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经济政策十篇

论新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论新经济政策篇2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论新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论新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 内生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 技术约束 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和“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学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结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学家开始在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但这套理论主要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试图将凯恩斯的《通论》长期化、动态化，即试图确定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条件。为此，他们研究了国民收入、储蓄率、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但主要还是在资本产出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理想状态的困难性，即所谓“刀刃”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他们发现，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过程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假定前提和最终结论，阿罗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指出，技术进步与投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来解释这一过程。此后宇泽弘文、谢辛斯基等人的研究首次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认为，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内生增长模型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关系分析

1.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即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行业中有所不同的事实，如果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政府最好引导资源从别处流向该行业，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财政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出过程实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优化配置，如加大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定向培训，使其能够从事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等。另外，索伦森的人力资本分析模型指出，对资本征高税只影响利率，并在长期内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课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教育提供补贴，对劳动所得课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因此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税税率并不为零，政府需要为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生产型服务。此外，索伦森还说明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还是负，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政府应当提供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政府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2.基于知识外溢性效应对财政政策分析。另一种解释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长期中不会发生递减现象的思想，是认为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积累，而知识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使物质资本收益率长期中不会趋向于零。阿罗认为，知识的取得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当总投资不断增长时，经验的取得促进了知识存量的不断提高。一旦知识作为一种共用品被生产出来，即可促进所有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说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弥补私人投资与知识积累的不足，使总投资水平达到或趋近于政府认定的水平。罗默模型同样说明了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资本边际效益并不会因资本固定性而逐渐降低，因此仅靠分散化的私人投资过程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知识存量，政府应采用一定的财政政策，引导私人经济将消费转向物质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具体措施包括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课税，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

3.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t)=f[k(t)，g(t)，l(t)elt]，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巴罗和萨拉认为，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技术进步。

2.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将有利于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及人力素质的提高，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协调成本，而且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更好地利用，也有利于自主的技术创新。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增加科学研发费用支出，鼓励高科技发展等，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成为可能。因此，要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生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

3.给予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风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制度，对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建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加速折旧制度，强化对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税收优惠力度。同时，利用税收杠杆鼓励那些能淘汰大量重复建设产品和项目的技术创新以及那些外部效应明显，与企业及地方资源禀赋适应的适宜技术的引进。此外，我国应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我国的技术出口进行一定的扶持，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经济效益，以此产生对其他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通过必要的“政府购买”的特殊政策，强化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控、导向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的政策，帮助那些很有发展前景，但一时还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高科技成果实现其市场价值。但这种调控和导向主要是对那些经过慎重选择的，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科技成果所实行的特殊政策保障。这也是向企业传递国家支持重大科技创新的一种信号和必要的引导。

4.强化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保障。基思·格里芬曾明确提出，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与创新。体制创新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增加他们的有效性。王小鲁的研究结论表明，1979年～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刘溶沧赵志耘: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朱勇:新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邹薇: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6]肖峰:中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动力分析[j].未来与发展，2001，(4)

[7]k.j.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论新经济政策篇5

【论文摘要】 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不少论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意外略降，以及新增信贷环比巨幅萎缩上，因而显露出些许失望。这是没有从实体经济复苏需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实，投资实际增幅仍维持在高位，7月信贷增速和M2的同比增速也未有明显下滑。这些数据的回落，实际上是合理的调整，从中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积极因素。 尽管未能实现超预期复苏，但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正在稳步展开复苏之旅。宽松的物价环境和快速回落的新增信贷规模，使得政策的着力点可以继续放在保增长之上，并且随着既有政策措施效力的减弱，更为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出台的紧迫性正在增加。 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不少论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意外略降，以及新增信贷环比巨幅萎缩上，因而显露出些许失望。笔者以为，期望投资和信贷保持超常规增长的观点，并没有完全从实体经济复苏需要角度来考虑问题。更何况，鉴于生产价格指数（PPI）的明显下降，投资的实际增幅仍维持在高位，而7月信贷增速和M2的同比增速也未有明显下滑。这些数据的回落，实际上是合理的调整。其实，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更多的积极迹象。 首先，实体经济正在稳步复苏，步伐甚至有所加快。GDP数据是按季度公布的，但从工业部门数据看，三、四季度的增长率将会加快。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幅为今年1月以来最高。工业增加值通常占到GDP的接近一半。出口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的主要渠道，7月出口同比降幅略有扩大，但主要是因为去年基数较高所致。实际上，7月出口额是今年以来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的月份，出口已连续反弹五个月，逐月回升趋势基本确立。 其次，最新数据的一些变化，使人们认识到保增长仍是重中之重。这些变化表明，积极的刺激性政策所蕴含的负面效应，现在还处于相对次要地位。新增信贷规模的下降，显著减轻了政策微调的压力，使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新增信贷规模的萎缩，并不完全是政策面动态微调的结果，其中还有季末效应的消失（商业银行通常有季末放贷冲动）、银行资本金比率下降、票据融资所包含的信贷规模空间的置换等自发因素。这些因素对信贷降温的效果，与动态微调是一致的，受这些因素制约，下半年信贷增速估计有望维持在7月的平台上。这将明显降低各方政策发力微调的必要性。 7月数据还进一步证实，通胀预期尚难演变成真实通胀压力。CPI有望在三季度末转正，但上升速度不会很快，而PPI则可能需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转为正增长。总体而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复苏的实体经济由于只是恢复性增长，还不会走向过热并带来普遍性的物价上涨压力。笔者一直认为，虽然通货膨胀预期值得关注，但在产能过剩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通胀预期一时还难以自我实现。通胀预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将充裕的流动性推向了资产部门而不是实体经济部门，结果，资产价格走高的同时，一般物价同比仍在下降。 从一些先行指标来看，物价负增长的持续期有可能超过预期。有利的物价环境为继续执行扩张性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尽管相关政策不直接针对资产价格，但如果资产价格一路上涨，其将来调整的压力就会增加，进而有可能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同时，资产价格的上涨也提醒我们，扩张的流动性并没有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经济触底回升后，资产部门成了刺激和宽松政策的主要受益部门，而当资产价格过多脱离实体经济复苏步伐走高时，泡沫就会出现，但由于政策受制于实体经济的疲软，难以进入紧缩周期，泡沫通常会继续膨胀直到难以持续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微调是一个选择，但微调要做得好，不能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复苏，这增加了政策的难度。近来，中国的资产部门出现了某些降温的迹象，有望避免陷入危机－刺激－泡沫的怪圈。各大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量已从6月的高位上有所下降，而沪深股市也在8月进入了调整期。资产部门的调整，实际上是在等待实体经济复苏的跟进。如果实体经济能够按市场的预期如约复苏，那已经上涨的资产价格就能找到基本面的支撑了。 从上述这些角度看，在最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读出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复苏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笔者认为，近期数据包含

论新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论新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论证 产业政策 创新 分歧

2016年11月9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举行“产业政策思辨会”，双方首次就“产业政策”进行全面阐述与辩论。双方的观点正好相反，由推崇“产业政策”的林毅夫率先对支持产业政策的缘由进行阐述，之后反对“产业政策”的张维迎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逐一批驳。

一、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的论证过程

林毅夫在产业政策思辨会上的观点概括而言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有产业政策。他用三个分论点从正面进行论述。接着，他陈述反对方的观点，并逐一进行驳斥。最后，他还提出了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的总体思路。

（一）分论点一：追赶阶段的国家均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先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实：19世纪以来，处在追赶他国的国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他提供了两个论据来论证这个观点。第一个是剑桥大学张教授的研究成果：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追赶荷兰的英国、在19世纪中叶追赶英国的美国、德国和法国以及追赶美国的日本，无一例外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第二是增长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二战后经济保持长时间高增长的13个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发展。

（二）分论点二：发达国家也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提出了两个论据来支持这个论点。一个是引用经济学家Mazzucato《企业家型政府》书中的研究成果：是产业政策使得美国一直在经济上保持领先。另一个是：国际上领先的产业在过去也是由政府支持的。

（三）分论点三：产业政策存在的理论必要性

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其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肯定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作用，同时也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有所作为。

按照该理论的观点，企业无法在内部解决具有外部性的技术与软硬件上的问题，所以必须由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性，所以政府在帮助哪些产业更好地发展的问题上就必须做出选择。按照理论的观点，这种选择应当是根据国家的经济结构或者要素禀赋来加以选择，也就是说“按比较优势发展”。

（四）对反对产业政策观点的驳斥

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对产业政策。反对的理由总的来说就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之后，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或者说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林毅夫认为虽然很多时候产业政策并不成功，但是除了石油生产国以外，还没有不用产业政策就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在经济上保持持续性领先的发达国家。林毅夫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政策总是失败。

二、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论证过程

张维迎首先阐明了他与林毅夫的根本分歧，然后从产业政策失败的的原因以及对林毅夫论证中的问题进行批驳来完成他反对产业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

（一）对林毅夫理论基础的批驳

张维迎认为，林毅夫的所有观点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但是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理论。理由有三。第一，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均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根本不相容。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企业家的作用。

（二）对林毅夫论证的若干批驳

林毅夫认为需要产业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协调失灵。但张维迎认为企业家才是最好的协调者；林毅夫说没有一个在追赶的国家没用产业政策，所以产业政策是必需的。但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林毅夫认为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要用“增长甄别法”，但张维迎认为这种方法有问题。

（三）分论点一：产业政策对成功产业的没有作用

张维迎以日本为例，阐述了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与产业政策没有关系，相反，失败的产业全部受到了产业政策的不当干预。

（四）分论点二：产业政策失败的必然性

以中国为例，产业政策失败第一是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是激励机制的扭曲。

关于人类认知能力限制这个问题，张维迎首先从拥护产业政策者的基本假设开始批驳，拥护者认为技术的进步和新兴产业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这个假设完全错误。有三个理由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不能预见。第二个是集中化（产业政策）的错误率远高于分开（企业）决策。第三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

产业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会导致权力寻租。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跟着政府的政策走，而跟着政策走的往往只是套利者而非创新者。而且政府班子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以及持续换届使得激励政策失误的责任难以追究。

三、林毅夫与张维迎论证方法评述

综上所述，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从理论与实证的正面角度和驳斥反对者观点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论述。形式上看，这种论证方法比较周延。但是，正如张维迎所质疑的，在实证侧面的论证过程中，林毅夫的论证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应当论证的是，这些国家因为产业政策才得以获得持续的高增长。

同样，张维迎作为“辩方”，不仅驳斥林毅夫的观点，也有正面的理论阐述。整个论证也是十分全面的。但是，在批驳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逻辑也并不严谨。比如，他说在古典经济学中，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而他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根本不相容，所以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但是笔者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之间两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也并没有完全不相容。完全竞争市场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需要满足较多的前提条件，体现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效用的最大化。而创新对于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带来的是新需求的创造，甚至是生产效率质的变化，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矛盾。但是创新带来的垄断市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也是要走向竞争市场，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新的竞争，然后进一步促进新的创新的产生。

张维迎在批驳的过程中，笔者感觉部分观点偏离了林毅夫的观点中的意思。正如林毅夫想要纠正的一点，他的观点并非政府要帮企业做决定，而是要帮企业解决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论新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经济政策；交易成本；选择

作者简介：马婧婧(1984－)，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010－03

收稿日期：2008－09－10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系列经济政策选择的过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2001)把经济政策分为三类。社会选择指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对应“宪法层次”的政策选择。经济政策选择指经济运行层面上的政策选择，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中国宪法已经比较稳定，其修改已经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也已经做出。当然，在这些方面仍有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而随着中国基本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当期选择的发生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也不断提高。那么，无论从过去而言，还是从未来来看，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怎样的性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表面现象来看，它是一些政策决策者行为的结果。然而，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决策者的行为会受到大众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经济政策选择的性质呢?不少学者强调其决策本质，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2004)将经济政策制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决定，本文就分析将经济政策选择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理由。

一、交易成本的构成简析

交易成本思想萌芽于科斯，在Willianmson(1979)那里发展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节省成本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是经济组织最优的选择。然而，科斯和Willianmson所关注的对象并非一般性的经济政策，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或许可以把企业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政策，然而，企业的投人一产出关系相当明确，而一般性经济政策和政策的产出则难以衡量。所以，把交易成本思想用于分析政策选择问题还需要关注点的转换。

交易成本经济学接受了现代决策理论之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动机、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它们通常只满足于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而不是最优效用水平(slmon，1955)。由于行为的有限理性性质，无法通过签订完整契约保障交易，因而在许多情形下，交易各方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败德行为就会产生。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交易双方就会存在相互信任，行为也能够得到协调，契约并不重要。然而，机会主义使签订契约变得极为重要，从而引起如下成本：(1)达成协议的成本；(2)实施协议的成本；(3)终止协议的成本。

上述三项成本构成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里都不存在。没有这些成本，即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成立。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产权的配置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是不重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了科斯的观点，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但产权不重要，契约形式也不重要。

所谓契约，并不仅指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广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市场和企业组织模式都被看成是契约，企业形式的变动也被看成是用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科斯探讨的市场向企业的转变或企业向市场的转变，也是契约的转变。任何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转变。正是由于对契约的这种解释，交易成本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经济学得以合流。

任何种类的契约都与一定的达成协议成本、实施协议成本和终止协议成本相对应，而且这三种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密切相关，随它们的升高而升高。因而，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程度和交易频率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契约与交易成本的对应关系，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往往不同。所以，通过转变契约形式，可能节约交易成本。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最优的契约形式就是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形式。众所周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都是严厉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但从方法上看，研究最优契约与研究消费者最优选择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研究最优契约一般要假设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

二、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

(一)经济政策选择的决策本质

经济政策决策是在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抽象地看。经济政策选择与消费者选择有很多相似点。例如：它们都是主体选择一些合适的工具性变量；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选择呢?当然，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数学上与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一样的，它们的数学本质都是数学规划。由于这种相似性，前者确实可以对后者有启发。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理性偏好定义为消费品数量空间中的序关系。所谓理性偏好，即序关系的完全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全性指消费者对消费可行集合中的任意两个消费组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指当涉及三个组合时，其相互关系不能与仅考虑其中两个组合时的相互关系相矛盾。自反性是涉及一个消费组合时的一个要求。消费者行为理论就建立在偏好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那么，从数学上看，经济政策选择确实可以与消费者选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然而经济政策选择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同于消费者选择。最重要的有两点：(1)经济政策选择中存在委托关系，而消费者选择中不存在(Dawid et al，2008)；(2)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将强烈影响他人福利。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文献通常把经济政策看作公共品。可是，公共品本身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论。例如，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因而不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其供给问题。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又存在差别，那么，经济政策选择的科学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我们必须为每一种政策“赋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政策的“交易成本”。

(二)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方法

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按照重要性递降顺序，经济政策选择的主体有立法者、行政人员和选民。他们的作用大致是：

立法者代表选民安排辖区的基本经济政策；行政人员则以实际行动维护经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对选民的行动施加必要约束；选民则通过选举对立法者，进而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这三种主体的选择都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说，都会影响到他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们为公共选择。

经济学首先对选民的集体选择做出了创造性分析，典型地反映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一系列结论中(罗云峰等。2003)。但是，集体选择理论假设选民的决策外生给定，实际上并没有研究每一个公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集体选择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而且，既然集体选择不过是通过投票对选民偏好进行加总，集体选择的结果就一定是某个选民的决策。通过理解这个选民的决策，我们同样能够得到集体选择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揭示了研究个人决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理解个人决策不但是理解公共选择的基础，还是理解集体选择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选民、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在决策行为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可以用个人决策模式来分析。个人决策模式假定个人在决策时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

(三)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根据以上定义和假设，我们以司法部门为例来说明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1、立法成本(达成协议的成本)。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为立法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立法首先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带来明确的净收益的立法才是正当的。然而，为估计立法后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调查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2)私人参与立法的成本。立法决策即使不影响经济效率，也会影响相关方的经济福利，因而私人拥有参与立法的愿望，即使必需消耗他们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因而他们指望这可以由政策租金来补偿。(3)模糊立法的成本。如果私人参与比较活跃，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就比较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模糊立法才是可能的。模糊立法将增加行政执行人员按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创造出寻租机会。这些可能都会直接耗费资源，或者扭曲资源配置。

2、法律执行成本(实施协议的成本)。(1)选择执法者的费用。法律制定以后，需要合适的执法者才能发挥善法的功能，同时抵消恶法的不良影响。但正如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由于不完全信息，没有办法保证总能得到合适的执法者。(2)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的费用。司法部门的年度预算，包括司法人员的工资，都属于执行法律费用的范畴。为了使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财政必须提供充足的办公经费，并使司法人员能够得到体面的收入。如果执法者的收入不高，逆向选择就会起作用，结果执法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趋于降低。这会加大法律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3)防止执法人员败德需要监督费用。无论经济政策如何严密，败德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司法监察、上诉、抗诉等引起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监督费用。(4)立法者与选民因执行人员无法完全执行法律也遭受损失。

3、法律转换成本(终止协议的成本)。在所有国家中，任何一个根据既有游戏规则掌握了公共部门权力的人都有权使用公共权威。然而，今天的当权者可能明天就会被其他拥有不同甚至相反利益的当权者取代。新当权者可以合法操纵其前任安排妥当的任何政策和组织结构，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完全摧毁它们。有时，同一当权者在一夜之间也会发生偏好的逆转。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所有可能的法律转换中，错误的财产权法律转换能够让社会承担最大成本。诺思(1994)令人信服地论证了17世纪欧洲国家由于不同的财产权，特别是国家的征税权而经历的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

三、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数学表达

在明确了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可以分析经济政策问题的数学表达。仍以立法机构的经济政策选择为例。与立法、执法和法律转化相关的经济政策选择包括如下方面：(1)人力和物力的获得、分配和使用；(2)制定法律；(3)向执行机关授权；(4)控制执行机关；(5)监督执行机关。经济政策选择是要就每一方面的经济政策都作出安排。为了完成这些安排，立法机构需要必要的政策工具。每一种工具能够不止用于一个经济政策安排，但有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有利于处理某些类型的经济政策安排。当然，对于每一种经济政策安排，立法机构会尽量利用最合适的工具。但是，如何定义最合适呢?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立法者选择那些最适于处理所面临交易问题的执行安排。更准确地说，立法者从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安排中，选择那些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政策安排。霍恩(2004)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立法者怎样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假设立法者只面临立法决策费用(LC)和费用(AC)，且只能改变向执行进行委托的程度(D)。增大委托程度D，将使费用增加但减少立法者的决策费用。如果我们假设费用的变化是D的线性函数，即LC=－nD，AC=vD，那么交易成本

y=LC+AC=(－n+w)D

如果n=v，无沦D在定义集合中取何值，交易成本恒为0，这时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种均衡选择，这意味着委托程度可以是任意的。但一般而言，n与v不会总相等，所以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均衡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如果n＞v，即委托引起的决策费用减少量大于委托引起的费用增加量，那么D应该取定义集合中的最大值，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这时总的交易成本为负值，其含义是通过扩大委托程度，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反之，如果n＜u，那么D应该取0值，即只有不委托，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

交易成本经济学自以为它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而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缺乏时间、缺乏经济政策或假设经济政策为既定。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只注意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表面问题，忽视了它的强大的工具价值，比如，上述霍恩的例子可以一般化为minLC(D)+AC(D)，LC′(D)＜0，AC′(D)＞O。下面，我们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表述上述交易成本最小化思想，这当然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内容的重新解释。然而，能够对它赋予新的解释本身就说明这个理论的开放性和有用性。这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十分流行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设立法者个人偏好和各种机会成本不会变化。立法者试图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安排获得一定的效用。例如，通过设立刑法来保证社会安全达到一定的水平。又如，通过设定税收经济政策来为公共活动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为了建立起这样的税收经济政策，立法者有一些工具可以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可以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工具。设经济政策工具集合X，x=(x1，x2)∈，其中x1，x2分别表示两个经济政策工具，例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设立法者于经济政策安排中得到的效用服从u(x1，x2)，设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别为常数P1，p2。决策者试图寻找最优的x，以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于是，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表示为在达到一定效用水平的约束下，使政策安排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minC(p1，p2，x1，x2)

s，t，u(x1，x2)=u0

这与标准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静态比较分析了。

四、结论

1、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政治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探询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基础。但是，他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经济学表现出具有吸纳其他各种理论的能力，因而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

2、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评估任何一个理论的价值，不是看它没有做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重新发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结构，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鸿沟。

论新经济政策篇9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 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论新经济政策篇10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哲学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争和“民族形式”讨论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提出的。此后，中共分别从政治经济层面采取了“三三制”、“减租减息”、实施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等措施加以贯彻落实，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实践;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种理论转化成实践，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地并且经过实践检验后不断完善和理论上得以确证，从而为中共七大最终提出思想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是实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关键一环。政治层面主要是三三制政权，经济层面主要是减租减息、公营经济和合作社，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又反过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也就是为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①

一、政治上:三三制

应该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之时，中共就立即向明确表示出实施民主的诉求，希望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与民主的示范区，后来在新民主主义的演讲中也提出这两大任务，可见这两项任务是贯穿抗战始终的。1939年愈演愈烈之后，中共寄希望于实施民主的希望破灭，转而寻求自主探索中国民主之路。1940年，接连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接着，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该指示明确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并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170。但在这一指示中也明确提出了“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1］170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问题。

此后，“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已开始实行，晋察冀边区已作出成绩，陕甘宁边区之陇东分区及清绥分区也获得初步成绩。”［1］553但从后来林伯渠对三三制政权的讲话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政策在贯彻初期也存在着一定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人对“三三制”政权初衷的理解差异造成的，特别是由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解差异造成的，包括、刘少奇等当时党内的高层领导对这些新问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2］343，更不用说党内的中下层干部，这不仅造成了当时“三三制”落实中的“位差”，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高层出现不同意见分歧的根源所在。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前文党内指示中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民主集中制问题，深层次的表达便是没有正确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阶级联合和阶级立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度忽略了革命政权的阶级本质”。新生事物的实践总会有曲折，但不管怎样，“三三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践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党内也没有分歧。这一点从1941年1月3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能够看出。指示明确说:“边局决定在今年选举运动中，要以真正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政权，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2］61“我们在边区所要建立的‘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必然会大大提高边区在全中国的政治地位，更好的影响全国，促进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实现。”

［2］61并且，在这一指示中只字未提“三民主义”，这说明中共和已经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并力行实施了。到1941年4月，李富春在《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中明确说“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2］270。1941年6月、7月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晋察冀边区关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汇报。彭真在代表晋察冀边区的汇报中说“三三制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今天政权的性质已经有了本质的转变”，“三三制虽不可能普遍严格实现，但大体实现是可能的”［2］368。1942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巩固三三制，1943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这都说明在还没有找到一种比三三制更加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三三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更确切地说是中共对民主的探求和姿态。事实也证明，三三制确实起到了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共和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的目的。“事实证明三三制是巩固根据地政权及团结抗日的有力武器”［2］368，“加强了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抗日团结”［3］612。这些至少说明三三制作为贯彻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项具体措施起到了最大限度检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作用。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具体落实中三三制还存在着一定问题。彭真在代表晋察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就说:“因为在法律条文上规定三三制，是和真正平等普选原则相违背的。同时，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民主普选中，要想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也极为困难。”

［2］368同时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区，陕甘宁边区还必须遵循国民政府的规章制度，国民政府现实存在的各级参议会制度与三三制政权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衔接问题，这期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普选的参议会制度与三三制之间的双体制运行的并行期。彭真的汇报和中共对普选的执着，又使得中共对三三制不断作出思考。这种矛盾状况导致到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颁布时，陕甘宁边区有“八个县还远未实现”三三制。三三制政权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十分精炼地作了说明。“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这是党在边区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但有些同志，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却发生了偏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形式，忽视内容。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要鉴别新民主主义，首先就要看政权的阶级性与政策的阶级性。……第二，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有效地表现民主的意志和力量。共产党历来是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不因统一战线而动摇改变。第三，只要团结，忽视斗争。……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各党派大联合……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对新民主主义认识的三个方面，右倾都是主要的危险。”［3］631－634林伯渠的这一讲话与对三三制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看作是毛的讲话的翻版。这说明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当初对三三制的设想和定调是准确的，所提原则中暗含的预计到的问题也毫无悬念地出现了。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三三制就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1943年开始中共转而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在政权模式上或者说在政体上逐步探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到中共七大思想确立之时，三三制也明确为联合政府所取代。但是“无论在抗战以前以后，无论参议会成立以前以后，边区政权都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对此是不能怀疑的”［3］632。这充分说明了三三制在实践思想核心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经济政策上:减租减息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4］678。并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概念内涵:包括大银行等归国家所有，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实行“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678－679。这里点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点。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摸索实行了一段时间减租减息政策的结果。但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之后，在他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却明确指出“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1］703。这至少说明，虽然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成型，但是落实到现实层面却显得不合时宜。减租减息其实对应着政权上的三三制，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配合的政策组合，两者都是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后逐步成为中共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两大支柱政策的。如果说三三制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政策，减租减息却是一种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内涵的经济政策，但这一政策恰恰是与三三制政权相配套的。这一矛盾说明，在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上，政治上的或上层建筑上的政策是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的。也正是经济与政治的不一致使得减租减息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消亡成为一种必然。因此，看起来减租减息并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范畴的。那么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对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呢?减租减息政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政策概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和强度在逐步加大，掌握这一政策执行力度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执掌政权的共产党。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国共合作后，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地主、开明绅士一致抗日。

但这一政策的底线是不能否定中共以前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成果，不能触及中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共合作后，一方面虽然中共宣布放弃土地革命的政策，转而采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但对原有的土地革命成果是坚定维护的，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坚决反对否定以前土地革命成果的现象，不允许“反攻倒算”。这一政策的前提就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也就是说，随着前提的变化，这一政策随时有被调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表明中共在抗战条件下对地主的策略性后退，其所表达出的阶级性诉求和土地革命诉求丝毫没有因为这一策略性后退而发生根本变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强烈，特别是随着掀起高潮，中共在逐步反思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才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念作为将来发展的目标，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减租减息政策执行的方向和尺度。虽然，在《论政策》中说出了上述一番话，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也承认“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3］19，但是该决定还准确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其土地政策的三个出发点:即充分发挥农民、开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在1942年2月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指示说:“它(指1月28日的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引者注)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

［3］50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对这一指示作了很好的阐释:“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要斗理、斗力、斗法。”［5］237这里刘少奇是从发动群众运动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考虑减租减息的，但是他在该报告中所流露出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可，都与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这本身也就成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后来国共摩擦的尖锐，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对这一土地政策的执行的力度和强度更为加大，更大程度上是偏重于站在农民的立场力图组织群众，而较少考虑交租交息的问题。1943年10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因为“现在根据地已缩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6］582在此表明，形势的发展不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重心发生了向“减租”的绝对倾斜，而且使中共的群众观、群众路线有了更为现实的实践支撑。因此，可以说，这一土地政策是中共在阶级分析基础上从当时国内矛盾出发作出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战略性后退。也正因如此，笔者才把减租减息而不是交租交息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一项内容。比较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可见，中共对地主阶级采取了政治上从宽，经济上从严的方针政策，这保证既发挥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政治权利上保证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又在经济权利上必须向农民作出更大程度的让步，以使中共能够动员农民群众。在经济政策上，还可以看出，中共采取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宽，对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从严的经济方针，也就是“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3］50这种宽严相济的政策配合，有效确保了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抗日阶级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综合平衡中确保了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巩固了中共的领导权。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作了更为彻底的表述，从发展方向上根本否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提出“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的革命诉求，虽然他也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让步是正确的，并宣称“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的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7］1076。的这一设想最终因国共内战爆发没有实现，土地政策问题又不得不靠土地革命的办法来予以解决，但这仅仅是途径和手段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作为一种既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须要实现的，只要这一目标没有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变是早晚的事。从以上论述足可以看出减租减息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这一实践也反过来极大地丰富了思想的内涵。

三、经济形式上:逐步实施“公营经济”和“合作社”

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8］484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4］678“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4］678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李富春作了较为细致的阐发，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是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骨干的，各革命阶级的经济联盟。”［2］267并认为“承认私有财产与财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的基础”，提出“任何公营的工农商业，决不是垄断统制的与民争利的，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2］274。

陆定一的论述更加详尽地说明了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践层面，应该说是不完全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说它实现了主要是因为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有了公营性质的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形态，允许了富农经济的存在。说它不完全，一方面是因为还远未达到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更没有实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的国家所有;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抗日的需要，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也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采取“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调和折中的政策。这是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特点，但却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经济和土地政策。因此，如何确保这一政策措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向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解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在政策上当然主要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其更深的层面是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对富农、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当然，在经济实践中，还有着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两个因为内外封锁的外部原因和外来人口大规模进驻根据地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原有的经济形态被打破的内因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却有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执行中，事实上改变了以往土地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的财政来源渠道，特别是随着对边区财政拨付的急剧减少和摩擦，更加加剧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应该说，这一困难有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根据地，大量干部、知识分子和军队需要财政供养的现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共缺少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财政来源的渠道。从1940年开始，中共和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变得极其困难。这样中共一方面掀起大生产运动以开源，另一方面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以节流。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很多战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并且很多措施连自己都觉得违背了社会分工的原则，但是这些措施却实实在在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意义。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中，公营经济虽然远未达到所说的国有资本的程度和水平，合作社也不是在耕者有其田基础上实现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有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出于自救的考虑，和中共对公营经济是高度重视的。“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3］622并且他认为“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3］623这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当然不全是，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救与公营经济建设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自救是相辅相成的。故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公营经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公营经济的范围，明确认为是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3］622与此同时，和中共牢牢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反而采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具体到公营经济上，他们一再强调要“公私兼顾”。在1941年两次写给谢觉哉的信中都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前信中指出，“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2］546，后信中则说:“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2］579这充分说明对公营事业发展中“公私兼顾”的重视，事实上反映出他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对资本主义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制订生产计划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认真吸收贯彻了给谢觉哉前信的指示要求，提出了“政府办的公营工业主要是为的倡导和供给的作用”和“应以发展民营商业，繁荣市场为主”［2］577，这说明发展公营经济中的初期偏向得到了及时的纠正。由此带来了两大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一是公营经济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进而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联盟);二是将公营经济严格限制在保障供给之上，从根本上杜绝了机关军队党政不分、借发展公营经济之机的腐败，为保证党和军队永不脱离群众，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提供了基本保证。在《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李富春详尽列举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七种新形式新办法，这说明这一政策形式确实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发展。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也明确提出“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8］163作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基本方针。公营经济的丰富实践给了理论以极大冲击。这主要是对公营经济中劳动性质的理解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是一个新的问题，不仅有许多职工们没有弄明白，即知识分子也还有不少人弄不清。”［3］263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处理公营企业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党、政府与工人的关系问题。时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希望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但“都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分歧(例如对于公营工厂是都有剥削的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讨论，没有答复实际问题”［9］359，邓发给出的是模棱两可的答案，但他的回应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都引入到中国理论的视野之中。

无形中从另一方面刺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但这一问题在当时没有再引起理论界和中共高层的极大关注。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特别是公营经济的实践出发，中共最大的收获是对工业化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思路。在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求。在1945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提出两年内陕甘宁边区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10］12。这样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工业化的任务以及实现工业化的主要经济形式都作出了初步的简要的概括。这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重大发展，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几年实践的结果。在中共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7］1058在这一报告中，还专列一节讲述工业问题，但他把政治问题的解决作为了工业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起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7］1081。这一经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发端，经由抗战时期的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实践，所得出的经济制度设计和工业化追求，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硕果和重要内容，也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全面抗战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紧接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华北事变爆发，抗日的紧迫形势使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理论问题，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而是投入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以，1938年和1939年，中共主要的活动是政策层面的调整与调试，理论层面的突破之处，就是在与王明的右倾主义对抗中一鸣惊人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切提法，把原本暗藏于下的道理亮出了旗帜，但此后对这一概念的阐发却不是那么直接和明确。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在文艺界就“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但即使在左翼文艺界对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这说明，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提出，但其作为一种思想概念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大家所认识了解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与此同时，及其御用文人也看到了中共民族主义转向对其的威胁，一方面从思想文化上针锋相对地展开对中共及其理论的攻击;另一方面推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方针，不断制造与边区的摩擦。所以，中共此一段时间的精力主要是用于处理与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上，同时也从这一国共苗头性的矛盾中得出了必须要“自救”的结论。经由“民族形式”讨论所带来的对文化问题的深切思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形成。这是文化论争的直接结果，更是对现实层面的政治形势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一复杂纠结的变化之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事实上标志着“两个决裂”:一是标志着中共与“三民主义”制度设计的决裂，这一制度设计不管是中共抗战后所说的真三民主义，还是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仍是孙中山确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共原本想在抗日的大形势下，通过中共与其他民主势力的联合而迫使其施行民主。但是，现实教育了中共，使中共彻底对死心。但在此之前，中共至少从口号上宣称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一切的制度设计也是按照这一点来部署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共不再坚持三民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全新政治理念和系统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1成为与所宣称的三民主义相抗衡的一个核心概念，这突破了此前中共与就三民主义论战时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局限。二是标志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决裂。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与苏联革命道路的根本不同，在于仅仅依靠井冈山式的游击战并不能真正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目的，即使单凭战争可以夺取政权，也不可能长久地立国。新民主主义论恰恰给出了如何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来看，选择了与苏联颇为不同的道路。苏联是采取夺取政权后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则提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从逐步摸索到形成提出，再到形成适用于全国的作为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理论，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正如在1940年2月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1］147这“两个决裂”标志着思想开始形成，以此为开端，思想逐步从一种哲学理论形态进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层面，并且以此为据逐步探索出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族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