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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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市通信产业发展，加强通信领域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职称社会化评审工作，我市自2012年起，成立工程技术系列（通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的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

在北京地区从事通信专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按规定参加评审。

二、评审原则

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的评审工作纳入全市职称社会化评审体系，按照“自主申报、科学评价、评聘分开、择优聘任”的社会化评审原则，开展相关工作。

三、评价办法

工程技术系列（通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即工程技术人员需参加专业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后，再进入评审环节，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取得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

（一）考试办法

考试科目为《通信技术》，考试时长为180分钟，采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及相关法规，从事通信工程项目的技术水平及业务能力。参加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的人员，由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核发《通信技术》考试成绩合格证，该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二）评审办法

评审工作分为评议组评议和评委会评审表决两个部分。评议组由与申报人员同专业的专家组成，采取面试答辩的方式，根据评价标准对申报人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议。评审委员会在评议组评议的基础上，对申报人员进行评审，并表决确定评审结果。

四、组织管理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负责对北京市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考试和评审工作的管理，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北京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心）负责实施考试工作，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工程师考试办公室负责组建评审委员会并实施评审工作。

五、考试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通信技术》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或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

（二）获得硕士或本科毕业学历后，取得工程师资格或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满5年，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

（三）获得硕士或本科毕业学历后，取得工程师资格或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满3年，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或获得专科毕业学历后，取得工程师资格或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满5年，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发明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2、参加编写省（部）级及以上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生产操作规程的主要起草人；

3、持有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

4、获得本专业技术发明专利2项，或实用新型专利4项；

5、公开出版专业著作，且独立撰写5万字以上。

（四）取得专科毕业学历或具有大学普通班学历满10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20年，取得工程师资格或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满8年，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

（五）已取得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格，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

以上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格指讲授自然科学类课程的教师；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格指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的研究人员。

专业工作年限计算到考试当年年底。

六、评价程序

（一）参加考试：通信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完成报名，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

（二）参评申报：取得合格考试成绩人员可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提交申报信息，并向评委会提交外语考试合格证书、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合格证书、《通信技术》考试成绩合格证书，以及评审所要求的其它材料。

（三）评议评审：专业评议组对申报人员进行面试评议，评审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审，并票决确定评审结果。

（四）验收公示：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对评审结果进行验收，并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进行为期15天的社会公示。

（五）证书发放：公示期满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取得高级工程师（通信）资格人员，颁发《北京市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书生效日期自评审委员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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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这对承担“提出利用外资战略、控制和优化全口径外债总量、核准限额以上外商投资重大项目、制定境外投资战略”等重要职责的外资司而言，可谓重任在肩。

顾大伟表示，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学习讨论过程中，全司同志一致认为，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两转三大”学习推进活动的延续和深化，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提升发展改革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他强调，推进定位转型，首先要做到认识上的提升。只有深刻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中央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判断的有关精神，准确把握开放型经济新形势、新任务，才能找准定位转型的方向和着力点。

顾大伟坦言，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必须注意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产业分工、贸易和产业链整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跨国投资复苏缓慢，各国引资竞争更加激烈。自由贸易区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更加活跃，国际投资规则呈现新的变化。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开放，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趋势。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外部环境。

从国内看，要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利用外资进入转型期，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凸显，必须认清和尊重经济规律，及时转换动力，培育形成市场体系健全、行政服务高效、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备的综合新优势。随着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正在由资本输入国逐步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需要加强对走出去的引导和服务，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持续调适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的理念、政策、方法，积极主动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顾大伟说。

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开展以来，外资司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既注重活动形式的灵活多样，又紧扣主题、突出实效。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围绕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转什么、怎么转进行了深入讨论，将学习讨论成果指导应用于实际工作。不满足于“自拉自唱”，坚持开门搞活动。顾大伟说：“在做好内部学习讨论的同时，结合在广东、天津等地调研，听取地方和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从服务对象的视角看我们的定位转型活动，使定位转型措施更接地气、更有针对性。”

顾大伟表示，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下一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外资司将进一步明确定位转型的思路和举措，持续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管理作风，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做好战略规划引导，深化跨境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外商投资方面，要重点研究负面清单模式下外资监管体系，完善外资产业和区域引导政策；贯彻落实《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放宽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准入；深化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核准管理制度改革，及时跟踪分析评估改革效果，既提高便利化水平，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修订、制定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促进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

境外投资方面，要聚焦重大问题，开展“十三五”规划研究；彻底跳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传统管理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指导协调服务上，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监管；健全境外投资法规体系，优化管理体系和程序；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机制，支持有关行业和领域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与重点国家合作，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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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考政治辨析题 类型 解题对策 启示

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要求采用恰当方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福建省文科综合考试说明》的“考核目标与要求”中明确提出“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以及论证和探究问题”的能力要求。辨析题符合能力立意的高考要求，符合高校选拔人才、提高考试区分度的目标，是高考题型之一。所谓辨析题，就是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或课本的理论知识、国家的方针政策，对试题的观点、材料、情境等进行辨别分析的试题。解答这类试题时要求有辨有析、辨析结合，或有辨有评、辨评结合。辨是指辨别判断，析是指对判断的分析说明。这种题型不仅可以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而且可以有效考查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一、辨析题的类型

（一）单向型辨析题。试题中一种辨点本身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或是已公认的真理（完全正确型）；另一种辨点与客观规律或事实完全背道而驰（完全错误型）。

（二）正误混合型辨析题。这类辨析题有三种情形：①命题内容总体正确，但其中包含错误因素或不合理因素；②命题内容总体错误，但其中包含合理因素；③命题的前提正确，但结论错误，或与之相反。

（三）条件不完全型辨析题。试题中所述观点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遗漏了一些方面而使得对观点或现象阐释得不够全面或充分。

二、不同类型辨析题的解题对策

针对不同的辨析题类型，我们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下我结合近三年课改区的高考试题进行分析。

（一）单项型辨析题。解答观点完全正确的题目是首先指出观点的正确或科学性，其次是说明理由，最后得出结论；解答观点完全错误的题目是首先指出观点的不科学之处，其次是说明理由和原因，最后提出正确的观点。

例如［2010山东高考28］材料二：近年来，《沂蒙》、《南下》等“红色”影视剧，从新的角度诠释了革命英雄人物，顺应了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2010年山东省“两会”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

（3）透视《沂蒙》、《南下》等影视剧的成功，有人认为“没有否定就没有创新，创新就是否定”。结合材料二，运用辩证否定观的知识评析该观点。

分析：这是一道典型的单向型辨析题，根据“创新就是否定”就可以对题目中的观点作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判断”，接着可运用“辩证否定观”、“创新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相关知识对本体进行说明。解答这类辨析题，要注意做出明确的判断，同时运用所学的知识点作为判断的依据，切忌用自己的语言作答。因此，学生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熟悉掌握书本上的观点、原理、概念和时政方面的相关知识，同时，答题时要注意结合材料进行作答。

（二）正误混合型辨析题。解答正误混合型辨析题，首先应分别指出题目中观点正确或合理的部分，并运用教材理论说明其正确或合理的理由；其次应指出题目中不合理的部分，说明理由，并提出正确的观点；最后应进行总结。

例如［2011福建高考39］材料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外界有人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复杂心态。一方面对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表示认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发展模式感到恐惧，甚至提出了“中国”。

（2）请你运用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对材料二中的“复杂心态”进行评析。

分析：这是一道典型的正误混杂型辨析题。首先，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这是客观事实，“复杂心态”表现为认可，有其合理性（分析时要运用教材理论说明其理由）；其次，“中国”这种心态有其不合理性（分析时要运用教材理论说明其理由并指出正确的观点）；最后，总结。解答这类辨析题时，要避免单向的思维，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既善于用正确的原理、概念去分析命题的正确和错误，又树立多层辨析的意识，逐一分析观点中包含的多层意思，全面理解各层意思间的关系。因此，在解答正误混杂型辨析题时，不必在开头匆忙做出判断，其判断可体现在整个答案之中。

（三）条件不完全型辨析题。解答条件不完全型辨析题，首先应肯定命题的正确性，运用教材理论简要进行说明；其次应补充其他因素和条件。就是要补充题目中观点的成立需要的但并没有完全给出来的条件，并且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说明；最后应对该题进行总结。

例如［2009江苏高考37］：有同学跟帖认为：“只有参与重大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者。”请你运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对这一观点加以评析。（注：背景材料是建国60周年和“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

分析：这是一道典型的条件不完全型辨析题。解答本题，首先根据知识点“民族精神产生于社会实践，弘扬培育民族精神要立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肯定“参与重大社会实践活动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者”说法的正确性；其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还应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解答这类题时，我们对命题的认识应该全面，不能以偏概全，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三、辨析题作为高考题型对今后高考复习的启示

从以上三道高考典型例题，可以看出辨析题作为高考题型没有单纯地考查教材的知识点，而是通过结合热点时政材料来考查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夯实基础知识，做到“宏观把握，微观落实”。当前高考命题正在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能力立意”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淡化基础知识的学习，试题的“能力立意”仍然是以知识为载体的。从近几年高考经验看，知识薄弱是制约考生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以本为本、以纲为纲”。在复习中必须紧扣考试大纲、高考考试说明和本省教学要求的知识点，夯实基础。要夯实基础知识必须做到：宏观上，在强调主干知识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构建知识网络，搭建相关知识之间的桥梁，建立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政治生活》第九课的知识，构建知识网络如图所示：

在上述分析正误混合型辨析题（即2011年福建高考第39题第2问）时，若能在平时有效地构建知识网络的话，那么解答该题的过程就显得相对容易了。

微观上，要落实《考试大纲》，特别是《考试说明》里的每个知识点。重点落实四点，即高频考点、热门考点、新增考点、调整考点。同时，通过师生交流，让学生暴露知识缺陷，增强复习的针对性。

（二）加强时事教育，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针对高考政治辨析性试题结合时政热点材料进行能力考查的特点，在高考复习备考的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扩大政治视野，增加时事政治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知识储备。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时政热点渗透在平时的知识复习中，促进学生学会以理论知识来说明社会实际。此外，在复习备考过程中还要反映新课程强调的生活化特征，引用贴近学生生活的事例或富有我省特色的大事组织教学与复习。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多向思维能力。为此在今后的高考复习中要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改变满堂灌、注入式的陈旧教学方式，克服死记硬背的做法，增加实践环节，联系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在教学改革中逐步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如在复习“正确认识人民币升值问题”时，可联系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引导学生讨论分析，从而得出“人民币升值有利也有弊”的结论。

（四）掌握高考应试技巧，做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高考政治主观题有多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题目有不同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由于福建省高考实行自主命题，要提高辨析题的应试技巧，我们需要对往年各地高考和省质检的试题给予充分的重视，熟悉命题特点，发现基本规律，提高应试的针对性。在运用这些试题训练时，要强化审题、答题方法的指导，注重提高学生的审题技巧。对学生的答题规范要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在试题的讲评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分析审题、答题的得失，吸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组.高中《思想政治》教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2］福建省教育厅高考考试说明编写组.福建省文科综合考试说明［M］.福建：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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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推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抢占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一、理论依据

金融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产业政策。金融倾斜又可以分为自然倾斜和人为倾斜，自然金融倾斜是由于金融业作为服务产业，其存在是依托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金融业的发展选择必然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或者说金融集中发展区域必然是一个经济发展层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与经济相生相伴的金融产业也往往是相对落后的。因此，作为国家支持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选择人为金融倾斜的政策可能更符合国家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本质上属于产业发展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在把某些优惠政策措施应用于某一区域后，由于金融业的弥散、渗透功能，金融业对区域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企业经营运作都发挥了其作为资本聚、散纽带的资金配置职能，同时提供了资金与效率的支持。

在区域金融倾斜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金融业牵涉的面广，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极为谨慎。目前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者是银监会，考虑到金融的风险和监管的困难，在区域金融倾斜上，很少见到针对某一地区特点的金融扶持政策。虽然央行可以在政策性金融领域发挥应有的对区域经济的支持作用，或者可以在区域的宏观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政策，欠发达省区可比发达省区低若干比率，用以增加货币供给，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更快速的发展。然而由于政策性金融的局限性和金融政策出台的谨慎性，市场化的发展需要市场化运作的金融体系。因而央行与银监会在研究制定金融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地区性金融特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地方经济特点基础上，制定针对地方特点的金融业务和风险监管活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立专门性质或以某种业务、功能为主的区域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是以经济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以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资金融通和聚散的枢纽、货币金融业务的汇集和转口地。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需要有一个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外，还需具备优良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市场发育健全、金融人才资源充足等条件。

区域金融中心定位从中央的角度上看更多体现的是微观层面的目标，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中心的清晰明确的定位对其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定位上：一是区域定位。在金融中心的服务区域定位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战略步骤：首先确立中心城市，然后再在稍大范围内的区域建立金融集中区。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寻求更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在全国的城市区域分工中确立自己有利、合适的位置，再进而确定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的主要服务方向。二是金融业务定位。一个功能业务全面的金融中心包括建立地区性融资、投资、产权交易中心以及地区性商业银行等等服务于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潜力产业。区域金融中心建立之初其金融业务定位应更倾向于先建立专门领域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考虑首先建立一个功能全面包含广泛的金融中心。三是金融功能定位。金融功能包括金融的外部效应和金融体系的内部效应，其对经济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是金融体系整体对经济与社会的总体相协调、适应、吻合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体现在它的配置功能上，其功能已经辐射外化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因此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应逐步有所扩大，可以考虑发展金融业成为地区性的支柱产业之一。四是区域金融的结构定位。在既定的银行主导融资环境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必然导致优势企业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一方面大量企业又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局面，因此必须在这个银行主导融资的环境中，先建立深刻熟悉和掌握地区经济特点的区域银行，建立地区信用融资模式，以扶持本地区支柱和潜力产业为发展目标，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再发展到市场主导主导融资的结构模式。

二、实践与建议

近几年，兰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不断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质量，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积极稳步推进，商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逐步规范。地方金融机构通过深化改革和综合治理，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出现了积极变化，资本充足率提高，资产质量明显改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面清理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资本市场发展进一步规范。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构建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实践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打造一个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实践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金融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我国，金融资源的聚集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兰州投资拉动增长特征明显，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与银行贷款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不仅为项目融资规模扩大开辟了新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发达地区。打造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就是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挑战，努力掌握金融资源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把金融作为重要抓手，有效突破加快发展的资本瓶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要求，做大做强石化、有色、冶金、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活跃的经济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他们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催生新兴产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打造金融中心，就是为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强力推动金融与工业的互动发展，通过金融资源的快速积聚和集中，带动并促进工业企业和工业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金融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励支持金融业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此，必须做到：宏观层面：一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战略层面；二是成立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协调小组，加强组织保障；三是规划先行，推出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四是立法推动，加强法律保障。微观层面：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金融人才中心和金融灾备中心，完善金融市场诚信体系；二是吸引和培育金融机构，制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兰州银行等本土金融机构；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设立有色金属商品交易所，扶持低碳企业上市、发债；四是创新金融业务，开展装备制造业投融资、碳权质押贷款和金融服务外包等业务。

参考文献

[1]李波.武汉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J].长江论坛，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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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长体制；日本式企业系统；制度调整模式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9-0004-07　收稿日期：2011-06-30

“现在有一个妖怪在徘徊――所谓金融全球化的妖怪……”

不管事情的实际发展状态如何，

“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所有领域都深陷混乱。次贷危机和雷曼兄弟的经营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以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国内危机形式结束，而是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这个通道扩散到世界，甚至渗透到了“实体经济”领域，掀起了更深层次的波澜。而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也让世人认识到了金融市场的“功与罪”，同时深深地体会到没有金融市场这一金融系统，现代资本主义几乎无法存在的事实。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把金融系统嵌入自身体内，而且正是因为内部化了的金融系统装置本身而让自身陷入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那么，我们应该摆脱传统的经济框架及制度构造，致力于系统创新。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已面临“大转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从战后引领世界经济的“产业主导型”向由资产价值的升值压力推动宏观经济的“金融主导型”转型。当然，现在的日本资本主义其制度和理念也不例外。鉴于此，本文从时间序列出发，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宏观经济的动向，并思考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若干特质。

一、战后改革与经济复兴(1945～1955年)

(一)“经济稳定本部”与“倾斜生产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断然实施了以复兴经济为目标的一系列战后改革。在战后的“民主化”政策中，为经济复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1946年成立的“经济稳定本部”。该机构兼有两大使命：一是负责制定并实施重要的经济政策与规划，二是负责协调GHQ(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与政府各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稳定本部”的指导下所实施的经济改革的基轴是“倾斜生产方式”和“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的一系列组织化行动。

所谓“倾斜生产方式”是指，将经济重建的重点放在煤炭、钢铁的扩大生产上，通过实现两者的循环增产来阶段性地带动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发展，以提高供给水平。由当时吉田茂内阁组建的“煤炭小委员会”成员有泽广已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成为了战略复兴计划的支柱(“修订日本经济再建的基本问题”，1946年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

而1948年创建的“经济稳定本部”，组织了按产业成立的平行的各业界团体(日本煤炭协会、日本钢铁协会、日本纺织协会、日本化学工业协会等)，并让业界团体参与政府的审议会，成为审议会的中心角色，目的在于建立起经济复兴的国民性产业协作体制。“经济稳定本部”的作用是通过工矿业业界团体的组织化，尽快走上经济复兴轨道。以都留重人为核心编写的“经济实相报告书”(第一次《经济白皮书》，1947年)，以“国家、企业、家庭皆赤字”形容了战后日本悲惨的经济状况。

都留重人主张通过流通过程的自立，来创建经济循环的稳定机制；而有泽广已的“倾斜生产方式”属于生产力主义的产业合理化构想。但无论是重点产业的“倾斜生产方式”构想，还是“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化，其背后都有“统制与计划化”这一战时“统制型经济”的政策理念残余在起作用。

(二)道奇路线与单一汇率(1949年)然而，战后型统制经济内部就包含通货膨胀因素，而且国内经济虽然可以实现封闭状态下的生产恢复，但却无法使得主要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为了冲破这一局限，GHQ于1948年提出了以日本经济的“自立”为优先政策目标的“经济稳定九大原则”，实施了均衡财政、抑制融资、稳定工资、强化汇率管理和强化物价控制等措施。这一措施反映出了冷战构造下美国政府――GHQ的对日占领政策的转折。GHQ的特别经济顾问道奇(Joseph Morrell Dodge)遵照上述“九大原则”实施了被称之为道奇路线(Dodge Line)的复兴政策。

以超均衡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单一汇率的设定等为主要内容的道奇路线，结束了战后爆炸性的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框架从“统制型”向“市场经济型”的转型，并使日本得以“回归”到国际经济社会。特别是作为实现“九大原则”不可缺少的条件，严格的外汇管理得到施行。当时制定的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重重地打击了之前依靠160～600亿日元范围内浮动的出口汇率的关联产业。上述一系列所谓“强制休克疗法”，迫使日本经济陷入深刻的滞胀(道奇滞胀)。

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称之为“朝鲜特需”的以军事需求为中心的巨大的投资需求。国内的过剩库存瞬间被消化，前所未有的外需规模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收支结构，国内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互刺激形成了良好的循环机制。因此，在冷战这一国际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朝鲜特需，改变了日本在国际政治战略中的地位。如1951年同世界48个国家之间缔结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次年(1952年)日本的“独立”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日本承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战略并深度地渗透到美国经济圈，因此，该政治选择从各种层面上给此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制约。

(三)“开发型资本主义”的原形

“媾和独立”后，日本为促进重化工业发展，围绕产业基础建设和重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钢铁、造船与海运、煤炭及电力“四大重点产业”的培育，制定了各种制度方面的优惠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力工业。在战时和战后一直由国家管理控制的电源开发(以水力发电为中心)，1951年被分割成九大民营电力公司，试图强力推进水电事业发展。但是，政府于1956年改变了方针，决定将电力重点由水电转向大规模火力发电。为了促进上述重点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政府制定了如“租税特别措施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特别法律，并依据特别措施实施了特别折旧、溢价偿还等，从而激起了企业的设备投资热情。这就是所谓“资本积累税制”。另外，为了确保长期资本供给，积极发展以邮政储蓄等为原始资金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并相继设立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住宅金融公库等政府金融机构。

于是，日本经济踏入了近乎异常的高速增长轨

道。而该时期实施的积极的产业培育及其扶持制度(包括法制)，从其基本性质来看，属于“开发型资本主义”的原型。可以说，从“统制型经济”向“市场经济型经济”转型的日本资本主义，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日本特有的制度调整模式。

二、高速经济增长(1955～1970年)

(一)利润一投资主导型增长体制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到1970年的1 5年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了11.0％的高速度。1963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GNP)比1956年翻了一番，制造业生产总值增长也接近3倍。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是非常典型的“设备投资主导型”(特别是民间的设备投资)增长，带动增长的主导力量来自由大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

若要弄清楚高速增长的经济框架，必须分析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治、社会条件。1955年是搭建高速增长舞台装置的特别年份，即所谓55年体制。一个是“保守联盟”(自由成立)，意味着高速增长体制的政治支持架构走向制度化；另一个是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创建了由民间企业的分产业劳动组合与公劳协(国家公务员)“共斗”(共同斗争)来推进以薪资提升为中心的日程表型“春斗”方式。“春斗”(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年度工资谈判)方式，此后逐渐发挥了调整薪资与雇佣的功能。

从1955年一直到1970年前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增长是积累构造的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利润一投资主导型增长体制，因为为该阶段的高速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高利润率支持下的高水平设备投资(特别是民间设备投资)。尤其重点推进了重化工业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加21232程的深度化)，并实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电力能源结构的转变，即由低效率煤炭转向廉价进口石油。而且，该体系背后有以主银行为中介的间接金融和集团融资的金融系统的巨大支持(所谓“银行主导型金融构造”)。以“春斗”为轴的薪资调整模式稳定地支持了雇用关系-消费品需求。就如当时池田隼人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所描绘那样，该时期日本资本主义借助“钢铁拉动钢铁”的民间设备投资，实现了高水平生产力支持下的高利润率和高消费水平，即利润一薪资(投资一消费)的良性循环(参见图1)。

那么，该阶段近乎异常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有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论支持呢?答案是下村浩(1910～1989)的投资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由政府运营适宜的财政金融政策(如实施低利率等)；②具体反映创新的民间设备投资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③民间设备投资不仅有助于形成有效需求，还具有未来的生产力效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1958年大藏省内部资料)。

(二)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时期(第1期高速增长，1956～1965年)

这一阶段曾出现过“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两个经济增长高峰，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国内需求拉动的增长。首先，基于广泛的技术革新的民间设备投资极其活跃。尤其是生产工程的连续化、自动化，新产品与新产业飞速发展，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发展等，一系列技术革新强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产业持续的设备投资。很多研究表明，该阶段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率的60％来自技术革新效果，而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的贡献率只有40％。其次，大众消费社会迅速形成，大大刺激了家庭消费品需求，因而从需求层面又推动了高速增长。“神武景气”时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产品迅速普及，而“岩户景气”时又遇到了汽车社会化，举国上下国民对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渴望进一步刺激了内需扩大，持续鞭策了高速增长。“春斗”方式的稳定，基本保障了每年10％左右的薪资上升，进而诱发消费品需求的扩大，收入效果与由大规模生产带动的耐用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效果相结合，引发了新型消费品生产的累积扩大。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以石油进口自由化为基调的“贸易自由化论”(“贸易的自由化”1961年)等政策构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正如经济企划厅在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上所言，“已经不是‘战后’了”。

(三)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时期(第2期高速增长，1965～1970年)

象征该阶段后期高速增长巨大成就的是，1968年日本的经济规模(GNP)超越了西德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遇到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所谓“伊景气”(伊为日本神话中登场的男神)。这一时期技术革新不断地多样化，重工业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可以说，规模经济效应十分突出的“重厚长大型”产业的强劲发展带动了该阶段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依靠技术革新而取得高速发展的钢铁、机械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代表――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从内需和外需两个层面上发挥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与此同时，分包(下请)部件制造业构成了重化工业金字塔构造的一环。然而，“欲望呼唤欲望”的机制下耐用消费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普及，最终导致了国内需求达到饱和的状态。而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劳动供需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年轻劳动力为中心的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结果工资水平不断上升。

凭借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开始日本贸易收支的黑字格局完全定型，1971年的外汇储备仅次于美国和当时的西德，居世界第三位。而且，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经济，是非常典型的石油依赖、石油多消费型体质。于是，针对日本经济的开放压力逐渐加大。

另外，日本一方面开始放宽对外国人股权取得限制，实施资本交易的自由化(1967～1969年)；另一方面以大企业为中心逐渐形成以集团内系列交易、长期雇佣、由主银行体系主导的间接融资与集团融资为特征的“日本式企业系统”。泡沫经济以前的日本企业，具有长期志向、成长志向的目标特征，以雇用、交易、所有权关系的持续性为固有特性的结构特征，而且这样的持续性内部就包含着资源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进一步成长的行为特征。换个角度来看，正是“日本式企业系统”促成了“日本企业的三大特征――目标特征、结构特征、行为特征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持续的交易关系，具有了可同时应对“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独特的机制。

然而，历经各种结构调整而顽强地存续下来的该“企业系统”，即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资本主义的鲜明的结构性质――“等级化的市场一企业关系”，在“泡沫经济崩溃”(1992年)后不得不面临改变。

三、结构调整与出口主导型增长(1971～1990年)

(一)双重打击与结构调整(1971～1980年)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20年间，日本经济先后两次遭遇到尼克松冲击(1971年夏)与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秋)的打击，过剩投资-强储蓄体制问题开始显现，日本进人了结构调整时期。1974年，日本经历战后第一次的负增长，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1987年成立JR)，这些是能够代表这一阶段经济特征的重要标志。

自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以后一直到东西方冷战结束(1990年)的18年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跌落到4，2％。从主导产业来看，引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并非高速增长时期的重化工业，而是新兴的省资源型知识产业。

1971年8月15日(日本时间为16日)，美国尼克松总统发表了以①禁止外国用美元兑换黄金；②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③冻结工资与物价三个月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它构成了尼克松冲击，给日本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欧洲诸国开始给日本施加日元升值的压力。其背后有“日本的黑字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大原因”的共同(或默认)认识在起作用。事实上，当时日本的国际收支确实呈现“基础性不均衡”。日元对美国汇率一直固定在1949年4月25日1美元=360日元的水平上，而日本与欧美诸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从当时的国际经济情势来看，确实是日元评价过低，造就了日本巨额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黑字。

日元正是这样被推上了国际货币调整“主角”地位。同年末，尽管有斯密森汇率(1美元=308日元)协议，但在世界性的通胀环境中，日本的贸易黑字和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紧接着日元，EC6国也转向变动汇率制。这样一来，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即IMF体制基本瓦解(1973年)，剩下的是庞大的过剩流动性。而这一过剩流动性，日后流向了土地投机、商品投机和股市操纵等，逐渐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系统。

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更为沉重。同年的秋季到冬季，产油国的原油价格提升3.8倍，和前年同期比则上升了4.7倍。而此时日本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高达99.7％，因为，早在高速增长期已经确立了依赖于进口石油的能源消费构造(第一次能源中石油所占比重1973年为78％，能源消费中产业部门所占比率为56％)，再加上田中内阁的“列岛改造论”掀起了土地投资通胀，原油价格的急剧攀升，促使日本经济的价格体系与成本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石油危机和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改变了日本贸易收支与贸易构成、产业结构、企业系统以及金融结构等。

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率和利润率都大幅度地下降，企业一方面实施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的“减量经营”，如大幅度地调整库存、抵制设备投资、剥离低利润部门等；另一方面重组分包企业(形成等级化的分包网络)，结果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产业结构从“重厚长大型”向“短小轻薄型”，从基础材料型重化工业向机械、电气、汽车、精密机械等加工型产业和省资源型知识产业转移。矿工业生产指数，在1971～1980年初期间，下降了18％，1974年的GNP也记录了-0.2％(实质-0.6％)的增长率。战后第一次经历的负增长，意味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预示了日本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结构转折)的到来。

(二)出口主导型增长与“泡沫”经济(1980～1990年)

大约从1977年起，日本经济率先于欧美发达国家恢复景气，孕育了新的增长体制。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需求，从此，日本经济步人出口主导型增长阶段。1980年代前半期，在美国财政赤字下的高美元、低日元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日本的对美出口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的经常收支黑字也随之不断增加。即使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因政策性协调介入，高日元、低美元迅速发展，但企业经过“减量经营”和多次重组、合并等经营合理化，即所谓“减速经营”=削减成本，重新恢复了出口竞争力，使得出口主导型增长得以持续。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表面上是由消费的高级化和设备投资的迅速扩大带动的，但实际却不然。80年代前五年的实质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3.1％的水平。此后，日本顺利克服了日元急剧升值带来的经济打击，与此同时，政府为振兴内需而实施的低利率政策等，极大地刺激了住宅建设和个人消费等，日本迎来了内需主导。一方面，各种设备投资仍然活跃，如住宅投资与民间设备投资，信息通信化的技术革新投资，以城市开发为目的的建设投资等；另一方面大幅度的日元升值相隔一定时间后开始促进了家庭实际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从1985年到90年的五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因此，也有人将日本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型、结构调整、市场机制的强化、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等，促使日本经济恢复活力的成就，归功于“广场会议”后不久提出的“前川报告”(1986年，前川春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被泡沫顶上去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同时也呈现了左右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积累构造发生重要变化，企业金融构造发生了质变。1989年，股市的时值总额超过了1985年的3倍，也超越GNP6倍以上。特别是1984年以后实施的“金融自由化”(废除了严格限制与实体交易没有直接对应的外汇期货交易的“实需原则”以及“日元转换限制”)与国际化(“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现状与展望”)，促使日本企业金融从以主银行为媒介的间接金融方式转向以证券金融为中心的直接金融方式。

一直到高速增长结束前，日本的企业金融方式以间接金融为主，企业以相当于主银行的城市银行的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实现了持续的设备投资。然而，石油危机后，企业积极采取了积累内部资金(内部保留+减价折旧)的自我筹供方式，呈现了脱离银行的倾向。1986年起外国银行开始在日本营业，1987年，多家外国证券公司取得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于是日本企业开始积极运用时价发行增资、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附有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1981年修订的商法允许发行该类债券)等伴随新股发行的股本融资方式，以及1987年起创设CP(企业为筹集直接短期资金，不经由银行以本公司名义发行的单名无担保约束的商业票据)等。1988年以后的“泡沫”膨胀期，通过股本融资方式筹措的资金总额达到56万亿日元巨大规模，如此膨胀的巨额资金又被转换成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投资等，运用于所谓财务技术目的，进而继续推高股价，给“泡沫膨胀自动装置”(宫崎义一)快马加鞭。同“泡沫”膨胀期完全重叠的这一时期金融系统具有了无限制的自我膨胀性质：对股票持续升值带来的资本收益的期待与幻想，通过股本融资获取巨额低利资金以及膨胀的手头流动性，进一步掀起大量的股市投资和股价攀升。这就是所谓“金融系统的自我指涉性”(A.0rlean)状态(见图2)。

四、长期萧条与“失去的10年或20年”(1990年以后)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逐步形成。无论1987年美国的“黑色星期一”还是1990年的“东京股价暴跌”引发的“泡沫”的崩溃，都是在资产价格的上升驱动宏观经济的“金融主导型”增长体制这一新的经济框架形成过程中发生的。而“泡沫”的崩溃以及此后长期持续的萧条，证明了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事实。日本资本主义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过去所积累的过剩资本存量。

从1990年代初，日本资本主义深受来自80年代后期形成的过剩积累、90年代“泡沫”崩溃后资产价格暴跌以及需求大幅度收缩等所谓“复合萧条”(宫崎义一)的打击，90年代中期又增添了不良债券这一新的问题。在这样的结构危机下，社会调整模式陷入瘫痪，平均实际增长率不到2％。

日本经济从2002年开始逐渐复苏，但电气产业和汽车工业等出口产品生产部门的大企业收益的恢复，却是依赖于正规劳动者的解雇与工资的限制，而且在恢复过程中，劳动分配率急剧下降，因此，消费需求一直未能摆脱低迷。所谓社会规模的调整模式功能未能得以恢复。所谓“无实感的景气恢复”形容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一)90年代的长期萧条与“三大过剩”问题90年代萧条下的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大过剩”：①设备过剩；②不良债券过剩；③雇用过剩。关于第一个问题――90年代萧条期间累积增加的过剩设备，需要通过淘汰陈旧设备、整理和关闭工厂、重整企业组织和重组分包企业等方式来解决。日本企业开始将战略重心从增长志向转向收益志向，日本型企业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的长期交易关系，也随之逐渐淡化。第二个问题――不良债券过剩，是由于“泡沫”崩溃导致股价和土地价格暴跌，致使金融机构保有的债券瞬间变化为不良债券而累积。受到1997～1998年实施的“日本型大规模金融制度改革”影响，产生了不良债券问题以及中小企业的信用收缩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过剩不良债券，另一方面信用收缩在加紧推行，主银行体系无法如从前那样在企业金融与企业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关于第三个问题――90年代的萧条中产生的过剩雇用问题，日本企业试图通过控制总工资水平的办法加以解决，于是大幅度地扩大了非正规劳动者的比率。与此同时，仍然有部分企业继续维持以雇佣保证与年资薪金为基础的过去的日本式雇用习惯，还有，外国投资者对日本企业股权的持有率迅速上升。这样一来，证券市场和股东对日本企业治理的影响因企业而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优先股东利益，并为之实施基于成果主义的晋升、工资进级制度，日本的雇用体系也趋向多样化。上述企业雇用战略的多样化与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企业的雇用调整出现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分裂与雇用不安变得日益严重。可以说，“日本型企业系统”的基本性质已彻底改变。

(二)经济理论与今后的展望关于结构性的长期萧条，已有若干解释。在本文的最后，概括这些论点，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首先，按重视市场机制的新古典派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上升速度下降和劳动投入量的减少，导致了低增长率。按此解释，要想摆脱低速增长，需要放宽各种限制，强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以淘汰效率低下企业。然而，重视市场机制与供给层面的“淘汰理论”，却难以解决需求不断收缩的问题。倒不如通过企业的创新，建立起企业自身生产率提高机制。

其次，基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解释，低利率与“泡沫经济”下，因资产价格升值而变得异常活跃的“能力增强型设备投资”，引发了过剩投资，而且，“泡沫”崩溃后，因资产价格的跌落与需求收缩(所谓“复合萧条”)，不良债券未能得到及时处理。依据该理论的解释，要想摆脱长期萧条，最优先着手的是创造需求机会，通过解决不良债券来稳定金融系统。与之相关联，吉川洋最近提出了“需求创造型创新”构想。

第三，还有规制经济理论的“结构性危机”思想。依据该理论，危机的起源的确为过剩积累与资产价格的下跌，但在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长期萧条下，失去了对金融系统与产业系统的调整能力，因此企业收益无法得到提升。以大企业为中心尝试了各种协调的日本固有的调整系统――“企业主义的规制”调整模式陷入结构性失调。

最近由美国引领的“金融主导型”增长模式，今后究竟有没有效?金融界对企业提出的高金融标准很可能带来利润与投资的分离，因而对实物投资产生负的效应。1999年废除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以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的分离为目的――象征着金融自由化与高风险化，从此金融的“自我膨胀”得以进一步增强。金融系统原本在其内部包含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逻辑，因而不具备自我调整的内部机构。

凯恩斯主义具有强烈的一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性质，因此其理论未能充分论及现代金融全球主义的强制效果。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浓厚的现代经济理论，离自我反省距离遥远，除了寄希望于金融全球主义继续扩大外，没有其它特别的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