得在第三世界的地位，但这些都已无法掩饰其在全球范围内停止扩张，并开始战略收缩的事实。

苏联战争篇8

1939年5～9月，在今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日本和州国军队，另一方为苏联和蒙古军队。因该地区位于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苏联称为“哈拉哈河军事冲突”，日本则名为“诺门坎事件”。双方共动用近2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火炮50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辆近1000辆，飞机900余架。战争中，骄横狂妄的日本关东军屡屡受挫，最终被苏蒙联军打得溃不成军，被迫乞求停火。日本陆军省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

虽然这是一场双方没有宣战的战争，但却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立体交战，无论空战还是坦克战，在当时都是空前的。8月20日苏蒙联军展开对日军的毁灭性总攻，是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的先兆，是以机械化战争为特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场前的序曲，它对后来的战争进程、军事学术、武器装备的改进产生了很大影响。

诺门坎：一块埋有战争种子的温床

诺门坎，是中蒙边境的一片荒原地区，距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以南约180千米处，即从汗达盖一将军庙一阿穆古朗一线至哈拉哈河的地区，面积约500平方千米。“哈拉哈”的蒙语为“屏障”之意，河的西岸比东岸高出50米以上，从东岸看西岸如同一座长长的壁障在眼前，哈拉哈河由此地貌而得名。在发生战斗的地方，哈拉哈河的宽度有400多米，而河水-宽度仅为50～60米，水深约2米。东岸地区分布着沙丘，丛生着杂草和灌木。一条名叫胡鲁斯台的小河从东北向西南流入哈拉哈河，将诺门坎地区分成南北两片。胡鲁斯台河有1500米长的泥泞地带，对军队行动限制很大。

哈拉哈河西岸易守难攻，从西岸台地俯视东岸诺门坎，如同一幅清晰的训练用沙盘。利用西岸台地制高点布署炮兵阵地，将占据火力的绝对优势。果然，在战斗中日本士兵常常埋怨：诺门坎是苏军的“炮击靶场”。历史证明战争的胜负都与地理因素有关，日本关东军的地理失算为其最终惨败埋下了伏笔。

诺门坎战争的史源，可追溯到中国清朝时此地两个蒙古民族部落间的边界纠纷，1734年雍正皇帝给他们裁决，分界线划在了哈拉哈河以东15～20千米处，边界以西属于喀尔咯部落(民国时期成立蒙古国)，以东属于巴尔虎部落(内蒙)。1932年州国成立不久，日本关东军以一份俄军标错的远东军事地图为据，挑唆州国修正国境线，将边防巡逻线路向西移到了哈拉哈河，从此双方争执不休。战争种子就这样被埋在了诺门坎的这块温床上。

战争的开端和扩大

日本军界蓄意挑起诺门坎战争，是倚其战略方针和作战企图作为思想基础的。1936年6月，日本大本营的《帝国国防方针》把苏联列为第一作战对象，并加紧战争准备；8月进而制定了北进苏联和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协定》，极为亢奋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感到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即了《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明白地告诉部队在边境纠纷中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积极果敢的行动”。

1939年5月4日，蒙古警备队由哈拉哈河西岸涉水到河东地区放牧，警备军骑兵立即开枪阻截，并将蒙军赶回西岸。于是，双方不断在这一地区展开争夺战，关东军司令部将领们闻之一阵狂喜，感到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诺门坎破土而出，立即指示驻海拉尔的第23师团扩大战事，出兵诺门坎。5月13日夜，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派山县武光的第64步兵联队(相当于团)和东八百藏骑兵联队，开赴哈拉哈河畔向蒙军发动进攻。驻蒙苏军根据1936年修定的《苏蒙互助条约》，也出动步兵第36师、第11坦克旅各一部前往边界加入作战。5月28日，日军2 000多人仗着有坦克、重炮的支援，兵分三路在1个轻轰炸机中队配合下发动攻击，虽一举攻下了蒙军的742高地，但却遭到苏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势下，苏蒙联军3000人在T-130坦克、BA-6装甲车配合下进行反击，战局瞬间扭转，简陋的日军12辆94式超轻型坦克很快就被打瘫。日军步兵只能以“肉弹”冲锋，如同飞蛾扑火，诺门坎成了宰杀日军的屠场。至29日，日军东八百藏联队被全歼，东八百藏中佐联队长被击毙。诺门坎战争第一阶段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战争升级

1939年6月2日，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受伏罗希洛夫元帅之命前往哈拉哈河战线。6月5日，朱可夫出现在苏军驻蒙古第57特别军司令部。第二天，他被任命为该军军长，全权指挥苏蒙联军对日作战。朱可夫到达后，立即赶往前线视察，而后向莫斯科大本营报告，要求增加兵力，特别是大量增加装甲兵、炮兵和航空兵。苏军总参谋部满足了他的要求。6月份，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方向集结了1个坦克旅、3个装甲旅、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重炮营，另有100架飞机。

此时关东军也开始大举调动军队，共集结了13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112门反坦克炮、124辆坦克和装甲车、400辆卡车和119架飞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亲临前线督战，命令第23师团发动新的地而进攻，其作战企图为：用坦克部队围歼哈拉哈河东岸全部苏蒙联军；以步兵主力渡过哈拉哈河，抢占西岸要点，倾尽全力形成两岸夹击态势。

此时，诺门坎战争已升到战役规模。

苏日空军绞杀战

苏日空军空战最早发生在5月23日。苏军初战失利，伊－15歼击机大队由于速度较慢，空战中全部覆灭。后来，苏军总参谋部调来了新式机科，并派来了21名荣获“空军英雄”称号的飞行员，才逐步改变了颓势。6月19日，苏军大约30架飞机轰炸了诺门坎东面日军的几个集结地。

6月22日至26日，苏日空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空战。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苏军损失14架。苏联空军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机攻击队形，首日交锋便用PC-82火箭弹将6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苏联“空军英雄”斯克巴里欣甚至创造了正面掩毁敌机自己却安全降落的奇迹。同为苏联“空军英雄”的格里采韦茨沉着勇敢地驾机降落在日军控

制的草原上，迅速抢救1名坠机的战友，并顺利地飞回机场。

6月27日，日军100多架飞机袭击了苏军塔木斯机场，这是亚洲空战史上第一次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苏军前线飞机损失大半，一时丧失了制空权。不过，由于及时得到补充，苏军很快夺回了制空权。

在此期间，关东军还使用了石井部队(即731细菌部队)，向哈拉哈河中投放细菌，但战果不佳。原因是苏蒙联军队使用的是后方输水，故而伤亡不大；倒是日军士兵受不了干渴，饮用河水受到感染，造成1000余人死亡，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巴音查岗铁血较量

7月2日夜问，日军第23师团约15 000人从苏蒙联军防御侧翼偷渡哈拉哈河，向西岸制高点蒙军阵地发起猛攻，蒙军第15团顽强周守近两个小时，伤亡巨大。日军在付出600人伤亡的代价后，完全占领了巴音查冈高地。朱可夫利用蒙军坚守的时间，当机立断，调集了第11坦克旅(坦克约150辆)、第7摩托化装甲旅(装甲车154辆)、第36摩托化步兵师的1个团和蒙军第8装甲营等部队，趁日军立足未稳，从三个方向实施反击。7月3日上午7时，苏军轰炸机飞临哈拉哈河上空，对日军的渡口实施轰炸，阻止日军继续渡河。此时，日军在巴音查岗共集中了1万多人，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总兵力对比，日军占绝对优势。但是，苏军展开的都是装甲兵部队。第11坦克旅旅长雅柯夫列夫亲率前卫坦克营，以行进间射击向巴音查岗进行反冲击，苏军坦克突入日军阵地后左冲右突，很多日本兵被坦克碾死轧伤。除用反坦克炮抗击外，日军还组织“肉弹攻击”，只见三三两两的步兵抱着反坦克地雷，喊着“万岁”冲向坦克，爆炸声此起彼伏，战斗达到了白热化。

经2天血战，占领西岸高地的日军大部被歼，联队长山县武光烧掉军旗，拔刀自裁。师团长小松原写好遗书，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由于上司的劝阳，才率领其残部向东岸逃去。7月4日入夜，坦克燃烧的火光，照耀着漆黑的草原，巴音查冈附近，尸横原野，一片狼藉，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战场。

苏日坦克大战

1938年底，日军驻公主岭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番号被撤销，随即以该旅团的坦克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1战车团”。日军的所谓“战车团”的“团”，是在“师团”和“联队”两级之间，组建的一种纯兵种性质的旅级部队。“第1战车团”编成内没有步兵、炮兵等部队，只辖有第3、第4和第9战车联队。全“团”由安岗正臣中将指挥，日军大本营视该“团”为军中之宝。1939年6月20日，日本关东军命令以“第l战车团”为主，临时编成诸兵种合成的机械化兵团，开赴诺门坎地区配合步兵作战。这支部队由安岗正臣率领，所以称为安岗支队。该支队的编成如下：第1战车团司令部(编有89式中型坦克2辆)、第3战车联队(编有89式中型坦克26辆、97式中型坦克4辆、94式超轻型坦克15辆)、第4战车联队(编有89式中型坦克8辆、95式轻型坦克36辆、94式超轻型坦克4辆)、摩托化步兵大队(相当于营，编有1500人，轻重机枪62挺、掷弹筒32具、轻型火炮24门、火焰喷射器12具)。编人“安岗支队”战斗序列的还有1个工兵中队(相当干连)、1个野战炮兵联队(编有75毫米牵引火炮8门)、1个高炮中队(编有高射炮4门)和运输队(编有汽车130辆)等。

6月21日，安岗支队从公主岭出发，6月29日，疲惫不堪的部队才全部到达诺门坎附近的集结地巴彦布尔德。次日，支队奉命展开成临战纵队向前疾进。

第一次坦克战发生在6月30日上午9时。玉田美郎大佐率领的第4战车联队第2中队(有95式轻型坦克9辆)，与苏蒙联军警戒分队的8辆BT-7中型坦克和3辆BA-10型装甲车突然遭遇，激战至下午2时，双方车辆和人员都有损伤，日军中队长北村大尉被击毙。

7月2日夜间，在日军第23师团偷渡哈拉哈河向西岸蒙军阵地猛攻的同时，安岗支队在大雨中兵分两路，由北向南扑向东岸苏蒙联军阵地。在突破第一道防线后，遭到西岸苏军炮火轰击，队形被打得七零八落，步坦联系也被切断。由于苏蒙联军在阵地上布有不易发现的螺形钢丝网，使日军坦克的履带经常被缠住而转不动，结果成了苏军45毫米反坦克炮射击的靶子，多辆89式中型坦克被击中起火。此时，苏军第11坦克旅、第7装甲汽车旅等部队，在西岸击溃日军主力后加速开到东岸，80辆BT-7中型坦克、12辆T-130喷火坦克及300辆装甲车，在巴尔其嘎尔高地前，将安岗支队的50余辆坦克包围，在7千米宽的战场上，前所未有的坦克交战全面展开，400多辆坦克装甲车辆混战在一起，沙丘草原上火光腾起，烟柱冲天，被击毁的坦克残骸随处可见。由于日军坦克与苏军坦克相比，吨位小、装甲薄、武器落后，有人形容双方对阵如同“数量庞大的牛群与一小群羊对攻”。激战中，第3战车联队长吉丸清武中佐的指挥坦克被击中，车毁人亡。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坦克交战，使日军损失了37辆坦克，127人被击毙。安岗支队包括411名伤员的残余部队逃回到将军庙。

苏日炮兵对决战

日本关东军深感苏联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特别是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15日，驻满洲各地关东军所属的第3重炮旅团、野战重炮第1联队、穆陵重炮联队和独立重炮第7联队全部调到诺门坎地区，可以说，关东军拿出了全部家底。但其炮弹数量严重不足，105加农炮弹有4 800发，150加农炮弹有900发，150榴弹炮弹有4000发，这些炮弹储备竟然占全军炮弹总量的70％以上。大致上仅够每门炮2天的射击需求。上述火炮的最大射程21 000米，而苏军的M1939式210毫米加农炮射程达到30100米，远远超过日军的火炮。

7月23日，日军发动以炮兵为主支援步兵进攻的战斗，包括大口径远程重炮在内的全部火炮一起开火，整个诺门坎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未受过饱和性的射击训练，虽打得热火朝天，但前沿传回消息说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令关东军将领们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炮架折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而苏蒙联军炮兵发起快速反击时，冰雹般的炮弹精确地砸向日军阵地，在一片火海中，臼军的火力被压制，伤员、尸体、损毁的重炮遍布阵地。日军士气遭到严重打击，甚

至步兵请求炮兵不要还击，以免引来更猛烈的炮击。日军发动的这次大规模炮战终于失败，诺门坎战场从此处于胶着状态。

诺门坎大决战

在日军准备打持久战和越冬的时候，苏军正秘密地准备着大规模的8月攻势。

1939年7月15日，苏军第57特别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级集群，由朱可夫指挥，辖3个步兵师、5个坦克旅、1个机枪旅、1个空降旅和2个蒙古骑兵师等，计划于8月20日发起围歼日军主力的进攻战役。战役企图是沿哈拉哈河的支流胡鲁斯台河方向实施正面突击，牵制日军主力，同时突击敌防御阵地的两翼，合围并歼灭日军第23步兵师于诺门坎布尔德奥包山地域。为此，朱可夫将部队分为3个攻击集团：担任左翼和右翼迂回包围的北方攻击集团和南方攻击集团，由装甲兵部队为主编成；担任正面攻击的中央集团，由步兵为主编成；以2个坦克旅作为预备队。总兵力达57000人，火炮542门，飞机500余架，BT-5和BT-7式坦克498辆，BA－1式装甲车385辆。

8月4日，日军参战部队合编为第6军(相当于集团军)，辖第23、第7师团和第8国境警备队，由获洲立兵中将指挥。第6军以第23师团为主在西岸5～6千米一线组织防御。总兵力约60 000人，火炮500门，飞机500架，编成内没有坦克部队。

朱可夫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为了稳操胜卷，实现最大的进攻突然性，苏军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和伪装措施：调动部队在夜间完成；直到进攻发起前3小时，才向部队下达战斗任务；印制大量《战士防御须知》，故意“误投”到日军阵地上，使日军以为苏蒙联军正在组织防御；使用各种音响器材制造嘈杂声使日军习以为常。

8月20日凌晨，日军阵地一片沉寂。8时15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苏军150多架轰炸机在近100架歼击机护卫下，列日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同时，炮兵展开密集的覆盖性射击，摧毁了日军的前沿炮兵阵地、观测站、通讯站。苏军空降兵空投至日军阵地后方，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8时45分，苏军各突击集团发起冲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分两路飞速向南北两翼的日军发起迂回进攻。

21日，两翼包抄的苏蒙联军胜利会师，完成对日军的分割包围。部分日军冲出阵地，企图反攻，但在苏军密集而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尸横遍野。22日，苏军预备队的第9摩托化装甲旅，第6坦克旅第4营投入战斗。24日，关东军急调第7师团主力开进战场，以解被困之围，25日，又调驻佳木斯的第4师团参战。但这些日军已无回天之力，未能打破苏蒙联军的包围。苏蒙联军采取分割、聚歼的战术，在每分钟发射200发炮弹的密集火力配合下，阻击日军援军进入阵地，使包围圈越来越小。日军孤立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克，绝望的日军各级指挥官连连自杀。溃不成军的日军分小股在苏蒙联军占领区穿插逃生，利用夜幕掩护、寻找有利地形企图保住性命。

8月31日，诺门坎前线的日军最后仅剩下400余人，整建制突围出来的有2000人。日军高级军官的伤亡是空前的，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被伤兵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9月11日，日方乞求停火，双方签定了《诺门坎战争协定》。关于边界，日本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主张。

品评战争

诺门坎战争历时135天。日军损失19768人(苏方资料为日军、军损失约6万余人)，苏蒙联军自称伤亡18 500人。这是一场对二战战局有重要影响的战争，它的结局迫使日本改变了战略方向，将“北进”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此战还导致了日本昭田内阁的。

诺门坎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正面战场“长沙会战”在即，此战牵制了日军的力量，使日军向关内增兵的计划无法实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对于苏联来说，此战不仅使苏联巩固了东部战线，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机械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对于即将开始的卫国战争，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作用。可以说，苏军装甲兵在诺门坎的运用，是苏军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最早的实战检验之一。西方人士认为，朱可夫成功地证明了装甲兵可以成为一个赢得战斗胜利的兵种，其经验为苏军在卫国战争中运用装甲兵和诸兵种合同战术打下了基础。战后，斯大林接受了朱可夫提出的建议，大力扩充坦克机械化部队。

哈拉哈河地区作战对于进一步改进苏联的兵器，尤其是坦克和火炮的性能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针对部分坦克安装汽油发动机易起火的问题，战后苏军坦克改装了B-2型柴油发动机。

苏军此战打出了许多新战术，如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等，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

通过此战，极大地提高了苏军士兵一蹶不振的士气，也为苏联锻炼出一批优秀的指战员。朱可夫因指挥诺门坎决战的卓越功绩，第一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调任苏联最大的基辅军区任司令员，从此改变了他的历史地位，成了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诺门坎战争中，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及支队长王明贵，为牵制日军向诺门坎调兵，率部出击嫩海平原，牵制了大量日军。战后苏联政府曾授予李兆麟一枚红旗勋章，表彰第3路军在诺门坎战争中所起的牵制日军的作用。

对于日本及日军来说，诺门坎战争的惨败印证了一句老话：“不义之战必自毙”。

从军事上说，是关东军过低地估计了对方的力量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此战对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遭受最大的打击是心理上的，日军从此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

苏联战争篇9

关键词：中苏关系；东北问题；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4-0069-03

一、战后美苏在东北的争夺

1945年初，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时，美苏为扩大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中国东北这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双方都想把它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1945年2月，在美、苏、英三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不惜以牺牲中国的完整作交易。在会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1．苏联希望在满洲有一暖水海港；2．苏联希望满洲铁路之管理交付美、苏、中三方共同管理；3．外蒙维持现状（即属中国，但不改变其现状）。英、美为达到苏联参战，确保他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与苏秘密缔结了《雅尔塔协定》。按照该协定，苏联将获得俄国1904年以前在中国的旧有权利；大连港须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及南满铁路并享有优惠条件。该协定还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外蒙古维持现状的要求，并保证：“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1］

苏联则同意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条约，答应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到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苏联开始移兵远东，拟实施《雅尔塔协定》的对日作战条款。但这一个背着中国政府达成的协定，还必须得到的承认才能实行。6月11日，杜鲁门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转达了《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并声称罗斯福及杜鲁门均赞同以上各项。无非是暗示蒋必须同意，如同最后通谍。

美苏在争夺东北的竞争中，苏联占据有利地位，一直处于上风，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场上顺利推进，只好暂且放弃鞭长莫及的东北利益。美国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日军两线作战迅速崩溃。日本投降后，美国欲回头对东北问题施加影响，苏联已在东北站稳脚跟，排斥美国势力利用深入东北。可以说，在与苏联争夺东北过程中美国是个失败者。

二、国民政府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较量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苏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国为在苏联参战前结束对日作战，先后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意识到日本很快会投降，怕其在东北的战略利益落空，还在对华谈判的同时就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在东北抗日联军派出的众多先遣队配合下，迅速进入东北境内。担心如果苏军长期占领东北，则东北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他将成为又一次失去东北的罪人；如苏联让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东北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与政府斗争夺取政权的基地。这都是蒋所不愿看到的结局。这促使更加迫切地想顺利接收东北，因此对苏联再做让步，于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底，苏军控制了整个东北。

等人对所签订的条约抱有很大期望。宋子文认为：“至少苏联在短期内当尊重达成的协定，不帮助中共，不与国民政府为难。"［2］国民政府新任外长王世杰觉得：“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3］也抱有“苏联政府对其提出的条件已感到满意，不会帮助中共打内战，不会把东三省交给中共"［4］的心理，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能忠实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

的国民政府在与苏联较量的第一回合中，为了维护党派利益最终以牺牲中国领土和经济利益的沉重代价换取了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战后把东北移交给国民政府的承诺。苏联无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运用各种手段获得其在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无疑，苏联成为这一阶段争夺东北的最大赢家。

日本投降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于1945年8月31日，在长春成立国民政府东北军事委员会行营，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对东北进行“行政接收”。蒋经国向苏军总部提出交涉，要求苏军协助行政人员进行接收。另一方面，宋子文拜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商请美国提供船舶帮助向东北运兵。在得到美方“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5］49

的承诺后，认为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有苏联的承诺，接收东北毫无问题，“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6］。在东北交涉接收问题上，既想依靠美国又想依靠苏联，这是行不通的。斯大林早在中苏会谈时就明确对宋子文等说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如果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得到利益，苏联可以让步。"［5］50国民政府在东北交涉接收前曾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吾13军部队定于10月10日前后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这岂不犯了斯大林的大忌，因为美国会通过这种方式自然进入东北，打破苏联独占东北的格局；美国船只在大连登陆，这将迫使大连成为开放性港口，为美国打开东北的门户。这是苏联决不允许的。1945年10月13日，在中苏双方就东北接收问题进行第一次会谈时，马林诺夫斯基就声称：“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登陆。"并以各种借口拒绝提供铁路车辆。的大员们从首次会谈就看出，苏联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的诚意。随后的几次会谈，苏方不是拒绝协助军队在葫芦岛等地登陆，就是指责美国军舰驶入了大连港。的大员们已经觉察到，苏方意在阻滞和延缓军队到达东北接防，潜伏着它不可能按期撤兵的问题。

在中苏较量过程中，国民政府也并非完全被动。觉得苏方允许八路军占领葫芦岛等地，又不愿意保证国民政府军队登陆的安全，东三省将有被苏军交给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危险。于是，他以退为进，把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把问题踢给国际社会，让美、英等国向苏联提出抗议和责难，使摆脱困境。于11月15日命令外交部把撤离决定通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同时他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惟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表示：必与蒋“密切合作，妥商办法"［7］。东北行营撤离长春的决定发表后，的确发生了一些效果。僵持下去对苏方也不利。苏方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1945年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其要点是：“一、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应有之协助。二、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共产党，过去未曾予以任何帮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党活动乃由于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三、如中国政府希望苏军缓撤，可延缓一月或二月。"［8］11月20日，苏大使再次照会称，保证华军无阻碍地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任何非政府军队从未开入长春。尽管照会话中有话，但这一着棋总算得到回报。

苏联的姿态，一是为了拉住国民政府，使它不完全依靠美国、不让美国插足东北；二是为了使不把东北问题交给国际社会，以避免更多国家来干涉东北问题和均分利益。这一回合中，采取把东北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向苏联施压，在接收东北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三、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因为当时日本在东北经济、军事实力占优势，争取东北只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但是随着苏联出兵东北，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适时调整战略，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东北局全权代表党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组织及其党员的活动。东北形势的变化引起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19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且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示》中说：“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的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实现此方针，党中央抽调了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苏军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行政接收东北和海上进军东北。截至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收了沈阳、本溪、抚顺、辽阳、锦州等7个市和18个县。此外，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迅猛发展，仅冀热辽部队就由出关时的1.3万人发展到10万人，此时尚无一兵一卒进入东北。苏联援共、限蒋、排美的一系列活动有利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缘于此，中共中央进一步采取“独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迫其遵守条约，并中断中苏谈判，撤出其在东北的行营。在此情况下，苏联作出妥协。苏联开始回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道路上，限制中共势力的发展，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12月28日，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随即，党政机关及部队陆续撤出大城市进入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这些措施维护了苏联政府履行条约义务的面子，也为以后中苏合作奠定了基础。

1945年底，利用武力接收东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到了1946年，由于进一步倒向美国，一度缓和的苏蒋关系又紧张起来。中共抓住时机，在苏军的协助下，从1946年4月起控制了苏军撤出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为后来占领整个东北奠定了基础。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中，苏联的态度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能够随着苏联政策的变化及形势的发展随时采取灵活的政策，因此，它在国共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占据优势，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美国欲利用势力对东北施加影响，但是遭到苏联的排斥，苏联出兵东北占据优势，客观上有利于中共势力在东北的壮大。周旋于美苏夹缝中，欲一方面靠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依靠苏联履行条约，顺利接收东北，但用完整和领土换取的条约最终没有得到苏联的切实履行，接收东北举步维艰。苏联出于本国利益和安全的考虑欲在东北建立缓冲带，中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获取苏联支持建立东北根据地。实质上，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最终的胜利者是中共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国际条约集：1945―1947［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809.

［2］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474.

［3］王世杰日记［M］.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1945―08―22).

［4］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5.

［5］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

［6］姚松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515.

苏联战争篇10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很有些像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红军的影响。

二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军队色彩、强化现代军队色彩的巨大的变革。苏军恢复“旧制”，是从战场上极其惨重的伤亡中获得的经验，二战结束后，苏联高层对二战的全面反思检讨，强化了这―方向的转变。

对一直效法苏联的中共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经验与苏联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军队与苏共军队战争观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国军队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交手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军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

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共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共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战争的形势让中共高层意识到，军队的现代化迫在眉睫，并且在内部形成一股人人争说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风潮。随着苏联军援的深入，苏联军事顾问影响的加大，这种讨论氛围日益热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以“国防军”之名替代“”称谓的趋势，以体现出正规化色彩。而对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在中共高层的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尖锐反省。

1953年10月2日，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的精神。

强调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是步兵加上飞机坦克，而是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正规作战。建设现代化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技术和科学知识。

虽未曾如其他将领那样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说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给军事学院不公开的训词中说，在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限制，军事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装备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军纪，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又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195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还说：“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毛对游击战与正规化的效用与看法历史上却多次摇摆，类似前述的话在抗战前即已说过，抗战中又转向，朝鲜战争后转回来，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转回去。综合来看，与当时中苏关系、个人经验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具体情境高度相关，不过，毛对武器、资源等因素从来高度重视。

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学校成立大会上，也要求与会者“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过去因为条件限制，只能“打夜战、近战、游击战”。

总结说：“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领导创建的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中央军委赠送的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那个时期，中共一心向往正规代现代化，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构建出一幅从军事思想、国防体制到装备训练、军队管理、军事工业的发展图景，已有的进行革新，没有的着手创立。

全面“苏化”

中共在建立大军区制、国防领导体制上，虽积极学习苏联，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中其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八个部，直辖13个军区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部队。1958年再次精简为总参、总政、总后勤三个部。

正规化和执政后的需要，必须得有属于政府体系的国防部，成为1954年建立的国防部首任部长。在苏联，国防部高于总参，而在中国，总参实际权力大于国防部，可国防部长是元帅，总参谋长是大将。

总参谋长粟裕1957年访苏时，与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后，突然提出索要“参谋部与国防部职务职权分工”的资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惊，只敢以口述形式谈了一谈。粟裕声称这是“向苏军学习”的需要，不过此事为后来诸多政治斗争悲剧埋下伏笔。这也说明当时学习苏军的氛围之浓厚。

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这也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相当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一直被中共痛斥责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苏军顾问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确有必要，并开始逐步实施了。

和苏军第三任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多次进行过此类问题讨论，彭解释说，中共士兵不能跟苏军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学习还是需要，而政治学习和群众运动方式是优良传统，应适当给予保留。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训练成就斐然，举办了很多单兵种和多兵种的登陆反登陆演习、战役演练。以空军为例，中共飞行员在复杂气象和夜间环境往往不能驾机作战，在朝鲜战场上吃亏很大，这一时期空军把它当作最重要课目来训练。在苏联空军顾问帮助下，1955年底，40%的航空兵团、28.4%的飞行员进行了夜间和复杂气象飞行训练，1957年底，达到“全天候”标准的飞行员已占三分之一。

由于统一更换了苏式装备，为熟练掌握武器，陆军基础训练也是热火朝天，确定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为训练基本内容。到1956年，与三年前比，能完成步枪射击练习的单位由占参训单位总数的47%上升到98%，冲锋枪由78.6%上升到81%，轻机枪70.2%上升到88%，重机枪由79.5%上升到94%。

重新“山寨化”的历程

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初步完成军队思想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改造，也改换了全新苏式装备，并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国防工业体系。在苏联人的大力援助下，发达国家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只用了短短数年就完成了。

尤其在赫鲁晓夫执政之初的中苏蜜月时期，中国军队获得大批苏联最新装备，其整体技术水平是离世界先进水平最近的时期。

但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军事思想，最大的直接推动力都来自苏联。中苏关系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影响。

朝鲜战争后，随着东欧波匈事件、国内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以及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军事现代化正规化进程出现了令人惋惜的逆转。

断绝苏联的影响，对中国军队的装备现代化的影响只是发生停滞，对军事思想而言，则是发生了倒退。

由于苏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向，来自残酷的二次大战，战争期间，苏联人力国土和军队数量装备数量皆占压倒优势，在同时获得英美巨大的物质援助以及对德国本土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依然付出了远远超过德国的损失。据苏联官方传统的数据，战争中苏军阵亡及被俘死亡人数g00多万，平民死亡人数1700余万，总死亡人数2600余万（俄罗斯学者索科洛夫近年的统计数据是，军民总死亡人数4300多万人，军队阵亡约2640余万人，被俘630万人）：而德军在整个二战的军民总死亡595万人，军队总阵亡395万人，其中苏德战场军人阵亡260.8万，被俘95万。

4年残酷的苏德战争，成为苏联建军思想的源泉，而对中共来说，尤其是对最高领导人来说，战争经验主要还是来自打游击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朝鲜战争的巨大震动，来得远不及过去20多年的内战更深刻。

1950年代末，大陆国内政治逐渐转向，军事现代化、正规化提得越来越少，逐渐开始强调游击战和精神原子弹的伟大功用，以前积极宣扬军事现代化的很多将帅迫于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转变口风。、等在“反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先后遭点名批评。

此后话说得越来越少，直到1969年和1972年，因出于对苏联大军入境可能性的考量，军队内氛围松了一点，刘才出来说过关于加强军队训练的两次话，“无产阶级军队是勇敢加技术，只讲勇敢不讲技术，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就大”。

等人后来又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以后在政治斗争中落马的军队将领，几乎都要被扣上这个罪名，也不例外。很自然的，现代化正规化基本上等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强调训练和装备，这些也是“资产阶级唯武器论”。

“”前后，军事“山寨化”更发展到极致，军衔制被取消，65式军服替代苏式风格浓厚的55式，虽然基本样式保持不变，但取消了大檐帽，换成解放帽，取消了衔肩领章，一律佩上红星帽徽和全红领章，俗称“一片绿三片红”；女军人取消了裙服；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就是衣服上多了两个口袋。

随着反教条主义的开展，全训部队逐年减少，训练水平下降，陆军全训师占全军的总数，1957年为77%，1958年降为60%，1960年为46%，1962年降到20%；1969年，军事院校被砍掉三分之二，训练时间再次被大幅度压缩。

后来军队参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是指对学生进行军训），加上苏式装备来源彻底断绝，军队的装备、训练、教育水平急剧下降，数量反而在膨胀。而军中的教育原则是“突出政治”，军队管理以“政治挂帅”。“”期间民间还流行穿军装，一时间不仅官兵难分，连兵民都莫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到极致，中共因恐怕苏军入侵，一度组织高级干部疏散，准备效法抗战的方式，以空间换时间，把大西南当作大后方，搞三线建设；乱了很久的军队开始进入一次训练小高潮，这一次训练跟之前相比，从指导思想到训练方式已有本质区别，以长跑和精神鼓动为主，带有很浓厚的群众运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