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十篇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1

 

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有必要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模糊二者的界线,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计划和市场是可以而且应该相结合,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不能相结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只有把握和处理好四个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一、 计划和计划经济可以兼容,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

 

计划和计划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计划和计划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的实质、内容和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计划和计划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计划比计划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一般说来,人类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就有计划。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逐利性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必然是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没有计划或计划性,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得预定的成效则是相当困难的。在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都有计划,而计划经济并非存在于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才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建立初期,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科技水平不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单纯的情况下,确实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的主要弊端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 市场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

 

市场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市场和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内容以及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市场比市场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是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没有市场存在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存在,离开了市场,商品经济就无法运行。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确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市场经济则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尽管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就产生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所以不存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无穷的活力。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穷的活力,带来高效率,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竞争性、开放性和平等互利性,能够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最有效地防止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刺激和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带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经济活动方式,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开放的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发展了的近现代的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方式中,市场经济是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伟大著作中,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1〕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热情赞扬的奇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事实也是如此,在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空前活跃,充满生机,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无疑是巨大的,取得的成效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振憾。

 

三、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并行不悖

 

计划和市场并非同时产生。一般说来,人们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就或多或少就有计划或计划性,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通过市场则是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事。然而市场产生后并不排斥计划,而是和计划一起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计划与市场都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既然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么计划与市场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兼容互补的。计划和市场通过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产生更好的结合效益。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调节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计划调节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2〕也充分说明了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可以结合,同时存在,并行不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决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反复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3〕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可以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来确保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

 

四、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体制,难以兼容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经济体制,是不能兼容的。实行公有制是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多种所有制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以相容的。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我们已经突破了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根本对立起来的观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运行方式,属于经济体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可兼容性。因此市场经济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干预和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要求来运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如果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体制同时运行,则必然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于把本来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权力经商,以权谋私的行为等,本来是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绝不是骗子对骗子的经济,“要发财,靠胡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红顶商人”,坑、蒙、拐、骗等不诚信行为是难以容身,无法存在的。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本来不属于市场经济的问题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偏见。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和权力的滥用则使以上行为大行其道,欲罢不能。从这个角度看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彻底退出经济运行领域的过程,是限制和减少行政权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政企职责分开的过程,是减少腐败,提高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的过程。

 

五、 结语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段话的精神实质,我认为一是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是从新的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十分正确的、创造性的科学思想观点。但并没有明确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第一,计划和市场是经济手段,是方法,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方式,是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必须区分开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途径和方法。第二,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则违反了经济运行规律。也就说,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结合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上的对立论都是正确的。因此,不管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可以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排斥市场的,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排斥计划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可以同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我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楚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因而使转轨变成了并轨。如不扭转这种倾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将变得非常艰难而漫长。第三,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也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是互补的,是可以内在统一的,也存在主辅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互斥的,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主辅的问题。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最终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实践上的重大进步和发展。第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能够使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2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产能过剩

经济思想形成至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通论》等，无疑是经济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斯密强调万物自由，人在有需求时会主动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受到经济危机侵袭时，凯恩斯思想诞生于特殊时代，批判了以往的主导经济思想，认为经济要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着重阐述了计划经济等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坚信政府必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宏观调控，促织各部门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制约，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实现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然而，21世纪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引起众多专家学者思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计划的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为何还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在各级政府提出“产业转型”的口号时，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而后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思想如何引导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最后分析引起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认识，对解决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强调在全民公有制的前提下，有计划、公正合理的利用并分配社会资源。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产生有两大背景，一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以人为本，人为地去支配社会资源，使其充分为人服务。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良后果，对其引发的社会危机等深恶痛绝，认为引发的社会危机像瘟疫一样可怕。《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认为，人才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锁存在的剥削者，应该剥夺他们的资产转为公有制，在公有制调节下，逐步建立个人所有制。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及个人，都在规范地、按照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自觉地参与社会建设。但是，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过于“空想”，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所有物质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至少在未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据萨缪尔森证实，“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几乎所有国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在稳步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主导思想。实现全民公有制，合作公社、大锅饭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印象非常深刻。计划经济实现了物质、人力等生产资料公平分配，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生活水平得不到普遍提高的结果。整个市场缺失竞争活力，竞争活力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的生产。社会生产按照计划进行，却因计划经济思想理论脱离了现实社会状况，计划失误等导致了大量的供需不匹配等经济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或资本的流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只是在向人们预示一种共产主义蓝图，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终归会导致实践偏差。实践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来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假定社会公有，假定人是道德至上的经济个体，这种脱离实际的假定，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但不能因为时间偏差，就去否定理论的正确性。

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自主协调。这一理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是正确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政府计划多一些，市场调节少一些；而私有经济或个体经济则是计划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针对某个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一些的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就要少一些，多一些空间留给市场调节。而西部经济发展较慢的省份，则需要胜负宏观调控力度大一些，通过扶持弱势产业发展、引进人才等政策进行整体规划，市场调节所占的份额就稍微少一些。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使经济走上全面快速发展之路。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3

关键词：陈云 计划 市场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60-02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关系处理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过艰难的探索，有过惨痛教训，但同时也收获了巨大成果，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赋予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更大的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和新举措。《决定》中有许多重大理论突破和思想创新，其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论断，尤其引人注目。《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过去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后我国的社会发展如何？同样离不开如何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人之一陈云，依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两者的关系，对成功实现中国经济顺利平稳过渡功不可没。只要经济运行中存在宏观与微观关系，陈云计划与市场思想就永远不会失其指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陈云计划与市场思想的研究分析，对我们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建设和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理论的主要思想

在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过程中，陈云始终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握经济规律，善于在总结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合乎实际并具有理论创新的指导方针。

1.提出新中国社会经济模式雏形的“三位一体”。陈云领导了我国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首先开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局面，并且形成了我国经济“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由国民经济计划化、经营管理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三位一体组成。这个模式的形成是由我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同时打破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人们特有的封闭观念，把市场体制引入到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中，形成统一生产和分散生产相结合的经济道路，力争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形成与我国实际相符合的经济发展道路。

2.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论断。陈云由东北调至中央工作之后，承担起了重建和恢复我国经济的重任。建国初期，我国学习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但同时众多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面对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利弊，陈云认为，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之糟粕，不能够照搬照抄前苏联经验。他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在上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断。这个模式是对前苏联模式的突破，前苏联模式否认以计划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而陈云却试图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这个论断虽然始终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补充，但却突破了过去完全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肯定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3.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陈云，面对国内经济建设严重失衡，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思想，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这决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2}“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1981年底，陈云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理论，{3}这一新的表述与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但明显有强调计划经济的意思，这主要是针对国内用市场否定计划的必要性的现象。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的论断，不仅是对计划经济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理论的重大发展。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陈云所提出的市场调节还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市场调节，但是，“市场不排斥计划”、“计划和市场是相互包容的、相互作用”这些思想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其精神与陈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4.“鸟笼子”经济理论。陈云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在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也逐步走向了成熟。陈云深刻了解我国的实际，并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深入，他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进一步总结为“鸟”与“笼子”的关系。认为我国要继续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局面的生动活泼；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努力提供最广阔的空间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陈云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鸟笼”理论，虽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他的理论却是符合我国当时国情的正确理论，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我国日后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二、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理论探索的特点

1.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以国情为依据。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陈云在各个阶段关于市场与计划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整个陈云经济理论的精髓。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2}这十五个字凝结了他一生的思考和实践。陈云同志一生不尚空谈，论实务实。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处理问题深思熟虑，统筹兼顾，多谋善断。陈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真正在发展我国经济的过程中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矛盾各不相同，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也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总之，实事求是是陈云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思想的精髓。

2.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人民生活幸福，我们党的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云关于市场与计划的理论都是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一切理论和工作的宗旨和目的的。1953到1957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过程中，指出我国经济的发展要和我国的国力相适应，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首先要把满足人民有吃有穿的需求放在突出位置。他认为，应该首先是吃放，其次是建设。1956年在中共上，陈云进一步提出要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同时加上自然灾害的困难，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都相当困难时，陈云指出：“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2}总之，陈云始终把解决人民生活需求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任何经济理论和工作都要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3.突破思想僵化，积极创新理论。陈云关于市场和计划的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是对当时固有封闭僵化思想的重大突破，自始至终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突破。陈云思想严谨缜密，但又不墨守陈规。他总是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和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经验。为了防止被以往经验和老框框所束缚，他多次以开放的态度讲过，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过去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要有改变。做经济工作要高度重视经济统计问题，要善于把握总体情况和总的趋势，要努力研究新情况、学习新东西，不断探索解决新问题。

三、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个主线展开的，从最开始的排斥市场，到要市场，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不仅反映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过程，也同样反映了人们思想的巨大变化过程。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思想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分析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启示。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让市场与计划的政策符合我国的不同时期的国情。陈云始终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下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我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国情为依据，积极探索与我国实际相符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其“只唯实”的科学态度，是陈云将具有理论深度的哲学思想与实践有机地、通俗地结合起来，充分表现为学与用、知与行，及对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继续传承和发扬陈云“只唯实”的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要科学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以实事求是精神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其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人民生活幸福为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的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国的政府机关，也要与时俱进，积极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党要把民生建设放在首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密切的问题来落实解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最后，正确定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陈云打破把计划与市场简单对立的观念，突破固有思想的束缚，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依据当时是国情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在未来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过程中，依然要始终伴随着如何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当然，未来经济领域的主要明星依然会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当市场出现盲目性、滞后性时，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进而保证经济朝着预期的轨道向前发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课题来源：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专项任务：“陈云经济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2012053）]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2013

{2}陈云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4

关键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

1市场社会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把它的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

第三，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9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当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他们重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提供了参考、研究的价值。

2.1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批驳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只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过程中，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取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和他国经验，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在深刻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认真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开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钥匙，剔除了缠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如米勒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秘书”（即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统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能够兼容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标准，制定积极政策，来实现工整的分配；国家还要设立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必须结合起来运用，使之优势互补。但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或指导性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主张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而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分重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强调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主张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时，效率应优先考虑，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

2.2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首先，西方学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对于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仍缺乏认识。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但在其具体形式上仍有分歧，缺乏深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很难实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行的主体力量。所以只是一种现代、当代的空想主义。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开始，就有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科学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明确性，是在吸取西方学者的积极观点、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必然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导方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中，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大力加强工作力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倡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3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基本制度不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保障的。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就规定了公有制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而当代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也主张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但这样一来，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其次，运行机制上也不相同。我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而为达到目标，就要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改革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国外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通过何种方式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保证；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5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6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著作看，都涉及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著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

1.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多正面评价而不乏微词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较早指出中国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且能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他强调，邓小平很清楚，要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理想和改革目标，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坚决放弃那些过时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虽然中国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据此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它。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或民主主义国家。”美国学者指出，党和国家还强调和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更多自和市场更多的自主，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力。虽然邓小平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他从来不是“走资派”，他不会改变对马克思描绘的社会哲学信仰。日本首任驻华大使认为，邓小平决不是一边倒的人，他脑子里改革开放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两种观念是同时存在的，他的发言中“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1997年2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邓小平逝世特辑指出：“邓小平虽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把经济建设当成第一等要事来抓，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决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可偏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各国所必须注意到的信息。”海外也有偏颇之词。《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序言谈到，“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在有人看来，可能会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第一期序言又谈到，邓的改革“对西方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世界怀疑论者来说，这几乎就是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美国学者索林格称邓小平倡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企业兼并或破产、股票和股票市场等，是“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

2.较多中俄比较分析褒扬中国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的一个视角是进行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基于中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相似经历，中印都在地域和人口环境等方面具有可比性，所以较多比较中俄、中印市场取向的经济轨迹。苏联解体前，日本学者从引进市场机制等整体看，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要比苏联进展顺利。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分析了中俄两国改革战略和实际成效。俄罗斯有学者对比了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指出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对比中国强劲的发展态势和西方体系面临的问题，给出中国将统治世界的判断。“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总结，也是一个集成性评价，这类文献较多，形成一类专门研究。中国学者指出，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主要有肯定近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功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加入WTO、提出科学发展的理论，中国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对世界经济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发展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愈来愈多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三、理论成就、问题、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至今，由“摸着石头过河”向有的放矢的方向完善。

1.总体成就

历经20余年的潜心专业性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丰厚的成就。第一，就研究层次而言，学界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现有研究已经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涉及理论整体性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我国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满足怎样的目标、我国的体制转轨面临哪些约束条件和采取怎样的路径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如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时怎样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应对全球关注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原则与策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取向等，学术讨论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思想性、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兼具，也成为一个集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于一体的重要交叉学科，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第二，现有研究在诸多关键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有利于理论发展既不断开拓，又通过共识和整合丰厚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社会科学以探索社会运行规律为基本任务，与自然科学探索的对象相比，社会运行更具多变性、复杂性，往往社会运行的实际过程发生在先，对其的理论精细化探索在后，这使社会科学一定意义地呈现滞后于实践的特点。但这恰恰符合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因为社会实践没有现成的可以完全复制抄搬的现成教条，抄搬必然失败已经被无数次社会实践所证明。社会科学大家庭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样不可能例外，现有研究在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有一个先发散的百花齐放过程，理论探索是“摸石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是“过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理论没有充足的准备，从而难以供给足够的体系式智慧条件下现行一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然而，的具体化和落到操作层面，诸多问题的处理通常是多方案的。对此，这场旷世大转型中，最理想的只能是把握住关键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达到把握住全局与根本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发展路径与模式，总体地、基本上胜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间当然也借助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广大劳动群众整体上较为平静地接受转型带来的一些冲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们认同了改革性质、目标模式、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的政策设计，这对20余年来社会在整体的稳定中获得发展至关重要。理论界也在改革性质、目标模式、任务、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政府、学界、民众的共识，有利于有效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

2.问题

作为重要却又新兴的理论，20余年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非常完善与成熟，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缺乏足够鲜明的理论自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既旗帜鲜明、又极具学科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但现有理论对此问题回应不足，且无足够鲜明的共识，仅刘国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十分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程恩富以建构中国经济学为主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中的原因既深刻也较为复杂，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在模仿、习作市场经济工具的过程中，淡化了工具的服务对象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还不遗余力地有意诱导去社会主义制度、去马克思主义，“向钱看、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经济理论事实上成为我国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种现象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初期不易避免的，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育还需更加成熟，使之建立在牢固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还需要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基本理论版块，目前没有定论，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于理论的完善成熟十分必要，现行一些读物鱼目混珠或各说各话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此同时，明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有重要影响。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足以回答实践的考问。第三，罕见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认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卷入的是全民，大众无论从生活、还是从社会生产活动实践，无论从交往方式、还是从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在近20年发生质的变化。从实证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众化程度是最广泛最深刻，但是。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和认同的理论研究基本还没有开始，这一现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众的巨大影响不相称。

3.发展要求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

创新是以原有的东西为依据，然后将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部分进行突破，从而深化与革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多年的成长过程中，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创新之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上看，它首先是突破了计划经济，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其次，它确认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型的商品化经济。最后，从根本上破除计划经济的陈旧思想，确立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的十四大就深深的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它给我们带来作为社会主义人的无比幸福感。相对于计划经济的那种教条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开放，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但又有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分配制度上表现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在国家宏观调控上，不仅看中当前的利益，更规划好长远的利益，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一个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它的一个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警醒着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更是表达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份热爱。经济是国家的命脉，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地位的标志，只有经济搞好了，这个国家才有屹立于世界，永受膜拜。而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特殊性，它需要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接受挑战和突破原有的模式，才能变得越来越好，而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创新。很早就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当时社会主义还不健全，他们也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背离的，有二点可以说明这一个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公有制的情况下，个人或集体的利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而国家却可以轻而易举的分享其中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违背了它的公平正义。其次，在公有制的情况下，市场的调节主要按照计划来分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市场调节情况下的一种自由自主的经济，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是背离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比较认识下，不断深化和丰富了这一理论，并且验证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的这一事实，将它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去。

2.道路创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在吸取了计划经济道路的教训而不断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创新。实践却表明，计划经济不适用于中国，它终将被否定。而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却是社会主义市场走计划经济，但这一理论也没有被他们证明，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市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可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很多毛病还是凸显出来，比如说它解决不了市场中的供求与需求的关系，它只是靠计划，靠指令而执行自己的任务，呆滞，不灵活，不能及时满足人们及市场的整个需求，因此它的经济效率就会降低，人们也会开始反抗这种循规蹈矩的计划经济道路，而且计划它只是规定死了的东西，它不能很好的协调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原则就相对公平公正，而计划经济更多的忽视了人们的劳动成果，利益分配不均，这样就削弱了大家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明智的选择。

3.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用来规范市场，使市场更加有序的一种体制。在所有制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么，我们就要完善公有制，使其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社会主义市场能在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多种所有制并存，比如说私有制，股份制等，这些制度活跃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就要完善公有制，解决它所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比如说，劳动报酬分配的问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各私有制和股份制中，私人利益与股份分配的问题，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分支，它的由来，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这些大家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得来的智慧成果，它遵循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点，这也要求我国市场经济管理人员加大对市场的监督，为建造一个和谐有利的市场环境而努力。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每个公民都要积极的遵循市场的规章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出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应满足现有的状况，它应该紧跟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注重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摒弃那些即将淘汰的机制，在创新的过程中，发扬那些优秀适应市场需要的机制，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由于没有市场调节，也有其明显的缺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陈云思考和探索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今天，研究我国领导人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对当前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一)历史的理论难题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理论难题。

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在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财产公有，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尽管后来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私有制和剥削收入，然而，在长达三百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主流是莫尔和康帕内拉式的理想社会。

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了未来社会。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1]的原则。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1](p．409)的社会公有制思想。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2]的思想。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设想，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中，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设，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3]这里隐含的命题是：“自由人联合体”中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恩格斯1878年的《反杜林论》以明确的语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4]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就是后来斯大林和所说的“恩格斯的公式”。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根据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以及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科学预见。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设想，比如没有具体设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没有设想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后人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提出这些具体设想。

列宁生活到苏联十月革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消除商品和货币，还是保留商品和货币，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回答。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打算废除货币，但是在实践中遭遇到困难。列宁在1919年就指出：过渡时期内“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5]“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要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5](p．340)列宁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过渡时期要保留商品和货币的问题，而且通过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解决了利用商品和货币、利用市场的问题。但是，列宁未能生活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留给了斯大林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认真研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

(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了科学的说明。

无论是在苏联或是在中国，都曾有过不少人由于分不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犯了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

在苏联，有人断言，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后，就应当取消商品生产，而不应保存商品生产。这些人的理论根据，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证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句话。斯大林批评了这样的人。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中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人”。[6]

在我国，在1958年刮“共产风”期间，主张消灭商品生产的既有经济工作者，更有经济理论工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些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7]

斯大林当时面临苏联国内在商品生产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而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首先就必须对恩格斯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一论断作出正确解释。斯大林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8]恩格斯的这个公式究竟应当怎样了解呢?斯大林仔细研究了《反杜林论》，发现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说明，恩格斯的公式指的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可是，苏联的情况不是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而只是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因此，斯大林指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8](p．546)

当时也面临我国国内在商品生产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也非常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他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6](p．4)有的人急于要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有的人主张搞自然经济，不要进行商品生产。

研究了恩格斯的公式，研究了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解释，认为斯大林分析得对。他说：“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7](p．438)联系我国实践说：“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7](p．438)

人们最容易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7](p．439)他结合我国当时的情况，指出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本质差别，提出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他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6](p．48)

还肯定了斯大林说的“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这一论断，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7](p．439)

运用判断商品生产性质的标准，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p．439)的这个公式，从本质上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

资本主义生产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当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时，有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就误认为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又误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没有本质区别。与这些人不同，没有停留在商品生产的现象上，没有只看到商品生产的外部联系，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抓住了不同商品生产的本质，找到了不同商品生产的内部联系，从而区别了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

的公式一方面澄清了混同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错误，另一方面澄清了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原则区别的错误。前一错误是“左”的错误，这一错误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后一错误是右的错误，这种错误认为商品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原则区别。

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难题，至此得到全面解决。

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的区分，对我们认识和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特别是当前对我们认识和区分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

斯大林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又说：“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8](p.550)

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用斯大林这一理论来说服我国那些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6](p．57)

赞成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所做的分析。但是，没有局限于斯大林所说的条件，而是发展了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废除商业的条件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即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民所有。与此不同，认为“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6](p．40)这就是说，他认为废除商业的条件有两个：“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是第一条件，“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是第二条件。

随后，十分清楚地全面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两个条件。他说：“(斯大林——引者注)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6](p．58)在这里，明确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要前提，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和产品还不很丰富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第二前提。据此，提出的科学预言是：当主要前提已经不再存在时，只要第二前提还存在，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6](p．56)的这些论述，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条件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

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8](p．551)这样，斯大林把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消费品，而把全部生产资料都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

不同意斯大林把全部生产资料都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不妥。他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6](p.59)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和斯大林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都是商品。然而，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和斯大林存在着重大分歧。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则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针对斯大林的说法，说：“‘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6](p．40)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7](p．435)

斯大林按照所有权没有转让的理由，断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不同意这个推断。恰恰相反，正是根据所有权转让的理由，论证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并且论证了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6](p．63)不仅认为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认为这种实践大有问题。他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指《答阿·弗·萨宁那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引者)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6](P.68)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和斯大林一样，都认为不是。不同的是，不仅指出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根本改变，而且指出随着这种社会条件的根本改变，社会的雇佣观点也根本改变了。他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6](p.59)

(五)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在商品生产的作用问题上，苏联当时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反驳了这一说法。在这方面，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肯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以具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积极作用；一是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决定性的经济条件”下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些条件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8](p．549)

在商品生产的作用问题上，同意斯大林的有关论述。针对我国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他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pp·58～49)在这里，明确地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规定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不仅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积极作用”，而且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他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7](p．436、440)

关于我国是否具备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问题，说：“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6](P.51)

把我国同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他发现，“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7](p．435)强调我国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他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6](P.44)

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的需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需要，都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求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商品交换。他说：“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6](p.38)又说：“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6](p.39)他还指出，发展商品生产是走向富裕之路。他说：“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6](p．39)

主张“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他认为，“合同就是计划”。[6](pp．39、593)

总是辩证地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除了积极作用，有没有消极作用呢?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6](p.51)他援引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规定的各项有关政策，并说：“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6](p.51)

(六)研究和运用价值规律

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任何科学都要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学当然也要研究和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揭示外在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提倡认真研究和学会运用经济规律。他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并说：“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6](pp．28、33)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

在当时刮否定商品生产的“共产风”的情况下，经济学家耻于谈价值规律。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谈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7](p．434)在这种情况下，力主研究价值规律。要研究价值规律，首先必须回答，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起不起调节作用，并说明起调节作用的含义。如果不起调节作用，还必须回答，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起不起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6](p．61)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计划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概括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6](p.494)在这里所说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7](p．435)

要求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6](pp.59—60)

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趋势，但不是每一次交换都是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相一致。考虑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同时考虑了农民提出的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他提出：“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9](P.122)而要做到相当地等价，就必须逐步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考虑这个问题，他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问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6](p．490)

苏联重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这种情况引起的关注和思考。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两种可能性：“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还分析了这种情况会导致的后果：“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6](p.560)

苏联轻工业产品价格高，这种情况也引起的关注和思考。分析了这种情况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么，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6](pp.560～561)

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不同意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价值规律作用的典型例子是苏联教科书所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对此，批评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6](pp.497～498)

(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历史范畴

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绝对的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相应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到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是一脉相承的，鲜有例外。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同样，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经济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范畴，而是历史的范畴。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不是永恒的范畴，而是历史的范畴。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9](p.137)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像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6](p．258)

当然，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历史范畴，决不意味着那种企图超越历史的、主张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本文前面引述的关于“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的条件的论述，关于“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的论断[6](p.8)，就是对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是否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全面的、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回答。

二、陈云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所说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实际上说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继之后，在中央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展了思想。

(一)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市场调节部分

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这一著名提纲中，总结了1917年后苏联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苏联和中国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苏联和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对于这一重大问题，陈云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10]

(二)忽视市场调节的后果

陈云对市场调节作了明确解释：“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10](p．245)

陈云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忽视市场调节的后果：一个后果是，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另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这个著名提纲中，陈云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0](p．245)陈云预言：“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0](p．247)

陈云的著名提纲在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全面地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除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且必须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二者同时并存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不是只同时并存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不是只同时并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二者的关系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四，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居重要地位，但二者的绝对数额都将增加。

这样，陈云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指出了“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又指出了“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10](p.245)

三、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指导思想。

这里顺便说一下，邓小平在谈话中通常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和“市场”作为同义语，把“计划经济”、“计划调节”和“计划”作为同义语。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有时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时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时又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一)“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起就一直在思考的重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1]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内外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另一种解释是，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按照前一种解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按照后一种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同样，在什么是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国内外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计划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另一种解释是，计划经济是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按照前一种解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按照后一种解释，计划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邓小平明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1](p．203)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1](p.367)

(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而不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反之，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就必然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存在矛盾。

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该公司总编辑格龙瓦尔德提出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1](p．148)

(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那么，由此必然会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著名论断。他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

(四)“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解决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邓小平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1](pp.148～149)

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既有始终不变的部分，又有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

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是关于要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在1979年11月26日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著名论断时，他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2](p．236)与此相一致，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的提法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3]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些提法，与“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提法相一致，也与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相一致。在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在要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1](p.203)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这是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与这一思想变化相适应，《邓小平文选》第2卷1983年第1版中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个提法，在1994年第2版中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2](p.247)

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不变的部分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强调这个不能改，并且强调今后仍要继续坚持。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1](p.306)

(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得到了最系统的论述。在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11](p.373)

(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当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市场经济时，有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就误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则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断言“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模糊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原则界限，实质是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2](p.236)这一段话，既讲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讲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明确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方法，不同之处是所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问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12](p.236)

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区分，与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分，实质是一样的。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样，邓小平实际上也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市场经济，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那种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实行“国际接轨”的主张，是错误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之处，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接轨的。

(六)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搞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会不会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这是国内外舆论谈论很多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注意研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反应，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11](pp.157～158)又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1](p.346)

邓小平不仅指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指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1](p.138)对于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做了充分的估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p.111)

邓小平相信，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1](PP．138～139)在这里，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是不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对这两个根本条件的另一种表述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1](p.142)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革必须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他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1](p.149)

在邓小平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即“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这是保证实现第二条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的先决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1](p.149)

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同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起来，强调必须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强调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下一代下两代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1](p.111)

在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陈云和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不仅在过去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说得对：“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6](p．663)

参引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Ⅰ，人民出版社l975年版，第l05、1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9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5]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6]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1页。

[7] 《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38页。

[8]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

[9] 《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9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论文库）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10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结果。从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并引入商品经济，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党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理论认识、思想观念上不断深化、发展和突破，不断走向成熟。因此，在实践中，既要承认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力求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关 键 词：市场； 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8－0048－06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贾茜（1982—），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转变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充分说明，只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性转变，才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四大基础性理论构成，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动力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理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说，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改革开放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认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标志，赋予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基本制度性特征，由此得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结论。在经济实践中则一味强调计划的作用，忽视并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所有制关系上主张“一大二公三纯”，排斥并力图用行政手段取消其他经济成分，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样做的结果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全民吃公有制的“大锅饭”，经济过程缺乏活力和动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成了短缺经济、票证经济。怎样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进行观念上和指导理论上的根本性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走出对传统经典理论认识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时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同时强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根据这一论述，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加以固守，并以此作为“姓社姓资”的分水岭和衡量标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进行以铲除资本主义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践。出现这种状况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述在理解上存在误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以及“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等论断，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从而生产力的社会本性高度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强烈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科学论证为依据的。而我国的国情恰好相反，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次性以及发展不平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教条式地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否定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必然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是盲目、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还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及客观要求出发来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之路，这是事关建构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必须在理论上、思想观念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比此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异己力量的传统理论观点。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2］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可以说，这是摆脱长期教条主义束缚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具有历史性突破的标志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释放，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如果从1984年引入商品经济算起，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重大转变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不断深化、发展和突破，说明我们党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理论认识、思想观念上不断走向成熟。

二、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比较分析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还是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无不说明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都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即人们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然后才能从事艺术、哲学、科学等活动。然而，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就必须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但资源总是有限的，要对稀缺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就必须采用某种方式即经济体制。

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在于各个生产者和生产企业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投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从而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弊病，表现在：第一，事后调节。它只能在市场传出信号后才做出反应，供大于求，即减少生产；供不应求，即增加生产。由于缺少预见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会导致经济总量的严重失衡。第二，注重个人、局部、本位、眼前利益，忽视社会、全局、整体的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对基础产业、公共设施（环保、水利、教育等），因利小或无利而不感兴趣。第三，排它性强。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竞争性经济和优胜劣汰经济，它在激发经济活力，促进企业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导致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控制生产，扭曲价格，左右市场。第四，市场经济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作用于每个商品生产者，当一个或几个周期过后，一些优胜企业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被淘汰的企业则可能面临停产和工人失业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当达尔文式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完全竞争不存在时，当经济活动的影响溢出市场之外时，当收入按照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当人们的需求没有反映他们的真正需要时，当各个生产者和生产企业在生产中过分地表现出某种外部性，经济就不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最优状态。［3］这也就是所谓“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

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在于：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行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进行调节，以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度波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通过再次分配手段，防止个人收入过分悬殊，保证社会公平；通过法律手段维持市场秩序，防止过分竞争和垄断；责无旁贷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外，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那些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无能力去办但又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例如水利工程建设、国防重大项目建设等。但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其弱点，表现在：计划经济说到底就是国家、政府管理经济，就是国家、政府配置资源，这种国家、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能否符合并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政府配置资源往往是通过政府官员即个人进行的，个人的思想状况如何、道德状况如何、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知程度如何等等，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这种干预或管理或配置水平的高低及质量的优劣。些许的不良思想、不良行为、不良动机都有可能成为把有限资源配置到本来不应当配置的地方去的原因，甚至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还可能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和土壤。这样，“帕累托最优”①最终将无法实现。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动机纯洁，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高效率，也必须以获取大量的、有用的经济信息为前提，否则，资源配置活动就是盲目的、主观随意的。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实践中经常出现所谓“拍胸脯决策”“拍脑门决策”现象，结果付出了高昂的“学费”，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有甚者，为了牟取个人私利，一些手中握有经济审批权和管理权的政府官员还会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本来不应该配置的领域和地方去，严重扭曲并损害了资源配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实际上，政府获取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或不失真的，而且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这就是所谓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反馈。这一过程要求必须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科学，一旦某一环节上出现疏漏或失误，必然会给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前提是较高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而生产社会化的前提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机器大工业“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把生产本身“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把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产品”。［4］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状况是水平低、多层次性、发展不平衡，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当前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小微企业），这就使得现阶段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缺乏客观的经济条件。因为社会生产范围如此广大，生产经营状况和种类如此庞杂，怎样进行统计，怎样收集完整而准确的信息，怎样进行科学研判，都对有计划组织和调节生产提出了巨大挑战。

政府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必须要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营单位作为微观基础，而一旦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果国有或集体所有，对个人就会失去激励作用，就会导致个人失去动力，单位失去动力，进而使国家失去动力。强力的国家（政府）干预必然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相伴随，一切听从、服从上面的指挥、要求、规定，微观经济必然失去活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计划失灵”和“政府失灵”。

现在，我们已不再用有无市场或计划作为经济体制划分的标准，而是根据市场和计划的比重以及市场和计划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来判定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尽管经济学中的“新自由派”主张返回到完全自由的古典自由经济时期，但也没有走到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极端。

三、深化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理论认识

市场经济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供求，二是价格，三是竞争。在这三者的相互联系中，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功能。市场的功能主要包括：

第一，节约社会资源，降低劳动消耗。这是通过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每个商品生产者都力求使自己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市场价格是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就能获取超额利润。反之，商品生产者和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亏本，就要被市场所淘汰。这种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迫使各生产单位想方设法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劳动消耗。

第二，调解社会资源或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这是通过价格随供求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当某种商品生产过多，供过于求时，则价格下降，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利润减少，便会缩减这种商品的生产或转产；反之，当某种商品生产过少，供不应求时，则价格上升，有利可图，就会刺激这种商品的生产。换言之，价格犹如一个指示器，引导资源或劳动向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流动。

第三，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由于受价格杠杆的调动和盈利的引导，各种生产要素会自发地从利润低的地方向利润高的地方流动，这必然会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迟缓，经济结构性调整还任重道远。实际上，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经济结构是历史形成的，而这样或那样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该地区资源状况和类型、地理位置、技术力量、人口素质、地方特点、历史背景等有很大关系。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就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及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而一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某种固化性，因为这种经济结构是经过长期的培育形成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时也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或者是历史遗留或累积的产物。要对其进行根本性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对此，必须下大气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

二是能够激发微观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社会经济活力来源于微观生产主体即劳动者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市场经济产权明晰、利益直接，市场主体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是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条件和营商环境。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对民营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在具体经济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束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民营经济在融资、投资、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少歧视性待遇。消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

三是能够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以后，我党对市场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就在逐步深化，但这种“基础性作用”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所起的作用。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计划（政府）作用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性作用”有时被削弱甚至被掩盖和丢掉，经济运行中的计划经济路径依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决定性作用”则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从统制型、管制型、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审批和行政干预经济，并不是要把政府撇在一边，让政府只当“守夜人”，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实际上，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机制具有追求本位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甚至丢掉社会利益，有时甚至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本位利益的本质趋向，其负面作用是令人担忧的。对此，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竞争机制所必然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自发作用，经过一个周期后，必然会出现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悬殊的状况，政府应当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通过再次分配进行合理调节，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人民出版社，1971．294－30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