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投资范文
时间：2023-03-23 23:52: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返程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返程投资出现是国内利用外资政策、资本市场发展、税制改革、外汇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引发了返程投资的潮流，这一现象的涌现，对国内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公正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国家法制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为规范返程投资行为，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以下简称106号文）。期间，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令”），一系列文件的，规范了境内居民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资本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外资的流入。但相关法规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难点，削弱了政策效力，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返程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返程投资身份鉴别难
一是外汇局处于外资企业审批环节的下游，审核认定境外企业的最终控制人较困难。个别企业为加快办理外汇登记及资金投入，往往承诺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但实际上从后续资金流入环节（验资询证等环节）看是内外一套人马的关联收购，但由于法规不配套，对一些骗取外资外汇登记的违规行为处置乏力，使目前的外资外汇登记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在目前的国内信用环境下，即使个别企业境外投资者被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机构持股或控制，其申请书中还照样声明无上述情况，外汇局据此便给予办理登记，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如企业发生虚假误导性陈述，作为基层的管理者，也难以摆脱监管不到位的“嫌疑”。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外汇局不能有效避免企业进行不实“声明”，其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影响了外汇局对外的权威性、公平性和一致性。
二是在部分企业利用与外汇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刻意规避政策监管的情况下，无法甄别返程投资的身份。
1.借用他人之名注册境外公司，利用外汇局与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有效规避股权并购和境外上市方面的外汇管理政策规定，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典型的做法是借用境外他人的名义在境外注册成立境外公司，通过其收购境内公司的股权，再通过境外壳公司以反向并购方式实现在境外上市。这种借用他人名义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式，假如企业并不据实反映境外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外汇局是不可能知悉境外公司的真正控制人的身份，而按照一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操作，政策规定有被架空之嫌。例如，2007年11月，经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英属维尔京群岛）准升控股有限公司以2.698亿元人民币收购中方东莞市天安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的100%股权，民营企业变身外商独资企业。表面上看这是一例外资并购的个案，实质上此次并购实为东莞市天安集团“反向兼并的海外上市方式”前的必经步骤，境外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仍是境内居民。由于准升控股有限公司是由英国人注册的BVI公司，且最终上市过程均以风险投资公司“基廷投资”在美国进行运作，假如上市成功，绕过了国内严格的资本与外汇管制，特别是绕过了特殊目的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轻易实现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
2.通过境外公司股权转让运作，将原为境内居民自然人控制的境外公司转让给境外人士控制，并申明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从而取得外汇登记。在此情况下，外汇局经办人员明知内有蹊跷，但外经贸部门已批复其公司章程变更，且企业提交了符合外汇局规定的材料，不能拒绝其办理外汇登记。即使其境内居民自然人的股权交割并未真正实现，目前的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也无相关的处罚规定。
（二）返程投资资金监控难
一是境外资产来源合法合规性判断难。在境内居民自然人将其持有的境外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资时，如其所有资产权益来源真实性、合法性不能有效识别，将会为不法分子跨境洗钱行为提供便利，把不法收入转移国外再返程投资，达到洗钱目的。
二是回流资金难以定性。106号文规定，特殊目的公司融资资金资金合规性审核仅是与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和招股说明相一致，缺乏有效认定手段，外汇局对资金来源合规性难以判断，对其资金的返程方式存在操作难度；由于对境外公司的损益、资产负债难以掌握，无法准确核实，外汇局对境外公司利润、资本变动收入和返程管理陷于被动；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等收入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账户或储蓄账户，一些境内居民可能利用这一渠道，将其他资金混作利润、红利收入汇入境内，以逃避资本管制。
三是回流资金流向监控难。特殊目的公司可通过股权并购、增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或股东借款等方式，将在境外融入的大量资金回流境内。由于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协议并购境内居民自然人持有的境内企业股权，使大量资金结汇后进入境内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账户，而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资金的进一步流向则难以监控，不排除最终流入证券或房地产市场，还可以通过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方式回流境外。
（三）部门监管尺度统一难
认识不统一，造成管理脱节和政策上的不协调。商务、工商等负责企业立项、注册的上游部门对返程投资还在施行较宽泛的管理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外汇局孤立无援，矛盾集中的现状。例如，“10号令”仅对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做出了规定，而对于境内居民自然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则没有提及，申请人仅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即可。这样一来，不仅规避了商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对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监督，同时也增加了外汇管理局核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政策风险；商务部对特殊目的公司以并购和新设企业形式返程投资区别对待，外汇局在办理业务中难以识别所有返程投资企业；商务部门目前并不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进行审批，阻塞了境内居民自然人资金正常汇出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一）消除制度根源，加大返程投资真实性审核力度；强化企业和居民守法经营管理的自律性，构建信用社会
一是健全体制，消除刻意规避监管行为的根源，同时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建议逐步减少或取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国民待遇，从根本上抑制这些现象。同时，尽可能拓宽民营企业境内融资的正常渠道，避免境内资产通过非正式渠道境外化。依托外商资质审查，和具公正力的材料，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准确判别外国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有效甄别返程投资。
二是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和居民知法守法，加强自律，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从事投资和各项经营活动，打造信用社会。同时，完善规定，制订罚则，对刻意逃避文件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加以惩处，落实失信惩戒责任，保证政策规定落实到位。
（二）建立对返程投资资金全方位监测和管理体系
一是对特殊目的公司的融资行为实施跟踪管理。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报告境外融资进程，明确对其融资和调回资金应如何进行规范和管理，确保不偏离原有目的。
二是加强返程投资资金的真实性审查，加大对非法跨境资金的打击力度。对此类公司在办理外资询证时增加资金来源证明，对特殊目的公司汇入的投资款进行真实性审查，以防止其他非法资金的流入。
三是全面搜集居民在境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关联交易、财务利润和经营范围等基础信息，规定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所得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收入需按会计决算年度向外汇局申报，并在调回境内时，提供境外资金的资信证明材料。明确资金性质后，方可核准予以调回境内，并逐笔审核结汇。
四是建立各相关部门之间通畅的信息监测网络。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向外汇局提交反映公司营运情况的报表，并将其纳入境外投资联合年检的体系中；对银行进行相关政策培训，强化其业务人员防范国际游资的意识，要求其向外汇局报送特殊目的公司资本流动情况；定期同相关主管部门交换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三）统一认识，加强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一是统一认识，形成各部门通力配合的返程投资监管体系。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工商、税务、商务、外管等部门要联合行动、相互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境外投资者资质和真实性背景的审查，逐步规范返程投资行为，最终形成运行规范，监管有效的管理机制。
二是协调政策，统一操作。进一步加强同商务部门的合作，尽快建立境内居民个人的管理与监督机制，明确操作细节的衔接，尽快将所有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和返程投资都纳入商务部的审批范围，减少外汇局先于经济主管部门做出外汇登记核准的政策风险。建议商务部扩大申请主体的范围，要求境内居民自然人在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时与境内企业一样，向商务部和证监会申请核准之后才能办理外汇登记等手续。同时，商务部应在所有批准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上标注，以免其他部门在办理业务时由于企业虚假声明造成混淆。强化同税务部门合作，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及时掌握和监测试图逃脱股权出售获利后的个人所得税等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1]王大贤，关注返程投资，完善全程监测体系[J].上海证券报. 2011，（05）.
[2]江子叶、范从来.中国返程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研究.2010，（09）.
[3]陈杰，FDI中的返程投资：现状、成因及规制[J].西南金融. 2007，（01）.
[4]冯雁秋.返程投资及其监管探析[J].中国金融.2006，（06）.
篇2
慑于福州警方反偷渡专项行动的强大攻势，福建省边防部门挂牌督办偷渡案在逃组织者陈某及另两名在逃偷私渡组织者、运送者，今日到福州市边防支队投案自首。至此，福州市今年已有二十一名在逃偷私渡活动组织者、运送者投案自首。
今日投案的三名“蛇头”分别为陈某、薛某和王某。陈某涉嫌于去年五月十九日晚伙同福建边防部门“十大督捕蛇头”之一陈居主（仍通缉在逃）、福清籍组织者林某（已判刑）等人，利用一艘铁壳油船接驳二十多名偷渡人员偷渡某国。薛某涉嫌于今年八月一日伙同他人组织运送数十名私渡人员私渡台湾，王某则涉嫌于今年九月中旬协助他人运送十多名劳务人员非法去台。案发后，他们先后潜逃异地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陈某等人潜逃期间，福州市公安边防支队进行多次通缉和不懈追捕。今年以来该支队共抓获偷私渡组织者、运送者二百七十九名名，其中在逃人员一百二十二名，逐步紧缩了在逃人员的落脚点和活动范围。在福州边防部门强大的反偷渡打击声势下，大批在逃偷私渡组织者、运送者选择了投案自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今年四月投案的“福建边防部门十大督捕蛇头”之一、逃亡五年之久的陈嫩细。
另据了解，福建省边防部门今年公开悬赏追捕的“十大蛇头”至目前为止已有七人到案，仍有三人通缉在逃。
中新社·贺华锋 林伙星
篇3
2014年，国资委首次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两家央企试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建设；2016年新增神华、宝武、中国五矿、招商局、中交、保利等6家央企扩大试点，运营公司试点在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合计试点企业已达10家。 目前试点央企基本都已制定了改革方案并上蟠批。与此同时，地方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也全面提速。
本轮以“管资本”为重要标签的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改革以来，试点央企正在优化布局、自我瘦身、向一线放权，使旗下的产业公司真正成为依法自主决策经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试点央企将拓展授权内容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国投），是被国资委最早列为国资投资公司试点的央企，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国投董事长王会生分享了他的改革体会。
在王会生看来，国投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体现为“四个试”：试方向、试机制、试管理、试党建。“通过试方向解决干什么，通过试机制解决怎么干，通过试管理解决怎么管，通过试党建解决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边缘化的问题。”王会生说。
试机制方面，国投加大了对旗下公司的授权力度。王会生说，“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管理权完全授予子公司。”试管理方面， 国投将管理重心下移，“小总部、大产业”架构初见成效。
在投资导向和投资结构调整中服从于国家战略，这或许是国投试点的最大特色。2014年国投把航运板块全部划转给中海中远集团，2016年将500多亿元煤炭资产整体移交给中煤公司，此外，在养老、扶贫、双创、循环经济等领域，国投通过直接开发投资或成立基金等形式均有涉及。
另一家更早进行国资投资公司试点的央企中粮集团，其改革成效则是以“管资本”为核心打造了四个专业化经营平台，并形成“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三级架构。值得一提的是，中粮总部将各产业发展战略、是否进入新产业和相应资源配置方案，以及用人权、资产配置权、生产和研发创新权、考核评价权及薪酬分配权等关键权力全部下放给资产运营的专业化公司。
刚刚重组的宝武集团是第二批国资投资公司试点央企的典型代表。2月10日，宝武集团宣布将金融业纳入公司主业。此前宝武集团已在总部层级先行改革，按照产业板块构建四大业务中心，希望通过资本的“融、投、管、退”，实现投前、投中、投后的闭环管理。
宝武集团董事长马国强透露，宝武集团将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探索改革：体制上，将更加强调母子公司体制，集团总部以管资本为主，实施战略、财务管控；各子公司和业务板块以主营业务为主，关注收益。机制上，将按照投资回报情况对下属各二级企业进行激励和约束，同时按投资回报来动态调整国有资本的进出。
两家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都成立了庞大规模的基金。中国国新主导设立了2000亿元规模的“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诚通集团以资本运营促结构调整，主导设立了3500亿元规模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国资监管层已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将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国企改革中的示范作用；继续推进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拓展授权内容，加大授权力度，积极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
地方国资投资运营公司
会整体上市吗
记者从国资委内部了解到，目前35个地方国资委已完成改组组建5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批资本实力厚、市场竞争力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已经或即将落地。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的案例颇有借鉴意义。成立于2004年的渝富集团最初被重庆市定位为收购处置市属企业不良资产、经营国有资产的平台。2013年底被重庆市确定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建设首家试点单位后，渝富集团积极创新运作工具，初步形成资本市场、基金、AMC等市场化资本运营工具。
此外，渝富集团在试点建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过程中，正加快形成有投资不控股、有股权不并表、有资产不负债的资本运营管控模式。渝富集团董事长李剑铭对媒体表示，“科学把控在出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不做大股东，不直接参与和干预被投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推动国有资本在运作中增值。”
渝富集团的改革基调选择了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经营数据对其做法给出了评价。从2004年的59亿到2015年的1947亿，渝富集团的资产总额十余年间增长了32倍。2017年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肖亚庆对渝富集团的改革试点如是评价：“积极探索股权运作模式，在发挥融资功能和获取资本收益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在浙江，全省第一家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月9日宣布成立，这是迄今最“年轻”的省级国有资本运作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明确提出经理班子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在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比较鲜见。同时，原则上公司不参与持股企业具体经营，主要负责以市场化方式对国有资本进行运营处置。
篇4
乙方：
根据 市城市规划城区西段和 区产业调整及发展方向，乙方愿在 市 区投资开发市场和房地产项目(综合性商住小区)，并于 年 月 日签订意向书一份。现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双方签订的意向书的基础上，就乙方投资开发的项目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 甲方同意将位于一带、区政府新址对面的面积约为亩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乙方进行综合性商住小区开发。
甲方承诺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为 年，用地性质为商住用的，商住小区建筑容积率为不低于 。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地价款和各类费用价款为每亩万元人民币，上述价款已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土地造地费、绿化费、人防费为获取土地用地指标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土地使用权证的办证费用、建设用地许可证的办证费用等各种税费。
第三条 付款时间及条件
1.本协议签订后 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万元人民币;
2.甲方将已完成拆迁并搞好三通一平(即通水、通路、通电和平整)的土地使用权交付给乙方使用之日起 内由乙方支付 %。
3.在乙方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妥后，由乙方支付 %。
4.其余款项在本合同签订后二年内付清。
如整个商住小区项目乙方分期开发的，则乙方的上述款也应分期支付，每期乙方应支付的款项按每期甲方交付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本条上述款项支付的比例和时间确定。
按本协议第二条规定应由甲方支付给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各类款项，甲方未及时支付影响项目进度的，乙方有权催告甲方及时支付，甲方在收到催告函三天内仍未支付的，乙方有权自行支付，乙方支付的款项有权在各期付款中由乙方自行扣除。
第四条 甲方的责任
1. 按时提供已完成拆迁和三通一平的土地使用权;
2. 负责为乙方建设项目办妥立项批复;
3. 负责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4. 负责为乙方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
5. 负责合同规定的土地的拆迁安置和三通一平工作;
6. 负责按乙方的总体规划进程落实乙方建设用地的用地指标;
7. 协助乙方协调济南市政府及相关各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
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后 内办妥本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为开发本合同规定的商住小区所需的政府立项批文及证件。
第五条 乙方责任
1. 按时支付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价款;
2. 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的开发。
第六条 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即向乙方提供本合同第一条规定地块的四址规划红线图并提供分之一或分之一的地形图各张。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四个月内做好小区开发的详细的总体规划方案供甲方进行报批。
第七条 甲方承诺在年月底前将已完成拆迁和三通一平的土地使用权交付给乙方进行开发建设。如逾期的，每逾期一天则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八条 乙方同意争取在年一季度内对本进行实质性开发建设，争取在年内完成整个小区项目的开发建设。
第九条 甲方承诺对乙方在市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优惠政策，同意将乙方交纳给甲方所属税务部门的建筑税和所得税通过财政的渠道予以返还并以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法律文件予以落实确定。对于不属于甲方决定给予的优惠政策，甲方承诺予以积极配合乙方争取。
第十条 为了使乙方的项目开发建设的顺利完成，甲方同意在政府部门中专门成立一个办公室具体负责开发项目和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
第十一条 为了整个项目能够得到顺利的开发建设，乙方决定成立一个房地产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开发建设，对于项目公司成立所需的各种批文和房地产开发资质，甲方应尽力予以帮助，使该项目能早日开工建设。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性。
第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二份，乙方四份。
篇5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办，江门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2005・广东江门)”今年5月28～29日在江门市举行，是世界银行第一次选择一个地级市作为大型国际性会议举办地，也证明了江门市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已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世界银行及海内外投资者的认同。
王南健市长所作的“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社会和谐，营造适宜人居和创业的生态城市”的主题演讲，介绍了江门优良的投资环境及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赞赏江门堪称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典范；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案例研究演讲中，得出江门市政府在增强投资环境自由度和要素集中度所作的努力成效显著的结论；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指出江门将会是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第二轮发展的一个亮点；布鲁金斯女士认为江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与会的MCI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Gunter Pytel先生也对江门市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便利高效的政府服务及热情好客的人民感到满意，盛赞广东省和江门市的投资环境确为国际一流；与会的兄弟城市领导更一致推崇江门范例，值得肯定。如佛山市杨晓光副市长表示，希望通过论坛吸收江门在环境保护上的经验，加强佛山环境建设；云南楚雄自治州孙宽平副州长说，江门经验值得借鉴，江门争办本届论坛对提高城市品位非常重要；江苏省江阴市刘亚民副市长还说，对江门第一印象非常好，的确如当地政府所说的那样，是个投资的好地方，江阴要与江门用科学发展观共勉。借本届论坛举办之机，广东省和江门市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外媒体广泛宣传，客观上对提升广东省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世界银行就表示继2004年投放广东省1.28亿美元贷款后将加大投放力度，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通过举办论坛，有效推进了江门市环保项目利用世行贷款的争取工作。
目前，江门市在提高城市影响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得到了广泛认可，吸引了国内外各方关注的目光。侨乡江门必将在国际、国内的舞台上走得更快、更远。
篇6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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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由过去的权益法核算变为成本法核算。这种变化的原因与成本法和权益法在本质上存在差异有密切关系。采用成本法处理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情况能够避免一系列问题，产生许多有利的后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规范企业对外投资的业务处理，准确的反映企业的对外投资状况，我国相关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业务处理进行了第二次修订①。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新投资准则），要求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随后逐步推广到所有大中型企业。新投资准则进一步规范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计量与相关信息披露，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的新趋势。
一、新旧准则的规定
（一）新准则中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
长期股权投资通常具有投资额度大、投资期限长、投资风险大及收益高等特点。长期股权投资在范围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子公司的投资；（2）投资企业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合营企业的投资；（3）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即对联营企业的投资；（4）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二）新旧准则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适用范围变化
成本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成本计价，平时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只有在追加或收回投资时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方法。权益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以后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投资》与旧投资准则存在很多差异，其中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具体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看出，新旧准则成本法与权益法适用范围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将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情形由原来的权益法处理改为成本法来处理，即对被投资单位持股比例超过50％的情况由原来的权益法处理改为成本法处理。②具体来说投资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到底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主要取决于所拥有的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的持股比例。如果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应采用权益法，一旦持股比例高于或者低于这个范围，就应采用成本法；与之相反，原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若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进入20％～50％的范围就应改按权益法。
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③。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投资企业应当将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的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
新旧准则成本法与权益法适用范围的改变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是对长期股权投资业务处理的颠覆性变革，有人坚信新准则能够提高财务报表质量，也有业内人士担心新准则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利润操纵空间……但更多的是疑惑，权益法和成本法的实质性差别在哪？新准则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改变？对企业来说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是否还存在局限性？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执行新会计准则。
二、成本法与权益的实质性差别
事实上，成本法与权益法在本质上就存在差异，从而带来一系列后果。
首先，遵循的会计核算基础不同。成本法是以收付实现制为确认基础，权益法是与权责发生制原则相一致。在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成本计价，平时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只有在追加或收回投资时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不将投资企业已实现但未向股东分配的利润确认为投资方收益，体现的是现金收付基础。而权益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以后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体现的是权责发生制基础。
其次，体现的理论基础有别。成本法是对主体理论的反映，当被投资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时，投资企业不做任何处理，只有在被投资企业分配利润时才确认投资收益增加④。而权益法体现的是所有权理论，投资企业账上能充分反映投资企业与受资企业的经济关系，将受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视为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化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当收到被投资企业分配的利润时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⑤。
最后，会计业务处理的特点各异。成本法的特点是重成本、轻权益。投资成本发生变化，则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成本未发生变化，而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则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权益法的特点是重权益、轻成本。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必须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三、改变的原因
进行这种改变是适应客观环境的现实需要，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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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帘子布生产 ; 纯水 ; 反渗透 ; 离子交换
在帘子布浸胶生产中纯水主要用于浸胶胶液的调配、设备循环及化验室用水等。为确保浸胶帘子布质量，对浸胶生产用纯水水质有以下指标要求：pH值：7.0-8.0、CCl－
图1离子交换法制备纯水工艺流程
离子交换法制备纯水具有工艺成熟、设备投资低等特点，但在运行中存在以下问题：（1）、设备占用空间大、自动化程度低。（2）、水质稳定性差，尤其是在树脂有效交换基团失活时，水质迅速降低，必须及时再生树脂。（3）、再生药剂（酸碱）利用率低，且再生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盐酸和烧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4）、有大量的废酸、废碱溶液和清洗废水排放，容易腐蚀下水道，污染水体，破坏生态环境。（5）、再生操作工艺步骤繁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条件差。（6）、再生复杂，设备需要专门防腐，附属设备多。因此随着用水量的大幅提升，如若仍然采用该工艺，势必造成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
1、反渗透原理及特点
1.1反渗透原理
只透过溶剂而不透过溶质的膜称为理想半透膜。当把溶剂和溶液分置于此膜的两侧时，溶剂将自发地穿过半透膜向溶液侧流动，这种现象叫做渗透，如图2。随着渗透过程的进行，浓溶液不断被稀释，浓水侧的液位上升，当上升到一定高度后，水通过膜的净流量等于零，此时该过程达到平衡，与该液位高度对应的压力称为渗透压，如图3。当在膜的浓溶液一侧施加一个大于渗透压的压力时，水的流向就会逆转，此时浓溶液中的水将流入纯水侧，这种现象叫反渗透，如图4。
1.2反渗透的特点
反渗透是一个借助外压克服渗透压对溶液进行分离、提纯或浓缩的非自发过程，该工艺是近30年来迅速发展为产业化的高新技术，其特点有：1）、易于实现自动控制，操作方便，有助于减少劳动强度。2）、可以连续运行且水质稳定，即使原水电导率大，其产水水质仍然达标。3）、反渗透属物理脱盐，能耗低、设备紧凑、工作环境安全。4）、酸碱消耗量仅为全离子交换的2﹪-3﹪，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和废水治理的费用。因此反渗透技术作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生产、环保、节能技术而备受人们的青睐。
2、制水系统改造
根据反渗透与离子交换制纯水的特点对比分析，我公司决定用反渗透代替离子交换法制取生产用纯水。
2.1改造后的工艺流程
我公司根据原水水质情况及生产用水水质要求，在调查各行业反渗透纯水系统使用情况的基础上，从项目投资、运行成本、环保、安全等方面考虑，确定了如图5所示的工艺改造方案。
图5 改造后反渗透生产纯水的工艺流程
2.2 主要处理单元及设备性能
2.2.1预处理装置
1) 机械过滤器：采用均粒石英砂为滤料，机械截留水中的悬浮物和杂质。其工艺优点为：在规定滤速的条件下，产水量高，且反冲洗耗水低。2) 活性炭精过滤器：过滤器内装填过滤精度为10μm炭棒，用于去除水中的细菌、胶体、有机物、过渡金属等，吸附气体成分，比如余氯，保证出水SDI
2.2.2阻垢剂加药装置
由于反渗透膜脱盐率高达99﹪以上，为了防止膜元件的浓水侧出现诸如CaCO3、CaSO4浓度积大于其平衡溶解度指数而结晶析出，从而损坏膜元件的应用特性，造成反渗透系统产水量减少，脱脱盐率降低，因此在进入膜元件之前设置了阻垢剂投加装置。阻垢剂具有以下功能：1）抑制析出作用 2）分散作用 3）晶格扭曲作用 4）络合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相对增加水中结垢物质的溶解性，以防止碳酸钙、硫酸钙等物质对膜的阻碍，同时它也可以降低铁离子堵塞膜的微孔，使反渗透膜组件能够正常运行。
2.2.3 高压泵
高压泵的作用是提供水经过反渗透膜反向渗透出来所需推动力，克服自然渗透压，补偿系统中各项沿程损失及局部损失，达到设计的产水量。一级高压泵额定流量20 m3/h，二级高压泵额定流量9 m3/h。高压泵由PLC控制，受高压报警和低压报警的保护。
2.2.4反渗透膜组装置
反渗透膜组是整个系统改造的核心部分，采用两级反渗透膜组件，一级RO系统设计产水量为8 m3/h，采用2-1形式排列，9支膜组件。二级RO系统设计产水量为6 m3/h，采用1-1形式排列，6支膜组件。经过预处理后合格原水进入反渗透膜组件，产出纯水。一级反渗透浓水收集在水箱内，可满足车间冲洗厕所及现场地面卫生；二级反渗透浓水优于预处理后的原水水质，收集到预处理水箱进行循环利用。在反渗透装置停运时，用产品水冲洗、挤排掉存于反渗透膜和不锈钢管道中的高TDS残水，使停运的反渗透膜完全浸泡在淡水中，可以防止反渗透膜自然渗透造成的膜损伤，去污除垢，使装置和反渗透膜得到有效保养。
2.2.5 PH调节系统
当水的PH值大于8.2时，水中的二氧化碳全部转化为碳酸氢盐，通过在一级RO出水投加碱液来提高二级RO进水的PH值，把水中的二氧化碳气体转化为碳酸氢盐，利用RO高效脱盐的性质，间接去除水中的二氧化碳。使出水水质进一步提高，满足后续处理的进水要求。
3 改造效果
3.1纯水水质
反渗透系统改造后纯水PH值均为7.0-8.0；电导率（1.1-1.8us/cm）与改造前的（1.5-2.2us/cm）差异不大；CSiO2在4-7 mg/L；CCl－在 2.6-3.0mg/L。改造后的纯水水质能够满足帘子布生产工艺要求。
3.2反渗透系统运行稳定性
改造后反渗透系统运行近一年来，纯水水质稳定，产水量达到设计要求，能够满足帘子布生产工艺要求。改造后反渗透系统纯水生产流程大为简化，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系统故障率低。
3.3运行费用分析
1)反渗透膜元件消耗：反渗透膜元件更换按5年一次计（实际可不用更换），每支膜元件按6500元/支。反渗透膜元件消耗：15×6500÷5÷350÷16÷6≈0.57元/吨水。2）药剂消耗：阻垢剂消耗：2×0.06×18÷6＝0.36元/吨水。氢氧化钠消耗：5×0.012×9÷6＝0.09元/吨水。3）用电消耗：（11 + 4）×0.55÷6≈1.37元/吨水。4）滤芯消耗：活性炭精滤器滤芯和保安过滤器滤芯一般三个月更换一次，活性炭滤芯价格30元/支，保安滤芯价格40元/支。滤芯消耗：（20×30）÷3÷30÷16÷6＋（40×10）÷3÷30÷16÷6＝0.114元/吨水。总合计成本约2.5元/吨纯水。改造投资38万元，运行3年左右可以回收投资成本，因此本次制水系统改造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4结论
中国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帘子布浸胶生产用离子交换法制纯水设备经过反渗透工艺改造后，纯水水质稳定，能够满足帘子布生产工艺要求。改造后反渗透系统纯水生产流程大为简化，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系统故障率低；生产过程中不再大量使用酸碱，环境污染小，作业条件明显得到改善；运行成本低，运行3年左右可以回收投资成本，因此本次制水系统改造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1]梁艳，反渗透技术在高纯水生产中的应用〔J〕，聚氯乙烯，2010，38（3）：12～14
[2]刘茉娥等编，膜分离技术应用手册〔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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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动态管理和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苏发改规发〔2019〕1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见附件1），现将2021年度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动态管理和申报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动态管理
（一） 动态管理范围
全市范围内所有已获认定的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秀团队，及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
（二） 动态管理考核内容
1．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秀团队主要考核内容包括募资进展情况、投资进展情况、退出情况、效益情况、管理情况，以及围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供应链（江苏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50条重点产业链目录见附件5）提升等开展投资的典型案例等。
2．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主要考核内容包括集聚创投机构情况、创业投资发挥作用情况、创业投资扶持举措落实情况，以及区域内创业投资服务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的典型案例等。
（三）动态管理考核组织安排
1．总结自评。请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组织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所有获认定单位根据动态管理考核内容开展自评，全面总结梳理2020年度运行情况，填写总结自评表（见附件2-4）并加盖公章，收全后于6月23日前报我委。请市属单位将总结自评表于6月23日前直接报我委。
2．现场考察。省发展改革委根据2021年度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工作总体安排，会同我委对已获认定单位运行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或“双随机”抽查。
3．综合评议。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总结自评和现场考察情况，研究确定动态管理考核结果。由于涉及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严重行政处罚、被追究法律责任或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部分考核指标未能达到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认定标准的，给予一年观察期，连续两年未能达到认定标准的，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
4．公示。省发展改革委按规定公示考核不合格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取消相应称号。
二、2021年度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申报认定
（一）申报要求
1．认定范围和条件、认定程序和要求均按照《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2．各区拟申报的创投企业、团队和载体按照《暂行办法》准备申报材料并装订成册，提交所在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市属单位申报材料报送我委。申报载止日期为6月18日，以送达日期或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3．发起募集或管理创投资本规模符合条件的创投企业可同时申报省级创业投资示范企业或品牌领军企业。创业投资载体可同时申报省级创业投资综合服务基地或集聚发展示范区。
已获认定的省级创业投资示范企业可申报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已获认定的创业投资综合服务基地可申报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
4．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创投资本规模未达到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或示范企业申报条件，但细分领域投资成效突出的创投企业，可申报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
创业投资企业中细分领域投资成效突出，且相对独立运作、具有明确团队负责人的各管理团队，可分别申报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
（二）申报认定工作组织安排
请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对辖内申报材料进行齐备性审查，符合《暂行办法》及本通知有关申报要求的，请于6月23日前将正式行文出具的推荐意见及各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一式六份）报我委，我委将配合省发展改革委按《暂行办法》开展有关工作。
附件：1．《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苏发改规发〔2019〕1号）
2．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3．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4．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5．江苏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50条重点产业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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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改革境外所得抵免税制属地税制
一、我国境外所得抵免税制发展及政策调整情况
自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承包工程税收抵免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1号）等多项规定，对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的税务问题给出了指导和规范。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境外抵免优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推行综合限额抵免。石油企业因为国际能源合作中的诸多限制和能源开采的高风险属性，于2010年率先获得了实施所得税收综合抵免的选择权。①在国外来源所得出自多国的情况下，居住国允许纳税人将其全部外国所得加总计算抵免限额，已缴纳的全部外国税款在此限额以内，按实际缴纳数额抵免；超过限额，则按限额抵免。与分国限额抵免相比，当国外税率较国内税率有高有低时，如果纳税人的国外分支机构没有发生亏损，则综合限额抵免的方法对纳税人有利。这项措施赋予了企业在两种抵免方式当中自由选择的权利，企业可以自行权衡利弊，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抵免方法，实现其税收权益的最大化。综合限额抵免有利于平衡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增加企业可抵免税额，降低企业境外所得总体税收负担。目前，该项政策已被推广到了全体涉及境外所得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②2.拓展抵免层级。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出发，各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均设置不同门槛。企业从经营、市场、融资、税负等角度出发，对国外投资经营架构也会作出特色安排。经过多年的架构优化整合，原有的三层抵免层级难以适应中国企业集团海外架构层级的发展需求，不能达到实际消除双重征税负担的目的。我国已在2017年将原有的三层抵免层级拓展到了五层，进一步提高了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的实施效率。①3.优化抵免凭证。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44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594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43万人。②对外投资合作已成为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承包境外工程的我国施工企业在纳税方面依然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标主体与施工实施主体之间的差异造成已纳税款无法抵免。海外施工缴税凭证上的纳税主体往往不是真正缴纳税款的纳税主体，实际缴纳税款的纳税主体由于无法取得合法抵免凭证而不得不放弃抵免。为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2017年以后，上述以总分包或联合体方式在境外实施工程项目的企业，可以将符合税收征管要求的分割单（或复印件）作为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进行税收抵免。③
二、我国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税制存在问题
（一）“中外中”模式税收负担重
采用抵免法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限制，④除符合实际管理机构并认定为居民企业的特殊情形外，我国居民企业通过境外间接取得中国境内所得相应负担的境内所得税额的重复征税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下，以滥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降低税负的投机性返程投资⑤动机已明显弱化，统一无差别的税制很容易影响我国居民投资性返程投资热情。按照现行税制，除根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被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的少数中资控股集团外，⑥如果我国境内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成立子公司，境外子公司又向境内直接投资并成立孙公司，即使上述母、子、孙公司之间的持股比例满足税制规定的控股条件，但其母公司从子公司取得的来源于孙公司的境内所得负担的我国税款，仍然不能被纳入间接抵免范围。以实际经济活动中最为简单的企业跨国经营两层框架为例，在不考虑中间层境外公司在东道国经营所课税款的前提下，该政策对汇回股息重复课税将会造成双倍的扩大税收扭曲效应。同理，该架构下的总分公司，由于分公司⑦在中国境内，其缴纳的税款也无法纳入抵免层级，给纳税人带来较重税收负担。
（二）简易程序执行不简易
境外所得税制从计算抵免到申报纳税的过程相对复杂，抵免材料准备也相对困难。为此，我国现行抵免税制中包含了简易征收条款，但在实践层面依然存在以下问题：1.征收方式繁琐。现行简易征收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定率确定抵免限额；另一类是免税白名单。适用第一类简易程序的纳税人可以以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计算应纳税额，但纳税人仍需还原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并提供东道国相关缴税证明，执行较为复杂。第二类简易征收方式相对简单，以企业法定税率作为计算抵免限额的依据。适用于该类征收方式的企业可以不再计算白名单国家境外所得抵免限额，该类境外所得回国免税，因此也被称为免税白名单制度。但是，免税白名单制度仅在企业使用分国不分项抵免的方式时有效。除非另有规定，该项简易征收方式不适用于选用综合抵免方式进行抵免的纳税人。2.适用范围有限。两类简易征收方式仅适用于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另外，境外所得的来源国的实际有效税率要相对较高，第一类简易征收方式要求东道国实际有效税负不得低于12.5%，第二类简易征收方式列明的国家实际有效税率均明显高于我国。①
（三）分支机构计税依据难以操作
现行税制对于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还原计算比较科学严谨，但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解决，给纳税人依法纳税带来了难度。以境外分支机构经营所得的计算为例，按照抵免税制要求，境外分支机构每年需要依照我国税法规定的收入和扣除标准，重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确定可抵免税额，并申报缴纳境外应纳税额。目前各国企业所得税制差异较大，收入、扣除和应纳税所得的确认标准千差万别。境外分支机构必须首先遵守当地财税法规进行会计和税收核算，每年汇算清缴时再按中国企业所得税制重新申报纳税，无形中增加了核算难度。除此之外，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要求进行限额比例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手续费、职工福利费、工会会费等，使得境外分支机构难以核实作为扣除依据的基数，针对境内经营活动设定的税前扣除凭证也难以适应境外经营需求。同时，境外分支机构发生的各类资产损失，税前扣除至今缺少可操作性依据，②在东道国的各类自愿和非自愿捐赠性质的支出，按照目前税制规定也无法实现扣除。因此，企业所得税制的境外分支机构的课税原则虽然非常明确，但在具体执行的各个细则方面盲区太多，直接影响了税制的确定性，增加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和风险。
（四）税收优惠难以惠及境外经营
境外所得可否享受中国税收优惠？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③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得享受中国的税收优惠。但是，上述答案主要来自税收传统和惯例，以及相关权威人士的口头解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执行中，除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外，企业境外所得是不能享受税收优惠的。但是法律依据的缺失，使得境外所得能否享受某项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时常困扰着基层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税务部门在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相关法规制度时，应对境外所得能否享受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作出明确规定，避免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所造成的政策风险对我国税法的权威性构成威胁。
（五）税收沉没成本无处列支
即使企业采用综合抵免，限额抵免法仍可能造成境外所得税收成本沉淀、甚至沉没。④当东道国有效税率始终高于我国法定税率时，企业已纳境外税款可能无法在汇算清缴时全额抵免。虽然现行抵免税制针对境外纳税大于按我国税法汇总境内外所得计算企业所得税额的部分，给予了5年的结转期。然而对于海外周期较长的企业而言，倘若东道国有效税率始终高于我国，5年结转期结束后，仍有可能存在未抵免的境外已纳税额沉淀，并形成沉没成本永久无法实现抵免。对于经营周期较短的企业而言，上述风险更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菲律宾（30%）、印度（30%）等国的有效税率均高于我国，因此，在该类国家投资的企业可能面临税收成本沉没损失的风险。
（六）政策更新滞后
2008年以后，大多数国家进行了公司所得税税率的调整，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从2000年的32.5%降至2018年的23.9%，①各国税制改革加剧了公司所得税率的逐底竞争。2017年年底，以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为特征的美国税改尘埃落定，意味着以美国、赞比亚为代表的一部分境外所得抵免税制中的免税白名单国家早已不符合免税条件，应对白名单予以修正。五层、综合限额抵免等优化措施早在2010年就已在部分企业试行，相关政策部分仍有待完善。上述操作层面的政策更新迟缓，为税收执法和纳税遵从带来风险。
三、完善我国境外抵免税制的建议
（一）将“中外中”模式纳入抵免范畴
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Capital）大致分为投资性返程投资和投机性返程投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投资性返程投资往往会给母国带来增量资本；而投机性返程投资则常常与政策寻租和资本外逃相关，其中滥用母国税收优惠政策也成为部分投机性返程投资的出发点。在我国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趋近统一的前提下，单纯利用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投机性投资基础已消失，把一切返程投资都定性为税收优惠滥用有些矫枉过正，可能伤害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热情。经济活动中，除税收因素外，企业从政治、安全、金融、市场等多角度衡量，架构形成的返程投资大量存在，“中外中”模式下的税收负担过重，会造成税收滞留效应突出。建议通过修法，将中国境内负担税款纳入抵免范畴来解决该种模式下的重复征税问题；也可以通过授权方式，由国务院颁布普适政策以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二）更新免税白名单
美国税改激发了又一轮公司所得税税率逐底竞争浪潮，一些国家相继或计划近期进一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中列举的15个白名单国家中公司所得税税率已经低于我国或计划调整的税率将低于我国的国家，在抵免税制的框架下不应再享受免税待遇，财税部门应当尽快更新名单，并建立相应定期调整机制。
（三）制定境外分支机构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境外分支机构申报纳税的原则已在法律层面确定，目前执行中最大的税务风险体现在税前扣除管理方面，其中既有政策层面的缺陷，也有操作层面的空白。企业所得税法人税制下，境外分支机构的经营成果按年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亏损除外），对应的收入和扣除事项是否参照境内标准、如何参照境内标准应当在政策层面予以确认，进而给出操作层面的执行依据。建议境外扣除事项以会计扣除为基础，弱化凭证依据，重视与企业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强化权责对等原则，完善境外损失和捐赠扣除等政策细节，解除企业境外经营的后顾之忧。
（四）明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是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构建税收优惠体系的基本原则。如果产业和项目实体在境外，则东道国有优先征税权，基本不涉及我国是否给予优惠的问题。同时，上述原则表述的初衷也是配合我国产业政策和区域布局，进而鼓励境内的相关产业和项目发展。因此，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得享受中国税收优惠的原则是正确的，应当补充到《企业所得税法》中，避免不必要的税企纠纷。
（五）取消可抵免税额结转年限限制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号）指出：企业在同一纳税年度的境内外所得加总为正数的，其境外分支机构发生的亏损，由于上述结转弥补的限制而发生的未予弥补的部分（以下称为“非实际亏损额”），今后在该分支机构的结转弥补期限不受5年期限制。“非实际亏损额”概念的出现，和对其结转弥补期限限制的取消，降低了“走出去”企业所面临的税收成本沉没风险。2017年推广的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法进一步缓解了多国经营的企业由于境外分支机构亏损和高税率国已纳境外税款无法全额抵免所造成的税收成本沉没风险，但综合抵免法不适用于仅在单一东道国经营的企业。笔者建议同样取消可抵免税额的结转年限限制，①使多国经营的企业由于东道国税率过高所造成的公司所得税留抵税额在未来仍有被抵免的可能，从而进一步降低境外所得税收成本的沉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