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十篇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1

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做法

（一）细化方案启动，学习贯穿始终。

部开展学习实践试点活动动员大会后，我局立即召开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学习了徐绍史部长动员讲话和部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了局学习实践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4月9日，召开全局干部动员大会，通报全局学习实践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学习实践活动。局实施方案强调精细化操作，以列表形式，对试点各阶段涉及的30多项具体任务逐项进行了分解，明确了牵头负责人。

在试点期间，我局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学习了“两个读本”及学习篇目，学习了等领导同志重要讲话、批示精神，组织观看了科学发展观辅导讲座光盘。还向每位党员干部配发了4本徐部长推荐的书扩展阅读。通过学习，全局党员干部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局学习实践活动向深入发展。

（二）开展调研讨论，求解突出问题。

在第二阶段，我局在前期多次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3次专题调研活动。一是开展欠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调研。二是开展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情况调研。三是结合督促落实百日行动后续工作开展专项调研。

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同时，开展了3次集中学习研讨活动。一是围绕开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讨论，召开了局内调研成果交流研讨会。就西北地区土地管理的特殊矛盾、土地督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推进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二是对新出台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进行了集中学习研讨，提出了督促建立土地管理问责制的初步意见。三是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开展了“改进作风、增强执行力”大讨论。每位党员都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认真检查思想、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不利于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的突出问题，分析了主观原因，提出了改进作风、增强督察执行力的意见。

（三）认真对照分析，深刻检查自己。

在第三阶段，我局在抗震避灾的同时，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局长侯海生、副局长孙英辉分别结合党性分析，检查自身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

在全面梳理问题、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真起草了局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检查报告，全面阐述了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归纳梳理出涉及解放思想、土地督察实践、调查研究、基本建设等4个方面突出问题，深入分析了主观原因，提出了改进措施。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形成后，发给每个党员广泛征求了意见和建议。通过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对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进行了认真评议。全局在职党员干部14名，发出评议表14张，收回14张，认为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好的14张。

全局处级干部也按要求撰写了个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报告。我局已将这些报告刊载于内部电子刊物上进行交流，并上报甘藏春副总督察。

（四）落实整改方案，推进制度创新。

进入解决问题、完善制度阶段，我局制定、完善整改方案措施，全面开展了落实整改。组织起草了《国家土地督察*局关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改进作风、增强执行力，推进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的基本思路、目标重点和主要措施。

在这一阶段，我局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一是根据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安排，对部起草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动态监督管理的通知》等6个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共提出了修改建议41条。二是围绕应用信息化等技术推进土地督察工作，制定了《国家土地督察*局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调整完善了遥感监测核查制度；三是围绕加强西北地区土地督察政策调研和咨询工作，制定了《国家土地督察*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指导意见》；四是围绕建立土地督察干部进步发展的激励机制，制定了《关于鼓励局公务员参加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的暂行规定》，着手修订局学习培训办法；五是围绕完善局工作规范化建设，制定了局各处室岗位设置方案，并提出了建立全局工作问责制度的思路。六是围绕加强督察业务建设，基本形成了半年度和年度西北地区总体及分省区的土地管理形势分析制度，向省级主管领导通报制度，充实完善了与省级机构的联系沟通制度，启动了西北地区土地督察统计分析及上报制度的建设等。

8月25日，我局召开试点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学习了徐部长在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按要求对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满意度测评。8月26日，我局召开学习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局长侯海生作了总结报告，组织开展了本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满意度测评。经统计，参加测评人员14人，发测评表14张，对本局学习实践活动总体评价满意的14张；对本局学习实践活动分项评价满意的14张。

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效

（一）全面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的共识。

一是明确了科学发展观对土地督察工作的新要求。全局党员干部深刻体会到，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本身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产物，是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科学发展观与严格履行土地督察职责，与贯彻落实部党组、总督察和副总督察交办的任务，与西北地区土地督察事业的迫切需要和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贯穿和落实到各项工作始终，努力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

二是深化了对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的定位思考。面对西北地区存在着人口增长压力与土地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与土地严管政策、科学发展的要求与土地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等方面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规律、尊重实践、尊重科学，充分考虑到西北各省区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探索、实行有区别的土地管理政策措施。根据不同的督察区域和对象，采取有差别的、有针对性的督察方式方法。必须统筹资源保障与保护的关系，统筹土地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坚持“调查研究与监督检查、技术手段与传统手段、正面推动与纠正整改、重点任务与基础工作等结合”的原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地方政府解决突出矛盾上来，放在强化土地管理基础工作上来，放到大幅度减少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用地上来，放到督促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上来，推进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是树立了精细化管理理念。针对西北地区粗放式用地管理、比较薄弱的土地管理基础与科学发展的严格要求不相适应的现实，我局提出了管理精细化、增强执行力的工作理念。强调做到“六个方面的关注”：既要关注结果，又要关注过程；既要关注大局，又要关注细节；既要关注一般，又要关注特殊；既要关注形式，又要关注内容；既要关注表态，又要关注落实；既要关注经验，又要关注创新。

（二）有力推进了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开拓创新。

一是组织开展了专项督察。督促西北地区做好百日行动后续工作，有效地压制了违规违法用地反弹。督促西北6个省级机构全部落实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对2007年度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察。结合我局上半年对重点区域开展的卫星遥感监测资料，分析了西北地区上半年土地违规违法形势。

二是探索、开展与地方共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工作。与甘肃等省区商定，在平凉、吴忠、石河子等市和*市长安区开展共建试点，提出了共建试点工作的基本思路。目前，甘肃平凉市共建试点工作，围绕“破难题、建机制、促发展”，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局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签发了相关文件，正式启动了吴忠市的共建试点工作。其他两地的试点将借力地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尽快展开。

三是推进应用信息化等技术开展土地督察工作。出台并实施了《应用信息化等技术开展土地督察试点工作方案》，目前已经完成局域网硬件环境建设并转向应用平台建设，对建局以来11个批次的遥感监测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部署、调试了局办公自动化系统。开展了西北地区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评价系统研究，于7月下旬组织各省区开展了相关问卷调查工作。8月上、中旬，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对陕西渭南市、甘肃庆阳市上半年的卫星遥感监测资料进行了实地核查，提出了改进土地管理工作的建议。开展了对陕西重点督察区域的整改纠正督察活动，从压反弹、促整改入手，督促重点区域各级政府贯彻落实15号令。

四是进一步加强与省级机构的沟通、协商。督促西北6个省级机构全部出台了支持配合土地督察工作的通知文件。召开了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座谈会。先后与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政府主管领导及有些省区政府新任的主管副秘书长会晤，就有关土地管理和土地督察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

五是下大力气督促落实15号令。我局先后在5月中旬、7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座谈会和西北地区土地利用管理政策研讨会上进行了安排部署。在与各省级政府主管领导通报上半年督察情况、交换下步工作意见时，将此工作排在首要位置，围绕建立问责制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六是结合抗震救灾，调研震后重建涉及土地管理问题。5月23日至27日，徐部长先后深入陕西、甘肃地震重灾区视察。我局随行工作人员充分发挥熟悉督察区域基本情况的优势，结合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工作，提供了《关于陕西督察区域背景资料》、《关于甘肃陇南市土地管理基础和震后重建涉及土地问题的初步调研情况》等资料，就震后重建涉及的土地管理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全局在抗震救灾期间，科学组织，沉着应对，一切工作均保持正常秩序。

（三）进一步提高了在西北地区调查研究、破解难题的能力。

一是专题调研形成成果。试点期间，我局形成了《当前西北地区土地利用管理形势和土地督察推进建立科学发展新机制的分析》、《关于对陕西省土地督察工作的调研报告》、《西北地区报国务院批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的报批情况的调研报告》、《加快禁止实心砖生产工作步伐，落实保护耕地和节能减排政策》等4篇调研报告，完成了《关于开展国家土地督察工作问题调研分析的报告》。

二是完善调研选题计划。针对西北地区土地管理中的热点、难点和普遍性的问题，我局选择了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用地利用和管理研究、贫困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政策研究等9个方面的调研课题，采取自主调研、联合调研、委托调研等方式，加快成果转化。同时，成立了国家土地督察*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三是召开了西北地区土地利用管理政策研讨会。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西北地区土地政策调研为主题，研讨了西北地区土地管理基本形势和基本矛盾，专题讨论了基础设施用地和贫困地区用地的特点及其管理问题。同时，对与会代表提出的涉及西北地区土地管理方面的108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归纳。徐部长在我局专题报告上批示后，我局专门召开会议，提出了完善试点期间形成的调研报告、发挥咨询专家的课题研究作用、深化西北地区土地利用管理政策研讨会成果等三个方面的贯彻落实措施。

（四）切实加强了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的基础。

一是强化制度基础。截至目前，我局已初步建立一系列土地督察办公制度和业务工作制度，已执行和试行24件。其中，今年以来，结合学习实践活动共出台有关制度7件。

二是强化作风基础。全局工作人员坚持做到了“自律、低调、学习、安全”的基本要求；同时提出建设“朴素、健康、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通过开展学习和培训，增强了全局工作人员的使命感与政治敏锐性，强化了纪律观念，提高了廉洁自律的能力。

三是强化技术基础。坚持技术手段与传统手段相结合，基本实现了对西北两大重点区域遥感监测全覆盖，有力地促进了土地管理和土地督察工作。我局的技术资料，得到绝大多数督察对象的高度重视，陕西、宁夏等省区政府主管领导明确要求调阅参考。

四是强化保障基础。成立了基建领导小组，计划年内完成局办公用房建设的前期工作，同步展开职工周转住房建设。研究制订了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启动了户口迁入事宜。以劳务派遣方式，补充工勤人员。开通了局视频会议系统，加强了土地督察技术装备建设。

我局的学习实践试点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部党组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时间较紧，加上地震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已安排的工作进展不平衡；在试点期间形成的调研报告有待进一步深化，有些调研选题需要加快成果转化；整改落实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少工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需要进一步细化方案措施，加大整改力度。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三、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完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要完善学习培训制度，把学习科学发展观融入到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在研究重大问题、破解重大难题上下大功夫，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北地区土地督察工作的实际行动。要注重及时总结督察区域和局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把学习实践活动的总结，作为全面推进工作的新起点。

（二）进一步抓好整改落实方案的实施。一是细化整改落实方案。进一步明确当前、近期和长远要执行完成的具体措施任务。二是靠实整改落实责任。明确整改落实事项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间，确保整改见到实效。三是通盘谋划制度建设。对局正在执行的制度全面进行清理、修订；对拟出台、拟起草的制度作出计划，分步落实。发挥局区域网技术支撑作用，加强局督办制度的实施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2

【关键词】抗浮设防水位；水位确定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抗浮设防水位是指基础砌置深度内起主导作用的地下水层在建筑物运营期间的最高水位。 抗浮设防水位是工程结构设计，尤其是纯车库或地下广场式结构设计的一项重要参数，通常由勘察单位在详勘报告中予以明确。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勘察单位的工程经验不一，同时受勘探资料的数量及准确性的影响，在相邻场地上各单位提供的抗浮设防水位有时可能差别较大。

而抗浮设防水位对工程的安全性、经济性均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设计管理工作中应充分认识、理解抗浮设防水位的概念。下面以千佛山大厦工程抗浮设防水位的确定过程为例，阐述一下抗浮设防水位的确定原则及途径，希望对其它项目的类似工程能有所帮助。

需要考虑抗浮的情况

对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在建成之后的使用阶段，一般抗浮是没有问题的。在地下室的施工阶段，当地下室的侧墙已经施工完毕，如果场地没有采取降水措施或者已经停止了降水，即浮力就已经产生，这时如果荷载由于过小的话将是相当危险的，但如果高层建筑采取了桩基，桩基本身是能够承受拉力的，如果这时桩基能起作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抗浮问题比较严重的是纯地下车库或地下广场式建筑，上面没有楼房，一般只覆盖了些土做绿化，这种情况在工程的使用期间的抗浮验算一般是通不过的，这时就应考虑抗浮设防需要抗浮桩或抗浮锚杆。如果使用期间的抗浮验算没有问题，不需要采取抗浮措施，但是，一定要注意施工期间的验算，也就是当地下室的侧墙已经做好，顶板和上部荷载尚未完全施加时，千万不能因为施工已不再需要降水而将其停了，如果停了肯定要浮起来。

很多高层建筑的基础埋深超过10m，甚至超过20m，高层建筑的基础埋置超深或较深时，一般都有地下室抗浮问题，尤其是施工期间地下室刚做好而上部建筑还未施工时，如果遇暴雨，常发生地下室上浮等问题。地下室上浮是非常严重的工程事故，上浮时地下室可能开裂，而且产生倾斜，最终将报废等。

二、千佛山大厦工程简介

该工程位于历下区文化西路15号，南邻文化西路，西侧为佛山街，东侧为普利海辰大厦，北侧为小南营街。规划用地855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887.09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3641.87㎡平方米。地下4层，功能为车库，基底绝对标高为34.8米；地上12层，功能为商业、餐饮及写字楼。本工程的主楼部分自重足以抵消地下水浮力，不考虑抗浮问题，抗浮设计主要考虑主楼以外的纯车库部分。

为就解决主楼以外的地下车库部分的抗浮问题,该部分建筑地基需要采取抗浮措施的要求(如设置抗浮锚杆或采用高密度砼配重),因而给基础造价、施工难度和施工工期带来不少问题。需要不需要打抗浮锚杆或采用高密度砼配重呢，打多少抗浮锚杆或配置多少高密度砼配重，关键要看抗浮设防水位的高低。根据有关规范规定，确定抗浮设防水位，一般勘察单位按照该场地历年地下水最高水位和场地近3～5年地下水最高水位确定,但规范没有明确如何确定和如何利用这一水位。常使一些对水文地质条件不太熟悉的设计人员，简单地把近3～5年地下水位高程与建筑物地基底板高程之差作为抗浮水头设计，这样的计算方法，常得到过大的基底地下水浮力，从而被迫做出各种抗浮措施设计。

三、抗浮设防水位的确定

为避免地下水的浮力影响建筑物，确保基础正常使用功能和上部结构整体稳定性，同时避免工程造价的增加、施工工期的延长、施工难度的增大，合理地确定抗浮设防水位尤其重要。

（一）确定原则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第7.1. 3条：

对高层建筑或重大工程，当水文地质条件对地基评价、基础抗浮和工程降水有重大影响时，宜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2、《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第8.6.2条规定：

（1）当有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时，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水位；无长期观测资料或资料缺乏时，按勘察期间实测最高稳定水位，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2）场地有承压水且与潜水有水力联系时，应实测地下水水位并考虑其对抗浮设防水位的影响。

3、《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地基与基础）》（2009年版）第7.1.4条规定：

抗浮设防水位参照如下情况综合考虑：

（1）设计基准期内抗浮设防水位应根据长期水文观测资料确定；

（2）无长期水文观测资料时，可采用丰水期最高稳定水位（不含上层滞水），或按勘察期间实测最高水位结合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3）场地有承压水且与潜水有水力联系时，应实测承压水位并考虑其对抗浮设防水位的影响；

（4）在填海造陆区，宜取海水最高潮水位；

（5）在大面积填土面高于原有地面时，应按填土完成后的地下水位变化考虑；

（6）对一、二级阶地，可按勘察期间实测平均水位增加1～3米；对台地可按勘察期间实测平均水位增加2～4米；雨季勘察时取小值，旱季勘察时取大值。

（二）地下抗浮水位的确定

1、当有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时，抗浮设防水位可根据该层地下水实测最高水位和建筑物运营期间地下水的变化来确定；无长期观测资料或资料缺乏时，按勘察期间实测最高稳定水位并结合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在南方滨海和滨江地区，抗浮设防水位可取室外地坪标高。

2、场地有承压水且与潜水有水力联系时，应实测承压水水位

并考虑其对抗浮设防水位的影响。

3、只考虑施工期间的抗浮设防时，抗浮设防水位可按一个水

文年的最高水位确定。

(三)需要掌握的资料

1、场地区域的气象资料、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背景；

2、地下水的补给与排泄关系、赋存状态与渗流规律；

3、地下水位的长期观测资料；

4、从长期观测资料与地下水补给、排泄关系分析得到的影响地下水位的主要因素。

（四）地下水位的影响因素

1、需预测的地下含水层的水位与大气降水入渗的关系；

2、城市规划中地下水的开采量变化对该地下水的影响；

3、建筑物周围的环境与周围水系的联系；

4、其它各层地下水与其补给排泄的影响。

四、抗浮设防水位的确定途径

本工程详勘工作由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承担，其在详勘报告中明确本工程的抗浮设防水位为44.5米。建筑设计单位山东省城建设计院即按照此水位进行结构计算，计算的结果是纯车库部分自重不足以抵消地下水浮力，需要设置抗浮锚杆或采用高密度砼配重。需要增加费用约200万，增加工期约1个月。为节约投资及工期，开始考虑降低抗浮设计水位的可能性及途径。

经对详勘报告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周边工程的抗浮设计水位进行调研，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1、详勘报告中所描述的第四系孔隙潜水径流趋势与周边区域内地下水流场径流趋势不符。周边区域内径流方向为自东南至西北方向，但场地内水位的最高点在西北侧，低点在东南方向，径流方向呈现自西北至东南方向。

2、场地东侧紧邻普利海辰大厦，经调研海辰大厦勘察报告，场地内未见孔隙潜水水位。

3、经调查周边环境，发现在场地西北侧紧邻场地红线处，有一废弃的暖气沟，沟内常年积水，深度在4米左右。并且在此部位的支护桩施工过程中，有两颗支护桩在灌注过程中出现异常水量增大的情况。

综合以上情况，高度怀疑西北侧勘察孔的水位偏高是受暖气沟内积水影响。若此影响消除，则可适当降低抗浮设防水位。出现此问题后，与勘察单位沟通，可否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调整抗浮设计水位数值。勘察单位答复数值不能修改。遂与业主沟通确定，委托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组织实施专项水文地质勘察。市勘院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形成了《千佛山大厦水文地质调查与抗浮设防水位咨询报告》，报告查阅了自1962年开始记录的历年的降雨量、蒸发量、场地周边300米范围内13个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场地周边1978、2012年版1:500地形图，再次基础上对西北侧积水对抗浮水位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了以下结论：

1、场地内含水层为：第四系孔隙含水层、风化闪长岩裂隙含水层、石灰岩裂隙岩溶含水层。第四系孔隙水补给风化闪长岩裂隙水，且水力联系密切，石灰岩裂隙岩溶承压水多年水头低于本工程基底设计标高，本场地抗浮设防水位标高可不考虑风化闪长岩裂隙水、石灰岩裂隙岩溶承压水的影响。

2、场地内第四系孔隙水为潜水类型，主要赋存于场地上部粘性土及其下部碎石层、砾岩层内。其地层的渗透性较弱，富水性差；上游迳流补给区短，地下水位季节性变化幅度大。

3、场地内地下水补给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同时受场地北侧暗埋暖气管沟与污水管道渗漏补给影响，导致场地地下水位北高南低，与区域地下水流场迳流趋势存在异常。

4、场地地下水主要以大气蒸发与补给风化闪长岩裂隙含水层形式排泄。

5、岩土工程勘察期间实测场地最高稳定水位42.49米，基坑降水前期地下水位监测实测2012年丰水期最高水位为43.00米。

6、结合场地区域地形地貌特征、场地内第四系孔隙潜水补给、排泄特点及各工程项目实测最高稳定水位、及场地内勘察时期实测最高稳定水位、水位监测阶段丰水期最高水位综合考虑，建议建筑场地内地下室抗浮设防水位为43.50米。

在千佛山大厦水文地质调查与抗浮设防水位咨询报告》完成后，我项目部请总工办金总进行了审查并于2012年11月1日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专家对咨询报告的相关内容及结论予以认可，并出具了书面专家论证意见。后将咨询报告及专家意见转设计单位按照新的抗浮设计水位进行结构设计。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3

“”后，中央领导层形成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国外的有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

1966至1976年的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徘徊了两年。这种局面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纠正“”的“左”倾错误，迅速消除严重后果的强烈呼声极不适应，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奋斗了几十年的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极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新的崛起和腾飞。

当全国上下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奋斗目标时，中央领导层把眼光投向了国外。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1978年2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经济部分的会议。他指出：对于欧洲共同市场，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时说，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要善于学习，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同先进国家交往合作。4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邓小平插话指出：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好一些快一些……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

邓小平关于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心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国外的有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的思想渐成共识。在中央决策层，当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恰好“真理的检验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日益激烈的交锋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最终促使中央领导层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去寻求开放的最佳模式。于是，在1978年，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相继从北京启程了。

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掀起出访活动的高潮

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 “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中国政府派到国外和香港考察的人员共达529批，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连邓小平也连续4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出访活动中，对中央确定改革开放的决策影响较大的，是被称为改革开放“侦察兵”的三路考察团。一路是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另一路为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任团长，联络部副部长乔石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任副团长的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再一路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率领的赴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以对西欧和南斯拉夫的考察为标志，中国高层的出访活动进入高潮。

1978年4月初，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组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吸取有益的经验。考察组成员亲眼目睹了港澳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香港在耕地和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却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使考察组成员的思想倍受震撼。

5月31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回到北京，写出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上报中央。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内容称：“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报告呼吁“现在要解放思想，放手干了”，从现在起，要把经济工作放到重要日程上，作为一个重点来抓，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6月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汇报指出，港澳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廉价劳动力，并大胆建议：对宝安和珠海两个出口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把两个县改为省辖市，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进出口直接与我驻港澳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上报；两县所需原材料、设备由广东省负责，有困难的可以用贷款通过港澳进口，物资免税，手续简化；出口创汇部分留给当地；对到两地的港澳同胞和外宾只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检查从宽，简化手续；恢复1967年被废止的边境小额贸易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同意考察组的建议，还作了批示说“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报告和汇报，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思想的伟大起步。

197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率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前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在南斯拉夫，访问团了解到南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自治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工人自治。企业的工人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对企业进行管理，掌握生产、分配、人事、财务等权，经理对工人委员会负责。自治制度的基础是社会所有制。南共联盟认为，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整个社会，为全体参加劳动的人所有。

3月31日，访问团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罗马尼亚访问。在罗马尼亚，访问团同罗马尼亚高级党校、社会政治科学院、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劳动部、全国科技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见和座谈，还参观了许多工农业单位。在经济体制方面，最引起访问团注意的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制度。罗马尼亚不用工资这个概念，这一点同南斯拉夫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用劳动报酬这个概念，这又同南斯拉夫不一样。而且，工人组织了劳动者代表大会监督工厂生产，厂长、经理、部长的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考察这些人的指标也由上一级来制定。此外，用净产值代替总产值来衡量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也是访问团此前从未听说的。总之，访问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总的印象是，人家这些年发展得比我们快。

4月10日，访问团回国，很快向中央提交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现状和改革措施。其中指出，南共联盟把马列主义原理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经过不断实践，创造了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因此，报告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指出：“南近几年来强调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通过自下而上层层协调，制定社会计划。同时，南仍实行市场经济，力求掌握价值规律。南主张以计划限制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以市场经济弥补计划的局限性。”“南共联盟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通过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行无产阶级，在坚决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同时，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的一面；发挥社会计划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当肯定，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的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认同了报告中提出的“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对于党内在思想认识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更对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工作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三路考察团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由于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部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所以规格最高，也最引人注目。其主要成员包括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和办公厅主任李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共30人。出访前，邓小平听取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汇报前往西欧五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邓小平强调：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2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谷牧一行在西欧五国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在参观中确实看到不少先进的东西，从电力、冶金、机械，到公路、机场、港口等。就港口来说，参观了法国马赛附近的福斯新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丹麦的哥本哈根港和埃斯堡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不莱梅港。这些港口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化程度高。此外，这次参观的电站比较多，有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和核电站，在参观中对西欧工厂、企业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获得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农业方面，访问团注意到西欧这几个国家对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者的技术培训十分重视。比如，法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重要的一环是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培训农业人员，提高农庄的管理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的技术水平。瑞士规定，只有经过一定劳动和考核及格的农业学校毕业生才能取得独立经营农庄的资格。丹麦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单位的联络网，农业科研单位聘请的农业顾问经常为农民提供如何改进农业生产的意见，农业科研成果也通过这个联络网加以推广。谷牧在访问中多次表示，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

通过欧洲之行，考察团达成的共识是：我们现在具有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了。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考察团的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他们的资金、技术、商品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用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利用。听了谷牧的汇报后，、、李先念等均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随后，邓小平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谷牧的秘书胡光宝后来曾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考察强化了中央领导层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

1978年的出访高潮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考察团带回来的信息使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国这才如梦方醒，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了真实认知。正如王全国后来回忆说：“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2/3！”

考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许多人明白了，正是在中国开展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期间，日本经济从50年代开始，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一天天地烂下去，反而迅速摆脱了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相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政局不稳，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这一系列情况使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并不是大毒草，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做法很值得借鉴。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这是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正是在这次务虚会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国首次提出对外开放。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4

求学立大志

施雅风，1919年3月21日，出生于海门县新河镇（现海门市余东镇启勇村）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即开始上学，由于贪玩加上生病常缺课，他曾经留过一级。1931年秋天，12岁的施雅风进入海门麒麟镇附近的启秀初级中学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哥哥施成熙也每周寄来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给他以“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正面教育。起初由于他阅读课外书太多，成绩平平，受到哥哥的严厉批评。到初中二年级时，他真正意识到求知报国的重要，于是刻苦用功读书，到1934年初中毕业时，施雅风地理考了98分，历史得满分，总分名列全班第2名，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

日军的侵华激发了施雅风学习地理课的积极性。从此，他爱上了地理学，并暗暗立下志向，还写信给哥哥表明长大后当地理学家的决心。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写了《战时中国的生存线》等文章，以5天连载方式发表在南通《五山日报》上，给他很大的鼓舞。同时，他自发地组织同学下课后晚饭前打篮球，大大增强了体质，对以后工作产生长远的影响。

1937年，施雅风如愿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1938年1月，他随校来到江西樟树镇，看到报上登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消息，他认为国难当头，战地抗日比读书重要，于是独自一人去南昌报名入校，而后在湖南、江西与安徽作抗战宣传，后因未能上战地服务而告退。施雅风于1938年9月回到时迁广西宜山的浙大复学，接着又迁往贵州遵义。从此，他刻苦自励，用功学习，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已学完大学的全部必修课。在大四一年中，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市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受到指导教师叶良辅教授的赞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奖励，其简称为《遵义附近之地形》论文在著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握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受益匪浅，为以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上革命路

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特别是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大学里，进步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优秀进步学生常受到特务的迫害，M一步打开施雅风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视野，感到政府的腐败没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施雅风说：“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我在多方面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应该说是培养我成长的黄金时期。”

在校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及一同参加的调查中，施雅风受到吕东明革命思想的熏陶。1942年大学毕业后，施雅风继续在校读研究生，直到1944年硕士毕业，才来到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46年，因建设岷江电站需要，施雅风有机会去川西进行社会调查，又一次看到了贫雇农受压迫和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来到重庆工作后，他更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读到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使施雅风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在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施雅风向吕东明提出入党申请。吕东明对他说：“入了党，你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要一切服从党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能做到？”施雅风坚定地表示：“能做到！”不久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纳施雅风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军警特务严格控制的心脏地区干革命，被人称为“把头颅挽在裤带上”――十分危险。有一天，吕东明传达党组织的决定，要求施雅风以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公开身份，从事收集敌人的机密情报工作。在吕东明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施雅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缜密细微地做好党外情报对象的工作，向党中央有关部门传递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对敌斗争情报，为顺利渡过长江，以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难舍冰川情

南京解放后，施雅风结束了秘密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的中国地貌区划编写工作，并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年轻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他们穿过茫茫戈壁，翻越祁连山西段，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施雅风深感祖国幅员广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

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从此，施雅风几十年如一日，爱冰川，考察冰川，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

发现“七一冰川”

1958年6月，那是的年代，施雅风再次来到兰州。和他一同来兰州的还有苏联冻土科学家道尔古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接见施雅风时问他“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考察完祁连山的冰川？”施雅风答：“需要3年。”张仲良说：“祖国，你也要啊！3年太长，要在半年内完成，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当晚，施雅风就写出报告，第二天报送省委，第三天就批了下来。人员、物资悉数就位。6月26日，施雅风带领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100多人，分6路向祁连山进发。他们首先集中到一处较易接近冰川区的地域进行练兵。7月1日，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考察队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脚蹬长筒钉鞋，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整个冰川就像银雕玉塑一样，大家越看越有兴味”。据初步考察和观测，估算出这条冰川的含水量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大。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他们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发电报报喜，建议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

冰川考察初战告捷，施雅风发扬“开拓创新、连续作战”的精神，分兵6队对祁连山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当时设备简陋，没有登山靴，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队员们缺乏考察基本知识，就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在施雅风带领下，考察队分为6个小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包括10个冰川区，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不仅描绘了冰川的形态、类型和分布，而且估计了储水量，进行了人工融化冰雪的试验，最后在施雅风主持下写出了长达43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它填补了我国冰川研究的空白。

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冰川的研究，中科院接受了施雅风的建议，于1960年在兰州建立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施雅风负责组织工作。为研究冰川方便，施雅风毅然决定把全家从北京迁到兰州。

为攀登希夏邦马峰打“前站”

1963年，施雅风接到了中科院的一项任务：查明希夏邦马峰的情况，为中国登山队登顶做准备。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希夏邦马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偏北约10公里、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高峰。国际登山界对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十分关注。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后，下一个重大目标就是希夏邦马峰。

施雅风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吸引了施雅风的关注。考察结束后，施雅风和同事们编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对冰塔林的成因做出解释，还对冰川形成、冰川特征、冰期划分、古冰川、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变化等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我国的冰川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而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登山队于1964年从北坡成功登顶希峰，在中国登山史上书写了又一个辉煌。这次考察，成为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和地区大规模科考的前奏。

“”中一怒跳黄河

1966年初夏，为完成成昆铁路定线的任务，施雅风带领十几个同事到西昌地区调查泥石流可能对成昆铁路产生的危害和预防办法。“”开始了，他被单位电报催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施雅风1947年入党的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被说成是特务，后来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他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成为一个、主义、反无产阶级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感到生不如死。在1968年8月的一天午后，施雅风趁监视的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牛棚”，走上黄河大桥，跨过栏杆，从桥上跳了下去。

施雅风想这么高跳下去，必死无疑。没想到一落水，打了一个滚，施雅风浮起来了，这时他脑子清醒了，他想起母亲，想起了家庭，想起了事业，X得不应该死。于是，他顺着河水游去，河水把他冲到河心的沙洲。追踪而来的人群急切地要下水解救他。他却大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回去了，我要活下去。”经过这一折腾，施雅风因祸得福，被“恢复”了工作。

给中巴公路“把脉”

1973年春夏之交，盘桓在喀喇昆仑西南侧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托拉冰川洪水暴发，接连冲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一路段和两座桥，通车受阻。中巴双方深为焦虑：原址修复，恐此类事端再次发生；公路改道，无疑耗资巨大。

为科学决策，中巴议定由中方派出冰川考察组进行可行性研究，预报今后数十年间该冰川的变化，以确定是否必须改道。这项具有经济、政治、学术三重意义的国际性任务历史地选择了施雅风。由外交部、外贸部和中科院几家部委联合决定，让施雅风亲赴国外处理此事。1974年4月，施雅风率领一个专家组（成员有王文颖、张祥松、蔡祥兴等）前往巴托拉冰川进行实地考察。

在异国他乡的帐篷里，一张小板凳，一个石头垫起的木箱作书桌，就是施雅风的工作环境。巴托拉冰川神秘莫测、性格多变，它是在前进呢还是在后退？在为时两年的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之后，施雅风等专家组预测巴托拉冰川还会继续前进，但它的极限前进值仅为180米，最终将在距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冰川前进年限从1975年算起为16年，其后将转入退缩阶段，这一退缩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专家组提出修复方案，公路无需改道，只需变动桥位、放宽桥孔即可。这一安全、经济的修复方案为中巴双方所接受。1978年，这条连接中巴两国的友谊之路恢复通行，为国家节约资金1000万。

挑战权威，质疑李四光

1980年，施雅风发起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讨论，这引发新一轮争论。李四光早在1931年就提出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当时引发很多人质疑。

1937年，李四光撰写专著《冰期之庐山》对自己多年的第四纪冰川研究进行总结，认为此说不容置疑，他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和支持，此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地质界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抗战期间，李四光对鄂西、湘西、川东、贵阳等地考察，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学派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担任地质部部长，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推广得很快，李四光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不少人对李四光的观点不赞同，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5

他从村的党支部书记做起，一直做到张家港市的市委书记。

他倾其一生心力，与张家港市80多万人民一起倡导了张家港精神，创造了张家港速度，书写了张家港奇迹。

有诗云：“民意闲谈时，政声人去后。”

秦振华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8年。我们正是在8年后的今天，在全党上下全面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时刻，走进了张家港市，走近了秦振华。

通过采访，我们不得不由衷钦佩秦振华，他确实是一个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领导干部，他还是当年的秦振华。

在任上，他用“张家港精神”振兴了张家港市

张家港原名沙洲县，是苏州地区历史最短、规模最小的一个县，总面积999平方公里，总人口82万。六七十年代，这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沿江一片芦苇滩，被称为苏州地区的“西伯利亚”、“苏南的北大荒”。当时的沙洲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全年工业产值不到500万元，在苏州地区乡镇中排名倒数第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秦振华担任了杨舍镇的党委书记，他意识到，是放开手脚发展经济的时候了，他倡导了“团结拼搏，敢于争先”的“振华精神”，率领干部群众奋力拼搏、艰苦创业，打破传统农业经济束缚，抛弃小农意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拓外向型经济，在短短的几年间迅速改变了杨舍镇的落后面貌，工农业产值超亿元，一跃成为苏州市“南学盛泽，北学杨舍”的明星乡镇。

1991年底，苏州市委和江苏省委慧眼识英雄，他们经过考察后一致认为，只有起用秦振华才最有可能改变张家港市的落后面貌。时年秦振华已56岁，况且他又没有过硬的文凭。提拔使用秦振华确实需要慧眼和魄力啊！

秦振华走马上任，适逢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他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又一次意识到新一轮发展机遇已经到来，一定要抓住机遇，抢先发展。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源于实践的“振华精神”提升完善为“张家港精神”，并高度概括为16个字――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秦振华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市干部会议上就公开作了宣示，提出了“张家港精神”。这以后，他身体力行，逢会必讲，逢汇报必谈，用“张家港精神”指导全市工作，调动一切宣传手段，使张家港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铭刻到了干部群众的心坎上，贯彻落实到了干部群众的行动中。

秦振华顶住巨大压力，不顾多种流言蜚语，一门心思艰苦创业搞发展。他用最易懂的语言，道出了深奥的哲学道理，他说：“没有经济就没有地位，没有外向度，就没有知名度。以发展论英雄，凭贡献坐位置。不管东南西北风，咬住发展不放松。市场经济不等人，不争不抢是庸人，错过时机是罪人。无功就是过。”还提出：“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响亮提出“三超一争”的口号，提出工业、外贸、城市建设争先进，各项工作争一流的奋斗目标。秦振华以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军事家的指挥才能，在张家港这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他第一个创建了全国县级市长江内河港口码头；

他第一个创立了全国县级市的保税区；

他第一个争到了全国县级市的外贸进出口权；

他第一个喊出了要让张家港白天象新加坡，晚上象小香港；

他创建了全国第一条步行街；

他第一个总结推出了张家港的用人经验――弘扬创业者，支持改革者，鞭挞空谈者，惩处腐败者，大胆激励开拓者，被同志肯定完善后予以全国推广；

他第一个在全国喊出了要让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

他一个声音喊到底，使张家港市在他任期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家卫生城市，首家全国环保模范城市。

1995年，张家港市在秦振华的一手带领下成为全省、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当年5月13日，总书记视察张家港市并欣然挥毫提写“张家港精神”的16个大字――“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同志紧握着秦振华的手，亲切地拍着他的手背说：“这些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说是说不出来的。”此时此刻，素以刚强著称的秦振华眼眶有些湿润了。从此，张家港精神传遍全国，张家港市声名远播。

在秦振华的一手带领下，张家港市利用高科技高新技术改造成功2000多家现代化企业，张家港市出现了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群落，他们奇迹般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威震国内各行各业，有的已成为行业老大，被经济学界称为“张家港现象”。这些企业已成为张家港、江苏乃至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十年间，张家港市主要经济指标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4年，GDP达到576亿元；财政收入85.04亿元；国、地两税71.56亿元，列全省第一；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430.85亿元，实现利税100.21亿元，利润60.09亿元；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张家港去年上缴国库存收入达168亿元，在全国各县（市）中位居第一。

十年间，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走在张家港宽阔整洁的马路上，挂私家车牌照的各种高档轿车不时跃入眼帘。来自当地车管部门的统计显示，2004年张家港新上牌汽车10000辆，其中私家车就超过了8000辆。在张家港马路上行驶的汽车，平均100辆中就有80辆是私家车。可以说，张家港已率先进入了“轿车时代”。

秦振华在任上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演绎了精神变物质的哲学命题，创造了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成功经验，中央、省、市各级党组织和张家港市86万人民都一致认为秦振华是一个堪称为一代风范的市委书记，杰出的共产党员。

离任后，他用张家港精神“扶贫”华夏

1998年，62岁的秦振华离开了市委书记的领导岗位。离任后的老秦完全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然而，老秦却比当书记时还要忙。

秦振华有其独特的想法，也有其独特的活法。他说：张家港市的辉煌，是张家港市干部群众共同创造的。我给大家留下的惟一宝贵财富就是同志亲笔题写的“张家港精神”。有人误认为精神只能当口号喊喊而已，我和张家港人民是用心血和汗水去实践、去拼搏、去凝聚的。张家港精神是张家港市创造奇迹的力量之源，希望所在、成功之本。张家港城市繁荣了，人民富裕了，但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脱贫，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于是这位当年叱咤风云、奔驰疆场的战神，依然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他应邀到各地做报告，传播“张家港精神”，开启人们的心智。正在这个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同志到张家港视察，他点名接见了秦振华。同志高度评价了他用做报告传播张家港精神的做法，他对秦振华说：你身体还很好，可以为党多做点事，中央十分关心西部的开发，希望你到西部去传播张家港精神，一定会很有作用的。秦振华连连点头称是，他立即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投向了最需要张家港精神的地区。

在边陲新疆，秦振华同志多次鼓动澳洋集团沈学如总裁到新疆投资，充分利用新疆的棉花、丰富的电力，依托澳洋的科技，发展一流的纺织企业。沈学如总裁果断出击，与新疆玛纳斯县合资创办了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粘胶短纤和浆粕，总投资将超过10亿元，到2004年底，二期工程已投入6亿多元，当年投产后销售将突破20亿元，三期准备再投入6亿元，工程全部投产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粘胶短纤生产基地。

有一次，他去西宁，由于高原反应，他坚持作了3小时的报告后已是十分疲惫，近乎昏厥。当地奉上“报告费”，秦振华坚决推辞。事后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宣传的是讲奉献的张家港精神，怎么能要钱。2002年7月，他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伊犁州、喀什地区考察，驱车数千公里，硬是撑着作了3场报告，累得在车上睡着了。

秦振华就是这样如此乐此不疲地忘我工作，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西部人民的一片深情撒向贫瘠的西部……

几年来，秦振华除了自治区，祖国西部的其余11个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他深深感到，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西部丰富的资源和国家的开发政策，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寻求发展提供了机遇，东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因而，他在“作报告”的同时，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张家港举办了西部干部培训班，五期学员达300多人；二是积极将东部企业引入西部大开发的行列。

最近，他正在研读贵州毕节地区所属大方县的材料，这儿是全国的贫困山区，也是同志当年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报国务院批准的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大方县委、县政府已邀请秦振华去做报告，一场转变观念、摆脱贫困的攻坚战即将打响。秦振华能否再创一个奇迹呢？

到2005年8月，秦振华到全国各地作报告已达132场，他传播的是同党的改革开放、党的建设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它的意义熔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中。有人说，如果秦振华同志每场报告都收取正常的讲课费，那么他早已成为百万富翁，足足可以买回一栋高档别墅了，但他从来都是分文不取，来去乘坐的飞机、火车都是买的普通舱。他用他的高尚情操、模范的行动实践着张家港精神，为张家港精神不断增添新的光彩，他的心中不仅装着张家港人民，也装着中华民族啊！

当江苏省委作出了苏南支持苏北发展、南北帮扶挂钩的战略决策以后，秦振华认为，帮扶挂钩工作既是现任领导的工作职责，也是退下来的老同志共同的责任。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有经验，更有责任帮助做好这一工作。自2002年以来，他十多次亲自到苏北的宿迁、淮安、盐城、宿豫、高邮、楚州区、兴化市、丰县等地搞调研，全方位展开帮扶工作。

他亲自为苏北干部做了十二场报告，帮助那里的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赶超的雄心壮志。

开始，有些干部想不通，认为张家港还没有到达资本输出的发达阶段，自身的招商引资任务很艰巨，肥水不应外流。

对此，秦振华认真钻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对党的十六大报告读了不知多少遍，上面划上了许多加重符号，认识到苏南经济的快速崛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显现突出，国际上的先进制造业已快速向沿海沿江经济开发区挺进，此时如果不抓紧工业结构调整，把一些传统的产业加快转移出去，实行腾笼换鸟，充分利用苏北沿江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会失去苏南加快向高科技发展的机遇，于是他逐个会见张家港市的一些企业家，向他们讲加快向苏北转移的必然趋势。

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有头脑、有发展眼光的张家港市的企业家马上行动起来，他们跟随秦正华浩浩荡荡来到宿迁等城市进行实质性的考察。2002年这年的夏天，就有17家企业到宿迁市落户。长江润发集团的董事长郁全和，带了全套班子人马到宿迁安营扎寨，在精心论证后，一次签约，有六家企业的八个项目在宿迁开工兴建，总投资超过五亿人民币，达产后年销售可达20亿元。宿迁市在城西专门划出1551亩土地，开辟建设了一个张家港工业园，现在宿迁张家港工业园各个项目都已建成投产，蔚为壮观，一派兴旺景象。到2004年底，张家港市已在苏北竣工投产的企业27家，总投资超过了19.55亿元，解决了近2万多个劳动力就业。江苏省委充分肯定秦振华对苏北挂钩帮扶工作的辉煌业绩，专门增补秦振华为江苏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

秦振华先后被中西部、苏北地区17个地（市）、县（市）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顾问，这些县市在中组部和各省市的组织安排下，分期分批派干部来张家港培训，秦振华每期培训都去亲自讲课，面对面回答这些干部提出的各种问题，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这些干部都非常珍惜来苏南张家港培训，称之为“留苏”学习。

大家说，他是一个永葆先进性的共产党员

秦振华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为党奋斗了51年。他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年轻时他是个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中年时他是个优秀的镇党委书记，接近退休年龄时，他又挑起了振兴张家港市的重担。秦振华是“张家港精神”的创始人，更是“张家港精神”率先示范的实践者。他的工作热情如夏天般的火热，他的创业敬业精神，如喷发的熔岩、呼啸的海浪。他勤奋、执着如同拓荒牛的身影，在田头、车间、码头、学校、工地，在基层群众中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足迹，记录了他带领全市人民艰苦创业的历史。由于人民的信任，党员的拥护，秦振华连续当选为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荣获了“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优秀领导干部”、“中国改革功勋”等10多项全国先进荣誉称号。

1996年10月29日，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亲临张家港市视察，他在考察以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五期间，张家港市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两个文明建设成绩显著，经验可贵，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张家港之所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张家港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决、全面、正确，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与张家港的实际结合起来。二是张家港干部群众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尤其发扬了张家港精神。三是张家港市各级领导能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给广大群众带了好头，做出了样子。”这是对张家港精神的最好总结，也是对秦振华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考察了张家港后，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全国有十分之一的县象张家港一样，我们的国家就更繁荣了。”

近年来，秦振华五赴新疆，促成了张家港市企业在新疆投巨资办新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三次亲切会见秦振华，并专门安排时间与秦振华率领的张家港市企业家们座谈。王乐泉深情地说：“秦振华同志退休后来新疆传播张家港精神，这很了不起。如果全国都搞成张家港那样，看谁还敢小看我们中国人。秦振华同志身上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我们要很好学习。”

原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到吉林任省长后，公开提出吉林省要学习张家港精神，专门邀请秦振华去吉林省作报告，让全省县以上干部共1500多人都来听取秦振华的报告，各家媒体强力报道，引起震撼。临别时，王珉省长紧握秦振华的手：“谢谢您，您的报告点燃了吉林干部心中的一团火，振兴吉林大有希望啊！”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6

1937年4月底，再赴西安，继续与西安行营主任、谈判代表顾祝同等进行合作谈判。由于国共已经通过第一次西安谈判、杭州谈判等将谈判的内容逐渐推向实质性的红军改编、边区辖区等核心问题，国共即将合作的大局已定。加之前不久的清明节，国共双方曾共派高层人员同祭了黄帝陵。于是，方面为进一步试探中共在实施合作上的诚意，并探明红军的具体实力，决定向中共方面提出派视察团前往边区视察的要求。

5月初，顾祝同、张冲在的授意下向正式提出有意派视察团前往边区视察。称这既是为了表达对中共延安地区的关切，调查边区军政及民众组织情形，同时也考察中共推进合作的诚意。

当即电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但“视察团”应改名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

5月14日，经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协商，、、秦邦宪、、联名致电：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电文还提出，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叛徒作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同顾祝同、张冲继续谈判时，正式答复他们：1、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2、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顾祝同、张冲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这两条原则。当日，顾祝同、张冲就此请示。基本同意，但提出既然由“视察团”改为“考察团”，那成员与正式名称均以西安行营的名义组织，不称“中央”。

5月16日，洛甫、、等致电，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派考察团，考察的目的为增进团结。于是，派考察团赴延安一事在双方的协商下就此定了下来。

为了做好考察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在此后的几天内就考察团一行的路线、行程、接待、宣传等作出了部署。考虑到考察团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中共中央决定由在黄埔军人中素有影响和声望的、陈赓全程陪同。为了体现对考察团的重视，中共中央要求各接待单位均按“中央考察团”名义接待之。

按的旨意，顾祝同、张冲也积极筹备相关事宜。几天后，考察团成员名单基本确定。考察团正式定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共18人组成，团长涂思宗（第四军副军长），副团长邵华（西安党部常委）、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谋），成员为李静谟（行营政训处）、胡其卓（行营职员）、王盛英（行营第二师秘书）、王卓允（行营第一师参谋）、李华英、蔡贤俊（行营政训处）、龚梦涛（行营第一师参谋）、张秉球、杨寿培、杨蔚、潘松文（第二师）、萧树经、刘垄潮（别动队考官）、胡公冕、张廷镛（西安省政府）、徐康爵、刘震亚、李宗山。

5月23日，考察团从西安乘车出发。出发前谈判代表张冲前往送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

在云阳镇，考察团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红军前敌指挥部专门举行了军民欢迎大会。总指挥等在大会上致词表示欢迎。欢迎大会后，热情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介绍了红军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提出的问题。考察团对刚刚闭幕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十分关注，询问这次会议的内容。回答说，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传达与动员改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讨论抗日准备阶段中，红军抗战教育问题”；“如何巩固国内和平统一问题”。

24日，考察团在云阳参观机关、部队。这些与中共隔绝、对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政要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觉得过去与现在见到的不一样，考察团副团长邵华公开说，他“在云阳感觉很好”。

25日，考察团分两组在庄里镇及附近考察红军部队。对两天来的考察活动，他们感到满意，他们的初步印象是“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当日，考察团结束在云阳、庄里、三原的考察，继续北上，经铜川、宜君到中部县。考察团全体成员在中部县祭扫了黄帝陵。随后，考察团乘车继续北行，经洛川、甘泉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考察团一行。红军前敌指挥部作为接待考察团的第一站在谨慎而热情的接待中，逐渐了解了考察团基本情况，并汇报延安。在基本的态度明确后，延安《红色中华报》于5月26日发表了经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修改的社论《欢迎中央考察团》。社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步调正日益加强”之际，“自中国共产党致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贺之事”。“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终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望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特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线之幸”。同日，延安《新中华报》还以《中央考察团不日来延》为题报道了考察团的有关情况。

26日，边区政府还派人专门赴甘泉迎候考察团。

29日，考察团到达延安。

下午5时，考察团到达延安南城门外，受到延安各部队及音乐队的热情迎接。当日的延安南城，城楼上站满了欢迎的军民，两侧的墙壁上，更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对联，城门上方挂着横幅，上写：“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进入城内，延安军民涌立街头两边，欢迎考察团。延安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拥护国共合作！”“实现总理遗嘱！”“拥护蒋委员长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标语和横幅。一时间，延安城到处洋溢着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按照事先安排，、陈赓首先陪同考察团到招待处安顿下榻。

当晚6点，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欢迎晚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宣布开会，致欢迎词。热情洋溢地说：

“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

“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

致词后，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也在会上致词。涂思宗在致词中表示，非常感激对他们的欢迎，“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及沿途观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我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邵华在致词中讲，中央对抗日准备已经有很大的决心。“希望在最近时候公布共产党红军领袖与中央负责人能够聚会一堂，倾谈一切，来研究最有效的办法”。他还专门讲解了三民主义理论，“最后希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城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考察团。大会主席团由冯文彬、刘长胜、等5人组成。大会上，首先作报告。他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罪行后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考察团来此就是为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打日本。”接着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词，表示热烈欢迎考察团来苏区考察。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激动地说：“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此也一天一天地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大会。”考察团的另外两名团员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于下午6时才结束。

在延安考察期间，考察团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驻延安各部队和边区政府机关等进行考察参观。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引导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到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抗大师生队伍，并与师生个别谈话。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二方面军部队，考察团受到的盛情接待，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红军长征途经松潘草地时的艰苦生活。还亲自带领考察团参观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在这里，他们还见到了刚刚由河西走廊返回延安的原西路军负责人。期间，考察团成员对随行的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边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非常诚意，特以此意转达国民政府，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

在延安的考察过程中，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相陪。他友好热情、注重礼节的长者风范令考察团许多人都非常敬佩。当时在延安的史沫特莱目睹后，十分感慨。她后来记述到：“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西北视察红军，最后来到延安。我看到朱将军以主人身份，招待那些跟他打过10年仗的将军和校官。他一反我所知的率直纯朴的军人作风，也搬出来旧的一套社交礼仪，不过，并没有任何虚假和奉承。在他那亲切的态度里，贯穿着威严、庄重和自信。”为了安排好下一步考察团分赴各地的考察，、致电、任弼时、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林育英：请各兵团按照新规定人数由每个军准备两个团，以军为单位集中于执行地点附近准备于考察团到时参观，参观完毕即开返原防。

5月31日，考察团乘汽车离开延安，边区领导人林伯渠等前往送行，与考察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考察团在陈赓的陪同下去西峰、洛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当日晚，考察团夜宿洛川。

6月1日，考察团抵达云阳。在此兵分两路，一路在陈赓陪同下由云阳迳赴西峰。另一路则直回西安向行营报告后再赴陇东考察。6月3日，、致电陕甘宁军区：考察团几天内可到达庆阳参观步校及陕甘宁部队，望在不妨碍清匪行动下整备300余人的1个团，以供参观。

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受到红军将领、聂荣臻、、萧克等的热情欢迎，并参观了庆阳红军步兵学校，观摩了学员们的操练。考察团行进途中及所到之处，均受到苏区军民的热情款待。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7

7月，缪秋杰委任我为西北盐务局视察员，行前我去见董必武同志。董老说，林伯渠正在重庆办事，你先到红岩办事处见见他。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对我参与这项工作表示支持，他说他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西安和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找办事处的负责人。

到西安后，我住在邓宝珊家，发现西北盐务局长陈纪铨对如何把花马池盐运出来毫无准备。而费文尧过去常吹嘘自己对边区“筑了一道经济封锁线”（不许边区的食盐外销）。所以我决定沿运输线作一番考察。我到了甘、宁、青，骑马进入青海草原一直到达都兰附近的茶卡盐池。我初略计算一下，这个盐池储有三亿多吨含氯化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青盐，但只能用牦牛运出，数量有限，以致陕豫几千万军民站在盐罐旁叫盐荒。此行使我勾画出由宁夏经甘肃入陕豫的运输路线。回西安后，与费文尧商议，都认为必须在定边设立盐务收运机构。此时（大约是11月），缪秋杰恰到陕西、宁夏、甘肃、豫南和鄂北考察，我在西安向他作了汇报，缪同意与边区交涉设立收运机构，并决定把西北运输处迁至平凉，费文尧任处长，派我到该处专门负责办理花马池盐外运事宜，在平凉、天水、中卫、汉中、咸阳、长武、老河口等处设置运输分支处。

为在定边设立机构一事，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找伍云甫处长。他不在，幸好董必武在隔壁听见我的声音出来见我，董老答应把这个要求向党中央汇报。我向董老反映，陕西盐务处有两个中统派来的盐务督察员，他们知道我是代表总局办理筹运花马池盐的，对我很感“兴趣”。董老说，现在华中的局势很紧张，我们要警惕，要在各方面加强坚持团结抗日的工作，要从公开两字着眼，越大方越好。我告诉董老，日前我同费文尧到胡宗南的军需处长达观家里，胡的参谋处长在那里打牌，那位参谋处长说，他就要请假回老家四川了。董老笑道，这说明胡宗南这个期间不准备和我们打仗，你以后要注意从一般情况中发现重要问题。在西安，经我联系，董老又与缪秋杰就运盐事宜进行了一次商谈。十多天后，董老派人送来一封信，传达送至费文尧办公室，恰巧两位督察员在场，我就当他们面拆开信，并给他们看了。信里说设立机构一事，延安已有回音，约我去面谈。我又去见董老。他说，党中央已批准西北盐务运输处在定边设立收运机构，要我转告陈纪铨、费文尧，将来派去的人可以到兰州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拿介绍信。董老告诉我，、博古同志就要调回延安工作，他本人是回延安还是仍回重庆工作在等候中央指示。

费文尧派任醒民（西北盐务运输处办事人员）负责到定边去建收运站。12月，西北盐务运输处迁至甘肃平凉，我也从西北盐务局视察改调为西北盐务运输处视察。年末，费派我回重庆向缪秋杰汇报在定边设立机构的经过。我到自流井（今自贡市）缪秋杰家过新年，向他作了汇报。1月我回到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阴霾重重，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濒临破裂。三弟何康（中共南开中学支部书记）先去见了董老，带信回来给父亲说，办事处经济很困难。我去见董老时，带去了父亲送给办事处的一笔现款。董老给我讲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情况。他说，不让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讲皖南事变，我们准备用另外的方式向外作一个报导，表明我们的态度（指散发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董老要我找一个有前后门出入方便的地方和一位可靠的人担任转递工作。我提出“云庄”，并推荐从山西回来的剧宣三队队员我的表姐陈端担任这项工作。董老同意了，让我带陈端来一趟。我向董老汇报了近期的一些情况，说到前些时，李宗仁、白崇禧送给父亲五万元，父亲利用这笔钱，由母亲主持在城内石门坎开了一家盐店，那地方也不为人注意。董老说，可以利用这个店作通讯点，由办事处隔一个时期派人去取一次信，要我先征得母亲的同意。接着，董老讲了形势的严峻，嘱咐我：要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当前要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做好运盐的事；要利用长期潜伏的机会，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些东西，外国文也不要丢了。董老问我学哪种外语，我说俄文。董老说，学俄文容易引起怀疑，还是改学英文吧。那天，我是晚上去的曾家岩，谈完话夜色已浓，董老亲自送我下楼，又叫人到门外查看后，才让我离去。董老亲切关怀的长者风范，我终生难忘。

我带陈端去见董老，董老把她介绍给张晓梅（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由张和她联系工作。我告诉董老我的母亲同意把盐店作为通讯点。由于我把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情况告诉陈端，董老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即使是亲人也不能暴露身份，不准同地方党发生关系。

春节后，我回到平凉。费文尧说，任醒民在定边工作推不开，让我去看看。3月初，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开了去边区的证明，带着西北盐运处派赴定边工作的两个职员，经驿马关先到庆阳，见了王维舟同志（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由他开了路条才骑驴来到定边。任醒民是有工作热情的，当时阻碍工作的关键是西北盐运处对“浪盐”的收购价格太低。任醒民说，他曾写信给，建议由西北运盐处派运输工具到定边来接运。运出边区，按二八或三七分成，边区占二或三成，由西北盐运处在驿马关附近设点收购，但未获回音。任醒民陪我到花马池见陕甘宁边区盐务局长张永励，参观了花马池盐场，了解边区盐运的一般情况。我第二次去见张永励时，摆脱了任醒民，向张和前来检查工作的后勤部长叶季壮汇报了我的身份和我接受任务的前后过程。叶季壮要我随他到延安去解决问题。

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我先去看望同志，带我去见总司令。朱让我住在后勤部，不要住招待所，那里人员复杂。我同叶季壮研究了任醒民的建议，都认为由的机构派运输工具深入边区来运盐容易把事情搞复杂化，而且数量也有限。因此问题的中心还在收购价格上，费文尧交给我带来的价格，按边区草料价格计算仍然偏低。提出两点指示，一是把发动群众运盐到驿马关的事交给边区政府去办，要我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汇报以取得支持；二是要我向盐政当局反映只有提高收购价格才能收购到大批的盐，因为最大的运输力量是老百姓的小毛驴。我在延安住了半个月，受到非常热情的招待。总司令和林伯渠分别在饭店里请我吃饭，介绍我给肖劲光、谭政、傅钟、莫文烨、李涛等同志。总司令还约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便饭，详细说明了党在区域采取的长期隐蔽政策，嘱咐说，虽然我是代表来办事的，出边区后仍然要防备检查站的搜查，不能疏忽大意。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8

“陆相成油理论”的提出者，就是黄汲清。正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大庆油田得以及早发现。从1904到1995年，在长达91年的人生历程中，他走出巴蜀，奔向北京，周游世界，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踏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每一个历史动荡、变革的关头，他的生命始终与中国的地质事业融为一体，在地学与石油领域佳作迭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与荣誉：1982年，他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两项一等奖和一项二等奖；1994年，他荣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5年，他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荣获首届“何梁何利”成就奖……

年少志高

80多年前，1921年夏，江轮蜀通号上，几位少年坐在船头，心随浪高。

其中一位气宇轩昂的少年，名叫黄德淦，他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秀才，长期教书，在当地有一定名望。

黄德淦自幼饱读诗书，在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从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度。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飞蛾扑火”的寓意，同学们都回答“自取灭亡”，唯独黄德淦答“不畏牺牲，向往光明”，令老师颇觉意外，感到这孩子年少志高，必有作为。

同学有一册中国地理图，黄德淦借来看，爱不释手，竟用薄纸细心地一省一省地将地图描绘下来，予以珍藏。当时，中国国土形似一片秋海棠叶，从此这片秋海棠叶就深深地印在德淦心中，永不褪色。

“五四”运动一声号角，将新文化运动及对民主科学的追求传遍神州，身处四川的黄德淦决定东出夔门，北上京师。

1921年夏，年仅17岁的黄德淦背上行李，惜别家乡，与几位同窗好友一起，由成都到重庆，乘江轮过武汉到北京，寄宿在前门外四川会馆。

当时，德淦的志向是报考北京大学，但时值暑假，北大尚未开始招生，而北洋大学的招生广告却张贴在会馆中，于是，德淦赶往天津报考，并被录取。

北洋大学是一流的工科大学，学制六年，头两年是预科，德淦先进入预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却不承想在北洋中被开除学籍。

为救中国，一腔热血，恨不得撒在这块土地上，结果却被扔出学校大门。政治的腐败，政客的丑恶，在德淦眼前暴露无遗。报国无门、救国无路，黄德淦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

1924年，在走投无路、囊中羞涩的窘境中，黄德淦再次来到北京，在朋友的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从此，黄德淦改名“汲清”，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展开了他70余年的地质人生。

当时，在中国，地质学是一门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当黄汲清进入北大时，教师中已有王烈、朱家骅、葛利普、李四光、孙云铸，学长中有赵亚曾、田奇镌、杨钟健等，学友中有朱森、裴文中等；地质调查所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谢家荣、王竹泉等地质十八罗汉；中国地质学会也刚成立不久。良好的学习环境，周围的良师益友，相互切磋的学术气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汲清的成长。

北大四年，黄汲清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如其名“汲清”那样广纳新知，博采群书。除课堂学习外，每学年还必进行野外地质旅行，先后考察了北京西山、山东泰山、淄博煤田、内蒙大青山、大同煤田、北票煤田等。

才华初露

1927年，大学三年级时，黄汲清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以英文发表了他的首篇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获得中国地质学会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40元大洋重奖。

1928年夏，黄汲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地质调查所。到所不久，就随王竹泉赴东北考察辽宁本溪和阜新煤田。他们翻山岭，越河滩，两次穿越煤田，测量地形，查明地层层序，了解构造轮廓和煤系分布范围。

1929年春，在完成本溪和阜新煤田地质报告后，黄汲清又随学长赵亚曾踏上了西南考察的征途，先后踏勘了陕、甘、川、康、滇、黔等地，为时一年又_一个月，徒步万里，翻越了峰高谷深的秦岭、大巴山，涉过激流汹涌的白龙江、金沙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踏过土匪出没的不毛之地，纵穿四川盆地，二渡贵州赤水河，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和大量化石标本。

在踏勘途中，赵亚曾在云南昭通惨遭土匪杀害，将鲜血撒在了攀登科学高峰的荆棘道路上。身在四川叙永的黄汲清获得这一噩耗后悲恸欲绝，但他未被艰难险阻吓倒，肩负同伴未竟的事业，继续奋勇向前。只身一人，下云南、入贵州，随后又并入丁文江率领的川广铁路勘查队，终于出色完成了调查任务。

1930年7月初，完成长达15个月的野外调查后，黄汲清回到北平地质调查所。为了纪念赵亚曾这位杰出的学长和战友，他以赵亚曾为第一作者，完成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的专著和地质图册，这是我国区域地质之重要经典。

此后，黄汲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潜心于室内研究和著述。在桌案两端堆起厚厚的参考书籍，正面望去，只见黄汲清在两座书山的夹缝中埋首疾书。从1930年夏到1932年夏，短短两年时间，黄汲清就写出6部达世界水平的专著。

其中，《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把中国二叠纪地层作了系统划分和对比，初步奠定了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的研究基础。

当时，二叠纪地层研究在国际上是薄弱环节，黄汲清在西南考察中获得大量化石，测制许多剖面，参考前人成果，作出了全面总结。在当时，是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中最先进最系统最可靠的总结之一，立刻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一致好评。

当年，黄汲清才年仅28岁。这位青年才俊引起了各方瞩目。

游学欧美

在丁文江、翁文灏的建议和支持下，1932年夏，黄汲清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由上海乘船赴欧洲留学。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学科。黄汲清决定选择构造地质学作为主攻方向。他先入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投师于世界著名地质学大师阿尔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三年，平静安宁的环境，诚挚友好的气氛，和平自由的生活，使青年地质学家黄汲清十分陶醉。但每当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在天空，黄汲清思念祖国之情便油然而生。祖国也有一样美好的河山，也有一样勤劳而酷爱和平的人民，为什么祖国这么弱，这么穷，长期受帝国主义欺负?

那时，他虽然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但有一条是明确的，祖国缺少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才，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35年夏，黄汲清以法文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依依惜别恩师，离开瑞士后，黄汲清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先后考察了比利时、英伦三岛、美洲新大陆。

当时，他已认识到石油资源是矿产资源的重中之重，美国当时是世界石油理论和生产的头号大国，学习先进的石油地质理论和经验，以用于未来祖国的石油勘查，这是黄汲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之一。

1937年底，黄汲清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翌年二月，中国地质学会在长沙举行第14届年会，黄汲清当选为理事长，至此，年仅34岁的黄汲清已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主要领导人。

1938年夏，日军突破九江江防，武汉告急，黄汲清再次组织地质调查所员工进行第二次搬迁，他们仍租用民生公司轮船，逆长江而上将调查所搬到重庆北碚，在那里度过了艰苦难忘的八年时光。

在北碚，作为所长，黄汲清布置和开展了大量矿产资源调查和地质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油田。玉门油田是中国人创建的第一个工业油田，是中国现代石油矿藏开发的第一个里程碑，在抗战期间为国家提供r急需的油品，特别是为解放后新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储备了宝贵的石油技术力量，被人们称作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1938年底至1939年初，黄汲清携陈秉范一道，到四川巴县石油沟一带开展石油天然气调查，发现了隆昌圣灯山构造，与人合作建成了中国第一

肩挑大梁

1936年1月，黄汲清出色完成了欧美学习羽考察的重任回到祖国，遂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肩负起国家一线地质矿产调查的重任，亲自率队先后调查了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地质矿藏。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战火逼近南京时，黄汲清临危受命，组织地质调查所员工进行第一次大搬迁。他与卢作孚联系，租用民生公司船只，不分昼夜将所里的仪器设备和书籍资料装箱上船，亲自押送至武汉，转运至长沙，借用湖南地质调查所简易房合，将所安顿下来。

佳作迭出

身为所长，黄汲清必须每隔两三周到重庆经济部向部长翁文灏等上司汇报工作，不免接触官场。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党政军达官显贵麇集于此，人浮于事，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乌烟瘴气。

1940年，黄汲清毅然辞去所长职务。这在当时官场实属罕见。但黄汲清以从事地质科学为一生之抱负，他坚定不悔地走出了这一步。辞去所长职务后，黄汲清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野外工作和室内科学总结。

1941年夏，黄汲清率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泔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在玉门及周边安西，敦煌，白杨河等地作了详细调查。这次玉门石油调查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领专业精英组成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赴新疆考察。这是由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意义相当重大和深远。

回所后，黄汲清马不停蹄抓紧总结这次考察成果，于1943年10月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油论。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根据当时全世界的已知经验，几乎所有具经济价值的油田均来自海相沉积，尽管陆相地层也可以生油，但尚未见具工业价值的油田出现。因此“海相富油，陆相贫油”是当时地学界的普遍认识。

这一点在中国又表现得格外突出。1915年美孚石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当时中国唯一产油的陕北地区打了七口探井，未有收获，败兴而归。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布莱克威尔德教授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后发表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断言“中国贫油”。他的断言一时成为国际定论。

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们也曾质疑过陆相贫油论，但始终难于翻越陆相贫油这道理论障碍。黄汲清等地质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冲破了传统的陆相贫油论的束缚，丰富了世界石油地质理论的宝库，成为指导新中国首轮全国石油普查工作的可靠理论依据。

1943年11月，黄汲清开始撰写他前半生的代表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是他对前半生丰富实践和理论的一次全面总结。1945年2月完成，费时14个月。

这期间，中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条件非常困难，生活极为清贫，黄汲清的第三个孩子也在那时出生，日军轰炸机仍不时进行骚扰，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一拉响，黄汲清马上卷起文稿，和夫人一起抱着孩子，带上随时准备好的用品，随人群躲进拥挤的防空洞，在洞中他没有中断自己的思绪，不理会外面飞机呼啸轰炸，仍然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继续写作。

没有参考资料，就凭着记忆来写。孩子们睡了，夫人陈传骏守护在身旁，尽可能分担他的一点劳动。这位出身大家闺秀，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经济系的才女，自从1937年12月在长沙与黄汲清结婚后，就把自己的命运同丈夫的命运结为一体，丈夫的事业，就成为她自己的事业。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黄汲清完成了这部在国际上被誉为“亚洲大地构造研究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1947年5月，黄汲清回到南京地质调查所，继续主持百万分之一国际分幅地质图和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的编制。

地质图是所有地质工作的最后总结，是地质工作的结晶和表现。它不仅是找矿和开矿的基础，也是评价一个国家地质水平的标准。因此，地质图的编制是一项浩大的地质“系统工程”。

这项工作早在1936年就开始酝酿，当时在中央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下组成了“中国地质图编撰委员会”，黄汲清以副主任的身份(主任是翁文灏)主持这项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工作被完全搁置下来。

抗战胜利后，黄汲清刚刚完成他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著述，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既没有设专门机构，也没有专项经费和专门编制，当时留在北碚的主要地质负责人只有黄汲清一人，他将几乎所有留在北碚的地质人员都组织起来紧张地投入这一工作。后来，这批年轻人大都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优秀人才和骨干力量。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9

【关键词】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选址导则；选址分析。

中图分类号：F287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和自治区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确需在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外进行选址的，应当由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2]，并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3]（以下简称《导则》）。

在新疆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援疆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项目建设周期短，且大多数建设项目是关乎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选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及稳定发展。因此，要求选址论证报告的编制在速度与质量上须做到并重，本文将依据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以“新疆华电伊犁火电厂一期(2×660MW)工程”为例对报告编制中需要重点注意的一些技术要求进行分析，以帮助选址论证报告的编制者更加清晰的认识报告编制本质，从而使选址报告的编制更加的科学、规范、合理。

二、技术思路

1、建设项目的分类

根据新近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将建设用地基本分为类：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4]。

在选址论证过程中，不同建设项目对应于不同类别的用地，所对应的建设条件和要求也不相同；而且对各大类用地分类中进一步细分，各小类也会存在不同的主要分析点，例如工业用地中的水泥厂与火电厂，由于二者工艺流程、所需原料、产生的污染物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分析论述中各自的重点也不同。

2、技术思路

在开展项目选址工作前，需要先对整个工作流程有个清晰的认识，确认工作框架，再按照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明确核发选址意见书程序、收集资料、确立报告框架、编写报告、分析重点要素、绘制分析图。

其中，重点说明资料收集、报告框架确立和重点分析内容，这几点决定了选址论证的准确性、合理性、规范性。

1）有针对性的收集资料

需要对项目性质进行定位，明确项目包含的重要工艺流程，确定对项目选址有较大影响的要素，有目的的进行资料收集。

2）确立报告框架

由于没有适用全国范围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因此，各地在编制项目选址论证报告时须符合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设项目须符合《导则》，报告内容需涵盖导则中确立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框架要基本包括项目概况、编制依据与原则、项目选址方案（包括方案比选、用地需求比较）、项目与城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相关影响分析（包括工程适应性分析、基础设施条件分析、交通条件分析、特殊影响分析、环境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历史文化影响分析、经济效益分析）、结论与建议和相关附图。

3）明确分析重点

在报告编制的基本框架下，建立系统分析的思维，整体上从项目建设条件分析、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合理性分析、选址方案比选、建设效应分析等方面论证；理清论述内容的主次脉络尤为重要，各项目选址论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建设项目的依据（相关批文）、与城乡规划符合性关系[5]、选址方案内外部条件研究（配套设施分析等，见表1）和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度分析（特别是很多工业项目建设地点周边会存在村落、城镇，应尽量避开，可考虑周边村镇适当增建一些服务设施，既可服务于当地村民，也可承担企业的后勤服务职能，避免大拆大建对周边村落原始空间形态、生活习俗的影响和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马丘比丘》关于功能符合的概念，“规划、建筑和设计，在今天不应把城市当做一些列的组成部分拼合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使周边居民分享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土地级差变化的收益，从而兼顾了企业发展和当地居民的利益。[6]）

表1项目设施配套分析内容

4）确立图纸内容

在根据《导则》内容，基本包含选址位置图、用地蓝线图、拟选用地综合分析图、城市（镇、乡）总体规划图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规划图，其对项目拟选位置的区域管控有着明确要求，直接决定了项目选址的可行性。

三、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技术分析――以新疆华电伊犁火电厂一期(2×660MW)工程规划选址论证报告为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初步拟选两处厂址，均位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行政区中部，北距察布查尔县城约16km,南侧紧邻伊南煤田，储煤量大，北侧约2.5km是引自伊犁河的南岸大渠，南岸大渠以北有大稻渠东西向流过，两厂址西侧是南北向的团结公里，东侧是南北向的伊昭公路，对外交通便利，整体地势为南高北低。

图1 电厂区位示意

2、资料收集

在进行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前，首先要明确此项目的性质属于火电厂，且电厂依托伊南煤田运营，项目用地构成包括电厂厂区、灰渣场、输煤皮带用地、厂外道路和厂外管线等用地，同时，火电厂在运营中需较大水量进行机组冷却，在踏勘时应对以上内容进行重点了解，同时对上文中提到的常规资料进行收集。

3、框架编排及资料分析

建议报告的框架编排与资料分析同步进行，在分析过程中会发现有别于其他类型项目的特殊分析点。

本项目框架初步定为项目概况、编制依据与原则、项目选址方案、项目与城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相关影响分析、结论与建议，共六大章节。

4、报告编写

在报告编写中应充分依据现场踏勘及调研中收集到的资料，明确选址论证报告编制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给予建设项目选址的合理、可行的建议，避免后续建设运营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事故，因此，在报告编写中应对项目条件分析、城乡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合理性分析、选址方案的比选等几点进行重点论述，选址比选的前提条件需要符合城乡规划，选址适宜建设须有项目条件及选址合理性的支撑，多个选址的最优就需要选址比选进行决定。

5、重点内容分析

1）项目条件分析

首先对项目两处拟选厂址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周边情况、项目用地需求、与灰渣场、输煤带及取水口的布局联系等内容进行简单说明。

2）城乡规划符合性

主要分析项目所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中的职能定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总体规划中对于项目空间管制规划符合性、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经过分析本项目的性质符合以上规划要求。

3）选址合理性分析

对项目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分析，主要从项目建设详细的工程适宜性情况（工程地质、水文气象[7]、地质灾害、地震设防烈度、岩土类型、地基承载力、地下水埋深、地下水腐蚀性、防排洪、矿产压覆、文物压覆）、详细的设施配套情况、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分析等内容进行着重说明。

本项目厂址一用地地形平坦，厂址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冲沟南北向流过，需在厂址南侧修建防洪沟对可能发生的洪水进行截流，厂址距离地震断裂带的距离大于20公里，无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条件，厂址区域内无矿产、文物压覆，厂址北侧已有沥青道路与外部公路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取水方面首先考虑中水及矿井疏干水，但现阶段由于厂址离城区有一定距离，且城区无正规的污水处理厂，南侧伊南煤田目前正进行试开采，其疏干水目前尚无法满足电厂生产要求，地表水方面可选择大稻渠及南岸大渠，但南岸大渠主要为农业灌溉服务，水量有限，不宜作为工业水源，所以前期以厂区北侧的大稻渠为取水来源地，后期考虑中水及矿井疏干水作为生产用水；电厂经过相关的处理措施，能够符合环保要求，对周边城镇影响较小；项目建设能够带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拟选厂址二位于厂址一西侧5km左右，在工程地质条件、文物、矿产压覆情况及地质稳定性等建设条件方面均与厂址一类似，仅在输水管线长度、输煤皮带长度、运灰道路长度等方面不同。

4）选址比选

选址多方案比选主要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质、地下矿藏压覆、地震、地质稳定性、防排洪、交通运输、管线排布长度、经济性等方面进行对比，择优选择，这里的比选应采取表格的方式进行表现。

本项目两个厂址在技术和经济上均是可行的，其中：拟选厂址一紧邻伊犁二号矿井，电厂后期燃煤距离近，厂外带式输送机长度短、初投资及运行经济性好，厂外补给水管线相对较短；拟选厂址二相对伊犁二号矿井较远，厂外带式输送机长度较长、初投资较高、运行经济性相对较低，厂外补给水管线相对较长。综合各厂址方案技术经济比较，推荐采用较优的拟选厂址一。

5）结论及建议

项目经过采取两个拟选址比较的方法，择优选择拟选厂址一，从各方面的详尽分析得出，拟选厂址一是经济、合理、可行的，在项目建设时应严格按照各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尽快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议将本项目纳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便规划工作的实施。

四、新疆与内地省区项目选址的差异性

由于各地环境、政策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因此，各地的选址论证报告编制中考虑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地省区编制项目选址报告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几点：

1、政策环境方面，四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援疆工作的展开，使得目前新疆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建设，项目量多，多数项目对于新疆各地州来说都是以前少有的大型工程，当地为了抓住机遇、提升经济水平，均进行项目“三同时”建设，这从一定程度上要求项目的建设、选址报告的编制速度及质量须快且好。

2、产业发展方向上，新疆的工业化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大多工业项目以能源资源型产业为主。因此，众多大型建设项目基本以基础性建设及重工业项目为主，相对内地来说项目类型比较单一。

3、由于地域原因，新疆的气候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新疆大多数地区有着甚至长达半年的冬季，气候条件较内地恶劣，选址需要对这方面要素的关注也较多，例如降雪、冰雹等气候条件对于项目的影响较大，在选址时要充分考虑不利气候及地质作用影响。

4、文化构成上，由于新疆的民族构成较为复杂，几十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各民族都有一定的生活习俗和禁忌，选址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关乎了地方的稳定，这就要求建设项目在选址时要考虑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目前在新疆各地大力发展大型项目建设的背景下，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社会效益、民众生活环境都能够有所保障，真正的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能够更加合理、科学的对厂址进行选择，而提出了一套能够快速掌握构架报告内容的方法。

在科学、规范的编制方法下，综合、灵活的运用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不仅能够编制出合理的选址论证报告，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稳定提供前提条件，从根本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2、建议

1）编制选址论证报告前须对报告编制乃至审批流程有系统的概念。

2）熟悉各项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部门性文件，才能在编制过程中做到灵活运用。

3）因建设项目种类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上文中提到的类别，需对基于八类项目进行细分的各建设项目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积累不同类型项目需考虑的不同侧重点，以帮助报告的编制更加合理、科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法（2010年6月1日起实施）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导则》.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袁旭东,周潮,刘科伟,胡顺侠.建设项目选址的规划论证[J].城市问题.2007

[6]胡功臣,徐敏.工业项目的选址和土地利用[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3

大西北考察报告总结篇10

“二里沟，谈判大楼。”上世纪70年代，从首都机场出来的老外，坐上出租车，往往开口就是这句。这个目的地对现在的北京人已显陌生，而当年，坐落在北京西郊动物园附近、不起眼的二里沟，却因“谈判大楼”而赫赫有名。

“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当年的曹经纶与同事们，就是在这栋9层高的谈判大楼里，一起迎来建国后第二次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已经迥异于50年代。国家计划用汇约43亿美元的“四三方案”，引进的技术设备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解决8.7亿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而引进设备的来源国更是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当代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促成“四三方案”成形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竟是当时罕见的“的确良”裤子。

19亿市尺“的确良”

1972年1月初，41岁的曹经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在东北吉林舒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酝酿着一个关于穿衣、吃饭的引进计划，身为翻译的他，即将参与其中。

北京京西宾馆内，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会议期间，国家计委的顾秀莲找到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让他代为起草一个报告。

1月22日，陈锦华草拟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以下称《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报告中多了一些数字，引起陈锦华的注意：

“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总产量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得到更好的供应。”

“《报告》没有讲大道理，唯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极有可能是对‘的确良’的一个回应。”33年后，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

陈锦华所说的后一个“的确良’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他在回忆录中说，是从李先念和余秋里那里耳闻了此事：

1971年八九月间，到南方视察。每到一地，都喜欢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些调查。

行至长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问起缘由，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

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后，他同谈起此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又问：能不能买?说，当然可以。

于是，1972年2月5日，对李先念报上来的那份能够大大提高“的确良”产量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两天后，2月7日，圈阅的这份报告由外贸部办理。

轻工业部经过半年时间的国内外考察，拟花费2.7亿美元从日本、法国进口4套化纤设备，但具体的引进工作，需要当时唯一的技术引进公司――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来落实。

从俄语到英语

1972年10月，曹经纶被从干校紧急调回，“一回来就要马上和外商谈判，3个月时间，要把3年没碰过的英语拾回来。”

毕业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干部学校的曹经纶以“学习模范”、“出国预备人员”身份，被分配到中国进口公司业务处五金科。1951年9月，曹经纶被公司安排到我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工作，但因患肺结核，未能成行。

到了1952年9月3日，贸易部一分为二，原来的国内贸易司(内司)组建为商业部，“国外贸易司”(简称外司)转变为对外贸易部(外贸部)。外贸部撤销了“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重新成立了8大外贸公司――中技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进口为主的外贸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出口为主的外贸公司。

“中技一成立，我就被调到该公司的苏联科工作。”曹经纶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中技公司是应“156项”而生。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一穷二白”的中国，只能向苏联求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由此出现1950年到1959年，以电力、冶金、机械、军工等156个成套设备项目工程为中心的“156项”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为完成156项进口业务，外贸部专门成立了“中技”这个独立的外贸技术引进窗口。“中技设在北京西四砖塔胡同内，职工不到30人，公司仅有的一辆旧巴士上写着‘技术进口’字样，行人看到后，总会投以惊讶的目光，不明白技术怎么也能进口。”曹经纶说，中技公司成立时，还是个保密单位，但发展很快。

中技公司前总经理许德恩1953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中技公司时，“公司已初具规模，员工100多人，多数是加多岁，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社会关系简单的年轻人。”第二年8月，许德恩等八九人，坐了9天火车，来到中技驻莫斯科的“艺术进口组”，开始进行谈判、转运技术资料等工作。

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国内，处理与“156项”有关的合同、谈判、信件，而且全部需要使用俄语。“我们年轻人大多不会俄语，公司聘请教员从字母教起，每天早上学一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曹经纶坚持学了7年俄语，“学会俄文打字，能处理日常简单文件”。

1961年，中技安排曹经纶到北京外贸干训班进修俄语，“以便日后能独立担任俄语翻译工作”，结果，人数不足，俄语班没开成，曹经纶转而学习英语。脱产学习4年后，他成为中技的专职英语翻译。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中苏关系破裂。从1962年开始，中国被迫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从此后，英语取代了俄语，技术援助转变为商贸谈判。

从日本进口第一台维尼纶

“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维尼纶，正是由中技承办的。”许德恩说，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电国的封锁禁运并未解除，只有特别急需的设备才能进口，而且主要是通过香港、日本等中转站，老鼠搬家式地偷偷进口或者以民间名义进口。

维尼纶就是为解决亿万人民穿衣难问题，以民间名义进口到国内的。1962年11月9日，日本产业通商大臣高碲达之助率领由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组成的访华团，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对于这份半官半民、开辟中日贸易关系的备忘录，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第二年，日本池田内阁批准向中国

出口第一套设备――30万吨的维尼纶生产设备。因为这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合同条款没有先例可鉴。

“跟苏联、东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谈判。过去从苏联进口，苏联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第一份与西方国家的合同，亲自修改审定。”许德恩说，这份维尼纶合同成为国内第一份成套设备技术引进合同范本。

1963年，北京顺义开始筹建维尼纶厂。这一年，刘轸作为技术骨干，从丹东抽调到北京，支持维尼纶建设。

从西方国家进口设备，还存在一个新问题。

“以前苏联直接提供技术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却不会。进口成套设备是一项大工程，特别复杂，合同分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搞外贸的人一般不懂技术。所以，1964年，中央决定从各工业部门和大专院校抽调技术干部加入到中技公司，充实外贸队伍。”许德恩说。

刘轸和来自冶金部的谢汝键等200多人，被从一线技术部门调到中技，加入外贸谈判队伍。

“学的没用，用的没学。”谢汝键说，当时干技术的人，大都看不上做外贸的，总觉得干技术最有本事，但处在那个时代，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时的中技公司，还是保密单位，外事纪律格外严格。“外事无小事，走路必须二人成行。”刘轸仍能清楚记得，有位意大利外商送给她一套婴儿服，正是女儿能穿的尺码。那个年头，很少能见到崭新的衣服，但她还是毫不心动地上交。“谈判时，外商送小礼物也好，在资料中夹钱也好，我们都会原封不动交给公司，没有人私藏。等到年底，公司把礼物集中到一起发给大家时，却发现，蛋糕等食物都发黑长毛了。”

“有追求没需求。”中技员工这样形容自己。首次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商，他们非但不羡慕他们的崭新衣服，反而“借机宣传社会主义”。

没过两年，1966年“”开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停滞。4年多时间，我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约3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引进合同。

“但这期间的引进并不系统，都是零零星星的。”许德恩说，“”开始后，中技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锻炼，公司解散。直到1972年，空前的对外贸易真正出现，中技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

“四三方案”

1972年，曹经纶和同事们被紧急调回中技后，“很难吃上饱饭”。不同的是，以前是穷得吃不饱饭，此时却是忙得吃不饱饭。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通过后，轻工业部组织考察组到西欧、日本考察。“没想到，非常顺利，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提到当年的情形。随后，8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建议花2亿美元进口该设备，11月，国家计委又将建议进口6亿美元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上交国务院。

看到接二连三的报告，感到很零碎，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准备更大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了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26个项目的方案――《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其中，用于解决吃、穿、用的化肥、化纤等项目，占全部投资64％左右。

根据这一报告，“四三方案”提出这么大的引进计划，是基于“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

“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报告中写道。

谈判突然如火如荼起来。“50年代都是经理出面谈判，业务员整理谈判记录，还要打印，上报外贸部审批。60年代，经理忙不过来就放权了，让处长来谈。70年代业务员谈，到了1978年，洋冒进，当时的口号是抢出一个现代化，业务员也谈不过来了。外贸部在二里沟专门建的谈判楼里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场面。”曹经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