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体生态修复方案十篇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1

关键词：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件建设；难点；重点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6-0123-02

一、《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件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水生态保护及修复》课程的诞生和建设的原因是：1）严重的与水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由于当前水问题是区域发展的一大问题。因此为了保持和发挥我国的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水为主线，从应用的角度进行现状各种生态系统的保护并对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成为了必然[1]；3）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是《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的有力途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程是2009年开设的新课程，2012年有正式出版的教材。目前还没有公开出版的课件。该课程是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水问题为目的，实现水生态文明而设立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也是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内容具有实践应用性。针对各种生态系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生态保护与综合修复的措施及方法，并与实例相结合。课程的内容会随我国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进程而发生改变，需要及时更新和扩充。本课程定位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全国水利行业规划教材课程，适合于生态学、水文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老师、学生及科研工作者。多媒体课件的建设可以让使用者更便捷的自主学习。更重要的是，信息化时代，适应大学课堂教学时限性及提倡学生的自主性有机统一的特点、网络课件建设的需要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推行，均决定了多媒体课件建设的必要性。课件的建设不仅可以让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受益，也可让想学习该课程的其他高校的老师、学生及科研工作者受益。

二、《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件建设的重点

1.确定课件内容遵循的原则。《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课件内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水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本课件内容遵循的原则是水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

2.典型案例素材的收集，突出课件的实用性和代表性。《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突出特征是应用性和实践性，学习此课件的目的就是会制定一个区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方案。如何把一个区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方案包含的内容（生态概况介绍、生态问题及其成因分析、生态退化程度的判定、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法及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具体实施步骤）和恰当的实例相结合，让此课件的学习者可以模仿，可以成功地按自己学习的课件理论，为自己关心的区域制定一个完美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以解决当地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与水相关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扼制并使退化的生态系统逐渐修复。

3.制作精良的多媒体课件。收集相关文字、声频、视频素材，充分利用来自Internet的信息资源，通过计算机多媒体（视频、声音、动画）图片、文字等来表述并构成课堂要件。在制作多媒体网络课件中，既体现课本知识，如主要知识点、典型区域生态退化程度的判定、针对实际问题进行适宜保护及修复方案的制定等的讲解与交互操练的设计，又驾驭于课本内容之上，突出背景知识的介绍、注重相关知识的链接，以增大学生的信息输入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和解Q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实现学生的自主化学习。

4.课件的后评估及完善。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学生对使用本课件的意见和建议，汇成研究报告，探索适合以学生和使用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网络课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的方法。

三、《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件建设的难点

1.内容言简意赅。言简意赅是好的课件的特点。《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涉及的内容包括基本理论、生态系统的功能及退化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判定、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流域生态修复及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共7章36万2千字的内容要在32学时内以课件形式展现，以水为主线突出应用性也需要言简意赅。

2.案例及时更新。《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研究对象是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加大，如何在案例上体现这种影响。当前全国各大流域和省市都在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水生态保护和修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问题会解决，新问题会产生，相关案例也会及时更新。例如南京市母亲湖--玄武湖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每年六月份左右出现的水体富营养化，已经受到重视，通过清淤疏浚、种植水生植物、放养滤食性鱼类、水道改造、城市雨污分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转和城市绿化带的建设等修复方案来得到改善，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流动性的加大，宠物的放养概率加大，以及中国节日放生的习俗和人们对放生的误解，水生宠物的放养将给玄武湖水生生态系统带来了的另一潜在的生态问题――生物入侵问题，玄武湖生态系统生物入侵问题及其如何修复成为了需要更新的案例。

3.及时补充前沿知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是新发展起来的学科，知识体系还不完善，好多问题还没研究透彻，得随着学科的发展不断地补充新知识、新理论。比如：生态修复还没有公认的统一的概念和分类体系；生物修复的分类体系还不健全；微生物从胞外环境中吸收摄取物质的方式--胞饮作用的机制还没被公认。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分类的生态修复研究仅限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的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的生物入侵问题；工程生物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应用及其风险问题等等，都是有待通过未来的研究来补充的内容。

4.把握全局突出重点。《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涵盖内容很多，但课件要在整体框架下突出重点，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及用途学习和掌握最需要的。而且目的人群不一样，重点不一样。对于河海水文水资源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南方水多但水质差的地区，他们关键需要掌握的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但也需要了解总体的思维过程，在课件中如何体现是一大难点。

论文中已讨论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课件内容的难点和重点，但还有以下方面没有提到：1）某一区域在进行生态修复之前如何设立生态示范区进行生态修复试验，了解决定生态物修复技术效果的关键因素并评估生态修复技术的可行性和局限性。2）退化的生态系统的修复既是合理地采取可能的一切措施，短期内要达到显著的修复成果是不容易的，因为生态系统对于修复的措施要进行消化，做出反应，得花时间，另外，大气污染的干湿沉降带来的非点源污染是无法短期内彻底消除的，只有每个国家、每个流域、每个地区、每个产业及每个人，都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均采取节能、节材的生产方式，进行水土保持，不乱砍乱伐、不乱猎乱捕、不随意排污，才有可能保持整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良性发展，最终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因此，生态修复不是靠个人的努力，或靠某个专门部门，而是要靠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部门，同时为有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生态型地球而努力才行，因此说“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挑战，而是全世界共同的挑战”。如何在本书中阐述和贯穿这种思想，是未来需要探讨和补充的内容。3）当前是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水污染等生态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有，关于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不仅仅只是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现在高校培养的学生将来不仅仅只在国内，完全有可能在国外就业，这也要求进行双语化的教学，因此也要进行课件的双语化建设。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2

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犯罪案件显示，一些工业企业为降低治污成本，将大量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液及固体废物等通过不法中间商低价售给无处置资质的公司或个人，再进行非法倾倒、处置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废弃物通过合同交给他人处理或者处置，使得与污染物相关的链条不断在延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一是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通过民事合同而转移，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随着污染物的转移而转移的问题。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防治污染的责任属于公法上的义务，所谓公法上的义务，是对公众、社会及国家承担的义务，一般不随着民事合同关系转移。但是随着环境治理社会化和环保产业的发展，排污企业将污染物交付给第三方处理越来越普遍，当污染物经合法的程序转移给符合资质的企业处理时，污染物处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转移到污染物的实际处理企业身上。然而，这种责任的转移是有条件的，即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尽了法定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实践中，一些排污企业没有尽职尽责地审查受托方污染物处理资质和能力，有时甚至明知对方既无资质，又无处理能力，仍然将废弃物交给对方处理，更有甚者与受托方签订虚假合同违法转移废弃物。这都会使得这些排污企业对污染物异地产生的污染具有过失，也有因果关系，不能免除法律责任。2014年社会广泛关注的泰州1.6亿元生态修复案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本案中，造成污染的物质是由别处运至，其处置方式和场所都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物排放单位首先应该承担环境治理修复的责任，由于本案将污染物运送到鱼塘的第一被告谭耀洪失踪，无法找到污染物来源，因此暂时无法追究污染物排放者的责任，由第二被告承担责任是合法合理的。二是物业产权人对于物业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污染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物业产权人既非污染物的产生者，也非污染物的处理者，原则上称不上是污染者，但他们是污染实际发生场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对场所的安全负有管理义务和注意义务。如果他们疏于职守，未尽注意义务，就场地对他人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第二被告方某是受污染鱼塘的承包人，将两个鱼塘转租给第一被告谭某倒泥，他存在如下过错。首先，方某将鱼塘用于倒泥不符合鱼塘的使用功能；其次，尽管方某可能一开始不了解第一被告所倾倒的物质，但是他在签订合同时并未进一步进行了解，即第二被告方某未尽到鱼塘承包人的管理义务，对于污染的产生负有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主要针对直接排污者，而非排污者的其他人员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不仅排污者要承担污染侵权责任，污染场地的产权人、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连带责任。在广东以及东部沿海各省，很多当地居民以出租物业为生，他们很少能意识到承租方不法行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不良后果。一旦有违法事件发生，承租方往往一走了之，但是出租方是本地人，逃不掉，责任很有可能最终落到出租方身上。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为一时的利益而承担沉重的法律后果。

二、污染事件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认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往往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确定并以公权力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具有公共性和不特定性等特征。环境提供给人们各种利益，总体上称为生态服务价值或者功能。任何功能和价值的发挥都需要环境整体及其各要素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以内，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即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就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环境条件被改变后，会出现各种损害，包括自然资源、财产和人身的损害。哪些损害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哪些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对于不同损害又如何救济，是司法实践中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本案的争议点之一是鱼塘污染所损害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哪里。本案受污染的区域是鱼塘，第二被告反复强调，作为鱼塘的承包人，他自己才是直接受害者，他也想找第一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财产权的角度看，主要的受害者是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但是鱼塘作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的其他要素有紧密的联系，如鱼塘的水和底泥会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捕鱼干塘时，水会流进河流、湖泊，这些生态联系使得鱼塘的污染物影响周围的环境。最主要的是受到污染的鱼塘一直在养鱼，受到污染的鱼流入市场，每一个潜在的消费者都可能是受害者，这是对不特定公众的损害。本案中，所救济的环境公共利益包括鱼塘污染对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受污染的鱼对不特定公众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受污染的鱼塘存在以上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不能因为第二被告是鱼塘的承包方，就可以由他自行决定如何处置鱼塘，或是否需要修复鱼塘环境。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环境污染事件都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是由环境本身的共享性、公共性、相互关联性所决定的。如在水污染事件中，水体污染、水质下降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作物减产、养殖水产品损失、健康损害等属于私人利益损害；水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处于循环状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恶化，水污染对不特定公众人身健康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损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土壤污染导致农作物减产，房屋价值下降，健康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土壤污染造成土壤生态系统损害，地下水水量和水质改变，土壤污染给人身健康造成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两类损害通常会同时存在，但是在救济方式上，司法途径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些情况下，损害救济是通过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如此，在更多情形下，公共利益损害救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出现救济的空白，由此，再次突显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意义。

三、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责任与被告私人利益损益的关系

在确定被告承担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责任时，对于是否要考虑案中被告人私人利益的损害情况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的问题，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被告获益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第二被告转租鱼塘给第一被告，原为获得3万元的租金收入，实际上只获得4000元的收入。鱼塘受到污染后，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出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定，本次事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要恢复鱼塘的养殖功能，必须清除所倾倒的污泥，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治理，达到农用标准。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从法院判决的情况来看，并未因被告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可以免除他的部分生态修复责任。财产权和环境权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权利，一般不能相互抵免。生态修复方面责任的大小由生态修复的复杂程度及成本决定。由于我国的民事处罚是以补偿为中心，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所以民事赔偿额大小与违法行为的程度、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没有关系。其次是被告私人利益受损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身也是受害者。其私人利益应受到保护，并可以依法向第一被告追偿，但法律并不会因此而免除他对公众承担的责任。基于前面提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因财产污染而受到损害，但这不能成为他免于承担修复受污染财产责任的抗辩理由，因为他对于污染的发生也有过错。

四、生态修复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

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后，必然会不同程度地造成环境功能和价值的破坏，这也是环境损害，救济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是进行生态修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经过多年的发展，关注重点已经从原告资格转变为实体权利的救济，诉讼主要围绕着救济环境损害进行，以修复生态（或者环境）为核心。然而，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法律依据问题。目前法院关于生态修复的判决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则》或《侵权责任法》有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规定为依据。但是这些法律责任主要是救济民事权益，是一种私权的救济方式，而环境损害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的损害，生态修复主要为公法上的救济。所以在追究恢复原状这一责任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的程度，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准，环境中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需要一系列公法和技术规则的补充。本案中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同时适用环境保护立法和侵权责任立法的规定，根据环境法的规定来确定法律责任是否成立，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确定承担责任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法律适用的割裂，例如《侵权责任法》中无法找到救济环境损害的依据，而《环境保护法》中找不到生态修复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损害救济特别法和相关技术规范等。

其次是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的确定。法院判决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方式包括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完成生态恢复的任务。这种方式下，金钱责任和行为责任合而为一，行为人在专业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有权决定具体的修复技术和措施。无锡中院的经验认为在环境评估还不完善，经济成本难以核算的情况下，判定责任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承担修复责任可以避免许多难题。经济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承担生态修复的成本费用。当责任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没有能力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生态修复责任，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环境修复责任，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昆明、广州等地法院的案例倾向于将修复责任核算为一定的费用，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这些费用或者打入环境保护基金，或者上交国库以待将来修复使用。确定生态修复责任后，要求责任人承担行为责任还是经济责任的问题，表面上看似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实质上与伦理和公平也有关系，两种责任相互替代，看似平等，但是在本案中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案的第二被告已经70多岁，经济条件一般，身体状况不好，中过风，行动不便、思维有一定的障碍，在法庭上多次失控大哭。400余万元的生态修复款显然超出其偿付能力，若法院判决被告支付修复款，此案基本无法执行，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法庭宣判本案的第二被告承担修复的行为责任，这虽然也会面临行为人没有专业技术能力等难题，但是他可以通过争取他人的帮助，争取社会的救援来解决这一问题，留给了被告更多的选择，也留给社会各界帮助解决此事更多的空间。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3

关键词：园林景观；生态园林；生态修复

中图分类号：TU98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09802

1引言

简单的园林绿化不能算生态修复，但以生态学理论和生态修复技术为指导的绿化可使受损城市生态系统向着良性化的方向发展，达到最终修复城市子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目的，因此该类园林绿化则属于生态修复的范畴。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师需要重点考虑生态修复的可行性，使设计出的方案在符合美学原理的前提下力争达到生态修复的目标。

2生态修复的内涵与外延

生态修复是指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原貌或向良性方向发展的技术集成。其目标是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合理结构的构建，内容包括：实现生态系统的地表基底稳定性，保证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与发展；恢复植被和土壤，保证一定的植被覆盖率和土壤肥力；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自我维持能力；减少或控制环境污染；增加视觉和美学享受等。生态修复属于恢复生态学应用技术的范畴，该范畴内容包括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优化配置与重构及其调控；物种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维持；生态工程设计与实施；环境规划与景观生态规划；典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优化等（彭少麟，2007）。涉及的相关概念如生态恢复、生态重建、生态改建、生态改良等，虽然在命名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恢复和发展”的内涵，即让受到干扰或者损害的系统恢复后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3生态修复的基本原理

园林绿化人工再建了第二自然，需要用生态恢复的理念做设计，用生态学修复的技术去实施。恢复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包括限制因子原理、生态系统的结构理论、生态适宜性原理、生态位理论、群落演替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和斑块-廊道-基底理论等（任海等，2001），它们对园林设计及施工具有指导作用。限制因子原理要求在设计中需要找出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因子；生态系统的结构理论要求设计的物种结构能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并具备自我维持能力或降低人工维护频度；生态适宜性原理表明多使用乡土植物，并在充分了解植物生态学特性的前提下做种植设计；生态位理论指导植物的搭配，合理安排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与尺度；群落演替理论表明园林绿化可缩短生态恢复时间，但对极端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时，演替理论不适用，只具有指导意义；生物多样性原理要求适当增大物种多样性可使恢复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更高；斑块-廊道-基底理论指导景观层次的规划，考虑在生境破碎化的场地中，合理利用空间。

4生态修复与风景园林

城市生态系统是个规模大、关系复杂的动态生态系统，它既有自然的组成要素，又有高度人工化的组成要素。城市绿地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保持水土、美化景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乔灌木藤草植物合理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形成复合层次和优美季相景观，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构成一个稳定的群落。由于城市建设造成的人工弃土、土地，改变了地表径流，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大量泥沙及生活垃圾淤积河道，阻塞排水管道，使水土资源遭到破坏。因此，生态修复集成技术可以在方案设计时重点考虑并在园林工程中实施，最终使得城市生态系统向良性方向发展。

4.1园林种植设计

在特定的城市生态环境条件下，应将保持水土、抗污吸尘、耐贫瘠、抗病虫害、耐粗放管理、根系发达等作为植物选择的标准。植物的合理配置不但可增加城市建筑艺术效果，丰富城市景观，更能减轻暴雨冲蚀和水土流失，从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应充分考虑植物的生态位特征，利用不同植物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分异来配置植物，避免种间直接竞争，形成结构合理、种群稳定的复层群结构，以利种间互相补充，既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又能形成优美的景观。

4.2园林工程与生态修复

在土方工程、给排水工程、水景工程、园路工程中应结合种植工程，利用园林植物的防护作用实现生态修复。

园林排水：园林绿地的排水，一般主要靠地面及明渠排水，结合道路、地形可做成浅沟式排水渠，沟内生长植物，起到减缓径流速度及防止水流冲刷的作用。解决由地表冲蚀措施有：①从竖向设计角度考虑。种植采用铺地植物护坡；②使用工程措施。设置谷坊和挡水石，并与植物搭配消减冲刷力（孟兆祯，2003）。

水景护坡：园林中开辟水面要求有稳定的湖岸，在水体边缘必须建造驳岸和护坡，其中植物护坡措施包括防护林、植草和生物-工程综合措施，通常采用深根性和浅根性树种结合的乔灌木混交林。坡面植草可提高坡面抗蚀能力，减小径流速度，增加入渗，防止面蚀和细沟侵蚀，也有助于防止块体运动。生物-工程综合措施，即在工程措施间隙或表面种植植被，以增强其强度，如混凝土构件间隙空格种草，与土工材料配合植草及绿色混凝土模块等。

园路铺装：园路按路面材料不同分为：整体路面、块料路面、碎料路面、简易路面等。园路的设计在满足造园艺术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原地形，以保证路基的稳定，减少土方量及水土流失量；路面应有3%～8%的纵坡和1.5%～3%的横坡。采用生态铺装路面可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常见种类有透水沥青、透水水泥混凝土、生态透水砖和其他特殊透水材料。新建的居住区中，使用最多的铺装材料是石材，占使用频率的44%，砾石及砖的比例分别占使用频率的18%、20%（黄玲，2009）。

5园林生态修复发展趋势

城市的扩张与人口的激增致使城市居住环境面临很大压力，建设宜居城市、宜居社区势在必行。城市园林绿化属于植被恢复的范畴，而植被恢复又是生态修复的常用技术，因此，依据生态修复的理念和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建设城市园林成为当下宜居城市环境建设的首选之路。国内外的生态修复多针对土壤修复、污染水体修复、防护边坡绿化、小流域水土保持修复等方面的研究，针对园林绿化的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园林生态工程设计研究等相对薄弱。以生态修复的理念和基本原理指引设计方案的形成，并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要素为导向，园林施工必将成为增加园林企业技术含量的重要砝码。未来园林生态修复技术重点发展方向有：特殊生境条件下的园林植物景观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功能性景观的营造、植物景观设计的中远期预测与养护细则和住区小环境的尺度化营造方法等。参考文献：

[1]黄玲.城市居住区铺装艺术调查与研究[J].山东林业科技，2009（4）：67～69.

[2]彭少麟.恢复生态学[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10.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4

关键词：生态水利;河道治理;应用

1.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原则

1.1提高河流形态的空间异质性原则

一个地区的生境空间异质性越高，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境，能够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反之，如果非生物环境变得单调，生物群落多样性必然会下降，生物群落的性质、密度和比例等都会发生变化，造成生态系统某种程度的退化。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治河工程的建设，造成自然河流的渠道化及河流非连续化，使河流生境在不同程度上单一化，引起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退化。生态水利工程的目标是恢复或提高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主要靠人工直接种植岸边植被或者引进鱼类、鸟类和其他生物物种，生态水利工程的重点应该是尽可能提高河流形态的异质性，使其符合自然河流的地貌学原理，为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恢复创造条件。

1.2景观尺度及整体性原则

河流生态修复规划和管理应该在大景观尺度、长期的和保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小尺度、短时期和零星局部的范围内进行。在大景观尺度上开展的河流生态修复效率要高。小范围的生态修复不但效率低，而且成功率也低。整体性是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出发，掌握生态系统各个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综合的系统方法，而不是仅仅考虑河道水文系统的修复问题，也不仅仅是修复单一动物或修复河岸植被。

2.河道治理

2.1河道治理方案

下面就以拉古河为例。拉古闸以下河道渐进入平原,采用的是以堤防为主的规划方案。由于河道右岸地形低于左岸,大多数断面的设计水位要高出地面1m以上,平均高0.53~1.30m,最高达到3.44m,宜修筑堤防。但在该河段中,左岸中华寺北桥以上地势渐高,岸边保护范围渐窄,尤其是中华寺北桥到八家子沟,正是王滨沟上下游大弯道塌岸十分严重的地方,规划采用护岸方案。拉古闸以上基本上采用护岸方案,河道两岸多为山地,岸边较高,除个别断面外,大多数断面的岸边高程都在设计水位以上,平均高17~43cm,最大高差为4.32m,无需修堤,主要是要解决岸滩的稳定问题。该河段保护的土地和村庄主要分布在右岸沿河一带,左岸只有小甸村至松岗堡河口2.6km的河段上分布有村庄,其余7.3km左右河段岸边在山根下或接近山根,不需要布置任何工程,规划为无工程河段。

2.2设计流量和设计水位

整治洪水河槽的设计流量，需根据保护地区的重要性，选取相当其防洪标准的洪水流量，其相应的水位即为设计水位；整治中水河槽的设计流量可采用造床流量或平滩流量，其相应的水位即为设计水位；整治枯水河槽的设计水位可根据通航等级或其他整治要求，采用不同保证率的最低水位，其相应的流量即设计流量。

2.3规划实施建议

拉古河河道治理工程本着先下游后上游、先重点后一般、先消险后达标的原则,先治理城市段再治理农村段,干支流同步分段、分区依次治理,堤防整修完成后再进行堤防标准化建设。具体规划如下:李石开发区规划治理拉古河抚顺开发区范围内左右岸堤防共长18.82km,护岸长18.08km。抚顺县实施规划为治理拉古闸下游抚顺县范围内,左右岸堤防共长15.0km,护岸长15.7km;治理拉古闸至浅沟水库段,左右岸护岸长11.95km;对于右岸拉古闸以上、左岸中华寺北桥以上的护岸工程,一定要根据水流和塌岸的实际情况、以及投资的可能,本着先出险先安排,不出险暂不安排的原则,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沈阳市实施规划为治理拉古河岸堤防共长1.58km,护岸长4.7km。

3.目前治理水污染的主要技术方法

3.1配水、调水方法

配水、调水对某一城市、区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法，见效快，成本底，但是配水、调水不是真正解决污染水体的方法，只是将污染水体从某一区域转移到另一区域，是上游向下游的转移。如果大家都采用此方法，可以说是污染水体的循环，是一种“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水源的关系，这种方法不一定适应“断头浜”的治理。

3.2spr污水净化技术

spr污水处理系统首先采用化学方法使溶解状态的污染物从真溶液状态下析出，形成具有固相界面的胶粒或微小悬浮颗粒，再选用高效经济的吸附剂将有机污染物、色度等从污水中分离出来，然后采用微观物理吸附法将污水中

的各种胶粒和悬浮颗粒凝聚成大块密实的絮体，依靠旋流和过滤水力学等流体力学原理，在自行设计的spr高浊度污水净化器内使絮体与水快速分离。清水经过罐体内自我形成的致密的悬浮泥层过滤之后，达到三级处理的水准，可实现出水回用。污泥则在浓缩室内高度浓缩，定期靠压力排出。由于污泥含水率低，且脱水性能良好，可以直接送入机械脱水装置，经脱水之后的污泥饼可用来制造人行道地砖，免除了二次污染

4.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4.1构建水生植被

种植沉水植物菹草、黑藻、伊乐藻、金鱼藻、苦草等和浮叶植物睡莲，以吸收和转化水和底泥中的氮、磷、钾等营养物，降低水体n、p、k及必需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周转速率，抑制浮游植物生长；为多种多样的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提高水体生物多样性；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为水体供氧。

4.2构建水生动物种群

适当提高鲢、螺、鲫的种群数量，以消费浮游生物（特别是浮游植物）、有机碎屑、腐碎、巨大的微生物生物量，以及摇蚊和水蚯蚓等底栖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净化水体。

4.3种植水生花卉

作为城市河道，从景观的角度出发，在主要景点、桥的两侧，栽种了优质睡莲（选用玛珊姑娘、洛桑、日出、佛琴娜莉斯、大白睡莲等品种），加之原有的10多丛白睡莲，美化了水面。

5.结束语

生态河道的设计需要各方面因素的配合,设计者要拓宽思路,结合生态学、工程学、水利学的知识,相互补充,才能形成一套有效的设计方法。河道的生态化治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要通过设计、施工、养护等一系列措施模拟一个生物生长的适宜环境,为各类水生、陆生和两栖类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提供栖息、繁衍和避难的场所,并且,除采取工程和植被措施外,还必须有选择的放养水生动物及微生物,恢复生物的多样性,重建生物系统的生态链。

【参考文献】

［1］周立霞,阮国余,赵迎旗.总沐河王庄闸下游河道治理方案探讨[j].治淮,2008(12):14-15.

［2］闫建兵.太原市晋源区风峪河河道治理方案比选[j].山西水利,2009,25(5):38-39.

［3］李国元.阳泉市河道治理方案的比较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13(5):119-120.

［4］张相峰,阚兴起.黎河输水河道治理方案浅析[j].水利水电技术,2001,32(8):53-55.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5

一、最小干预原则

拉金斯是最小干预原则的创始者。档案修复的基本原则是“整旧如旧”、“最小干预”、“材料和措施可逆”以及“最大限度保存档案历史信息”。对“整旧如旧”与“材料和措施可逆”，文物、图书、档案界等认识基本统一，但对“最小干预”理解与认识则存在很大差距。最小干预不是不采取措施，而是采取的措施到位，既不影响档案原貌又能达到修复、加固的作用。干预到什么程度需要很好地把握，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最小干预实际上是在尽量保持档案原貌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方法或措施延长档案保管和使用的寿命。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理解为能不干预则不干预，能小干预不大干预。但直到今天，还有将本不该托裱的档案托裱的现象发生。最小程度干预是修复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保护意识。一刀切的抢救修复或不管不问等态度和措施是与最小干预原则相违背的，最小干预的具体应用是要在选择修复内容、修复材料、修复方法等方面更多地考虑不影响档案原貌，对档案本体的干预力求最小。

最小干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应用是：科学合理地确定修裱档案的范围和应采取的措施，可修裱可不修裱的暂不修裱；能用补解决的勿托裱；能用干托解决的勿轻易用湿托的方法；对浆糊用量要求“宁少勿多，宁稀勿稠”；对补、配材料要求“帘纹宁窄勿宽，绢纹宁细勿粗，质地宁薄勿厚，颜色宁浅勿深”；对修裱质量要求“宁薄勿厚，宁软勿硬”，做到“薄、光、平、软、长”。这几个“宁”和“勿”正是最小干预原则在修裱细节上的生动体现，最小干预突出了保护档案原貌在档案修复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对最小程度干预并不重视的现象，在不经意间进行了过度处理，超越了保护的底线。比如前面所述“能用补解决的勿托裱”，就是基于档案的干预要小于整页托裱而言，但是由于托裱比修补来得快捷，实际工作中以托代补的修复就常常发生。有的档案馆对抢救档案的理解就是不分档案好坏，一律托裱，以便达到整齐划一的目的。在托裱的过程中对档案原件进行最大程度的干预。这种做法便于管理，易于操作，短期内效果明显。但实际对某些档案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最小程度干预并不是不对档案进行干预，修复中不对档案干预是不可能的。最小程度干预的这个度就是数据或经验所提示的上下限或者说阚值，在操作中超过这个阈值就应视为过度处理。这就是具有保护意识的修复与想当然式修复的区别，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修复的融合。

二、修裱技术与档案保护

修裱的目的是加强纸张的强度，达到延长纸张寿命的目的，但在操作中，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会对档案带来一定的影响。

1、修复过程中破坏了档案原貌

保持档案原貌正是修复工作中档案保护的精华所在，是前人在丰富实践基础上所做的精确而又深刻的总结。离开对档案原貌的维护，就根本谈不上对档案的修复，也就谈不上修复中的档案保护。作为修复工作者，要真正在修复过程中把握住保护这条脉，使修复落脚于保护之上，应首先弄清楚档案原貌的概念。

任何修复处理都不可能对档案原状不产生影响，修复就是要对档案动干戈，经过修复的档案与原件必定会有一定的区别。正如前人所说，档案修复一次，其“精神”就损坏一次，修复的次数越多，和原件的区别就越大。修复得好。档案“精神”就保留得多，修复得不好，档案“精神”就保留得少。

档案原貌，应是指档案在修复前的风貌。进一步说，档案的原貌是档案在修复前本身就具有并在保管利用过程中由于历史性的原因不同程度老化或损坏而呈现的有信息价值的状态。它包括从载体材料、档案信息到装订形式等部分的真实原状和特点以及历史痕迹。实践工作中习惯上所说的修旧如旧，指的就是保持档案原貌。首先，修旧如旧与修旧如初是有区别的。例如对于曾经修裱过、现在需要重修的档案，修裱后添加上去的材料如补纸、托纸、接背加边纸、粘合剂等不是档案原貌。由于去污而被漂白焕然一新、或是变换了装订形式的档案更是改变后的状态。其次，绝不允许翻旧如新。档案修裱规程规定，修裱工作必须忠实原件，不允许做违反真实性的修复，也不允许进行人为的增减补充甚至再创造，更不允许对档案造成损坏。档案如果缺字，即便确有根据，只能附加说明，记载于案卷的考证表中。档案修复并不是为了使档案外观上完美，更不能对档案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例如在用刷上一般不允许用棕刷在档案正面排刷，以防止把字迹刷花或者把纸张刷烂。对两面有字或不得已需要在正面排刷的档案，要求先垫吸水纸然后再排刷，其目的是将棕刷对纸张、字迹排刷时产生的摩擦力降至最低，从而保证档案的安全。在使用水或有机溶剂之前，要求对不同材料的字迹进行测试检查，以判断在使用水或某种溶剂时是否有溶解或流散现象，从而决定对某溶剂的使用或者要求进行加固处理。

首先，修裱过程对纸张有一定的影响。原件纸张用细水雾展平，纸张着过一次水，若用水多，耐水性差的字迹可能出现扩散或洇化现象，对档案造成严重损害。使用淀粉浆糊时，纸张再一次着水，每着一次水，就是对纸张的新一次破坏。一些档案变黑变黄，墨色暗淡无光，常年灰尘泥土、发霉虫蛀使其千疮百孔，用中国传统的修复技术手段修复，要经过去污、揭褙纸、补残、托裱四道主要工序，而这些工作对每件文物的干预又是非常的全面和直接，每遇一次水，档案的“精气神”就会损伤一次，每进行一次修复，对原貌就是一次破坏。

其次，修裱过程中有些档案需要揭褙纸，在揭的过程中如不小心，很容易伤及原件。另外有些时候会将不规整的原件裁切掉一些边角，便于装订，这便是对档案原貌的一种破坏。

2、修裱过程中留下隐患

修裱过程中使用的水和浆糊使档案原件受到了水的侵袭，纸张受潮程度越高，纸性的改变就越快，纸张湿后再干燥，再遇水，再干燥，这样反复，对纸张的物理性影响较大。修裱中使用的浆糊是微生物生长的温床，纸张档案修裱后，在短期内没有干燥，很容易生霉，这样不但对纸张有很大的影响，还会留下很大的隐患。浆糊留在壤件中，当时干燥了，但遇到潮湿情况，也会出现长霉的现象。裱件上墙干燥，如果墙曾经生过霉菌，就会对以前没有长霉的裱件带来二次污染，使其带上霉菌孢子。因此修复过程中水和浆糊的使用如处理不当都会影响档案原件。

某些档案的字迹遇水会扩散或洇化，在修复过程中若没有检查字迹的溶水性而直接用湿托的方法将会破坏字迹。

美国、英国、法国也基本放弃了过去的加网修复、化学修复等“善意破坏”的修复方法，对于破损严重的档案，采用塑封等手段对原件加以保护，基本不在原件上进行修复。

3、修裱质量参差不齐

修裱后的档案从外观上看还是不错的，仔细研究以后会发现一些问题。一是用纸不规范。许多单位无论什么样的档案纸张，在修裱时一律用宣纸托裱。不考虑纸张的厚度，纸张的颜色，这样操作起来较为容易，但难以保证修裱后的质量，如纸的颜色与原档案颜色有一定差距。二是操作不规范。有的档案先补洞，再托纸，有的直接上托纸。在补洞时，部分纸张是随便撕出一个形状粘贴在档案上，形成明显一个补丁。有的纸张边缘破损处经过修复，已经补齐。但补纸与纸叶相接处高出一块，又厚又硬。这是由于选用的补纸和档案纸张厚度基本相同，补纸四边在修复时没有做一些处理所致；技术人员的操作水平和责任心参差不齐，因此，档案修裱质量难以控制。比如浆糊的浓度，10个人配制有10种浓度，刷浆糊的均匀度、排实的程度等有很大的差异。

三、图书、档案界对修裱技术的理解与实际应用

目前，图书、档案界对修裱技术的应用持不同的观点。图书界在修复方法上，坚决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针对原卷的保护现状与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保证研究者的使用和保管者的管理；又做到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看到的图书原状，尽量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赵万里先生在50年代初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时，针对过去对卷轴装古籍镶绫托裱的方式提出改进意见，“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开始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民国)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赵万里在“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的发言)。《赵城金藏》修复时更换褙纸，整卷托纸掩盖了经卷背面的信息，应该坚决摒弃。要对原卷的保护现状与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卷子寿命的、必须修整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保持我们目前看到的卷子原状。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可以消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便更好地保护遗书。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修复的敦煌遗书也是采用的这种做法，避免通卷修复，能小修则不大修，能不修则不修，必须修时，一定要尽量保证遗产的原貌。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6

（1）对河道生态建设认识不足。近年来，各级水利部门在河道整治中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虽然已得到足够重视，但在实际河道整治中缺乏相应的措施，主要还是以截污纳管、疏浚、护岸改建等为主，人们还未从过去只重视防洪排涝的河道建设转向有丰富景观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的河道生态建设上来，对河道生态修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相关技术研究与应用未取得新进展。（2）对河道生态建设理解片面。河道生态修复建设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河道治理的新理念，是一个系统工程，集合了水利工程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治水理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通过岸边多种绿化，水中多种水生植物，河道里多养水生动物、微生物就可以达到水生态系统修复了，纯粹从景观美学的角度出发，没有全面考虑河道的基本情况及其功能定位。（3）对生态河道的管理措施不到位。通过仔细调研各设计单位设计的河道生态整治方案及河道景观设计方案，发现在所有方案中都提及整治中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即要通过修复河道的水生态系统来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但在具体实施上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另外，在以往的河道整治中对垂钓考虑不足，市民随意垂钓，存在践踏绿化、随地丢垃圾现象；有的植物景观效果好，但是养护难度较大；有的水生植物容易疯长，增加了收割难度；有的浮水植物容易积聚漂浮垃圾，增加了河道保洁难度。

2城市河道生态修复建设的探索

2.1河道生态修复实例徐汇区西上澳塘，河道总长度1975m，北接蒲汇塘，南连漕河泾港，整体河道呈直线型，河道宽度13～17m，从河道水质监测指标来看，属于地表V类水，河道水体富营养化，两岸绿化单一，品相不佳。2008年在西上澳塘开展了河道生态修复课题研究，通过采取人工增氧、光电反应、生物膜、水生植物、底泥生物氧化等河道生态修复技术，考察它们对河道水体的治理效果。图1为西上澳塘生态修复工程示意图。

2.2河道生态修复技术

2.2.1人工增氧技术（1）技术简介。人工增氧是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通过一定的增氧设备来增加水体溶解氧，加速河道水体和底泥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分解。一般采用固定式充氧设备（如水车增氧机、提升增氧机、微孔曝气等）和移动式充氧设备（如增氧曝气船），可以充空气，也可以进行纯氧曝气。（2）技术效果。西上澳塘布置了3处喷泉、2台提升增氧机和2台微孔曝气器等三种充氧设备。通过2008～2010年水质监测分析，溶解氧平均值基本维持在2mg/L以上，最高达10mg/L左右，为好氧微生物及以藻类为食的一些原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有助于好氧生物区系的出现并不断发展，增加了河道生物多样性。

2.2.2复合生态滤床技术（1）技术简介。复合生态滤床是一种特殊人工湿地，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污水生态治理技术。由于其建设和运行费用低，能耗少，维护方便，而且具有一定的景观作用等优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复合生态滤床是由集水管、布水管、动力设备、生物填料、水生植物及复合微生物等共同组成。（2）技术效果。西上澳塘布置了复合生态滤床5套，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复合生态滤床对CODcr去除率10%~17%，SS去除率12.5%~30%。由于河道水位的影响及滤床上植物的生长有一定周期，滤床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对氨氮、总磷去除效果不是很明显，详见表1。

2.2.3光电反应技术（1）技术简介。光电反应器是结合光催化强氧化微絮凝工艺，利用光催化反应处理污水的设备，由紫外灯、石英套管、变压器、钛网等组成。该反应器不用添加任何化学药剂，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能耗少，运行费用低、处理量大的特点，能够杀灭细菌和藻类，改变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分子特性，使得有机污染物变得更加容易分解，且无二次污染。（2）技术效果。西上澳塘设置了光电反应装置5套，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光电反应器对CODcr去除率10%左右；在叶绿素a浓度较高时（但未超65ug/L），去除效果明显，去除率达61.8%，对于富营养化水体的除藻有较好的效果，详见表2。

2.2.4生物膜净化技术（1）技术简介。生物膜净化技术是利用一种全新的织物型生物膜载体，使用经培养驯化的高效微生物和微型生物附着在填料或载体上繁殖。由于填料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不需借助任何外加的机械设施便可在水中不断摆动和波动，多余的生物量会自然脱落更新表面。其使用合成纤维制成，可以抗污水和化学物的侵蚀，能防止由于微生物膜的生长而引起的填料断裂和粘结，可以保证微生物的繁殖力并提高其代谢率。水体与载体接触时，其中的有机污染物、藻类、氮磷等营养物被微生物吸附、分解氧化，使河道水体得到净化。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污水处理厂、河道、湖泊、生物反应器。（2）技术效果。西上澳塘布设生物膜2处各3组，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生物膜对氨氮、总磷有一定的去除率；CODcr去除率达17.8%，BOD5去除率达27.6%，详见表3。

2.2.5水生植物修复技术（1）技术简介。水生植物修复技术不仅是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的标志，也是一种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利用其对污染物的吸收、降解作用，达到水质净化的效果。水生植物生长过程中，需要吸收大量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以及水中的营养物质，通过富集作用去除水中的营养盐。另外，水生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会影响水体的pH值，当pH值增大到一定数值时，氨氮会以气体的形式从水中逸出，从而促进氮的去除。（2）技术效果。西上澳塘种植水生植物浮床6处共计800m2，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从监测数据平均值分析，对氨氮、总磷去除率达3.0%，对化学需氧量去除不明显，详见表4。

2.2.6底泥生物氧化技术（1）技术简介。城市水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水体或流动、或受潮汐影响、或间歇性换水，而底泥是河道多年污染的积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进行迁移和转化影响水体，是河道黑臭和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底泥生物氧化是将含有氨基酸、微量营养元素和生长因子等组成的底泥生物氧化配方，利用靶向给药技术直接将药物注射到河道底泥表面进行生物氧化，通过硝化和反硝化原理，河道中形成强烈的硝化环境，底泥中形成强烈的反硝化环境，通过相互耦合，除去底泥和水体中的氨氮和耗氧有机物，同时在河道泥水界面形成一层棕色氧化层。底泥好氧层一方面分解底泥厌氧层渗出的有机质和其它污染物，一方面分解来自河道污染物、浮游动植物残体，提高河道自净能力。（2）技术效果。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从监测数据平均值分析，对氨氮去除率达35.1%、总磷去除率达36.9%，去除效果较好，而对化学需氧量去除率为7%，效果不明显，详见表5。

2.2.7生物多样性调控技术（1）技术简介。生物多样性是建立生态系统很重要的一项技术，通过人工调控受损水体环境生物群落结构和数量来摄取游离细菌、浮游藻类、有机碎屑等，来控制藻类的过量生长，提高水体透明度，完善和恢复生态平衡。（2）技术效果。依据2008～2010年西上澳塘水质监测数据，该河道水体中藻类和原生动物种类也均有所增加，从数量而言，从原先的103提升至108，初步说明经过生态修复，水体生多样性有所提升和改善。另外，河道中各种鱼类较多，垂钓者增多，这也说明西上澳塘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已有较大提高。

3城市河道生态修复建设的体会

（1）专项研究，探索河道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借鉴现有的水生态修复理论，2008年徐汇区河道管理部门会同专业单位开展了“感潮河网地区水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课题研究，先后在西上澳塘、三友河进行试点，采取恢复重建河道生物多样性，设置人工湿地，利用水生植物浮岛、微生物挂膜等不同生态修复技术的组合应用，从而促进河道水体生态平衡系统的建立，提高河道水体的自净能力，积累了一定河道水质修复经验，编制了“河道水生态治理管理手册”，为后续区域河道生态治理提供了指导和依据，探索建立了河道生态修复的基本管理模式。（2）积极实践，提高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河道生态修复建设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完善的理论，因此，河道管理部门要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在需要整治的河道上因地制宜开展河道生态修复的研究与示范。如目前徐汇区正在开展的“徐汇区河道污染底泥清除技术运用课题研究”，采用改良的设备及新型吸泥脱水相结合的工艺在漕河泾港进行试验，探索在非断流情况下河道污染底泥清除的应用成效，探索科技成果在应用中的深化提高，寻求改善河道水质的新思路[5]。（3）因地制宜，推进河道生态修复建设。河流生态修复建设工程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据河道的护岸和绿化现状，综合考虑植物对本地环境的适应性、净化功能、养护成本和观赏价值等，在水生景观植物的选择上应突出水质净化功能。这样既可以与河道周边环境相协调，又可以有效降低投资和成本。同时，在建设中应充分考虑沿河居民亲水、享水、乐水的愿望，合理设置亲水平台、休闲椅、垂钓点，布置宣传警示标牌，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更好地让河道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4）加大投入，引入河道生态修复新技术。做好河道生态修复建设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近几年在河道生态修复工作中，徐汇区引入了喷泉装置、太阳能曝气、水生植物浮床等生态修复技术，达到了既改善河道水质，又美化河道景观的效果。今后，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建设，积极引入河道生态修复建设的新技术、新方法，在科研立项、资金投入等方面为河道生态修复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4结语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7

关键词：环境修复；司法救济；司法裁量

中图分类号：D9226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4002008

基金项目：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环境修复法律机制研究” （12SFB2058）

作者简介：李挚萍，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在环境侵害相关司法实践中，以往司法救济的重心集中在由环境损害所导致特定主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常常忽视对环境损害自身的救济。赔偿受害者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只救济了其当前损失，责令加害人停止侵害只阻却了加害人将来再次实施侵害行为，却没有解决环境损害状态持续并且继续会对受害者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只有使受损害环境得到恢复才能全面地保护环境和人们的权益，消除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修复是救济环境损害必不可少的形式。

环境修复通常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近十几年来随着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增多，环境修复这一法律救济形式才进入法院司法裁判的范畴。环境修复的责任性质、法律依据、责任形式、裁量因素、行为标准、落实方案等问题随之提出并考问着法律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本文以现有司法判决为研究对象，分析环境修复司法判决和执行中的经验和不足，藉此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一、环境修复作为司法救济的一般考察

环境修复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几个层面的活动或者措施：一是在污染环境中清除污染物质，二是消除和减缓污染物质不良影响的持续和扩散，三是消除或者减少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的有害变化，四是恢复受损害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以上活动由表及里、由简及繁逐步进行。在这里需要区分一下污染治理、限期治理及环境修复之间的关系。三者都是末端治理措施，但是它们的要求、目的各异。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污染治理的义务源于排污，达标是一般的要求，但是如果达标排放仍然会有危害的情况下，排污者有义务持续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限期治理的义务源于超标排放污染物，主要对超标排放的污染源和污染设施进行治理，目的是实现达标排放。环境修复除了要对污染源进行控制和治理，还要考虑恢复已经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实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排污者进行限期治理的司法判例不少，而关于环境修复的判例是近十年才出现，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涌现的近几年。

环境修复作为法律救济的形式多出现在两类案件中，一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如贵州清镇市人民法院在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诉某化工厂水污染责任案（以下简称贵阳两湖一库案）中，法院判决被告A化工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其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即停止该磷矿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并于2008年3月31日之前采取相应措施，排除该磷矿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07）清环保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昆明市环保局诉昆明B公司与C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案（以下简称昆明养殖污染案）中，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污染水域治理成本41721万元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昆环保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广州海事法院在广东省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诉台州东海海运有限公司、中国船舶燃料供应福建有限公司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以下简称珠海海域污染案）中，判决被告承担珠海市为恢复环境原貌而需投入的费用，计6 628 800元； 已投入的清污费用共325 000元等损失广州海事法院（1999）广海法事字第88号判决书。。无锡市中级法院在锡山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刘某破坏道路交通环境公共安全案（以下简称无锡防护林案）中，法院判决盗伐高速公路防护林的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在无锡市锡山区农林局指定范围内共同补种意杨树19棵（相同树龄），并从植树之日起管护一年六个月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09）锡法民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

二是环境刑事案件。在部分环境刑事案件或者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以环境修复成本为处罚和量刑的依据。天津北辰区人民法院在宋友生等违法倾倒废酸污染环境案中，查明被告宋友生等6人共违法排放废硫酸2 000多吨，经鉴定，倾倒的酸性废液是具有腐蚀性的危险物质，造成严重水体污染，污染修复费用最低为600万元。据此，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宋友生等6人有期徒刑6到3年不等，并分别处罚金共计228万元。清镇市人民法院在清镇市人民检察院诉郎某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除了判决被告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事责任外，还判决被告赔偿盗伐林木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并于判决生效后90日内在案发地补种树苗145株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07）清环保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昆明市某区检察院诉李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红豆杉木板）案中，法院考虑被告主动提出自愿缴纳罚金二万元，作为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修复补偿，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期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环保刑终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

环境修复诉讼案件的属性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环境修复所救济的环境损害属于公共利益，一般在公益诉讼中出现。目前的环境修复实践中，以水体环境、土壤环境，森林、草原、矿山等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为主，涉及环境修复的司法案件也主要由水污染、土壤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引起，与目前环境修复的实践大体一致。对环境功能和价值的恢复只能通过环境修复来进行，由于在市场上通常没有环境功能和价值的替代品，因此，单纯金钱赔偿没有意义，但是法律并不排除以环境修复为目的的成本支付和填补，环境修复成本也就成了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的衡量标准。

环境修复案件的区域分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位于设立有环保法庭所在的区域，特别是贵阳、昆明、无锡等地，二是多发生于沿海大城市特别是位于海事法院所管辖的区域。这与环境司法实践的发展水平以及法院对于环境损害救济的认识水平直接相关。

二、确定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依据

相关司法案例显示，法院主要是根据传统的民事责任规则来确定环境修复责任的。民事责任的目的是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填补和救济，使其恢复到未受到损害前的状态，体现出补偿性和恢复性的特点。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都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

贵阳两湖一库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停止该磷矿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采取相应措施，排除该磷矿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判决书列举的法律依据包括1996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34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第117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昆明养殖污染案中，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污染水域治理成本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5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六）赔偿损失”。

无锡防护林案中法院判决两被告在无锡市锡山区农林局指定范围内共同补种意杨树19棵（相同树龄），并从植树之日起管护一年六个月的依据是1998年颁布的《森林法》第39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珠海海域污染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珠海市为恢复环境原貌而需投入的费用以及已投入的清污费用等损失的法律依据是1982年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在2013年6月17日联合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公私财产损失”范围的计算方面明确将“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纳入其中。在追究污染破坏环境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可以依法要求责任人承担修复环境或者承担修复环境费用的责任。环境修复责任的存在也是在许多环境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缘由。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历史悠久，有不少的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都有认为，上述民事责任包含了环境修复责任。应该说环境修复具有恢复原状的性质。两者有一定的同质性，都要求通过恢复受到损害的权利客体来救济权利主体的权利。但是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别。一是救济的权利不同，民法的恢复原状救济的是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环境修复救济的是环境权。环境权不是传统的民事权利，而是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生态性的新式权利。二是救济的利益不同。恢复原状保护的是私人利益，环境修复保护的是公共利益。三是范围不同。恢复原状指向范围广，包括特定的物和所有的可恢复的民事权利。环境修复范围小，只指向环境损害，即受到损害的环境功能、生态服务价值的修复。

通过对两者内容、范围和性质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民法的恢复原状责任与环境修复责任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它不能完全包括环境修复，前者为私法上的救济，后者主要体现为公法上的救济，因此，在环境修复过程中需要公权主体、公共机构的介入，需要有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衡量机制和保护机制，这是民法和侵权法难以顾及的。现有的民事立法并没有规定环境损害是一种必须救济的损害类型，导致实践中环境修复在大部分环境污染案件中缺失。此外，环境私益诉讼基本上无法启动环境修复，环境公益诉讼目前门槛太高，各地都尚属于探索阶段，因此，涉及环境修复的诉讼极少。案件少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追究环境修复责任法律依据的不足，亟待环境保护立法将环境修复责任明晰化。

三、环境修复的标准和方案

（一）环境修复救济的启动标准

环境修复作为一种救济方式应该根据什么条件启动？是原告的请求，还是环境损害大小？是国家标准或者专家建议，还是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从目前已有的环境修复司法案例来看，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侵权事件都已经产生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该后果有的是污染长期累积的结果，有的是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环境修复判决通常是根据原告的请求而做出。原告在这些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有几类：（1）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2）补种树木；（3）恢复环境原貌；（4）赔偿生态损失；（5）赔偿治理污染、清除污染费用等。在原告提出了必要的证据证明环境损害的严重性，环境修复、治理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方案后，法院通常会支持这些诉讼请求。由于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修复案件不多，法院做出环境修复的决定完全是基于个案分析。

这种环境修复启动方式是否会与行政机关的环境修复计划存在冲突和矛盾？笔者认为，行政机构与司法机关对环境修复的启动机制不同，冲突必然会有。司法启动是基于个案的分析，行政启动是基于整体的考虑，通常是在对特定区域污染场地进行风险排查、评估，项目筛选之后，确定高风险的污染场地优先修复。由于两类机构都有权启动环境修复，从理论上讲是依照各自职权独立做出的决定，不应该相互妨碍，但是实践中相互之间需要进行一定的协调，目的是避免给当事人造成双重的成本付出，或者相互矛盾、无所适从。

（二）修复的目标及方案

环境修复应该达至什么目标呢？从各国立法上考查，一般要求修复的目标是将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环境恢复到“未受污染前的状态”，“原来甚至更好的状态”，“恢复受到影响的环境的所有利用价值。”等等（P145-147）。而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实现这些目标是一大现实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后，恢复原状，包括内在功能和外表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修复原状只是最可能地接近。一方面是表面状况的回复，另一方面是环境功能的回复。当原地恢复不可能的时候，采取异地恢复。当现时修复不可能时，采取将来恢复。在没有可能单独恢复的情况下，采取将来整体恢复。当恢复有可能的情况下，以恢复环境为民事责任的重要形式。在不可能恢复的情况下，对消失的环境价值进行经济估价进而赔偿。

修复应该根据法院或者主管部门认可的修复方案进行，修复方案的制定需要除了考虑修复的目标要求外，还需要考虑加害方的经济能力，现实的技术条件，受害者及公共利益的要求等情况。据此，确定环境修复目标和方案的具体考虑因素包括：一是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受到损害的程度。二是环境可修复性。三是环境的未来用途。四是受害者的要求。五是加害方的经济能力。

相关案例显示，判决书本身通常只对修复提出笼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停止对环境的侵害，排除污染危害，消除环境危险，恢复水质，补种树木，恢复天然渔业资源，赔偿环境损失等。但是一般没有具体修复要求。修复的内容和范围往往在专业机构做出的环境损害评估和政府有关部门做出的治理或者整治方案中体现。

贵阳市两湖一库案中的修复方案是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向未修建相应配套环保设施的磷石膏尾矿渣场堆放新的磷石膏废渣，修建相应的渗滤液回收装置，以尽可能地阻挡磷石膏废渣向外产生新的渗滤。同时，被告还要严格执行贵州省人民政府在案件前下发的对违法堆放磷石膏尾矿渣场的综合整治方案。该整治方案要求被告对剩余废渣及被污染的泥土进行清运，保持水土稳定，防止水土流失，尽快排除涉案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废渣场对环境的危害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07）清环保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昆明养殖污染案中，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污染水域治理成本41721万元。该治理成本根据昆明环科所出具的《治理成本评估报告》确定的。大龙潭水系地表水，但由地下水生成。恢复被污染的地下水水质需要较高的技术，昆明环科院针对已被污染和将可能被污染的大龙潭水做出了治理方案。虽然两被告对村民进行了赔偿并暂时解决了村民目前的饮用水困难，但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村民的饮用水，故《治理成本评估报告》提出建设治污设施具有必要性。大龙潭水目前仍处于被污染中，且该污染在雨季和非雨季所呈现的污染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大龙潭水质不稳定，故《治理成本评估报告》针对大龙潭水在污染严重时提出建设的治污设施仍具有时效性。故法院对报告予以采信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环保刑终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

珠海海域污染案中，原告在两被告轮船发生碰撞，其中一首轮船所载重油泄漏，造成珠海市部分水域及海岸带污染后，委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油污造成的环境影响、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核算。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出具了《珠江口“3・24”重大溢油事故珠海市近岸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显示，油污造成珠海市经济损失主要包括：（1）为恢复环境原貌而需投入的费用6 740 800元，扣除已投入的112 000元，仍需投入6 628 800元；（2）应急清污费用共325 000元广州海事法院（1999）广海法事字第88号判决书。。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原告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诉被告联合远洋运输公司的“山姆”轮污染赔偿案中，原告请求赔偿渔业资源损失和海洋生态损失案。经原告申请，被告与原告协商并由法院委托青岛三杰海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本案的溢油污染损害进行鉴定，确认“山姆”轮溢油事故的发生，导致了烟台崆峒列岛及周边海域的渔业资源密度明显减少。截止到2007年11月份进行调查时，仍然有部分调查站位捕获的海洋生物体内的石油烃含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洋生物质量评价标准》的三类标准，说明其影响程度在短期内尚未消除。经司法鉴定，此次“山姆”轮的溢油事故造成原告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金额计人民币239174万元；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金额为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即人民币717522；对渔业资源的合理的恢复措施的费用为补充主要游泳生物损失，修复游泳生物群落，需要幼体购置费为1 40469万元，运输和放流等其他费用264万元，合计共需费用1 43109万元。而法院认定：“渔业资源损失是对已受损的渔业资源进行的计算，而资源恢复是就现有损失恢复到受损之前的状态的计算。司法鉴定同时将使用两种损失赔付方法，显属重复计算。应以司法鉴定报告确定的恢复措施的费用为需要幼体购置费为140469万元，运输和放流等其他费用264万元，合计共需费用1 43109万元作为计算损失的首要方法。”青岛海事法院青海法烟确字（2007）第1号判决书。

从目前的环境修复司法实践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修复的目标模糊，不统一。不同判决书对环境修复的要求差异很大，二是修复目标单一，修复往往只针对个别的环境要素和环境问题，考查目标单一、标准单一，没有将环境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待。重视环境目标，缺乏生态、社会、文化方面的考虑。三是环境修复标准缺乏。修复工作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包括方法标准、目标标准和验收标准。四是修复程序缺乏指引。修复目标和方案的确定过程缺乏利益相关人的参与，专家和技术机构的参与缺乏规范性指引，责任的落实追踪、修复的验收程序不完善。

四、环境修复的责任方式

法院判决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方式包括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行为责任是判决责任人自行出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环境恢复的责任。这种方式下，金钱责任和行为责任合而为一，行为人在专业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有权决定具体的修复技术和措施。无锡中院的经验认为在环境评估还不完善，经济成本难以核算的情况下，判定责任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承担修复责任可以避免许多难题（P278）。

经济责任是判决责任人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成本费用。当责任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承担环境修复责任，没有能力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环境修复责任，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环境修复责任，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昆明、广州等地的案例则倾向于将修复责任核算为一定的费用，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这些费用或者直接用于赔偿和补偿环境修复行为，或者上交国库以待将来之用。

已经提起的环境修复诉讼案件中，对环境修复责任和成本费用的考虑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如有关环境修复的成本请求，有的是按照被告应缴纳排污费的5倍标准支付环境修复费用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1）清环保民初字第4号民事调解书。。有的是按照被告违法排放有毒废液而节约了处理费用30万元作为被告应该承担的赔偿数额，用于治理被告所损害的生态环境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2）清环保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有的是按照环境损害鉴定报告提出环境修复费用请求广州海事法院（1999）广海法事字第88号判决书。。在确定环境修复的义务主体、责任方式和责任边界方面也没有统一的做法和尺度。为此，凸显出在环境法中规定和完善环境修复责任和相关制度的急迫性。

环境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繁有简，大的工程专业技术性很强，不是普通企业可以完成的，即使是排污企业，也不一定具备修复受其污染环境的能力。所以各国环境法普遍规定了环境治理或者修复代履行制度。如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第76条规定，有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但是根据什么原则确定代履行责任仍然是一个不太确定的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做出代履行的决定，有的是责任人仍然存在，且有履行能力，有的是责任人的主体资格已经消失，有的是责任人明显缺乏履行能力。代履行方案多遭到被告方的质疑，认为治理没有必要、方案不合理、成本太高等。

本文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在下列情形下才采取代履行措施：（1）责任人拒绝履行或者履行达不到要求；（2）责任人已经被责令停业、关闭或者撤销经营资格；（3）责任人丧失或者缺乏行为能力；（4）为了消除紧急环境影响的需要。代履行的方案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作出，方案的制定过程最好有责任方的参与，无法参与的，责任方应该有机会对方案进行质疑并提出意见。

私益诉讼中的恢复原状的标准可以采用合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或者受害者认可的标准和要求，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内的事项。但是环境修复涉及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公共利益有多层面、多维度，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也是多元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关注点。关注湿地的环保组织重点关心恢复湿地，关注渔业资源的政府部门主要关心恢复渔业资源。当某个公益诉讼原告启动了一起公益诉讼后，法院对公共利益的审理是否以原告提起的为限，还是对公共利益进行主动、全面的审查？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环境修复方案的大小。有的法院认为审理环境案件时，不能只是简单地审理涉及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内容，应当主动审查。在当事人没有提出修复环境诉讼请求时，主动做出修复环境的判决，体现了司法保护环境的能动性，也体现了司法保护环境健康与安全的根本目的（P279）。笔者认为，法院的司法职能决定了它审理案件的范围仍然是“不告不理”，当然，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其他重大违法，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通告相关情况，或者建议原告补充诉讼请求。

五、环境修复责任的法院执行与行政辅助执行机制

（一）环境修复司法执行的探索

环境修复具有公益性、技术复杂、履行过程长、介入主体多等特点，环境修复判决做出后，其执行具有独特性。司法机构有必要探索一条符合环境保护规律的司法执行路径。在贵阳两湖一库案中，法院确立了执行回访制度。判决生效后，环保法庭的法官高度关注判决的履行情况，经常性地与被告沟通并到污染整治现场督促被告履行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被告虽然按照整治方案的要求修建了新的环保设施，但是由于被告产生新的磷石膏废渣的生产线一直未停产，直接影响到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原告两湖一库管理局向环保法庭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环保法庭根据已经开展的前期工作情况，迅速组织承办法官制定执行方案，并向被执行人下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环保法庭在详细了解被执行人在停止新的污染物产生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后，组织申请方和被执行人进行协商，并与案件执行中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希望各方理解环保法庭的执行工作，能够主动停止该磷胺生产线的生产。通过上述努力，被告终于停止和拆除了其磷胺生产线，这意味着今后将再没有新增磷石膏废渣堆入环保法庭判决停止使用的磷石膏尾矿库，而十几年来旧存的百万余吨磷石膏废渣也将变废为宝成为水泥等产品的添加剂而被逐步消耗，至此，对红枫湖上游产生危害的一个主要污染源将被彻底消除（P8-9）。本案执行的最大特点是环保法庭法官将案件执行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全程介入案件的履行和执行工作。主动了解案件执行的进度、效果和困难，及时与各方沟通，帮助处理执行中的困难，通过司法的说服教育和强制威慑作用，为环境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昆明养殖污染案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执行方法。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污染水域治理成本。这笔费用支付给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该资金是为了鼓励和支持环境公益诉讼，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鉴定评估、诉讼费用、环境修复以及执行救济资金短缺等问题，根据《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而设立。昆明市环保局开设救济资金专门账户，对救济资金统一核算和管理，救济对象向市环保局提交资金使用申请。救济资金的用途包括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侵权人给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的费用。修复环境所需费用，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并执行到位的赔偿金额为限2010年10月2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的《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本案判决被告支付治污设备的成本、运行费及相关的评估费用41721万元，由昆明市人民政府按照《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使用。这意味着本案受到污染损害的环境修复工作将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负责代为履行。

无锡防护林案的环境修复方案是判决被告在无锡市锡山区农林局指定范围内共同补种意杨树19棵（相同树龄），并从植树之日起管护一年六个月。补种树木及管护期间，由无锡市锡山区农林局负责监督。法院的判决不仅仅强调传统的“恢复原状”，要求栽种树木属于财产意义上的恢复原状，只有对补种树木进行养护，恢复其生态功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修复。但是栽种什么树木才能有效起到防风固沙、蓄水保土、防止道路产生横向风流的作用，栽种在什么样的地域范围和水土条件下才能适合生长、成长多久才算最终成活、需要进行怎样的管护才能达到恢复环境的目的，这些都是司法权无法达到的边界，有赖于农林局的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P74）。

（二）环境修复中司法与行政的联动

尽管各地的司法机构在保护环境方面做了许多的探索，但是毕竟司法权有其局限性，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修复通常在产生了纠纷之后，应受害方的请求而发生。司法的考量标准更侧重于纠纷的解决，责任的承担，但从公共利益、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及可行性方面的考量可能有所欠缺。司法过程中的环境修复工程往往只能关注环境修复的个别环节和因素。

环境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般在行政主导下进行，它可以贯穿于环境管制的整个过程，在环境保护机构的监督管理下，在环境技术机构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保护行为也需要符合这些要求，只是这一履行过程多了司法权和司法强制力的介入。然而，司法机关毕竟不是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机构，没有环境监测、监督能力，缺乏环境专业人员和环保技术机构支撑。即使中国已经出现了100多家环保法庭，有了一批相对熟悉环境保护的法官，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明显改变。所以，在环境修复案件中，应该有代表环境公共利益、行使环保职能机构的介入及监督。

此外，环境修复案件的履行期比普通案件长，通常持续多年，有的甚至十几年，司法机构没有相应的执法人员可以长期追踪这些案件，对环境保护工作负有首要监管职能的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行政部门，法院判决不作为的主管部门或者通过司法和行政联动机制建议主管部门对环境修复进行监管既是对行政权的尊重也是对行政权的监督。除了紧急情况外，政府对环境修复工作有整体上的考虑，如根据环境危害和风险大小确定修复的先后顺序，根据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害设计修复方案，根据区域未来发展的定位和规划设定修复目标。所以，环境修复工作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过程中的考虑和安排可能出现不一致，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时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十分必要。

为了协调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工作，目前许多地方建立了环境行政和司法联动或者协调机制并颁布了相关的文件如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无锡市公安局、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监察局2013年联合的《关于建立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万州区法院、区政府法制办、区环保局、区林业局、区国土资源局、区水利局、区农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类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联动机制实施意见》，玉溪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与环保局于2008年联发《关于切实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意见》。许多地方以联席会议等形式建立环境行政与司法联动机制。，但是这些文件层次较低，由多部门联合，没有牵头单位，难以有效协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且这些文件关注的重点是案件调查和移交方面的事务，对于案件审结后的执行，特别是环境修复涉及甚少，因而，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修复的路径和程序，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按照统一的程序来确定环境修复事宜。明确规定环境修复过程的监督程序，由法定监督机构和司法机构联合监督环境修复案件的履行过程。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8

在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环境保护审判庭副庭长王翔手眼齐动，翻看着以前的案件卷宗。

一份案号为“2014万法环民初字第00001号”的卷宗映入眼帘，王翔心里不禁一颤。

这份卷宗，是关于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污染一案。

这起案件，是三峡库区首例由民间组织提起的跨行政区域环境公益诉讼案，它推动三峡库区的环境司法向前迈了一大步。

王翔打开牛皮纸文件套，里面装着几百页材料。这些材料，他复印过多份，也仔细翻阅过很多次。

临近年尾，当再次捧着这沓厚厚的案件材料时，王翔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一年前――

2016年1月初，在视察重庆时强调，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作为三峡库区唯一的环境保护审判庭，王翔和同事们都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干劲也更足了。

首开先河

2016年9月23日，王翔和同事们都在等待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关于千丈岩水库污染案的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宣判结果很快传来。

王翔松了口气，这起持续了两年的环境污染案，终于尘埃落定。

为了这个结果，王翔和同事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2015年10月23日，万州区人民法院。

上午9点，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正式开庭审理。

王翔坐在审判席前，面前放着“审判员”的牌子。在他的右侧，坐着担任审判长的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卢伟。一旁，专家陪审员也已到齐。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此次庭审由审判员和专家陪审员组成了合议庭。

原告席上，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代表已经坐定，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也站上了被告席。

在上百名旁听人员注视下，卢伟敲响法锤。

随着“咚”的一声锤响，千丈岩水库污染案正式开始接受审理。

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司法建设而言，千丈岩水库污染案注定将成为一个重要标志。

2014年8月13日，位于巫山县庙宇镇的千丈岩水库成了全市焦点。

作为集中式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千丈岩水库当时蓄水280万立方米，一直为当地5万余群众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

这天一大早，不断有居民发现：水库里的水，从碧绿色变成了暗黑色。路过水库，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看着暗黑色的水体面积不断扩大，当地群众立即向相关部门反映。

巫山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约请环保专家到现场勘查。

经调查，水库受到了严重污染。而污染源，正是距离水库约2.6公里、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磺厂坪矿业公司。

在渝鄂两地的联合调查下，案情很快明晰，并开始进入审理环节。

而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瓶颈。

“这起案件的利益受害人是当地群众，应由他们作为原告提讼。可是，当地群众数量大、个体力量弱且彼此分散，加之在环境专业素养、司法诉讼程序方面存在认知‘短板’，很难形成有力的诉讼主体，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王翔说。

那么，由谁来为民请命？

就在这个时候，民间环保组织――重庆绿联会挺身而出，一纸诉状将磺厂坪矿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三峡库区，由民间组织代表公众利益进行的环保诉讼，还尚属首次。

“环保禁止令”

受理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让王翔感到既兴奋又“压力山大”。

2012年以前，环境司法在三峡库区甚至整个重庆都还是个生僻领域。

为开辟通过司法捍卫长江生态的路径，万州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三峡库区唯一的环境保护审判庭，负责守护万州、云阳、奉节等地的一江碧水和两岸青山。

包括王翔在内的四名审判人员，就这样成为三峡环境司法的先行者。

立案几天后，王翔和同事到巫山勘查现场。

他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磺厂坪矿业公司所产生的废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排下山坡，流入了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巨大洼地，而后通过渗透性极强的喀斯特地表，汇入暗河，最后渗透进水库。

“幸好发现得早，也及时叫停了工厂的生产行为。”无论是在取证、鉴定还是庭审环节，王翔都在默默庆幸着。

及时制止，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中极其关键的一步。

但在以前，要做到“及时”却很难。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后，从处罚到生效，最短也要6个月。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生态环境根本就等不起6个月！”王翔说，如果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再等6个月才进行制止，很可能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伤害。

为弥补这一“时间差”，2014年8月，万州区人民法院审议通过了由王翔起草的《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关于三峡库区试行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意见》，并于当年10月1日起试行。

从此，在三峡库区，“环保禁止令”成为及时阻绝污染的有效措施。

2016年1月至11月底，环境保护审判庭对违法排放废渣、废水等企业发出了27份禁止令，有效制止了环境污染。

细致勘查

截至2016年12月上旬，环境保护审判庭共受理涉及生态环境的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342起。每起案件，王翔和同事都会到现场勘查情况。

“只有到现场，你才能看到事实，否则真相会游离在原告与被告的你争我辩中。”王翔说。

王翔现在都还记得千丈岩污染案庭审现场的火药味。

“希望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进行环境生态修复……”原告提出。

“本公司违法排污属实，但主观上不是故意。”随后，被告立即进行了辩护，“本公司选矿项目合法，通过了环评审批，并及时停止了污染行为，没有构成环境污染。”

“但选矿厂位置高于水库，地下溶洞裂隙较多，它的长期存在致使水库被再次污染的风险较高。”

“千丈岩水库被确定为饮用水水源，并没有公示或告知相邻的建始县，本公司客观上不知道千丈岩水库的存在。”

…………

审判席上，王翔的思绪就像一台快速运转的发动机，“嗡嗡”作响。

庭审前，王翔和同事花了大半年时间，奔波于巫山、恩施、万州等地，召开专家咨询会，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勘查。

真相，就在奔波辗转间逐渐清晰。

磺厂坪矿业公司建厂时，没有将附近水库水源纳入环评，选址存在问题。

磺厂坪矿业公司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尚未建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擅自投入生产，行为存在问题。

…………

在庭审现场，这些证据被一一呈现于审判长和陪审员面前。在大量相关视频、照片、权威鉴定等证据面前，被告当庭赔礼道歉。

磺厂坪矿业公司还被当庭要求：在判决生效6个月内，对受污染的千丈岩水库进行生态修复。

“补罚并用”

走出审判庭，王翔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生态修复”，是王翔和同事一直忧心的问题。

实际上，环境保护审判庭从成立之日起，就让当事人用“补罚并用”的方式，对被污染地开展生态修复。

然而，在一次次回访中，王翔发现这种方式作用并不大。

“比如种树，当事人在当地补种了，但后期管理得并不好。俗话说‘三分在于种，七分在于管理’，因为缺乏后续有效管理，导致‘补罚并用’的效果并不理想。”王翔说。

如何强化生态修复的后续管理？2016年，万州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一次全新探索。

2016年11月30日下午，王翔领着记者来到万州区大周镇铺垭村的长江消落带。

“你看，那些长得像松柏的，就是中山杉。”王翔蹲在步道边，盯着水下的丛丛树影说。

这片“水下森林”，正是万州区人民法院破解生态修复后续管理难题的答案。

为寻找“补罚并用”的最佳方式，王翔走访了多个部门。在林业部门，他了解到一个信息：长江消落带两侧，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种树。

“何不统一在消落带上种树呢？这样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进行生态修复，又方便集中管理。”王翔说。

2016年6月5日，万州区大周镇铺垭村，一片由破坏生态的责任人种植和维护的中山杉林在这里落地生根。

这片面积500亩的树林，是全国首个三峡库区生态修复司法保护示范林。

司法林的日常维护，也由破环生态的责任人轮流负责。

由于正处于三峡蓄水期，500亩中山杉全被江水淹没。

江面绿波荡漾，山间的风把江水一浪一浪推过来，中山杉在水下随之摇曳。

“这几年跑遍了三峡库区，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在长江边，记者问王翔。

“我以前做的工作只是关乎当事人的利益，而现在做的事，却关乎公众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我觉得很有意义。”凝视着眼前的青山碧水，王翔说。

【数读】

2016年，重庆严格按照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五大环保行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加快建设碧水青山、绿色低碳、人文厚重、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

截至2016年11月底，我市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282天，同比增加7天，“重庆蓝”已成为城市新名片。

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为优，支流水质总体优良；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城市污水、垃圾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91%、99%。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到49%。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市级生态区县5个，部级生态乡镇5个和市级生态乡镇131个；渝东北、渝东南17个区县，以及綦江、南川和万盛经开区获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万州、璧山等7个区县获批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声音】

“以树为线，以人为针，漫布黄土与碎石的荒山披上了绿衣。森林固住了水土，垃圾和污水被挡在长江之外。重庆近年来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持续优化，长江水出落得碧澄澄、清亮亮，出境水质好过了入境水质。”

――《人民日报》报道

“通过几年的努力，如今我们基本完成了长江两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依托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植被恢复、新一轮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国家重点工程，重庆市加快了长江两岸的生态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使长江两岸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重庆市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处处长向国伟

“这几年镇里的发展速度之所以慢了点，是因为我们更加追求项目的‘含绿量’。我们相信，这种‘含绿量’最终会演化成‘含金量’的。”

――巴南区二圣镇干部

“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我感觉是一个天堂，空气质量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个‘天然的氧吧’，老百姓感觉生活很幸福。长江是母亲河，身在长江上游，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母亲河，包括整个长江沿线，对我们整个国家和子孙后代都有好处，共饮长江水。”

――万州区大周镇居民谭帮联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9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态环境；工作机制

一、当前唐山市生态环保领域犯罪问题基本情况

唐山市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辖区内钢铁、水泥、矿产开发、陶瓷等企业众多，这些企业既是利税支柱，同时也是主要的污染源，给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2013年以来唐山市检察机关办理的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中，提起公诉164件304人，已作出生效判决119件247人，其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78件125人，占生效判决人数的50%，被判处缓刑35件56人，占生效判决人数的23%，轻缓刑判决率为73%，被判处罚金案件71件，仅占生效判决案件总数的60%。经深入调研发现，此类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采矿和污染环境两类，非法采矿行为具有资源优势、收益高、获利快的特点。非法排污行为，达标排放需建设治污设备，不但前期投入大，而且运行成本非常高，相比超标排放，违法犯罪成本却很低，即使被判处刑罚，也远远低于其犯罪收益，不足以震慑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巨大的利润差异促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抱着侥幸心理，不断以身试法，生态环境饱受戕害。现实中，生态环境犯罪案发前期通常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性，这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关于环境处罚仅处罚实害犯而忽略危险犯的特征是相一致的。但生态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比较严重，且具有恢复性困难的特点。例如，唐山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将耕地用于非法挖取沙石料进行销售获利，造成被占用耕地植被被严重破坏，不能作为耕地继续使用。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往往我们更注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往往忽略如何能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后果如何能够得到有效的预防和修复欠缺考虑。为了既能有效打击犯罪又能兼顾环境资源保护，尝试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实践，按照“理念引领、实践探索、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积极开展对部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及时打击犯罪的同时，要求犯罪分子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修复环境、赔偿损失，努力实现办一个案件、恢复一片青山、清澈一片绿水、净化一片蓝天、修复一片生态的效果。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5件8人，提起公诉26件48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件25人，所提附带民事诉讼均胜诉，涉案金额5700余万元,部分案件现已依法赔偿到位40多万元，修复遭到破坏的水域面积1万余亩，实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双赢，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模式上的探索

探索实践中，针对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特殊性，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尝试开展“2＋1”工作模式。“2＋1”中的“2”是指两个前置程序。一是前置督促民事程序。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前，依法以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单位仍未提起，检察机关才能代表国家或集体提讼，以此激发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动性和被害者行使权利的积极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例如，在办理唐山市某区刘某某等非法采矿案过程中，检察人员先行走访区国土局，向其发出督促意见书，建议其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二是前置民事调解程序。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前，先行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积极促成犯罪嫌疑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集体达成修复赔偿协议，促使犯罪嫌疑人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轻司法办案压力。“2＋1”中的“1”是指刑事量刑建议与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合一。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对尚未达成修复赔偿协议或已经达成修复赔偿协议但尚未履行义务的，在审判阶段，协同法院共同促使其履行修复赔偿义务，并提出酌定从轻刑事处罚的量刑建议。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在履行完前置程序后，果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诉讼请求。近年来，采用该工作模式共建议行政机关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污染防止损害扩大案件5件，督促行政机关提起民事诉讼2件，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件25人，提出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量刑建议全部被法院采纳，有2件案件全额赔偿到位。例如，丰润区朱某某等人非法倾倒盐酸废液污染环境案，政府为有效控制污染，及时对涉案企业废酸液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共支出清理费用60余万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朱某等人赔偿国家经济损失60.8135万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朱某等人污染环境罪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单位赔偿20.4265万元，朱某等人当庭服判并交纳了赔偿金，法院收到赔偿款后转交检察机关上交国库，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中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

惩治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涉及行政执法、刑事侦查、批捕、定罪处罚等诸多部门职责，为了强化工作目标，突出集中整治，唐山市检察机关积极响应上级部署，通过建立内部机制、强化外部协作，不断提高诉讼质效，进一步保障打击力度。一是建立常态化的线索发现与移交机制。案管部门把好第一道线索“进口关”，环检、民行、公诉部门做好协调，认真分析研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对事实证据、法律依据、社会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制定防控预案，刑事犯罪的指控由公诉部门负责，民事方面由民行部门负责，共同出庭参加诉讼。上述朱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国家共支出清理费用60余万元。案管部门发现线索后第一时间向环检、公诉、民行等部门通报，环检部门协调民行、公诉部门共同审查研究案件，认为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提起民事诉讼未果后，该院代表国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二是与多方主体会签文件，形成共识。唐山市院与市公安局、法院、环保局会签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建立起唐山市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侦捕诉衔接机制，形成打击该类犯罪的新常态。丰润区院与区公安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水务局四家单位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依法行政、严厉查处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的若干规定》，达成共识，强化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综合司法保护。三是与公安、环保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借助环保部门在专业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协助收集与诉讼相关的环境监测、化验、鉴定、评估等资料或数据，查明案件事实，提高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除全面搜集固定刑事证据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的证据，以保证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工作展望

水体生态修复方案篇10

铂类是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的基本药物，它的耐药机制复杂，其中DNA损伤修复能力改变是铂类耐药的重要分子基础。全文综述DNA损伤修复机制——碱基切除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酶修复及DNA双链断裂修复等研究进展。

【关键词】 DNA损伤　耐药　修复　XPD　ERCC1

DNA损伤修复是恢复正常DNA序列结构和维持遗传信息相对稳定有关的细胞反应。DNA损伤修复基因可修复不同原因导致的DNA损伤，从而保护遗传信息的完整性。DNA损伤修复有4种基本形式，即碱基切除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酶修复和双链断裂修复。

1　碱基切除修复

碱基切除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BER）切除和替换由内源性化学物作用产生的DNA碱基损伤。DNA糖基化酶参与此过程，随后糖磷酸键断裂，切去碱基残基，DNA连接修复损伤。参与BER的基因主要有X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因（X?鄄ray repair cross ?鄄complementry gene，XRCC1），DNA连接酶hOGG1，MPG，APG，APE1[2]。

XRCC1是第一个从哺乳动物细胞中分离出来的对电离辐射敏感的基因，位于19q13.2，大小为32 kb。XRCC1和DNA聚合酶β、DNA连接酶Ⅲ相互作用，参与碱基切除修复。XRCC1基因缺陷的细胞对DNA损伤敏感，单链断裂增加，姊妹染色体互换率（SCE）比正常细胞高10倍多。DNA修复能力和XRCC1 399Arg/Gln基因表型的变化有关，存在XRCC1 399位点多态性的NSCLC病人对铂类抗药[3，4]，而且这一位点的多态性与食管癌、肺癌及前列腺癌的易感性相关。

2　核苷酸切除修复

核苷酸切除修复（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是哺乳动物细胞DNA修复的主要途径；是保护宿主免受肿瘤侵害的必要因素；是清除大规模铂类化合物所致DNA螺旋扭曲的惟一机制。NER分为转录互补修复（TCR）和全基因组修复（GGR）。TCR修复活性基因DNA转录链中转录阻滞的基因，而GGR修复活性基因中DNA非转录链中损伤的基因。

NER相关的蛋白有XP（A?鄄G）、复制蛋白A、RPA复制因子、RFC、PCNA和转录因子TFIIH（transcription factor IIH），其中XPA和RPA复合物是损伤识别因子，能够确定DNA损伤部位并可清除铂类所致的DNA加合物。NER以切开和填补方式修复损伤的DNA链。修复过程包括5个步骤：XPC?鄄hHR23B复合物识别损伤位点；通过XPB和XPD两种DNA解旋酶打开损伤位点的双螺旋结构；激活XPA 和RPA蛋白的活性；通过XPF和XPG核酸内切酶切割损伤的DNA链；DNA多聚酶和PCNA填补缺口；DNA连接酶Ⅰ将损伤链连至母链[5]。

NER是紫外线致癌的主要防御机制，NER缺乏会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如着色性干皮病（XP）[6]，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病人对阳光高度敏感，受照部位极易发生色素改变同时可伴有神经性退化并最终导致皮肤癌。Rosell 等人用westernblot方法评价了NER相关蛋白在60种人类肿瘤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XPD蛋白水平显著增高的病人对铂类耐药。以下简要介绍参与NER修复途径的两个基因XPD和ERCC1。

2.1　着色性干皮病基因（xeroderma pigmentosum D，XPD）

又称作ERCC2基因，编码解旋酶，是转录因子TFIIH的组成部分，NER途径的必需成分。XPD参与TCR和GGR 两种NER修复途径。XPD基因突变可引起着色性干皮病、Cockayne综合征以及毛发营养不良综合征。着色性干皮病罹患皮肤癌的风险比正常人高1 000倍。目前发现XPD的几种多态性位点与DRC有关，该基因第312密码子GA多态和第751密码子CA多态分别导致Asp312Asn312和Lys751Gln751氨基酸替代，这两个多态位点不但存在连锁不平衡，而且其突变表型与DRC密切相关。Hemminki等报道，携带312Asn/Asn和751Gln/Gln的个体修复嘧啶二聚体的能力比野生基因型低50%，也就是说DRC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这两个多态性与肺癌、头颈鳞癌、基底细胞癌等恶性肿瘤发生有关。在吸烟和健康人群研究中，751Gln/Gln型和312Asn/Asn型的个体DRC低，罹患肺癌的概率高。751Gln/Gln型的个体患头颈部癌的风险亦比Lys/Lys型组高[7~9]。同时存在Lys/Lys和Asp/Asp基因型的病人DRC高也就是说对铂类耐药，他们在接受5?鄄Fu/草酸铂的治疗中，疾病发生进展的病例数是Lys/Lys型和Lys/Gln型的6~12倍[10]。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病人对5?鄄Fu/草酸铂方案反应低是否与第751密码子的多态性有关。

XPD基因的多态性可作为NSCLC是否选择含铂类化疗方案的预测指标[11~13]。接受含DDP为基础方案化疗的NSCLC病人的生存率与DRC相关性研究表明：DRC高（>9.2%）的病人死亡的风险是DRC低（>5.8%）的病人的2倍多。DRC低的病人接受单纯手术治疗后生存率低，但能够从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中受益；而DRC高的病人接受单纯手术治疗的生存期长，但对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却抗拒。Lys/Gln型的病人接受Gem/DDP治疗，他们的TTP时间高于Lys/Lys型的病人，分别为9.6个月和4.2个月，而接受NVB/DDP的治疗则情况相反，Lys/Lys型的TTP时间长，当TXT加入Gem/DDP组中，Lys/Lys型病人的预后较好；也就是说Lys/Gln基因型的病人可从Gem/DDP方案中受益，Lys/Lys基因型的病人可从NVB/DDP方案中受益。

2.2　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excision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1，ERCC1）

ERCC1参与DNA链的切割和损伤识别。ERCC1共有四种分子量的mRNA，但只有11kb的mRNA表达出分子量为39×104的蛋白时，才表现为对药物耐受。ERCC1过表达可使停滞在G2/M期的损伤DNA迅速修复，导致其对顺铂耐药。用反义技术抑制ERCC1表达可以减少DDP?鄄DNA 加合物的修复[14]。在人卵巢癌和胃癌的肿瘤组织及细胞系中ERCC1表达增高与DDP抗药有关。Rosell通过定量PCR分析了肺癌石蜡包埋组织切片中ERCC1mRNA的表达，回顾性分析发现ERCC1mRNA高表达者对铂类抵抗，生存率低于低表达者。目前国际正在进行的GILT研究中，设计了根据ERCC1mRNA表达情况选择化疗药物的方案。根据该研究如果ERCC1mRNA表达阳性选择健择，如果表达阴性选择铂类。这一结果将告诉我们NSCLC个体化治疗分子预测指标的可行性，也将为术前术后化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有力的依据。

2.3　DNA损伤修复基因的多态性

DNA修复系统在维持机体的遗传稳定性方面起关键作用，它可以逆转由机体内外环境因素所致的DNA突变。DNA修复基因是一类易感基因，其多态性为人群中普遍存在的现象，DNA损伤修复基因的多态性可以改变蛋白功能和个体对损伤DNA 的修复能力，修复能力缺乏可致癌或导致基因型不稳定。对OGG1，XRCC1，ERCC1，XPC，XPF，BRCA2，XRCC3等DNA损伤修复基因的多态性的研究表明：①OGG1 S 326C多态性增加各种癌症的风险；②XRCC1R194W变异减少癌变的风险；③BRCA2 N372H变异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3　DNA损伤修复酶

DNA损伤的直接修复途径是一步反应修复，即将损伤位点的序列恢复到原状。通过光复活酶直接与损伤的DNA结合，扭转紫外线或化疗药物所致的DNA损伤。6?鄄甲基?鄄鸟嘌呤甲基转移酶（MGMT）对修复甲基化损伤非常重要。它可以抑制烷化剂对肿瘤细胞的杀伤，通过甲基化特异的PCR检测发现40%的脑瘤病人存在MGMT甲基化，这些病人对卡莫司丁的反应率高，预后好。p16，DAPF，GSTP1等基因也存在相似的甲基化，目前正在研究接受手术的NSCLC病人组织和血清中MGMT甲基化的情况[4]；另一个DNA损伤修复酶DAPK（死亡相关的蛋白激酶）则完全相反。它的甲基化与Ⅰ期NSCLC病人的预后差相关，Tang等人研究135例NSCLC病人中55例存在甲基化，5年生存率是56%，而没有甲基化的病人的生存率是92%。

4　DNA双链断裂修复

DNA双链断裂可能通过同源或非同源重组的方式修复。实验证实MMR缺失的细胞对烷基化化疗药物有较高的耐受性。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至少有7种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参与DNA双链断裂修复，其中BRCA1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17q12?鄄21，编码的蛋白具有许多与其他蛋白相互作用的位点，通过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其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包括细胞周期调控、DNA损伤修复、基因的转录调节、细胞凋亡和泛素化等。BRCA1基因的突变与家族性乳腺癌及卵巢癌的发生密切相关。40%～45%的遗传性乳腺癌与BRCA1基因突变有关，而在乳腺癌和卵巢癌都高发的家族中，80%的患者BRCA1基因发生突变。乳腺癌细胞系中BRCA1mRNA表达水平低能增加DDP的敏感性，但降低了抗微管药物的疗效。因此可以通过检测BRCA1mRNA表达水平来预测病人的药物敏感性，进而选择合适的药物。

5　小　结

铂类是NSCLC化疗的基本药物，DRC的改变是铂类耐药的重要的分子基础。碱基切除修复和核苷酸切除修复等多种机制参与DNA损伤修复过程，每一种机制又有多种基因参与，如XPD，ERCC1，XRCC1等[15]。因此对DRC相关的基因进行检测可以预测肿瘤的易感性，是否选择含铂类的方案治疗以及预测铂类药物的疗效，从而可以使病人真正接受个体化治疗。

【参考文献】

[1] 　Rosell R. Predictive molecular markers in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J]. Curr Opin Oncol， 2001，13:101-109.

[2] 　Hou SM， Ryk C， Kannio A， et al. Influence of common XPD and XRCC1 variant alleles on p53 mutations in lung tumors[J]. Environ Mol Mutagen，2003，41(1):37-42.

[3] 　Gurubhagavatula S， Liu G， Park S， et al. XPD and XRCC1 genetic polymorphisms are prognostic factors in advanced non?鄄small?鄄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platinum chemotherapy[J]. J Clin Oncol， 2004，22(13):2594-2601.

[4] 　Rosell R， Taron M， Barnadas A， et al.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pathways involved in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non?鄄small?鄄cell lung cancer[J]. Cancer Control， 2003 ，10(4):297-305.

[5] 　Rosell R， Taron M， Camps C.Influence of genetic markers on survival in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J]. Drugs Today (Barc)， 2003，39(10):775-786.

[6] 　Rosell R. Determinants of response and resistance of cytotoxics[J]. Semin Oncol， 2002， 29（1 Suppl 4):110-118.

[7] 　David JP， Stoehlmacher J， Wu Zhang， et al. A Xeroderma pigmentosum group D genepolymorphism predicts clinical outcome to platinum?鄄based chemp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J]. Cancer Research， 2001，15: 8654-8658.

[8] 　Yu HP， Wang XL， Sun X， et al. Polymorphisms in the DNA repair gene XPD and susceptibility to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Cancer Genet Cytogenet， 2004 ，154(1):10-15.

[9] 　Rosell R， Crino L， Danenberg K，et al.Targeted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gemcitabine in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J].Semin Oncol， 2003 ，30(4 Suppl 10):19-25.

[10] Stoehlmacher J， Park DJ， Zhang W， et al.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genomic polymorphisms: prediction of clinical outcome to 5?鄄Fu/oxaliplatin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in refractory colorectal cancer[J]. Br J Cancer， 2004，91(2):344-354.

[11] Hu Z， Wei Q， Wang X， et al.DNA repair gene XPD polymorphism and lung cancer risk: a meta?鄄analysis[J].Lung Cancer， 2004 ，46(1):1-10.

[12] Isla D， Sarries C， Rosell R， et 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outcome in docetaxel?鄄cisplatin?鄄treated advanced non?鄄small?鄄cell lung cancer[J]. Ann Oncol，2004，15(8):1194-1203.

[13] Camps C， Sarries C， Roig B. Assessment of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XPD polymorphism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gemcitabine/cisplatin?鄄treated advanced non?鄄small?鄄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J]. Clin Lung Cancer， 2003，4(4):237-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