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十篇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1

随着2008-2012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导致目前全球经济状况呈现不景气的状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针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上，在“新常态”下，有必要对经济与金融学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为经济复苏提供理论基础。

二、“新常态”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粗放式的GDP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调整，对经济学的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来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在对经济和金融学进行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对经济和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进行调整。在实践操作上，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目前在部分国家中，金融体系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没有呈现真实的财富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依靠货币、信用等形式来对经济与金融体系进行综合配置。金融体系的运转对宏观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实例，让金融体系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认清并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

三、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创新

要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和金融学创新理论。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国际上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对金融因素的影响未能引起及时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没有理论指导外，也造成相关方面的理论危机。因此，解决上述问题，要重建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但是大量经济学家在理论的阐述上，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表达，甚至出现走向“死胡同”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理论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与逻辑在建构上的有机结合。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设立必须要有经验、行为、实践三大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学方法论必须经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市场的规律，能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理论的改革必须符合两者深度的兼容，这样才能对新理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和金融学理论进行反思，是对现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理论、政策、实践等重新进行综合整合，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科学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重新回归。使相关的理论进行一次整体性的系统变革，要根据现今世情的变化，构建一个崭新、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四、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目前理论的构建是要重新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建设，使金融与实体经济这现实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纳入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样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也在实践操作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金融学的理论上，要重建宏观微观相统一的理论。国际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金融学理论对宏观与微观的分离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要求在金融学的新建理论上，对金融体系的规律与运转进行相应的研究，并阐述出相应的理论框架。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涉及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内容要有创新。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系统的把金融体系作为一个重要框架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要在结构上进行整体分析，对相应的框架进行理论上的重建。通过对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的建设与完善，使理论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理论构建当中，要注意金融体系与??体经济的联系与作用，实现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的相统一。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2

1.体育经济学概述

1.1 体育经济学认识分析

体育经济是以发展体育事业为根本目的的，体育经济学是围绕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主要包括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等体育实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习惯对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的影响等等；体育资金的有效利用、体育行业的投资与收益等提高各种投资在体育实践中的收益，使投资的效益最大化。我国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绩，第一，随着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体育经济研究者的付出，我国体育经济研究收获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包括体育经济学相关专著的发表，体育经济学相关学刊的发展等第二，体育经济学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第三，高校对于社会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在不同的岗位上积极的促进了体育业的发展当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社会在发展、体育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展，只有理论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适应体育经济的发展现状，为体育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

1.2 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在体育经济学发展前，我国的体育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无足轻重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健身娱乐、体育竞技观赏等的兴趣日益浓厚，形成了迅速膨胀的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拓展了第三产业的领域，使社会产业布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体育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的第二产业发展，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体育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实现并促进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体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2.1 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发的深入，当前的体育经济学研究已不能满足体育行业发展对经济理论的需求，体育经济理论亦不能科学的、全面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第一，目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体育行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体育经济理论体育的构建研究不足第二，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对实践经验的概括较为成熟，对于实践概括的加工、提炼、升华不够深入，体育经济学理论对于体育经济实践活动的指导力不足第三，对于国外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功过于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到社会主义国家不适用要么盲目借鉴，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真实情况考虑的不足，但不论那种情况都不利于我国体育竞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四，对于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滞后和盲目一部分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特点，应为经济学属性；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产业、体育消费、体育投资等，应为体育学属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像这类的分歧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制约了体育经济学对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

2.2 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趋向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为人们的精神追求鉴定的基础，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消费。体育经济实践的发展丰富了体育经济学理论，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同时，体育经济作物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与整体经济有着情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化促使体育经济的发展也日趋复杂化，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的提高自身素养，拓展体育经济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实践出发提高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体育业发展中大众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市场等因素，将其作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研究此外，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的体育经济已逐渐的与国际接轨，受国际一些思想、理论的影响，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以促进其对体育实践活动更广范围的指导作用的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

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换而言之经济是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反之，体育也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与体育的内在联系，理解二者的重叠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属性争执对于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要结合实际，联系我国的基本国情，以体育经济实践为基础，科学的、事实求是的进行概况、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客观的、理性的借鉴其他理论成果，结合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适应我国体育业发展的体育理论体系。

在体育经济发展中，“人”是发展的核心理论，对于人力资本论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资本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国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异己”，应结合我国国情、制度以及现状，科学的、理性的对该领域较成熟的理论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资在体育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对体育教育、体育保健等进行投资，提高人在体育技能、体育保健知识应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获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等。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在我国体育经济实践中真实的存在过程，因此不可忽视。

产业组织论是产业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体育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拓展了第三参与，对相关的第二产业也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因此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需重视对产业组织论的研究，使这一理论能更好的指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体育经济业的繁荣。

体育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等知识产权都属于体育业无形资产，此外，体育业的无形产权还包括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特许经营权等，这些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体育业发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观存在于体育行业的财富。因此，对于无形资产论的研究对于体育经济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形资产形成中，“人”投入了相应的资金、智慧等成本，促进了体育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提升了体育业的经济效益。此外，体育业的无形资产可用货币竞相计量，属于可交易商品。同时又具有产业经济效益、供给的有限性等特点，利用无形资产论对其进行研究，并结合体育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分析、利用，对于促进体育业发展极为重要。

总之，体育经济的核心理论是以体育经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对体育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发现和提炼体育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理论为基础更好的促进体育经济的发展。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

3.1 体育经济学定位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对于提高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效率、效果极为关键。在彳本育经济学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实践是一切理论发展的基础，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现实中的体育经济现象和体育实践，通过对体育领域各种现象、实践的总结、思考、分析获得更高层次的体育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利用体育经济的相关问题解决体育利于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及经济现象，促进体育业的发展。其次，重视“人”的因素对体育经济现象的影响，通过对人的活动、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体育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需求等变化规律，以促进体育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理清体育经济发展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索体育实践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影响等，通过研究分析提炼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规律，用以更好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

3.2 体育经济学科学定位的思考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体育经济现象及实践研究中，人们不断的发现、总结其经济发展规律。然而体育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体育经济发展，也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对于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首先，在当前理论研究基础上，全面的掌握、分析体育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特点，联系实践在体育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基础上对该学科进行定位。其次，对于体育经济学定位过程中的分歧要全面的分析、研究、领悟，不能盲从他人观点，轻易做出结论。例如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面对体育经济学的“体育学属性”、“经济学属性”、“多学科交叉属性”这三种不同观点，一方面，要联系实际，通过对体育实践中经济现象的发生、体育实践问题的解决等对其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要打破界限，挖掘最有利于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属性定位，以创新思想求得该学科的最有利发展途径。再次，研究定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关键，对于研究的定位一定要突破抽象的表面现象，深入体育经济发展的核心，找准影响体育业发展的关键进行定位。第四，人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对于培养的定位要联系社会实践，突破学科差异、思想差异，以人力资本论为基层，培养多元化人才，促进体育业和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4.结语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经济法理论；经济法治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116－07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是现代法律科学中的重要学科。近30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多方面的长足发展，其中包括经济法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教育发展等。在经济法学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积累和形成经济法学的理论和知识。就其形式而言，它既体现为经济法学研究重心、主题、领域、内容和方法的发展，更体现为经济法学思想认识和理论内容的进展。因此，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经济法学科的精神理念和学术灵魂的研究。作为学术研究和认识活动，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在学术活动和研究实践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经济法学研究进程中的多重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及其影响涉及经济法学发展的全局，贯穿于经济法学发展的全过程，规定着经济法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内容、领域、功能和进程，影响着经济法学的有效发展进程。

一、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关系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法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引作用，而法律实践对法学研究也具有反馈作用。衡量经济法学学术价值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法治实践发生作用的大小；而衡量经济法治实践科学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经济法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承担着法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理论的论证、法律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定、法律实施的纠偏，对经济法的精髓及法的理念的把握；经济法实践承担着法律实施的重要任务，涉及经济法的精髓、法的理念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生共长，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者并不矛盾。法律工作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因此，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者应当紧紧围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可应用性和法律实践的准确性。

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法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法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法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法治建设和发展，更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积极回应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和许多制度构建都适时地契合了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从整体上仍缺乏一种对现实问题或规则进行学理化、法理化甚至哲理化的深度思辨，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仍停留于甚至满足于一种对策性的个案分析。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关联性问题或事件，经济法理论研究没有从规范性的对策机制中抽象或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原理。如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推崇极至而排斥国家对市场的正当干预，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治角度，这便触及到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当对经济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对策性工具。

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法治理念与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法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到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约束，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当然，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法律行为和法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反映着经济法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法治生活和法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经济法理念，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经济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和构建，是经济法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原则。用经济法理念和思维统摄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治实践，不仅可以厘清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而且可以实现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关系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法理念站在经济法整体的角度和发展的高度上，对现行的经济法律或者是即将制定的法律，进行认识和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和把握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作出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的评价，然后形成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经济法得以补充、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导立法者从总结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并反映到经济法立法上，使经济法立法既肯定现实，又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规定，以便从经济法上把握现实的未来。例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如何剖析和解答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即如何具体回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待经济法学从社会本位、平衡协调和人本主义理念高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界秉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再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从而对部门法的划分及其调整对象理论推崇至极，一度使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其实，法的部门法划分本身就是遵循主客观标准而非单一的客观标准，以往那种囿于大陆法传统的客观标准试图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传统部门法作泾渭分明的划分，从而使经济法陷入了调整对象之争的“陷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让这种理论上的误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经济法已被

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近些年来，法学界也在逐步淡化部门法的论战，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到调整对象的理论争辩，但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异民法”或“反民法”的路径情结。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部门法之间的求同存异及合作问题，却少有提及。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只是通过简单的比较，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予以比较，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存在的缺陷。

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从而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及严格对应。其实，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不同的法律价值并有着不同的贡献。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放在纵向的法制变迁中考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前，以主体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私有为原则的民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要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必须首先反垄断，反对垄断者垄断经济、操纵社会、滥用优势，只有反垄断取得了成功，重新构建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维护和促进了市场竞争，恢复了人们的自由，为民法奠定了基础，民法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依法反垄断便成为了奠定人的平等、保障人的自由、促进自由竞争的根本前提和首当其冲的任务。经济法(反垄断法)成为了平等奠定法、自由保障法和自由竞争法。因而，现代经济法的出现，不是民法的相向物，也不应当成为民法的排斥物。两法在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作用。

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价值，而且，针对转型期各类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交错性和进发性，应当在法律机制和功能上重视和发挥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功能组合的可能和模式，以发挥法律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系统效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使得当今社会尤其是转型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认为不同部门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这一断裂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的断裂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又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这些断裂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断裂的修复也必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修复这种断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而法律修复手段的运用，也应当包括法律功能组合的路径。例如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门，对断裂社会的修复，需要经济法学者加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有机组合与运用的研究，从而使其共同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

三、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按照法学研究不同的属性，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其价值为宗旨，通过对法治现象因果的研究，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泛指经济法制度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经济法律问题，探索或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从而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经济法基础研究是关于经济法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而应用研究则是关于经济法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称谓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经济法总论重在探求各种经济法规范和各种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侧重于探索和认识经济法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性研究，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法学的应用研究，亦可视为经济法分论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法的对策性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现为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法对策、路径和方法，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法学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总论研究可以为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方位，从而在宏观上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总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分论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总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总论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总论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离开总论研究的分论研究，是缺乏对于经济法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分论研究的总论研究，则会演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用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法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兼顾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正确处理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总论研究来深化分论研究，通过推进分论研究来丰富总论研究，实现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键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经济法总论不以某个和某些部门经济法或单项经济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经济法的各部门和各单项法律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上，一些经济法论者轻视总论研究、淡化总论研究，怀疑甚至否定总论研究的意义。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囿于经济法视角而论经济法，没有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更未立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检视与探求构建经济法学的基础，因而没有在此基础上阐析经济法的原理，以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出现了“总论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

化”的论调。比如我们在研究经济法功能时，极少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分论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当下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在总论研究中对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及分配功能进行重点研究，以此来指导分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不过，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总论研究还是分论研究，学者们又多喜欢进行应然论证，而轻视实证分析。没有真正遵循“总论是分论的总结，分论是总论具体化与实现”。分裂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缺少实证分析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路径，既不符合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得研究结果严重脱离、超然于现实。在对待总论与分论研究关系的态度上，总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分论的研究为依托，立足分论归纳出来的总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分论的学理化和法理化研究，并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归纳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等共性内容，这种共性内容自然就是总论的内容。

四、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法学研究的创新，通常是指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引进或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主要进行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同时，法学创新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包括法律内容的创新、法律观念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方面的改革，一般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就当代整个法学的宏观发展而言，中国法学在30年的时间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确实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量。但是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与理论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移植或引进，真正属于法学自己的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方法较少。将其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看，法学领域涌现的很多新话语、新思想、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大多来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输出地和实验田。同时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将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而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法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法治方向和法治功能，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

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积累，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有利于基本范畴的形成。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都是积累的过程，对经济法的解读过程要求将经济法理论建立在某种前期知识或语境上，从而使经济法理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没有任何前期知识或者参考框架，我们不但无法解读经济法理论，而且经济法理论对于试图理解它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论是提出新的观点，还是批判他人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然而，一些对经济法学理论的责备与批评，通常是在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经济法文献，以及没有全面理解被批评者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提出的，最终成为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因此，有关经济法的研究和批判应当遵守以下两点约束。第一，批判他人的观点必须首先确定解读的论述框架，即前期的知识结构，厘清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与框架。第二，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框架，否则，就将模糊自己所解释或描述的内容。经济法学理论与批判具有科学解释与人文解释的双重性质，而且科学解释是基础。对经济法理论及其命题的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演绎或不完全归纳推理，因而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有益的假定，这种假定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从而提出更逼真的命题。有人在进行研究和批判时不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约束，经常提出一些绝对性结论，使学术研究走向片面和偏执。㈣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是强调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放在整个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进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自说自话。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经济法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又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法律应当是现实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人本法律观也强调法律的现实性，将人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起来，让法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解决公民新生活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法律成为公民的生活规范和生活方式；改变法学理论与生活严重疏离的现象，让法学研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上，让法学成为人的生活之学。法学研究中法律观的创新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是法学创新的两条基本途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法学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在中国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如何在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故如何在经济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法学的创新与现代化，就是将经济法学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化，从而推动现代人的塑造，实现经济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和谐同步的发展。

五、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经济法学研究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经济法还是在经济法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经济法学，在市场竞争形态、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核心价值和法治发展历程及水准迥然相异的不同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法律背景下的经济法(学)。既然如此，所谓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法律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经济法学，其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性和对立性，无视它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理解为国际标准的通说；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遍的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看作是世界标准经济法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个性视作并代替世界经济法学的共性，也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共性来遮蔽中国经济法学的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许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本土化”，研究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4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着作看,都涉及 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着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

1.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多正面评价而不乏微词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较早指出中国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且能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他强调,邓小平很清楚,要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理想和改革目标,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坚决放弃那些过时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虽然中国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据此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它。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或民主主义国家。”美国学者指出,党和国家还强调和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更多自和市场更多的自主,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力。虽然邓小平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他从来不是“走资派”,他不会改变对马克思描绘的社会哲学信仰。日本首任驻华大使认为,邓小平决不是一边倒的人,他脑子里改革开放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两种观念是同时存在的,他的发言中“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1997年2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邓小平逝世特辑指出:“邓小平虽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把经济建设当成第一等要事来抓,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决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可偏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各国所必须注意到的信息。”海外也有偏颇之词。《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序言谈到,“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在有人看来,可能会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第一期序言又谈到,邓的改革“对西方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世界怀疑论者来说,这几乎就是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美国学者索林格称邓小平倡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企业兼并或破产、股票和股票市场等,是“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

2.较多中俄比较分析褒扬中国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的一个视角是进行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基于中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相似经历,中印都在地域和人口环境等方面具有可比性,所以较多比较中俄、中印市场取向的经济轨迹。苏联解体前,日本学者从引进市场机制等整体看,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要比苏联进展顺利。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分析了中俄两国改革战略和实际成效。俄罗斯有学者对比了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指出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对比中国强劲的发展态势和西方体系面临的问题,给出中国将统治世界的判断。“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总结,也是一个集成性评价,这类文献较多,形成一类专门研究。中国学者指出,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主要有肯定近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功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加入WTO、提出科学发展的理论,中国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对世界经济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发展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愈来愈多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三、理论成就、问题、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至今,由“摸着石头过河”向有的放矢的方向完善。

1.总体成就

历经20余年的潜心专业性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丰厚的成就。第一,就研究层次而言,学界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现有研究已经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涉及理论整体性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我国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满足怎样的目标、我国的体制转轨面临哪些约束条件和采取怎样的路径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如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时怎样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应对全球关注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原则与策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取向等,学术讨论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思想性、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兼具,也成为一个集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于一体的重要交叉学科,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第二,现有研究在诸多关键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有利于理论发展既不断开拓,又通过共识和整合丰厚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社会科学以探索社会运行规律为基本任务,与自然科学探索的对象相比,社会运行更具多变性、复杂性,往往社会运行的实际过程发生在先,对其的理论精细化探索在后,这使社会科学一定意义地呈现滞后于实践的特点。但这恰恰符合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因为社会实践没有现成的可以完全复制抄搬的现成教条,抄搬必然失败已经被无数次社会实践所证明。社会科学大家庭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样不可能例外,现有研究在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有一个先发散的百花齐放过程,理论探索是“摸石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是“过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理论没有充足的准备,从而难以供给足够的体系式智慧条件下现行一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然而,的具体化和落到操作层面,诸多问题的处理通常是多方案的。对此,这场旷世大转型中,最理想的只能是把握住关键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达到把握住全局与根本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发展路径与模式,总体地、基本上胜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间当然也借助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广大劳动群众整体上较为平静地接受转型带来的一些冲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们认同了改革性质、目标模式、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的政策设计,这对20余年来社会在整体的稳定中获得发展至关重要。理论界也在改革性质、目标模式、任务、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政府、学界、民众的共识,有利于有效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

2.问题

作为重要却又新兴的理论,20余年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非常完善与成熟,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缺乏足够鲜明的理论自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既旗帜鲜明、又极具学科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但现有理论对此问题回应不足,且无足够鲜明的共识,仅刘国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十分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程恩富以建构中国经济学为主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中的原因既深刻也较为复杂,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在模仿、习作市场经济工具的过程中,淡化了工具的服务对象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还不遗余力地有意诱导去社会主义制度、去马克思主义,“向钱看、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经济理论事实上成为我国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种现象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初期不易避免的,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育还需更加成熟,使之建立在牢固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还需要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基本理论版块,目前没有定论,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于理论的完善成熟十分必要,现行一些读物鱼目混珠或各说各话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此同时,明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有重要影响。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足以回答实践的考问。第三,罕见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认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卷入的是全民,大众无论从生活、还是从社会生产活动实践,无论从交往方式、还是从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在近20年发生质的变化。从实证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众化程度是最广泛最深刻,但是。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和认同的理论研究基本还没有开始,这一现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众的巨大影响不相称。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5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6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 经济学 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 指导 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 总结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 逻辑 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 调查 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 数学 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 经济学理论 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 农村 经济 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 市场 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 农业 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 行政 管理 体制 、 投资 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教考模式

中圖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00X（2020）24-0090-04

一、概述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提升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能力的重要工具。当前，计量模型和实证方法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科的各个领域，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同时，随着跨学科融合研究日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专业也开始将计量经济学纳入其必修课程。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对应用型人才在能力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顺应时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新时期计量经济学教学需瞄准三个方面的能力培养，即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在新形势下，计量经济学不能再定位在较低层次的理论教学层面，作为应用性、实践性和综合性极强的一门学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需要顺应时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切实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做出创新与改革。

现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制约本课程发展，影响本课程实际教学效果的藩篱。打破这些制约瓶颈，对于提升学习效果，助力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工具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至关重要，要达到此目的，作为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重要环节的实验教学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实验教学是连通学生被动学习理论知识与主动发现问题的关键桥梁，探究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与考核模式改革，推动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协同发展，对于学生深入理解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延展学习视野，提升创新意识，培养基础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考现状与问题

我国自1998年将计量经济学纳入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以来，对其重视度越来越高，目前所有开设经济类相关专业的高校普遍都开设了该课程。同时，高校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开设贯穿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的学习基础对硕博阶段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因此，在本科阶段奠定良好的计量经济分析功底，对于今后的学习与研究至关重要。

在一项针对50所高校经管类专业课程重要性的调查中，计量经济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三门核心课程之一。与此同时，问卷调查显示，近88%的同学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类必修课程中难度最大的一门，只有约40%的同学对目前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持基本满意的态度，55%的同学表示学完计量经济学课程后，面对基本的数据处理仍感觉不知所措，65%的学生认为学校对计量经济学的考核过分注重理论成绩，实验环节的权重过低，导致学完课程后只懂得模型和方法的数理推导，却不知如何运用，58%以上的同学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总学时需要酌量提高，大多数同学都期望能通过实验教学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希望能够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去完成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分析。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学科，是解决问题与开展量化分析的重要工具。如果学生在系统学习完计量经济学课程后，不能借助现有的计量软件完成从建模到预测的一系列工作，就失去了学习该课程的意义，因此，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不应聚焦于理论层面，更需要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实验教学就是引导计量经济学教学由理论方法向实践应用的关键环节。目前，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中尚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导致学生学完该课程后仍然很难将计量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去。总体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总学时偏少，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配欠合理

目前，大多数高校针对计量经济学的课时设置为48学时，与计量经济学需要完成的教学内容相比，总学时严重不足。在这种课时安排下，教师针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内容的讲解往往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通过引用充裕的实际案例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导致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停留在数学推导层面，而对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内涵理解不够。进一步地，由于时间限制，实际教学中往往都采取了教师主导的教学范式，从问题的提出数據处理实证分析，都是教师全程主导和讲解，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不够。同时，在总学时不足的情况下，协调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也变得更加困难。现阶段，很多高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都将学时的重心放在了理论教学中，实验教学被视为学生自学的任务，最后的结果就是学生只懂得一些假设和方法的理论推导，却不知道如何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分析中去，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大大偏离了这门课的应用型目标。

（二）学生先修知识掌握不够，形成“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

计量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西方经济学、线性代数和数理统计学基础，尤其对数理统计的要求比较高。然而，当前大多数高校在数学课程的设置上与计量经济学并未接轨，加之经济类专业中有很大比例的文科生，他们本身对数据就存在畏惧心理，计量经济学内容中所涉及的大量数学证明和推导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然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无法避开相应的数理知识，教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补充相关的数理统计知识，导致计量内容讲解无法完成既定目标。对于刚刚接触计量经济学的学生而言，因为理论计量经济学涉及到的数理知识偏多，一些概念的糅杂更是加剧了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难度。另外，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往往会在上下届学生之间传播，这使得学生从尚未接触计量经济学起，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最终，这种双向叠加的难度加剧了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效果，造成了“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

（三）认识存在误区，弱化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属性

长期以来，关于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第一种观点将计量经济等同于经济统计，认为统计学中已经开设了相关统计实验，在计量经济学中再次开设实验，就过于重复了。此外，一些学生将计量经济学等同于数学课程，过分关注数学的证明与求解，忽视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初次接触计量经济学的学生，应该以讲授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为主，只有系统理解了相关方法、假设和模型，才具备开展实验教学的前提。然而事实上，一方面，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存在着明显区别，经济统计主要讨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计量经济则侧重挖掘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计量经济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理应同步开展，理论知识是实验教学的基础，而实验教学又能加深学生对相应理论知识的理解，先理论后实验的异步教学模式往往会造成学生对理论与应用上的认知脱节，理论与实验的同步教学则让二者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重理论轻实验现象严重，造成理论体系与实际运用脱节严重

现阶段，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较为普遍的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一方面，在学时的分配上存在着理论学时严重多于实验学时的现状。很多高校都是系统讲解完理论内容后，才开始开展实践教学，导致实践教学往往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在实验教学的内容安排上，存在着重验证性实验，轻创新性实验的现状。验证性实验往往理解难度小，操作简单，在课时稀缺的情况下，很多高校往往将实验教学的重心放在了验证性实验上，但验证性实验对于提升学生理解计量经济学体系的帮助并不明显，虽然学生能够通过实验，掌握碎片化的验证性过程，但如何利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具体的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却存在着措手不知的窘境。创新性实验是在验证性实验基础上的综合性运用，需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查找数据、分析数据，并做出计量经济回归和检验，因此系统性更强，对学生的整体锻炼更明显，然而这种实验相对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同时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主观能动性，而这往往是目前很多高校学生普遍缺乏的素质。

（五）考核方面重结果性评价，轻过程性评价

目前，很多高校的计量经济学成绩构成中，笔试成绩仍占有绝对的比重，实验成绩本身权重相对较小，而且实验成绩的评定也往往依赖于学生最终提交的实验报告，对于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却关注不够，没有把学生学习全过程中的情况纳入评价范围，没有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行为以及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能力等做出评价，没有发挥过程性评价的教学指导功能。虽然总结性评价相对简单省事，但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面作用有限，这种评价机制会造成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惰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往往在最后截止时间进行突击作业，可能通过抄袭或者搭便车，获得了一个较好的综合成绩，但实际学习效果却并不如人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三、应用型人才需求导向下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模式创新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指出，最佳的教学模式，需要谨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性，要帮助学生搭建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并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计量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为此，实验教学要瞄准能力培养，通过学习，使得学生能够较好的掌握基本的分析软件，并能够基于该软件对基本的经济问题做出计量分析。实验教学不仅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更是对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能力的培养。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实验教学设计需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开放性原则。从实验的选题、具体步骤以及时间要求等方面，强化学生的自主性，而不必拘泥于教学大纲的一些硬性要求。第二，目标性原则。教师应帮助学生设定能够达到的基本目标，在目标导向下，鼓励学生完成相应的实验内容。第三，创新性原则。实验教学从简单到复杂，最终是要利用已掌握的计量方法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不能一直止步于模仿已有案例。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如下两种类型的实验教学模式：验证性实验教学和综合性实验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各有优缺点，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验证性实验的本质是对理论教学的补充，而不是深化，该模式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引导，无法教会学生创造性地使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当前的计量经济学实验课程标准是根据各个单项操作练习进行设定，过于固定和形式化，灵活性差，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也限制了老师根据不同专业需求进行具体项目设计的可能性。因此，改革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推进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有机统一，是解决这一难点的重要途径。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开展创新性实验教学是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研究能力的有效方法。为此，本文提出基于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三步联动实验教学模式。

在具体实验教学过程中，不同的学习内容需对应不同的实验模式。验证性实验主要用于检验模型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通常所选用的数据与案例都极具针对性，是为了说明该问题而特别选用的，旨在让学生理解各个问题的基本特征，掌握其基本判别方式。综合性实验则相对具有系统性，所给出的案例与数据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不具有特定性，需要学生自主去进行验证和处理；而创新性实验则从问题与数据的选择开始，全过程操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选择和完成，是一个集成式的体系，整个过程既会涉及到经济学的相关基本理论，又会涉及到具体的计量经济建模与操作方式。因此创新性实验会占用较多的课余时间，需要教师在早期就要组织学生分组，并提早布置实验任务，同时为了切实加强组内每个同学的参与度，避免搭便车行为，教师需要科学干预每个小组的任务划分。

在系统掌握了验证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应该展开创新性实验，事实上，这是一个从基础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到自我创新的过程。创新性实验教学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目标，重点在于通过自主完成课程论文，系统掌握论文选题、数据搜集、数据处理、模型设定、实证估计到假设检验的计量经济分析全过程。创新性实验利用任务驱动，变原有的“教师学生”单向模式为“教师学生”的双向模式。在实验教学中，教师作为创新思维的启发者、“新精神的培养者、关键操作的示范者和实验过程的帮助者，其作用应由‘教’向‘导’转变”。这个阶段是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转换的过程，能够将计量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有效衔接起来，一方面，让学生懂得理论知识如何进行实际应用，另一方面，能够明确计量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中的基本功效，从而为将来更高阶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另外，在理论教学环节，教师要渗透相关实验教学案例，通过理论与案例的融合，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通过生动的案例，切实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验案例的选择上，教師应该合理选材，选用的案例既要契合学生的认知现状，又要具有与现实经济热点较高的契合度，对于那些陈旧性的或与当前政策导向不相符的案例应及时替换，要结合当前热点问题，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尽可能保证案例库的代表性和时效性。在创新性实验环节，学生通过自主选题，自主完成计量分析的全过程，能够有效提高对理论的认识，同时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规范，为今后的毕业论文以及更进一步的深造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应用型需求导向下计量经济学实验考核模式创新

课程考核的核心功能在于“导向、检验、评价与反馈”，针对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所提出的上述教学模式，需要配套创新型实验考核模式，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此，主要从如下方面予以展开：

1.构建注重过程化的多元考评体系，有效平衡理论与实验教学。一方面，实验成绩构成需要更加科学和多元，既要包含最终实验报告，又要注重对实验过程的评价。另一方面，适当降低理论考核权重，提高实验过程性评价比重，这对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2.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应赋予不同权重。对于操作简单的验证性实验给予相对较低的分数权重，而对于工作量大，耗时量久的创新性实验，则应予以较高的权重。考虑到创新性实验需要小组协同完成，因此在评定成绩时，需要结合每位同学在报告完成过程中的各自贡献度，进行组内差异化评价，既要体现组内成绩的趋同性，又要体现出异质性。

3.创新性实验由学生自主选择问题，自行收集数据，自主展开分析和撰写课程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将课程论文选题与校级课题申请、以及创新创业等目的挂钩，以此增强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兴趣，并着力提升学生在创新性实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性实验所完成的课程论文，应该由教师和各组长共同构成评分小组，合理设定教师和各组长的分数权重，根据每组论文汇报表现和论文内容、成员分工等，给每位同学评定合理的成绩，最后还需由教师对每位同学的成绩加以微调，以防恶意打分现象。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8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内生性要求与“应用型高校”的学生培养目标之间存在部分偏离。这种偏离对教师的授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教师要在学科内生性要求之间与学生所必须掌握的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强化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科学观察能力、应用知识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之间确定平衡，以此提高教学效率。

一、方法论特征与能力培养

从经济学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就受到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学者研究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一致。但经济学提供给了人们一套观察现实经济现象、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自然逻辑、提出相关经济问题的解决对策等方法则基本是所有经济学者和方法论学者都认同的。简单说，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经济世界。计量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四大领域之一，其内容纷繁复杂。在一定意义上，由于现实可观测数据的变化特性从而使其具有与其他经济学科相比更大的发展性。但是，由于计量经济学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科，其方法论特征更加明显。许多计量经济学研究者都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进一步，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特征的进一步体现在一定意义上简化为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的这样一种逻辑体系，即“经济现象的观察、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数据的搜集与处理、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事实上，这样的逻辑体系也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从这一逻辑体系来看，每一个环节都特別突出了计量经济学实践能力的培养，都暗含了计量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要求。因此，这一方法论特征给予了计量经济学在“应用型高校”教学中提升学生应用实践能力更大的权重。这意味着，在实际教学中，要始终注意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注重经济问题分析方法和工具的传授，而不是只强调理论知识和数学推导与证明，这一点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尤其具有意义。在经济现象观察的阶段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中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协调能力，数据的搜集和处理则需要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和中检验中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知识运用能力、思考问题能力等，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应用中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二、经济现象与直觉理解

经济现象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把握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这种把握也是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休谟问题的起始正是对现象的分析，这也是众多学者诟病目前计量经济学教材只重视参数估计和检验进而缺少实际分析的原因。在实际教学中，要重点强调经济现象的直观把握，增强学生对问题分析的经济学直觉，而不是过分注重模型的构建。对经济现象的初始认识非常重要，这种认识包括对即将进行的模型分析的初步的认识，包括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能不能提炼出可验证的经济学假说等。从模型的角度理解，则意味着这种经济现象所体现出来的被解释变量是什么，解释变量又是什么，解释变量又是如何影响被解释变量等问题。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正确把握也是本科计量经济学学习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开端。虽然经济现象非常重要，但要对其彻底进行把握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发挥经济学直觉的作用，经济学直觉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初步的判断，而且这往往也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比如，在研究农业产出的决定因素这一计量模型时，就要引导学生思考那些因素会影响产出水平，进而再具体进行分，这就是经济学直觉的训练。再比如，对于总体模型随机扰动项方差的估计，就要通过将总体回归模型与样本回归模型的比较，建立起残差项与随机扰动项之间联系的直觉。这样，学生的理解和对问题的把握就较容易进行，再进行正式的数学证明就会较简单。

三、科学分析与逻辑推理

尽管通过经济学直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但这只能作为非正式的分析来进行，对计量模型的科学分析和逻辑推理还是基本的方法。科学分析建立在掌握的经济理论、方法和工具上。在实际教学中，科学分析与逻辑推理重要的是要完整体现分析与推理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应用数学模型构建和求解来进行，过分强调数学公式的证明和推导。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进行。比如，对于计量模型解释变量的选择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步步进行，严格分析和逻辑推理过程。不能因为逻辑推导的过程过于复杂就省略，这样，学生的能力得不到培养，因为，学生的科学精神没有建立的机会。同时，学生对于结论的把握也是不清楚的，很容易遗忘，对于能力的培养起不到作用。可以综合运用语言描述、几何图形和数学来进行逻辑推理，建立分析严谨的能力和精神。

四、教学内容与授课方法

教学具体内容是课堂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构成了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由于学科内生性要求，其系统性较强。这意味着学生只有经过长期学习的“渐修”过程，才有可能“顿悟”。对于“应用型高校”中的教学而言，可能就浪费了时间。在应用型能力的培养中，要设计科学的授课方法，竭力整合教学内容，尽量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同时，又能完整理解学习内容的逻辑关系，减少学习和理解掌握的难度，减少“渐修”期限，增强“顿悟”能力。众多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索。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教学中，尽管内容非常简单，但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确实十分丰富的，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也是日后学习更复杂内容的基础。具体讲，首先，要体现思想性、方法性的学习。要帮助学生理解经济问题分析的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同学是不清楚的，这体现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因果不分和计量软件实习当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位置的颠倒），让学生明白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层次递进关系。进而，要知道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不确定性的关系及为什么是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的关系为什么又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进而表征为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第二，进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最简单的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说明为什么是一元模型而不是多元模型？总体回归模型的客观性、不可观测性和唯一性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是随机扰动项的解释和理解，被解释变量的随机性及其一次实现的确定性。对于设定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要清晰地说明，分析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即估计总体模型中的总体参数的一个“科学合理”的估计。估计之前要讲清楚这个纯数学模型的假设条件，特别要说明其经济学直觉含义。接着是总体参数的估计过程。第三，弄清楚估计的参数估计量是不是“科学合理”，这实际上就是要分析估计量的特征，重要的是讲清楚参数估计量的随机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推导过程中的假设条件在此的应用，使学生理解假设条件的作用与最终的结论之间的关系，为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第四，是考察参数估计量“科学合理”的第一步，即参数估计量表示的样本回归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能”真正“揭示”总体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总体参数的显著性检验。第五，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二步是说明这样的参数估计量多“揭示”总体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程度，即在“能”基础上的“程度”问题，也就是要考察其拟合程度。第六，考察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四步是考察这样的估计值的实际结果如何？即参数估计值揭示的关系的应用。第七是考察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五步，要说明参数及模型的稳定性。

五、学科“文言文”与理解“白话文”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