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十篇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乡土史 研究性学习 幼师生

乡土史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乡土史的研究也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都提出过要教给儿童乡土知识。德国的哈尔尼希是“乡土教育论”的代表，他提出课程以同心圆式的结构呈现，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使儿童从周围生活及直观的范围中去寻找知识的起点。美国的杜威为儿童设计的课程中就包括了乡土历史探讨课程，注重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密切学生与周边环境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联系。

将来担负培养儿童责任的幼师生在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基础上，更应该重视统编教材中很少体现到的乡土史知识，利用好周边极其丰富的乡土史资源，更好地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以后的工作实践当中去。因此在对幼师生的历史教学中，笔者加强了对乡土史教学资源的挖掘，在此就在引导幼师生开展乡土史研究性学习方面的认识和探索与大家分享。

一、乡土史是研究性学习的良好载体

1.丰富的乡土史资源中有很多可供学生研究的课题

笔者所任教的安阳市地处河南省北部，这里历史悠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市区西北部的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古都。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又是《易经》的发祥地，殷墟文明在3000年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市区西北20公里处的古邺城，在战国时一度为魏文侯的都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做过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在安阳这方沃土有着深厚的沉淀与积累，安阳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安阳山川物藏、人文风貌颇具特色，其乡土史资料亦极为丰富，这些都是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极好载体。

教师在乡土史教学过程中要克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兴趣特长，有选择分层次地指导学生就某个领域或问题进行探究式的学习，或研究家乡的一位名人，或研究家乡的一处古迹，或者研究城市的变迁、街道的历史，可供研究的资源可谓应有尽有。对学生而言探究性的研究首先注重的是过程，其次才是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只要了解和初步掌握了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学生的思维空间就能迅速拓展，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创造成果就能逐步形成。

2.熟悉的乡土史材料可充分激起学生的研究兴趣

身边的历史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对熟悉的材料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自然乐于接受。学生对自己家乡的人文景观、历史状况、发展前景等，总是特别关注、感情深厚。这些形象、生动、生活化、通俗化、本土化的材料比起课本上的资料来更适合学生的口味，更能引发学生兴趣，帮助他们轻松掌握知识。

3.亲身参与的研究体验可以促使学生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必须与科学道德、科学态度的培养相统一才会真正地形成对社会、对个人发展有价值的结果。学生要学会从家乡的实际出发，通过认真忠实地调查和探究，获得符合实际的结论。在参观、参与考查工作的过程中学习专家们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并且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在汇总知识的时候要从科学的认识论出发，学习科学的论证方法。总之，通过对地方历史的探究，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养成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4.在研究过程中可以使学生产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家乡史是祖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热爱自己的家乡就定能进一步培养起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试问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都毫无感情可言，又从何去爱国报国？

家乡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历史与现实，通过感性了解逐渐深化为理性的认识，进而产生一种永不消失的热爱之情，自然也会产生亲切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了对家乡现状的探究，从而使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心系家乡与祖国的命运，使他们树立将来建设美好家乡和为中华民族腾飞而努力学习的志向。

二、利用乡土史开展研究性学习

乡土史教学资源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可实践性等特征，本身存在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非常适合作为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载体。针对幼师学生的特点，在设计研究性学习活动时教师要加强指导，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设计一些简便易行的课题，加强学生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学生体验完整的研究过程。

利用乡土史开展研究性课程设计时可以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名胜古迹、出土文物、风土民俗、土特产品等方面选择材料。比如在名胜古迹方面，学生可以调查安阳地区的名胜古迹的分布，也可以调查名胜古迹的历史和现状，还可以提出保护、开发名胜古迹的建议、设计解说词、设计相互联系的旅游线路等。

利用乡土史资源可以选择许多研究性学习的课题，下面举例说明：

1.活动案例一

主题：安阳历史一日游方案招标设计。

活动目的：通过活动，让学生感受家乡历史的博大与宏伟，同时，通过调查、采访、小组活动、制作等一系列过程，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和参与、合作的精神。

活动过程：

（1）搜集资料，学生5～6人一组，去图书馆、书店、旅行社、上网，充分利用资料，确定一日游要去的景点及路线。

（2）学生讨论，分工，模拟旅行社工作，起草一日游方案。

（3）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反复推敲，确定一日游的最佳方案，撰写各个景点的解说词，拍摄照片、录像，计算旅游经费，设计美化一日游方案设计书。

（4）模拟旅游竞标，同学们布置会场，聘请教师和部分学生组成评审会，按小组分别介绍自己设计的“安阳历史一日游”方案，并散发自己设计的旅游宣传单。

（5）评审会对各个“旅行社”的线路确定、导游词撰写、价位安排、标书设计、方案介绍进行评审，最终评出“安阳历史一日游设计方案”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2.活动案例二

主题：安阳老字号研究

活动目的：了解安阳老字号的历史和现状，探索老字号盛衰的原因。通过查找资料、调查访问、综合分析材料撰写调查报告。

活动过程：

（1）学生分组，每3～5人为一组。

（2）确定研究题目，制订研究计划。

（3）收集历史资料，通过查阅地方志、走访知情老人、网上调查等方法。

（4）实地考察研究老字号的现状，制作一些图片资料。

（5）小组成员集体讨论、交流，撰写调查报告。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2

“你都想不到一个农村学校的女孩，还能独自做小记者去收集民歌吧？现在，学生们对本地民俗风情、历史知识的了解，比我这个‘土著’还多呢。”聊起学生，陈塘中学校长吴柏充满自豪。近几年来，该校探索开发乡土历史校本课程，以丰富的乡土元素激发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活力，逐渐走出了一条特色办学之路。

课程开发是一场耐力战

早在2004年，陈塘中学便已开始乡土历史校本课程的研发工作。工作开始之初，该校成立了校本课程研究小组，校长、副校长、各科任教师等20多人投身其中，负责管理、宣传等工作，并先后投入5万多元，用于资料收集、调查研究、购买用具等。研究小组对当地环境、民俗、历史以及学生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查阅相关文件、县志和各地乡土读物等文献资料，采访村民、村干部、老干部（教师、编辑）、作家、模范人物等，最终于2010年编写出校本读物《蒙山南部乡土历史与社会》，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印刷。师生们有了通俗易懂的校本读物。

虽然研发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该校仍旧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教师和学生起初并不认可校本课程。校本课程主要负责人何锦贤老师告诉记者：“当时有不少老师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浪费时间，会影响到学校的教学工作。学生也由于不了解本地的历史、民俗等，不大喜欢乡土历史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校采取了“专人开课、分散讲座”的方式，向广大师生宣传乡土历史课的教学内容，同时举办阅读比赛、乡土历史知识问答竞赛、黑板报比赛等活动，使乡土历史课逐渐深入人心。不久，师生们的抵触心理得到了转变。“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向我反映说，喜欢这样的课，能学到很多知识。”吴柏校长说。

随后，陈塘中学又组建了一支8人的校本课程授课教师队伍，正式实施校本课程教学工作。考虑到初二、初三年级的教学和学习任务较重，该校选择了在初一年级试点推开校本课程教学工作。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该校每学年都在初一年级开设乡土历史课，每周一节。到目前为止，该校的28个班中已有24个班开设了乡土历史课，受到师生们的普遍青睐。现已进入初二年级的陈宇婷说：“我很喜欢乡土历史课，能学到很多东西。虽然现在学习压力越来越重了，但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跑到初一班级教室外听课，有时候还和几个小伙伴做一些社会调查呢。”

“这真是一场耐力战呀！花费了10年的时间，碰到过种种困难，要是没有持久的耐力，我们铁定要输掉的。”何锦贤老师感慨道。

课堂上有了不一样的声音

2013年春季学期初，陈塘中学语文教师黄福基为116班的学生讲解《我的母亲》一课，其中说到胡适得了眼翳后“母亲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此处是文章讲解的重点，按传统套路，他接下来应该分析这句话对体现文章主旨的作用。然而，正当他欲言之际，一名学生忽然举手说：“这样舔有用吗？胡适的母亲会不会把舌头的细菌带到胡适的眼睛里，形成交叉感染？这样多不卫生呀！”

此言一出，原本沉寂的课堂“炸开了锅”，其他学生也纷纷发问：“为什么胡适母亲这么盲目相信‘土方’？”“为什么那时候的医生治不好这种眼病？”“眼翳是一种什么病？有什么症状？”……一连串问题“轰炸”，让黄福基老师“有些发懵”。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有些兴奋。针对学生的提问，他一一作了解答，并组织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整节课充满了激情！我上了这么多年的课，学生没问过这些问题。以前，我就是简单地分析一些细节，然后告诉学生，这些表现了胡适母亲对胡适的爱。但为什么这些就表现了爱、这么表现科不科学等问题从未深入探讨过，学生只是机械地记忆。这节课又燃起了我上好语文课的激情。”黄福基老师如是说。

变化从何时开始？作为校本课程的主要授课教师，何锦贤最先察觉到学生变得“好探究，爱思考了”。乡土历史课开课不久后，何锦贤讲到了“蒙山”一名的历史沿革。课上，他提出了“县内电话介绍蒙山县历史时说‘蒙山古称永安州’，这样说是否正确”的问题。对此，他引导学生详读《蒙山县志》，指出“蒙山县唐时称蒙州，宋朝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更名蒙山县，明朝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改名永安州，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复称蒙山县至今”，最终得出“蒙山（在明清时）曾经称作永安州”“蒙山古有蒙州和永安州之称”的结论。“不要说初中生了，就是本地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怀疑过‘蒙山古称永安州’的说法。现在他们能够通过查阅文献找出更符合实际的说法，这不仅说明学生会思考问题了，还说明他们有了更强的自学能力、思辨能力。”何锦贤高兴地说。

乡土历史校本课程开设之后，陈塘中学开始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加入“乡土”元素。在一节地理课上，黎珍珍老师讲到自然环境保护时，以《蒙山南部乡土历史与社会》一书中提到的“古麻胜景”为例，引导学生认知自然环境的形成和作用。当讲到人文风俗时，她把《蒙山南部乡土历史与社会》中《吉利话与忌讳》一节拿来做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熟悉的语境中习得知识。黎珍珍老师说：“这些都是学生身边的事物，可观可感，学生能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课堂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还能开拓视野，学生非常喜欢。”

随着乡土历史校本课程的推广，陈塘中学的教师普遍认为：“现在的课堂生动有趣，学生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了。”朱湘霞老师告诉记者：“课堂上，学生不睡觉了，都能积极参与学习，并且敢于反驳老师的观点，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了课堂真正的主人。”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制作扣肉要用一整块上好的五花肉。先把五花肉切成边长约为10厘米的正方形肉块，把肉块焯熟后捞出过凉水备用。然后在大镬里放入半镬油，烧热后将肉块放入热油里，炸到肉皮呈金黄色，捞出晾凉，扣肉就做好了。”陈塘中学136班的莫小兰在日记本里，详细记录了从奶奶那里学到的扣肉制作技巧。2014年端午节前，该校在部分设课班布置了一道特别的作业：学习制作一种家乡美食。莫小兰选择了跟奶奶学做扣肉，她说：“我很喜欢吃扣肉，但是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做，现在学会了，吃着自己做的扣肉觉得更加香。我还跟奶奶学会了做糍粑、灰水粽、糖环呢，了解了许许多多过去不了解的民族风俗，非常有趣。”

“我们的校本教材是按‘内容+习题’模式编排的，每个学习内容的末尾都有相应的调查探究习题，这样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以致用。”吴柏校长解释道。据介绍，该校校本教材包含了家乡历史沿革、村组简介、自然村名称由来、轶事传说、家乡习俗、饮食集录、岁月乡言、人物传略、乡人文选9大教学板块，每个板块附有1─3道调查探究题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进行调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采访等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或报表交给授课教师，学校还对优秀报告进行奖励，对质量较差的进行批评修改，鼓励和帮助学生提升综合能力。

何锦贤老师说：“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什么都不懂，写作能力也较差。但通过课题组和科任教师的帮助和指导，学生们逐渐掌握了调研的技巧，写作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陈塘中学的不少学生还告诉记者，通过参与调查研究，不但增长了知识，还锻炼了沟通能力、交流能力。该校123班的覃胜洪说：“在调查中，我知道了很多壮语地名，像‘那兰’。为什么叫‘那兰’？因为在壮语里‘那’是‘田’的意思，‘兰’是‘房子’的意思，田地和房子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保障，所以叫‘那兰’。这多有意思呀！我还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如抗日英雄莫更，他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初中历史；乡土资源；精彩课堂

[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2-0047-02[ZW（N]

[作者简介]孙佳乐（1985―），男，江苏张家港人，硕士，江苏省张家港市护漕港中学教师，中学一级。

乡土资源指学生家乡的一切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即当地的名胜古迹、历史人物、风俗习惯等。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引进乡土资源，有利于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民族与家乡情感，开拓学生视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传统历史教学过于侧重教材，忽略乡土资源的引进，历史课堂略显沉闷。基于此，笔者认为，教师要开拓教学思路，让乡土资源助力历史课堂教学。

一、穿插乡土资源，引活历史课堂

从目前来看，大多历史教学以教材为本，很少穿插其他内容。历史学科本身很枯燥，如果教师不注重运用鲜活的学习资源，那么历史课堂会更显枯燥乏味，学生就会没有学习激情。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适当穿插乡土资源，以鲜活的乡土资源激活初中历史课堂。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八年级《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一课时，为了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以前人们的生活，教师课前搜集了当地各种各样的粮票、布票、肉票、米票等，利用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实物增强学生的认识。看到这些票以后，学生产生了很多疑问：“老师，这些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布票是用来换布的吗？不用钱直接交易吗？”……学生七嘴八舌，很快历史课堂活跃起来。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只是微笑，引导更多的学生发表见解。紧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大屏幕展示改革开放前人们利用这些票换购的情景，以此向人们展示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生活。课堂教学结束后，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好这些实实在在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教师引导学生深入当地老人的生活，引导学生向他们咨询一些有关改革开放前人们生活的事情，并做好记录。如果条件允许，学生还可以搜集这些票，并查阅相关资料，深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通过穿插乡土资源，引导学生深入研究，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浓厚起来，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二、引进乡土资源，激发学生探究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新课改的重点。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传授历史知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可将历史学习与乡土资源有机融合起来，利用乡土资源，最大化地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八年级《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一课时，教师以学生家乡为研究对象，设计灵活开放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分组探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1.学生自由组合，研究家史。在这个探究活动中，小组学生可以研究家谱、家庭收入、饮食、服饰、发型、住房等（符合家史的研究内容即可）。

2.学生自由组合，研究家乡名字的由来、变迁故事、家乡经济发展变化、人口变化等。

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由组建小组，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在探究过程中，学生可以深入家乡，采访家乡老人、村委等，并做好记录，也可以查阅互联网资源、书籍等。通过查找资料，学生得出与探究主题相关的信息，形成报告，小组派代表展示。这样，历史课堂就变得生动有趣，更具乡土气息，更贴近学生生活了。

三、开展参观活动，深化学习体验[HT]

每个地方的历史遗迹、故居、纪念馆等，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乡土资源，可以为教师所用。如果条件允许，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参观，与学生一起学习相关历史内容，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为了优化参观效果，教师还可以在带领学生参观时，与学生互动交流，从而了解学生的想法，让历史学习更加有效。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七年级下册《对外友好往来》一课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西的鉴真东渡纪念馆，让学生想象当时高僧鉴真东渡时的情景。通过参观一幅幅历史图片，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鉴真大师的风范，感受到了他博爱、和平、开拓、开放的思想和精神。

[HTH]四、设计多元活动，弘扬乡土文化[HT]

文化需要传承，但是传承的前提是学生深入了解文化。因此，在引进乡土资源时，教师可以设计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以活动促进学生对乡土文化的了解，从而让学生更好地传承乡土文化。例如，在教学完人教版八年级《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这一章后，教师设计调查活动，引导学生深入调查，并写出调查日记，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日本侵华时，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每个地方都有抗日传奇故事，都有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教师以此为主题，引导学生深入家乡，调查家乡中的老人，向他们询问家乡有关抗日的故事、人物等，并记录下来，写成抗日调查日记。这样的历史活动让历史学习变得鲜活起来，学生充满兴趣。调查结束后，教师还可以设计历史舞台剧表演活动，引导学生将当地某位抗日英雄的事迹表演出来，从而深刻体会当时的场景。当然，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铭记历史，学习文化知识，努力充实自我，将来为祖国效力，使其不再受别国侵略。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学校所在地，挖掘本土的历史学习资源，如学校所在地的手工业、工业的发展史及历史遗迹等，并以历史小报形式弘扬这些乡土文化，提高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

总之，每一个地方都蕴藏着丰富的乡土资源。教师要结合历史教材，深入挖掘乡土资源，将这些乡土资源与历史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精彩而高效的历史课堂，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4

他，就是退休干部、现任xxxxx

行者匆匆，足迹遍xxx

1984年，在xxx战线奋斗了25年的xxx同志，因为工作勤谨，文字功底深厚，调至中共xxx，专门从事党史编研工作。期间，他主编了中共xxx史一、二卷,《八年抗战》、《五十年》等著作，为xx党史、革命史的修编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99年夏天，从xxx党史办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xxx同志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xxxxxx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从此，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xxx工作者、一个老文化战士的身影，又与另一项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与xxx千万个青少年走在了一起。

退休之后,他仍不能忘情于党史、革命史的编研工作。先后花四个月时间，栉风沐雨走访了江西、安徽两省有关县市，将土地革命低潮时300多位xxx革命骨干转移到赣北、皖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事迹查得明明白白，并把xxx籍著名红军将领xxx等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事迹访得清清楚楚，从而填补了xxx原有史料的许多空白；还逐人仔细查阅分析考证全县3000多在册烈士的档案资料，了解掌握了大量生动感人的史实细节，再现许多历史真相。一次，在寻访的山路中，他脚下一滑，一下绊倒在山路上，脚悬空了，双肘撑在粗糙的石砾上。他挣扎着爬起来，长长舒了一口气，揉揉胸口，擦擦双肘上的血滴，又往前赶……

后来，他整理审阅自己调查访问积累的20多袋、计300多万字的资料，每天至少写作8小时，历经5年时间，写成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xxx人民革命史》（28万多字）,《xxx英烈传》（36万多字）。这在他的人生航道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既为xxx党史、革命史建设中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成为他关心下一代的思想源泉。

一朝奔波成习惯，十年辛苦十年忙。在担任关工委工作10多年来，他“退职不退责，退休人不休”，满腔热情地扑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他早出晚归，行程超万里，走遍了xxx16个乡镇的600余所中小学，座谈3000余名师生，咨询1000余名家长，撰写xxx报道、xxx论文、xxx评论100余篇。

师者谆谆，余热奉教坛

退休后的xxxx舍小家，为大家，将xxx战线工作过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辛勤的xxx实践中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在关心xxx下一代的路上一路奔忙，躬身前行。

2002年秋，他受聘xxx第一中学选修课教师，主讲自编教材《xxx人民革命简史》。课堂上，他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做到史中有论、论切肯綮，史论结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让枯燥的历史课有血有肉，好懂易记；课后，他还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与青年教师、中小学生、家长交流，解答xxx疑惑，探讨xxx问题，分享xxx喜悦。有时一个电话打了二三十分钟，常常是他让对方放下话筒，由他再打过去，看得老伴直摇头：“哪来这样的奉献法……”

“五四”讲团课、“六一”讲队课、“七一”讲党课、“十一”讲爱国课，是他的常态课程表。

而在一些突击性的宣传xxx活动中，他总是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1999—2004年间，他先后担任共青团xxx委“革命传统xxx”巡回报告团主讲、县委组织部“送课下乡”讲师团主讲、xxx局“手拉手—弘扬民族精神”讲师团主讲，为全县中小学生、乡镇干部做革命史报告2000余场次。有时一天要连讲3场，一场2个小时，喉咙嘶哑了，喝一口白开水，含着喉片继续讲；六月三伏，高温劳累，中暑头晕，胃部不适，吃不下午饭，搽一点风油精，又赶往下一个报告点；数九寒天，他和师生一道，冒着刺骨寒风，站在山坡上，为贫困山区师生讲解老区人民革命斗争史……

担任xxx工作10多年来，他被50多所学校聘为团、队校外辅导员或德育工作顾问，还担任县委党校客座教师,奔赴全县各地,从县城到乡镇,在机关、学校和村、组,以报告会、讲座、理论辅导、送课下乡等形式，主讲党史课、班队会课、革命史课3000余场,益众逾30万人次。

学者孜孜，才识惠学子

15年的党史机关工作经历锤炼了熊老出勤谨务实的学者风范，退休后的他再次迸发生命的激情，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严谨治学，乐此不疲。

2004年，xxxx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他敏锐的瞄准了“家长学校”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课题。他深刻地认识到：办好家长学校，革新家庭xxx，实现学校xxx与家庭xxx、社会xxx的完美结合，是全国xxx系统关工委的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深入全县各乡镇学校，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检查促进，与许多学校师生倾心交谈，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选定有代表性的县、乡学校作为试点，一头扎进学校，向广大师生家长学习，帮助学校和教师总结并推广工作经验；与老师一道，认真研读外地开办家长学校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摸索出出了一条“家长填写《学生在家表现调查表》，帮助老师真实全面了解学生情况；教师向家长汇报学生学习和思想表现，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动态；学生展示特长，向家长展示素质xxx成果；学校领导和教师通过家长学校向家长上课、与家长面对面讨论如何xxx孩子的热门话题，取得一致共识；家长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育人合力”的家长学校办学之路。

在家里，他将孙子外孙作为实验对象，开展素质xxx与科学xxx实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清晨祖孙同诵，黄昏祖孙共吟，引导孙辈畅游学海，博览群书，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坚持写实验日记，进行对比分析，整理成家教经验，供老师和家长借鉴。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乡土课程资源；开发途径；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2011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对于课程开发与利用明确提出：“在历史课程的实施中，教师要强化历史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多方面开发和利用校外历史课程资源。一是利用历史遗迹、遗址，以及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学生参观，增强直观的历史感受。二是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还应随时随地发现和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如历史见证人、历史专家学者、阅历丰富的长者等。”

福建省长汀县地处福建省西部，为闽赣边陲要冲。它是客家首府，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汉代置县，唐代成州，自盛唐到清代都为州、郡、路、府的治所。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源远的客家文化、丰富的革命文化等“三位一体”的文化特色，可开发的历史乡土课程资源非常丰富，这就为新课程改革中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提供了比较充分的乡土教育资源。

一、开发长汀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途径

1.穿插于课堂中讲述

乡土资源是学生身边所熟知的事物，贴近学生生活，看得见，摸得着，有亲和力。利用乡土资源，创设课堂历史情境，很受学生欢迎。如在讲述陶瓷历史时，可以展示长汀出土的西晋、隋、唐、宋以来的青釉瓷器和长汀南山瓷窑遗址的图片，让学生体会古代长汀制瓷规模和工艺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讲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时，可以穿插介绍刘国轩事迹。刘国轩，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溪口村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手下的重要将领，为抵御外寇、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讲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可以穿插介绍：长汀不仅是福建苏区的首府，而且长汀以其交通便利、物资丰富、手工业发达、国营工厂剧增、市场繁荣、治安稳定的特点，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讲述红军长征的历史时，可以穿插介绍：从1931年到1934年，长汀共有2万多人参加了红军，6000多位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九军团在长汀钟屋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为掩护红军长征，在松毛岭阻击战中，数千红军战士和老军区赤卫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介绍长汀子弟兵血染湘江，杨成武飞夺泸定桥……让学生感受闽西儿女、长汀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在讲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候，告诉学生：当时长汀发挥着敌后堡垒的作用。福建省的临时政府也设在长汀。著名的厦门大学迁到长汀坚持办学，继续培养人才，当时在长汀聚集了五所高等学校。沿海地区的工业也纷纷迁入内地，一批中小企业落脚于长汀，在宋庆龄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组织下，成立“工合社”（“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到抗战后期，俗称“飞虎队”的美军十四航空队一部进驻长汀，以长汀为基地，轰炸沿海地区日军目标并远袭了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军事设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通过这样的扩展延伸，让学生深入了解家乡人民参与抗战的事迹，知道抗战的胜利家乡人民功不可没，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利用乡土史资源的“亲切性”，穿插讲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使其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来，提高课堂效率。

2.实地参观考察

长汀可就地考察的历史乡土资源比较丰富。长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创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许多重要的历史发生地和历史见证物都保存得较完好，给今天来参观瞻仰的人留下实物证据。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中央红色医院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旧址、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福建临时省委反第4次“围剿”紧急会议旧址、红军长征出发地、何叔衡烈士纪念亭等。教师组织学生就地参观历史遗址后写观后感或是小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组织小组活动，互相支持和帮助，也有利于养成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

3.调查访问，收集史料

教师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长汀美食文化，如长汀米酒的制作方法、长汀豆腐干的制作过程、长汀“烧大块”的制作方法，并且通过网上查资料或是访问知情人士，熟悉长汀一些美食的传承和演变史、制作的工艺流程，并通过调查报告形式把它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至于这些东西的制作，一向被宠爱的孩子们很少有人亲自动手过，可以让孩子开展“做长汀小吃”的比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可以开展“我当小导游”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体合作意识。进行调查访问、收集史料、整理史料、撰写调查报告。除了培养学生的收集和处理史料的能力，也通过名人的事迹、精神感染学生。近年来，本人所指导的学生撰写的《长汀米酒的制作方法》获县一等奖、《舌尖上的诱惑――烧大块》获市一等奖。

4.探索长汀的奥秘

通过自主、合作的方式，探究长汀奥秘，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出题目，让学生自己经过身临其境的体会或是自己动手实验，借助别人的帮助完成小课题研究。例如引导学生探究玉扣纸的奥秘：以产玉扣纸著称的长汀县，是福建四大产纸县之一。最盛时全县有纸厂500余家，产量高达5万多担；品种有玉扣纸、毛边纸，尤以玉扣纸驰名中外，产量占总数一半以上。到了近代，受机制纸的冲击和市场的影响，一些纯手工技艺制作的手工纸濒临失传，“流沙”“罗纹”“蝉翼”“薛涛”“磁青”“落霞”这些纸品美名也随之离我们远去，但长汀玉扣纸这朵中华古纸文化的小花，仍然保留在深山，昔日的“官边”和“花笺”仍可带领现代人走进神秘的古纸世界，领略千年的造纸文明。可以引导学生开发一个课题“长汀玉扣纸的过去与将来”，探索其中的奥秘。

二、注意事项

1.以古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民间传说为有力的补充

历史文献是有证据可考的历史记录，通过历史文献来研究历史，更加能够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回归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探索红军长征在长汀出发的历史，这些都要和当时的背景相吻合，研究真人真事，突出事件对于家乡甚至整个国家的意义，并且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够很好地达到教学目标。长汀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诙谐有趣，语言流畅。民间传说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如《定光伏虎故事》《胡猴哩的传说》《太平军在汀州》等；革命故事主要有《毛委员的故事》《商人不是敌探》等。长汀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红军歌谣，如《伢为红军撑渡忙》《韭菜开花一杆子心》《伢想红军如想娘》。这些歌谣不仅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而且内容丰富，富有地方特色，唱起来充满革命激情、嘹亮动人。这既是当年长汀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也是一笔珍贵的革命文化遗产。

2.突出长汀的特色文化，因地制宜

长汀是一个历史悠久、保存了大量历史遗迹和传统风俗的地区，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就是要紧紧抓住当地的可开发资源，并且充分体现这些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3.突出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

乡土史对学生来讲具有兴趣浓、资料搜集方便、评价自由等特点，所以更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研究。鉴于此，在教学中利用乡土史去开展研究性学习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要教师能善于引导，一定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要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如对于玉扣纸制作工艺的探索，则需要学生分成小组实地考察，还要对当地居民进行访谈，才能够了解这里的奥秘所在。

4.坚持课内课外教学形式相结合的原则

鉴于初中学生课外时间有限，我们可以把有些乡土历史资源运用到课堂中创设历史情境讲述，让历史课更加生动有趣，与学生生活环境接近。但是有些乡土资源的开发必须让学生在课后亲自体验、探究，我们可以在七、八年级分别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春游、清明以及假期里组织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观游览家乡的古迹遗址、故居、开专题讲座。首先，向学生全面介绍有关的历史变迁、诗词名句、历史典故等，开阔他们的眼界，增长知识。其次，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体魄，而且也使他们对乡土史的调查、研究表现出深厚的兴趣，提高了自主探究、实践创新的能力，使学生的历史学习成为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最后，定期举办“长汀历史大家谈”活动，不仅让学生在回顾反馈中进一步了解了家乡的历史，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学习古人，不输给古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使得同学和师生之间交流的机会增多，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从而为和谐课堂的构建奠定基础。树立起“我是长汀人，我爱长汀，我爱长汀人”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系统学习，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进而形成“我是中国人，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应当热爱中国”的思想感情。

陶行知先生曾说：“大自然、大社会就是活教材，运用天然材料开展教育活动，可以让孩子获得真实的感受。” 一方乡土一方情，开发乡土课程资源，能激发学生历史兴趣，不仅必要，而且能坚持。长汀自然山水、地方特产、革命遗迹、风土民情等得天独厚，丰富的乡土资源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开展课堂教学的珍贵宝藏。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充分挖掘长汀乡土历史资源，并把它很恰当地运用于历史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高他们的动手探索能力，培养学生对家乡深厚热爱之情，把汀州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卢建岩.闽西风物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6

[关键词] 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13-08

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相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几乎是全景式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半个世纪中国的缩影。始终将其视野建构在时代性和社会性双重基点上的《东方杂志》，无疑有更敏锐的感触和领悟，引领性地率先对乡村社会变迁以及乡村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并由此扮演着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怀”的角色。

1927年《东方杂志》以“农民状况调查”为题，举办第一次定期征文，要求应征者的文章要“注意于农民疾苦实际情形之说明……当以报告事实为主，切勿流于空洞”。①随后，根据征文情况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农村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从如此大篇幅的专题栏目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乡村问题首次聚合为杂志关注的重点。这当然不是农村“大革命”风潮的正面呼应，而是对隐然而见的乡村危机现状的一次广泛求证。这次征文可以看做是《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的第一次清晰呈现，但它对乡村的关注却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

1904年创刊后，《东方杂志》主要是以“选报”的形式来刊载其他媒体的一些文章，极少有原创作品的发表。该时期选择的作品中就不乏关于农业与乡村的文章，例如节选自《羊城日报》的《论考察农业》（1907年第3卷第6号）描述了日本农业的基本情况，主张向日本学习农业基本技术；再如《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1907年第3卷第10号）一文，节选自《商务官报》，描写了中国农业的衰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农业衰落的描写和对立国事业的初步思考。1910年前后，《东方杂志》则呈现出对于乡村民变记录的高潮，1909—1910年两年，各地民变的记录共有40余条，平均每期达3条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社会状况。

1912年之后，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基本消失，政治动荡与社会动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的成立而转移。但《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报道和记载的文章却并没有消失，其探讨的问题反而显示出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此时《东方杂志》上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大多译自外国学者的专著，所论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农业发展迟缓问题方面，并且普遍都将中国农业停滞不前归因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农业技术的改良，尤其是对农业机械化的提倡等等。“现代之农民，则用脑力多而用筋力少。观于美国之农民，其农圃机器之发达，良足令人惊异”。②此时的论题都未曾触及现代化压力下的中国乡村问题，而只是对农业技术发展提出一般性建议（并没有一个深入且系统的政策建议）。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期，杂志上关于乡村社会动乱的报道比较罕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以及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造成的区位势差，使得近代中国乡村问题日趋呈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乡村问题进行关注并发表言论，但其时尚未成为社会的焦点；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势的研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时政问题上。

进入20年代后，《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问题关注的篇幅日渐增多，几乎每期都有专题研究和讨论。1920年《东方杂志》开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开始集中讨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严重的米荒及其相关的乡村问题。1920年夏，上海米价突然暴涨，引起低收入阶层的暴动，工人罢工、饥民抢米、商家歇业、穷人自杀等事件不断发生，遂促发上海及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动荡。这是民国后上海发生的首次粮食恐慌，它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强烈反应，“各种报纸都有详细的记事，并且有许多讨论的文章”。③《东方杂志》特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汇集著名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如穆藕初、①邹秉文、②董时进、③杨端六④等人，以专题文章方式探讨米荒问题。他们并没有就米荒而言米荒，而是透过这次米荒论及中国农业、中国乡村的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普遍认识到，表面上这次米荒由，托名军米，私运出洋，导致米谷匮乏、来源不继而造成，但从根源上讲，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衰落，人口的暴涨，粮食流通的不畅，经济作物挤占农田，近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再加上“外米之输入益甚”，⑤这些才是造成米荒的根本之因，解决米荒的“积极的治本方法将奈何，曰惟务农而已”。⑥

上海米荒问题提供给人们一个深入思考中国乡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契机。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对某些问题的强调或重视程度，会影响社会和受众的注意力……形成无可替代的中心议题，不仅增加人们的关注程度，而且影响人们的议事日程，甚至直接引导事物的发展。”⑦《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上海米荒问题的集中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米粮的问题，不独为国民经济上的一大问题，实为我国家存立之根本问题”，⑧从而更深切地体察到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深层困惑，使我国乡村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民食”的缓解，“米荒”问题讨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于农业问题的思考却被延续下来。“192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农业观察家发出农业正面临危机的警告”，⑨但由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乡村所面临的困境，频以“乡村危机”之言惊醒时论。1922年8月，《东方杂志》推出“农业及农民运动号”专栏，刊载了9篇有关农业及农民运动的文章，其中吴觉农所著《中国的农民》和邹秉文所著《农业与公民》二文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乡村面临的各种危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其他文章则分别从关注一战结束之后日、英、意、德、俄等国的农民运动入手，探讨在世界范围内战争对农业的影响以及世界和平与农业的关系。虽然，“乡村危机”的社会认同此时尚未形成，但《东方杂志》“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努力，却不无先鞭之功。直至1927年，因应着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风卷潮涌的情势，中国乡村问题突出摆在了国人面前，时人对乡村问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东方杂志》“农民状况调查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该期“农民状况调查号”刊载各地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运用了一些简单的调查方法，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地农村的生存状况。这次调查活动涉及内地10多个省30多个市、县、乡，但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见表1），这与《东方杂志》的发行覆盖范围有关，同时也因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进程及乡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较深，各种矛盾在此地区更加凸显，乡村危机也表现得更加深刻相关。

这些调查报告多由当地居民所写，他们亲身描绘和述说农村的生活景观和生存状况，内容详细，感情真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整体上看，几乎所有调查报告都力图以事实向社会表达一种信息，即“我国的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①在征文启事中，《东方杂志》就规定了这些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应包括农民分布状况、农民生产收入及纳租情形、农民消费情形、农民金融流通情形、佃户与地主之关系、农民组织、农民之习惯迷信、农村妇女状况、军事对于农民之影响、其他各地农民特殊情形这十个方面。由于主题的基本确定和相对集中，所以在之后刊登的调查文章中，读者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影像也大体相似。可以说，这几个方面大致概括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些“社会调查以不同的方法揭示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给出了许多我们的双眼看不到的现实”②情景：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当莫过于今日”；③农民缺乏知识，受教育水平低，因为他们的“最高的希望，是要子弟识几个字，他们以为洋学堂是讲形式而不讲实用的”；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地主压迫农民的程度日益加剧，结果中国农民大众，要向无地化的过程前进，而农村的经济将沦为瓦解的境地”；⑤农民生活习惯愚昧保守，“一遇水旱的灾异，他们便祷神礼佛，以求庇护”⑥等等。由于作者多是当地居民，所以文章多是对农村现状、农民生活状况的一种直观描述和现实感受，对于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发展，以及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研讨文章则比较少见。

除了实地的调查报告，《东方杂志》作为一种学术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期刊，它在文学作品的取材上也体现出对中国社会下层尤其是对农村、农民的关注。鲁迅著名作品《祝福》中那个愚昧、可怜的祥林嫂的形象最早就是见之于《东方杂志》。⑦1920年代中期以后，王鲁彦、许杰、蹇先艾、王任叔等乡土派作家群的作品在《东方杂志》上的见刊率颇高，像王鲁彦的《阿卓呆子》⑧、许杰的《赌徒吉顺》⑨、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⑩、王任叔的《孤独的人》{11}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家族衰败典卖妻儿，或愚昧无知任人摆布，勾画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真实、悲惨的众生相。

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的中国乡村危机到30年代达到顶点。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为减少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筑起贸易壁垒，同时向东方的落后国家倾销工农业产品。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短缺，物价大跌，粮食进口数量急剧增长，外国粮食的输入使中国的粮价大跌，粮农大量破产，再加上30年代年年有巨大的水旱灾害发生，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而国内的政治环境又使得农村的破产更加严重。于是，“复兴农村”成为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每个政党和组织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的主张”。{12}同样，新闻媒体也在这股强劲的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公报》和《益世报》在1934年分别推出副刊《乡村建设》和《农村周刊》。进入30年代之后，《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刊载着有关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在1935年特开辟“农村救济问题专栏”，集中而深入地探讨乡村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其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和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了。同时，从1935年开始，《东方杂志》开设“农村写实”专栏，每月一期，共18期85篇，由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代编，选登描写全国各地农村景况的文章。此次“农村写实”专栏涉及区域较1927年“农民状况调查号”大为扩展（见表2），调查范围虽仍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但对其他地域也予以适当关注。该栏文章只是对农村基本景象的描写，包括家庭生活、农业生产、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它并非是严密的社会调查和深刻的专业分析，但是他们形象生动的描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农村基本生活状况的窗口，特别是有些文章中还附上了照片和插图，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除了正文部分，《东方画报》还配发照片：形销骨立的灾民、乞食的儿童、吞食衣絮的农妇……每一个形象都是崩溃中的中国乡村的缩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入30年代后，左翼文学高涨，有关农村与农民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此时获得了时代性进展，从另一个侧面亦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的关注。1932年1月，《东方杂志》在国内首次译介了美国布克夫人（即赛珍珠）那部描写中国皖北农村生活的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大地》，也许编者附在小说前的一段按语最能代表时人对中国乡村危机的关怀与乡村问题的思考：

中国是三万万余劳苦农民所集成的国家。中国生活的中心应立在于农村而不在于都市。中国的农村被内战、兵灾、水旱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破坏了。在穷苦无知和痛苦的生活中的农民的与挣扎，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东方杂志》编者对该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情节的变幻”，“对中国旧礼教弱点的深刻的描写”都值得国内作家学习，他呼吁国内的作家也应该走进乡村，希望在此之后，“有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解释来描写中国农村衰落困苦及农民意识中土地观念转变的事实”的优秀作品。①编者的呼吁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社会情状的深度关怀与前景的强烈期待，揭示着承负现实意涵的现代文学的使命价值。正是在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之中，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成了人们对于乡村危机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关怀。同时，乡土文学的高涨，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读者通过活跃于乡间社会的一个个可悲而又可笑的人物形象，深刻地领悟和感知着中国乡村的实况和前景！——它将“乡村危机”从学术和政治层面的关注延引到社会关注层面。

“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动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②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对乡村问题关注的基本特征之一。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

如果说20年代《东方杂志》上集中刊载的“农村状况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农村土地问题仍然是传统生产关系下的土地集中问题，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对土地问题的关注则是将其置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探讨。该时期对土地问题的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例如，针对1935年阎锡山提出的《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1935年第32期《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土地村公有乎实行增值税乎》《土地村有不可能》《土地村有问题》等文章都是对这一土地公有制度的讨论。

在对这些文章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集中和价格暴涨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整个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在都市中，土地投机盛行，地王坐享自然增值，不劳而获；他方面乡村农业破产，十户九贫，田地抛荒，流亡载道”。①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制度性建议，有针对农村土地提出的公有化建议，也有针对城市土地提出的收取增值税的建议，体现了时人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巨大关注。

在农村经济和生产方面，当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深广地波及于中国时，时人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农产物价格的跌落，是由于市场关系的变动；农田价格的降落，是由于因农民贫乏而起的失田的增加；农产物的输出的减少，是由于世界经济恐慌所给予中国农业的打击；至于其他的诸现象，不论其发生或救济，都已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或技术问题的范围。”②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加速度地商品化使农村中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愈加须仰给于充满着舶来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使他与农业脱离而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前者增加了农民底（的）支出，后者减少了他底（的）收入，因此农民便易于受到饥饿底（的）威胁。”③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中国也出现了经济恐慌，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发生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较落后国家的经济恐慌的“本质是在帝国主义底（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底（的）双重剥削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他所表现的形态是农业底（的）颓废，生产量底（的）不足和慢性的饥馑与死亡”。④

“惟农业建设事业之成败，端赖于从事农业工作之人员，而农事人材之优劣，又全系于农业教育之良窳，此至浅至真之逻辑，当无人能加以否认。”⑤然而，“中国的农村，教育幼稚不堪，所有的农村教师，一半是头脑冬烘的老学究，一半是学识简陋的浮华青年”。⑥2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农村教育衰败的状况，认为应开展农业教育。总体看来，对于农业教育的目的，学者们也有深刻的认识：“农村教育不惟教育儿童，也要教育成人；不惟教农民识字，也要教他们有农业学识，有公民常识。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良好公民，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效率很高的生产者。”⑦问题在于，自近代采用新式教育制度以来，“农业教育，最被视为无足轻重”，后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社会基础动摇，“各方始■然于国家经济基础之农业，非速加改进与发展，将不足以图存，农业教育始呈显著进展之势”，但是往往集中注意力于高等农业教育的整顿与高级农业学校的扩充，而直接对农民的教育，却被忽视了，“此种本末倒置，头重脚轻之措置，适足以窒碍农业生产之改进，剥夺农业建设之成功”。⑧

针对这种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人们提出了不少改良措施，有主张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的；有鼓励妇女接受教育的；也有建议普及农村小学教育以提高农民子弟文化素质的。对于我国的中等农业教育偏重理论而忽视直接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状况，有学者提出：“中等农业学校为造就农业干部人材，其工作之对象为农事与农民，工作场所则为广大之农村，直接改良农事与直接指导农民，实为其当然之任务。”⑨针对中国新式农业教育不切实际的作风，学者们提出“农业教育之最后目的，在沟通科学农事理论与实际农事工作，使广大农民群众，均能应用科学农事方法于实际农事活动，农业方有普遍改进与发展之可能”，他们认识到“农业教育之重心，实在于农民”。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30年代开始，人们对于乡村危机的恐慌已经转变成了对于乡村建设的积极热情。这种热情不只表现在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热切呼吁上，更多的还表现在他们为乡村建设所设计的种种方案上。“我国农业的亟待改善，经营方法的急需革新，这是谁都承认的；可是改革的方法，头绪纷烦，农业不良的地方，又触处皆是。”{11}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乡村问题的原因及探寻乡村建设道路的思考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东方杂志》等媒体为载体，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各路学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乡村建设的方案和构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读到当时兴盛的自治思想、合作思想、民生思想、教育思想、农业科学思想等。正是《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乡村危机的全面呈现和对乡村建设的积极呼吁，才使得乡村建设得以突破知识精英群体的局限，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以及复兴乡村的深度介入和引领性讨论，体现出了社会舆论对乡村危机的深刻关怀。这种关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危机以及近代社会舆论特点都有重要意义。

其一，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从1927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号”开始，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就成为《东方杂志》中的特色专栏之一。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它就重视对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如在辛亥革命前几年中专门设立“调查”一栏，举凡国内的军事、铁路、农政、学堂、财政、华侨等内容无不涉及。进入民国之后，《东方杂志》更是有意识地举办了各类调查征文活动，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对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各类调查。以现代实证科学为导向的这种调查之风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大学生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主动投入到农村调查当中。经常在《东方杂志》上发文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翰笙，后来回忆了他在1930年前后在上海搞社会调查的情况：“我们便转到农村作社会调查，积累了大批资料，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读物。商务印书馆由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为宣传新思想提供了阵地，发表了不少我们写的调查文章。”①虽然这些调查所依据的理论有限，也不试图抽象出某种系统化的理论，况且，“中国的国土太广大了，各地的情形太复杂了。单从这么一点粗略的材料是不足以考查中国农民问题的实际的。”②但是它们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材料。“每个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事实上是从特定的侧面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状况。”③探究农村社会的结构、农民生活的情况，以及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当时许多卓越的知识分子持有的信念。正是抱着这样的关怀和信念，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个案，由角度各异、文野各别的众多调查记录，使我们能从不同侧面看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幅幅生动真实的图景。

其二，强烈的理性精神与“问题意识”。《东方杂志》的办刊风格以保守、中立著称，但是这种保守却给了它一种更加平实和理性的风貌。它对乡村危机的呈现以及对乡村建设的探讨，都在尽量避免对“主义”，对激进革命的单向度的宣传和选择。《东方杂志》文章观点、立场的选取方面，皆比较中立，例如当其他民营报刊在30年代前期对苏区农村社会讥贬挖苦的时候，《东方杂志》则保持相对超然的立场，尽量全面地呈现各方观点，不去参与鼓噪，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可取的。这与其政治立场以及办刊理念有关，其编者多持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念，反对激进的政治革命，反对空谈“主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渐进的社会进化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存在，他们认为应该着力于一个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一点一滴、细水长流式的社会变迁累积而成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问题意识”，是其思想逻辑的一个自然终点，同时又是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行为起点，可以用来弥补激进主义者的一些不足，可以适度舒缓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革运动带来的紧张感。

其三，乡村危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引发了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尽管对复兴乡村、建设乡村，不同政党、不同流派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对于乡村危机的认识却是共同的，对乡村危机的关怀也是全社会共有的。这种关怀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由通商大埠到穷乡僻壤，由知识精英到农民百姓，由空谈主义到实地调查，那种单纯以解决城市问题，引进外来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思想逐渐被抛弃，代之以投身乡村、建设乡村、团结民众、凝聚民族，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救亡道路。早在1921年，《东方杂志》就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认为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除有觉悟的青年男女，大家去‘归农’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回归农村的呼声，号召时人，尤其是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效法19世纪英法德俄等国青年深入乡村，“点着希望的火把，引着农民到自由的地方去”，①以实际行动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从20年代末大批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城市舒适生活，投身乡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史实来看，《东方杂志》等媒体“回归乡村”的呼吁，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

30年代末期以后，乡村建设活动推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乡村建设”一词也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时人对建设乡村的思考也进入成熟期，涌现出了很多乡建派别，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作了全方位的设计。遗憾的是，正当乡村建设轰轰烈烈展开之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探索乡村现代化道路的运动被迫中止，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乡村的设计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复兴乡村的议题被更为紧迫的救亡图存的议题所取代。受政治局势、舆论环境以及杂志自身定位的影响，《东方杂志》在此时的舆论焦点也转变到了抗战上来，对乡村问题关注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战时农村政策方面，或探讨如何通过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以调动其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同时，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检讨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深刻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对运动式的乡村建设发出了警告。

传统农业大国中人们文化上的“乡村情结”促使中国人始终关注乡村的命运，也试图从乡村——中国文化的根系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新的契机和起点。所以，虽然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展和深入，“乡村危机”、“复兴乡村”等话语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危机的关注、对乡村命运的现实关怀的思想成果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思想认识和现实取向的历史性起点。

【作者简介】王先明，男，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

吴瑕，女，江西宜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The Social Care for the Crisis of Rural Area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king Eastern Miscellany as Center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7

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传统村落，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建设美丽乡村，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或者传统风貌的村落。

第四条　传统村落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整体保护、抢救优先、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兼顾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传统村落保护应当注重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坚持保护与改善村(居)民生产生活相结合，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实际安排保护发展资金。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统筹整合各类财政资金，用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传统建筑保护等工作。

鼓励、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第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应当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各项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全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文物)、发展改革、旅游、财政、环保、国土、林业、农业、公安、民族宗教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传统村落保护相关工作。

第八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日常管理，履行以下职责:

(一)配合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二)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保护发展项目;

(三)协助落实消防安全、白蚁防治责任;

(四)依法制止违反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行为;

(五)指导、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第九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一)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和宣传工作;

(二)依法组织村(居)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将传统村落保护事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居)民按照传统村落保护要求，保护文物古迹，合理使用传统建筑;

(三)对有损毁危险的传统建筑进行登记，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四)收集、保护已经坍塌、散落的传统建筑的构件，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五)协助落实消防安全、白蚁防治责任;

(六)对违反传统村落保护规定和要求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风险补助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传统村落保护。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认领、租赁、投资、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

第十一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应当调动原住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保障原住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原住村(居)民的生产生活。

第二章　申报认定和规划编制

第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村落，经村(居)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可以申报江西传统村落:

(一)传统建筑集中连片分布或者总量超过村庄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

(二)村落选址具有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与维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

(三)村落格局鲜明且保存良好，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

(四)拥有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或者地域特色鲜明，传承形式良好。

第十三条　申报江西传统村落，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历史沿革、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说明;

(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现状;

(三)保护范围;

(四)不可移动文物、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及照片;

(五)村(居)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申报的意见;

(六)保护情况、保护目标和保护要求。

第十四条　申报江西传统村落，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化(文物)等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论证，提出审查意见，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传统村落经批准后，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布。

江西传统村落的评审认定程序和评价指标体系，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制定。

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与条件，从已批准公布的江西传统村落名录中推荐。

第十五条　传统村落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公布之日起一年内，组织编制完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保护原则、保护内容和保护范围;

(二)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三)保护措施和建设控制要求;

(四)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及近期保护项目;

(五)传统格局、不可移动文物、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要求及措施;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要求;

(七)村落发展定位及发展途径;

(八)村落人居环境规划。

第十七条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相衔接，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合理安排村民住宅建设用地。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应当与村庄规划的规划范围、基本内容等相衔接。

第十八条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居)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并通过论证会等方式征求专家意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有关情况作为报送审批材料。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报送审批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保护发展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第十九条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经批准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传统村落的公共场所设置展示牌，公示本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经依法批准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不得擅自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修改的，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原制定程序编制、报批、公布和备案:

(一)保护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传统村落发展定位、发展途径发生变更的;

(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评估论证需调整的;

(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批准机关认为应当修改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保护与利用

第二十条　传统村落应当整体保护，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第二十一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应当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保护传统村落内承载历史记忆、农耕文明的各类载体，传承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

第二十二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传统村落普查工作，登记传统村落的数量、种类、分布、现状等情况，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管理信息系统，按照一村一档的要求制作传统村落档案，明确保护内容和实施步骤等。

第二十四条　对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要求，依法核发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在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违反保护发展规划的活动:

(一)开山、采石、取土、开矿、毁林开荒、填湖造地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二)占用保护发展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域、塔桥亭阁、堤坝涵洞、道路等;

(三)修建生产或者储存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等;

(四)其他违反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在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禁止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

第二十七条　在传统村落建设控制地带新建、改建、扩建房屋的，其色调、体量、高度、形式等应当与整体风貌相协调，且不影响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轮廓线和主要视线走廊。

对与传统村落整体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构筑物可以通过补助、奖励等方式，选择有代表性的实施示范改造;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组织实施示范改造的，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予以配合。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的维护修缮，应当遵循修旧如初的原则，采用传统技术、传统材料，并在传统村落保护专家的指导下由传统工匠施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培训传统工匠，不断提高传统工匠的技术水平。

第二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传统村落主要出入口设置标志牌。标志牌应当自保护发展规划批准之日起九十日内设置完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完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

第三十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配备专门保洁人员，配置垃圾收运设施，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一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和农村河道综合治理，保护和修复水塘、水井、沟渠等设施，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集中式或者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第三十二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传统村落防火安全和白蚁防治保障方案，并征求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以及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备案。

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的消防安全布局、消防水源、消防通道等，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并配备火灾报警、初起火灾扑救等消防设施。确因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同级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传统村落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落实各项防火安全保障措施，建立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伍，定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

第三十三条　传统村落中，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教育价值，未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以认定为传统建筑:

(一)建筑类型、空间、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等具有建筑艺术特色或者科学研究价值的;

(二)反映本地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宗祠、书院、寺观、民居等;

(三)在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

(四)名人故居、旧居、纪念地以及具有历史事件纪念意义的。

第三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传统村落内传统建筑的普查，编制传统建筑名录，并征求利害关系人和专家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对传统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传统建筑档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濒危传统建筑，应当组织编制抢救修缮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实施。

自筹资金修缮传统建筑且不改变传统风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补助。

第三十五条　传统建筑的保护性利用应当与其历史价值、内部结构相适应，不得擅自改变传统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观，不得危害传统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纳入本级旅游发展规划。

鼓励、支持对传统村落内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在传统村落设立摄影绘画、乡村体验游、农业生态游、文化创意产业等基地。

对传统建筑可以进行保护性利用。鼓励在符合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利用传统建筑开设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展示场所和传统作坊、传统商铺、民宿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展示。

第三十七条　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和商业项目开发的，传统村落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开发类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对开发条件不成熟的，应当先予保护、禁止开发;已经实施开发的，应当加强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力度。

第三十八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传统建筑、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鼓励当地村(居)民从事旅游经营等相关活动，明确当地村(居)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措施。

第三十九条　传统村落作为旅游景区的，景区经营者应当与村(居)民委员会订立合同，约定收益分成、保护措施、禁止性行为等内容，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当地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从旅游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传统村落保护。

传统建筑作为参观游览场所予以开放的，经营者应当与传统建筑所有人签订协议，约定收益分成、保护措施、禁止性行为等内容。

第四十条　传统村落较为集中的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传统村落保护示范区(县)予以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示范区(县)的保护和建设，在政策、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优惠。

第四十一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用有关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情况进行检查与评估。

第四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进行日常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违反保护发展规划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四条　传统村落经批准公布后，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保护状况和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及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跟踪监测。

在定期检查和跟踪监测中，发现存在未及时组织编制保护发展规划、违反保护发展规划开发建设、对传统格局及传统建筑保护不力等问题的，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整改意见。

第四十五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聘请传统村落保护专家、村(居)民任监督员，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实施及村落内建设活动进行监督。

鼓励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伍，引导公众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和宣传工作。

第四十六条　已批准公布的传统村落，因保护不力导致传统资源受到严重影响的，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成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限期整改，采取补救措施。

整改到期后，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化(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濒危警示通报。

传统村落破坏情况严重且无法补救的，由传统村落的批准机关从传统村落名录中除名并进行通报。

第四十七条　对破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售卖传统建筑、构件的行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并按照村规民约予以处理。村(居)民委员会劝阻制止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停止拨付有关财政资金。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法定程序组织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

(二)未按照法定程序报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

(三)擅自修改依法批准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

(四)未依法将批准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予以公布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因保护不力导致已批准公布的传统村落被列入濒危名单的，由上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已批准公布的传统村落被除名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降级以上处分。

第五十三条　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法律责任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以外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历史环境要素，是指反映村落历史风貌、构成村落特征的要素，如塔桥亭阁、井泉沟渠、壕沟寨墙、堤坝涵洞、石阶铺地、码头驳岸、碑幢刻石、庭院园林、古树名木以及传统产业遗存、历史上建造的用于生产、生活、消防、防盗、防御的设施等。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12月1日起施行。

传统村落认定标准和保护状况认定标准

1、现存建筑有一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达到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现存传统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有对传统技艺的传承。

2、传统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以及考古的价值，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状况

在20xx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xx年锐减为271万个，仅仅20xx年内减少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2]

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近20xx年我们在各地考察民间文化时，亲眼目睹这一剧变对村落生态影响之强烈。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8

2007年全省累计生产原煤2157.25万吨，发生死亡事故24起，死亡34人。同比分别下降44.19％和32％。百万吨死亡率为1.58。同比下降43.79％，达到福建煤矿安全生产历史最好水平，突破全国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平均2的水平，提前实现国家“十一五”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控制4以下的目标。

一、福建省煤矿基本情况

(一)煤矿基本概况

目前，全省共有煤矿332个。其中，省属国有煤矿28个，乡镇煤矿304个(占92％)。主要集中在龙岩、三明、泉州等3个设区市。有新罗、永定、永安、大田、永春等19个产煤县(市、区)。

(二)福建煤矿特点

1、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福建省煤田地质构造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差。断层、褶曲发育，且基本是薄和极薄煤层。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煤层瓦斯含量低。均为低瓦斯矿井，无高瓦斯或瓦斯动力现象矿井。矿井煤尘无爆炸危险，煤层基本无自燃倾向。

2、乡镇小煤矿多，办矿起点低，落后现象严重。福建小煤窑开采历史悠久、数量多，据统计，开采初期小煤矿数量总计有4000余处，在2001年的煤矿清理整顿中，关闭了1970处非法小煤窑，在2004年的全省煤矿专项整治中，又关闭无证非法煤矿(井)1444个。截至2005年颁证前，全省各类煤矿还有469个，其中乡镇煤矿406个，而且挂靠各类井(硐)、系统438个。乡镇办矿起点低，历史欠帐多，矿井开采前期，装备和工艺十分落后，技术管理薄弱，无序开采的现象突出，事故多发，2005年，全省百万吨死亡率达6.21。

3、乡镇煤矿基础薄弱，水害问题突出。福建乡镇煤矿是在七、八十年代“有水快流”、扭转“北煤南运”的历史背景下，由“夫妻硐”、“朋友硐”发展而来。管理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虽经多次专项整治，但是在2005年颁证前，水害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是矿井布局不合理。水害防范难度大。在同一井田内、在不同标高有多个乡镇煤矿，矿与矿上、下重叠，形成“抽屉式”开采，矿与矿之间没有规范的开采顺序，也没有留置隔离煤柱，对矿井水害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是勘探程度低，水文地质资料欠缺。多数乡镇煤矿勘探程度低，水文地质资料及矿井水害分析程度不高，小煤窑及其采空区没有实测图纸，地质资料，各类图纸资料不全。其分布及积水空间难以摸清，水患较为严重。

三是水害防范意识低。多数乡镇煤矿业主文化水平低，对水息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技术力量和探放水设备配备不足，在水害防治方面的投入也还不到位。

四是容易引发较大水害事故。在我省顶板、瓦斯中毒窒息和水害等三大事故中，水害是造成群死群伤事故的最大因素。据统计，2001―2005年福建省共发生各类透水事故10起，死亡31人，其中，较大及以上事故4起，死亡21人，2005年5月28日龙岩市新罗区发生1起重大事故。死亡10人。

(三)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基本情况

2005年以来，我省开始实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后，总计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435本，已注销生产矿井安全生产许可证65本。目前全省现有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总计370本，其中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38本，生产矿井安全生产许可证332本。

二、突出重点，严格标准，立足防范较大事故，认真做好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工作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我们进一步细化标准，制订下发了6项颁证管理办法和通知等文件，严格执行颁证程序，以颁证为契机，坚持“突出重点，严格标准，淘汰落后，立足防范较大事故，提升矿井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原则做好颁证工作，促进煤矿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一)突出水患重点。立足防范较大事故

针对福建煤矿水害突出的特点，颁证时，我们在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达标的基础上，细化防治水标准，提高颁证准入门槛，把住水害治理关口。立足防范较大事故。首先把矿井水害调查论证作为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必备条件严格审查，凡是矿井水害专项调查不清，论证不充分、结论不明确，没有配备探放水设备的煤矿，一律不予颁证。

一是要求各类煤矿企业“必须开展矿井水害普查工作，必须将矿井和周边的老窑和采空区及积水情况调查清楚并填绘在采掘工程平面图和井上下对照图，并建立水文地质档案”。对水害调查不清或未建立水文地质档案的煤矿，一律不予颁证。　二是县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必须对矿井水害调查资料进行审查论证，确认矿井“水息调查清楚”。并由县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查签字、部门盖章。对县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查论证不充分或结论不明确的煤矿，一律不予颁证。

三是水息调查材料必须经设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论证复审合格。对未经设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论证复审或论证复审不合格的煤矿，一律不予颁证。

四是严格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审查。规定煤矿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必须专题评价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水害危害程度，防治水机构、人员、措施和设备配备等，要求评价报告论证充分，评价结论准确、可靠。对安全现状报告不全面、不充分或评价结论不准确、不可靠的矿井，一律不予颁证。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提高了颁证标准和门槛，促使煤矿企业争相加大加快安全投入，纷纷聘请安全管理和技术人员，认真开展矿井水患调查和防治水专项治理，积极改造、完善矿井排水等系统。有效消除了矿井水息，提高了矿井抗水灾能力，极大的提升了矿井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二)坚决清理挂靠井(硐)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2005年颁证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省乡镇煤矿大量存在“一证多硐”的现象，即一本煤炭生产许可证挂靠多个硐(井)和系统。这些挂靠的硐(井)和系统安全生产投入不足、设备简陋、水平落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超层越界、水害隐息严重，容易发生煤矿安全事故。为提升矿井安全条件，坚决淘汰落后，我局制定具体措施，严格按照“一证一井、一个经济实体、一套生产系统”的原则进行颁证，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挂靠井(硐)和系统，一律不予颁证。至2005年底，全省共清理出各类挂靠井(硐)和系统438个，大大提升了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9

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语文教学资源。漳州地域拥有丰厚的人文地域资源，把漳州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到课堂教学，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实践探索能力，提升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再认识以及提升学生语文综合能力。教师可尝试将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等融合到语文教学各个教学内容，为小学语文课程注入地域文化之水，使之更具有语文魅力。

[关键词]

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辑收入了许多地域文化作品，如《赵州桥》《记金华的双龙洞》《索溪峪的“野”》《各具特色的民居》《藏戏》等。品读这些课文可以深深地感悟独特的地方文化、异域民族风情。教师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础上，可以将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到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综合实践活动中。在此，笔者以漳州地域文化为教学实例，将漳州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等融入到语文不同教学内容之中，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亲近自然景观，在阅读与写作中进行文化洗礼

漳州拥有福建第一大平原，境内的九龙江是省第二大河，有天下第一奇石美誉的东山风动石，拥有多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还有明代旅游家徐霞客漂游的九龙江北溪等众多自然景观。为此，在长达6年的地域文学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学完诸如《黄山奇石》《爬天都峰》《记金华的双龙洞》等描绘自然山水的课文，教师不妨引导学生利用双休日和家长们一起走进家乡的青山绿水或名胜古迹，游览“云岩洞”，观赏“风动石”，感受亚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风光，寻访土楼的云水谣古镇等。教师建议有条件的孩子可以去领略平和的灵通岩（即灵通山）风光。学生将自己亲手拍的照片精心制作成旅游图片，配上抒发胸臆的寄语给同学或朋友分享。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出示新学的词语或描绘山水的语句，让学生巧妙地串联起来进行表情达意。而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实际出发着手训练。比如，灵通岩景色可以用“游览、屏障、攀登、波澜壮阔、连绵不断、危峰兀立”等词语描绘，根据学生游览景点多少都能说上几句话。利用家乡自然景观对语文阅读、写作教学资源开发，使学生对家乡的秀美景观产生由衷的赞美，这种美的熏陶和情感的陶冶是普通课堂教学所难以企及的。

二、挖掘人文资源，在综合实践中感悟人文情怀

丰富的人文资源是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取之不尽的宝藏。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又将成为新兴发展的热土。教师需要让漳州地域文化资源成为学生在学习课文教材所获得的知识运用的“基地”，不仅是对课文知识进一步地理解和巩固，也要加深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同样，对于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双休日和家长、同学一道深入人文漳州。

教师可引导学生深入漳州历史文化遗迹，开展“漳州文化历史展览”“漳州腾飞史”等融合历史人文的主题实践活动。教师可辅助学生制定课外活动实践计划，帮忙联系地区历史文化博物馆，让学生分组合作，带上相机、笔记本等工具，对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例如，在云洞岩，摘抄或者拍摄人文题刻；在东山铜陵关帝庙，向当地历史文化博物馆了解当地建筑艺术、石刻石雕、贝雕等，记录建筑艺术、雕刻的历史发展史；拜访芗城区千年古刹南山寺，感受佛学宗教文化道义；走访漳州沿海或山区现存的圆形土楼，了解客家先民的古老的建筑艺术与客家中原文化智慧等。在条件许可下，教师甚至可以组织学生“探寻中国女排世界冠军”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师生一同走进被女排姑娘们称为“自己的娘家”――中国女排漳州体育基地，在那里驻足留步，了解中国女排姑娘们及其工作人员在艰苦条件下孕育出荣获世界“五连冠”的辉煌历史。在师生探寻走访之后，教师辅助学生完成“探寻中国女排世界冠军”调查报告，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女排精神”小报设计，个人需独立完成“感悟女排拼搏”写作练笔。教师对学生的参与态度、走访的积极性、调查结果等进行合理评价，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要公开表扬，并可以把优秀的小报设计、写作小练笔推荐到本地报刊发表。

三、感悟民俗文化，在阅读拓展中传承家乡文明

地域文化因其丰厚的人文性越来越深受学生的喜爱，用以激发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为此，教师可以将漳州地域民俗文化资源引入教学视野，开设“探寻漳州民俗文化”的课外兴趣小组。

例如，六年级下册民族民俗单元教学中，教师可以引进漳州的“芗剧”与“潮剧”，还可以介绍漳州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习俗，如猜灯谜、闽南博饼、咏月思乡诗词文化等，从不同层面引领学生体悟漳州民俗的文化底蕴。在本单元教学中，教师除了介绍漳州地域性的节日习俗以丰富其阅读经验外，教师还要对学生进行地域文化阅读教学方面的迁移训练，以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教师可以从一些地方志里查找漳州地域民俗文章让学生阅读，诸如漳州布袋戏、水仙花及其雕刻的文字介绍，长泰明姜制作程序的介绍等；可以从漳州地区的报刊杂志挑选介绍地方民风民俗、地理环境的文章作为阅读材料，如《漳州皮影戏》《余音》《旧漳州的民俗文化》《海洋“神树”》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字材料，既能吸引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又能达到对说明文知识点的训练，同时丰富了学生的阅读量。

此外，为了更加丰富学生对漳州民俗文化的了解，师生一起在课余时间完成调查走访“漳州民俗文化”活动。教师引导学生自行分组，采用参观、调查、访问、制作等各种方式去调查，了解家乡独特的节俗、礼俗。为了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向游客介绍漳州“六大名果”、“漳州三宝”、漳州土楼群、漳浦的赵家堡、东山岛、天柱山等漳州特产及名胜古迹、风俗民情，使学生从最熟悉的地域文化环境中获得具体感受。在平时的教学检测中，可以从漳州民俗文化角度命题，通过练习、试题来检测学生对地域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

对于民俗文化知多少的语文课外延伸活动，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兴趣小组，以多样化的方式开展活动，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源于身边的民俗，培养学生对家乡的由衷喜爱之情。这样既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漳州地域文化的兴趣，使民间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继承，又促进了学生社会体验和自主活动能力的l展。

总之，地域文化资源融入语文课程学习的各个领域需要教师们长期不懈地探索，对其开发之路也是任重而道远。教师只有将语文课程各项教学活动置于地域文化这丰沃的土壤中，自觉地保护与传承，不断进行挖掘、利用与整合，才能使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道路越来越宽敞。

[参 考 文 献]

[1]罗克宏.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提高学生语文素养[J].新课程（中学版），2009（4）.

家乡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篇10

我校由王林生老师于2007年编撰的校本课程《身边的历史与社会》，通过课外探究、课堂渗透的方式，在完成了一个轮回的校本课程教学之后，学生对自己家乡历史的认识得以提高，学习热情受到极大激发。几年的实践尝试与经验积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充分挖掘乡土教育资源，是拓展素质教育的崭新途径。

一、校本课程实施情况

我校乡土教材校本课程的实施，遵循“先实践，后推广”的思路。为了更好地实施乡土教材的校本课程，使其能向预期目标健康地发展，我校采取一系列校本课程管理措施，已初见成效。

（一）成立校本课程开发小组，认真编写乡土教学课程教材——《身边的历史与社会》。

我校于2006年2月成立校本课程开发小组，由王林生老师负责。经过，课程开发小组的充分酝酿和研究，根据本校传统和优势以及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始了校本课程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校本课程的顺利实施奠定的良好的基础。

（二）开设校本课程对相关教师提出具体要求。

要求任课教师做到认真备课（编制专门备课簿）、认真上课、认真做课后记录，并要求教师每学期写出专题总结，提出校本课程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提高课程实施水平。组织教师进行有关知识、技能、技术方面的学习；定期组织任课教师总结教学得失和研究课活动，及时改进教学方法。

（三）地方史教学校本课程体现课程改革理念。

要求教师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有趣的气氛中和愉快的体验中获取知识和技能，指导学生进行有目的的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每节课进行过程中和结束时，还可能用行成性评价或终结性评价进行自评，以便及时改进校本课程教学内容、方法及态度。

二、校本课程实践过程

（一）校本课程内容渗透性

七年级上学期。每周一课时，主要开展（1）深圳的自然地理；（2）深圳的行政区划；（3）深圳的名胜旅游；（4）观澜客家人与客家话；（5）从观澜狗肉看客家饮食；（6）观澜的旅游名胜景点等内容的活动与教学。专题探究：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旅行观澜：山水田园的旅行；欧米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球赛的观看等。学生成果展示：撰写《客家人饮食文化的调查报告》；热爱家乡摄影展示等。

七年级下学期。每周一课时，主要开展（1）深圳的综合实力；（2）深圳的城建环保与文教科技；（3）步入城市化的新观澜；（4）文化之乡的重要品牌——观澜版画；（5）推进循环经济，建设生态观澜等内容的活动与教学。实践活动：观澜河水体污染的调查；清明节观澜公园烈士陵墓扫墓活动；参观版画基地等。学生成果展示：撰写《观澜河水体污染的调查与建议》；配合学校艺术节的版画展览；“绿色观澜、生态观澜”的植树活动等。

八年级上学期。每周一课时，主要开展（1）深圳的历史沿革；（2）观澜街道的历史变迁；（3）从观澜古碉楼看客家建筑；（4）从《对话观澜》透视观澜文化遗存。

参观调查：观澜古碉楼、龙岗客家围屋。

综合探究：（1）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2）过年：感悟观澜过年传统。

学生成果展示：《关于观澜古碉楼的现状与未来的调查》；参观活动的图片展示。

八年级下学期。每周一课时，主要开展（1）“南海一号”的参观；（2）从“南宋少帝陵墓”到伶仃洋——我们身边的历史；（3）东江纵队纪念馆的参观；（4）虎门炮台——探寻民族英雄林则徐；专题讲座：观澜的历史名人。学生作品展示：《寻访英雄的足迹》纪实；参观活动的图片或视频展示等。

九年级全学年。由于面临中考，平时的教学中没有校本课程内容的开展与活动，主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学科的学习方法和中考考试说明的再解读等。

（二）校本课程教学多样性

1．“走出去、请进来”

这是比较传统的活动型教学形式。在校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走出去”主要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最典型的是参观访问，如参观博物馆、历史遗址等。参观访问具有很强的直观性，有助于学生形成通过感性知识，巩固验证已有的知识。如通过组织学生参观《观澜古碉楼》，结果许多学生对观澜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很深的印象。“请进来”是邀请社会上的人员与学生进行座谈、做报告等。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现身说法，对学生的有很大的启发教育。

2． 专题选修课

根据校本课程知识的分类确定专题。专题数量要适宜，不能过多，一般一学期三至四个即可，根据专题，结合本地实际，准备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如讨论、讲座等。当前教学技术条件突飞猛进，特别是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丰富的插图、音乐等，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专题选修课中，我就利用了多媒体教学与实地参观图片相结合，学生通过这一节选修课，获得了文化的熏陶，作为观澜人保护身边古老文明的紧迫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