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十篇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1

【关键词】法制与道德；道德与市场；道德建设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法制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道德思想一直扮演着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一直伴随着中国法制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了中华法系的根本思想。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背景下，无论从中华法制文化的传承来讲，还是从现代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来讲，构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法制与道德的关系

法制与道德的关系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然要讨论的社会关系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上。德治和法治之争从我国古代国家的诞生开始就持续不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法律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法律被看成是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最低道德标准，道德则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社会调节手段。“仁”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所以我国的古代法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和伦理特征, 法律与道德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甚至一些纯粹属于道德范畴内的要求都被规定到法律当中, 要求人们遵守。[1]所以由于几千年来丰厚的儒家文化积淀，我国现代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有道德思想的注入，这是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素。在现代，法制与道德的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社会道德因素被法律以原则性或规范性的标准加以规定，使法律更加贴近人们的道德思想，从而是法律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更加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加速提高人们的法治思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法治思想的强化促使传统道德思想中一些观点和标准发生变化，使人们树立了现代社会主义道德观，从而加速了现代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发展。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当中，法制与道德的冲突也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在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法治思想的广泛宣传，法律往往成为目前社会调节的最终决定手段，法律的社会功能性要强于道德。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人们强调法制调节功能而忽视道德调节功能。

法制与道德二者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都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脱离了社会道德标准的约束，法治社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的成分。第二，社会主义的成分。[2]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它首先是人的一种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人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法制经济，它同样也是道德经济。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可能完全有法律来调整的，人的行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法律所调整不了的，例如：人的思想行为、认知行为。所以以人作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完全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是无法完全有效的发挥市场经济功能性的。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服务的。道德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是被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在此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道德体系建设。最后，市场经济是经济基础，社会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本身特征也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社会道德本身的建设。市场经济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市场经济的人的属性以及社会属性都决定了其本身含有不可缺少的道德因素，这种因素是法律调整不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道德建设的必然存在。反过来讲，道德建设是上层建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必然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直接或间接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和速度。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必然积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道德建设的发展

道德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最终社会调节的手段。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没有国家和政府，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生产生活资料按需分配的理想生活状态。[3]根据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状态是高于法治社会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和政府的消失直接导致法律这一社会调节工具的失效，最终完成社会调节功能的只能是社会道德因素。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应该都是一个社会道德思想极大发展的状态，人们个人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方向来看，道德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崔永东.沈家本论法制与道德之关系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6.

[2]张晓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11):18.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2

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一个平等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和谐社会观。社会主义法治不但继承了法律形式意义方面的功能，而且承载了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的新的价值内涵和社会目标，从而使它构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管理有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各阶层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平等社会。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法治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构建和谐社会坚实的法律基础。我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实践证明，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治理国家的最佳选择模式。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法制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关键。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就是发扬人民民主与依法办事的统一，通过法律形式和法律制度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运行机制，保障人民民利。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就是16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各级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执法机构，严格依法行政，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法治所维系的秩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标志。在广泛的意义上，“秩序”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包括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法治所维护的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它意味着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这种有序性是通过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社会结构的有序性、事物运行的规范性、事物发展的程序性、事件的可预测性等表现出来。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方式，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最终都要表现为一种秩序。达到某种秩序，既是法治的目标和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履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指标。法律秩序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有条不紊、充满生机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和谐是一种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社会运行有序体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社会纠偏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一个社会安定有序，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表现。法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良好的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法律的功能和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纠纷、防止纠纷来形成和维持秩序。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法治以其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缓和矛盾增长趋势，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3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定性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上予以科学地全面地把握，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即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这三重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它们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依法治国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由深刻的哲学基础、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所决定。

1.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一对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哲学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渡；个性包含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个性必然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这一共性，体现着政治文明的一般要求；政治文明作为共性不仅寓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所创造的各社会形态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也必然寓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统摄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去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认识论上必然会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上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非横空出世、突兀而起，也非人们纯粹观念的产物、绝对主观的创造，而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孕育、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取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它形成和发展于人类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映特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它扬弃了人类所创造的既往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阶级进步性。不承认或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上的体现，必然看不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无法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正确评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不利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只有承认和正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我们才能深入研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政党执政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不因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属性而否认其文明属性，从而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努力革除其种种弊端，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的更高级的政治文明成果。这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可能，其阶级进步性也才会进一步突显。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现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主要产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相适应，这些国家往往具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未能充分发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较低，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的设想相差很大。从巴黎公社开始人类社会崭新政治文明的最初尝试到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体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缺乏成功的经验可循。另外，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和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革命领导人的历史局限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一再出现践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客观上导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成就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要求不相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状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益扩大的政治需求不相称。可以说，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与此不无关联。

深刻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历史起点较低的国家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继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切实满足人民的政治需求。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封建传统深厚而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先进行反封建的政治民主启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文明的充分发育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奠定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否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可能因根基脆弱而发育不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既是人类社会主义运动既往实践的深刻启示，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法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平台。这里的法是良法，它必然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进取精神，照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其本身就是社会博弈的结果和政治文明的产物。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这主要体现在：(1)政治制度的有效确立和良性运行离不开法律的最终确认和有效实施；(2)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政治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范围离不开法律的规范；(3)和谐政治关系和稳定政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法律的调节；(4)进步政治意识的确立和巩固离不开法律的提倡和强化；(5)先进政治管理技术的采用离不开法律的首肯。离开依法治国无所谓政治文明，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基于此认识，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1.现象和本质辩证关系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是一事物和他事物区别的标志。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从不同侧面表现事物的本质。本质决定现象，现象从属于本质。这一原理要求人们既不能脱离现象凭空地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认识仅停留在现象上，相反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从现象上说，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有一套实现政治有效运作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等)。但由于这些现象系本质所决定，从属于本质，因而必然体现本质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的民主，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要求。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根本标志。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从价值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表现剥削、弘扬两极分化、崇尚强权的旧政治观，代之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政治观；(2)从制度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为统治阶级；(3)从发展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其对既往政治文明极大的批判和对新政治文明伟大的创造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人民对其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空间空前广阔。

转贴于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必然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成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时，消亡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之中，与社会主义相始终。其建设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必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空间决定了其不能不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这种社会主义规定性具有阶级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1.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处于平等地位。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反映到政治上即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体制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原则、自由平等原则、契约原则投射到政治领域，必然要求人民当家作主。从发展动力角度看，只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使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决策，才能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的鲜明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动员、号召和领导人民的锐利武器，对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取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革命胜利后，实现其夺取政权前的政治诺言，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当然之举。所以，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才能强化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巩固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才能有效消除重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隐患，防止政治专制和政治腐败，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3.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反腐败斗争尚未结束，领导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尚待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1]，“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使社会形态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横向上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既有共同本质，又有各自特点。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各国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创造性。作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完全适用这一理论。将该理论具体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必然得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基本结论。

2.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国情的内在差异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由于各个国家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国情不同，决定了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模式。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必须与民族的政治传统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3]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漠视民意、滞后历史进程的政治僵化还是无视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激进都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都会妨碍社会发展与进步。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这种由于培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的土壤不同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别规定性，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差异性。列宁曾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经验来表明。”[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也只能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根据本国国情，经千百万人的行动来培育，以结出丰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果。

(二)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考察中国政治国情不能不关注以下四个方面：(1)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2)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3)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4)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其中，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决定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要有一个坚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

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就必须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考虑到现有条件下人们政治参与动机的复杂性，在特定条件下，广泛的政治动员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以至社会动荡，而我国承受社会激烈动荡对经济破坏的能力有限，所以“中国不能乱”[5]。中国共产党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组织基础。

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则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国是一个自秦汉算起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的政治思想传统极为深厚。中国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将适应时代的要求，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步伐不一、形式多样。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国别性的基础上在一国范围内又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性和地域性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多样性。这种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多样性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尚不能做到完全平等一致。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逐步消除地域差异，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在当代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能凝聚民族的力量，驾驭复杂的局面，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未来。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进步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国别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其中，政治文明规定性和社会主义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象和本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般和特殊、世界和民族的统一；国别规定性和政治文明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和逻辑、具体和抽象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重规定性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4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刻阐述。放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大背景下，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根本命题，深入领会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我们就会对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1. 全面依法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内在要求。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就需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来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必须明确，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和人治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重要分水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多是那些比较好地解决法治与人治关系的国家，而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这样或那样陷阱的国家则大多法治不彰。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政府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发生深刻的调整，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还关系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执政党提出的被实践证明正确而成熟的方针政策，都会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法律规定，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是解决经济社会现实生活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措施。如果没有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就难以治好国、理好政。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都反复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唯有法治昌明才能国泰民安，如果法治不彰定会国乱民怨。

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根本道路的思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路线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他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根本道路的思想，需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的重要思想观点。

1. 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是一个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问题，是一个关系长远、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都期待党中央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明确的信号，并以此来统一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认识和行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针对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唯一正确道路的表述从根本上否定走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向。将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道路选择的高度，这是一个系统深刻的总结，体现党的法治理论深刻性和成熟性，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贡献。

三、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思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确定道路之后，还需要搞清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想取得怎样的整体效果，这就需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方向、重点和抓手。对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1. 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能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要看有没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所强调的政治方向就是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从本质上规定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

2.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高度重视工作落实，强调要做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求各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都必须有一个总抓手，以发挥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作用。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具体说来，这个总抓手主要包括五个体系建设: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这五个体系当中，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专门针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制度体系，将这个体系也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依法治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传承的结晶。

四、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格局的思想: 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谋划和推进，真正做到把握重点、统筹兼顾。针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方面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1.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立法先行，推进科学立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总体实现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立法的质量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立法的效率还有较大的提高潜力。少数地方还存在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来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而且不利于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的流动，阻碍国民经济发展。解决立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是提高立法质量，其根本途径就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这就要求不断优化立法职权配置，明确立法权力边界，防止部门立法，健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从立法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立法质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着重强调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一方面，绝不允许突破法律红线，真正做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有法律依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必须先完成修法任务; 另一方面，立法工作需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主动地修订相关法律，修法时机暂不成熟的也需要通过特别授权等有效措施为重大改革打开法律通道。

2.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实施，推进严格执法。法律实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全面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严格依法行政。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推进严格执法，解决好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理顺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依法设立行政机构，依规确定行政机构的职能和权限，确定其办事程序，实现政府及其部门职责权限的规范化和法律化。健全完善对公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让人民群众对公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

五、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法的思想: 共同推进和一体建设

在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道路和总目标，确立四位一体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格局之后，需要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推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对此，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系统推进的思想，这就是做到两个坚持: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出的两个坚持深刻地揭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

1.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努力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党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这就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其中，在立法方面强调的是科学，关键在于提高立法质量; 在执法方面强调的是严格，重点是保障法律严格实施; 在司法方面强调的是公正，核心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在守法方面强调的是全面，即要求全民守法，全面守法。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是建设法治政府，这就要求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推行清单管理方式，规范与制约政府权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建设法治中国还必须建设法治社会，这就要求引导人民群众在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时自觉运用法治方式，自觉遵守法律程序，真正相信和依靠法律，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坚持三个共同推进和坚持三个一体建设，是对全面依法治国方法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国情决定在现阶段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系统推进。系统推进法治建设的思想，深刻揭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大创新。

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依靠力量的思想: 党领导人民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依靠谁、为了谁、由谁来领导，这些问题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对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领会。

1.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最核心问题，必须明确予以回答。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根本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有着极其深刻内涵的重要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5 年2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不但必须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而且在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也需要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围绕如何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做出系统深刻的阐述，要求努力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要求遵照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完善、废止相关法规制度。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要求每个党组织、每位党员领导干部，都严格遵从宪法和法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5

关键字: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必要性；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求，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等。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的重要载体，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意义深远。企业建设法治文化不仅可以规范员工行为模式、调节各种关系，使企业运行协调稳定有序；而且还能通过惩戒违规、激励合法行为，调动一切因素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一、现阶段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1、有的煤炭企业对普法的认识不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不强。在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凸显，个别企业仍存在着"权大于法"的现象。

2、有的煤炭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薄弱，重形式，轻实效，贴近基层、贴近职工群众不够，实效性不强。

二、煤炭企业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1、行业特点是煤炭企业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煤炭开采是一种高危险性行业，由于其主要工作地点位于地表以下，安全生产的可靠性主要依赖于对安全作业规章制度、安全规程措施的正确理解，坚决执行。建设企业法治文化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法治文化所蕴含的法律、规章制度至上精神，以制度的形式对在实践中形成的良好做法和措施予以确认和规范，通过企业法治演进，并在运行中形成得到普遍遵守的规则来引导人的文化，以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保证煤矿安全生产。

2、和谐发展是煤炭企业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间交流的加深，人的心理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流。而煤炭企业新的体制机制在有些干部职工心中还未能完全适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及"权大于法"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使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做到人人平等，实现企业和谐发展。

3、市场经济特性要求煤炭企业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竞争主体，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法经营，违法经营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特点，竞争性使资源能得到有效配置，然而它的消极面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加强法治文化假设是煤炭企业识别、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

三、当前加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1、加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抓住三个要点

一是关键要树立法治文化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增强公民个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企业员工必须确立法律制度至上的思想，确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并且在实践中以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企业利益，形成健全的法律性格，为法律和企业规章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领导人作用。法治文化建设要以企业领导人的引导为重点，企业领导是企业法治文化的设计人、倡导者、传播机。企业领导人应充分发挥其在本企业独有的人格魅力优势，统筹企业法治文化建设，以身作则，模范带头，领导企业实践法治文化建设。

三是必须提高法治文化执行力。执行是企业法治文化得以构建和实施的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离不开坚定的执行，即使立法意图再美好、结构再严谨、规定的再具体、条文再完善,如果执行不力也等于零。因此企业建设法治文化，必须提高执行力。

2、加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三个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煤炭企业法治文化组织领导工作保障机制。法治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程，煤炭企业应当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组织领导保障机制，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领导体制，明确职责，落实措施，着力形成条块结合、部门协调、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法治文化建设格局。积极做好企业法治文化的宣传报道、活动开展、工作指导等工作。企业法务部门应做好各项工作的组织、协调等工作。

二是建立健全煤炭企业法治文化法制宣传教育保障机制。煤炭企业应凸显行业特点，在宣传内容的选择上,着重体现与煤炭企业及员工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安全生产法、婚姻法、民法、刑法等法律知识为宣传重点；在宣传方式的应用上,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依靠法制讲座、宣传标语、宣传橱窗及图片展览等载体，不断推陈出新，务必使宣传形式新颖、方式灵活。在宣传效果上,坚持渐进原则，综合评估企业员工法律认知水平，渐进式、层次化提高企业员工知法用法水平。

三是建立健全煤炭企业法治文化监督检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从制度上规范监督各种违规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守法必奖、违法必究。企业应通过各职能部门联动、各环节层层把关,充分调动基层单位贯彻执行标准积极性, 增强干部职工守法的自觉性,从而真正把标准的贯彻执行工作落到了实处，保证依法治企工作的顺利开展。

3、加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做好三个强化

一是强化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群众性。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是用法治精神塑造人、用法治信仰引导人，用法治实践提高人，用法治文化熏陶人。要运用法治文化的特有功效，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成功架起法与职工群众之间的桥梁，以一种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力量默默地传播法治，以它的独特优势与魅力体现法治文化的人本意识和人文关怀。当前形势下，要把满足人的需要、增强人的需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是强化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创新性。创新是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源动力。法治文化建设面临新形势新要求，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建立健全法治文化队伍，创新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要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多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

三是强化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法治文化建设同法治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既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空谈法治文化建设，更不能用法治文化建设干扰和阻碍经济发展。要支持和引导法治文化建设朝着促进依法行政、服务大局等方向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法治化，形成崇尚法治的企业氛围和文化导向。

参考文献：

[1]缪蒂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6

一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发展全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同志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

民主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不同国家迈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相应地民主发展所形成的制度成果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的产生，一方面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与民主本身所承载的价值目标和现实任务不同有关。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旗帜的关键，不仅在于要高举社会主义民主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而且要始终坚持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完善因而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呢？同志的回答是：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三个“必须”，从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三个方面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水平，决定了这个基本框架必须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这就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序的变革和有效的治理是保障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这就需要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有序的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事关全局。科学把握政治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此，同志提出，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其一，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其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这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其三，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进程，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既把握住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方向，也把握住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格局和总进程。实践证明，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把握，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使我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具体目标和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且面临着如何将民主建设的实际成果巩固下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权威、有效地运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发展战略，解决了前一个问题。针对后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建设要与法制建设相统一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明确了这一发展战略。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我国开始了与民主建设相统一的法制建设进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法制建设有机统一的发展战略，提升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历史继承性，而且看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性。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实施依法治国，就是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这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两大推动力量：一是法制建设的力量，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宪法权威的巩固、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以及新的法律资源的积累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撑作用。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必然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为此，同志指出：“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利”，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相互促进作用，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推动力量。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将反过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

明确的战略目标需要清晰而系统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呼应，从而保障目标的实现。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道路：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种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本途径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根本。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属性探讨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文明之花竞相争艳、百花齐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和法治由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与人类文明进步相伴相随，成为当今人类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人类文明之苑盛开的又一朵绚丽的奇葩。在社会主义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奋斗的目标。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法治的文明属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主义本身应有的内涵。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在政治经济上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孤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传统封建文化和敌对势力的顽强抵抗，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尚处于一片废墟，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恢复社会生产和抵御阶级敌人的反扑，还不可能考虑法治问题。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刚刚走上正轨后，反斗争、“”、运动和“”等“左”的错误又接踵而来，社会主义建设虽在艰难中取得一定进展，但社会主义各项文明的发展还远没有产生对法治的需求。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目标的确立，法治最终才得以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法治生成的肥沃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最终在1992年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生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市场经济的秩序迫切需要法治的保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有着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经济呈现僵硬、机械的秩序状态。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配置社会资源，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建立市场的各种运行规则，使每个“经济人”在法律限度内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发展，形成法治下的市场秩序。

市场主体的活动方式迫切需要法律来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首先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没有法律对其行为活动进行调整和监督，没有法律对其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样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力的倒退。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迫切需要法治的健全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是社会主义更重视宏观调控。事实证明，充分利用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宏观调控最能发挥对市场的引导、促进、保障、调整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更迫切需要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重视社会的公正，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更好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走向法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走向法治政治，这是因为：

社会主义的基本民主体制及其活动原则必然要求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总结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果。“”期间，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许多革命前辈受到迫害，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被随意曲解、践踏。历史证明，只有将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及其活动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保障。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在法治的保障下有序进行。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求党依法执政。《》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只有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执政，才能营造稳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外，社会主义法治还有助于弥补民主的内在缺陷，有助于协调政治稳定与民主改革的关系，有助于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等等。

3、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孕育了法治的理性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又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针。但是，在“”期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犯错了“左”的错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精神文明角度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四有”新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从发展先进文化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角度进一步提升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法治的理性精神，并呼唤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产生。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法治需求及法治建设状况的重要因素。在建国初期和“”期间，凭借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革命激情形成的思想道德状况不可能产生法治需求。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目标建立后，思想道德建设只能以法律调控的方式而不能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法治应运而生。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也为一个国家法治的产生及发展奠定科技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不高，对西方国家的法治认识存在误区。同时，当时较为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力解决法治实践中的技术问题，落后的教育无法满足法制宣传的需要，因而法治不可能产生。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后，在取得突飞猛进的现代教育科学文化的支持下，经历了法治与人治的几次大讨论后，社会主义中国最终选择了法治道路。

二、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和法治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产物，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象征。同时，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本身还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法治都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条件为载体加以物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法治组织、机构、设施和先进的法治技术和工具等物质条件作为载体。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中的物质形态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

2、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涵义及其结构有多种理解，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这三层结构都是以法治文明为核心内容。政治制度文明是由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体现的文明状态。在现代法治国家，政治制度通常是以法律制度来体现，或者将要上升为法律制度来实施，因而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程度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文明状况。政治意识文明是人类政治意识进步发展的成果，与法治意识文明在很多方面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政治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法治观念意识的培养，法治观念意识的树立也有利于政治意识的提高。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治管理、政治统治、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依照有关规定有序进行所体现的文明。法治国家的政治行为都纳入了法治轨道，成为法律调整的行为，是法治文明的直观表现。

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现代政治以民主为其本质特征，而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并向高层次发展。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通过法治制度化和程序化；政治民主的基本制度，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等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此，法治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标志。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8

郭广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出发，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了深入的整体谋划。《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大任务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部署，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中，在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时，《决定》提出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断，这既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与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深厚底蕴与鲜明特色，也是对法治和德治关系的深刻把握，把我党对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进入一个新境界。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就必须深刻认识与把握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关系。

一、国家与社会治理需要法律

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法治与德治是治理国家与治理社会的两种基本方式，都具有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但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其区别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依法治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要求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逾越法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以法治主要表现为一种刚性的、他律性的治国方式;以德治国则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等无形力量的维系，通过说服、劝导、教化等方式培育人们健全的道德品格，自觉引导人们做出恰当、得体的行为，所以德治主要表现为一种柔性的、自律性的治国方式。法治与德治二者虽有不同，但它们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来说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单一地强调法治或德治，都会带来相应的弊端。只强调法治而不讲德治，将会使法治丧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来源，丧失对正确价值导向的反思能力;同样，只讲德治而忽略法治，将会由于道德原则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导致难以保证道德和价值共识的有力落实，社会道德的进步靠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

实际上，从作用机制看，法治与德治二者之间也是内在相关的，法律与道德都不能离开对方孤立发挥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但这种法治化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脱离道德基础，法治的施行必须有道德正当性，反映与凝聚人们的利益共识与道德共识，因而必须与德治结合才会有亲和力、生命力，才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遵守。法律法规的制定，就是通过把人们在实践中共同认可的、反映人们利益共识与道德共识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从而使其获得坚实的民意和道义基础，并通过法律普遍性的约束，为道德要求的切实落实提供法律保障。比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增了“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的法律规定，从而以法律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保障敬老孝老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

从实际的操作机制看，法治的有效运行也要依托于道德平台的良好建构，而道德平台建构的起点同时又依赖于良好的法治建设。由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性，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覆盖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方面，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关于人们如何过良善生活的种种追求上，更多地应由道德来调节与维系。比如，对敬老孝老这一传统美德的真正弘扬，不仅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加强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从而使人们通过对孝道这一道德价值的认同增强对法律的认同和遵守。因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既是推动和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动力，也为依法治国的顺利施行创造良好的道德平台。但是在人们还未能全面自觉地养成这一优良美德之前，则需要法律的力量介入，对突出存在的问题加强管理，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借助法律的力量引导和示范人们的价值和行为导向，从而为道德平台建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因此，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

道德意蕴，努力“以德养法”

《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方面系统阐明了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而这些要求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道德底蕴，也无一不表明，只有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才能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主体和社会环境。

首先，关于“立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立法”就必须要确保“法”是“良法”，而不是“恶法”。《决定》郑重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这一提法集中反映了法的道德与价值属性，“良法”就是所立之法应以保障人民权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服务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同时，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这就从学理上保证了我们的法律必然是良法，从源头上保证了法律的道德正当性与权威性。

其次，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取决于法律的切实执行，即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否则，法律就如同虚设。《决定》强调，执法既要严格规范，又要公正文明。“公正文明”内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道德要求。“公正”就是不偏私，不能选择性执法，更不能，贪赃枉法;“文明”则意在强调执法要人性化，有人道主义精神，不得侵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搞刑讯逼供等。政府作为法律执行的主体之一，其是否能够做到依法行政、权责统一、公开公正的要求，直接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和尊重与否，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率先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用法律的准绳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权力行使，做到公正执法、执法为民。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问题，也是每个党员干部自身职业道德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公正文明的执法提供富有道德自律感、坚实可靠的法治主体。

再次，关于“司法”。《决定》明确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由此，司法中的道德与价值底蕴显而易见。因此，《决定》强调，要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杜绝司法腐败，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参与，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部“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最后，关于“守法”。依法治国理念的最终实现需要每个公民的共同努力。公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只有当法律从最初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要求转化为每个公民的内在道德要求，从而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时，人人自觉守法的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才可能真正建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心中有“法”，就会在即使没有外力的强制约束下依然保有最为深厚的法治精神，做到“君子慎独”。一个自觉守法、不做法律“逃票乘客”的公民，其实也是在践行友善、诚信、公正、平等的道德准则，以法治主体的责任感和担当感为法治社会的全面建成提供最为坚实的道德屏障。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以德养法”，努力夯实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道德基础，把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与价值理念贯彻落实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中。

三、强化法治对道德建设的

保障与促进作用，切实“以法护德”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每一个环节上，法律与道德的要求都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统一体。这就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建设的价值导向作用;也要通过扎实的法治建设保障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的落实，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制度性支撑和保障。

依法治国，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法律是道德的基点和起点，这不仅意味着合乎道德的必须首先是合法的，更意味着法律为道德提供了确定的底线和边界，并以其明晰性、公共性和可预测性使人们明确知晓自己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否则，无法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以及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合理期望。因此，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法律的权威性增强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以法治力量推进道德建设，要“以法护德”。

为此，第一，对于道德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与矛盾，法律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切实发挥其建构公序良俗的强制性作用，通过公正严明的奖惩机制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第二，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把全民普法教育和守法教育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广大人民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第三，要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使人们依然保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正义感，从而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执法不严和司法不公的道德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带来的对恶行的纵容会极大地挫伤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对道德的崇敬感，甚至摧毁人们最为基本的善恶观念。第四，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的监督和管理，把权力的行使关进制度尤其是法治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因为，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的领导干部，他们能否起到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示范性作用，将直接关系到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的形成与否。因此，领导干部除了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更要带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9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着。

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篇10

关键词：依法治校；章程建设；逻辑必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3-0166-02

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31号令）》（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的原则、内容、程序以及章程的核准与监督执行机制，是高等学校开展章程建设、实施依法治校、促进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实践纲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章程建设和依法治校的关系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校就是按法律规定治理学校。此看法不无道理。按国家法律治理学校当然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内涵，但依法治校的内涵还应包含依章程治校，甚至包括依学校一切合法的规章制度治理学校。因此，依法治校应该是依国家的法律、法规治校，依学校的章程和一切规章制度治校。湖北省各高校开展的章程建设，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和内涵，章程建设的好坏关系到依法治校的顺利进行。

二、章程的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

高校章程是指“高等学校依法订立的规定学校组织及活动原则的文件，是学校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可以做这样一种理解：学校章程是依法制定的自治性规则。作为自治性规范文件，当然表现出其所定规范的任意性，即自治性。而依法制定则又使得其规范具有了强制性，即法定性。章程的规范应该是强制性和任意性、法定性和自治性的统一。

章程的任意性体现了现代法律制度中的意识自治、权力自治理念和原则。章程任意性规范体现出当事人之间对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合意及约定。而这种合意和约定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拘束力。因此，学校章程的制定对学校的举办者、办学者，对老师、学生，对管理者和员工，对学校的任何团体、个人，都是一件大事，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章程建设工作不仅事关依法治国，事关学校的发展，也事关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为了贯彻执行《暂行办法》，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5月2日印发了《湖北省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鄂教政法〔2012〕2号]（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对湖北省高等学校章程制定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工作步骤、工作要求和组织领导进行了部署。《方案》决定，湖北省高校章程制定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2年5月30日前，为学习宣传和制定工作方案阶段；第二阶段，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为各高校章程起草阶段；第三阶段，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章程核准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学习、宣传和制定工作方案阶段，一个重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章程的强制性说明：章程的任意性、自治性、约定性、合意性不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约定只能在法律授权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和条件下约定，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因此，要搞好学校章程建设工作，除了具有民主意识、丰富的领导水平和管理经验等素养以外，还必须具备极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章程建设既是对湖北省乃至全国各高校广大干部、职工的民主意识、管理水平的考验和提高，也是对广大干部和职工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的考验和提高。这也正是各高校安排广大干部和职工进行大量的法律学习的意义所在。

三、学校的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设立的必要条件

《高等教育法》于1999年1月1日起实施，全文八章，六十九条。由总则、高等教育基本制度、高等学校的设立、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高等学校的学生、高等学校投入和条件保障、附则组成。全面规制了立法目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任务、教育形式、办学自、民主管理、行政管理以及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高等学校的设立、组织和活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权利义务、学生的权利义务、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等等。

《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申办报告、可行性论证材料、章程、审批机关依照本法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本条是强制性规范，学校的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设立的必要条件。2012年1月1日起设立高等学校，没有章程，不予批准。过去设立高校没有章程的，应进行章程建设，在2013年12月31日前报有关部门核准备案。也就是说，至2013年12月31日以后没有章程的高等学校，视为高等学校的不合格。可见，湖北省各高校学院开展的章程建设，是依法治校的要求，是高等教育法的强制性规定。

四、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亲自领导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1]”1956年，党的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2]由此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伊始，就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十分重视，并且展开了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十分强调和重视法制建设。他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深刻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正式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自此，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进入了正轨，步入了快车道。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3]。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效、常态的社会运行机制，是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纳入法制的规制之下。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制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的法制化。当然也必然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法制化。所以，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目前，湖北省各高校开展的高校章程制定工作，不是孤立的一所或几所高校的工作，而是依法治国方略在高等教育中的推进和落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和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