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科技的看法十篇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1

关键词：技术；概念；泛化；狭义化

作者简介：孟景舟，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天津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一般课题“职业教育学基础概念研究”（编号：[2011]-JKGHAD-0568）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孟景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6－0043-04

20世纪以来，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拷问与沉思。从哲学的角度，这种拷问和沉思有两个传统来源：一个是工程的，一个是人文主义的。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它们分别称作“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工程的技术哲学的主人公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传统，把技术看作一种进步的力量，注重对技术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人文的技术哲学的捉刀者则是来自人文学科的学者，特别是哲学家，他们把技术视为一个系统反思的主题，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倾向于对技术的批判和解释。正是由于两种技术哲学对技术所进行的本体性思考，使技术概念同时出现了泛化和狭义化的“二律背反”倾向，并由此造成了技术在定义上的困难。

一、技术概念的泛化

技术概念的泛化是在两个不同的纬度同时展开的。一种是横向的漫溢，即技术由传统的物质和生产领域，一点一点渗透进精神和非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存在。这种横向的疆域拓展，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采取的是两种不尽相同的方式。工程的技术哲学家，以一种对技术肯定的眼光，努力用技术术语去理解社会的其它事物，从而将技术的概念带入到了诸如语言、思维、管理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技术根本对立的领域。“工程技术哲学家总是会设法将人类的其他的追逐活动转化为他们的语言，并用技术术语来理解更大范围的人类世界。技术术语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对于不断涌现的遍布全世界的技术文化的世界语了” 。[1]而人文的技术哲学家，则以批判的眼光，“把人类当成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来研究”，[2]通过关注技术的伦理问题，从而将技术概念“人格化”，技术被定义为一种人的意志。例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列把技术定义为“生存战术”，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芒福德把技术定义为“权力的追求”等。[3]虽然人文的技术哲学和工程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概念疆域的拓展上，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侧重了不同的方面，但是它们最终在客观上达成了未必是它们所想要的结果，即技术概念的泛化。今天，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领域到非生产领域，再也不存在技术的禁地。像法律、语言、管理等这些非物质事物的制作，现在被普遍纳入到技术史的视野中，就是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和技术概念泛化的一个明证。

对技术概念横向泛化的回应，就是一些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所做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范畴的形成。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作为英语世界首次使用“技术哲学”（1966年）这一短语的学者，对技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作了理解”，认为它包括物质的（工程、农业、机器等）、社会的（教育、工业心理学、应用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概念上的（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等各个分支。[4]后两个方面，其实可以被溶解在前两个方面之内，因此，加拿大哲学家邦格在这里实际上就形成了“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相对立的概念范畴。后来，一些哲学家对技术做了与邦格大体相同的分类。例如，1979年，德国技术伦理学家罗波尔在《技术系统论》中将技术分为三个方面：自然方面（科学、工程学、生态学）、个人与人类方面（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5]但如果把“自然”视作“物质”，将“个人”视作“社会的一员”，罗波尔的分类仍可以归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一对范畴。总之，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逐渐成为技术哲学家对技术进行横向分析的一种框架，前者代表了技术的传统领域，它试图将技术限定在一定的领域内，而后者则代表了技术疆域的拓展，它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默许。

技术概念泛化的另一个纬度是，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自身的纵向延伸，即技术和科学的相互渗透。自从工业革命后，科学和技术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技术越来越依赖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技术被定义为应用科学。尽管这种观点被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普遍接受，[6]然而，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反对将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例如美国杰出的现象学家伊德就认为“将技术看作应用科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相反，“将科学看作理论化的技术”，则是一种唯物主义。[7]伊德的观点也许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虽然现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向前发展的”。[8]“人类在成为理性的人之前曾经是制造工具的人……经过各种技术过程并慢慢地积累技巧，经过工具和许多人的专业知识的多次组合，最终出现了使技术变为科学的理论性组织”，因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瑟夫·科恩将技术的定义拓展到“足以包含科学”。[9]他的观点得到具有历史感的学者的回应，他们认为“近代技术不仅仅是应用理论，甚至不仅仅是工程理论。技术不是知识的应用，而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它一直依赖技术技能”,“就技术是应用科学而言，科学也是应用技术”。[10]由此我们看到，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上，存在着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两种极端对立的主张。撇开这种对立不说，无论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它们都使技术突破了固有的领地，从而侵入到科学的国土。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作为知识体系，要区分技术和科学成为极端困难的事情，从而形成了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

同样，人们为应付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就是在该纬度上对技术概念进行分类。对技术进行纵向的分类，最经典的代表是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他将技术分为偶然的技术、工匠的技术和技术专家或科学家的技术。这既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案，同时又是一种概念的分类。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对技术的划分，他把技术分为直观的技术（始生技术）、经验性技术（古技术）和科学性技术（现代技术）。与这种三分法不同的是，还存在着一种两分法，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技术分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即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和知识型技术。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则用专业化的语言把技术分为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存在着三分法和两分法甚至其它更多的分类方法的区别，但是我们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本质的一致，这就是：三分法的前两项往往是两分法第一项的两个阶段。例如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其实是海德格尔的古代技术的两个阶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只不过存在着程度的不同。同样，埃吕尔的技术操作也包括了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而技术现象则包括了技术专家的技术。[11]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一个人身上，最能集中地体现出来。他在对技术做了始生技术、古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分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即将技术分为生物技术和单一技术。所谓生物技术就是始生技术和古生技术，而单一技术就是现代技术。综观哲学家对技术纵向的分类，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采取不同的划分方法和名称，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表述分为相对的两个类属：一个是古代的、工匠的、生物的、操作的，另一个则是现代的、科学的、单一的、现象的。作为一种知识，前者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理论性的。因此，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简约为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这对范畴。这样，纵向的经验技术和理论技术，与横向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两对对立的范畴就构成了对技术概念分析的坐标系。而在这个坐标系，任何一个点都同时融合了横向和纵向两个因素。因此，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综合所有分类的基础上将技术分为“作为物体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这种划分不过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进一步印证。

二、 技术概念的狭义化

在技术概念泛化的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技术概念的狭义化。而这种倾向的极端，就是将“技术”一词限定在“工艺技巧”，也就是经验性的范围之内。这种划分有其智力的因素。就像以上所述及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技术被分为经验性和理论性两个不同的部分。对这两部分的关系，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持“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学者认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技术与技艺、技艺实践极为不同。技艺和工程实践是不同种类的行为，而不是不同种类的知识”；“工程实践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从而无疑也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即使用科学指导人类的制作”；而技术是“关于人工物的科学研究……或者说是知识的领域，它关注的是借助科学知识来设计人工物并规划它们的实现、操作、调整、维护和管理”。[12]显然，在邦格那里，技术是知识，其职能是设计和规划，而把技艺排斥出了知识领域。他还用实体性理论和操作性理论这对范畴，将技术制作和使用做了区分。而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工匠的技艺和工程师的技术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然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技术史家们指出，即使在前现代语境下，也有可能使主观直觉上的技能和通过反复学习得到的知识受到技术实践的那些非理论规则或格言的制约，在某种程度有可能用描述性的数学形式详细陈述技能”。[13]对这些学者来说，作为一种知识，传统的技艺和现代技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有程度的差别。赞同“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对技术不同观点可以概括为：前者把技术的谱系看成是由不同的环节构成的，而后者则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明显间隙的连续体。

从谱系形成的角度看，技术概念经历了一个“去技能”的蜕变过程。我们把史前的技术称为“技能”，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技术就是工具的使用，没有专门的工匠，人人都是技术人员。我们把古代文明中形成的技术称为技艺，意味着与史前时期相比，古代的技术是工具的制造，工匠是那个时代的技术人员。这时的技术是把“设计和具体的制造”两项功能统一在同一个技术人员身上。而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是将设计和制作分离开来，这就产生了工程师和技师两种不同的技术人员。然而，有趣的是，技术在完成了它最后一次“去技能化”后，本来是专为表征现代技术——工程科学技术而生的“技术”一词，在使用上却出现了危机：在工程师的眼中，越来越倾向于仅仅愿意把“工艺技巧”看作技术。

这个有趣的现象，显然无法用单一的智力因素来解释。既然这个现象和工程师有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工程师”这一概念负载了如何的历史意涵，它又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如何的变化？

西方“工程师”一词最初在中世纪出现时是指服务于军队中的高级工匠。在贵族社会，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光荣的业务，[14]因此，这些军队中被称为“工程师”的工匠们，要比民间的一般工匠具有身份上的优越性。在工业革命后，工程师曾被用作蒸汽机的操作者。蒸汽机作为工业时代开启的标志，它的操作者——虽然同样是下层人民——自然要比普通的机修工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由此看来，“工程师”一词由于起源于军事，而具有了比普通工匠高贵的出身，也正因为此，自然成为工业时代最先进技术操作者的称号。也就是说，“工程师”一词，一直代表着工匠中的“贵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工程师，却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想再继续做“工匠中的贵族”，而是要彻底和工匠阶层划清界限。此时，他们无论在智力还是社会方面都具有了这样的条件。从智力方面看，工程科学成为大学传授的专门学问，也就是说，和传统的工程师不同，现代工程师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程技术成为专家的领地。从社会方面看，在工业体系中，工程师和工人不同，他们以智力资本参与分配，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15]这样，工程师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他们也像律师、医生这样的传统专业人士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工程师协会，并且他们被认为“主要不是对雇主负责，而是对整个社会负责”。[16]职业责任和声誉的上升，使他们更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平等的专业人士。最后，他们试图通过把具有“历史劣根性”的“技术”一词还给中世纪工匠的后裔——现代技工们，从而从内容到形式彻底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技术一词的广义与狭义和两个特定的专业群体联系起来，即社会科学家是广义的技术概念使用者，而工程师则对技术概念持狭义的态度。然而，这种刚性的联系，未必适合所有的情况。他也意识到“一些社会学科学家愿意将‘技术’局限在近代工业上，或者对‘技艺’和‘技术’进行区分，使前者代表原始的技艺和手工业，而后者代表更为精密的工程”。[17]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少数用法。可是，随后在他举出的一位学者关于技术一词的用法中，却似乎又否定自己的上述观点——这位学者认为一般词典或词源学对技术的标准定义为：“工业技艺的科学”。[18]而“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米切姆 “社会科学家中对技术概念两种少数用法”说法的又一否定，因为这种观点显然并不在少数。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概念的两种狭义用法：一种是社会科学家（姑且沿用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的称谓）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程科学，另一种是工程师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艺技巧。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非但不存在任何排斥性，反而具有惊奇的一致：前者正是后者的理由。也就说正是由于工程师把自己从事的活动看成“工程科学”，才使他把“技术”排斥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外。在这里，所谓的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唯一区别只在表达的符号方面，即社会科学家认为工程师的工作是“技术”，而工程师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工程”。如果不把技术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与特定的人群相联系，“技术”一词的用法实际上存在着以下的状况：一种是把技术看作 “各种方法、手段、规则”。这种用法自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写下技术的第一条书面定义时就开始了，[19]而到今天，已经为包括科学人士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可以把之成为哲学的技术概念。与之相对，另一种就是实体的技术概念。技术作为一种实体，首先被狭义为工艺技巧(技师或高级技工的技术)，位于其上的是工程师的技术，被称作“工程”；位于其下的是普通工人的技术，被称作“技能”。这样，由“方法、手段、规则”构成的哲学的技术概念与由“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构成的实体的技术概念，就形成了现代技术概念完整的谱系图。而作为实体的技术概念的谱系图，虽然不能说像哲学的技术概念一样，已经为公众所普遍接受，但可以肯定说已表现出一种趋势。这种源于工业体系的趋势，正在经由教育体系向社会公众蔓延。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中，已经把“技能”与蓝领工人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而把“科学、工程、技术”并列在一起的提法也并不鲜见。在哲学领域，一种把“工程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而从“技术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力量正在形成。[20]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中，工程学和技术学早已成为两种不同的学位。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上把技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把不同种类的技术与特定的阶层相联系并以不同的术语去命名，则主要是社会学的因素。作为现代社会重要基础之一的劳动分工在创造了极高的效率同时，却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制作了新的鸿沟。说到底，把本是“同一连续体”的技术分裂为“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是等级社会的遗风在现代文明中的反刍。

技术概念的泛化和狭义化，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两股敌对力量：民主或现代性和传统或等级文化。技术概念的泛化代表了前者，即在工业社会中，技术依靠着资本的力量，逐渐打破了原来和科学不可逾越的鸿沟，使“科技”成为了一个不可拆分的词汇——不但存在着“依赖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同时还存在“依赖技术的科学（technology-based science）”，[21]并因此使其彻底改变了曾经作为神学和科学婢女的卑贱地位，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技术概念的狭义化代表了后者，即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民主，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灵肉二元论依然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概念的分裂似乎是注定无可挽回的。虽然我们难以抗拒这种变化，但并没有理由放弃对这种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的反思。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动机所在。

参考文献：

[1][2][3][4][6][7][9][10][11][12][13][16][17][18](美)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秦书生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82，82，203，49，2 66，97，93，276，76，267，275，131，200，201.

[5]（德）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85.

[8][21](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2，436.

[1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15](英)理查德.阶级[M].雷玉琼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20.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2

关键词：科技创新；科技服务业；内涵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科技服务业内涵研究综述

目前，科技服务业得到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科技管理工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对于科技服务业的内涵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在我国，科技服务业一词较早出现在原国家科委于1992年的《关于加速发展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意见》(国科发策字[1992]566号)中，该文件给出了科技服务业所包含的一些行业范围，认为科技服务业是“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统称”。从此，科技服务业的概念开始被大家所认识。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科技服务业的确切定义尚未统一，对科技服务业内涵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目的论和手段论。

一是目的论，代表学者有程梅青(2003)、石忆邵(2009)等。其中，程梅青等(2003)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为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提供各种服务的所有组织或机构的总和；石忆邵(2009)认为，科技服务业是指以着眼于深化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联系为目标，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基础，为整个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各种支撑和管理的行业。目的论中的“科技”是“服务”的目的，是从服务对象的维度定义科技服务业，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科技服务业就是为科技活动提供服务的行业，忽视了利用科技手段提供服务的机构或组织。

二是手段论，代表学者是陈先荣(2005)、王晶(2006)等。其中，陈先荣(2005)认为，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王晶(2006)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以技术和知识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产业，其服务手段是技术和知识，服务对象是社会各行业。手段论中的“科技”是“服务”的手段，也就是科技型服务业，这种观点强调科技作为提供服务手段的特征，忽视了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的目的。

界定科技服务业内涵，是研究科技服务业以及政府部门制定科技服务业政策的起点，既要体现科技服务业的目的，也要体现科技服务业的对象，更要体现科技服务业的手段。仅仅从目的论或者手段论角度来界定科技服务业，都无法把握科技服务业的本质特征。基于此考虑，下面将从科技服务业形成的内在逻辑，即从科技创新链或科技活动链的角度出发，对科技服务业内涵进行界定，以求规范、严谨、全面、清晰、易懂。

二、科技创新链的过程分析

科技创新链是指从产生科技的新创意和新知识，经过研发和技术要素组合，将新创意和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并进行实际应用，以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受到人力、资金、设备、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从链条时序看，科技创新链包含科技成果产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成果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阶段。从链条功能看，科技创新链可以分为研究开发链与科技产业链两个子链条，前者与科技成果产生阶段相对应，后者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相对应。

科技创新链可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配套的科技服务过程，而科技服务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一是实现研究开发链的专业化细分，形成相互联系的研发生态群；二是促进研发链与产业链高效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创新要素互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中发挥着对接、催化及加速作用，为科技创新提供全过程综合服务。

三、基于科技创新链视角的科技服务业内涵的界定

根据以上对科技创新链的分析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本文将科技服务业定义为：科技服务业是为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以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为主要支撑手段，为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应用等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的新兴产业，是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科技服务业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服务宗旨来看，科技服务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它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体系高效运作的“剂”，是促进科技和经济有效结合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从服务手段来看，科技服务业与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有着密切联系。科技服务业依托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开展科技服务活动，无论是科技服务业的服务内容还是服务形式，都具有此特征。

第三，从服务对象来看，科技服务业服务对象主要是研究开发链和科技产业链中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等创新的参与者，集中在研究开发链和科技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或高端环节。除包括上述主要技术创新参与者之外，也包括政府机关。

第四，从服务内容来看，科技服务业涵盖了技术的产生、传播、应用，提供的是技术研发、技术评估、技术交易等以知识和科技为基础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

第五，从服务层次来看，科技服务业是一种高层次、高增值、低消耗的高端新兴产业。科技服务的过程既是科学技术和知识传播、应用的过程，又是科学技术和知识增值的过程。

第六，从产业属性来看，科技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新型高端服务业态。

参考文献：

[1]李兴华.对科技服务业及其管理的思考[J].广东科技,2010(13).

[2]程梅青,杨冬梅,等.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3(3).

[3]石忆邵,刘玉钢.上海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4]陈先荣.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积极推进CBD建设[J].今日科技,2005(9).

[5]王晶,于建宇,等.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3).

作者简介：王富贵（1984-），男，山东淄博人，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3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

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4

一、现代科技打破了摄影艺术的局限

现代的摄影艺术史作为一部科技发展史，具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共同的发展趋势。我国一直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层面的进步。而艺术是社会活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面，科技方面小小的发展都会对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艺术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艺术的展示，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看到了世界也对世界发生的变化有了反思和深省。

原始社会里，人们通过记录岩洞壁画来表现艺术的魅力，还有在实用器皿上描绘、在礼器上纹饰图案，在纸莎草、绢和纸上绘画，艺术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因此有所发展。这种艺术的媒介从固定放置变化成为轻而易举的携带和移动，这样的变化也使欣赏者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他们的心态从崇拜变化成为鉴赏。自从艺术进入20世纪，绘画、雕塑等传统序言的老迈位置遭到空前的应战一随同着科学技能的飞速开展，用来做艺术的新序言层出不穷。这些艺术伎俩和施行的能够性带来了摄影从构想，制造到传达，认知及消费各层面的普遍革新和重构。现代科技是现代摄影艺术的摇篮和保姆，是摄影艺术开展的必需前提，分开新技能的研发和运用，摄影艺术的开展将是单谐和狭窄的科技的开展使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地位和立场有了基本的改变，我们的视野和时空的概念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观看的原始愿望也促使人类科技日益完美，时至今天，概念的主要性己经高于技能的难度，某种水平上思想的禁锢有时己是现代科技提高的最大妨碍。摄影艺术在某些层面上是打破这种禁锢的金钥匙，是人类社会更深化开展的原动力。

在现代摄影技能问世之前，人类为了获取，记载，赏识摄影，就只要经过绘画这一陈旧而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史前文明开端，历经了人类的各个前史阶段。人类可以相对客观具体的察看世界，调查世界，记载世界的前史始于1839年摄影艺术的创造。这项伟大的创造是社会开展的必定。现代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摄影艺术生，对摄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

1839年摄影艺术降生后，人们看到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明晰和客观的摄影实体，根本到达了刻画客观世界的创造初志。这种不带小我主观意志，而且和摄制者绘画程度无关的新型记载伎俩获得了那时人们的极大存眷。自1839年8月今后，达盖尔摄影法便飞快的传遍全世界。9月传入美国，几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年之后传入远东及亚洲。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传入中国。摄影艺术的这种传达速度与广度是与现代科技带来的光学、化学、交通、产物制造等范畴的飞速开展分不开的。对摄影艺术最为狂热的是欧洲，达盖尔摄影法数周后，欧洲就鼓起了进修和运用达盖尔法的高潮。人流涌向光学用品和化学用品商铺，争相购置摄影器材。达盖尔编写的摄影艺术教科书在4版，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文、匈牙利语和波兰文等多国言语。到1850年前，摄影艺术曾经成为那时的都会时髦艺术。

摄影艺术的降生不是横空出生的，它需求相关的科学技能的储藏。这种技能前提包罗：一、光学道理的看法；二、响应的成像安装的设计；三、把摄影固定在某种载体上的资料技能。第一步在墨子的时代人们就看法到了，尔后望而却步，不断在第二步一直地改良设计。到1453年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做黑房子实行，摄影的思绪已然完全成形，它所携带的单眼透视的察看办法，也就在摄影艺术真正宣乐成立之前，就开端影响到绘画作风。尔后又等了四百年，到19世纪中叶的化学效果，终于使人们有才能把光的强弱用色的深浅来记载。这种色的深浅是由我们今日称之为感光资料的物质分歧水平的化学反响出现的物理后果。详细的感光资料的成分各家配方分歧，会招致一些摄影作风上的差别，但道理迥然不同。

三、媒体艺术形成多元化的摄影

摄影自身其实就是科学进程的后果，无论胶片银盐照样数字成像。新科技的开展使得摄影可以在拍摄之后无需花钱冲刷即可实时显示，主动调焦和主动测光等技能使得人们从很多的技能细节中解放出来，然后可以愈加存眷于摄影自身，从这个角度说，科技伎俩促进了摄影这种艺术方式的开展。而科技与摄影之间实践上还存在着更多融合的区域，则为摄影的发生带来了多元化的介质，还也招致新型摄影形状的呈现。科技伎俩对摄影的影响是无所不至而客灵敏多变的，摄影在其发生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能够跟着相关科技伎俩的改良而发作革命性的转变，然后招致新摄影言语的发生。科技伎俩上的转变将可以为摄影的显示供应新奇的方式，还也会为摄影供应全新的题材和内容。

传统的摄影技能中，银盐成像以及染料的使用无一不是化学的进程，而新兴的数字摄影则彩CCD或CMOS的光电效应来感应光线中基色光(如红绿蓝)的强度，Foven、SONY、、柯达等公司不断在努力于新型摄影传感器的开拓，推进着数字摄影技能的不时提高。与此还，一些人放眼被摄影疏忽已久的生物资料，科学家Chris Voigt运用细菌、科学家Joe Davis运用DNA分子，艺术家HeathetAcroyd以及 Dan Harvey则运用绿草来作为感光资料，他们辨别取得了别具一格的照片。传统的摄影中，光线的感光资料是构成摄影的两个根本要素，而可见光则是最早用于摄影的光线，而不成见局部的紫外线则因为能量较高而往往用于拍照法出产电子线路，而红外线往往被用于弱光甚至阴郁情况下的拍摄，专门设计的红外菲林则可以发生激烈夸大的颜色显示。分歧波长的光“看到”的分歧摄影。随光线波长的变短能质变大，在从红外到可见到紫外，甚至能量更高的X射线，Y射线等。高能的射线可以随便穿透物体的外表，例如，在Nick Veasey的射线摄影中，埋没在物体内部的构造明晰地出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高冲,数字摄影的艺术语言特征[D],北京服装学院, 2010

[2]刘婷婷,现代摄影的意象创造[D],北京服装学院, 2008

[3]闫实,数字时代对摄影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5

【关键词】  新技术；中医学／发展趋势； 计算 机

2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日益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手段，科学越来越具有工程技术的特点。科学与技术互相渗透，使科学从发现到应用的周期明显缩短，科学物化的速度加快。中医药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医学科学，具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但随着 时代 的发展，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样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1  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要求

    人类的 科技 文明史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其对 社会 经济 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1］。耗散结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体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势必会使内部熵值增加，导致系统的老化与死亡。一个具备生命的耗散结构须具备系统开放性，远离平衡态。生物体是多层次生命物质组成的开放性耗散结构，社会也是个开放的耗散结构，所以 研究 具有生物属性的人的医学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中医也应该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融入到现代科技革命的大潮中去，真正地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开展中医药现代化，就是在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通过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引进技术的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全面提高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医药现代化是对现代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的借鉴和吸收，但又必然超越现代 自然 科学。但这绝不是全盘改变，不是对西医的简单模仿，更不是把中医“打”碎了，纳入西医的体系。就象一位文化名人说过的话：“人吃牛肉、羊肉的目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营养，长自己的肉，而不是为了长牛肉、羊肉。”中医现代化亦然［2］。

    2  新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

    2.1  新技术对中医理论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 学习 、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首先应该以现代 哲学 为指导思想。但同时还要看到，理论的创新同样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中医学理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强的优点，但局部 分析 不够。由于 历史 的原因及科技条件的限制，它对微观世界的探及甚少，有些概念与理论过于模糊，有较多思辩成分，对生理、病理的研究量化指标太少，这是中医交流、传播、发展的一大障碍。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精髓，是中医学的核心 内容 。而证候是辨证论治体系中的最关键环节，它是连接诊断和 治疗 的枢纽，体现了中医学的特点和精华。因此，证候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证候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现代研究的重点。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中医证候研究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于各种有可能作为证本质的物质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特别是近年来，已逐渐将基因组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应用于证的现代研究中。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尽管刚刚起步，且 目前 多集中在病理、给药前后蛋白质组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我们也许可以充分利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成果，赋予中医理论现代的前沿的科学内涵，这样既可以提高其普遍性，也可使其掌握的 规律 和本质更具体，更深刻。

    2.2  新技术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技进步促进了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并为中医病因病机学增加了新的内容。首先，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外邪致病学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到来，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核辐射、大气变暖、生态失调等负面 影响 ，已经或正在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推动着中医外邪致病学说的发展。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的七情致病学说。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现，情志的异常变化可以导致神经、体液的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的低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情志致病的内涵，为治疗情志异常疾病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第三，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五运六气学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现代的时间生物学、气象学、大气物 理学 、地理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气候的人群患病有一定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五运六气学说。这些新技术将进一步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3  新技术对中医诊断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中医辨证的手段，论治的依据，是经典的诊断方法，其科学性毫无疑问。但其诊断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很难量化，即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加以分析，亦是靠专家经验打分，最多只是半定量。这种结论在准确性、稳定性、敏感性等方面都更多地受到医患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已很难为时代所接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中医的八纲，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纲。八纲辨证可辨病位深浅、病邪性质、邪正盛衰，与西医的定性有相似之处，对处方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阴阳、表里、寒热程度的判断上同样缺乏量化的标准，影响疗效判断的准确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中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借助于现代技术对诊断指标加以客观化和标准化。虽然在这方面中医尚显欠缺，但我们也应看到，借助新技术的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微观辨证学正从中医诊断学中开拓出来，从而使传统的宏观唯象辨证进展到与实验研究及微观、微量、超微结构检测、观察等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水平，以期促进中医诊断学实现宏观与微型的辨证统一。

    2.4  新技术对中药学 发展 的促进作用  随着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药 理学 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对中药 研究 已深入到分子、受体水平，这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是中药 现代 化、 科学 化的关键。首先，通过基因技术、化学成分研究、 分析 测试手段、生物农药使用等措施，可以针对中药材种植涉及到的种源鉴定，中药材病虫害发生、发展 规律 及防治技术，防止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无公害栽培加工技术，中药材有效活性成分含量等制定一套完善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确保从源头上生产出绿色中药材和中药制剂。第二，在现代技术指导下，传统的中药饮片炮制加工不断取得新成果， 目前 已完成了40种常用中药饮片加工和400种中药配方颗粒的系统研究，中药饮片炮制加工工艺更加规范、科学，为生产高质量的中药制剂提供了保障。第三，中药现代化最终体现在中药生产共性技术研究的现代化。通过缓释、控释材料、快速崩解和速释材料、生物降解高分子等新型辅料的 应用 ，设计出了控释技术、靶向定位技术、脉冲给药技术、定时给药技术、生物反馈自调节给药技术等释药系统，形成了四十多种剂型。传统中药剂型已从膏丹丸散发展到注射剂、片剂、颗粒剂、胶囊剂等剂型，尤其是发展了喷雾剂、滴丸剂、微囊、毫微囊、微球、脂质体、透皮给药系统等现代剂型，使临床用药安全有效，使用方便，并增加了患者用药的依从性。生产设备、设施的完善为中药现代化提供了硬件条件。第四，信息技术、 计算 机技术为高通量药物筛选提供了技术支撑，使研制出有效成分明确、作用机理清楚、质控指标严格、安全高效、质量稳定、服用剂量小的现代中药新药成为一种现实与可能。

    另外，新技术的发展也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中医药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以及中医药工程学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3  中医有跻身新技术领域的可能

    中国 古人的思维以人为核心对象，它对具有对称、循环、平衡、全息的生命人体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集中审视、思考、观察和体验，为取得至今既存的具有丰富疗效的医药技术付出了 历史 上无法计量的巨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中医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技术。虽然许多 问题 仍处于“知其然不知其。

综上所述，新技术在中医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和正在发挥着作用。系统的开放性原理告诉我们，系统只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得以稳定存在，并得以向上发展。因而，中医药体系要发展，必须接受外界的新科学、新技术，但同时又要保持适当的开放度，不能失去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系统的目的性原理认为，系统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即解决无序状态的问题，系统要在稳定保持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正如《黄帝内经》告诫后人的那样：“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正是需要在稳定保持自身特色及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界 科技 的新成果，为我所用，在反复实践中将其同化成自己的新 理论 ，新 方法 ，从而寻求进一步的更高、更快的发展。正如邓铁涛教授所述：“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又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6］

【 参考 文献 】

  ［1］林庚庭，王 平.现代科技革命与中医现代化［j］.中医研究，2003，16(3)：2.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6

第一，科技发展和宪法冲突是必然的，人类是不能回避的。科技本身具有双重性，怕科技的消极性，就不能发展科技，那么我们宪法本身也不能得到发展。随着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权与社会权等权利、人的自由空间会越来越广泛，跟政府对抗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积极地看待，冲突是正常的，客观上的冲突应该怎么办，要确立宪法基本思考方式。首先科技发展从宪法体制上、宪法价值上进行考虑，如果科技发展失去影响本人尊严与价值的后果时，你必须用宪法价值约束它，控制它，这样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性、目的性、自由性。

还有一个基因问题，对基因大家是比较关注。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1997年作了调查，调查了1000多人，67%的人认为由于基因问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85%的人认为应该禁止过度公民得到基因的信息。入保险的时候由于基因得不到平等保护的例子是相当相当多的。目前中国基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大家看一下，入保险的时候不平等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大家很关注它，但是要从基因技术本身价值来看，比如有人找工作，公司让他提供基因方面的材料。基因是属于个人的，不能轻易公开，完全属于你的权利。在英国，基因方面有缺陷的人入保险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权利问题的问题。有个朋友说这不是保险法的问题。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而保险法公平来源于宪法中平等的原则，当保险的规则、保险法律规则的制订，违背这个原则的时候，在英国就是宪法的问题。隐私权很重要，但是现在技术上完全可以不进你的住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你的隐私。所以科技对科技调控，我们判断是正常的冲突，但是正常的冲突也要从宪法角度来思考，另外有这样几个方面来思考，就是科学研究自由，在宪法中限制和保障。

第二，如何对科学研究自由、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限制。宪法使命是保护人的尊严，那么为了实现这样尊严，对科学价值、科学研究的自由，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作必要的限制是符合宪法价值观的，并不影响学术自由。科学家研究的经费当然来自于国家，你分配项目的时候，也有合理应用的问题，另外一个任何科技政策，也有基本道德的要求，就是你只能造福人类，不能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违背人权。即使某一个技术对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研究或者存在会危害人权，而宪法发展和法律发展，不能建立一种控制力量的时候，宁可放弃这个技术，不能危害人权。一些国家，技术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今天用这个技术，过几天用另外一个技术，除了战略考虑之外，很重要是与国内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相一致，它必须有一个控制力量才能推出新的科技成果。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7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技术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32 — 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3〕（德）哈贝马斯原著.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8

作者：张永杰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状况看，明显存在不足的现象，经费的支持度偏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农业科技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当前的情况我国农业科研人力不足，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比较低也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看，其绝对规模比较大，但是相对我国庞大的农业部门本身规模来说，呈现相对比较小的局面。科研人力投入相对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农业科研具有人力资源集约型的特点，农业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将直接决定农业科研能力，从现代农业科研发展趋势对农业科研人员的要求看，具有几个显著性特点，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因此正规性教育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获取知识和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现代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直接反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趋势。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比较弱。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研究中需要对农业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从现阶段看，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成果转化存在一定的弊端。农业科研、技术水平和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之间存在分离的问题。这种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获取各种文化信息技术的机会较少，因此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速度会进一步的降低，农业科技传播和扩散的范围比较少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不属于同一个部门领导，因此二者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机制，两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顺畅，农业推广和农业科技之间的不衔接导致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对整个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每年产生农业省部级可科研成果达到6000多项，但是其成果转化率仅达到30%。而美国的农业科技成果率转化达到60%，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成果转化率也都在60%左右。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主要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性质认识不清，对市场只做了片面性了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过程中受到短期效应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人们放弃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协调，大幅度削减农业科技推广的事业经费，这样形成了所谓的断奶、脱钩政策。因此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危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对科技成果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业科研成果的扩散和传播在农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技术交流落空、技术指导失灵，导致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不到位，从根本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农业科研管理体制自身存在问题，行政干预性较强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负面影响。农业科研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件、会议、报表和指标等形式进行行政干预，农业科研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分配型运行和执行型运行，因此农业科研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附属物。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策略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需要强调政府服务职能，从根本上优化农业科技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从根本上优化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环境。在集约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推动农业科技全面发展，通过农业科技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从技术进步行为角度看，需要从农业技术选择的决策者向农户技能服务的方向转变，从根本上诱导农业技术选择。因此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技术信息服务水平，从根本上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推广服务。根据用户导向基本运行机制向农户型推广机制方向转变，建立以国家推广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其次需要提供风险保障服务，针对新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建立保险业务，如果农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受到一定损失之后，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最后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服务机制，针对技术选择问题需要投入各种要素，政府必须进行监督服务，从根本上减轻中间商对农户的盘剥，从而达到降低农户交易成本的根本目的。增加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科研发展的后劲。现阶段需要明确政府在农业科研投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且按照法律的模式规定财政对农业科研投资的比例，政府应该成为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从宏观上对农业科研活动进行组织协调。从而达到保证和维持农业科研活动达到最优选择的根本目的。我国农业科研经费的筹集机制关系到农业科研发展的整体趋势，通过开展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机制，从而达到丰富农业科研资金来源的根本目的。所以单一化的政府农业科研投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根本性要求，所以需要开展其他模式的筹资渠道来弥补政府筹资的不足，当前需要制定有利的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从而鼓励企业对我国现代农业科研活动进行投资。从而实现基地、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这才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根本性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策略。农业科研基金的管理体制建设是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重要策略，需要对农业科研资金进行优化配置，建立规范的农业资金归口政策。健全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体制，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现阶段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重要策略，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需要完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9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摘要：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其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广泛化。我们应该科学客观的看待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同志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科技伦理道德的研究，指导科技伦理道德持续深入地发展。

关键词：科技；伦理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对现代科技的看法篇10

[关键词]农业发展，科技管理，技术推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大体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农业科技管理为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科技仍是整个科技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农业科技管理的秩序、方法、手段、素质和水平都较落后，是科技难以支撑农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方面说明现行的农业经济结构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发展正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崭新突破。

1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发展现状

现代农业科技管理是依据农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对各项农业技术活动进行组织和策划，以求在时间和经济上最合理、最有效地达到预定的农业技术发展目标。它是现代科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业经济功效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资金的投入，加强了科研院所的组建，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农业科技专利成果交易。

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除了对国家政策的需求外，关键要靠农业科技的支持。然而由于一些体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经济总体不相适应，主要有六个方面：

1.1农业科技管理的主体不明晰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科技管理的主体是以各级政府纵向调控和直接领导为主，农业科技管理机构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应有重视。

1.2地方农业科技管理资金匮乏

4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量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无法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不和发达国家比，就是发展中国家一般也都保持在10%左右。据统计，像巴基斯坦、泰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均要占到财政支出的15%左右，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我国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整个投入中，地方财政是大头，其份额往往占80%左右，而地方自留可支配财政资金并不多，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大量资金投入效果并不明显、对GDP增长贡献不高、见效期长的农业科技的热情自然不高，从预算的安排到预算的执行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也就造成了一些具备发展高新农业的地方因缺乏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而错过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1.3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宣传力度不够

农民是农业关系的主体要素，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是要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基本还是由政府主导和垄断，政府对农业科技的宣传缺乏力度，加之市场化的农业科技交易体制没有完全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同时，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对采用高科技的热情不高。

1.4科技成果供给能力不足

总体上看，农业科技“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比较多，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养殖业、加工业等重点领域的技术成果严重缺乏；能够提高农业资源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技术成果明显不足。

1.5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水平不高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65%～85%的水平，很多成果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不稳、保障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1.6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目前我国农村共有实用人才579万人。从分布的区域来看，我国东部有231.4万人，占40%；中部地区有27.8万人，占4.8%；西部地区有145.9万人，占25.2%。从年龄分布看，40岁以下的有247.9万人，占42.8%。从学历看，中专以上学历的有22.7万人，占3.9%。农村实用人才中，生产能手有328.3万人，占总数的56.7%；经营能人有160.7万人，占27.8%；能工巧匠有90万人，占15.5%。其中，农民高级技师有1.5万人，农民技师有7万人，农民助理技师有6.5万人，农民技术员有35.3万人。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就约6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我国农业科技实用人才不仅绝对数量少，占比极其低下，而且，地区分布也十分不均衡，东部占了总数的40%。另外，高职称所占的比例也普遍较低，特别是高级技师所占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依靠科技推动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而且农业科技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其总体流失比例为16.96%，流失者一般不再从事涉农职业。

2发展农业科技管理的战略对策

农业现代化过程在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不断地渗透、融汇到农产品的各个环节之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率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历史已经证明，没有现代化农业，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而没有现代化科技，也不会有现代化农业。然而，单靠传统型的农业技术又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其根本出路只能依靠现代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2.1完善科技管理体制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强调，“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有效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推动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农业科技发展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做出部署，打破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农业科技管理的立法和执法，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重奖取得重大成果转化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公共资源保障机制，完善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必须将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层面，把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看成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和维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

2.2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农战略

加紧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促进农业科技、教育的紧密结合，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适应农业和农村人才培养与提高的需要，努力为兴农培养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努力培养大批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生态工程建设以及发展乡镇企业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能解决农业生产第一线或乡、村基层生产、技术、服务、经营、管理等工作中实际问题，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技能型、创造型人才。

2.3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完善农业人才市场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科技没有人才做基础，便成了无源之水。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教育是基础、科学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拥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的高素质人才，如今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衡量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而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及中介人才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只有这些人才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政、企、校、研、资”多维互动。

2.3.1出台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门政策。制定有关揽才、量才、用才、养才、育才、赏才的机制和政策，引入竞争机制，保证人才能进能出。

2.3.2完善农业科技人才的工作环境。一是要深化改革农业人才收入分配和奖励机制，加大对县乡农业科技工作的考核力度和奖惩力度。二是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各级地方财政要增加农业科技经费投入比例，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三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农业人才长效交流机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2.3.3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的业务水平。把现有农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再提高工作与吸引外来人才相结合，充分发挥存量人才作用，为农业管理部门储备一批高素质的农业经济管理后备队伍。

2.3.4健全农业科技人才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县、乡、村的农业四级机构。市一级农业部门重点研究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区域布局、宏观指导、典型示范等工作；县一级的农业工作部门履行行政管理、农业综合执法、综合服务等职能：乡（镇）一级的农业部门除了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外，还应积极做好本乡（镇）的农业事务管理，传送好各种农业信息到村到农户，为农民服务；另外，建立村级农业信息联络机构，负责日常的联络，联络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等，传播农业信息和收集农业信息并上报到乡（镇）。通过完善管理服务机构，从而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农业服务一体化的网络。

2.4建立现代信息平台

科技信息平台是指综合社会存在的科技与信息，为快速合理地利用科技资源提供一个可供随时查询利用的信息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筹建高水准的农业情报信息体系，组建统一的农业预警机制。政府应该推动、整合现有资源，采取多媒体信息交流手段，抓好农业基础建设、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即科技的产前、产中与产后三阶段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