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监督协调机制十篇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1

各监督主体要分工负责、相互监督。国民经济和财政的分配复杂性，决定了财政监督具有全方位和多层次性，促进就业的财政监督主体也具有多元性，单一的监督机构对促进就业的财政资金不能实现有效监督，并要求各监督主体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监督，方可实现财政监督的最好效果。

健全和完善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促进就业财政监督制度

促进就业的财政监督主体涉及多种类型，有其多样性，在各个监督主体地位职责和期限法制化的条件下，要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监督机制，才能做到对就业促进资金事前审核、事中跟踪检查、事后效应评估的全程化监督，确保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有效开展对就业促进财政资金合规性、合法性监督，实现完善和改进财政制度，促使就业促进财政手段法治化。目前，我国把与就业有密切联系的就业专项资金、社会保险资金都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账户管理，所以，就业促进财政资金的监督与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存在交叉性和一致性。社会保障权和就业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有联系又相互区别，是辩证的统一，它们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需要国家积极履行义务才能实现的社会权利。对就业促进财政资金监管也要由多部门行使，月各监督主体之间按照权力制衡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进行权力配置，形成通力协作、相互监督的机制。

机制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就业促进财政资金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就业专项资金等就业促进财政资金的违规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各个监督主体不可能完美无缺，都存在一定局限性。这就要求权力机关、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人民银行、司法机关、社会公众等监督主体，共同参与对就业促进财政资金的监督活动之中，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监督机制。我国要以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思想为指导，在就业促进财政监督实践中，要实现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又要在财政监督环节中做到检查、审理、处理的分离与制衡。目前，我国建设和完善相互协调、制衡的财政监督制度，要做好以下工作。

1．提升就业促进财政监督层次，确保监督的权威性，强化就业促进财政监督制度建设。

2．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各相关监督主体及各部门要制定财政监督计划，在财政部门内部建立健全各种运行制度，如追加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预算审批制度、转移支付制度，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审核制度等。发挥财政部派驻机构的财政监督作用，强化派驻机构对专项资金的事前审核和运行中的监控。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2

一、丹江口市财政监督的主要作法

在2005年、2008年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先后提出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新机制，全面实施推广“财政大监督”的整体思路和要求后，丹江口市财政系统，主动争取上级部门指导，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财政监督工作方式方法，从营建财政监督、监控、监督机制入手做了大量的工作，初步积累了一些监督经验。其主要实践方法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重视，广泛宣传实施建立“财政大监督”意义

财政监督新体制建立，为完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为的近年来，我市财政监督工作围绕实施“大监督”理念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首先，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设计制度，广泛宣传财政大监督理念，建立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形式，宣传贯彻财政部58令和69号令等有关财政法律法规精神，增强财会从业人员遵纪守法意识和社会、企业管理人员的财政监督意识，从公众认识层面营造财政大监督环境。

（二）创新计划体系，统一下达监督检查计划

一是财政局党组高度重视，一把手亲自抓;二是财政局各业务科室、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协助;三是重视和不断完善机制建设，明确财政局业务管理机构作为行使日常监督检查职责。形成财政内部各业务部门共同参与，配合财政监督局开展专项或者突击性检查的工作格局。

（三）完善制度、建立联络员机制，强化日常监督

近年来，国家惠农补贴资金、其他财政项目资金不断向镇、村倾斜，丹江口财政局针对财政职能下行、工作面广、监督难度大的特点，2013年制定实施了专职乡镇财政监督员制度，有效加强了财政资金的监督，在20个乡镇财政所成立了财政监督检查组，财政所负责人任组长，挑选2-3名政治业务素质高的财务人员履行监督职责，负责本地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其重大情况可直接向市财政监督检查局传递。

2013年以来，丹江口财政局还先后出台《丹江口市基层财政所单位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丹江口市关于加强乡镇财政监督工作的通知》、《关于对乡镇财政所单位财务收支实施监管的通知》、《丹江口市2015年财政监督计划的通知》和《丹江口市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实施细则》等法规制度，逐步建立形成了适合本市实际情况的财政监督检查管理的制度体系框架。

（四）强化综合协调方式，形成监管合力

在“财政大监督”理念下，丹江口市财监局在省、市开展的各项监督检查负责牵头组织、协调督促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2014年“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由多部门参战，财政监督局制定方案、规定政策和具体要求，使专项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我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共计345家，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对反映出来的问题，逐一甑别核实，分析剖析，研究处理、督促整改，从而确保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同时对违反财经法纪，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起了一定得遏制和震慑作用，充分展示了牵头组织的综合能力和效果。

（五）健全专项监督机制，强化整改功能

督导业务管理机构每年安排至少2项专项资金检查，并要求各业务管理机构，按照归口服务部门不低于30%检查面和专项资金按项目不低于20%检查面安排监督检查计划，实现“统一归口管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规范程序、统一行政处罚”的“一个漏斗”对外监督模式。从日前财政局各业务科室要求复核的检查报告情况看，程序操作规范、检查认真效果好。对查出存在违规违纪问题能及时整改到位，保障了各项民生资金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我市财政监督工作存在的不足

丹江口市财政监督工作在上级业务部门关怀指导和市财政局党组领导下，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扎实开展了收支监督、会计监督和内部监督，推进财政体制、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管理等，可以说，随着完成监督检查工作的初期破题，阶段性的推进，日常性的实施，目前全局性专项检查、突击检查与日常性监督的运行规则逐步建立，以监督检查局为主体，财政内部业务部门互动配合的监督工作体系初步形成;由财政监督机构、市纪委、监察、审计、税务等机关联动执法检查机制相继健全，逐步改变了过去监督工作由财政专职机构一家独挑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局面，从而显现和放大了财政监管的综合效应。但是，大监督工作作为新的课题，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财监局作为专职检查机构与财政局业务科室之间的日常监督，还没有完全能体现财政“大监督”的功能，在工作方式、检查流程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专职财政监督检查机制有待提升

一方面财政部门内设监督机构缺位。我市2007年撤销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设立财政监督检查局，核定人员编制6人，隶属财政局管理，由于人员少，专项突击检查多，导致监督职能缺位。另一方面是单位主管部门重审批、轻监管现象依然存在，当前在结合全省开展7+1专项整治和巡视工作中暴露出问题依然很突出，如曝光的个别单位依靠行政审批权限，变相套取财政专项资金，“虚开冒领”、“暗箱操作招投标”等现象。主要是放松和忽视了的监督管理。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大部分针对的都是事后监督，同级部门之间的资金监管相对较弱。

（二）处罚措施须待强化

检查中存在多种关系干预的情况下，其处罚措施严重不力，很难到位。监督检查主要以规范为主，介入程度低使处罚缺乏其真正的威慑力，财政资金放大效应和社会效益作用显得十分有限。

（三）社会公众监督工作薄弱

由于财政法规的指导性、专业性，特别是财政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群众知情范围受限、介入程度低，使之监督乏力甚至缺位，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基层财政监督工作创新的设想

加强财政监督是确保经济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规律性要求，是财政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责任和职能，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较大的势态下，对于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管理，保障财政职能的发挥和财政客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到基层地方财政，更是直接面向区域内经济主体和项目主体，同时兼有投入管理、监督检查等多重职能，主导着一方经济运行的走向和效益。财政监督作为确保财政绩效的重要手段，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只能不断强化，使客观调控和微观监控结合起来。基层财政的监督必须立足于制度、机制创新，面向社会，立足社会构建起真正意义的“全员参与”的区域性监督体系和网络，全面实施有效监控。

（一）分层建立监督体系，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督功能

一是建立一支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监督队伍。财政监督工作从财政工作中剥离出来，专司监督职能，对专职监督人员提出很高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的要求。首先要以监督检查局为主体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使之懂业务、敢监督、能战斗，做好财政工作的卫士。其次，要加强对乡镇财政所监督检查组人员的培养和锻炼，稳定人员，形成城乡主动、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

二是建立局域内统一协调的监督体系。财政监督有其自身的工作特点，但从财政工作的整体要求，财政专职机构的监督检查局应该也必须主动与财政各业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按照“监督就有管理、管理必有监督”的要求，在财政内部构建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绩效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内部监督治理机制，主动设立落实财税政策，维护财经法规，维护经济运行秩序的第一道防线。

三是建立面向社会的财政监督网络。一方面加强与纪检、监察、税务、审计等相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建立以财政监督为中心的联席办公会议制度。一方面按网络化的布局要求，特邀或聘请各界热心人士担任财政监督员，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和定期联络机制，进而形成社会全覆盖的财政监督网。

（二）健全财政监督的工作机制

一是确立财政监督机构在整个财政投资，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监督的主体地位。作为专司监督的职能机构，财政监督检查局要扮演好“总导演”的角色，以实施有效监管为已任，以区域经济活动为“舞台”，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焦点，民生工程等财政预算投资项目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作为财政监督的牵头单位，积极做好相关部门衔接，配合工作，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规范程序、统一行政处罚”的“一个漏斗”对外、向下的监督检查，领衔做好区域内各项财政监管工作。

二是进一步完善制度，改进监督工作方式。财政监督是经常性的工作，贯穿到财政、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应结合制度化建设，形成新常态。在国家财税法规的大框架下，基层财政监督部门根据当地实际，制定有关财政资金使用、财政预决算、财政投资事前审议、事中跟踪、事后监督制度，制定日常检查、定期抽查、突击检查、集中统一普查等工作制度，形成制度体系，使监督科学化、精细化，使检查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计划性、系统性，保持常备不懈的态势。

三是强化基层财政监督的功能，下移监督职能。随着近些年各项惠农惠民政策落实，民生工程的动工实施，大量财政支出资金逐步下移倾斜到镇、村，客观要求财政监督职能下移到乡镇财政，以就近监督。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3

关键词：监督机制；模式优化；明确监管；内外监督

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是财政的监督机关为了保证我国整体的与财政相关的管理活动以及其他财政收入支出和分配活动与财政法律规范相适应，对国家财政机关和部门、社会群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相关财政管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检查、监督、规范和改正。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税收监督能够完善财政税收职能、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优化财政税收环境、矫正财政税收行为以及提高财政收支资金的利用率。通过整体优化财政税收的管理监督机制，可以将各个部门的监督机制结合起来，进而成功的推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优化的发展步伐。但是目前，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十分完善，受这些外界因素影响，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完全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因此，我国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势的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

一、我国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

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需要在实行的过程中进行不断的优化完善，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能够适应当前监督模式的目标和要求，从而加强对财政税收各方面活动的控制和管理，为财政税收整体在经济社会中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完善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实现对经济活动的整体综合的管理和控制，为促进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创新做出积极的影响。财政税收的活动优化和检查监督需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为规范财政税收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管理监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其中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规范和矫正，以保证整体的机制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的需求，积极的提出创新和优化的建议，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监督机制的效率。当前我国的财政监督体系包括自动监督和自主监督两个方面，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这里既包括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也包括了地方虽中央的监督，即形成了一个循环的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使整个监督机制能够在财政税收体制中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我国财政税收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监督的法律规范相对滞后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求我们在财政税收的管理监督活动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从整体的市场经济来看，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在立法方面相对滞后，各地方部门的法律法规、行政规范的制定也不是十分完善和系统，而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别较大，难以统一和协调，甚至会相互引起矛盾和冲突，使整个监督机制的实行出现阻碍。我国一直以来也没有形成一部综合的、权威的专门的法律规定，来对整体的财政税收工作的监督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明确的规范。由于财政税收监督工作的立法程度没有明确，因此对财政税收的监督就没有足够的法律保障，监督的方式和手段也受到国家的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税收监督的像更加完善、深化的方向发展，严重阻碍了监督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对财政税收的影响。

(二)财政税收监督的方式方法相对滞后

一直以来，我国的财政税收的监督范围大部分集中在了内部审计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收入支出以及中央财税支出的质量上：加强了突击检查和专项监督，减少了日常的检查；事后监督检查增多，事前和事中的监督检查较少；对财税的收入方面检查较多，对支出的来源和去向检查较少；对单一的环节和部门监督较多，对整体的和综合的资金使用监督较少；在各地方的财政税收方面的管理以及会计方面的质量监督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的监督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别对待和相对滞后，这样会使很多经济问题在成为事实之后才被发现，使违法的现象层出不穷，从而造成整个财政和税收方面的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同时，我国的监督部门机构较多，会经常出现职能的重复和冲突，在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少数部门受到利益驱使的现象，对监督检查出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整个财政税收监督的工作难以规范，影响了各财政部门的工作效率。

(三)财政税收监督的信息化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综合完整的财政税收信息体系，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信息手段的滞后导致了信息传播不及时，信息共享不顺畅，对财政税收监督的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首先是财政部门和征收单位并未形成实时的交流，使上级的财政部门对地方的收支情况难以及时、明确的掌握。其次是整个财政体系中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核算网络，资金的预算和支出很难及时的反映的各级的财政部门。最后是因为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财政部门的内部之间也难以做到协调沟通和及时监督，这样会使监督工作的人员在各项资金活动的检查上反复确认，大大降低了财政的工作效率。

三、如何落实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

(一)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约束管理机制

针对当前财政税收监督工作的开展，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能够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决策形成一定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其财政工作方式和内容，同时也能够保障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一，要将不同部门的不同管理模式进行有机结合，对财政税收部门的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完善，确保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能够有效的进行。第二，要积极提高财政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工作效率，所以在事前要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分析解决，在事后也要对工作进行客观的总结，并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总结经验，从而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第三，要从多个角度分析财政和税收的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使各部门的工作都能够与财政税收的制度和体系相协调，并且同时在工作的工程中调整财政方面的法律规范，从而使整体的财政税收工作能够更加顺利且优质的进行。第四，针对上级财政部门的监督机制的制定，要积极的配合和相互适应，从总体的经济形势来进行调整，使工作和制度能够真正的有机结合。

(二)明确各监督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一个是要明确财政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在完善财政税收体质监督机制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要使各主体明确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可以使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此来确保财政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也能加强对工作的规范和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对各主主体工作的研究分析，通过科学的分析，可以明确不同部门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进而引导相关工作人员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明确各自的分工，也能加强对整体财政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二是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建设和完善整体的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的过程中，应该既要综合考虑政府的预算，还要有效的发挥其拥有的职能。只有不断的在监督机制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优化和完善，并加以实施科学的管理手段，才能积极的发挥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参照。在国外，开展财政税收的监督工作还要充分的考虑内部工作的职能，国外一般都是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立法程序，同时优化该部门的监督管理机制，来推动整体财政税收的改革和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监督管理的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这种方式，使政府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发挥在监督管理上的作用，同时也要建立起一套综合的法律规范，使监督工作能够拥有法律保障，也能使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三)加强财政税收的各项监督

如果想真正的使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更加规范，就一定要重视内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开展，要通过加强对内部各部门等工作人员相关财政工作的行为监督和调整，还可以制定完善的法规制度使部门内部进行自身的管理，从而整体的促进监督机制的实施。同时，加强外部的监督和管理也是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的必要手段，但是还要注意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应该是各项工作与机制相协调，在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优化。除了内外部的监督管理，财政税收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不同的预算方法适当的调整各年度的政府预算，从而大大提升财政监管的效率。

(四)整体提高财税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

如果要使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工作能够高效的进行，以及提高财税部门的信息透明度和质量要求，就需要整体开展学习活动，使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断的积累丰富的财税知识，执行相关的财务法律规范，从而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除此之外，还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建立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在整个财税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同但时也要知道当前很多企业的财务方面存在一些失真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对监管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还需要对其中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应的提高，这样才可以总体上防止企业内部失真的现象出现，而且提高了财务工作人员的知识内涵和服务水平还能进一步促进财政税收的相关工作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

四、结束语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各政府或者各企事业单位都明确认识到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只有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财税的监管机制，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但是目前来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当前建立的改革创新的目标不仅没有被贯彻实施，对应的财税体制也没有被协调完善，而且各级政府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及时的建立起来，使财政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明确解决。在监管机制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地方也有很多，唯有一步步踏踏实实调整、优化、完善，才能使整个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作者:曾艳 纪嘉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瑶.浅析我国税收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思路[J].价值工程，2013(6).

[2]谢毅哲.基于创新思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19).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4

关键词：财政；大监督；建设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前言

财政监督工作涵盖财政运行全过程，是国家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财政监督监查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工作领域越来越宽，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基本实现了所有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都纳入监督检查内容，对各项专项资金的使用，从事前、事中、到事后实行全程跟踪检查。特别是通过小金库专项治理、民生资金专项检查等重点工作的开展，有效规范了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防止了资金被挤占挪用，提高了使用效益，增加了财政收入，也由此增强了财政部门在安排财政资金中的话语权；同时也进一步约束了财政干部在资金分配、项目管理中的行为规范，更加保护了财政干部，为实现财政资金干部两个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财政监督职能在这些年是逐步弱化的，不如审计、专员办的监督作用明显。比方说，现在一说审计、专员办到哪个单位进行财务检查，都很重视，很紧张，要说财政监督检查局去检查，没反应。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说明我们工作的力度不够，检查没有威慑力。我们应该客观看到差距，认真找找根源。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多项要求，既为财政监督指明了方向，也对财政监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财政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下一步，如何才能更好地围绕中央、自治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财税政策以及财政中心工作，更有效地发挥财政监督在保障政令畅通、促进财税政策尤其是民生政策落实、维护经济安全、整顿规范财经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今后要在财政监督重点任务，列好时间表和进度表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各业务处室监督职能，聚合形成全厅财政大监督力量，深入推进财政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

今后主要是围绕自治区重点工作和财政中心工作，从树立财政大监督、全过程监督理念和促进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衔接、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财政运行机制出发制订的。

二、大力推进财政大监督机制建设

要形成有威慑力、有明显效果的财政监督检查，先决条件是要形成一个全财政系统上下、监督检查局与各业务处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对健全的财政大监督机制。这个大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全”上，即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全程监控。全员参与，就是要改变由监督检查局“单打独斗”的现状，形成财政内部各业务处室共同参与财政监督的工作格局；全面覆盖，就是要将财政监督覆盖到所有政府性资金运行和财政职能所涉及的所有经济客体；全程监控就是要把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监督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协调运转的良好局面。

1.创新理念

着重在“三个贯穿”、“四个转变”上有所动作。坚持将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中心工作大局之中，贯穿于财政改革的总体设计之中，贯穿于财政管理运行全过程之中。充分发挥财政监督预警、监测、矫正、惩戒职能，实现由“事后监督”向“全过程”监督转变；整合财政监督资源，实现由专职机构“单兵作战”向“全员参与”转变；拓展财政监督内容，实现由注重“资金安全”向“安全与绩效并重”转变；强化财政服务功能，实现财政监督由检查为主向检查、调查、调研并重转变，切实提高财政监督效能，发挥财政监督作用。

2.明确职责

2012年财政部颁布的《财政部门监督办法》，明确规定财政部门的监督职责由专职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共同履行，并且进一步明确了专职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在开展财政监督工作中各自的职责。这就说，监督检查局要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好在财政监督工作中的牵头组织作用，主动加强与厅内各业务处室的配合，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式检查机构，转变为对监督工作“牵头组织、综合管理、协调督促、保障全局”的综合管理机构，各业务处室要充分发挥好各自的日常监督作用，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健全体制

财政厅处室之间，财政厅和市县财政部门之间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成厅内部监督检查局和业务处室之间横向联动监督和财政厅监督检查局与市县财政监督机构上下联动监督的横向、纵向两个监督体系，推动形成财政大监督格局。健全和完善“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程序、统一复核、统一处理、统一考核”的监督运行机制，无论是监督检查局还是其他业务处室牵头开展的专项监督检查，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六统一”规定，规范监督行为，提高监督质量。

4.加强协调

监督检查局及相关处室要主动与自治区纪委、审计、国资委、专员办、国家审计署西安特派办、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及时通报重大检查事项和结果，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同时要加强与相关厅局的合作，能联合检查的要联合检查，要善于借智借力，争取主动，凝聚合力，努力改进和提升财政监督工作水平。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7－0050－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12

2007年8月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给各国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而监管不力往往又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合作紧密相关。危机过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对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进行了改革，而在另一些国家，不仅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有对此进行改革，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经受住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考验。总结、借鉴这些国家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成功经验

（一）加拿大

加拿大能够成功应对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独特的、保守的、稳健的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加拿大的金融监管采取的是联邦和省分权、协作高度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被全世界公认为最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

1.在监管机构①设置与职能方面

联邦层面的监管机构有加拿大财政部、金融机构监管署（OSFI）、存款保险公司(CDIC)、加拿大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以及证券管理委员会；省层面上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省级金融监管部门。各监管机构分别具有以下职能。

（1）财政部。是加拿大金融系统的最高监督人，负责制订金融政策和金融法规，同时协调金融机构监管署与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2）金融机构监管署。根据《金融机构监管署法案》设立的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署，隶属于财政部，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中唯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部门，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其主要职能是立法和监督，审慎监管在联邦注册的金融机构。此外，金融机构监管署还可以通过国家设立的行业管理中心和行业自律协会，来实现对省属监管对象的一些影响。

（3）加拿大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专司货币发行，负责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支付系统的正常运作，以及充当最后贷款人，从控制信用的角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

（4）存款保险公司。其也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但检查的重点和目标与金融机构监管署不同。二者共同制定了《干预联邦管理的存款机构指南》，明确了各自在对存款机构进行干预时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机制。

2.在监管机构协调与合作方面

加拿大基本确立了以金融机构监管署为核心的统一监管模式，但仍注重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1）在金融机构监管署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监管署与财政部、加拿大银行、存款保险公司职能划分比较清晰，权责比较明确，没有错综复杂的职能交叉关系。

（2）在金融机构监管署与省金融监管部门的关系。一方面，联邦和省级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特殊的“分权”模式，二者不是垂直领导关系，而是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关系。各省银行和保险公司主要由联邦的金融机构监管署监管，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分别由省证券监管委员会和省金融服务委员会监管。另一方面，联邦与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两级机构之间在银行的监管上，通过财政部、联邦和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签署金融监管协定。当出现矛盾时，金融机构监管署会与省监管部门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调。

（3）在信息的有效共享与协调关系。为了掌握更多的监管信息，联邦政府和各省建立了信息沟通渠道，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这不仅加强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也提高了监管效率，同时降低了监管成本，减轻了金融机构的负担，而且化解了由于因信息不畅引发的矛盾。

（二）日本

在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和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健全了日本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了金融业的风险控制能力。

1.在监管机构设置与职能方面

经过改革，日本形成了金融厅全面负责、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受托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日本新金融监管体制框架。其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如下。

（1）金融厅。作为内阁府的外设局，是日本金融监管的专职机构，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金融厅设长官1人，下设总务企划局、检查局和监督局三个局，各局下设的总务课，专门负责检查与监督的协调与信息沟通等工作，同时协助财务省（2001年大藏省改为财务省）共同对存款保险机构进行监督。

（2）日本银行。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法律上并不兼负银行监管责任，其对金融机构的检查是为了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着眼于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3）财务省（地方财务局）以及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等行政部门作为金融监管的协作机构，根据金融厅授权或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2.在监管机构协调与合作方面

改革后的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比较注重监管的协调性和统一性，金融厅与日本银行、财务省建立了明确的分工协作关系。

（1）金融厅与日本银行。实际工作中，二者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还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作出安排。

（2）金融厅与财务省。由于金融厅未设立分支机构，财务省下属的地方财务局仍然接受金融厅委托承担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

（3）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团体。日本在不断推进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同时，还从多方面加强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适应金融环境发展的新要求。

3.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方面

日本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积极参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国际组织、保险监督委员会国际组织等的有关活动，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动向，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三）韩国

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多元化分业监管的弊端。因此，韩国政府以统一监管为指导思想，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协调合作。

1.在监管法律方面

韩国政府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奉行改革立法先行的原则，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先后制定和修改了15部有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韩国银行法》、《统一金融监督机构设置法》、《金融监督机构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为韩国金融监管协调提供了法律依据。

2.在监管机构设置与职能方面

经过改革，韩国的金融监管职能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基本上形成了由政府的行政监管、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以及民间机构的社会监管组成的联合金融监管体系。其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金融监督委员会、证券期货委员会、存款保险公司、金融监督院、韩国银行等，其主要职能分别如下。

（1）金融监督委员会。负责实施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集中统一的监管。

（2）证券期货委员会。负责监督证券与期货的不公正交易行为、企业会计标准、其他金融监督委员会委托的证券及期货有关的监管项目。

（3）存款保险公司。拥有对投保金融机构的检查监督权利，重点是风险性监管。

（4）金融监督院。作为民间公益机构，依照金融监督委员会的指令，负责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和检查活动。

（5）韩国银行。专司货币政策职能和间接的、有限的银行监管职能。法律规定，韩国银行作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有权检查接受其流动性支持的银行，可以要求金融监督院对金融机构进行检查、联合进行检查或要求监督院提供检查报告。

此外，财政部有关金融监管的职权限于研究、制定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管理的基本框架，在修改金融监管法规时需要与金融监督委员会协商。

3.在信息的收集与共享方面

2001年的《建立金融监管机构法》明确规定了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及协调、合作机制，金融监管委员会和央行之间可以相互要求对方提供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若要求合理，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提供。

经过改革，韩国实现了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体化，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得到了重新划分，权限界定清楚，分工协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形成了良好的相互协调机制。

（四）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早从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得益于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的制度优势和各监管机构协调合作与共同努力，尤其是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采取了审慎监管的措施。改革前，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属于典型的机构监管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于1998年7月1日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广泛改革，建立了综合审慎监管框架。

1.在监管机构设置与职能方面

改革后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的主要机构包括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其主要职能分别如下。

（1）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专司货币政策，负责制定实施货币政策、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支付清算体系。

（2）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主要负责对认可的接受存款机构、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审慎监管工作。

（3）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作为市场行为和信息披露的监管机构，具有监督和执行的功能。

（4）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承担维护金融业自由、充分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责任。

2.在监管机构协调与合作方面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合作，提高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财政部与监管部门以及监管部门之间均建立了有效合作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共同组建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理事会（ACFR），作为一个非正式主体，其目标是致力于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持金融体系的高效性、竞争性与稳定性。理事会成员两两之间达成“理解备忘录”，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旨在促进成员之间进行及时、充分的信息交流，明确各自职责，避免监管重叠或真空，以降低监管成本、确保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共享、对金融风险采取共同行动、在金融审慎监管方面的协商机制和协商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事务等。

2001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2001年金融服务改革法案》，2002年3月11日实施，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负责实施新法案并保证其平稳过渡。法案为金融产品的服务者提供了一个协调的可操作框架。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现状及问题

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金融控股公司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在目前不具备采用统一监管模式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分业监管的弊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开始了一系列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实践。

（一）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现状

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成立；同年6月银监会取代之前的央行，与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起草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同年9月，“三会”通过该《备忘录》，并第一次召开了监管联席会议。2004年6月，《备忘录》在银监会网站上得以公布，并据此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开始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有益探索。2008年1月，银监会与保监会签署旨在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的备忘录，银监会与证监会也有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同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新三定方案），通知要求央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协调监管的一部分，央行还将负责协调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和交叉金融工具监管。此外，三大监管部门也逐步加强了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问题

鉴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主要还是采取“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至今没有建立起与目前监管体系相适应的制度性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就目前状况而言，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法律协调体系

从我国当前立法实践情况看，其金融法律体系基本上是以行业为基础而建立的，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也与此相对应。这种基于行业特点制定的法律体系，对金融各业之间的业务交叉缺乏考虑，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交叉业务领域的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增加了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

2.制度缺陷和组织松散

虽然建立了制度化机制，但《备忘录》和“新三定方案”不具有系统性，《备忘录》把中国人民银行排除在外更是一个制度性缺陷。协调合作的形式主要是联席会议，但在实践中，三家行政级别相同、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政府监管机构组成的监管联席会议不仅其法律效力有待探讨，而且其实施效果因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已被各自的实践大打折扣。200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后，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3.协调合作层次低下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层次还停留在各部委的相互协调层次上，国务院并未介入。由于监管协调往往牵涉到对金融资源的调度权，这必然打破目前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均衡，如果缺乏国务院的有效介入，各监管机构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必然导致监管协调的低效。

4.缺乏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的共享是监管协调合作的基础，信息共享机制是分业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最基础的内容。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方面的信息共享机制。“三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建立一个共用的信息平台，没有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高效运转、标准化的金融信息系统。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成功经验的分析，结合我国的现状与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以便完善我国监管协调合作机制。

（一）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是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法律依据

依法监管是法制社会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要求，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或职责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从各国经验看，尽管各国监管模式不同，但大多数都是立法先行，通过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逐步加强了金融监管协调合作。上述国家和地区在监管机构设置与职能、信息收集与共享、检查制度、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方面都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加拿大不仅建立了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而且还定期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这种修改并不是孤立地修改某一部法律法规，而是把所有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条款一并进行修改，增强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日本《金融监督厅设置法》及其相关法案规定了金融监督厅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机制；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先后制定和修改了15部有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1997年和2000年分别制定了《金融监督机构法》和《金融控股公司法》；澳大利亚的审慎监管局依据《审慎监管局法》设立，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是依照《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授权设立的，后来又制定了《2001年金融服务改革法案》。由此可以看出，“以法律性文件为基础和依据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更有协调效率的制度安排”。我国应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立法经验，清理和完善现有的金融法律文件，建立既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规律又符合国际金融准则、惯例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明确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框架、部门、职能、权利界限，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提供法律依据。

（二）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的建立是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基础

金融市场是充满信息的市场，信息的收集、交流与共享是不同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协调合作的基础前提。从国外经验来看，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实行何种金融监管模式，也不论是法律制度的安排、监管机构的设置，还是联席会议机制的建立，不同层次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都离不开监管信息的收集、交流与共享。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建立了信息沟通渠道，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日本的金融厅与日本银行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互换信息，金融厅下设的三个局及各局下设的总务课，专门负责检查与监督的协调与信息沟通等工作。韩国2001年的《建立金融监管机构法》明确规定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和央行之间可以相互要求对方提供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若要求合理，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提供。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理事会其成员都有收集数据和信息的权力，成员两两之间还达成“理解备忘录”，形成充分的信息交流合作机制。从本质上说，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就是一种能够降低金融监管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制度，而建立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当前在制度层面上，我国应尽快建立信息收集、交换与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明确界定共享信息的性质、内容、方式以及保障机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应建立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统一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实体经济信息和监管信息，以便财政部、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部门金融监管信息的实时共享，为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监管协调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构的再监督

金融监管机构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强利益动机的利益主体，只有加强对其的监督制约才能促进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和制约，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权力寻租行为，降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东亚各国中，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极其密切，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降低。从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赋予新FSA极大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对其监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影响了日本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构的再监督。当前，我国应建立中央银行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对“三会”的再监管机制。可考虑由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组成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负责制订金融监管的有关政策，对全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工作进行指导，并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置，对“三会”执行金融监管政策的情况、监管绩效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等实施有效的再监督。鉴于人民银行依法拥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可由其在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负责协调合作委员会其他成员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对金融业的整体性风险和交叉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待时机成熟，组建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构，将协调合作机制法制化、实体化。

（四）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发挥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协调作用

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监管效率，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公平竞争和效率。事实证明，即使再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应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发挥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协调作用，构建以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框架，以便形成金融监管的良性互动格局。金融机构的内控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行业自律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环节，社会监督是金融监管的必要补充。从上述国家来看，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署通过国家设立的行业管理中心和行业自律协会，来实现对省属监管对象的部分影响；日本新金融监管体制框架把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为补充，从多方面加强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承担维护金融业自由、充分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责任。随着外部风险的加大和本土金融业务的发展，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不仅符合国际金融业有效监管的趋势，而且已成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微观基础。当前，建立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特征的监管协作框架已刻不容缓。

（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合作，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

随着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危机国际间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表明只依靠某个国家已无法单独防范和处置危机，危机发生前上述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就已强调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尤其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我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应顺应金融监管国际化的趋势，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局面，要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国际会议，及时了解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监管机构的最新动向，拓宽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金融监管合作渠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的制定，建立国际信息共享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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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宣晓影，全先银.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及原因[J].中国金融，2009（17）：29-31.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LIU lai-ji，ZHANG Tong

（School of Fina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6

一、县级财政监督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监督机构不够健全，职能定位不准确。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财政监督初步理顺了内部关系，确立了财政监督的执行体系。目前，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导致对财政监督在整个财政管理工作中的职能定位不准确，未能将财政监督作为加强财政管理、推动财政职能的实现、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只是将财政监督作为一种应付突发性事件的临时工具，导致财政监督本身的重要职能无法体现，其结果则表现为财政监督无法广泛深入地延伸到财政工作的各个领域，更谈不上对整个财政领域的控制。但是，当前许多地方的财政监督部门大多拘泥于单项业务的检查，还未能站在整个财政管理和财政改革的高度上看问题。其原因是当前各级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的职能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对财政监督的职能定位仅仅局限于一种监督和检查行为，而未能赋予财政部门执行财政总监控师的职责和权力，使财政监督部门参与财政管理和改革显得力不从心。

（二）财政监督职责与其运行能力不相匹配。

当前，财政监督政策面很广，财政监督要负责财政收支监督、会计监督和内部检查等多方面的工作，每一方面都是千头万绪，工作任务相当繁重，而在另一方面，当前财政监督的机构和干部配备却相对较弱，二者不相匹配，无法适应新形势下财政监督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财政监督机构虽然近年来得到了大力发展，但在整体上仍然较弱，许多地方尤其是县以下财政部门还没有建立专制的财政监督机构，财监机构和其他机构合署办公、人员混同使用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财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原因：一是县级财政部门对财监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忽略了财监工作大量属于外勤工作的特点；二是部分地方对开展财监工作的积极性不高，“重分配，轻监管”的思想大量存在，不愿主动增强财监工作的运行能力。

（三）宏观财政监督薄弱。

宏观财政监督主要包括：预决算监督，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国有资产宏观经济效益状况的监督，宏观财政运行与平衡状况的监督，以及对财政系统内部有关工作人员的财政经济行为的监督等。宏观财政监督薄弱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监督薄弱，财源大量流失；二是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监督薄弱，国有资产配置不合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难以保值增值；三是财政支出规模不够膨胀，支出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各项财政补贴、行政事业经费、社会集团消费等缺乏强有力的预算约束，财政支出效益下降；四是社会财力分散，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失调，财政收不抵支，诱发了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财政监督难以有效地调控和制约宏观财政经济协调、有序、健康地运行等。

（四）微观财政监督不力。

随着财政监督的重点由微观财政监督向宏观财政监督的转移，一方面，由于审计、银行、社会经济监督中介机构等监督主体对企业财务分工监督职能没有相应到位，微观财政监督职能收缩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财务监督的空白，诱发了企业财务监督管理的失控；另一方面，随着财政体制、投资体制和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改革，所谓微观财政监督实际工作中往往仅局限于税务监督，而对国有资产保全和增值等的监督被严重忽视了。

（五）财政内部监督缺位。

近年来，财政系统内部违法违纪案件逐年增多，违纪金额逐年增大，违纪手段越来越隐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财政部门存在着内部管理不善、约束乏力和内部监督缺位等问题。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由于相对主体具有地位低、权威性小、独立性差、易受干扰等特点，从而难以保证内部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六）财政监督方式不规范。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财政监督职责权限等因素的影响，财政监督工作主要是对财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采取综合或专项治理的方式进行。从方式方法上看，表现为突击性、专项性检查多，日常检查少；从时间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时候监督检查多，事前、事中少；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财经违纪违规问题都在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税务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现象屡查屡犯，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完善县级财政监督机制的设想。

（一）强化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财政监督机构。

一是培养造就一支强有力的财政监督队伍，逐步建立一个高效、统一的财政监督组织系统，要注重培养专家型人才，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分优良、勇于进取的财监干部队伍，使财政监督检查干部成为高举旗帜的棋手、记帐的能手、查账的高手、打假的猎手，塑造良好的财政监督干部形象；二是健全财政监督的内部机构，设立隶属于同级财政部门的二级机构，履行财政监督职责。财政监督机构比同级财政部门内部机构高半级，使其在对内科室和直属单位的自我监督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便于协调和公正执法。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财政监督与地方财政监督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机制。三是健全财政监督的外部机构，理顺财政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形成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协调配合的制约机制，创造良好的财政监督外部环境，提高财政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财政监督法治建设。

加强财政监督立法，明确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实施法治监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要求财政监督发挥更大的职能。而财政监督职能的实现，则需要通过完善的立法来提供法律保障，并通过立法统一和规范监督行为。首先，国家应尽快拟订和颁布《财政监督法》，从立法层次上确立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大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应研究制定并完善各项财政、财务、预算、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财税法律框架，把财政监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财政监督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执法；第三，各地方可制定适应本地区的财政监督法规制度或《条例》，增强可操作性，加大地方财政监督的执法力度。

（三）建立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财政监督体系。

1、建立横向合作的财政监督网络。

一是加强各监督主体的沟通合作。一方面应加强各监督主体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通过采取联席会议、定期通报等方式建立起财政部门与有关经济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制度，通过计算机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加强财政、税务、审计、物价、监察、银行等部门的沟通，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财政监督部门应通过制定联合工作方案、联合实施检查、检查结果相互移送等方法，与有关经济主体建立联合执法工作制度，特别是可以考虑建立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监督工作的工作联系沟通制度，从而逐步实现各部门之间监督工作的有机结合，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减少财政监督工作的盲目性，降低监督检查成本。

二是加强各监督主体间的相互督促保障。要抓紧建立以财税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为主的监督体系，使财政系统的职能监督、审计系统的审计监督、社会中介组织系统的社会监督等，形成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互制衡的监督体系，从而保证预算内外监督、纳税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财务会计监督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及整个监督体系的衔接。

2、建立科学的财政监督标准，规范财政监督指标体系和财政监督效果评价体系。

所谓监督标准，就是实施监督的技术规范。为了实现财政监督的标准化，需要根据财政监督工作的进程制定方法、规范行为准则、定期审查标准等，提高财政监督的质量和水平。随着宏观财政监督地位的增强，有必要建立规范合理的宏观财政监督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值，以便对宏观财政经济状态的合理性与效益性进行监督。宏观财政监督指标包括多种类型，如绝对值与相对值、货币值与数量值、单一值与区间值、固定值与弹性值等，应根据需要与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测算，同时注意借鉴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可比性指标值，使财政监督的指标值建立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上，排除主管随意性。

监督效果评价体系需要科学地选择和制定评价指标。传统地监督考核指标以检查项目的多少、违纪金额的大小、追究责任人员的多少、检查时间的长短、检查人员的多寡为标准，量越多，监督成绩越大。监督效果评价体系不能单纯以违纪问题的金额大小为依据，而是应该对监督的对象、问题的性质、违纪的金额及危害程度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适当的权数，将评价的目的放在能否防止问题的发生，能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和能否促进财政管理水平上来。

3、建立财政内部循环监督体系。

循环监督体系的构想就是以制度建设为起点，以依法理财为中心，配合公共财政改革步伐，来构造监督网络。该体系的设计应基于监督与管理一体化的观点，财政监督体现财政管理的本质属性，应当与资金运行同步进行。按监督类型分类，监督体系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管理监督（科室内自我监督）、专职监督、外部专门监督。其中，管理监督定位为财政部门内部专职监督机构所进行的监督，外部专门监督主要指人大监督、上级财政专项检查、各级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等外部对财政整体的再监督。按循环机构分类，监督体系则分解为三大模块：科室内子循环、局内子循环、外部审计大循环。各层级子循环的连接则通过循环中枢――局务会议发挥总控与协调功能而实现，形成互动的监督格局。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7

一、审计的科学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

人类社会经历了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以农耕文化为标志的农业时代，以劳动机械化为特点的蒸汽时代，以电力技术为特征的电气时代，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时代。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民主政治、法律环境、科技文化和经济背景。时移事移，事移则备变，不同时代的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技术、审计内容会因审计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审计作为独立性的经济监督，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内涵，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变革。如果审计没能实现从详细审计到经验抽样审计、统计抽样审计、计算机辅助审计和网络审计的逐步过渡，审计早已尘封作古。因此，只有审计的科学发展才能做好人民财富的“看家狗”、“守护神”。审计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具有开创性、决定性和战略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学界和业界对审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标志着我国审计工作进入一个全面展开和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二、审计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

在审计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审计工作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的讲，就是各级审计组织要齐头并进，全面发展；审计内容要全面开花；审计技术、方法、方式要灵活多样；审计质量要全面提高；审计职能要全面履行。

（一）审计组织的全面发展

我国的审计组织体系由国家审计机关、部门和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以及社会审计组织构成。我国是以全民所有制经济成份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经济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各司其职，在不同的领域实施审计：事业单位、国有经济成份由国家审计机关进行外部审计；其他经济成份由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外部审计；各种经济成份均由内部审计机构进行内部审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各种经济成份，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监督的审计体系。在这个有机组合的整体体系中，它们各有特点，互相不可替代，不应该存在主导和从属关系。而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国家审计为主，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为辅的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审计的全面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思路束缚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手脚，限制了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向纵深拓展，不利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全面履行审计职能。

审计组织体系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系统、协调的发展。审计署与地方审计机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审计机构与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审计机构、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与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都要全面发展。

（二）审计内容的全面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抓财务收支审计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为加强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促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经济主体的贪婪性、法治与监管的局限性使财务舞弊成为会计界的顽疾。“只要舞弊存在，舞弊审计就存在，舞弊审计是审计不变的主题”；随着纳税人的参政意识、公共受托责任观念的不断提高，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幅度增长、统治阶级要求解脱自身的需要把政府绩效审计提上日程；为了减少社会生态资源成本，抑制外部不经济恶性膨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广泛推行环境审计；此外，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自然灾害的救助，还要开展社会保障基金审计，教育基金审计、救灾基金审计和其他专项基金审计。随着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审计还将不断发展新的内容。

（三）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全面发展

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新事物的层出不穷必然会推动审计技术与方法的全面发展。财政、金融、税务、海关等领域信息化进程迅速推进，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电子化日益普及要求审计人员掌握网络技术理论、信息技术理论、数据挖掘理论、系统集成理论、多媒体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克隆技术、电子函证技术、业务数据测试法、整体数据库模拟测试、平行模拟技术、平行运行法；政府电子政务的开展需要电子政务审计的配套实施；电子市场、虚拟商店带来的电子支付和电子发票舞弊需要电子签章的审计技术；为增强消费者的信赖，促进Internet购物的发展，需要Web认证（网站审计）技术。

（四）审计方式的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国的审计方式多以事后审计、年度审计、就地审计和预告审计为主，事前审计、月度审计、报送审计和突击审计不足，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组织的联合审计更少。这种审计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如事后审计只能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不能防止“生米煮成熟饭”；年度审计例行公事，不易确定审计重点；就地审计容易增加被审计负担，滋生腐败；预告审计为被审计单位账务的“专业技术处理”、“一等二看三通过”、领导“打招呼”提供时间。

审计方式应根据审计性质、审计职能、委托人的具体要求、审计对象的科技含量合理确定。比如，对于财政预决算审计、基建审计、重点项目或专用资金审计、网络安全审计，我们可以本着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的原则，未雨绸缪，开展事前审计，建立长效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控制腐败产生，让其在制度的框架内规矩地行事。这比“亡羊补牢”的事后审计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工程审计、经济效益审计、销售审计、招投标审计等可以采用事中监督、审核的方法；财政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更多的要依靠事后审计。重要的财政预算审计、基建审计可以采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方式。内部审计较其他审计形式能够更有效的进行事前和事中审计，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多采用事后审计。

中小型企业可以采用就地审计，大型企业可以采用报送审计，具备条件的可以网上远程审计。在预算年度内实行多次审计的情况下，可在事中、事前审计中采取送达审计，事后审计采取就地审计。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可以更多的尝试报送审计与就地审计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审计多以就地审计为主。

对所有纳入会计核算中心核算的被审计单位可以进行经常性的审计，没有纳入会计核算中心核算的被审计单位应当以定期审计为主。

没有实现会计电算化的被审计单位仍然要使用传统的手工审计方法，实现电算化的被审计单位要使用计算机审计技术或网络在线审计技术。

坚持审计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提高审计质量，全面履行审计职能。审计质量的全面提高可以减少审计风险，提高审计的权威性；审计的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职能全面履行是审计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三、审计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协调的观点

审计的协调发展是指审计工作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是依法审计与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协调、是审计人员与先进技术的协调、是审计文化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协调。除此之外还包括审计组织内部的审计范围、审计技术、监督关系等内容的协调。

（一）审计的外部协调

审计作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必须放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局和国际审计发展的潮流中进行全面的审视。审计以维护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标，服务于民主法制建设。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法制为基础，以科学为手段。因此审计必须建立有效的外部协调机制，以充分发挥审计职能。如：法律法规是审计判断的依据，审计必须以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准则作为评价标准；审计机关作为人大的监督对象必须与之建立经常性的协调机制，为人大的制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避免监督盲区和重复监督，审计部门需要与国资委、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纪检监察等部门协调监督对象；在审计过程中，对所发现的违反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问题、经济犯罪问题或违纪、政纪的案件，审计部门要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经济监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公安司法部门协调合作，主动联系，及时沟通，同时，对于公检法调阅审计档案或工作底稿，审计部门要予以配合；为形成监督合力，共促经济健康发展，审计部门应当与财政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业务交流，做到资源共享，工作互补；审计部门应同税务部门就监督范围进行协调：税务部门应对主要加强收入监督，审计部门应对强化支出监督；为抵御地方保护势力，减少形式多样的行政干预，审计组织需要与各级政府部门协调；为获得支持、理解与配合，使工作结果得到重视与认同、审计建议得到认可并执行，需要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协调以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为鼓励知情人举报审计线索、缩小社会公众期望值，使报表使用人区分审计失败与经营失败，审计组织需要与社会公众沟通协调；网络审计系统的建立需要与信息产业部门、法律部门和系统开发商协调；为营造了解、理解、配合和支持审计监督的社会环境，披露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审计监督还要加强与舆论监督的合作与协调；在业务上，审计部门还有可能要取得金融部门、海关、计划部门、工商部门、物价部门、卫生系统、质监部门、药监部门的配合，如函证账户余额、直接技术协助等。

（二）审计的内部协调

审计组织内部的协调可以互通情报和经验，分享审计技术与方法，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审计组织内部的协调包括为统一思想、明确审计目标、贯彻审计方案、指导审计方法与技术、交流审计经验而进行的成员内部的协调沟通、审计学会、协会与审计主体的协调、审计主体之间的协调以及各级审计组织在审计技术上、审计范围和监督关系的协调。

1、审计技术上的协调。社会审计组织在常规财务审计技术方法研究与应用领域进展快速，成效显著。相对而言，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在这一领域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而且逐步呈现退出的态势。财政、预算执行和财政决算领域的审计标准及方法，只能由各国的国家审计机关来确定，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在这一领域基本没有形成统一和完整的理论或实践总结。因此，内部审计、国家审计可以在财务审计领域借鉴社会审计的准则，其他领域的技术标准可以共同研究。准则技术的趋同有利于审计项目的外包和业务委托。

2、审计范围的协调。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在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审计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一致之处。为减少重复监督和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审计费用，三者之间审计范围的协调和工作成果的互相利用就很有必要。国家审计机关应当强化对政府机关的审计，对企业的审计应当逐步退出。金融资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审计可以委托民间审计组织进行审计，以解决审计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独立性差、成本高、效率低下是制约内部审计执行审计监督职能的瓶颈。而内部审计项目外包（内部审计外部化）可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能够实现组织规模经济和业务规模经济。因此，财经法纪审计、财政审计、政府绩效审计可以以国家审计为主导，财务审计以社会审计为主导，内部审计主要进行企业内部的内部控制评价、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审计学会、内部审计协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建立交流与合作的协调机制，有利于三种审计的科学分工、相互支持和协调发展。

3、监督关系的协调。“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垂直领导不利于内部审计范围的拓展，也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走向市场”；国家审计对社会审计业务监督缺乏针对性、及时性和灵活性，而且对于本身审计力量不足的国家审计机关来讲也是一个负担。而行业自律关注过程、贴近市场，具有很多优势。因此，监管关系的分工需要审计署、财政部、内部审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协调沟通。

四、审计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8

一、检查的内容及分工

（一）实施组织领导情况。各级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真做好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工作，做到领导机构及人员到位、实物工作量到位、工作机制和责任制落实到位等；是否依法、高效履行职责，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和效能建设的有关规定；是否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和受援地的协作配合。此项监督检查由纪检监察机关为主负责。

（二）捐赠款物管理和使用情况。各级各有关部门对救灾捐赠款物的接受、管理和使用是否做到依法有序，即是否做到手续完备、程序合法，专账管理、专人负责，账款相符、账目清楚；是否如实统计、汇总和及时上报、公布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情况及安排使用情况；是否对非法募捐、骗取民众钱财的诈骗行为进行重点查处，保证捐赠款物的使用符合捐赠人的意愿等。此项监督检查由民政部门为主负责。

（三）财政专项资金的安排、拨付情况以及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情况。各级各有关部门是否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规定，合理安排，科学调度，及时调拨资金；是否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进行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活动等。此项监督检查由财政部门为主负责。

（四）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各级各有关部门是否按规定分配、拨付和使用救灾款物，是否存在滞拨、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私分、克扣等问题；救灾物资的采购和管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损失浪费和弄虚作假等问题。此项监督检查由审计机关为主负责。

（五）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公开情况。各级各有关部门对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即是否做到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的公开，发放时间、地点、方式的公开，发放项目、对象、金额的公开等，接受上级、社会、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此项监督检查由纪检监察机关为主负责。

二、检查的方法和时间安排

（一）8月，各县(市)区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市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部门、本系统的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各县（市）区开展自查自纠和市直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情况，应于9月5日前报市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物资监督检查工作协调小组（材料寄市纪委监察局纠风工作室）。

（二）9月开始，市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物资监督检查工作协调小组组织联合检查组，采取专项检查或重点抽查等方式，深入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通过听汇报、查资料、看账目、开座谈会、走访群众等方式方法对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三、工作机制

（一）成立市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物资监督检查协调小组，由市纪委、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审计局、交通运输委、农业局、水利局、城乡建设委、国土资源局、教育局、卫生局等单位组成，组长由市纪委、监察局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审计局各一位副局长担任，其他成员单位一位分管领导为小组成员。协调小组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工作部署，督促各成员单位按照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总体安排，及时制定监督检查计划，确保对专项资金和物资监督检查工作顺利有效开展。

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依托在市纪委监察局纠风工作室，具体负责监督检查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纪委监察局纠风工作室主任担任，副主任分别由市纪委、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和审计局相关业务处室的负责人担任，其他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各一位科级干部担任联络员。

（二）组织联合检查组，组长由协调小组副组长担任，成员由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和联络员担任。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抓好落实，务求政策落实好、款物使用好、服务提供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民政、审计、财政等部门要按照统一部署，认真抓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同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9

【关键词】 公共财政审计; 困境; 制度革新

一、我国公共财政审计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公共财政审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其不足亦很明显。不难发现,有些不足是由于制度设计上的欠缺所致。归纳而言,基于制度层面的公共财政审计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

(一)预算编制审计尚无法介入,预算执行审计不容乐观

对于预算审计,《预算法》仅规定“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而对其编制的监督,主要通过“预算审查工作机构的预先审查、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的初步审查和人大会的审查批准”程序来保障。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预算编制审计无法介入,而预算执行审计也不容乐观。以2008年为例,在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中,100多个一级预算单位仅覆盖了53个,约占50%,二级及三级预算单位审计则仅有20%左右。换言之,国家审计机关仅有权对预算执行、决算实行监督,而对预算编制审计则无能为力。

(二)公共财政审计公开透明度低

从理论上讲,公共财政审计是对政府及其各部门和各单位财政资金收支管理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的定性分析和评价,审计结果应具有全面性、公开性。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虽然我国从2003年开始就推行了审计公告制度,但迄今为止并未真正地全面实行。截至2010年2月12日,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公告累计才50个,①与国家审计发展的现行趋势存在相当的差距。在公共财政审计中,审计结果不够公开、透明,公开多少、公开哪些,一般取决于政府考虑后确定的结果,没有做到真实、全面的公开。

(三)事后责任追究机制缺位

对于公共财政审计而言,已不能再满足于知道有什么问题,而应更多地希望知道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责任将如何追究。“审计风暴”几乎年年刮,但“问责风暴”却迟迟未现。如果审出问题不处理,等于没有审计。长此以往,审计就有沦为“橡皮图章”之嫌,在年年重复的审计中变得乏味而单调。目前,经常出现“屡查屡犯、屡犯屡查”的现象即与此相关,其关键在于责任与权力的不对等,审计问责不力,缺失事后责任追究机制。

(四)审计监督与其他外部监督协调不够

公共财政审计监督与其他外部监督的协调问题,体制上存在一定缺陷。如,人大年初审批的预算只是总收支,没有分解到各部门及各项目的指标,在一年中行政首长及财政部门对预算可随意变动。囿于行政型体制因素,审计部门对查出的问题不可能在向人大的报告中全面反映,淡化人大监督和审计监督的协调作用。按照《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但是,其条文并没有规定各单位预算执行结果必须经过审计机关签署审计意见后才能上报政府和人大进行审批。换言之,法律上虽然授权国家审计机关可以对预算执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但并没有将其真正纳入到国家预算管理体系中。

(五)审计监督尚存有空白

在审计监管制度设计上,尚存在一定的制度空白。以税收征管审计为例,按目前审计署的规定,国税系统属于审计署的审计对象,地方审计机关还不能对国税部门税收征管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而以目前审计署的审计力量,对省以下的市、县、乡三级国税机关的审计监督,审计署基本无暇顾及。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县以上国税局有3 000多个,每年审计不足5%,海关系统有250个分关,每年仅能审计20%左右。

二、我国公共财政审计的制度革新

以上分析的公共财政审计的现实困境,主要缘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所致,不利于国家审计“免疫”功能的实现。在此情形下,改革或调整现行有关机制,进行相应的制度革新尤显必要。

(一)改革国家审计现行体制

目前,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属行政型,审计机构由政府直接领导,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一体制模式下,国家审计机关为政府决策服务,审计监督具有广泛性和直接性,有利于及时贯彻执行政府首长意图。虽然存在上述优点,但其缺陷亦为明显,一般难于处理与行政部门的关系,独立性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此模式下,国家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代表政府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实质上是政府内部审计;当触及到政府利益的时候,国家审计机关就存在显在的体制缺陷,审计公告透明度低、同级财政审计难以实行等困境与此不无关系。在此背景下,将审计体制由行政型变更为立法型应属更好的选择。在立法型下,既有助于解决上述困境以促进“行政对立法负责”的实现,也为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机制协调、预算编制审计的顺利介入扫清了制度障碍。

关于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国先后出现了“立法观”、“行政观”、“垂直观”、“改良观”、“独立观”和“双轨制”等六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上述观点各具特征,但笔者认为必须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是主流所在,现行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其一,在《宪法》框架内进行改革;其二,在现有国情下实现审计独立性和现实可行性最佳结合;其三,应对现行审计体制优势予以必要的保留。基于此,可采取“两步走”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具体如下:第一步,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内,在人大和政府分别建立履行不同审计职责的审计组织,人大所属的审计组织主要从事预算审计工作以解决预算审计的不足,政府所属的审计组织主要进行政府经济监管所需要的各项审计监督工作;第二步,在时机成熟时(包括宪法的修改、人大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所属审计组织的健全等),国家审计体制过渡为“立法型”。

(二)修订《预算法》及相关管理制度

对于公共财政审计而言,《预算法》的修订应主要涉及第10、72条。关于第10条的修订,在后述的“改革现行预算年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探讨。对于第72条的修订,笔者认为,如能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调整为“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可能更好。这样,既可为预算编制审计的介入扫清法律障碍,也有助于协调审计监督与其他外部监督在公共财政审计中的机制缺陷。而对于税收征管审计而言,实行统一管理、分级监督可能是更为适宜的选择,国税系统不应仅属于审计署的审计对象,地方审计机关也应有权对国税部门税收征管进行审计监督,这有助于解决对地方国税系统审计监督不力的窘境。

(三)强化公共财政审计公告制度

国家审计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也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其核心是在法律框架下受托对政府及公营事业运用公共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实施专业监督。人民是国家审计的真正委托人,受托人(国家审计)向委托人(人民)报告审计结果,有利于明确或解除其审计责任,保障委托人(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对被审计人进行公众监督及舆论监督。实行审计公告制度,体现了“谁委托审计就向谁报告结果”的审计公理,也是对监督者(国家审计)本身、被审计人的再监督。审计公告是审计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审计信息透明度、公开性得到提高,会提高被审计单位公共财政审计的认识,及时发现、更正存在的问题,实现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和合理化,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

在强化公共财政审计公告制度时,可从下述六个方面予以深化。1.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强化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责约束;2.修订《审计法》,改变《审计法》对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立法基点,从“可以公布”改为“应当或必须公布”,在立法基点上更应侧重于“必须”以强化审计结果公告的制度约束刚性;3.严格界定审计公告的保密责任,明确公告行为与保密原则的合理边界;4.完善审计公告形式,尊重公民的知情权;5.规范审计公告的法律责任,确保审计公告的公正、公开;6.建立审计公告的补救机制,保证当事人法律救济权利的实现。

(四)强化公共财政审计问责制度

行政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是构成现代民主政治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一环。让公权力“规规矩矩,尽职尽责”,必须形成一套以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这有利于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同理,强化公共财政审计问责机制,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应根据年度审计出的重大违规违纪案件,对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切实的审计问责。

目前,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问责力度不大,主要侧重于行政问责、组织问责、行为问责。鉴于此,笔者建议,要使公共财政管理中的行政权力与责任相对等,应尽快实现从行政问责向法律问责、从组织问责向个人问责、从行为问责到后果问责的转变,以强化公共财政审计问责的效力。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首先应当立法先行,制定《问责法》为追究官员的行政责任提供法律依据,并使问责成为常态的责任追究制度。其次,审计问责制度应基于人大的立法监督而设置,这有赖于国家审计体制立法型模式的改变;在审计机关归属人大后,可由人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并由其主导审计问责。

(五)改革现行预算年度

我国预算年度采用的是历年制,与自然年度一致。这样,预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的审批日期,造成了预算效力的真空和断档。按惯例,我国在每年的三月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县(市)级人民代表大会一般在四月份召开。换言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审批工作的完成一般是在每年的三、四月份,而预算层层下达到每个预算单位最早也要到五月份左右;进而,在经过批复的预算下达之前,各单位的财政收支活动就游离于预算约束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外。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如下两种较好的选择:一是调整“两会”召开的时间;二是改革现行预算年度。相比而言,改革现行预算年度的可行性更高。当然,改革现行预算年度困难也很大,会涉及税收、计划、统计、会计等年度的协同调整。

当前,我国《预算法》修订在即,预算年度改革面临非常好的契机。对我国预算年度进行改革,宏观层面主要面临法律保障、整体协调等方面的制约。对预算年度改革,在宏观上至少需做到:1.对《预算法》等法规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2.预算年度改革需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以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要注意各部门的整体协调,而不至于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的不便。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采用跨年制的预算年度更为适宜,具体以每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为预算年度(即七月制)。这有助于提高预算监督的有效性,以规范预算执行及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信息需求。

【参考文献】

[1] 刘家义.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Z].2009.

财会监督协调机制篇10

 

一、坚持财政监督的职能不动摇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如何认识财政监督职能的重要作用，如何调整财政监督职能的定位，如何转变财政职能的实现机制，是摆在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监督主要以行政监督为主，通过行政法规的制定和检查，监督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资金的运行和财务活动的进行以及财政政策、会计制度的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财政监督具有了新的内容，它既要体现以国家为主体财政分配关系的监督要求，也要反映以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为特点、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监督要求。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性质，要求对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进行监督，通过国家分配政策、财务制度以及相关法规的颁布，反映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同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要求通过私营、外资、合资企业的监督，维护按要素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运行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财政监督要反映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转变财政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运用经济、法律方法监督地方、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其收支行为、分配方式、资金营运、上交利税符合国家财政政策和市场准则，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分配的正常运行，维护国民经济运行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财政在收支过程中统收统支、大包大揽，不讲经济效益的指令性分配方式。国家财政分配出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分配方式上变统收统支分配体制为明确事权、划分税种、确定收支的分税制机制。二是在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变单一按劳分配方式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三是在国家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配关系上，变预算内、预算外分配双轨制为逐渐向预算内单轨分配转变。财政监督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事无巨细、一统到底的直接监督，变为依法监督和间接监督，通过《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条例》等财政法规，监督财政部门内预算编制情况和预决算执行情况，监督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汇集、解缴情况、纳税对象的完税情况，以及各财政部门非税性财政收入收缴上解和使用情况。并通过社会监督机构，监督企事业单位资产运行过程和财务会计活动，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出资人利益，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保障。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财政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财政监督更加必要。

二、财政监督职能的定位

财政监督是对各项财政资金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寓监督于整个管理之中。它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专门的监督机构要和其他业务机构合理分工，专司监督的部门应该牵头抓总，对整个财政监督工作、检查工作安排部署。第二，各业务部门要按照监督部门的要求进行监督。这要研究专司监督部门和业务部门分工到什么程度，怎样分合适。第三，正确运用检查的权力，对各种资金进行监督检查。事后要有核准报告制度，要由监督部门对报告进行审查、认可，使监督寓于管理之中，通过各项业务制定合适的规章制度。第四，体现财政监督的功能。结合支出管理体制改革，改造传统的支出体系和信息系统。在支出改革过程中，必然要触动传统的模式，旧的方法不行了，新方法要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财政监督部门要发挥作用，要使每个制度建立的时候，就考虑到监督的职能，在新的管理体系和信息系统中资源共享，数据透明，预算确定下来后，必须进入信息系统，执行到什么程度，授权限于哪些人，在关键处行使监督职能。

三、转变财政监督职能的实现机制

在财政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的过程中，及时转变财政监督职能的实现机制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改变过去传统的单一的财政监督内容和监督对象，把对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对企业、单位的监督检查放到同等重要位置。必须从传统的以企业财务收支为主要对象的监督模式，转换为充分运用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财政收支的职责特点，在开展对企业执行财会制度和预算收入解缴情况监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本级预算收入、划分、留解、退付的监督上来。

2.由重收入监督转变到收支并重上来。通过财政收入监督，可以达到增加收入，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的目的。但财政支出方向是否正确、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有无挤占挪用现象等，都关系到财政职能的发挥，关系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新形势下的财政监督职能的实现机制，必须逐步建立从财政预算支出的申报、拨付到使用过程的跟踪监督机制。

3.由事后监督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监督为主转变。没有事前、事中监督，根本谈不上监督体系建设。必须有一套办法规定，由专司监督的部门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和职权来调动所有业务科室，对这套办法进行检查。

4.要从大检查突击性监督向日常全方位监督转变。十几年的大检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带有突击性质，并且检查对象多是企业。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工作的中心是以管理为主，因此，财政监督要转变监督方式，逐步由突击检查转到日常全方位的监督。财政监督不只是简单的查，要查、督并重，甚至监督应该更重要。重点不再是企业，而应是财政资金，真正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的财政监督工作新格局。

5.由监督检查转变到监督服务。财政监督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重检查，不重管理，只重收缴，不重整改，监督检查与管理服务相脱节的做法。变单纯的监督检查为监督服务，寓服务于监督之中，把监督检查与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结合起来，达到为加强财政管理服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

6.从对外为主向对内为主转变，强化内部监督。财政部门手中的“财权”决定了有必要在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包括自身队伍建设，制度规定的建设，行使内部审计职能，提高工作透明度、规范自身行为。内部监督应该做好内部审计、专项检查和离任审计。

四、坚持财政监督职能，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坚持财政监督，健全财政职能，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依法理财氛围越好，财政监督职能越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