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心理学论文十篇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幸福感；教师职业

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17-02

幸福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永恒追求，我们经常谈论幸福，时刻都在追求幸福。檀传宝说过：“教师的幸福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属。”教师的幸福是实现教育目的和教育本质的必然需要，没有教师幸福的感觉，就很难有学生的幸福感受。

一、研究背景

（一）哲学视野中的幸福观

关于幸福感，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早期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结合、荀子的“礼”都主张道德修养等于幸福生活，认为行为有德就得到幸福，强调理性对幸福的作用；道家老子的“无为”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佛家则主张消除“爱”和“痴”，才能达到幸福的彼岸。

西方哲学主是由理性主义、感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三大部分组成。理性主义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主张道德的作用，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理的结果是幸福的，幸福要依赖德性（德性论），其调解着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感性主义代表人物赫拉克利特、霍布斯等，主张感觉体验是幸福的直接来源，快乐既幸福（快乐论），一种是肉体的快乐，一种精神幸福的价值高于自然欲望满足的价值；基督教神学的幸福观主张人的精神境界不是对财富、名誉、权利和的获取和享受中达到，而是在宗教德行中对上帝的热爱和追求中达到。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幸福研究

到18世纪末，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问题逐渐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对幸福进行研究。幸福的定性研究，主要是论证人类幸福与收入的关系。如密斯《国富论》、青木昌彦“国民生活快乐指数”。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国民收入进入了持续增长的的历史时期，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成正比；幸福的定量研究则是从不同角度提出快乐测量理论和模式。例如澳大利亚迪金大学Cummin等人编制的幸福指数量表，此表包括个人幸福指数量表（personal well-being index）PWI和国家幸福指数量表（national well-being index）NWI两个组成部分。包括个体对生活水平、个人成就、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安全状况、未来保障、社会参与七个方面的评价。

（三）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研究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界则出现对幸福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到现在只有50多年的历史，心理学领域主要侧重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测量方面，对幸福的研究多为实证性研究。

国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已经经历了描述性研究、理论构建研究和理论深化研究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以描述性为主，主要测量不同群体的幸福感状况，此阶段，在信度和效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个阶段是理论构建阶段，研究重点转向了发展幸福感的理论与解释模型，主要集中在研究幸福心理机制方面与研究幸福感的理论模型，如认知理论、目标模式；当前，西方的主观幸福感（SWB）正处在第三阶段，其研究重点放在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上，对幸福感的研究已进入了测量技术的完善和发展。如： Mpbe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Diener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表》等。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有关学者逐渐关注幸福心理的有关问题。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幸福感的角度去研究社会问题。如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刘仁刚、龚耀先探讨了老年人幸福感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凡响和激励讨论。

二、研究现状综述

我国教育学领域对幸福问题的关注只是近年来的事，下面主要从教育学领域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梳理：

有关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贾会彦（2006）的硕士论文《论教育学视野中的教师职业幸福感》；陶善梅（2010）的硕士论文《幸福论视域下教师的职业境界》；贺晓龙（2011）的硕士论文《当前社会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有关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束从敏（2003）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方红（2006）的《浅析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蔡军（2009）的《从缺失到回归：生命关怀下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诸建红（2012）的其硕士论文《上饶市民办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研究》。有关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调查：陈云英等人（1994）运用自编的“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对北京、天津、大连、青岛四省市的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张忠山（2000）对上海市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已测量其主观幸福感；肖杰（2004）的《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査与思考》；曹建强（2005）对酒泉市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进行调査研究；王传金（2008）在《教师职业福研究——以 C 市的小学教师为例》；蒋莉（2010）的《康定县小学教师幸福感调査研究》；李佳（2012）的硕士论文《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天津师范大学》。有关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调查：谢鞍（2006）的《初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曾瑜（2007）的硕士论文《成都市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陈梅英的硕士论文《中学政治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李文静（2012）的硕士论文《河南省中学地理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有关高校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的研究：马秀敏（2010）的硕士论文《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査研究》；雷茜（2013）《做幸福的音乐教师——桂林市城乡结合部音乐教师职业幸福感浅论》等。

由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研究往往泛谈教师的幸福，更多的是从教师职业本身出发，而忽视教师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其次研究缺乏层次和类的区分，如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集中在小学以及幼儿园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而相对的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不多；对具体学科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不全面，主要是集中在如语文、政治、英语等，对音乐等学科很少有研究。但是相对的也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及高校教师的研究。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教师总体幸福感水平偏低。从已有研究的发表时间来看， 在国内研究教师幸福问题的历史并不长久，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从教师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上研究和关注教师的幸福问题，并没有从实质上关注教师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往往泛谈教师的幸福。但是可喜的是在近几年教师幸福感的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研究和关注。以往的研究出发点更多的是从教师这个职业出发，现在我们的研究趋势是倾向于研究和关注教师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以满足教师的个体需要，这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之处。

参考文献

[1]檀传宝.教师伦理学专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Cummins RA.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0，vol.52，55-72.

[3]束丛敏.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人格变量；生活事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Ryan和Deci认为幸福感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种倾向：一是涉及快乐论，出现于20世纪50、60年代，一是涉及实现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即分别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取向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简称PWB）取向。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过于关注SWB，而对PWB的研究偏少，偏重于研究老年人的幸福感，而很少关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幸福感。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后备军，了解他们的幸福感状态及其影响因素非常重要。

一、对心理幸福感概念的界定

（一）心理幸福感的定义

心理幸福感以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为哲学基础：“至善就是幸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心理幸福感（PWB）的研究日渐增多。在对心理幸福感结构的探讨中，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分别建构了自己认为能代表幸福感的结构。心理学者Carol D.Ryff认为幸福不能等同于快乐，批评了主观幸福感研究对情感的过度关注，认为心理幸福感应该定义为“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并发展出六维心理幸福感模型。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国学者邢占军和黄立清借鉴 Ryff 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以中国城市居民为样本抽取了九个因素，命名为：自我成长与进取心、人际适应、自我满足感、成就感、创新意识、自我管理、自主感、压力感和未来感，称之为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幸福感量表。

（二）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区别

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是当代心理学中关于幸福感研究的两个方向。它们在所依据的哲学背景、定义、测评指标、测量工具以及评估幸福指标上存在差别。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所依据的哲学背景不同，主观幸福感的哲学基础是快乐论，心理幸福感的哲学背景是实现论。对于幸福的定义，主观幸福感研究者基本上把快乐等同于幸福，心理幸福感研究者则认为，人生的意义得到体现才是幸福。从定义出发，SWB与PWB分别发展出不同的测量指标，主观幸福感（SWB）主要包括3个测评指标：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而心理幸福感的指标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生命活力等变量。主观幸福感的代表性测量工具有Diener的《生活满意量表》，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以及Watson，Clark和Tellegen的《积极与消 极情感量表》，而心理幸福感主要有Ryff的基于人类发展观编制的《多维幸福感量表》，Crikszentmihalyi等人根据其“心流 理论”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测量活动经验的品质的经验取样法。Waterman（1993）对幸福感快乐与显现的区分而发展出《人格展现问卷》，而自我决定理论发展出《主观活力量表》、《人格抱负指标》、《基本需要》（关系、能力、自主）问卷。主观幸福感重视个体自我评价，认为幸福是评价者个人对真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而心理幸福感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客观的心理标准，而不仅仅基于个人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个客观标准就是人的潜能实现程度。

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一）主观因素

Ryff及其同事考察了人格的五大模型与多维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在有效控制了无关变量后，Schmutte和Ryff（1997）等发现神经症、外倾和责任心都一致地成了心理幸福感诸多方面强有力的因子。在Keyes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心理幸福感水平高的人，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

高淑燕、孙继民的《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人格是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外倾性与自我接受、良好关系、情境把握具有显著正相关，宜人性能显著地预测心理幸福感，情境把握、生活目标以及自我接受是预测心理幸福感的最重要的维度。

白永雷的《大学生身体自尊、人际信任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身体自尊不仅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人际信任对心里幸福感产生间接的作用。身体自尊越高的大学生，越自信并有心理优越感，心理幸福感的分越高。

许艳杰的《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成就动机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心理幸福感，成就动机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大学生付诸于行动实现自己所设定未来目标的倾向越高，他所体验到的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

（二）客观因素

在国内，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很少，朱娉婷、刘邦春的《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不受性别影响，且随年级的上升而逐渐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对心理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显著，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在自我成长和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两个维度上心理幸福感水而更低。与崔春华对师范大学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有出入，研究显示女生在心理幸福感及其环境掌控力、与他人积极关系、生活目标、个人成长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年龄、年级也对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最高，四年级最低。这些不同可能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有关，师范院校的女生比较喜欢从事教师这一行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性别差异。另外，研究也表明农村学生比县城和城市学生有比较高的自主性，县城学生自我接纳水平最高，农村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最低。

杨军丽的《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有预测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大学生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家人、朋友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可以增加其喜悦感和归属感。这与张香云、肖水源、辛自强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李庆波的《大学生生活应激、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之关系研究》显示，认知反应、挫折、生理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作为部分中介变量，在大学生生活应激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发挥着作用。大学生处于人生的转换期，学习、恋爱、人际关系、工作等压力，往往构成应激源。他们还未完全成熟，故应激反应较强烈，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幸福感水平。社会支持一般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提高心理幸福感水平。

三、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与展望

（一）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

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在近些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理论现状看，由早期的介绍国外研究发展到了结合本土文化编制量表、对不同群体进行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由单一的老人群体扩展到了高中生、大学生、企业员工等群体。在影响因素的探讨上，由单一人口学因素发展为内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关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不断细化、丰富化，体系日益丰满。

（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展望

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研究理论等的影响，仍然是研究主观幸福感较多，研究心理幸福感较少，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更少。今后仍需丰富对大学生及其他群体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关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的深入性仍有待提高，目前心理幸福感的因果关系仍不明了，在心理幸福感相关因素的研究上，应综合考虑个体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不同权重，及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多维度的整合研究。

不同文化之间对于幸福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Ryff在提出心理幸福感结构时指出，心理幸福感的结构可能会随着历史、文化、阶层、的不同而改变。而国内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理论、借鉴西方的研究工具展开的，未必完全符合中国文化。因此，关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仍需本土化、时代化。

参考文献

[1] 何玉梅，姚本先.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概述[J].中国电力教育，2008，1：138-139.

[2] 马丽莉，郑林科.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研究进展[J].校园心理，2013，11（1）：33-34.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 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 横断面调查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指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人们评价自己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主观幸福感由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失构成。当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从研究对象的取样来看，以往研究对师范院校大学生虽然有所涉及[2]，但对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而地方师范院校的大学生在学习资源、家庭经济基础、就业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状况非常值得关注。从使用的研究工具来看，以往多使用Combell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缺乏本土化信息，很难令人信服。本研究主要采用自编的信效度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展开调查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向陕西省三所地方师范院校的学生发放问卷721份，有效回收问卷675份。其中，男368份，女生307份；文科生295份，理科生380份；大一学生146份，大二学生188份，大三学生195份，大四学生126份。

1.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调查。本研究首先从三个小问题入手进行访谈（你幸福吗？什么是幸福？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在此基础上参考Dinner（1984）、苗元江[3]等人的幸福感问卷，将幸福感分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包含家庭满意度、友谊满意度、环境满意度、爱情满意度、自我满意度、学习满意度、经济满意度七个因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量表的试测信度为0.73，本研究的信度为0.728。使用SPSS13.0对所得数据进行t检验和方差分析。

2.结果

2.1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般特点

表1显示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的平均得分都明显高于理论中值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消极情感的平均得分明显接近理论中值3，处于中等水平；幸福感指数平均得分为3.9467，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1 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基本分描述（N=675）

2.2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检验

2.2.1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专业差异

表2显示女生的幸福感指数、消极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均高于男生，而积极情感体验低于男生，但都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与国内李儒林等[4]的研究相一致，但与王淑艳[5]、郑雪等[6]的研究不一致。文科生的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低于理科生，而消极情感体验高于理科生，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与国内学者王淑艳的研究相一致。

表2 主观幸福感的性别、专业差异

注：■P

2.2.2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

表3显示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体验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三年级最高，以后略有下降，但不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而消极情感体验是二年级最高，生活满意度方面二年级最低，同样不存在年级差异。这与国内何瑛[7]、田澜等的研究正好相反。

3.讨论

Helson认为幸福感与人们对生活事件的应对与适应有关 [8]。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良性和恶性事件，使其不总是狂喜也不总是绝望，情绪系统对新事件反应的强烈程度随时间推移降低。本研究验证了以往研究中多数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结论[9]，并在取样上作了补充。地方师范院校的地理位置、学校知名度、学习环境及就业概率虽然让学生不很满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考上地方师范院校逐渐接受与适应，他们的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体验与一般大学生并无太大差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3 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

注：■P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师范生的幸福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三年级最高。根据Wilson1967论文中提出的期望值理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主要威胁，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SWB相关[10]。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地方师范院校属于二类本科院校，许多学生在大一刚进校时对其并不看好，期望值较低，相应的幸福感、积极情感体验都最低。但进校后学校的师资力量、校园环境、学习氛围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观点，缩小了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所以随年级的升高，幸福感随之增强。到了大四，学生对就业单位的理想期望与实际就业状况之间的过大差距使得学生的幸福感和积极情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本研究还发现，相对其他参数，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对自我、学习和经济状况更不满意。李焰等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11]。主观幸福感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不一致会导致抑郁、沮丧，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而会自我和谐的人主观幸福感较高[12]。因此，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对自我发展合理定位，有效帮助他们提升幸福感，就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4.结论

4.1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SWB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4.2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SWB不存在性别和专业差异，其中女生高于男生，理科生高于文科生。

4.3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SWB不存在年级差异，但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三年级最高。

参考文献：

[1]Diener.E.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542-575.

[2]田澜，王鑫生等.师范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特点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6）：523-525.

[3]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南京师范大学，2003-7-2，博士论文[D].

[4]李儒林，张进辅，梁新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理论[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1）：783-785.

[5]王淑燕.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研究，吉林大学，2005-3，硕士论文.

[6]郑雪，王玲.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与人格特征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2）：105-107.

[7]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9（4）：73-76.

[8]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 心理学动态，1996（1）：46-51 .

[9]陈莉娜.大学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4）：222-224.

[10]Wanner Wilson，W.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67，Vol. 67.

[11]李焰，赵军.大学生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1）：168-174.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4

【关键词】  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个体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主观幸福感存在民族、地区差异 [1]。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1]。为了解包头地区医学院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了本次问卷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包头医学院抽取临床、护理、检验、预防等专业的1～4年级在校大学生642人为测试对象;其中男生247人(38.5 %)，女生395人(61.5 %);年龄(21.47±1.48)岁。

1.2　方法　采用自评问卷调查形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国际大学生心理调查(该量表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四个分量表，均为单维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调查者经培训后，采用统一问卷和指导语，组织学生填写后统一收回。共发放问卷718 份，获得有效问卷642份，有效回收率为89.42 %。

1.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与统计在SPSS10.0统计软件包上完成。

2　结果

2.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一般情况见表1。由表1可见，医学院大学生具有中等偏上程度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以及较低的消极情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分布见表2。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随性别而不同，女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高于男生 (P<0.01)，负性情感低于男生(P<0.01)。表1　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般情况表2　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分布注：**P<0.0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随是否认可本专业的变化见表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随是否认可本专业而不同，喜欢本专业的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高于不喜欢本专业的学生(P<0.01)，消极情感低于不喜欢本专业的学生(P<0.01)。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随学习成绩的变化见表 4。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随学习成绩好坏而不同，学习成绩越好，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越高(P<0.01)，消极情感越低 (P<0.01)。

2.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成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均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相关关系显著(P<0.01)。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其呈负相关，而消极情感与其呈正相关。总体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与 SCL-90总分呈低度相关，r分别为-0.16、-0.22，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与SCL-90总分呈中度相关，r分别为-0.33、0.43，尤以消极情感与SCL-90总分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结果见表5。表3　主观幸福感随是否认可本专业的变化表4　主观幸福感随学习成绩的变化表5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注：**P<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包头地区医学院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情况比较好,其中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的得分都是中上水平,消极情感得分较低。故医学大学生具有中等偏上程度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及较低水平的负性情感。

从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可以看出,医学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水平高于男性，消极情感水平低于男性。这源于男女在社会角色上的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男性的期望值更大，故男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也更大，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导致其体验的幸福可能低于女性。这个结果与温翠红等[2]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而且，由于高校扩招,在读大学生逐年增加,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所读专业能否为自己谋取一份满意的职业已成为当前大学生首要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医学类院校。由于专业限制，就业面远不如其它专业,因此,专业的含金量越来越受到在校大学生的重视。对本专业认可的学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的水平高于对本专业不认可的学生，消极情感水平低于对本专业不认可的学生。同时,在就业与考试的压力下,学习成绩也成为大学生群体情感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习成绩越好，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水平越高，消极情感水平越低。这与严标宾等[3]的研究结论“学业成绩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一致。

结果还表明，总体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成分都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相关。说明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影响因素,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可采取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或降低消极情感水平的方法。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1],所以在改善学生的生活物质质量的同时,也可改进他们的认知方式，使学生们主观感受到对现有条件的满足对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有很大作用的。相比之下,消极情感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要远大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4]。可以认为, 消极情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不良情绪更易引发心理问题。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对心理健康的正向促进相比，消极情感更容易影响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学生的消极情感水平,减少消极情感体验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比提高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体验更有效。

由此可见，包头地区医学院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对现有的生活比较满意,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　卞小华，费昕.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3(1)：86-88.

[2]　温翠红，韩建茹，黄晓明，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2):106-108.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5

一、对心理幸福感概念的界定

（一）心理幸福感的定义

心理幸福感以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为哲学基础：“至善就是幸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心理幸福感（PWB）的研究日渐增多。在对心理幸福感结构的探讨中，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分别建构了自己认为能代表幸福感的结构。心理学者Carol D.Ryff认为幸福不能等同于快乐，批评了主观幸福感研究对情感的过度关注，认为心理幸福感应该定义为“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并发展出六维心理幸福感模型。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国学者邢占军和黄立清借鉴 Ryff 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以中国城市居民为样本抽取了九个因素，命名为：自我成长与进取心、人际适应、自我满足感、成就感、创新意识、自我管理、自主感、压力感和未来感，称之为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幸福感量表。

（二）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区别

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是当代心理学中关于幸福感研究的两个方向。它们在所依据的哲学背景、定义、测评指标、测量工具以及评估幸福指标上存在差别。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所依据的哲学背景不同，主观幸福感的哲学基础是快乐论，心理幸福感的哲学背景是实现论。对于幸福的定义，主观幸福感研究者基本上把快乐等同于幸福，心理幸福感研究者则认为，人生的意义得到体现才是幸福。从定义出发，SWB与PWB分别发展出不同的测量指标，主观幸福感（SWB）主要包括3个测评指标：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而心理幸福感的指标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生命活力等变量。主观幸福感的代表性测量工具有Diener的《生活满意量表》，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以及Watson，Clark和Tellegen的《积极与消 极情感量表》，而心理幸福感主要有Ryff的基于人类发展观编制的《多维幸福感量表》，Crikszentmihalyi等人根据其“心流 理论”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测量活动经验的品质的经验取样法。Waterman（1993）对幸福感快乐与显现的区分而发展出《人格展现问卷》，而自我决定理论发展出《主观活力量表》、《人格抱负指标》、《基本需要》（关系、能力、自主）问卷。主观幸福感重视个体自我评价，认为幸福是评价者个人对真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而心理幸福感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客观的心理标准，而不仅仅基于个人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个客观标准就是人的潜能实现程度。

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一）主观因素

Ryff及其同事考察了人格的五大模型与多维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在有效控制了无关变量后，Schmutte和Ryff（1997）等发现神经症、外倾和责任心都一致地成了心理幸福感诸多方面强有力的因子。在Keyes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心理幸福感水平高的人，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

高淑燕、孙继民的《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人格是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外倾性与自我接受、良好关系、情境把握具有显著正相关，宜人性能显著地预测心理幸福感，情境把握、生活目标以及自我接受是预测心理幸福感的最重要的维度。

白永雷的《大学生身体自尊、人际信任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身体自尊不仅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人际信任对心里幸福感产生间接的作用。身体自尊越高的大学生，越自信并有心理优越感，心理幸福感的分越高。

许艳杰的《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成就动机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心理幸福感，成就动机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大学生付诸于行动实现自己所设定未来目标的倾向越高，他所体验到的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

（二）客观因素

在国内，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很少，朱娉婷、刘邦春的《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不受性别影响，且随年级的上升而逐渐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对心理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显著，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在自我成长和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两个维度上心理幸福感水平反而更低。与崔春华对师范大学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有出入，研究显示女生在心理幸福感及其环境掌控力、与他人积极关系、生活目标、个人成长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年龄、年级也对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最高，四年级最低。这些不同可能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有关，师范院校的女生比较喜欢从事教师这一行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性别差异。另外，研究也表明农村学生比县城和城市学生有比较高的自主性，县城学生自我接纳水平最高，农村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最低。

杨军丽的《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有预测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大学生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家人、朋友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可以增加其喜悦感和归属感。这与张香云、肖水源、辛自强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李庆波的《大学生生活应激、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之关系研究》显示，认知反应、挫折、生理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作为部分中介变量，在大学生生活应激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发挥着作用。大学生处于人生的转换期，学习、恋爱、人际关系、工作等压力，往往构成应激源。他们还未完全成熟，故应激反应较强烈，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幸福感水平。社会支持一般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提高心理幸福感水平。

三、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与展望

（一）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

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在近些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理论现状看，由早期的介绍国外研究发展到了结合本土文化编制量表、对不同群体进行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由单一的老人群体扩展到了高中生、大学生、企业员工等群体。在影响因素的探讨上，由单一人口学因素发展为内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关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不断细化、丰富化，体系日益丰满。

（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展望

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研究理论等的影响，仍然是研究主观幸福感较多，研究心理幸福感较少，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更少。今后仍需丰富对大学生及其他群体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认知评价，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影响因素。

分类号R395.6

Dodge的幸福理论提出已有70年的历史，关于个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学界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拟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概述

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它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满意与否或满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识、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有多项衡量指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度；（2）积极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3）消极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但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碍和神经症[4]。其中，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5]。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主观性，以评价者自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6]。

2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早期理论建构的重点在于证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统计项目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如Diener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作了区分，但研究发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后来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内部因素，即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Diener[1,7]概括出适应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价值观和目标理论等。吴明霞[5]对国外近30年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进展进行了总结研究。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

2.1目标理论

目标是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它影响情绪，影响主观愿望和快乐，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都影响个人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用以达到目标的策略的成功与否，明显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有目标并不能保证快乐，但有明确目标并努力工作从而成功地达到目标的人，他们显示出的快乐超过了那些没有目标或达到目标时有困难的人。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主观幸福感意义更大。

2.2期望值理论

个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与一定的标准相对比，其实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目标实现了，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则值低。但事实上，过高的期望值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是不利的。Wilson提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威胁[5]。然而，在决定主观幸福感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5]。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观幸福感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8]。

2.3社会比较理论

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的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5]。在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格特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由于优于别人而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上也作向下比较，因而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即中国人所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以此评价自己在某一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从而“知足常乐”，悲观者则相反。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层次多样化，使得进行比较的信息呈现出多样性，加之人们运用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比较理论的内容日益丰富和复杂化。

2.4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

有些收养和双生子研究表明，客观情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但Veenhoven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因而主观幸福感既有类似特质的又有类似情景的特性[9]。因此，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响人的行为，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某类独特行为反应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5]。后来的研究发现，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6]。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强化，因而其影响超出直接的主效应；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等人提出三个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9]，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人格影响情境从而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认为，非独立变量的变异来源于个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感反应的心理倾向性强，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认为，人格和情境是两个既独立又依赖有着双向因果联系的变量，个人根据其人格特质选择情境。在决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体参与行为一致重要，因而，环境特征、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第三个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产生情境，情境增加或减少整体幸福感。

2.5适应和应对理论

现代主观幸福感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5]。Helson对适应的解释为：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识，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这种适应或习惯化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总是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保持对自己生活的相对满意度。但适应更多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生理过程。应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具有理、精神信仰、给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积极意义、对事件进行积极评价、问题焦点式应对以及寻求帮助等有效的应对策略的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5]。

以上理论显示出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同时众多的研究探索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为教育教学工作和个人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3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国外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个人气质特征、认知方式、目标、文化背景、适应、应对策略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自下而上，探索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如郑立新和陶广放[10]认为，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个体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环境、自身健康情况、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1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辛自强和池丽萍的研究[11]表明，朋友、邻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个体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烦恼时不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体验到快乐感。这一结果也暗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想得到群体的认可和支持更表明了个体的归属感，因此这种爱与被爱、支持与被支持的过程，使得每一个个体得到的正向情感多于负向情感，这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标。郑雪等人的研究[12]认为，外在准则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积极情感、自我体验等维度间接地对其加以影响。

3.2个人应激水平

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压力，个人的应激水平不同，因而内心体验也不同。刘仁刚和龚耀先[13]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尤其是抑郁显著相关，抑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绪因素，或者说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对正性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3.3价值观念和健康状况

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14]，是浸透于整个个性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为个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张河川和李澜仙[15]的研究发现，影响高校中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社会因素是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且男性显著地比女性在体现自身价值的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中有更高的期望值，与该人群不适应、焦虑、敏感、愤怒、紧张精神症状之间有较高的相关，且这种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何瑛[16]的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健康的影响十分显著。这也说明，在个人的生活中，身心健康是基础，而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个人生活质量高的标志，体现了现代人重视自我实现的新观念。

3.4专业因素

个人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职业也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何瑛[16]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业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该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中，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明显的六个学科的排序依次为：艺术科―文科―农科―工科―理科―医科。这一排序与学生就业压力大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各学科的差异对学生就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加之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广度及社会对各种职业的认同和需要都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5经济因素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学生的经济意识也增强了。何瑛[16]在其研究中，让大学生列举出自己所认为的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473名大学生中有281人列在第一位的是“有钱”，占总人数的51.1%。这一现象说明了大学生敏感的经济意识，对如何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也提出了新的思考。

4展望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乞丐因得到一个硬币而感到幸福无比，百万富翁虽然腰缠万贯，但他未必感到幸福。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个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调节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进一步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人际关系、家庭文化背景、家庭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以及它们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作用的不同权重。（2）探讨不同人群（如女性、不同职业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职业者，像飞行员、地质勘测者、明星、下岗职工、社会高收入者等）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考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何异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Kahneman[17,18]研究在决策行为中人的主观幸福感，给我们极大的启示。（3）加强跨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乡）、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加强其理论和实证研究。（4）研究方法的创新，近年来国内外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自我报告法，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着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幸福是每个人生活和奋斗的目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该领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广阔，其应用价值也愈显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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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ener E, Diener M.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 653~663

4 段建华. 主观幸福感概述. 心理学动态. 1996, 4（1）： 46~51

5 吴明霞. 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4： 23~28

6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95（3）: 542~575

7 Diener E S, Oishi S.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 24, 25~41

8 Diener E, Fujita F.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5）: 926~935

9 Diener E, Eunkook M S, Richard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294

10 郑立新, 陶广放. 儿童主观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 2001, 9（2）： 105~109

11 辛自强, 池丽萍. 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心理学报, 2001, 5： 442~447

12 郑雪, 严表宾, 邱林. 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心理学探新, 2001, 4： 46~50

13 刘仁刚, 龚耀先.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 28~30

14 黄希庭. 心理学导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5 张河川, 李澜仙. 183名高校中年教师心身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 1998, 14（3）： 13~16

16 何瑛. 重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重庆师专学报, 2000, 19（2）：35~38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7

关键词 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指标，与个体心理健康息息相关。中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关注，尤其是中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和哪些因素有关，如何提高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等问题是教育者和研究者们重点探究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证明了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受很多因素影响，尤其是和他们的人格密切相关。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人格品质中的积极部分，是影响中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有效因素吗？本文拟采用相关分析法探讨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是否能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还分析了研究结果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如何应用，详细介绍了培养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策略，为提高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共有5289名中小学生参加本研究，其中女生2926人，男生2363人；高中生631人，初中生2401人，小学生2257人。

2.研究工具

（1）改编VIA-Youth问卷

本研究修订了Park和Peterson等人编制的积极人格特质问卷儿童版（VIA-Youth）来评定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本问卷适合使用的对象为10~17岁的青少年。问卷一共包含智慧与知识、勇气、仁慈、正义、自制、超越自我等六个分量表，涵盖24个积极心理品质。全问卷共有198道题目，其中每个心理品质都设计有相对应的7～9道题目。测验结果使用5点计分法进行计分，“非常不像我、不像我、不确定、像我、非常像我”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5分”，其中有55个项目是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很高，α系数是0.97。

（2）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

本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来测查中小学生当前的幸福感体验。这个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包括8个项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个体情感的内涵；而生活满意度问卷只有一项。此量表总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的平均分+1.1*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总分范围是在2.1（最不幸福）到14.7（最幸福）之间。姚春生等人的研究表明本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49。

3.统计软件与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6.0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1表明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1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指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指在.05水平上显著相关。

2.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六大美德与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下面对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六大美德和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2对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从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逐步回归分析的过程中，积极心理品质的智慧与知识美德最先进入回归模型1，说明智慧与知识美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密切，超越自我、仁慈等美德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其决定系数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意义（P

表2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六大美德与主观幸福感的

多元回归分析

三、讨论

1.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上述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越多，越有助于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为什么积极心理品质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呢？可以用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理论特质来解释。人格理论特质认为个体幸福与否主要受其人格特质的影响，拥有更多积极人格特质的个体总是更积极地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和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应对外界的各种变化，即人的性格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幸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2.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中的智慧与知识、超越自我、仁慈等美德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还发现智慧与知识、超越自我、仁慈等美德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如何解释这三种美德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首先，可以用目标理论和期望理论来解释智慧与知识美德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目标理论认为，当个体的目标达到或者需要得到满足，个体就会产生快乐的主观幸福感。拥有更多智慧和知识美德的个体能够有着开放的心态，容易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能够正确地认识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实现既定的目标，更多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因而体会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另外期望理论认为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期望值比实际成就高的个体不容易感受到主观幸福感。具有智慧和知识美德的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比较清晰，对自己的期望比较符合现实，容易体验到满足而产生更多积极情绪，可以避免高期望值带来的失落，从而主观幸福感更高。其次，超越自我美德中的希望和幽默品质能够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许多研究也都证明了乐观和幽默等超越自我的美德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如安英红（2008）研究发现乐观和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Karou-ei（2009）结果显示，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再次，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仁慈美德中的社会支持品质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Kee-Leechou（1999）研究发现个体对其与家庭成员和朋友关系的满意程度可以用来预测主观幸福感及其所有维度；杜志丽（2011）发现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拥有仁慈美德的个体更容易获得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因为他们在社会中与人为善，常常为别人着想、理解别人，关心别人，经常主动帮助别人，从中得到快乐，同时自己也被别人接纳、喜欢、亲近、需要，容易和别人建立互相分享和关怀的亲密人际关系，在需要帮助时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较大。

四、本研究结果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学校可以通过培养积极心理品质来提高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1.培养掌握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教师队伍，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心理品质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和实施教育的教师队伍的素质以及人格发展密切联系。教师只有学习和掌握了积极心理学理念，才能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对学生进行各种积极的教育，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另外，教师只有学习和掌握了积极心理学理论，才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和积极情感的培养，形成健全人格，在日常的教学管理活动中表现出积极的行为，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榜样，优化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帮助学生体验幸福生活。教师可以通过外出培训学习、阅读相关书籍以及参加相关科研课题等途径学习和掌握积极心理学理念。

2.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首先，在学科教学内容中挖掘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例如，语文老师在上《孔融让梨》时突出对学生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容，例如“孔融把大的梨分给别人，自己留下小的”，使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帮助学生形成谦让的积极心理品质。其次，在学科教学中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培养学生合作、接纳等积极心理品质。教师在学科教学中平等地看待每一位学生、无条件地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人格，放下教师高高在上的架子，和学生成为朋友，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创造一种无拘无束、平等交流的心理氛围，促进师生之间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帮助学生形成合作、接纳等积极心理品质。再次，在学科教学中创设育人情境，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各学科任教老师可以在教学组织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法，创设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他们在活动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认识做人的道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内化为积极心理品质，塑造完美性格。

3.创设积极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积极心理学理论认为积极的环境能够促进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积极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首先，父母要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应该有和睦的家庭氛围以及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和睦的家庭环境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没有无谓的争吵，父母有权威，给孩子制定行为的准则，但同时孩子有一定的自利，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独立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其次，学校要为孩子建设积极的校园环境。安全、文明、洁净、优雅、舒适的积极校园环境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感染学生，使学生更容易体验积极情绪，自觉地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不知不觉中拥有积极心理品质。例如，在校园里种上美丽的鲜花和碧绿的小草，在校园里建书画长廊，在教室后墙出精美的手抄报、板报等，让美丽的自然风景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无时无刻地、“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再次，学校要联合社会相关机构为孩子创造积极的社会环境。社会存在着许多消极的现象以及不良的意识和观念。青少年学生由于认知能力、是非分辨能力较低，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侵蚀和毒害，所以学校要联合社会相关机构，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孩子健康发展的积极的社会环境。例如，网络成为青少年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经常通过网络搜集资料、进行人际交往，但网络上存在着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会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这需要学校和相关机构联合起来，为学生建设绿色网络，为学生创设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使学生远离不良诱因，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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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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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篇8

为了贯彻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在更高水平上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伦理学会、《道德与文明》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12年4月13-15日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召开全国“道德与幸福”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108篇。学者们从幸福论、幸福观、多学科视角的幸福研究和幸福指数研究等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根据研讨会讨论的情况，本刊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论文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和谐社会伦理范式阐释研究” （11CZX06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谐社会的公民伦理研究”（ 09YJC720006）；北京林业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子项目”

〔摘要〕幸福观是当下备受热议的话题。由于人们的生活背景、价值追求不同，各自的幸福观也会有所差异。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人们开始将生态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生态保护建设提高公民幸福指数。西方传统幸福观等采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以征服自然为追求幸福的手段。中国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间的合谐会带来幸福。在全球生态视域下，现代生态幸福观认为幸福不是一种物质满足的自我感觉，而是一个关切自然的整体均衡感，生态幸福观产生于自然，依据于自然，保护于自然，受益于自然。

〔关键词〕全球化；生态；幸福观；中西传统幸福观；现代生态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23-04

一、 全球化视域下的生态幸福观之提出

幸福作为伦理学范畴之一，是指一种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实现意图的内心自足状态，是指在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实践中使人们心情舒畅的境遇和感受, 是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满足的主客观态度。幸福感作为人们把握与认知幸福存在的一种主观感受, 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客观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人意图与心理认知；它区别于作为人生观一个方面的幸福观，幸福观反映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根本看法。幸福观受人生价值目标的影响，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如同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理解，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幸福观。从一个历史辩证的角度看待幸福观， 它是整个历史发展、经济关系与社会条件影响的产物，各个区域、文化与阶层的幸福观往往是由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在旧社会，不被剥削奴役就是幸福；在动荡的岁月，能够安定下来就是幸福；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能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在改革开放之际，过上小康生活就是幸福。每个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都可以使自己获得幸福。然而，60亿人类的幸福，只有地球母亲才能够给予。在各项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今天，生态需求已经成为了人们最迫切，也是最难被满足的一种需要。在全球生态视域下讨论幸福观，和谐的生态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了公民幸福观形成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进行生态和谐社会建设可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纵观当下世界的幸福观状况，其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商品经济的过度物质消费对于生态环境以及对公民幸福观的影响。全球生态危机暗流潜动,更多的公民热衷于物质生产、商品供应与消费竞赛，并且把这种体验认为是幸福的缘由，无暇保护自然界的生命与系统性，这使得获取人真正持久的幸福感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成为一纸空文。单向度发展的自由市场的物质繁荣只能说明地球整全式的生态秩序被忽略及幸福感的失衡。当人类的占有欲无度化增长时，物质生产力处于支配地位，物质幸福感胜过精神幸福感，则生态幸福的平衡化张力被物质幸福感的数字化繁荣大大削弱。

人类自足的幸福并不足够,全球所面临的生态风险给世界的安全及人与环境的和谐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且给业已存在的公民幸福观提出了何以为继的问题。诚如纽比所评论的那样，“经济福利本身并不会促进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程度，甚至不会形成一种文明的自利意识。”〔1〕尽管人类可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在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跃进的历程中，如若我们沒有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的文明都将在生态这一环节上被葬送。因为生态文明是现有人类一切文明的幸福感归根到底的基础。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9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44-08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像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人类对幸福的关注，从尚存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还运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有王者气质的人的生活比独裁者要快乐729倍。从柏拉图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同课题。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苏格拉底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各种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卫・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是劳动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受人们的、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二、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1776）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富国裕民，和斯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经济学家也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用于研究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国民财富（或收入）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物质财富，这肯定没有说幸福是他们的根本目标更确切。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可以是对人的欲望的调节，对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的抑制，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亚当・斯密相信，“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望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这种满足和调节还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谓“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杰里米・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弗朗西斯・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幸福，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不过，在边沁这里，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在边沁看来，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和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修正和完善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快乐的数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次数多少，快乐的质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价值的大小。一般说，经验论者大都强调快乐的数量，认为感知快乐的次数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义大都强调快乐的质量，认为不应盲目追求快乐的数量，而应注重其价值。他有一句被后人流传的格言：“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些”。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鸠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我们都承认，功利主义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的更持久、更稳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沁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从而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为例，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就是痛苦与快乐的微积分。杰文斯认为快乐和痛苦此类的心理感觉不仅可以计量，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杰文斯认为，“经济人”之所以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应；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应最大化的。通过“效用”假设的引入，杰文斯看似解决了快乐或痛苦诸如此类不同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是，由于“效用”概念极为严格的假设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难堪。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由于未能突破主观效用的准确计量问题，主流经济学转向使用带来效用的商品数量（或货币计量，如收入）间接衡量。如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效用被当作与欲望或需求有关的名词。我们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衡量的客观商品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既然经济福利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货币测度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特定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愈大，国民所得的数量愈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愈大。”庇古的重要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无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对社会福利为何测度、如何由个体福利得到社会总福利的理论探讨，怎样才能够在不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形成了随后20世纪30-40年代福利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罗伊・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和“无差异分析”，并对效用进行了重新阐释，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更为彻底的是，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一文中，从消费者行为的结果来反观这种行为时抛弃了效用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套“显示性偏好理论”，其基本精神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暴露了或显示了他内在的偏好倾向，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推测消费者的偏好。这种理论不基于“偏好关系（效用函数）―消费者选择”的逻辑思路，而是基于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消费者选择―偏好关系”。该理论从消费者行为分辨最好的可能选择，换句话说，是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显示他们的喜好。该理论的出现基于消费者需求理论是以边际替代率作为依归的，而边际替代率的假设就是消费者为了把功用极大化而作消费决定。虽然功用极大化的假设不受争议，但需求理论隐含着的功用函数就难以被准确计算。显示行偏好理论的提出就是要弥补需求理论的不足，借观察行为来界定功用函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福利状况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可行选择，如果个体的可行选择集合越大，那么以效用进行衡量的幸福感也就更高。由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是判断个体的选择及其效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效用这一概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显示性偏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人们的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并将效用视为个体福利的一个等价概念，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其主观思维状况，就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边沁的研究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而受到了很多质疑。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初以来的福利经济学和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再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而替之以度量满足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函数等。尽管效用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此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确立了序数效用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幸福这个概念彻底地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

三、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呢？

二战之后，由于原有的物质资本大量被破坏，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重建问题。因此物质的需求又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希望借助自然科学领域新发展的技术来对既定而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最大化地促进增长，这是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数量经济学急速获得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在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中，对“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当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它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和心理调节。森认为，对于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或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四、幸福经济学的价值和发展向度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经济学如果脱离“幸福”的核心命题，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幸福与经济学的融合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融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一是，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转变，并在两者间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性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二是，从幸福与经济学融合过程来看，由于借鉴了来自于诸多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得以展开，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的范围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理性假设得以完善和修正，这为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应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的终极层面，将效应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从幸福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发展，那么这种融合还体现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比如国民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对它的测度，而在于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使研究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幸福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幸福研究大有可为，它可使经济学从单纯的数字关注转向关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上来。正如微积分是因为工程师觉得好用而最终被坚持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证明一样，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也将可能为经济学创造一个更灿烂的前景。对幸福的研究将给予经济学一个崭新的视角，丰富并深化了经济学的内涵，促使经济学家更加全面和深远的考虑问题，并且促使经济学更好地和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融合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追求幸福―我们的终极目标。

幸福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一是在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幸福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幸福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幸福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因而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幸福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幸福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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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幸福；幸福学；休闲；休闲研究

一、幸福学：一门关乎人生终极目的的新学科

尽管对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看法千差万别，却极少有人会否认幸福就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不仅如此，幸福作为人生目的还具有终极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自身就是目的。”约翰·格雷也认定幸福是“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西方，学者们曾从人的生存目的的角度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如以满足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经济人假设”，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效用人假设”，认为人所追求的是从社会获得安全、友谊、尊重、归属感和成就感等需求之满足的“社会人假设”，认为人类欲望的本质是追求精神快乐的“情感人假设”，等等。这些人性假设所暗含的人的生存目的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同，实则都是幸福这一人生终极目的的某种（或某几种）具体表现或获得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干脆提出了“幸福人假设”，试图取代以往一切旧的人性假设。

幸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话题，近代以来又特别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现代学科所关注。从古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和边沁，再到20世纪的罗素、弗洛姆、马斯洛等，思想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探讨。“随着幸福困惑、幸福悖论、幸福危机日益凸显，而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却又日益强烈”，关于幸福的研究终于上升到了学科的高度。

幸福学的诞生与传统经济学的误区是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财富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强。从这一假设出发，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然而后来经济学家们发现，财富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强。当代幸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撰文指出：“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尽管在近几十年当中，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大幅增长，但是人们平均的幸福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时间段内还有所下降。”一些经济学者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可评价性假设”（Evaluability Hypothesis）、“社会性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以及“时间模式”（Temporal Pattern）等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如此一来，则表明传统经济学正在转向幸福学的新方向。与经济学（Economics）相对应，奚恺元将以人类幸福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学命名为Hedonomics， 意谓幸福学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前缀Hedo-在英文中是享乐的意思）。作为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奚恺元在大量实验性测试的基础上，发展出严格的理论对人的幸福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幸福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二、幸福学视角下的休闲

对幸福的关注必然会涉及到休闲。休闲对人的幸福感的获得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伯利克里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要获得幸福，首先必须获得自由，包括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休闲娱乐。他说：“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的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强调：“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但幸福境地的内在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他甚至认为：“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从这一表述来看，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赋予了休闲人生终极目的的地位，也可以说，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休闲。

即使不将休闲提到与幸福等同的地位，休闲之于幸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有论者指出，休闲具有乐生价值、健康价值、审美价值、意义建构价值、全面发展价值和自由解放价值，而所有这些方面的价值均关涉到人的幸福。在现代，生活满意度指标常被用来表征和衡量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而“休闲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衡量幸福感的另一个指标是幸福指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每年对该指数进行调查统计并公布于众。在所有这些幸福指数模式中，休闲娱乐无一例外地被包括在内。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宏观指标，用以取代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D）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以度量国民的整体小康程度。 “国民幸福总值”（GNH）和后两个指标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它不仅包括了“八小时之内”的价值（工作时间价值），也包括了“八小时之外”的价值（休闲时间价值）。

奚恺元教授曾对幸福的来源作过深入研究，从其研究发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休闲之于幸福的意义。奚恺元发现：由于“适应性效应”的存在，某件事件（如收入增加、乔迁新居等）虽能使人的幸福感增强，但其对人的心理刺激作用可能很快就会降低，因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会带来永久的快乐；但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会产生同样的适应效应，“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比如旅游、运动、社交、艺术鉴赏、个人爱好等，要比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更长久”。 显然，这些所谓的“精神方面的活动”多是休闲活动，这也就意味着休闲较之劳动及其物质成果来讲，能带来更为持久的幸福感。奚恺元还通过研究发现，脉冲式的变化带给人的幸福感更高。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幸福程度是和一般人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生活水平不是特别高，却时常有一些变化，如不时进行旅游、探险等活动，则这些活动带来的脉冲式的快乐能让他感到更加幸福。虽然脉冲式的变化有时也能通过与工作有关的因素而得以实现，但休闲活动无疑是更为常见和更为重要的提供源，因而与幸福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三、幸福学与休闲研究

由于研究的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幸福，因而“幸福学具有终极意义” ，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应处于“母学”地位，“不仅是经济科学体系的母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依据和指导者” 。人类的一切活动均与幸福有着或正或反、或大或小的关系，因此，一切围绕人类行为及其规律展开的研究均应以幸福学为指导，休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从幸福学的视角出发，人类一切研究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均应是如何增进人的幸福，包括个体的幸福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休闲学者们已经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过休闲与个人和群体福祉之间的关系，一些理论研究成果最终落实为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具体实践（如缩短工时、增加假期、增设休闲设施等），对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休闲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偏重于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休闲问题，而忽视片面注重休闲产业的经济价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有些低俗娱乐活动虽然也能拉动消费、增加税收，却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不合，对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并无正面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故而不宜提倡；再如某些特定的休闲活动（如越野车赛）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如能以幸福学为指导，时刻以能否增进人们的幸福程度作为研究活动和政策实践的评判标准，则有助于防止出现类似的偏差。幸福学也给管理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由于休闲对增进员工幸福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学视角的休闲研究应侧重于如何创造条件鼓励员工更好地去利用休闲时间和休闲设施，从而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公共管理领域而言，也是如此。从幸福学的视角出发，将公共幸福视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就可以使我们拓宽公共政策价值研究的视野，走出公共政策双重价值冲突的怪圈。在运用公共政策处理某些公共问题时，如果其基本价值取向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可以用幸福这一终极价值取向来进行价值判断和方案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幸福学在英文中被命名为Hedonomics，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学就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而只是因为心理学和经济学恰好在某一时期对幸福问题关注得最多，且命名者（奚恺元）恰好又是心理学家兼经济学家的缘故──随着幸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幸福学这一门学科的英文名称也有可能会被重新讨论。实际上，幸福学如同休闲研究一样，由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起来必然要借助包括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在内的许多不同学科的资源和方法。当从休闲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休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这是迟早之事──的时候，它也将成为幸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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