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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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村落 保护 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1-0324-01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在各地的迅速开展，古村落保护和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在这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古村落保护面临怎样的命运，对它们保护和发展应当探索一条怎样的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古村落的现状

导致古村落破败的原因有很多。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普查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如今的2000至3000个。当前古村落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沿海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古村落存在的自我空间逐渐消失，而且非常迅速。随着各地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现代制造业愈来愈成为各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逐步蚕食了古村落。

2.无人居住加速古村落破败。古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有政府资助，村民大多搬迁到交通便捷、生产生活环境相对优越的城镇居住，古村落房屋无人居住，加之没有投入资金维修，导致逐渐残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古村落逐渐空巢化，只剩少数老人和儿童留守，有的已变成了无人村，其中大量文化信息、社会形态随之消失。

3.靠近城市、有开发价值的城中村面临全村被拆除，农民住进城市高层住宅，而祠堂、寺庙则被拆除，集中重建，不少古村落从此消失。除了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古村落外，所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遗迹基本消失。就是远离城镇的古村落，也因财力和人力的不足，基本也难以保护。

4.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少人把一些珍贵的老民居、古村落视为贫穷落后的象征，随意毁坏、拆除或买卖，甚至一些农村传统文化、传统技艺也被当作封建迷信、雕虫小技被遗弃。

5.古村落文化遗产安全隐患较多。古村落、古建筑大多是散落乡间无人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许多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古建筑往往缺乏关注和保护，有的逐渐腐朽、坍塌，有的在各种自然灾害中造成致命的损伤，有的遭到故意损毁、偷盗、走私等，使一些古村落正在逐步消亡，淡出人们的记忆。

6.古村落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现在各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经费也逐年增加，但对面广大农村古村落来说，却是杯水车薪，特别是财政较困难的欠发达地区，配套的保护经费难以落实。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及时转变观念，调整思路，片面理解新农村建设，以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大规模拆除老房子，集中规划建新房子，就可能给古村落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增强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避免重蹈城市化进程中对古村落历史文化破坏的覆辙，探索出一条保护古村落、建设新农村的和谐发展之路。

二、古村落保护的解决对策

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古村落及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显得刻不容缓。

1.充分认识古村落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是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是本土文化的骨髓，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古村落保护开发利用意义重大。把古村落保护与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做好规划完善工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强力推进。有关部门、镇村及项目业户要加强配合，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古村落保护进程。做好科学定位、完善规划，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强化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做好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各级政府作为古村落保护的管理部门，把保护古村落当做责无旁贷的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古村落保护机制，激发和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通过宣传教育，传授保护知识和方法，让村民珍惜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探索出一条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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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邻与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的保持。相反，一刀切地将所有村落孤立地“保护”起来，难免会走向标本化和景点化。

露天博物馆，是把散落乡野的零散又珍贵的民居收集起来，集中保护与展示，它的意义是将最难保存的人类遗产――历史民居及生活细节保存下来。

必须强调的是，历史建筑只有原址保护，才最有价值。当然，如果无法在原地保存，我们不能让它们“坐以待毙”。在此背景下，采用露天博物馆方式集中保护并加以利用，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目前，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采用名录制，即“名录保护”，就是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这种方式对传统村落保护来说，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然而，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包打天下”？还有没有“名录保护”涉及不到的领域，需要其他方式来辅助？

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对传统村落价值认识的日益提高，人们努力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寻找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良策，一些新的保护方式已经悄然出现。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式，一是“古村落保护区”，一是“露天博物馆”。

推行古村落保护区 避免标本化和景点化

古村落保护区是指将一个区域内形态相同、人文相关的一些村落（古村落群）整体地保护起来。这些村落有的已经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有的没有列入，但它们是一个家园化的历史群落，通常称为“古村落群”。非群落的传统村落适宜于单体保护；“古村落群”则可采取保护区方式。

虽然，每个村落看上去都是个体，但实际上，村落之间的历史生命彼此相关。在一些地域内，往往相邻的村落在创建及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同的历史命运、自然变迁、族群演化中或分或合；在相同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民族背景和生活方式中，共享着一致的民俗文化。对这种“古村落群”，如果采用单一的个体化保护便会割断它们的历史脉络，使其人文变得孤立而单薄。相反，如果把这些相邻又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则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的保持。我国非遗保护就确定了一些“文化生态保护区”，效果很好，避免了单一的“名录保护”把非遗与其文化土壤割裂开来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刀切地将所有村落全都关上门孤立地“保护”起来，日久天长，就难免会走向标本化和景点化。

当然，绝不是所有的传统村落都要设保护区，这是有条件的。保护区所指的“古村落群”，必须包含两大元素：首先必须有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无论一个还是多个，这是重点。其次，周围尚有一些村落，虽然未列入名录，但与列入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在历史人文上相互依存，文化生态保持较好。这样的“古村落群”才适宜于建立保护区。

这些年，有些地方虽然没有使用保护区的概念，但对这种“古村落群”已采取整体或连片的保护方式，比如江西的婺源地区、浙江的松阳地区和黔东南的一些苗寨、侗寨等等。这些地区通过对一个个“古村落群”集体的人文力量进行自我的凝聚、互补与强化，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是古村落保护的成功典范。

近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召开的全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会议上，沙河地区政府起草的一份“沙河古村落保护区”的计划书引起了我的兴趣。沙河地处太行西麓，依山建村，叠石为屋，民风质朴，人文醇厚，上世纪中期又是著名的抗战红色革命根据地。沙河已有5个古村列入国家保护名录，还有一些村落虽未列入名录，却是这个农耕群落的重要成员，村落之间的环境、历史文化互相映衬，命运攸关，所以连片和整体保护非常必要。河北省保存较好的“古村落群”不止于沙河，还有涉县、井陉、蔚县等地，也同样适合采用“保护区”的方式。当然，这样的“古村落群”在我国其他省份与地区也有一些，而且有些地方政府已经主动提出要建立古村落保护区了。

可以说，古村落保护区是地方政府的一种主动创造，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符合传统村落自身特点的科学的保护方式，应得到各界的支持。

加快建立露天博物馆 以利集中保护与展示

露天博物馆是一种收藏和展示历史民居建筑及其生活方式的博物馆。

它最早出现在欧洲工业革命纵深发展的时代。那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急剧变化，城市与乡村不断翻新，历史建筑被抛弃，民居更是首当其冲。有历史文化眼光的人们开始搜集这些“行将灭亡”的老屋，作为先人的人文见证与历史财富，辟地重建，集中保护，称之为“露天博物馆”。

最早的露天博物馆建于189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吉尔卡登岛。近百座由各地迁移来的古代民居，被错落有致地陈放在一片草木丰盛的坡地上。在今天看来，很像一个古老的村镇，房舍、教堂、粮仓、杂货店、作坊、磨房、畜舍、马厩，应有尽有，室内还有着昔日特有的生活物品，充盈着那时的生活细节。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这里所有的树木都成了古木，深郁的光影里也已有了历史的气息。一些建筑里还安排了古代手艺的活态演示，如陶艺、织布、木刻、食品制作等等，以展示他们祖先的生活情态。

这种露天博物馆的出现，立即唤起了人们保护传统民居的文化自觉。数年之后，丹麦人在其北部的奥胡斯、荷兰人在阿纳姆的郊区相继建成了展示自己先人生活方式与场景的露天博物馆。如今，世界上这种露天博物馆愈来愈多。从欧美到日韩，从俄罗斯苏兹达里的老木屋博物馆到泰国的老屋博物馆，这种露天博物馆的意义是将最难保存的人类遗产――历史民居及生活细节保存下来。

这种保护方式对于我国来说，就更加迫切和必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国自2012年启动的传统村落名录认定，对各地农耕家园的保护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项工作只是对历史遗存整体保存较好的村落而言的，对于整体保存不好的村落，名录不收，也就不在保护之列。如果一个村落大部分民居都已翻新，却还残留着一座祠堂，一座戏台，两三座民居，很经典，又很有历史文化价值，怎么办？在一个已经“改天换地”的环境里，孤零零的一两个老民居很难保存，最适合的方式正是露天博物馆，也就是把这些散落乡野的零散又珍贵的民居收集起来，加以集中地保护与展示。

本世纪以来，这种尝试已经开始。比如晋中的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就是利用已经残缺的古代庄园为骨架，将周边地区零散的历史民居移入，集中而整体地加以保护。再比如私人出资建造的西安关中民居博物馆和安徽蚌埠的民居博览园等，都是将散落四方、无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收集起来，易地重建，精心修缮，达到了很好的保存效果，同时又能供人欣赏传统和认识历史。当然，易地重建的原则有如文物的“落架重修”，必须坚持历史的原真性。虽然露天博物馆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但不能只为旅游效益而妄加“改造”，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以保护文物为主。

还必须强调的是，历史建筑只有在它的原址上才最有价值，不能为搜集它而搬走它。可是，如果无法在原地保存，我们当然不能让它“坐以待毙”。采用露天博物馆的方式来集中保护，并加以利用，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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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皖南、晋中的多处古村落、民居进行了实地调研，对这两个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况分别进行概述，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实例来论证笔者对于古村落民居的整体保护观点:不仅保护单幢建筑，还要保护延续其历史信息。

我国拥有大量的古村落、古民居，无论从建筑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讲，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其目前的处境却非常尴尬。有的已经人为拆除，销声匿迹;有的已人去楼空，任其衰败;有的则处于保护与开发的两难境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走访了皖南和晋中这两处古民居村落相对集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

1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况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m。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包括祁门、休宁、黔县、款县、绩溪以及江西姿源六县，在这六县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围内存在许多形态、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择地选址讲究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势水势灵活建设，以山水为依托，与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间独具特色，因土地资源紧缺，村落多密集建设，街巷狭窄，房屋紧密相邻，且多带二层楼阁，加之两侧挺拔高耸的马头墙，街巷愈发显得狭窄幽深(见图1，图2)。民居的典型单元形制是三开间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对称，尊卑有序。中为厅堂，待客礼仪之所;两侧厢房为卧室;楼梯在中厅后或左右两侧。人口狭小的天井用于通风采光，当地人巧妙地运用造园手法，在咫尺之间营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内装修多清雅简洁，重视文化品位，随处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居住者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及对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见图3)。

1.2保护开况

战略措施:1)保护第一，永续利用。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妥善的保护才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它们的价值;2)政府统筹，多方合作。古村落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保证资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须做好统筹工作，监管保护开发的各个环节，防止盲目运作;3)权责利平衡。由政府带头，制定一套规范的权责利平衡关系，包括政府、出资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制度;4)弹性发展。按步骤、按情况酌情进行发展，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设想周到。

保护措施:首先将历史风貌地区划分为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区和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内严格控制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山体植被，维护村落的周边环境风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建筑建造的尺度、风格、材料等必须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保护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村落原有风貌与格局，对新建建筑严格把关，并且对建筑进行分级保护，分为重点保护建筑、保护建筑与改建建筑。

西递在保护村落空间实体等物质文化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鼓励人们继续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地保护了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村落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扬。

2晋中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研究

2. 1晋中村落、民居概况

自古以来山西地薄人稠，人们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纷纷外出经商以谋生计，衣锦还乡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地主庄园。山西地区古村落较多，但格局比较完整、建筑比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区。 晋中地主庄园择址科学，讲究风水。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占据当地居高临下的北山坡，一则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二则坡间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排水沟，无水患之虞;三则宅后生态自然风光调节小气候。庄园多采用严整的规划布局，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筑就高大坚固的围墙，城防设施严密(见图4)。高大封闭的院墙划分内外，形成外雄内秀、外封内敞的空间体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构成元素有正房、厢房、倒座、宅门几部分，它们通过过厅和垂花门串联成多进规模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园后院的合院类型(见图5，图6)。民居院落中轴对称、空间布局等级严明，反映着尊卑、男女、长幼的区别，传统的封建礼制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2.2保护开况

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现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大院门前修建的商业一条街凌乱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车场边，加之几处随意设置的酒店旅馆，破坏了村落的环境氛围，给古朴的村落蒙上了一层商业俗气。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现为中国民居艺术馆，居民已经迁出，只留下了豪华富丽却略显坚硬生冷的房子，没有了人的生活，整个建筑群失去了动人的灵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顶红砖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这一片红砖房之中，孤独地晚视着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仅将各处大院中的单体建筑完好的保护起来，却迁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变成各种博物馆，这样做改变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同时大院外部的村落环境也遭到一些不协调因素的破坏。大院虽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动，脱离了乡土和村落环境，大院的文化与内涵就略显单薄，剩下的仅仅是一组建筑而已。

3皖南、晋中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比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动态”的保护模式，村落就地保护，公众参与其中;晋中大院采取“静态”保护模式，迁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单纯的保护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内容包括村落的环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晋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环境与乡土生活，把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变成了静悄悄的博物馆。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动态保护模式的难度很大，需要完备的管理措施与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在进行村落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要求。晋中大院的静态保护模式运作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居民生活在里面，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的破坏，对建筑的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延承。

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制定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指出:“乡土性很少通过单幢的建筑来表现，最好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地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无论晋中还是皖南的古村落都是由不同性质的建筑组成的有机整体，单幢建筑只有在这种有机体里才有价值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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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关于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1历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学者从生态学、建筑学、景观学、文化等方面对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村落景观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类.如彭一刚(1992)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物质空间形态特征[1].刘沛林(1998,1999)认为古村落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风水观念、防御意识和诗画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进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镇为例系统研究了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群序结构和拓扑关系[3].孙大章(2004)将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线型式、街巷式、梳式、组团式、轴线式和围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苏庄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与村落空间的耦合关系[5].还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为对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间形态以及价值等.

1.2历史文化村落演变更新及动力机制研究

村落演变方面,赵勇(2005)将中国古村落的主要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封闭、自然资源禀赋好、宗法制度较严和文化的认同.部分学者以特定地域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村落演变及其发展历程:陈伟(2000)论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变与两次文化嬗变的关系[7];周庆华(2009)结合陕北地区探讨了聚落演化的生态动因、适宜模式[8];郭晓东(2007)从形态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解析了秦安县葫芦河流域乡村的聚落演变[9];林涛(2012)对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进行了研究[10];张杰,庞骏(2012)以历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间演变为例,构筑了系统协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国家制度与大事件是引发古村落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传统村落更新的动力机制[12].

1.3村落保护及规划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包括保护理论研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评价体系、保护内容、保护措施与方法,整治技术,保护与发展的模式等.

评价体系方面,朱晓明(2001)从古村落历史价值、基础评价和居民意向三部分价值评估内容,提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13].赵勇等(2006,2008)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的特色以及价值评价为基础,对综合评价的特征与方法进行研究,阐述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原则、层次和框架[16].周轶军(2011)等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在地域化实施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17].

保护内容方面,赵勇等(2004,2008)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类型和确认标准以及保护原则及措施,保护理论、内容与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要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来保护它的整体环境风貌[20].方明等(2006)提出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传统建筑保护采用修复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废物利用三种方式[21].余压芳(2011)认为文化空间是村寨保护当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将文化空间分为地点主导型和时间主导型并提出保护建议[22].

保护与发展模式方面,赵勇等(2012)回顾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历程[23].不同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实践[24-26].樊海强(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三位一体模式,由保护、经营和监管三个子系统构成[27].刘奔腾(2012)探讨了社会转型期江南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模式[28].

  在措施与技术方面,朱晓明(2000)探讨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问题[29].邓晓红,李晓峰(1996)认为按照生态控制论原理来控制聚落发展是解决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0].黄家平(2011、2012)等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构,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技术路线,导控体系[32-33].

1.4旅游开发研究

乡村旅游研究近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具体到历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开发对策、发展与管理、旅游对村落的影响、市场与旅游行为等.

吴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为实例分析,认为旅游地的发展一是由非理想区向理想区方向发展的良性持续演进模式;二是保护、开发状况不断下降的非良性演进.

刘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国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35].吴承照、肖建莉(2003)结合高迁古村,[36]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文化经营与社区旅游、生态安全与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约因素及对策.汪森强(2002)以宏村为例,认为应创新保护体系才能处理好政府、旅游企业和村民的关系[37].冯淑华(2002)认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主体[38],古村落与中心城市空间关系影响着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车震宇(2005)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村落为例,研究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形态变化,把旅游村落分为渐变型、稳定型、突变型和恢复型4类并总结了它们的主要变化特征[39].程静静(2012)等以安徽黟县6个村落为例,构建了生态环境、规模、景观特色和管理服务4个因素的20个三级观测指标因子组成的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40].关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实性"古村落旅游产品的游客认知为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和主客互动平台搭建提供意见和建议[41].戴林琳(2011)以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齐云山为例探讨了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43].

1.5其它

预警及监控研究:赵勇(2008)以周庄为例,探讨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预警及方法[44].张淞茜(2012)胡潇方(2008),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监控系统,历史文化村镇文化空间保护预警系统搭建及指标体系中评价因子的选择进行了探讨[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对传统乡村聚落二维平面整体形态进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过聚落配置图的数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领域与聚落形态的关系[48].防灾研究:贺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讨了村落防灾综合规划的历史经验[49].法律法规研究:如王晓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为例,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地方立法展开研究[50]. 1.6小结

综观近十几年国内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旅游发展、特征价值和形成演变几个方面,并形成了多学科参与的局面.由上个世纪重视特征价值研究转向演进及动力机制的探讨,对指标体系的研究日益深化.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内容、保护规划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多探索,但距离体系建立尚有一定距离.对历史文化村寨保护与发展的保障体系及保护制度等问题有所涉及.量化、防灾及保护预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贵州历史文化村寨概况

贵州省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数的聚落空间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贵州境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2002年6月贵州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以"黔联呈(2002)3号文件"向全省各地下发了《关于公布全省2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镇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个村寨;2003年至今贵州共11个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共计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名单,占全国总数的8%,居西南地区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的通知(黔府发〔2009〕29号)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处;在2012年和2013年分两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贵州共计292个村落进入名录,占全国总数的18.7%,居全国前列.

3、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研究进展

3.1综合调查研究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ToriiRyuzo)对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寻根"田野调查[51].2000年受国家建设部委托,阮仪三教授组织和指导同济大学师生进行了黔中地区历史村镇的调查,调查结论认为黔中地区的历史村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52].21世纪以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调查,涉及到贵州境内大方县红枫村调查和黎平县九龙村调查[53-54].1983年开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具体组织了大型的综合性的民族调查,该调查以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六座大山、六条大河命名,涉及了贵州大部分范围,称为"六山六水"调查,最终汇集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共计10卷,600余万字[55-57].这些田野调查及基础资料收集汇编,为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结构、村落景观形态研究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着作成果、论文成果以及图集等.

涉及到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空间及景观形态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国民居研究》、《干栏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脚楼》等,主要着眼点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单一的民居建筑保护向聚落整体保护方向发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戴志中与杨宇振《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杨昌鸣的《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这些着作以西南地域为研究背景,涉及到贵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形式、构造、与地形地貌结合以及聚落空间形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工作的推进,涌现了一批以贵州地域作为背景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建设厅编着《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乡土建筑》(2006)、罗德启《贵州民居》(2008),针对贵州典型民居及乡土建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展示.此外,民族类别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规则、空间艺术、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等[58-60](顾静、周振伦、蔡凌,2005).在村落景观形态方面,余压芳(2010)以六枝梭嘎为例,剖析了低碳景观在村寨中的要素构成、成因与趋势,并探讨了适应性的文化保护模式[61].王红(2005)以贵州增冲为例,进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态空间形态现状分析,运用弹性理论进行空间的预测分析,分析了其斑块-廊道-基质空间生态模式[62].各专业人士(余压芳、刘建浩,2011;周颖悟,2008;周真刚,2013)针对贵州特定村落的空间形态、景观格局、自然环境等在各自领域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护与规划研究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实施,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结合实践项目,探索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

罗德启(2004)梳理了贵州村镇保护实践历程经历,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66-67]并认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中,应多利用,少开发;村镇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其变化不可避免,"变"应在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基础上进行.胡朝相(2011)对贵州民族村寨两个任务--保护文化和消除贫困,提出了具体措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方式[68].

各设计机构设计人员(张奕龙,2005;余军等,2012;赵爱克,2005)以特定历史文化村落规划为案例探讨了规划编制原则、整治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整治技术等方面的内容[69-71],从工程建设角度梳理了保护整治规划的作用和基本内容(陈隆诗,单晓刚2011;罗松华,2006)[72-73],其中,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小康住宅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子课题之一"贵州民族村镇住宅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研究与应用",结合实践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镇保护的保护实施技术.王红(2013)以贵州"那灰村"为例探讨了GIS在保护规划前期现状分析评价中的应用[74].

3.4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对3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之后,遴选出来进行试点建设的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确将整个村落视为博物馆的单位界域,成为贵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吴正光,1985)[75].也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博物馆之一.1997年开始,中国和挪威合作,陆续在贵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锦屏隆里村、花溪镇山村建立了生态博物馆.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编《朗德苗寨博物馆》对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朗德的建设历史和实践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探讨.部分学者(余压芳2006,2012;杨政文2008)对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贵州各生态博物馆实施情况及效果跟踪[24-26].

3.5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对村落文化内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间,解读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间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兰;彭丽莉;王蕾

蕾,何颖娴2006)[76-78],认为文化空间是历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区域,文化格局显着地影响着当地传统乡土聚落的空间形态、文化释义、民俗表达活动等的发展与变迁(余压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华,2011;刘俊娟、李海,2012;龙启德,2008)主要关注了贵州村落旅游发展的模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79-81]:如蒋焕洲(2010)提出贵州村落应坚持以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强调保护文化的原生态;并认为建立政府、企业、村民之间合理的责权机制是保护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主张构建村寨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82].随着近年保护开发历程的推进,村落景观、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余压芳(2009)根据镇山村变迁,认为保护理论及措施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之间呈现中度相关,而村民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呈现高度相关性[83].何景明认为旅游并非造成当地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权",政府在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规制与民争利,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让位于社区主导[84].杨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方面多年的探索与经验[26].杨建春、吴建国(2012)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贵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85].

3.6村落保护规划管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工作日渐规范:大部分进入保护层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资源档案,对各级文物实行挂牌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查及审批情况更加规范严谨;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护办法,使保护工作的管理、执行与地方情况相结合;对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和文物古迹进行修复.近年来贵州各地州陆续组织了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的编制工作,如鲍屯村、楼上古寨、上朗德村、增冲村等已完成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编制审批工作1).

4、结论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占有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生态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局面.其中关于少数民族建筑特征、少数民族村落景观特征以及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相较于国内有关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现状而言,以贵州作为地域单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统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领域空白,亟待补充和深入,具体如下:

1)防灾及市政基础设施研究尚未起步:贵州省超过73%的面积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为集中分布的地区.陡峭的山地环境,临水而居的聚落选址,隐藏着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此外,村落大多数都采用木结构建筑形式,火灾一旦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大部分历史文化村落存在着防灾薄弱,市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现实处境,而针对贵州特殊地理条件的村落防灾及市政设施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2)资源普查鉴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实:在2012年传统村落普查行动开展期间,贵州历史村落资源普查鉴定得到极大的充实,但目前尚未体现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开发对村落保护的影响反馈研究不足:村落的保护预警系统研究和旅游开发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及环境影响预测等研究尚未起步.

4)历史文化村落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动力机制探讨研究有待加强:对贵州历史村落近现代演进变化,演进模式以及动力机制缺少系统性深入的研究.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强对其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及其规律的研究和动力机制的探讨,才能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5)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广的应用技术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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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塘村；始兴围楼；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保护开发

0引言

古时候的人们聚族而居，因而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历史传统因素的村落，象这样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地域特色、习俗习惯的并且有一套完整的村落体系的村落，称为古村落。当初古村落人们聚族而居，贾而好儒，村落选址讲究风水，因此古村落具有很多有价值的建筑、艺术、文化方面的历史的沉淀。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需要进行保护。但是由于现代生活、生产的需要，许多方面会与这些资源保护措施产生一些矛盾、冲突和问题。所以，展示古村落的文化价值、提高保护古村落建筑文化的意识，协调好当地的人民的生产、生活是完好的保存古村落原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

1村镇背景介绍

黄塘赖屋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镇的黄塘村。在村子里，有完整的古村镇系统。从其中的建筑遗迹村落建筑布局中隐约可以想象出当时村落繁荣的景象黄塘村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马市镇，马市镇的人口约为四万人，黄塘村的人口大约3100人，村里分了24个村民小组，拥有田地约2700亩，黄塘村占地约4200亩。赖姓在村中居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南宋年间黄塘村的交通依靠水路运输，浈江河水沿着黄塘村缓缓流过。

800多年前，赖氏定居于马子市的黄塘村，依靠贩卖盐巴、茶叶、布料、榨油为业谋生。村中出过一个名为赖日兆的人，曾担任过清朝的官员，在告老还乡之后，大力发展当地的商业，因此，在当时的马子市出现了很多的商铺，有了很繁荣的经济。在清朝年间，一位名叫赖敏成的人曾获得过当时的武状元。至今为止，黄塘村的人仍为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自豪。如今，黄塘村的老人对村里的历史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一些风俗习惯依然在持续。

2黄塘村的建筑文化

黄塘村是一个有完整村落系统的村子。在其中，围楼、祠堂、牌坊、学堂、民居、码头井井有条的分布在村子中。

2.1围楼

围楼的作用是当时如果有外来的侵略时赖氏村民用来储存东西并且躲避以观望敌情的建筑。在黄塘村有三座围楼，当地人建造的围楼是以砖石做墙，木为结构，瓦做屋顶，可以算的上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三座围楼均为“回”字形平面。墙体是由砖石混合着生土和石灰、细沙以及青砖等叠砌而成，墙群是用生土混合鹅卵石茅草等混合。每幢围楼最上面一层的四个角均留着望孔和射击孔。每幢围楼只有一个大门以供初入。围楼内有水井，有外敌侵入时，可住进围楼不用出来。平时就可以作为村民存放粮食，货物的地方。

2.2祠堂

祠堂是村民做祭祀的地方。如今在黄塘村保存最为完整的是赖氏宗祠。宗祠的平面呈“丰”字形，三个厅分别称作下厅；中厅；神庭。下厅又被称为“四季平安厅”，而中厅又被称为“官厅（棺厅），而普通的人即没有官职或是不是富甲之家的人是不能进入神庭的。祠堂内有两个天井，天井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天下再大的雨，也不得漫过天井。天井内有非常发达的下水道系统，下水道有九曲十八弯，为的是藏风聚气。据老人们说，以前的下水道内会放有很多的乌龟，清理下水道的垃圾，以使得下水道不会被堵塞。有道是：走遍全村不湿鞋，天上雨停地上雨干。祠堂内的柱子全部是圆的，而砖块全部是方方正正，取义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今，赖氏宗祠是为了让黄塘村的村民在此举办红白喜事以及过节时聚集在一起。

2.3学堂

在黄塘村的北角，有一处叫做“紫云轩”的建筑，是以前的赖氏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书院门口上得牌匾，刻着“紫云轩”三个大字。虽然书院已经被火烧过了，但是依稀可是想像出当时赖氏子孙在其中朗朗的读书声，站在已经残破的书院门口，仿佛依稀能够闻到一股书香……书院面积大约300平方米，空间布局合理，只是现在一根断梁斜靠在墙上，它曾经的辉煌也只能成为历史了。

2.4码头

黄塘村的村民从前是靠水路交通来进行商业活动，贩卖商品，在光绪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黄塘村共有四个码头，有一个码头还能看到已经残破的石狮子。整个水系是一个船型。码头旁边有一口古井，是用条石砌成的，井水清澈，不少村民们现在还在这口井取水食用，洗菜洗衣服。可以想象的出当时码头繁华的景象。如今，码头已经废弃，杂草丛生，其中一个码头竟然成为的村民堆放垃圾之用，而浈江的河水再也带不来商户的船只。

2.5榕树村

黄塘村又被成为榕树村。因为村中有八棵很大的榕树。有资料说村民会用榕树的果实当做鱼饵来捕鱼。村民认为村中的榕树中有神灵。始兴县的许多村庄都有种植榕树的习俗，黄塘村的古榕树，枝繁叶茂，村民们会在榕树下进行一些集体活动，甚至有些榕树下会有祭祀的活动。同始兴其他村庄一样，黄塘村的榕树也是作为风水树来种植，有两棵最大的榕树种在村口，又考虑到村庄沿浈江而建，为了巩固河堤坝，因此将榕树种植在河边。

2.6民居

黄塘村的居民建筑也是匠心独运，每一条巷道都蕴含着村民们的智慧和心思。整个村里有三条由南至北的巷道。亲自走遍这三条巷道，发现，每一条巷道都不是笔直的，三条巷道的两端都一致的向西面弯曲，如同一条船的形状。据年长的村民说，因为赖氏迁至此地后，发现这里地势较低，而且又挨着浈江河水，因此将整个村落修建成船的形状，取义水涨船高，无论将来浈江的河水涨的多高，都不会使村子受其影响。

3古村镇的保护

历史文化村镇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若在保护与开发中套用文物、估计等建筑类文化遗产的机制将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开发的研究，需对遗产价值及与其对应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合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开发的机制。［1］

3.1古村镇保护现状

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对于古村镇房屋所有权者，也在理所应当的追求着更现代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对于古村镇保护意识低下的体现。从调研中可以发现，在古村镇的民居住宅群内，总是能够看到一些正在修建和已经修建完成了的砖瓦房，而在本应是人们洗衣渡船的码头却堆满了生活垃圾。而理应保护起来的建筑文化遗产――围楼，却被用来当做猪圈或存放生活废弃品的仓库。我们发现能够了解村落历史和村落内建筑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历史建筑物的原有作用已经逐渐消失，本应古老并且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逐渐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

3.2古村镇保护设想

首先，应该提高古村镇居民对于古村镇遗址保护的思想意识。由民间介入对历史建筑进行的改建和再利用，往往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注重历史建筑再利用带来的经济性和实用性效果。因此，从经济性角度出发，改建者往往不会对既有建筑进行大投入的再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既有建筑的历史性痕迹得以保留。［2］　让村镇居民参与到保护村镇的过程当中，增加村民的劳动收益和利益分红，更有助于古村镇的保护和开发。

其次，对于古村镇，应该将保护和利用相结合。通过其他古村镇的发展（例如湖南凤凰古城、安徽宏村、山西平遥古城等等）人们不难看出，发展旅游业，开展适合当地发展的经济模式更有助于保护古村镇，并且能够获得显著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对于古村镇的文化传统应当做更有效的宣传和保护。名镇是由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包含建筑、环境、格局、肌理以及活动等在内的有机整体，要从整体上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历史演进和整体风貌的角度制定系统、有效的保护措施。［3］

最后，要善于从其他国家对于古村镇、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中汲取经验。西方国家对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多年来在古城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这堆我们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4］从西方保护古村落的经验来看，在对一个古村镇进行保护和开发时，首先要了解村落历史以及村落的空间规划格局；其次，将村落的特色景观进行重点保护和开发，将村落特色与可持续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有效的保护。

4结语

韶关市的黄塘村是一个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村落，中国还有很多古村需要人们去探索和挖掘历史，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更应该通过科学的可行的手段去对它们进行规划，这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的一项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杨鹏程，周铁军，王雪松.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居民参与机制研究［J］.新建筑，2011（04）.

［2］　周卫.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新旧空间关联理论及模式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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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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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炳群.文化共生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3]张金鹏.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

[4]王崇印.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以永嘉芙蓉古村落为个案[D].温州：温州大学，2009.

[5]颜维琦.古村落，我拿什么留住你[N].光明日报，2014-0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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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苏州，遗产保护，空间适应，二元共生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从聚居形态上来说，古村落是人类聚空间居序列中一个主要的载体，在遗产保护序列中也是特殊的一类。其既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特点，又兼具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成片聚居的空间特质。在乡土的经济地理环境中，历经千年演变，形成了或临水而居、或择湾而栖的独特聚居风貌，成为吴地文化遗产体系中重要的一个分支。从内在的演化来说，其起源、发展一直沿着男耕女织的稳定、持续发展轨迹向前发展。空间形态更替也一直是以木构建筑寿命为限有序更新，村落的整体兴衰消亡也一直在缓慢的演化。改革开放之前，苏州地区的古村落无一不是依照这这种路径向前演化。而改革开放后近30年间，苏州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古村落受到极大冲击，大量消亡。截止到目前为止，保留下来成建制、成规模的古村落仅有14处，其中国家、省级5处，市级12处。这样的规模与历史上苏州地区“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的聚落景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剧变是由于城乡关系失稳造成的。虽然城乡两者在空间形成机制、社会治理方式、土地管理模式截然不同，但是与生俱来的城乡互动关系一直在潜移默化影响古村落发展演变，并且每次都在关键时期都引发古村落新的突变。这种影响有的时候会推动古村落向前发展，有的时候会对古村落发展造成不利。这种不确定性，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古村落的保护难度。再加上固有的“保护”思想的指导下，古村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困局。一方面古村中劳力资源的大量流失、空间形态快速衰落；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村庄居民观念转变，耕种模式快速转化，种种的一切对于单一固化思维模式下的古村落保护，带来极大的冲击。鉴于此，我们院在相关保护实践工作中，改变传统规划模式，立足整体保护古村，结合苏州地区实际情况，从理论思辨和有效实施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与发展二元共生古村落模式。

2、二元共生机制的基本认识

共生的概念来自于生物学，其最初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barry)1879年在研究真菌时提出，其内涵是“两个不同物种的有机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共同的生活中双方均获得利益，但彼此不能分开单独生存”。也就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合作，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继承与保留，是共生体的相互补充和依赖，共生过程是共生单元的共同进化过程，其本质是协同与合作，这种共生体的关系就如同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是古村落的一体两面，在保护、延续、传承古村中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兼顾村庄发展的实际需求，提供村庄发展的路径选择。

2.1、动态发展中的聚落空间

如前所言，古村落是苏州乡土文化遗产中主要空间载体，更是古城、古镇、古村三位一体吴文化遗产体系里面重要的一个分支。从其空间的社会根本属性来讲，其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容器，是一个仍然有人使用的空间载体，而这个基本属性其实从人类有组织聚居开始就有的，其空间动态延续一直演化。在原始社会初期，人聚居的存在方式主要以分散的点一栋房子或者一顶帐篷存在，后来随着聚居的人越来越多，逐渐的出现了聚落，随后这些聚落分为市集、成为集镇、成为城市，延续至今的就成了历史地段或者古城古镇古村落了。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聚落空间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内的空间职能的分工程度越来越细，空间功能性完善也在多元化，墨子有句古语“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说得好，在先人解决基本生存后，开始追求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居住品质的提高，而古村落不同于文物，其空间的演变与其内居民日常功能性刚性需求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是古村落与生俱来的本性，更体现了人类穴居文化延续的天性，是一种动态的连续的内在需求，体现古村落聚落空间动态发展的一个最基本面，实现古村落在动态延续中的渐变。

2.2、传统空间的现代适应性

从我们前期保护工作大量实践中来看，不难发现，当前古村落保护矛盾主要集中在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物质空间之间匹配上。这里面包含了传统生活方式、传统起居空间、核心家庭小型化等众多转型现实问题。因为按照当前苏州市古村落相关遗产概念界定标准，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清末，距今时间跨度已有100多年。参照这个规定，现有古村落核心区保留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有着百年历史、多路多进的院落式传统民居，而这种大规模的建筑群落是与过去的传统多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是相适应；而现有古村落中大量家庭结构已经转变成小型的核心家庭模式，家庭人口主要为2-3人，其构成是祖辈带着孙辈或父辈带着未婚子女，成家子女已基本独立成户，家庭小型化这种趋势与古村落中大院落如何匹配适应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更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其次传统的院落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是相对应的，长袍马褂对应厅堂院落空间，是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是保持传统空间布局，或者在两者之中如何取得平衡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2.3、古村落存在的外部效应

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古村落作为一个聚落空间载体，其存在着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等众多的内涵，其发展演变与周边的环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持续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据阳建强等人研究认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结构与环境变化的问题，包括外部区位交通环境变化、旅游开发的影响；二是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包括人口密度高且老龄化，工业用地占有一定比例、物质性老化和功能性衰退、风貌特色有所消退；三是规划建设管理薄弱，村庄布局散乱、建筑盲目求高求大、基础设施薄弱、公共设施匮乏等问题，以上的种种溢出外部效应对古村保护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宏观要求，在处理好古村落内在空间适应性同时，强化对古村落外部效应研究，放大古村落保护的正效应。

3、二元共生机制的构建

古村落保护其本质是一种人居环境的历史延续、保存，发展是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物质技术条件对历史状态的冲击、融合或更替。古村落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演变和发展的概念，因此对它“一概不动”或“推倒重来”两个极端均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误区，所以古村落在处理好遗产保护，明确保护重点的同时，应兼顾村庄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并树立全面的、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和传承文化的观点。

3.1、方法改变，多规合一的综合规划

改变过去就事论事的单线思维，将古村落保护规划视为一个系统的整合规划。针对古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考虑苏州地区发展实际，整合土地规划、农村地区发展规划以及村庄规划和保护规划等规划。破解以前建设规划部门单一编制保护规划，落实实施多头共管的困境。按照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村庄保护规划的编制主体是村庄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而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当地主管规划建设以及文物部门来具体负责；从参与的部门来说，缺少后续实施的主要参与方农业、国土等主要部门，这其中就涉及到农村地区相关土地政策，尤其是古村中的宅基地建房政策。从目前来看，相关的法规未考虑古村落殊情况，个案考虑，采取一刀切模式，是古村落中拆旧建新、传统风貌难以延续一个重要的推手；其次，在现行管理体制中，农村地区的土地管理、建房政策以及房产交易等相关现行政策与城市截然不同，在农村中套用城市的规划、建设、国土、市场等监管程序，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也是目前农村地区乡土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鉴于此，改变传统的单一规划思维，通过编制系统的古村落规划将古村落保护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建设、规划、国土、农业等部门整合起来，破解相关制度瓶颈，设计相关政策，落实保护意图，拓展保护途径。，增加规划的可实施性、可操作性。

3.2、理念转型，整体保护与功能性提升并重

改变过去单一的、片面的保护观，强调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保护观，回归村庄保护本源，积极探索发展路径下古村落的保护。在保护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兼顾考虑古村落现有居民的诉求。完善古村中各项功能设施布局，提升古村居住空间品质、古村宜居性的同时；拓展居民创收的渠道和路径，将保护理念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增加居民的社区荣誉感，凝聚社区共识，构建古村传统社区文化。由于古村落的空间形态是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沉淀，其起源发展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认知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定背景下建设完成的；由于时空环境的转换导致其存在功能性适应的问题，不能提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就如同建筑的结构设计时过境迁不再适用于原本设计的功能，或者不能满足房主及潜在的房主当前的标准和使用需求。例如，传统合院建筑大多数没有独立的厨卫、自来水、污水等基本生活设施，导致宜居性不足，而这种不足将会直接降低居民的保护意愿，这也是目前古村落中存在大量拆旧建新的又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在整体保护古村的同时，也要同时注重提升古村功能性。在完善其整体风貌的同时，加强功能设施布局和设计，增加一些便民设施，尤其要针对部分古村落已经进入老年化这一情况，进行专项增加老年化的相关设施。

3.3、空间落实，村庄空间宜居性提升

落实整体保护措施，加强空间管制和空间整治措施的研究。在整体保护措施上面，建立村域和村庄的两个空间保护层次，并确定保护重点，划定村庄分级保护区划，提出相关的保护要求，并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空间管制规定，包括建设项目类型、建筑高度控制以及公共空间建设导则等。例如，针对苏州太湖沿线的古村落，加强整体山水格局以及整体风貌的保护。不仅要注意建筑筑高度以及相关视廊的控制，禁止高度过高、体量过大的障碍建筑出现；同时还要控制新建建筑色彩和建筑形式。其次在空间整治措施上，重点提升村庄面貌和空间舒适性，通过村庄环境改善、院落环境改善、建筑环境改善三个层次的空间提升策略；从设施配套、绿化品质、景观小品以及公共空间等主要方面予以重点落实提升，实现村庄空间宜居性的整体提升。针对规划范围内不同的建筑遗产提出分级、分类的保护策略，建立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以及传统民居三级保护层次；加强古村落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管控，并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保护措施及利用策略；恢复一些历史场所以及公共空间，加强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重点对于古桥、古井、古河道、驳岸码头以及一些亭廊轩榭建筑特色的挖掘和保护，完善村庄面貌。

3.4、自助保护，政府扶持，居民主导，市场介入，三方合作

从目前相关保护工作的实践来看，古村落保护还主要停留在政府包办这一模式。各级人民政府是各类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这一模式在苏州已经践行了30多年，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其难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苏州各类文化遗存面广量大，类型众多，其保护难度可想而知，从一栋老宅到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其难度是呈几何级数快速上涨。单就目前古村中相关各类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而言，尚有数量众多的危旧老宅亟待修缮，其所需的维修资金面临极大的缺口，这也是目前古村等乡土遗产保护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政府包办这一模式在村这一级面临着难以维系的尴尬局面，其资金缺口将难以弥补。其次政府包办这一模式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面临着新的考验，尤其在面临着古村这一特殊文化遗产而言。由于古村落保护工作时间跨度大，工作推进慢，需要有序的、缓慢的进行自我更新，这与政府社会管理效能相悖。此外，从欧美、日本等国外相关经验可看出，现有政府主导的这一模式也急需要改变。改变政府包办的传统观念，改变思路，将古村保护的主导权回归村一级自治集体，回归其实际使用者。在完善相关土地、房产等配套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以居民为主导、政府扶持、市场介入的古村保护落实体系，建立政府退出机制，完善市场进入机制。其中居民以宅基地、古建老宅，政府以政策、专项资金，市场以市场化运作共同构成古村落保护落实体系，三者之间不仅可以相辅相成，而且还可以形成三者制约的良性循环。在这里原古村落居民是村庄保护主体和实际利益的主要得益者，本着谁得益，谁出力的原则，居民承担最大的保护责任。此外，在实践管理中加强监管，注重保护与开发强度的控制，尤其是一些相关的保护项目引入要注重综合效益，防止偏重经济效益而损害其他。

3.5、政策扶持，土地和建房政策双管齐下

借政策东风，考虑目前古村内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需要，兼顾法律法规的规定，探索多元的保护途径，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扶持，从土地政策和建房政策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在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政策指引下，结合国家级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先试的政策便利，破解古村中古建老宅拆旧建新的难题，进行宅基地等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考虑历史建筑一户两宅的可能性，建立古建老宅的宅基地腾退机制，从制度层面消解居民拆除老宅建新房的动因，保护古村落中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大量传统民居；其次对居民私房翻建等其他建设行为予以正确引导，规范居民的建新活动。避免无规划、无秩序的建新活动破坏古村落的原有空间肌理、格局以及自然环境和历史风貌，满足居民分户、危房翻建等实际需求；此外，考虑到目前古村落中相关遗产的经济价值，以宅基地为平台，在遵循国家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下，结合苏州地区实际需求，深入研究和探索土地置换的相关政策，建立古村落宅基地土地交易的平台，将国有土地交易市场化运作有限的引入到古村落保护中；最后，还要参照《物权法》、《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古村落中的大量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等建筑实体价值予以确认，承认其不动产的地位，认可其相关的合法权益，并可入市进行市场化运作，盘活古村落中文化资产，破解古村落保护中遇到的资金瓶颈困局。

4、结语

在二元共生机制指导下的古村落保护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在有效保护古村落中各类文化遗产的同时，兼顾考量古村落空间的功能适应性，考虑古村的村庄发展需求，改变以往将古村落等同于固化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认识，正确看待古村落遗产的特殊性，赋予其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文化意义，发扬古村落与生俱来双元共生机制的内涵。

通过村庄保护规划强化对古村落价值认知，明确核心文化遗产，确立保护重点，加强相关遗产要素的保护，包括村庄格局、传统风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其他相关历史人文遗产等。在此基础上，通过用地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空间整治、建筑修缮以及绿化景观环境品质的提升，完善村庄的功能适应性。结合村庄布点调整、产业布局，完善村庄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实现古村落的双重复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单霁翔.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研究 [J]，城市规划，2008，（12）：33-39.

篇8

近年来，我在许多古村落考察时都遇到这种失落与茫然。有人将其归结为国人缺乏历史情怀与文化眼光，有人则将其归咎为岁月漫长的穷困和一次次对于历史文化人为的、粗暴的扬弃。我同意这些说法。但还有一个不为注意的十分致命的原因，便是近20年古董市场开放以来，古董贩子们大量的“淘宝”。

市场的规律是，当一种物品渐渐受到青睐，有了卖相，随即便有大批这样的物品蜂拥而至。可悲的是，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存，一开始没有认识到它的文化价值，反倒是先认识到商品价值。一股古董热迅速地席卷神州，致使被金钱驱动的古董贩子们干劲儿十足，他们先于文化保护者，跋山涉水，足迹踏遍所有偏僻的水村山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经过了20年，对古董贩子们这种破坏性的“淘宝”仍然是没有任何“法规”限制，亦无行政禁令。他们所向披靡，几乎是拉网式地把大地的遗存施行灭绝性的搜罗，然后搬到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城市的古董市场上。

上世纪80年代末，古董市场的热销货是古代珍玩、书画陶器、金神玉佛、明清家具……等到这些世代家传的细软卖得差不多了，及至90年代末，就渐渐变成老照片、房契、当票、信札和各类具有文化特色与历史感的生活物品。连脸盆架、油灯、衣帽、梳妆匣、烟袋、车辆与农具，也一样不剩地全折腾出来。老百姓不明白这些东西的价值，只把它们当作过时的废物，换些现钱;古董商贩也不全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只要是旧的老的古的，拿到市场能卖个好价钱就好。当地政府更没人把这些老东西当回事，洋人买去带出海关又不算文物不算走私，因为至今没有《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法》。如今，古董市场上已经货源匮乏，多半是仿古的冒牌货，连老窗扇和门礅都是造假的了，这表明古村镇和城市的历史街区近乎被掏空了。

那些来自各地的大量的历史遗存进入市场后，再没人知道这些东西确定的出处，它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特定的风俗与信息便立即消失，仅仅剩下一个物质性的历史形态。另一面，那些古村落和历史街区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内涵被掏空了。失去了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建筑残存的古村落大部分徒具美丽的容颜。像一本书，只有书皮与书名，没有内页和内容。

这恐怕是古村落和历史街区保护最致命的问题。你可以下决心保住一片古建筑，但怎样保持它内在的气质与内涵不流散？

欧洲人的办法是建博物馆。比如维也纳有23个区，每个区一个博物馆，都不大。居民们把不再需要却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送到本区的博物馆，或捐或卖。这些区级博物馆的收藏全都十分丰厚，生动而充分地见证着这块城市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与情感。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各国，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都随处可见。

国内近年出现了像宁波的“麻将博物馆”、上海新天地“30年代生活博物馆”、天津的“老城博物馆”、苏州的“丝绸博物馆”等等都很有特色。这种小型的博物馆也可以是当地特有的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无论是皮影、剪纸、布缝、泥塑，还是舞蹈、技艺和乡俗；还可以是一种独具风情的生活博物馆。

篇9

某驴友在网上发了几张偶然发现的一个古村落的照片，村子周边风景清幽，建筑虽显颓态但仍隐隐透出当年的繁华。不少网友急切打听村子的位置，该驴友却不肯透露，说怕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干扰了当地人的生活;更怕村子出名后因为过度开发而破坏了它本来的面目。

跟帖的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样的古村落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价值。有人说，如果缺乏必要的开发性保护，这些古建筑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也有人说，只有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而保留下来的才有意义，任何刻意的措施都不是办法。

【审题】

一、从审题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围绕着古村落，谈如何对待古村落。审题的关键一是“古村落”，一是“如何对待”。二、如果由“古村落”引申开来，涉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应该都属于切合题意。即：古村落——古遗址、艺术品、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表演艺术、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三、“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要不要保护、怎么保护?要不要开发、怎么开发?

以下这些观点可供参考：

1、要保持本色、真实、原生态。

2、拒绝围观，拒绝被同化，拒绝成为标本。

3、反对过度商业化，反对过度开发。

4、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价值。

5、要进行开发性保护

6、任其自然。

【例文】

遥远的绝响

驴友的偶然发现却让自身又喜又忧，喜于繁华野草处仍残着清幽小村，忧于生怕被外人侵扰，变成一处被明码标价的“文化囚牢”。

江南水乡余韵悠长，丽江春*流连忘返。只生怕这静谧的古村成为了一种绝响;只生怕离我们如此相近的风景却成了一种时间上的遥远。

当余秋雨担心魏晋风流、士人精神已不复存在时，便将他们形容成一种在时空上离我们遥远的绝响。而我，在这个将一切历史遗留的古迹沦为“废墟”，将一切文化明码标价的时代，担心某些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遥远的古村却因人为的过度开发，侵扰和利益化下，渐渐的变成了遥远的绝响。

当对古村落的吟咏成为遥远的绝响时，是人心的离初衷的遥远，是保卫的赞歌成为了绝响。丽江春*使人心醉，凤凰古村民风淳朴，可这已成为过去，成为被人工翻新的“古街”，被“表演”的文化舞蹈，被价值化、同化的“记念品”。越是刻意的追逐古村落文化的蝴蝶，那么，蝴蝶便离你远去。没有深入了解文化背后的风土人情便一一用金钱利诱，民风变了;用人工翻新一一“做旧”，文化的韵味也变了。

追回遥远的绝响。当我们放弃刻意的追逐古村落文化的蝴蝶，蝴蝶便静静的停在我们的肩上。没有一处古村的韵味是上天所赋予的，它们积淀了文化的记忆，传承了淳朴的民风。然而，人们的过度开发却让这种在静谧中的吟咏成为了绝响。我们应尝试去发现、去保护、去歌颂每一处在我们周边被遗忘的古迹，追回失落的遗址。更重要的是了解背后的民风与人情。

保卫遥远的绝响。驴友的沉默是值得认可的，并非自私，而是保卫。一旦将位置公诸网络，游人一多，素质便参差不齐。或许，的确有文化的行家，但也必定有素质低劣的破坏者，也唯有沉默是最安全的眼下之策。然而，长远之计必定是提高自身素养，用心去体会，而不是用照相机简单的留念与粗暴的刻下“到此一游”的炫耀。

他们就在我们的周边，静谧而安详的存在着，并不遥远。切勿因人心浮躁，金钱利诱使之成为遥远的绝响。

金谷残颜仍需护

桃花夭夭，烟柳飘飘，纵繁华随水而去，仍留素颜清秀，稀缺古村落的惊艳重现，引人唏嘘议论，于我而言，虽“金谷”繁华已逝，勿让其再默默无闻。保护古建筑，时不我待。

古村落重现而引起轩然大波，正是由于人们对古建筑文化的保护不慎。尽管王尔德曾赞：“美是不受时间伤害的东西。”但无悉心保护，古时的高山流水，古时集工匠心血的金銮宝殿，古时凝智者智慧的典籍文化，只能在记忆中不受伤害，时光荏苒，终也渐渐模糊了它的残颜，开放性保护，使紫荆宫门庭若市，使苏州园林游人如织，使古村落生机盎然。

对古村落的保护，不是拍脑门的一时发热，不是拍胸脯的信誓旦旦，而是群众、政府、社会的实际性行动，是深入观念的古文化保护意识。曾记否，三峡大坝的蓄水淹没了白帝城;曾记否，断壁残垣的倒下，倒下的是多少文人墨客的思想迸发?后悔莫及须谨记，建立起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规法立法，方能于烟雨中隐见南朝四百八十寺。

保护，一项大工程，政府社会的门面不可少，可基石仍是由个体堆积而成。美国女孩朱丽娅希尔力护红杉树，竟居树上两年多而使太平洋公司放下砍刀，斯德哥尔摩学生组成人墙，终也能使市政铁路绕过“王国花园”。普通人也有大力量，古村落的保护，，需要每个个体的文化价值意识，保护观念，而不是视之为历史遗留废墟而熟视无睹，更不是以之为稀而贵者而加以过度开发，刻意守护。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古村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聚落文化、农业文化和田园文化的综合景观，直接体现地域及群体的血缘宗族、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是活着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的高品质旅游资源。而由于古村落文化信息量巨大，游客要在古村落旅游活动中深刻解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产生满意的体验化效果，就需要合理设计古村落的旅游解说系统。

旅游解说系统是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功能、服务功能、使用功能得以发挥的必要基础。完善合理的解说系统不但能突出旅游景区的特色，增强游客对观赏对象的理解和体会，同时还具有宣传教育、管理控制等作用。然而，我国古村落旅游解说的规划设计普遍显得较单调、薄弱，存在解说形式单一，解说内容不规范，解说主题不明确等问题，致使游客难以解读景观符号，不易感受和理解村落文化内涵，甚至对古村落产生误读。因此，构建合理的旅游解说系统已经成为古村落景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古村落旅游解说系统的构思框架

古村落旅游解说系统的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强的系统工作。首先，要深入了解古村落的特征和内涵，确立解说的中心和主题。同时，要调查分析游客特征和行为规律，掌握游客对解说系统的使用需求。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组织解说内容，注重其科学性、大众性，同时选择合适的解说媒体来传达解说信息，提供解说产品，形成解说服务，实现旅游解说系统的服务、教育、管理等功能。（图1）

三、旅游解说系统构建

（一）确定解说主题

我国古村落众多，因为环境、建筑、历史文脉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征，解说必须把握特色，才可以凸显地方文脉，将内涵价值外化为特征明确、可体验解读的文化基因。在设计具体的古村落旅游解说系统时，首先要对村落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了解其成因、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能代表村落特色，诠释村落底蕴的主题，并将其融入到解说系统中，成为整个解说系统的指导思想。如浙江楠溪江的古村落因理学盛行，修身养性成为时尚，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这一带古村落素木蛮石、粉壁青砖，空间格局透露着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之趣，体现着古代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生活方式。在旅游解说系统构建中，“耕读结合、诗礼传家”的文化内涵就应成为始终遵从的主题，凝固在标识设计中，贯穿在导游讲解中，从而突出耕读文化的外显特征，提高游客对其审美解读能力。

（二）明确解说需求

古村落具有小空间，大社会的特点，包含着历史、地理、建筑、景观、环境、艺术、民俗等多领域的内容。与一般的旅游行为相比，古村落旅游是一种综合性强、层次高的文化旅游行为，这个特点同时也限制了其客源的特定性，即在游客构成上，以专业层旅游群体居多。因此，在编制解说时应对客源市场进行调查分析，了解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偏好，将解说内容通过加工和提炼，形成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解说资料，选择合理的解说媒介，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游客。

（三）选择解说媒介

按旅游者利用解说系统的方式和信息体验有效性的角度，笔者将古村落旅游解说媒介分为自导式和向导式两大类。这两种方式各具特点，在实践中可以单独采用，也可综合运用。

1、自导式解说

自导式解说是运用书面材料、标准公共信息、语音导游等设施设备向旅游者提供的静态的、被动的信息服务。目前最常用的自导式解说是利用各类标识来进行解说（表1）。标示牌解说方式由于受篇幅、容量限制，提供的信息量有一定限度，但其解说内容一般都经过了精心地挑选和设计，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2、向导式解说

向导式解说是导游人员向旅游者进行的主动的、动态的信息传递表达方式，通过解说者的服务与技能帮助旅游者实现旅游体验的愉悦性。目前古村落旅游导游解说员无论是委派导游还是定点导游，由于受到导游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向导解说的质量往往不稳定，对古村落的建筑文化、宗族文化、空间审美等深层次知识掌握不足，无法起到激活村落传统文化，凸显村落文脉的作用。

（四）组织解说子系统

在分析古村落资源和游客解说需求的基础上，对旅游解说内容的组织可以分为若干子系统来进行（图2），这些子系统相互影响、功能互补，为旅游者的体验有效性提供多维支持。

1、影响性解说

影响性解说是指将旅游目的地的信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传递、接收、反馈的一个行为过程，目的是让旅游者形成现行体验，激发其旅游动机。影响性解说常常利用各种媒介如海报广告、广电媒体、微信微博等手段进行宣传和介绍。从时间维度上先于旅游活动进行，在更多时候也被认为是一种旅游广告营销手段。实际上，影响性解说是一种相对隐蔽和模糊的解说方式，也是影响旅游者旅游决策和旅游体验的重要渠道。

2、交通引导解说

旅游交通解说是指利用交通指示信息，引导游客准确、快捷、安全的到达村落景区。古村落在地理位置往往位于交通网络的末端，具有交通格局的终端性。这个特点使古村落受到的各种干扰较少，得以保留形态原始的古建筑和生活方式，但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游客难以获得准确顺畅的交通引导，尤其在散客旅游迅速发展，自驾车旅游盛行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在具体的旅游交通解说规划中，可以在古村落的上一级旅游依托点（乡、镇）开始，设置交通导向指示、标志性景观形象等。不但使游客得到交通引导信息，更可以传播景区形象，使游客对目的地产生进一步的印象。

3、游览线路解说

游览路线结合了观赏方式、观赏密度、观赏角度、观赏距离等要素，不同的游览路线，旅游景观的呈现和主体的感受都会不同。我国的古村落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建筑营造模式等的影响，形态不拘一格，只有通过游览路线解说这种空间解说方式，才能带给游客丰富的空间变化感受。进行古村落游览线路解说的设计时，首先要研究村落布局空间特点、确定能凸显村落文化内涵的空间形象。例如，位于浙江温州的苍坡古村，建造理念源于文房四宝，村右有笔架山，村中石板街为笔，莲池为墨，池边的石条为砚，整个村落为纸，以体现“兴文运，出人才”之意。村中的主要游览路线即可围绕“笔墨纸砚”来设计：先看入村溪水，寻砚池；漫步笔街，可仰视笔架山；至莲池边，则可见石砚；再到池边环视砌成方形的村墙，则可体会“纸”之奇妙。如此引导游览，则可使游客清晰地体会村落布局的独具匠心和深远寓意。除此之外，还要调查分析旅游者在古村落游览的时空规律，按旅游者最有可能游览各个景点的时空顺序安排解说媒介，使其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景点游览。

4、主题景观解说

古村落既有中国传统聚落的共性，也因为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较大的个性差异，这些差异性的特质外化表现在一些标志性的景观上，即成为了古村落的主题性景观。例如，风雨桥和鼓楼是湘、桂、黔一带的侗族村寨最醒目的建筑，是民族聚落的焦点；徽州地区古村落的进村水口地带一般都建有“水口园林”，形成“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景观效果，是村落中醒目的景观标志；而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古村落中，宗祠无论在位置或建筑形势上，都是村落中的重要标志物。

古村落中的主题景观一般都有突出的视觉效果，位置显要，公共性强，游客分布比较集中，停留时间比较长，对旅游者来说是方位的参照物和对村落记忆的象征，是最具体验效果的核心景观。对古村落中主题景观进行解说设计，首先要发掘主题景观在村落中的象征意义，并贯穿到解说设计的内容和形式上。标识类解说应遵循清晰、醒目、明确和简洁等原则，内容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要考虑能为广大游客所理解和接受，外观设计方面的造型、材料、颜色的选择则要充分考虑到村落的历史、建筑和环境景观；导游人员进行解说则要充分准备解说内容，注重讲解技巧，切忌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在讲解方式上可采取专题式解说，即围绕主题景观，将一系列的事件和知识联系起来，用一点带多面的方式来体现主体景观的主旨内涵。如果单纯从历史或故事传说的角度进行讲解，则很难形成解说受众的文化认同性。

5、生活文化解说

与传统景区相比，古村落既是旅游景区，又是当地村民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空间。古村落的居民及其生活和社会活动可以说是村落历史延续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也是构成村落景观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村民的日常生活、、节庆活动、民间工艺构成一种独特的、鲜活的传统聚落生活状态，是文化古村落的魅力之源，也是无可替代的旅游吸引物。

由于古村落的生活文化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抽象性，很容易在旅游解说设计中被忽视。自导式解说由于在位置上和解说内容的相对固定，表达生活文化时传递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很难达到理想的解说效果。而导游人员作为审美关系主客体之间的第三者，既可把握主体的心理变化，又可通过语言在对象和主体间铺路搭桥，是解说古村落生活文化类吸引物的理想方式。导游人员应该根据时间、对象的不同，利用所见景物制造意境的方式来讲解，帮助游客了解和体验古村落特有的生活文化。同时，在引导游客参与体验村落生活时，导游还要引导和控制游客参与体验的时机、程度和方式，以免破坏当地有序的生活结构及其审美价值。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